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金融的概念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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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传统金融的概念,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传统金融的概念

篇1

[关键词]互联网金融;概念;模式;中外对比

[DOI]10.13939/ki.zgsc.2016.03.187

1 中外互联网金融概念对比

互联网金融兴起于20世纪最后5年,Faegre和Benson提出互联网金融可被简单定义为通过网上进行的金融服务。[1]Allen等将此概念具体化,指出互联网金融活动包括所有搭载在虚拟空间上的金融活动。[2]Fight则从用户行为角度对概念进行延展,认为互联网金融即所有通过电子手段进行金融行为。[3]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称互联网技术已渗透到金融服务的每个方面,对互联网金融的范围和规模进行了说明。[4]随信息技术发展,Shahrokhi强调互联网金融远不止给金融服务添加了一个网页前端,而是根本性改革金融功能的价值主张。[5]

国内最早的互联网金融概念由狄卫平和梁洪泽提出,即依托国际互联网实现,以适应电子商务发展需要的金融活动,比较笼统。[6]随互联网金融近些年在中国的不断发展,其概念变得更为丰富和复杂,学者们的意见可分为两大流派。

一方面,学者们围绕互联网金融是否具备创新本质展开讨论。其中,谢平和邹传伟的看法已被普遍接受,即互联网金融既不同于商业银行间接融资,也不同于资本市场直接融资,具有创新本质。[7]钟静和万建华同样认为互联网金融是借助于互联网技术、依托于互联网平台的一种新兴金融。[8][9]然而,丁化美和周华不赞成这种说法,他们认为互联网金融只是将传统资金中介作用的行为在互联网维度进行了延伸,并不具备创新本质。[10][11]

另一方面,业界和学界对互联网金融的广义狭义概念进行了细分。马云称互联网金融是互联网企业从事金融业务的行为,而传统金融机构利用互联网开展的金融业务应叫作金融互联网。[12]广义的互联网金融既包括互联网的金融化,即互联网企业参与、渗透金融行业,又包括金融的互联网化,即传统金融行业借助互联网发展业务如典型的网上银行业务。狭义的仅指互联网企业的金融化。李博和董亮指出与传统金融业的互联网化所进行的技术层面革新不同,非金融机构运用互联网技术开展数据驱动型金融服务,将互联网的功能从技术平台转变成开展金融互动的资源平台,已然发生本质性变革。[13]

2 中外互联网金融模式对比

美国的互联网金融发展较早,目前已形成比较规范的模式格局,学者们在划分时意见也比较一致。以Shahrokhi对互联网金融模式的划分为例:B2B层面包括通过电子手段实现的公司融资、投资、国际金融实务操作如外汇、衍生品的买卖和后端处理等服务;B2C层面包括网上交易、基本网上银行、电子账单支付、抵押贷款和保险等服务;C2C层面包括网上交易支付和电子资金转账等服务。[5]

2013年被称为中国互联网金融元年,虽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且模式众多。已有不少学者尝试对其进行划分,但尚未形成统一意见。经调查研究,本文发现软交所互联网金融实验室的分类法较为权威。互联网金融可以分成六大模式:第三方支付,即非金融机构作为支付中介为收款人和付款人提供的网络支付等服务;P2P网贷,即借贷双方通过第三方互联网平台进行资金匹配;大数据金融,即通过对海量非结构化数据进行实时分析为互联网金融机构提供客户全方位信息;众筹,即通过在互联网平台上展示创意向网友募集资金;信息化金融机构,即用信息技术对传统流程进行改造以实现全面电子化的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机构;互联网金融门户,即采用“搜索+比价”的方式,在互联网上对金融产品进行销售的网站。[14]

3 中外差异分析与总结

中国互联网金融起步较晚,但是在政府鼓励和监管放松的宏观环境中,发展非常迅速,有异于国外互联网金融。首先,在互联网金融概念的界定上,中外存在明显差异。国外以传承为主,学者们多在不改变前人核心定义的基础上,从其他角度拓展互联网金融的内涵,因而本质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然而,国内学者对互联网金融的定义却存在较大分歧:一方面,互联网金融的创新本质尚处于争论之中,虽然其作为新兴融资方式以被普遍认可;另一方面,采用广义还是狭义的互联网金融范畴仍难以确定,且这一点直接关系到相关公司和业务种类的界定。其次,在互联网金融模式的划分上,中外也存在显著区别。可以发现,国外学者的对互联网金融模式分类的依据主要是提供者和受众的群体种类,即按B2B、B2C和C2C进行划分,而国内学者则主要根据内涵,将互联网金融分为第三方支付、P2P网贷、大数据金融、众筹、信息化金融结构和互联网金融门户六大模式。

中国互联网金融与国外互联网金融在概念和模式上的差别有可能只是现阶段发展不成熟的表现,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国际合作的持续开展以及监管政策的进一步完善,中国互联网金融在未来有望实现高度规范化,进而与国际接轨兼容。

参考文献:

[1] Financial Economist,World Bank,D.Klingebiel.Electronic Finance: A New Approach to Financial Sector Development[Z].Faegre & Benson∶The E-Finance Revolution,2000:1-4.

[2] Allen,Mc Andrews,Philip Strahan.E-Finance: An Introduction [J].Journal of Financial Services Research,2002(22):5-27

[3] Fight,A..E-Finance[M].Wiley∶Capstone Publishing,2002.

[4]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E-Commerce and Development Report(Part 1)[R].New York,Geneva,2002.

[5] Shahrokhi,M..E-Finance: Status,Innovations,Resources and Future Challenges[J].Managerial Finance,2008(34):365-398.

[6] 狄卫平,梁洪泽.网络金融研究[J].金融研究,2000(11):27-33

[7] 谢平,邹传伟.互联网金融模式研究[J].金融研究,2012(12):11-22.

[8] 钟静.试析互联网金融的影响及其发展路径[J].青年教师,2013(9).

[9] 万建华.金融e时代:数字化时代的金融变局[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

[10] 丁化美.在金融危机中加快推进我国金融创新――论金融创新与金融危机辩证关系[J].山东经济,2009(4).

[11] 周华.互联网金融对传统金融业的影响 [J].南方金融,2013(11).

[12] 马云.金融行业需要搅局者[N].人民日报,2013-06-21.

篇2

关键词:影子银行;中小企业融资;自身风险

影子银行是在金融危机后产生的一种新型的金融机构类型,不同的学者以及机构从不同角度对该种类型的金融机构进行定义。不管怎样,其是顺应时展所产生的一种新事物,这样的新事物必然会受到时代的检验。影子银行与传统金融机构相比,具有不透明性,缺乏相关的监管,同时具有较高的杠杆性以及表外性,还具有信贷的膨胀效应。本文就将对影子银行的概念进行阐释,并对其上述特点进行详细的分析。

一、影子银行的概念

所谓的“影子银行”这个概念最先是由美国的保罗麦考利在2007年的经融危机时9月在美联储的年度会议上首次提出这一个概念。但是只是提出影子银行的概念对于其具体的含义并没有明确的作出表述。影子银行主要是指:有着银行之时却没有银行之名的种类繁多的各种银行以外的机构。由于每个经济学家以及学者对于影子银行的研究方向以及对其划分的标准不同,致使直到现在还没有一个能够被广泛接受的含义标准。2010年,美国的FCIC(经融危机调查委员会)在一份调查报告中将影子银行定义为:传统银行体系之外的类似银行的金融活动,即从投资者手中获得资金并且向借款方投资;在这一系列的经济活动中很少受到正规的监管机构的监管。直到2011年,FCIC经过多方面的考量给出了一个较为全面的影子银行的含义:广义上的影子银行其主要是指在一般的银行体系之外的实体以及其经济活动所做成的一个信贷中介系统;狭义上的影子银行主要指在影子银行体系中所隐藏的系统性的风险以及监管套利风险的实体以及其活动。

从影子银行的概念中,我们就能够看出其定义主要是从一个宏观角度来进行的,影子银行是进入21世纪以来产生的一种新型银行类型,因此对于其定义也是十分模糊的,不同的学者以及研究机构对该概念的定义是从不同角度来进行的,不管如何定义,其本身的金融机构属性是不可忽略的,也就是说其本身也需要符合相关的金融变化规律。

二、影子银行的特点

影子银行的特点是多方面的,首先就是不透明,很少被正规机构监管。由于影子银行其本身所具有的特殊性,其属于非银行类的金融机构,就会导致其在经济活动中很少或者是不会受到正规的银监部门以及相关的监管部门的监控,会使得影子银行在经营活动中不公开不透明,其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另外,影子银行在运营过程中没有像传统银行一样的存款以及贷款方面的相关保护的机制,这样就使得其运营的风险进一步加大。与此同时,较传统银行的产品影子银行的产品结构在设计中就显得更加的繁琐,大多数的金融产品都是在柜台之外进行教交易的,因此就缺少了对于产品信息的披露以及公开。

其次是杠杆性较高。影子银行是不受正规的金融机构管制的,因此影子银行不像其它的银行或者企业需要缴纳一定的准备金,致使其资本运作过程中杠杆率很高,高的杠杆率会导致整个金融体系的杠杆率也随之升高,这样就会使得整个金融系统的风险增加,破坏了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因此,较高的杠杆性与传统银行的区别因此表现出来,本身的监管的缺乏,使得其高杠杆率不自觉的就产生高风险率,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整个金融系统的稳定。

第三是,影子银行具有表外性。虽然说影子银行不属于传统银行的范畴,但是其在运营过程中与传统银行之间有着密切的合作关系,从而实现共赢的局面。例如,现在的商业银行能够参与投资银行的结构化投资,但是很多的业务都是由影子银行进行操作,这样就使得其很难受到监管,这样的合作关系就会跨越了传统银行的业务范围,增加了银行的运作风险。所以影子银行具有一定的表外性。

最后是信贷的膨胀效应。影子银行部分的替代了商业银行的功能以及业务,比如说贷款功能。影子银行也是用资金作为交易的对象,在本质上具有信贷创造或者是信贷膨胀效应。例如,影子银行的结构投资手段就有效的取代了传统银行的短期借款融资的功能,另外影子银行是很难受到相关的监管部门的监管,也不需要存留准备金,这样的资本运作的方式就使得杠杆率以及信贷扩张速度都极大的提高。

三 、结语

影子银行是新的金融秩序下产生的一种新型的金融机构,这样的金融机构自产生以来就颇受争议,对于其定义也一直以来成为学界争论的焦点。但是不管怎样,作为金融机构的一种,其本身金融机构的属性还是存在的,但是其特点上的透明性,缺少监督、杠杆率、表外性以及膨胀效应等使得其区别传统金融机构。

参考文献:

[1]李杨.影子银行体系发展与金融创新[J].中国金融,2011(06).

[2]易宪容.影子银行体系信贷危机的金融分析[J].江海学刊,2009(03).

篇3

一、衍生金融工具拓宽了会计研究领域

衍生金融工具,是在传统金融工具基础上衍生出来的新兴金融工具,是金融工具与衍生工具的交集。美国会计准则委员会和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关于衍生金融工具的定义基本相同:衍生金融工具实质上是一种交易手段,其价值是从利率、汇率、价格或指数等标的衍生而来的,其表现形式是合约。衍生金融工具的出现和发展对会计理论界产生了巨大的冲击,财务会计的理论核心受到全面性挑战。无论是会计对象要素的定义、确认、计量,还是报告或披露,衍生金融工具都由于自身的特点无法符合现有的会计规范。近年来,衍生金融工具迅猛发展,一些国际会计组织对其进行了不少有益的探索和研究,对衍生金融工具业务的处理及今后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影响。

二、衍生金融工具会计发展趋势

20世纪七八十年代,金融创新层出不穷,越来越多的会计主体参与到衍生金融工具的交易中来,而衍生金融工

具本身具有的高风险性,却难以在传统的会计报表中得到充分的反映,这就使得衍生金融工具交易所引发的会计问题日益被提上会计研究和准则制定的日程。本文从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C)和美国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关于衍生金融工具会计准则的制定和发展过程中看衍生金融工具会计的发展趋势。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C)关于衍生金融工具会计准则的制定,可以明显地划分为两个阶段:一是以IAS―NO.32《金融工具:披露和列报》为标志的披露阶段;二是以IAS―NO.39《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为标志的确认和计量阶段。

美国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首先研究和的是金融工具会计准则的各个子项目,这些子项目为最终形成一个通用的、适合所有金融工具(含衍生金融工具)的会计准则奠定基础。20世纪九十年代,FASB真正开始制定通用的衍生金融工具交易的披露准则,先后制定了SFAS―NO.105《有关金融工具表外风险和集中信用风险的信息披露》、SFAS―NO.107《金融工具公允价值的披露》、SFAS―NO.119《关于衍生金融工具和金融工具的公允价值的披露》。在以上这些准则基础上最终形成了SFAS―NO.133《衍生金融工具和套期保值活动会计》,初步解决了衍生金融工具的确认和计量这一财务会计难题。在衍生金融工具会计准则的制定方面两者有如下共同点:第一,IASC和FASB都遵循从披露到确认和计量这样一条准则的制定思路。第二,目前生效的准则当中,对于衍生金融工具的计量属性的选择,基本上都是在分类的基础上采用历史成本和公允价值并用的混合计量模式。目前,衍生金融工具单一的公允价值计量模式在会计界尚没有达成共识,但公允价值已得到越来越广泛的认同和应用。可以这样认为,衍生金融工具经历了或正经历着一个从表外披露到表内计量和确认,从混合的计量模式到朝着单一的公允价值计量模式不断前进的过程。

从20世纪五十至八十年代,衍生金融工具交易长期“游荡”在表外,其根本原因在于传统财务会计理论的束缚。

(一)不符合传统的会计理论中会计要素的定义。传统的资产和负债的定义均立足于企业过去发生的交易或事项,并且一定会在未来会计期间引起企业经济利益的流入或流出。而衍生金融工具在本质上是一种合约,通常是在未来某个时间才发生,这就与传统会计要素中的“过去发生”的原则不符;同时,衍生金融工具合约的签订给企业带来的未来经济利益的流入或流出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要使衍生金融工具名正言顺地得以在财务报表中确认,就必须修订财务报表要素的定义。

(二)长期以来历史成本一直是会计理论界广为接受的计量基础。而衍生金融工具的出现使传统的历史成本原则受到了严重的冲击。我们将IASC和FASB所持的观点归纳得出:通常情况下,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在初始确认时,以放弃或收到的对价的公允价值计量;而在特殊情况下(运用衍生金融工具对确定承诺或预期交易进行套期业务)则以历史成本(收入)进行计量;FASB和IASC解决后续计量这一问题总的方法则先对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按一定标志进行复杂的分类,在后续计量中采用“混合计量属性”,对其中一部分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采取公允价值计量,对其余部分采取历史成本或现值等计量。

(三)在传统会计理论中,损益的实现要遵循“实现”原则。而衍生金融工具后续计量中因公允价值变动带来的损益并未满足“实现”原则,这就要求再对这类损益进行确认和计量时突破“实现”原则,反映浮动损益。鉴于以上原因,与衍生金融工具有关的会计信息长期以表外披露的方式向外提供,这种状况令会计界很尴尬。于是,IASC和FASB都在准则中突破资产和负债定义的严格限制,把衍生金融工具纳入会计报表进行确认和计量。

目前,生效的关于衍生金融工具确认与计量的会计准则,都是对衍生金融工具的计量在分类的基础上采用了历史成本和公允价值并用的混合计量模式。历史成本这种传统会计模式下的唯一计量属性,强调会计信息的可靠性,更能体现“受托责任观”。公允价值的引入则是“决策有用观”的内在需求。对历史成本而言,公允价值可以反映出现行的市价,或者未来可能的现金流量等信息,但却无法满足可验证性的要求。如未来现金流量的贴现,由于不同的人对利率的预期不同,因此计算出的公允价值很难一致。从目前的会计准则的制定中看,FASB和IASC都在努力扩大公允价值的应用范围,但没有全面使用公允价值对金融工具进行计量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公允价值是一种复合的计量属性,它并不排斥历史成本,历史成本也可以是?穴过去的?雪公允价值。除历史成本外,公允价值还可以是现行成本、现行市价、可变现净值和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就看哪一种计量方法更为“公允”。

(二)公允价值计量模式是否可靠,要受到资本市场的发达和完善程度、计价技术的开发和利用程度等外部条件的制约。

(三)利益集团之间的调和。公允价值可以帮助信息使用者更好地进行决策,减少管理人员人为操纵收益的机会,真实反映企业面临的风险。因此,这种计量方法必然会受到某些阶层和集团的反对。虽然目前全面推广公允价值还存在一定难度,但是从长远看,单一的公允价值计量模式必然会取代混合计量模式,成为未来的发展趋势。

三、我国衍生金融工具会计研究现状和策略选择设想

在20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由于金融学界对衍生金融工具概念和理论的传播,衍生金融工具会计研究也更进了一步,但目前我国有关衍生金融工具的会计理论尚未建立,会计实务缺乏相应的规范,会计研究也落后于实践。最近,我国出台了《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暂行规定》,明确要求金融企业将衍生金融工具纳入表内核算,同时要求在会计期末采用公允价值计量。我国在公允价值的推广方面做了不少努力,但由于我国资本市场发育不成熟等环境因素的限制,公允价值成了人们操纵利润的手段。针对以上现状,我国应在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完善:

篇4

互联网作为一项技术,在过去20多年来一直在影响着全球的金融业。不过,互联网的影响主要集中于后台(比如支付)和渠道,并没有催生出任何新金融。在互联网技术发展最早、最为成熟且应用领域最广的美国,并不存在所谓“互联网金融”的概念。

“互联网金融”在中国大行其道,主要源于中国金融体系中 “金融压抑”(financial repression)的宏观背景,以及对“互联网金融”所涉及的金融业务的监管空白。所谓“互联网金融”之所以迅速发展,实际上是进行了比传统银行更为激进的监管套利。

互联网公司灵活而激进的运作模式,扰动了传统金融企业固有格局。它们正在倒逼着传统金融企业运营的市场化,以及利率的市场化。不过,中国所谓“互联网金融”业务,只是传统金融在监管之外的一种生存形态,互联网只是一种工具。金融的本质没变,也没有产生可以叫做“互联网金融”的新金融。

如此,“互联网金融”恐怕是一个伪命题。对互联网进行研究,应该认识到其作为技术的本质,及其作为技术的普遍适用性,包括在传统金融企业的运用。作为技术,互联网有助于提高金融服务的效率和客户体验,延展金融服务的边界,并帮助实现“普惠金融”(inclusive finance)的理念,“互联网金融”则是个似是而非的概念。 美国为何没有“互联网金融”

美国是金融和互联网都最为发达的国家,但是美国没有“互联网金融”的说法。

这缘于互联网作为技术的本质。互联网对金融的冲击,本质上就是机器与人力资本的冲突,其结果取决于机器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取代人力。而这种冲突自金融诞生之初就一直在进行。在这点上,互联网并没有什么特别突出的地方。

互联网的特性,就是对标准化、数字化内容传输的便利性和规模化。在金融领域,这类信息(如交易数据)和流程多为业务的后台。难以标准化的人力资本(如商业关系)则储存于个体之中,很难受到互联网的冲击。在历史上,金融领域的技术进步已经对人力资本进行了多轮淘汰。但有些信息注定难以用机器处理,而这往往是金融最重要的部分。

交易市场因为交易数据是标准化海量数据,因此受到互联网技术影响最深远。比如股票买卖,在业务处理上就是对股票所有权的登记和转让。这种所有权信息以数字化方式储存于电脑中,便于以互联网的方式传输。美国的洲际交易所(ICE,intercontinental exchange)在上世纪90年代成立时,就是要运用互联网技术来建立一个能源交易市场。发展到今天,洲际交易所已经将纽交所合并而成为世界最大的交易所之一。在交易市场上,互联网还促生了Ameritrade和etrade等基于互联网的股票交易平台,降低了交易费用,为散户进行股票交易提供了更多便利,对传统的券商交易平台产生很大冲击。

支付领域的数据则更加单一和标准化。以货币为例,除了手中现金,大部分货币以银行记账的形式存在。也就是说,我们常说的货币,绝大部分是数字化的借记和贷记关系。这种记账关系以数字化方式储存于电脑中,也非常便于以互联网方式进行传输。发展中国家在推广小额贷时,广泛应用的智能手机的支付转账功能就借助了移动互联网。

金融领域的其他信息,如信用信息和经济、行业及公司的研究报告等也多以数字化方式制作并传播。

那些基于互联网的社区和互动技术,则促进了市场参与者彼此交流,使交易变得更加容易,增加了交易的流动性。这同时还加强了金融交易本来就有的网络效应。西方交易所一直都积极采纳包括互联网在内的各种技术。交易系统不断演化,技术创新层出不穷。在不断地跨国和跨市场兼并后,少数全球性大型交易所(比如洲际交易所)出现,能够多品种、多区域、24小时交易。

可以说,在过去20多年,互联网技术全面深刻地改变了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金融业、尤其是金融交易市场的市场结构。不过,互联网对西方金融业的影响只能说是“静悄悄的革命”。金融在后台提高了效率,但在更多时候并没有喧宾夺主被注意到。而金融在经济体中执行的六大功能(支付、融资、配置资源、管理风险、提供价格信号、处理信息不对称)从未改变。互联网并没有派生出新的金融功能。从这点看,它与对音乐、电影等行业的影响并无本质区别。

以洲际交易所为例,它推动了美国交易市场的巨大变化,甚至吞并了最能代表传统金融的纽交所。但是,并没有任何人将洲际交易所视为互联网公司。而合并后的交易所也没被称为“互联网交易所”。

再以股票的网上交易平台为例。Ameritrade等网上交易系统和交易所系统直接相连,减少了中间环节,从而降低了费用,增强了用户体验。但从股票投资者的角度看,后台交易系统的技术改进更便于实施既定的投资策略,但是他的投资收益来源依然是所司(股价变动和分红)。

股票市场进行资源配置的功能也没有因互联网而有任何改变,投资者依然是根据公司运营和收益前景来决定投资与否。同样,对研究而言,互联网改变了研究报告的传递,但互联网本身并不能产生研究报告。

互联网作为一项技术,在美国的金融业得到广泛应用,并且产生了深刻影响。但互联网并没有产生新金融。这种认识上的清醒,使得西方市场没有产生所谓“互联网金融”概念。 “互联网金融”为何盛行中国

互联网在中国金融业的应用,可以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由招商银行推出的“网上银行”。但互联网在中国金融界真正发力,也就是最近几年。

当前热炒的“互联网金融”概念更多是指P2P平台、余额宝以及移动支付等领域。它们的发展,主要源于制度因素。中国的金融体系长期处于经济学家麦金农和肖所描述的 “金融压抑”之中,利率受到管控,资金主要由银行体系进行配置。而逐利的市场,必将试图利用任何由于管制而可能产生的套利空间。这就是目前所谓“互联网金融”在中国大行其道的基本逻辑。互联网在其中只是个技术手段。

“互联网金融”对中国的金融改革其实有着积极意义。这些企业和服务在客观上推动了传统金融企业的市场化,甚至倒逼了利率市场化。由于其业务主要是面向低净值客户和小微企业,它们还帮助解决了中国金融体系里小微企业贷款难的问题(这是传统金融长期以来不愿或难以解决的问题)。

不过,“互联网金融”企业存在的根本,还是利用监管空白而进行的监管套利,而不是互联网。它们没有依靠互联网而产生任何新金融。

以P2P网上借贷平台为例。P2P借贷平台在美国有Virgin Money以及Kiva(2005年,小额贷)、Prosper(2006年)和Lending Club(2007年)等。中国的P2P平台则有宜信和拍拍贷等。但是,除了Virgin Money和拍拍贷的商业模式是建立在所谓web 2.0的纯平台基础上,其他的P2P平台都提供本金甚至利息担保,基本都还是承担着传统银行的中介功能。

与P2P平台有着直接竞争关系的小额贷公司,其贷款规模会受到资本金的严格约束,而P2P平台则规避了这种约束,在实际上进行着比传统金融机构更为激进的监管套利。问题是,同样是进行期限“错”配以赚取利差,P2P平台并没有任何制度性的保证以应对违约、挤兑等各种风险。可以说,在P2P领域,真正能够体现出“互联网金融”所隐含的金融脱媒功能的平台并不存在。相反,其监管套利活动如果发展太大反而可能带来系统性风险。

最近谈论最多的是阿里集团的“余额宝”,这与 “互联网金融”试图隐含的意义就更加偏离,也更易被误解。余额宝在本质上是货币基金,互联网只是其销售渠道。作为货币基金,余额宝的迅猛发展实际上倒逼了利率的市场化。对之分析,要回到货币基金和银行业务的本质。

货币基金的产生,源于美国政府当初对利率的管控。大萧条后,美国政府推出Q法规(regulation Q),规定银行不可向活期存款发放利息,以防止银行为争夺存款而发起恶性竞争。货币基金的出现,就是为了规避Q法规。作为存款账户的近似替代品,货币基金可以支付利息,从而成为银行的竞争者。

与银行功能相似,货币基金也是将资金集中起来进行放贷,包括向银行提供资金。货币基金在发展起来之后受到政府的严格监管,在投资领域只能投向低于六个月期限的流动性好的高评级债。美国政府曾在2008年金融危机时向货币基金提供保险,引发银行不满,认为会导致储户将资金转走。

货币基金在中国同样是银行的竞争对手。余额宝就是阿里巴巴与天弘基金共同推出的货币基金。作为渠道,余额宝起到为其背后的货币基金融资的功能,使默默无闻的天弘基金几乎瞬间增加了超过2500亿元的规模,一跃成为中国最大的基金。

余额宝强大的融资功能,引发众多关注及误读。其实,与股东、债权人和储户一样,作为银行竞争者的货币基金,同时又是银行融资渠道之一,在为银行提供融资服务。银行与工厂相似,同样是拿原料(资金),来做出产品卖(发放贷款),从而盈利。银行的资金有几个来源:股东、债权人(比如货币基金),还有储户。其中,从储户获取的资金成本最低。在中国现在具有“金融压抑”特征的金融体系下,老百姓的钱以极低利息放银行里,银行则从中较为轻松地赚取利差。

作为货币基金,余额宝吸引老百姓的钱,然后再投到银行去,从而改变了银行融资结构。由于资金更多来自市场而非储户,银行的融资结构被改变,融资成本被提高。这是正常的市场行为,可以说是利率市场化情况下银行不可避免要做的转变。余额宝对银行的冲击,本质上是货币基金与银行之间的竞争与共生关系,与所谓“互联网金融”无关。

从基金的本质进行分析,余额宝的收益来源于其所进行的投资,比如短期国债等。余额宝的收益并非来自互联网。如果投资不力或风险没有控制好,其收益就会受影响。作为基金,余额宝带来的风险与收益(这正是投资者所需求的)并不会因互联网而改变。

与其他货币基金有很大不同,余额宝拥有阿里巴巴的巨大影响力,而且可以利用互联网很便利地吸引众多小额投资者,从而大大扩展了其客户来源。互联网,准确地说阿里巴巴,为天弘基金提供了一个其他货币基金都不具有的销售渠道。对余额宝进行的任何讨论,都必须围绕着它本身即是个货币基金的事实来展开。将之作为“互联网金融”,从而掩盖了其作为货币基金的事实,已经在众多讨论中产生了误导。

阿里巴巴挑选货币基金合作,亦有其道理。货币基金是最适合以互联网作为渠道来进行销售的基金产品。货币基金投资于流动性高且相对安全的产品,是所有基金里最具同质化的产品。货币基金因此收取费用低,在传统的基金销售渠道(银行券商等)中不受青睐,也很难向小额客户推广。阿里巴巴已经拥有众多客户,获取基金客户的边际成本趋于零,从而可以迅速做大。

余额宝为这类“互联网金融”产品,本质上是基金,互联网只是销售渠道。

对其他“互联网金融”产品进行剖析,同样要回归“传统”金融的本质,而互联网只不过是其在技术上的运用。这些“互联网金融”服务没有创造出特殊的,完全区别于传统金融的新金融。

互联网公司惯有的以烧钱来博眼球的运作方式,与传统金融所秉承的理念完全相反。金融在本质上是对风险进行经营,多遵循审慎原则。比如,投资可以说是以 “赚钱”为唯一目标的行业,但同样遵循首先是不输钱,然后才是赚钱这一原则。这与互联网公司的经营规则有根本性冲突。这种冲突是把双刃剑。一方面,它刺激了传统金融企业,使其更加面向市场和客户。另一方面,它的一些做法违背了基本的金融风险管理规则,可能造成行业的无序竞争,甚至积累系统性风险。 “互联网金融”并非科学提法

迄今为止,互联网对金融的影响都集中于技术层面。这在中国更是如此。 “互联网金融”,并不是一个科学的提法。这等于将后台的技术改进与前台的金融功能混为一谈。

正如上文所述,在互联网和金融都最为发达的美国,金融业的市场结构因互联网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其学术界和业界都从没出现过“互联网金融”这个说法(用谷歌对Internet Finance进行搜索,你会发现其结果全部是有关中国的)。原因就在于互联网作为一种技术,尽管提高了效率,但并没有产生新金融。将二者放在一起谈所谓“互联网金融”,从而将之当成一种新的金融形态的分析,是中国独有的。而在中国,之所以会有大批所谓“互联网金融”公司的存在,根本原因是金融管制形成的监管套利空间。

更广泛来看,在互联网商业化发展的20多年的历史中,互联网能真正产生冲击的都是渠道。那些因渠道被冲击而消失的企业,也都是那些经营着已经商品化了的无差异产品的企业。互联网可以将更多的内容提供者带入市场,也可将产品推向更多使用者。所谓颠覆式创新的互联网公司,也集中于渠道。比如谷歌,就依靠搜索而获得巨大成功。相对于一个特定商业领域的核心功能来说,消费者关心的终究是内容。渠道本身并不能产生内容。

以互联网冲击最大的领域音乐为例,互联网的下载功能改变了音乐的销售渠道。但对一个歌手(或唱片公司)而言,创作出受欢迎的音乐永远是获取成功的关键。在金融的支付领域,互联网使支付变得快捷方便,但它依赖的还是以中央银行为核心的整个支付系统基础设施(比特币就因为获得不了中央银行的支持而屡遭挫折)。而支付背后的经济关系(如债务的产生和消除)更不会因互联网本身而改变。

媒体方面,互联网使新闻的传播更为快捷和民主,但当新闻已经同质化后,媒体最终赖以生存的还是内容。好的内容和分析才会真正吸引顾客,这从美版的《华尔街日报》和《经济学人》的演化就可以看出。同样,研究报告的传递因互联网而改变。但互联网产生不了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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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互联网;金融;商业;分析

一、研究的意义

理论意义:本文通过从金融中介的理论出发,引入管理学企业核心竞争力理论并以国内商业银行核心竞争力指标框架为标准,从理论到案例,对商业银行的核心竞争力遴选甑别,并给出互联网金融背景下商业银行应当坚持的优势和改进的不足,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商业银行业务建设理论,提升实效性,实现对商业银行业务和信贷建设的创新发展提供新的理论素材。

实践意义:本文试图激发互联网金融对于商业银行的“鲶鱼效应”,促进商业银行的升级转型,强化商业银行作为实体经济催化剂的功能,使其在信息化和市场化的改革发展中健康稳定的发展;另一方面使商业银行转变观念,努力提升服务水平和创新产品种类,以提高自身的竞争力。

二、国外研究进展

国外关于互联网金融对商业银行的研究中,多是关于互联网金融对商业银行技术创新方面的影响。

在国外研究方面,约瑟夫熊彼特早在年就系统性地分析了创新的概念。他认广西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论文互联网金融对传统商业银行业务的冲击与对策研究为,创新是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建立起生产条件和生产要素的组合。该学着指出,创新包含多种形式,诸如如引入新的工艺方法以及新的技术手段、以及开拓新的市场、创造新产品或服务等各种方面。

在信息技术和金融理念都领先全球的美国,互联网金融最先获得发展,而后在世界范围内开始流行。随着互联网金融在国外的发展,对于互联网金融的研究也日益丰富。在借鉴互联网金融模式方面,Thomas Schoberth (2006)等论述了社交网络对于电子商务的积极作用,建议金融机构在提供金融在线服务时考虑社交网络的影响;Sally Mckechnie(2006)等分析了互联网为金融产品和服务提供分销渠道的优势;Xin Ding(2007)等研究了线上金融产品和服务的设计方案对于消费者的影响。在互联网金融模式的风险分析方面,Rui Zhu(2012)等分析了人们借助社交网络进行金融活动的风险;LeeJ.-E.R(2012)等研究了网络购物过程中运用金融支付的风险;Gujun Yan(2013)针对互联网金融融资,提出了对应的监管办法。在互联网与商业银行方面,Mingchi Lee(2009)运用模型分析的方法,分析了网上银行存在的风险点;Dexiang Wu(2010)比较了英、美两国各家大型商业银行网上银行的服务质量;Kuo Lane Chen(2012)等研究了银行规模的大小与网上银行的策略的相关关系;Jyh-Shen Chiou(2012)等阐述了网上金融服务和银行实体网点的辩证关系。

三、国内研究进展

国内关于互联网金融发展模式的研究以谢平为代表,他首次提出了互联网金融的概念,认为互联网金融是既不同于商业银行间接融资,也不同于资本市场直接融资的第三种融资方式。他从三个角度对互联网金融模式进行阐述,第一个角度是支付方式;第二个角度是信息处理;第三个角度是资源配置。陈明昭分析了互联网金融的集中主要发展模式,并具体阐述了各种模式对商业银行的影响。李博,董亮具体分析了互联网金融的三种主要模式,并研究了互联网金融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宫小林在分析互联网金融的概念、特征和功能的基础上,重点阐述了互联网金融模式在以下几个方面对商业银行产生的影响,分别是客户渠道、融资、定价以及金融脱媒。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作者认为互联网金融在短期内不可能动摇商业银行的盈利模式和经营方式,长期来看,银行应该借助互联网进行创新、关于互联网金融发展现状的研究以陈一稀为代表,他从价值基础、商业逻辑、财务模型等方面研究了互联网金融不同于传统金融的特征。然后按照四种创新方式,如支付方式创新、渠道创新、投融资方式创新和金融机构创新分析我国互联网金融的发展现状。赵昊燕首先介绍了互联网金融的概念和特点,其次分析了互联网金融的发展现状以及面临的问题,进而提出了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对策。

在互联网金融对商业银行的影响研究方面,国内学者做了较多研究,但由于互联网金融对商业银行影响的直接数据难以获得,因此研究停留在定性研究上,尚无实证研究文献。袁博,李永刚,张逸龙在分析互联网金融发展现状的基础上,研究了互联网金融对商业银行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去中介化”、“全智能化”和互补共赢”,并指出商业银行应立足自身优势和条件积极应对互联网金融产生的冲击。赵南岳首先对互联网金融的特征进行分析,进而深入研究其对在支付结算领域、金融产品销售领域、物理网点设置以及服务方式变革等方面对银行业产生的冲击。邱峰分析了互联网金融对商业银行的冲击,使得商业银行的中介角色逐渐弱化,中间业务受到冲击,并造成客户资源流失,收入来源受到影响,但作者认为由于互联网金融自身存在诸多问题,以及银行业在中国的特殊地位,互联网金融无法撼动银行的地位,两者应该加强合作,实现互利互赢。包爱民在分析互联网发展趋势的基础上,提出了传统商业银行应对挑战的措施,然后分析了互联网金融存在的风险,提出了相应的风险防范建议。周华分析了互联网金融发展模式和表现形式,然后分析了其对传统金融业产生的影响,进而提出了商业银行如何应对互联网金融的挑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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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我国金融工具会计发展的现状及其评价

    近年来,我国的会计学者一直注意跟踪国际上金融工具会计研究的最新进展,适时地翻译介绍与金融工具会计有关的会计准则和其他重要研究成果,为国外金融工具会计研究成果在我国的传播起到了积极作用。与此同时,针对金融工具尤其是衍生金融工具创新对传统会计理论的冲出,如确认原则、计量原则、会计基本假定、会计要素的重新界定等,我国的会计学者们独立地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见解。比如,认为应对传统的实现原则加以修正或重新解释;认为应改进财务报表的结构,将资产分为金融资产和非金融资产,或在现有基本报表基础上增加有关金融工具信息的报表;并且认为,应将这些方面的建议,在修改我国的基本会计准则时考虑进去。不容置疑,这些见解和建议是很有价值的,丰富了我国会计理论,同时也有助于将来修订我国的会计准则基本概念框架。但同时也应该承认,由于我国金融工具创新还处在初级阶段,衍生金融工具及其交易还没有达到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那样的水平和规模,对金融工具尤其是衍生金融工具的具体会计问题的研究,还很不够。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国的金融工具会计研究也需要“创新”。回过头来考察一下我国会计制度对金融工具会计所作的规定。就基本金融工具而言,如应收账款、应收票据、债券、股票等,现有会计制度对其有较多较详细的规定。但存在一些需要补充之处。以应收账款包括贷款会计为例。目前,商业银行与资产管理公司如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之间的贷款转让,国有企业和资产管理公司之间的债转股,一般工商企业之间的应收账款转让,都是目前会计制度中尚没有规范或虽有规范但不太明确的地方。从概念上讲,这些问题涉及到金融资产转让,具体包括:应收账款转让应确认为销售交易还是融资交易;转让的应收账款价值如何确定有没有考虑过缩水因素;如果属于销售交易,那么转让损益又如何确认和计量,等等。

    就衍生金融工具而言,我国的会计制度或会计准则对其所作的规范还有值得修改或补充的地方。这里所指的修改或补充并不是指超前地规范一些衍生金融工具的会计处理,而是基于实践的需要,在确保会计信息完整的前提下,在现有规范的基础上作修改或补充。比如,期货业务的会计核算,虽然对此已有相关的会计制度对其加以规范,但规范本身的做法似乎值得再商榷。再比如,期货合约的期末公允价值变动,是否考虑将其纳入表内核算和反映。另外,由于规避风险的需要,我国境内的一些商业银行或从事大宗涉外业务的工商企业往往通过银行,一般都利用衍生金融工具进行套期,以防范汇率或利率的不利变化所可能造成的损失。但是,现行的金融性企业会计制度并没有对这种业务作出规范。各商业银行会计处理和反映的方法也各不相同,有的将其纳入表内核算,有的则不纳入表内核算仅作为表外业务反映,还有的根本就不反映。无论从信息反映的完整性、真实性和可比性角度考虑,还是从增加会计信息透明度的要求看,均有必要从会计制度上对这方面的业务进行统一、规范。

    二、建立我国金融工具会计的总体设想

    (一)建立我国金融工具会计的原则

    1.循序渐进原则

    今天,对许多人来说,“金融工具”已不再是一个新奇而陌生的字眼,金融工具会计也不再让人觉得离我们很远。金融工具确实已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金融工具会计也需要我们去面对和探索。但是,在建立我国金融工具会计时,切不可忽视中国现阶段经济发展的客观现实,以为可以把发达国家较为成熟的金融工具会计理论和方法简单地“移植”到我国。我们需要做的,是适应中国金融工具创新的进程,逐步地修订和完善相关的会计规范。当然,强调循序渐进原则,并不意味着要教条地等某项衍生金融工具交易已完全定型才来考虑其会计规范问题。事实上,合理的会计规范,对于规范衍生金融工具交易的发展,有时往往有积极作用。这一点,对于衍生金融工具尤其如此。国际经验已经表明,为了规范衍生金融工具交易,立法往往应适当在先。单就会计而言,正如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所指出的那样,有关套期活动的财务会计报告准则的出台,将更有利于企业利用衍生工具进行风险防范。

    2.国际化原则

    在坚持循序渐进原则的前提下,发展我国的金融工具会计还应遵循国际化原则。这与国际经济一体化要求会计国际协调的原则是一致的。发达国家金融工具创新较我国先行若干年,经历过许多曲折,相关的会计规范也经历或仍在经历创新,积累了许多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不少成熟的做法已逐渐为多数国家效仿,演变成为国际通用做法。此外,就金融工具,尤其是衍生金融工具而言,大多数并不存在地区或国家差别,比如,中国的小麦期货合约在设计、交易和交割等方面,与其他发达国家的小麦期货合约并没有本质区别。从这种意义上,在建立我国的金融工具会计时,对国外成熟的做法,在不违背我国法律的前提下,应尽可能地加以吸收和利用。这样做,一方面可以节约成本,另一方面也可以缩小我国会计规范与国际惯例之间的差距。

    (二)建立我国金融工具会计的理论准备

    1.加强对我国会计概念框架研究

    1992年,财政部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基本准则符合当时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适应了当时会计改革的需要。但是,其历史局限性也是明显的,有些基本概念和基本原则,已不能适应新的形势发展需要。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所有关于金融工具尤其是衍生金融工具的会计问题的争论,最终都将落脚到一些会计基本理论问题的争论。比如,资产到底应如何进行界定,它有什么最基本的特征;负债的内涵是什么,它的基本特征又是什么,与业主权益有什么本质区别;收益的内涵是什么,它最基本特征是什么;资产、负债和收益的确认原则是什么,在财务报表上应如何列报,等等。有些概念和基本原则,从表面上看,似乎已很清楚,没有深入探究的必要。可一旦遇到实际问题,往往并不是那么简单。比如负债的概念,目前的流行的提法是,负债是过去交易或事项形成的现时义务。义务分为法定义务和推定义务。如果现时义务是法定义务,那么判断起来要相对容易一些。企业要将其确认也很容易如果其他确认条件也符合的话。但是,如果现时义务是推定义务,那么问题可能要复杂的多。首先,推定义务指什么?在概念上并不容易界定;即使能够界定,在实务中也并不好运用。然而,恰恰是这样的一些概念问题,与金融工具的确认非常相关。再比如实现原则,传统意义上,收益的确认通常是以实现作为确认基础。现在遇到的问题是,期末金融工具公允价值变动算不算已实现?如果不算,那么潜在的理由是什么?此时,报表上应如何反映这些“未实现”的收益?如果算,那么潜在的理由又是什么?此时,报表上又如何将其反映?我曾专门就有关金融工具计量的问题作过讨论。结论是,基本金融工具公允价值变动应确认为收益。如果将来我国的金融工具会计规范也认同这种做法,则有一个与现存概念框架协调或对现行概念框架进行修改或补充的问题。总之,无论是出于建立金融工具会计的需要,还是进行其他会计规范,都需要对会计的基本概念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当然,强调对基本会计概念和基本原则的研究,并不是说现在就应修改基本准则。相反,我们只有结合会计核算制度改革的进程,并作了充分的理论研究之后,才有可能建立科学合理的中国会计概念框架体系。

    2.深入细致地研究国外金融工具会计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原因

    建立我国的金融工具会计,应吸收借鉴国外发达国家的成熟做法或国际惯例,但不是简单地“移植”。当前,对金融工具会计的研究,要十分注重金融工具国际会计准则的研究;同时,由于金融工具国际会计准则又是在一些发达国家金融工具会计准则的基础上协调形成的,因此,还应注重对具体国家金融工具会计准则的研究,尤其是美国FASB公布的一些相关会计准则。事实上,如果不研究主要发达国家的金融工具会计准则,要清楚地理解国际会计准则几乎是不可能的,至少现在的情况就是如此。

    除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C外,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会计准则制定机构都在金融工具会计方面进行了较多的探索,并取得了有益的成果。尽管它们的准则在许多方面具有相似之处,但仍各具特色,其中尤以美国和英国的相关准则更趋突出。以美国准则为例,最初是通过制定的第52号财务会计准则公告SFAS52来规范外币套期活动的会计处理,接下来又了规范期货会计处理的SFAS80,再就是后来的SFAS105、SFAS107、SFAS119和SFAS133.这其中的变迁,隐含着复杂的背景。无疑,要了解美国今天的金融工具会计,就必须对此有充分的了解。只有这样,才有可能真正地做到“洋为中用”。

    目前,IASC集中了世界上几乎所有在金融工具会计方面有专长的理论界和实务界人士,在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金融工具会计研究。对此,我们应予以特别关注,并力争通过各种方式参与进去。这样的话,一方面可以较深入地了解其中的背景和原因,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参与来表达我们在金融工具会计国际协调方面的主张。

    3.研究影响我国金融工具会计建立的各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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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互联网金融的发展趋势已很明显,相关创新活动层出不穷。各类机构纷纷介入,除银行、证券、保险、基金等之外,电子商务公司、IT企业、移动运营商等也非常活跃,演化出丰富的商业模式,模糊了金融业与非金融业的界限。

理解互联网金融的三个要点

理解互联网金融的概念,需要抓住三个要点:

第一,互联网金融是一个前瞻概念。理解互联网金融,要有充分想象力。

第二,互联网金融较传统金融而言,同时具备了“变”与“不变”。“不变”体现在互联网金融中,金融的核心功能不变,股权、债权、保险、信托等金融契约的内涵不变,金融风险、外部性等概念的内涵和金融监管的基础理论也不变。“变”体现在互联网因素对金融的浸入,主要来自互联网技术和互联网精神的影响。

第三,互联网金融的三大支柱分别是支付、信息处理和资源配置。任何金融交易和组织形式,三大支柱只要其一具备了相关特征(注:不要求三大支柱都具有相关特征),就属于互联网金融。这也是本报告对互联网金融的构造性定义。此定义涵盖了目前互联网金融的主要形态,而且我们认为所谓“互联网金融”与“金融互联网”的划分(或者争论)没有必要。

互联网金融还需20年才能发展成型

尽管如此,到本报告完成时,互联网金融远没有发展成型,乐观估计这至少还需20年。因此,互联网金融既不完全是总结历史,也不完全是概括现状,更多是设想未来。尽管如此,互联网金融依旧扎根于理性思维,并非乌托邦式的空想。

本报告对互联网金融的研究正是基于以下三个“理性之锚”:

第一,互联网金融立足于现实。现实中已经出现的互联网金融形态,是我们推演未来发展的出发点。

第二,互联网金融符合经济学、金融学基本理论,就如同现实物体运动遵循物理学基本原理一样。不管是对互联网金融已有形态的解释,还是对互联网金融未来发展的预测,目前的经济学、金融学基本理论都提供了足够的分析工具。这是本报告根本的方法论。

第三,互联网金融研究的基准,是瓦尔拉斯一般均衡对应的无金融中介或市场情形,这也是互联网金融的理想情形。

三大支柱助推互联网金融发展

本报告以“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为研究理念,既放眼于国际,也立足于中国实践,对互联网金融的国际国内发展情况、发展支柱进行了深刻剖析、大胆推演和充分举证,致力于为中国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提供有力借鉴。

一方面,我们认为,金融互联网化是一个必然趋势。以网络银行、手机银行、网络证券公司、网络保险公司、网络金融交易平台以及金融产品的网络销售等形式出现的金融互联网化,顺应了互联网时代金融业发展的要求。

另一方面,互联网金融的发展远不仅是金融互联网化。三大支柱的发展将助推互联网金融呈现新兴的发展态势。

首先,支付领域的创新为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注入创新基因,推动了互联网金融的迅猛发展。主要表现在,一是移动支付、第三方支付实质就是电子货币的流转;二是移动支付除具备支付功能外,同时还可具有金融商品的属性。移动支付从表面上看,是把支付终端从电脑端向手机端等转移,实质是货币在不同账号之间的转移;三是移动支付与第三方支付的融合,放大了支付实现货币转移这一优势。

第二,大数据的应用解决了互联网金融发展中信息处理的问题。数据是金融机构的核心资产。大数据改变了传统数据及其分析方法,对金融领域产生了重要甚至革命性的影响。目前,大数据在征信和网络贷款中的应用发展较为成熟,如,Kabbage和阿里小贷已发展成为基于大数据的网络贷款的典型案例。未来,大数据将逐步应用于证券投资和保险精算中。

第三,P2P网络贷款和众筹融资是互联网金融发展中的新兴力量。在国外,P2P网络贷款及众筹融资方面已有典型案例,P2P如LendingClub等,众筹如Kickstarter等。在国内,一方面P2P网络贷款和众筹融资虽已如雨后春笋般兴起,但发展尚未成熟。另一方面,P2P网络贷款在中国的实践,还需解决风险、自律、监管等问题。众筹融资在中国的实践,还需解决激励机制、风险及市场设计等问题。

以监管促发展

对于互联网金融监管,目前各国政府都还处在探索阶段。我们认为,对中国的互联网金融,不能因其发展尚处不成熟时期,就采取自由放任的监管理念,应该以监管促发展,在一定负面清单、底线思维和监管红线下,鼓励互联网金融创新。

第一,互联网金融监管的必要性及特殊性。我们认为,须参照此轮国际金融危机后金融监管改革的理念和方法,对互联网金融进行监管,并在监管中考虑互联网金融的一些特殊性。

与传统金融相比,互联网金融的两个突出风险特征在监管中要注意。一是信息科技风险。对信息科技风险可以采取非现场监管(使用监管指标)、现场检查、风险评估与监管评级、前瞻性风险控制措施,也可以使用数理模型来计量信息技术风险;

二是“长尾”风险。对“长尾”风险,强制性的、以专业知识为基础的、时间持续的金融监管不可或缺,而金融消费者保护尤为重要。

第二,互联网金融应以监管促发展。互联网金融的监管应综合运用功能监管和机构监管,并通过加强监管协调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

互联网金融的功能监管可分成审慎监管、行为监管、金融消费者保护等三种主要类型,而机构监管方面则急需对P2P网络贷款和众筹融资进行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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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村信用社;服务创新

中图分类号:F832.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08)08-0077-03

当前,农村金融服务供给与需求非均衡性已成为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加强农村金融服务创新,增加有效服务供给,提升农村金融服务水平,进一步助推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不仅是金融机构商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而且是经济金融良性互动的重要途径。近日,笔者对荆门市农村信用社服务创新情况进行了调查和剖析,并对如何改进农村金融服务创新提出了若干建议。

一、荆门市农村信用社服务创新的现状及特点

1.服务对象持续三农化。长期以来,荆门市农村信用社秉承服务三农宗旨,不断加大三农贷款支持力度,三农贷款所占比重一直保持在90%以上。而其它贷款所占比重一直低于10%,这部分贷款主要集中在除农户、村组集体、农村工商企业以外的其它非三农群体。

2.服务手段逐步电子化。自2000年以来,荆门市农村信用社先后自主研发了荆门市农村信用社县辖电子联行业务系统、农村信用社信贷业务系统和市辖范围综合业务系统;2003年以来在原省信合办和现省联社统一部署下,荆门市先后开通了湖北省农村信用社电子联行业务系统、农村信用社信贷业务系统、无纸化办公OA系统和湖北省农村信用社综合业务系统,原有的自主研发的电子化项目停用,从而实现了全省业务办理电子化,在此基础上实现开办了银联卡业务,方便了客户异地存取款。

3.中间业务趋向化。中间业务以不占用资金、无风险、收益率高等特点,普遍受到银行业金融机构重视。荆门市农村信用社受技术条件及人力资源短缺等因素制约,近几年在中间业务开发上,一直集中于低层次的业务,主要品种有代农户收电费、工资、代收税款、保险、代财政发放农户直补资金等,其中只有保险是收费业务,而其它业务均为无偿服务。2005年、2006年和2007年的中间业务收入分别为37万元、200万元和655万元,分别占当年总收入的0.16%、0.63%和2%。

4.信贷品种长期单一化。相对商业银行丰富的贷款品种,农村信用社的贷款品种长期保持单一化,其主要产品仍然局限于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和联保贷款、农户抵质押贷款等少数品种上,难以满足广大农户、农村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多层次的贷款需求。而且由于农户联保贷款实际运行中存在的高风险性,荆门市许多农村信用社已停办了此项业务。

5.市场营销保持粗放化。近几年,农村信用社在市场营销方面做了一些探索,但无实质性进展,如在利率的制订上,很多信用社凭借其垄断地位不区分客户风险类别实行一浮到顶的利率政策;贷款手续不论黄金客户、普通客户都实行统一的贷款操作流程,使得部分黄金客户在发展壮大后,放弃对信用社的选择。

二、农村中小金融机构服务创新面临的主要问题

受多种因素影响,农村信用社目前所进行的金融创新,不论是从科技含量还是从实际应用来看,都处于相对较低层次,基础性金融创新少,一般性外延式创新比较多,产品创新的作用仅限于原有产品功能的延伸、改进和增量变化,对市场的实质性影响有限。所以信用社进行金融创新还面临着许多困难和问题需要解决。

1.创新理念落后。一是三农界定过窄,束缚了服务对象拓展。农村信用社的市场定位是农业、农村、农民。农业是相对服务行业、工业提出来的概念,主要指农、林、牧、副、渔;农村是相对城市而提出来的一种区域性概念,主要指乡镇及以下区域;农民是相对工人、知识分子、其它社会阶层提出来的概念,主要指从事传统种、养、加行业的人员。按照以上定义,许多农村信用社将服务对象理解为这三个概念的交集,即同时满足产业概念、区域概念和服务对象的身份概念。[1]对三农概念理解的狭隘性,使部分信用社认为服务三农就是仅仅支持从事传统种、养、加产业的农民,而其它为农民服务的个体私营组织、工商企业、个体工商户、国家公职人员等不是信用社支持对象。二是经营以自我为中心,服务质量提高缓慢。信用社以“我之不变”消极应付“他之万变”,市场方向性差,忽视市场需求。如在贷款期限制定上并不是根据客户的实际需要来确定,而是根据考核的需要(保年初贷款余额或实现当年到期贷款利息收入计划)来安排贷款期限;为了防范风险,贷款手续越来越繁琐,许多客户因此耽误了商机。[2]

2.创新基础薄弱。一是农村金融产品还处于初级阶段。从国内外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实践来看,金融创新常以已有的产品为基础,使金融工具的若干特性(利率、期限、对象、收益、流动性、数量大小、信用风险、国家风险、可买卖性等)在原有产品的基础上进行重新“捆绑”,可以说,新工具的创新常有赖于旧工具的支持,如果没有先前的创新,后来的创新很可能就有困难。多年来,农村信用社一直以传统存贷业务为主,在金融工具创新上,也只是近两年才开始,所以开发新的金融工具的基础还相当薄弱,比较困难。二是农村的金融市场建设滞后。现代金融产品的创新,通常借助于资本市场、保险市场和担保市场,银行业务证券化和金融混业化趋势已成为金融创新的主要方向。没有完善的资本市场、保险市场和担保市场,金融创新难以取得实质性突破。当前,农村的这些金融市场在荆门来说几乎为空白,借助于外在金融市场进行创新难度较大,成本较高。三是农村金融从业人员整体业务素质相对不高。对新产品、新业务的开发、营销缺乏智力支持。四是科技建设滞后。科技创新是现代金融创新的基础。但长期以来,由于农村信用社管理体制不顺,科技建设各自为政,没有形成全国的统一网络和力量,很多地区的网络建设与商业银行相比还处于起步阶段,不论是硬件投入还是软件投入,距离现代化的网络建设还有很大的差距。

3.创新成本较高。一是农户对金融知识了解不够,增加了新产品推广难度。如近几年,荆门市农村信用社为了方便农户,创新了财政发放直补资金业务,此项业务为免收费业务。当财政直补资金一到,信用社就按财政提供的农户名单给其开户上折,以方便农户随时支取,平均每户仅有几十元钱,最多也不超过300元钱。然而每到直补资金发放期间,平均每天成百上千的农户一起涌到信用社支取直补资金,有时把信用社营业室围的水泄不通。此项业务不仅留不住资金,而且还要为此支付工本费、劳务费,甚至影响到其它业务的正常办理。二是ATM机运行成本较高。自2007年9月份以来,荆门市农村信用社已陆续在各县城区和经济发达乡镇上线10台ATM机。平均每台机子的月均维护费用在1200元以上,平均每台日均办理业务量仅为20笔。三是网络建设费用重复支出。如前所述,荆门市从2003年开始加大计算机网络建设力度,先后投入了80多万元资金开发了信贷业务综合系统和综合业务系统,省联社成立后,要求各联社出资建立省联社计算机网络中心及开发信贷业务综合系统,由于荆门原先开发的软件版本与现在的版权不相容,只能停止使用,造成极大浪费。

4.创新机制缺失。一是没有成立相应的金融创新组织。在各级联社,没有建立研发金融创新的专门组织,服务创新往往分散于各业务科室,横向联系性差,专业性不强,服务创新往往被视为非重要业务。二是没有完善的金融创新激励机制。对于各级联社及高管的考核和发展规划,其重点往往是存贷款、利润等指标,而对于金融服务创新往往不给予考虑,金融服务创新长期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导致农村信用社的金融服务一直处于低水平。三是竞争动力不足。在荆门的农村市场,农村信用社的各项业务基本处于垄断地位,在缺乏竞争压力的情况下,既使进行金融服务创新,对其业务市场份额也不会有太大影响。[3]

三、加快农村中小金融机构服务创新的对策建议

1.更新创新理念。一是树立客户为中心的理念。改变传统的以自我为中心的经营理念,摒弃进行金融创新就是控制风险而忽视客户需求的做法,正确处理风险控制与优质服务的关系,防止顾此失彼。要通过金融创新,实现业务流程更大限度地为客户提供多元化、个性化的增值服务。二是改变传统狭隘“三农”观念,扩大服务对象支持范围。今天的“三农”概念内涵十分丰富:农民不仅指与士地打交道的人,而且亦工亦农、亦商亦农、离土不离乡、离乡不离土的都是农民。农业的外延也在不断拓展,除了传统的农、林、牧、副、渔,还包括为农民、农产品提供服务和加工的企业和组织。而农村经济的范围几乎涵盖了县乡经济中的几乎所有经济成分。“大农业”观念确立后,服务三农的天地和空间就扩大了许多,有利于深化原有的金融服务,发现新的市场机会。

2.加强组织制度供给。竞争是企业活力源头,要通过在农村增加多种形式的金融组织来激发农村中小金融机构的服务创新意识。一是加快在农村地区推进村镇银行、贷款子公司、资金互助社的试点、推广。二是邮政储蓄银行要加快资产业务创新,尽快让贷款业务的开办取得实质性进展。三是在经济相对比较发达的农村地区可以设立证券、保险等代办点或营业网点,方便富裕起来的农民投资理财。四是由财政出资组建农村信用担保机构,着力解决农民贷款抵押担保难的问题,但应明确只对因自然灾害造成损失的贷款承担连带责任。

3.加强城乡金融机构的沟通合作。商业银行在金融服务创新方面的能力强于农村中小金融机构,但他们在城市所面临的竞争要比农村中小金融机构激烈的多。而且农村金融市场发展前景广阔,加快城乡金融沟通合作,进行优势互补,对于促进农村经济和金融机构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一是具备条件的商业银行可以参股、控股或收购农村中小金融机构,拓展其服务领域。二是农村中小金融机构要积极向商业银行申请辖内没有、自身不经营、客户迫切需要的金融业务、产品,充分利用县及县以下地区各类银行业机构的服务网络资源,同时又发挥商业银行的功能和产品优势,形成金融合力,为农民提供更多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有效缓解农村金融机构产品单一、不能满足农民群众需求的现象,切实提高对农村地区的金融服务水平。

4.加强金融基础知识普及。只有首先提高农民对金融知识和金融产品的认知程度,才能扩大农民对金融服务的需求,从而推动金融机构服务水平的提高。因此,在农村地区普及金融知识是当务之急。充分协调发挥地方政府、乡村政府、银行业金融机构、地方团组织、媒体等各方面的作用,开展“送金融知识下乡”活动,普及农村金融基础知识。重点开展支付结算、银行卡应用和推广、利率政策、信贷手续等农民普遍关心的金融法律和业务知识宣传,帮助农民了解、掌握和熟悉金融业务,提高金融业务透明度和普及率。

5.加强农村金融产品供给。一是进一步拓展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和农户联保贷款,对小额农贷在贷款对象、用途、额度、期限等方面进行延伸和拓展。二是积极尝试开办个人委托贷款、打工贷款、住房抵押贷款、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消费贷款等多种信贷业务,满足农民个性化、差异化的金融需求。三是适应农村经济发展变化的要求,大力发展结算、信用卡以及理财服务等以手续费为重点的中间业务,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

6.加强农村金融机构经营机制的创新。一是要加快建立统一、跨专业和业务条线的产品研发和管理部门,提高协作效率和创新质量,为深入、有效开展金融创新活动提供组织和体制保障。二是从人才和队伍建设着手,切实加强创新能力建设。注重人才培养,提高专业人员素质,形成专业的创新队伍;完善绩效考核机制,加大对部门和员工自主金融创新产品研发、推广奖励力度,激发员工金融创新积极性。

7.加强科技建设。尽快理顺农村信用社管理体制,统一规划和开发全国农村信用社计算机网络,减少重复建设和投入。在目前的情况下,可以依托全国农村信用合作协会,将农村信用社计算机构网络建设外包,或在全国范围内组织信用社计算机网络建设的精英,联合开发建设农村信用社计算机网络,实现农村信用社网络建设全国化。

参考文献:

[1] 龚柏成,黄诚.当前农村信用社发展的瓶颈制约及战略研究[J].海南金融,200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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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影子银行;金融创新;金融监管

一、影子银行体系的概念、表现形式及其本质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以来,“影子银行体系”(shadow banking system)这一概念逐渐被全球金融界热议。美国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的执行董事保罗·麦考利(Paul McCulley)最早使用这个词来概括那些有银行之实却无银行之名、游离于央行监管体系之外的各种非银行金融机构。2008年,时任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的盖特纳在美国参院为纽约联储的救市活动作证时,分析了那些通过“非银行”的融资安排,他把那些利用短期融资资金大量购买高风险、低流动性的长期资产的机构称为“平行银行系统(parallel banking system)。IMF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2008年)》论及相似的金融机构和金融活动时,使用的则是“准银行”(near-bank)概念。从2009年开始,影子银行体系就被正式且大规模地在各类学术会议上讨论,并且成为货币当局和金融监管当局文件中的正式概念。

按照英格兰银行金融稳定部副总裁保罗·塔克(Paul Tucker)的定义,影子银行指的是:向企业、居民和其他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期限配合和提高杠杆率等服务,从而在不同程度上替代商业银行核心功能的那些工具、结构、企业或市场。

2011年4月,金融稳定理事会(FSB)从广义角度提出,影子银行体系是指游离于传统银行体系之外的信用中介实体与信用中介活动。监测对象包括直接充当信用中介、作为信用中介链一部分,或者推动信用交易的所有机构和业务活动。

以上两个定义充分揭示出了影子银行体系的复杂性:它不只涵盖那些与传统银行相竞争的“机构”,而且广泛涉及一切可以发挥金融功能的市场、工具和方法。

从影子银行的机构表现形式来看,根据Pozsar、Adrian 等学者的相关研究结果,影子银行可被划分为三类,分别是政府支持型、“内部型”以及“外部型”影子银行体系。其中,政府支持型影子银行体系主要包括美国联邦住房贷款系统、房利美(Fannie Mac)和房地美(Fredi Mac);“内部型”影子银行体系主要指与银行在同一金融控股公司框架下,能间接获取银行机构资金支持的各种弱监管类非银行信用中介及相关活动;而“外部型”影子银行体系则是指完全独立于商业银行的、专业化的弱监管类非银行信用中介及相关活动。

因此,影子银行体系包括了几乎全部市场型信用机构(market-based credit institutions)。例如,在各种类型的证券化安排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的投资银行,市场型金融公司(finance company)如货币市场共同基金(money market mutual funds,MMMFs)、对冲基金(hedge funds)、私募股权基金 (private equity funds)、独立金融公司、各类私人信用贷款机构等;结构化投资实体、房地产投资信托、资产支持商业票据管道等,它们多由商业银行或金融控股公司发起并构成这些机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经纪人和做市商所从事的融资、融券活动,以及第三方支付的隔夜回购等;银行之外的各类支付、结算和清算便利,等等。总之,影子银行体系已经内化为美国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渗透到其金融体系的方方面面。

从金融工具的层面上看,影子银行体系主要是建立在衍生品、证券化及再证券化工具的基础上,由此自下而上地形成了产品线、业务部门、机构等产业组织。这些金融工具可以被不同的金融机构所运用,并在彼此之间形成了复杂的对手方交易网络。

从功能的角度来看,影子银行体系与商业银行体系一样,将全社会的储蓄者和借款人联系起来,但其方式不同于商业银行的吸收存款发放贷款机制,影子银行体系走的是金融市场交易的路子。影子银行的货币创造机制主要是通过影响金融市场流动性的途径,是以市场为基础的信用创造,这与传统的以银行中介为基础的信用创造互为映照。它们借助各种融资性金融工具,逐步替代商业银行的信贷市场,或依托银行信贷进行自我创造。信贷资产证券化就是其最典型的运作模式。此外,它们通过为商业银行提供信用风险对冲工具,如CDS,成为商业银行信用管理的一个环节和交易对手方,从而融入银行的信用创造过程。从总体来看,它们在货币银行信用的基础上进行证券信用的创造,最终又放大了整个金融体系对于货币银行信用的创造。

不同类型的影子银行机构与活动实质上形成了巨大的金融网络,通过专业化分工,将传统银行吸收存款、发放贷款并持有到期的简单过程,分解加工成了包括一系列影子银行参与,依靠批发融资,以资产证券化为核心的非常复杂的信贷流程。在这个信用创造过程中,高风险、长期限的贷款(如次级抵押贷款)被转化成表面上信用风险极小、期限较短的具有货币性质的金融工具。某一个影子银行机构从事其中的一种或几种活动,同时在其活动过程中充分利用了监管真空或空白,以降低经营成本。

总之,影子银行体系从事的也是信用中介活动,这一点与传统的商业银行并无本质上的不同。与传统银行不同的是,影子银行的信用中介活动是通过一系列垂直分布的非银行金融中介机构,将传统银行的信用中介活动进行垂直切块,包括:贷款发起;贷款贮藏;发行资产抵押证券;贮藏资产抵押证券;发行以资产抵押证券为基础的抵押债务工具;资产支持证券中介活动;批发融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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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金融安全概念的界定

    从现有资料来看,国外学者对金融安全的概念尚无统一的界定。这表明,对金融安全的概念进行具体和明确界定较为困难。同时也表明,经济安全的内容涉及到与一国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众多的要素的安全,金融安全是经济安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在经济安全中金融安全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国外学者通常都将金融安全放在国家安全战略和国家经济安全的系统中来探讨。我国学者对金融安全的研究和探讨是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应当说相关的研究仍在起步阶段。我国学者对金融安全的界定主要有两种类型,即从金融的实质角度界定(王元龙,1998)和从国际关系学角度界定(梁勇,1999)。

    1.从金融的实质角度界定

    从金融的实质角度界定金融安全的观点认为,所谓金融安全,简而言之就是货币资金融通的安全,凡是与货币流通以及信用直接相关的经济活动都属于金融安全的范畴。一国国际收支和资本流动的各个方面,无论是对外贸易,还是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借用外债等都属于金融安全的范畴,其状况如何直接影响着经济安全。

    对金融安全概念的上述界定,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首先,根据金融的实质对金融安全概念进行界定。金融可以理解为凡是既涉及货币,又涉及信用的所有经济关系和交易行为的集合。把金融安全的概念界定为货币资金融通的安全,并强调凡是与货币流通以及信用直接相关的经济活动都属于金融安全的范畴,这实际上是根据金融的实质对金融安全概念的界定。

    其次,反映了金融安全概念的广泛性。要进行货币资金融通、从事信用活动,就需要有一个健全、完善的金融体系。金融体系是由五个基本的要素所组成:一是金融制度,具体包括货币制度、汇率制度、信用制度、银行制度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制度、利率制度、金融市场的种种制度,以及支付清算制度、金融监管制度和其他;二是金融机构,通常划分为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两类;三是金融工具,是指信用关系的书面证明、债权债务关系的契约文书等,其包括的范围极为广泛,从传统的商业票据、银行票据,直到期货、期权和种种金融衍生工具的标准合约,金融工具可以在金融市场上进行交易,是金融活动的载体;四是金融市场,是金融工具发行和流转的场所,金融市场主要包括资本市场、货币市场、外汇市场及衍生性金融工具市场;五是金融调控机制,是指政府进行政策性调节的机制,金融调控机制的内容包括决策执行机构、金融法规和货币政策。既然金融安全是货币资金融通的安全,凡是与货币流通以及信用直接相关的经济活动都属于金融安全的范畴,毫无疑问,在金融安全概念中理所当然包括了整个金融体系和金融运行的安全。

    再次,将金融安全的概念置于金融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讨论。金融全球化的影响具有两重性,金融全球化在大大提高国际金融市场效率、有效配置资源、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众多负面影响,突出表现为加大金融风险和引发金融危机。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为人们重视金融安全问题不断地敲响了警钟,也为人们在金融全球化潮流中维护金融安全提供了极其重要的经验教训。正因如此,从金融的实质角度界定金融安全概念时特别强调一国对外金融的安全,认为一国国际收支和资本流动的各个方面,无论是对外贸易,还是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借用外债等都属于金融安全问题的范畴,其状况如何直接影响着经济安全。需要指出的是,强调对外金融的安全,并不意味着忽略内部金融的安全,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的:对目前的开放经济体而言,内外部经济往往是交织和融合在一起的。过分强调外部均衡的能力和状态而忽略内部均衡的状态来谈金融安全可能有失偏颇。其实,这种对金融安全概念的界定中本身就已经包含了内外部金融安全,因为货币资金融通既可以是在国内金融市场进行,也可能是在国际金融市场进行。

    2.从国际关系学角度界定

    从国际关系学角度界定金融安全的观点认为,从概念的源泉看,安全本来是国际关系学的概念,因此需要从国际关系学基本概念出发,结合经济学的思维方式给金融安全下定义。抽象地说,金融安全是对“核心金融价值”的维护,包括维护价值的实际能力与对此能力的信心这两个紧密相关的方面。梁勇博士认为可以从三个层次来理解“核心金融价值”和该价值所维系的金融安全。

    首先,“核心金融价值”是金融本身的“核心价值”,主要表现为金融财富安全、金融制度的维持和金融体系的稳定、正常运行与发展。这意味着金融安全是金融本身(当然包括王元龙所说的货币资金融通)的稳定和金融发展的安全,这也是对金融安全最普遍的理解和最常见的金融安全问题。

    其次,“核心金融价值”是受金融因素影响的国家的“核心价值”,表现为国家的经济、政治和军事等领域的安全受金融因素影响(包括危害和维护两种情况)程度。这意味着金融安全是金融领域对国家经济、政治和军事等领域的安全的维护,即把金融的正常运行和发展看成是对国家安全的支撑。

    第三,“核心金融价值”是国际金融运行中本国的“金融价值”,其内容除了避免金融财富外流、外来冲击危及国内金融制度与体系进而危及经济、政治和军事安全外,主要是“金融主权”。这种“金融主权”是控制金融体系的力量,保持对国内金融运行和金融发展的控制。这是前两个层次的自然延伸,既包括金融本身的安全,也包括金融对其他领域安全的影响。之所以在前两个层次之外特别强调对金融体系的外来冲击,这是在金融日益全球化的今天,外部因素冲击国内金融体系所产生的不利影响日益突出,并且金融全球化赋予金融安全以更大的紧迫性。

    根据对“核心金融价值”的解释,这种观点认为,国家金融安全是指一国能够抵御内外冲击保持金融制度和金融体系正常运行与发展,即使受到冲击也能保持本国金融及经济不受重大损害,如金融财富没有大量流失、金融制度与金融体系基本保持正常运行与发展的状态,维护这种状态与能力和对这种状态与维护能力的信心与主观感觉,以及这种状态和能力所获得的政治、军事与经济的安全。

    郑汉通博士和雷家骕博士对金融安全的概念也作了类似于从国际关系学角度的界定。郑汉通认为,所谓的金融安全,即一国金融利益不受侵犯,金融体系的正常运转不受破坏和威胁,金融体系能抵御各种金融危机对其的侵害。反之,当一国金融利益受到侵犯,金融体系不能正常运转,面对各种各样的金融危机毫无抵抗能力,就是金融不安全。

    雷家骕认为,所谓金融安全,主要是指金融领域能够通过利用各种手段抵御和消除来自内部及外部的各种威胁和侵害,以确保正常的金融功能和金融秩序。

    3.对金融安全概念的再认识

    从国内外学者对经济安全和金融安全概念已有的解释来看,要准确界定金融安全的概念需要考虑以下因素:

    一是金融的含义与主要内容。金融是既涉及货币,又涉及信用的所有经济关系和交易行为的集合,金融运行需要有一个健全、完善的金融体系,而金融体系则是由金融制度、金融机构、金融工具、金融市场和金融调控机制所组成。

    二是安全的含义。安全是指在宏观上不存在威胁,在主观上不存在恐惧。安全是一种状态,也是一种行为,如安全措施与安全机构。

    三是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对经济安全问题的研究始于冷战结束之后,而对金融安全的研究和探讨是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金融安全观是特定历史发展阶段的产物,是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提出与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特别是经济金融全球化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可将金融安全的概念进一步界定为:金融安全是指在金融全球化条件下,一国在其金融发展过程中具备抵御国内外各种威胁、侵袭的能力,确保金融体系、金融主权不受侵害、使金融体系保持正常运行与发展的一种态势。

    二、金融安全概念的内涵

    为了准确理解金融安全的概念,还需要进一步探讨金融安全与金融风险、金融危机之间的相关性及重要区别。

    1.金融风险与金融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