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法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证券法，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资产证券化主要有转递结构(pass-throughstructure)和转付结构(pay-throughstructure)两种基本结构。（注：在转递结构中，资产原始权益人（发起人）以委托人身份将资产信托给受托人，取得相应的受益权证销售给投资者，投资者由此获得对信托资产的所有者权益，按月收取资产产生的现金流，受益权证利益的实现取决于资产的表现而与发起人和受托人无涉；在转付结构中，资产原始权益人将资产转让给SPV，由其发行以资产收益为限偿债的债券销售给投资者，投资者按照证券标明的条件收取资产产生的收益，对发起人和SPV没有债务追索权。）通常转递证券主要以受益权证(certificatesofbeneficialinterest)的形式出现，一般认为这种受益权证代表持券人对证券化资产不可分割的所有者权益而归属于股权类证券；而转付证券主要以债券的形式出现，一般认为这种债券代表持券人对证券化资产的一项债权而归属于债权类证券。此外，资产证券化运用的证券工具还包括优先股（属于股权类证券）和商业票据。

资产证券化由于使用证券载体而必然牵涉广大的投资者，再加上其精巧复杂的融资结构也给投资者带来判断ABS价值、评估相应风险和预防可能损害方面的困难，因此有必要将资产证券化活动纳入证券法的监管范畴。但ABS与发行人信用脱钩，完全倚重资产产生的现金流偿付证券权益的特性，又使它显著地区别于通常意义上的证券。在美国，并不因为一项投资工具使用了证券一词，就当然认为属于证券法中的“证券”，其性质的判断，取决于相关经济实质的分析。

美国法关于“证券”的定义体现于多部证券立法当中，尤以《1933年证券法》的规定（第2章a款第1项）最为典型。按照这个宽泛的证券定义（注：有关《1933年证券法》和《1934年证券交易法》的条文，可参见卞耀武主编、王宏译：《美国证券交易法律》，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一般很容易将债权类ABS归入“证券”范畴，但股权类和票据类ABS却难以对号入座。这是因为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1975年的Forman案中确认股票应具有按一定比例分享红利和享有投票权并承担责任的传统特征（ABS与发行人的经营管理无关）；而法院长期以来认为由住房抵押贷款、应收款以及其他商业资产担保的票据不应被认为是“证券”，而各个巡回法院适用不同的检验标准来判断哪种票据不属于“证券”。对此，美国法院运用了联邦最高法院在1946年SECV.W.J.HoweyCo.案中提出的“荷威检验”规则(Howeytestrule)，不直接将股权类ABS定性为股票而使其成为同属于“证券”形式之一的“投资合同”；而票据类ABS，由于1990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采用了一项规则，认为只有与司法认可的例外种类的票据有着“强有力的家族联系”(strongfamilyresemblance)的票据才不应当被认为是“证券”，因此减少了在性质认定上的不统一和不确定。事实上，越来越多的司法实践已趋于将ABS认定属于证券法所规范的“证券”以保护投资者的利益，这奠定了监管ABS的法律基础。

二、修改SPV的“投资公司”定性，简化相应的监管要求

SPV是资产证券化中创设的专门用于购买、持有、管理证券化资产并发行ABS的载体。按照美国《1940年投资公司法》第3章a款第1～3项关于“投资公司”范畴的规定，符合(1)主要从事或者拟主要从事证券投资、再投资或证券交易；(2)从事或拟从事发行分期付款型面值证券(face-amountcertificates)业务，或已从事这样的业务并持有这样未受清偿的证券；或(3)从事或拟从事证券投资，再投资，所有、持有或交易证券的业务，并且所拥有或拟获得的投资性证券(investmentsecurities)的价值超过其总资产（不包括政府证券和现金项目）40%的发行人，就是所谓的“投资公司”，要受到该法严格的监管。以此为标准，一方面《1940年投资公司法》中“证券”的定义较《1933年证券法》的定义来得宽泛，SPV所购买的资产大多被认定属于“证券”的范畴；另一方面，《1940年投资公司法》规定仅持有“证券”就符合“投资公司”的条件，而SPV向发起人购入并为自己所持有的资产往往远远超过其自有资产的40%，因此SPV通常被定性为投资公司。

《1940年投资公司法》是为保护投资者利益，防止投资公司滥用经营管理权限而制定的，它对投资公司的监管极其复杂与严格。被定性为投资公司的SPV，不仅要向SEC提交一份包含发行人详细信息、投资目标和投资政策等内容的注册报告书(registrationstatement)和承担后续的持续报告与披露义务，还要接受对发行人经营活动和资本充足率、会计实践和财务报告的正确合法性、广告和销售活动等诸多方面的监管。（注：MichaelR.Pfeifer,LegalPerspectivesonDisclosurelssuesforCMBSInvestors,inFrankJ.Fabozzi&DavidP.Jacobed.,theHandbookofCommercialMortgage-backedSecurities,FrankJ.FabozziAssociates,1997,p.375.）与传统发行证券的公司不同，SPV只不过是专门用于证券化操作的载体。由于以所购入的资产为担保发行ABS并仅限于该项业务，SPV一般仅有很少的自有资本，没有专门的董事会成员，股东结构简单，较少甚至没有自己的雇员，常被称为“空壳公司”。因此，要SPV遵从《1940年投资公司法》的监管要求，则必然会大大地阻碍证券化的操作。尽管该法中有一些法定的豁免规定，但并非专为资产证券化量身订做的立法背景，只能带来适用上的极度有限性；而向SEC寻求个案的豁免，由于需耗时数月，并且可能被要求提前公布证券化操作的信息和在豁免之时施与其他限制，而只能作为下策之选。总体看来，对SPV监管的适度松绑，只能倚重于立法的变革。

注意到立法滞后给经济发展带来的障碍后，SEC在1990年公告，寻求对投资公司监管的改革意见，其要点之一就是，《1940年投资公司法》是否以及应在多大程度上对“资产担保安排”(asset-backedarrangements)进行监管。公告以后，不少组织机构反馈了意见，其中包括纽约结算中心(theNewYorkClearingHouse)和美国律师协会(ABA)，它们都主张对资产证券化予以特殊的考虑。（注：JosephC.Shenker&AnthonyJ.Colletta,AssetSecuritization:Evolution,CurrentlssuesandNewFrontiers,TexasLawReview,Vol.69,May1991,p.1412,p.1413,n231.）基于如上调查，SEC在1992年11月颁布了专门针对结构融资（资产证券化属于其中的一种）的规则3a-7。按此规则，如果符合特定的条件，SPV将不再被界定为投资公司，而不管其资产的类型如何。这些特定的条件包括：(1)所发行的是固定收入证券或者是权益偿付主要来自于金融资产产生的现金流的其他证券；(2)固定收入证券在其销售时获得了至少一家全国公认的评级机构的四个最高评级中的一个（即投资级以上）；(3)除少数例外，发行人持有金融资产直至到期；(4)将那些融资运营中暂时不需要的资产、现金流和其他财产都存入一个独立的账户，而该账户由一个独立的受托人管理。这一规则的出台，解决了SPV的后顾之忧，大大地繁荣了资产证券化经济，事实上这也印证了SEC当初设定规则3a-7的意图：承认已登记的投资公司与结构融资在结构和运营上的区别，并理顺当前市场自身的要求出台相关规定，为投资者提供保护。（注：MichaelS.Gambro&ScottLeichtner,SelectedLegallssuesAffectingSecuritization,UniversityofNorthCarolinaSchoolofLawBankingInstitute,Vol.1,March1997,pp.149-150.）

三、充分利用证券立法中的豁免规定，为ABS的发行与交易提供便利

被定性为“证券”的ABS，其发行和交易，就要受到以规范证券初次发行为主的《1933年证券法》和以规范证券后继交易为主的《1934年证券交易法》的监管。

考察《1933年证券法》的立法哲学，是以“完全信息披露”为指导，向投资者提供一切与证券公开发行相关的重大信息，而将有关证券的价值判断和投资决策交由投资者自身来进行，由此形成“注册登记制”的证券发行监管制度，并最终影响到《1934年证券交易法》关于证券交易的信息披露监管。可见这种监管体制并不存在证券市场准入的实质性法律障碍，这正是有别于传统融资方式的资产证券化何以在美国最先萌发的一个主要原因；但不可否认，为保证提供给投资者信息的有效性，立法上注册登记和信息披露规定的环环相扣、纷繁复杂，也是可见一斑的。从经济效益最大化的角度出发，ABS的发行与交易首当其冲的是寻求相应的豁免规定。

《1933年证券法》中的豁免，主要有针对特定类别证券的豁免（可称为豁免证券，有些豁免是永久性的）和针对特定交易的豁免（可称为豁免交易，只针对该次发行豁免）。虽然豁免证券的条款不少，但与ABS有关的主要是该法第3章(a)款第2、3、5、8项的规定，而运用频率最高的当属第2项的规定。按这项要求，任何由美国政府或其分支机构发行或担保的证券和任何由银行发行或担保的证券，均可豁免于《1933年证券法》的注册登记要求。如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何美国最早的ABS是由具有政府机构性质的政府抵押贷款协会(GNMA)发行的，而目前在美国证券化资本市场上占重大比例的仍是由GNMA、联邦国民抵押贷款协会(FNMA)和联邦住宅抵押贷款公司(FHLMC)三大带有官方或半官方性质的机构发行或担保的ABS，以及银行信贷资产证券化的蓬勃兴旺。在豁免交易中，最引人注目的是《1933年证券法》第4章第2项的“私募发行”的豁免，因下文将论及，在此从略。另外，为发展抵押贷款二级市场，美国国会在1975年修改了《1933年证券法》的规定，为以抵押贷款进行的证券化提供了交易豁免，这大大促进了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的操作。

与《1933年证券法》的豁免运用不同，《1934年证券交易法》中的豁免，最显著地体现于授权SEC自由裁量豁免的规定上。按照该法第12章(h)项的规定，SEC可以在不与维护公共利益和保护投资者利益相违背的情况下豁免或减少SPV的信息披露义务。通常，SEC在决定豁免时会考虑公众投资者的人数、证券发行金额、发行人活动的性质和范围、发行人的收入或者资产等因素。据此，已有一些进行证券化操作的SPV获得免除披露义务的先例。注意到《1934年证券交易法》主要针对股权类证券适用，而资产证券化中，虽然转递结构的受益权证具有股权的属性，但实践中人们通常按照固定的本金加上一定的利息来计算它的价值，实际上又是被当作债券来交易。对此，SEC采取了将这类ABS认定为股权证券，但豁免其适用针对股权证券的诸多限制的策略，（注：GregoryM.Shaw&DavidC.Bonsall,SecuritiesRegulation,DueDiligenceandDisclosure-USandUKAspects,inJosephJudeNorton&PawlR.Spellmaned.,AssetSecuritization:InternationalFinancialandLegalPerspectives,BasilBlackwellFinance,1991,p.244.）简化了ABS的操作。

如此，借助证券立法中的豁免规定、适时的立法修改和SEC高度自由的执法权限，美国在证券化进程中培育了一个成熟稳健的机构型ABS市场，并通过简化手续提高了证券化的运作效率。

四、契合资产证券化的运作特点，适度调整监管要求，提高公募发行的效率

按照《1933年证券法》和《1934年证券交易法》的规定，不能获得豁免，采用公募发行进行公开交易的ABS，就要接受相应的注册登记和持续信息披露的监管。

首先确定证券的注册登记人。一般而言，注册登记人就是证券的发行人。资产证券化中用做ABS发行载体的SPV，可以采用多种形式，常见的主要是公司和信托两种。对于公司型的SPV，显然SPV本身就是注册登记人；而对于信托型的SPV，由于并不存在一个类似公司的治理机构，因此作为认定上的一个例外，美国证券法将这种情形下的发行人，界定为按照信托协议或证券得以发行的其他协议，进行证券发行活动并承担委托人或经理人责任的人。（注：KunzC.Thomas,SecuritiesLawConsiderations,inPhillipL.Zweiged.,theAssetSecuritizationHandbook,DowJones-lrwin,1989,p.358.）如此，将资产进行信托并常提供资产管理服务的资产出售人（一般是发起人），就成为所谓的“注册登记人”。

其次确定进行注册登记申请应使用的表格。按照《1933年证券法》的要求，证券发行之前，须向SEC提交注册登记申请文件（通过填写特定的申请表格实现），除非另有规定，注册报告书和附带文件应包含法律所列举的内容。经过1982年的统一信息披露制度改革，SEC确立了三种基本的证券发行登记格式：S-1、S-2和S-3，此外还有各种特殊的专用表格。资产证券化中，最常用到的是S-11、S-1和S-3。注意到ABS是一种采用特定化资产信用融资的证券，其本身的表现，与发行人自身的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并无多大联系，因此在信息披露上不应过多涉及发行人的自身状况，但这三种表格形式是以传统的融资方式为服务对象，其所要求的披露范围并不完全契合资产证券化的特点。为此，实践中，注册登记人或者经过SEC的同意或者取得SEC的非正式批准，剔除表格中与证券化无关的项目，而将披露的要点放在了关系ABS权益偿付的资产结构、质量、违约记录、提前还款、损失状况以及信用增级、资产服务上。

最后，确定如何进行持续性信息披露。按照《1934年证券交易法》的要求，纳入监管范畴的ABS发行人，要依第13章的规定向SEC提交年度报告（使用10-K表格做成）、季度报告（使用10-Q表格做成）和临时报告（使用8-K表格做成，针对未曾报告过的重大事件）。由于SPV只是作为资产证券化运作的载体，其活动仅限于资产的购买、持有、证券发行等与资产证券化相关的事项，而投资者关注的是资产池的资产质量，并非发行人的活动，因此这些报告的规定并不适用于证券化操作。为此，自1978年美洲银行首次发行抵押贷款转递受益权证(mortgagepass-throughcertificates)以来，许多发行人都利用《1934年证券交易法》第12章(h)项的规定，向SEC请求豁免。从豁免的实践情况看，年度报告和季度报告的豁免申请已为SEC所接受，不过SEC通常令发行人提供交易文件中所要求的逐月资产服务报告(themonthlyservicingreports)。（注：PaulWeiffenbach&JosephMeehan,Cross-borderSecuritization-EntrytoWorldMarkets,SecuritizationYearbook1999,aSpecialIFLR(InternationalFinancialLawReview)Supplement,p.7.）

通常，按照《1933年证券法》的要求，每进行一次证券发行，就要准备一次注册登记申请资料，交纳一笔注册登记费用并等待注册登记的生效，这不仅给发行人带来许多不必要的重复文书工作和费用负担，而且也可能使发行人在申请——等待——生效的注册循环中错失证券发行的最佳市场时机。为此，SEC在1983年推出了一项注册登记的便利措施，这就是体现于规则415中的“橱柜登记”(shelfregistration)制度，即符合特定条件的主体，可以为今后两年拟发行的证券，预先向SEC办理注册登记，提供与证券发行相关的基本财务信息，待到市场时机成熟时就能以最佳价格发行证券而不必重新进行注册登记；同时，发行人通过提供新的信息资料更新以往登记的内容。使用表格S-3进行注册登记的发行人享有运用这一便利的资格，这是因为这类表格通常仅限于投资级的债券或不可转换的优先股的发行使用，如此，也就能防范“橱柜登记”便利的滥用风险。

2001年1月，美国通过了《投资者和资本市场费用减免法》，将证券注册登记费从每百万元交纳239美元降到92美元，而且SEC每年还会做出有利于发行人的调整。在美国，出于成本费用的考虑，ABS采用公募发行，通常运用于数额在1亿或1亿美元以上的交易中。（注：StevenL.Schwarcz,theAlchemyofAssetSecuritization,StanfortJournalofLaw,Business&Finance,Vol.1,Fall,1994,p134.）无疑，注册登记费的降低，将大大地降低发行人的成本，增加公募发行的吸引力。

五、逐步完善私募发行法律规则，引导机构投资者投资ABS，繁荣私募发行市场

ABS采用私募发行，可以豁免美国证券法中的注册登记和持续信息披露要求，减化操作程序，节约发行费用；而且，机构投资者是私募发行市场的主要参与者，由于他们富有投资经验而又财力雄厚，往往能使交易迅速成交，成本低廉，再加上机构投资者追求稳定投资回报的趋向，更能给新生的ABS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和维护市场的稳定。

美国私募发行市场的繁荣，是通过一系列立法的改进来完成的。私募发行的规定，首见于《1933年证券法》，其第4章第2项简单地将私募发行界定为不涉及公开发行的发行人的交易。由于欠缺明确的规范，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司法领域标准不一，投资者人数的多寡是否影响交易的性质，成为困扰律师们的难题。

为此，SEC在1982年颁布D条例，规定了适用私募发行的条件。D条例中，可为资产证券化所采用的是规则506。按此要求，发行人可向人数不受限制的“可资信赖的投资者”(accreditedinvestor)和人数少于35人的其他购买者销售无限额的证券，当然销售不得利用任何广告或招揽的形式进行。规则501界定了“可资信赖的投资者”的范围，包括大多数作为机构投资者的组织（一般指银行、保险公司和其他金融机构、资产超过500万美元的公司或信托）和富有的个人（其年收入超过20万美元）。因为这些“可资信赖的投资者”富有投资经验，所以，如果证券只向他们发行，规则502就对发行人提供信息无特殊要求（并非不需要提供任何信息）；但如果交易中有不属于“可资信赖的投资者”的其他购买者，就不仅要求发行人要确信他们（或其人）具有金融或商业方面的知识和经验，得以评估投资的价值与风险，而且还要求发行人要向他们提供特定的发行信息。可见，虽然SEC扩大了注册登记的豁免范围，但并非毫无原则地网开一面。其成功之处在于：一方面，将豁免的对象向机构投资者倾斜，在为他们提供投资渠道的同时，也通过法律手段建立了较为稳定的证券市场结构，实现了资产证券化与机构投资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另一方面，根据交易对象的性质区分发行人的信息披露义务，使通过信息披露保护投资者的运作更具灵活性的同时，也合理地减轻了发行人的负担。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第4章第2项还是D条例的豁免，都要求在证券发行时，发行人要确保投资者在购买时没有转让证券的目的，也即发行人所发行的证券是一种“限制性证券”(restrictedsecurities)。这种证券的再次转让，需要持有一定的年限才能进行，或者要重新进行注册登记，这严重妨碍了私募发行的ABS的交易。为解决私募证券的市场流通性问题，SEC在1990年通过了规则144A。相较于前两个规定，这一规则的益处体现在：(1)允许不受持有证券时间等条件制约，转让“限制性证券”给“合格的机构购买者”(qualifiedinstitutionalbuyers)而不影响已取得的注册登记豁免，并通过PORTAL（注：其全称是"NASD''''sPrivateOfferingResaleandTradingthroughAutomatedLinkagesSystem"。在颁布144A规则的同时，SEC颁布了PORTAL规则。PORTAL是服务于规则144A项下的证券私募发行、再售和交易自动联接系统，允许进入PORTAL的投资者都是“合格的机构购买者”。参见吴志攀主编：《国际金融法》，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10页。）配套交易设施，建立了该类证券的二级流通市场。这在一定程度上使私募发行的证券具有易于发行的优点的同时，也具有了类似于公募证券易于流通的特点，从而加强了私募市场与公募市场的联系。(2)不再要求发行人尽合理的注意义务来保证购买者只有投资而没有转售证券的意图，从而减轻了发行人在D条例规则502(d)项下的负担。这项被称为美国私募发行市场自由化表现的规则144A，给资产证券化充分运用私募发行法律豁免提供了更多的便利。

私募发行规则的改进，促成了机构投资者群体的日渐形成，不过，对于ABS来说，美国1984年《加强二级抵押贷款市场法》规定所有已评级的抵押贷款担保证券都可成为机构投资者的合法投资对象，也是通常可获得高信用评级的ABS得以吸引机构投资者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总结与借鉴

综上所述，资产证券化得以首先在美国萌发并获得蓬勃发展，最主要的应归功于其“管得宽”又“管得严”（注：吴志攀：《从“证券”的定义看监管制度设计》，载吴志攀、白建军主编：《证券市场与法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1页。）的开放型证券法律制度。这一制度对资产证券化的成功调整，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供我国实践操作借鉴：

一、以宽泛的证券定义适应经济发展需要，从有利于投资者保护的角度，将不断推陈出新的金融创新产品纳入监管范围。

二、以非实质性审查的注册登记制度为证券发行提供没有法律障碍的市场准入，为金融创新提供良好的生存环境。

三、以完全信息披露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借助规范的证券信用评级，引导投资者自由决策并培养其成熟的投资理念，不断地为金融创新产品提供良好的投资群体来源。

四、以众多的但明显偏重于机构投资者的立法豁免，培养机构投资者投资群体，形成稳定的资本市场。

篇2

现行《证券法》在法律责任的规定方面，比较明显的缺陷是在责任承担上以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为主，少有民事责任的规定

中国现行《证券法》于1999年7月1日施行，从制定背景来看，该法是在总结1990年至1998年期间中国证券市场发展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吸取当时国际上出现的金融危机的教训并体现当时中央关于金融工作的重大决策的产物。这一背景决定了现行《证券法》中的许多制度和内容都与国际证券市场的游戏规则相背离。因此，修改现行的《证券法》已经是迫不及待了，这已成为证券界和法学界的共识。近日《证券法》修改提上议事日程，接下来的问题应当是，我们应如何修改《证券法》？我们认为，基于证券市场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应当旗帜鲜明地从与国际接轨的高度来修改《证券法》，而不应过多地强调中国特色。从立法技术上看，应当剔除现行《证券法》中过时的制度、完善相关有缺陷的制度、引入新的有利于证券市场发展的制度。

大宗交易制度

所谓大宗交易，是指证券单笔买卖申报达到交易所规定的数额规模时，交易所采用的与通常交易方式不同的交易方式。目前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交易规则确立了该项制度。但这是与中国现行《证券法》的规定是相悖的。因为大宗交易的达成以协商一致为手段，但《证券法》第三十三条明文规定：“证券在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应当采用公开的集中竞价交易方式。证券交易的集中竞价应当实行价格优先、时间优先的原则。”

近年来，随着中国证券市场的快速发展，投资者结构逐步发生变化，机构投资者日益成为市场交易的主体，无论是从其投资组合还是从交易行为的具体需求，急需有与之相适应的新交易模式。此外，证券市场上兼并、收购等现象日益频繁，大额股权的过户需要市场为之提供安全快捷的通道。在市场不断变化的形势下，证券交易所现有的单一交易模式已无法满足市场发展的需要。因此，确立大宗交易制度有利于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

但现行《证券法》并没有给大宗交易制度预留相应的空间，这样，使得中国目前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推出的大宗交易制度不具有《证券法》的效力。因此，此次修改《证券法》应当确立大宗交易制度，赋予大宗交易合法的法律地位。

上市公司收购制度

现行《证券法》第四章规定了上市公司收购。但其缺陷是显而易见的：缺乏科学的上市公司收购定义和对收购方式的划分，体现在立法技巧上则是逻辑上的混乱和概念的不周延，导致的问题则是法律适用上的无所适从。逻辑混乱表现在：收购方式划分上标准的混乱。

首先，《证券法》没有对上市公司收购进行定义，这对于偏向于大陆法系的中国立法传统来说，不可避免将导致收购方式划分标准上的混乱。从《证券法》第四章通篇规定来看，它表述了三个收购概念：场内收购（《证券法》

表述为“通过证券交易所”的收购）、要约收购和协议收购，并相互混同使用，其弊端即是使《证券法》晦涩难懂且缺乏操作性。比如，根据《证券法》第八十一条的规定，“通过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投资者持有一个上市公司已发行的股份的30%时，继续进行收购的，应当依法向该上市公司所有股东发出收购要约。但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免除发出要约的除外。”

这表明，要约收购只能是场内收购（通过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导致的，但实际上，即使协议收购（如实践中通过协议受让法人股方式）达到了该条规定的持股界限，也须启动要约收购程序。因此，此次修改《证券法》，需要对上市公司收购制度进行全方位的清理，从收购概念的界定、收购标准的划分、收购程序的设置到收购结束的法律效力等，都要重新定位。

此外，上市公司收购制度还存在其他问题，比如收购缺乏对“一致行动人”的规范、没有清晰地界定“收购行为完成”的标准、收购豁免的规定过于原则等，都需要此次《证券法》修改予以明确。

证券民事责任制度

篇3

关键词：证券法；域外管辖；规章制度

在证券交易国家化疏通规模不断扩大的前提背景下，世界范围内各个国家之间证券类金融经济交易流动的来往频率逐渐频繁。这一实际的证券金融交易背景，为证券法域外管辖设想的实施，提供了强有力的前提背景基础。如何在不影响证券交易具体经济收入水平的同时，设定更加科学的域外管辖方案，就成为了同领域专业研究人员的重点工作内容。

一、简述我国证券法域外管辖的相关内容

（一）证券法域外管辖实施的理论依据

在国际经济法立法研究活动的开设之初，法国著名金融领域的研究人员，根据证券金融的交易流程，提出了富有创造性的管辖权设想。弗朗金融学家率先提出了有关证券直接使用的研究理论[1]。该研究理论的核心观点为，证券法域外管理与执行频率的疏密与否，与国家宏观调控的管辖力度的强弱，有着较为直接和显著的内在联系。在直接使用研究理论的认知范围内，国家证券法域外管理工作的开设与执行，可以根据经济利益衡量标准的各不相同，进一步划分为国家社会、主权国家以及证券交易当事人，三个各自独立又相互关联的利益发展层次。在这一历史发展时期内，也有部分专业金融研究领域的工作人员，在进一步总结传统国际经济法核心思想的基础之上，赋予其不同强度域外管辖的执行意义。

（二）证券法域外管辖的实践近况

想要实现证券法域外管辖设想的秩序化发展蓝图，首先要进一步严谨划分证券公司上市发行的基本经营标准。为更好的维系证券金融经济市场的发展秩序，应当尽可能保障指定证券单位各项经营活动的开设，均符合国际上市证券公司的最低要求标准。在证券发行公司域外管辖的法律权限设定方面，通常证券发行单位的经营行为，需要严格遵循符合发行行为当地的金融法律规范，即所谓证券金融交流活动开设所在地的行为地法。在此基础之上，域外管辖活动的开设，需要建立健全在指定发行人属人法的基础之上。在必要时，证券发行单位的高层管理人员，可以通过应用处理一般金融企业内部上下级关系的工作模式，实现对整个证券法域外管辖活动开设的统筹与规划。最后，证券发行单位与国家指定经济发展区域的政府工作人员，应当全面结合应用以上两种基本法律规范，实现两种基本法律规划核心组织内容相互协调与相互发展[2]。

二、国内证券法域外管辖政策实施的必要性

（一）证券法不断发展的必然趋势

国内证券法逐步进入到域外管辖政策的实施执行轨道之内，是我国证券法不断优化与完善发展的必然结果。证券法域外管辖构想的实施与执行，其核心目的在于更好的保障社会公民自身财产经营与管理活动开设的基本权益。在传统证券法颁布与执行的发展阶段之内，各债券投资人自身财产权益的保障，需要依仗国家宏观调控的干预手段。无论是强制证券发行秩序的构建还是证券交易流转规章的设定等等，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国家干预的基本发展特征。随着国际范围内证券交易活动灵活化发展趋势的日益显著，传统单纯依靠国家宏观调控的证券管理模式，已经不能跟好的满足社会投资人在权益保障安全性方面提出的最新要求。只有实现证券法域外管辖政策的实施构想，才能使得证券交易的经济活动更好的适应全新的社会背景环境[3]。

（二）证券市场发展规模不断壮大的核心需求

证券法域外管辖设想的高效实施，也是国内证券市场的发展规模不断壮大的必然需求。证券法域外管辖活动的开设，是对传统证券市场国际化实践活动的规范化管理。目前国内证券法所涵盖的管理对象主要包括，证券发行、金融交易活动的开设、中介证券交易流转的服务，以及各项证券金融交易活动开设的监督与管理等等。在证券法域外管辖权力度不断提升的背景前提下，证券资本将以媒介流转的存在形式，在世界范围内各个国家的证券交易市场之中稳定流通。让我国国内证券交易的金融经济行为，即使在面对国际复杂化的交易市场环境时，也能更好的实施交易活动规范化管理的管辖权限。为各项证券交易活动的开设秩序，提供强有力的规章保障。

三、证券法域外管理的立法建议

（一）在合理范围内实现证券法域外管辖范围的权限扩张

想要实现证券法域外管辖执行与立法的合理性与规范性，国家立法部门的工作人员首先要将域外管辖权限的设立，控制在合理规范化的覆盖范围之内。在证券发行单位上市申请资质的规定方面，应当尽可能体现整个资质提交申办程序的公法特性。保障证券监管机构与证券发行单位之间，具备平等公正的法律构架关系。为更好的保障国内证券法域外管辖权限扩张的合理性，立法人员应当彻底取缔国外证券交易规章跳跃在国内的实用性原则。在不断强化国内证券法在国际证券交易市场实施效力的基础之上，应用单相冲突的规章管理规范，更好的保障国内证券法域外管辖权限，在国际金融市场环境中均衡化的发展模式[4]。

其次，工作人员应当在立法内容的规章条款之中，针对证券发行单位与金融交易行为的实施效力，做出详细的铭文规定。鉴于国内证券法域外管辖设想提出的时间较短，同领域工作人员在实践管理过程中累积的工作经验尚浅。笔者认为，国家立法部门的工作人员可以积极借鉴国际范围内各个国家证券交易的规章管理制度，结合应用适度自治域密切监管的统筹原则。通过工作人员的积极借鉴与学习，国内证券法域外管辖权限的设定，将逐渐呈现出更加明确性与清晰化的发展模式。

（二）效果标准与行为标准的构建

立法人员可以通过结合应用效果标准与行为标准的基本立法原则，提升国内证券法域外管辖实施设想的可行性。域外执行管理工作的开展与相应法律规范内容的设定，不能同国内已有的管辖规章内容发生直接的抵触。效果标准与行为标准的核心规定内容还要求立法人，域外管辖规章内容的设定，应当与其所在地域国家法律法规的条款内容，在目的和执行方式方面尽可能保持高度一致。当在域外管辖范围内出现较为恶劣的证券交易违法现象时，执行管理人员可以向行为所在地的主权国家申请，在积极调查取证过后可根据相关法律规章的核心内容规范，实施对指定证券上市发行单位的判决监管[5]。

（三）涉外证券民事诉讼管辖权利的构建

构建涉外证券民事诉讼的具体管辖权限，也是能够实现国内证券法域外管辖权限不断完善与发展的有效途徑之一。鉴于涉外证券民事诉讼法律管理权限，具备标准设定范围广泛性的固有特征。立法部门的部分专业工作人员认为，面对国外证券交易冲击带来的实质性影响，国家应当对产生直接经济权益损害现象的违法行为，具备不同力度以及不同等级的监管权限。笔者认为，立法专业研究领域工作人员的这一研究观点的提出，实际上就是想要将效果标准与行为标准的核心内容，结合融入到传统证券法律法规的章节条款之内。该设想提出的最终目的，是要尽可能扩大证券民事诉讼法律的管辖范围。目前国家经济立法中，将侵权行为的民事诉讼高度纳入到统一立法准则的归属范围之内，就是这一立法目的最为显著的彰显与体现。

纵观国际范围内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私人诈骗类型证券民事诉讼的执行过程，国家证券交易法中曾有明文规定明确提出，基于资本主义国家较为独有的经济证券运转管理逻辑。结合建立专款专项的事项管辖权限，能够帮助主权国家更好的提升证券法域外管辖的执行力度。在国内，证券经济权益受损的赔偿与管理，是在冲突规范性指导的前提标准之下得以实现的。面对各个域外管辖区域证券经济的实际纠纷状况的各不相同，指定管辖权限的设定条款需要经过不断的修缮与改进，才能更好的适应域外地区证券监管的实际执行需求，最终实现相应域外管辖区域范围内证券经济交易活动的秩序化、健康化发展[6]。

四、结论

总而言之，在证券法建设与实施的过程之中，随着证券金融经济交易流行范围的不断扩充，不同波及范围的域外法律法规冲突的现象会随之产生。鉴于目前国内金融立法领域，指定条款规定的执行力度较为薄弱的发展现状。各项条款规章的制定，不能被相关工作人员全面贯彻落实。只有立法执行人员真正认识到域外管辖的重要性，才能设定更加合理的立法方案，保障和提升域外管理的执行效率。

参考文献： 

[1]张保红.我国证券登记结算制度的缺陷及重构——兼论《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七章的修订[J].法商研究，2014（02）：108-116. 

[2]戚莹.证券投资者与金融消费者的关系——以《证券法》修改为背景[J].时代金融，2014（14）：198-200+205. 

[3]赵万一，高达.论中国公司法与证券法的协同完善与制度创新——以公司治理为研究视角[J].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4（04）：138-148. 

[4]冯锐，李胜兰.法律环境差异对上市公司价值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证券法》的分析[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02）：74-79. 

[5]刘俊海.打造投资者友好型证券法 推动资本市场治理现代化[J].法学论坛，2015（04）：5-20. 

篇4

关键词:证券发行 证券法 定位

中图分类号:D922.287.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09)20

一、审核制度

现有的发行制度主要有注册制和核准制两种模式,前者提供了一个完全自由化的市场,而后者设置了市场进入门槛以降低市场风险。美国直接采用的就是注册制,而英国始终采用核准发行制。参考各国的情况而言,这两种制度没有很明显的优劣之分,而是各有长短。我国目前采用的是核准制。发行公司作为流程的启动者,有选择是否发行股票的权利,有选择中介机构的权利,它的义务是依照法规提供相关的信息,做好相应的准备。证券公司作为中介方,对发行公司它有选择权,同时负有持续辅导的义务;对监管机关,它有推荐发行公司的权利,同时负有尽职推荐发行公司和协助审查的义务。监管机关作为行政主体,它的权利和义务是合一的,即尽职审核,决定是否予以发行资格。由于我国的监管机关是政府部门,这一权力从性质上说是行政许可权。根据《行政许可法》所规定的设立行政许可的条件,设立股票发行核准制的因素主要有,一是股票市场自身的确不成熟,无法通过竞争机制有效地控制市场风险;二是政府对行业组织和中介机构持不信任态度,认为它们的自律管理不足以有效地保证市场安全。因此政府必须出面,设置这样一道防火墙。

综上,审核制度的设计是以安全为核心的。保荐人推荐,是通过责任约束对发行人的市场选择;监管机关审核则是在市场选择基础上的行政控制。

二、信息披露制度

股票发行是投资者的资金使用权与发行人的未来收益权交易的缔约过程,是通过市场主体自愿达成的契约实现资本的优化配置。在股票融资契约的缔结过程中,投资者的资金使用权是一次性转让,而未来收益却要跨多个时期才能实现,如果缺乏关于发行人及未来收益的足够信息,投资者在缔约过程中将处于劣势地位,缔约的效率会因此降低,资本也无法实现在整个市场的优化配置。

具体的信息披露制度,各国大体相同。就我国证券法的规定,各参与主体有如下权利义务。 发行人的信息披露义务,不仅仅为一种合同义务,它已被上升为法定义务并规定严格的惩罚机制。发行人取得向公众融资的资格的同时,也承担尽可能降低公众投资风险的社会义务。中介机构为发行人出具包涵专业意见的文书,它的直接服务对象是发行人,承担其服务费用支付的义务人也是发行人。但它之所以拥有服务市场是基于公众对它的资质信赖,对应于这种信赖,它所承担的义务是站在公允的立场去查核分析发行人的公众应当知道的关于发行人的信息资料,因此也可以说,中介机构的根本服务对象是社会公众,它也就应当承担对公众诚信的义务,并为自己违背这一义务的行为承担相应的责任。

三、定价制度

股票是发行人未来收益权的权利凭证,其价格形成有别一一般商品。“IPO价格确定的理论分析非常复杂,涉及到公司账面价值、经营业绩、发展前景、股票发行数量、行业特点、股票市场当前状况、市场投资者的价格接受底线等等,这许多因素已远远超出了理论可分析的范围。”我国于2005年起对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实行询价制度。根据该制度,新股定价不再需要经过监管部门审批,发行人及其保荐机构必须向不少于20家的机构投资者进行初步询价以确定价格区间,发行总量超过4亿的,参与初步询价的机构投资者应不少于50家,然后向所有合格的机构投资者进行累计投标询价以确定最终价格。这里一方面是通过硬性规定,降低了定价的随意性,新股的价格构成更加清晰。另一方面降低承销商和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使股票的内在价值得以充分体现,以求缩短了一级市场与二级市场的价差,使市场更趋有效。对于参与询价的机构投资者,通过风险承担捆绑及资格获取限制等相应制度进行约束,以避免其随意报价。

四、三项制度形成的整体制度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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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上述问题，本文对现行的证券法规中的数量要求（主要是数字比率）进行了探索，发现在现行的证券法规中除有关关联交易的规范不同的规章之间有一些差异外，法规涉及到的数字比率的控制意义和《公司法》、《证券法》都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体现了在社会意识中人们对比率的基本观念以及对中国证券市场的一般认识。

一、研究方法

1、对数字比率的分类

百分数：假设监管对象的要素为一个100%的集合，控制的目标或者参数是达到某个数量的点，最常见的有5%、10%、20%、25%、30%、50%、70%、75%、80%、90%、95%.按照集合进行分割，上面的百分比可以分为互补的六组5%～95%、10%～90%、20%～80%、25%～75%、30%～70%、50%，每一组中只有一个独立的逻辑含义。

分数：用分数表示的比率，是以1作为分子，如四分之一、三分之一、二分之一、三分之二，转化成百分数，相当于百分比中的25%、30%、50%、70%.尽管在绝对的数值大小上不完全相同，但有基本相同的意义。

通过这样的分类，法规中比率就只有5%、10%、20%、30%、50%等5种，这一简化使分析方便易于得出一般的规律性结论。

2、分析和比较

在对数字比率分类的基础上，本文根据现行证券法规对有关数字比率作了以下归纳和比较：（1）现行法规中按照5%、10%、20%、30%、50%的顺序相邻的两个比率之间的控制意义的差别；（2）现行法规中相同的数字比率其代表的控制意义的差别；（3）相同的经济变量在不同的法规中控制比率的差别。

3、分析对象

包括《公司法》、《证券法》、《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条例》《企业会计制度》以及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等部门规章包括《审核备忘录》等在内涉及到现行证券发行制度的主要法规。

二、不同数字比率之间控制意义的差别

1、比率的控制意义

每个数字比率在不同法规中有大量的应用，但只有相邻的两个比率如5%和10%，其控制上的内涵才有可能产生混淆。本文经过分析归纳，列出其基本含义（见附表）。

2、比较分析

在上述比率的含义中，容易混淆的是以下几组：

5%和10%的差异。5%和10%在100%之中都为小数，在5%以下一般认为微不足道的小数，5%的含义是值得关注，而10%一般的含义是相当重要，标志着该部分组分已经成为100%的集合中一个独立的主体。

涉及股东权利，股份有限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具有提案权，而持股10%以上的股东则具有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权。在有关公开信息披露要求中涉及的持股5%以上股东的持股变化、对外股权担保等必须披露，体现了值得关注的基本思想。

涉及企业资产的变化一般以10%的净资产为关注的限度，如基金投资一家上市公司股票不能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10%、上市公司出售资产超过总资产10%以上必须披露等等。

在收益变化中，也有几处法规涉及到5%，如年报中期间数据变动幅度超过30%，或者占总资产5%，报告期利润总额的10%应说明情况以及变动原因。这里因为是变化幅度，所以更加严了；发生大额银行退票（占被退票人流动资金的5%以上）应予以披露（《公开发行股票公司信息披露细则》），可能退票隐藏巨大风险所以特别关注。

25%与20%、30%的差异。20%的概念通常让人想到帕雷托分布，人们通常认为世界“80%的财富掌握在20%的人手中”，20%的含义是非常重要，但并没有达到质变的程度。因此在法规中用到20%的地方往往不具有定性判断的含意，一般是提醒管理者或者检查者关注起潜在的风险，另一种应用是为控制集合的性质，某些参数需要严格限制其在集合中的影响，在20%以下或者80%以上。

30%和70%在实质上是相对应的一组比率，大致等于1/3和2/3，但前者不足，后者有余。1/3的意义在于在平均分布的一个团体中有可能成为控制力量。30%在100%团体中的作用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具有实质性的影响”。这里的实质性影响指这些参数的变化，可能导致体系功能、性质等重大的变化。

介于20%和30%之间的25%尽管在数字大小上和前两者差距不大，但意义上却截然不同。如在确定涉及补价的交易是否为非货币易时，收到补价的企业应当按照收到的补价转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的比例等于或者低于25%确定。

30%和50%的差异。30%的控制意义是具有实质性影响，50%则是控制的实现。某一集合参数超过50%以后，在数量上就控制了局面，涉及到系统的性质则将发生质变。典型的例子是上市公司法人治理的要求中来自经营管理层的董事不能超过董事会人数的50%，其目的显然是避免形成现代企业委托管理中“内部人控制”问题。因此，在一般会议表决过半数通过就认为是决议生效，但重要的决议则需要出席会议三分之二表决权的股东通过，其目的是要保持大部分股东意见一致，以便公司经营管理稳定。

三、同类比率代表的控制意义的差别

1、三分之一和30%的差异

一般而言，三分之一主要针对人员而言，在数量上应该相当于33%，但在证券法规中30%很常用，33%几乎没有（所得税），反映了政策制定者对于执行和使用中便于记忆、简化的考虑。但这种差异就30%、70%以上而言，其控制意义加强了，而30、70%以下其控制作用有所放松。例如对资产负债率不超过70%的要求，相对于三分之二是放松了，但上市公司增发新股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完工进度不低于70%的要求则有所加强。

35%和65%在法规中非常少见。设立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票发起人认购部分不少于股本总额的35%，体现了确保达到33%（三分之一）的意思。另外，在国有资产折股中有一个65%的下限，大致体现了政策制定者在促进国有资产的盘活、重组和国有资产流失压力之间的矛盾心态。

2、有关20%在法规中意义的细微差别

20%的基本意义是“非常重要”，有可能对体系的性质产生重大影响，因此在法规中有两种不同的应用：

非判定性质的应用。在非判定性的应用中，法规要求公众或者监管者（股东）关注某些重要的事项如持股超过20%的股东，投资占20%的股权，但并没有强制性规定不能超过这一界限，其意思为可能对公司造成较大的影响。另外在信息披露中，因为超过20%可能对公司经营造成重大影响，因此要求上市公司对某些经营的情况进行公开披露，如投资者持有公司可转换债券达到20%、发行人持股超过20%，等。

限定性质的应用。在限定性的规定中，低于20%或者高于80%一般把相关的资产、人员等组分限定在一定范围内。如非专利技术在股份公司中的出资、合格境外投资者所占的比例，可以成为重要的部分，但不能成为必不可少的组分，把风险限定在一定范围之内。20%以上、80%以下则是强调其重要性，如要约收购中保证金，保证收购方的收购诚意。

四、同样的经济系统参量在不同法规中的控制尺度

在不同的证券法规中，一般很少有对同一参数作出不同规定的情况，但有关关联交易出现了一种例外。

篇6

[关键词]虚假陈述 法律责任 证券法

证券法上的虚假陈述直接违反了强制性信息披露这一现代证券市场的核心制度，是对“公开”理念的背离。虚假陈述制度在西方各国证券法上已较为成熟，我国证券法对虚假陈述的规定比较笼统，主要规定了虚假陈述的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对虚假陈述的民事责任的规定尚不完善，在立法中注重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无疑是必要的，但它们毕竟为公法上的责任，对于受害人，主要是公众投资者的财产补偿与权益恢复并无实质上的意义。

证券法上的虚假陈述赖以存在的基础是证券市场信息披露制度，又称公开制度或公示制度，是证券监管的核心。它源起于1844年《英国公司法》经1867年的英国公司法而得到完善，旨在通过公司信息的完全公开，防止虚假陈述或架空公司的行为发生，防止公司经营不当或财务混乱，维护股东和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证券法律制度以保护投资者和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为宗旨，以公开原则为重要理念，以证券发行和交易制度为核心规范，以法律责任为根本保证。安全、公平、预防与教育、补偿与制裁等观念是证券法律责任制度所追求的价值取向。虚假陈述违背了公开的理念，是证券法律制度着力制裁的违法行为。各国证券法均对此规定了相应的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这三种法律责任形式因其性质不同，其功能与效果也不相同，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重在打击和遏制违法犯罪行为，剥夺其进一步实施该行为的条件。这体现了证券法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证券市场秩序的社会功能，而民事责任重在让违法者或者加害人以自己的财产或行为消除违法行为的后果，使受害人的权益得到救济。其主要手段是赔偿受害者的经济损失，为了保护投资者利益的原则落到实处，则必须赋予投资者在遭受损失时能行使申诉权。

一、追究虚假陈述法律责任的前提

法律责任指违反法律规范的行为人，应当受到的法律制裁及其法律后果。违法行为与法律责任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前者为因，后者为果。法律责任不同于政治责任、道德责任等其它社会责任，它是由法律明确规定，以国家强制力保证执行，由国家授权机关依法追究的责任。法定性、强制性、执行机构的授权性为其基本特性，法律责任是法律制度得以实施的保障追究虚假陈述法律责任的前提在于虚假陈述内容的重大性。即虚假陈述的内容须是重要内容或重要事实。信息公开义务人并非对其信息公开文件中的所有虚假陈述都负法律责任，各国证券法一般要求虚假陈述内容必须具备重大性的要素，才足以构成虚假陈述的法律责任。

二、虚假陈述的刑事责任

虚假陈述行为情节严重，构成犯罪，应予以刑事处罚。构成犯罪行为的虚假陈述，在行为人主观上应当表现为故意。各国证券法或刑法一般都作出明确规定。我国《证券法》对于严重虚假陈述行为仅作了原则性规定。

三、虚假陈述的行政责任

行政处罚是由国家主管行政机关决定的。按照美国法的规定，如果SEC认为该注册报告书在有关重要事实上有任何不真实陈述，或漏报了规定应报的或为使报告书不致被误解所必要的任何重要事实，可命令终止该注册报告书的有效性，当该报告书根据终止令给予修订后，SEC可撤销该终止令。在我国，国务院证券委员会简称证券委，是全国证券市场的主管机关，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证监会，是证券委的监督管理执行机构，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对证券发行和交易的具体活动进行监督和管理。各国证券法均规定了对虚假陈述行为的行政制裁措施。在我国，《禁止证券欺诈行为暂行办法》和《证券法》都对此作了详细规定，如根据不同情况，对责任主体、单处或并处警告，没收非法所得、罚款，暂停或撤销证券从业资格或证券发行上市资格等。

四、虚假陈述的民事责任

虚假陈述是一种民事侵权行为，其直接的结果是侵犯了投资者的知情权和财产权。受到损害的投资者因而可以享有侵权的损害赔偿请求权。换言之虚假陈述行为的责任主体应承担侵权的民事责任。

按照侵权法的一般理论，侵权的责任构成主要有如下要件：(1)行为人(主体)； (2)行为；(3)过错； (4)损害事实； (5)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归责主要是从过错等因素出发，确定致害人的责任后果。传统民法中的归责原则是过错责任原则、无过错责任原则、公平责任原则。

发行人对虚假陈述承担的民事责任最重。对于发行人以外的虚假陈述的责任主体如董事、经理、证券承销商以及会计师等专业人员的民事责任归责，各国证券法一般采用过错责任原则，在举证上适用过错推定。因此各责任主体所承担的责任与其过错相联系，即在发生虚假陈述的违法行为时，如果该主体有过错，就要对投资者因此而受的损失负赔偿责任。但是与公众投资者相比，发行人以外的各责任主体在信息公开活动中仍处于主导或优势地位，可以预先了解和决定信息公开文件的内容。而投资者只是被动地了解已公开的信息，投资者对于负信息公开义务的责任主体是否有过错又难以举证，对除发行人以外的各虚假陈述的责任主体应采取举证责任倒置的过错原则。这样做，一方面，加重了被告的负担，让其承担举证责任；另一方面，又给予其抗辩权，只要尽到了谨慎从事的义务，即可主张免责。

要证明损害事实由虚假陈述行为所造成的是一个比较困难，但又是十分必要的问题。一般来说如果能证实某种信赖(Reliance)关系的存在，那么也就证明了上述的因果关系，但是由于现代证券交易通常是由计算机网络来进行的，交易双方无需见面，且每日成交额都以千万股计，交易者往往都是根据证券市场上瞬息万变的情况随时作出买卖决定，在此情况下要直接证实信赖关系几乎是不大可能的。因此，在投资者以信息公开内容有虚假陈述为由提出诉讼请求时，法律通常都免除其在因果关系方面的积极举证之责。虚假陈述责任构成要件中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的建立，以由法律推定的信赖关系为满足。投资者对于证明其投资损害与虚假陈述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不负积极的举证责任，如果作出虚假陈述的行为人不能举证信赖关系的存在，那么由法律推定的信赖关系的存在足以建立虚假陈述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

虚假陈述给投资者造成的损失表现为财产损失，本身并不复杂，但损害赔偿数额如何计算却相当不易。因为证券市场每日交易的证券甚多，同一天同一种证券会有许多人参与买卖，而且引起价格波动的因素也很多，利用何种计算方法才能使损害赔偿公平、合理。我国《证券法》既没有规定具体的计算方法，也没有规定在确定赔偿数额时应遵循的原则，需要立法的完善。虚假陈述的责任认定是个复杂的过程，也关系到证券市场的发展和稳定，法律条文理应给予更多的关注。

参考文献：

[1]王保树.发行公司信息公开与投资者的保护.商事法论集，法律出版在社，1997.

篇7

在我国证券市场的现实背景下，协议收购上市公司有着重要的意义：通过上市公司国有股和法人股的协议转让，为限制流通股份的交易提供了渠道，有利于盘活国有资产，促进企业机制转化；有利于为H股、红筹股公司的海外上市创造条件；[6]通过买壳以后的大股东变更，则可以发挥证券市场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使优质资产向上市公司集中，尤其为一些主营业务萎缩、连年亏损的上市公司提供了改善资产状况的契机。[7]更重要的是，协议收购一方面开辟了企业上市筹资的新途径，另一方面使我国证券市场的约束机制和评价筛选功能有可能存在，为上市公司的外部治理环境增加了重要的组成部分，其积极意义不容否认。有经济学者认为，买壳上市行为达到均衡状态时可以增加社会福利总和，改进经济效率，[8]从现有统计资料分析，买壳上市也的确使上市公司的绩效发生了改进。[9]因此总体而言，立法与政策应该对协议收购上市公司持积极鼓励的态度。[10]

在实践中，我国上市公司的协议收购涉及多个法律部门的适用：

1.《民法通则》和《合同法》。成功收购上市公司需要受让足够数量的股权才能达成，和其他受让财产权的行为一样，收购行为要受民法的调整。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上市公司控制权的转移牵涉众多股民的切身利益，在必要时应以社会公益限制契约自由原则的适用。除《公司法》、《证券法》上有关股份转让的限制性规定外，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负有合理调查的谨慎义务，在发现收购人有劫掠公司的意图时不得实施股权转让的规定也包括在内。[11]

2.《公司法》、《证券法》上有关证券交易的一般性规定。如《公司法》第143—149条关于股份转让的许可、限制和禁止的规定，《证券法》第30、31条、第34—37条、第39条及第42条关于证券交易的一般规定，第67—76条关于禁止的交易行为的规定。

3.《公司法》、《证券法》及有关法规、规则关于大宗持股和公司收购的特殊规定。如《证券法》第41条、第78—94条有关持股披露和要约收购义务等的规定。目前，中国证监会正在就上市公司收购拟订部门规章，与《证券法》相衔接，规定操作规则，在该部门规章公布实施之前，上市公司的股权协议转让，在实践中仍需参照执行《股票条例》和深沪证券交易所的操作指引。《股票条例》第46—52条规定“上市公司的收购”，1998年公布的深沪两个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所附“特别指引”第一至三号分别为“上市公司协议转让股份当事人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的操作指引”（规定协议转让尚未流通股份的操作程序，包括公告、暂停交易和公开收购要约义务的豁免、需报送的材料等）、“上市股票持有者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的操作指引”（规定持有上市交易的股票达到5％时进行信息披露的程序和需报送的材料）和“公开要约收购上市公司股份的指引”（规定发出公开收购要约应事先报经中国证监会同意，并将有关文件报送证券交易所）。

4.国有资产管理法规方面有关国有股权管理的规定。如1994年10月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和国家体改委联合颁布的《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权管理暂行办法》，1997年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和国家体改委联合的《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股东行使股权行为规范意见》。

在以上法律、法规、规章、规则当中，《证券法》第41条及第四章“上市公司的收购”无疑是最具重要性的法律渊源，应当在正确理解的基础上加以适用。

一、《证券法》第41条

第41条规定：“持有一个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的股份百分之五的股东，应当在其持股数额达到该比例之日起三日内向该公司报告，公司必须在接到报告之日起三日内向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报告；属于上市公司的，应当同时向证券交易所报告。”我认为该条有两层含义，分别规定在证券交易中持有股份公司大宗股份的一般性报告义务和持有上市公司大宗股份的报告义务。该条前段（分号以前）系针对持有任一股份有限公司（尤其是未上市公司）的大宗股份，要求持股人[12]在取得股份公司已发行的股份比例达5％之日起3日内向该公司报告，该公司则负有在接到报告之日起3日内向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进行报告的义务。[13]该条后段要求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的股份达到5％的股东，除履行前段规定的义务外，还应同时向证券交易所报告。依照《证券法》的规定，通过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取得上市公司上述比例的股份时，固然应当遵守本条规定，但由于此种情况下本条后段的适用范围与《证券法》第79条第1款的规定相同，而后者对当事人信息披露（及暂停交易）义务的规定更为详尽，在解释上第41条后段的适用应被第79条第1款的适用所吸收，即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取得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达5％以上的股东，除报告该公司（并由该公司转报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及证券交易所外，并应直接报告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同时履行暂停交易的义务。当然，第41条后段所指“持有”股份的途径并不限于通过集中竞价的交易方式，协议受让股份达到同等比例的行为也在规范之列。在解释上，通过继承、强制执行、行使质权、持有转配股及以其他方式持有上市公司股份达到规定比例的行为，也应视为落入规制范围之内，需要依法履行报告的义务。

在《证券法》草案的拟订过程中，曾有单位建议将本条与现行第79条，即持有上市公司股份达到5％的报告和公告义务糅在一起进行表述，[14]但如前所述，本条与第79条的规定虽有重合但更有不同之处，尤其在针对对象、立法意旨、适用范围、义务内容等方面判然有别，不宜并为一条。

二、《证券法》第78条

第78条规定：“上市公司收购可以采取要约收购或者协议收购的方式”。关于上市公司收购的方式，国内学者在此问题上分别采二元说与三元说。部分学者认为上市公司收购可以采取要约收购、协议收购及二级市场上吸纳股份三种方式，[15]是为三元说：另有学者认为“以公司收购所采用的形式划分，公司收购可分为协议收购和公开要约收购两大类”，[16]是为二元说。《证券法》最终在形式上采纳了二元说。如果说要约收购、协议收购作为上市公司收购的方式已无疑问，那么通过二级市场吸纳股份究竟应否列为收购方式之一？我认为需要从上市公司收购的定义及强制全面要约义务的规定入手进行分析。

上市公司收购，指投资者（包含自然人、法人及其他组织），以获得上市公司的控制权为目的，取得上市公司一定比例有表决权股份的行为。通过遗产继承、强制执行、接受赠与、行使质权、持有转配股等方式取得上市公司股权达到上述比例的，在承担信息披露义务等方面视为上市公司收购。上市公司收购的目的，在于获得目标公司的控制权，由此与一般意义上的股权及资产受让，以及与上市公司的合并（《证券法》第92条）泾渭分明。为“获得控制权”，需要取得股份，进而言之，是取得股份背后的表决权，[17]以通过现代公司制度中资本多数决的投票机制与杠杆原理，获得能够左右上市公司经营管理的权力。由于在法律上判断“控制（权）”有相当的难度，[18]英、美证券法本着公平的原则，根据各自国家的商业传统、因应不同的实践需要，拟订了不同的立法对策：美国法上强调公开收购要约（tender offer）的重要性，任何被认定为公开收购要约的股份取得行为，均需承担严格的披露义务、[19]遵循股份收购的程序，[20]并向所有股东发出要约，[21]在回购证券、禁止的交易行为方面还应遵守特别的规定。[22]虽然SEC著名的“八要素法”可能把多种取得股份的行为纳入tender offer的范畴，[23]但美国法院仍然认为“无获取控制权意图而购买大量股份在威廉姆斯法案中并不是交股要约（tender offer）”。[24]在英国，自律性规则未引入强制要约义务的规定，要求取得或巩固在一个上市公司的控制权的投资者应向所有公司股东以一定的价格发出全面收购要约，[25]在实践中持有上市公司30％或以上有表决权股份即为拥有“控制权”。虽然英、美立法例在是否规定“强制全面要约义务”方面迥然有别，[26]但从重点规范“上市公司控制权”的取得方面观察，两者实有异曲同工之妙。

我国《证券法》第81条在形式上部分借鉴了英国《城市法典》的规定，要求通过在二级市场上的股份吸纳持有30％股份的投资者，在增持股份时依法向所有股东发出收购要约。虽然该条并不强制投资者以特定的价格向目标公司所有股东所持全部股份发出要约，因此与英国《城市法典》中的前述规定有实质性的区别，并且在法律效果上可以质疑，但立法将取得上市公司30％以上的股份视为获得公司控制权，并排斥投资者在该项持股基础上以集中受让方式增持股份的意图却相当明显。换言之，在立法者眼中，通过上市公司收购最终取得公司控制权有两种方式：一是公布收购要约，在集中竞价交易市场之外收购股东所持股份；二是协议收购30％以上的股份。至于通过二级市场吸纳，在取得30％股份时及之前属于单纯的股权受让，在取得30％并继续增持时即触发“公开继续收购”的义务，属于要约收购的范畴。由此可见，（证券法）第81条所定义的事实上并不是“收购”的方式，而是“取得控制权”的方式。

外形上与我国规定类似的英国《城市法典》与香港《公司收购与合并守则》均未对“公司收购”给出定义，只要求取得或巩固控制权的收购人发出全面公开收购要约，而控制权以30％或35％的持股比例测定。此种比例，与其认为是“公司收购”的标志，毋宁说是某种“成功的”公司收购行为的表现。因为收购人成功地取得了公司控制权，达到了发起要约收购的目的，因此必须发出全面要约，以保护处于弱势的中小股东。笔者认为，公司收购行为则应以取得或巩固控制权的“意图”为标准，只是在主观意图不易把握，同时为了向市场警示潜在的收购行为时，法律才把取得一定比例以上股权的行为，作为公司收购加以管制。参照国际通行的做法并结合已有规定，我国《证券法》宜将持股5％以上的行为视为公司收购。因此，上市公司收购的方式就不限于要约收购或协议收购，通过集中竞价方式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5％以上的行为，也属于公司收购的方式。

三、《证券法》第79条

本条规定投资者在持有一个上市公司已发行的股份的5％时，以及在达到上述持股比例后持股增减5％时的信息披露和暂停交易义务，但适用范围仅限于“通过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由此产生的疑问是，采用协议受让方式持有上市公司相应股权的情形是否应当承担同等或类似的义务？对此，笔者给出的答案是肯定的。从理论上讲，第79条属于“大宗持股”的信息披露义务，目的在于防止收购人秘密建仓，并在大量持仓基础上发起令目标公司及市场猝不及防的收购。[27]大宗持股披露义务的产生是基于取得并持有一定比例的上市公司股权，无论股份取得的途径是协议受让或是“通过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而持有，情况并无不同，都是为了向市场警示潜在收购人的出现，减少乃至消除突然袭击式的公司收购。从国外有关立法例来看，无论是英国1981年公司法第198—200条，[28]美国1934年《证券交易法》第13条d项以及联邦证券与交易委员会（SEC）依据该项规定所制定的13D—G规章，[29]还是日本证券交易法第27条之23第1款，[30]均未就大宗持股披露义务区分股份取得的具体方式；从《证券法》第89条第2款的规定来看，要求以协议方式收购上市公司时，收购人必须在达成协议后3日内履行报告及公告的义务；从我国目前的公司收购实践来看，无论通过协议收购还是二级市场吸纳，持有上市公司股份超过5％的投资者，均要求按照《股票条例》第47条第1款和1998年公布的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所附“特别指引”第一号“上市公司协议转让股份当事人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的操作指引”的规定暂停交易和进行披露，但对于通过协议一次性转让尚未流通股份达到5％以上的情形，证券交易所可以豁免多次暂停交易及多次披露的义务。[31]

虽然通过协议受让方式持有股份达到一定比例（或在此后持股变动达到一定比例）时，应当参照《证券法）第79条的规定进行披露，但由于股权转让协议具有“整体性”特点，不宜将转让标的股份按照比例数加以切割，并且当前协议转让的只能是未上市流通的股份，[32]转让不会直接对二级市场形成冲击，[33]无需对于协议转让股份适用阶梯式的披露方法，即可以允许一次性协议取得超过5％的股份，中间不需暂停交易。举例来讲，上市公司中8％的股权可以一次性协议取得，无需先取得5％，披露后再取得剩余的3％。一次性增持或减持5％以上的情形也作同样处理，如增持8％的股份可以一步到位，无需多次披露、暂停交易。当然，在一次性地持有或增减5％或以上的股权比例后，应当履行信息披露的义务。至于一次性地持有或增减5％的股权后，是否要履行2日或3日内不得再行买入股份的义务，笔者认为可以规定暂时不得买入同一上市公司上市流通的股份，对于尚未上市的股份则不加限制。

试拟协议受让上市公司大宗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规定如下：

通过协议方式一次性受让股份，投资者将持有一个上市公司已发行的股份的5％以上时，应当在股份转让协议签订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向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证券交易所作出书面报告，通知该上市公司，并予以公告；在上述规定的期限内，不得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买卖该上市公司的股票。

投资者持有一个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的5％后，通过协议方式一次性受让或出让股份，其所持该上市公司已发行的股份比例每增加或者减少5％以上的，应当依照前款规定进行报告和公告。在报告期限内和作出报告、公告后2日内，不得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买卖该上市公司的股票。

四、《证券法》第81条

本条要求投资者通过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持有一个上市公司已发行的股份达30％时，继续进行收购的，应当依法向该上市公司所有股东发出收购要约，但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有权豁免投资者的该项要约义务。是为我国《证券法》上的“公开继续收购义务”。

在《证券法》之前，我国《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第48条第1款规定：“发起人以外的任何法人直接或者间接持有一个上市公司发行在外的普通股达到30％时，应当自该事实发生之日起45个工作日内，向该公司所有股票持有人发出收购要约，按照下列价格中较高的一种价格，以货币付款方式购买股票：（一）在收购要约发出前12个月内收购要约人购买该种股票所支付的最高价格；（二）在收购要约发出前30个工作日内该种股票的平均市场价格。”此称为“强制全面要约义务”。强制全面要约义务的规定起源于英国《有关公司收购及合并的城市法典》，[34]为我国香港地区所沿用，[35]其法理也深刻影响到部分欧洲国家的自治性规则，[36]甚至欧洲共同体的公司法指令草案。[37]强制全面要约义务的理论基础在于“一旦收购行为导致取得公司控制，必须发出全面要约，以使（其他）股东有机会脱离公司并分享为取得或巩固控制权而支付的溢价”，[38]从而是“股东必须得到公平对待”的基本原则的体现。[39]强制要约义务的利弊一直是极有争议的问题。[40]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不拟对该种义务的基础理论及经验研究的数据进行全面评析，而将侧重点置于：（1）我国《证券法》第81条的规定是否同于英国和香港自律性规则有关强制全面要约义务的规定？（2）第81条是否适用于协议收购？换言之，应否要求以协议方式受让超过30％的上市公司股份的投资者，应当负有发出收购要约以至全面收购要约的义务？

按照强制全面要约义务即前述英国、香港自律性规范的要求，投资者持有某一上市公司的股份一旦达到触发比例（threshold），即应向所有股东所持全部或大部分股份，以一定的公平价格发出公开收购要约，[41]在此种情况下，部分要约受到严格限制，[42]在英国，强制要约以现金作为对价时，其价格不得低于要约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此前12个月内就同种股份支付的最高价格；[43]在香港，要约价额应不少于要约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要约期开始前6个月内为受要约人的投票权支付的最高价格。[44]比较之下，我国（证券法）第81条规定的“公开继续收购义务”，虽要求“全面”（指针对所有股东发出），但不要求“全部”（指对全部股份发出要约），只规定投资者应就其希望在30％持股基础上进一步增持的部分股份发出要约。[45]由此可见，《证券法）并不禁止部分要约，也未就要约价格作出限制，理论上要约人可以就其意图增持的某一上市公司的1股股份，以人民币0.01元的出价发出要约。[46]在我国证券市场的现实背景下，第81条的规定是否为成功的立法，已经超出本文的范围。但至为明显的是，第81条不同于英国或香港式的强制全面要约规定，与追随前述规定的股票条例第48条也有本质区别。[47]

有一种意见认为，第81条的规定可以扩大适用于协议收购，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主张协议收购适用《证券法》第81条的规定，可能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理由，试逐一评述之：

（1）与在二级市场上吸纳股份的情形相同，协议受让上市公司超过30％的股份，导致该上市公司控制权转移的，应当向其他股东发出收购要约，以使此类股东有退出公司和分享控制权溢价的机会。

如前所述，第81条在本质上有别于英国、香港自律性规则中的“强制全面要约”规定，自然无法套用该规定的理论依据。由于要约人可自由选择较小的要约比例，其他股东难以寻求退出公司的途径；由于要约人还可自由设定较低的要约价格（甚至低于此前协议受让股份的价格），其余股东难以奢望在控股溢价中分一杯羹。

（2）为协议收购行为设置一道资金的“门槛”，防止恶意收购人入主上市公司。“恶意收购人”，指企图在收购成功后劫掠公司的收购人。防范恶意收购人，关系目标公司股东基本权利的保护，自然是收购立法期望达到的重要目标之一。要求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负有诚信义务，在发现收购人有明显不利于公司的企图时，不得转让控股股权，即是立法上防范恶意收购人的一种手段。但强令收购人在协议受让股权达到一定比例后必须发出收购要约，在逻辑上并不能达到驱逐恶意收购人、鼓励善意收购的结果。[48]首先，规定公开继续收购义务意在要求持股超过一定比例的协议收购人具有相当的经济实力（包括融资实力），但实力的强弱与收购行为背后的“善意”或“恶意”没有逻辑上的联系。由于规定该项义务而使收购成本上升，反而可能使从事严格的“成本-收益”分析的善意收购人裹足不前，同时却无碍于恶意收购人的收购计划（将增加的成本转移给上市公司，待收购成功后加紧劫掠公司的行为）。另一方面，由于已经述及的理由，公开继续收购义务这个资金“门槛”可能太低，甚至不足以凭之区分“富人”与“穷人”，更遑论判断其“善意”与“恶意”。

（3）避免因协议收购使上市公司股权过度集中，加强上市公司尚未上市股份的流通性。

由于收购人在持股达到一定比例后不能继续从原有出让人处协议受让股份，而必须向上市公司所有股东发出收购要约，尤其在股份的协议出让方为多家股东时，可以避免该多家股东所持股份全部集中于收购人。同时收购人发出收购要约，可以增加上市公司未上市股份的流通机会。例如，某上市公司中持有未上市流通股份的股东共有10家，分别为A、B、C、D、E、F、G、H、I、J，收购人原计划受让A、B、C、D四家股东所持全部股份（共计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的31％），如果不作公开继续收购义务的规定，收购结束后，该上市公司的股东由原有的10人减少到7人（甲、E—J）；且由于股份出让协议仅限于甲和A—D五方当事人，股东E—J并无机会出售持股。如果规定公开继续收购义务，甲只能从A-D中受让30％的股权，其余1％必须同时向股东E—J发出要约，由此可能降低股权集中的程度，而且使股东E—J所持股份的流通性得到加强。

实际上，我国股份有限公司在申请股票上市交易时，其持股结构必须达到“千人千股”的要求，同时社会公众持股量至少要占到公司股份总数的25％以上，[49]收购人受让数家或数十家股东的持股，只会使大股东持股量相对集中，但此种集中对于公司治理结构是利大于弊抑或弊大于利，尚需研究。实践中可能更为重要的是，即使规定收购人在“继续”收购时必须“公开”进行，由于公开继续收购的比例、价格难以控制，原定协议收购的双方当事人，可以轻易地策划排除其他受要约人参与的要约，从而达到规避义务的目的。此时，目标公司中小股东的退出尚难保证，防止股份过度集中与增加股份流通性就更是无从谈起。

篇8

围绕上述问题，本文对现行的证券法规中的数量要求（主要是数字比率）进行了探索，发现在现行的证券法规中除有关关联交易的规范不同的规章之间有一些差异外，法规涉及到的数字比率的控制意义和《公司法》、《证券法》都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体现了在社会意识中人们对比率的基本观念以及对中国证券市场的一般认识。

一、研究方法

1、对数字比率的分类

百分数：假设监管对象的要素为一个100%的集合，控制的目标或者参数是达到某个数量的点，最常见的有5%、10%、20%、25%、30%、50%、70%、75%、80%、90%、95%.按照集合进行分割，上面的百分比可以分为互补的六组5%～95%、10%～90%、20%～80%、25%～75%、30%～70%、50%，每一组中只有一个独立的逻辑含义。

分数：用分数表示的比率，是以1作为分子，如四分之一、三分之一、二分之一、三分之二，转化成百分数，相当于百分比中的25%、30%、50%、70%.尽管在绝对的数值大小上不完全相同，但有基本相同的意义。

通过这样的分类，法规中比率就只有5%、10%、20%、30%、50%等5种，这一简化使分析方便易于得出一般的规律性结论。

2、分析和比较

在对数字比率分类的基础上，本文根据现行证券法规对有关数字比率作了以下归纳和比较：（1）现行法规中按照5%、10%、20%、30%、50%的顺序相邻的两个比率之间的控制意义的差别；（2）现行法规中相同的数字比率其代表的控制意义的差别；（3）相同的经济变量在不同的法规中控制比率的差别。

3、分析对象

包括《公司法》、《证券法》、《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条例》《企业会计制度》以及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等部门规章包括《审核备忘录》等在内涉及到现行证券发行制度的主要法规。

二、不同数字比率之间控制意义的差别

1、比率的控制意义

每个数字比率在不同法规中有大量的应用，但只有相邻的两个比率如5%和10%，其控制上的内涵才有可能产生混淆。本文经过分析归纳，列出其基本含义（见附表）。

2、比较分析

在上述比率的含义中，容易混淆的是以下几组：

5%和10%的差异。5%和10%在100%之中都为小数，在5%以下一般认为微不足道的小数，5%的含义是值得关注，而10%一般的含义是相当重要，标志着该部分组分已经成为100%的集合中一个独立的主体。

涉及股东权利，股份有限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具有提案权，而持股10%以上的股东则具有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权。在有关公开信息披露要求中涉及的持股5%以上股东的持股变化、对外股权担保等必须披露，体现了值得关注的基本思想。

涉及企业资产的变化一般以10%的净资产为关注的限度，如基金投资一家上市公司股票不能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10%、上市公司出售资产超过总资产10%以上必须披露等等。

在收益变化中，也有几处法规涉及到5%，如年报中期间数据变动幅度超过30%，或者占总资产5%，报告期利润总额的10%应说明情况以及变动原因。这里因为是变化幅度，所以更加严了；发生大额银行退票（占被退票人流动资金的5%以上）应予以披露（《公开发行股票公司信息披露细则》），可能退票隐藏巨大风险所以特别关注。

25%与20%、30%的差异。20%的概念通常让人想到帕雷托分布，人们通常认为世界“80%的财富掌握在20%的人手中”，20%的含义是非常重要，但并没有达到质变的程度。因此在法规中用到20%的地方往往不具有定性判断的含意，一般是提醒管理者或者检查者关注起潜在的风险，另一种应用是为控制集合的性质，某些参数需要严格限制其在集合中的影响，在20%以下或者80%以上

30%和70%在实质上是相对应的一组比率，大致等于1/3和2/3，但前者不足，后者有余。1/3的意义在于在平均分布的一个团体中有可能成为控制力量。30%在100%团体中的作用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具有实质性的影响”。这里的实质性影响指这些参数的变化，可能导致体系功能、性质等重大的变化。

介于20%和30%之间的25%尽管在数字大小上和前两者差距不大，但意义上却截然不同。如在确定涉及补价的交易是否为非货币易时，收到补价的企业应当按照收到的补价转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的比例等于或者低于25%确定。

30%和50%的差异。30%的控制意义是具有实质性影响，50%则是控制的实现。某一集合参数超过50%以后，在数量上就控制了局面，涉及到系统的性质则将发生质变。典型的例子是上市公司法人治理的要求中来自经营管理层的董事不能超过董事会人数的50%，其目的显然是避免形成现代企业委托管理中“内部人控制”问题。因此，在一般会议表决过半数通过就认为是决议生效，但重要的决议则需要出席会议三分之二表决权的股东通过，其目的是要保持大部分股东意见一致，以便公司经营管理稳定。

三、同类比率代表的控制意义的差别

1、三分之一和30%的差异

一般而言，三分之一主要针对人员而言，在数量上应该相当于33%，但在证券法规中30%很常用，33%几乎没有（所得税），反映了政策制定者对于执行和使用中便于记忆、简化的考虑。但这种差异就30%、70%以上而言，其控制意义加强了，而30、70%以下其控制作用有所放松。例如对资产负债率不超过70%的要求，相对于三分之二是放松了，但上市公司增发新股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完工进度不低于70%的要求则有所加强。

35%和65%在法规中非常少见。设立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票发起人认购部分不少于股本总额的35%，体现了确保达到33%（三分之一）的意思。另外，在国有资产折股中有一个65%的下限，大致体现了政策制定者在促进国有资产的盘活、重组和国有资产流失压力之间的矛盾心态。

2、有关20%在法规中意义的细微差别

20%的基本意义是“非常重要”，有可能对体系的性质产生重大影响，因此在法规中有两种不同的应用：

非判定性质的应用。在非判定性的应用中，法规要求公众或者监管者（股东）关注某些重要的事项如持股超过20%的股东，投资占20%的股权，但并没有强制性规定不能超过这一界限，其意思为可能对公司造成较大的影响。另外在信息披露中，因为超过20%可能对公司经营造成重大影响，因此要求上市公司对某些经营的情况进行公开披露，如投资者持有公司可转换债券达到20%、发行人持股超过20%，等。

限定性质的应用。在限定性的规定中，低于20%或者高于80%一般把相关的资产、人员等组分限定在一定范围内。如非专利技术在股份公司中的出资、合格境外投资者所占的比例，可以成为重要的部分，但不能成为必不可少的组分，把风险限定在一定范围之内。20%以上、80%以下则是强调其重要性，如要约收购中保证金，保证收购方的收购诚意。

四、同样的经济系统参量在不同法规中的控制尺度

在不同的证券法规中，一般很少有对同一参数作出不同规定的情况，但有关关联交易出现了一种例外。

篇9

关键词：证券法教学 案例教学 模拟炒股 模拟审判 实习体验

目前，各个高等院校法学专业的培养目标都非常明确，即把法科学生培养成为能够在公、检、法、司、律所以及企事业单位从事法律实务或法律服务工作的高层次、应用型、复合型人才。关于法学本科包括其它专业本科培养目标要求提法不一，有创新性、应用性、职业化、精英化、复合性和宽口径以及这些提法的综合等，还有特色专业的举办如法学文科实验班等。基于法学专业特点以及市场社会需求和就业环境，法学本科培养目标要求似可简括为：具有坚定法律信仰、高尚法律职业道德、扎实法学专业功底、特有法律思维方式、娴熟法律实务技能的应用性、宽口径、复合性的专业人才。限于篇幅暂不予展开。所谓应用型人才，其重要内涵就是强化本专业学生法学理论运用技巧能力的训练，各高等院校法学专业在理论层面上实施“强基础、重实践”的教学理念。证券法作为一门专业技术颇强的部门法，“强基础、重实践”的教学理念更加符合其教学要求。有鉴于此，实践性教学环节在证券法教学中有着更加重要的地位。

一、证券法教学中实践性教学环节的内涵

当前，关于证券法教学中或者是在法学教学中实践性教学环节的内涵并没有一致的认识，也鲜有对实践性教学环节内涵的精确或完整描述，已有著述大多从实践性教学的具体操作方法入手，探讨和分析在法学教学中如何应用实践性教学方法。也有学者从实践教学与毕业实习的区别来说明二者的不同之处：实践教学是法学课程教学过程中的一个必要的教学环节，方式手段具有多样性；毕业实习是法学专业阶段性的社会实训，方式具有单一性。正因为实践性教学环节的方式和手段多种多样，没有统一的认识，所以难以对实践性教学环节的内涵作出一众所接受的精确界定。实践性教学环节或教学实践性环节或实践性教学有广狭义之说、课内外之别，还因专业而异，有传统者和发展创新者，还有共性者和个性者之分。笔者赞成广义说，提倡不断拓展和创新实践性教学环节、方式手段、渠道和领域，宜适当加重实践教学比例；法学等文科专业虽无理工科那样的实验课但也有类似的异曲同工的诸多实践性教学环节、方法和手段如文中所述者；应在加强和完善传统实践性教学环节的同时不断开辟和创新实践性教学环节、方法手段以及渠道和领域，如于目前情形下可借鉴高职院校的某些特色做法如“双师型”、“校企结合”、“顶岗实习”等。限于篇幅暂不予解说。但是，这也并不意味着实践性教学环节是模棱两可、捉摸不定的，笔者认为，对实践性教学在证券法教学中作出如下描述是可行的，其实践性教学环节的引入具有特别重要的指导意义：通过诸多灵活的实践方式、手段和渠道的运用，进而将学生在课堂和书本上学到的理论知识转化为分析和处理实际问题的技能和素养。相对于传统教学模式而言，实践性教学更注重对知识的应用和动手能力而不是对知识的机械接受，实践性教学环节也不仅仅局限于课堂，其将教学的内容融于实践，重在培养学生辨析和化解问题的实际操作技艺和习性。

二、证券法教学中引入实践性教学环节的必要性

同众多部门法一样，证券法也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而且更具专业技术性，其体现为其知识体系具有特强的专业属性以致颇难理解和把握，因涉及到相关金融经济知识以及其实际操作中的技术性；同时亦表明其复杂性，证券法可谓一门跨民商法和经济法的综合性课程和学科，其涉及面广、内容丰富复杂，既有实体法又有程序法、既含民商法又容行政法；更勿言其实际操作的复杂性和技术性，因其既涉及宏观面又涉及微观面、既涉及基本面又关涉复杂的技术面，众所周知证券市场主要是股票市场可谓最变化莫测的市场，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仅有证券法律理论知识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有丰富的实践操作经历才能更好地理解相关理论知识，也才能对其具体运用及其效果逐渐有所感悟、进步和趋于成熟。这就决定了在讲授证券法基本理论知识的同时务必更加关注证券法律实践，以使学生更好地理解复杂的证券法律知识并学以致用。从这个层面讲，实践性教学更是证券法教学的必然要求。

首先，实践性教学的最大特点在于其实践性，它以培养学生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为主要目的，使学生逐步具备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实际能力和技艺。证券法课程教学的主要目标就是使学生经过系统的证券法理论知识的学习后，能独立运用所学的证券法律知识分析和解决证券市场上出现的种种问题以及指导自身从事诸如炒股等证券投资活动。因此，证券法课程的教学目标与实践性教学的目的是一致的。其次，传统“填鸭式”的教学方式以教师的讲授为主，学生在整个教学课堂中处于被动接受知识的地位，而实践性教学则以学生为主体，将主要的时间和活动交由学生处理，通过激发学生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培育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实践技能，教师在实践性教学环节中以指导为主，不再以主角身份通过灌输的方式让学生接受知识。因每个学生的兴趣爱好有所不同，所掌握的法律基础知识的程度也各异，证券法课程教学所讲授的复杂的枯燥的专业理论知识并不适合于每一个学生。所以，在证券法教学过程中充分利用实践性教学环节，在老师的指导下鼓励学生多与证券法律实务接触，让学生在实践中分析和解决法律问题。再次，实践性教学不仅重视课堂理论知识的讲授，更注重将理论知识运用于实践，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应对和解决实践中的种种问题。学生通过实践性教学环节的训练，可以将书本上的知识内化为自身的一种能力，进而达到最终教学目的。证券法教学中实践性教学环节的应用，将课堂内的证券法理论知识学习与课堂外的证券法律实务解决相互结合，充分利用课堂内与课堂外两种教学资源对学生进行证券法律知识的教育，还有利于弥补传统的仅依靠教师课堂讲授的不足。

三、证券法教学中实践性教学环节的具体方法

证券法是关于证券募集、发行、交易、服务及对证券市场进行监督管理的法律规范的总和。证券法的任务就是规范证券募集、发行、交易、服务、监督管理等活动，引导社会资金合理配置，保障证券市场的参与者各方的权益，促进证券市场的繁荣和经济的发展。因此，证券法教学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要培养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和法治社会建设需要的应用型、高素质的专业法律人才，完成这一教学目的显然离不开实践性教学环节的充分应用。

1.案例教学

案例教学法是经常运用的一种教学方法，甚至成为一门专设课程，于法学课程更是如此。证券法教学中的案例教学是指依据证券法教学的目的和特点，将已经发生或可能发生的证券法律事例作为教学素材，在教师的指导下让学生对该素材进行调查分析、阅读讨论、交流心得等活动，进而提出解决案例中所涉证券法律问题的方法，从而加深学生对所学证券法律知识的把握和理解，提高其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实务能力。

（1）案例的典型性和代表性

典型案例或者说是具有代表性的案例最能反映证券法律关系的内容和形式，对典型案件事实和所适用的法律规范进行分析，有助于学生掌握证券法的基本原理和准确适用证券法律规范。

（2）案例的争议性和疑难性

太过简单的案例可能会让部分学生产生不屑一顾之感，只有具备一定争议性和疑难性的案例，才能诱发学生的兴致让学生更加深入地思考相关的证券法律问题，从而达到应有的教学效果。

（3）案例的时新性和前瞻性

证券法是一部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法律，陈旧的案例不仅没有新鲜感，往往也不能说明证券市场上出现的最新问题。因此，选取案例时适当关注当前证券市场上的焦点、热点问题，甚至关注一些可能出现的问题，都是非常必要的。

2.法律诊所课程教学

“法律诊所课程”是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法学院兴起的一种新型的法学教育方法。这种教学模式已成为当今世界法学教育改革的一种趋势。它的教学目标是培养学生从事法律工作必备的职业道德,帮助学生学会如何从实践中学习法律知识、办案经验和综合处理疑难问题的技能。诊所式法律教育的教学方法主要有两种，一是课堂模拟练习，一是真实案件的。通过这些锻炼，学生可以学会怎样接待自己的当事人，怎样运用法律和诉讼技巧，怎样将所学过的理论知识运用到实际问题的分析和解决中来，达到锻炼学生实践能力、提高学生法律职业技能的目的。那么，法律诊所教学方式于证券法教学无疑是适宜的，更是必要的。

3.模拟炒股教学

模拟炒股是指根据股票交易的规则，基于一种虚拟平台实现股票交易的一种炒股手段。模拟炒股一般为每位“股民”设置若干起始资金，“股民”利用起始资金进行股票交易。模拟股票买卖的规则同证交所的规定基本一致。在交易费用上也与现行规定一致，即买卖均收取0.1%的交易佣金，卖出时收取0.1%的印花税。随着网络科技的发展，模拟炒股对学生来讲也是一件便捷的事情。当前，模拟炒股有软件版、网页版和手机版之别。但无论利用哪种方式进行模拟炒股，学生都可以较为方便地进行并且有助于激发学习热情和钻研精神。在证券法的教学过程中，通过模拟炒股的演练，使学生能生动形象地接触、了解和掌握证券交易规则和操作技能，从而更加深入地理解证券法知识。

证券法教学中的实践性教学环节除采用以上几种方法外，还可以安排学生到审判现场进行观摩，针对生活中的具体证券纠纷进行模拟审判，参与证券法律咨询服务以及相关实习体验除通常的法、检、律所、政府法制部门和一般企业外其特别之处是还有证券公司、深沪两交易所、基金公司以及某些上市公司等这样一些实习单位等。总之，通过多种实践性教学方法的应用，从而使证券法教学达到理想的效果。

参考文献：

[1]焦冶.法学专业实践性教学体系的创新.东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5）.

[2]范健.商法[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3]刘远山.知识产权法教学若干问题思考[J].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

篇10

一、自2002年11月1日国务院决定之日起，下列行政审批项目予以取消：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资格审批、律师从事证券法律业务资格审批、外国律师事务所协助中国企业到境外发行股票和股票上市交易备案。律师及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不再受资格的限制。1993年1月12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司法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从事证券法律业务律师及律师事务所资格确认的暂行规定>的通知》（司发通[1993]008号）同时废止。

二、司法部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厅（局）与中国证监会不再受理律师及律师事务所递交的从事证券法律业务资格申请以及外国律师事务所协助中国企业到境外发行股票和股票上市交易备案申报；已经受理的申请和申报，司法部、中国证监会不再审批。

三、有关行政审批项目取消后，中国证监会与司法部将通过制定管理规范和标准，完善监管手段，加大事中检查、事后稽查处罚力度等措施，进一步加强对律师及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活动的监督和管理。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