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制度创新范文
时间：2024-02-19 18:00:45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农业制度创新，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一、农业产业化是继实行承包制后的第二次农村革命
1978年～2002年，中国农村革命有两次，第一次是家庭联产承包制，第二次是农业产业化。承包制实行土地归集体所有，农民按人头平均承包土地经营，农业生产的产品一部分交给国家和集体，剩下的归农民所有。这样一种与农民利益贴身的经营方式，打破了人民公社下生产队的平均主义分配方式，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解决了农民的吃饭问题，我国从农业中游离出以亿计的农业剩余劳动力。承包制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农业的第一次制度创新。
但是，家庭承包制属于小农经济的小规模耕作方式，农业商品率低，广大农民靠农业获得的收入相当少。另外，一家一户的农民生产难以抵挡市场风险。不能完成产品的销售这“惊险的一跳”，农业、农村、农民的矛盾就难以解决。正是农业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小规模生产与科技应用的矛盾、小农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矛盾、农民辛勤劳动与收入少的矛盾，这四大矛盾呼唤着农业新的生产经营方式的诞生。于是，农业产业化应运而生。农业产业化解决了小生产与大市场等四大矛盾，使传统农业逐步向现代农业转变，使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繁荣和稳定，是又一次农业制度创新。
二、广东农业产业化存在的主要问题
2001年底我国加入了世贸组织，给广东农业带来了许多机遇，相应地也带来了挑战。为了迎接挑战，就必须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当前，应找出广东农业产业化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为下一步的发展提供依据。
目前广东农业产业化的龙头企业仍然处在发展的初级阶段。表现在：一是许多龙头企业仍然处于资本原始积累阶段，自有资金有限，实力不强，规模较小，扩大再生产的能力不强，实行生产加工销售一条龙、农工技贸一体化经营的龙头企业不多。二是有些龙头企业负债率偏高，抵御市场风险、自然风险能力低。三是不少龙头企业的管理水平低，决策能力、应变能力、销售能力不强，能开拓海外市场的龙头企业罕见。四是龙头企业的科技含量不高，龙头企业科技人员较少，科技研究和开发能力较低。五是龙头企业等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带动的农户、农田面积、产值、出口等在全省所占的比例较低。六是有些龙头企业与农户的关系是有利可图时就结合，遇到市场风险或自然风险时就散。七是政府有规模地对龙头企业的支持帮助还刚开始，且亟需找到与WTO规则相一致的支持帮助的方法。
广东农业产业化的基地发展到今天虽有一定的成效，但水平仍然不高。首先是农业产业化的生产基地在全省所占的比重偏低。1998年全省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带动的种植基地仅占全省的10％，养殖基地占全省的25％。目前这种情况变化不大。其次是农业产业化的加工企业的生产工具、生产技术不够先进，不能适应大批量农产品的加工、保鲜需要，农产品加工的比例较低。再次是农业产业化的销售基地发育得不够好，农产品卖难、农产品积压现象经常出现。对农业产业化的消费基地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没有充分研究国内外众多消费者的口味、消费能力、消费习惯等等，范围较广的、一大批较固定的消费者群体还没有形成。
广东农业产业化的主导产业的发展也存在不足。不少地方还没有真正确立以市场为导向、市场容量大、经济效益高、技术领先的主导产业；全省农业主导产业的科技含量还不够高，经济效益低，与农业现代化的国家相比差距较大；海洋渔业开发的深度和广度不够，规模较小。
农业产业化是农工贸、产加销一体化的生产经营方式，与之相适应的管理体制也应逐步建立起来。目前广东的管理体制仍然不能适应农业产业化发展的需要，农产品的产加销、农工商、经科贸等各个关联环节的管理职能分属于13个政府部门，而且在一些具体的管理上还存在计划经济的痕迹，造成农业产业化的链条中断。特别是因利益关系，部门对企业、基层管得过细，而不是按市场经济的要求服务于企业、服务于基层，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业产业化的发展。
三、广东农业产业化发展要求制度创新
农业产业化自身就是一种制度创新，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又需要内部和外部的制度创新。
首先，政府管理农业的体制创新。应该改变目前10多个政府部门管理农业的局面，建立新的农业管理部门，使这个部门具有对农业产业化的生产、加工、销售、消费的服务功能，使农业产业化的生产、加工、销售、消费连成一个产业链条。
其次，农业教育、科研、推广制度的创新。广东农业教育、科研、推广制度的创新，决定着全省农业产业化发展的速度和质量，应该重点抓好此项工作。农业教育、科研、推广系统的专家，应定点联系农业产业化组织，可以用其科技参股，直接与农业产业化组织结成利益紧密型的共同体，使专家们经常了解农业产业生产情况，知道农户需要什么，从而提供及时的帮助。另外，农业教育、科研、推广系统，在一个省或市内应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克服目前三个系统三张皮的分割状态。建议政府设立一个农业教育、科研、推广基金。
第三，农业产业化组织的完善与创新。这主要是指按经济规律从质量和数量上培育、壮大、增加龙头企业等农业产业化组织。质量方面，现有的农业龙头企业，应想方设法提高自己的素质。包括降低负债率，增加自有资本，提高经理和其他管理人员的市场经济意识与科技、管理水平；让企业员工掌握专业技能，提高科技、业务水平，提高指导农户调整农业结构的能力；逐步引入现代企业制度，具备开拓国际市场特别是开拓国外市场的能力，使企业向着强、大、高效益的方向发展。有规模的龙头企业可设科研机构，或与农业院校等结成利益共同体。省、市、县应对各自重点扶持的龙头企业进一步落实财政、税收、保险等方面的优惠措施，使其能够做强做大，发挥更大的示范作用。数量方面，省、市、县以及有条件的镇应想方设法用市场经济规则催生一定数量的龙头企业，用多种形式扶持其发展。现有的农村经济大户，具备条件的可转化为农户公司。
篇2
关键词: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合作社原则;制度变迁;制度创新
课题项目:2009年廊坊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课题,课题编号:2009079
中图分类号:f32 文献标识码:a
一、合作社制度的历史变迁
合作社制度是指包括体现合作社性质、宗旨、目的、价值的合作社原则以及合作社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在内的规则体系。研究农业合作组织制度创新应以研究合作社制度的历史变迁为切入点。
(一)合作社的历史发展。合作社在各国的发展进程虽不尽相同,但就世界范围内,以合作社原则发展及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变化等因素为主线,可分为五个阶段:
史前期:1844年现代意义上的合作社——罗虚戴尔公平先锋社诞生前。该阶段的合作社从今天所研究的合作社制度内涵角度讲都不具有典型性,可称为史前期。
初创期:从罗虚戴尔公平先锋社产生至1895年国际合作社联盟创建。该阶段合作社大量涌现,消费、生产、信用、农业合作社在这一时期均已形成。各国有关合作社的最初立法基本完成。
发展期:从1895年国际合作社联盟成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国际合作社联盟的成立加强了各国合作社组织之间的联系与合作。各国政府也开始更为积极地扶持合作社发展。合作社立法大多从综合性合作社法转向了各类专业合作社法。
成熟期: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20世纪七十年代。这一阶段,几乎所有发展
(四)利益分配机制。(1)分配方式。收益分配方式主要有:按经过组织销售的产品数量分配、按经由组织销售的产品价值分配、按提供给组织的资金分配、不分配利润(其收入全部用于组织的开支);(2)分配项目。盈余分配项目包括:公积金、公益金、风险基金、二次返利和按股分红。能够提取公共积累的组织占一半稍多(各组织提取的比例不等)。二次返利的标准主要有按成员的交易量、交易额、股金等。二次返利的分配范围主要有:在所有与合作组织发生交易的会员和非会员中分配、在全体成员中分配、在持股成员中分配等。
上述运行状况表明,我国农业合作经济组织还处在发展的初级阶段,与国际合作社的发展相比,一方面需要加强规范;另一方面需要在入社条件、资金来源、利益分配等方面结合我国实际,推进制度创新,促进组织发展。
三、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制度创新
任何组织的制度安排都不是完美无缺的,因此适时的制度调整和创新不可避免。
(一)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制度创新的原则。原则是对客观规律的总结和反映,研究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制度创新原则,对于指导创新,实现其健康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1、现实问题原则。矛盾推动事物向前发展。矛盾就是问题,就是差距。农业合作经济组织要在哪些方面取得创新突破,首先取决于它所面临的现实问题是什么。
2、发展趋势原则。从问题出发是立足当前,创新更要立足长远。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创新必须研究社会经济、农业经济、整理
篇3
[关键词] 黑龙江省；农业企业；融资担保；制度创新
[中图分类号] F323.9 [文献标识码] B
一、绪论
基于农业企业的生产规模普遍偏小、贷款额度小和周期短、财务管理透明度普遍偏差、抵押担保物普遍缺失等客观原因，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为了规避信贷风险、降低信贷成本、减少坏账滥账等不良贷款，而减少了农业企业的放贷规模。为了解决农业企业特别是中小型农业企业抵押担保物不足，企业信用层级不高等问题，融资担保机构应运而生，成为企业与银行之间的桥梁，降低了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的放贷风险和成本，提高了被担保企业的融资信用，为缓解农业企业融资难题做出了积极贡献。本研究以黑龙江省农业企业为研究对象，分析了黑龙江省农业企业融资担保制度存在的问题，设计了“政策性+商业性”互补型的融资担保制度，以提高黑龙江省农业企业融资效率和效果，推动农业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二、农业企业融资担保的相关概念
（一）农业企业融资担保的内涵
农业企业融资担保是指担保机构通过其第三方信用为农业企业从各种融资渠道获取发展资金的中介性和金融性的担保行为。从目前来看，农业企业尤其是中小型农业企业间接融资方式主要是银行贷款，且由于中小型农业企业的发展规模有限、资本总量较小、信用等级偏低等因素制约，农业企业的银行贷款申请通过率较低，担保机构对其贷款行为的第三方担保极大地提高了中小型农业企业的银行贷款效率和效果。因此，担保机构对农业企业的融资担保主要是对农业企业等担保人与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的资金融入和资金融出的经济活动的担保。
在融资担保业务办理过程中，担保机构要对农业企业等资金需求主体的信用进行科学的评定，确定资金需求主体的信用等级；担保机构对银行等资金供给方提高其资信证明，确定其信用担保资格和履约能力，使银行认可其中介性和金融性担保资格。
（二）农业企业融资担保制度的内涵
农业企业融资担保制度是指规范、调整和优化农业企业融资担保过程中的诸多社会关系、履约规则、运行机理等的统称。农业企业融资担保制度包括农业企业融资担保机构的诸多内源性组织关系、农业企业融资担保机构间的竞争关系、农业企业融资担保机构与农业企业之间的互动关系、农业企业融资担保机构与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之间的协作关系，农业企业融资担保机构与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意见之间的协调关系，国家对农业企业融资担保机构的指导和监管关系等。
完善的农业企业融资担保制度是保障农业企业融资担保行为健康、有序、稳固发展的前提，是规范和完善农业企业融资担保机构的重要规范，是统筹协调农业企业、融资担保机构、银行等金融机构间良性关系的重要保证，是优化企业融资环境、完善融资担保机构竞争环境的重要基础，是提高农业企业融资效率和融资效果的重要保障等。
三、黑龙江省农业企业融资担保制度存在的问题
黑龙江省中小企业融资担保制度的运行成果显著，在缓解农业企业融资困难问题，拓展农业企业融资渠道、提高农业企业融资能力，促进农业企业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且政府对担保机构的扶持力度持续加大，政策性融资担保机构的作用发挥明显，商业性融资担保机构的不断活跃，融资担保机构抵御风险能力不断提升等，使黑龙江省农业企业融资制度得以不断地完善和优化。但与国外或其他省域较为先进的中小企业融资担保制度相比，黑龙江省农业企业融资担保制度难以切实适应黑龙江省的市场经济环境、农业产业政策环境，难以切实满足具有地域属性的农业企业融资担保需求，难以有效缓解农业企业融资担保难题等，黑龙江省农业企业融资担保制度设计还存在诸多缺陷。
（一）农业企业融资担保机构的缺陷
融资担保机构是解决农业企业与银行间信息不对称问题的中介性金融服务机构，其员工素质、资金补充渠道、风险管理能力、监管机制等完善程度直接影响了农业企业融资担保服务的效率和效果。虽然黑龙江省农业企业融资担保机构的规范性和完善性不断提高，但仍存在诸多缺陷，主要表现为融资担保机构的员工素质偏低、融资担保机构的资金补充渠道不顺畅、融资担保机构的风险管理能力较差、融资担保机构的监管机制滞后等。
（二）农业企业融资担保环境的缺陷
融资担保环境是农业企业融资担保制度设计的根本依据，是农业企业融资担保制度运行的基础条件。从黑龙江省农业企业融资担保环境来看，融资担保法律法规的完善程度和执行力度较差，信用评级标准规范性较差，反担保措施变现难度较大等，难以保证农业企业的融资担保行为的效率、有序运行。
（三）农业企业融资担保监管机制的缺陷
黑龙江省农业企业融资担保机构的监管职能由发改委、工信委、工商联、金融局等政府部门共同监管，形成了“多头监管、权责不清、监管不力”的状况，使融资担保机构监管效率低下，影响了融资担保机构的持续发展。对融资担保机构的监管内容较为狭窄，尚未形成从市场准入到退出的全程监管活动。黑龙江省农业企业融资担保监管机制中，监管主体职能发挥缺位、监管内容狭窄滞后，制约了融资担保机构的监管标准的确立，不利于融资担保行业的规范性、有序性、高效性发展。
四、黑龙江省农业企业融资担保制度创新方案
本研究根据黑龙江省农业企业融资担保制度的现状和缺陷，设计了符合黑龙江省产业政策和市场环境、符合黑龙江省农业企业融资担保现状、符合农业企业融资担保体系安全需要的“政策性+商业性”互补型农业企业融资担保制度，以切实优化黑龙江省农业企业融资担保制度，切实提高黑龙江省农业企业融资担保效率和效果，切实完善黑龙江省中小企业融资担保环境等。
在“政策性+商业性”互补型农业企业融资担保制度创新中，要尝试整合黑龙江省政策性融资担保机构和商业性融资担保机构，平衡政府、融资担保机构、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农业企业及其他中小企业等相关主体的利益。一是要充分发挥政策性融资担保机构的行政性、导向性、扶持性优势，以确保其融资担保服务对农业企业存续发展、农业技术研发创新、企业规模扩大再生产等；二要充分发挥商业性融资担保机构的业务灵活性、资金多元化、运作市场化、风险和成本管理科学化的优势，以开发更符合农业企业融资担保需要的金融产品，以活跃融资担保金融服务环境等。
“政策性+商业性”互补型农业企业融资担保的建立需要政府积极的宏观调控，以符合农业产业发展政策、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农业企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的客观要求；要兼顾商业性融资担保机构和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的合法商业利益，以形成多元化的融资担保企业主体，促进企业融资担保环境的不断优化和完善。
政策性+商业性互补型农业企业融资担保体系的建立，要充分发挥政策性融资担保机构的示范和引导作用，传递准确的融资担保信用、开展合理的融资担保服务、确定科学的融资担保措施，积极引导社会资金和社会资源等进行融资担保行业，成立规范的商业性融资担保机构；且不断规范商业性融资担保机构的担保服务，形成政策性与商业性融资担保机构的信息共享、信用标准、业务沟通、优势互补的系统体系。
五、黑龙江省新型农业企业融资担保制度的支撑策略
（一）加强农业企业的信用建设
根据国内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信用体系建设经验，结合黑龙江省农业企业的发展现状，基于黑龙江省农业企业融资担保制度的创新方案，本研究认为黑龙江省农业企业信用建设要建立具有较高权威的企业信用征信机构，引导建立企业信用评估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标准，完善企业信用管理档案和信息公示制度，优化企业信用评级指标体系、征信业务管理方法和发展模式；要充分发挥工商行政管理机构的业务和管理优势，建立农业企业的信用数据库和公布平台，建立系统的农业企业信用征信体系，形成“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数据库、农业企业融资担保机构、信贷登记咨询系统和农业企业年检系统”的整合系统，监测“税务、公检法、融资担保机构、海关、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等部门的企业信用资料，建立覆盖范围广泛的农业企业信用信息搜集、记录、评估、监管、披露标准；要综合运用信息网络等现代化媒介工具，鼓励第三方行政性、中介性或商业性资信调查机构将搜集、整理、汇编的农业企业信用信息予以交流和共享，建立完善的、系统的农业企业信用监督和公布体系，实现农业企业信用信息共享、交流、咨询的社会化。
（二）充分发挥政府的特殊作用
黑龙江省农业企业的自身实力、发展规模、经济基础、发展环境等相对较差，加之国际金融危机的持续影响，农业企业的资金缺口大，资金供给成为农业企业最关切、最需要解决的难题，而银行贷款成为其最重要的融资途径。政府要充分发挥其行政性、导向性、政策性作用，积极协调农业企业、银行等金融机构、融资担保机构、民间资本间的资金融入和融出行为，缓解农业企业融资难题，加大对农业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政府要积极推动金融体制改革，不断规范中小企业融资担保等金融产品或服务，不断完善融资担保和农业企业促进等相关法律法规，不断完善企业融资担保监管机构和风险管理部门，不断建立政策性的融资再担保机构，不断扩大融资担保财政补贴资金的持续性和充足性，不断优化信贷结构、信贷规模和信贷投入等，以切实发挥融资担保机构的中介服务职能，以切实控制和管理融资担保机构与银行的担保服务风险，以切实提高农业企业的融资能力、信用等级和偿贷能力等，促进融资担保环境和金融服务体系的不断完善，促进农业企业的存续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三）维持融资担保环境的稳定性
黑龙江省农业企业融资担保制度的建立必须符合黑龙江省的农业产业发展规划、产业结构调整策略、城乡一体化统筹思路，必须符合黑龙江省的经济环境、市场环境、信用环境、法律法规和政策建议等，必须符合黑龙江省农业企业发展现状和融资担保现状。其中，融资担保环境是融资担保业务运行的基本依托和调整原则，只有持续的、稳固的融资担保环境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融资担保机构的中介性金融服务功能，最大限度地满足农业企业的发展资金需要，最大限度地维护银行、担保机构和农业企业等相关利益主体的合法权益。只有稳定的融资担保法律法规、农业产业发展政策、中小企业促进法规、担保费率设定标准、风险共担比例、监督管理制度等，才能有效地规范融资担保机构的业务服务行为，提高融资担保机构的运行效率和效果；才能有效地促进私营资本或外资投入融资担保行业，形成多元化的担保机构补充和注入渠道；才能有效地消除融资担保机构的服务风险和顾虑，扩大其融资担保业务规模；才能设计完善的农业企业融资担保制度，优化农业企业融资担保环境，实现省域金融服务体系的安全性和高效率。
[参 考 文 献]
[1]李靖.中小企业融资问题初探[J].决策探索，2OO5（6）
[2]徐强，刘清梅，李月梅.关于加快担保信用体系建设的分析研究[J].中国城市经济，2010（10）
[3]余驰，曹亚.农业企业外部融资困境与路径分析[J].新疆农垦经济，2010（7）
篇4
家庭业主经营型
这是现代农业企业经营制度的初级形态。它是对传统家庭小生产经营、农户承包小生产经营等形态，按照现代公司制的模式及其机制进行部分改造移植而产生的。它通过引入“法人”机制、家庭成员个人明晰的土地持有产权机制、家庭成员中拟制法人---业主代表机制，对传统家庭经济组织功能通过注入现代企业制度规则的新要素进行改造，使传统家庭经营脱壳为具有现代农业企业经营的经济功能，其对外以家庭为企业团队，具有产权明晰、独立的法人资格、经营场所、财产账户，具有独立的经济权利能力、民事权利能力与行为能力，能自主选择决定市场竞争条件下的农业生产、投资、交换、分配、消费，并独立承担市场风险、经济责任与民事责任。
这种企业经营制度，一方面保留了家庭作为企业经营组织天然的协调成本与学习成本低的优良传统，克服了传统家庭内部产权不明晰的“外部性”问题。另一方面，它为向高一级形态的企业经营制度的过渡和演进提供了制度规则“通道”。同时，更重要的是为其吸纳工业化与城镇化的成果，同其他市场主体进行公平、公正、公开的竞争与交易，接纳农业生产产业化、信息化与现代化预留了制度规则“平台”。
联合---协作经营型
这是现代农业企业制度由初级形态向中级形态的一种过渡形态。其基本形态可概括为，以明晰的产权为前提，包括农民土地持有产权、法人财产权、知识产权、金融资本产权、其他要素产权，并按照一定规则进行的合约联合。比如：（1）“公司+农民（农户）土地持有产权型”。它是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公司或企业以契约关系为纽带，向农民或农户业主提供一定的生产资料或生产技术的扶持或服务，农民（农户）按照价格差别待遇或价格同盟提供给公司或企业特定的农产品，使双方结成契约约束的利益同盟，各自获得相应的比较收益，同时共同一致地分散或转移经营与交易风险，节省经营成本与交易成本。（2）“中介组织+农户（民）业主资本产权型”。它是以中介组织运用信息、资金、技术、销售网络等产权及其他资源比较优势，依契约为农户（民）业主企业及其他企业提、供、销定向服务，按照特别约定价格双方从中获得分成收益，分散风险。（3）“科技产权＋信息产权＋农民土地持有产权带动型”，即科技服务组织凭借名优特产品的专有技术产权与农户（民）业主土地持有产权，通过市场合约定向约定联结，双方在合约范围内主张权利、承担义务与风险，从中获得分成收益。
这三种类型的联合经营或协作经营，使不同性质或同性质不同类型的产权主体按照合约规则建立联合、联营、协作关系，形成“风险共担，利益均沾”的激励约束机制。因而，这是现代农业企业制度由传统经营模式向现代企业经营模式演变的一个实际步骤与环节，是一种联系股份联合经营中级形态的过渡点。
股份合作经营型
这是现代农业经营制度的中级形态，其在农村的创设与运用，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其功能作用在于：1、强化了农民身份置换－股东地位，弱化了社区成员终生身份权的地位，并且可以实现两者的适度分离。2、“激励约束”机制使其入股农民的素质得到提高。3、催生出一批农民企业家，并为高智力资本人才的引入提供了制度规则通道、内部机制平台以及外部经济环境。4、有效地克服了传统社区集体、传统社区合作组织所特有的资本功能弱化即封闭性，社区之外的个人和法人资本、境外资本难以进入，社区之外的股权不能流出等障碍。5、克服了社区土地资本作为福利功能的凝固性，资本化“激励约束”功能缺乏等缺陷，从而为农村生产要素优化组合、合理流动提供了制度保障。
现代股份公司经营型
现代股份公司经营组织作为现代企业组织，它是商品经济发展过程中由家庭经营制、庄园业主经营制、合伙经营制、农场经营制、合作经营制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高级形态。其特点：1、具有独立经济人地位，在统一权威指导下形成层级组织，使企业法人化，并实现了决策行为的短期化。2、利润最大化目标使其追求长期稳定发展，包括确定最优经营规模、优良品种、耕作、新技术与新工具，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增加盈利，对市场信号迅速反应，及时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及经营规模，提高规模报酬。3、注重培育新品种，技术创新，管理创新，使企业具有自我创新发展的能力。4、以一定年限的农民土地持有产权、财产产权、资本产权、知识产权以及其他产权为纽带，按照股份公司三权分离制衡，即出资者财产权益、法人财产权、法人内部治理权的互动制衡，实现公司的不断创新发展。5、按照激励相容约束原则，对职业经理的薪金、津贴、股份份额的满意程度，也是其给被股东所满足的公司高额利润及其股权权益更多分红。
这种企业经营形态消除了农民直接参与市场竞争所遇到的制度壁垒、信息不对称、资本短缺、技术素质不高、抗衡自然风险与市场风险能力弱等，实现了由传统农业小生产者的角色到现代农业大生产或产业化与现代化的“理性经济人”角色的转变，也真正使农民成为现代社会的主人之一。
农科工贸现代一体化经营型
这是按照产业化要求组织生产，以产权+合约两条纽带相联系的现代“航母级”的经营形态。其特点：
1、按照生产专业化、农产品商品化、服务社会化的要求组织“农科工贸一体化”生产与经营。如：培育新品种规模生产承揽储运加工包装垄断上市高额利润或垄断利润或超额垄断利润，并按照市场经济分工细密化与专业化、规范化、质量标准化组织起来，形成利益同盟，加上国家由政府出口补贴、定项转移支付补贴、特别支持涉农的“科、贸、工、农”集团经营、联合经营或协作经营，从而形成国际竞争比较优势。这样，农产品不仅打破了地方市场、国内市场的界限，而且同国际竞争融为一体；国际市场价格成为现代“农科工贸”集团企业或联合企业进行调整结构、协调发展、适应竞争的“晴雨表”，不停顿地协调相互的经济行为，降低管理成本，提高决策科学化与短程化。
2、“一体化”联合经营或集团经营的形式多样化：垂直一体化农业公司，即把农工商置于一个企业的组织之下，组成农工商综合体；大企业或大公司与家庭业主企业、股份合作企业、股份公司相互持股、参股、控股，建立起以产权为纽带，以股份表决、承担风险、分摊成本与收益的集团公司；家庭业主企业、股份合作企业同“科、工、贸、技、服务”企业以合同为纽带，由合约安排分摊的“成本－收益”，分散风险；按专业分工与协作建立起来的品种开发、生产与技术服务、购销服务、信贷等各类股份合作社、家庭业主企业、股份合作社可相互参股，并以合约安排“激励约束”经济行为，产权参股仅作为内部利润“成本－收益”分摊，使之具有双向“激励约束”的功能，又互不干扰。
3、产权初始界定与合约安排的交替选择运用，成为“一体化”企业经营内在动力源泉与外在运行市场规则的保障。无论何种形态的企业经营模式，其配置资源效率高低与否，关键在于这些资源的初始产权是否界定清晰，只有确定清晰的初始产权，才能建立起有效的产权本身具有的“三大基本机能”，也就是使产权的基本功能外在化。
篇5
收稿日期：20151127DOI：10.13968/j.cnki.1009-9107.2017.01.22
基金项目：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2014ZD09）；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专项基金项目（2452015240）
作者简介：秦敏（1977-），女，陕西省团校讲师，理学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经济管理。
*通讯作者
一、问题的提出
面源污染又称非点源污染，是指大量小点源形式排放污染物造成的污染现象。而农业面源污染则是农户在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过程中所产生的沉积物、农药、废物和致病菌等污染物所带来的对水体、湖泊、河岸、滨岸和大气等生态系统的污染。
相对于点源污染，农业面源污染的时空范围更广、不确定性更大、过程机理更为复杂，污染更难防控。以“高投入、高产出、高废物”为特征的现代化农业生产模式，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使得中国13亿人口告别饥饿。但是，化肥和农药的过量使用也带来了严重的污染问题。在传递效应的作用下，残留的农药、化肥首先侵蚀着农田土壤，而后污染水体，进而影响农产品的品质，最终传递给人体和家畜。相对于工厂、企业等具有固定污染物排放点的点源污染，由于没有固定的污染物排放点和收集点，导致化肥、农药、泥沙、营养盐和其他污染物无序地通过地表和地下径流深入地下，对水体造成污染。
一般来说，农业面源污染主要有农田化肥污染、畜禽养殖污染、农田固体废物污染和农村生活污染[1]。以化肥和农药为例，1990年以来，我国农业化肥使用量连年增加，由1990年的2 5903万吨增加到2013年的5 9119万吨，年均增加365%；农药使用量也由2007年的16228万吨增加到2013年的18019万吨，年均增加176%[2]。中国化肥与农药的使用量和生产量均已高居于世界首位。农业面源污染问题已成为农村环境治理的核心问题。
“十二五”以来，我国加强了对点源排污的治理力度，从2011年至2013年，全国工业废水中COD（化学需氧量）、氨氮含量同比分别下降589%和568%。与此同时，农业面源污染却开始成为我国水环境污染的主要来源，如何有效治理农业面源污染是我国下一步水环境治理所面临的重要问题。2013年我国农业水污染COD排放量达1 12576万吨，占总排放量的4787%；农业氨氮排放量7792万吨，占总量的3172%[2]。为逐步减缓与控制农业污染对水体质量的影响，推动农业化肥使用减量增效和农药使用的减量控害，农业部制定了《到2020年化肥使用量零增长行动方案》《到2020年农药使用量零增长行动方案》《“十二五”农业与农村科技发展规划》，在重点领域与方向提出要“开展农业面源污染防控研究”等，凸显了农业非点源污染对环境水体质量影响的危害性和开展农业非点源污染治理研究的紧迫性。
针对这些问题，笔者试图探索出一种市场化的解决农业面源污染方案，为此借鉴了Dales在《污染、财富和价格》一书中首次提出的排污权交易观点[3]。本文在深入分析农业面源污染内涵及其特征的基础上，引入美国正在探索和研究的点源污染排污权交易的相关理论和实践，尝试在我国农业面源和工业点源之间构建一种新型排污权交易制度，期望能进一步地解决我国小农众多，交易成本高的现实环境治理困境。这对于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和谐生态环境建设有着现实的指导意义，同时也为更好地实现农业非点源污染管理和控制提供有益参考。
二、研究评述
美国一些学者提出要控制污染物排放的总量，探索实施工业点源和农业面源的排污权交易制度。Griffin和Bromley指出，由于农业面源污染的外部性问题，农场主不会积极关注农业生产中带来的环境问题；执行环境浓度费制度，可对超过环境浓度的地区进行惩罚，对低于环境浓度的地区进行奖励。环境浓度费制度可以不对单个污染主体进行连续性监测，而只需整体把握区域环境浓度[4]。但该制度使得污染者的支付严重依赖于其他污染者的污染行为。Pigou的“庇古税”解决方案，提出了通过政府对排污者征税或者补贴来更有效地配置环境资源[5]。Crocker运用产权理论对空气污染控制进行了研究，认为空气的污染可以通过市场机制得到有效控制[6]。Montgomery，Robin HanburyTenison，Uwe Schubert对排污权交易中成本效益进行了研究[79]；Cramton，Barade，Hahn等对初始分配进行了研究，认为初始分配权会对市场的产量与效率产生影响[1012]；Burtraw，Tietenberg，Cason等对市场势力进行了研究[1316]；Stavins，Gangadharan等研究了交易成本问题，发现交易成本会在交易的初期对整个交易体系产生严重影响，促使成本效率均衡点的偏移[17，18]，；Coase在《社会成本问题》中指出，在产权明晰且交易成本为零的条件下，无论初始产权如何配置，都能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19] 。Keeler，Stranlund等则进一步对监管体系不协调情境下问题进行了研究[20，21]。
美国的排污权交易研究和实践走在了世界的前列。从USEPA（美国环保署）的州内气域项目到RECLAIM（区域性清洁空气激励市场）项目，从国家范围内“铅淘汰计划”到“酸雨计划”，排污权交易的研究多为点源污染的控制，且集中于大气污染防治。直至1996年，EPA公布，可以在多个点源、非点源或点源与非点源之间交易。但早期面源污染交易也很少，且也因交易费用较高始终不能得到有效地化解，成为面源污染难以取得突破的瓶颈。
中国的面源污染排污权交易实行正当其时，非常必要。我国当前关于农业面源污染的法律防治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但市场化效果均不显著。一是通过政府行政命令为农业面源污染的防治提供管理基础。例如，制定相关农业面源污染防治的法律和法规，为农业面源污染防治行为进行规范和治理。二是主张税收和补贴等激励手段，改变农户和农业生产企业的预期收益，以此改变农业生产中化肥和农药的投入行为，从而控制农业面源污染范围和浓度。应当进一步指出的是，排污权交易制度的本身是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运作方式，可以使参与主体提高治理污染的积极性，从政府的强制行为转变为市场各主体的主动自觉行为。也使得全社会更清晰地认识到面源污染的危害，正视这种隐含的现实环境问题和危及人民生存安全的问题。
有机农业势必会推动农业面源排污权交易的实现。中国社会经过现代农业的改造之后，有机农业反而成为稀缺品。在当前加强食品安全的新形势下，发展有机农业的呼声越来越高，同时伴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农业测试技术的进步，以及国内蓬勃发展的农业合作社，有可能在国内建立一种新型的面源污染防控体制，实现农业合作组织的减排激励，从而将其减排所造成的损失进行市场化转移，促成其农产品实现“优质优价”的新制度。同时如果能使集体化或农户个体的土地减排工程融入点源企业的减排工程体系，则工业点源污染企业过剩的减排能力会得以发挥，这不仅有利于社会的整体环境治理，同时也可以借此搭建农业面源和工业点源之间的市场化交易平台，激励农户不断推进和发展有机农业和无公害农业。农户和农业生产组织可以将自己多余的排污交易权进行“高价”转让。而这样的转嫁是市场化监督体系必须完善才能实现的，这就需要一系列相关的监管制度出台。从我国排污权交易理论与实践的研究中可以看出，目前排污权交易主要针对点源之间的交易，而农业面源污染排污权交易不同于点源污染交易，有其自身的特点，传统点源之间的排污权交易不再适用于面源与点源之间的交易。农业面源引入排污权交易，根本原因在于存在着可发掘和可利用的减排空间。目前我国尚没有农业面源污染的交易先例，而关于此方面的理论研究也少之又少。因此，如何创建科学合理的点源与面源污染间排污权交易体制是亟须研究的问题。
三、难点分析
工业点源间排污权交易作为行之有效的制度安排已被实践所证明。然而，农业面源污染的排污权交易为何鲜有进展呢？除了监管难度大以外，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四项难点：
1.农业面源污染量大、主体多，单个污染主体排放量较小。具有交易需求的企业若分别与每个主体进行交易，制定出不同的交易方案，则企业会背负巨大的交易成本。如果这一成本超过了其自身削减成本或点源间交易成本，那么点源与面源污染之间的交易将无法进行，农户与企业双方都会失去交易的动力。
2.农业面源污染受自然因素影响大。不同地区地理地貌特征不同，不同作物所使用的农药和化肥量也不同，且农作物生产受气候影响较大，降雨量的不同使得地表径流产生的污染程度不同，不同地区同种作物以及相同地区不同作物种植方式、管理方式也存在差异，这也导致了农业面源污染排放量的不确定性。区域降水的随机性与其他不确定性因素导致农业面源污染的发生受自然因素的影响较大，随机性也较大，因此，传统点源间排污权交易方式难以完全照搬。
3.农业面源污染削减效果难以量化。工业点源之间排污权交易可以通过在线监测系统量化双方排污量，但农业面源污染的监测工作量、信息量巨大，而且由于农户之间存在交叉排污情况，很难计算出单个主体具体排污量，单个主体间削减排污量也无法准确计算，这也对点源间排污权交易方式提出挑战。
4.农业面源污染风险性大。农业生产和生活带来的各种污染物通过地表循环、地下循环和自然蒸发进入水体，造成江河湖泊中氮、磷等营养元素富集和污染物的扩散，这对生态环境系统的平衡造成了破坏，也对农产品安全、动植物健康以及人类健康带来了极大风险。
四、排污权交易制度设计
传统点对点排污权交易目的都是为了合理配置环境资源，使社会成本最小化，但基于农业面源污染自身的特点，新制度的设计应有别于传统点源排污权交易制度。
（一）建立区域农户合作组织，促进标准化建设
面对无组织化的中国小农，最佳的方案是希望对其生产用化肥农药等用量根据各地已经做出的测土施肥和施法方案做一个精确的统计，针对不同农作物给定一个适度的标准用量，如果农户少使用化肥和农药就可以获得相应更高的政府补助，但是这样做难度较大。基于农业面源污染的特点，需要建立多个主体一体化的机构――区域农户合作经济组织，将多个农户主体统一起来，代表区域内一定数量或所有农户与企业之间进行交易。组织内各农户主体需将所用化肥、农药等数量如实上报组织，由于区域内农户具有利益主体的相关性，因此各主体间自发具有相互监督的本能。单个主体由于成本问题无法采取的治理措施可以通过整合来完成，同样有利于监管体系的建设。
（二）鼓励和引导点源排污治理企业进入
具体可采取以下措施：（1）将分散的污染源整合起来，形成一定规模的污染排放源，将面源污染转化为点源污染；（2）增强了农户与企业之间的议价能力，避免了单个主体由于信息不对称性所造成的弱势状态。点源之间交易是企业分别与其他企业制定相关排污权交易合同，而将一定区域内农户整合的方式可以避免企业分别与单个主体制定不同排污权交易合同所带来的高成本，使排污权交易真正有利于实现社会环境资源最优化，点源排污治理企业的进入更有利于污染治理。
（三）排污权的初始分配比例要有助于推进面源污染治理
排污权的初始分配是排污权交易的起点，如何制定科学合理地分配比例，关系到排污权交易的公平性问题。
针对是否对农户进行排污权的初始分配，关键还要看参与工业治污企业帮助一定区域内农户治理污染的效果。工业点源与农业面源排污权交易的基础是：农业面源污染防治的边际成本要低于工业点源污染。由于给定的交易比率远高于1，工业治理污染企业帮助农户治理污染量越多，则剩余的净减排量也越大，工业治理污染企业可以将多余的减排量拿去市场交易平台进行转让。当其中可以分给农户合作组织的排污量大于该组织当期生产所产生的污染排放量时，便可将其作为排污权初始配额转让和收益分配给农户合作组织。对于具体数值，应综合考虑不同企业与农户利益与激励效果、政府监督成本以及不确定性风险等因素，此方面问题需要在试点工作中进一步研究探索。
交易比率的分配是一个值得探索和研究的新课题。以美国经验为例，位于美国科罗拉多的迪伦湖（Lake Dillon）进行了美国史上首例点源―非点源污水交易项目，非点源污水处理相同数量的磷比点源污水处理厂节省51%成本。当地Frisco地区建造的地下过滤管道引导地表径流重新流入地下，由于治理得当，环保署将交易比率设置为2∶1[22]，即2个面源减排量可用来抵消1个点源减排量；美国北卡罗来纳州TarPamlico河流氮磷减排中，如果只实行点源减排，花费近1亿美元，而在减排过程中纳入非点源之后总成本减至1 100万美元，交易比率为3∶1[23]。而对于交易比例的下限，则决定于剩余的净减排量与交易成本的比值。为进一步阐释交易方案设计，在此可以先假设一个交易比例。由于目前我国尚没有农业面源污染排污权交易的情况，基于1∶1为最低交易基础，为充分调动企业与农户的积极性，最初交易比率可以制定的低一些，如15∶1，即15个面源减排量用来抵消1个点源减排量。参照美国经验数据，此时企业治理15个单位面源污染的成本会小于其治理一个单位点源污染的成本，因而能够激励更多企业参与到交易当中来。对于剩余的05个单位减排量可分为三部分处理，其中一部分作为参与交易的激励因素给予农户合作组织自行出售，另一部分作为风险因子来考虑，最后一部分上交政府。上交政府的部分可用于奖励交易中治理效果明显的企业或出售获得环境治理的专项资金。
（四）政府引导，积极推进
相关的研究表明，凡是涉及农业面源与工业点源污染间的交易问题都存在农民不愿参加的问题，Breetz，FisherVanden等人的社会嵌入理论（social embeddedness theory），认为一个可信的第三方也许有助于解决农民的信任问题，促使它们主动参与交易[24]。政府可在交易中充当第三方的角色。企业帮助一定区域内农户实行减排，而减排量经核实后通过企业与农户合作组织谈判，签订排污权交易合同，合同签订后经政府批准后生效。而对于农户合作组织中信息获得不完全问题可由第三方（政府）参与解决。交易中关键问题在于交易比例如何确定。首先，该交易比例必须小于单位点源污染治理成本与单位面源污染治理成本的比值，此时作为点源污染的工业企业才会有产生参与交易的动力。
（五）排污权交易市场及监管体系
有序的排污权交易市场是交易得以实施的关键。构建透明化的实时互动网络交易平台，政府应积极提供企业以及区域内农户相关信息，为点源―面源污染排污权交易牵针引线。平台中要涉及所有与点源―面源污染排污权交易的信息，避免由于信息不对称而致使资源配置低效出现的可能。
排污权交易的监管关系到交易是否能够顺利进行，而有法可依是监管体系得以有效进行的前提。不同流域、不同地区可根据各地特点制定出《工业点源―农业面源污染排污权交易管理办法（暂行）》，然后根据交易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有针对性地对管理办法进行修订，逐步完善。传统的点源之间的排污权交易是以政府或者环保机构依法进行监督，其中不乏有些地方出现“权力寻租”现象。点源与面源污染交易中，作为面源污染的农户一方本身就处于相对弱势地位，一旦发生“寻租”行为，将会严重阻碍交易的有序进行，环境资源的有效配置也会严重受损。鉴于此，应建立农户、政府和企业之间相互监督的监管机制。惩治措施要严格，使排污权交易中三方都能按照规定合理行使权力与义务。
五、结语
篇6
粮价上涨猛于虎。粮食危机席卷全球引起我国政府广泛关注，采取许多政策，诸如粮食补贴、粮食跨区调配、市场保护等，然而这些措施只能暂时维持我国粮食供需平衡，仅仅是治“标”之策。发展农业，提高农业创新能力才是中长期解决之道，才是治“本”之策。同时，农业是上游产业，位于产业链始端，农业创新可对其他产业发挥“带动效应”，促进其他产业创新能力的提高，还可发挥“匹配效应”，与其他产业一起推动国家创新能力的提高。
首先，让我们从创新的内涵谈起，在这里笔者比较赞同熊彼特对创新的理解。约瑟夫・阿洛伊斯・熊彼特认为，创新是对循环流转的突破，是企业家实行对“生产要素的新的结合”，建设一种“新的生产函数”，也就是说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熊彼特所说的“创新”包括以下五种情况：①引进新产品；②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③开辟新的市场（以前不曾进入）； ④获得一种原料或半成品的新的来源；⑤实行一种新的组织形式。其中①和②属于技术创新，③和④属于市场创新，⑤属于制度创新。
衡量创新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看技术创新能力。通过横向比较近几十年中国和西方发达国家在农业技术创新方面的发展，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中国农业技术创新能力总体较低；中国农业技术创新投入较低；中国农业技术创新过程中，技术创新环境、技术创新行为和技术创新绩效极不协调。可见，中国农业技术创新与发达国家差距很大，但是有巨大的潜力，关键在于政府对农业科技创新的投入要与经济发展的现状成正比。
再看看我们国家农业市场创新和制度创新能力。在农业市场创新方面 ，一方面，许多农业科技成果与生产环节脱节，缺少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换的市场创新扩散机制，不能很好形成产学研结合的体系。另一方面，许多农产品的销售只是靠农户自销，没有有效的市场辅助机制，一旦农产品销售不出去，农户在下一年就不再种植该产品，这使某些农产品无法持续发展。在农业制度创新方面，虽然从改革开放以来，在制度创新方面积极探索，形成了中国特色农业制度体系，但是总的来说制度创新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新情况。尤其现阶段我们国家农业制度许多方面存在很大不足，严重阻碍经济发展，迫切需要农业制度创新。而制度变迁有很强的“路径依赖”，所以农业制度创新需要渐进实现，不能操之过急。
从上面分析可以看出我们国家在农业创新方面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同时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重要机遇，可以大有可为。由于我们国家农业创新基础薄弱，提高农业创新能力就需要从观念、人才、资金和管理方面全面综合提高，夯实农业创新的基础，方能厚积薄发。 在观念方面，要有“不破则不立”的勇气，要有“要么不干，要干就争第一”的雄心壮志，要想别人不敢想，为别人不敢为，要坚信“不创新必死，只有创新才能置之死地而后生”，把农业创新放在国家战略层面考虑。在人才方面，重视教育，加大农业技术人才培养力度，同时注重培养农业人才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在资金方面，加大投资和建立多渠道、全方位的资金支持和保障体系，同时要更加注重优化农业创新的资金结构。政府可以通过以下渠道筹措资金：1、直接投资资金；2、中央和地方适当财政资金；3、银行资金；4、资本市场。此外还可在证券市场推出农业板市场和建立农业创新基金等。政府不仅要多渠道、全方位将农业创新资金这块“蛋糕”做大，更要优化资金结构。在管理方面，建立起高效的创新机制，要重视在农产品生命周期的萌芽和成长阶段加大创新管理力度，加大对农业创新的投入，以实现跨越式创新。当然，中国农业创新任重而道远，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但我们必须脚踏实地，只争朝夕，必将大有可为。
篇7
关键词 制度创新 城乡一体化 促进作用
一、以制度创新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根本原因
就目前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每一个地区都存在着一个普遍的问题，即城乡发展不协调。
具体来说，主要体现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城乡统一的公共服务制度很不完善。二是市管县体制对农村要素产生了聚集效应。三是城乡劳动者平等的就业制度尚未形成。四是农村土地制度以及户籍制度的改革严重滞后。这些问题的存在即是目前实施城乡一体化的直接原因。针对城乡发展不协调的现象，其制度根本即是城乡二元体制。那么，要想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就需要通过制度的创新来让城乡二元结构逐渐地向一元结构过渡，从而实现城乡发展的统一性。[1]其实，实现城乡一体化的过程就是非均衡性制度转向均衡性制度的过程。随着社会的发展，传统陈旧的制度安排俨然已经无法满足于制度需求者，而新的制度安排对传统制度安排的代替过程，就是所谓的制度创新。通过对制度的创新，必然将有效提高制度主体在原制度安排当中的获益程度，让其愿意改变制度安排。对于城乡一体化而言，其将涉及多项制度安排的变革，而制度创新显然能够有效地加速这个过程。因此，制度的创新俨然已经成为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必然要求与必要条件。
二、以制度创新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具体措施
（一）明晰土地产权，保障农民拥有土地所附带的完整权利
针对实际的农业生产经营活动，对土地产权所有者的明晰有效界定将起到关键性的作用。所谓明晰土地产权，即是明确土地所有者所占的比例以及具体的身份，或者是明确土地归哪一级集体所有。显然，土地政策的执行只有在明确了产权所有者的基础下，才能够得以落实到位，而农村土地的合法流转才会有一个基本前提。另外，让农民的完整权利（土地附带的权利）得到保障，即是对土地所附带的流转属性与处分权的还原，以此来为土地的流转创造有利条件。[2]显然，一旦农民的完整权利（土地附带的权利）得到了保障，其生产生活的积极性必然将得到有效的提高，而农业生产也将实现稳定性、长期性的发展。
（二）创新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制度
就目前的财政体制而言，我国农村的公共服务与基本公共产品都主要由各级政府承担，而在如今农村财政支出有限的局面下，农村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显然将很难满足于广大人民群众的实际需求，这样的情况与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根本要求相差甚远。因此，在这样的局面下，针对农村公共服务与基本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创新就显得刻不容缓了。在实际的农村公共设施建设过程中，政府可以引进多方主体参与到其中，将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充分的应用起来。同时，政府应该将现代农业的建立作为切入点，以此来让农村的第三方资金优势与劳动力资源优势实现有机结合，从而让农村的公共服务与基本公共产品的供给方式与质量得到进一步的提升。[3]
（三）完善土地流转制度，推动农村土地股份制改革
虽然，目前我国的土地制度逐步的开放了农村宅基地的流转，但从整体上来看，农村的土地流转制度依旧还不够完善。因此，我们必须通过土地流转制度的建立与健全来推动土地股份制的改革。在我国经济迅猛发展的背景下，目前大量农村劳动力要素逐渐的转移到了城市，虽然这部门转移劳动力所持有的土地保障功能却持续上升，但其收入功能却不断下降。另外，对于农业生产、粮食种植等，国家虽然都给予了各种补贴，但与务工收入相比，种植收入明显偏低。而由于受到天气气候的影响，农业收入始终都趋于一种不稳定的局面。在这样的环境下，很多农民就逐渐地出现了转让土地的意向。显然，完善的土地流转制度必然将在这其中发挥出巨大的作用，只有具备了完善的土地流转制度，农村土地才有可能实现规模化、集中化。当然，现实中必然将有一部分农民不愿意完全放弃自己的土地。因此，我们可以将其承包土地的经营权转变成为股份，让其参与到新的土地经营之中，然而再按照股份来分配最终的利益。相信，通过这样的改革，农村的土地、劳动等要素必然将得到有机联合，最终实现农业生产的规模化、集中化。
三、结语
实施城乡一体化发展其实就是对科学发展观的具体实践，走向城乡一体化的发展趋势不仅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之一，同时也是现代社会发展到如今这个阶段的必然选择，而其更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现代化的必经之路。而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其就是一个制度变迁、创新的过程。
（作者单位为黑龙江省佳木斯市财政局）
参考文献
[1] 李永来.破除城乡二元结构、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理论和实证研究[D].武汉纺织大学，2010.
篇8
一、近年来农民收入的变化趋势和负担状况：
5年来，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幅迅速回落。据统计，1996年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年递增速度为9%，然后逐年回落，2000年下降为2.1%，降幅为6.9个百分点。城乡收入差距重新拉大。近几年，农民负担也十分沉重，据统计，仅仅税收款一项，农民支付的人均额相当于城镇居民的9倍，若加上各种名目的费用，则相当于城镇居民的30倍。超过农民的承受能力。
二、农民减收增负的原因分析：
造成我国农民减收的原因很多，归纳起来不外乎有以下几个因素：一是农业经营结构不合理，导致农产品低水平、结构性过剩。二是乡镇企业的发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三是农村市场体系发育不足，农民组织化程度低。四是农业投入不足，投资环境恶劣。农业基本建设投资占社会基建总投资的比重已由“六五”的5%、“七五”的3.3%，下降到1997年的1.6%。五是我国农业深受土地资源约束。具体表现是：户籍制度阻碍了全社会劳动力向高效率的部门和地区流动及劳动力资源的整合；不合理的投融资体制，导致大量资金滞留城市，并不断牵引农村资金向城市流动。
农民负担日益沉重的原因：一是县乡两级政府以及集体经济组织没有明确自身的职责，财权和事权没能有机协调，使得他们“办了一些不该办的事情，花了一些不该花的钱”，这些费用最终都基本上转嫁到了农民的头上。二是农村基层政权组织机构臃肿，冗员过多。这就是所谓农民“养了一些不该养的人”，加重了农民的负担。三是基层政权组织吃喝风严重，不规范行政，为了能填补经费缺口而“收了一些不该收的钱”。四是农民负担征管不规范，征收的部门多、标准高、项目多；征收管理的方式方法不合理，甚至不合法（如农业税征收现金、农业特产税按人或地亩平摊、屠宰税按人头征收、村提留乡统筹层层加码，强行代资代劳等）。这些原因可以归结为我国农村管理体制不顺。
三、农民增收减负的根本途径：制度创新：
农民增收的短期措施有：一是通过明晰农村基层政权组织的责、权、利，界定其财权和事权，使二者有机统一，防止基层政权组织越权行事，增加农民不合理负担。二是要精简基层政府机构，裁减冗员，减少财政支出，减轻农民负担。三是不发达地区农村义务教育经费应主要由中央和省级财政支付，不再由农民负担。教育作为“公共产品”由农民负担显失公平。四是增大对农业的投入，使农民直接从农村基本建设投资中获得现金收入，同时为我国农业的发展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为农民能长期增收创造条件。农村的交通、通讯、电网、水利设施、生态环境等属于“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理应由财政负担，国家可通过发行国债或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等措施，既可以为农业企业化经营提供良好的硬件设施，又能在短期内增加农民现金收入。五是加快小城镇建设和乡镇企业结构调整的步伐，增加农民工资型收入。乡镇企业如果能变压力为动力，强化自身管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调整经营结构，是可以重新崛起的。乡镇企业的发展可以带动小城镇建设，进而推动农村二、三产业全面发展，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转移一部分。六是鼓励和组织农民有序地外出务工，以增加农民现期收入。我们认为，这些短期措施对于增加农民即期收入有重要的作用，但是这些短期措施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增收问题，制度瓶颈形成的制度约束才是制约农民增收的关键，要解决农民的征收和减负问题必须通过制度创新。
1.户籍制度创新。
我国的现行户籍制度已越来越不适应市场化改革的需要，严格划分农民和城市居民的做法，不但不科学，而且严重地阻碍着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我们应该将户籍制度改为居民登记制度，实行“一证一号”（一证指身份证，一号指社会保障号）走遍天下的制度，只有通过户籍制度改革带动具有能动性的劳动力资源顺畅地流动起来，才能促进其它生产要素效率的提高，从而实现市场经济所要求的帕累托效率，增加农民收入。
2.农业投融资制度创新。
我们认为我国农业必须实行企业化经营，而企业化经营就必须改变农业的投资和融资环境，优化农村外在投资环境的主体只能是国家。国家可以通过财政支出结构的变化改善农村投资环境。例如，国家通过财政支出除继续治理大江大河，修建乡村骨干通道，改善农村电网、通讯设施之外，还必须扩大支出，负责乡村义务教育经费，基层政权组织运转经费，以及植树造林、农田基本建设、乡村公路、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所需资金。通过财政支出结构的调整，一方面改善了农村的投资环境，为增加农民收入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从短期来看，还可以增加农民就业机会，直接增加农民的现金收入。
3.农地流转制度创新。
我们认为，可以在农地产权制度上下功夫：一是农户可以放弃土地承包权，二是以基层政权组织——乡镇一级政府作为土地所有者代表负责土地的流转，建立农地产权市场，以保证土地有效使用。三是农户可以转包土地，也可以以土地作为资本投资入股，组成合作社或各种公司等。创新土地流转制度，根本目的是为实现土地规模经营，有效利用土地，提高土地生产国，增加农民收入。
4.农村财税制度创新。
农村财税管理体制可以进行如下创新：“费改税”。实行费改税，将农村财政收支，税收征管，财务管理纳入法制化、规范化轨道，以消除增加农民负担，打击农民积极性的分配制度障碍。例如，取消乡镇各部门自立收支项目、自建帐号、自收自支的做法，建立国库统一收付制度，切断各部门收费多少与自身利益大小的内在联系，堵死农村基层政府越权行事的通道。费改税以后，务必增大乡、镇政府的财政压力，国家还必须进行相应的配套改革。一是农村教育费用支出由县级财政统管，国家财政负担。这既可以保证农村教师工资不被拖欠，稳定教师队伍，提高农村教育质量，又可以摆脱费改税以后，乡财政即期收入无法保证政府正常运转的困境，减轻费改税压力。二是农村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的供给由农村基层政府规划，由国家通过发债或转移支付的方式，解决其资金来源。三是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管理经费，通过收取农业税的一固定比例的附加费加以解决，防止其支出不合理地膨胀。在这些措施中，明确各级政府的事权，尤其是乡、镇政计的事权，并以此为基础的费改税才是农村财税制度创新的核心。
篇9
论文内容摘要：本文研究了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模式的路径选择，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双高外向联合驱动模式。并指出通过政府职能作用的合理定位；完善市场、强化市场的引导作用；扩大对外开放，加强国际交流合作，发挥开放经济对农民合作组织的诱致性拉动作用，共同推动农民合作组织的进一步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完善，是农民增收、农业增效的有效途径。
农业的现代化离不开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要充分体现合作经济组织的规模经济效益，改变农民在农产品市场的弱势地位，提高农业的成本效率和交易效率。通过合作经济组织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农民的议价能力，吸收更多的农民加入组织，改变以往的小农户和大市场之间的矛盾，减少交易的频率，降低农民交易成本，将农产品市场从以往的完全竞争市场向区域的卖方垄断竞争市场转变，增加农民分享市场经济收益的份额。
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核心是把传统农业改造成现代农业，实现工业化（杨永华，2007），而加快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是我国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转变的推动力，是促进农业增收增效的重要举措和有效途径。近年来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趋势良好，从中央到地方政府都给予其发展提供了大力的政策支持、立法保障和经济支持。但是由于目前我国农民的综合素质不高、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内部治理机制不健全、外部发展环境仍不完善等原因，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
文献综述
（一）国外相关研究
合作经济思想起源于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者，其三大代表人物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分别对合作经济思想做了比较详细的论述，并推动了合作化运动的实践。圣西门提出在合作中应该按照个人能力和贡献分配的思想；傅立叶构建了“法郎吉”和谐社会，充分肯定合作对生产力促进的作用，认为协作制度能使产量增加三倍。在欧文“新和谐公社”的理想社会中，他强调重视专业合作组织。在吸收空想社会主义合作思想合理内核的基础上，更加强调合作是一种生产关系。在农业生产上的合作，马克思主要是把合作制作为改造农民的社会主义经济形式，是实现土地私有制向集体所有制过渡的一种手段（王庆，2008）。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在这些农业合作社中，收入分配要以按劳分配作为基本原则，必须“把各个农户联合为合作社，以便在这种合作社内愈来愈多地消除对雇佣劳动的剥削，并把这些合作社逐渐变成与全国大生产合作社拥有同等权利和义务的组成部分”。
西方学者对于合作经济理论的研究不断深入创新，融入了新制度经济学、产权经济学、交易费用理论、公共物品理论、博弈论等新内容，从不同侧面论证了合作社存在的合理性和现实性。俄罗斯“社会农学”创始人恰亚诺夫主张家庭农场制，通过分析农民家庭结构对农民农场组织的影响，提出家庭结构决定了家庭经济活动规模的上限和下限，在数量和质量上影响农场的组织状况（恰亚诺夫，1996）。科斯、威廉姆森等的交易费用理论提出通过交易主体（农户）以合作组织形式降低交易成本，将交易成本内部化，提高交易效率。
（二）国内相关研究
目前，关于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形成模式的研究主要有两个方向：一是从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形成有无依托主体的角度，分为依托型和无依托型（苑鹏，2001；郭红东，2002）；二是从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经营范围的角度，分为生产主体型、流通服务主体型和综合型的合作经济（刘劲松，2004）。现阶段我国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创新的模式选择主要有：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模式、社区农民协会模式和股份制合作模式等（向东梅、陈德，2006）。
从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创新的途径，将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创新分为市场自发式模式与政府主导式模式。认为市场自发式实际上就是在市场作用下自发形成农村合作经济组织，而政府推动型与社会改造型都是由政府主导建立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即自下而上的农民自发组织形成和自上而下的政府推动型（刑晓燕）。
制度创新理论提出了制度创新的模式大致可分为诱致性制度创新和强制性制度创新。强制性制度创新是由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及实行，制度变迁的主体是国家或者政府，如国企改革。而诱致性制度创新指的是现行制度创新的变更或替代，或者是新制度创新的创造，它由个人或一群（个）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的，其主体是个体或者特定的组织，如。从对制度创新的需求与供给的分析来看，只有当制度创新需求者新的要求与上层决策者的收益预期趋于一致时，制度创新的新均衡才会形成。
我国各地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模式各有不同，东部地区主要是龙头企业带动型、中部地区主要是能人牵头型、西部地区主要是政府主导型模式（王新利、李世武，2007）。吴素芳（2008）对宁夏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模式的路径选择中，提出政府推动的外生型发展模式、“专业大户+基地+农户”的发展模式、“支部+协会+基地+农户”的发展模式、股份合作的组织发展模式等。
双高外向驱动型农民专业经济合作组织发展模式
农民专业合作社经营模式能够有效解决我国农业小生产与大市场之间的矛盾问题，而目前我国更多的是农户与其他经济主体联合进入市场的合作行为模式，常见的是“公司+农户”模式，但该模式存在如下缺陷：多数契约为附和契约、买方垄断、企业违约现象时有发生等。从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看，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又可以分为能人牵头型、龙头企业带动型、政府部门带动型等。按运行机制，可将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分为专业协会、专业合作社、股份合作社三大类型（黄祖辉、徐旭初，2004）。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需要内外机制的共同推动，尤其是社会政策的支持是第一位的（杨团等，2007）。
双高外向驱动型模式综合考虑市场、政府以及对外开放经济对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模式的驱动作用，重点突出开放经济对农民合作组织的诱致性拉动作用，通过市场驱动、政府推动和开放经济拉动联合促进农民合作组织的快速有效发展，是在二维度整合模型基础上拓展的三维度模型。李燕萍，涂乙冬（2009）针对农民专业合作社模式构建了市场调节、政府宏观调控的二维度整合模型，将其发展模式分为：双低驱动型、市场驱动型、政府驱动型和双高驱动型。认为双低驱动型模式与经济发展呈高度负相关关系，而市场驱动型模式与经济发展水平呈高度正相关关系。他们主张农民合作社的发展，必须依靠市场调节和政府宏观调控二者的共同作用。
双高驱动模式是建立在市场制度比较完善以及政府职能高效的基础上的理想模式。目前我国大多数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正在从双低驱动模式向市场驱动型或者是政府推动型模式转变，最终达到双高驱动型模式，但是双高驱动型模式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数量很少。该模式结合了“强制性制度变迁”和“诱致性制度变迁”，要求政府在各种税收、金融、土地流转、制度、法规上给予农民专业合作组织足够的扶持力度和发展环境，加强对合作经营管理的监督。同时要求市场机制比较完善，通过价格杠杆诱使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走上以经济利益最大化为原则的发展模式并遵循内部治理机制，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使社员总福利达到最优。
双高外向联合驱动型模式（见图1）是在双高驱动模式的基础上，加大市场的开放程度，实行走出去的策略，使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通过国内市场提高其知名度，打造知名品牌，并逐步走出国内市场，增加国际市场的竞争力，提高国际市场的占有率。同时，还要实行引进来的策略，即通过不断开放市场，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可以吸收国外知名企业加入组织，形成一个跨国跨区域的大型合作组织。
结论和建议
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模式的选择应该与该区域的资源禀赋相匹配。资源禀赋不仅会影响到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模式的组织的规范程度、结构的联结度，还会影响到组织的行为边界等方面。如果经济资源充裕、人力资源优良、市场规模较大，则倾向采用规范度高、结构紧密、统一实施管理与协调的实体性组织模式来运作经营；如果地区的经济资源约束较强、人力素质偏低、市场发育迟缓，则开展农民专业合作的模式应采取灵活、规范度低、结构松散的、规模较小的组织类型；后者通过持续的发展和积累，在其经济能力和组织达到一定水平和规模时，存在向前者转化的组织行为动机。
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模式选择不仅要充分考虑资源禀赋、资产专用性等因素，更应走有中国特色的混合模式。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合作社的成功经验，既要加大政府的扶持力度，也要增加市场的作用力，同时也有必要投身于国际市场，不断发展壮大。政府应该加强对合作组织的立法建设、扶持政策支持，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由于我国地区差别较大，统一的发展模式反而不利于地方农业经济的发展，应该因地制宜，充分发挥区域的比较优势，选择理性的发展模式，完善其治理结构、管理制度。在市场化程度不高的区域，应该选择政府驱动型模式，并逐步过度到“双高驱动模式”，从而进一步发展为“双高外向驱动模式”。而在外部环境较好，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区域，尤其是外向型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应该选择市场驱动型模式，达到“双高外向驱动模式”，充分利用外资优势，引入外资企业加盟，拓展国外市场。积极鼓励相邻地区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打破区域的界限，促进规模经营的实现，拓宽组织的活动空间和服务功能。
参考文献：
1.杨永华.发展经济学流派研究.人民出版社，2007
2.韩俊.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调查.上海远东出版社，2007
3.孙亚范.新型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4.李燕萍，涂乙冬.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模式研究——一个二维度整合模型.理论月刊，2009
5.王新利，李世武.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分析.农业经济问题，2007
6.韩俊.调查中国农村.中国发展出版社，2009
篇10
关键词：县域经济；发展战略；工业化；民营经济；城镇化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9)16-0127-02
引言
县域经济是以县级行政区划为地理空间，以县级政权为调控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优化配置资源，具有地域特色和功能完备的区域经济，其主要是以县(市)级行政区划所规定范围为管理对象，以发展本地经济为宗旨的经济。古人云：“郡县治，天下安。”可见县这一级是宏观与微观、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的结合部，是城乡统筹和基层政权巩固的关键点，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中国县域发展在“东部开放”、“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的大战略下，已经形成了“东部y,北一中部―西部”的格局。
陕西省位于中国西北地区东部的黄河中游，与山西、甘肃、宁夏、内蒙古、四川、重庆、河南、湖北接壤。自然地理特征把陕西分为陕北、关中、陕南三大区域，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县级行政区划历经多次变动，县域经济的发展非常缓慢，已经成为整个陕西经济发展滞后的重要因素。
根据专家、学者的研究，制约陕西省县域经济增长的原因有以下几点：(1)区域文化相对落后。陕西地处西部，长期以来受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影响较深，农民多数思想封闭、保守，他们固守着“八百里秦川”，随遇而安，得过且过。(2)县域创新能力弱。东部县域经济发展的实践证明，创新是推动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原动力。(3)市场化程度较低。市场化是指配置资源方式由计划为主体向由市场为主体的转变，以及由此所引起的企业行为、政府职能与上述转变相适应的过程。
一、以特色农业为基础
发展县域经济要将发展特色农业放在重要位置，这既是增加农民收人的需要又是保障县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从总体上看，陕西省乃至中国大部分县域经济还是农业和农村经济，准确地说还是传统的农业和农村经济。特色农业特别是经济农业的发展陕西省县域经济发展的基础。
1．确定重点产业和产品。由于各县之间经济发展基础、优势资源条件不同，因此，发展特色农业一定要从县情、乡情、村情特点出发，确定发展的重点产业和产品。坚持市场化运作、企业化管理、协会式服务，转变运作模式，依托项目抓发展，按照“政府引大引强、农民靠大靠强、结构调优调强”的运作思路，用大项目带动大产业。要转变增长方式，培育特色农业的品牌，用品牌开拓市场、占领市场，提升经济效益，增加农民收入。
2．促进产业集群的发展。集群并不仅仅只是生产单一产品的单一产业，成功的集群包括位于同一地点的许多关联产业、供应商和机构。各个县市要以自身有特色的产业，特别是特色农业为基础，使之向产业化方向发展，进而促进产业集群的产生。国内外的实践都证明，产业集群的发展是提高县域经济竞争力的有效组织形式。
二、以工业化为导向
县级财政的来源绝大多数是县域内工业企业，尤其是支柱性企业。从本质上讲，县域经济发展过程就是工业化过程，就是从城乡二元结构向现代经济结构转换的过程。大力推进工业化，使农业和农村富余劳动力较大规模地转人工业部门就业，是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的重要前提和根本出路。按教授20世纪80年代总结“苏南模式”时的提法叫“无工不富”。根据陕西省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科技进步所处的阶段，工业化仍然是陕西省县域经济发展的方向。
1．调整好与城市工业的分工关系。按照比较优势的原则，调整好与城市工业的分工关系。大力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农产品加工业和农产品运输业，鼓励和引导城乡企业按照市场经济原则进行重组和合作。积极促进城乡产业的有机整合，形成紧密的产业链和配套关系。
2．鼓励和扶持龙头企业。龙头企业是指以农产品的加工或流通为主业，通过各种利益联合机制与农户相联系，带动农户进入市场，使农产品的生产、加工、销售有机结合，相互促进，在经营规模和经验指标上达到一定规模，并经全国农业产业化联席会议认定的企业，是县域经济中重要的市场主体。
三、以民营经济为主体
县域经济一个突出特征是以中小企业为主。加快县域经济发展，应按照县域经济以民营为主体的思路，大力推进国有或集体企业产权制度改革，走民营化之路，使企业获得自我发展的内在动力机制，形成创新的联动效应。陕西省与全国省际之间的情况不同的是，越不发达的县区，非公有制经济占当地国民经济的比重越大，因此必须进一步加快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1．进一步解放思想。从解放思想、更新观念人手，理清思路，明确定位，把发展民营经济作为推动陕西省县域经济发展的第一支柱经济来抓。深入开展解放思想再讨论活动和组织干部、企业主到浙江温州、义乌等县域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参观学习，借鉴“温州模式”和“义乌经验”，彻底地统一思想认识。
2．扩大招商引资。各个县市要充分发挥本地的优势，做好招商引资工作。以工业化和城镇化为重点，狠抓项目建设。项目建设是拉动民营经济发展和促进工业化、城镇化的有效途径，也是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要树立“干部抓项目，群众跑市场”的工作理念，积极招商引资，扩大对外开放，为陕西省的县域经济发展寻求更大的发展空间。
四、以城镇化为支撑
城镇化有利于农村工业的产业集聚，有利于服务的成长，有利于促进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小城镇是城乡经济的结合部和交汇点，因而也是统筹城乡经济发展的重要环节。据预测，到2020年，中国城镇化水平将达50％，到2050年，全国累计需要转移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总量5．5亿。陕西省现有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化问题已成为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性问题，也是县域经济发展的关键。
1城镇化建设必须致力于乡镇企业的发展。加速乡镇企业向城镇集中，不仅有利于工业本身利用要素聚集形成规模效益，而且可以带动商贸服务业的发展，促进农村业余劳动力的转移，推动城镇化建设和农村城市化的进程。引导乡镇企业推进结构调整、技术进步和体制创新，搞好乡镇企业的“二次创业”。
2．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陕西省是著名的旅游大省，各个县域的旅游资源都非常丰富，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县级行政部门要充分利用风景名胜及人文景观，发展观光旅游业，为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转到非农业生产经营提供更多的机会。
五、以制度创新为动力
相关数据表明，经济创新力对陕西的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影响较小，说明陕西省县域经济发展至今仍然是主要依靠资源而不是创新来推动。因此，制度创新就成为县域经济发展的动力。政府是制度创新的推动者和实施者，县级政府作为一级行政单元，是诱致性制度创新与中央强制性制度创新相转化的中介。县级政府的作用就是通过制度创新，形成一个有效率的制度安排。
1明确产权制度。经济增长的关键是有效率的经济组织的存在，要保持经济组织的效率，必须要在制度上作出安排和确立产权。陕西省县域现存的产权制度安排要“保持有效率的经济组织的存在”，在所有制结构上，使县域民营经济所占比重大，尤其是个体、私营比重要大。
2．创新投融资制度。大力发展资本市场，拓宽直接融资渠道。扩大“对内开放”，放松民间资本在投资领域的限制；重组与发展县域金融体系，缓解间接融资瓶须。深化农村金融体制改革，调整农业发展银行职能，应把其基本职能调整定位为支持农业、农村开发和发展的国家农业政策性银行。推广商业票据等融资品种，纵深拓展融资渠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