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职业计划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金融职业计划，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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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系统科学的角度来看，一个系统要想正常运行，就必须具备强大、稳定、持久的动力。系统运行的动力，一方面，来自于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相互作用产生的内部动力;另一方面，来自于系统与外部环境之间相互作用产生的外部动力。因此，校企合作的动力也应该包括内部动力和外部动力两个方面。

1．内部动力。校企合作的内部动力，主要是指校企合作系统内部各主体(企业、高校、学生)对促成校企合作的内部驱动力。企业促成校企合作的内部驱动力在于其对专业人才的需求，对增加企业无形资产和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需要。高校促成校企合作的内部驱动力在于实现其研发活动的社会价值，提高学校的学术水平和社会地位，另外使其培养出的学生能更好地适应企业和市场的需要，提高就业率，从而求得自身进一步发展的空间。学生是校企合作的主要受益者和最大的赢家。校企合作不仅有利于加深学生对所学理论知识的理解和掌握，更有利于提高学生自身的就业竞争力。因此，构建校企合作的内部动力机制，关键在于如何最大限度地满足企业、高校、学生的利益追求，形成多方共赢的利益驱动机制。

2．外部动力。校企合作的外部动力，是指校企合作主体之外的，能对校企合作起到促进和推动作用的外部驱动力。这些外部驱动力能够诱导、唤起并最终转化为各合作主体的内部动力。校企合作的外部动力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市场，另一个是政府。一方面，市场形势的不断变化，迫使企业不得不放弃原有的短期行为，转而注重人才的长期培养和发展，而与高校合作，联合培养人才，无疑是企业的一个最优选择;另一方面，高校也为了培养出更适合市场需要的专业人才，提高学生的就业率，而急需与企业合作。这是最容易唤起并转化为内部动力的外部因素。校企合作的另一个外部驱动力来自于政府。政府主要通过投入资金和制定相关的法规政策，来激励和保障校企合作的顺利进行。由此可见，校企合作的双方主体，只有按照市场需求去发挥各自的专长，才能实现资源互补、长期合作和校企双赢，从而把校企合作真正落到实处。

二、民办高校金融保险专业校企合作中存在的问题分析

(一)校企合作的动力不足

校企合作的动力不足主要表现在缺乏政府的参与和保障上，而这种外部动力的缺乏，又进而导致校企合作各主体对合作方的利益考虑得不够周到，利益得不到保障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各主体参与校企合作的积极性，即导致内部驱动力的减弱。院校和企业分属于不同的系统，双方各自的利益也不尽相同，因此必然存在着不可避免的矛盾。目前，作为公共管理部门的政府表面上虽然对校企合作表现出高度的重视，但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地推动、参与、协调并保障校企合作。政府在宣传、立法和财政税务等多方面都未能给予校企合作积极的支持和引导;同时，在人才需求信息和产业发展趋势方面做得也不够及时。缺乏政府的积极参与和保障，使当前的校企合作过程缺乏动力、缺乏监督，合作效果有限且缺乏评估，因而合作的稳定性较差。

(二)教学机制不配套

目前，我国民办高校的教学机制仍然是传统型的，即学校的教学时间是严格遵循教学计划安排的，是统一且有序的，并没有实行真正的弹性学制和学分制。而企业可提供实训的时间是存在一定的应急性和阶段性的，学校若想让所有的学生在统一的时间到实训基地实习是很难实现的。这使我们常常难以兼顾学校教学计划的限定性和企业提供实训时间的多变性，同时也限制了企业对实训内容和实践方式灵活调整的需求，在一定程度上使企业认为自己只有提供实训的义务，而没有获得相应的帮助和收益。企业对学生进行实训反而增加了企业的负担，即便学校采取一些变通的方法来满足企业，效果也不理想，没有真正达到“双赢”的目的，致使企业不热衷于接纳学生，参与校企合作。

(三)缺乏科学的合作机制

在校企合作中，校企双方是基于各自不同的利益而寻求合作，合作的规范性、稳定性、发展的长效性均取决于双方不断寻求的利益平衡。民办高校进行校企合作的最终目标是培养应用型、职业型的专业人才，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以便适应市场需求，追求的是长期效应。而企业往往追求眼前的利益，即在校企合作中，企业往往过分注重短期效应。这种利益取向的不同，使得校企双方很难自觉地建立起一个可持续的、良性循环的合作机制。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当前无论是民办高校还是与之合作的金融保险企业，在合作机制上都不够灵活和有效。学校和企业普遍没有设立负责校企合作事务的专门机构，来管理和协调合作过程中涉及的部门分工、人员聘用与考核等各项事项，导致校企合作缺乏长期规划，合作形式过于简单，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校企合作的深层次发展。

(四)金融保险专业学生实训机会少且实训过程缺乏监督和保障

目前，我国民办院校都比较重视学生在校内和校外的实验、实训问题，校内外实验基地和实训基地也在不断地增加。然而，就金融保险专业而言，建立校外实训基地却并不容易，一方面，金融保险行业都是与金钱打交道，较易产生道德风险问题且有些业务还会涉及商业秘密，因此企业必然不愿意让学生过多地参与其经营管理;另一方面，金融保险类业务的专业性和技术性都较强，学生也难以在短期内入手并熟练掌握。目前，除了保险公司接纳的学生相对多一些，银行和证券公司都难以接受大批学生的顶岗实习。建立校外实训基地困难，使得民办高校金融保险专业的学生实训机会较少。另外，从金融保险专业目前已经实施的校企合作来看，由于金融保险行业的员工有限且工作量较大，学生在企业的实训过程缺乏系统、专业的指导和监督，导致学生对实训缺乏应有的兴趣，产生懈怠情绪，实训效果也无法保证。

(五)民办高校自身的科研能力较弱

金融保险企业参与校企合作，除了要培养符合企业实际需要的人才，还希望通过产学研一体化的模式来解决企业在产品开发和技术攻关方面的困难。这些都需要参与校企合作的高校具有较强的科学研究能力。然而，目前我国民办高校大都建校不足20年，师资方面还有相当一部分是通过外聘教师来解决的，即便是已经具备专职师资力量的民办院校，也大多是专职青年教师，很难在短期内形成一支老、中、青比例合理、互帮互带、协调发展的科研队伍。另外，当前我国民办高校的专职教师大多是从学校毕业后就直接从教的，缺乏实践过程，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较弱。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国民办高校科学研究能力的提高，导致在校企合作中，高校对企业在科研方面的帮助不大，挫伤了企业参与合作的积极性。此外，在民办高校金融保险专业的校企合作中，还存在着一些无法在短时间内解决的实际问题，如经费不足、学生职业生涯定位缺乏理性等，这些都需要民办院校、金融保险企业、政府乃至全社会的重视和帮助。

三、优化民办高校金融保险专业校企合作机制的对策

(一)加强政府的直接参与和政策引导

1．政府应该将校企合作纳入其整体规划，通过制定操作性强的专门法规，为校企合作提供根本性的制度保障，明确各合作主体间的相互关系及权利义务，以约束各方行为、维护各自权益，加强合作的规范性。

2．由政府出面建立高校与企业联合办学的体系和章程等，并在各级教育机构中设立专门负责校企合作的部门，以加强对校企合作教育过程的指导、协调和监督。

3．明确政府在促进校企合作中的职责。及时地提供信息和其他中介服务，为校企合作各主体之间沟通信息提供平台;加大协调力度，减少各主体在合作过程中产生的利益纠纷，降低合作成本。

4．鼓励参与校企合作的企业、高校和教师。对积极参与校企合作的企业给予税收减免和信贷优惠并建立利益补偿机制，确保企业在合作中能获得预期的利益，以保护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积极性;对在校企合作中做出贡献的高校和教师给予项目扶持和物质奖励，建立稳定的、长效的校企合作动力机制，加快知识的经济转化过程，实现校企合作各主体的多方共赢。

(二)完善民办高校教学机制

民办高校以培养应用型、职业型的高技能人才为目标，因此，在制定人才培养方案时，应与业内人士共同调研，根据金融保险市场的实际需要，共同研究人才培养目标，进行教学计划的整合和优化，由双方共同确定师资和教材，根据岗位的实际需要制定工学结合的教学模式。同时，民办高校在执行教学计划时，要有学分制和弹性教学机制作为配套，以适应企业对教学内容和实训时间的灵活需求;此外，还要进行学生成绩评价机制的改革，建立学生实习、实训效果的监督评价体系，使实践教学与基础理论教学水融，并成为民办高校教学改革的一大特色。

(三)规范校企合作机制

当前民办高校的发展趋势说明，“校企合作，工学结合”应该成为民办高校人才培养的主导模式，并应通过政府的直接参与和相关法律法规的保障，使校企合作进入制度化建设阶段。民办高校和金融保险企业分别是人才的输出者和输入者，双方均有推动校企合作的内部动力，即校企双方存在共同利益并都能通过校企合作来实现各自的利益。因此，两者之间的关系应该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对民办院校而言，没有企业的参与是不可能培养出应用型、职业型的专业人才的;同时，金融保险企业也应该认识到，只有培养出高技能的应用型人才，才能真正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实现其长远目标和利益。在运行方面，校企双方应该相互适应，进一步明确双方在合作中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并在此基础上考虑双方各自的权益，在运行条件发生变化时，适时地做出调整，找到双方利益范围内的平衡点，构建良性循环的双赢合作运行机制。

(四)建设金融保险业校企合作协会，助推校企深度合作

校企合作协会不是企业法人属性，而是一种民间组织，属于第三方力量，但相对于目前较为松散的校企合作方式来说，校企合作协会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平台。金融保险专业学生实习、实训机会较少的问题，我们可以通过建设金融保险业校企合作协会的方式来解决。这个协会应当拥有相当数量的当地高校会员和当地企业会员，以年度为单位定期召开会议，沟通和商讨当地金融保险专业校企合作的重大事项。金融保险业校企合作协会的建设，可以把民办院校和金融保险企业有机地融合起来，从而助推专业和产业的深度合作。

(五)实行实训基地双导师制

从目前金融保险专业的校企合作来看，学生在企业的实训过程缺乏指导和监督，导致学生对实训缺乏应有的兴趣，产生懈怠情绪，实训效果也无法保证。因此，由高校和金融保险企业分别选派专员，共同建立实训基地双导师制度势在必行。实训基地双导师制度为高校和金融保险企业设立了即时交流的平台。一方面，学生在企业的实训能得到专业、系统的指导和监督，保证了实训效果;另一方面，民办高校的青年教师也可以获得深入企业锻炼的机会。在深入企业的过程中，青年教师可以把在实际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和企业亟待解决的困难总结出来，确立科研项目，利用高校便利的科研资源，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再把研究的成果直接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同时民办高校也应该加大科研经费的投入，从而加快知识向经济的转化速度，实现民办高校和金融保险企业的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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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后金融危机时代 农业上市公司 治理 优化

由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所公司治理研究中心所做的2009年中国100强上市公司公司治理评价报告显示，中国上市公司中市值百强公司整体治理水平不及格。而2009年9月在南开大学商学院召开的以“金融危机与公司治理”为主题的第五届公司治理国际研讨会的与会专家一致认为，公司治理失灵是此次金融危机的重要根源。作为农业经济发展龙头的农业上市公司在此次金融海啸中暴露出其面对风险时的脆弱性。因此，本文选择农业类上市公司作为分析研究对象，针对我国农业上市公司的激励机制、监督与制衡机制、外部接管机制、权竞争机制这四种公司治理机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后金融危机时代农业上市公司治理机制的优化途径。

一、文献综述和理论分析

（一）国外文献 英国学者较早地从公司治理角度针对经营者控制、董事会职能等问题进行了研究，从公司内部、外部制度安排方面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对策。如英国萨瑞大学教授Jean Chen（2009）研究认为，为了能更好地应对金融危机的冲击以及后金融危机时代可能面临的危机，应当从公司治理的各个方面总结经验教训，例如董事会的结构、董事及股东的行为、法定审计以及规制、媒体监督等。台湾大学教授Tsun -SiouLee（2009）发现，当非预期盈余是正的时候，公司治理水平高的公司的超额收益更高；与此相反，当非预期盈余是负的时候，公司治理水平高的公司的超额收益更低，该结论说明投资者对公司治理水平高的公司的会计信息信任度更高。Kenneth•N•Dayton（1984）认为，公司治理是指董事会监督经理层的过程、结构和联系，如果管理体系不畅通，治理模式将流于形式。Falna and Jesen（1986）对独立董事制度进行研究，认为由独立董事选择、监督、考核、奖罚经理层，其职责是通过减少经理人与股东之间的冲突、提高公司绩效。1992年美国反虚假财务报告委员会（COSO）报告《内部控制框架》并于1994年修订，认为“一个客观、能动和富有调查精神的董事会，能及时发现并纠正经理层违反内部控制的行为”。M.布莱尔（1999）认为，大型公众公司主要的政策、战略性计划以及日常决策主要是由职业经理来控制的，经理人所拥有的“风险资产”要小于他们所管理的相关资产，治理制度的关键是使经理人能够对其他资源提供者负有责任。

（二）国内文献 谢志华（2009）认为在金融危机下， 我国民营企业可以引入独立董事参与公司决策， 拥有一票否决权，做到事前控制。中国工商银行董事会办公室公司治理课题组从公司治理的视角，分析了全球金融危机中欧美金融业暴露的严重公司治理问题及应对措施。曲扬（2010）分析了我国公司治理模式现存的问题及潜伏的危机，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徐明（2010）认为公司治理、金融监管漏洞、商业道德缺失等一并成为全球金融危机的重要根源。李培林（2010）认为发挥独立董事职能的基础和前提是保障独立董事的独立性。王立成认为建立和完善公司权力结构与利益平衡机制、弱化董事长的地位、建立独立董事归责免责机制等可以完善公司董事会功能。沈渊（2010）的研究认为，我国农业上市公司特有的股权结构，不管是从公司内部治理还是外部市场的治理并没有带来良好的治理效应，因此改变现有的股权结构才是提高公司治理效应的必然选择。

（三）理论分析 目前世界上公司治理的方式主要有两种：内部治理和外部治理。内部治理就是所有者通过拥有企业的股份，通过股东大会――董事会――再由董事会任命经理人的过程中体现所有者的意志，一旦经营者的行为侵犯了所有者的利益，股权所有者将通过任免程序罢免经理人员。外部治理则是通过市场对经营者的间接约束实现的（如市场定价、规定管理者的报酬、管理者之间的竞争、媒体舆论监督等）。当所有者不愿意或不能够对经营者实行有效的内部治理时，外部治理便成为交易费用较低的治理方式。无论是内部治理还是外部治理，其发挥作用都需要行之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主要包括：（1）激励机制。激励机制是维持委托人与人之间委托关系的一种动力。激励机制实质上是委托人如何设计一套有效的激励制度，以诱使人自觉地采取适当的行为，实现委托人的效用最大化。激励机制包括报酬激励机制、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激励机制、声誉激励机制。（2）监督机制。监督机制是公司所有者对经营者的经营决策行为、结果进行有效审核与控制的制度设计。公司治理的监督机制包括内部监督机制与外部监督机制。其中内部监督机制是指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等监督机制；外部监督机制指媒体、中介机构等的监督机制。（3）外部接管机制。外部接管机制是指由于公司经理人员利用职权为自己谋取私利等原因造成公司经营业绩不佳，股价下跌，从而被其他公司（或利益相关方）收购，导致控制权易手的制度。外部接管机制对公司治理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由于资本市场的激烈竞争，任何公司若经营不好都有被收购的危险，公司的经理人员有“下岗”的职业风险。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公司经理人员会较好地维护广大股东的利益。另一方面，外部接管机制的启动运作，可以通过替换不称职的经理人员，并对被收购的公司进行重组，从而使公司业绩得到改善。外部接管机制的存在，会在很大程度上约束经理人员的行为目标，使之不与公司价值最大化目标发生明显偏离。这种治理机制被认为是保护广大股东利益、约束管理层行为的一种有效公司治理机制。（4）权竞争机制。在现代公司中实际上存在着股东与董事会、董事会与经理层的双重委托关系。权争夺发生在第一重委托关系之间，股东大会将决定是谁取得第一重资格，即权。获得了权就意味着控制了董事会，从而就掌握了对公司经营者的聘用权。由于小股东的实力有限，权争夺一般在持有一定数量的股份，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大股东之间进行。在权争夺过程中，参与争夺的各方为了征集到足够的委托投票权，都必须提出有利于中小股东利益的政策，这样，广大中小股东的监督约束权力可以通过权竞争机制深入到上市公司内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迫使管理者采取有利于股东利益最大化的经营政策和投资计划。综上分析，要提高公司治理的综合水平已应对各种可能的冲击，需要上述各种治理机制协调发挥作用。而2007年至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显示，我国上市公司的治理机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暴露出很多问题。本文以我国农业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分析总结了我国农业上市公司公司治理机制中存在的问题和优化途径。

二、后金融危机时代农业上市公司治理机制的问题分析

（一）激励机制不合理 本次金融危机暴露了董事会和股东对高管薪酬激励问题的简单化倾向及其局限性。首先董事会未能有效约束高管薪酬的不合理增长，高管薪酬未能与公司业绩增长和承担的风险相协调。以我国农业上市公司2006年至2009年高管薪酬增长率与利润指标（本文采用营业利润率和净利率作为利润指标）增长率的对比可以说明这一问题（如表1）。从历年各指标的平均值来看，只有北京顺鑫农业和袁隆平农业高科技两家公司的薪酬增长率没有超过其利润指标的增长率，其余12家上市公司的薪酬增长率均超过了其利润指标的增长率，很多公司甚至在利润严重负增长时薪酬还在大幅度增长。其次，高管薪酬激励本身存在缺陷。高管的薪酬往往只与公司短期的经营业绩相挂钩，而当公司长远发展与短期业绩产生矛盾时，在错误的薪酬激励导向下高管层往往牺牲公司远期利益，做出不利于公司发展的短期行为；薪酬激励机制中“金色降落伞”亦助长了管理层对风险的漠视。从相关数据分析可以看出，目前我国农业上市公司对高管的激励机制以薪酬激励为主，而公司高层经营者个人的薪金都已相当丰厚，货币报酬激励的边际效用已经降低，他们更在意声誉激励效用。

（二）监督机制不健全 在此次金融危机中，我国农业上市公司的内外监督机制暴露出以下问题：（1）内部监督机制不力。首先，董事持股比例很低，合肥丰乐种业副董事长兼总经理持股0.0020%；山东登海种业董事长持股7.28%、总经理持股2.05%；云南绿大地生物科技董事长持股28.63%（2008-2009年）；其余农业上市公司在职董事没有持股。根据数据分析可知，我国大部分农业上市公司由于董事持股比例低，可能存在董事对经理层的监督动力不足问题。 其次，我国农业上市公司董事兼任经理现象普遍，这可能存在与经理合谋损害股东利益的问题。2006年至2009年17家上市公司中有14家存在董事兼任经理人员的现象（数据来源同脚注1），这可能造成董事和经理合谋的情况，至少会造成董事对经理人员的监督失效。最后，独立董事不独立，监事会监督不力。独立董事的设立可加强董事会的独立性。监事会是公司内部的专职监督机构。监事会对股东大会负责，以董事会和总经理为监督对象，一旦发现违反公司章程或其他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可随时要求董事会和经理人员纠正。但是，就目前我国上市公司而言，独立董事的选聘机制不健全、津贴支付方式不合理、在董事会中的比例相对不足、履职能力要求不完善、知情权受限、“独立”行权的内容和责任缺乏法律规定等因素成为独立董事“独立”行权的障碍。此外，在我国上市公司中普遍存在监事会形同虚设的问题。（2）外部监督机制不足。外部监督机制指媒体、中介机构等的监督机制。在我国，新闻媒体的作用在个案中有所体现，但是，在中国现阶段证券市场上，新闻舆论与社会公众的监督明显不足。中介机构包括会计、审计、法律等从理论上说能够对上市公司产生足够的监督力量，但是目前我国个别上市公司的现状却与理论背道而驰。查处的许多上市公司的财务问题都是与中介机构的服务不到位，甚至与中介机构的“帮助”紧密相关。

（三）外部接管机制失效 如果公司经理人员利用职权为自己谋取私利。造成公司经营业绩不佳，股价下跌，就有可能被其他公司（或利益相关方）收购，导致控制权易手，这就是外部接管机制。这种治理机制被认为是保护广大股东利益、约束管理层行为的一种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但在我国的农业上市公司中，尽管经过股改，但是截止2009年12月31日，限售股所占比例仍然较高。本文分析的农业上市公司中有10家有限售股票，且比例较高，其中8家公司的限售股比例在36%以上。这大部分股份不能上市流通，一方面使得股票市场股票价格不能真实地反映企业的业绩状况，也使得社会公众投资者持股的目的仅仅是获取资本利得，即获得股票升值的投机收益，而不会关心公司的发展和经营业绩提高，放任经营者的败德行为，同时使得有能力监督企业的国家和银行由于信息上的不对称性难以实施有效的监督；另一方面，也会使得外部接管机制失效。

（四）权竞争机制无效 有效的权竞争机制可以使中小股东的监督约束权力深入到上市公司内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迫使管理者采取有利于股东利益最大化的经营政策和投资计划。股权结构特点对权的争夺具有决定性作用，具体分三种情况分析。（1）在股权集中的公司中，大股东选派的人都是经过自己精挑细选的，对这些人有足够的信任。因此，这种类型的企业人的更换是不大可能的。我国17家农业上市公司中有12家属于这种情况，这12家公司的第一大股东持股占绝对优势，其第2-5大股东持股数量总和不足以与其制衡。（2）在股权完全分散的企业中，经理是公司事务的决策者，他们掌握了公司最多的信息，而众多的分散股东只能间接得到关于公司的信息，而且他们每人的持股比例很低，也就不大乐意去考虑更换人的事情。安徽荃银高科种业属于这种情况，其股权结构分散。（3）在股权制衡的公司中，人被更换是很有可能的，因为不像股权集中的公司中的大股东那样自己就能够决定人，在股权制衡的公司里，持股比例相当的股东有好几个，减少了留任某一人的可能性。同时，与股权完全分散的公司不同，这种类型的公司里的股东持股比例高，对于公司的日常经营和管理积极性就高，有利于对人形成监督和管理。从数据分析可知，我国大部分农业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不可能有权争夺，这直接导致权竞争机制的无效。此次金融危机暴露出来的上市公司治理机制的问题，警示应重视建立健康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以防止公司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风险。因此，需要优化后金融危机时代公司治理机制。

三、后金融危机时代农业上市公司治理机制的优化途径

（一）激励机制的优化措施 本轮金融危机表明，以高风险、高回报为特征的英美公司薪酬激励机制难以为继，必须从薪酬决策程序、薪酬构成体系以及薪酬与业绩和风险的关联度等方面来反思并合理设计薪酬激励机制。在薪酬决策程序方面，需要建立完善、公正、透明的薪酬决策程序，使之成为确定公平合理薪酬结构及薪酬水平的前提和基础。在薪酬体系构成方面，要注意综合考虑基本薪酬、年度奖金和长期激励等激励工具在薪酬结构中的比重，合理匹配短期激励与长期激励、薪酬水平与经营业绩及风险的关系。同时，薪酬激励机制应将薪酬与业绩和风险紧密挂钩，高管绩效薪酬要依据公司整体风险水平进行调整，在薪酬方案中引入“风险扣除”的概念；重视未来风险在薪酬确定中的作用，对高管层及对风险有重要影响的员工实施薪酬的延期支付。此外，还要设计除薪酬激励机制外的其他激励机制。上文提到，我国上市公司高管的薪金都已相当丰厚，货币报酬激励的边际效用已经降低，他们更在意声誉激励效用。所以可以促进声誉激励等其他激励机制的建立，以完善高管激励机制，促进上市公司健康高效地发展。

（二）监督机制的优化措施 针对我国农业上市公司监督机制的具体情况，提出以下优化其监督机制的具体措施：（1）内部监督机制的优化。首先，从制度安排上改变目前董事会成员持股比例低的现状，从法律层面上规定董事会成员不得担任经理人员，从而解决董事会对经理人员监督实效的问题。其次，完善独立董事制度，消除独立董事“独立”行权的障碍。具体措施有：改进和完善独立董事的选聘机制；改变独立董事报酬支付方式；设置独立董事在董事会中的适当比例；对独立董事履职能力要求作出明确的规定；完善独立董事的决策和行权机制；完善《公司法》等相关法律制度。最后，切实强化监事会的各种监督职能，使监事会真正有效地起到监督作用。给予监事会一定的实质性权力，譬如董事会的重大决策都必须得到监事会的通过，赋予监事会对董事、经理的解聘建议权。实行监事问责制，监事因未尽法定义务而给公司带来损失的应承担相应责任。监事会成员构成方面应引入外部监事，并考虑其监督职责的能力和可能性。（2）优化外部监督机制。外部监督机制是指媒体、中介机构等的监督机制。在我国，新闻媒体的作用在个案中有所体现，但在中国现阶段证券市场上，新闻舆论与社会公众的监督明显不足，会计、审计、法律等中介机构的监督作用也不容乐观。因此，建议可以进一步强化新闻舆论监督和社会公众监督，加强包括会计、审计、法律等中介机构对上市公司的监督力量。

（三）优化外部接管机制 进一步深化股改，尽快释放限售股票，使其尽快成为自由流通股票。此外，应尽快公布上市公司收购兼并实施细则，对上市公司收购活动规定更严格的豁免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降低市场收购的体制性成本，鼓励上市公司进行要约收购活动，使通过市场进行收购重组成为一种主要的方式，从而建立和完善外部接管机制，促进上市公司健康有序的发展。

（四）深化股权结构改革，发挥权竞争机制的作用 在股权制衡的公司中，人被更换是很有可能的，因为，不像股权集中的公司中的大股东那样自己就能够决定人，在股权制衡的公司里，持股比例相当的股东有好几个，减少了留任某一人的可能性。同时，与股权完全分散的公司不同，这种类型的公司里的股东持股比例高，对于公司的日常经营和管理积极性就高，有利于对人的监督和管理。而我国17家农业上市公司中只有4家具有这样的股权结构特点，因此，建议进一步深化股权结构改革，使各股东通过持有数量相当的股票而形成相互制衡的状态，从而发挥权竞争机制的作用。

*本文系2010年湖南省教育厅基金项目“融资生态环境与上市公司债务治理效应的研究”（项目编号：10CO680）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李培林：《独立董事“独立”行权的保障机制研究》，《生产力研究》2010年第6期。

［2］范晓莉：《上市公司外部治理机制分析及对策研究》，《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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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体思路

把创新发展作为发展的根本动力，把跨越发展作为目标导向。注重完善金融服务体系建设，进一步增强金融业对经济的渗透力和支撑力；注重培育金融要素市场建设，进一步提高金融的集聚水平和配置能力；注重推进金融功能区建设，打造良好的区域金融中心城市品牌形象；注重推进金融生态建设，切实提高金融业的风险防范能力和稳健发展的持续性。力争通过35年左右的时间，基本形成国内外多种所有制金融机构共同发展，要素齐备、功能完善、层次多样的金融组织体系；基本形成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和保险市场协调发展，具有多种融资平台、具备多种金融交易工具的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基本形成高效开放、创新活跃、服务优质，与及区域经济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现代金融体制和运行机制。立足、服务全省、依托都市圈、面向中西部，着力构建区域内投融资中心、金融运营管理中心、金融中介服务中心、金融服务外包中心和海峡两岸金融合作中心，把逐步建设成为具有较强的聚合力、辐射力和综合服务能力的重要的区域金融中心城市。

(二)发展目标

占GDP和第三产业的比重有较大提高。力争到年，金融增加值。实现金融业增加值显著增长。实现金融业增加值突破1100亿元，第三产业增加值中所占比重达到20%左右，全市地区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达到10%左右。

存贷款总量。全市金融机构存贷款总量翻一番，其中：本外币存款余额达到3万亿元左右，年均增速18%本外币贷款余额达到2.5万亿元左右，年均增速16%

直接融资规模。新增证券市场筹集资金300亿元以上；新增企业债券和短期融资券500亿元左右；新增股权投资基金500亿元左右。

保险业的经济补偿、社会管理和资金融通三大功能显著提高。保险业保费收入。保险深度和保险密度进一步提升。全市实现保费收入400亿元左右，保险深度超过4%保险密度超过4000元。

二、进一步加快金融业改革创新发展的重点工作

必须强力推动和着力抓好以下工作。为了努力实现上述发展目标。

(一)加快推进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促进城乡统筹发展增强各类金融机构服务“三农”合力。逐步扩大郊县的金融机构覆盖面。基本实现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农业银行和邮政储蓄银行对各涉农街道乡镇的覆盖，鼓励和支持各类金融机构到郊县设立分支机构。鼓励金融机构拓展支农领域，增加对郊县分支机构的信贷授权，切实提高对郊县的信贷投放，力争对郊县涉农贷款每年增幅不低于各项贷款增幅。

重点推进农村小额贷款公司、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组织和村镇银行组建工作。大力发展新型农村金融组织。鼓励和发展适应农村特点和需要的各种微型金融服务组织。要确保农村小额贷款公司新开业20家，筹10家；村镇银行实现零的突破；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组织新增1015家。全市农村小额贷款公司、村镇银行和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组织分别达到70家、35家和5060家。控制风险的前提下，探索拓展农村小额贷款公司、村镇银行、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组织的业务领域和资金来源，增强其服务“三农”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力争在三年内，实现微型金融服务组织对郊县各乡镇街道全覆盖，为“三农”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

进一步发挥保险对“三农”发展的稳定保障作用。推进农村保险试点工作，发展农村保险事业。充分运用保险机制。联办共保”基础上努力探索农业保险可持续发展的机制和途径，切实抓好农业保险基础项目的应保尽保工作，积极扩大农业保险试点范围和覆盖面，逐步提高非主要种植业品种保险在全部农业保险中的比重。鼓励保险机构积极稳妥地参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农村地区小额人身保险、家庭财产保险、房屋保险等涉农险种，不断完善农村保障体系。

适当提高涉农担保业务保费补贴。扩大农村有效担保物范围，健全农村信用担保体系。建立健全政府扶持、多方参与、市场运作的多层次农村融资担保机制。鼓励各类社会资金组建涉农担保公司。加快推进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贷款试点，积极探索农民林地(权)水面承包经营权、合作组织股权、农业机械等抵质押贷款方式，积极推行农户联保、农户互保、专业合作组织为成员担保等多种信用保证方式，为增加有效信贷投放提供有力支持。

(二)强化和引导金融要素支撑。保障经济社会发展需求

积极引导金融机构改善资金供给，积极推动信贷保持较快增长。发挥银行业金融机构支持经济的重要作用。争取总行支持，盘活存量资金，引入异地资金，实现年均存贷款增幅、增量持续较快增长，保障经济社会对信贷资金的基本需求。

鼓励和引导银行业金融机构创新金融服务产品，积极推动金融资源配置的结构调整。提高金融服务水平，吸引和带动各类资金重点投向“4+8+8现代产业体系和经济社会发展薄弱环节。发挥保险机构投资者作用和保险资金投融资功能，鼓励和引导保险公司以债权或股权等方式投资基础设施项目和重点行业企业。

根据银行存贷比例、贷款期限结构、对重点项目资金投放力度、三农和中小企业贷款比重等方面的情况，充分发挥政府财政性资源的配置作用。进一步完善金融机构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目标考核评价体系。探索建立新增贷款总量和政府重点项目、财政性存款、结算资源的联动机制。

(三)不断提高直接融资的比重大力发展资本市场。

建立拟融资企业储备库，大力推进优质企业上市融资。加强企业上市融资的培育和引导工作。对尚未完成改制的竞争力强、运作规范、效益良好的企业，建立重点联系制度，加强上市指导，形成“发行一批、申报一批、储备一批、培育一批”上市融资企业梯队，力争通过直接上市或通过买壳、借壳、购并等途径，实现境内外上市的公司数量和融资额新的突破。全市要新增境内外上市公司46家，融资再融资70亿元，全市新增境内外各类市场上市公司30家，融资再融资400亿元，使上市公司成为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重要支撑。

增加企业债务融资规模。推动重点基础设施、技术改造项目等发行企业债券，拓展多元化直接融资渠道。积极运用债券融资等方式。支持优质企业通过发行公司债、资产证券化、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等各类债务工具融资，鼓励和引导中小企业发行集合债券和集合票据，鼓励地方金融机构积极创造条件申请发行次级债等资本性债务工具和金融债。

并予以用地和资金的扶持。对企业资本市场融资中因调账增加利润等原因而增加的税费，继续完善资本市场融资政策支持和激励机制。对拟利用资本市场直接融资的企业和项目优先立项、报批。按照“谁受益、谁负担”原则，地方留成部分的80%返还给原企业全体股东，最高不超过2000万元。市本级每年安排不低于1000万元，各区县、国家级开发区按同比例配套，建立企业利用资本市场补贴奖励资金，专项用于激励和奖励企业通过资本市场融资和再融资。

(四)拓宽中小企业融资渠道构筑多层次融资服务体系。

支持发展与加强监管相结合的原则，进一步加强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建设。根据政府引导与市场化运作。着力推动全市融资性担保行业健康持续快速发展。市政府每年安排不低于3000万元，设立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建设专项资金。各区县、开发区也要结合实际设立本地区专项资金，合力扶持中小企业融资发展。

加快股权投资基金的发展。进一步扩充市本级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规模。市本级继续每年安排不低于1亿元，用于充实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各区县、开发区也要安排一定引导基金，鼓励本地区创业投资事业发展。建立健全加快股权投资基金发展的实施办法和引导基金管理办法，广泛聚集和引导社会资金，重点为高科技、新兴产业提供直接股权融资支持，形成股权投资资本和创新型经济融合的良好机制。探索设立产业投资基金，通过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的方式，由具备实业投资经验和资本经营经验的机构或人员组建产业投资基金管理公司，面向资金实力雄厚的实业投资机构、实业企业以及保险公司等大型机构投资者或其他法人机构募集资金，发起设立产业投资基金，对全市以及区域内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和新兴产业进行引导性、战略性投资。力争35年内，全市股权投资基金规模达到500亿元以上。

支持科技创新园建设、创新平台建设、科技成果产业化；进一步深化科技保险工作，更好地服务于科技创新；全面开展科技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加快推动省级以上开发区、国家级大学科技园和创新核心区组建科技小额贷款公司；深化科技银行试点工作，制定并实施促进科技银行发展的政策体系和服务体系。力争通过体制创新、机制创新、服务创新、产品创新，形成与科技创新相适应的金融服务体系，努力成为国家“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先行示范城市。大力推进科技金融体系建设。进一步创新科技投入机制,推进科技创新链条与金融资本链条的有机结合。引导和促进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金融机构及股权投资等各类资本创新金融产品、改进服务模式；组建科技创新投融资平台。

搭建中小企业融资网络服务平台，搭建中小企业融资公共服务平台。针对处于不同发展阶段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通过集合银行、担保、融资租赁、风险投资、产权交易、小额贷款等多层次的融资服务机构，建立多方合作、服务中小企业的长效机制。

(五)提升地方金融产业的综合实力深化金融改革。

为企业成长提供全过程金融服务。整合地方金融资源，探索金融综合经营。将紫金控股打造成集银行、证券、保险、期货、信托、担保、再担保、创投、租赁等多位一体的能够有效发挥不同金融机构之间业务协同优势，功能齐全，具有完整金融产业链，能为企业提供全方位金融解决方案的区域性金融投资控股集团。

提高整体发展水平和市场竞争能力；大力支持证券拓展业务，做大做强地方金融机构。支持地方银行、证券、期货、信托等金融机构通过实施跨区域联合重组、设立分支机构、上市等方式做大做强。加快推动银行实现全国性现代商业银行的战略布局。并不断探索新的盈利模式，力争早日实现上市；继续加大南证期货营业网点的建设力度，进一步增强资本实力，优化股权结构，创新业务模式，形成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期货公司；紫金农商行要以组建改制为契机，不断提高盈利能力和管理水平，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和核心竞争力，实现跨区域经营，争取在条件成熟时上市。

进一步完善金融服务功能。引进或组建法人保险公司、住房储蓄银行、村镇银行、私募基金、贷款公司、消费金融公司、货币经纪公司、汽车金融公司、融资租赁公司等。积极建立和发展与金融核心业务密切相关的中介组织，创新发展各类金融业态。加快发展各类新型现代金融组织。积极开发金融高端中介业务。

(六)不断提升金融发展能级着力推进金融要素集聚。

进一步提升金融集聚区的层次，大力推进金融功能区建设。根据组团式发展的分布格局和现有基础条件。丰富金融功能区的内涵。形成金融功能区机构聚集、金融后台服务基地功能完备的重点功能区布局。

形成100万平米以上金融城，加快推进金融核心功能区建设。通过高标准规划、高强度建设和高质量管理。继续加强与台湾以及欧美、日韩等地区的金融交流与合作，有步骤、有重点地引导、推动金融监管部门和在金融机构入驻金融城，使金融集聚区成为区域性金融中心的核心功能区和金融机构总部集聚区。

支持科技园建立共享型金融外包服务平台和载体，加快推进金融服务外包基地建设。充分利用我市在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商务成本、人才储备、金融和信息产业方面的复合优势。积极吸引国内外金融机构后台服务中心、数据处理中心、金融软件外包企业进驻，使在新一轮国际金融服务外包转移过程中成为国内外金融机构后台服务和软件外包的首选城市。

搭建金融人才服务平台，优化金融人才发展环境。完善引进和培养金融人才的激励机制。研究吸引金融人才并促进其在发展的政策措施，着重加大对金融高端人才、金融急需人才的吸引聚集力度，为金融人才在聚集和发展提供良好的就业、创业、培训、生活等全方位服务。

努力成为金融改革和金融创新的试点城市。推进海峡两岸金融合作区建设，强化政策扶持力度。积极争取国家和省的政策支持。力争成为海峡两岸金融合作先行先试的示范区。对新办银行保险机构缴纳的营业税省返还50%奖励资金，市全额拨给所在区。全市每年统筹安排6000万元，设立河西金融集聚区发展专项资金，用于鼓励和引导各类金融机构和金融人才入驻河西金融集聚区。

(七)探索金融一体化发展新模式加强区域金融合作。

建立政府间、监管机构间的沟通机制，构建区域金融合作机制。推动金融企业在人员交流、信息共享、产品开发、技术支持等方面的合作。

构建跨区域电子货币支付系统和即时外汇兑付系统。探索建立区域性票据交易市场、区域性商业承兑汇票业务发展，积极推进区域金融基础设施一体化建设。推动区域内支付体系一体化。促进区域内各地市资金交易便利化。

探索建立跨区域的企业资信统一评级标准，推动诚信系统一体化。建立跨区域的企业和个人信用查询机制。以及跨地区的相互信用担保认定体系，建立跨区域失信惩戒机制，金融生态建设中形成地区合作。

抢占保险产业的制高点，积极打造区域性保险中心。继续推进保险创新试验区建设。扩大保险市场辐射面，使成为区域范围内保险机构聚集中心、保险技术和管理引进创新中心、保险产品研发中心、保险人才交流培训中心、保险资金运用中心。

抓住市场需求，加快构建金融要素市场。积极探索构建跨区域、多功能、综合易市场。制定政策，鼓励其在交易市场进行股权登记、办理股权质押融资、开展产权转让等业务。

(八)努力打造和谐金融生态环境加强金融管理和服务。

力争在35年内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取得实质性进展。充分发挥政府推动和引导作用，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按照政府推动、统筹规划、统一标准、循序渐进的原则。建立完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组织机构和工作机制，推进社会信用标准化建设，加快整合和进一步开放信用信息，健全信用数据技术支撑体系。倡导信用产品的使用，积极培育信用市场需求，营造良好的社会诚信环境。

完善各项内部管理制度和业务操作流程，加强金融监管工作。督促地方金融机构加强公司治理结构和内控机制建设。构建外部监管与内部控制相结合的风险防控体系。建立完善对融资性担保、小额贷款等地方性准金融机构的监督和管理机制，强化市场准入和市场行为监管，规范地方性准金融机构业务经营活动。

加大反洗钱工作力度。依法打击各种金融诈骗违法犯罪行为，深入整顿和规范金融市场秩序。非法金融活动，严肃查处各类金融案件。维护好市场竞争秩序，构筑健康、规范、有序的金融发展环境。

确保金融基础设施的承载能力和业务处理能力。推动和支持在各金融机构在网点建设、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双语标识、银行卡服务、货币兑换服务、保险理赔服务等方面做好充分准备。

(九)加强和改进金融工作的组织领导

编制和完善金融业发展规划，加强金融工作的组织领导和服务。市金融发展办公室要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加强对金融工作的组织领导和协调服务工作，积极创造金融业发展的良好环境，全力推动金融业改革、创新和发展，确保各项金融工作落到实处，开创全市金融工作的新局面。各区县人民政府、市各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金融业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各区县要完善金融工作组织体系，通过单设或合署等形式设立本地区的金融办；形成市区(县)两级发展金融的合力。

篇4

关键词：经济金融 产业结构 影响机制

近些年来，中国逐渐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强了与全世界的沟通联系。这种情况下，西方国家各项理念必然会对中国各项发展造成严重影响。同时，由于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在金融行业，中国采取双向开放发展策略，既不干涉中国企业和个人对国外市场进行投资，又允许外国企业在国内金融市场投资，因而我国产业结构不可避免会受到西方国家金融态势影响。

一、对经济经融化简述

从整体上来说，经济金融化是最近二十多年世界经济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在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广泛关注与高度重视。所谓经济经融化就是广义的金融业，包括证券、银行、房地产信贷、保险在某个经济体中的比重不断上升。同时，对该经济体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产生深刻影响。经济经融化产生和发展的动因表现如下：首先是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影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在二战以后取得了持续和高速增长，为经济经融化提供了前提和基础。其次股份制和政府国债增长的影响。政府对经济发展所做的贡献日益突出，对宏观经济运行进行干预而发售了大批国债是经济金融化发展的强大动力。再次是金融创新的影响，60年代以后，金融创新使得大批新型金融工具和替代货币的物品不断出现。最后是非银行机构的迅猛发展，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今，各个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非银行机构得到了迅猛发展，导致融资出现了非中介化，因而就促进了经济金融化和社会财富金融资产化。

二、经融化对产业结构的影响

2008年美国大型金融危机引发了国内外诸多学者对金融行业的关注和研究，广大学者主要关注的是经济发展受金融化的影响程度和范围。相关实证研究发现，金融化对产业结构优化发展既有利又有弊，以下对其利弊进行了具体分析。

（一）金融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

从需求角度来说，金融化现象的产生预示着资本主义经济体在进行全面转变。这种系统转变通常主要是以转变银行、企业和居民生活为主。据相关人员分析，当前时期，中国金融结构正处于转型的关键时期，因而社体经济结构进行升级需要以良好金融结构为基础。从资源配置角度来说，相关学者认为企业再投资需利用充足金融利润做保障。同时，由于企业之间沟通与交流的加强使得金融化可促进高新技术在各个部门之间的扩散。

（二）金融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阻碍

国外一些学者认为，短时间内金融化会促进利润增长，但从长远角度来看，其不但不利于利润的提高和增长，还必然会对产业结构升级造成负面影响。从投资角度说，金融化会导致实体经济投资遭受排挤，会阻碍实体经济的创新，进而便会严重影响产业结构升级。同时，对于我国来说，世界经济金融化趋势致使我国制造业加大了对外部市场的依赖，自身缺乏技术的创新，导致难以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下立足。从资本积累角度说，其会进一步拉大管理层与员工的收入差距，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社会贫富差距。从价值链角度说，产业资本向金融资本转化会对实体经济发展造成影响，从而增加了调整产业的难度系数。

三、经济金融化影响产业结构优化的机制分析

经济金融化会伴随着金融的交易、市场、结构的规模和地位在社会上不断上升。同时，它可以有效转变非金融部门与金融市场的关系。这种转化的表现如下：首先是关于金融领域的投资方面，非金融部门的投资较之金融部门显著增多。其次，在总收入中，金融收入所占比重上升。产业结构优化是对我国第一、二、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进行合理调整，促使产业结构朝着合理化方向发展。经济金融化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如下。

（一）产业结构在经济金融化影响下更加合理

产业结构合理要求在发展经济的基础上，依据我国具体资源情况和消费需求，调整不理想产业结构，对其结构进行整理，保证资源在这个产业下得到合理配置，让资源得到有效利用，减少资源的浪费。但是，产业结构在金融调整下达到合理状态，绝非一朝一夕的事，需经过多次优化历程才能完成。一方面，由于部分劣质产业存在于产业间，因而需充分利用金融资源，对资源进行配置，淘汰劣质资源，也可以对其进行转化，使之成为优质资源，让其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另一方面，优质产业在发展中也存在相关问题，例如：产业配置比例的失衡就是由于优质企业发展速度过慢而造成的，因而金融资源必须进行第二次优化配置，对这些发展较慢的产业进行扶持和帮助，使产业比例结构和类型结构达到合理。

（二）产业结构向着高级化发展

产业结构高级化是产业结构的状态由低水平转向高水平，其转变是不断变化发展的过程，也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产业结构中，致使产业结构向高级化转变的目的主要是让产业结构的总体产值在原结构上有所提升。当前，在世界不断向着科技化发展的背景下，科技创新是产业结构向着高级化转变的有效保障。因而相关企业需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加快科技创新的步伐，加快产业结构的转变。

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转向高级化的支持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以银行信贷为主导，对其进行间接的金融支持。其次，以资本为主导对产业结构转化进行直接支持。从整体上来说，它的最终目的是为企业开展各项创新活动和实现整体创新提供充足的资金。政策性信贷机制、补贴性信贷机制、商业性信贷机制共同组成了间接金融支持。

（三）产业结构朝着均衡化发展

对产业结构进行优化和调整主要是为了让产业结构这个整体系统中的各个企业的发展达到均衡、协调、和谐。实现产业结构均衡化就是将资源进行优化配置，避免对资源造成浪费，并使产业发展始终处于稳定状态。经济金融化对产业结构的均衡化作用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在当今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环境与机制下，能够使资金有效的在企业内配给，使资金自动流向和集中到市场较好的产业，加速我国经济的发展。其二，在此环境下，政府的作用可有效得到发挥，对市场进行规范和干预，有效调节各项资金，使资金在企业资金实现有效配置，促进资金科学合理的使用。

四、结束语

根据以上分析，在经济全球化和世界一体化的发展过程中，经济金融化逐渐开始形成。通过具体的分析和研究表明，经济金融化有利于促使产业结构转向均衡化、高级化和合理化，促进我国经济的整体发展。在经济金融化影响下，相关政府、企业需充分利用其优势，促使我国产业结构机制的优化升级，从而更好的促进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和国民生产总值提高。

参考文献：

[1]尹亚红，汪前元.FDI、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优化的实证分析――基于广东省的经验数据[N].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13（05）：126-134

[2]严武，丁俊峰.金融发展、外商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优化――基于广东省数据的实证分析[J].金融经济学研究，2013（02）：30-40

[3]付春辉.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机制研究及对策建议[J].对外经贸，2015（03）：62-63

[4]黄朝烁，曾天云.现阶段劳资利益关系分析--基于经济金融化角度的思考[J].中外企业家，2014（01）：181-183

篇5

【摘要】广州市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发展，在产业类型结构和产业结构合理化方面取得的很大成绩，现在正在向产业高级化方向迈

>> 产业结构高级化：传媒业的现实选择 城乡统筹发展与产业结构高级化 城市化与产业结构高级化 供应链金融的实践与高级化策略 广州市批发市场发展的战略选择 我国产业结构高级化的运行规律探讨 科技创新对安徽省产业结构高级化影响的实证研究 山西省产业结构高级化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FDI对浙江省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研究 武汉城市圈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战略研究 浅议我国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制度环境构建 基于碳金融的广州市低碳经济发展研究 广州市老龄产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分析 铁岭市金融支持城镇化的措施选择 环城游憩带高级化发展调查研究 广州市越秀区:推进区域教育信息化的发展 对益阳市农业产业化发展与金融支持问题的调查 广州市促进农民增收的对策措施 广州市产业用地指南浅析 山东省产业结构高级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的实证研究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l.

[4]《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贯彻落实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政策措施的实施意见》（闽政办〔2013〕89 号）.

基金项目：广东理工职业学院2011年度科研课题：金融支持广州市经济结构调整的对策研究，项目编号：1106。

作者简介：郑祖军（1975-），男，土家族，湖北鹤峰人，硕士研究生，广东理工职业学院金融学讲师，投资与理财专业负责人，研究方向：金融学；张玲（1980-），女，汉族，湖北仙桃人，硕士研究生，广东理工职业学院金融学讲师，研究方向：金融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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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金融危机 高职毕业生 就业心理 心理调适

一、金融危机背景下的高职毕业生就业状况

逐年加重的大学生就业问题正成为我国社会生活中重要的民生问题之一。自从1999年我国大学扩招以来,昔日就业市场上的“香饽饽”和“天之骄子”逐渐成为就业市场中的“天之焦子”,大学生就业越来越难。2008年,大学毕业生559万人,2009年猛增到610万,2010年更增加到630万,然而逐年增加的大学毕业生却“生不逢时”,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对我国就业市场产生重大冲击。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外贸出口锐减,内需不振,企业经营困难,尤其是能吸纳大量就业人员的劳动力密集型中小企业纷纷裁员或倒闭,大量人员失业,在此背景下已经“消化不良”的大学生就业市场可谓是雪上加霜。2010年,应届毕业生加上未能就业的往届生,再加上企业裁员下岗的失业人员,该年度我国劳动力供求缺口在千万以上。可想而知,在这种情况下,大学生的就业压力该有多大,而占大学毕业生半壁江山的高职毕业生,更是压力空前。

由于自身学历较低和社会上存在的对高职生的偏见,高职毕业生在这个就业市场“人才高消费”的社会环境下处于“夹心层”的尴尬境地。上面有大量的本科生、研究生的“压制”,下面有中职生和大量农民工的“挤压”,处在中间层的高职毕业生在这种腹背受压的就业形势下如何“突围”就成为每个高职毕业生必须面对的问题,而在这种艰难“突围”过程中高职毕业生出现了许多突出的就业心理问题。

二、金融危机对高职毕业生就业心理的影响

一般来说,高职毕业生就业心理问题主要包括自卑心理、自负心理、盲目攀比心理、焦虑心理、挫折心理、嫉妒心理、依赖心理等。然而金融危机的到来,使得高职毕业生的心理问题进一步凸显并带有明显的时代印记。

(一)就业心理压力加大,焦虑情绪明显。

日益激烈的就业竞争环境给高职毕业生造成很大的就业心理压力,这种压力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表现得更为突出。个人前途与就业是致使高职毕业生产生就业心理压力的最大的因素。经过十年寒窗苦,每个大学生都希望自己能有个好的职业和光明的事业发展,但高职毕业生由于学历原因,和本科生相比似乎一毕业就输在了起跑线上,金融危机影响下的就业环境使得高职生更加焦虑不安。

择业心理焦虑是在择业心理压力下所产生的一种不踏实感、失落感和迷惘感,表现为焦躁、忧虑、烦恼、困惑、恐慌、紧张等,容易患得患失,对未知困难担心不已。焦虑心理在毕业前夕表现更为突出,有些高职生总是担心找不到理想的工作,遇到求职失败更加沮丧灰心。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高职生更容易产生恐慌、焦虑心理,而过度的焦虑会使毕业生失去应有的判断力和自制能力,从而严重影响正确择业。

(二)就业心理期望值有所降低。

大学生经过“寒窗苦读,终成正果”,一般都意气风发,壮志凌云,对择业的期望值相当高。但在精英式的高等教育被淡化为普及型的高等教育及千军万马争抢就业市场的现实社会环境下,大学生一般都放低了自己的身价,尤其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高职毕业生更是降低了自己的就业期望值。过去非东部沿海城市、中心城市不去,非福利高待遇好的大机关、大企业不干的就业观逐渐变成先就业再择业,先做到自己能养活自己,再谋求个人发展甚至自我创业的务实的就业观。另外,在政府出台的一系列促进大学生就业的优惠政策引导下,愿意到中西部地区去发展,到基层去发展,到中小企业去发展,甚至去当村官的大学生也越来越多,大学生择业显得更趋理性。当然,沿海城市、中心城市高昂的房价也使得大学生望而却步,选择回自己的家乡去谋发展。

总之,在就业心理期望与失落感形成鲜明对比的情况下,许多高职毕业生理性选择降低就业心理期望值,比如对就业起点工资的要求、在求职过程中优先考虑的因素、对基层工作的态度、工作是否专业对口、对首选地区经济发展状况的要求等各方面要求都有所降低。

(三)自负心理相对减弱。

自负心理是一种缺乏自我客观评价、心理素质极不成熟的表现。高估自己,低看别人,自以为高人一等、胜人一筹,在求职择业中,好高骛远,一旦未能如愿,则情绪一落千丈,产生孤独、失落、抑郁等不良心理现象。部分高职毕业生受传统观念影响较深,思想不够解放,认为经过十几年的寒窗苦读,毕业时理应找个回报丰厚的职业。尤其是一些家庭环境好、社交能力强、参加社会活动较多、接触面较广的学生及热门专业的毕业生,无形之中会有一种优越感,他们自我感觉良好,自视清高,在求职择业时往往是“高不成,低不就”,从而失去良好的就业机会。而在金融危机寒流的刺激下,很多高职生变得更为冷静现实,在职业生涯规划和职业发展观念上能够树立长远的职业发展观念,放弃了过去那种择业非要“一步到位”、要求绝对安稳的观念。他们逐渐意识到在当前高职毕业生学历、素质还有待提高的前提下,获得一个十分理想的职业的时机还不成熟,应采取“先就业,后择业,再创业”的办法。先选择一个职业,在工作中不断提高自己的社会生存能力,增加实践经验,再凭借自己的努力,通过正当的职业流动,来逐步实现自我价值。过去许多高职毕业生不愿意去经济落后的地区工作,如今随着国家政策的倾斜和贫困地区的发展及西部大开发的进行,这些地区正成为经济发展的热点,能够给高职毕业生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因此越来越多的高职生把择业的目光投向了中西部地区,高职生的自负心理比以前大为减弱。

三、金融危机背景下高职毕业生就业心理自我调适

心理调适是指改变或扩大原有认知结构,以适应新的情况或新的历程,帮助大学生在遇到挫折和冲击时,能够客观分析自我与现实,有效排除心理困扰,控制和调节自己的情绪,从而保持一种稳定而积极的心态,维护自己的身心健康,更好地工作和生活。就业本身就是毕业生认识和适应社会的一个过程,在求职过程中遇到困难和挫折,产生心理冲突、困惑等不良情绪都是正常的。高职毕业生在遇到就业问题时要及时调整心态,从容、冷静面对就业这一人生重大课题,具体要注意如下几个方面。

(一)树立合理的职业价值观。

就业市场化、双向选择、自主择业给大学生带来了机遇与挑战,但一部分高职毕业生对就业市场残酷的一面认识不足,对就业市场的客观实际了解不够。经过对就业市场、就业形势的客观了解与深刻体验后,高职毕业生必须面对现实、接受现实,不能怨天尤人。对于当代大学生来说,职业对个体的意义不只是简单的谋生手段,职业的价值是丰富的,要充分认识到职业对个体发展、社会进步所起到的重要作用,高职毕业生在择业时不能只考虑工作的经济收入、工作条件、地点等因素,更要考虑职业对自我一生发展的影响与作用,应看重职业能否帮助实现自我价值。因此,在了解社会需要的基础上,要树立重视自我职业发展、才能发挥、事业成功的职业价值观。对于那些虽然现在工作条件较差,但发展空间广阔,能充分发挥个人才干的单位要优先考虑;对于那些现在经济发展水平不太高,但发展潜力大、创业机会多的工作地点也要重视。高职毕业生要树立适合个人发展需要的、合理的职业价值观,实现正确择业。

(二)正确认识社会与自我,主动寻找机遇。

高职毕业生择业要知己知彼。知彼就是要了解择业的社会环境和工作单位,正确认识面临的就业形势,了解用人单位的需要。知己就是实事求是地评价自己,对自己有正确的认识。要客观、正确地认识自己德智体等方面的情况,自己的长处和短处,自己的性格、兴趣、特长,要明确自己想做什么、能做什么。高职毕业生应在择业前进行职业能力倾向测试,了解职业特点,找到适合自己的职业方向,扬长避短,用发展的观点来看待自己,要知道自身存在的某些缺点并不可怕,可以先就业然后在工作岗位上不断克服缺点,发展和完善自己。广泛搜集就业信息,主动寻找机遇,并根据已定的择业标准进行选择。机遇并不是对任何人都适用的。一个工作的好与不好,是相对的,对别人合适的,对自己不一定合适,对本科生合适的,对高职生不一定合适,因此一定不能盲从,要记住只有合适自己的才是最好的。还要注意机遇的时效性,在发现就业机会时要主动出击,及时把握,不能犹豫,也不要害怕失败,应有敢试敢闯的精神。

(三)坦然面对就业挫折,提高心理承受能力。

高职毕业生在求职中遇到的挫折会比本科生多,这时,保持冷静和坦然的态度,客观地分析自己失败的原因,提高自己的心理承受能力是很重要的。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就业市场需求不旺,就业竞争严酷激烈,出现求职失败是正常现象,不能期望自己一次求职就能成功,要知道即使是本科生也很难一次择业成功,要对可能出现的求职挫折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同时,应把就业过程看作是一个认识社会、认识职业生活、适应社会的绝好机会,通过求职活动来了解自己、认识自己、发展自己,促进自我完善成熟。另外,应明白求职失败并不一定都是因为自己的能力不行,高职毕业生有自身的优势,出现求职失败有许多原因,可能是因为选择求职单位的方向不对,也可能是因为自身的价值观与单位的企业文化不相符,还有可能是其他一些偶然因素。总之,学生要提高心理承受能力,面对挫折时正确分析自己失败的原因,调整求职策略,学会安慰自己,以便能更加积极地投入到下次的求职过程中。

(四)积极调整心态,促进人格完善。

高职毕业生在求职择业过程中应当自觉提高自我心理调适的主动性,当自身心理趋于失衡,即将产生或已经产生心理障碍时,应当根据自己心态的实际情况,合理选择自我心理调适方法,如自我反省法、自我转化法、自我适度宣泄法及松弛练习法等来调节自身心态,重建心理平衡。首先,可以进行积极的自我心理暗示,鼓励自己、相信自己,帮助自己渡过难关。其次,可以向朋友、老师倾诉,寻求他们的安慰与支持。最后,还可以通过体育锻炼、听音乐、郊游等方式转移自己的注意力,排解心中的烦闷,放松自己的心情。学生通过对自己在就业时出现的种种不良心态的分析,可以发现自己平时不容易察觉的一些人格缺陷。应该说这些人格缺陷是产生这种就业心理问题的根本原因,如果现在没有很好地完善自己的人格,那么这些问题还会对今后的工作、生活带来困扰。因此,要正确面对就业过程中自身暴露出来的问题,不必为自己所存在的人格缺陷而懊恼,因为绝对的人格健全者几乎不存在,关键是要在发现自己问题的基础上,积极改变自己、发展自己,完善自己的人格,实现顺利就业。

金融危机冲击下,我国经济要保持持续良好发展势头,必须加快实现经济转型,由制造业大国向创造强国转变,而要成为创造强国则需要大量技术精湛的技能型应用人才,占整个大学生人数半壁江山的高职学生正是我国要着力培养的技能型应用人才,是我国重要的人力资源,有着广阔、美好的开发和利用前景。因此,广大高职毕业生在当下激烈的就业市场竞争中,应该充满信心,合理自我定位,以健康的心态加入到就业市场竞争中去,凭借自己的专业所长,去开辟属于自己的一片事业天地,为建设和谐社会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1]韩延明.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7.

[2]于良.大学生不良就业心理的探究与自我调适[J].北京:中国大学生就业,2009.

[3]张尚兵.大学生就业挫折心理及调适策略的研究.河海大学硕士生论文,2007.

篇7

关键词经济金融化；产业结构； 产业结构升级；脉冲响应

[中图分类号]F06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5）05-0075-06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加速融入经济全球进程之中，我国的工业化、市场化、国际化稳步推进，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西方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进入主要从产业结构、市场结构和产品贸易结构三个方面影响我国的产业发展，进而我国的经济快速发展处于全球经济变化之中（齐兰，2009）。我国金融市场采取双向开放的发展策略，既允许国外资金投资于中国金融市场，又逐步开放中国居民和企业在国外金融市场上的投资（易纲，2008）。因此，发达国家经济金融化态势将不可避免地进入并影响我国经济生活。中国处于经济发展重要战略期，借鉴发达国家经济金融化和产业结构优化经验，对于推进金融体制改革，优化产业结构，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以经济金融化为背景条件，将产业结构优化细分为产业结构的合理化、高级化和均衡化。第一部分是文献综述；第二部分分别论述了经济金融化对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和均衡化的影响机制；第三部分对本研究的指标选取、数据资料来源及分析方法做出说明；第四部分运用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和VAR分析实证检验了经济金融化对我国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机制；第五部分为结论和政策建议。

一、文献综述

发源于美国的经济危机引发国内外学者广泛关注并研究金融化问题，研究的焦点集中在金融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效应。

有关金融化对产业结构的影响，代表性的观点可以分为两种：一种观点认为，金融化促成了美国的新经济模式，其证券化和虚拟化发展的特性为资本主义国家带来了快速的利润积累；另一种观点则认为，金融化造成了美国产业空心化。造成了虚拟经济领域的无限膨胀以及实体经济领域资金不足，最终导致经济危机。

1. 金融化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1）需求角度。Costas Lapavitsas（2011）认为金融危机之后，政治经济学将金融化与一蹶不振的经济生产强制联系在一起，但这并不代表金融化是致使经济衰退的主导因素。金融化现象的产生标志着成熟的资本主义经济体正在进行系统的转变，这是以企业、银行、居民活动的转变为特征的。杨琳、李建伟（2002）对中国金融结构升级与实体经济结构升级的关联机制进行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指出中国正处在金融结构转型的攻坚阶段，实体经济结构升级需要良好的金融结构相配套。

（2）资源配置角度。Panitch和Gindin（2005）认为资本在金融领域的过度集中是资本主义本质属性的体现。他们反对金融化挤出实业投资的观点，认为虽然金融利润的份额增长了，但总利润的增加为企业再投资提供了更多资金。金融化实际上增加了风险资金的流动性，促进高新技术在不同部门间扩散，资金配置由低盈利部门流向高盈利部门。避免产业空心化的关键不在于去金融化，而是合理安排生产投资计划，较好地利用金融利润。王芳（2004），陈峰（1996），范方志、张立军（2003），惠晓峰、沈静（2006）通过实证分析证明了这一结论。

2. 金融化阻碍产业结构升级

国外大多数学者认为经济金融化虽然短期内实现了利润快速积累，形成了经济繁荣发展的表象，最终却从负面影响了产业结构升级。

（1）投资角度。Lazonick（2010）对美国非金融企业的研究表明，金融化现象在美国的实体经济部门已经比较普遍，造成了实体经济的投资被挤出，这会压缩实体经济的创新空间，减缓产业结构升级。Hee Young Shin（2012）从亚洲金融危机的起因和后果出发，以韩国为例，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进行实证研究，发现金融化确实降低了非金融企业和制造业的固定资产投资量。赵玉敏（2008）认为世界经济金融化的趋势增加了我国制造业对外部市场的依赖程度，同时增加了全球经济的系统性风险。

（2）资本积累角度。Ozgur Orhangazi（2006）深入研究了美国经济的金融化及其对资本积累的影响，指出经济金融化对资本积累产生负面影响，非金融企业金融投资和金融利润的增加提高了这些企业潜在的脆弱性。管理层和员工的收入差异进一步拉大，这一现象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值得研究。大多数研究关注美国的金融化现象，而Cagla Ozgur则将研究的对象转向土耳其，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后，土耳其的市场化行为导致了金融化现象，结果是导致了较高的财政赤字，高通货膨胀和高利率，继而改变了股东结构、市场结构和社会结构。

（3）价值链角度。从价值链角度研究金融化的学者多从金融化的微观定义出发，从两个层面解释了金融化的含义：一是非金融部门以金融而非产品作为利润主要来源以及主要用途，表现为公司金融资产占总资产的份额不断增长；二是公司采取分红、股份回购甚至并购的方式将盈利用于增加股东回报，表现为股东财富中金融资产的份额增长。Milberg（2013）认为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股东价值导向”促成了非金融企业的金融化，企业为了维持核心竞争力，将附加值低的生产工序外包给发展中国家，形成了全球价值链。产品的国际化生产与为实现股东短期价值的金融化相互促进，而通过离岸外包带来的利润更多地被用于金融投资领域，产品部门投资占比不断下降。张慕濒（2010）进一步研究了这种现象对产业结构的危害。他认为产业资本转化为金融资本，挤占实体经济的发展空间，加大产业调整的难度。

3. 文献评述

从现有研究观点来看，关于金融化与产业结构关系的不同论述，归根结底是所研究的经济发展阶段不同。国外文献大多关注金融化对产业发展的危害，虽然研究视角多样，但论述的核心都是非金融企业的金融化行为挤占了实体经济领域投资，从而造成实业空心化，危害国家产业发展；国内只有少量学者持此观点，部分学者虽然认为金融化恶化了国际市场环境，也承认金融化导致的金融危机使中国制造业损失惨重，但是他们更加强调金融化对我国产业升级的正面影响，即迫使产业结构升级，通过提高产品附加值，提升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根据现有研究成果，金融化这一全球性的趋势，在我国表现出了不同的影响，这是由我国金融业、制造业发展的特殊阶段决定的。

从国内外文献对比来看，国外的文献关于金融化的理论探讨更加深入和全面，归纳并探索出了金融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路径，但是国外的研究几乎都是以美国为主的发达国家为研究对象，即使有少量研究发展中国家金融化现象的文章，也只关注金融自由化国家，如Eliane Araujo（2012）深入研究了巴西金融化现象。国内文献关于金融化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机制剖析极为简单，许多重要环节都是一笔掠过，研究深度不足。同时，已有文献基本是从金融化与经济发展的角度入手，折射出金融化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经济发展的论题固然重要，但是产业结构升级是经济发展中最核心的要素，有必要进行针对性的研究。当前我国十分强调金融体制改革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研究经济金融化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具有极强的现实性和指导性。本文立足中国的现实情况，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深入分析了经济金融化对产业结构的影响。

二、经济金融化影响产业结构优化的机制分析

经济金融化定义为金融市场、金融交易和金融结构在规模和地位上的提高。具体来说，金融化描述了非金融部门与金融市场之间关系的转变。这种变化首先表现在非金融部门在金融领域投资的增多，其次表现在总收入中金融收入所占比重的提升[1]。这种金融投资和收入的增加表现为金融总资产占经济总产出比例的增加，也就是经济金融化的量化衡量指标――金融相关率。

产业结构指国民经济中各产业的组成及其相互间的联系和比例关系，主要指第一、第二、第三产业之间的联系和比例关系。第一产业包括农业和畜牧业，第二产业主要指制造业，第三产业主要指服务业。产业结构的变化规律表现为第一产业产值在三次产业总产值中所占比例下降，而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比例逐渐上升。产业结构优化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指通过产业调整，使各产业协调发展，实现产业结构的合理化、高级化，并最终达到产业结构均衡化的过程[2]。经济金融化对产业结构优化的作用机制主要包含以下三个方面：

1. 经济金融化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作用机制

产业结构合理化主要是指产业类型结构与产业比例结构配置的科学化。即要求在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上，根据消费需求和资源条件，对初始不理想的产业结构进行有关变量的调整，理顺结构，使资源在产业间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金融对产业结构的合理化调整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过了至少两次优化的过程。一方面，现存产业中存在部分劣质产业，需要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使劣质资源因无法获得资金而被淘汰，或者将其转化为优质资源；另一方面，某些优质资源发展过慢而导致产业配置比例的失衡，必须通过金融资源的二次优化配置，来扶持这些发展较慢的优质产业。经济金融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产业类型结构和产业比例结构的合理化。

2. 经济金融化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作用机制

产业结构高级化是指产业结构由低水平产业状态向高水平产值状态的动态发展过程。通过产业结构的高级化过程，实现产业结构的整体产值状态由低水平逐步向高水平的动态演进，实现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根本动力是科技创新。

金融发展支持产业结构高级化的过程主要包括了以银行信贷为主导的间接金融支持和以资本市场为主导的直接金融支持，其核心目的是为企业的创新活动提供充足资金。间接金融支持主要是由政策性与补贴性信贷机制和市场性间接金融中的商业性信贷机制组成。

3. 经济金融化对产业结构均衡化的作用机制

产业结构优化的最终目的是达到产业结构系统中各个产业之间，以及产业发展与地区资源禀赋达到相互协调的和谐状态。产业结构均衡化的核心是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避免资源浪费，使产业发展达到稳定状态。一方面，市场竞争机制有利于资金的有效配给，使资金向优质产业流动和集中。另一方面，政府对市场性金融活动的干预有利于调节资金在不同产业间的配置，使资金使用达到帕累托最优。

三、指标选取及分析方法

1. 衡量指标

（1）经济金融化的衡量指标。英国经济学家戈尔史密斯在其专著《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1961）中提出了衡量一国金融发展水平的数量指标――金融相关率（FIR），并给出了金融相关率的计算公式：金融相关率=金融活动总量/经济活动总量。戈尔史密斯归纳出了构成金融相关率的七个因素，即货币比率、非金融相关比率、资本形成比率、外部融资比率、金融机构、新发行比率、金融资产价格波动和乘数等。按照他所考虑的诸因素计算金融相关率非常复杂，因此大部分学者采用一国全社会金融资产总值同国民生产总值的比值来表示金融相关率（FIR）。

许多学者赞同采用金融相关率定量测度经济金融化。如张慕濒（2013）、丰雷（2010）、王芳（2004）等，蔡则祥（2004）在构建经济金融化的指标体系时，指出金融相关率能够反映经济金融化程度和金融发展水平，可以在不同金融发展阶段使用。参照前人的研究经验，本文将采用金融相关率（FIR）作为经济金融化的量化指标①。金融相关率越高，可以认为金融化的程度越深。

（2）产业结构优化的衡量指标。产业结构优化具体可以分为产业结构合理化、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结构均衡化，因此本文将从这三个方面构造产业结构优化的衡量指标：

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标

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关键在于使资源在产业间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使产业之间由于内在的相互作用而产生一种不同于各产业能力之和的整体能力。产业结构合理化通常采用结构偏离度衡量，现有研究表明（2012，干春晖），用泰尔指数衡量产业结构合理性的效果更佳，它保留了结构偏离度的理论基础和经济含义，同时考虑了产业的相对重要性并避免了绝对值的计算，其计算公式如下：

TL=■■ln■■

式中，Y表示产值，L表示就业，i表示产业，n表示部门数，Y/L表示生产率，Yi/Y表示产业的相对重要性。根据新古典经济学假设，经济处于均衡状态时，各产业部门的生产率水平相同，Yi/Li=Y/L，从而有TL=0。泰尔指数不为0，表明产业结构偏离了均衡状态，产业结构不合理。因此，TL是一个逆向指标。

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标

产业结构高级化是资源利用水平不断突破原有界限，从而不断推进产业结构中朝阳产业成长的过程。根据克拉克定律，产业结构高级化一般采用非农业产值比重作为度量。但是，随着信息化社会的发展，产业结构高级化不仅仅体现于非农产业比重的提升，而是更加注重非农产业中的结构性问题，即第三产业相对于第二产业的比重上升。本文采用第三产业产值与第二产业产值之比作为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度量（TS）[3]。如果TS值处于上升状态，则意味着经济在向第三产业的方向推进，产业结构在升级，TS是一个正向指标。

产业结构均衡化指标

产业结构优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产业结构的均衡化，也就是指一个产业结构系统中各个产业之间达到相互协调和谐的状态。可以认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实质就是实现产业结构从非均衡到均衡的演变，或从低层次均衡向高层次均衡的跃迁。徐德云（2012）基于一般均衡的分析框架，构建了产业结构均衡的理论模型。根据他的推导，由三次产业所构成的经济社会的产业结构不均衡偏离程度的测定度为：

R=■（R≥0）

R为测定经济结构均衡的程度，i（i=1，2，3）代表产业的次数，■代表产业的劳动收入比。如果R=0，经济结构就达到均衡。如果R>0，且其值越大，则经济结构越不平衡，国民收入将会减少，经济越不稳定。TR是一个逆指标。

2. 实证分析方法

为了避免模型出现伪回归的现象，在本研究中首先将利用Dickey和Fuller（1981）提出的考虑残差项序列相关的ADF单位根检验法，检验变量的平稳性，对于非平稳性的变量进行处理使之成为平稳时间序列。如果变量是单整的，那么我们将对相关变量进行协整检验（Cointegration Test）分别确定经济金融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均衡化之间的长期关系。

四、中国经济金融化影响产业结构优化的实证分析

1. 变量的描述性分析及整体趋势判断

统计性描述可以从直观上观察指标的变动趋势，但是各组数据的单位不同，首先需要将每一个指标数列转化为无量纲标准化数据。具体来说，对于正向型指标：

c■■=■，0≤cij≤1

对于逆向指标：

c■■=■，0≤cij≤1

表1给出了标准化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变量经过标准化处理后，均处于0到1之间，因此描述性统计中省去了最大值和最小值。同时，变量经过标准化处理后，更容易观察其所处的水平。我们发现，中国的经济金融化水平、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均衡化水平均较低。经济金融化的均值仅为0.436，而同时期该指标在美国却高达0.715。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和均衡化水平落后于经济金融化水平，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略高于经济金融化水平。从数据分布上来看，经济金融化的观测值呈平坦的右偏分布，产业结构合理化的观测值呈陡峭的右偏分布，产业结构高级化的观测值呈平坦的左偏分布，产业结构均衡化的观测值呈陡峭的右偏分布。

从1978～2012年中国经济金融化和产业结构优化的统计数值可以看出：①经济金融化呈不断上升趋势；②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的波动性较大，并在近几年表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③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不断上升，这是由于我国强调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带来了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的提高；④产业结构均衡化表现为不断收敛的态势，这是由于社会主义市场制度的完善增强了我国产业结构的均衡性。

2. 影响机制的实证检验

（1）单位根检验。本研究利用Eviews软件，对各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以确定变量的平稳性。首先对变量取对数，以减少数据的波动性。经济金融化指标FIR取对数得到lnFIR，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标TL取对数得到lnTL，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标TS取对数得到lnTS，产业结构均衡化指标R取对数得到lnR。通过检验发现lnFIR、lnTL、lnTS和lnR均为非平稳变量。对于非平稳变量的处理采用差分法，结果见表2。其中，lnFIR、lnTL、lnTS和lnR分别表示对相关变量取一阶差分值。从表2可以看出，经过处理后所有数据序列在1%显著水平下都是平稳的，同时也都是一阶单整的。

（2）协整检验。由于上述变量都是单整的，因此，我们可以利用Johansen检验判断它们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并进一步确定相关变量之间的符号关系。Johansen协整检验是一种基于向量自回归模型的检验方法，在检验之前，必须首先确定VAR模型的结构。根据SC准则可以确定lnFIR与lnTL、lnTS、lnR的VAR模型的最优滞后期数为2和4。

利用Q统计量检验、怀特检验和JB检验进一步检验滞后期数为4的VAR模型，发现其拟合度很好，残差序列具有平稳性，的确是最优模型。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得到协整检验的具体结果。协整检验表明在1978～2012年的样本区间内，lnFIR与lnTS、lnTL和lnR之间存在三个协整关系。由Johansen协整检验的结果可得五个变量之间的协整方程为：

lnFIR=3.097 675lnTL+0.094 729lnTS-4.046 037lnR

这个方程表明了：1978～2012年，上述四个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说明产业结构的合理化、高级化、均衡化确实是经济金融化变动的原因。由协整方程的符号可以判断，1952年至2012年，中国产业结构的合理化、高级化与经济金融化是正向关系，而产业结构的均衡化与经济金融化表现出负向关系。

（3）格兰杰因果检验。为了检验lnFIR、lnTL、lnTS和lnR之间是否存在短期的关系，采用格兰杰因果检验对变量间的关系予以分析。从表3可以看出，在最优滞后期时，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都没有成为经济金融化的格兰杰原因；另一方面，产业结构均衡化与经济金融化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互为格兰杰原因。这与协整检验中，产业结构均衡化与经济金融化之间存在较强的关系相符。

（4）脉冲响应分析。由于格兰杰因果检验证实了产业结构均衡化发展是促进经济金融化的原因，因此，我们可以利用Sim（1980）提出的向量自回归（VAR）技术进行冲击反应分析，以进一步细化探索二者之间的关系。在建立lnFIR与lnR之间的一般冲击反映之前，先进行AR特征根的倒数的模的单位圆检验，检验结果显示数据具有稳定性。具体体现在以下4个方面：①经济金融化的正向冲击有利于自身的改善；②产业结构均衡化的正向冲击对经济金融化的影响具有波动性，并最终趋向于零；③经济金融化的正向冲击对产业结构均衡化表现出负面影响，这种影响并不显著；④产业结构均衡化的正向冲击对自身产生正向的影响。VAR分析的结果说明了产业结构合理化对经济金融化存在正向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并不持久。从理论上来说，产业结构均衡化发展应该改善经济金融化状况，而从我国1978～2012年的数据来看，这种正向影响并没有表现出来，说明了我国产业均衡化发展程度还比较低，产业资源配置上存在不合理的状况，产业对经济金融化的促进作用还未完全发挥。

五、结论及政策含义

经济金融化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机制主要是通过产业结构合理化、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结构均衡化三个方面进行的。实证分析的主要结论有：①我国的产业结构优化确实受到经济金融化水平的影响；②经济金融化与产业结构的合理化、高级化表现出正向关系。说明在我国，金融发展拉动了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级化。金融证券化和虚拟化为产业发展提供资金，市场机制下，资金具有较强的流动性，从而扶持了高盈利产业，淘汰落后产能，构成了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形成机制；③经济金融化与产业结构均衡化表现出负向关系，产业结构均衡化表现出“去金融化”发展。产业结构均衡化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资源配置达到帕累托最优，二是产业发展稳定化。金融化标志着大量金融衍生品出现，资金更容易进入高盈利部门，投机性增强，不可避免地造成产业波动，导致产业结构的均衡性降低；④近年来，西方国家的金融化趋势并没有侵蚀我国的金融发展，而是带动了我国的金融化。

产业结构优化是一个重要的命题，它是政府制定产业结构政策的目标导向。本文从金融支持产业结构优化的视角出发，分析了在当今全球经济金融化的大背景下，我国经济金融化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机制及效果。基于实证分析结果，本文针对我国的产业结构优化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协调国民经济各部门发展，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协整检验的结果证明经济金融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是正向关系，而我国1978～2012年经济金融化上升的同时，产业结构合理化却表现出相反的趋势。这说明虽然金融因素支持了产业结构合理化，其它影响因素却阻碍了产业结构合理化。国民经济各部门协调发展是产业结构合理化的重要基准[4]。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将社会劳动总量按社会必要的比例分配在各个生产部门，保证全部产品价值的充分实现，达到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协调发展。

第二，扩大完善资本市场功能，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瓶颈在于资金的投入与产出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太少，根本问题在于高科技产业资金来源渠道不广，融资方式单一，融资政策环境不宽松。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关键要开拓资金来源的渠道，国家财政需予以支持。一是对于一般的高科技产业，制定优惠的融资政策；二是实行超前融资政策，如允许高科技企业直接金融资本市场融资。

第三，改善金融市场环境，减少投机性投资对产业结构均衡化的干扰。需建立与金融工具、金融衍生品相配套的金融监管体系。同时，加强金融监管力度，调整和修正资本市场上内、外资不正当的投机，制定完备的金融市场法律，有效制裁不当违法行为，以减少产业发展中的波动。在促进金融化的过程中，不仅要充分利用其灵活性和高科技性，还要有效防范金融化可能带来的风险，使其服务于我国的产业结构优化。

[注 释]

① FIR定义为金融资产总额与当年GDP之比。金融资产总额选取狭义货币（M1=流通中现金 活期存款）、金融机构资金运用（不含有价证券投资）、债券余额、股票流通市值、报废余额之和，由此得到与官方公布数字基本吻合的数据。尽管对金融资产的界定及据此计算的FIR仍然有待商榷，但并不影响对中国经济金融化趋势的基本判断以及结论的有效性。其中，1985年以前的金融机构资金运用以国有银行资金运用数据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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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王俊豪.产业经济学（第二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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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王俊豪.产业经济学（第二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

篇8

[关键词]金融危机； 东亚生产网络；垂直专业化；传导机制

[中图分类号]F49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1673-0461（2011）07-0080-07

一、引言

2008年9月美国爆发金融危机，引发了随后全球经济的衰退和贸易规模的缩减。全球贸易流量在2008年底和2009年初之间，以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速度下降（Baldwin and Taglioni，2009）。金融危机引起贸易的下降是金融和贸易投资相互联系日益提高的必然结果，是需求的大幅度下降和贸易信贷短缺所造成（Baldwin and Evenett， 2009）。但是这些理由不能将这一前所未有的贸易快速大幅度下降，尤其是贸易下降幅度在各国经济体之间不均等甚至差异较大这一现象给出完全充分的解释。

虽然这次全球贸易萎缩不像大萧条时期规模那样大，但是这次金融危机的影响却更加深刻。2008年11月以来的9个月中，贸易额下降的幅度相当于大萧条时期24个月中贸易额下降幅度，而且这次各国贸易下降具有同步性的特征。WTO报告指出在2008年下半年到2009年上半年之间，全球104个国家都出现了进出口下降。在贸易产品的种类上，2008年2季度全球几乎所有种类产品的贸易额都处于增长，而到2008年4季度全球商品贸易基本都呈下降趋势，到了2009年1季度全球所有种类的商品贸易增长率均为负数。这次金融危机不仅导致贸易下降，更为特殊的一点是贸易额与GDP的比值大幅下降，甚至下降到了90年代的水平。

对于东亚来讲，受金融危机影响主要是通过贸易渠道。在2008年9月到2009年第一季度，东亚贸易下降幅度超过了美国和欧洲，而随着全球经济回暖，东亚贸易又以超过其它地区的速度强劲反弹。金融危机如何从美国传递到东亚国家，按传统传导理论，其逻辑可以简单叙述如下：假设美国受到负面的金融冲击，使其产出下降。产出下降对应着家庭和企业收入减其少。为此美国将减少支出，于是进口减少，所以向美国出口的国家其出口会受阻，这又会导致这些国家的产出下降。这种调整会最终导致这些国家削减进口，意味着美国的出口也在减少。总之，对美国的金融冲击使美国及其贸易伙伴都出现了贸易的下降。

传统理论已经有对于传递机制以及与经济周期关系的解释。在理论模型上，Backus et al（1993）就建立了经典的两种商品的国际经济周期模型。在Backus et al（1993）模型中，贸易是由阿明顿集合引出，本国和外国的中间产品共同生产出最终产品。虽然该模型将专业化生产形式设为事前决定有待商榷，但它在国际贸易领域仍有很多实证检验的应用。近来的实证检验都证实了双边贸易额和经济周期之间的正向联系。一些文献也从理论上发展了传递机制，包括外部供给冲击，如石油价格，外部需求冲击等等，它们的跨国境传导都和国际贸易的发展程度有关。（Backus et al，1993；Baxter，1995；Stockman and Tesar，1995；Backus and Crucini，2000；Kose and Yi，2006）。但是标准的国际经济周期模型理论与实证结果存在偏差。这在很大程度上与当前国际贸易发展新的形态有关，全球生产网络的发展，垂直专业化（vertical specialization， VS）程度的加深，使得各国更多的在某一生产环节，而不是整个产品上更加专业化。垂直专业化是指，产品生产需要经过连续多个环节，有两个以上的国家专门生产某些但非全部环节，其中至少某环节一次以上的跨越国界。考虑到这种前向后向交易，会导致经济周期与贸易的相关度提高。因此，垂直专业化的发展使得传统理论解释力减弱。

那么在存在垂直专业化，即产品生产的不同阶段被分布于不同国家的世界中，这种传导和调整又会怎样。同样假设美国受到大的金融危机冲击，导致国内产出下降，最初同传统的国际贸易传递机制一样，家庭和企业收入减少从而减少进口。与标准传递机制相分离的是，减少的进口是垂直专业化商品，如个人电脑，对个人电脑需求的减少转化成外国企业对相关进口零部件的需求减少，而其中一些零部件就是由美国公司生产，结果美国企业出口下降。因为在存在垂直专业化的国际贸易里，贸易与生产链直接相关，所以冲击在国家之间的传播速度，较不存在垂直专业化的情况下更快。另外一个渠道是通过本国生产的商品。美国可能减少对美国制造商品的支出，而生产这些商品的中间产品来自进口，如果这些中间产品又由美国出口的零部件来生产，那么同样会从美国的进口减少传递到出口下降。同样，在经济复苏，贸易反弹的过程也有相似的逻辑。本文将基于Ariel Burstein et al （2008）模型，这一模型是在Backus et al（1995）基础上改进，考虑了垂直专业化的影响，并根据金融危机以来的月度数据考察金融危机向东亚地区贸易的传导渠道和机制。

二、理论模型

假设1国和2国分别专业化生产一种中间产品，两种中间投入品共同生产出两种最终产品。令其中一种为垂直一体化产品，另一种为水平差异化产品。两个国家都消费水平差异化商品，但只有1国消费垂直一体化产品。两种产品生产技术的差异在于本国和来自外国的中间投入品替代弹性不同。假设生产水平差异化产品的本国和外国中间投入品的替代弹性较高；而在垂直一体化产品的生产上，来自本国和外国的中间产品的替代弹性较低。这种差异可以用垂直专业化生产的特点来理解，即各个工序之间衔接的时间较短，造成各中间投入品之间替代弹性较低。

生产的一个阶段在1国完成，另一阶段在2国完成。模型不考虑长期问题，比如垂直一体化生产的空间分布，或者离岸外包的不同外包地区的替代弹性等。

模型基于Backus et al（1993）模型，该模型时间是不连续的，每个时间点表示为t=1，2，3……国家以i=1，2表示，人口数Li表示。模型如下：

i国的偏好用效用函数表示为：

Ui=maxEOtu（cit，1-nit） （1

其中ci 和ni 分别表示i 国人居消费和人均就业，且 u（c，1-n）= {1／（1）}[c（1-n）1-]1-

每个国家专业化生产一种中间投入品，中间品zi 的人均产量需要投入本国劳动力ni 和资本ki ，而且会受到生产力总水平Ai 的影响，Ai 会随时间随机变化。中间投入品的生产函数表示为：

zit=AieSit （nit）（kit）(1- )（2）

参数?琢 表示价值增值中劳动的比例，总的生产率冲击向量为st=（s1t，s2t），依据方程式st+1=Pst+?着t+1，其中P 是以P11 和P12 为特征值的2*2对称矩阵，为零均值、同方差的独立正态分布。

假设所有的贸易发生在中间投入品这个层次，每个国家将本国生产和进口的中间品一起生产两种制成品：其中水平差异化产品以x表示，垂直一体化产品以v表示。

xi的生产用阿明顿方程表示为：

xit=[i1-（xiit）+（1-i）1- （xijt）]1/ i=1，2j≠i（3）

xijt的下标i 表示中间投入品是在i 国被加工生产出来，下标j 表示这个中间投入品最初来自 j国，参数1-?兹i 反映生产xi 的中间投入品的重要性。假设生产x 的中间投入品之间的替代弹性1/（1-）比较高。

垂直一体化制造品v，只有在1国消费，它的生产方程式为：

v1t=[λ1-ζ（v11t）ζ+（1-λ）1-ζ（v12t）ζ ]1/ζ（4）

参数1-λ 意味着从2国进口的中间投入品的重要程度权重。

产品v1可以被认为是跨国公司和其海外子公司联合生产。另外，可以将v12视为2国的子公司提供的中间投入品，但是不一定受1国母公司的控制。为了表示垂直专业化生产的核心特征，假设相对于x的生产，生产v产品的中间投入品是互补的，也就是垂直一体化产品的替代弹性1/（1-ζ） 比1/（1-） 要小。

另外，有两个假设关于生产加工v1所需要的中间投入品的贸易流量。第一个是v11最初被运到2国，和v12一起共同加工成v1，之后v1被运回1国。第二个假设是v12从2国运到1国，与1国的v11一起加工生产出v1。贸易收支和最优配置在这两种专业分工之下是相同的。方程中总贸易流量基于这个假设，那么贸易流量如何与产出以及其他宏观经济变量协同变化是需要解释的问题。考虑到从来源国的中间产品v11与贸易伙伴来回运输程度的不确定性，在数量分析中，采取两个极端值（v11包括和不包括在出口衡量中）。

每个国家生产最终可贸易品yiT。1国用x和v生产最终产品yiT，依据方程式：

y1tT=（x1t）ω（v1t）1-ω （5）

ω是水平差异化产品权重。假设2国不参与与其他国家的分散生产，所以y2tT=x2t 。

最终生产的可贸易产品yiT 和不可贸易产品yiN （可理解为不可贸易的服务），一起生产出最终产品yi，yi可以被用于消费或者出口。

yi的生产用公式表示为：

yit=（yitT ）γ（yitN）1-γ（6）

各国对最终产品的资源约束方程为：

yit=cit+iiti=1，2（7）

其中iit=kit+1-（1-）kit （8）

1国对中间产品的资源约束方程：

L1z1t=L1x11t+L2x21t+L1v11t+L1y1tN（9）

来自1国的中间产品可以在本国用来生产x1v1或者y1N，也可以出口用于生产x2，对2国的中间产品约束方程是：

L2z2t=L2x22t+L1x12t+L1v12t+L2y2tN（10）

来自2国的中间产品可以在本国用来生产x2和y2N，也可以出口用于生产x1和v1，将制造的产出定义为zitT=zit-yitN。将在i国制造生产的出口部分，不考虑时间下标，表示为six。在1国，这个比例是s1X＝（L2x21）/（L1z1T） ，在2国，这个比例是s2X=L1（x12+v12） /（L2z2T）。在2国可以用垂直专业化生产解释的出口比例是s2p=v12/（x12+v12） 。因此2国垂直专业化生产占制造业GDP的比例是s2ps2x 。

在定义这些对贸易的度量中，假设了v11不会从2国运到1国，因此v11不包括在出口的度量中。当建立s1xs2xs2p时，同时也考虑了将v11包括在出口的度量中（假设v11在两国之间来回运输）。如果降低ω ，让总贸易额s1xs2x不变，提高s2p垂直专业化生产的比例。当ω =1时，s2p=0，那么模型就回到了标准的2国2商品Backus et al（1993）模型。

为了单独考察贸易在国际经济周期中的作用，假设风险可以在各国之间分散。发现按照上述技术和资源约束，均衡可以达到帕累托最优和L1U1+L2U2最大化。当选定一个适当的初始财富水平，完全竞争市场的资源配置的均衡和计划条件下一致。进一步说，价格可以通过各种产品的边际替代率来计算。z1的价格设为1，z2的相对价格用pt表示。

依照资源约束，1国的GDP（用中间产品zi表示）与L1Z1t一致，则国民收入满足以下等式：L1z1t=P1tyL1（c1t+i1t）+TB1t（11）

其中，Pity表示i国最终产品的价格，贸易收支TB1为：

TB1t=L2x21t-L1ptx12t-L1ptv12t （12）

类似的，2国的国民账户表示为：

L2ptz2t =L2P2ty（c2t+i2t）+TB2t （13）

贸易余额TB2为：

TB2t = L1p2tv12t-L1p2tx12t -L2x21t （14）

最终产品的价格为，1国：

P1ty=k1[θ1+（1-θ1）ptρ/（ρ-1）]γω（ρ-1）/ρ

・[λ+（1-λ）ptζ/（ζ-1） ]γ （1-ω） （ζ-1）/ζ（15）

2国：

P2ty=k2[θ2（pt）ρ/（ρ-1）+（1-θ2）]γ （ρ-1）/ρ（pt）1-γ（16）

其中k2=[γγ（1-γ）1-γ]-1 ，k1=k2[ωγω（1-ω）γ （1-ω）]-1

为了得到模型中的传递机制，需要对2个部门的中间投入产品分配，求一阶导数，1国生产x1为： =pt1/（1-ρ） （17）

生产v1为：

=pt1/（1-ζ）（18）

比较（17）（18）得到，给定p的变化，如果ρ> ζ，模型中x11和x12的重新分配要比v11和v12之间更大。这是2国垂直一体化产品v12的出口与1国产出的相关程度大于2国水平差异化产品x12出口的核心机制。

2国生产的水平差异化产品的最优产量，意味着：=pt1/（1-ρ）（19）

如果当垂直专业化生产占了贸易更大的部分时，价格会更易波动，那么2国国内的中间产品x22和进口的中间产品x12之间的替代，部分的抵消了两国之间总产出同向变动。

从以上模型推导得出，垂直专业化使经济波动向国际贸易的传导过程更加复杂，从简单的单项传导变为前后向多次联系，因此对贸易流量的变化产生叠加放大的效应，而这种放大的程度又取决于垂直专业化水平的高低。据此可以推出，如果一国或者区域垂直专业化程度较高，则经济波动对该地区贸易的影响比较大；同样，如果行业的垂直专业化程度较高，则经济波动对其冲击也会比较大。

三、金融危机向东亚生产网络的传导

（一）总体表现

比较2008年5月和2009年5月，中国、日本、韩国以及马来西亚、泰国的出口分别下降26.3%，49.4%，15.4%，29.8%和44.4%。进口分别下降43.1%，42.7%，24.3%，30.3%和56.6%。进口额下降幅度更大，部分原因是石油价格下降。

表1是东亚主要国家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月度进出口的变化率。金融危机于2008年9月爆发，随后对东亚贸易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出口方面，在东亚这些主要国家当中，韩国表现最好，受影响最小，其负增长只持续了4个月，下降幅度也小于其他国家，而且反弹很快。受影响最大的是日本，其出口下降超过30%，而且持续10个月之久。进口方面，东亚国家的进口在2009年前10个月，各国都出现下降，而韩国同样下降幅度最小。金融危机前，进口增长最高的是韩国，而最低的只马来西亚和日本。马来西亚的进口从2008年10月起下降，随后中国、日本也开始下降，只有韩国在2008年全年保持正的增长率。除韩国以外的其他国家都呈现出这样的特点，即危机前进口增长速度越快，危机后下降幅度越大。各国在2009年末开始反弹，而中国在2010年第一季度贸易增长超过60%。

与全球经济表现相比，2009年东亚的进口和出口下降分别为23%和24%，而各国和各地区又分别有不同表现。2009年的出口方面，东亚和北美下降比全球平均值要小，分别为18%和21%。东亚地区的出口显示，占东亚出口的50%以上的中国和东盟分别仅仅下降16%和18%。韩国和日本的表现反差很大，韩国在2009年上升了1%，而日本则下降28%，超过世界平均值。进口方面，马来西亚和韩国分别下降17%和12%，低于世界平均值。在东亚国家进口下降较多的是日本和东盟，分别是28%和23%。

东亚贸易在金融危机最严重的阶段受影响很大。在2008年9月到2009年1月，全球贸易额下降了17.5%，尤其日本就下降46%。即使是表现最好的韩国也下降了29%。中国和马来西亚分别下降42%和33%。据WTO统计，世界货物贸易在2010年第一季度比2009年同期上升近25%，全球出口上升27%，进口增长24%（见表1）。

（二）双边贸易

日本对美国出口的下降从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就已经开始，最严重的是在2009年第一季度，降到仅为2008年同期水平的一半。东亚国家对美国的出口从2009年1月到8月下降剧烈，其中中国平均每月下降23.9%，日本58.4%，韩国28.2%，其他国家也都超过30%。泰国和中国在2009年年底开始反弹，随后其他国家也在2010年开始反弹。在进口方面，韩国泰国对美国进口的下降大于出口，月下降分别为44.4%和41.7%。中国对美国的进出口下降幅度相似，但是进口反弹比出口更强劲，这也是中国2010年第一季度出现贸易逆差的原因。

从表2可见，在东亚主要经济体中，日本对美国的出口较进口波动更为剧烈；而韩国则相反，进口波动更为显著。在金融危机最为严重的时期，日本出口下降大于进口，韩国和泰国的进口下降大于出口，而中国则进出口下降比较接近。在2009年底以后，贸易反弹期间，中国、韩国和泰国都表现出进口反弹更为强劲的特征，而日本则出口回升明显大于进口。从以上表现可以看出，由于垂直专业化的存在和日益发展，经济波动通过贸易渠道的传导机制也在发生变化，金融危机时期贸易的下降和复苏时期贸易的反弹都出现了放大效应，表现为更显著的波动性（见表2）。

金融危机期间东亚各国与中国之间的双边贸易关系如图1和图2所示。韩国、泰国对中国的出口在2008年四季度下降很大，超过了对美国出口下降幅度。日本对中国出口小于其对美国出口的下降幅度。而东亚各国对中国的进口在2009年一季度开始明显下降，与出口相比有几个月的时滞。在2009年末，东亚国家与中国的贸易全面反弹，而且进出口几乎同时同步反弹，但对中国进口速度的反弹要低于出口速度。总的来讲，金融危机对东亚最严重的影响是日本和中国对美国的出口，而东亚贸易反弹中，最强劲的是东盟和中国之间贸易（见图1、图2）。

（三）行业分析

电子行业的生产网络在各行业中相对更加成熟，而在东亚也最为发达。东亚电子产业出口在1980年以后呈快速增长，其占地区总出口份额几乎是全球水平的2倍。除了印度尼西亚以外的东亚国家，电子行业的出口都占了本国出口30%以上，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则占到大约60%。从表3可见，东亚生产网络主要国家不同行业的贸易变化率，在金融危机期间不尽相同，总体来看以电子行业贸易波动相对较大（见表3）。

在对日本和泰国纺织品和电子行业的对比中（见图3、图4），可以发现，日本这两个行业的贸易变化比较接近，而泰国则明显发现电子产品的贸易额波动较大。这种差异可以从各国在生产网络中相对位置的不同给出一定程度的解释，与日本相比，泰国处在垂直专业化生产的低端，所以对经济危机的反应相对放大（见图3、图4）。

四、结论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从美国爆发的金融危机不仅通过金融渠道，而且通过贸易渠道迅速蔓延。东亚生产网络一个显著特点是垂直专业化水平很高，因此在解释金融危机如何向东亚传导的问题上，需要将将垂直专业化考虑进来。从理论模型的推导上可得，垂直专业化为经济波动的传导起到了放大的作用，并且从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的贸易数据的分析上也验证了理论分析推论的结果：首先，东亚作为全球生产网络最为发达的地区，其高度的垂直专业化导致与经济波动的联系以及对金融危机的传导上更加敏感，从而表现出较其他区域更大的波动性。第二，从行业角度，电子行业的生产网络发展最为成熟，尤其在东亚地区，因此电子产品贸易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也会较其它行业更为显著。

由此可见，尽管在金融渠道上东亚和美国次贷直接联系相对较小，但是金融危机通过贸易渠道向东亚生产网络传导具有必然性，而且这种传导在东亚由于垂直专业化而出现放大效应。这也是金融危机以后贸易保护主义盛行，贸易摩擦多发的因素之一。因此，东亚各国特别是处于生产网络低端的中国，在这种形势下也自然的成为贸易摩擦的高发国家。在从垂直专业化角度厘清金融危机通过贸易渠道的传递机制以后，如何应对和治理金融危机后的贸易摩擦成为今后进一步研究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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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自国务院公布《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以来，广东自贸区建设已有一年。成立以来，广东自贸区大力推动金融创新，发展金融业态。截至2016年3月，广东自贸区内集聚了各类金融机构和创新型金融企业42844家，金融创新创下全国多个第一。①金融企业的集聚和金融业态的迅速发展，意味着广东自贸区内的营商环境在不断提升，因此吸引了众多国内外投资者“安家落户”。在看到业绩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随着金融企业的增多，金融创新活动日益增多，金融纠纷也随之增加，金融风险集聚效应更加明显。这都对自贸区营商环境带来了新的压力和挑战，应当积极面对。

一、营商环境是衡量自贸区建设的重要指标

建立国际化、法治化的营商环境是我国深化改革的目标之一，也是我国自贸区建设的目的之一。营商环境的改善，将极大地提升市场效率，降低企业成本。正如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考什克?巴苏所指出的：一个经济体的成败取决于多种变数，其中往往被忽视的是那些方便企业和营商的具体细节。我指的是那些决定开办企业的难易度、执行合同的速度与效率、贸易所需要的文件等等的法规。在这些法规上做出改善实际上是没有成本的，但却能对促进增长与发展起到变革性的作用②。

目前，对营商环境评价标准最为系统、全面的是世界银行每年公布一次的全球营商环境报告③。按照世界银行的分析，营商环境通常包括开办和注销企业的流程和法律、与经济活动有关的各种行政许可，等等。除了较为宏观的经济政策，细节性的法律条文虽然在平时看来对市场或GDP而言影响力有限，但是却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法治运行顺畅，那么经济的运行就会顺利。否则，就会对经济发展造成负面影响，并且导致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大打折扣。因而，法治化是建设营商环境的应有之义，也是改善营商环境的基本价值所在。

二、建立金融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对自贸区营商环境改善意义重大

广东自贸区由广州南沙、深圳前海和珠海横琴三个片区组成，按照建设方案，三个片区的定位各有侧重：南沙侧重于为先进制造业配套的服务型金融，前海侧重于资本开放型金融，而横琴侧重于为国内或跨国商品贸易提供贯彻贸易活动整个价值链的全面金融服务④。尽管广东自贸区的三个片区的金融服务功能定位不同，但归根结底都是要建立起高效率的现代金融服务业，而这本身也是自贸区营商环境改善的重要内容。建立现代金融服务业，相应地有必要配套建设高效、便捷、公正的金融纠纷解决机制，这既是自贸区营商环境改善的应有之义，也是自贸区建设现代金融服务业的重要保障。

1.普通的金融纠纷解决机制难以完全适应和满足自贸区金融创新的需要。自贸区建设奉行商事自由原则，通过设立“负面清单”来规范区内企业生产经营行为，允许区内的企业以相对更自由地模式运营。对于金融业而言，企业的经营模式和业务种类更具有创新性，金融创新会更活跃，金融创新产品层出不穷。这些具有高度创新性的金融产品和业务必然专业性和复杂性更强，由此产生的金融纠纷也更为复杂，对纠纷解决的专业性要求更强，有必要建立更贴合自贸区金融创新实际需求的金融纠纷解决机制。

2.多元化的金融纠纷解决机制有助于提升自贸区的商事效率。自贸区营商环境更强调效率，故而自贸区金融纠纷解决机制也需要特别注重纠纷解决的成本和效率问题。一般而言，以诉讼的方式解决金融纠纷历时最长，并非最优方式。尽管无论何时诉讼都是纠纷解决的最后底线，但是能够以调解、仲裁等替代性的形式更有效率地解决金融纠纷，无疑是更契合自贸区建设的初衷。

3.建设国际化的营商环境要求自贸区金融纠纷解决机制要与世界接轨。国际上，由于强调效率和保密，商事纠纷的解决更多地以非诉讼的方式。例如，香港地区对金融纠纷采取先调解、后仲裁的程序。由于诉讼的结果要为其他国家或地区所认可，需要经过一系列复杂的国际司法合作程序，难度较大、效率不高。采取调解的方式解决纠纷，更多地体现出纠纷主体间对纠纷解决方式的“合意”，其结果也容易得到参与调解的各方认可。

三、自贸区金融纠纷解决机制存在的问题

由于我国自贸区建设工作起步较晚，建设之初不少工作一片空白，可资借鉴的成功经验有限，存在的挑战与困难都不可低估，在金融纠纷解决机制方面亦然。

1.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供给不足。相比较国内其他自贸区，广东自贸区有其特殊的区位优势和发展定位，但在营商环境方面仍然有所不足。例如，在世界银行的《全球营商环境报告》中，“执行合同”⑤是其中一个主要指标。目前，虽然广州在中国众多城市的“执行合同”指标中名列第一。但另一个指标――“司法质量指数”⑥中，广州远远不及上海、北京。通过两个指标的对比可以发现，“执行合同”指标排名第一意味着广州的法院系统在合同诉讼方面的效率是最高的，那么广州在“司法质量指数”指标中落后原因很可能是替代性纠纷解决的不足。

2.配套法制创新不足。广东自贸区成立以来，主要的法律依据仅有广东省政府颁布的《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管理试行办法》，配套文件不足导致许多新问题缺乏明确的法律规范和约束。在金融纠纷解决领域，诉讼和仲裁方面并没有针对自贸区出台特别的规定；行业协会主导的调解方面，广东自贸区三个片区所在的行业协会出台了有关自贸区的规定，但一来法律层级较低，二来内容多是宣示性的，可操作性不强；在由行业主管部门受理投诉和由企业受理投诉方面，也没有针对自贸区的特别规定。

3.与国际接轨不足。自贸区要建设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各项制度都应与国际对接。事实上，目前我国自贸区内的法律制度并与国际法尚未对接，面临非常现实而困难挑战⑦。众所周知，美国、新加坡等发达国家由于国内法律制度已经和高标准国际贸易与投资规则一致，其设立的自由贸易区的区内、区外在服务贸易、投融资制度等方面基本不存在法律冲突。作为国际法和国内法对接的试验区，广东自贸区尽管定位于粤港澳经济一体化示范区，但是在法律上仍难以完成对接。例如，香港的金融纠纷调解中心有限公司自成立以来取得了显著成效，如果能引进其作为广东自贸区的金融纠纷调解的组织，无疑能增进自贸区金融纠纷调解的专业性和公信度，为自贸区金融纠纷的便利解决提供一个高效率的渠道。但是受限于《仲裁法》以及自贸区尚未对此类问题作出明确规定，如何引进境外金融纠纷解决机构仍处在理论讨论的层面。

四、广东自贸区建立金融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的建议

未来建立一整套完善的金融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既要结合广东自贸区的区位特点和优势，又要从国情出发，充分考量国家对广东自贸区建设的要求和标准，发挥自贸区“先行先试”的作用，做到各方面协同发展。

1.做好顶层制度设计，明确自贸区内金融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的价值定位

对于自贸区的金融争端解决机制建设，应首先确定正确的价值追求和其内涵，以此为指导指定各阶段的机制建设⑧。时间是金融行业的重要价值尺度，自贸区更是追求时间上的高效率。自贸区的金融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不仅要维护公平，更要追求高效。所以在制度设计上，必须作出清晰地定位，不能将各种纠纷解决机制搞成面面俱到的金融纠纷解决工具，而是能使各种纠纷解决机制在各自所侧重的领域内发挥效用即可。

此外，自贸区建设的主管机关应当意识到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对于提升自贸区营商环境的重要性，在制定政策时要充分考虑到未来自贸区对金融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的需求，留足政策空间，做好顶层设计。

2.充分利用好自贸区的试验权限，尽快出台实施配套制度

作为国家第二批建设的自贸区，广东自贸区需要加快配套制度建设，通过建章立制使得自贸区内的金融纠纷解决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因此，有必要依据自贸区的特色建立健全各项配套制度。例如，尽快构建广东自贸区金融纠纷调解中心，由具有成熟经验的机构来主导该中心的日常运作，并且对积极接受调解的企业给予一定的通关、税收、投融资等方面的优惠。在仲裁方面，一是要给予自贸区内的企业更大的自主选择仲裁权利，二是要积极发展网上仲裁、简易速裁、临时仲裁等新的仲裁形式和方式，使得企业参加仲裁更加便利。在诉讼方面，要注意自贸区内企业多是进行跨国（地区）的贸易，涉外经济纠纷较多，多配备涉外经济案件的审判人员，配备翻译等司法辅助人员，做好司法配套工作。

3.与国际接轨，大力发展替代性的金融纠纷解决机制

如前所述，由于自贸区更注重效率，所以非诉讼的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相对而言更适应自贸区建设的需要。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的建设过程中要注意与自贸区同步，与国际接轨。一是要主动遵循国际商事规则，尊重国际商事惯例，在调解和仲裁中适当借鉴和引用国际条约。例如，我国已加入《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那么要争取做到我国仲裁机关和加入该公约的外国仲裁机构之间裁决能互通互认；二是要充分践行自由贸易之真谛，尊重企业自治，由纠纷双方自行约定纠纷的解决方式；三是探索建立专业化的商事调解机构，将调解与仲裁、诉讼联动合作，增强调解的威信度和公信力，以最便捷地方式为企业解决纠纷。

注释：

①广东自贸区金融改革创新创下多个全国第一广东自贸区一年新增金融类企业2.5万家[EB/OL].南方网.http：//economy.southcn.com/e/2016-04/22/content_146422384.htm.

②世界银行《2015年营商环境报告》[eb/ol].中金在线.http：//news.cnfol.com/guoneicaijing/20141212/19681552.shtml.

③世界银行于2003年开始每年公布一次全球营商环境报告。这份报告在起初仅包括5项指标和133个经济体。2016年，这项报告已经涵盖11项指标和189个经济体。其中，纳入评比的10项指标包括：开办企业、办理许可、得到电力、财产注册、获得贷款、保护少数投资者、纳税、跨境贸易、合同履行和办理破产。另外报告也关注劳动力市场法规这一项指标，但并不纳入衡量的体系当中。

④林江.广东自贸区如何推动特色金融的创新和发展[J].金融经济，2015，17：14-16.

⑤“执行合同”指标，针对的是合同执行的效率。这一指标主要通过追踪一起支付争议案件，收集从原告向法院提交诉讼到最终获得赔付所花费的时间、费用和步骤，以此来衡量不同地区的营商环境。

⑥司法程序质量指数衡量的是每个经济体是否在其司法体系的四个领域中采取了一系列的良好实践：法院结构和诉讼程序、案件管理、法院自动化和替代性纠纷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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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高职教育 “双证书”制度 职业资格证书

一、高职金融专业实施“双证书”制度的意义

“双证书”制度是指接受职业教育的学生,在完成专业学历教育获得毕业文凭的同时,必须参加与其专业相衔接的国家就业准入资格考试并获得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的制度。高职毕业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紧密联系,相互补充。“双证书”制度其根本方向和主要目的都是以职业活动的需要作为基本依据,为了促进从业人员职业能力的提高,有效地促进持证者实现就业和再就业。

职业资格证书制度是劳动就业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自20世纪90年代初,国家在一些政策法规中多次提出实行“双证书”制度的要求。1996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第一章第8条明确规定:“实施职业教育应当根据实际需要,同国家制定的职业分类和职业等级标准相适应,实行学历文凭、培训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 2009年2月20日教育部《关于加快高等职业教育改革,促进高等职业院校毕业生就业的通知》中进一步强调“要积极开展工作,切实落实毕业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双证书’制度”。这些法规为国家推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为职业教育实施“双证书”制度提供了法律依据和政策保障。

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产业――银行业越来越需要既具有一定的经济和金融理论知识,又具有较强的动手能力的应用型、复合型人才。2006年6月,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在银行业从业人员资格认证委员会成立大会上指出,银行业从业人员资格制度“是建立银行业从业的标准和用人规范”,是“确立银行业从业人员从业的起点标准”,是金融专业毕业生职业能力和职业素养的证明。根据国家的法规政策以及银行业对其从业人员的职业素质和专业能力的要求,在金融职业教育中实施“双证书”制度已成为一种必然。

作为适应于职业教育特点的制度安排,在高职金融专业实施“双证书”制度,既是现代银行业发展对高职金融教育的客观要求,又是高职金融教育的自我完善。通过学业教育和职业教育恰当的衔接,不仅可实现高职金融教育培养过程与培养目标的有机结合,而且可突破计划经济体制下固有的教育模式的局限和束缚,使教学计划的设置,教学内容的安排更贴近银行的工作实际,培养银行业真正需要的合格人才。

二、高职金融专业实施“双证书”制度面临的问题

1.银行业从业人员资格认证尚未被纳入国家职业资格认证体系

我国与职业相关的资格认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由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组织开展的国家职业资格认证,具有强制性的特点;另一类是由国务院有关部门、行业协会等组织按规定办理的非强制性的职业资格(水平)认证。1999年5月由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和国家统计局共同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中的职业数目为1838种,而目前我国已制定出国家职业资格认证标准并实行就业准入的职业只有205个,银行从业人员的职业尚未实行国家职业资格认证。目前,银行业从业人员资格证书由中国银行业协会银行业从业人员资格认证委员会颁发并统一管理。

2.银行业就业法规体系尚不健全

银行业招聘员工的渠道一般有两条,一是在校园招聘大学毕业生;二是在社会招聘有银行从业经验者。而在我国目前就业准入法律法规体系和职业标准体系尚未建立和完善的情况下,各级政府及行政主管部门在进行行业指导和管理时缺乏依据。由此,导致银行业在招工时更看重的是学历文凭和工作能力,职业资格证书并非必备条件,仅供参考。从而导致职业资格证书可有可无,学生对职业资格证的考取也不重视,缺乏考证的内在动力。而对于用人银行来说,新员工入行,有条件的银行还要花费人、财、物力进行岗前职业培训,加大了人力资源成本;没条件的银行,只能让新员工在干中学。结果不仅有碍于“双证书”制度的实施,而且加大了银行操作风险,增加了银行监管成本。

3.高职院校尚未将职业标准纳入金融专业教学体系

一些高职院校由于对实施“双证书”制度认识层面上的差异,不同程度地存在重学历证书教育,轻职业资格证书教育的倾向。认为高职教育本身就是职业教育,无需进行资格认证。至于学生欲取得职业资格证书是学生自己的事情,与学校关系不大。因此,有些职业院校并未根据用人单位的实际需要,将职业教育的内容纳入到金融专业的教学计划;有些学校为辅导学生考取银行从业资格证,另行增开了考前辅导课,而有的学校甚至连考前辅导课也不开,并没有真正地将职业标准融汇到教学体系中,使学历教育、职业教育与银行对人才的需求严重脱节,影响了高职院校金融专业教学目标的实现。

还有的学校由于条件所限,没有建立金融实验室和实训实习基地,无法进行银行业务的实际操作和演练,使学生因职业技能的训练和动手能力的培养缺乏必要的支持而大打折扣,导致高职院校金融专业的毕业生在银行招聘中,缺乏专业技能竞争优势,使高职院校职业教育失去了应有的特色。

三、高职金融专业实施“双证书”制度的政策建议

1.健全和完善实施职业资格证书制度法律法规保障体系

一是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以专项立法保障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的实施。近年来,在高职院校实施“双证书”制度的实践证明,仅在《职业教育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中就职业资格证书制度作一般性规定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建立和完善就业准入法律法规体系,配有专项立法。“专项立法应包括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的性质、内涵、就业准入、职业标准、职业技能鉴定、职业资格证书与学历证书的互通互认、激励措施、责任追究、实施证书制度相关主体的权利与义务、经费来源等重要内容,用专项条款加以规范,使其具有科学性、导向性、前瞻性和可操作性,保证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的完善与发展”,从而使各级政府及行政主管部门在进行行业指导和管理时有法可依。

二是完善在高职院校金融专业实施“双证书”制度保障。就教育管理部门而言,应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根据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客观需要,建立一套与职业教育、特别是与高职教育相配套的“双证书”制度,将“双证书”制度实施细则纳入考核评估职业院校的指标体系,将考核内容融入职业院校的教育教学体系,从制度方面保障高职院校金融专业“双证书”制度的实施。

2.完善银行业从业人员资格证书制度,严格实行行业准入

一是应建立和完善职业标准体系,将银行从业人员职业纳入国家职业资格认证体系,由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统一管理监督,并授权于银行同业协会制定行业职业标准和考试大纲,由各地授权机构如各省银行同业协会或经授权的职业技术鉴定中心等负责职业技术培训以及组织考试或鉴定。

二是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职能作用,建立由地方政府负责的劳动、教育、财政、人事等部门参加的协调机构,负责落实在地方职业院校推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

三是严格实行行业准入制度――持“证”入行,凭“证”就业,树立国家职业资格证书的权威性。使用人单位在招聘时有章可循,要求其严把银行准入关,以此增强银行人力资源成本意识,进而规范职业教育以及就业市场行为。促使学生高度重视职业教育,熟练掌握职业技能,达到职业标准要求,取得职业资格证书,为实现顺利就业创造先决条件。

3.构建与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相融合的金融专业教学体系

一是将职业资格证书授课内容纳入金融专业教学计划,这是构建与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相融合的金融专业教学体系的第一步。以国家职业分类标准为依据,将职业资格证书课程纳入金融专业教学计划之中,调整金融专业教学计划和课程体系。根据金融专业核心技能的职业资格证书的考试大纲与内容,制定相应的教学大纲,将证书课程考试大纲与金融专业教学大纲有机衔接,设置相应的授课内容,再辅以职业资格证书课程内容与金融专业课程内容相融合的配套教材,使学生在校期间,在修满学历证书课程的同时,熟练掌握职业资格证书要求具备的专业知识与技能,并获取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从而实现高职院校金融专业实施“双证书”制度的目的。

二是将职业技能标准纳入教学评价体系。高职教育的特点是以职业能力的培养为本位,要对学生的职业能力进行科学有效的评价。应依据职业技能鉴定标准,构建职业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包括专业知识、岗位技能、职业素质等,并将职业技能鉴定标准纳入教学评价体系。使能力评价与课程教学评价合二为一,考核评价学生的职业能力。

三是建立与培养职业能力相适应的教学模式。应改革金融专业课传统的教学方法,摒弃教师“满堂灌”的教学模式,将涉及金融实务的教学内容采用实训、实验、情景模拟教学等师生互动的教学方法,到实验基地实习,加强对学生职业能力和实际动手能力的培养,使学生更好地掌握职业技能。

四是打造一支高素质的“双师型”教师队伍,保证金融专业“双证书”制度的高质量的实施。培训指导教师是实施“双证书”制度的关键条件,这些教师首先应技术过硬并持有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另外,亦可聘请银行业务骨干作为兼职教师,从而实现通过“双师型”专兼职教师在教学上的互补,促进“双证书”制度的落实。

五是建立实验实训基地,开展“银校”合作。实验实训基地是进行职业技能训练的必备基础条件,建议那些教学实习设备数量少,设备场地等硬件设施不能满足职业技能培训要求以及没有实验实训基地的学校,加大实验实训基础设施的建设,为学生进行职业技能的训练创造条件。同时,可加强与银行的合作,与银行联手共建实训基地,实现高职金融专业教学与银行的无缝对接,收到更理想的效果。总之,高职金融专业实施“双证书”制度,一方面,需要有健全的法律法规保障体系,还要完善银行业从业人员资格证书制度,严格实行行业准入。另一方面,高职金融专业教学体系需重新构建,以实现职业资格证书教育与金融专业课程教学的有机融合,实现高职金融专业培养目标。

参考文献:

[1]王雪梅.关于在我省大中专院校中推行双证书制度的调查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