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市场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劳动力市场，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现代汉语“劳动”的含义与斯密时代的英语“劳动”的含义十分相近，相对于“资本”和“土地”的投入，人力的使用是另一类投入。符合配第(William Petty)的名言：“劳动是财富的父亲，而土地是它的母亲。”

配第之后，经过李嘉图(DavidRichardo)的强化，“劳动价值论”成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议题之一。马克思似乎坚信，社会的生产过程，劳动投入的量，是可以用“时间”来测度的。问题仅在于，谁的满足何种性质的时间?马克思曾发现过不同的测度原理，其中最著名的是“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时间”。不过，他晚期的作品和言论表明，他在详细阐释和试图检验这一测度原理时，陷入困境。

劳动的量是否可测度?在被马克思称为“资产阶级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的政治经济学著作中，我们看到，庸俗经济学家们与马克思一样相信劳动是可以测度的。只不过，他们认为唯一提供了劳动的测度的，是“市场”，只有通过市场才可获得关于劳动量的信息。这一思路就是“作为过程的”市场原理(market as process)，它在19世纪后期因“边际效用”概念的广泛使用，由门格尔(Carl Menger)系统地建构为奥地利学派的“国民经济学原理”。

很可能因为马克思关于“劳动异化”的思辨影响，实证的经济学家在讨论劳动市场时坚持区分“劳动力”与“劳动”。前者是可度量的“力”，后者是不可度量的抽象概念。所以，劳动市场(labor market)，更名为“劳动力市场”(market for labor force)。

最初的劳动力测度，源于经济学的古典时期，斯密著作里也使用这一测度，是“人口”，或基于人口统计数据的“劳动年龄人口”。大约在19世纪后期，与计时工资相关，也与追求工厂效率和由此而来的例如泰劳(F.W.Taylor)的“血汗工作制”的普及相关，专家们更愿意相信以“小时”而不是以“人口”计算的劳动时间。在制度经济学兴起的时代(20世纪中期)，专家们开始计算与“制度无效率”或“X无效率”相关的“有效劳动时间”。例如，计划经济时代的工人每天工作8小时，但大部分工作时间消磨在读报和打牌等休闲活动中，却仍以每天8小时为基本单位领取月薪。故在精确估计计划经济国有企业的生产函数时，有必要计算劳动者的有效劳动时间。

不过，关于有效劳动时间的计算，立即导致无法解决的概念问题。因为劳动效率的精确度量只能依赖于劳动过程的最终效果，在市场经济中就是企业的利润，于是依赖于诸如资本投入和资源投入以及市场风险和劳动投入以外的许多其它因素。利润只是这些因素联合作用而产生的许多后果当中最受企业管理者关注的后果，甚至这一目标也还有争议，例如，企业可以追求“市场份额最大化”、“销售额最大化”、“企业家效用函数最大化”或“员丁福利最大化”。这些目标的任何一个，都可与“利润最大化”目标发生冲突。

以上的闲难意味着，市场派的劳动计量，本来是要用劳动力的度量来计算：亡资，却最终要以市场上可见的工资率来度量有效劳动时间。可是，什么是“市场工资”?什么是劳动市场?

篇2

关键词：劳动力市场；竞争；分割

一、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劳动力资源配置

市场经济就其实质而言，是一种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为基础的经济运行方式，其核心是通过市场经济规律的作用，使社会有限的资源、特别是劳动力资源配置到效率或效益最高的部门或领域。市场机制之所以能够对劳动力资源进行合理配置，是由于各种市场经济规律综合作用下而形成的自发调节资源合理分配的机理。这种机理突出表现在市场信号（市场供求与市场价格）能够正确地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并在市场竞争机制作用下，诱导资源由供给过剩向供给不足、由效益低向效益高的部门或领域流动。由于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使包括劳动力在内的各种生产要素，以最有效的方式得到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的配置与重新配置，是以市场信号为导向，以市场竞争为动力，以劳动力流动为条件。唯有不息的流动才能不断地配置劳动力要素于社会生产率最高或劳动力边际产出最大的部门或领域。因此，劳动力要素的流动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变量之一。

同其他社会形态的市场经济一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手段，其配置对象不仅仅是生产资料，还包括其他生产要素，尤其是劳动力要素。在诸生产要素中，劳动力要素居于首要地位，如果其他生产要素是由市场配置的，唯独劳动力这个活的、能动的要素，是由行政计划配置的，企业一定活不了，国民经济也一定活不了。如果把劳动力要素排除在市场机制配置之外，这种市场经济就称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迄今为止，不管是哪一个实行市场经济制度的国家，都没有把劳动力排除在市场机制作用范围之外，世界上就根本不存在没有劳动力市场的市场经济。又要搞市场经济，又不承认存在着劳动力市场，这是不能自圆其说的。

劳动力市场作为市场经济体制下劳动力资源配置的一种方式，是与传统经济体制下行政计划配置劳动力资源方式相对而言的。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劳动力资源同其他资源一样，是伴随着政府的计划而确定的，而政府的计划又是跟着政府的决策转，忽视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和排斥市场机制的作用。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劳动力资源配置所依赖的客观经济条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市场对劳动力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作为弥补市场失灵的政府计划和决策，不但不能破坏这个基础，还必须服从于市场的健康运行，有利于市场配置基础作用的有效发挥。只有用市场机制配置劳动力资源，才能符合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要求。

所谓劳动力市场，概括地说，就是劳动力供求之间在劳动力使用权的转让与购买上达成一系列合约的总和。劳动力使用权的转让与购买，是完全出于自愿而进行的劳动力交换活动，反映了以劳动力交换合约为基础的劳动力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关系，只有当这种关系成为一种普遍而非单个偶然的社会现象时，才成为劳动力市场。就其结果而言，社会上大量劳动力使用权转让与购买过程，同时就是劳动力资源在各种用途之间的分配过程。只不过这种分配是通过劳动力交换并由价格引导而自发实现的。可见，劳动力市场的基本功能乃是配置劳动力资源。进一步说，劳动力市场的运作，形式上是劳动力供求双方一系列自由的劳动力交换活动，但这种交换活动实际完成的却是劳动力资源在各个部门之间的分配。

二、竞争性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与运作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经济早期雇佣工人起源的研究，撇开了对劳动力资源的分配功能，劳动力市场反映的是劳动力使用权转让与购买这一交换关系，这一交换关系是与雇佣工人的形成联系在一起，并作为资本原始积累的产物。马克思的分析表明，现代雇佣工人的前身是受土地束缚的农民，农民之所以成为雇佣工人，必须具备两个基本前提：一是农民与土地等生产资料相分离而变得一无所有，转让劳动力使用权是唯一的谋生手段；二是农民摆脱封建宗法关系的束缚和人身依附而成为自由人，从而拥有对自己劳动力自由的转让权。马克思的上述分析，显然是从劳动力供给这个侧面阐述了早期劳动力市场形成的历史条件，但对于劳动力市场分配劳动力资源的功能，以及劳动力市场实际运作过程中劳动力供求双方交易的行为规律及行为基础并未深入探讨。

劳动力市场的运作，形式上是劳动力供求双方一系列自由的交易活动，但这些交易活动实际完成的却是劳动力资源在各个部门之间的分配。劳动力买卖当事人的行为及动机怎样，构成了劳动力市场运作最基本的规定。劳动力市场运作对劳动力供求双方行为及动机的基本的规定是：一、劳动力供给者只有通过劳动力的出售才能获得生存和发展，因此，他必须是一个具有理性行为的自由人。所谓“理性行为”，即劳动力的供给者具有追求收入和福利最大化的动机。正是这种动机支配着劳动力供给者的行为。所谓“自由人”，即劳动力供给者对其劳动力具有自由的转让权，没有任何形式的人身依附关系，也不存在任何超经济的强制。因为，对于商品交换来说，除了它自己的性质所决定的交换者双方以契约形式表现的权利关系以外，不应带有任何形式的强制关系。货币所有者能够在市场上找到劳动力，只是因为劳动力的所有者愿意把劳动力当作商品出售。而劳动力要成为商品，首先必须是劳动力的所有者是自己人身的自由所有者，能够支配自己的劳动力。其次是劳动力需求者必须是独立自主的经济人。所谓“经济人”乃是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经营动机，这个动机决定着厂商对劳动力的需求。显而易见，只有劳动力供求双方作为“理性的自由人”和“独立的经济人”的身份出现时，才能发生劳动力使用权转让与购买的自由交易活动，而正是这些活动本身构成了井然有序的劳动力市场的实际运作。

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运作的基本特征是：

（1）市场主体地位明确，通过双向选择实现就业。劳动者作为就业主体，具有支配自身劳动力的权利，可以根据自身的条件和市场价格的信号，选择用人单位；用人单位作为用人主体，具有按照生产经营需要和工作岗位特点选择必要数量、相应素质劳动力的权利。这就是劳动者的择业自主权和用人单位的用人自主权。这种双向选择权利的充分贯彻，需要有一个统一、开放的市场，不仅要消除所有制、职工身份的界限，还要冲破城乡隔离、地区封锁的格局。劳动力必须能够自由地在各个部门、地区和企业之间流动，不存在任何行政规定和人身依附性而阻碍这种自由流动。劳动力的供给方能否自主决定劳动力使用权转让或是否为自由人这一劳动力市场的基本规定之一，是由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来体现和印证，而劳动力的现实流动则是实现劳动力资源在各部门、各地区、各企业优化配置的充分条件，没有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调节资源分配的劳动力市场就失去了生命。（2）是价值规律、供求关系调节着劳动力的流动。劳动力供求双方的行为都接受价格信号（工资率）的引导，这一信号引导或调节着劳动力资源在社会各种用途之间的分配。在劳动力市场上，价值规律的作用，是通过收入分配反映出来的，劳动者主要是根据劳动力价格信号来决定就业或转业；用人单位则主要根据社会平均劳动力价格信号及经营情况调节分配和用人数量。在一定时期内，需要就业的劳动者或多或少，用人单位需要的用人数量也各有不同，这种供求关系也直接影响着收入分配的变化。价值规律和供求关系共同决定着劳动力的配置和组合，推动着劳动者跨地区、跨行业、跨部门的合理流动。显而易见，价格（即工资率）作为劳动力需求与供给之间的一种比例，既是反映现有劳动力在各部门、各企业供求状况的显示信号，同时又给出了引导劳动力供求状况，以及进一步调整的指示信号；不仅引导劳动力供求行为调整，而且同时也受劳动力供求状况的左右，由劳动力供求双方利益的共同平衡点来决定工资率的水平或具置。因此，任何单个劳动力供给者和需求者都以这个社会决定的工资率为前提，按照各自利益最大化原则决定劳动力供给和需求的数量。如果说，在劳动力市场上有谁来主持劳动力资源分配和保证劳动力供求双方行为必须按照市场规则行事的话，那么，它决不是具体的人或者人格的代表（如政府），而是劳动力的价格即工资率这只“看不见的手”和劳动力供给之间、劳动力需求之间以及劳动力供求之间的优胜劣汰的生存竞争。竞争的规律会为劳动力供求双方恪守劳动力合约并在合约范围内行事强制地开辟道路。利益驱动和自由竞争是劳动力市场调节劳动力资源分配至高无上的权威，是劳动力市场的灵魂。

从目前中国劳动力资源配置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和弊端来考察，也大都可以从排斥市场机制和市场化程度低中找到根源，这些问题同样有待于劳动力资源市场化配置来解决。因此，提出竞争性劳动力市场，确认劳动力资源市场化配置方式，不仅是理论探索的必然，也是中国劳动就业体制改革和劳动力资源配置方式转换，如何适应整个经济体制市场取向改革客观要求的必然选择。

篇3

[关健词]劳动力市场 城市劳动力 农村劳动力 城乡统一

劳动力市场是生产要素市场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劳动力市场不统一，会制约完整体系功能的发挥，使农民工在城市就业成本增大，成为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屏障。经济欠发达的山区梅州，怎样消除劳动力市场的不利影响，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并充分发挥市场在劳动力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呢？本人试图为求解这一现实问题进行实证分析与理性思考。

一、梅州市劳动力市场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分析

1.国有企业减员难

国有企业要减亏、扭亏、增效，一个重要的手段是减员，即企业由于生产经营条件和状况的变化，缩减生产规模或实行改组，相应地，就要求过剩劳动者从企业中正常地“退出”。然而，“减员增效”的实践，除了企业对少数违法乱纪的职工进行辞退、以及实行提前退休外，真正意义的、实质性的减员收效甚微。

2.城乡分割问题严重

城乡分割主要指劳动力市场在运作机制上的制度性城乡分割，即城镇劳动力和农村劳动力在市场交换中未建立起统一的规则，因而二者在就业方式上仍然存在种种制度性壁垒。主要表现在：一方面，城镇劳动者被用人单位吸收招用叫就业，一般相应地建立了比较稳定和规范的劳动关系，而农村劳动者被用人单位吸收招用叫打工，基本上未相应地建立起正规的劳动关系，更谈不上享受养老、失业、医疗等社会保险。另一方面，各级政府劳动部门在统计失业率时，仍仅仅考虑城镇这一块。

3.劳动力市场发育不完善

由于未形成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不仅导致劳动力供求信息的搜寻、处置成本及供求双方相互选择的机会成本过高，而且使城乡各类小市场彼此处于封闭半封闭状况，造成各个城乡劳动力市场，其覆盖半径无法获得应有的延伸和拓展。

4.国有企业改革缺少配套的社会保障制度

国有企业在劳动力市场引入的改革中，没有相应的社会保障制度作保证，没有完善的劳动力市场的服务体系。当一些国有企业面临亏损、破产等情况时，产权重组、就业重组过程中释放冗员就因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不配套和劳动力市场服务体系不健全而受阻。加上劳动力市场的体制性分割，不利于劳动者劳动效率乃至企业效率的提高，加大了国有企业改革的难度。

5.城乡户籍管理的制度刚性和政府行为不规范

近年来，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各地对农村劳动力流动与转移的行政性控制虽有所松动，但由于制度刚性和路径依赖的不利影响，一些地方政府对农村劳动力进城就业的行政性控制仍然存在。特别是传统城乡隔离的户籍管理与有差别的城乡福利保障制度的惯性影响，导致即使已经长期进城务工的农民，也无法顺利转变成永久性迁移的市民。

二、完善梅州市劳动力市场的对策

为更好地促进梅州市劳动就业和经济发展，大力培育城乡一体的劳动力连锁市场，为全面缓解城乡就业矛盾、稳定就业局势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笔者认为建立城乡统一劳动力市场，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1.作好失业人员信息管理工作

认真开展今后一个时期城乡劳动力资源的调查预测，并对各大产业的发展概况以及今后一个时期劳动力的需求做出科学预测，在清楚劳动力供需的基础上，建立起劳动力供需的动态模型，为培育全梅州范围内统一劳动力市场提供现实依据。重点抓好失业人员、高素质人员以及空岗信息的收集登记，努力做好就业信息服务工作。

2.拓宽就业渠道,加强劳务协作

拓宽就业渠道，加强与深圳等发达市的劳务协作关系，搞好劳务输出工作。推动两地开展多种形式的劳务合作。强调下岗职工和失业人员更新择业观念，鼓励他们自谋职业，靠自身努力开辟就业门路。推行灵活多样的就业形式。同时将市内就业与市外就业结合起来，在妥善安排本地就业的同时，注意将有求职需求的人员输送到外地就业，增加就业空间。另外，加强政府的扶持，政府应该真正作到落实鼓励失业人员自主创业优惠政策，并在税收、土地、用工等方面给予优惠，不断深入了解群众的实际需要和现有市场的需求情况，进一步营造良好的再就业环境，建立更加有利的制度条件，真正发挥上为政府分忧，下为下岗职工解难的桥梁作用。

3.加强内部管理，提高服务质量

首先，加强内部管理，完善服务功能、提高服务质量，逐步实行梅州市统一规范的业务流程和服务标准，公开服务承诺，加大对工作人员的业务培训和专业培训，逐步实行持证上岗，提高梅州市职业介绍服务工作人员的整体素质。其次，对现有各级各类劳动力市场及其服务机构进行电脑联网，以畅通劳动力供需信息的传输渠道，并切实做到信息资源共享，做好信息的收集、整理、储存、交流、传播与咨询工作，发挥信息的引导作用，为企业下岗职工再就业和农村劳动力有序转移提供优良的信息服务。同时在降低信息搜寻处置成本，优化劳动力供求信息传输手段的前提下，逐步延伸现有劳动力市场的覆盖半径，重点扶持县乡两级劳动力市场服务网络建设，使之成为城乡统一劳动力市场的有形载体和可靠基础。

4.完善劳动力市场管理的各项运行规则和制度

加强对农民工的基础管理，实行农民工就业登记与企业招工的报备制度，失业登记与社会保险登记制度，劳动合同管理制度以及农民工的档案管理制度等；加快建立劳动力市场管理与服务体系，建立覆盖城乡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和与之相应的信息统计网络体系。整合各方面的资源，将农民工就业管理与服务的基础信息，包括就业与失业状况、流动状况、劳动合同、工资、社会保险等信息，全部纳入数据库和网络管理，实行城乡管理一体化。同时，要尽快建立城乡就业管理与服务的组织体系，城市公共就业管理和服务体系，要将对农民工的就业管理与服务纳入工作轨道，延伸到社区。强化劳动执法，加大处罚力度，形成对包括企业用工在内的劳动力市场全方位的监督和监管体系。

从总的来说，今后政府劳动部门的职责是不断提供使城乡统一劳动力市场有序运作的制度框架，并把主要精力用到综合运用法制、经济和信息的手段，从宏观上调控社会失业率和规范市场行为上来。通过以劳动力供求信息为主导，以劳动力市场为载体，以促进就业为目标，不断提高管理水平，完善服务功能，规范运行程序，统一服务标准，依托劳动力市场做好下岗、失业职工的就业服务工作，引导梅州市劳动力实现跨区域、跨行业合理有序流动，实现劳动力资源的合理有效配置，为更好地促进梅州市劳动就业和经济发展，大力培育发展梅州市各县城乡一体的劳动力连锁市场，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和产业升级。为全面缓解城乡就业矛盾、实现稳定就业局势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和外部条件。

参考文献：

[1]严维石.劳动力市场的二元结构.上海管理科学，2007，（3）.

篇4

近代南通在现代城市工业欣欣向荣的时候,农村地区人民的生活却更加贫困,纷纷破产,成为靠出卖劳动力度日的雇农,有些失去土地的农民流离失所来到城市,成为城市工厂的工人。

贫苦农民流离失所,来到城市,成为城市雇佣工人。不仅仅因为封建剥削使他们不堪重负,一无所有。同时,20世纪初,城市工业的发展和外国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冲击也对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收入来源发生重要影响。19世纪末,洋纱就开始从上海传入南通,1899年,大生纱厂的建立,生产的机纱又大量流入农村地区,使得一部分手工纺纱的农民因销路断绝而被迫破产,而对于一个以纺纱织布为生的手工机户来说,不能说不是一个沉重打击。南通地区常有破产农民流入城市,靠出卖劳动力谋生。后,洋货侵入,南通土布难与竞争,加剧了农村劳动力相对过剩,为工、商企业提供了大量廉价的劳动力。计算表明:到19世纪90年代,进口洋纱洋布所能取代的手工纺纱和手工织布的劳动者加在一起,约200多万人。而对于拥有“纺织之乡”的南通来说,尤其对于农村地区来说,不能不是一个重大影响,而这种影响的结果则是更多的农民(包括雇农和失业机户)成为产业后备大军,同时也刺激了工业雇佣劳动的迅速增长。

工人们入厂做工,成为廉价劳动力,超长工时,每班达十二小时,最多的18个小时,没有加班加点工资,有些行业连公休日也没有。大生纱厂运转期间,工人日夜两班生产,工人听工厂汽笛声或看晨星上班,每班工作12小时,分批吃饭不停车,每周最后一个夜班均要延长一个小时,公休日有一个班要上连夜班,工人每周实际要工作6个日班或7个夜班。工厂赢余最多年份(民国7―9年)工时每日最长达16―18个小时。其它纺织厂,班次、工时与大生纱厂相似,有两班制,有单班制,有三班制。此外,早期的民族企业劳动保护及福利很差,大部分单位没有劳保设施,工人生老病死没有保障。

尽管存在着资本家对工人的沉重剥削,但是,近代企业的出现,为破产的农民、有技术的工人和知识分子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因此,从这种意义来说,资本家又好象是工人们的“衣食父母”。大生资本集团和其它近代企业的出现,吸收了大量的劳动力,促使劳动力市场的发育和发展。

当然,城市大工业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机器操作需要熟练工人和拥有一定的技术水平的工人。而农村破产失业者一般出身卑微,他们没有接受教育,没有文化,不理解也不懂得现代化的大机器生产。尤其是工厂车间的现代化和程序化管理,完全有别于他们从前从事农业生产时没有组织观念和纪律观念的散漫劳动。因此,当一些失业农民走进工厂时,他们感到好奇甚至对工厂的管理不予理解和接受。

但是,大生纱厂毕竟是现代化的大企业,它的机器安装和维修,工作流程的设计,现代化的人事管理,以及收入支出的帐目核算,都需要有文化程度比较高的技术人员。因此,为了培养人才,张謇创办了新式文化教育事业。1904年,在张謇的倡议下,设立了“通州五属学务处”,作为统筹5地新式的教育的机构(包括通州、泰兴、如皋、静海乡、海门厅)。1906年创设“通海五属公立中学”。 1913年张謇还于公立中学内附设了国文专修科,以培养文书,秘书人才。这种有针对性的培养农业、纺织、商业方面的人才,在技术和管理方面,为大生集团提供了高素质人才。

一些研究大生纱厂兴衰的学者把大生纱厂的兴衰归因于原料市场和销售市场,而不提或很少提劳动力市场,我认为这是不科学的。固然,原料的来源和产品的销售对一个现代化的企业来说是它的生命线,但是没有劳动力的充分供给或劳动力价格过高,也会影响企业的生产或发展。大生一厂和分厂共雇工7200人,除了少部分是从上海、宁波,或国外引进的技术人员之外,大部分是当地破产的农民。如果没有充分的劳动力来源,大生纱厂也很难发展和壮大。也许学者们忽视劳动力市场,正是考虑到它的充分和价廉。在他们头脑中形成一个概念,只要想办厂就不愁找不到雇工。也许张謇本人是担心纱厂的原料来源和市场销售,从未为雇工的事担心过。这就只能说明一个问题:近代南通地区农村过余劳动力丰富,劳动力价格低下。是不是农村劳动力供过于求而劳动力价格低下呢?我认为这时的南通还未形成现达的劳动力市场,工资在劳动力资源的配置上还不能发挥其基础性作用,工人进入工厂,有的是被迫无奈,因为他一无所有,有的半工半农的工人进入工厂只是想挣取一些农业之外的工资收入,用以交租或改善生活。而广大农民深受封建剥削和资本主义压迫,只要现代化的城市工业提供与农业中的雇佣劳动工资相同或近似时或略高时,他们就会涌入城里做工。而当时的情况正是如此,19世纪后半期,当中国近代工业开始出现时,中国苦力即非熟练工人的工资是很便宜的,其与农业中的雇佣劳动工资差距不大。大生纱厂也许就是这样,用一个较低的价格水平就可以雇到无数的产业工人,这时的劳动力价格是完全无弹性的。即使当时上海和无锡的工资都高于南通,但是,工人们还是考虑到离家近而选择南通。

近代南通区域市场并不同于现代的市场经济。由于时代的局限,近代南通劳动力市场具有封建性、保守性的特点。首先,农民给地主或资本家做工是被迫无奈。其次,劳动力价格毫无弹性。因此,近代南通劳动力市场是从传统市场向现代市场过渡的一个阶段,它较以前的传统市场相比有了很大的发展,但它与现代市场相比还需要发展和完善。但是,近代南通地区虽然还未发展为由价格调控的劳动力市场,但是劳动力市场已经形成并获得发展,城市工业的发展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农民上城雇工劳动已经不再是新奇或担心害怕的事了。■

篇5

关键字：歧视 劳动力市场歧视 城乡歧视

一、西方经济学对劳动歧视的理论分析

在西方经济学中，劳动歧视又称“劳动力市场歧视”，其通常的定义为：“歧视是在所有经济方面都相同的个人之间的报酬差别。这些人有相同的生产能力，只是在一些非经济的个人特征上有所不同，如种族、性别等，从而引起待遇上的差别。”

随着劳动力市场的出现，各种因非经济的个人特征差异而导致的劳动歧视也会相伴产生。在劳动力市场呈现买方市场或是失业率高涨的条件下，如2008年开始的国际金融危机引发的国际经济危机，使我国的失业率（特别是农民工的失业率）大大提高，劳动者为了就业，可能在受到歧视的情况下接受较低的工资报酬或是不吸引人的工作，而一些雇主也会借机滥施歧视，从而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

二、我国劳动力市场歧视现状

目前，在我国劳动力市场上存在的歧视类型主要有：

1、行业歧视

一些劳动力流向较为集中的城市，把劳动力市场分成较好和较差的两类，只允许外地劳动力进入较差的劳动力市场，而较好的劳动力市场则限制或禁止外地劳动力的进入。如一些大城市，几乎所有较好的行业如：金融、保险、公司职员等都一定程度上限制外地人员进入，而外地劳动力容易进入的行业往往都是急、脏、险、难、重等类型。

2、年龄、性别歧视

我国劳动力市场上广泛的存在着年龄、性别歧视。在很多企业的招聘广告中，公然对应聘者的年龄和性别做出限制，而实际上从所招聘人员的岗位来看，这种限制并没有必要。

3、社会保障及福利方面对农民工的歧视

在我国，各城市对农民工根本没有社会保障可言。农民工即使处于实际的失业状态，也不属于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所覆盖的范围，也就不能享受到城市工人所享有的失业保险和社会救济制度。即使他们能在城市里找到工作，也不能享受医疗保险、养老保险、住房公积金等，而且他们往往是各用人单位遇到问题时优先裁减的对象。

4、城乡歧视

在我国，即使农民工与市民工具有相等的劳动能力与劳动生产率，二者在劳动力市场上所获得的报酬以及进入劳动力市场所要求的条件和由之决定的进入劳动力市场所要求的数量也是不同的。

5、对刑满释放人员的歧视

同世界其他国家一样，我国普遍存在刑满释放人员就业歧视。刑满释放人员经过改造大多数都有重新做人的良好愿望，但是他们普遍心里脆弱，思想不稳定，如果就业受到歧视甚至于无事可做，很有可能重新走上犯罪的道路。

三、劳动力市场歧视给我国社会造成的后果

劳动力歧视并不是资本主义经济特有的现象，而是与劳动力市场紧密联系的一般范畴。由于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的特征，与之相适应而存在的劳动力市场也被打上了深深的“二元制”的烙印，所以，本文主要分析劳动力市场城乡歧视的后果。

有数据显示，我国目前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在1.6亿左右，而且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耕地的减少，农村剩余劳动力还会增加。城市中每年新增的劳动人口和下岗失业人员以及城市有限的吸纳能力，从而导致劳动力市场城乡歧视成为我国现今经济生活中一个突出而普遍的问题。具体说，劳动力市场城乡歧视造成的后果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加剧了城乡差别

劳动力市场城乡歧视，一方面使农民工与市民工同工不同酬，另一方面降低了农村劳动力的市场参与率，其结果必然是降低农民收入，加剧城乡差别。1984年我国开始进行，与此同时，农民工开始进入城市劳动力市场。外出打工的农民工固然为家乡汇回了大量的人民币，但是并没有缩小城乡差别。据数据统计，1985到1989年，城镇职工平均工资从1128元增至1915元，净增787元，增幅为69％，而同期农民人均纯收入从397.6元增至601.5元，增幅为51％，比城镇职工低18个百分点。1993年是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一年，进城打工的农民工人数也大幅度增长。但1993年农民人均纯收入扣除物价上涨因素仅增长2％。2007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786元，实际增长12.2％，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4140元，扣除价格上涨因素，比上年实际增长9.5％，（数据源自200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比城镇居民低2.7个百分点。可以肯定的说，劳动力市场城乡歧视是我国城乡差别加剧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使经济缺乏效率

劳动力市场城乡歧视使相当多的具有与市民工同等的知识技能而又渴望就业的农民工找不到工作，形成非自愿失业，造成了社会资源的闲置与浪费；另一方面，由于歧视与利润最大化的目标相违背，实施歧视的企业必然会因歧视而降低利润率，使社会遭受损失。尤其是我国的国有企业，由于存在“制度型”歧视，从而推动了工资成本的上升和企业利润率的下降。

（三）.阻碍农村计划生育工作的进展

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是靠行政手段实施的，这在短期内可能有效，但从长远看，根本的办法还是经济诱导。劳动力市场城乡歧视会强化农村家庭生育小孩的欲望。这主要是因为：一方面，虽然农民工离开土地进入城市工作使其工作日益专业化、收入日益稳定故而有留在城市不返乡的愿望，但是制度性的劳动力市场城乡歧视又使农民工既劳动报酬低又没有失业、养老保险，因而，他们仍会寄希望于下一代，从而提高了其生育小孩的经济效用；另一方面，由于歧视尤其是对农村生育期妇女的歧视，使农村生育期妇女被排除在劳动力市场之外，她们的市场工资率为零，因而她们闲在家里生育小孩的机会成本很低甚至为零。所以说，劳动力市场城乡歧视不仅提高了生育小孩的经济效用，而且降低了生育小孩的机会成本，必然阻碍农村计划生育工作的进展。

（四）.延缓了中国城市化进程

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能否转移是一个关系到中国城市化进程的重大问题。因为城市化同时伴随着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的转变，在这个过程中，农业人口将转变为工业人口，经济活动将由农村转移到城市。在中国这样一个工业基础薄弱，农业生产力水平低、农业人口基数大的国家，造成城市化水平低的原因有很多，但是无疑，劳动力市场城乡歧视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五）.延缓了中国工业化进程

我们知道，在市场配置资源的条件下，劳动力的价格应该直接由供求关系和边际劳动生产率决定。劳动力市场城乡歧视使农民工与市民工在进入劳动力市场时所面对的条件不一，这点突出的表现在企业招聘时的户籍限制。而且，随着城市中下岗失业人员的增多，一些城市为缓解当地的就业压力，优先选择市民工来填补城市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岗位，这直接减少了农民工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数量。所以，劳动力市场城乡歧视削弱了城乡劳动力的流动，阻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这必然会在很大程度上延缓我国的工业化进程。

四、劳动力市场歧视带给我们的启示

综上所述，不论是受歧视者个人、实施歧视的部门还是整个社会，都因歧视而不同程度的遭受了损失。就受歧视者个人而言，虽然其具有与其他劳动者同等的劳动生产率，但是由于歧视的存在，使他不能在劳动力市场上公平的参与竞争从而不得不接受更低的工资报酬、更差的福利待遇和更不吸引人的工作条件；就实施歧视的部门而言，这主要表现为相对于不实施歧视而言更高的工资成本与更低的利润率；就整个社会而言，歧视使社会失去了公平竞争的信誉，造成了资源的低效甚至无效使用，降低了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从而造成了整个社会经济的低效运行，加剧了贫富差距，强化了社会的不平等，给社会埋下了诸多不稳定的隐患。

因此，积极研究和探讨消除劳动力市场歧视的方法和措施，不仅有利于提高我国的资源利用率和经济运行效率，推进我国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而且还有利于我国的社会稳定。在此，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1、加强反歧视教育

劳动力市场的歧视除了受经济利益的驱使外，个人偏见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反歧视教育就是让人们认识到，尽管人与人之间客观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差别，但是人们之间的权利却是平等的。

2、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

在现代社会中，政府信用是其他社会信用的基础，政府的任何歧视或消除歧视的做法都会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示范效应。因此在反歧视的过程中，各级政府应该身先士卒，发挥主导作用：①反歧视立法。政府可以通过制定一系列反对歧视的法律法规来禁止劳动力市场上的歧视行为，反歧视立法一方面可以通过法律条文的形式向人们传递一个明确的信息：政府反对歧视，主张人人平等，另一方面也可以加大实施歧视者的风险和成本，如新《劳动合同法》的出台，对降低劳动力歧视有积极作用；②反歧视政府补贴。政府可以以税收减免、政策优惠等措施对那些反对歧视行为的企业或部门进行补贴，这不仅是对他们的支持和奖励，更重要的是对那些实施歧视的企业或部门的一个示范。

3、建立全国统一开放的劳动力市场

逐步消除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制度约束，逐步以身份证制度取代传统的户籍制度，建立全国统一、开放、公平、信息通畅的劳动力市场，为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劳动力的完全自由流动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4、鼓励劳动密集型产业尤其是农村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

我国是资本和土地资源短缺的国家，理论上在配置生产要素时，资本和劳动力可以相互替代。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既是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一个难题，但同时也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优势所在。因此，国家在产业布局调整中，不应片面的看重资本、土地、技术这些劣势所在，而应当考虑将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尤其是农副产品加工业向农村转移和扩展，同时采取一些优惠措施对农村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加以扶持。

5、 建立覆盖全国、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

我国目前的社会保障体系也是实行城乡“二元制”，市民工和农民工的社保待遇有很大的差别，绝大部分农民工都没有社会保险。目前阶段要一下子城乡一体化有难度，可逐步推进，逐步缩小差距。

五、总结

劳动力市场歧视是劳动经济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其产生的根源、表现形式及其对整个社会生活的影响都是非常复杂从而值得我们深入分析和研究的。本文以普遍存在于我国的劳动力市场城乡歧视为例，分析了歧视给我国社会带来的后果及其影响，并提出了一点消除劳动力市场歧视的建议。许多不足之处，仍有待于进一步地研究和探讨。

参考文献：

[1]伊兰伯格、史密斯 《现代劳动经济学―理论与公共政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 赵履宽 《劳动经济学》中国劳动出版社

[3]萨尔・D・霍夫曼 《劳动力市场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

篇6

[关键词]职业教育　劳动力市场　关系　职业流动

[作者简介]米靖(1975-)，男，内蒙古固阳人，天津大学职业技术教育学院副院长，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学。(天津　300072)

[基金项目]本文系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十一五”2008年教育部重点课题“职业教育工学结合、校企合作的体制和机制研究”的研究成果之一。(项目编号：GJA080003)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12)08-0012-03

职业教育要为人们的未来工作做准备，它与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关系极为密切。深入分析社会工作何以能获得以及人们怎样被配置在这些工作中的原理和现实，为完善职业教育的政策与规划、体制与机制以及课程与教学等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

一、劳动力市场的内涵

“配置劳动力并且协调就业决策的市场称为劳动力市场”，它是以一定的工资率将工人配置于工作岗位。这种配置不仅符合个人的需要，也适应社会的需求。通过劳动力市场，劳动力被分配到不同的企业、行业、职业和地区。

劳动力市场形成了对劳动力资源进行配置和调节的一种机制，是市场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一般应当涉及劳动者从求职、就业、培训、失业和转业直至退休的全过程，涉及用人单位招聘、给付报酬、提供劳动安全卫生条件、确立福利待遇等诸多环节，还涉及企业和劳动者之间劳动关系的确立、调整和终止以及市场中介服务、信息交流等相关内容。一般来说，劳动力市场具有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等特性。

现代社会分工的复杂性决定了劳动力市场的分割性。大量不同种类的产业部门及其子部门的存在，又形成种类不同的劳动力市场。根据现代劳动力市场理论，可以依据不同的分类标准将劳动力市场加以区分。由于职业教育更多地参与到劳动力在劳动力市场中的资格获取、流动与发展，因此，我们在研究职业教育与劳动力市场的过程中，需要根据“职业条件的要求”与“劳动力交易条件”来区分劳动力市场。这种区分标准也正是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所倡导的。

根据劳动力市场分割(Labor Market Segmentation)理论，劳动力市场可区分为普通劳动力市场、专业劳动力市场和内部劳动力市场(在公司之内)三种。第一种又被称为二级劳动力市场，后两者被称为一级(或初级)劳动力市场。二级劳动力市场不要求任何特殊的知识技术和严格的准入条件。雇主通常找寻那些用最少量的训练便能工作的工人，且不一定存在长期合约。这里的劳动力与经济的低技术部分联系最紧密，工资较低，工作条件较差，就业不稳定，管理水平低，个人升迁机会极少。一级劳动力市场则针对不同的产业及其中的不同职业，要求劳动力拥有产业需要的专门技术。进入此市场必须具备从经过认可的训练和实践中获得的相关知识技术。此市场管理非常严格，工资较高，工作条件优越，就业稳定，升迁机会多。

二、职业教育与劳动力市场的关系

在20世纪产生的人力资本理论中，教育被视为是对个体生产能力的投资，并且这种投资会受到由此投资带来的收益的刺激，即个体在学费和时间上的投资会因能够得到一个更好的工作而获得更高的回报性收益。从一般意义上来讲，在教育和培训方面的投资会在两个方面影响到个人与劳动力市场的关系，即能够使个体增加就业的可能性和获得更高的工资水平。一般情况下，职业教育与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关系也吻合上述基本规律，但由于职业教育与劳动力市场之间存在特殊的关系，因此，二者的关系还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职业教育与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关系必须有制度性保障

现代社会中的工作组织与学校组织之间有着密切的呼应与联系，但这种呼应和联系是有限的。许多学者指出：“学校教育的结构与劳动岗位的结构在许多方面是相互呼应的。不过应予注意的是，由于其他内部的因素也影响学校教育的性质，这种呼应从来也不是完全的。”因此，发达国家在推动职业教育与劳动力市场之间建立密切的关系方面，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建立良好的、完备的制度保障。这些保障机制在发达国家具有普遍性和一致性，我们就以澳大利亚为例。澳大利亚存在五种制度来保证职业教育与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密切关系，分别是培训合同制、培训包制度、产业技术委员会、产业顾问机制、准入机制。

所谓培训合同，是澳大利亚在1991年之后建成的新学徒制和培训者制的基础上形成的雇主和受训学徒之间的合同。通常是在一个雇主和一个新学徒之间签订一份培训协议，在这份协议下，雇主为自己的新学徒提供实习和培训，以达到双方议定的具体职业或行业所要求的能力标准，培训协议要在相关的州或领地的培训当局注册。这种培训是澳大利亚职业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参与此种职业教育的人数在最近几年急剧增加。

培训包是一套由国家认可针对职业技能的培训、认证和评估的标准、原则和资格。由产业部门开发，其目的在于适应产业群或产业的需要。之所以说培训包是职业教育和劳动力市场之间的重要联系体制，就是在于这套体系是由产业部门开发出来，它直接使得职业教育的结果与产业需求沟通。

产业技术理事会的作用在于向政府提业趋势和未来技术需求以及培训要求的信息。此外，它也支持国家认可的培训产品和服务(包括国家产业培训包)的开发、执行和持续完善的工作。截至2005年6月，澳大利亚共有9个产业技术理事会，分别针对服务产业、运输和物流产业、资源产业、电子和能源产业、社会服务和健康产业、农业食品产业、创新和商业产业、机械工业、建产业而设。

产业顾问机制是澳大利亚国家培训局改设为澳大利亚教育、科学和培训部之后出现的新机制，主要由澳大利亚国家产业技术委员会来负责组建。这个委员会的作用在于向部长会议提供关于劳动力规划、未来培训的优先领域以及解决各类培训部门所面临的重要问题的高水平方案。这些方案必须要充分地考虑到包括各注册培训组织和团体培训公司在内的相关利益。

准入机制是劳动力市场入门的标准与要求，是职业教育和劳动力市场最直接的联系。澳大利亚的这一机制覆盖了大量的企业和部门，也为职业教育提供了标准和受教育者未来的资格要求。

从澳大利亚的这些做法可以看出，职业教育对劳动力市场的适应需要政府设计和出台多方面的制度与政策加以保障，而不能仅仅依靠职业学校或职业培训机构去自主地调整与适应。这个系统工程，需要有政府、行业、教育主管部门、劳动主管部门、学校和企业共同的协作与参与才可以顺利完成。

(二)职业教育在提供给受教育者特定的专门知识和技术的同时，应当提供更为宽厚的基础知识和技能，为个体在工作生涯中的可持续发展服务

职业教育必须为个体的终生发展做准备，不能成为只是面向某种职业的定向的、人门水平的、狭窄的技能培训。这一点，国际职业教育的发展历程与经验已经充分昭示。因此，职业教育除了提供给专门的职业技术之外，还必须提供给个体较为宽泛的普通知识和技能。

从经济学的视角，尤其是在人力资本的视角下，职业教育应当提供可迁移性强的知识和技术，以确保受教育者能够在未来的职业生涯发展中跨越多个工作领域进行发展。早在1985年，美国经济发展委员会就指出，通常企业并不对狭窄的职业主义感兴趣。对于绝大多数学生而言，雇主更倾向于他们能够接受那种强调阅读写作能力、数学技巧和问题解决技能的课程，接受那种强调学会如何学习和适应变化的课程。

提供可迁移性强的知识和技术、提供精专化的知识和技术这两个方面并不矛盾，而应当在职业教育中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体现在课程设计和教学过程中。

(三)职业教育要适应劳动力市场的动态变化机制

现实中的劳动力市场是动态发展变化着的，因此，教育部门所培养的劳动力不一定能够适应劳动力市场的要求。而且不难发现，职业教育尽管要与劳动力市场相适应，但许多受教育者并不会在受培训的那个行业领域中就业，这已经是一个普遍的趋势和现象，不容职业教育忽视。

劳动力市场中劳动力的短缺和富余受多种因素影响。首先是教育能够提供的合格的劳动力的数量，这是一个根本的因素，但却不是根本原因。第二是某个劳动领域的社会地位、工资待遇和工作条件会直接影响进入到这个领域从事工作的劳动力的数量。因此，职业教育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它首先是一个社会问题，职业教育的地位越高，它影响经济发展的作用就越强；反之，则越小。第三是劳动力市场会发生结构性变化，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变化都会直接影响到劳动力市场的供给、需求和工资水平，因此，这也是影响劳动力及其教育的重要因素。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知道职业教育与劳动力市场之间的一般关系。显然，职业教育会对劳动力在劳动力市场中的流动与发展产生重要作用，那么这种关系的具体细节如何?这便是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问题。

三、劳动力市场中的职业流动

劳动力市场中的职业流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职业教育与培训对它有明显的影响作用，这同样是职业教育对劳动力市场具有巨大作用的一项表现。

(一)职业教育

个体与劳动力市场的主要关系体现为就业和转业两方面。其间，职业教育有三重任务：一要为个体进入工作生活做一般性准备；二要为个体从事哪种职业做准备；三要为个体在工作中所处的特殊地位和角色做准备。这三项任务又与劳动力市场的分割与组成密切相关。在其间，职业教育决定了劳动力在劳动力市场之间的流动。20世纪的西方经济学界，对于职业教育与劳动力市场中的职业流动研究非常深入，不仅对职业教育与劳动力市场流动的一般规律进行了研究，也就职业教育对劳动力职业流动的影响作用和具体表现进行了深入研究。

人力资本学说的问世为教育包括职业教育与培训对于劳动力的市场流动构建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在20世纪90年代。先后出现了几项关于人力资本投资对劳动力市场流动性影响的重要研究。其中，斯彻曼(Sicherman)和盖勒(Galor)于1990发表了《职业流动的理论》一文，通过理论与实证分析了在劳动力市场中的职业流动现象，并且讨论了这种现象对于个体职业生涯所具有的意义和作用。它从一个崭新的视角对人力资本、不同个体的工资差异以及升迁、辞职和跨公司的职业流动之间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研究。这项研究显示接受“回归教育”会为职业的上升提供更高的可能性。对于任何一个特定的职业来说，学校教育都会增加其向上的职业流动的可能性。

关于人力资本的研究使人们注意到人力资本投资会对劳动力收人产生影响，进而引发劳动力的流动。这一点，在今天的劳动力市场中仍然是非常重要的规律性现象，我们以澳大利亚为例来说明这一情况。澳大利亚的劳动力市场非常发达，职业教育也得到举世公认的赞誉。通过本页的表我们可以看出，在成熟的劳动力市场中，教育包括职业教育水平与在劳动力市场中所处位置之间的关系。

从表中可以看出来，资格证书的水平和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专职性工作的就业率对于那些高水平资格证的人来说更高；相反，失业率就会低。因此，总体而言，对于一级劳动力市场而言，职业教育及其资格认定是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基本条件。又由于人力资本的投资对劳动力市场流动性有着巨大影响，因此，教育和培训对三种劳动力市场分割中职业的向上流动性都有积极影响。这已被一些实证研究所证实。因此，职业教育和培训事实上成为使劳动力从二级市场向一级市场流动，且不断获得提升机会的推动力。

人力资本理论进而对公司和企业内部的培训与职业流动进行了深入研究，早在1962年贝克尔(Becker)就通过研究得出结论，即“一般的培训”和“特殊的或公司定向的培训”会导致不同的职业流动，贝克尔指出，特殊培训不增加员工流动的可能性，企业可以占有由此带来的收益，因而企业愿意进行特殊的培训投资。由于当雇员被雇主解雇时，特殊培训的投资收益将会丢失，因此，特殊培训总是与低离职率相伴随。一般培训能够提高员工在其他企业的生产率，而由于其他企业并不承担培训成本，他们能够通过提高劳动报酬来吸引受培训的员工。因此，提高一般培训的成本得不到培训投资的收益，企业不愿意承担一般培训的成本。但是，也可以发现，尽管贝克尔的理论具有明显的科学性，但在现实中很难找到纯粹的一般培训和特殊培训。许多学者通过研究都明确提出任何培训课程计划都具有将一般培训和特殊培训混合起来的特点。

真正将培训与职业流动的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思路与方向的研究是由巴坦(Bartel)于1992年提出的。巴坦根据培训目的对培训进行了分类，将劳动力在进入要求准入资格的劳动力市场后的正规培训区分为两种类型：其一为核心培训(Core Train-ing)；其二为员工开发或职业培训(Employee Development orCareer Training)。

所谓核心培训，旨在适应由技术和组织发展带来的工作变化，以提升劳动者工作能力为目的的培训。由于技术和组织的发展，处于内部劳动力市场和专业劳动力市场中的劳动者不断面临着知识和技术落伍的风险，这种风险尤其在技术类的职业领域中会比较高，因此，提供培训就成为减少这种风险的主要途径。核心培训对于在专业劳动力市场中就业的劳动者具有重要作用。通过培训，可能使他们的人力资本得以提升和更新，使其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就业能力不会下降。巴坦认为，处于二级劳动力市场中的员工不需要核心培训，主要是因为其所从事的工

作对员工的资格要求比较低。

员工开发或职业培训不是为了目前的工作变化进行准备，而是为了员工生涯中的下一步发展做准备(比如在组织中的提升)。因此，职业培训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即决定和影响员工未来的潜在的生产能力和职业能力。这一方面符合人力资本理论的基本原理，即培训可以提升个体的职业能力；另一方面，它也符合筛选(Screening)理论，即雇主在雇用员工之初，并不会掌握每位员工的生产能力和职业能力的完整信息，但雇主可以通过培训员工，来发现员工职业能力的水平和特点。因此，在内部劳动力市场中，通过职业培训，不断明确受训人员的职业能力，从而使职业培训这种活动实际也成为企业管理的一种工具和手段，而参与培训次数多的员工被提升的机会也就比较大。当然，职业培训是否一定能够确保提升，这还要依赖于组织当中的提升制度。罗森堡姆(Rosenbaum)讨论了三种提升机制，即竞争性流动机制(contest mobility regime)、赞流动机制(spon-sored mobility regime)和锦标赛流动机制(toumament regime)，这三者根本的不同在于所强调的是“效率”还是“机会”。

竞争性的流动制度中，“职业前景”是推动每位员工维持生产力和防止懒惰的重要工具。尽管提升的机会是有限的，但员工能够参与到提升所需要的培训课程中，这是一个公平竞争的过程，是一个强调“效率”第一的过程。

赞的流动往往是在专业化程度非常高的劳动力市场中存在，选择总是在最初，并且有可能只有一次，而且培训成本很高。提升的机会有限，而且并不依赖于是否参与培训。因此，赞流动从根本上并不取决于“效率”，而是“机会”。

锦标赛流动制度是前两种制度的混合，既强调“效率”又不忽视“机会”。它类似于体育比赛中的锦标赛，雇主会如同锦标赛中的事先确定奖金一样，提供某种“员工奖励”或“获得良好职业前景”的承诺，以此激励员工创造好的业绩。这种流动体系主要在内部劳动力市场中，可以有许多员工获得提升所必需的培训，但雇主会决定哪位受过培训的员工可得到进一步的提升，被淘汰者可能会被调整工作岗位甚至是完全离开组织。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职业培训对内部劳动力市场中的职业流动会产生两种不同的影响。它可以直接地增加员工向上流动的可能性，或者增加其内部提升的机会，即职业培训只是提升的必要条件但并不能保证提升”。

(二)过度教育(Overeducation)与职业流动

随着对教育包括职业教育与培训研究的深入，学者越来越关注另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超过职业需要的过度教育会对劳动力的流动产生什么影响，是否过度的职业教育一定会对劳动力的流动产生正向的推进作用?美国学者弗雷曼(Freeman.R.B)最早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其标志性成果为1976年出版的《过度教育的美国人》。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这个领域不断涌现出有影响的研究成果。

过度教育是指“一个社会(或个人)所拥有的教育超过了需要”，即社会的总体教育水平超过了经济发展的需要，或个人拥有的教育水平超过其所从事工作的需要，即劳动力市场配置劳动力的作用失效。我国有学者总结出过度教育的主要表现为：第一，受教育人口的失业率比较高，甚至超过未接受过教育的人口或教育层次较低的人口；第二，受教育人口的专业技能未得到充分利用或就业不充分，或学非所用；第三，高才低用，如大学毕业生通常从事高中毕业生承担的工作，高中毕业生从事常由初中毕业生承担的工作；第四，接受过同一水平教育的人，现今的实际收入要比以前低。

总体而言，过度教育对于职业流动有重要影响。首先，当雇主对于员工的生产率不确定时，过度教育可以作为这个工人潜在的生产率的指示器，从而为雇主使用员工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

其次，对于不同的劳动力市场，过度教育对职业流动性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差异。在内部劳动力市场中，劳动力在入门之时，过度教育是很普遍的现象，但会随着工人不断被提升而降低过度教育的程度。在专业劳动力市场，过度教育的情况较少，主要是因为在职业教育和工作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二级劳动力市场中，过度教育的现象最为普遍。在内部劳动力市场，过度教育只是在刚进入劳动力市场时暂时存在，这种现象随着劳动力在内部劳动力市场中向上提升而减少；但是，当有技术的工人在二级劳动力市场中就业后，过度教育也会随着劳动力的升迁而减少。

篇7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国发〔**〕36号文件、省政府冀政〔**〕1号文件、市政府邢政〔**〕3号文件精神，加快劳动力市场建设，引导劳动力合理流动，完善市场导向的就业机制，有效地促进就业再就业工作和农村经济发展。现将劳动力市场建设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劳动力市场建设的现状及重要性

劳动力市场是整合劳动力资源统筹城乡就业，为求职人员提供就业指导、洽谈和培训，提高其技能的主要载体。目前，全市21个县（市、区）有劳动力市场的18个，没有劳动力市场的3个。在现有的18个劳动力市场中，有14个县（市、区）劳动力市场面积不足200平方米，最小的仅有50平方米，而且狭小、简陋，无信息网络，设施陈旧落后，服务功能缺失，无法开展就业洽谈、培训等活动。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制约了就业再就业工作的开展，尤其是目前难以为大批农民工转移就业提供信息和就业服务，在一定程度上也制约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为了尽快改变目前县（市、区）劳动力市场的状况，适应当前形势发展和工作需求，各级政府要加深对劳动力市场建设重要性的认识。建设好劳动力市场是解决“三农”问题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的重要措施之一，是培训和提高农民工技能和素质，加快当地经济发展的有效手段，是一项利国利民的民心工程。各级政府要加强领导，认真组织，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切实抓紧、抓好、抓出成效。

二、劳动力市场建设的任务目标

劳动力市场建设的总体目标要按照总书记提出的“制度化、专业化、社会化”新三化的要求，实施规划和建设。各县（市、区）既要从本地实际出发，又要坚持高标准，努力实现服务功能基本完善，达到社会保障和就业服务一体化。

各县（市、区）劳动力市场的具体目标：力争用3年左右的时间使全市21个县（市、区）新建和改建的劳动力市场面积分别达到500平方米左右；信息系统建设**年底前实现与市劳动保障中心联网；2008年底前实现市、县、乡三级联网，基本达到“一点登陆”全程查询，全方位为城乡劳动力提供便捷的就业服务。

三、加大劳动力市场建设资金投入，重点抓好信息系统建设

各级政府在重点抓好劳动力市场建设的同时，增加对劳动力市场建设资金的投入，拓宽再就业资金的筹集渠道，按照省财政厅、省劳动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就业再就业资金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冀财社〔**〕8号）的规定和要求，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在确保就业再就业资金使用的前提下，可将结余部分适当用于劳动力市场建设，市政府将适当给予补贴，县（市、区）政府要列入重点，在政策上、资金上加大扶持力度。对劳动力市场的基础建设，和信息化建设要列出专项资金予以扶持，本着政府出一点，劳动部门筹一点，再就业资金挤一点的原则，拓宽筹资渠道，千方百计筹集到位。要加大“五保合一”数据整合和劳动力开发资源管理软件资金投入的力度，使县（市、区）劳动保障工作与市劳动保障中心对接，建设好数据库实现市区与县（市、区）协调一致共同发展，通过劳动力市场的信息化，达到为职工记录一生、管理一生、服务一生的目的。

四、完善劳动力市场功能

要通过劳动力市场的龙头和辐射作用促进和带动社会就业服务组织发展，动员全社会力量为促进就业提供服务。发展企业内部劳动力市场，推进企业再就业服务中心向企业内部劳动力市场或劳务派遣组织转型。支持各级工会、共青团、妇联、残联等组织依法建立职业介绍服务机构，提供适应不同群体特点的公益性就业服务。发挥各类职业中介机构、劳务派遣组织、职业咨询服务组织、劳动保障事务组织、社区就业服务组织的作用，为劳动者就业提供有效服务。各级劳动保障、工商、公安等部门要加强对各类职业中介机构的监督检查和定期清理整顿工作，指导督促职业中介机构明示合法证照、收费标准和监督电话，接受社会监督。严厉打击各类非法职业中介和欺诈行为，倡导诚信服务，开展无虚假信息、争创文明职业中介活动。

五、提高劳动力市场服务质量

篇8

摘 要 本文以“凯恩斯有效需求不足理论”为基础,对西方国家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实践进行了分析比较。

关键词 劳动力市场 政府干预 西方实践

劳动市场本身与生俱来的缺陷和不足,存在着无法调节和调节失灵问题,从而使政府干预劳动力市场成为必然。

一、政府劳动力市场干预的理论依据――凯恩斯 “有效需求不足理论”

1929～1933年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给西方国家带来了空前的失业。凯恩斯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从理论上否定了市场价格机制会自动调节经济实现充分就业均衡的传统。他认为,失业的原因在于有效需求不足。他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除了自愿失业和摩擦失业以外,还存在“非自愿失业”,社会的就业量水平主要取决于有效需求水平。由于三大心理规律的作用,仅仅依靠市场的自动调节机制难以使经济达到充分就业的均衡。这样,劳动力市场就会发生劳动力供给与劳动力需求的严重失衡。为此,凯恩斯提出,必须放弃自由放任的经济原则,代之以政府干预的主张和政策,通过实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弥补社会有效需求缺口,提高就业与产出水平,以实现经济的充分就业均衡。

二、西方国家劳动力市场干预实践

(一)澳大利亚劳动力市场干预实践

1.促进就业的政策措施。(1)组织公共工程,提供就业岗位。政府举办文物修缮、环境保护、社区服务、公共设施维护等项目,安排失业者就业。(2)鼓励创办小企业。帮助失业者开办小企业,提供免费培训咨询和相当于1年失业津贴的生活补助。此外,对雇佣长期失业青年和45岁以上失业者的企业,提供没人1500澳元的一次性补贴。对参加全日培训的失业者提供培训补贴。

2.培训制度。澳大利亚职业培训机构包括在职培训、技能证书培训和学徒培训。雇员在职培训期间,工资和培训费由企业支付。技能证书培训的对象是学生,有两种方式,一是为十年制普通学校毕业生提供到技术学院学习的机会;二是技术学院与理工大学合作,相互承认对方课程学分,以使学生在获得学历证书的同时获得职业技能资格证书。学徒培训采取边在岗跟师学艺,边在校学习理论知识的方式,为期4年。

3.失业救助与社会救助制度。澳大利亚实行失业救助制度,覆盖范围主要是工薪雇员。资金全部由财政负担。享受条件是:男18～65岁和女18～60岁,正在求职并进行过登记,非个人过失而失业。津贴标准为:单身每周为148～160澳元,有子女的夫妻每周为268澳元。近年来,澳大利亚改革了失业救助制度,进一步严格了给付条件,目的是促进失业者积极找工作并尽快再就业。

澳大利亚实施以充分救助为目标的社会救助制度。主要包括老年、单亲、疾病、失业、护理等9项救助计划。以家庭救助为例,每月救助标准为:单身810澳元,夫妻加一个孩子1710澳元。领取特殊救助津贴的人口约占总人口的17%。社会救助支出约占当年GDP的7%。

(二)德国促进就业、失业保险和社会救助概况

1.促进就业的政策。(1)把就业作为政府施政的核心政策。德国政府把实现充分就业作为与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和收支平衡并列的四大宏观经济社会政策目标。(2)改善东部地区就业状况。两德统一以来,政府为稳定和改善东部地区就业形势,采取了多项政策措施。如,对东部以前的国有企业提供30%～75%的工作补贴,对东部企业雇佣失业者,在36～48个月内,按人数每人每月补贴2100马克,政府购买公益就业岗位和提供免费职业培训等。(3)鼓励创办小企业,增加就业岗位。在小企业开办最初两年,免征企业所得税,并把最高免税额由2.5万马克提高到了3.25马克。

2.政府帮助失业者再就业的措施。(1)对安置失业者的企业提供补贴。政府为安置东部地区失业者实施了“重新融入社会工程”,在社区建立了由政府补贴的安置性企业400家,安置失业者15.5万人。政府对雇佣长期失业者的企业也提供补贴,提供标准为受雇者工资80%～90%的雇主补贴,时间最长为3年;对新公司雇佣失业者,补贴受雇佣者工资的50%,期限1年;对安置55岁以上雇员在退休前专为非全日制工作的企业,补贴雇员工资的20%。(2)补贴自营就业。通过提供信息咨询、低息小额贷款、开展免费培训等方式帮助失业者自营就业,并在其开业后提供减税优惠和一定补贴。(3)举办改善基础设施、修缮文物、开展环保绿化等公共就业工程。(4)进行有效的职业技术培训,促进就业。德国职业培训的特点色是“双元制”,将学员在职业学校的理论学习和在企业的实际技能学者密切结合,同时进行,培养艰巨理论知识和实际操作能力的高素质劳动者,满足企业需要。

3.失业保险与社会救助。德国1927年建立强制性失业保险制度。覆盖范围是多有雇员。基金来源是雇主与雇员同比例缴费。享受条件为进行失业登记,接受职业介绍和职业培训,在过去三年中至少参加了1年失业保险。失业津贴标准是原工资收入的60%,有子女者为67%。享受津贴期限根据缴费时间和年龄确定,最长为28个月。对领取失业津贴期满后仍未就业者提供失业救助,给付期限最长为1年。救助标准为原工资的53%,有子女者为57%。德国社会救助的对象是收入低于一定水平和没有其他社会津贴的人员。救助项目包括今本生活需要的食物、住宅、衣物、供热、医疗等。基本标准为,单身每月624马克,夫妻每月1127马克,夫妻加一个孩子每月1545马克。家庭人口越多津贴越高,如没有住房,则再增加一定的补助。对因特殊事故而无法维持正常生活的贫困人口,除提供生活必需品外,还提供教育、医疗等特殊救助。

篇9

跨国招聘公司瀚纳仕 （Hays） 联合牛津经济研究院近日的2016年“瀚纳仕全球技能指数”表明，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压力正在缓解，整体表现强劲活跃，但高技能行业仍然面临人才短缺。

“瀚纳仕全球技能指数”基于七项指标（即教育灵活度、劳动力市场参与度、劳动力市场灵活度、人才不匹配、总体工资压力、高技能行业工资压力和高技能职位工资压力），从人才供应、人才匹配情况和工资压力三个维度，在大量数据统计分析的基础上，对33个国家劳动力市场提供技能型人才的能力进行了评估。

每项指标的总分为10分。得分越高，表示压力越大。总分越高，表示雇主越难找到具有合适技能的人才。得分5.0表示劳动力市场处于平衡状态。

2016年，中国得分4.3，比2015年下降0.4。中国的总体指数逐渐下降，表明中国劳动力市场压力正在缓解，也意味着中国雇主比往年更容易找到需要的技能人才。

“最新指数数据表明，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带来的风险有所降低，出口情况转好和稳定的基础设施投资抵消了下行压力。”瀚纳仕中国区执行总监兰熙蒙（Simon Lance）说。

在全球技能指数的大部分指标中，中国都获得了低压力分值，对中国的劳动力市场非常有利。“教育灵活性”一项，中国得分为1.2，表明中国的教育系统拥有非常好的配置，能够满足未来的人才需求。“劳动力市场参与度”得分为1.9，表明劳动力市场参与度较为灵活。“人才不匹配”一项得分为4.6，表明应聘者通常拥有雇主需要的技能。

在“整体工资压力” 一项中，中国获得5.5分，较去年的7.5分有所下降，表明中国工资的增幅比过去有所放缓。

篇10

关键词：劳动力市场；结构转型；刘易斯转折点；基尼系数；库兹涅茨曲线

一、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推动了经济的高速增长，显著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与此同时，随着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化，中国出现了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大规模转移的“民工潮”现象。大规模的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到沿海城市的工业和服务业，廉价的劳动力成本为中国经济蓬勃发展带来了有利条件，使中国劳动密集型行业发展迅速，为中国吸引了大量的外资，促进了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然而2004年之初，珠三角、闽东南、浙东南等发达地区出现大范围“民工荒”现象，随后，“民工荒”开始由南部沿海地区向内陆地区蔓延，内地一些传统劳务输出地区也开始出现缺工现象。由此可以看出随着经济的不断扩张，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也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出现了结构转型。

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于1954年发表了《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1972年发表了《对无限劳动力的反思》、1979年又发表了《再论二元经济》，在这一系列论文中他系统地阐述了发展经济学二元经济模型中劳动力转移的经典理论模型。刘易斯提出二元经济模型具有三个特征：第一，它包括“现代的”与“传统的”两个部门。现代部门通过从传统部门吸收劳动力而得以发展。第二，在提供同等质量和同等数量的劳动条件下，非熟练劳动者在现代部门比在传统部门得到更多的工资。第三，在现行工资水平下，对现代部门的劳动力供给超过这个部门的劳动力需求。Ranis和FEi在刘易斯模型的基础上发展了刘易斯模型，由于模式相同，人们合称其为刘易斯－费一拉尼斯模型(Lewis-FEI-RanisModel)。刘易斯－费－拉尼斯模型指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三个阶段、两个转折点。在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即在第一个阶段，非熟练劳动者是充裕的，故劳动力供给弹性无限大，现代部门能在现有王资水平上得到它想要的全部劳动力。当传统部门的变化开始影响工资时为第一个转折点，拉尼斯和费景汉称为短缺点(shortagepoint)，经济发展进入第二个阶段，传统部门劳动力的边际产品开始转正，工人的工资水平逐渐提高，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开始争夺劳动力，推动现代部门非熟练劳动者的工资上涨；第二个转折点出现于现代部门与传统部门的边际产品相等之时，拉尼斯和费景汉称为商业化点(commercializationpoint)，此时经济发展进入第三个阶段，二元经济结构完全消失。

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提出后在经济学界引起巨大的反响。由于他为发展经济学做出的杰出贡献，于1979年同舒尔茨一起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Todaro指出劳动力从传统部门向现代部门的迁移是二元经济条件下经济发展的标志性现象，他把预期收入引入二元经济理论，提出了Todaro模式。日本学者南进亮探讨了日本的后发优势从产生到消亡的过程，提出了判断通过转折点的5个标准，认为日本1960年前后为刘易斯转折点，并对日本通过转折点的过程进行了研究。

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中，由于体制改革、政策、人口结构等因素使得中国劳动力市场具有与其他国家不同的特色，但是研究中国经济的劳动力市场实际情况可以发现中国经济基本符合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中国经济是否到达刘易斯转折点的争论存在很大分歧。我国学者也对中国经济是否进入刘易斯转折区域进行了大量研究。蔡防从经济增长、人口变化、劳动力转移、市场发育、宏观经济周期、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制度建设等角度的观察与研究中，发现并论证了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征正在中国逐渐消失，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和著作，提供种种证据来论述在中国已到达刘易斯第一个转折点的阶段性变化。李月验证了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为台湾经济的刘易斯转折点。张晓波等基于甘肃省农忙和农闲时期的发展演化模式的长期调研发现，无论其他影响因素是否被控制，实际工资水平总是不断地向上攀升。贫困地区实际工资在加速上涨，甚至农闲时期也是如此，表明剩余劳动力的时代已经结束。但是蔡防等的观点引发很大的争议，一些学者和国际机构认为这种现象发生在一个劳动力无限供给的二元经济条件下，只能是短期的、暂时的，而不可能是真正的劳动力总量供给不足(例如樊纲)，主要的争论和分歧是中国农村劳动力供给是否短缺以及剩余劳动力空间的大小。

本文在国内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建立了计量经济模型，从不同的角度论证中国劳动力市场的结构转型及刘易斯第一转折点在中国确已出现。

二、刘易斯转折点理论

从现代部门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实际工资和劳动边际生产率曲线的变化可以说明刘易斯转折点理论。如图1所示，横轴代表劳动量(L)，纵轴代表劳动的边际产品(Q)。OW是现代部门的实际工资，0S代表传统部门的平均实际收入。WN1Q1代表最初阶段的剩余，OWQ1L1L代表最初阶段支付的工资总额。由于现代部门把部分剩余投资于创造新的资本，资本存量增加并且使得边际劳动生产率曲线向右移动，达到N2Q2的水平，此时剩余和就业都增加了。现代部门继续投资推动边际劳动生产率曲线进一步移动到N3Q3，只要传统部门存在剩余劳动力，城市中现代部门就能够利用这种劳动力优势不断地扩大投资规模，这个过程一直继续到Q4点(刘易斯第一个转折点)。此时传统部门的边际劳动生产率不再为零，劳动力从传统部门向现在部门流动的机会成本增加，因此如果现代部门不提高工资水平就不会得到传统部门足够的劳动力供给。

日本学者南进亮指出刘易斯转折点模型有以下几个特点：

1刘易斯转折点理论仅以非熟练劳动力为对象

刘易斯转折点理论不适用于熟练劳动力。类似于工程师、机械修理师、研究开发人员和管理人员等劳动供给在经济发展的任何一个阶段都是有限的。

2刘易斯转折点理论不适用于资本密集型部门

刘易斯转折点理论的适用性是以二元结构存在为前提的。而现代部门又可以划分为劳动密集型部

Y1=a1+a2Lt[a]+a3(Lt[a])2+a4St+a5GFt+εt(1)

其中，Yt[a]、Lt[a]、St和GFt分别表示农业实际总产值、农业从业人数、播种面积和国家财政用于农业支出实际值的时间序列。得到估计模型(2)：

其中，εt为误差项，在方程(2)中播种面积和国家财政用于农业支出实际值的短期乘数都为正值，表明播种面积每增加1000公顷，农业实际总产值将增加0.47亿元；而财政的实际农业支出增加1亿元，农业实际总产值将增加2，64亿元。因此增加播种面积和对农业的财政投入都能有效地提高农业产出。方程(2)可以求农业总产出曲线的极大值点，通过计算发现极大值点出现在2005年。进一步根据方程(2)计算农业劳动边际产出和农业劳动平均产出，计算结果由表1给出。

由表1可以看出农业劳动的平均产出变化与图2中农业年人均实际工资的变化基本一致，说明我国农业的人均实际工资与平均产出相对应，依然是一种分享式的工资。农业劳动边际产出在2005年之前均为负值，在2006年开始转为正值，并且快速增长，说明中国经济已越过图2中的B点，达到P点。如果继续转移农村劳动力将会影响农业的总产出，即劳动力的变化开始影响工资，则根据刘易斯第一转折点的定义，初步可以判断中国的刘易斯第一转折点应在2005年后出现。

四、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发展与刘易斯转折点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大批农民工向城市流动可以说是举世瞩目，截止2006年，农村外出打工劳动力规模为1.32亿人，其中80％进入城市就业。然而我国农民工工资水平低，就业环境差，农民工的权益得不到根本的保障。从2000年下半年开始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政策进入公平流动阶段。与农民工相关的政策发生了根本变化，如开始解决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以及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等问题。与此同时，随着我国农村劳动年龄人口增长速度减缓，农村剩余劳动力大幅度减少，21世纪以来出现的“民工荒”已经成为全国性的亟待解决的问题。2010年初的调查显示，约四成企业用工需求没有得到满足。一方面用工需求得不到满足，而另一方面却是农民工社会地位得到基本尊重，工资增速加快。2003年以前，农民工工资水平在近10年时间基本没有变化，但是随着劳动力短缺现象的出现，2004年增长2.8％，2005年增长6.5％，2006年增长11.5％，超过了经济增长速度。劳动力市场的这种变化预示着我国劳动力市场供给已经由无限供给转向有限供给，或者说中国无限供给的劳动力正在消失。由于农民工一般为非熟练工人，大多数都在劳动密集型行业就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开展的“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就业情况调查”显示，2009年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农民工从事制造业的比重最大，占30.3％，其次是建筑业占17.1％，因此本文主要分析我国制造业和建筑业的劳动供给问题。笔者分别使用制造业和建筑业职工平均工资和从业人数，构建劳动力供给模型，模型形式为：

其中，w1表示平均实际工资，L1表示从业人员数。

1制造业劳动供给曲线

我国制造业在我国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是国民经济的核心和主要源泉，是工业化的动力。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世界制造业的中心转移到中国，为我国带来了发展的机遇。但是近年来劳动者工资不断提高，且制造业中存在大量劳动密集型行业，所以对劳动力工资的变化最敏感，因此本文分析制造业的供给曲线，来说明劳动密集型行业劳动力市场的情况。

利用制造业2001-2008年的数据估计模型(3)，模型估计结果为：

其中，w和L分别表示制造业的人均实际工资(元)和全部从业人员(万人)。方程(4)中L的平方项为正，说明制造业劳动供给曲线也是凹的。图5是根据方程(4)计算的制造业供给曲线斜率曲线。由图5可以看出，我国制造业劳动力供给曲线的斜率变化和建筑业类似，尤其从2004年以后曲线斜率增加较快。制造业劳动力供给曲线迅速向上倾斜。

2建筑业劳动供给曲线

建筑业是我国的支柱性产业，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建筑业的发展空间也在上升。特别是政府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拉动内需和扩大就业的过程中建筑业产业规模不断扩大，带动了建筑业从业人数的增加。为缓解就业压力，特别是为解决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建筑业促进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做出了贡献。因此在我国出现劳动力短缺和工资快速上涨的情况下，分析建筑业的劳动力供给情况有利于了解我国非熟练劳动力的总体情况。

本文利用1999-2008年建筑业的数据估计模型(3)，估计结果为：

其中，W和L分别表示建筑业的人均实际工资(元)和全部从业人员(万人)，方程(5)中的平方项为正，说明建筑业劳动供给曲线是凹的，即与图6的形状一致，后期向上倾斜。图6是根据方程(4)计算的建筑业供给曲线斜率曲线，由图6可以看出1999-2000年建筑业供给曲线的斜率略微下降。反映在经典的供给曲线上为劳动供给曲线变得平坦，可见工人的实际工资不仅没有上升，反而是下降的。说明这段时期内劳动力的供给是相对过剩的，劳动力的流动具有盲目性。进入21世纪后，由于城镇化建设和房地产业的快速发展，建筑业对非熟练工的需求越来越大，因此工资开始了缓慢的增长以吸引足够的工人。由图6中可以明显地看出2004年之后劳动供给曲线的斜率增加的速度加快了，因此建筑业的工资要大幅增加才能吸引足够的工人，即劳动力供给曲线的明显的向上倾斜。

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虽然20世纪90年代末大批农民工涌向城市，但是城市当时的发展不足以吸收如此多的劳动力，并且由于农民工外出打工，背井离乡，没有保障，多数农民工的家庭负担较重，因此农民工的就业积极性特别高，即使厂商支付较低的工资，只要工资比在农村的收入高，并且能够弥补外出打工的其他成本，他们也愿意接受工作，而不是返乡或者是选择失业。随着我国摆脱东亚金融危机和经济飞速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也迅速发展，从而对劳动力的需求大幅度增加，但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减少，劳动力转移的增速下降，2005年后劳动力供给曲线明显向上倾斜，劳动力供给的增加需要靠增加工资来支撑，非熟练劳动力的流动开始影响工资。意味着2005年开始我国劳动力市场越过刘易斯第一转折点(短缺点)，进入刘易斯转折区域，我国无限供给的劳动力逐渐消失，劳动力进入有限供给阶段。

五、基尼系数与库兹涅茨曲线

美国经济学家Kuznets在论文《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均等》中，探讨了经济增长过程中个人收入差距的长期变动趋势，提出并论证了著名的收入分配差距“倒U理论”。库兹涅茨分析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平等的关系是基于从传统的农业产业向现代工业产业转变过程进行的。他认为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就是经济增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收入分配差距会发生趋势性的变化。库兹涅茨设计了两个部门，一个是农业部门，另一个是非农业部门，并研究了它们之间的结构变化对收入差距变化产生的影响。这种分法实际上相当于刘易斯的二元结构，即传统的农业部门和现代部门。虽然库兹涅茨分析的经济发展过程与刘易斯模型不尽相同，但是库兹涅茨接受了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框架，因此，不管从理论上还是逻辑上，刘易斯转折点与库兹涅茨的倒U型曲线的拐点应该出现在同一时期。

为了验证我国收入分配差距和经济发展情况之间是否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本文利用《中国统计年鉴》中城镇、农村居民的分组数据来研究各个阶层可支配收入与收入分配差距之间的关系，计算了全国、城镇和农村的基尼系数。

1全国、城镇和农村居民收入基尼系数

由洛伦兹曲线计算出来的基尼系数是目前较为常用的衡量收入分配差距的指标。本文采用下梯形法，利用不同收入组的数据分别计算了各年全国、城镇和农村可支配收入(农村为纯收入)的基尼系数。

城镇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是从总收人中扣除个人所得税后得到的可支配收入计算的基尼系数，能够反映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实际情况。农村人均纯收入的基尼系数是用从总收人中扣除税收、家庭经营费用支出和生产性固定资产折旧等费用后的收入计算得到的。

由于没有全国的居民收入水平分组数据，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课题组收集到的2002年居民收入调查数据，在全国收入最高的10％人群中，93％是城镇居民，7％是农村居民；而在收入最低的10％人群中，城镇居民只占1.3％，农村居民占98.7％”。因此，本文将全国居民收入分为8个层次：首先将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最高收入组和高收入组作为全国可支配收入最高收入组和高收入组，然后将剩余人口分为6组，计算全国混合基尼系数，结果如表3所示。

从表3可以看出，全国、城镇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总体趋势都是在2005年前扩大，在2005年后开始缩小，即在2005年分别达到0.421和0.354，但是2008年全国的基尼系数却又上升到0.445。农村纯收入的基尼系数总体趋势是持续上升，2005年达到0.347后，略有下降，但是2008年农村基尼系数上升到0.349。根据国际一般标准，基尼系数在0.2以下为收入分配绝对平均；0.2-0.3为收入分配比较平均；0.3-0.4为收入差距较大；0.4-0.5为收入差距很大；0.5以上则为收入差距悬殊。由此可见，我国城镇收入分配差距开始有缩小的趋势，全国的收入差距，即城乡之间的差距也有所减小，但是2008年又达到0.445，而农村收入分配差距仍在扩大，说明近年来我国农村经济发展较快，农村的基尼系数处于上升阶段，收入差距扩大，然而城镇经济已经发展到一定水平，此时城镇和农村开始争夺劳动力，这恰恰说明我国经济进入了刘易斯转折区域。我们应该看到虽然总体的收入差距有所下降，但是收入差距依然很大，缩小收入差距，保持社会稳定依然是我国的首要任务。

2城镇的库兹涅茨曲线

库兹涅茨认为在经济未充分发展的阶段，收入分配将随同经济发展而趋于不平等。其后，经历收入分配暂时无大变化的时期，到达经济充分发展的阶段，收入分配将趋于平等。在图7中用横轴表示经济发展的某些指标(通常为人均产值)，纵轴表示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的指标，则这一假说所揭示的关系呈倒U形，因而被命名为库兹涅茨曲线。即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收入分配差距的长期变化轨迹是在经济发展的低级阶段上升，在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转而下降，呈倒U型变化。库兹涅茨转折点就是收入分配开始改善的转折点。

为了验证我国收入分配差距和经济发展情况之间是否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本文分别利用城镇基尼系数和人均可支配收入(数据期间：2001-2008年)画出库兹涅茨曲线图形(如图8所示)。

从图8可以看出，中国城镇库兹涅茨曲线在人均可支配收入10000元以上(2005年)达到峰值，虽然由于世界金融危机，2008年城镇基尼系数有所上升，但整体仍保持下降趋势。2008年全国基尼系数上升为0.445，说明世界金融危机对中国各个阶层的影响差距较大增加了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从基尼系数和库兹涅茨曲线可以看出中国收入分配恶化的趋势逐渐被遏制，收入差距出现缩小的趋势。

2004年9月，十六届四中全会第一次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2005年以来中国政府采取提高城镇低收入家庭收入等一系列政策，使得居民收入有较大提高，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劳动报酬也有较大提高，促使中国城镇2005年后出现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的转折点，这与刘易斯第一转折点出现的时期基本一致，从侧面说明我国2005年后进入刘易斯转折区域，即二元经济发展第二阶段。

六、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从农业、劳动密集型行业及收入差距等角度建立了计量经济模型，论证和检验了中国劳动力市场的结构转型，认为中国在2005年后确已越过刘易斯第一转折点。本文的结论是：

首先，由农业总产出曲线计算的农业劳动边际产出在2005年之前均为负值，在2006年开始转为正值，并且快速增长，说明农业的边际劳动生产力正在提高，初步可以判断中国的刘易斯第一转折点应在2005年后出现。

其次，从制造业和建筑业劳动力供给模型可以明显地看出2004年之后劳动供给曲线的斜率增加的速度加快了，因此，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工资要大幅增加才能吸引足够的工人，即劳动力供给曲线明显向上倾斜，说明我国劳动力从2005年后进入刘易斯转折区域，意味着中国无限供给的劳动力逐渐消失，劳动力进入有限供给阶段。

最后，为了验证中国收入分配差距和经济发展情况之间是否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本文利用城镇和农村居民的分组数据来研究各个阶层可支配收入与收入分配差距之间的关系，计算了全国、城镇和农村的基尼系数。认为我国城镇收入分配差距开始有缩小的趋势，全国的收入差距，即城乡之间的差距也有所减小，而农村收入分配差距仍在扩大。进一步从库兹涅茨曲线分析，中国城镇库兹涅茨曲线在人均可支配收入10000元以上(2005年)达到峰值，并保持下降趋势。从基尼系数和库兹涅茨曲线可以看出中国收入分配恶化的趋势逐渐被遏制，收入差距出现缩小的趋势。

综上所述，中国已在2005年后越过刘易斯第一转折点(即短缺点)，进入劳动力有限供给阶段区域，这一阶段政府的作用至关重要。因为进入刘易斯转折区域标志着我国劳动力市场转型进入了加速阶段。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收入分配公平不仅是单纯的经济利益调节问题，还是关系社会和谐稳定的重大全局性问题。应加大实施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政策力度，调整国民收入分配关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