财政金融联动政策建议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财政金融联动政策建议，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城镇化是新时期“四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报告中多次提及城镇化，并将城镇化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核心内容，作为破解经济结构性矛盾、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推动力。这主要是由于城镇化不仅本身与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具有显著的联动性，而且城镇化带来的结构调整和内需释放对处于经济转型期的中国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镇化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大量的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城市的地理面积也在不断扩张。但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存在诸多矛盾和不足，一个突出表现是人口城镇化速度明显滞后于空间城镇化速度，即伴随着城镇建成区大规模扩展，大量农村土地被占用，城镇空间外延迅速扩张，而城镇人口增长速度却没有随之同步提高。许多学者指出这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城镇化，而是一种扭曲的城镇化。实际上城镇化进程中出现的扭曲现象是由中国的宏观现实造成的，特别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转型经济体而言，空间城镇化凌驾于人口城镇化的现象，本质上与财政金融政策偏向空间城镇化而轻视人口城镇化有关。本文从测度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城镇化的效率入手，分析其中不足和问题根源，并提出优化财政金融政策推进城镇化健康有序发展的政策建议。

二、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城镇化的效率分析

在中国的城镇化推进过程中，财政金融政策是重要的支持政策。本文基于DEA的Malmquist指数方法，采用中国的省际面板数据，测度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城镇化的效率，分析其中不足和问题根源。

(一)测度方法

采用基于数据包络分析(DEA)的Malmquist指数法对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城镇化的效率进行测度。DEA方法由Charnes等(1978)提出［1］，该方法利用数学规划和统计数据确定最优的生产前沿，并通过比较决策单元(DMU，DecisionMakingU-nits)偏离生产前沿的程度来评价它们的相对有效性。基于DEA的Malmquist指数可作为效率指数(Caves等，1982)［2］，用来表示从t期到t+1期的整体生产效率变动情况。若Malmquist指数大于1，则说明生产效率呈现上升的趋势，若Malmquist指数小于1，则说明生产效率呈现下降的趋势，Malmquist指数等于1，则说明生产效率没有变化。作为非参数方法，基于DEA的Malmquist指数法测度效率具有以下几个优点:(1)不需要假设具体的生产函数形式，避免由于错误的模型假设而导致实证结论出现偏差;(2)可以用来评价多投入和多产出的综合效率问题，避免了指标的单一性;(3)不需要对投入和产出的指标变量进行单位变换处理，决策单元的最优效率指标与投入指标值及产出指标值的量纲选取无关;(4)无须任何权重假设，而以决策单元输入输出的实际数据求得最优权重，具有较强的客观性。DEA方法有多种形式，但总的来说，根据对规模报酬是否可变的假设，可以分为CCR模型和BCC模型两大类:前者假设规模报酬不变，而后者假设规模报酬可变。另外，DEA分为投入导向模型和产出导向模型。投入导向模型要求在不增加产出的情况下，使得投入最小化;而产出导向模型则是计算在投入不变的情况下，如何使产出最大化。在规模报酬不变的情况下，二者计算出来的技术效率值是相同的，而在规模报酬可变的情况下，二者计算出的效率值一般不相同。考虑到本文研究的是财政金融政策在推进城镇化方面的效率，其目标是在财政金融政策资金总量一定的情况下，尽可能协调资金分配并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来推进城镇化，因此本文使用产出导向型的DEA模型。同时考虑到规模报酬不变的假定十分苛刻，本文使用产出导向的BCC模型作为基本的DEA模型。基于BCC模型的Malmquist指数法，不仅能够对同一时期的效率进行分析，而且能够分析不同时期之间，决策单元的效率变化情况。

(二)投入、产出变量和数据

首先来考察投入变量———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按照通常的做法，财政政策用政府一般预算支出占GDP的比重来度量;对于金融政策的度量，我们借鉴Arestis等(2001)的做法，采用金融机构贷款总额占GDP的比重来测度。我们再来看产出变量———城镇化水平。城镇化是人口向城市集中和城市空间扩展的复合过程。城镇人口的数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衡量一个地区的人口城镇化程度，城市建成区面积可以衡量该地区的空间城镇化程度，因此采用城镇人口与城市建成区面积之比即城市人口密度来综合反映地区的城镇化水平，也可反映出该地区城镇化发展的健康程度。根据该指标含义，当一个地区的城市人口密度下降时，说明该地区的人口城镇化滞后于空间城镇化，这并不是健康有序的城镇化。图2直观地描绘了2004—2012年城市人口密度的变化趋势。自2004年以来，城市人口密度出现了明显的下滑趋势，这反映了城市化进程中存在人口城镇化滞后于空间城镇化的现象，暴露出城镇化进程存在的现实问题。本文的实证研究采用中国的省际面板数据，横截面共包括中国大陆的31个省、直辖市或自治区(以下简称省)。21世纪后，中国出现了明显的城镇化提速迹象，基于数据的可比性和可得性原则，笔者最终选择了2004—2011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各变量的定义和描述性统计具体如表1所示。基于DEA的Malmquist指数方法，图2报告了利用DEAP程序，得到的2005－2011年中国31个省份的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城镇化效率指数。测算结果表明，从整体发展趋势来看，大部分年份的财政金融政策支持效率小于1，说明支持效率呈下滑态势，这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财政金融政策并没有很好地支持城镇化建设，这极有可能与财政金融政策偏向于空间城镇化而忽视人口城镇化有关。而且，从演化趋势来看，这种财政金融政策支持效率下降的迹象在近期比样本初期表现得更为明显。表2给出了2005—2011年中国各省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城镇化的Malmquist指数测算数据。从Malmquist指数来看，没有任何省份在7年内效率连续上升(Malmquist指数大于1)，大部分年份各省的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城镇化效率都出现了下降。特别在2009年最为严重，在该年只有3个省份(天津、上海和山东)的Malmquist指数大于1，其他28个省份的Malmquist指数都小于1，说明这一年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城镇化效率下降最为明显。实证结果表明，大多数省份在利用财政金融政策推进城镇化效率方面没有提升，其原因是多方面的。笔者认为这与目前地方政府“唯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紧密相关，在中国地方官员“锦标赛模式”的晋升体制下，地方官员往往以GDP指标代替居民的偏好，上级领导也乐意用GDP这个简单可测的指标来评判下级官员的晋升资格。因此，GDP增长成了地方官员的首要目标，也是政府财政金融政策的导向，从而导致财政金融政策偏向GDP，忽视民生和社会福利。特别是中国当前的土地财政收入已占到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相当高的比重，使中国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产生很强的依赖性。土地财政收入的形成直接带动了空间城镇化，而受现行地方官员考核机制制约的土地财政支出结构又造成地方政府积极推动空间城镇化，消极应对人口城镇化。在两方面的共同作用下，中国空间城镇化速度快于人口城镇化，产生了城镇化过程中的诸多矛。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篇2

Abstract： Through analyzing the institutional supply of Shandong Peninsula Blue Economic Zone， the existing problems of institutions construction have been summarized. By learning from the coastal economic zone strategic planning experience， the paper puts forward several suggestions for the institutional supply of Shandong Peninsula Blue Economic Zone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financial taxation， industry and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alents and related supporting policies.

关键词： 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制度供给；战略规划

Key words： Shandong Peninsula Blue Economic Zone；institutional supply；strategic planning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4）29-0004-03

0 引言

制度供给对区域经济发展有着较强的导向和催化作用，国家和各级政府的战略规划和优惠政策的制定是为了满足区域发展的制度需求，使得制度供给和制度需求处于一种均衡状态。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以下简称蓝区）的建立是一种新的发展模式和发展理念，代表了政府与时俱进的一种制度供给创新。目前，关于蓝区制度供给方面的相关研究，李增刚和兰志红[1]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提出了发展蓝色经济需要制度和技术的双重创新；孟庆武等[2]从财政金融、科技人才和政策支持等三方面构建了促进蓝区发展的社会支撑条件；王佃利和梁帅[3]创新性地提出了网络化治理模式，构建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合作网络应对蓝区的“跨界”问题，推动区域一体化发展；徐加明[4]提出了构建蓝区内部产业统筹发展的制度保障，助力蓝色产业的发展；韩立民和于会娟[5]为较好地应对蓝色经济中的市场失灵问题，从政策规划引导、公共物品供给、发展软环境的营造及关键技术研发等角度总结了政府在蓝区建设中应发挥的作用。

1 蓝区制度供给历程及存在的问题

蓝区自建立以来，在各级政府政策层面上提供了多项制度供给，如表1所示。

通过分析蓝区的制度供给历程（表1）发现，其制度供给方面尚存在以下问题：

①缺乏合作联动机制。因行政区划的存在，使得蓝区7市成为几个分散发展的海洋经济区，各地政府各自为政，导致产业同构现象较明显，重复建设导致了资源的浪费。

②融资制度不完善。由于社会融资力度不够，风险投资机制不完善，阻碍了民间资本和外资进入海洋经济领域，融资难度较大。

③海洋立法不足，执法不力。缺乏综合性的法律体系和明确的技术标准来解决出现的各种海洋问题，法律可操作性不强；执行海洋法的过程中，相关政府部门的分工不够明确，导致解决某些海洋问题存在管理冲突和管理空白的问题。

④海洋科技创新和激励制度缺乏。因缺少相关政策激励，现有的海洋科技成果转化率和产业化程度较低；实用技能型人才较少，科研项目与市场脱节。

⑤缺乏海洋产业引导政策。目前，海洋产业仍以传统产业为主，尚缺少海洋高端产业；海洋高新技术产业和新兴产业基础薄弱，需要加强支持和扶持。

2 我国其他沿海经济区的制度借鉴

近年来，我国沿海各省市海洋经济发展迅猛，国家和各级政府制定出台了一系列的制度供给，支持其海洋经济的发展，如表2所示。

通过分析我国各沿海经济区的制度供给，发现它们存在多方面的共性：

①总体规划。各经济区均通过出台包含经济区范围、空间布局、区域战略定位、发展目标、产业政策、发展机制等方面的总体规划，为其发展提供依据。

②财税、金融和科技政策。国家均给予各经济区财政扶持、税收优惠或专项补助，并鼓励金融改革。同时，各地方政府会出台金融、税收等相关优惠政策，扶持企业发展；并出台了一系列的科技创新优惠政策，鼓励高新技术企业发展。

③土地优惠政策。国家要求各经济区制定土地利用的总体规划；并对国家重点支持的产业和符合国家相关产业政策的项目，给予土地利用方面的支持和政策倾斜。

④产业支持政策。国家鼓励各经济区大力发展海洋新兴产业，构建现代海洋产业体系；要求各经济区注重调整和优化海洋产业空间布局，确定区域产业定位和产业分工；鼓励各经济区积极发展临港产业，支持海洋优势产业集聚，建立特色产业基地和优势产业园区。

3 蓝区发展制度供给建议

3.1 财政金融和税收政策支持

①积极争取政府的财政支持。蓝区作为国家级的发展规划区，国家应加大财政倾斜力度，积极争取更多的国家研发资金投向蓝区；为区域内符合国家政策的高科技型海洋经济产业争取财政专项补助，大力支持其发展。在地方政府层面上，设立产业投资基金，争取国家的批准，引导资金优先支持蓝区基础设施建设和重点产业发展；在国家允许的范围内进行金融体制创新，结合地区具体特点开展金融创新的先试先行，积极引进各类金融机构，发展新兴金融组织，健全海洋金融体系，健全地方金融服务监管协调机制，完善对金融机构的考核激励体系，加大考核力度。

②实施税收支持政策。

通过实施优惠性税收政策，推动蓝色产业发展和产业集聚。对发展鼓励类产业的外资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可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对符合国家发展政策的企业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给予一定时期的返还或者减半征收的优惠；比照东北老工业基地，对蓝区的内资企业予以提高计税工资标准的优惠；对企业固定资产及无形资产给予加速折旧的优惠政策；对经济区内部的金融企业给予资金补助，对其购置或租用的办公用地实施补助补贴。

③强化融资体系建设。

完善融资体系，拓宽融资渠道，增加社会融资的力度，逐步形成以政府财政为主、银行支持、民间资本注入的格局。构建蓝区的融资体系，在吸引银行等金融机构入驻蓝区的同时鼓励其增加投资，政府可以为银行的支持建设类贷款的新增额提供风险补偿，降低其运营风险，加大其对蓝色建设的信贷支持力度；提倡蓝色信贷，即围绕蓝色经济开展专项信贷业务，设立蓝色经济发展的专项基金。发挥民间资本和外资的优势，设立小额贷款公司和金融租赁公司，为企业（尤其是中小型企业）提供长期资金来源；扩大外商投资的领域和范围，优化投资环境，给予税收优惠。积极鼓励发展潜力较大的中小企业上市融资，加大政策的引导和扶持的力度，可以对拟上市的企业实行贴息贷款支持，同时对于为贴息贷款提供担保的担保公司给予风险补贴；对于已经进入上市辅导期的企业，给予前期费用资金垫付支持，从而确保其能够成功上市融资。

3.2 产业及基础项目建设支持政策

①实施产业支持政策。

蓝区建设的重点应突出蓝色产业发展及产业园区的建设，蓝区的优质产业和项目应优先纳入省级发展总体规划及专项规划，除提供资金支持外，还要从税收优惠、贷款贴息及土地利用等方面给予倾斜性政策支持；通过产业园区的构建实现产业集群和产业结构的升级。加强对蓝区内部各市的产业发展的规划引导，各市应利用其资源和技术等比较优势，发展优势特色产业，实现产业错位发展，避免产业同构和资源浪费。

②支持区域内部基础项目及港口的建设。

完善交通设施，打破地域限制和行政壁垒，为区域内部资源和要素的流动及配置提供良好的硬件条件；对于重点发展的产业及市政、水利等基础建设项目，可列入省市重点项目计划，争取国家立项项目支持，给予专项资金和政策支持。港口是连接腹地与海洋、实现海陆一体化的门户，因此港口建设作为蓝区建设的重要方面，必须加强规划引导。推进青岛港依托保税港区建设自由贸易港，努力发展成为北方的航运中心；日照港作为蓝区的另一大港，在完善基础设施的基础上实现“区港合一”；加快其他港口建设，提高港口吞吐能力，构建具有竞争力的港口群。完善集装箱的物流网络和现代物流业的基础设施，建设物流信息平台，加强区域内部物流的分工与合作，大力推广生态航运。

3.3 科技与人才的政策支持

①加强海洋高科技人才的培养和引进。

大力发展海洋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加快高端专业人才和技能型人才的培养；可通过解决其户口或者提供居住证、奖励个人所缴纳的工薪收入所得税地方分享部分来支付其在蓝区购买商品房、汽车或参加专业培训费等具体的优惠措施来吸引国内外人才的流入，构建人才本土化与外来相结合的机制。

②构建政产学研联盟，加强蓝色科技研发及成果转化。

政产学研联盟的建设将政府、企业、高校及科研机构等经济主体联合起来，借助高校及科研机构的科研能力推动新兴产业发展和科学技术的创新，为企业发展提供动力，推动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政府为各参与方提供政策支持，引导各主体之间的合作，推动联盟的正常运作。

③加大对于科技创新的奖励力度。

设立专项科研奖励经费，鼓励科学及技术的发明创新。对于国家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及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企业给予奖励，提高科研机构及企业的创新积极性。

3.4 相关配套政策支持

①完善地方政府的协作机制，实行网络化治理。

建立地方政府协作机制，淡化行政边界，加强地方政府协同管理，制定统一的制度框架及利益协调机制，协调分配各地区的利益；营造良好的发展软环境，降低区域间的交易成本，加快各区域间要素的流动和配置，推动区域内部合作交流。为了更好地应对“跨界”问题，建立专门的海洋经济管理机构实行网络化治理。

②实施环境保护约束机制。

通过构建海洋生态保护机制达到生态保护和生态恢复的目的；构建海洋环境保护联动机制，政府牵头、多渠道、多方面地筹集环保资金；制定相关的政策来鼓励环保产业的发展、限制高污染产业的入驻；实行环保责任制，通过法律、舆论及各方面的监督，共同维持良好的海洋生态环境。

③完善法律体系。

法律是发展海洋经济、建设蓝区的重要保障，将与蓝色经济相关的产业政策上升为法律，实现产业政策的法制化；强化海洋环境保护，加大对海洋污染的处罚力度；制定细致完善的法律，界定海洋资源公共物品的属性，明确相关的技术标准，提高海洋法律的可操作性，为蓝区的管理及资源开发提供法律依据。

参考文献：

[1]李增刚，兰志红.实施蓝色经济战略需要制度和技术的双重创新[J].理论学刊，2010（10）：40-42.

[2]孟庆武，王萍，孙吉亭.蓝色经济发展的社会支撑条件研究[J].山东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4（4）：86-91.

[3]王佃利，梁帅.跨界问题与半岛蓝色经济区一体化发展探析[J].山东社会科学，2012（3）：54-59.

篇3

正确处理规划编制和规划执行的关系

推动苏中融合发展，重塑经济地理，应当坚持规划引领，增强规划编制和执行水平。

注重规划的编制。建议重点围绕如何与长三角核心区对接融入，合理布局土地、人口、交通、产业等要素，编制高起点、高标准的苏中地区发展规划。规划编制应当突出三点：一是前瞻性。根据国际经济发展特别是产业发展、城镇化发展的新形势，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新变化，提出应对策略，确定发展框架。二是统一性。注重与长三角地区区域规划、苏南现代化建设示范区规划、宁镇扬同城化规划的衔接，注重三市规划之间的相互衔接。三是可操作性。从规划编制之初，就充分考虑规划执行问题，并提高到操作层面上，使其具有可操作性。

注重规划的执行。建议从三个层面增强规划执行的严肃性。县级层面应该拥有一定的规划编制权，在保证与上位规划一致的基础上，认真执行好规划，及时与上级和周边地区沟通对接。地级市层面，在抓好自身规划执行的同时，对县级市一些重要区域的规划加强指导和把关。省级层面，加强统筹，对苏中地区发展规划相关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对规划执行中存在的问题及时协调解决。

正确处理产业集聚和错位竞争的关系

苏中地区应注重合理分工、差别竞争，以产业集聚强化发展优势，以优势互补提高发展效益。

注重产业协作，加快产业集聚。借鉴苏南、苏北共建园区的做法和经验，引导苏中开发区加强与苏南开发区的结对合作。围绕产业链前延后伸，加大龙头项目、缺环项目、延伸项目招引力度，进一步做大做强主导产业，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增强产业集聚度和竞争力。例如，汽车及零部件产业是长三角地区的重要产业之一，上海、浙江，以及南京、镇江、扬州、淮安等地均有一定的产业基础。苏中三市特别是扬州市，建议用足用好江苏省支持苏色产业发展的政策，精心服务上海大众仪征分公司，积极争取上海大众二期项目落户，努力打造江苏乃至长三角重要的汽车生产基地；继续加大汽车零部件项目招引力度，加快零部件项目集聚，打造以配套上海大众为主，辐射周边的零部件生产基地。

注重错位竞争，培育产业特色。引导和支持南通重点发展依托江海的船舶、钢铁、化工等临港产业以及与上海分工协作配套的其他产业；扬州重点培育壮大汽车、新能源、半导体照明、电子信息、化工等产业；泰州重点培育壮大医药、机电（船舶）、化工等产业。同样以汽车及零部件产业为例，建议苏中三市特别是扬州市找准自身产业定位，根据不同车企的市场、消费人群的区别，确定产业发展重点，避免与长三角其他地区形成产业同构化、同质化竞争。

正确处理整体融入和局部率先的关系

考虑整体性，推动苏中地区整体融合。一是加快推动同城化进程。建议苏中三市主动融入宁镇扬同城化和锡常泰、苏通经济圈建设，努力在设施、产业、资源、要素等方面提升融合度。加快规划建设以轨道交通为重点的城际交通网络，促进城市间无障碍对接。二是加快培育区域中心城市。南通全方位融入、对接上海，建设江海交汇的现代化国际港口城市。扬州围绕建设“古代文化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名城”的目标，建设具有鲜明特色和文化底蕴、古城风貌与现代气息并存的城市。泰州拓展发展空间，完善城市功能，建设百万人口大城市。三是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建议苏中三市加快推动与下辖县市同城化，引导各县市进一步拉开城市框架，培育壮大重点中心镇。抓住扩权强县和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机遇，增强县域经济自主发展能力。大力推进新农村建设，持续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四是扶持薄弱地区发展。针对苏中地区内部发展的不均衡，按照《促进苏中与苏北结合部经济相对薄弱地区加快发展的政策意见》要求，抓紧制定具体的实施细则和配套措施，确保政策落到实处。

考虑差别化，推动部分地区率先融合。苏中地区各个地方条件不同、基础不同。在推动苏中地区整体发展的同时，根据各个地方区位、产业、资源的不同，每个大市选择1～2个县市，打造融合发展的先行区。这一点在苏中地区发展中已经有了实践。例如，靖江2003年就与江阴合作建立了全国首家跨行政区域的江阴—靖江工业园区，带动了靖江工业经济的快速发展，为苏南、苏中的联动开发起到了示范作用。下一步，建议进一步发挥靖江、启东的先行优势，将它们分别打造为泰州实施江海联动开发的先行区，南通实施跨江联动、转型升级的先行区。此外，仪征作为宁镇扬之间的节点城市，交通十分便捷，主导产业和新兴产业与南京、扬州紧密相关，基础设施、社会事业、社会管理等方面也与南京、扬州联系密切，建议考虑将其打造为宁镇扬同城化的先行区。

正确处理综合开发和资源保护的关系

以基础设施建设为先导，加快开发进度。以过江通道和城际轨道建设为重点，以快速化、通勤化交通网络建设为目标，推进苏中三市与苏南、上海综合交通网络的全面衔接。针对苏中地区水网密布的情况，将水利工程建设放在重要位置，实施江河整治、中小河流治理、小型农田水利、农村饮水安全和河道疏浚等工程。推进苏中电网建设，加强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全面提升苏中地区能源、信息保障水平。

以资源保护为红线，推动可持续发展。应当坚持生态、绿色、可持续发展，对产业布局、资源配置等提出更为合理的战略安排。建议实施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节约集约用地制度，严守耕地保护红线。建议加强生态功能区保护，从严管控污染排放，加快淘汰落后产能，抓好重大环境基础设施建设。长江岸线是苏中三市发展的重要资源和条件。一方面，进一步发挥长江黄金水道的作用，加快实施长江南京以下12.5米深水航道工程，推进沿江深水泊位和内河干线航道建设，使南京沿江港口群具备类似于沿海港口的功能。另一方面，按照综合开发、效益优先、集约利用、远近结合、可持续利用的原则，统筹规划长江岸线资源，科学划分生产、生活、生态和预留岸线，做到开发与保护相结合、经济与生态相结合。

正确处理发展、改革和稳定的关系

坚持将发展作为首要任务。当前，与上海及苏南地区相比，苏中地区最大的问题还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够充分，突出表现在经济实力、城镇化水平、城乡居民收入等方面存在差距。苏中三市应始终坚持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瞄准长三角核心区，在注重发展质量和效益的基础上，加快发展速度，加快追赶进度，逐步消除与长三角核心区之间的差距，接近和达到长三角核心区发展水平。

坚持将改革作为最大红利。江苏省委、省政府针对苏中三市的特点，提出了“一市一试点”的政策。其中，南通统筹沿江和沿海开发，统筹海洋和陆地产业发展，统筹海上和陆域资源的利用，创建陆海统筹发展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泰州依托产业基础，深化转型升级综合改革试点，探索较后发展起来的地区在产业转型升级上实现跨越并带动经济社会发展转型升级的有效路径。扬州虽然地处江北，但是江南特色浓郁，与南京、镇江同城化效应明显，积极开展跨江融合发展综合改革试点工作，探索与苏南全面对接、融合发展的有效路径。当前，苏中三市应充分把握机遇，积极先行先试，大胆探索创新。根据各自试点任务，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提出未来5～10年改革框架性方案，以及最近1～3年的具体行动计划。二是抓紧组建工作机构。成立综合改革试点领导小组，设立改革办公室，负责综合改革的谋划、统筹、推进、督办工作。三是抓紧启动相关改革。按照先急后缓、先易后难、稳步实施、综合改革的思路，优先选择部分重点领域、突出环节，率先启动改革，以带动综合改革试点的整体突破。

坚持将稳定作为重要保障。改革必然牵涉利益格局的调整，往往会面临方方面面的压力和阻力。如何克服这些压力和阻力，既需要基层的努力，更需要高层的决心。新一届中央政府高度重视改革，更加重视市场作用和政府职能转变，放手、放权、放给市场正成为宏观经济的重要思路。因此，在推动苏中地区改革的过程中，省级相关部门要带头支持改革，给予基层一定的试错权，保护地方的积极性。地级市对县级的指导、把关，应更多地侧重于宏观层面，不宜过于具体。尤其是在行政审批方面，建议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推进精简行政层级改革试点。县级层面要统筹好改革力度与群众接受程度的关系，既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又保证群众利益不受损害。同时，通过一定的方式，引导群众正确认识和对待改革，自觉参与和支持改革，共享改革成果。

正确处理政策支持和自我奋进的关系

推动苏中融合发展、重塑经济地理，既需要省委、省政府的大力支持，更需要苏中三市的自力更生、加压奋进。

篇4

关键词:石油涨价;海南省经济金融;影响与对策

中图分类号:F127F423.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06)08-0029-03

一､当前海南省成品油市场的基本情况

近两年来,由于全球性的资源短缺和石油输出国地缘政治的影响,世界范围内爆发了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最大的石油价格持续上涨风潮,成为引发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政治波动的重要因素｡受国际市场影响,我国石油价格从2004年到2006年5月24日,短短1年多时间,就已经上调了10次,以2006年5月24日这次的上调幅度最大,1升93号汽油就涨了0.43元｡[1]这次石油涨价对海南省经济发展带来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二､油价大幅上涨对海南省经济金融的影响

(一)油价持续上涨加大了海南省经济运行的成本

海南省四周环海,企业生产原料和商品流通渠道绝大多数靠海上运输,石油是极其重要的战略性物资｡2005年,海南省共消费石油达95万吨,其中汽油30万吨,柴油65万吨｡2006年前4个月,在石油方面的消费总共达到17.64亿元｡如按2005年初的油价为基数(汽油每吨4755元,柴油每吨3980元)计算,2006年以来海南省由于石油价格上涨增加的经济运行成本就达到了2.95亿元,占2006年第一季度全省生产总值的1.4%｡

(二)油价大幅上涨造成海南省工业企业经济效益有所下降

据统计,海南省2005年工业用油43万吨,工业石油成本是18.05亿元,而2006年前4个月,全省工业石油成本就达到8.89亿元｡据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处对海南省30家重点工业企业的监测调查显示,2006年一季度这30家企业总体效益有所回落，企业景气指数出现下滑。在监测的企业中，微利的占33.33%,持平的占50%,增亏的占16.67%｡企业普遍反映，利润缩小的主要原因是投入成本增加,特别是油料和其他一些原材料的购进价格目前仍处于高位运行状态｡

（三）油价持续上涨延缓海南省产业结构调整的进程

在海南省的三次产业结构中,农业是个大头,2004年省委､省政府又提出了“大企业进入,大项目带动”的战略方针,引进了一批以汽车､石油化工､交通运输､旅游､食品医药､纺织轻工等支柱产业为龙头的新兴工业企业｡在支柱产业的拉动下,海南省三大产业的结构由九五初期的36.5:19.7:43.8,变成了2005年的33.3:25.2:41.5,工业占比有了明显的增长｡然而,这种势头却受到油价上涨的遏制,因为近年上马的支柱企业,其发展大多数都是“两头在外”的模式:即原料购进和产品市场均在省外｡这样一来,运输成本占了全部生产经营成本的20%｡而目前油价的持续上涨则增加了海南省调整产业结构的难度｡如果油价继续保持居高不下的攀升势头,2006年全省工业产值在三大产业中的比例预计会有所回落｡

(四)油价持续上涨使海南省交通物流业的发展受到较大冲击

综合历史资料,交通运输行业用油量占海南省用油总量的30%,是个耗油大户｡2004年油料成本占海南省运输企业总成本的18%,2005年就占到了19%,2006年前4个月就突破了20%｡油价飙升导致运输成本增加的影响,首当其冲的就是以汽车运输为主营业务的单一运输型企业｡其中,公交企业和出租车行业由于实行政府定价,受冲击最大｡除了部份公交车和出租车改为用天然气作能源受波及较小外,未改装的出租车每月增加的燃油支出约250元｡有些出租车承包业主不但赚不到钱,反而出现净亏损｡由于出租车承包业主及短线公交行业经营者80%为下岗失业人员,成品油价格上涨,导致出租车业和短线运输业滑向亏损的边缘,从2006年4月起,部分公交公司开始减少班次和线路使承包经营者生活陷入困境,给社会带来不安定因素｡

(五)油价持续上涨蚕蚀了农民收入,削弱了抗击自然灾害的力量

近两年,由于粮食价格的普遍回升以及减免农业税等惠农政策的实施,海南省农作物耕种面积迅速扩大,如在正常年景下农民收入可望有较大增加｡而成品油价格的上涨给全省农业生产和农民收入造成较大的负面影响｡一是农村运输费用上涨过快｡为了消化油价上涨的经营风险,农用货运车主纷纷提高营运单价,将油价上涨负担转嫁给农民,二是受油价上涨波及,各种农资销售价格普遍上扬｡据调查,2006年5月末,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13.1%,生产成本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国家惠农政策的效应,挫伤了农民增产增收的积极性｡最近几年,海南的旱情较为突出｡在一些旱情较为严重的市县,汽车､拖拉机､抽水机､排灌机大量使用,需要消费的汽油､柴油大幅度上升,居高不下的油价使政府和企业筹集的抗旱资金大为缩水,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海南省的抗灾能力｡

(六)油价持续上涨加大了银行的信贷风险

主要表现:一是农民收入下降,农户贷款风险加大｡海南省农业基础条件差,属于弱质产业,消化涨价能力明显不足,农业生产资料的大幅涨价使农业预期收入减少｡农村专业户特别是农村种养大户､农村工商户收益下降,这使农业信贷风险呈上升趋势｡预计油料持续上涨因素会使农业1年期贷款的不良率上升1个百分点｡二是企业资金增值功能弱化,影响其按期归还银行贷款的能力｡在工业企业利润空间压缩,亏损数额增加的情况下,全年工业短期流动资金贷款的不良率预计将上升1.5个百分点｡三是交通运输业和汽车销售业信贷风险加大｡油价高位运行带来的工商企业燃料和原材料价格上涨使机动车辆较多的企业成本增加,而在买方市场条件下,企业间激烈的市场竞争,使众多企业无法有效转嫁成本,致使运营效益下降,银行信贷投放更趋谨慎｡

三､针对油价上涨海南省应当采取的对策和措施

从发展趋势看,今后油价还有继续上涨的空间,国家发改委官员也在媒体上预言,我国的油价将来要与国际接轨,在这样的背景下,采取积极有力的应对措施,趋利避害,减少油价上涨对海南省经济社会生活的消极影响,这是摆在各级政府､金融机构和企业集团面前的大事｡对此,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一)要把合理使用油料､节约石油资源摆在非常突出的位置

海南省要按照中央提出建设节约型社会的要求认真制定符合省情的节约用油措施并加以落实｡特别是要对那些用油大户实行严格控制,对公务用车建立审批制度,进一步减少公车私用,尽量堵塞石油资源的浪费漏洞｡要大力加强宣传教育,动员全社会力量广泛开展多种形式的能源资源节约活动,努力营造建设节约型社会的良好氛围,用节约资源的消费理念引导消费方式的变革,逐步形成文明､节约､与国情相适应的节约型消费方式｡[2]

(二)要积极寻找替代物资减轻对石油的依赖

要大力推广节油降耗技术,鼓励科研院所和企业发掘多种石油替代资源,在各行各业推广使用天然气､电力､风力等可再生能源,降低石油的消耗｡海南省有着丰富的天然气资源,要创造条件充分加以利用｡目前,不少出租汽车和公交车辆都在设计制定自己的油改气计划并逐步实施｡政府要在这方面给予更多的政策扶持,积极支持天然气勘测,稳步开发天然气资源,多设供气网点,与有关部门协调增加海南天然气使用指标｡而且要加大能源的科研力度,开发适合海南热带地区的太阳能等新型能源｡

(三)建立对部分弱势群体和公益性行业的补贴机制

为及时分导成品油涨价影响,政府应积极发挥调控作用:一是建立油价与运价联动机制,适当调整出租车运价或加收燃油附加费｡二是尽快落实对弱势群体和公益性行业的补贴政策,同时对农村道路客运经营者和出租车司机给予临时性补贴｡三是规范职能部门对行业的税费收缴行为,适当降低收费标准｡四是加快车辆费改税的改革步伐,降低车辆各项收费的成本,打击偷税漏税行为,并用此两项节约和增加收入,适当降低收费标准｡五是认真清理整顿成品油经销市场,严惩那些乘油价上涨和政策调整之机坑害农民的“黑商”｡

(四)努力反映海南的困难情况,争取国家财政的支持

各级政府部门要把油价大幅上涨对海南省造成的严重影响逐条向中央有关部门汇报反映,争取国家财政从扶贫救助､支持欠发达地区资金､科技创新研发资金和抗旱防汛专用资金等财政转移支付项目中对海南省给予更多的倾斜,帮助海南省化解油价上涨带来的不利因素｡

(五)加强企业管理,加快技术改造,调整企业结构

政府和企业要把节油降耗,提高资源利用率作为一项长期的重点工作来抓,彻底放弃高投入､高能耗､高排放､低效率的粗放式经营方式,有效降低油价上涨对企业发展的影响｡在招商引资中着重引进低能耗特别是耗油量低的产业｡根据海南省目前的油价形势,新引进的项目必须充分考虑节油因素,优先发展那些耗油率低､附加值高､有广阔市场前景的产业和项目,限制上马“油老虎”型的高能耗项目｡

(六)金融部门要充分发挥对油价变化的监测和对经济运行的引导作用

各级人民银行要积极加强油价上涨对物价､消费､投资影响的分析预测,及时为中央银行制定货币政策､加强宏观调控提供决策参考｡要强化“窗口指导”作用,指导金融机构准确､及时､全面领会国家宏观调控意图,不断加强对信贷风险的动态监测,优化信贷结构,提高信贷资产质量｡商业银行要完善利率的风险定价机制,根据油价上涨后的风险程度确定相应利率,以足够利差弥补中小企业贷款风险｡[3]

参考文献:

[1] 管清友.我们正在经历一场金融战争[J].南风窗,2006,(6上).

篇5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透明规范的城市建设投融资机制，允许社会资本通过特许经营等方式参与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和运营。”这为我国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在基础设施或公共服务领域实行PPP模式提供了纲领性文件。

目前基础设施业务面临的市场形势

传统模式的困境。一是地方政府债务高企，BT模式实施受到一定限制。近年来，由于地方政府大量采用建设一移交（BT）模式建设基础设施，导致了地方性债务高筑。国家审计署2013年底公布的《全国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显示：截至2013年6月底，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108859.17亿元，审计结果同时表明，BT模式是债务资金的第二大来源，融资平台公司是政府举债的第一主体。为有效防范财政金融风险，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稳定，地方政府将控制BT项目举债规模，BT项目市场明显萎缩。

二是优质高速公路BOT项目稀缺，竞争日趋激烈。最近十几年，国家公路建设飞速发展，截止2012年底，国家高速公路建设完成6.80万公里，已完成国高网规划目标的79%，主干网络建设基本完成。在剩余21%中，多数是连接线或支线，且大部分规划于西部边远地区，车流量无保障，往往需要争取到政府补贴才具有投资价值。部分规划在东部发达地区的线路，由于收费标准较低（比如浙江省目前小型车通行费费率仍为0.4元／公里）、单公里造价高，自身的盈利能力堪忧。因此，未来的高速公路BOT市场，优质项目稀缺，竞争日趋激烈。

新型城镇化带来的机遇。2014年3月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对城镇化的各项指标提出了具体要求，基本公共服务、基础设施、资源环境这几方面的各项指标将大幅提升，未来这几方面投资需求巨大。财政部有关领导在讲话中提到：新型城镇化带来的投资需求约为42万亿元。鉴于新型城镇化的巨大资金缺口与地方债务高企这一矛盾，2013年底开始，财政部牵头的相关部委以各种方式力推PPP模式在基础设施建设中运用。

基于目前基础设施投资业务的市场形势、新型城镇化带来的广阔市场以及国家层面对PPP模式的推崇程度，未来我们要想在基础设施领域继续取得骄人的成绩，需要对PPP模式深入研究，抓试点、立标杆、找成功经验，以便抓住国家力推以PPP模式搞基础设施建设这一历史机遇。

新形势下运用PPP具体操作模式的思考

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新型城镇化提出了具体要求： “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产业和城镇融合发展”，可见产业是新型城镇化的先决条件。同时，在新经济环境下，全球产业的重组与调整、全国范围内的产业升级改造、为解决“北上广”等特大城市资源和环境不堪重负而提出的产业转移等形势，为以产业为依托的产业运营提供了历史性机遇，产业运营在新型城镇化推进过程中有广阔的市场前景。

产业运营，是指以产业为基础、由工业类用地或物流／仓储类用地两大类型为载体，开发服务于生产制造、研发办公、仓储配送、商贸物流、生产业等产业价值链上相关环节的新型形式：从表现形式上，主要包括了工业园、科技园、商务花园、仓储／商贸物流园及相关的生产配套设施等产品，同时，产业运营的模式可以复制到旅游、养老、文化等产业。操作方法如下。

投资合作基本架构。以PPP模式投资的产业综合体项目，不同于传统的单体投资项目，它是多个项目组合的项目群，在实际投资中，往往是一、二、三级开发联动。

通常情况下，可包含以下主要流程：投资人或投资人组建的联合体（按需求整合相关企业），参与政府组织的投资人（合作伙伴）招标投标，中标后与政府共同组建项目公司，项目公司取得政府授予的特许经营权后，根据产业定位，对区域实施整体策划、规划、设计，并成立相应的开发分公司或部门，针对各项具体的开发内容实施投资开发、招商、运营，打造一个区域内的产业综合体，使区域内相关产业从无到有、从零散到聚集，从而实现区域整体价值的提升、区域地块及物业的升值，而投资人则从各级开发中获得相应的利润。投资合作架构如图1所示。

图1是基本的合作架构，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对某项单体的开发项目，是否需要单独签订投资开发协议，需要和政府方深入沟通并以合同形式约定。

运营模式。传统工业园的运营中，园区的服务更多的是企业自己组织或社会零散提供的形式。而新型产业综合体运营模式中，运营商作为政府的授权企业，为园区的入园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统筹协调组织园区内各类资源，实现集约化管理，提高服务质量，提升服务档次。并通过产业链的完善和集约，提高入园企业产品附加值，其模式见图2。

盈利模式分析（价值实现方式）。PPP模式投资运营的产业综合体，不同的开发阶段有不同的盈利点，是一个短、中、长期结合的投资组合，各阶段的利润来源能为项目带来持续稳定的现金流。整个项目的盈利组成分三大部分，如图3所示。

此类项目，投资人除获得正常的投资收益外，还获得项目的施工总承包利润（价差收益），同时，该模式能在项目启动后2～3年内产生现金的流入，缓解资金压力。实际操作中，应根据项目的实际特点，结合项目所在地的政策及项目公司的资金情况，合理选择土地出让与项目公司自身开发的比例，合理选择二级开发中物业的租售比例。根据宣传、招商进度合理地把握各开发环节的投资节奏，以实现利润最大化。

目前国内成功的产业综合体投资项目中，投资商依靠前期介入规划、与政府的良好合作关系及在园区内的主导地位，享受了极高的土地红利，为二级开发带来了可观的利润，成为了投资商的主要利润来源，但该项利润受土地政策的影响较大，有较大的政策风险，前期经济测算时不应抱过于乐观的态度。

退出机制。产业综合体的委托开发是一个长期的合同关系，在合同设计时应设计好合理的退出机制。退出分主动退出和被动退出，被动退出指发生了不可控制、无法挽回的风险，或项目干系人中有重大违约行为，导致项目难以为继，项目按协议约定的条款由政府方接手，属于风险管控的范畴。这里主要讨论主动退出，一般情况，主动退出主要是指项目投资经营方因自身发展需要，主动选择转让、二次融资等行为。主要有如下常规办法：一是股权转让，直接将项目转让给有意向的专业公司经营；二是利用房地产信托投资基金（REITS）等资本运作的手段，将持有物业资产证券化，从而实现实质上的退出；三是持有同类物业整体打包上市，实现实质上的退出。后两种办法在国外的PPP投资项目中被普遍采用。

PPP模式实施企业运营项目关键要素

PPP模式投资的产业综合体项目具有长期性、复杂性、综合性等特点，要成功实施一个这样的项目，应重点关注以下方面。

产业科学定位。产业定位是产业综合体投资运营的灵魂，能否结合当地的资源禀赋、政府的长期规划、国家产业升级和产业转移的宏观形势，作出科学合理的定位，直接决定了项目的成败，通常产业定位应综合考虑国家、区域经济发展等宏观因素及区域人才、人文、政策支持等微观冈素，并结合以上因素分析项目的发展潜力、经济产出、政策支持、配套服务需求、用地需求、社会效应等要素，结合当地资源禀赋，对项目产业作出合理科学的定位。

优惠政策（政府支持）的争取。优惠政策包括税收、土地、人才引进、公共服务（医疗、教育等）等各个方面。政策的支持力度，直接关系到运营商招商的难易程度，关系到人才、企业聚合的源动力。因此，在投资决策的各阶段应充分考虑优惠政策的力度，在招商中应加强宣传。

建筑规划、设计质量的把关。规划、设计能否很好地体现出产业的定位，实现决策时候确立的定位意图，对园区的持续招商有决定性影响。同时，建筑规划、设计的质量直接关系到后期的园区环境品质，关系到客户（企业、个人）的使用体验，因此，项目前期应选择国际、国内一流的规划、设计单位，并对其产出质量严格把关。

招商及持续招商。产业运营商以产业运营为核心、以打造产业集群为重点、以产业资源做竞争力。产业的招商、引进是冈区运营的核心工作。产业的定位准确与否、地方政策的支持力度、园区建筑规划、设计的质量，最终都将直接影响到运营商的招商。同时，从运营商内部来说，投资决策前应详细分析自身在投资行业内的资源优势（也有可能是政府的资源优势或者当地的资源禀赋），着重打造招商团队自身的能力，注意主导性企业的引进（或者直接考虑整合主导型企业参与产业综合体的投资运营）。

投资运营商自身能力的打造。PPP模式投资产业综合体，不同于以往的单体项目，它是多类型、多个项目组成的项目群，因此，投资运营商是否具备相关的能力，是项目能否成功实施的关键。这些能力应包括以下方面：资本运作、各类项目投资管理、招商、销售等，作为单个企业来说，不可能具备整个项目各个环节需要的专业能力，因此，整合相应行业内相关资源的能力也就显得尤为重要。

对PPP模式的几点建议

PPP模式能缓解地方政府债务，提高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的效率。同时，PPP模式具有长期性、复杂性等特点，投资风险较高，在决策时应加强风险的识别和管控。对投资人来说，BT模式惯有的“短平快”可能会一去不复返，优质的BOT项目稀缺，PPP将会是未来的市场方向。这需要投资人能转变观念，适应新的市场环境，基于公司未来的发展，建议如下。

一是在国家相关政策环境及全国产业升级、产业转移的大趋势下，以产业运营为核心的产业综合体投资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其短、中、长期投资结合的特点也符合公司发展的定位要求。建议公司抓试点、抓可复制项目，为公司进入这一领域奠定基础。

二是建议公司加强自身相关能力的培养，加强规划、招商、行业运营等方面的资源整合能力及灵活度，为公司进入新兴的市场提供组织保障。

篇6

2 0 1 6年第三季度我国GDP同比增长6.7%。8、9月的部分指标有转好迹象，中、西部地区前三季度基础设施投资分别增长23.6%和32.7%，比去年同期提高0.7和7.8个百分点。但当前国内实体经济所面临的“三期叠加”的下行压力仍在加大，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是否恢复，经济是否触底反弹难以预期。从基础设施投资占投资的比重、投资的效率，以及地方政府负债和投资能力来看，基础设施大规模扩张的空间与条件有限。房地产在库存依然较大，同时制造业投资顺周期的特点也愈发明显，自发性和自主性投资的可持续性不被看好。本文选择对经济较快发展的我国西南地区某地市（州）的经济和金融生态状况进行考察，发现政府投资驱动发展的特征更明显，传统优势产业升级乏力而较强的路径依赖，战略新兴产业尚未发展起来。此背景下的地方房地产的去库存压力骤增。与此同时，平台公司长期债务比例大，实体化转型缓慢，地方政府因此面临较大财政压力和债务管理压力，地方金融生态也出现恶化。因此，本文认为：在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的大环境情况下，我国西部欠发达地区与其一味深化政府投资驱动、竞相提速经济增长，莫如深入挖掘当地经济资源禀赋，对传统产业优化升级，把握产业未来发展；深入把握实体经济（房地产及其他产业）与金融生态的深刻内在联系，优化金融结构，降低融资成本，化解金融风险；妥善把握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提高债务与资本管理能力，撬动社会资本，恢复经济发展内生动力。

经济与金融生态面临严峻形势

房地产去库存压力大，开发与个人抵押贷款增速下降明显

在房地产进入高库存阶段，市场分化加剧，西部不少城市的房地产投资增速大幅放慢，甚至进入负增长。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 2015年贵州、云南、宁夏等西部省份的房地产投资增速大幅度持续下降，房地产供大于求的矛盾不断加剧。西部地区房地产价格偏低的同时，住宅新开工面积也在下降，其中云南、贵州、重庆、四川分别为-38.4%、-19.8%、-18.9%和-16.9%。

作为西南某省的二线城市，该市的房地产产业发展反映出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现状。该城市目前城镇化率仅为38.2%，比全国、全省平均水平分别低16.6和8.3个百分点，但近几年房地产业由于投资开发放缓，有效需求下降等因素影响，也面临较大的去库存压力。2014年某市商品房空置面积30.56万平方米，其中空置1～3年的为19.42万平方米，占比63.57%。2015年某市土地供应总量为8811.62亩，是“ 十二五” 期间最低水平， 较上年（16983.84亩）下降了48.12%。 2015年全市房地产开发施工面积达1 1 5 3 万平方米，较上年（1334万平方米）下降13.57%。截至2015年11月，房地产开发贷款余额（37.30亿元）与房地产开发贷款新增额（仅5.84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速均明显下降。由于市场不景气和融资约束，一些开发商守地不开发，造成土地闲置和资源浪费。同时，从需求角度看，2015年个人住房抵押贷款为101.02亿元，新增额为11.79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速均明显下降。总体上，供给过剩和有效需求不足，造成了房地产高库存，可能需要较长时间消化。这种情况也给地方经济、财政与银行金融体系带来了较大的风险压力。

金融抑制下的银行抽贷、压贷，企业融资难普遍存在

该市也存在本地法人金融机构数量少、融资渠道窄的约束，直接融资比例明显偏低。目前该市有6类16家银行业金融机构，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分支机构相对较少，本地法人金融机构少，实力弱，支持力度非常有限，非银行金融机构，如信托、租赁、典当、保理等业态也较为缺乏。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担保机构的实力偏弱，运营能力难以为继。融资担保公司运营困难。全市11家融资担保公司中，仅剩两家政策性担保公司还在维持业务运营，其他9家民营担保机构由于代偿风险加剧，流动性约束，或者银行业金融机构中止业务合作等原因而处于停业状态，两家政策性担保公司也因为代偿压力加大而难以继续扩大业务规模。总体上看，存在信贷融资规模偏低，特别是大量中小微企业获得信贷融资非常困难，而且融资成本较高，目前全市大中小企业银行综合利率7.83%，加上担保、评估、保险等其他支出后，综合融资成本平均为12%左右。

银行信贷不良骤升，涉农保险发展缓慢

银行贷款不良率明显升高。从银行业贷款数据来看，截止2015年10月，全市信贷资产不良率为5.33%，不良贷款与不良率仍然存在双升的势头，大中小微型企业的贷款不良率均处于较高水平。其中，涉农企业经营困难，农业企业坏账风险集中爆发。如农发行某某分行各项贷款余额在2015年11月末为107.91亿元，较年初增加25.9亿元，不良贷款15.93亿元，较年初增加12.14亿元，不良率14.76%，较年初增加10.14个百分点，不良率和不良贷款余额均居全省第一，导致大型银行该市的分支机构信贷权限被上收，农合机构与部分担保公司停止合作，影响了涉农信贷投放。同时，农村金融服务深度和广度不足。农村信用社仍存在产权结构、管理体制与运营机制方面缺陷，并且资本严重不足、不良资产包袱过重，服务功能有限。

另一方面，保险意识薄弱也制约着农村经济社会运转。某市保险业既涵盖了农作物保险、生猪等养殖保险、柠檬保险、柠檬价格指数保险等服务“三农”险种，稳定农业经济发展；还开发出农村家庭财产保险，森林保险，农村小额人身保险，学生意外医疗保险，为农村社会安居乐业提供了保障。然而农村群众风险防范、风险转嫁意识不强，保险知识欠缺，投保意识不够，还需加大宣传引导，启发投保意识。

平台公司实体化转型困难，财政拨付压力大

近年来，随着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加剧，将融资平台公司政府融资功能剥离，进行市场化、实体化转型是新的政策要求与发展趋势。目前，该市各融资平台公司转型中普遍存在以下问题和障碍：一是为了使该市融资平台公司正常运转和发挥融资功能，地方政府向融资平台公司注入特殊办理的土地、公益资产、特许经营权等资产，如城市道路、公园、桥梁等，以满足其项目建设评估需要，但经营性、可抵押资产少。就该市情况而言，截止2014年底，市属国有企业（大部分为融资平台公司）资产总额虽高达412.93亿元，但总资产周转率仅为0.02，净资产收益率仅为0.15%，营业利润率为-6.76%，成本费用利润率4.79%。以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为例，公司现有的76.64亿元资产中，唯一有收益可作抵押物的有效资产只有在某某燃气公司的10%股权（账面价值为188.9万元），占总资产0.03%，占净资产的0.06%。其余都是不能变现、不能实现经营收益也不能作为融资抵押物的无效资产。其他几家融资平台公司也面临资产流动性低的问题。二是融资平台公司治理不规范。市级六大投融资平台企业，多沿用管委会代替董事会行使大部分职权，又不履行企业决策层的职责。部分市级国有企业出于融资需求，虽然建立了董事会、监事会，但企业董事会、监事会与经理层高度重叠，未形成科学的决策机制和有效的监督机制。公司的管理层选拔机制和薪酬机制也亟待市场化改革。三是政府融资平台信贷政策收紧，融资项目资本金不足。近年来由于政策调整，融资平台公司从银行金融机构新增信贷融资面临困难。根据银行融资要求，融资项目资本金至少不低于项目总投资的20%，融资平台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经营收益非常少，项目资本金基本只能靠财政拨付，而市财政资金较困难，造成项目资本金也难以落实，企业的再投资能力不强。

财政资金使用效率低，地方债务风险较大

一是财政投入机制创新不足。目前某市财政支持企业以补贴和奖励等形式为主，未能更加充分发挥财政资金对于社会资本的杠杆和引导作用，即产业基金、创投基金、PPP基金等专业化规模化利用社会资本的机制和机构没有成立，也缺乏财政支持的金融风险防范基金制度化机制。二是财政资金有机整合不够。如该市涉农资金在各部门和各层级间存在重复设置、分散使用和多头管理等问题，导致资金使用缺乏效率和效益，不能集中高效解决制约“三农”发展的关键问题。在归类、协调部门、制定规则而有机整合资金后，通过集中支持某类农业任务和建设，可以发挥更大作用，也会减少部门扯皮和寻租情况。 三是财政与金融互动机制效率不高。目前，财政资金还没有在金融机构关注的风险共担机制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财政对于金融机构的奖励，对于调动金融机构服务于实体经济的积极性是否有效尚待观察。此外，在银行等金融机构非常关注的PPP基金等方面，财政资金还没有发挥引导和放大作用。如何调动金融机构增大对实体经济金融供给是两者合作机制的核心问题。四是财政资金监管尚未强化绩效管理理念，对规模较大、关注度较高的资金没有进行重点绩效评价，评价结果与项目资格和资金安排没有直接挂钩。业务主管部门和资金使用单位责任亦需强化。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增加。从2011～2014年，某市政府债务余额从134.99亿元连续增至345.56亿元，债务率也从56%增加至97%。政府债务中，一般债务157.50亿元，专项债务188.06亿元。除银行机构贷款外，债券82.27亿元，BT模式负债139.26亿元，信托融资负债16.7亿元，融资租赁负债8.53亿元。后三者属于表外的“影子银行”系统，融资共计164.49亿元，占比达47.60%，其中BT融资额的过高也表明企业垫资程度之大。随着房地产业去库存压力增大，某市土地的收储与供给对于政府收入的增加的贡献将明显减少，未来该市面临的政府债务压力较大。

原因分析与探讨

西部地区产业结构不合理。一是经济新常态下，产业结构区域分化特征更加明显，西部地区产业的粗放化和单一化特征明显。与东部地区不同，西部地区优势产业以资源密集型工业为主，呈现出低端化、高投入、高消耗等特征；西部资本密集型行业的竞争优势主要集中在中低技术的矿产资源深加工行业。 同时，除重庆成都等区域核心城市外，战略新兴产业处于起步阶段，没有产生产业集聚规模和辐射效应。环境成本的上升和能源结构的调整也对东部和中部相关产业的梯度转移构成障碍和挑战。二是产业低端、单一导致区域经济金融风险骤增，人口的区域集聚效应差，西部房地产面临更大的去库存压力，鄂尔多斯“空城化”就是一例。三是经济好转不能依赖投资力度的加大和房地产投资的反弹，央行宽松货币政策效率正在递减。一段时间以来，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各地房地产库存的膨胀以及价格的暴涨，西部地区也在此过程中通过国有银行体系将信用短时间扩张至房地产以及其具有资产优势的传统产业，从而加剧了产能过剩、房地产库存高的矛盾，自发性、主动性投资持续低迷。

西部地区金融生态更加脆弱。一是西部欠发达地区金融抑制特征明显，往往面临本地法人金融机构数量少和渠道窄的约束，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比较突出。二是金融结构不合理。由于地方企业一般资质不够高，地方又缺少提供专业服务的证券类机构，进入资本市场比较困难，导致直接融资比例明显偏低，融资成本高企。三是对银行依赖性加剧地方金融风险。欠发达地区企业习惯性依赖传统的银行业机构进行信贷融资，但在当前宏观经济风险持续释放的压力下，银行业金融机构收紧信贷，尤其是辖区外银行抽贷、压贷较多。政府力量难以独撑投资驱动快速发展。一是政府“家底”（财政收入）有限，与金融互动机制尚未有效建立，资金杠杆作用未充分发挥。二是政府内嵌“融资”功能，难以减负。政府传统的资产注入包装方式造成融资平台公司的财务报表中净资产量非常大，但能抵押变现、产生现金流的有效资产普遍不足，成为融资平台公司市场化和实体化转型的最大障碍。三是平台公司政企不分。融资平台公司长期在政府体制框架内运作，是政府融资的重要平台和抓手，政企不分现象非常普遍，现代企业制度远未建立。四是存量债务较大，“庞氏”风险显现。政府融资平台公司承担着基础设施建设的重任，多年的债务积累使得融资平台公司债务负担重，同时不断新增债务，造成其“借短还长”、借新还旧现象普遍，偿债风险较高。除此以外，在当前宏观经济下行，信用风险积聚的环境下，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和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债务可能引发债务代偿风险。

政策建议

在结构转型升级和供给侧改革不断推进背景下，西部欠发达地区的金融生态在支持实体经济中面对诸多问题和挑战，需要在如下方面加以规划和改进。

首先，优化地方金融结构。一是采取多种措施激励，促进银行业金融机构扩大信贷投放，改善金融服务。加快推进重大投资项目规划建设，增强对全国性银行机构资金运用吸引力。对于银行业金融机构开展中小微企业与“三农”融资服务，提供必要风险补偿；强化银企沟通服务网络平台建设，实行金融例会制度，建立银行、企业、政府三方合作长效机制，改善银企之间信息交流靠性与准确性，克服信息不对称问题，降低交易成本。二是贯彻国发[2015]43号和国发[2015]74号文件精神，地方政府通过适当新增预算，为政策性担保机构增加资本金，切实提高担保机构信用能力，健全法人治理结构，完善市场化运作体制机制，提高专业经营与风险管理能力，重点服务于中小微企业和“三农”领域。同时，探索市级财政与区县财政共同出资在各区县设立政策性担保机构，通过股权与再担保业务纽带，形成覆盖全部县域和重点乡镇的政策性融资担保体系。三是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扩大直接融资规模。关注新三板市场发展，发展地方性产权柜台交易市场。根据发展规划和产业调整政策，吸引有实力的证券机构到本地设立分支机构和开拓业务，组织本地重点企业了解资本市场，筛选优势骨干企业建立上市（及挂牌）后备库。积极推进符合条件企业发行公司债券、企业债券、中期票据、短期融资券，申请绿色企业债券和国家专项建设基金等。四是积极探索发展资产证券化业务，提高地方存量资产流动性，扩大融资供给能力。利用国家相关政策和自身资产特征，开发以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房地产、汽车消费等相关存量贷款类资产证券化产品。

第二，优化产业结构。一是积极推进住房保障货币化，加快房地产去库存。根据本地房地产市场库存情况，合理规划土地供给与房地产市场增量供给，合理控制公租房、定向安置房等各类保障性住房新建规模，积极推进住房保障货币化工作。进一步加大棚户区改造力度，有效利用国家开发银行等专项资金，积极推进拆迁居民货币化安置补偿，消化本地房地产库存。二是西部地区传统产业的优化升级是未来发展的基础。在“十三五”规划发展战略新兴产业的同时，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加大传统产业的创新投入也是应有之义。三是新常态需抓新机遇。“一带一路”战略发展机遇，以及创新驱动、消费升级、互联网等发展趋势为西部地区探寻经济增长新动力带来契机和途径。西部地区可以通过设立战略新兴产业投资基金、创业投资产业基金、绿色产业发展基金等整合社会资本，挖掘和建立比较优势，谋划产业未来发展。

第三，规范政府债务管理，加快融资平台市场化转型。一是加强地方政府债务限额与风险管理，举债要遵循市场化原则，公开透明，强化约束。加快建立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全面掌握政府各种负债、还本付息、资产与财政运行相关情况，编制政府资产负债表，为政府信用评级、资产处置、资产证券化等创新融资渠道奠定基础。通过多渠道融资，合理控制融资成本，提高投资效率，合理规划和控制债务规模，及时分析评估政府债务风险状况，实时风险预警。二是加快推进融资平台公司市场化转型。资产归类融资角度，对供水供气、垃圾处理、污水处理等吸收社会资本参与公益性项目，政府按约定承担特许经营权给予、财政补贴、合理定价等责任，不承担偿债责任；对难以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基础设施投资项目，根据政策要求申请国家专项建设基金与开发性、政策性银行融资；对需要举债公益性项目，由政府按规定发债融资。平台公司治理角度，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完善法人治理结构，规范董事会制度建设和运行机制，按照公司法和企业章程规定落实董事会在重大决策、薪酬考核、选人用人等方面职权。三是建立地方国有资产经营管理公司，采取“管资本”方式，统筹国有企业产权、存量土地资源、标准厂房、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收益权，以及水务、燃气、加油（气）站、健康养老等公共服务资产，车站、城市广告位经营权及文化旅游、交通运输等城市经营性资产，将这些国有性质资产进行科学估值后注入国资公司。四是各融资平台建立混合所有制，国有资产经营管理公司将相关资产作为政府股本注入融资平台公司，结合平台公司中原有国资委所控存量资产，成为控股股东，引入社会资本，优化平台公司资产结构。五是财政金融联动，撬动社会资本。通过财政资金引导启动，在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汇集财政资金、融资平台公司与社会资本，吸引银行、保险等金融机构资金，引入既有相关产业基金（如国开城市交通投资发展基金）等，共同发起成立PPP投资基金，支持土地一二级开发、棚户区改造和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建设。

篇7

（一）基本特点

1-9月，我市经济呈现“低开平走”的发展态势，累计完成GDP51.3亿元，同比增长13.3，增幅比1-3月、1-6月分别提高1.9和1.5个百分点，完成年初计划的73。其中一产6.8亿元，增长6.6，二产27.4亿元，增长14.6（其中工业增加值23.4亿元，增长14.2），三产17.1亿元，增长14.1。1.工业经济“平开稳走”，经济效益趋于好转。

工业经济“平开稳走”。1-9月，累计完成工业生产总值83.8亿元，同比增长17.4，增幅较1-3月和1-6月分别提高6.4和3.2个百分点。其中规模以上企业完成产值46.3亿元，增长21.5。主要原因是虽然今年以来“六六”产业（1-9月规模以上企业产值增长36.4）、化工（1-9月规模以上企业产值增长23.4）等表现良好，但由于支柱产业水泥行情持续低迷，恢复性增长缓慢，给工业经济增长造成较大下行拉力，使得工业增长较为平稳。

经济效益趋于好转。1-9月，规模以上工业经济效益综合考核得分197.27分，比1-2月提高36.97分；亏损企业28个，比2月减少27个；产成品存户率增长5.3，比1-2月降低22个百分点。三大水泥龙头企业销售情况较好，建材产业行业性亏损得到有效扼制。化工、电光源和机电三大行业势头强劲，销售收入分别增长29.8、21.2和42.1。

（图一）

2.农业生产稳步发展，效益农业势头不减。

1-9月，累计完成农业增加值6.8亿元，同比增长6.6。正确处理农业结构调整与保持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关系，加大扶持粮食生产力度，全市粮食生产播种面积56万亩，比上年增长4，粮食总产量预计23.2万吨，增长6。特色效益农业势头不减，食用菌、高山蔬菜分别实现产值4.8亿元、1.2亿元，分别增长17和12；生猪、蜜蜂产量分别达到82.8万头和25万箱，实现产值4亿元和1.33亿元，分别增长5.3和35。但受市场行情及疫病等因素的影响，生猪市场价格8月份以来开始下跌，目前已降至中猪价格7—7.6元/公斤，肉猪价格6.6—6.9元/公斤，而去年同期价格分别为15元/公斤、9.8元/公斤。农业品牌建设继续加强，共有26个农产品基地被列入XX市级以上各类特色农产品基地，14个农产品被命名为XX市级以上绿色农产品。与此同时，标准农田建设、土地整理、千库保安、“十村示范、百村整治”工程等扎实推进，农业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得到进一步加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有了新的提高。

3.投资消费平稳增长，对外出口增势强劲。

投资完成情况良好。1-9月，累计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30.7亿元，同比增长18.1。其中限额以上投资完成23.8亿元，增长26.2。今年以来推动投资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一是重点工程建设进展顺利。列入省、XX市重点、XX市“六大百亿”工程及“20__-310工程”的71个在建项目，1-9月累计完成投资17.5亿元，占了全部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57；二是工业投资的快速增长拉动。由于今年列入“310”重点工程的工业项目的土地、资金都已落实到位，工业投资继续保持了高增长态势，1-9月累计完成投资13.5亿元，增长34.8。但房地产开发投资受消费者对房价下跌幅度心理预期过高、短期内商品房供应量过大、新增投资不足等因素影响，6月份开始呈下降趋势，1-6月、1-7月、1-8、1-9月比1-5月75.3的最高增幅分别降低66.9个、61.1个、63.8个和57.9个百分点。

消费保持稳步增长。1-9月，累计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8.9亿元，同比增长13.2。其中，批发零售业和餐饮业分别增长12.9、16.5。物价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比上年同期上升0.2，房地产市场价格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出口增势强劲。据初步统计，1-9月，累计完成出口2914万美元，同比增长62。其中，江化股份767万美元，增长59.5；沃克公司496

（图二）

万美元，增长46.7；华顿服饰497万美元，增长45.3；美伊服饰128万美元，增长85.5；恒亮公司由于市场原因出口比上年同期减少26万美元,为278万美元。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绅特公司和云盛皮件公司出口实现零的突破，分别达到202万美元和124万美元。

4.财政金融运行正常，居民增收步伐加快。

金融机构存贷款业务均较快增长，1-9月全市金融机构存款余额73.2亿元、贷款余额56.3亿元，分别增长16和12.7。累计完成财政总收入4.53亿元，其中地方财政收入2.72亿元，分别增长18.8和23.5，从地方财政收入的构成上看，增幅最高的是其他工商税，增长35.3，其次是契税，增长32.5。财政总支出4.22亿元，增长26.6，财政收支基本平衡。城乡居民收入稳步增长，1-9月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累计9689元，增长6.1，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累计5489元，增长18.3，增幅居XX市各县（市）之首，主要增长点是家庭经营性收入，达到2714.11元，增长了34.8。

（二）存在问题

1.应对宏观调控的措施准备不足。前9个月我市经济仍保持了相对较快的增长，这是近几年来高投入积累的惯性增长，宏观调控对经济增长的滞后性影响仍在不断显现，宏观环境仍有许多不确定因素可能给经济增长带来较大的压力，部分政府部门和企业对此估计不足，工作思路未进行及时有效调整。

2.要素配置待优化。 土地、电力及资金等要素受时空因素限制，难形成合力，制约了经济提速发展：土地供应和企业意愿、空间布局出现冲突，难以形成集聚效应；小水电受雨水的季节性影响，难以实现年度均衡供应；受企业规模偏小、信誉不良、担保品不足及金融机构贷款权限上收等影响，银行“惜贷”，企业“难贷”；各种政策资源很多，但落实力度有待加强，部分资金补助存在“撒胡椒面”现象，有待通过整合使有限的资金发挥最大的效益。

3.经济金融风险增大。我市经济相对落后，产业结构偏重，企业素质不高，资产负债率较高，抗风险能力弱。特别是一些过度投资行业，随着新的产能投产，市场竞争进一步加剧，亏损面扩大，可能会导致部分经营不好企业资金链断裂，面临被淘汰的命运。另外我市房地产销售下滑，商品房空置面积增加（1-9月全市房地产空置面积22609平方米，同比增长98.7），房地产企业实力参差不齐，信贷比例较大，可能会使持续多年贷款高增长后出现不良贷款滞后性增长，从而带来一些金融风险。

4.财政收支平衡压力加大。主要支柱产业建材行业效益不佳、房地产销售疲软、土地出让收益下降等给全年财政增收带来较大的压力，难以支撑日益增加的统筹城乡发展支出，财政收支矛盾日益突出。

5.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难问题更加突出。在农资产品价格持续上涨的大背景下，农产品价格开始回落，粮食价格今年三月份已转升为降，生猪价格出现较大回落，给农民增收带来了较大压力。受房地产投资下滑影响，以农民工为主的建筑行业劳动需求出现下降也制约了农民增收。

6.项目建设难度较大。项目落地难度较大。由于前期工作不到位，部分项目规划选址、征地拆迁难度大，业主投资资金落实难，项目与土地对接难，导致土地指标面临被收回的风险。部分行业、部分单位谋划项目和操作项目的能力偏弱，对前期工作存在畏难情绪，许多企业因资金和市场等原因将原定投资计划和投资规模调整缩小、或暂缓或放弃，如三友电子六亿支节能灯管项目、虎山集团和何家山水泥公司5000吨/日生产线项目。项目质量不高，目前要求供地实施的项目，绝大多数是投资不到千万元的小项目。招商引资工作难度增大，1-9月实际到位市外资金比上年同期下降9.4。

二、20__年宏观形势及全年走势判断

20__年我市经济增长速度有望维持在13左右的水平，这主要基于以下分析：

1.20__年全球经济增长的总体趋势仍较好。IMF在全球经济展望中预计20__年全球经济增长率为4.3，略低于20__年的5.1。20__年受能源价格持续上扬等因素影响，预计增长4左右。这意味我们只要积极应对市场游戏规则，着力化解各类贸易壁垒，努力开拓国际市场，20__年世界经济环境对我国经济发展应该还是有利的。

2.20__年国内经济环境将是“紧中有活”。20__年我国经济有三大看点：①GDP保持强劲增长，一季度9.4，二季度9.5，预计全年可达9以上；②投资增长距国家预期尚有距离，但结构趋于优化。1-7月，全国限额以上投资增长27.2，增幅比上年同期低3.9个百分点，离15-20的调控目标尚有距离。但属国家前期重点调控的钢材、建材行业1-6月投资分别增长18.6和13，增幅比上年同期分别回落32.9和40.8个百分点，且两者增速均大幅低于27.2的平均水平。③房地产投资逐月下降，但走势未定。自3月份国家出台一系列遏制房价过快上涨的措施出台后，房地产投资增速由1-4月的27.8下降为1-7月的24.8。有关专家预计，目前的房地产降温只是开始，随着各项措施的逐步到位，房地产投资增速还将继续下滑，对整体投资增长将产生较大的下行拉力。

综合以上因素分析，20__年，预计国家整体经济发展仍将在高位区间运行，但受投资影响，增速将有所放缓。从政策层面上看，为了防止因调控特别是对房地产市场调控而引起的经济萧条，确保经济增长能在合理区间运行和“十一五”规划有一个良好的开局，预计国家将在坚持调控的基础上，出台一系列政策来促进经济繁荣，如高举循环经济大旗，加快构建节能型社会；高度关注“三农”问题，加大对“三农”的投入，努力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推进和谐社会建设；建立中小企业发展基金，出台《物权法》，扩大抵押担保品范围，为企业创造较好的融资环境;等等。但能源价格上涨、出口贸易壁垒增多、人民币汇率改革等因素也将给我国经济带来较多的不确定性。

3.我市经济总体发展将仍呈快速上升态势。“跻身全国200强县”目标的提出，进一步强化了加快发展意识，全心全意谋发展的氛围更加浓厚。产业结构得到进一步优化，传统支柱产业进一步发展壮大，“六六”特色产业在工业中的份额继续增加，20__年1-9月的产值在规模以上工业中的占比已达42.3，预计20__年还会继续提高。投资继续保持较快增长，预计全年可比上年增长20，其效应将在明年得到显现。但整体经济受贸易壁垒、要素保障、主要支柱行业建材走势不明等因素影响，20__年经济增长的压力仍相对较大。

综合以上因素分析，20__年我市发展应是机遇大于挑战，须未雨绸缪，超前谋划，抓紧做好各项工作，确保政策出台伊始就能及时应对。

三、20__年经济社会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20__年主要指标安排

——全市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13，其中一产增长5，二产增长15.3，其中工业增加值增长15.8，三产增长13；

——财政总收入增长16.7，其中地方财政收入增长16.2；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6.5；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2.6；

——外贸出口增长20；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6，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8。

（二）20__年经济社会发展的对策建议

1.着力加快平台建设，促进经济增量提质。

抓好经济开发区建设。借助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编之机，做实区内农保田调整的准备工作，力争启动开发区四期工程，实现开放区扩容工作的突破。加大对闲置土地的处理力度，收回超过期限仍未动工建设的土地，鼓励企业出租闲置厂房、建设高层厂房、集约利用土地资源。完善基础配套设施，着力抓好双氧水公司年产20万吨钯触媒生产线和热电项目、恒昌链条有限公司年产1200万米摩托车链条和1万吨工业链条技改等项目的基础设施配套建设工作，促其早动工、早投产。建设江东区 行政商住区1号楼，做好行政商住区2号楼土地拍卖有关前期准备工作，完善服务功能，提高服务效率。加强园区环境管理，全面掌握化工企业的生产、污水和废气的排放情况，促其整改。

推进江贺经济走廊建设。推动江贺经济走廊南拓北联，增加新的容量，落实《江贺经济走廊规划》，抓好区内相关乡镇的协调工作，保证土地征用、项目建设等顺利推进。创新开发机制，明确投资主体，完善基础设施配套建设，重点抓好区内企业的集中供气、供热工作，烟尘排放整治工作，做好十里牌小区的基础设施配套和土地出让工作，抓好贺村至新205国道产业带和三道湾区片和竹木加工分工业区的规划和开发。

加快特色制造业基地建设。突出清湖、四都、淤头、新塘边四大特色制造业基地的基础、产业、要素、服务“四配套”，着力推动四都基地布鲁克公司年产500件铝铸件、20__万个电热管，义乌凯杰塑胶公司新型塑料制品生产线，淤头基地上海华荣消防器材设备有限公司3条新型消防器材生产线，新塘边基地浙江森安消防科技有限公司搬迁工程等项目的基础设施配套工作，力争早动工，早投产。抓实四大基地的路网、管网、电网等基础设施配套建设，启动新塘边基地引水工程的前期工作，推进平岗山小区中小企业创业基地建设，科学做好可用土地的规划和安排工作。

启动南部生态经济区规划建设。以旅游开发为龙头，按照“大峡口”的理念，将江郎山、峡里湖、仙霞关、廿八都及浮盖山等景区开发和区内生态产业的发展纳入统一规划。结合互通口经济布局，着手对集镇总规进行修编，完成以峡口为中心的镇区功能规划。进一步整合区内旅游资源，对以峡口为中心的串联五个景区旅游线路进行规划，发挥整体优势。实施江郎山景区主入口道路工程，建设旅游标志性建筑。按照青龙湖建设规划，分步实施建设项目；建设古镇姓氏博物馆，进一步丰富古镇文化内涵。推出廿八都古镇旅游区、峡里湖休闲度假区、月亮湖休闲娱乐区、江南毛氏祖居及三卿口古瓷文化旅游区等招商项目对外招商。将“农家乐”开发纳入旅游业发展规划，引导其健康发展。重点加强碗窑等地现有“农家乐”的整治力度，将江郎、廿八都、保安等地一批前景较好的“农家乐”纳入旅游接待网络，统一服务标准和质量，走品牌经营之路。鼓励民间资本投资休闲型“农家乐”。

2.加大工业技改投入，提高工业经济效益。

提升传统产业。落实规费减免、道路运输、信贷支持等方面的扶持政策，帮助水泥企业解决行业性困难；加快淘汰落后生产线，拆除剩余11条水泥机立窑生产线，完成达河水泥厂年产100万吨“凝石”生产线建设；启动红火集团铁路专用线建设；支持水泥企业进行战略性投资，抢占资源领地，拓展市场外延。争取江化公司国内上市，积极培育上市后备资源；打响精细化工特色品牌，积极采用环保型设备和工艺，实施一批符合产业发展方向、附加值高、污染少的大项目，开发主导类后续产品，拉长产业链。

做大做强特色产业。机电产业：鼓励企业联合、兼并、重组，引导生产要素向优势企业集聚；规范行业管理，遏制无序竞争。电光源产业：发挥三友公司的龙头带动作用，加快基地建设，注重产品开发，完善产业协作体系，促进集约化发展。消防器材产业：突破行业关键技术，力促产业向规模化、品牌化发展；筹建省级消防器材产品质量检验中心、构建消防器材产品全国销售网络。竹木加工产业：加强区域产业对接、资源流转以及科技合作，筹建“区域创新服务中心”，推动竹木产品创新结构，实现“二次提升”。轻纺服装产业：关注行业发展动向，着力实施品牌战略，促成企业与市外、境外公司合作，规避国际贸易壁垒和市场风险。绿色食品产业：发挥农业龙头企业的骨干作用，坚持走标准化之路，建立健全标准技术推广网络和产品质量监控体系，提升市场竞争力。

培育新兴高科技产业。围绕六大特色产业和高技术产业发展目标，做大做强优势企业，鼎力支持为康制药等一批发展前景较好的成长型高新技术企业发展壮大。以现有的研发中心、中试基地为载体，加大科研投入力度，建立以企业为主的技术开发和创新体系，提高企业自主开发能力，增强核心竞争力，实现高新技术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创新人才引进机制，着重引进重点行业领域的急需人才和科技创新带头人。健全人才培育机制，加快培养实用型科技人才和高级技工。引导企业完善人才激励机制，最大限度地激发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进一步加大先进信息化技术的开发和应用力度，努力缩短产业升级时间，降低成本。

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建立循环经济发展评估机制，制定循环经济发展目标，分解年度实施计划，加快循环经济发展。充分发挥政府对社会投资的引导作用，通过资金补助、技改贴息等手段，建立自觉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机制，引导企业积极主动发展循环经济。建立资源节约管理制度，实行资源消耗定额管理，推动部门乡镇和企业节能降耗、资源综合利用。继续抓好一批企业的清洁生产，开展创建高标准、规范化清洁生产示范企业活动。优化能源结构，大力发展小水电、热电联产等环保型项目。加快生态市建设，全面实施农村垃圾集中处理，积极建设生态农业基地，推广农业废弃物的资源利用技术，建设以沼气为纽带的农村新能源工程。

3.统筹城乡发展，提高资源共享水平。

加快城市功能区建设。深入挖掘我市优秀历史文化，在城市广场、主题公园、标志性建筑设计中融入我市特色文化内涵，打造特色城市，增强城市吸引力。推动城北新城区规划建设，在完成城北新城发展规划修改方案、周家青广场设计方案及启动城区四山、“一江两带”文化长廊规划工作的基础上，扎实抓好落实工作。抓实迎宾大桥、西环线、凝秀路、火车站广场、双塔公园、广电中心等一批项目建设。以解放南路主污水管改造工程、景星路至江贺收费站主排污建设工程等项目为抓手，着力解决旧城区排污、基础设施配套及建筑与环境的协调等问题。推进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全国卫生示范城市、省级示范文明城市“三城联创”活动，进一步提升“山水园林城市”品位，提升城市竞争力，努力使我市成为三省边界名市。

加快发展城市经济。制定出台《加快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做好三产发展规划及特色商贸、特色 街区、特色餐饮等项目规划，力争付诸实施。加快城北大型超市、建材市场、精品商厦、汽车综合市场等项目的包装、招商和建设。大力发展商贸流通服务业，积极发展现代物流业，以大宗物资、农产品物流为主要内容，形成辐射三省边际的高速、便捷的物流配送体系，提升城市集聚、承载和服务功能；以培育行业协会为突破口，大力发展中介服务业，提升中介组织服务经济的能力；培育壮大文化产业，形成以出版发行、广播影视、印刷包装、旅游观光为重点的新兴文化产业集群。通过培育新的购房群体，加快写字楼开发，激活房地产“二级市场”，引导房地产企业走向联合等措施引导房地产业健康发展。

加快强镇建设。完善产业承载功能，打造适合发展的大平台。加快修编行政区域调整后的城镇发展规划，依托产业和区位优势，优化布局，形成分工明确，布局合理的城镇体系。加大投入，以城镇供水、管网改造、路网建设和镇区亮化、绿化和美化、教育布局调整等为重点，不断完善城镇功能，改善人居、商贸、生态环境，提高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增强城镇集聚力。围绕专业市场建设、仓储物流建设、中介服务业发展等方面的内容，不断提高工业经济和城镇经济的互动能力。推进小城镇综合配套改革，消除体制性、政策，推动人口、生产要素向强镇集聚。实行社区化管理，降低外来人员准入门槛，在教育、购房建房等方面给予公平政策，不断提高强镇吸引力。

加快新农村建设。推动城市基础设施向农村覆盖，城市文明向农村辐射，逐步建立以城带乡、以工促农的发展机制。以清湖、上余2个市级下山脱贫小区建设为重点，结合7个乡镇下山脱贫小区建设，吸纳下山农民1053户3548人。加强村级组织建设，提高村干部队伍素质、完善干部报酬最低保障机制。加强农民素质培训，提高农民的科技知识和致富能力，加快劳动力转移。抓好“十村示范、百村整治”工程、乡村康庄工程、垃圾集中处理、小流域治理和农村饮用水设施建设等一批民心工程，推进黄衢南高速公路、48省道江溪线改建、46省道江贺公路大修、110KV我市凤林输变电工程、小水电开发等一批项目建设，夯实城乡联动发展基础。做强特色效益农业。加快推行农业标准化生产，努力扩大农产品的基地规模和品牌农产品的知名度，积极培育农业龙头企业和专业合作组织，提高农产品精深加工水平，加强特色农产品的市场流通，促进农民增收。

4.坚持经济工作项目化，推进投资较快增长。

做实前期工作。建立和完善项目前期联动机制，有效推进“调研-规划-项目”三大前期的联动工作，加强政企联动、部门联动，捕捉项目信息，努力发掘更多更好的项目；建立和完善项目前期推进机制，重点抓列入计划项目的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及初步设计方案的编制工作和土地申报、资金落实。抓好46省道我市至贺村段外移工程、城镇防洪工程、城区主干道延伸工程等项目的前期工作，落实重大探讨性项目战略性研究的责任单位。加强重大项目前期工作的督查，掌握项目进度，及时上报；建立市重点办负责综合管理，职能部门分工负责的“统分结合，协调运作”的重大项目前期工作机制，确保重大项目前期工作及时顺利推进。围绕国债项目、省“五大百亿工程”和重点支持的领域，及时推出项目并包装上报，积极“跑部进厅”，争取更多的项目进入国家、省、市重点工程盘子。建立和完善项目前期激励机制，制定《20__年度重大项目前期工作考核办法》，完善重大项目前期工作领导挂联制度。充分运用重大前期项目资金，鼓励单位、个人及时了解、搜集发达地区产业转移和企业投资信息，拓宽项目源，搞好项目储备。20__年拟列入XX市重大前期计划的项目13个，总投资19.04亿元，我市市重大前期计划的项目22个，预计总投资40多亿元，预安排争取省重点建设工程项目6个，总投资15.11亿元。

推进投资工作。加大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力度。20__年政府投资项目初步安排62个，总投资23.5亿元，当年计划投资12亿元。组织学习《我市市政府投资项目管理暂行办法》，强化各职能部门严格执行《暂行办法》的意识，做好本领域政府投资项目的监管工作；规范政府投资项目前期程序，建立和完善政府投资项目储备制度，确保政府投资项目计划科学编制；严格政府投资项目的审批与监督，力保政府投资项目的规范性与高效性；加强政府投资项目的资金管理，确保政府投资项目实施按时保质进行；注重政府投资项目的信息积累，建立政府投资项目信息平台，实现政府投项目信息共享、经验共享。

推动重点工程建设。20__年预安排市以上重点工程项目共124项，总投资67亿元，当年计划投资27亿元。其中“310工程”项目初步安排62项，总投资23.5亿元，当年计划投资12.7亿元。以科技型项目、“六六产业”工程项目、城市建设项目、生态型和农业产业化项目、工业产业平台项目为重点，科学合理编制计划，确保项目质量。加大对项目工作人员的培训力度，提高项目工作人员的操作能力，争取项目申报、建设的成功率。继续推行和完善市级领导联系项目制度，促进项目的实施。加大项目考核和督查力度，继续推行市政府与有关部门、乡镇签订“310工程”责任书制度，明确任务，落实责任。加强对项目实施的检查督促，及时掌握进度情况，及时协调解决问题。完善重点工程建设的质控机制，健全“政府监督，中介机构监理、施工单位自查”的三级质保体系，确保重点工程建设质量。健全和完善项目落地机制。按照项目开工应具备的土地、资金等要素条件，对项目实行分类管理，未开工的促开工，已开工的抓进度。有重点的推进年产20万吨双氧水生产线、年产50万套汽车配件生产线、年产4000吨高纯度环氧树脂生产线、江贺公路大修工程、疾控中心、年产500吨功能性红曲生产线等一批项目实施。

加强招商引资工作。树立“选商引资”理念，立足自身产业基础和资源优势，积极承接发达地区产业转移，有意识的引进一批和我市资源禀赋相适应的大项目、好项目。鼓励企业招商，引导企业主动对接大专院校，和大集团、大企业合作建立生产经营基地。继续深入实施“山海协作”工程和“回归工程”。

5.推进体制改革，促进机制创新。

建立促进增长方式转变的体制机制。推进规划体制改革，推行规划编制年度计划审核、稽查汇报、听证公示等规划管理制度。以《浙江省产业指导目录》为导向，整合贴息、园区、投资等政策资源，建立良性产业发展引导机制，重点向高新科技、生态型产业倾斜，逐步淘汰高污高耗落后企业。 深化审批制度改革，全面推行民间投资备案制、核准制，建立和完善政府投资项目代建制等配套制度。进一步健全涉企收费公示制度和监督检查制度，减轻企业负担。激活民间投资，按照“非禁即入”原则，鼓励民间资金进入社会公益性事业领域。推进融资体制改革，积极向上争取中小企业贷款审批权限，加强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建设，建立和完善企业融资担保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及时收集人才供求信息，定期举办网上人才交流会，筑好“聚才”平台；适时组织重点领域、重点企业赴市外人才市场和高等院校招聘紧缺急需人才；培养本地籍高素质人才，与上海大学联合举办好“专职经济学硕士学位研究生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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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行业；信用评价；Z评分模型

为全面落实《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年）》和民政部、商务部等八部委联合下发的《关于推进行业协会商会诚信自律建设工作的意见》要求，去年8月，商务部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行业信用评价工作的意见》，提出要加快建立“五位一体”的行业信用体系，强调以行业组织为信用管理主体积极创新行业信用评价模式，充分发挥第三方信用机构的信用服务支撑作用，在自愿申报原则上调动会员企业参评的积极性主动性。该意见着重强调了企业信用等级评价备案制和动态管理制度，要求协会商会应在确定最终评价结果后的20个工作日内登录“商务部商务信用信息交换共享平台”公示相关评级结果。

截止2016年10月，商务部和国资委审批通过的行业信用评价参与单位共计15批，224家行业协会商会先后开展会员企业的信用评价工作，其中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中国煤炭工业协会等45家单位作为2007年首批行业信用评价试点单位，发展规模不断扩大，评价机制不断完善。本文介绍了我国企业整体信用状况，并以中国合作贸易企业协会和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为例，分析会员企业信用评级的分布情况以及功能性z验，探索信用评级的市场传导机制。

一、 我国企业的信用发展综合评价

中国合作贸易企业协会作为第二批行业信用评级单位早在2008年就开展会员企业的信用评级工作，并于2011年与商务部研究院信用评级与认证中心联合分析研究我国企业的整体信用发展状况。主要数据来源包括企业公开信息、会员自愿申报信息以及信用调查活动获得的信息，2013年评价模型也由原来的五维要素减少为三维要素，其中信用环境占比20%，包行业环境、经济环境、政策环境和市场环境四个二级指标，信用能力占比68%，包括收益性、流动性、安全性和成长性等11个子项要素等，信用行为占比12%，包括社会贡献、质量安全和社会影响三个指标，模型采取定性定量相结合的方法，构造综合评价模型，P=？撞PiQi=？撞PijQij，其中，Pij表示各子项评价要素指数，Qij表示各子项评价要素权重。这里我们选取2010年～2013年协会所有会员企业为研究样本，分析三维要素的发展趋势。

从整体上看，2013年我国企业整体信用环境得到恢复，经济景气指数达到122.43点，较上年增长14.42点，盈利指数达到115.45点，较上年增长17.10点，效益指数达到101.14点，较上年增长10.82点，总体来说已经走出下行空间，可能形成筑底态势。从结构上看，以煤炭行业为代表的生产业持续低位运行，三大信用环境指数基本维持下跌趋势，这主要是深层次的结构性供给矛盾所致；制造业在连续两年大幅下跌后实现强力反弹，但面临再次回落的风险；相比之下服务业受宏观经济的影响远小于制造业，三大指数平稳运行，维持合理的增速。

我国企业的收益性指标基本呈现连续下行的走势，虽整体水平略有恢复但企业的经营效益仍不容乐观，有超过50%的企业的营收利润率仍处于下降通道；企业的流动性有所提升但安全性下降，这主要表现在平均资产周转率由2010年的1.47次/年提高到1.70次/年，而平均所有者权益比率由34.06%下降到27.79%，平均资产保值增值率由118.05%下降到113.51%。这可能是企业在经营困难时期更加注重内部潜能的效率释放。虽然利润增长率实现强势反弹但其他各项成长性指标均处于四年间最低点。

从结构上看，生产性企业的收益率逐年降低，煤炭行业更是出现全面亏损，企业负债率明显增加，成长性指标均呈现大幅度下降，其中煤炭行业利润率的负增长更是有2010年的25%扩大到96%；制造业企业基本控制住下行趋势但普遍存在营业利润率偏低的情况，流动加速，资产负债率偏高，资产投资增速持续放缓；服务业企业维持良好的营业利润率，资产周转率提高，资本保值增值率也相对平稳，但仍处于低位运行期。

二、 我国有色金属行业上市公司的信用评价有效性检验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迄今已对95家会员企业开展了信用评级，信用等级评价分为AAA、AA、A、B、C等五级，评价有效期三年，评价维度包括合同违约率、主要产品能耗指标、安全责任事故等信用行为维度和资产质量、经营效益等信用能力维度。从协会公示平台和全国行业信用公共服务平台的结果显示，从2007年开始，参与评价的企业规模不断扩大，然而信用等级的分布却十分集中，截止2014年，共93家企业维持AAA级，其中包括8家上市公司，在所有参评企业中只有一家企业维持AA级，一家企业由AA级升到AAA级。这样的信用分布是否合理，评级结果是否反映了企业的潜在风险水平，亟待检验。

现有的文献中对评级结果的检验主要包括级别对信息的披露情况、评级结果的一致性和评级结果的准确性三类，检验方法主要有迁移矩阵统计、违约率检验、级别活动率以及Z评分与信用评级结果的检验。本文以中国有色金属行业的参评企业为研究对象，结合协会的评级方法和各模型的适用性，选取2000年Edward Altman修正的适用于非制造业上市公司的Z评分模型，一是与协会的评级思路基本吻合，二是行业样本的缺乏使随机性原则无法得到满足，其他检验方法难以开展。Z评分模型如下：

Z=6.56X1+3.26X2+6.72X3+1.05X4（1）

其中，X1=流幼时/总资产，X2=留存收益/总资产=（未分配利润+盈余公积）/总资产，X3=息税前利润/总资产=（税前利润+财务费用）/总资产，X4=股权市值/总负债=（市价*流通股数+每股净资产*非流通股）/总负债，评级临界值为1.23和2.90，评级级别分别为风险型、预警型和安全型，即分值大于2.9的公司不存在破产风险处于安全区域，分值界于1.23～2.90的公司存在不稳定的风险因素，处于灰色预警区域，分值小于1.23的公司可能或已经面临破产风险。

本文以商务部研究院信用评级与认证中心的有色金属行业上市公司财务评级数据为标准，选取优秀级、安全级、风险级及以下共40家公司为样本检验Z评分模型的适用性，以2010年～2014年的公司财务指标为样本数据。数据来源主要包括上市公司年报和Wind数据库。根据该模型和上市公司财务数据计算Z值，并与已的评级结果对比，可以发现，在亚太科技、江西铜业等25家安全级及以上的上市公司中，有2家样本公司在Z评分模型中获得风险型级别，在宝钛股份、锡业股份等15家风险级及以下的上市公司中，有3家公司在Z评分模型中获得安全型级别。总体来说，Z评分模型在样本范围内的判别准确率在60%至92.5%之间，与商务部的财务预警评价结果基本吻合。这说明Z评分模型在判别公司财务风险上具有一定的适用性。

三、 行业信用评价体系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在商务部、国资委等有关部门领导下积极推进行业信用评价工作，制定《有色金属行业企业信用体系建设指导意见》为信用评价的规范准则，设立评价委员会、专家部等专职部门，并与第三方信用机构开展深入合作和讨论，引入云计算技术，全面扩大数据源，进一步完善行业信用评价机制建设。今年九月，由协会主办的“信用有色金属周”在“信用中国”网站开通，这也是继“信用电力周”、“信用煤炭周”之后，第三个开通的行业信用周。

然而，当前协会的评价体系也存在一定问题。一是评定的企业信用等级的分布异常集中。截止2014年，共93家企业维持AAA级，其中包括8家上市公司，在所有参评企业中只有一家企业维持AA级，一家企业由AA级升到AAA级。如表1所示，8家上市公司从2009年开始陆续参与行业协会评级并全部为AAA级。相比之下，Z评分模型的评价结果覆盖安全型、预警型和风险型，Z分值差距明显，商务部的财务预警评分也存在阶梯式变化。大批参评企业信用优良的结果可能对评估行业的整体风险产生误导。二是信用评价覆盖面窄。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共1 600多家会员单位，自愿申请信用评价的只有95家，参评率仅6%，这为评估行业的整体的信用风险带来样本限制。三是存在明显误判。如表1所示，宝钛股份和东方锆业两家公司在商务部财务预警评分中判定为为预警级别，云南铜业的Z分值也仅为0.98，属于风险型，而三家公司在协会信用评级中均为AAA级。

信用评价的本质功能在于解决委托中产生的信息不对称问题，通过有效揭示风险优化投资者决策，为市场主体提供决策依据。在市场机制完善、信息交流无成本情况下，声誉机制和信号传递作用被最大化，信用等级变化的波动将直接传递到资本市场和商品市场，通过将各类资本转变为信用资本，影响被评价主体的融资成本和贸易交易。同时信用评价是对被评价主体信息的全面评估和二次加工，形成的潜在监督机制不仅为监管层提供决策依据，更刺激企业改善经营管理，提高市场竞争力，降低信用风险。如果信用评价无法真实反映主体的信用状况和潜在风险，声誉的价值将无法通过信号传递作用提高企业的可信度，能力信号、社会责任信号等都不复存在，当市场无法将“好”企业和“坏”企业区别开的时候，评级机构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行业协会评定的会员企业覆盖面过窄且信用等级异常集中，不仅影响了行业整体的信用风险评估，更无法为市场传递有效信息，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

首先是申报信用评价的条件对参评企业的门槛限制。根据《有色金属行业企业信用等级评价申报要求》规定，企业在省级和省级以上国家质量部门的抽查产品合格率达到100%，企业的环保指标和主要产品能耗达标，未发生较大安全生产责任事故以及企业负有重大责任的客户向上级工商和质量管理部门投诉事件，这些基本申报要求实际上剔除了部分有潜在风险的企业。协会坚持自愿参加的原则，让更多已经处于发展成熟阶段或信用良好的企业积极参与，信号传递效应使许多会员企业在自我评估确保高信用等级的情况下才会向协会申请信用评价，这就是Bannier（2006）验证的隐蔽的逆向选择问题。虽然对企业经营起到激励促进作用，较低的参评率仍然无法全面度量行业信用风险。

其次是评价指标和数据质量。从评价指标看，申报材料中基本的评价指标包括产品抽样合格率、环保达标、产品能耗指标和纳税登记等，这些在申报要求中均有硬性要求，无法有效揭示风险。资本积累率、年销售增长率、净利润增长率和对外投资额等指标可以作为衡量企业经营能力、发展能力的参考，但缺乏具有行业风险特征的指标，模型的适用性和有效性仍有待进一步加强。从数据质量看，企业的各项财务数据均自愿申报填写，协会和第三方机构在没有经过审核情况下直接运用到评估过程，数据真实性和可靠性无法保障，这也是造成信用等级普遍偏高的原因之一。

最后是第三方评级机构的非独立性。大部分的行业协会选择与第三方评级机构合作，运用云计算和大数据等手段深入挖掘数据，并完善个别企业瞒报的部分负面信息，以全面评价企业的信用等级，但我国信用评级机构尚处于初步发展阶段，许多机构具有短视行为动机，为争取更多的市场可能发生虚高评级的情况，这种利益导向也是造成上述行业评价结果过度集中的重要原因。

四、 研究结论和建议

针对我国行业协会信用评价体系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如下建议：一是进一步修改和完善信用评价办法，适当降低评审费用并与相关监管部门合作，试行全会员企业强制评价制度，扩大信用评价覆盖面，并建立企业交易伙伴信息数据库，减少行业内风险的联动效应。二是继续推进与第三方信用评级机构的合作，完善评价指标体系，对产品合格率、产品能耗等指标只需提交相关部门出具的证明，取消基本门槛，并加入能反映有色金属行业的生产经营特点和风险点的变量，增加模型有效性和变量显著性。同时发挥社会舆论的监督作用，宣传和公布信用评价结果并及时更新，提高诚信企业的社会声誉。三是建立企业申报材料的审核制度，完善企业信用信息收集标准，保障信用信息数据真实可靠，提高信用评级的权威性。四是加强与征信机构、商业银行、行业主管部门和其他行业协会的合作，不仅实现信用信息的交换对接，降低行业风险，也帮助诚信企业降低融资成本，获得更多的市场便利。

参考文献：

[1] 程砚秋.基于违约判别度的小企业信用风险评价研究[J].科研管理，2015，（1）：16-22.

[2] 马改云，孙仕明.基于z值模型的短期融资券发行利差风险结构分析[J].南方金融，2009，（1）：51-54.

[3] 王帅，杨培涛.基于多层次模糊综合评价的中小企业信用风险评估[J].财经理论与实践，2015，（5）：23-29.

[4] 王静、马荣全.基于资信调查建立物流企业信用评价体系的研究[J].经济问题，2013，（11）：3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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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产地初加工项目增强了农户参与市场的能力

农产品需求价格弹性小，集中上市与消费的分散性存在矛盾，致使其价格波动大、市场风险高。小农户在面对大市场时，既没有定价话语权，也缺乏主动应对市场变化的能力，容易出现增产不增收的问题。农产品储藏、保鲜、烘干等初加工设施的建设，能够帮助农户降低产后损失、提高产品质量、选择最佳销售时机、参与加工环节以及提升产后处理技能，进而提高其市场参与能力，促进实现产品销售的价值增值。

（一）从采后的“无能为力”到积极的“应需调整”

农产品产地初加工项目通过减损、提质、增效，提高了农户应对市场的能力。产地初加工项目建设之前，面对短期内无法销售出去的农产品，农户看着其腐烂、跌价而无能为力，产量的丰收不能形成有效的产值。补贴建设的标准化设施投入使用后，试点地区马铃薯、水果、蔬菜产后损失率从15%以上降低至6%以下。以甘C省试点地区为例，2015年冷藏库建成利用后马铃薯、果品、蔬菜减少损失2.17万吨（马铃薯1.55万吨，苹果0.44万吨，蔬菜0.18万吨），仅贮藏一个环节就减少损失5840万元。同样，烘干设施解决了自然晾晒和土法熏制时间长、效率低、卫生差、阴雨天霉变、二次污染等问题，能够以更高的质量品质实现更高的价值。比如，2016年宁夏中宁县自然晾晒枸杞7至9月份销售价为21元/斤，经过烘干房烘干的枸杞销售价达到25元/斤，扣除每斤1元的烘干成本，农户每斤干枸杞可多获利3元。

产地初加工项目延长了农产品销售时间，有利于保持价格稳定，使农民可以主动选择销售时机错峰销售。甘肃省陇西县冷藏库建成使用后，马铃薯的销售期从9-11月延长到次年的4月份，错峰销售每吨可增加200-300元的利润，4年实现增加值5125万元，实现增收8615万元。并且项目实施后马铃薯的价格波动幅度明显缩小，平均价格则显著提高。2015年马铃薯最高价格与最低价格的比值已从2011年的2下降到1.63；剔除不同销售季差异的影响，价格方差与均值的比重也从0.20下降到0.15。市场价格稳定不仅减少了农户因市场价格波动造成的收益损失，而且有助于农户形成稳定的价格预期，使他们提前做好生产布局，缓解价格波动导致的供需失衡。

（二）带动农民增收的效果显著

从对项目试点地区农户的面上抽样调查看，全部的调查户都肯定了项目对降低产后损耗的作用，降损比例的平均值为47%；95.0%的人认为设施建成后其销售的农产品价格提高了，价格提高比例的平均值为27.8%。具体来看设施建成后能够帮助提高收入的原因，72.6%的受访补助获得者认为是“可以把握时机，提高售价”，68.5%认为原因在于“产品腐损率降低、品质提高”，选择“产销直接对接，减少中间环节”的占24.7%，选择“加工后产品附加值提高”的占23.1%。除了项目建设主体实现直接收益增加外，项目建成后因为产业效益好也带动了鲜果收购价格的提高，使种植农户的收入也大大提高。

产地初加工项目对提升落后地区农民收入的效果非常明显。因为农产品产地初加工补助政策重点向欠发达地区倾斜，试点县（区）农民可支配收入平均水平低于非试点县（区），但试点实施4年来对当地农民收入的提升却是非常显著的。甘肃省试点县（区）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11年的3128元增加到了2015年的5722元，增幅达82.93%，较非试点县（区）高1.44个百分点，新疆试点县（区）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11年的7123元增加到了2015年的11486元，增幅达61.26%，比非试点县（区）高7.65个百分点。

农产品产地初加工项目奠定了一二三产业融合的基础

一二三产业融合是促进农业产业转型升级和提高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但其发展最大的障碍是农业经营主体的能力不足。农产品产地初级加工项目不仅支持农民建立了设施设备，而且帮助提升其技术与经营理念，促进产业规模化、集聚化发展，催生交叉融合的产业新业态。

（一）培育壮大全产业链的农业经营体系

农产品产地初加工项目良好的产业经济效益，带动了生产种植面积的扩大，培育了一批优秀农村职业经纪人，壮大了一批农民专业合作社，促进实现产业规模经济，为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和区域市场形成奠定基础。甘肃省陇西县马铃薯专业合作社从2011年的97家发展到2015年的120家，增长23.7%，果蔬专业合作社从2011年的11家发展到2015年的80家，增长627.3%；专业大户从2011年的800户发展到2015年的1900多户，增长137.5%。河南省西峡县在项目支持下，建成香菇保鲜库416个，总库容达37700吨，带动建立了104家合作社、100多家加工企业和1000多家香菇收购企业或门店，建成了标准化基地173处，使标准化生产率达到85%以上。

初加工补助政策对促进产地农产品加工能力和冷链物流发展创造基础条件。甘肃省试点县（区）的农产品加工业产值从2011年的26616万元上升到2015年的 59057万元，增幅达122%，较非试点县（区）高18个百分点。新疆试点县（区）冷链物流从2011年的3.5万吨增加到了11.98万吨，增幅达到242%，而非试点县没有明显变化。通过甘肃和新疆试点地区的分析发现，项目补助资金每增加1元，农产品加工业产值增加24.7元，其带动效应非常显著。同时，项目资金增加1%，农产品总销量与总产量的比值增加0.4个百分点，这意味着项目的投入有助于形成产地交易市场，吸引其他地区产品向项目区集中交易。

（二）促进形成了特色优势产业集群

产地初加工设施的集中连片发展，自发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区域性产业市场，带动产地特色优势产业集群的发展。以甘肃省定西市为例，截至2015年底共建成产地初加工马铃薯贮藏库库群247处，贮藏能力达到15万吨（次），围绕贮藏库群形成马铃薯交易市场153处。以高聚集度的产业和多层级的专业市场为支撑，建成全国首个国家级马铃薯批发市场，全市马铃薯产品年交易量和外销量分别达到100万吨和60万吨。以规模化的产业和集中交易为基础，扩展和延伸产业链，培育建成万吨以上马铃薯加工企业27家，年加工转化马铃薯80万吨左右，产品种类也由精淀粉、变性淀粉、全粉等初级产品逐渐向无矾粉皮、粉丝、薯条、薯片和膨化食品等精深加工产品拓展，形成脱毒种薯生产能力和精淀粉加工能力均为全国最大的产业集群。

产地初加工设施是产业延伸、拓展和衍生新兴产业业态的基础支撑，推助了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和农业产业的升级转型。福建建宁县引导合作社在农产品加工园区集中建设冷藏设施，在莲产业集群基础上衍生出莲食品加工、莲附属物类黄酮和生物活性碱等提取以及荷花景观和莲饮食文化等产业。产地初加工设施建成使用后，烘干、预冷以及初步的分级包装等为接入电商物流系统创造了基本条件，吸引了大型电商平台的进入发展。湖北仙桃市通过项目带动发展的泡藕带、脆皮黄瓜等初加工产品已在淘宝仙昧店4甫、京东仙桃特产馆、苏宁易购仙桃馆等网上上架，2015年9月至2016年上半年r产品网络销售额达620万元。

农产品产地初加工补助政策实施面临的问题

（一）政策支持力度不足，不能满足发展需求

2015年8月农业部对各试点省（区、市）2016年政策需求摸底调查显示，18省（区、市）对该项政策的资金需求规模达到18.95亿元，而这些省（区、市）的实际资金安排规模为8.4亿元，仅占需求量的44.33%。从实际的项目申报来看，有50%左右的申报农户和合作社因指标限制未能享受到政策。同时，初加工补助政策是按照不超过工程造价的30%给予支持，但在建设过程中还会存在合法取得用地、平整土地、供电基础设施等成本，农户实际自筹资金比例较高。对试点地区农户抽样调查结果显示，29%的农户有申请初加工设施建设和政策补助的需求，但其中11.7%的人明确指出自己“想建，建不了”，45.0%的农户表示“自己出那部分钱拿不出来”，38.2%表示“要求先建后补，没有资金垫付”。

目前补助政策主要是补助马铃薯储藏窖、果蔬烘干和冷库建设，而粮食等大宗作物的烘干、储藏设施建设也有很大需求。2016年受雨水天气的影响，安徽小麦受潮严重，以滁州为例，80%的新麦达不到国家标准而难以入库；2015年江苏规模经营大户因没有晾晒、烘干能力，稻谷未能及时收割，遭遇大雪天气出现了“雪压稻”现象，导致黄粒米超标率高达90%。

（二）金融服务缺位，农民建设和发展受到极大制约

当前农民发展需求强烈与其投资建设能力不足，是该项政策推广发展的现实矛盾。金融服务在此过程中的缺位，制约了农户从该项政策中的受益和政策效力的充分发挥。除了河北省、甘肃省陇西县等地与金融部门合作以联保货款等形式帮助参与项目农户解决建设资金不足的问题外，绝大部分试点地区该项政策的实施没有形成与金融部门的良好联动。农户不能借入资金建设发展，无法享受到政策的支持，错失了改进生产方式、实现增收的发展机会。而且项目建成后，农户和合作社也需要一定的资本投入保障其有效运营，但绝大部分试点地区尚未对初加工设施颁发产权证，不能通过抵押贷款有效盘活资产、解决经营资金周转问题。很多项目建设者缺少资金收购农产品进行加工和储藏，造成设施不能充分使用，生产盈利能力不能有效提高。

（三）土地政策执行偏差导致部分新型经营主体投资建设困难

以合作社为载体推动设施的集中连片发展普遍遭遇到用地难的问题。有合作社表示“政府对土地管控太严，不给批土地”。陕西省勉县农工委反映，农产品初加工设施“建设场地审批难，需要国土部门积极支持”。甘肃省泾川县委办公室反映：“土地出让手续繁杂，成本较高”。虽然《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允许一定比例的设施用地，但各地在执行上述规定的过程中，把握的尺度不一，“依法办理建设用地亩批手续”程序较为复杂，而且部分适合集中发展初加工设施地区被划入基本农田范围内，不允许发展任何建设项目。农产品产地处理、贮藏、烘干等初加工设施建设经常出现“拿不到土地”或不能取得合法产权证明的情况。

（四）用电优惠政策难以落实，高电费加重农民负担

国家多项政策均明确规定，农产品初加工执行农业生产电价，但由于对电力部门缺乏明确的政策规定和具体细化标准，且不同政策交叉下电力部门遵循的是就高不就低的原则，很多农产品产地初加工项目很难享受农业电价政策。2013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降低流通费用提高流通效率综合工作方案的通知》规定，农产品冷涟物流的冷库用电与工业用电同价。依据此文件，大部分地区对产地初加工的保鲜库、冷藏库按照工业电价征收电费，且由于分离计价的困难，同批同地建设的烘干房等，也是按照相同的标准征收。在调研中发现，各地电价执行标准存在很大差异，甚至各乡各户各有不同，一些地区的初加工设施甚至按照商业电价标准收费。用电成本高是大量设施不能充分利用的原因之一。烘干房设计的是可对多种农产品进行烘干，针对不同农产品上市季节不同，可以在不同时期烘干不同产品。但由于部分农产品干制品的利润比较薄，高电费使农户回归到传统的自然晾晒方式。

（五）产业后续服务跟不上，农民增收仍难根本解决

初加工建设设施补助政策只是帮助农户建立起产地简单烘干和冷藏保鲜能力，减少了农产品集中上市后短期内无法实现销售造成腐烂的直接损失，但农民能否增收最终还取决于最终产品的市场销路是否打开、价值增值能否实现。但从目前的情况看，由于采后处理、分级包装、品牌建设、质量检测、交通物流等综合服务能力不足，农户和合作社自身的经营能力欠缺，农户与加工企业利益联结不紧密，该项目实施对农户的收益带动效应开始递减。

完善农产品产地初加工补助政策的建议

（一）扩大试点范围和资金支持规模

当前在我国农业支持政策面临调整的关口，应借鉴国际经验从保收入的生产者补贴支持向提能力的服务性支持转变。农产品产地初加工补助政策正是服务性支持政策，属于WTO绿箱政策范围，应作为重点方向加大支持，尽快从目前20个试点省（区、市）全面推广到全国，并根据现实需求增加补助政策的资金预算。应扩展初加工设施补助的范围，从目前较为单一的马铃薯、果蔬烘干储藏扩展到有相应需求的所有农产品，从初级的烘干、冷藏延伸到产后净化、去皮（壳/核）、切片、分等分级、预冷、包装等多个环节，逐步提高加工的技术水平和产品的商品化程度，形成全产业链配套的初加工生产体系。在粮食主产区试点实施粮食初加工设施补助，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种植大户逐步建立烘干、储藏、脱壳、分级、包装等粮食初加工能力，引导建设服务一定区域的烘储一体化综合服务中心。

（二）加强财政金融联动支持

以“补助+信贷”的方式强化对专业农户和合作社的支持力度，完善初加工设施不动产登记和抵押制度，为自筹资金不足者提供设施建设按揭贷款支持，并通^设施抵押贷款解决长期投入资金的周转问题。以政策性信贷或担保的方式支持上规模的合作社和企业建设加工、储藏设施，将政策延伸至企业并扩展到高性能、大规模设施设备。针对经销、加工大户购销资金短缺的问题，应着力支持发展农产品仓储抵押贷款、订单质押贷款以及以购销、加工储运信息监控为风险控制基础的购销信用贷款等业务。

（三）强化用电、用地等配套政策的协同支持

引导各地加强对区域农产品产地初加工设施建设的需求研究，制定农产品产地初加工基础设施建设发展规划，对于集中连片的农产品初加工基地应优先纳入农村电网改造和设施农业供地规划，以解决当前实施过程中面临的用地设施配套成本过高、合法用地存在障碍等问题。发展改革委、农业部、国家电网等相关部门应联合出台强化电力保障支持农产品产地初加工基础设施建设的意见，明确由农村电网改造工程资金解决产地初加工项目用电基础设施的投入，对纳入产地初加工补助支持的项目按照农业电价征收电费，切实保障农产品初加工用电享受农用电政策。

篇10

关键词 ：人民币汇率；贬值；商业银行

2014年以来，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明显扩大，行情榜上出现一轮下跌。尤其是央行决定自3月17日起，将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波动区间由1%扩大至2%以后，加剧了人民币的下跌。人民币汇率自年初的6.04下跌到3月23日最低的6.2374，累计下跌幅度达3%左右。人民币的持续走贬引起了市场的广泛关注，对这次人民币下跌的原因市场说法不一，对人民币中短期的走势判断也出现了明显的分歧。本文通过对人民币汇率波动背后的原因进行解析，预判人民币汇率未来的走势，并提出金融行业应对汇率波动的对策和建议。

一、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原因分析

人民币汇率的变化主要取决于以国际收支为基础的外汇供求关系。总的来说，近期人民币的持续走贬，既有境内外基本面因素的驱动，也有非市场因素的指引。

1.国内经济增速放缓

伴随我国人口红利的消失和经济结构的调整，我国经济进入了低速增长期。中国经济领先指标也相对比较疲弱，人民币汇价与中国经济相关领先指标变化之间存在着一致性。一方面，3月份汇丰中国制造业PMI（采购经理指数）初值降至48.1，创近8个月新低，且连续3个月处于荣枯线下方。分项指数显示产出继续滑坡，预示中国经济增速将继续放缓，除季节性因素外，内需回落或是PMI下滑的主因。从分项数据看，新订单及生产指数均回落至收缩区间，表明制造业活动趋弱。另一方面，贸易顺差作为人民币汇率的重要影响因素，2月份的贸易逆差助推了这波人民币贬值。根据中国海关总署2014年3月8日公布的数据：2014年2月，我国进出口总值2511.8亿美元，同比下降4.8%。其中出口1141 亿美元，同比下降18.1%；进口1370.8 亿美元，同比增长10.1%，贸易逆差229.8亿美元。经济出现疲弱和贸易逆差导致近期人民币贬值压力上升，人民币汇率大幅贬值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

2.美国QE 退出的冲击

2013年12月18日，美联储宣布启动缩减QE，将每月购债规模从850亿美元缩减至750亿美元；其中国债和抵押贷款支持债券各缩减50亿；维持0~0.25%的超低利率不变。2014年3月18日，掌握全球货币“总阀门”的美联储最新议息会议声明，美联储再次减少债券购买规模，4月份开始将月度资产购买规模从650亿美元缩减至550亿美元，并可能在2015年初启动加息进程。

从资金流动的角度来看，QE 退出将提高美元资产的收益率，吸引资本回流，对国际资本市场产生冲击，尤其是加剧了市场对新兴经济体资本外逃的担忧。

2013年5月份，市场传闻美联储计划退出QE时，以阿根廷比索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就遭受了重创。2014年1月下旬，当美国宣布计划第二次缩减QE后，大规模资产抛售在阿根廷、土耳其和南非等新兴市场国家再度上演。新兴经济体货币对美元整体呈贬值趋势，其中阿根廷、卢布等货币对美元汇率跌幅较为严重，贬值幅度分别为19.84%、8.84%；2月11日，哈萨克斯坦货币坚戈兑美元一次性贬值19%。

对于我国而言，由于人民币的单边升值预期以及境内资金的价格高企，吸引了大量的国际资本的流入。鉴于美元在决定全球流动性方面的核心作用，QE退出后，中美利差的缩小不仅可能会引起资本流入的减少，也有可能造成一定程度的资本流出。数据表明，从2013 年下半年以来，我国外汇占款出现了大幅波动。外汇占款中枢下降势必导致中国“资金池”水位随之下降，致使外汇渠道从蓄水的功能可能转变为漏损的功能，改变了我国货币创造的主渠道，进而加剧了人民币贬值压力和外界对中国经济的担忧。

3.非市场因素的主导

人民币汇率改革以来，由于人民币单边升值的预期，不但吸引了大量的套利资金流入，也影响了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因此，央行通过中间价对即期汇率市场走势进行引导。截止2014 年3 月31日，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报6.1521，创2013年9月18日以来新低，也是本轮调整以来首次回到6.15关口。央行在此轮人民币贬值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借势对人民币进行打压，藉此改变市场对人民币单边升值的预期，促进人民币的双向波动。人民币汇率的双向波动不但有助于推动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挤出套利资金，而且有助于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为扩大汇率波动幅度奠定基础。

首先，汇率的双向波动有利于打击套利资金。汇改以来，小幅慢步的人民币升值节奏，促成了稳定的升值预期。同时，利率市场化推高了国内资金成本，使得人民币在岸—离岸市场之间存在显著利差，吸引了大量国际热钱进行外汇套利。特别是2011-2013年期间，由于美国等发达国家采取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进一步扩大了境内外资金利差，我国外汇存款和外汇占款均出现了大幅增长。虽然2013年外汇管理局出台了20号文和44号文开始打击贸易项下的热钱流入，但据统计，2013年热钱流入规模仍然增加了2.17万亿元。在此背景下，监管机构意图增大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冷却一直存在的人民币单边升值预期，打击并挤出短期套利资金。

其次，汇率的双向波动有助于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根据“不可能三角”理论，货币政策独立性、资本自由流动和汇率自由浮动三者之间具有替代关系。长期以来，受人民币单边升值预期的影响，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一直较小，导致大量外汇资金的流入，影响了央行货币政策的有效执行。近两年来，利率市场化步伐的加快和国内去杠杆化的政策导向推升了利率中枢，加之汇率波动率偏低，资金持续流入压力增大，引发了国内广义资产价格上升，加剧了国内流动性的波动。汇率的双向波动有助于央行逐步摆脱依靠外汇占款供应基础货币的模式，提升国内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第三，汇率的双向波动为扩大汇率波动幅度创造空间。现在来看，此轮的人民币贬值为央行扩大人民币汇率波动埋下了伏笔。央行2月19日称，2014 年要继续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完善相关政策，加快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转变跨境资本流动管理方式。并将逐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有序扩大汇率浮动区间。如果在单边升值预期的背景下扩大人民币汇率波动区间可能会导致更多资金流入，促使人民币实际汇率更快上涨。因此，在央行的引导下，2月中旬以来，人民币罕见的持续快速贬值沉重打击了市场上弥漫已久的人民币单边升值预期。市场投资者对于人民币中短期走势判断出现明显分歧。在市场预期出现分歧时点推进改革，可避免市场价格大幅度波动，有利于汇率改革的稳步推进，有效降低央行的市场调控压力。在此背景下，央行2014年3月15日决定扩大人民币波幅符合市场预期。央行选择此时进一步扩大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幅度，也是希望籍此减少外资流入压力，退出常态式外汇干预。

二、人民币汇率未来走势分析

分析表明，近期人民币大幅贬值既有市场因素的推动，也有非市场因素的引导。因此，必须结合我国国际收支状况、境内外资金利差等因素综合分析人民币未来的走势。

1.持续贸易顺差是维持人民币汇率强势的重要动因

虽然今年2月份的贸易逆差229亿美元创近两年新低，但是必须看到2月份的贸易数据并不能真实反映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现状。一方面，2月份的贸易数据受春节因素的影响。根据海关总署的信息，“今年前2 个月，受春节因素影响，我国外贸企业再次呈现节前抢时出口、节后进口先行的经营习惯”，主导了前两月外贸数据的上下起伏。另一方面，2月份贸易逆差还受季节因素的影响。根据历史规律，受企业采购原材料组织生产的需求推动，上半年进口增速较快；而下半年为了供应西方国家复活节和圣诞节市场，出口增速较快。从2000年到2013年的平均值来看，2月份的贸易顺差占全年顺差总额的比例是1.2%，明显低于全年平均值8.3%。因此，预计在欧美等国家经济持续复苏的情况下，依托我国低人力成本和低商务成本等比较优势形成的加工贸易顺差短期内难以逆转，这在一定程度上将对冲资本和金融项目国际资本流动的冲击，为人民币汇率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2.境内外资金利差是人民币汇率的重要影响因素

市场机构之所以大量签订和囤积人民币远期结售汇合约，一个重要原因是境内外资金水平利差较大。目前境内外人民币隔夜资金利率的差异维持在2%左右。预期，在利率市场化、去杠杆化的背景下，我国资金利率可能会继续维持在高位。首先，去杠杆化导致公开市场基础货币投放渠道只严不松。2013年6月份以来，央行持续通过公开市场操作等方式收缩市场的流动性。仅2014年以来，公开市场累积形成的未到期正回购规模为4430亿元，相应基础货币体量减少。如果按照1个月锁定期限对2月18日至3月18日期间的回笼规模进行折算，则累计回笼金额高达5730亿元。可见央行迄今并未如市场所期进行放松货币政策的实质性操作。其次，外汇占款基础货币投放渠道趋势性收紧。2013年外管局颁布的20号文和44号文，加大了对虚假贸易的打击力度。在虚假贸易受到严厉打击、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扩大以及中美利差缩窄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未来一段时期内外汇占款新增规模或将明显下降，继而导致该渠道投放的基础货币减少。最后，利率特别是存款利率市场化带来的资金面长期性趋紧，提高了市场的资金成本。利率市场化促使实体经济与居民对于金融产品价格的敏感程度进一步提升，进而导致存款出现分流，直接造成存款等负债的波动性增大，流动性管理难度上升，商业银行资金成本上升的局面短期难以改变。

3.人民币走势是国家战略利益的综合体现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以美元为主的贸易支付和清算体系受到重大挑战，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进入议事日程。近年来，我国人民币国际化程度明显提高，渣打银行的渣打人民币环球指数[1]显示，从2013年1月份的819上升到2014年1月份的1475；人民币国际支付规模排名从2010 年的35 位上升到2013 年的第8位，表明人民币国际化程度显著提高。但是，必须认清的事实是，我国人民币国际化仍处于初级阶段。一方面，截止2013年底，人民币国际支付占全球市场份额仍然很低，占比只有1.39%，与美元、欧元等主要货币存在较大差距。另一方面，国际化货币的功能主要体现为结算货币、投资货币、储备货币。当前，人民币的主要功能仍然停留在跨境结算阶段.要提高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必须完善人民币的投资货币和储备货币功能，增加中国经济的世界影响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推进，不但需要通过稳定的经济增长，提高境内外人民币使用者的信心，还需要相对稳定的人民币作为支撑。

值得注意的是，2013年我国经常项目顺差占GDP的比重已降至2.1%，国际收支趋于平衡。理论和实证研究表明，一国币值水平和该国劳动生产率增速趋势存在明显正相关性。当前的中国已过刘易斯拐点，人口红利正转向人口负债，这将使我国储蓄率、社会劳动生产率可能会出现下降的趋势，从而对中长期人民币汇率造成压力。

综上所述，人民币汇率变化主要取决于以国际收支为基础的外汇供求状况。当前，虽然人民币升值的基础并没有根本反转，但是考虑到我国经常项目顺差与GDP 之比已降至2.1%，国际收支趋于平衡，人民币汇率不存在大幅升值的基础。同时，我国财政金融风险可控，外汇储备充裕，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较强，人民币汇率也不存在大幅贬值的基础，预计人民币双向波动将成为常态。

三、商业银行的应对策略

1.加强市场分析

随着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进程的推进，未来经济基本面将成为人民币汇率变动的基础，有充分弹性的双向波动将成为常态。一方面，需要加强对市场走势的分析。浮动幅度增大后，预期汇率的实际波动率将显著增加。这将激发客户的双向避险需求，改变目前客户仅规避人民币升值方向风险的现状。商业银行必须根据客户的货币资产配置情况，结合国内、国际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加强对人民币汇率的基本面分析，为客户提供更加专业的操作建议。另一方面，打造勤学善思的研究氛围。人民币汇率市场的双向浮动加大了市场分析难度。不但需要分析美元人民币的汇率大势，还需要加强对欧元/人民币、日元/人民币等货币对走势分析，以满足客户的差异化需求。在具体的营销过程中，商业银行必须注重发挥一线产品经理熟悉客户、了解产品的优势，加强人才队伍的建设，形成一支高素质的产品经理队伍。通过知识营销，提高综合竞争力。

2.提高创新能力

创新既是一国经济发展的灵魂，也是企业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背景下，汇率波动将成为常态。商业银行必须通过创新引领转型，以客户为中心，提高客户服务能力。首先，要提高产品的创新能力。人民币汇率浮动幅度增大，企业将会增加对汇率期权、远期结售汇等产品的需求。预期汇率产品将逐渐从单一化向组合化发展，期权等汇率衍生产品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商业银行在客户营销的过程中，应根据汇率衍生产品的原理，结合客户的业务需求，对客户需求的变化及时反应，快速推出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为客户提供合适的汇率避险工具。其次，加快服务创新。随着汇率波动幅度的加大，商业银行必须充分利用移动互联网等信息技术工具，完善信息传递机制，及时将市场信息传递给客户。应充分利用互联网、移动通讯等工具，通过微博、微信等公众平台，定期、不定期的向客户传递外汇市场信息，加快信息的传递速度，提升的品牌形象。最后，加强渠道创新。汇改以来，特别是2010年6月二次汇改以来，结售汇价格日间波动明显增大，客户对汇率的敏感度也不断提高，对银行外汇业务服务价格和效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了更好的优化客户体验，提升结售汇产品的整体竞争力，进一步减轻前台柜员和国际结算人员的操作压力。商业银行应通过开放网银渠道，由客户可以自行盯市，选择合适价格自主点击成交。

3.加强风险管理

汇率波动幅度扩大，增加了企业的汇率风险。同样，对于银行而言，其风险敞口也进一步增加，这就对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能力提出了新的挑战。一是加强汇率风险防范。要实时监控人民币对外币衍生产品风险敞口，及时把握国内银行间市场的对冲时机进行套期保值；加强境内外联动，不断增强避险能力、实现避险手段的多样化。二是加强信用风险防范。浮动幅度增大对人民币汇率衍生产品客户端风险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商业银行必须认真做好交易对手管理工作，关注客户经营情况和未到期交易的履约意愿，掌握客户资金流向，重检交易担保落实情况，防范客户信用风险，及时足额追加交易担保。三是加强流动性风险防范。银行应切实加强外币资产负债的匹配管理，保持充足的流动性比例；主动调整外币信贷政策，集中有限资金支持重点客户，严格控制中长期贷款及项目贷款规模。

引文注释

[1]渣打人民币环球指数主要计算四项业务的增长，包括存款（财富储存）、点心债券和存款证（融资工具）、贸易结算和其他国际付款（国际商贸）以及外汇（交易渠道）。该指数目前已覆盖四个主要的人民币离岸市场，包括中国香港地区和伦敦、新加坡及中国台湾省。

参考文献

[1]张莅，周长富.新一轮汇改对银行外汇业务的影响及其应对[J].南京财经大学学报，2013(1).

[2]易宪容.人民币汇率变化几个重要理论问题.中国经济时报，2014-4-21.

[3]贺刚.人民币汇率严重低估了吗？[J].国际金融研究，2012(2).

[4]王帅林.人民币汇率波动对我国货币供给影响的机制探析[J].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