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创新的重要性和意义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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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技术创新 制度创新 技术决定论 制度决定论

1912年，著名经济学家约色夫·熊彼特在其德文版著作《经济发展理论》中，首先提出了著名的“创新理论”（Innovation Theory）。按照创新理论的创始人熊彼特的定义，所谓创新，是指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这种新组合包括的内容有：引进新产品；引进新技术；开辟新的市场；开辟原材料新的供应来源；实现工业新组织。

战后计量经济学的广泛应用和产权理论的兴起，给创新理论在两个方面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撑。一是技术创新与扩散、技术创新与市场结构得到了深入研究，综合成以技术变革和技术推广为对象的技术创新（Technical Innovation）经济学。二是，道·诺思等人把产权理论和交易费用概念引入到对制度形成和制度变迁的分析中，形成制度创新（Institution Innovation）经济学。从此，创新研究沿着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两条轨迹发展，由此也引发了一场关于二者孰重孰轻的争论。

一、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关系理论综述

1、技术创新决定论

在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的关系问题上，以凡勃仑与阿里斯为代表的美国制度学派认为，是技术创新决定制度创新，而不是制度创新决定技术创新，即主张“技术决定论”。

凡勃仑的“技术决定论”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一是物质环境（技术）决定制度，因为制度就其性质而言，就是对这类环境引起的刺激发生反应时的一种思想的习惯方式。因而，制度必然随着物质环境（技术）的变化而变化。二是物质环境（技术）是不断变化的，制度是以往过程的产物，同过去的环境相适应，无论如何也赶不上天天都在变化的环境（技术）。三是制度具有保守的倾向，除非是出于环境（技术）的压迫而不得不改变，一般总是想无限期地坚持下去。在强调技术变迁决定制度创新的同时，凡勃仑并不否认制度创新对技术创新有一定影响。凡勃仑指出，价格体系的发展中所包含的思想习惯“跟现代机器技术的兴起有很大关系”。与此同时，商业制度导致新技术的引进，导致新技术在私人利益而非社会利益基础上的利用。

阿里斯的技术决定论比凡勃仑的更为彻底。在阿里斯看来，制度对技术创新只有阻碍作用。阿里斯认为，人类行为本质上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工具使用或称影响生产的技术活动，另一种是强化地位与权威的礼仪活动，即制度。前者是动态的，不断前进的，而后者是静态的、保守的。制度始终是日益进步的变革的障碍。

支持和发展技术创新决定论的还有阿布拉莫维茨（1956）、索罗（1957）和丹尼斯（1962），特别是索洛于1957年8月发表在《经济学和统计学评论》上的“技术变化与总生产函数”（Technical Changes and the Aggregate Production Function）这篇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论文，揭示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从长期的角度看，正是技术创新而非规模经济或资本的投入（积累）和劳动力的增加才是经济增长的最根本的因素。索洛说：“我认为，在现实经济中，这两个因素（指技术创新和规模经济一一引者注）中的技术进步更为重要。难以相信美国主要依靠未被利用的规模经济能使人均产量的提高每年超过2%。这并不意味着否认在比美国更小的经济中更应存在着规模经济，而只是说规模经济的作用在技术进步的作用面前相形见绌。”洛利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对较长时期美国实际经济数据的准确分析，令人信服地支持了他的理论观点，使“技术创新决定沦”成为六、七十年代流行的观点（这也有助于解释人们为什么长期偏执于对技术创新的研究）。

2、制度创新决定论

1973年，诺思和托马斯的名著《西方世界的兴起》对“技术创新决定论”提出了有力的挑战，他们不同凡响的论点是：与技术创新相比，制度创新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更具决定性。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的首页，作者即开宗明义：“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作为经济史学家，诺思教授对于产业革命起源的缜密观察，使他得出了产业革命是一系列制度创新的结果的结论。他认为：“产业革命是以前一系列事件逐步累积的结果，”并指出，“创新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传统年代（1750—l830年）。正是较充分界定的产权（与自由放任不同）改善了我们在前章所述的要素和产品市场。其结果，市场规模的扩大导致了更高的专业化和劳动分工，从而增加了交易费用。组织的变迁旨在降低这些交易费用……正是这一系列变化为联结科学与技术的真正技术革命——第二次经济革命铺平了道路。”这就是诺思在经济增长问题上的“制度决定论”观点。

3、互不决定论

在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的关系问题上，新制度经济学家拉坦则认为，争论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谁决定谁没有什么意义，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依赖的关系。他认为，引起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的原因是非常相似的。一是对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的需求的原因是非常相似的。二是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的供给的转变是由类似的力量形成的。科学与技术知识的进步降低了由技术创新所形成的新收入流的成本，社会科学及有关专业的知识的进步降低了由制度效率的收益（包括在解决冲突时的技能的提高）所形成的新收人流的成本。 由此可见，拉坦既不赞成“技术决定论”，也不赞成“制度决定论”，实际上是主张“互不决定论”。

4、马克思观点

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并没有明确使用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这样的概念，但马克思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辨证关系的原理实际上就是关于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关系的理论。在马克思的生产力范畴中，生产资料和劳动者都是和一定的科学技术密切结合着的。生产工具的发明和创造，劳动对象的革新和利用，都离不开科学技术的创新；劳动者也必须掌握和利用科学技术，才能不断地解决人和物的矛盾，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可以认为，技术创新属于生产力范畴，生产力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技术创新的结果。马克思的生产关系范畴指的是人们在社会生产中发生的、一定的、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实际上是有关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关系的经济规则和合约，即各种制度安排。可以认为，制度属于生产关系的范畴，生产关系的变革实际上是制度创新的过程。对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辨证关系，马克思认为生产力及其发展变化决定着社会生产关系的性质及其发展变化，即技术的发展变化决定着制度的变迁，是技术和生产力的内在变化引起了原有的生产关系的外在不适应，从而引起生产关系的改变。

马克思不仅强调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还十分重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巨大反作用，即制度创新对技术创新的巨大作用。在阐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时，马克思指出，当一种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性质和状况时，它会对生产力的发展产生巨大的促进作用，而当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的性质与状况时，则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当一种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的性质和状况时，只有通过革命等手段旧的生产关系即进行制度创新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技术的创新。

二、评价与结论

从以上各种理论可以看出，人们的看法并不完全一致。究竟应该如何认识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的关系？本文认为，科学地理解这两者之间的关系，首先要动态地、辩证地看，二者是在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中演进和发展的；其次要充分认识到制度创新在技术创新中的重要作用。

1、动态地、辩证地看待二者关系

在所有有关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关系的理论中，只有马克思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原理才是惟一动态地、辨证地看待二者关系的理论。在凡勃仑与艾尔斯的理论中，动态技术与静态制度之间始终处于冲突之中，而马克思却认为，技术与制度之间有一个动态的调整过程：生产关系在适应生产力方面，总是从适应到排斥再到适应，从相对稳定到变革再到相对稳定的过程。在诺思的理论中，过于强调制度创新的重要性，完全否定了技术创新对制度创新的决定作用，他把制度创新对技术创新的重要前提条件夸大为技术创新的唯一决定因素，制度创新被看作是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的原动力。而始终坚持的是，生产力是生产方式中起基始作用的决定因素，正是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推动了生产关系的变革。在马克思看来，人类历史是渐变和剧变的交替过程。渐变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适应阶段的特征，生产力的变化更呈现出动态性；剧变是二者不相适应时生产力突破生产关系束缚阶段的特征，生产关系的变化更呈现出动态性。

在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的关系问题上，无论是技术决定论还是制度决定论都是极端的理论。科学的认识，应该把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看作是一个交互决定的动态演进过程。其中，技术创新在从根本上要求制度创新的意义上，对制度创新起着基始性的决定作用；而制度创新在作为技术创新实现的前提条件的意义上，对技术创新起着先决性的作用。

2、充分重视制度创新对技术创新的巨大作用

关于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的关系，还有一点需要特别强调，就是要充分认识制度创新对技术创新的作用。这也是我们研究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关系的一个重要目的。所以，我们认为艾尔斯的“技术决定论”是不科学的，是因为它完全否定了制度创新对技术创新的巨大作用。在凡勃仑那里，我们还能看到承认制度创新对技术创新具有一定影响的论述，而到了艾尔斯那里，制度则成了“始终起消极作用”的力量。同样，我们也认为诺思的“制度决定论”是有缺陷的，不是因为诺思肯定了制度创新对技术创新的巨大作用，而是因为它把制度创新的作用过于夸大和绝对化了。

我们应充分重视制度创新对技术创新的巨大作用。当现存的制度成了技术创新的障碍或不适应技术创新发展的要求时，制度创新便成为推动技术创新的决定性力量。在这一问题上，我们过去就存在过深刻的教训。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指出：“数十年来中国多次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发展新兴产业、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等运动，都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到制定科学技术研究计划，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去开发新技术和组织新产品试制生产问题上，而没有在创造有利于发挥人力资本的潜力、有利于创新的制度上下功夫。当出现了科研成果向生产转移的速度过慢、企业缺乏技术创新的积极性等老大难问题时，也不从克服企业制度、激励机制等方面的缺陷着眼去解决体制和政策问题，而是希图通过‘提高创新意识’……等措施直接干预技术开发的进程，结果往往劳而无功。”正因为如此，吴敬琏提出“制度重于技术”。其意思是说，当现存制度不适应技术创新发展的要求时，制度的创新便是决定性的，必须优先考虑。

要促进我国的技术创新，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就是要进行制度创新。过去，我国搞了几十年计划经济，原有的制度体系很不适应我国技术发展的迫切要求，进行制度创新势在必行。而在进行制度创新时，一定要重视制度创新对技术创新的决定作用，进而推动我国制度创新的进程。

（注：基金项目：本文系河南省政府决策招标课题（2011B428）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 常修泽：现代企业创新论—中国企业制度创新研究[M].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

[2] 凡勃仑：有闲阶级论[M].商务印书馆，1964.

[3] 罗伯特·M·索罗：经济增长理论：一种解说[M].上海三联出版社，1989.

[4] 道·诺思、罗·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M].华夏出版社，1999.

[5] 道·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和变迁[M].上海三联书店，1991.

[6] 拉坦：“诱致性制度变迁”载《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M].上海三联书店，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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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制度正式约束与非正式约束合作博弈与非合作博弈管理制度创新

一、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创新视角

制度是一种社会博弈规则，是人们所创造的用以限制人们相互交往的行为框架。制度提供的一系列规则由国家规定的正式约束、社会认可的非正式约束和实施机制三方面构成。

制度经济学认为，人的一切行为方式都是特定制度的产物，是人在特定制度下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表现。用这个观点看教育问题，教育改革本质上并不仅仅是教育内容的改革，也不仅仅是教学方法、教学手段以及命题方式之类的技术性改革，而更重要的是管理制度的改革。教育管理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创立一套有效的制度来规范和利用教师及学生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行为，以实现既定的教育目标。但从现实情况来看，与西方人相反，我们向来重结果，轻过程；重理论教学，轻技能培养；更关注技术创新，而忽视制度创新。这种思维方式是与传统的农业社会相适应的，但在当今市场化的社会，却有本末倒置之嫌。

作为上海办学历史悠久、基础条件雄厚的国家级重点职业学校——上海交通学校，为上海地方经济建设培养了大批应用型职业技术人才。学校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已在社会上享有较高声誉。但是，要谋求更深层次的发展，必须在稳定规模基础上走内涵发展之路，而目前在内部管理上，深感传统管理有余而激励与创新不足，集中统一有余而各部门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不足，行政调控有余而各部门自动协调配合不足，要根本解决这些问题，首先应重视制度建设。

二、学校管理现状与制度创新的必要性

1、制度的有效性

制度，本身可分为有效率的制度和无效率的制度，一种制度有没有效率主要取决于这种制度的交易费用，正因为此，一般把交易费用的概念定义为经济制度的运行费用。而交易费用的高低，又取决于这种制度是否“激励相容”，即这种制度所要实现的目标是否与人们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行为一致。当然，任何一种有效率的制度都有一个不断磨合的过程，还要在具体操作过程中不断调整和完善，而且任何一种制度都难免会有弊端，但是只有激励相容才能节约交易费用，只有激励相容的制度才是有效率的制度。

近几年来，随着教育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入，学校的教学和实训条件明显改善，办学规模日益扩大，为了适应管理的需要，学校将原专业科改设专业系部，并增设专业教研室，统管中高职教育，学校在管理中的分工线条更为明确。当然，从古典经济学意义上来理解，分工和专业化可大大提高劳动效率，节约生产成本，学校在分线条管理后，上下衔接趋于紧密，线条内办事效率有所提高，但不可避免地会过度倾向于纵向一体化，从而在各自为政下忽略了管理线条横向协作的重要性，势必出现学校范围内的外部不经济，甚至导致制度失效。

2、制度创新的必然性

制度是一种稀缺性资源，因为它不具有专利性，是一种公共品，可以“搭便车”，人们可以简单的模仿由别人创造的制度安排，而无需付费，这样，进行制度创新的人就缺少激励，这类稀缺可视之为利益驱使下的制度稀缺。另外，从制度的可移植性来看，正式约束容易移植，而非正式约束由于内蕴传统和历史积淀，其可移植性就差得多。因为，一种非正式规则尤其是意识形态能否被移植，其本身的性质规定了它不仅取决于所移植对象的技术状况，而且更重要的取决于后者的文化传统对移植对象的相容程度。

因此，学校的发展首先依赖于内部决策者和管理者不断更新的理念。从更严格的意义上来讲，对于一个勇于创新的团体或管理者而言，意识和理念往往成为正式制度安排的“理论基础”，因此，在观念上，要求我们立足于未来，不断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和解决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矛盾。

其次，从学校管理总体上来看，缺少一种开放机制，与外部环境缺乏一定的沟通。随着学校组织边际的不断扩大，在理念上理应打破原来狭隘封闭的藩篱，整合现有资源，不断吸取兄弟学校办学的长处，根据学校实际借以对学校的管理制度进行“修正”或进行有效的创新。当然，这必须基于学校逐年积累建立起来的校园文化环境，要基于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使学校的管理工作做到潜移默化，“润物细无声”。

3、现行制度与合作博弈

博弈又称为对策，它反映的是一个人或一个团体的选择受到其他人、其他团体选择的影响，而且反过来影响到其他人、其他团体的选择。博弈可分为合作博弈和非合作博弈。合作博弈和非合作博弈之间的区别主要在于人们的行为相互作用使当事人能否达成一个具有约束力的协议，如果有，就是合作博弈，反之，则是非合作博弈。

如果说竞争能够给人们带来活力与效率的话，那么合作就能够给人们带来和谐与效率。制度的基本作用之一就是规范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减少信息成本和不确定性，把阻碍合作得以进行的因素减少到最低限度。学校如同一个国家或集团的缩影，上级和下级间不可避免地存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博弈，即非合作博弈；另外，学校工作虽有分工，但毕竟是个系统工程，学校一直强调各条线的工作要相互协调，但有时涉及到各线条本身利益时总会出现一些非合作现象。所以，学校在制定一项制度时一定要注意细节，必须强调合作、强调团体理性，强调一盘棋，把非合作博弈产生的可能性降到最低。

三、职业院校管理制度创新的若干思考

1、学校管理者应树立创新兴校的理念

学校管理者支配和引导各个群体的行为，他们是否具有创新素质将直接制约和影响学校的发展和走向。管理者没有创新精神，就不会产生对学校发展的战略思考；没有创新人格，对创新建议就不能果断的接纳，更不会激发全校教职工的创新潜能，制度创新也就无从谈起。为此，教育管理者必须把创新作为基本的兴校理念，积极转变教育观念，不断提高自身创新素质，及时发现和开发蕴藏在广大教职工潜在的创造性品质，并尽可能采取多样的活动方式，不断的激励和鞭策全体教职工，正确引导和促进教职工创新能力的发展。

2、正确看待“路径依赖”

诺思指出：“人们过去作出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初始的制度选择会强化现存制度的惯性，因为沿着原有制度的路径和既定方向前进，总比另辟蹊径要来得方便，路径依赖形成的深层次原因就是利益因素。沿着既定的路径，既可能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迅速优化；也可能顺着原来的错误路径往下滑，如果弄得不好，它们还会被锁定在某种无效率的状态之下。一旦进入了锁定状态，要脱身而出就会变得十分困难。

但必须认识到，制度的形成过程是一个多次博弈的过程，是人们在社会分工与协作过程中多次博弈而达成的一系列契约的总和。一项好的制度，都应当在充分调查研究、获取信息的基础上，综合权衡后制定。好的制度应当体现并能够协调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和需求，从而获得大家的拥护，表现为长效性和相对稳定性。

学校组织内部管理体制的改革和创新与以往改革的关系是扬弃的关系，所以要建立新旧改革的有机联系，既不能过分依赖原有的途径，也不能想当然地设置一些不讲效率的制度，而应注重学习、总结，学别人之长，加强部门之间的交流，我校汽车工程系曾在专业群开发、考证与技能培养、双师型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进行过成功的尝试，我们应在保持原有优势的基础上，结合本校特点，要敢于否定学校旧有的、影响学校发展、束缚人性张扬的条条框框，大胆进行各项管理制度创新，提高制度的有效性。3、注重规则的权威性

制定规则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激励和约束人的行为。在我国这个市场经济尚欠发达、特权意识较浓厚的国度里，人们尊重规则的意识还较淡薄，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希望找到规则的漏洞，并利用这个漏洞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世界上最好的规则都有漏洞，对规则的遵守可以反映一个民族的素质，大家都遵守规则可以大大的降低交易费用。当然许多规则的实施除了激励、约束机制外，还需要人的自律。如果学校员工都有自律意识，那么整个学校的交易成本将会大大的降低，而最终受益于全体员工。

二是除了寻找规则的漏洞以外，人们还喜欢规则能约束别人，而自己是例外。如明明违规也要找关系通融一下，即规则对别人是硬的，对自己是软的。在这种动机的支配下，最终规则就形同虚设了。规则的软化是特权思想和等级思想的一种集中体现，学校的管理者应增强各项制度的权威性，做到令行禁止。

三是有利时遵守规则，不利时违反规则。我们总有一部分人在遵守规则上“斤斤计较”，打小算盘，总希望游离于规则之外。而实际上，规则的好处来自于大家的遵守，尤其是学校的各级教育管理者理应带头遵守规则。

学校在注重规则制定的同时，要创造一种自我激励、自我约束、自我管理的良好氛围，使得全体教职员工形成人人遵循约定的学校竞争规则，认真履行承诺。学校管理者也应注重规则的权威性，切不可朝令暮改。

4、建立有效的实施机制

机制是制度赖以实践的保障，完善而巩固的实施机制的建立将有利于团体运行内部交易费用的降低，将会使制度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并具有长期优化运作的意义。它为落实依法治校、确保学校教育教学质量的不断提升提供保障。但不可否认，在某些部门的实施中存在着两张皮的现象，什么原因？主要还是存在实施机制的有效性问题。所以为了实现学院的管理目标，将制度落到实处，必须建立与之相符的实施机制。

从学校实际情况出发，首先应创设决策保障机制，可专设一支决策智囊团，定期研究和解决学校管理方面出现的新问题和新对策，必要时制定新制度。其次要形成一整套与之呼应的监督机制，比如制度实施过程中的校务公开监督机制，良好的督导机制，有效的激励机制等等。最后要制定好善后处理机制，形成一种“凡事有规则、凡事有负责、凡是有处理”的实施机制；最后，要创设自动协调机制，协调不同管理线条间的部门合作，达到工作效率的最大化，学生利益的最大化，使学校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

【参考文献】

[1]卢永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修订版）[M].中国发展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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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传统的国库集中支付制度存在着预算单位多、资金运作不便等问题，无法满足我国社会发展的需求。本文通过总结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改革的重要性和原则，对实施改革面临的困境进行分析，并提出针对性深化改革的建议，对推动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改革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国库集中支付制度 改革 建议

国库集中支付制度的改革，主要依据我国现阶段的国情而建立。国库集中支付制度建立以明确的政府职能为首要前提，先决条件是完善相关部门预算，以严格的管理控制和监督体系做保障，同政府的采购制度进行配合，形成的单一账户模式的支付制度。

1.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改革的重要性

国库集中支付制度作为国家财政管理中重要组成部分，有效的运行是财政预算能够执行的有力保障，为满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需求。财政资金的集中支付，可以有效降低财政资金的拨付使用成本，提高运转拨付效率，从而进行国拨资金的宏观调控[1]。财政资金的集中支付，能够实现资金更好的监控和管理，同时，资金能及时到达所需部门，利于实现资金的宏观调控。

2.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改革需要遵循的原则

国库集中支付制度的顺利改革，需要遵循和把握制度创新、管理规范和效率提高三大原则 [2]。

制度创新将贯穿改革整个全过程，随着改革实践的发展和完善，制度的创新将呈现连贯性和持续性。需要坚持制度创新理念，全面推进改革的顺利进行。

规范管理是全面进行改革大势，也是国务院对于改革实现总体要求。地方部门的改革实施，需要将部门特点和规范管理相结合，确定改革实施步骤、范围等。

效率提高，做到效率和安全兼顾。财政相关部门需要科学管理、改进和完善措施，于保证支付的安全基础上，大力进行支付效率的提高，方便于预算单位的用款。

3.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改革面临的困境

3.1观念滞后

对于制度创新的充分认识和观念改变是改革面临关键问题。制度改革以来，仍存在少部分单位和部门，对于改革的重要意义认识不到位，存在一定观望态度和畏难情绪。

3.2信息系统滞后

信息系统属于改革重要的技术支撑。近几年，信息系统的建设已经取得很大成绩，但是相比改革进展过于滞后，某些方面限制了改革推进。

3.3措施不完善

具体的措施不完善，为预算相关单位的用款带来不便，相关支付流程繁琐，预算部门和单位的工作量大。且部分具体政策的界限无清晰界定，一些操作层面规定不完善，例如，库款增加之后，未及时出台相关可操作国库的现金管理的方案措施[3]。

3.4改革不均衡

改革深度和广度差异较大，相同管理办法和制度，于地方和中央间，部门和部门间，不同地区的地方间，具体实施改革不平衡，一定程度延滞了国库集中支付制度的改革进程。

3.5体制不完善

推行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执行的相关体制不完善，地方政府部门的制度不健全，阻碍全面推行的步伐。如投资体制，因投资计划的下达晚等原因，致使预算部门的资金发生归垫生；随着改革不断深化，收入的分配和财务体制和规范化的管理要求等管理深层矛盾日益突出，反映出改革复杂性和的艰巨性。

4.深化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改革的建议

4.1充分认识并明确改革总体思路及基本原则

加大改革宣传的力度，将改革成效公诸于众，让人们看到改革的优势所在，提高地方政府相关会计的思想觉悟水平，明确全面推行改革总体思路，全面落实和贯彻国务院要求，大力的推进制度改革，并且遵循和掌握改革实施的制度创新、管理规范和效率提高三大原则。

4.2健全国库管理的信息系统

依据深化制度改革及“金财工程”的总体规划要求，确保信息系统灵活性、实用性及可扩展性，扩大网络的覆盖范围，完成网络信息共享。加强地改革及非税收入的收缴管理相关系统推广应用。需要建立全国通用执行分析相关系统，实现中央、地方国库的总账系统集成。积极的推动“财税库”相关横向联网的试点运行。健全系统安全运行和维护保障管理制度体系。

4.3推进非税收缴收入的管理改革

依据管理制度的改革要求，推动税收入部门全面改革，包括主管部门及相关预算部门。将改革资金范围扩大，包括所有政府基金、行政事业收费、彩票收入土地收益等。积极制定依据电子缴库为核心“财税库”横向联网方案，修订并制定相关管理配套制度和措施。

4.4全面推行国库集中支付制度的改革

深化实施相关改革预算部门的级次，如条件成熟，可以将改革在所有基层的预算部门进行全面实施。研究并扩大资金的改革范围，将预算外资金、政府基金及行政单位的离退休相关经费纳入改革的范围。实行省级改革的全面实施，改革未实施地方，需要采取切实措施，在省级的预算部门改革中迈出实质性的进展。实施改革地方，需要扩大改革的范围，并完善改革的各项措施。需要考虑地方差异，依据实际的情况，进行改革进度的调整。

4.5健全国库管理和监控制度体系

需要健全国库管理的制度体系，需要与《预算法》的修改法案相适应，于国库集中支付改革总结基础上，研究并起草《财政资金支付条例》及《国库条例》，健全改革法律保障体系。健全相关监督机制，扩大信息系统资源，拓展系统的预警功能，进行地方性的全面推广，提高财政系统全面的监控水平。健全动态的监控信息的报告和核查制度通报制度。建立主管部门和财政部门动态监控互动机制。

综上所述，充分认识和明确改革总体思路及基本原则，健全国库管理的信息系统，推进非税收缴收入的管理改革，全面的推行国库集中支付制度的改革，健全国库管理和监控制度体系，对于推动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改革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罗彩虹.关于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改革的问题研究[J].商场现代化，2012，23（14）：4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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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管理受到诸多复杂因素的影响。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文化积淀,西方管理文化的精粹都以不同的形式不同程度地影响着中国企业管理。中国企业管理创新,就是要不断让科学管理的新观念、新方法冲涮。中国企业管理者的小农意识,就是用市场经济的规范取代计划经济的禁锢,就是要在民主、科学、创新的旗帜下调动人的积极性、发挥人的潜能,实施高效、科学、人性化的管理。在知识经济的浪潮中,整合中西管理文化的精华,探索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管理模式,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企业管理思想和文化十分必要。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加入WTO和经济体制改革的继续深化，石油企业正逐步推向市场，面临着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新的发展趋势。如何才能促进石油企业有效管理、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经济效益等问题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其关键是需要研究企业管理创新。

一、中国石油企业管理创新的现状

我国石油企业管理创新的现状,目前石油企业管理创新活动主要是在具有相对独立的经济核算单位中开展。参与管理创新的人员主要是专职的管理人员,其他技术人员和基层操作人员很少,这反映了石油企业管理创新的主体狭窄,不利于管理创新的广泛开展。当前石油企业鼓励创新主要集中在管理方式方法及管理模式或在一些局部领域内开展创新活动,而管理制度创新较少。这就是石油企业管理创新的特点。从创新方法上看,主要是借鉴其他相邻领域知识和技能,独创较少。同西方大石油公司相比,我国石油企业的管理创新活动主要局限于少数专职管理人员,缺乏群众性;同时创新领域狭窄,创新手段有限,整体创新能力水平低下。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石油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二、石油企业管理创新存在的问题和制约因素

石油企业是国民经济重要的支柱产业，长期以来受计划经济的影响，很多企业经营观念陈旧，企业的管理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存在一些问题：1、国家对企业的有效监督和发挥经营者的积极性没有有效结合；2、已经进行公司化改造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还不规范；3、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劳动人事制度没有建立健全；4、没有完全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5、企业管理组织机构没有完善；6、成立股份公司后企业管理如何转变；7、重组改制后各个公司的关系如何处理。这些问题都需要通过企业管理创新来逐步解决。

企业管理创新活动虽受到外部环境影响,但笔者认为企业内部环境是制约石油企业管理创新的主要因素。1)石油企业的自身特点石油企业属于矿藏采掘业,同其他工业企业相比,具有高投入、高消耗、高成本、高风险的特征。具体表现在:一是油气资源深埋地下,勘探开发难度大、时间长、成功率低;二是原油生产受自然规律的严重制约,企业生产的成本费用高;三是油气企业工作场地大都在野外,企业办社会负担沉重[1]。石油企业的这些特点决定了石油企业的管理创新约束条件要较普通工业企业要多,而且正是这些特点加大了管理创新的成本,从而使得石油企业很难在管理创新方面有所突破。2)企业创新激励政策导向企业管理创新极易受到企业内部创新激励政策导向影响。由于国内原油长期处于供不应求状态,为提高原油产量,石油企业对技术创新有很强的认知,其投入也很大,而对管理创新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这是石油企业管理创新积极性不高、成效不大的重要原因。3)企业创新氛围良好的创新意识,与拥有一个良好的创新氛围密切相关。在一个好的氛围下,人就思想活跃,新点子产生得多而快;不好的氛围则可能导致人思想僵化,思路堵塞。由于石油企业长期处在计划经济中,对市场反映迟钝,缺乏市场压力,难以形成企业创新的氛围。

三、石油企业管理创新的途径

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特别是信息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使得经济的全球化和信息化进程不断加快,给企业经营环境带来了根本性变化。企业为了生存和发展,不得不进行管理创新,以期超越一流,保持不败。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西方企业管理创新是一浪高过一浪,在管理的诸多领域中进行了大胆而又成功的创新。特别是中国加入WTO以后，和世界其他国家的经营关系越来越重要，管理创新关系到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根据我国石油企业的现状和特点,我认为在石油企业管理中需要开展创新活动,以提高企业的竞争能力和盈利水平。

1.组织机构的创新

组织机构是企业运行赖以支撑的架构,科学的机构设置是管理理论与规律的产物,也与企业实际管理的要求相关。目前石化集团正在进行的重组改制过程,实际上是企业制度创新的过程。在制度创新过程中,组织机构必须有相应的变革与创新,才能适应全新的委托关系、集权与分权要求、管理效率的提高等等。因此,开展组织机构创新活动特别重要,否则企业制度创新就不可能真正成功。

2.技术创新

技术创新是管理创新的主要形态，是企业发展的根本源泉，它越来越成为决定企业管理发展水平的主要因素，技术创新不仅是技术问题，也是管理问题，因为技术创新从研究开发、形成产业化到市场推广应用，在整个过程中蕴涵着一种新的管理机理和方法。石油企业具有高投入、高风险、高科技和追求整体效益的特点，经济效益的提高依赖于技术创新。这种技术创新以市场为导向。以提高国际竞争力为目标，以充分利用新工艺、新方法和高效益产出为归宿，推动石油企业发展，从而促进管理方法、管理模式的创新。

3.经营理念的创新

由于企业长期处于计划经济时代,其价值观及行为存在一种惯性,这种惯性根植于人们的头脑之中,常常会不自觉地在其行为中表现出来。石油企业的这种模式及价值取向很不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因此应该在经营理念上进行创新,树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企业特性的经营理念,重新塑造自己的价值观与行为取向。

4.管理制度创新

一些石油企业重组改制后，石油企业主业进入股份公司，成为股份分公司，其它部分为存续公司，保留原有的名称。这是把原来的一个企业分为二个，各自有自己的法人，在经济上、行政上相互独立，但在党群组织上还是一个系统，这就要求企业必须进行管理体制创新，按照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的要求，建立新的管理体制。

5.管理方式方法的创新

随着以信息技术为首的高新技术不断发展,企业之间的交易方式已经发生了一些根本的变革,企业物资、资金流动在不断加速,企业原有游戏规则也随之在不断改变。石油企业只有适应这些变化,并根据这些变化寻求新的管理方式和方法,才能在以后的竞争中取胜。

6.人力资源管理的创新

随着经济的全球化,资金、技术、专利等企业生产经营要素都可以相互转让,唯独只有人力资源不能自由转让,因为人力资本将取代金融资本成为企业最重要的战略资源[2]。人力资本的重要性使得过去以财务管理为重心的管理体系必须进行改革,转变为以人为本的管理体系。如何让职工在工作中发挥聪明才智、调动积极性、不断提高知识和技能,是企业的一项迫切任务。因此加强企业对人力资源管理的创新活动不仅非常必要,而且非常迫切。

7.企业流程和信息技术运用创新

流程的改革与创新,源于西方企业对传统分工条件下造成的生产经营与管理流程片断化、无人负责整个流程,只追求局部效率优化而使整个流程效率低下的再认识。流程之所以需要不断创新,是因为现代信息技术、电脑技术以及科学技术的进步,使得原有流程赖以存在的前提条件发生了很大甚至是根本性

四、需要处理好的关系

1.企业管理创新和企业管理基础工作的关系

企业管理的基础工作是搞好各项其他工作的重要保证，是前提条件，是企业进行各项重大决策的重要依据，是推行现代化管理方法和手段的重要条件。石油企业若想进一步创新、发展，必须加强企业管理基础工作，必须处理好管理基础工作与管理创新的关系，把二者有机结合起来。在保证基础管理工作正常进行的基础上，充分搞好管理创新，探寻新的发展方法和手段，推动石油企业向前进步。

2.技术创新与管理创新的关系

引进国外先进管理技术和方法，对推动我国企业管理水平的提高，缩小与发达国家企业管理的差距，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和现实意义，也是加强和改善我国企业管理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在学习、引进、借鉴国外先进的管理方法和手段的基础上，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和石油企业自身的特点，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石油企业管理模式和方法。

创新决不仅仅是知识的发现,更重要的是知识的运用。一个企业的竞争能力并不简单地取决于其科技力量,在某种程度上更取决于企业的管理水平。可以说管理创新也能创造市场,也能弥补技术创新的不足。因此,石油企业在管理创新过程中,除了尽可能地运用技术创新的成果推动管理创新向前发展,更重要的是如何利用管理创新来充分挖掘技术创新的潜力和效率。

3.石油企业管理创新与自身特色的关系

石油企业独有的特点决定了石油企业所有的管理创新活动都应当围绕如何减少和降低这些因素的影响展开。例如,地下油藏呈上下分布,不同的油藏分布在不同的地段,其平面上相互重叠;反映到地面生产上,不同的油藏其地面生产设施可能在同一区域。油藏分布的这一特点决定了油藏地面生产设施不可能以油藏为单元组织,而只能以地面集输系统为单元组织。因此现行油藏原油成本核算以地面集输系统为单元进行成本要素归集,这样的成本归集反映的是同一集输系统内所有油藏的平均开采成本,从而使采油在优化油藏开采方案时缺乏科学的依据。因此,无论是在经营理念创新上,还是在组织结构、业务流程创新上,都必须建立在石油企业的自身特点之上;否则,所有的创新只能是纸上谈兵。

4.管理创新过程与利用信息技术的关系

当代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原有管理游戏规则，信息技术不仅使实力雄厚的大企业特别是掌握当代前沿技术的大企业控制市场的能力不断加强,同时还极大地提高了资本周转的速度,使他们更容易获得远远高于平均利润的高额利润,这从根本上破坏了利润平均化的机制。由于我国石油企业在开发和运用信息技术方面与西方大石油企业相比有一定的差距,加上管理创新活动缺乏或滞后,使其竞争力差距不断加大。从这个意义上说,能否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适应知识经济的时代潮流,已成为当今石油企业竞争的焦点。因此,石油企业在管理创新过程中,运用先进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充分考虑信息技术对现行管理创新的重大影响,是决定企业管理创新成功与否的重要因素。

5.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的关系

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创新和管理创新存在密切的联系，二者是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相互保证的，不能把二者的关系割裂开来，更不能对立起来。

实质上就是改革以产权制度为核心的企业制度改革,旨在界定企业与政府、与社会、与投资者(股东)、与员工的关系,奠定企业管理的制度基础,带来企业运行机制的市场化。这是企业现代管理赖以存在的基本前提。如果企业的产权界定不清晰,外部激励机制没有建立起来,即使内部管理改革取得突破,也是不能持久的。企业管理体制(或组织结构)的改革,目的是实现管理模式的市场化,增强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在以产权为核心的制度创新基本完成以后,企业管理创新的任务更艰巨,对企业的竞争力、经营绩效的影响更直接。这两种创新是并行的、相互促进的,都直接影响企业竞争能力和发展后劲。因此,石油企业必须通过企业重组改制来加强和深化管理,实现企业管理创新,完成市场导向型的管理创新,建立起面向市场的管理模式和决策机制。当前石油企业必须通过企业重组改制来加强和深化管理，实现企业管理创新，完成市场导向型的管理创新，建立起面向市场的管理模式和决策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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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已得到普遍认同的观点是，民营中小企业的发展状况将直接影响到我国经济未来的总体竞争力。另一个很直观的事实是，民营中小企业与国有大企业、国有中小企业以及民营大企业是有着较大的不同

，是个有特殊代表性特征的新兴群体。但这个差别好象常常被人们忽视，并导致了民营中小企业发展历程曲折艰难，各方面的争论似乎也从未间断过，使众多的民营中小企业不得不负重前行。本文拟对其发展过程中的主题之一——制度创新问题从如下层面进行初步的探讨：民营中小企业制度创新是肯定还是否定了民营中小企业家?到底存在不存在企业家?制度缺失的原因究竟是什么?笔者希望通过本文对此做出一些梳理，以期对民营中小

企业健康发展有些许帮助。

二、“企业家主导”：民营中小企业制度创新的内在动力

(一)民营中小企业家的再认识：对一种流行观点的驳折。在民营中小企业的制度创新过程中企业家到底扮演业什么样的角色?民营中小企业中只存在“业主”而不是存在企业家?讨论这些问题需要从企业家的具体内涵谈起。目前我国大多数人认为：“企业家不是企业资本的所有者……，是指一类具有一系列特有素质和能力、专门从事企业判断和管理的复杂劳动并据此领取报酬的人”。企业家是经营权和管理权高度分离的产物，但经营者并不一定就是企业家。我们姑且不谈该观点看似完善其实不乏自相矛盾之处，按上述的观点，似乎可以轻易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只有大企业才存在企业家，在中小企业中根本不会有企业家的存在。但这与相关理论和现实都不吻合，我们的研究则得出了与之恰恰相反的结论。

尽管大部分经济学家对企业家的问题做出了研究，如奈特的企业家要承担商业决策和不确定性、柯兹纳的企业家是“经纪人”、熊彼特的企业家是创新者，等等，但我们不难看出，这些研究多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来阐释的。这可能更多的是出于经济学家构建一般的经济理论体系的需要，因而没有太多的直接指导实践的意义。真正为研究企业家而研究企业家的学者卡森，他在1982年发表了《企业家：一个经济理论》一书，试图寻找一个贯穿企业家研究的主线。他的企业家是“擅长对于稀缺资源的协调利用做出明智判断的人”。从管理学的角度看来，企业家和一般管理者在承担风险、机会敏感性和创新方面是存在着较大差异的。尽管熊彼特和柯斯纳都不看重资本对企业家的重要性，但卡森则强调认为，一个企业家如果使他的判断得到支持，就必须拥有个人财富。他把有企业家才能却不能拥有资本的人称为“不合格”的企业家。我国学者张维迎(1995)发展了卡森的理论，他指出，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来看，企业家资格从来都是和资本家相联系的：而且仅当一个有较高经营能力的个人同时也是资本家时，他才能成为一个企业家。在他的“契约企业”中，没有资本的人是无权签约的，而处于中心签约地位的人就是企业家，即资本是成为企业家的充要条件之一。尽管资本的社会化和风险经营模式的兴起使得许多缺乏启动资本的人可以更容易地实现自己的企业家梦想，尽管我们对“资本雇佣劳动”的企业家命题不完全赞同，但我们仍同意张维迎的部分观点，即没有个人财富的人充当企业家是无法取得别人信任的。尽管方竹兰(1997)认为企业家作为人力资本所有者拥有企业所有权是一个趋势，周其仁(1996)也认为市场里的企业是一个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的“特别合约”，但两者都承认了物质资本(个人财富)在企业家资格中的重要作用。显然，民营中小企业家是符合这些条件的，只有他们才有资格和能力对制度创新的后果和绩效负责任。我们用如下模型再对上述观点作进一步的简洁阐释。

(二)民营中小企业的企业家产生机制模型。如果接受上面的论述，那么我们可以暂时抽象掉风险因素，将经营能力(m)、个人拥有的物质资本(c)作为两个自变量，建立如下的民营中小企业家(E)产生机制的简化模型：E=f(m，c)。

其中式(1)表明企业家生产的可能性与个体经营能力成正比，式(2)则说明成为企业家的可能性与其拥有的物质资本成正相关，当然两者在最大处的结合即是最佳的企业家人选.

在该模型中，Ⅰ中的个体因其经营能力低下，且缺乏足够多的物质资本，故只能作为普通工人；Ⅳ中个体有足够多的个人财富(资本)，但经营能力同样低下，故也只能作为雇佣管理人员的单纯资本家(股东)；Ⅱ中的个体有较高的经营能力，却没有足够的个人财富，故只能成为合格的管理者，或以“职业经理”方式在大企业中出现，但不可能成为民营中小企业的企业家，只有Ⅲ中的个体才能作为“合格”的民营中小企业家，他们既有足够的物质资本，又有足够的经营能力他们也是卡森和张维迎意义上的真正的企业家。也有学者把企业家仅限定为公司的创办者，认为他们才是“纯正的企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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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创新；知识产权保护；关系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5）05-100-01

一、创新的内涵及种类

创新的概念是动态的，是一个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不断发展的过程，而不同的学者对创新也会有不同的理解。在此引用现代汉语词典的定义，在本质上，创新实际上指两个含义：一是抛开旧的，创造新的。二是指创造性、新意等。在这两个含义中，前者倾向于宏观上的指代，主要是精神层而，更具有抽象意义；后者则倾向于具象化的实物，往往和具体事物的评价指数结合在一起。当我们讨论创新和知识产权的关系时，更多的是指前一个层而的含义，即当今中国社会的多种层而、多种意义上的创新以及如何完善现有的知识产权制度、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来鼓励创新。

创新的种类一般分为二种类型：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和制度创新。

1.技术创新，指生产技术的创新，包括开发新技术，或者将已有的技术进行应用创新。科学是技术之源，技术是产业之源，技术创新建立在科学道理的发现基础之上，而产业创新主要建立在技术创新基础之上。

2.管理创新则是指组织形成一创造性思想并将其转换为有用的产品、服务或作业方法的过程。也即，富有创造力的组织能够不断地将创造性思想转变为某种有用的结果。

3.制度创新是指在人们现有的生产和生活环境条件下，通过创设新的、更能有效激励人们行为的制度、规范体系来实现社会的持续发展和变革的创新。其中，知识产权是包含在制度创新里而的，知识产权为制度创新的一部分。

二、创新与知识产权的关系

创新是自主知识产权的惟一源泉。只有创新，才能在关键领域掌握更多的自主知识产权，也才能在竞争中占据主动。这是被无数事实所证明的一条真理。海尔公司平均一天就诞生一件专利，深圳华为公司年度申请专利量突破1000件，正是他们持久的创新才赢得了国内外的市场。反过来说，没有创新，就谈不上自主知识产权，就会在竞争中吃亏。依赖别人知识产权，最终只能被别人牵着鼻子走，戴着别人用知识产权编织的镣铐跳舞。没有自己的核心技术，就难以突破发达国家的知识产权壁垒，从根本上解决我国自身发展和国家安全所而临的重大战略问题。伸手处皆为别人的知识产权，一个企业乃至一个产业就会有沦为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附庸的危险。在技术创新过程中，必然伴随着发明创造的产生，若不运用知识产权制度加以保护，就会使研发者花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开发出的发明创造，很快被国内外的同行或竞争者仿制或使用，不仅使技术开发者的市场竞争力大大减弱，还将损失掉技术贸易的收入。如何防止竞争者在了解技术信息后，抢先使用或生产出同样工艺的产品占领市场，研发者只有及时申请专利，使创新技术获得法律保护，才能使技术成果的安全性得到有效保障。

三、加强自主创新，保护知识产权

（一）政府应充分发挥好政策制定者和企业服务者的作用

政府可以通过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并结合经济自身的特点逐步完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建设。同时，在法律制度逐步完善的同时，还要严格执法，联合知识产权部门、工商部门、版权部门、公安部门、海关、税务部门等有关单位组成统一的执法队伍。政府有关部门应增强服务观念，为企业搭建知识产权信息平台。

（二）企业要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

1.增强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我国与国际接轨，要想在世界的游戏规则中始终处于有利地位，增强知识产权的保护意识刻不容缓。通过加强对企业管理和科技人员的培训，增强企业的知识产权保护观念，使企业全体员工充分认识知识产权保护对企业发展的重要性。特别是企业领导者、决策者要树立知识产权保护的紧迫感、责任感，改变落后的观念，增强企业的自我保护意识。

2.建全知识产权管理制度。企业应设立专门的工作机构，配备专职人员，加强企业的知识产权保护。建立知识产权档案，加强对企业白主知识产权的维护与管理，发现侵权行为及时采取措施。同时培养专门的知识产权管理人员，在掌握相关技术的基础上，还要熟悉相关的知识产权法律法规。

3.完善技术秘密保护制度。企业应在知识产权保护工作中完善技术秘密保护制度，对正在研发项目和尚未形成成果的项目加强技术保密，真正使企业的技术秘密得到保护。要明确企业在与员工签订劳动合同的同时签订保密协议，以更好地维护企业的权益，避免因技术秘密的泄露给公司造成巨大损失。

4.充分利用知识产权资源，多申报技术专利。企业在新产品开发和技术改造过程中，对具备新颖性、创造性和实用性，又符合其专利申请条件的技术或产品，要及时申请专利，使科研成果获得法律保护。同时要将一些实施效益高、易被仿制的技术及时申请专利。对某些发明创造，在申请专利时，不得全部技术内容都公开，而是保留一定的技术秘密，只是将其中易被仿制的技术部分申请专利。

四、结语

创新与知识产权的保护是一个值得令人思考的话题，它的存在必有其合理性与必要性，政府、企业及我们每一个人都值得去继续探究。

参考文献：

[1]现代汉语词典[M]商务印书馆，1996：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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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新技术；高新技术产业；制度；制度环境

1　制度及制度安排的内涵

制度，在一般意义上被人理解为一套行为规则，它们被用于支配特定的行为模式和相互关系。新制度经济学主张看待和分析经济生活中的问题，不能就经济论经济、而必须结合制度环境。按照新制度经济学制度的研究成果，制度内涵至少包括四方面的内容：①制度的最基本内涵是人们习以为常的惯例(或是规范化的行为方式)和具有强制性或约束性的规则，前者同特定的文化模式和社会过程密切相关，后者则主要体现为法律规则、组织安排和政策；②交易是对制度进行分析的基本单位，这既是由于习惯和规则只能体现于人们之间的交易关系中，同时又因为交易的各种具体形式描述不同的制度创造条件：③财产权与制度密不可分，因为它既与交易关系密切，又是集体行动控制个人行动的主要手段；④制度通过提供一系列的规则界定人们的选择空间，约束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而减少了竞争中的不确定性和交易费用。

戴维斯和诺思(1994)区分了制度环境和制度安排。制度环境被定义为“一系列用来确立生产、交换与分配的基本的政治、社会与法律规则”，如支配选举、产权与合约权的规则。制度安排是“支配经济单位之间可能合作与竞争方式的规则”。这个区分是为了研究的便利，即把制度环境作为外生变量，只把制度安排作为内生变量。相类似的，林毅夫(1994)定义了制度安排和制度结构。制度安排的定义是“管束特定行动模型和关系的一套行为规则”，它可以是正式的，亦可以是非正式的。正式的制度包括家庭、企业、工会、医院、大学、政府、货币、期货市场等等，而价值、意识形态和习惯等则是非正式的制度安排。一个社会中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制度安排的总和则被称为制度结构。显然，制度结构包含了戴维斯和诺斯所定义的制度环境和制度安排。作为规则的组织就是一种制度安排。可见，诺斯和林毅夫等人的制度定义，都内含着这样一个假定，一个社会的制度结构并非铁板一块，它具有近可分解性，既有纵向的近可分解性，又有横向的近可分解性。

制度是一个大的系统，它包含政治(法律)、经济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内容。本文研究的是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制度问题，鉴于整个社会制度结构的近可分解性，本文不可能涉及社会中所有的制度安排，而只涉及与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密切相关的制度安排，包括正式的制度安排和非正式的制度安排。本文认为，制度概念可作如下界定：①制度是人或组织的行为规则。如果我们把人或组织看作一个系统的话，经济学对其输出功能进行描述所使用的语言即是“效率”概念。确切地说，制度本身不会产生任何效率，它只有同人或组织相结合时，才可能促进该系统的效率增长或“非效率”增长。这就使我们认识到，制度能否促进系统的效率增长的关键，取决于它同人或组织的适应程度以及由此引致的“制度化”了的人或组织同外部环境的适应程度如何。②制度是组织构造的结构模式。一些新制度经济学家把制度等同于社会组织，无疑看到了制度与组织之间的内在联系，即任何组织都是按照某种制度框架构造而成的，因而也具有类似制度约束功能的组织约束功能，如企业制度和宏观布局制度。但是，制度和组织还是有一定区别的。制度是社会游戏规则，是人们创造的，用以限制人们相互交流行为的框架；组织是为一定目标所组成的，用以解决一定问题的人群。如果说制度是规则，则组织就是游戏的角色。制度不仅为人和组织提供了社会游戏规则，而且还为组织的存在提供了构造模式和结构框架。而组织则是由特殊的群体为了一定的目标并按照某种制度结构组成的社会集合体。因此，组织的效率不仅取决于其构成要素的功能，还取决于它的制度结构模式的构造以及对制度框架的适应程度如何，即组织构造以及对制度框架的适应程度如何，即组织构造的制度模式是否能为该组织提供“适应性效率”。③制度是人类主体内在的文化结构模式。制度不仅包括行为规则和组织模式，更为重要的是它还包括文化结构所形成的特定模式。制度离不开文化。根据以上界定，制度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它是在特定社会范围内统一的、调节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一系列习惯、道德、法律(包括宪法和各种具体法规)、戒律、规章、(包括政府制定的条例)等的总和，它包括我们通常所说的机制、体制、政策等含义。

2　制度因素在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重要性及其作用

从传统经济学理论到新增长理论再到制度经济学，国外经济学家从20世纪80年代中叶以来，对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两个重要的变量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新经济增长理论突破传统经济学理论。从不同角度研究了技术变量在生产中的内在性，提出技术创新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称为“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但该研究的不足是将制度结构与制度变迁作为假设条件予以忽略了；“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虽然也认为制度创新可能是重要的，但在实证研究的假定中却假定这些制度创新与经济增长无关。因此，“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实质也是制度创新外生论。很明显，“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有意无意忽略了技术创新导致的经济增长可能对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的客观需求。制度经济学则将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视为一种客观的“创新过程”，并提出经济制度的变迁或创新是人们为降低生产成本或费用所作的努力的重要课题，这实质上已将制度创新与经济增长特别是技术创新紧密联系起来了。在其基础上，制度经济学提出，制度创新决定着技术创新，而不是相反。这是对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关系的全新认识。

制度环境的优劣是决定一个产业成长快慢的首要因素。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中，技术创新需要适宜的制度作为支撑，制度重于技术，制度重于资金。任何技术创新都是在一个特定的制度化结构体系和相应的制度背景下进行的活动。在不同的制度安排下，技术创新的绩效存在明显差异：一个专制的政治制度和一个民主的政治制度、一个肯定个人物质利益的经济制度和一个否定个人物质利益的经济制度、一个保护私有产权的法律制度和一个否定私有产权的法律制度、一个崇尚创新的文化制度和一个贬斥创新的文化制度，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是完全不同的。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经济因素可以通过创造技术创新需求来推动创新，技术因素可以加强技术创新的技术基础，制度因素则为经济因素和制度因素提供了一个发挥作用的制度框架，可有效地激励技术创新活动的开展。制度激励是技术创新和产业革命永久的动力，是经济增长的不竭之源。新制度经济学的

分析表明，制度是继天赋要素、技术、偏好之后经济理论的第四大柱石，制度短缺或制度供给的滞后等制度缺陷同样会制约经济发展。而且，制度具有“资产专用性”，制度短缺不能由其他要素替代。一种体制比另一种体制效率高的原因就在于制度的不同，同样的生产要素在不同国家效率的差异实质上也就是一种制度的差异。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新制度经济学更具有实用价值，因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在很大程度上是制度的差异。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并不是生产要素的简单叠加，土地、劳动力、资本和技术这些要素，有了制度才能以发挥功能。诺思(1990)在分析为什么一些国家富裕而另一些国家贫困时认为：“由于缺少进入有法律约束和其它制度化社会的机会，造成了现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长期停滞不前。”制度是通过传统、习惯或法律的约束作用力来创造出持久的、规范化行为的，因而为人们决策提供了预期，一种保护经济主体从其创造行为得到收益保障的制度环境。有效的制度安排保证了能对技术创新主体带来预期收益，从而可以尽量减少技术变迁的外部性，避免创新利润溢出，从而造就了引导和确定技术活动的激励机制。技术进步依赖于知识存量的积累、基础知识的累进以及人才的培养等因素，其预先的准备时间长，投资巨大、风险高且成功收益难以估计，单个的市场主体是无法承受如此巨额的创新成本的，这就需要一系列的制度安排来保证，它包括能产生创新的制度(如农业国际研究系统)、确立产权和契约的制度(如公司法、合同法等)以及分担外部化风险制度(如环保法、保险制度等)。

任何一种产业的发展，都是土地、劳动力、技术、管理等多种要素综合运用的结果。高新技术产业的特点在于：在诸种生产要素中，人力资本在该产业的发展中起决定作用，保证高新技术产业健康发展的关键是充分发挥人力资本的潜能。而要激发起拥有人力资本的专业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就必须设计出一种适当的制度安排，为人力资本所有者提供足够的激励。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实践证明：没有一种好的制度安排，即使有了高新技术也是束之高阁，几十年不用；即使引进了高精尖的进口设备，也可能放在露天日晒雨淋直到报废。从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角度看，有了一个能激励人们不断采用高新技术并不断激励人们进行技术创新的制度安排，新技术就会不断产生，技术水平就会不断提高：而在一种压抑创新精神和创新活动、只鼓励外延式扩大再生产而不鼓励内涵式扩大再生产的制度安排下，只能是低水平重复建设，技术创新的速度必然是缓慢的。制度安排是否为高新技术的发生和扩散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有没有建立有效的、刺激人们创新的并把风险降低到最低程度的产权制度体系，其中包括私有产权、专利制度及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这是一个地区高新技术及相关产业是否得以持续发展的关键。因此，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过程中，一定要高度重视制度创新的作用，摒弃传统的重技术轻制度的倾向，注重同时进行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要加速高新技术产业的成长，必须尽快建立一套有利于创新活动开展和充分发挥技术所有者、资本所有者和管理所有者积极性、创造性的制度安排，创建有利于创新活动开展的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现状表明，制度创新往往比技术创新更为重要。以制度创新为突破口，加快制度创新步伐，才是一条又快又好地发展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最佳路径。

美国学者A・萨克森尼安的《地区优势：128公路地区与硅谷》对造成美国这两个主要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发展差异的社会经济文化因素作了深刻的比较分析。这本书在1994年出版，就引起了各地区发展政策制定者和业内人士的极大关注，原因是尽管128公路地区与硅谷开发相近的技术在同一市场上活动，结果却是后者蒸蒸日上，前者逐渐走向衰落。需要对这种现象作出解释。作者令人信服地证明，发生这种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于，它们存在的制度环境和文化背景完全不同。这本书的作者写道：人们，包括硅谷人，往往都没有意识到硅谷那种合作与竞争的不寻常组合连同其它要素共同构成的制度环境给他们带来的成就。由此可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快慢，不是决定于政府给了多少钱，调了多少人，研制出了多少技术，而是决定于是否有一套有利于创新活动开展和人的潜能充分发挥的制度安排、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制度是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重要瓶颈。在资金、技术、人才、制度四大要素中制度是第一重要的：作为激励功能的制度可以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发挥人的潜能：作为市场配置功能的制度可以充分调动包括资本金资源在内的各种社会资源并实现这些资源的优化配置：制度具有整合功能。可以实现资金、技术、人才三大高科技要素的互动与集成。

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是资金、技术、人才等多种生产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要充分调动诸要素所有者的积极性并使其形成集成和互动，关键在于提供一种合理的制度安排，只有通过制度改革才能为要素所有者提供一种持续的动力机制。事实证明，凡是高新技术产业蓬勃发展的国家和地区，都具有良好的制度环境。如果政府没有提供相应的制度安排，则市场机制也不能自动地实现高新技术活动的资源配置效率。因此，提高制度条件与高新技术产业化的匹配性和耦合性，通过制度创新条件的供给优化，创造出能释放企业创业精神和创业文化氛围，是解决高新技术产业的健康发展之道。

3　与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相关的制度安排

从广义上讲，高新技术产业的制度就是指适合于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制度环境或初始条件和制度安排。高新技术产业的制度初始条件即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制度产生的政治、法律和伦理的基本原则、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阶段、社会风俗等。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制度安排通常是指约束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行为规则总和。从狭义上看，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制度指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制度安排。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制度包括由国家规定的正式制度安排(也称正式约束或正式规则)和社会认可的非正式制度安排(也称非正式约束或非正式规则)。正式制度是指人们在非正式制度的基础上有意识地设计和供给的一系列规则，包括政治规则、经济规则和契约，以及由这一系列的规则构成的等级结构，从宪法到成文法，到具体的细则，最后到个别契约，正式制度具有强制力。非正式制度是人们在长期交往中无意识形成的，由价值信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风俗习惯和意识形态等因素组成，而意识形态是核心，并完全可(甚至就是)成为正式制度安排的理论基础和思想理论准则。意识形态是节约认识世界费用的有效工具，也是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重要内容。当意识形态的价值取得与社会制度变迁的方向协调一致时，它可以节约制度运行成本并减少变迁的阻力。诺斯把这种制度形式的功能总结为“在于告诉人们关于行为约束的信息”。新制度学派将文化作为制度的载体，社会学中的新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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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银行为了应对瞬息万变的市场竞争，纷纷引进或改造核心系统，以期从技术上保持自身的竞争力。新核心系统上线为产品创新提供了技术可能，但当体制创新、制度创新和流程创新等管理方面的创新跟不上的时候，技术上的可能并不能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而管理创新需要银行业内部及外部的通力合作，下大力气拓宽管理创新的“瓶颈”约束。

目前，摆在国内银行面前的是全方位、多元化的客户需求，身边是待机而动的国外银行，背后是不准越雷池一步的监管界线，而其内功又没有练到一定层次。在这种情况下，要想突围求生，唯有创新发展。

金融产品创新不是一个独立的过程，它需要与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协调配合。技术创新为产品创新提供基础准备，管理创新为加快新产品创新、控制新产品风险、增加新产品利润提供有力保障。

信息化建设依赖体制创新

创新是银行业发展的不竭动力，也是银行业改革与发展的主旋律。实践证明，不排除体制障碍，银行创新往往缺乏动力。

国内银行的体制障碍来自于两个方面：

从外部监管看，传统的合规性监管、消极监管、事后监管，已经严重扼杀了国内银行业的创新与发展空间。目前，金融混业经营已经成为一种势不可挡的国际趋势，国外银行挟百年经验和混业优势与我们的银行展开竞争。在这种大背景下，我国金融业仍在延续从监管到经营的分业架构。在分业监管的框架下，银行即使有创新意图，也要经过监管机构的多重审批，才能开始试点。到了创新可以付诸实施的时候，创新的动能已经消耗殆尽。

从银行内部来看，尽管几大商业银行纷纷改制上市，法人治理结构和经营体制有了较大的改善，但由于体制改革是个系统工程，需要假以时日，目前新旧体制交错，效果尚不十分明显。从国内银行的经营方略上，表现的仍然是重存贷款规模扩张，轻质量发展；重产品销售，轻产品研发；重价格大战，轻产品定价等等。银行过于热衷在“大”字方面做文章，而忽视在“强”字上下功夫。从银行战略重点到考核机制上，都没有建立起一套支持科技发展，鼓励业务创新的体制。

国内银行体制创新动能不足，表现在信息化建设上缺乏持之以恒的态度，造成核心系统需求升级与后期开发滞后，很难为核心系统长期、持续、平稳运行提供保障。国内银行一般把引进核心系统看作是阶段性的任务，希望系统上线就可以万事大吉。殊不知，按照信息化建设的客观规律，系统的开发与完善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国外核心系统在国内实施过程中遇到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因此一期上线的只是一些常规业务，上线范围只能收缩为交易驱动账务处理的系统。一些复杂业务及交易驱动支付等功能需要在后续阶段进行完善与开发。

核心系统上线仅仅是银行业务与系统联姻的开始，作为所有业务的处理平台，新核心系统与银行每天的运营息息相关。银行自身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系统既然上去了，就很难再下来。要切实发挥核心系统的总体作用，需要银行建立一套机制，保证资金和人力持续不断地投入到系统需求升级和后续开发之中。

安全运行需要制度创新

制度作为规则或协调框架，其作用是减少交易过程中的摩擦，使交易行为能够顺利实现，进而显著地降低交易成本，提高运营效率。新技术的运用引发了制度创新的要求。

引进核心系统改变了交易行为以及交易间的关系，必然要求银行内部管理制度做出相应调整。业务方面以会计核算的一个细节为例，核心系统上线后，国内会计制度中必不可少的会计凭证没有了，大量的手工制单、复核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交易凭证和交易流水。这时就需要制度创新紧紧跟进，从制度上对交易凭证的格式、内容、装订、保存加以规范。技术方面以网络安全为例，核心系统是一个设备、数据集中的系统，分行不需要单独配置服务器，但对网络和硬件平台的要求更高了。核心系统在技术上方便快捷的同时，对安全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银行及时修订安全制度，制订重大突发事件的预案。

核心系统涉及面广，诸如此类的变化需要对银行现行制度进行全面的梳理和创新。同时，新旧系统转换过程中总会或多或少地产生某些制度真空，如果这种制度真空不能迅速地填补，也会潜伏隐患或产生损失。从国内银行引进核心系统的情况来看，银行虽然认识到制度创新的重要性，但在推动制度创新的过程中却表现出能力不足。

一是对系统了解有限，很难从管理层面进行制度创新的统筹规划。出于保密和再销售等多方面的考虑，国外产品供应商向国内银行介绍系统时，大都限于操作层面，很少花精力去介绍系统的总体架构。国内银行参与项目建设的骨干往往要靠长期的探索和尝试，去理解系统背后的业务模型和参数关系。制度既是预设规则，也是经验总结。由于缺乏对系统业务规则的全面深入理解，且没有任何经验，国内银行很难从全局角度和管理高度对核心系统上线后的制度创新进行统筹规划。制度创新缺乏整体考虑，制度之间层次混乱，往往是疲于应付，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二是由于缺乏组织保障，在核心系统相关制度建设方面很难进行经验积累和培训转移。银行核心竞争能力不是体现在系统上面，而是体现在系统背后的业务模型和产品创新能力方面。如果仅停留在引进系统用于操作的表层，不注意系统知识的总结和积累，就很难在制度创新和提升内部管理方面发挥作用。核心系统上线，减少了后台简单操作的工作量，但对于业务进入系统操作之前的产品流程管理和系统参数配置要求更高、难度更大了。过去银行在会计制度管理方面，主要基于业务方式进行科目设置和增减。核心系统上线后，就要综合考虑会计参数与其他业务参数的关系，将会计科目设置与客户、产品、利润等参数统筹考虑。由于核心系统的复杂性，了解和掌握核心系统的业务架构和参数关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作为日常运营须臾不离的技术平台，国内银行要从战略高度建立一支稳定的专家队伍，有计划地进行核心系统知识的积累和转移，提高制度创新的能力。

三是核心业务系统的风险控制和管理功能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和及时开发，风险制度缺失。国外核心系统一般有专门的风险限额在线控制模块。核心系统的主要特点是交易直通式处理，这既是它的优点，也是它的潜在风险点。因此，一般会有一至两个风险限额的控制模块，对交易分层进行在线限额检查。但国内银行在购置或实施核心系统时，往往忽视这一功能的开发与运用。有些银行宁愿在一些风险管理和风险分析模块上下大力气，却忽视了这样一个基本道理。风险方面的管理分析系统基本上用于事前预测和事后分析，虽然容易引起银行高层的重视，但它毕竟是一种分析。如果不能把这些统计分析结论通过制度的方式固定下来，具体应用到检查和控制每一笔具体交易上，其作用是非常有限的。

功能实现要求流程创新

近两年来，流程银行的提法日渐流行，流程创新的重要意义逐渐得到广泛的重视与认同。这是因为产品创新很容易被模仿，而流程创新是固化在企业内部的架构和程序，竞争优势更稳固、持久。当一个行业进入成熟期后，市场需求日益饱和，产品差异减弱，竞争升级，不可避免会导致利润率的下降。此时，产品创新的重要性逐渐让位于流程创新。信息化建设不是简单的安装和启用新系统，更重要的是通过信息化的引领与带动，更新管理理念，规范管理制度，把合理的流程尽快固化到日常生产中去，形成正式指导各个环节的操作手册。

在银行业大多数同仁的眼里，核心系统代表的是一套解决方案、应用软件以及技术手段。但透过系统的表象不难看出，核心系统承载的是处理银行所有业务的理念、方法和流程。新系统的引进和上线，无疑带入了新系统中的管理思路和业务流程，客观上要求银行迅速进行流程创新。如果“穿新鞋，走老路”，套着旧流程操作新系统，不仅不会体现新系统的优势，反而会降低效率。

在此情况下，银行操作模式需要转型。随着科技集中推进，应用和数据的集中为业务集别是中后台业务集中提供了可供使用的平台。银行如何减少一线人员的压力，把一线人员从大量事务性的操作中解脱出来，把大量事务性操作集中，再分解成相对单一的业务工序，分工序进行大规模“流水线”作业，将是优化内部资源、提高全员生产率的一个重要环节。

通过扫描技术、影像存储技术和工作流技术，为银行中后台业务提供一个可集中处理异地业务的处理中心，将有利于银行业务处理的前后台分离，从而大幅度提高生产率，并为风险管理类、稽核类业务提供集中管理、集中审核和事后监督的业务处理平台。业务处理中心的建设无疑会极大地改变现有银行业务处理流程，其艰巨程度可想而知。同样，除需建立一套运作流畅、实用高效的技术平台之外，搭建一套全新的行之有效的业务流程和组织架构将是业务处理中心成功的关键所在。两者互为条件，互成因果。

国内信息化建设项目只有20%左右的成功率。项目失败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归结于流程再造进行不下去，这也是国内几家银行核心系统项目遇到的最大难题。银行引进核心系统项目的初衷，是试图通过国外先进的基础信息平台带动和提升银行内部管理水平，改变传统的管理方式和操作流程。但项目实施过程中，一旦触及银行管理文化的深层内核，系统优势就受到现行制度流程的极大挑战，项目风险不期而至。

整体引进国外核心系统，国内银行在业务流程变化方面动作迟缓，效能不足。

业务前台的审批流程没有充分简化。审批流程是最具中国特色的部分，也是系统改动工作量较大的部分。审批流程本地化基本按国内银行现行流程设计，但由手工审批转向电子审批过程中，原有手工审批的繁琐弊端更加突出。

前后台界限没有及时更新。旧系统下，会计核算只是交易结束后的独立记账行为。以资金交易为例，前台除了交易之外，实质上还承担了交易的维护、到期资金收付以及利息计算等后台工作。由于缺乏有效的系统支持，后台范围很小，只负责按照前台指令进行资金清算及账务核算。按照核心系统的流程，前成一笔交易后（如果直通的话，信息自动传到核心系统中；如果没有直通，后台要负责二次录入），后台要负责维护其生命周期内的后续交易事项，系统自动发起到期交易以及利息收付，交易经后台确认后自动生成会计分录。系统内在的前后台界限虽然清楚，但银行内部的调整远比系统难得多。

后台的业务重点没有及时调整。过去后台的应用系统主要是会计核算系统和本外币支付系统，业务重头是账务核算与支付清算，报表经过层层汇总也是不小的工作量。核心系统是以交易为中心的交易处理系统，系统维护产品生命周期内的交易事项和相关信息，由交易驱动会计核算与支付清算，并自动生成总分行报表。因此，后台业务重点将集中到交易处理上来，会计核算与支付清算可以看作交易的副产品。按照核心系统的内在关系，本着有利于风险防范的原则，后台业务应该按交易驱动、非交易驱动、支付清算以及账务核对四条线进行流程梳理。但国内银行由于体制所限，系统上线后后台的调整工作进展缓慢。

银行内部没有独立的产品流程管理部门。信息化的前提是标准化和规范化，操作处理过程的标准化和强有力的操作控制过程是国际主流银行的最佳实践经验，也是影响国内银行成功运营国际核心系统的主要因素。核心系统的运用，暴露出我国银行业务操作缺乏标准化、规范化管理的问题。

由于产品不标准，业务不规范，再加上部门间的协调效率，复杂业务、特殊业务如何进入系统操作成为流程运转中的“瓶颈”约束。解决办法是需要明确一个“”部门，负责规范产品标准和业务流程，管理和配置核心系统业务参数，解决“业务如何操作”的问题。银行的“”部门类似保险公司的精算师，需要懂系统、懂业务、熟悉产品、熟悉会计处理的复合人才。“部门”通过产品分类和流程梳理，将业务管理政策细化到每一笔交易中，并将其“翻译”成可以在系统上分步操作的标准流程。当银行决定后台操作外包时，将是控制操作风险的关键部门。部门应是一个独立部门，在前、后台间起到标准化操作流程和加强操作控制的作用。虽然独立的是核心系统平稳运行的前提，但由于银行内部没有明确统一承担相应职责的部门，因此出现交易录入系统前需要大量无规则的协调沟通工作，录入后容易发生错误的情况。

在流程创新方面，有些银行的经验值得借鉴。有的银行在启动新一代核心系统工程之初，就将项目定位为“不单纯是技术层面的提升，更重要的是促进业务流程的再造”。围绕着新系统的实施，建立了“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管理体系框架，具有灵活先进的产品定制管理机制，拥有统一的业务处理模型，实现了包括数据标准统一、账务核算统一、处理流程统一、业务控制统一、资金运用统一在内的“五个统一”，拥有快速高效的业务处理流程，构建了全新的核心应用体系，由此推动业务发展走上了快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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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修・英格兰姆(Mathew Ingram)撰文称，音乐和视频的数字化为人类带来了很多便利，现在亚马逊的“借阅图书馆”功能又将这一趋势带人了图书行业，但这一转变并不一定总是好的。首先物理介质将渐渐消亡；其次它改变了用户与购买内容的关系，我们买到的将不是内容的所有权，而是短期使用权。在越来越数字化的时代，我们将还有很多事需要适应。

这里指出了一个重要的现象，在数字化时代，所有权(实际是所有权中的支配权)与使用权正在分离。在工业化经济中，所有权内部的支配权与使用权是一体化的。

然而，SaaS按使用收费，必须需要明确支配权与使用权的分离，这在互联网，特别是云计算条件下，具有特殊重大意义，是把技术革命转化为产权革命的关键。苹果商店模式从产权上看，实质就是支配权与使用权两权分离模式。

在工业化出现之前，支配权与使用权倒一直处于分离状态。

古代罗马法中，首先将所有权区分为使用权和滥用权。使用权，又称为占有权、控制权、及物权；滥用权，又称为支配权、拥有权、对物请求权，还常常在口语中直接称为所有权(例如上面那位英格兰姆先生的用法)。康德把前者称为感性占有(后转化为法律上的直接占有)，后者称为理性占有(后转化为法律上的间接占有)。我在《21世纪网络生存术》中，把前者称为直接所有权，把后者称为迂回所有权。

法学界往往对支配权解释得模模糊糊，是因为只靠经验和历史归纳。其实，要从逻辑上说清现代性意义的支配权，首先应想到，滥用与随意支配其实都无关道德，是在指理性的普遍性。强调理性的在场。这种普遍性超越了与情境相联系的占有，它是无法从占有的情境中推出的，或者说，它就是情境无关的意思，意思就是绝对性。理性的绝对性本身，就是物性的存在方式，就是这个自我，构成不同于前现代自我和后现代自我之处。而占有并不具有这种性质，作为事实，或对事实的控制，不是绝对的。巴泽尔在这方面有精彩的分析。

在前现代条件下，人们对支配权所具有的理性含义，理解得还不是很深刻。

例如日耳曼法中的占有不要求以支配的意思为要件，而只要求以现实的持有为要件。这是不知罗马法的所以然，而在向前现代方向退。到格劳修斯和洛克以后，在启蒙理性影响下，人们忽然开始理解了支配权的极端重要性。因为主体性的意识增强了。

支配权的排他性，是后来加上去的意思。已见出与日耳曼法的不同取向来。但是，问题跟着也来了。如果在使用上没有排他性，为什么一定要在支配上设定排他呢?这在物权上区别不大，但当信息和知识成为资产时，区别就很大了。信息对权力基因的改造，就由此而起。

现代法律思想中渐渐认识到支配权与使用权的区分，是归属与利用的分别。这带来一个与排他性方向相反的转机：如果不改变归属的话，是不是可以有一种制度创新，可以分别利用呢?当时不是因为针对信息，而是针对租赁等现象。

租赁其实就是支配权与使用权分离的制度创新。在云计算产生之前，信息和软件以租赁方式收费，还很难想象。租书不至于被大量复制，租信息和软件会存在零成本传播和复制的问题。但云计算出来后，情况全变了。因为云计算是按使用收费，软件是免费提供的。

这样一来，人们发现，原子时代所有权改进过程中，原已有一种可大范围用于信息的制度创新。这就是，将所有权的部分权能与所有人分离，所有人将处分权能交由他人行使，由行使该部分权能的人向所有人支付一定对价。既保证了所有人的权益，又满足了其他人的需求，还实现了物尽其用。实际上，软件即服务(SaaS)模式就是这样：软件免费提供给别人用，根据使用来为服务付费。

这实际带来权力结构上的一个大变革。由于数据可零成本复制，信息资产和数据化的生产资料，可以在保留支配权条件下，以平台方式开放这些生产资料的使用权，根据劳动者使用的情况，从劳动者收益中支付一定对价给所有人。劳动者仅仅凭借使用权，而不需要支配权，就可以介入知本运作，创造财富。这使他的身份，从劳动力转变成劳动者。由此产生了一种新的权利，就是创造权。

创造权象使用权一样，是不可转让的权利。因为它就是选择本身，不能把我的选择本身转让给你。当创造权表现为一种实际的选择能力时，它就是选择的权力。它是意义所在，是权利和权力真正回到人本身。

因为人并不是为权利而权利，不是为了占有而占有，人们获得使用权，最终是为了实现意义，这种意义就在于自由个性，即自由选择与自由创造。创造权是一种基于信息的权利，是支配权和使用权两权分离的产物。因为如果资产不是信息形态的话，就不可能零成本复制，因此也就不具备非排他性(non-excludability)的技术条件。

值得指出的是，创造权与选择权(前者的权力化)是复归日常生活的权利，是在生产与生活一体化条件下行使的。

人有权根据这项权利，对具有支配权与使用权分离条件的信息资产，行使非排他的使用权，以用于自由创造和自由选择，同时有义务向支配权所有者支付对价。创造权不完全否定支配权，而是扬弃支配权。否定的只是支配权与使用权的一体化(现代所有权的特征)；肯定的则是两权的分离(以支付对价来肯定)。

不完全否定支配权，主要是考虑，在后现代权力结构中，保留这部分现代性权利，有利于可分享固定投入的提供，实质是以免费的方式提供公共产品，作为个性化创造的社会条件。这是建设性后现代主张不同于解构的后现代主张之处。

现代产权制度与现代企业制度正在过时。过时的原因，就在于他们只关心所有权与经营权的两权分立，而丝毫不关心所有权内部支配权与使用权的两权分立。这样会错过新技术革命带来的新产权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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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创新 对策建议

一、西方主要金融创新理论评述

金融创新理论分法众多，但约束诱导型金融创新和规避型金融创新却是每一种分类下必然探讨的金融创新理论，因此，本文重点对这两项理论进行简单叙述和评价。

1.约束诱导型金融创新。美国经济学家W.L.Silber从供给角度探索金融创新。Silber认为：金融创新是金融企业为了寻求利润最大化、减轻外部外部对其产生的金融约束而采取的“自卫”行动，是在努力消除或减轻施加给企业的约束，实现金融工具和金融交易创新，即约束诱导。因此从根本上看，企业之所以进行金融创新，其目的实际在于规避其所面临的两种约束：内部约束和外部约束。外部约束是“政府的控制管理”。内部约束是“企业自己设定的目标”，“影响企业的最大化效用”的实现。因此受到内外约束的金融企业，为避免或削弱约束对利润最大化目标的影响，而不得不不断地进行金融创新。

2.规避型金融创新。规避型金融创新理论是由E.J.Kane提出。他认为“规避创新”主要是经济主体为了获取利润而回避各种金融规章和政府管制的控制所引发的一种创新行为。Kane认为，“现实中，政府为了保持均衡和稳定的宏观局面，制定了各种经济立法和规章制度，从而对经济主体的行为产生了各种约束”。而这些约束无疑在很大程度上会限制始终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济主体的获利机会，所以在此情形下，经济主体会自发地寻找方法和手段，试图绕过政府的种种限制，另一方面，政府也不会坐以待毙，它同样会不断顺应市场状况而加强管制，由此，与约束诱导型金融创新相似，企业必须不断地生成规避创新。

二、我国金融创新现状以及制约因素

（一）金融创新现状

（1）组织制度创新方面：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银行体制、成立了多家非银行金融和保险机构、放宽了外资银行分支机构和保险业市场准入条件，同时，外汇市场也初步建立；（2）管理制度创新方面：中央银行从计划金融管制变为金融宏观调控，调控方式也由计划性、政策性手段为主逐渐转为以经济和法律手段为主，同时放松了对金融机构业务的管制，对信贷资金的管理也在不断改革；（3）金融市场方面：形成了多种类、多层次，初具规模的金融市场体系；（4）金融业务和工具方面：负债业务、资产业务、中间业务和各种业务均有不同程度的创新；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金融工具的内容也在不断丰富；（5）金融技术方面：金融机构电子化装备水平不断提高，电子信息技术在金融中广泛应用。

（二）金融创新的制约因素

1.思想观念因素。我国针对金融创新尚未形成完整独立的发展战略规划，业务开展也缺乏明确的方向和定位。有些银行虽然开展了金融创新业务，但要么缺少分析、策略和经验，可操作性不强，要么不过将金融创新作为推动金融业务发展的策略之一，没有充分认识到金融创新对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

2.外部环境因素。在金融市场外部环境因素的制约中，法律、金融监管和社会信用环境三个方面对金融创新的限制最为明显。从法律看，我国现有的法律法规和制度安排不尽合理，金融市场相关法律存在缺陷，对各项金融创新活动也缺乏严谨的责任界定和必要的法律支持。从金融监管看，一是分业经营和分业管理限制了金融机构业务领域和业务规模的适度扩张；其次是金融监管力度和协调性不足，且缺乏整体规划；再次是监管政策滞后于快速发展的金融创新，阻碍了金融创新的进一步发展。从社会信用环境看，我国的社会信用基础薄弱，各经济主体间未形成全面稳定的信用关系，违约欺诈等行为时有发生，明显，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还处于初级阶段，阻碍了金融创新的开发和推广。

3.人才因素。我国高端金融人才稀缺。高端人才的缺乏使金融机构难以推出一些高附加值、技术含量高的创新产品，市场拓展较大程度停留在传统业务领域，金融创新步伐跟不上金融形势发展的需要。

三、进一步发展我国金融创新的对策建议

（一）完善金融创新制度

借鉴西方发达国家金融制度创新成功经验，建立以银行信用为主体，国家信用、商业信用等多种信用并存的多元化信用体系，加快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建立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使我国的商业银行能够从政府主导的影响下分离出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商业化，并同时参照现代企业制度的标准，改造我国的商业银行，使其成为真正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金融市场主体。

（二）改革现有监管框架，创造金融创新空间

“要逐步改革现有分业经营、分业监管框架，打破‘渐进式改革’的常规，实行‘跨越式改革’，目标定位在世界金融业发展和监管的最新走势上，实施统一的监管，建立统一的监管框架。这不仅符合未来混业体制改革的需要，而且即使是在分业经营的情况下，实施统一监管也有利于促进金融创新和加强对各种类型金融创新活动的监管”。

（三）提高人员素质，以适应迅速发展的金融创新需要

目前我国要在对从业人员开展金融创新基本知识培养的基础上，增加经营管理和金融监管、新技术、新产品以及计算机的熟练运用等高端和专业知识的培训，同时不忘塑造员工的创新和进取观念，使员工能自发地将机构发展与自身利益相结构，谋求共同发展。

综上所述，想要又好又快发展我国金融创新业务，不仅需吸取此次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在金融创新方面的教训；同时我国所有的金融创新都必须要建立在经济和市场的实际需求之上；同时我国还需不断完善金融创新制度、提高从业人员素质、改革现有监管框架以及正确处理风险防范和鼓励金融创新的关系问题。

参考文献

[1]阮景平. 西方金融创新理论评述. 湖北大学学报，2006，33（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