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理论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传播学理论，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　知识社会学　传播学本土化　经典理论反思　研究新进路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　A

2008年的传播学理论研究焦点大都与这个年份的特别之处有关。首先，2008年时逢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因此，传播学界在本年度对中国传播学理论研究30年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集中的总结反思，并提出多种因应之策；其次，2008年出现了如冰雪灾害、3・1、四川汶川大地震、北京奥运、毒奶粉等具有重大影响力社会事件，结合这些事件对传播理论与实践进行概括与总结，或针对这些特殊鲜活现象探讨具有中国特色的传播理论发展之路，是本年传播学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方面。

一、中国传播学研究30年：实绩、困境与反思

有多位学者撰文提到，经过30年的发展，传播学在教育建制上已经成为国家认可的一个“学科”；如果从相应教研机构、论文著作和研究社群等“硬”指标衡量，俨然已是一门“显学”。有学者用极其概略的方式总结了大陆传播学研究的实绩：传播学界出版了诸多较为完整、系统的本土教材；西方经典的引进和译介亦颇具规模；理论方面的着论已从西方学术介绍转入本土化应用阶段；在部分领域已经产生了一些较为出色的学术成果；实证研究逐步普及，对资料及研究逻辑较为重视。

不过，和许多学者总结大小媒体30年历程时为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而呈现出的明显激动与兴奋相比，很多学者对中国大陆传播学研究现状并不持“自豪”和“乐观”的态度――更有学者把自己回顾传播学研究30年的感受形容为“一半是惊喜，一半是惊恐”――这些说法启人深思。下面将他们的反思进路大致地分为两类，分别加以概述。

一是通过知识社会学意义上的批判性考察，着眼于中国大陆传播学知识的历史建构过程及其得失。

回顾传播学引入中国的第一个10年，批判学派的“夭折”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有学者认为“夭折”固然和施拉姆的亲身传播、学者们原有的知识局限等有关。但更深层的原因却是知识生态的压力。这种知识生态直接受制于意识形态的压力，“这种压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当时的传播研究主体被迫采用双重标准的研究策略：对外批判主义，对内行政主义。”时至今日，这种双重标准的研究策略远未绝迹。有些学者的观察可谓犀利：“有机会的时候，中国学者能够将批判理论运用得相当娴熟，简直可以说是如说家珍。”

“传播学本土化”问题自传播学引入时就开始困扰中国传播研究者。有学者以反思传播学研究为契机，转换提问的方式，对“传播学本土化”话语本身进行问题化。作者以受众研究为例，从经验的、历史的角度对“传播学本土化”的现实结果进行考察，研究结论大大挑战了人们的成见：“中国的传播研究不是没有本土化，而是过于本土化，以至于我们要对这种以实用为主的本土化策略进行批判性反思。”在如此严重的本土化现实被忽视的本土化讨论背后，更严重的是政治场域和经济场域对学术场域的渗透，导致中国传播研究出现了明显的轻理论、重应用，轻批判、重管理的工具理性特征。造成本土化理论研究的生存空间局促的不是被整体化的“西方”或“西方传播学理论”，恰恰是成为主导传播研究的现实需要和政治潮流。

有学者认为，在诸多制约传播学研究发展的原因中，最需要解决的，是在思维框架上如何突破功能主义传统的束缚。功能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把“社会需要和传媒业发展”当成一个固定不变的叙述分析框架。由此衍生出传播领域的“社会需要论”，即把一些传媒现象的出现和变化都视为“社会需要”，使得传播学研究陷入没有解决任何问题也没有生产任何新知识产生的循环论证之中。具体到研究中，就是将本该被仔细辨析的对象类型化、对象化和角色化，似乎研究就是用材料证明某些类型的存在，而不是从类型中发现新的变异。功能主义思维还导致研究中出现了抽象的性质决定论，把研究变成贴标签和时髦的词汇竞赛。该学者建议，要扭转这种日渐庸俗化的研究取向需要从“功能主义向建构主义的转化；从社会决定论向社会互动论转化；从抽象的因果推论向具体的事实描述转化；从事例归纳向意义解释转化”，在传播学研究中时时“面向事实本身”。

有学者从学科建设的角度表达了对概念及其阐释在传播学研究中处于“失落”境地的担心，提出传播学概念和概念阐释在中国大陆传播学研究和教学中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学习、厘清现有传播学及相关学科核心概念是所有研究者必须从事的一种“投入”(input)行为；同时，在欧美的传播学研究受社会稳定、制度完善、固有学科范式的影响，研究议题日趋微观、琐碎的背景下，处于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中国学者理应提出很多有意思、有意义的传播学概念、问题和假设，积极参与到理论概念的建构过程中。无论是倡言“厘清”，还是字里行间包蕴的“发明”冲动，都满含着作者对于中国大陆处于全球传播学知识生产的终端位置的焦虑和不满，以及建立一个自主自觉的学术共同体的热切期盼。

有学者在整理和研究大量相关著述的基础上，对1978-2008年间人际传播研究的历程进行了初步描述和分析：大陆人际传播研究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以介绍西方人际传播基本概念、理论、普遍原则和原理为主要目标的引进性研究；套用西方人际传播学术和概念，尝试对中国社会人际传播现象、观念与问题进行的探索性研究；伴随中国社会转型与变革现实需要，逐渐形成和扩大人际传播研究领域的跨学科研究。。有学者从时间、理论和问题三个层面，对跨文化传播研究的一些基本公认的研究成果和他本人认可的观点，做了一个素描式、纲要式的总结。这些学者的主要观点是：作为传播学分支之一的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在20世纪80、90年代确立了自己的一席之地，学者们对跨文化交流的重要性一致认同，但对其理论实质没有统一的认识；国内的跨文化传播研究体现出一股较浓厚的理论角度而非实践角度的问题意识；明晰语境、理论落地、理论建设和理论升级是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几个现实紧迫要求。

二是对传播学教育和研究体制进行剖析，注目点在传播学研究基本学术规范、学术评价标准和学术自主性建设等相关问题上。

有学者认为当前的传播学研究存在如下缺陷：研究缺乏规范，低水平高度重复性研究，其中对政策进行诠释的注脚式研究、实用性行政研究和论文评论化现象尤为严重；研究生力军聪明有余，基本训练不足；理论问题意识不强，缺乏突破性研究典范；缺乏跨学科和全球的视野。要解决以上问题，必须首先改革传播教育，这包括研究生院课程、招生办法和研究体制方面的改革。对此，该学者提出的操作性建议有11条之多，涉及传播教育与研究体制等诸多方

面。

在有的学者看来，对现行学术体制进行批判固然必要，但如果从学术共同体的角度看，首先要如布尔迪厄所提倡的那样，将自己的思维路径和研究活动作为分析和批判的对象。由此反思下去的一个十分触目的问题就是“我们还太缺乏作为学者社区的‘主体性’，因此未能形成自主自觉的学术共同体”，其后果是将理论或“被某些以政治或文化资本之拥有而界定的权威所简约或扭曲的理论”当做教条，将“某些来自他乡或彼时的概念或现存体制权力的话语支撑当作了事实性的预设，将它们排除出了批判分析的视野，不仅自己无法对之反思，而且不容他人置疑。他们将自己当作权力的侍从和代言人而不自知，甚至以笼罩在权力的光环下而沾沾自喜。”这意味着，学术的评判标准不应来自于“行政管理的指标”和“国家权力行使的工具”，而应当是：“是否提出了新问题，是否系统地考察了经验的现实，是否验证、发展或提出了理论解释，是否展开了结合经验观察和理论分析的系统论述，是否以此论述彰显了普适的人文精神，是否有助于我们所在的社会共同体集体的批判思考能力。”最后，该学者从期刊改革等方面提出了4点建议，借此吁请学者们形成“对现存学术体制的有效的、建设性的抵抗”。

中国的传播学隶属于新闻学院的学科建制也成为很多学者关注的焦点。有学者认为，传播学“没有被引进到社会学领域或信息科学领域，而是投进了早已失去想象力的中国新闻学的怀抱”，使得传播学“笼染上旧有的痼疾”。以至于让人生出“传播学在中国投错了胎”0的感喟。有学者认为，在传播学的安身立命之处，跨学科与多种理论来源，以及基于维系民主制度的目标回答社会实践问题，从来都占据一席之地。隶属于新闻学院学科建制的中国传播学研究和传播学在美国的发生发展相比，存在这些先天不足：理论层面缺乏社会理论支持；本属于新闻学科核心的人文关怀及对终极价值的追问和批判精神严重缺失；传播学术研究在尚未建构出自身价值评判标准时，就已经快速地与权力和利益结盟，研究的行政取向格外突出，理论反思严重不足。尽管从今天看传播学在名分上已经获得和新闻学平分秋色的合法性，但由于它与新闻学和中国新闻事业过于密切的关系，加上对经验研究和文化研究两大理论路径本身的思想源流演变、社会政治基础、文化价值起点的认知和理解上的局限，使得中国传播学研究在30年的发展中，描述多过阐释，论断多过概念，在应用性方面的成就高过理论性。

有学者注意到，在目前传播学研究的队伍中，真正接受过系统、科学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训练、掌握了科学研究的基本手段的学者数量不多。传播学研究大量应用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和方法，而其他学科的研究中却很少使用目前我们的传播学的研究成果；研究滞后于传播技术的发展和传播媒介的更新。该学者提出，传播学研究要同中国的社会发展密切联系，同时要在一般性的研究内容上超越特定政治意识形态的局限，并在研究方法上摆脱对政治的依赖，探索出本学科必需的、独特的学术规范。传播学虽然在1996年以后被官方以各种形式予以认可和接纳，但从此以后“传播学的学者们不得不在诠释官方意识形态、服务当前政策等方面寻找课题、寻找经济支持，传播学被体制化。传播学研究和教学中向大众传播媒介偏向，最终将学生的就业去向都集中在大众传播媒介，新闻传播类的学生脱离了专业媒介就无法施展才能，从而造成目前就业难的现实。

有学者借助与相对成熟的西方传播学教育比较，提出中国传播学的未来发展可以归结为三个焦点：明确传播学教育“局外人”的视角，倡言传播学应以批判的眼光审视媒介对受众与社会的影响，将批判性思维作为传播学课程的一部分，从更为本质的学术立场、观察视角、教育目标和教育职能等层面区别和超越于新闻学；改变过去把传播学教育狭义化为“美国大众传播学”的局面，增加跨学科课程比例，强化理论基础，将传播学的若干子领域列入专业基础课程中；对传播学学科建设和理论建构有更多的自觉和承担，强调研究生教育的重要地位。

有学者提出不应仅仅将传播学者视为对媒介机构、组织、受众和效果了如指掌的专业人士，而应首先将自身视为知识分子之一种。只有这样，才能在商业化和市场化的浪潮中，“保持研究者自身的学术人格”。有学者结合自身研究经验，对传播学实现真正跨学科对话与合作的可能途径进行了分析。尽管传播学应是以问题为取向，不应存在跨学科对话的障碍，但目前的跨学科合作还主要依赖于研究者的兴趣与同好间的合作。虽然合作可以提高研究效率，也有不错的学术市场，但缺乏相适应的学术评价体系支持。

二、外国传播学思想研究与再阐释

自从德国哲学家和政治传播家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引进汉语学界以来，就其对中国历史和社会是否具有适用性和解释力等问题展开过多次较大的争议，其中最为激烈当数上世纪90年代被称为“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论战。遗憾的是，中国传媒学者不仅整体缺席于这场论争，也未对涉及的传媒议题给予必要的关注。有学者认为传媒学者这次失语的和他们缺乏一种国家一社会关系的分析视野有关。该学者通过展现国家一社会关系的分析框架在中国公共领域研究中的浮现过程，认为对中国国家一社会关系的考察是讨论公共领域和中国传媒问题的前提和关键。同时，在此视角下展开的传媒分析路径是提升公共领域与传媒问题研究学术品质的有效路径，也是促进国内传媒问题研究范式转换的一种可能思路。作者指出，这一传媒研究路径的建立应摈弃功能主义的认识定势，把握真实的国家一社会关系，理解国家、社会、市场、传媒的复杂动态关系，以及借鉴实践社会学的研究路径。

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催生出了论坛、博客、播客等网络新媒体，重新点燃了人们对“公共空间”这一理想社会模型的热情。这是否将构建出新的公共空间?又将如何影响政治传播和民主政治?有学者根据哈贝马斯关于“公共空间”的原始：述，析出9个带有指标意义的、理想状态下的“公共空间”所应具有的特征。运用这一标准，作者比较衡量了近现代人类社会所经历的三个媒介形态(分别为“印刷媒体公共空间”，“广播电视公共空间”和“网络公共空间”)，发现支持哈贝马斯提出“公共空间”的欧洲17和18世纪的资产阶级公共空间事实上并没有达到可以称为一个真正“公共空间”的标准，倒是当下得到迅猛发展的“网络公共空间”为民主政治传播前景涂上了一层乐观的亮色：“实际上，如果从历史发展的纵向顺序来比较，‘网络公共空间’的出现，与其说是传统的公共空间的一次复生，不如更准确说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空间的诞生。”还有学者提出新媒体尤其是自媒介的开放性、平等参与性、独立性更强，获取的资讯更完整，意见表达总体更趋理性和批判性，这些都为“网络公共空间的再转型”提供了可能。在做出比较理想化的分析之后，学者们也对“网络公共空间”可能存在的问题作出了谨慎的提醒：“网络公共空间”如何面对政府和利益集团越

来越严密的管控措施?如何平衡网络论坛上的低级非理性化倾向?如何让娱乐强化理性、批判性的效果而不是相反?等等，这些都留待学界进一步观察和研讨。

有学者组织了关于传播“传递观”和“仪式观”的辨析讨论。传播的传递观强调讯息在空间内的传布，以社会心理学和行为主义为基础，目的在于实现对空间距离和人的控制；传播的仪式观不是分享信息的行为，而是共享信仰的表征，强调文化的共享，目的在于维系一个社会。仪式观的理论创新之处在于：从参入者而非传者受者角度进入问题；通过符号学理论分析传播的文化意义；将对传播作用的分析上升为文化层面，注重传播对秩序的建构、对信仰的扩散，所涉及的广度和深度都有所提高。尽管两种传播观有诸如此类的差别，但二者并不是对立的，在实际研究中应根据具体情境发挥它们各自的优长。不过，从传递观曾大行其道的学术史背景和大众传播对现代社会整合作用日渐强大的现实需要看，仪式观对当下的传播学研究具有更多理论上的启发性和开拓性，学界应投以较多的关注。

拉斯韦尔5W模式是影响经验传播学派的重要学说之一，但对它的形成过程进行专门研究的尚不多见。加拿大传播学者巴克斯顿曾提出一种最新见解――这一模式的真正作者应该是约翰・马歇尔。对此，我国有学者提出异议，认为对拉斯韦尔来说，5W模式与他早期的宣传研究和政治思想框架中有着难分难解的关系，这些都可以在他相关著述中找到佐证。明确这一起源除了有助于澄清史实，更大的价值在于可以通过还原5W模式出现的语境来更准确地认知该模式的历史对应性：这一模式和拉斯韦尔维护统治者利益的初衷有着密切关系，其中曾经包含的意识形态对立观念曾在拉斯韦尔论及冷战时期的传播战时闪现。

通过文献分析对传播学史成见提出商榷的还有关于拉扎斯菲尔德的研究。有学者针对批判学派对拉氏的实证效果研究“狭窄”和意识形态的保守倾向等展开辨析。细读拉氏及其哥伦比亚学派的论述会发现，他们不但看到了媒介导致的受众态度和行为的即时或短期的改变，而且关注大众媒介可能具有的长期、甚至制度性的影响。遗憾之处在于，由于现实关怀的需要和方法论的影响，拉氏等人在绘制了一幅“宽地图”之后践行的却是“窄操作”。同时，拉扎斯菲尔德所代表的效果研究虽然没有明确提到媒介体制问题，但因此将其指责成为现存体制服务有些失之简单。事实上，拉氏及其合作者很早就敏锐地观察到了大众媒介的产生所带来的社会控制方式的变化，并对媒介终究是维护资本主义和消费主义的保守特征与霸权倾向进行了批判性描述。

有学者对杜威传播思想在传播思想史上的地位和意义进行了深入考察。杜威的传播思想是他为新时期的进步主义确定基调的集中表现。在“社会有机体”思想的基础上，杜威提出：“社会不仅是由于传递、传播而得以持续存在，而且还应该说是在传递、传播之中存在着。在公共(common)、共同体(community)和传播(communication)这些词之间的联系不只是字面上的。人们由于共有的事物而生活在一个社会中，传播就是人们达到共同占有事物的手段。”“传播”的社会实践意义在于共同参与创造一个新的世界，它也是民主政治得以可能的重要途径。这些极富人文色彩的论述，为库利、米德等其他早期传播思想家奠定了理论基础，并为理解现代西方传播思想的发展变化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

议程设置理论早在20年前就已经介绍到中国，可真正系统运用这一理论研究中国媒体和受众关系的尚属风毛麟角。有学者基于该理论的基本框架，以实证科学的研究方法，运用时间序列分析中的ARIMA模型及多元回归模型检验了媒体议程、媒体接触对公众议程的影响，证实或部分证实了“接触媒体程度高的公众，对各议题的关注程度也高，两者正相关”等三项假设。媒介组织是新闻生产的主要场所，但传播学界很少涉及媒介组织的内部传播及其影响。有学者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对上海和新加坡两地6家报纸组织的内部传播情况进行了探索性研究，并对获取的有关媒介组织传播基本状况及其与新闻生产关系的经验资料进行初步分析，为日后深入理解媒介组织新闻生产过程提供了参照。

三、传播学理论研究的新进路

有学者从传播研究的对象、方法和成果三个方面，分析了传播学研究两大流派――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在对一些关键问题认识上的“二元对立”，提出要对“客观性”进行重新界定。该学者从本体论的角度分析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对象，无论是传统学派还是批判学派，他们用来检验科学理论或假说的事实只能是“经验事实”，也只能在认识活动从“经验事实”出发去建构传播学理论。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在经验社会事实中，还包容着一种构成社会事实并反映到经验社会事实之中的“客体意识”。经验学派反复强调的研究“客观性”，实际上就是经验社会事实中的“客体意识”。至此，传播学两大学派争论的实质点之一――“研究对象是否是客观的”和“研究者能否做到客观”的问题，已经在“客观事实”与“经验事实”的概念的建立中得到了解答，而所谓“客观性”原则成了在获得“经验事实”中如何体现“客观意识”的问题。该学者主张，传播学研究与其纠缠于用“说明”的方法还是“理解”的方法，不如将问题具体化为“在传播学研究中，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研究者的主观因素可以忽略不计，而着重运用说明方法研究问题”、“在什么条件下主观因素对认识过程的影响必须要加以考虑。因而着重运用理解的方法更恰当”。至于传播学理论，尽管它未必见得就是“真理”。但“对事物做出解释或分类的有用的方法或深刻的见解就是一种真理”。如此辨析的最重要启发是，要坚持传播学研究方法的多元化，不应用某种单一不变的方法统驭；同时，在传播研究实践中，以“以问题为中心”来选用具体的方法，而不是“以学科(派)为中心”画地为牢。

在个体对传播信息的微观加工机制和研究方面，神经科学具有截止目前为止其他任何方法都难以企及的优势和特殊适用性。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传播心理实验工作室自2007年9月起，经过6个月的精心筹划、素材准备和实验设计，于2008年3月8-30日进行了一项关于传播效果的ERP实验。这是中国人首次运用神经科学的研究方法和手段，按照严格的科学规范，运用脑电测量仪对有关传播效果问题所进行的科学测定。将神经科学引入传播研究后的研究空间很大，几乎在传统传播学研究所有方面都能应用，包括传播渠道研究、传播内容研究、传播对象研究、传播者研究等。在二者研究结合的初期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切入：媒介中的群体与个体形象建构；暴力和性等特定传播内容的影响；媒介体验中的情感；广告与营销效果；不同语境下传播效果的比较研究等。同任一种科学手段一样，神经科学手段本身也有难以回避的局限，尽管如此，将神经科学引入传播学后的研究仍然非常值得学界期待。研究者提出，“一旦神经科学与传播学经过长期深度融合并形成了特定

的研究方法与话语体系时，我们有可能将这一研究领域发展为‘神经传播学’。”

与传统认识中人们知觉习惯对图像生产的主导作用相逆，有学者通过对媒体再现与空间知觉的关系分析指出，当代视觉传媒正在反向训练(mveRed discipline)着人们的场所知觉。通过分析渗透着各类影像媒体的当代城市空间的显形方式，作者进一步论述了光学透视所固定的结构性空间如何被公共空间中各类视频窗口解体，从而生成不均匀压缩的、多层叠覆的，无法稳定对焦的影像空间。最终，与几何连续体相对应的总体场所感被与影像碎片相对应的即时场所感更新。

有学者对大众传播心理学领域影响颇大的“传播的两级效果论”提出商榷，认为尽管人内传播是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但还是能够抽象、简化出一种类似鸡蛋结构的“蛋内传播模式”。人体的相关组织和器官分别担负着类似蛋壳、蛋清、蛋黄等功能，它们分工协同，对信息进行把关、整合、再生产，最终的决策信息指导人们的态度和行为，产生的结果作为信息反馈给个体，由个体重新调整内向传播和决策过程。对此，“传播的两级效果论”提出者也作出了友好的解释和回应。

四、传播学理论的应用：现实解读

在汶川地震中，政府信息公开以及新闻的开放管理政策产生了壮观的传播效用，不仅保障了公民知情权，更可以成为推进公共管理和强化政府公关的重要手段。有学者综合SARS危机、阜阳手足口病到汶川地震等事件中信息公开与否的社会后果，以社会的稳定(stability)为分析框架，从社会传播学的角度做出如下推论：在危机事件中，社会的和谐稳定固然与其政府或部门的治理水平(Governance)相关，但是信息的公开性(Openness)也必然与之利害攸关；因此，政府在言行的公信力(Credibility)方面的水准也应当是主要的历史考量维度；与以上因素相反的则是危机(crisis)的程度。此假设用数学模式表达，则为：S＝GxOxCCri。以汶川地震中的报道“开放”所达至高度社会动员为正面范本可以发现，这一事件中最可宝贵的传播学宣言。是一个关于新闻媒体的开放政策。从“政府信息公开”到“新闻公开”，中国新闻公开性的转向亦成为可能。还有学者从危机传播的角度分析了汶川地震中政府危机管理的进步和缺憾，提出在借鉴危机传播“西方范式”的基础上，将危机传播纳入学术研究视野之内，建立一套符合中国国情的概念、理论和范式体系，是我国新闻传播学界当前和今后努力的一个方向。

还有学者从汶川地震新闻报道中的经验和启示出发，对危机传播本身特别是信息的开放与控制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理论概括。“开放”不仅是汶川地震的救灾方针，而且是危机传播的基本准则。从汶川地震的救灾过程来看，“开放”应该体现在信息开放、媒体开放和救灾开放等三个层面。不过。“开放”不等于放任，危机的责任主体在解决危机的过程中对有关信息管理也将围绕这三个层面展开，这即构成了危机传播的控制性原则。它与开放性原则的关系是：前者必须建立在后者的基础上，开放是前提，是首要原则，在当代中国的危机传播实践中尤其需要加以强调，控制只能是建立在开放的基础上必要而适度的控制。至于如何在“开放”和“控制”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和内在的统一，作者认为要在危机传播的动态过程中和具体信息内容的报道程度或力度的把握中达成二者的有机结合。

汶川地震报道中多位电视台主持人在播报地震新闻时难忍泪水的画面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但这种传播主体的情感介入，与人们长期以来关于传播主体在实施大众传播行为时应该规避个人倾向介入的惯常认识是有冲突的。有学者通过分析提出在特定的报道情境下。传播中的情感因素体现人类本质和人类普世价值，而传播中个人体验和共同体验的结合，则强化了传播效果，起到社会团结、塑造国家形象的功能。事实证明，在一定条件限定下，传播中的情感介入不仅无害，而且有益。

篇2

关键词： 《植物化学保护学》 角色认知 教学态度 教学行为

教师的教学活动过程是一个信息传播的过程，所以传播理论适用于教学活动。要完成传播，需要三个阶段：认知、态度和行为。而教学《植物化学保护学》的老师，要完成教学任务，必须做好以下三个方面：角色认知、教学态度――教师的职业责任感、教学行为――教学手段的多样化。

一、《植物化学保护学》教师的角色认知

在《植物化学保护学》教学过程中，任课教师是传播学中的“谁”，是“施教者”，他所教授的内容构成传播学中的“说什么”。对于化保教师来说，是教学内容（信息）收集、加工和传播的主体，也是教学活动是否能够成功的主要责任者。身为化保教师，应该具备下列知识认知。

1.对所授专业及受众（学生）的认知

《植物化学保护学》是农业院校植物保护专业的专业课。教师应该对植物保护专业有充分了解，了解植物保护专业的性质与培养目标等，学生最终要达到什么样的专业程度。防止教学过程中跑偏，以免教师在授课过程中抓不住重点，对熟悉的内容大讲特讲，不熟悉的一带而过甚至不讲。

植物化学保护专业的学生将来是为农业生产服务的，是植物医生。所有农作物包括森林植物，在生长发育过程中甚至在采后贮存过程中都可能受害虫、病原微生物、杂草或杂木等有害生物的危害，都需要植物医生进行诊断、分析、开具处方，提供有效的防治方法。所以植物保护人才是农业生产的螺丝钉，任何作物生产都离不开植物保护，植保人才应该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这就要求植物医生识别有害生物、认识有害生物的危害症状、发生规律和特点、掌握防治手段和方法。植物保护专业的三大专业课程包括《农业植物病理学》、《农业昆虫学》和《植物化学保护学》。农病、农虫教会学生如何诊断病、虫，了解和掌握病、虫发生的规律和特点及一般的防治方法。而我认为植物化学保护学，是植保专业最重要的专业课，原因如下：

（1）化学防治是农业生产中防治有害生物的最重要的手段。目前防治病、虫、草害有多种方法，如农业防治、生物防治、物理防治、化学防治等，但是纵观国内外对有害生物的防治，迄今化学防治仍然是最重要的手段，其他手段只能起辅助作用。

（2）化保课程的学习，可以带动其他专业课的学习和掌握。植物保护专业有三大专业课：《农业植物病理学》、《农业昆虫学》和《植物化学保护学》。化保涉及的农药包罗万象，包括杀虫剂、杀菌剂等类农药，而不同的农药品种，其生物活性不同。学生在掌握农药品种的活性、特点的基础上，必须熟识病害、虫害、草害的发生发展规律及识别要点，才能科学安全地用好农药，充分发挥农药的性能和药效，才能达到病虫草害防治的目的。所以化学的学习可以带动其他专业课的学习，可以说《植物化学保护学》是植保专业三大专业课中的核心课程。

（3）植保专业的毕业生大部分面向农药公司就职。毕业生在农药公司中主要从事农药销售、农药研发、技术培训等工作。现在的在校生，毕业后可能有部分学生继续读研新造，有些学生直接就业。直接就业的学生几乎超过90%在农药公司或农业种植园从事与农药或植保有关的工作，而现在与植保专业有关的硕士、博士（如植物病理学、昆虫学、农药毒理学、农药学等方向）大部分的就业方向与农药有关。从这一层面看，植物化学保护学是植物保护专业最重要的专业课。。

2.对《植物化学保护学》的认知

（1）概述。植物化学保护学是关于农药性能、农药制剂、农药试验、农药管理、农药科学使用的一门综合性的学科，是关于如何充分发挥农药药效、减少农药对人、畜、环境毒性的学科。农药是农业生产上必不可少的生产资料，是提高农作物产量和保证农产品质量的必需品。在农业生产中，因有害生产造成的损失可能占农产品产量的30%～40%，蔬果类可能占50～80%，而使用农药进行化学防治挽回的损失可达到30%左右。如果不用农药，则世界上将有很多人挨饿。农药还在保证农产品质量方面起很大作用，一方面农药的使用可以保证农产品的整洁度，品相好，生产出高端产品（无虫孔、无病斑），另一方面可以使农产品免受一些能产生毒素的致病菌（如小麦赤霉病产生呕吐毒素，黄曲霉菌产生黄曲霉毒素）的侵染，保证农产品的安全性。

而农药在其发展史上出现一些负面的影响，如有的农药对哺乳动物毒性较高，有的农药对生态平衡和环境破坏性较大。这就要求加强农药管理，科学使用农药。植物化学保护学就是一门如何最大限度地提高药效、消除农药负面影响的学科。

（2）内容。植物化学保护学具有丰富的内涵和广博的外延，其涉及的知识内容繁杂、共分十多章，几乎每一章拿出来就是一门独立的课程。第二章农药剂型和使用方法，涵盖了“农药加工剂型”及“农药科学使用技术”两大方面内容；第三章至第七章是农药各论部分，分别是“杀虫杀螨剂”、“杀菌剂”、“除草剂”、“杀鼠剂及其他有害生物防治剂”、“植物生长调节剂”，这几章是关于不同有害生物的防治剂及植物生长调节剂，各自独立，自成体系。有害生物的分类、生理生化特性相差较大，要求教师知识面广、涉猎范围大，并且具有一定深度。第八章是农药有害生物抗药性及其综合治理，第九章农药与环境安全，第十章农药生物测定与田间药效试验、第十一章农药的科学使用。

植物化学保护学涉及的基础理论有：物理化学、数理统计学、基础生物化学、植物生理学、植物学、动物学等；涉及的专业基础学科及专业学科有植物学、普通昆虫学、普通植物病理学、农业植物病理学、农业昆虫学等；涉及的专业提高及拓展学科有昆虫生理学、农药毒理学（包括杀虫剂毒理学、杀菌剂毒理学、除草剂毒理学等）、农药生物测定技术、农药剂型加工学、农药科学使用技术、植保器械、农药环境毒理学等。

（3）对化学保护学教师的要求：植物化学保护学既是一门理论知识丰富的学科，又是一门实践性非常强的学科。要掌握和熟悉这些内容，对教师的要求很高，基础理论知识扎实，前后章节的知识应该融会贯通；要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不照搬课本，要理论联系实际。此外，要注意丰富自己的教学手段和教学技巧，提高学生的兴趣和学习积极性。

为使教学活动丰富多彩，加深学生对理论知识的印象和提高学习积极性和兴趣，还应搜集一些与课堂内容相关的人物、事件等。如：“邱氏鼠案”、“化学起源与有机磷酸酯类化合物的关系”、“药害事件”、“农药中毒事件”、“对学科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的人物事迹”、“博帕尔事件”，等等。

教师除了扎实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外，还应紧跟学科发展的前沿，密切关注学科的最新进展如毒理学的新发现、新农药品种的研发、新产品的面市及在中国农资市场上出现的新的农药品种；世界各国对农药管理方面的新的政策法规。在课堂上及时补充这些新内容，以免学生了解的农药知识与市场脱节，使学生进入职场后适应能力强。

二、教学态度：教师的职业责任感对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性

对教师角色有充分认知后，教学态度成为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教师的教学态度体现在教师的职业责任感方面。

美国教育家阿道尔夫・第多斯惠说：“教学的艺术不在传授本领，而在激励、唤醒和鼓舞。”教师责任感的根本内容，在于把成长的自交给学生，放开手脚促其自理，发展对所学东西的兴趣，增强自我发展的信心[1]。中国有句古语“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教学过程中教师是主导，而学生才是主体。从这一点看，教师的责任感关键在于如何提高学生的自主能动性，而不是停留在如何提高专业知识储备量、如何认真对待每一堂课、如何监督学生的作业等层面。后者是教师对自身的要求，是作为一名教师的本分，是分内的事。如果一个教师只是在自身素质的提高方面下工夫，忽略学习的主体――学生，那么学生的学习可能是被动地接受灌输，可能没有学习热情和学习兴趣，可能单纯地为了应付考试而学习。当学生有一个学习的强大动力时，才能有学好本门课的强烈愿望，才能付诸行动。这个动力来源于哪里？如何激发？这是专业课教师的教学艺术和教学智慧所在。

在植物化学保护学的教学过程中，可以将学生分为三种类型，这可能适合一般教学过程对学生的分类。

1.部分学生有一个良好的人生规划，他们选择这个专业学习，未来要从事与该专业有关的工作，所以他们身上有自发地学习欲望和强大的动力。

2.有些学生可能没有那么远的规划，但是他们在乎的可能是眼前的一些利益如奖学金等，这些学生很在乎学习成绩，这是他们学习的动力。

对于这两类学生，教师一般不用费心思，备好课讲好课基本可以完成教学职责。

3.但是还有一类学生，他们既没有长远的人生规划，又无望拿奖学金、无望入党等，所以随心所欲、随波逐流，上课时可能在玩手机、听音乐等做一些自认为感兴趣的事情，对于“植物化学保护学”既没兴趣又不培养兴趣。这就要求教师在上课时密切注意学生的动态，特别要关注那些坐在教室后排、低头不听讲的学生。

这第三类学生的问题在于对专业认知的不协调，他们对专业的认知可以分为：（1）应该学，但无用；（2）没兴趣，学别的；（3）虽想学，但基础差，不愿学，自暴自弃。

这类学生需要教师进行干预，帮助其分析问题所在，并且在以后的专业学习中不间断地给予关注，逐步培养其学习兴趣及责任心。我们所遇到的这类学生，在后来的学习过程中部分学生都改变了原有的看法和做法，最终取得了不错的学习成绩。有的毕业后直接进农药公司上班，用人单位反映良好。

三、教学行为：多种教学手段并用，提高课堂的生动性

《植物化学保护学》是采用多媒体与板书同时进行的授课方式。多媒体教学的关键是多媒体课件的质量。在《植物化学保护学》的多媒体课件中，除了知识点及重点、难点外，与知识点相关的漫画、照片、动画、影片等也非常重要，这是多媒体教学的优势，也是使讲课变得生动、活泼和提高学生学习兴趣的重要手段。如讲到农药毒性、药害、表面张力、喷雾原理时，适当播放一些视频和图片，学生看PPT听讲，长时间会产生视觉疲劳，进而大脑疲劳，如果适时穿插一些板书则会起到“提神醒脑”的作用。

无论是多媒体授课还是板书授课，活跃课堂气氛、提高学生注意力及听课兴趣最重要。课堂上运用案例教学、谈论式教学、课堂讨论等都是非常好的手段。化保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教学案例比比皆是，每一章节都可以举出很多案例，如以梨、苹果锈病为例，说明化学防治的关键时期、选用的杀菌剂组合及使用方法、剂量等；以一个害虫为例，说明杀虫剂的使用方法；以麦田或大豆田杂草为例说明不同类型的除草剂的使用方法及除草剂轮用、混用方法及用途……

上课时，适时提问，可以让学生的思路跟着老师走，不会因为老师讲课内容繁多而走神；就某个问题进行课堂讨论，也是提高学生学习兴趣的方法。

总之，传播学中的认知、态度和行为理论，在指导植物化学保护教学中起到了很大作用，学生中的不协调声音在教学过程中逐渐消失，最终几乎每个学生都能做到上课认真听讲，对老师布置的作业、课后调查等任务也能按时完成，对本学科都表现出浓厚兴趣，取得令人满意的成绩，达到教学目标要求，相信传播学理论对其他学科的教学有同样的指导作用。

篇3

【关键词】传播学；本土化

一、本土化研究的起源与发展

本土化是上世纪年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涌现的学术思潮，是对社会科学理论普遍“西化”作出的反应，我国传播学研究本土化这一概念的提出大概是在1995年左右。

传播学的本土化包括三个层面：第一种是指简单地将外来的理论直接应用于本土社会；第二种是指在本土社会的基础上对外来的理论进行补充、发展；第三种是基于本土社会的原创理论。这种原创理论的出现有两个可能性：一是在当地社会有其独特性，因而引发新的理论建构；二是有关的社会现象并非独特，其实同样存在于其他国家，只不过是其他地方的同行视若无睹，没有进而探究，却给本地研究者捷足先登，“第一种移植式本土化在学术界的地位很低，因为当中缺乏创新，那只是重复应用。第二种修订式或是补充式的理论本土化其实很重要，因为它带有创新的意义，同时发生的可能性也比较大。第三种创新式本土化是学者梦寐以求的理想，它不但是理论的开拓，也会为本研究社群带来最大的认同。”

在台湾地区，第一部传播学著作是徐佳士在1966年出版的《大众传播理论》。在香港地区，余也鲁在1978年首次译述出版了宣伟伯的《传学概论：传媒、信息与人》，在1980年出版了《门内门外：与现代青年谈现代传播》。在祖国大陆，虽然刘同舜、郑北渭、张隆栋早在1956年和1958年就分别翻译发表了介绍西方传播学的文章，但研究性的文章直到1978年才出现。这一年7月，郑北渭发表了《公共传播学的研究》和《美国资产阶级新闻学：公众传播学》两篇文章，引起了新闻学界的兴趣。1988年，戴元光、邵培仁、龚炜出版了大陆第一部传播学专著――《传播学原理与应用》。但是，这些还都不是本土化的传播学研究。本土化研究有一个复杂而艰难的过程。

1982年，为了响应“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性传播学研讨会，会议提出：“对西方传播学，我们要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不要简单否定，也不要简单肯定。我们要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和我国新闻事业的传统，对传播学作具体分析，千万不能照抄照搬。我们对它的基本态度，可以概括为四句话、十六个字：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创造。……要结合中国实际，建立起符合中国国情的、有中国特点的新闻学或传播学，使它在‘四化’和‘两个文明’建设中发挥作用。”这一主张在此后20多年中，是多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的重要议题之一。

普遍认为第一次提出传播学本土化的命题是余也鲁。他在1978年3月主办的第一次中国传播研讨会（香港）上作了《中国文化与传统中传的理论与实际的探索》的演讲。余也鲁认为：“我们除了可以在中国的泥土上学习与实验这些（西方传播）理论外，以中国人的智慧，应该可以从中国的历史中找寻到许多传的理论与实际，用来充实、光大今天传学的领域。”因为，“传的艺术已深潜于中国文化中，流漾在中国人的血液里，只差作系统性的与科学性的发掘与整合。现在该是开始的时候了。”

1986年，全国第二次传播学研讨会召开。这次会议“最大的成果就是着手讨论了如何建立具有中国特点的‘新闻传播学。”1993年，第三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作为中心议题加以讨论。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明安香总结了一种有代表性的观点：“所谓建立中国特色的传播学理论体系，就是要从中国实际出发，为中国实践服务，研究和借鉴外国传播理论，概括和总结中国的传播观念和实践，建立自己的传播理论体系。对于建立中国特色的传播理论体系，要持实事求是的态度，既不可一概否认，也不宜乱贴标签，而应该从实际出发，面向实际，做到水到渠成，瓜熟蒂落。”

二、本土化研究的背景

中国拥有历史久远的传播活动。在有文字之前，人们最早使用口头传播，作为辅助手段还有图绳、图画、雕刻、烽烟等等。周朝起，就有了以甲骨和金石为载体的文字传播。春秋战国时期，群雄割据，处士横议，诸子论战，游说诸侯，聚徒讲学，各国都设有驿站和传舍，传播活动变得频繁。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采取了修筑驰道、统一文字、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制度等一系列措施，社会传播活动更加畅通。

东汉时期蔡伦发明“蔡侯纸”，此后，纸逐渐成为主要的传播载体。宋代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是印刷史的一次伟大技术革命，两者都为文字传播的普及做出了巨大贡献。

中国自古多文人仕士，他们或著书立说，或咏诗作词，留下令人惊叹的文化财富。儒家、道家、法家思想不仅对中华民族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更在世界范围内声名远扬。

三、问题及对策

（一）我国传播学本土化研究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

根据浙江大学传播研究所提供的《中国大陆传播学专著、译著要目》，传播学本土化研究的成果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纵向的中国传播现象和传播思想的研究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果

如赖江临的《中国新闻传播史》（1978）、吴东权的《中国传播媒介发源史》（1988）、徐培汀和裘正义的《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1992）、李敬一的《中国传播史》（先秦两汉卷，1996）。

2、横向的中国传播学理论和传播问题研究已经获得长足的发展

如关绍箕的《中国传播理论》（1983）《沟通100：中国古代传播故事》（1989）、孙旭培的《华夏传播论》（1997）等。2001年底由童兵、邵培仁、戴元光等著名传播学者主持编写、复旦大学出版社陆续出版的《20世纪新闻学与传播学丛书》，对20世纪的新闻传播学研究做出了归纳和总结。

篇4

宋学语录的勃兴

在宋代，语录体得到空前发展，并在教育中广泛应用。这种空前发展的速度和规模甚至让人吃惊:进入12、13世纪，忽然间，几乎所有重要的新儒学思想家都留下了“语录”。宋代语录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理学家的语录体著作占据绝大部分比例，并且主要在南宋完成。这些理学家的语录作品主要有《二程遗书》《二程外书》《二程粹言》，徐积的《节孝语录》，朱子的《延平答问》，朱子与吕祖谦同撰的《近思录》，朱子的《杂学辩》，吕乔年编的《丽泽论说》，薛据所编的《孔子语集》，黎靖德所编辑的《朱子语类》等等。其中，黎靖德所编辑的《朱子语类》达一百四十卷之多。宋代语录体如此繁荣发达，以至于在宋之后，语录成为子部的内容。对此，四库馆臣谓:“南宋诸儒开此一派，文章亦遂有此一体”。

宋代语录作为教育的普及读本，对理学教育的传播产生重要影响，也深受民众的欢迎。南宋周密在《癸辛杂识》中描述宋学时说:“道学之名，起于元祐，盛于淳熙。……其所读者，止《四书》《近思录》《通书》《太极图》《东西铭》《语录》之类。”这其中语录就占了很大比例。理学语录著作不仅在宋代被广泛编著与使用，而且对以后的教育也产生了深远影响。如朱熹和吕祖谦共同编撰的《近思录》，在历经宋元明清和民国的七百余年间，屡屡刻印，版本之多，仅次于钦定科举必读的《四书集注》。

宋学语录的特点

理学语录之所以得到广泛承认和接受，与理学语录自身的特点是密不可分的。宋代的理学语录是当时的理学家在从教时其弟子对教学讲义和教学情境的整理，并且一般是由多个人的记录资料汇编而成。宋学语录具有口语化和简易化特点，所整理的问题具有明显的说理性、针对性和教育情境性。

(一)理学语录的白话性

白话性是宋代语录体的一个重要特点。白话文相对文言文而言，是接近日常生活语言的文字表达方式。说与写是两种语言系统，记录“说”的语言带有明显的白话特点。宋儒语录是教师授课和师生问答对话的内容记载，门人弟子写入笔记时往往是直录老师的原话，虽然会有所加工，加以书面化，仍保存了大量活的口语。如《朱子语类》，记载的实际上是书面形式的口语，既有书面语成分，又有口语成分，大致反映了当时文人的口语概貌。

“看文字，须大段着精彩看。耸起精神，树起筋骨，不要困，如有刀剑在后一般!就一段中，须要透。击其首则尾应，击其尾则首应，方始是。不可按册子便在，掩了册子便忘却;看注时便忘了正文，看正文又忘了注。须这一段透了，方看后板。”(《朱子语类•卷十》)对于这种白话性，在表现出“原始性、自然件、讲述件、通俗件、朴实件诸特点”的同时，由于其处于口耳相传状态而不能凝定，故实用性强，审美性弱。这种缺乏文学美感的特点使得在以往的文学研究中，语录体著作难登大雅之堂，甚至多受批评。比如四库馆臣在《北溪大全集》提要中对语录体的批驳:“苟其理可取，亦不能不略其词章矣”。但是，从单一的维度进行评判是片面的。语录盛行的本源也是因为禅宗和宋儒认为以前的经文太繁琐，人们过于重视经典章句而忘记了学习的本意。教育要“直指本心，不立文字”，即不讲究文字，而只是质朴地、自然地把话语记下来。如二程以为作文害道，故不作文，只由门人随便把讲学口语记下来。朱熹也认为“文章须正大，须教天下后世见之明白无疑”。与精美的文言文相比，语录文确实缺少文采，但其平易通俗，正如郑振铎所说:“从这些语录里，我们可以看出他们所用的口语文，是很平易浅近的。虽不能和“词话”的漂亮的文章相比，在使用口语文于说理文一方面，却是有相当的成就的。”

(二)理学语录的说理性

虽然语录的白话性明显，但与其他同样具有白话特点的说话体不同，理学语录具有很强的说理性。这种说理性源自理学语录的教育性。在教学过程中，理学大师对学生进行知识传授和为学教导，在教学对话中将儒家经典思想表述出来。理学语录所论的主要是儒家经典，因此，教育说理性特点浓厚。如《语类》140卷中，《四书》占51卷，《五经》占29卷，哲学专题如理气、知行等，专人如周、程、老、释等，以及个人治学方法等，约占40卷，历史、政治、文学等约占20卷。

在很多学者眼中，理学语录体主要是为了说理。如庄仲方在《南宋文范》中评价语录体文章:“南宋说理文最为明达，虽北宋犹未及，惟近语录，无意为文者，皆不录。”下例可见:“学者好语高，正如贫人说金，说黄色，说坚软。道他不是又不可，只是好笑。不曾见富人说金如此。”《二程遗书•卷十五》“大凡人读书，且当虚心一意，将正文熟读，不可便立见解，看正文了，却落深思熟读，便如己说，如此方是。今来学者，一般是专要作文字用，一般是要说得新奇。人说得，不如我说得较好。此学者之大病。”《朱子语类•卷七》语录以教育和说理为目的，重点要让学生明白，所以语录中多比喻和疑问句式，针对不同的学生进行有针对性的说理教育。语录中多用启发、训诫、点拨、警醒性的语言，而不是长篇大论的阐述与严谨不苟的论证。

(三)理学语录的教育情境性

理学语录所载内容产生于师生往复诘难相互研讨学问之时，不像著书立说那样严肃郑重，气氛比较自由，态度比较真切，往往更注重实情，具有浓厚的教育情境性。具有情境性的作品会让读者在阅读时产生共鸣。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谈话类的文章也好，著作也好，在久远的历史中也是经常看到的，我想举两本教育类的经典著作，一是西方柏拉图的《理想国》，一是中国孔子的《论语》，这样一种谈话的方式可能比较容易使大家对教育产生一些生动的思想。”

语录体的著作是具体教学情境的记载，具有很强的教学情境性。清人朱止泉在《答乔星渚》中对语录的形容十分精彩:“凡文词不能畅达者，讲说之间，滔滔滚滚，尽言尽意。义理之精微，工力之曲折，无不畅明厥旨。诵读之下，謦咳如生，一片肫恳精神，洋溢纸上……”这种生动平实的言语，使得后人在读语录时，也感到仿佛先生就在面前，并且是针对自己的问题在悉心教导。如朱熹在与门人论述性与善的本质问题时，有这样的记述:郑问:“先生谓性是未发，善是已发，何也?”曰:“才成个人影子，许多道理便都在那人上。其恻隐，便是仁之善;羞恶，便是义之善。到动极复静处，依旧只是理。”

曰:“这善，也是性中道理，到此方见否?”曰:“这须就那地头看。‘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在天地言，则善在先，性在后，是发出来方生人物。发出来是善，生人物便成个性。在人言，则性在先，善在后。”或举“孟子道性善”。曰:“此则‘性’字重，‘善’字轻，非对言也。文字须活看。此且就此说，彼则就彼说，不可死看。牵此合彼，便处处有碍。”(《朱子语类•卷四》)教学情境性，还表现在师生间的对话和辩难之中。朱子弟子在《池州刊朱子语录后序》中称此书是“师生函丈间往复拮难，其辩愈详，其义愈精。读之悚然如侍燕间，承謦欬也!历千载而如会一堂，合众闻而悉归一己，是书之传，岂小补哉!”在读朱子语录时可以感受到教师对面讲授的情境。

(四)理学语录的补充性

语录体著作在对理学教学过程进行再现的同时，还能对理学家的思想做一个长时段的记载，反映出不同时期理学家的思想演进。如《朱子语类》的内容记载有的出于朱熹所著的相关专著成书之前，反映了其成书前的早期思想观点，有的出于其专著成书之后，反映了其成书后思想观点的新发展。并且《语类》中记载朱熹在讲学中涉及的许多问题在其文集中往往叙述简略，甚至完全没有。其中有些记载反映了朱熹晚年的一些精要见解，纠正了他早期著作中的某些观点。这些记载在研究朱熹其人其书方面尤其显得珍贵。清人朱止泉在《答乔星渚》一文中说:“《语类》一书，晚年精要语甚多。五十以前，门人未盛，录者仅三四家。自南康、浙东归，来学者甚众，诲谕极详。”理学之所以得到广泛传播与理学语录著作本身的特点有关，而当时的教育发展状况和考试制度为承认和认可为以语录的方式进行理学传播提供了现实动力的和政策空间。

宋代教育需要大众化发展倾向与理学语录传播

语录的广泛传播可以从宋代文化教育繁荣的社会背景中得到解释。北宋自立国以来，便以所谓“祖宗立法”的特殊权威确立了“偃武修文”、重视发挥儒者文士作用的治国方略，《宋史•文苑传》中记载:“自古创业垂统之君，即其一时之好尚，而一代之规模，可以豫知矣。艺祖革命，首用文吏而夺武臣之权，宋之尚文，端本乎此。太宗、真宗其在藩邸，已有好学之名，作其即位，弥文日增。自时厥后，子孙相承。上之为人君者，无不典学;下之为人臣者，自宰相以至令录，无不擢科。海内文士，彬彬辈出焉。”对宋代文化的发达繁荣，学者们都给予了高度评价。近代文化大师王国维说:“天水一朝(宋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也。近世学术，多发端于宋人。”陈寅恪“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宋代的文化繁荣的社会背景与教育需求之间存在互促关系。为满足人们的教育需求，宋代经过北宋时期三次大规模的教育改革，建立了从国家到地方的完备的学校教育体制，并且形成了从学校到科举的人才培养和选拔一体的连贯制度。有研究指出宋代教育有两个明显特点:一是以学术研究为中心的高等私学充分发展，并且注重规范化、制度化，其典型代表就是书院教育的建立与完善。另一个是承担蒙学教育任务的启蒙教育充分发展，并且更加社会化、普及化。

对宋代教育兴盛的描述最著名的是《都城纪胜》中的描述:都城内外，自有文武两学、宗学、京学、县学之外，其余乡校、家塾、舍馆、书会，每一里巷须一二所，弘诵之声，往往相闻。《宋史•选举志》对此也作了简要的概括:学校之设遍天下，而海内文治彬彬矣。

虽然宋代学校遍及天下，但并不意味着与今天的教育系统相同。宋代的学校教育没有固定的学习期限，学生来去无常，学子的学部分时间不是在学校中而是在家中或通过游学学习。除了徽宗朝蔡京兴学期间实行全国范围的学校升级制度，学校的教育与选拔功能成为一体这一短暂时期，很多学校都徒具其名。对此，宋朝屡次颁布最低学习期限，但往往并不奏效。如庆历四年(1044)三月关于兴办地方学校的诏书还规定，一般士人必须在州县学学习300天才能参加科举，以前参加过科举的士人可以减为100天。但随着庆历改革失败，这一限制也随之取消。徽宗朝全国行三舍法时，规定凡是入学满三个月，没有违反第一、第二等学规的县学生都可以参加每年正月的州学入学考试。在没有实行三舍法的其他期间内，对学生最低学习期限的规定大多是一年。

造成学生不能长期在学校中学习的原因一方面是学校在大多数时间内与科举分离，其他的，如赶赴科举，外地游学等也是士子无法长期在学校学习的原因。并且，现实生活中的生计压力，养老侍亲的需要等也不允许一个成年男子长期在学校中不理家事。在学校学习之外，士人主要通过自学、游学及与友人研讨等形式学习。这时，具有学校教材性质的语录作品使士人在家或在外时都能感受到如在学校中听从老师教导。

对于地处偏远，家境贫困的士子，难以长期在学校中就学，也无法到外处寻找名师，在教育机会上就处于弱势。对此，在《朱子语类》中，朱熹曾深有体会地说:“某是自十六七时下工夫读书，彼时四旁皆无津涯，只自恁地硬著力去做。至今日虽不足道，但当时也是吃了多少辛苦，读了书。”简易浓缩的语录作品记载了学者的教育精华，并以教育实录的形式成文，使得个人在独学无友的情况下也可以拥有优秀的教育资源。朱熹在编撰《近思录》时就提到了对“穷乡晚进有志于学而无明师良友”的士人，《近思录》足以作为自己在家研读的入门书，“诚得此而玩心焉，亦足以得其门而入矣”，在此基础上再学习四子的全书，“则其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庶乎其有以尽得之。”

由以上分析可见，虽然宋代官学教育发达，但士子仍无法长期在学校中学习，或者根本没有机会和能力进入学校学习。在缺少教师指导，在自修和研讨式学习中，再现名家教育实况的语录被广泛接受成为必然。四、宋代考试制度理学化和简易化特点与理学语录传播学术的发展与教育的发展是两条不同的路向，前者要求不断创新和超越，后者要求相对稳定和易于接受。在《宋代贡举科目述论》一文中，张希清先生指出，宋代贡举科目沿革的特点之一是由繁到简，由进士、明经、诸科等变为进士一科取士。这种改变提高了以经术及第举人的地位。

宋之前的经学教育遵循唐例，以《九经》为学校教育和科举考试的内容。但这一教育和考试内容在唐代时已经产生诸多问题，主要是经学中艰难晦涩的部分逐渐被淘汰，教育要求走向简易。避难就易的问题在宋代经学学习中依然存在。朱熹指出，当时学者读经“类皆舍其所难，而就其所易，仅窥其一，而不及其余”。甚至为了应试中举，士人“治经者，不复读其经之本文与夫先儒之传注，但取近时科举中选之文，讽诵摹仿”。高宗绍兴(1131—1162年)年间，“士习《周礼》《礼记》，较他经十无一二”，以致到了“其学浸废”的地步。

篇5

关键词：大学；新闻传播理论；教学方式；创新

中图分类号：G64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4）23-0076-02

一、新闻传播理论教学目标

新闻是一种媒介，这个媒介是党和国家的舆论阵地，是政府与人民沟通的桥梁。因此，新闻不仅要有必要的亲民心态，还要有其远见的卓识和宽大的气度胸怀。在大学新闻理论教学中，教师肩负着重大的责任和使命，不仅要全面提升学生的理论素养，还要培养学生的个性思维，让学生成为深度理论知识和创新见解的新闻人才，这也是新闻理论教学的人才培养目标。怎样才能培养学生的创意思维，让学生成为有思想的人，这是我们教师应该重点关注的。笔者以为，新闻传播理论教学可以从以下三方面入手：

1.学会发现：问题意识培养。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首先就要具备丰富的生活实际经验，要广见闻，善思考。在观察生活中，擅于发现问题，并且解决问题。新闻工作者的基本功就是发现，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就是培养学生对生活的渴望和对新闻工作的追求。在大学新闻传播理论教学中，教师不再只是一个知识的“灌输者”，而是一个引导者，帮助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主动发现问题，并且逐渐地形成一种自主分析能力。基于此，我们可以将新闻传播理论课程教学内容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为实习前的教学，主要讲解基本原理，教导学生在实习的过程中注重观察和分析，发现问题，然后在实习过程中自我解决，如果遇到无法解决的问题，可以在实习结束后将问题带回到课堂上，由全体师生共同讨论探究，通过归纳和提炼，总结出这一学期的主要教学内容。

2.学会思考：逻辑能力培养。作为一名未来的“新闻人”，还必须具备一定的逻辑思维能力，我们的学生不一定非要成为专业的社会学家，但是一定得具备丰富的社会经验，成为一名真正的社会工作者。目前的大学教育中，教师仍然将教学重点放在理论知识传授上，严重忽视了培养学生严谨科学的思想力，使得学生缺乏一定的逻辑思考能力，缺乏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关注。众所周知，一名合格的新闻工作者，必须要有对生活的渴望，对社会时事思考的热情，因此，在我们的实际教学中，要针对这方面教学的缺失，予以重视和弥补，在课堂教学中，注重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充分利用近期发生的社会新闻事件，让学生参与到思考中来，提高学生的分析和研究能力。

3.学会创造：行动能力培养。在新闻传播理论教学中，教师要留给学生一定的创造空间和时间，让学生去创作，去思考，去研究。学生创造力的培养和发挥，需要有一个良好的学习氛围，在这种自由、轻松、和谐的环境下，学生才能够做到大胆创新、畅所欲言。我们要鼓励学生提出自己独特的见解，充分发挥创新精神。教师不能再坚持“灌输式”的教学模式了，要以学生为主体，积极地引导学生去学习、去探索，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提高她们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让她们在探索的过程中充分地开动脑筋、发散思维。在实际教学中，教师还要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原则，做到理论才非空谈，行动才有灵魂。

二、新闻传播理论教学模式探索

大学新闻传播理论教学模式的探索，可以围绕如何创新教学手段和教学方式来进行，可以利用多种有效的教学手段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教学效果。比如，研究型教学、讨论式教学、案例教学等等，非常适合大学生的学习需求和教学需要。

1.研究型教学模式。提高大学新闻传播理论教学质量的首要前提就是要营造出一个有浓郁学术研究的学习氛围，如果理论没有生机，没有生命力了，那么其学术发展也就终止了，所以我们要挖掘出理论的灵魂，采用研究型教学模式。这一教学模式的具体步骤是问题―研究―交流―互动―结论，在教学中，我们一定要做到与时俱进，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研究内容要与时俱进，我们要引入国内外最新的新闻动态和教学课题，以供学生进行创新性研究；第二，教学理念要与时俱进，增加新媒体和新闻传播业界的新理念、新技术、新机制等相关内容；第三，教材改变要与时俱进，教材编写要充分地结合新媒体产业的发展和要求。

互动研究是一种高效的教学和学习模式，学生与学生之间通过互动，可以帮助他们互相整合信息与资源，增进他们之间的相互了解，加深他们的友谊。而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互动，又能够帮助学生解决学习上的难题，让学生和学生共同交流，做到教学相长。多年的教学实践证明，大学生并不是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肤浅和懈怠，他们对很多事情都有独到的看法，也有自己的思维，他们渴望自己的想法得到他人的肯定，他们急切地希望和教师之间进行精神层面的交流，而教师若只把他们当成还没长大的孩子，没有为他们提供想象和研究的空间，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学生研究能力的提高。

2.案例教学模式。新闻传播理论课程是一门比较枯燥生涩的课程，就其课程本身而言，难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所以我们需要运用案例教学模式，以此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案例教学模式的步骤是典型案例―课堂研究―互相交流―归纳总结，通过对案例的分析和讲解，引发学生展开丰富的联想，并且将所学知识运用于现实问题的解释中。在实际教学中，我们可以以教材为蓝本，节选出每章节中的重点和难点，利用案例教学法针对这些重难点进行重点讲解，比如说在本体理论中，教师就可以选取一些重大的新闻事件的相关视频，利用多媒体向学生播放，学生在观看视频的过程中，会了解到其中的理论知识。又如，在传播主体理论―新闻记者研究中，可以找出那些涉及到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的相关案例，再比如，在教学真实是新闻的生命一章中，可以选择不同类型的“虚假新闻”作为案例。学生通过案例联想学习内容，大致可以总结出新闻工作的基本特点和传播规律。

在进行案例教学时，我们应注意几点，案例的选择必须是和教学内容紧密相连的，而且还要贴近于生活实际，这样的案例才能够引起学生的共鸣，发挥其强大的教学效果。怎样才能使理论教学课堂走进生活化呢？一方面我们要让学生去媒介锻炼，在实习的过程中，注意发现新闻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带回课堂进行研讨，这也为后面的新闻学原理和新闻法规等课程打下基础，充分发挥本课程对其他课程的延伸影响力；另一方面专业教师也定期到新闻单位一线学习、调研，这样教师的教学也实现了理论联系实际，教师的教授不再是空谈理论，而是结合真实的案例，进行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教学。此外，我们还邀请新闻单位记者、编辑定期为学生授课，讲解新闻活动中存在的问题，启发学生分析与讨论。

新闻传播理论教学与哲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化学等学科息息相关，在教学中，我们还要注重实现多学科的融合和渗透，让新闻传播理论教学走向多元化，进一步推动新闻传播理论教学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刘天际.从新闻学教学谈高校实践教学方法[J].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学科版），2010，（09）.

[2]金石.新闻理论教材解析与规范的思考――以新闻学概论与新闻理论为例[J].东南传播，2010，（03）.

[3]郭赫男.新闻理论的课堂及其实践教学探究[J].新闻知识，2009，（03）.

篇6

（贵州师范大学学院，贵州贵阳550001）

摘要：禹倬是第一个将《易》在高丽传播的高丽大儒，受到朝鲜半岛的敬仰。禹倬为了在高丽传播朱子学不遗余力，除了钻研易学之外，还倡议建立礼法和教育新体系，甚至不惜白衣持斧，贬斥君王，以维护伦理纲常，他为朱子学在高丽的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 ：禹倬；朱子学；高丽；易学

中图分类号：B3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580（2014）04—0141—02

收稿日期：2013—10—26

作者简介：刘刚（1972— ），男，山东滕州人。贵州师范大学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中外关系史。

禹倬（1263~1342），字天章，号易东、白云，谥号文僖。高丽丹阳人，世称易东先生。高丽末期著名的朱子学者，易学研究的先驱。禹倬是高丽时代将《易》参透并在高丽传播的第一人。1290年，“政堂文学郑可臣知贡举、判秘书事金賆同知贡举，取进士，赐崔咸一等三十一人及第”。［1］其中，乙科三人，丙科七人，同进士二十一人，禹倬便是登丙科的七人之一。［2］据说禹倬曾奉使入元，请赐《易》东还。后禹倬归隐于高丽福州礼安县。

一、禹倬维护伦理纲常，冒死进谏

朱熹非常重视君心的正与不正，“盖欲治人者不可不先治己，欲体道者不可不先知道。此则天下国家之达道通义，而为人君者，尤不可以不审”。［3］而且由于君心不正而导致君王肆无忌惮的行径往往是国家灭亡的主要原因。禹倬为了维护封建纲常礼教，对于忠宣王不合礼法的行为进行了不留情面的直言进谏。1308年7月，忠烈王去世。8月，忠宣王由元朝回高丽即位。10月，忠宣王临幸金文衍家，偶遇金文衍的妹妹淑昌院妃（忠烈王的妃子），暗生情愫。当忠宣王再次临幸金文衍家时，蒸淑昌院妃。第二天，在得知忠宣王的行为之后，时任监察纠正的禹倬决心冒死进谏、血洒朝堂。他身穿白衣，手持利斧，背负藁席，上书进谏，近臣展开上疏而不敢宣读，禹倬则厉声对近臣们说道：“卿为近臣，未能格非，而逢恶至此，卿知其罪耶？”［4］朝堂之上，众人皆为禹倬正义凛然的气势所震慑，忠宣王也面露羞愧之色。这就是高丽历史上著名的“白衣持斧”事件。这成为后来忠臣冒死进谏的榜样。李氏朝鲜著名学者李瀷赞颂禹倬的忠义之气说：“提携腔血出，神目左右睹。徐步入金门，直犯千乘主。”［5］韩国学者金忠烈对于禹倬也是非常钦佩，称禹倬是一位“有勇气的儒者”。［6］禹倬的正直忠义，不畏王权的气概为其赢得了后世的尊重。

二、禹倬首先研习易经并在高丽传播朱子学

禹倬是高丽王朝第一个将《易》参透并在高丽传播的学者。据《东国名儒录》记载：高丽忠宣王时期，禹倬奉命出使元朝。当时高丽国内还没有《易》，于是禹倬就向元帝请求赐《易》来阅读。元帝问禹倬：“你虽然饱读诗书，但能否达到理解易理？”禹倬回答：“东国没有《易》，臣如何能够知道易理呢？臣知道《易》是天下最早的文书，虽然臣知识浅薄，但还是请陛下赐书，以满足臣阅读《易》的心愿。”元帝于是赐禹倬一套《易》，并问他：“十天之内是否能阅读完？”禹倬回答：“差不多。”禹倬返回住处后，便通宵达旦地阅读了《易》。第二天上朝，禹倬便将书还给元帝。元帝问：“你不是要读《易》吗，这么快还书回来，这是为什么？”禹倬回答：“涉猎而已。”元帝说道：“我不相信你的话。那你就讲解一下你对《易》的理解。”禹倬便开始讲解《易》，没有他不知晓的内容。元帝非常惊讶，赞叹道：“真的厉害呀！只可惜出生在小国，东国也出了个朱夫子。”后来，禹倬返回高丽，便将他在元朝一晚上阅读的《易》全部默写下来，其中他对传录、小注有些地方不甚明白，于是便闭门参悟，一个月之后，便全部参透了其中的玄机。第二年，高丽使节入元，将禹倬在高丽默写出来的《易》带到元朝，与赐给他阅读的版本相比照，竟然一字不差。元帝惊叹：“吾易东矣。”于是大家都称禹倬为“东方夫子”。 ［7］关于禹倬入元的记载，史籍中只有《东国名儒录》有较为详细的记录。但笔者认为该条记载可能是后人将史实与虚构杂糅而成的。原因如下：首先，正史中关于禹倬解读《易》的记载为“程传初来，东方无能知者。倬乃闭门月余，参究乃解，教授生徒，理学始行”。［8］这个记载并没有认定《易》是禹倬从元朝引入的，只是说禹倬是高丽首先参悟、理解并传播《易》的学者。其次，《东国名儒录》中的记载有非常多的疑点，其中夸张和演义的成分颇大。例如，元朝皇帝是否能与高丽一名普通官员展开如此愉悦而诙谐的交往；禹倬是否真的有能力在一夕之间将《易》全部背诵，且在回国之后仍能一字不差地默写出来。再次，《尚贤录》是禹倬后裔辑录禹倬各种资料最为全面的册子，其中也没有《东国名儒录》这种记载。另据《尚贤录》所收录的《栎翁稗说》原文为：“先生（即禹倬）精通易义，深推其理。尝与中州学士论易中疑难处。学士大惊曰：‘吾易东矣。’吾东学问，实由先生而阐明。”［2］通过比较该条记载与《东国名儒录》的记载发现，两则记载在描述“吾易东矣”时完全一致。如果真有上述元帝与禹倬的故事，那么《高丽史》等正史和李齐贤介绍禹倬的情况应该都会记载，因为毕竟这是光耀高丽的事件。因此，笔者猜测《东国名儒录》中的记载可能是后人根据《高丽史》和李齐贤的记载，再加以艺术加工而撰写出来的。

虽然《东国名儒录》中这则史料有夸大禹倬的成分，但禹倬首先对《易》进行研究，而且其研究水平在高丽首屈一指却是毫无疑问的。除此之外，禹倬还非常重视对后辈的教育和培养。在参透《易》之后，禹倬便开始教授门生，传播朱子学，学者们也纷纷“靡然从之”，［9］从此“理学始行”。［8］

三、禹倬建议建立礼法和教育新体系，革除陋习

高丽末期，随着朱子学的传入，最早一批接受朱子学的高丽士人便开始按照朱子学的礼法、教育等理念来约束自己，继而致力于建立符合理学标准的高丽新制度体系。禹倬以朱子学为准绳，并从高丽的实际状况出发，对于革除近亲结婚等陋习以及崇尚教育等具体事宜向元朝上书。史载：“先生（即禹倬）累请于朝，禁亲戚中婚嫁，始制礼文、正冠服、节丧纪、设四学、立州县乡校事，请于中朝。时值胡元称制，忠宣昏，虽未允许，以是东人稍变夷风。至从孙禹玄宝、郑梦周议请施行之。”［2］尤其是对近亲结婚的请禁，反映出禹倬对于朱子学中伦常观念的认同。族内通婚一直是王氏高丽的一个陋习。高丽王室为了保持其血统的纯正，同时防止外戚专权，自太祖开始便实行王族内通婚，由于近亲结婚，弊端甚多，结果导致王族人丁不旺。虽然高丽一朝“传世五百年之久，而宗支终不过数十人”而已。［4］虽然这些建议由于统治者的昏庸而未能得以实施，但禹倬的上书还是对于高丽末期的移风易俗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四、禹倬焚毁妖祠，破除迷信

早年禹倬登科之后，调任宁海县司录。其郡内有一座八铃祠，有奸猾之人利用高丽民众多沉溺于谶纬的迷信心理，妖言惑众，当地民众多为蒙蔽，常常将财物供奉该祠，这使本来就不富裕的当地民众生活更为窘迫。禹倬到任之后，得知此事，便下令毁掉该祠，并沉之海底，以正视听。自此，宁海县的民众不再受谣言所惑。［8］禹倬对于高丽末期社会上的迷信风气起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作用。

在禹倬隐居的礼安县，李氏朝鲜大儒李滉为了纪念禹倬而创建了易东书院，继续发扬着禹倬的忠义精神。李氏朝鲜肃宗于1683年10月御笔亲“赐高丽祭酒禹倬书院额曰易东。”［10］禹倬对于高丽朱子学尤其是易学的传播贡献颇大，后被誉为“东方夫子”、“理学之宗”、“后学师范”等。

［

参考文献］

［1］（李朝）郑麟趾.高丽史（第二册）［M］.平壤：朝鲜科学院，1958.

［2］（高丽）禹倬.尚贤录（卷2） ［M］.古籍，1871.

［3］（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15）［M］.上海：涵芬楼影印明嘉靖本.

［4］（李朝）金宗瑞.高丽史节要（卷22）［M］.明文堂刊本.

［5］（李朝）李瀷.星湖先生全集（卷8）［M］.《海东乐府·白衣持斧》.韩国历代文集丛书本［C］.汉城：景仁文化社，1999.

［6］（韩国）金忠烈.高丽儒学思想史［M］.台北：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92.

［7］（李朝）东国名儒录（卷1）［M］.古籍.

［8］（李朝）郑麟趾.高丽史（卷109第三册）［M］.平壤：朝鲜科学院，1958.

篇7

(一)学生信息管理系统的建设

为了更加方便快捷地管理学生，高校应搭建学生信息管理平台，大学生可以通过这个平台自主获取信息，教育管理者可以通过管理系统查询、统计、总结及分析学生的生活和学习情况。大学生因为缺少父母及时的管教和督促而存在懒惰的现象，所以，教师可以根据学生信息管理系统进行考勤，详细记录上课迟到、缺课、违纪的学生信息并录入考勤系统，也可以记录下遵守纪律、表现突出的学生信息，既便于院系领导及时了解学生情况，也便于开展学生评估工作。

(二)网络交流平台的建设

为了在大学生和院系领导之间建立有效的沟通，管理者可以搭建一个网络交流平台。“留言板”的方式可以让学生发表对于学校规章制度的意见、上报学校基础设施的缺失情况、反映学习和生活中遇到的问题;“个人主页”的方式可以在学生与辅导员之间建立交流和学习的平台，实现资源共享，大学生可以分享书籍信息、优秀视频及精品课例等等;“班级论坛”的方式有助于班级内学生的沟通交流，进而影响人生观和价值观，因为学生间的知识水平差距不大、兴趣爱好也几乎相同，彼此间拥有很多的共同语言，经过班干部的带动一定会传递出正能量。

(三)学生管理信息平台的建设

为了方便教育管理者各项学生管理信息，高校需要专门建立一个管理信息平台，及时更新教育管理者的工作推进情况。此外，学校的重要信息和会议通知需要辅以短信。大学生的生活学习与日常教育管理信息也需要日常管理平台，包括每周的寝室卫生情况、寝室违规违纪情况、公物损坏情况、月末综合评比情况，院校领导可以通过数据分析总结工作，并研究下月的工作重点。

二、网络传播视角下的管理创新

(一)把握学生的网络思维，实施针对性管理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大学生的思想和行为能力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他们的网络思维得到充分的激发，大体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思维方式多样化，大学生的意识形态和思维方式通过网络传播获得异常的发散，这也是网络获取信息的一大特点，当学生搜索某一条网络信息时，会出现一系列与之相近或有关的信息，大量信息的涌入使得学生在拓展知识范围的同时间接改变了发散式的网络思维;但是，这种发散式网络思维要求大学生必须具有强大的辨别能力，不能让网络上虚假与不良的信息影响他们的价值观。第二，思想平面化趋势。网络中的各类知识都以网址链接的形式存在，学生掌握的各种知识也都是基于网址的印象，较之传统的知识记忆需要常年的日积月累，网络传播使得知识结构的记忆方式发生了变化，便于大学生全方位地获取知识和看待问题;另外，网址的呈现方式既简洁又实用，极大地方便了学生记忆。第三，思想被动性。网络信息量十分庞大，大学生可以独立自主地选择信息，接受新鲜事物、提出全新见解，在网络环境中畅所欲言;但是，大学生的人生观和思想上还未完全成熟，判断是非的能力相对薄弱，思想容易受到网络信息的牵制，所以，教育管理者要充分掌握学生的网络思维，进行有针对性的高效管理。

(二)借助网络教育环境，引进情景化管理

现如今，加强大学生的生活体验意识极其重要，这就要求教育者借助网络教育环境引入情景化管理。所谓情景化管理，就是让大学生在一个无拘无束的环境中各抒己见、自由沟通。创建一个既有利于师生又利于管理者进行交流的情景化管理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第一，为了让大学生获得全面的发展，教育管理者一定要以大学生为中心，使大学生无论在学习中还是生活中都占据主导的地位，使他们拥有独立自主的选择权，教育管理者则在教育和教学中发挥辅助和引导作用，引领学生健康成长，推进情景化管理，分享优秀的网络教育资源。第二，选择恰当和优秀的信息资源陪伴学生成长。培养大学生的自我创新能力和团队意识是大学教育的重要部分，教育管理者既需要创建一个共享的活动情景来培养大学生的团队意识，还需要充分掌握各种信息资源，换句话说，教育管理者要把传统的直接干预转变成利用信息资源的间接干预。第三，为大学生的勤工助学提供服务，为大学生排忧解难。教育者借助网络平台的交换模式就可以了解到学生在生活和学习中遇到的困难，并给予相应的帮助和引导，通过教育者敏锐的观察，学生的困难也一定会得到解决。

(三)注重网络与现实的互动，优化教育资源管理

现实世界和网络虚拟世界都会影响到大学生的成长，只有两者相互补充、相互协调才能实现大学生的健康成长，这就要求现实生活中的学校、家庭、社会与网络虚拟环境中的社区团队共同努力，优化教育资源管理，在肯定网络教育环境的基础上统筹兼顾、相互促进，共同辅助大学生的成长。

三、结语

篇8

论文关键词：文化传播学学报档案管理与利用

一、文化传播学视野下的学报档案

“档案属于一种文化现象，因为档案既反映了上层建筑观念形态，又反映了经济基础物质成功中凝聚的精神价值”。从传播学的角度看档案，由于“传播”这一观念的引进，从而将档案的贮存信息的属性(即原始记录性)与传播信息的属性(即传播性)并列，即档案不仅是一种历史、知识、文化的原始记录，而且是一种历史、知识、文化的传播媒介。《普通高等学校档案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出版物类是高等学校文件材料的归档范围之一，它“主要包括学校自行编辑出版的学报、其他学术刊物及本校出版社出版物的审稿单、原稿、样书及出版发行记录等”。可见，文化传播学视野下的高校学报具有重要的档案价值，是高校档案群中一项重要的档案资料，应该很好地管理并充分利用。

高校学报档案的传播是为了尽快地、广泛地实现学报档案价值，发挥其作用，通过各种信息传播渠道，借助各种信息传播媒介，将内容丰富的学报档案信息传播给广大受众以满足受众需求的一种信息传播活动。主要包括传播的主体、内容、渠道、对象以及传播反馈等五个方面。

学报档案传播的主体是学报档案的管理者，通过其专业的档案管理知识和一定的信息技术，把有保存价值的文献传递给档案信息的受众。这考验到档案管理者的素质;传播的内容主要包括自家学报、交换学报以及受众需要的其他学报文件档案(如作者原稿、用稿通知、年度选题计划等);传播的渠道主要是通过开辟阅览室、提供原件和复印件、期刊数据查询、信息咨询服务及档案编研等途径;传播的对象主要包括用稿作者、交换学报单位、文摘单位、订户、校内外广大师生等;传播对象反馈涉及作者论文反馈、文摘刊物转载索引、读者来信来电等。

由以上所述的五个方面看，要使学报档案的传播更顺畅，反馈更有价值，需要加强对学报档案的归档管理和开发利用。同时，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互联网等新媒介得以普遍运用。在高校档案信息存储数字化的前提下，网络以其自身的快速、链接、互动等特点成为学报档案传播的主要形式，如何应对信息化、数字化时代的档案传播是目前档案管理与利用的一大课题。

二、高校学报档案的管理

第一，建立审稿专家库，筛选优秀作者群。把期刊多年保存的《专家审稿意见书》进行归纳整理，选择其中责任心强的专家作为稳定的审稿专家队伍，可建立期刊审稿专家库，并在每期审稿单归档时对专家库进行补充。另一方面，学报档案收集了每期大量的稿件，反映了广大科研、管理工作者的实际学术水平和科研能力，据此可以筛选出优秀作者群，及时了解他们的学术动向，并向他们约请优质的稿件，也可据此向优秀作者进行专题组稿，适应学报专题化的发展趋势。

第二，做好交换期刊的管理工作。学报和其他学术刊物的办刊宗旨是学术交流而不是商业性的，这就为学报以交换为主的收藏带来极大的方便。因此，学报资料室收藏高校学报较为集中的这一优势不仅为编辑人员学习兄弟院校的办刊经验、获取学科信息、满足业务上的特定需求提供了方便，同时，也为许多校内师生和其他读者查阅学报论文解了燃眉之急。学报在资料室建设上应排除思想上狭隘、功利的观念，打破高校之间的界限，积极地与国内学术期刊进行长期友好的交换工作。这不仅可以使各学报的浪费减少到最低限度，更可以使其学术影响得以扩大，刊物价值得以提高。此外，在印量和资金有限的前提下，交换资料应有针对性，即根据各学报办刊重点栏目和特色栏目，交换与之相关的刊物。

第三，学报档案的管理要规范化、制度化。在规范化方面，要以资料室管理人员的专业文献检索能力，对学报档案的分类、编目、著录以及装订收藏，要按照《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和《连续出版物著录规则》及学术档案案卷标题的拟订进行分编，使学报资料排列顺序化、合理化，把学报资料按分类标准。科学、有序、系统地分类、编号登记;建立健全借阅学报文献资料卡片和学报资料财产账;实行电子文档管理化，使学报资料检索更为方便快捷。在制度化方面，为保证情报资料管理工作的正常进行，必须建立一套切实可行的规章制度。如登记制度、借阅制度、流通制度等。

第四，提高资料室管理人员的素养。资料室人员应知晓图书馆学、情报学知识，熟练掌握资料管理的业务技能，做好资料的搜集、整理、加工、借阅、保管工作，掌握资料的搜集、采访、登录、分类和编目方面的方法，要形成熟练的基本功和业务技能。同时，资料人员需要具有爱岗敬业精神，除认真对待读者检索、咨询服务外，要按时完成本学报的交流工作，及时补寄;及时处理订户、兄弟院校学报编辑部的来函，维护本校学报的信誉;及时向编辑部介绍交流学报中有关的信息和情况等，使学报办出水平，办出特色。

三、学报资料室的文献利用

第一，加大高校学报档案的信息资源开发，使学报档案的信息价值不断增大，始终保持学报档案信息的动态性，把静态的档案信息资源，变成动态集中的档案信息，使高校学报档案信息资源的开发尽快走上自我发展的良胜循环轨道。与此同时，为更好服务学报编辑工作，另辟文摘类刊物专柜，使编辑人员及时了解学术动态，从而有针对性地服务学报的重点栏目和特色栏目的选题策划工作。

第二，收集学报信息反馈，做好学报年度报告。学报信息反馈对于编辑总结工作，调整和优化学报的选题和组稿，提高学报质量以及参加期刊评估活动都很有参考价值。因此，学报资料室人员在编辑工作完成某一阶段后，应通过一定的反馈渠道收集学报信息反馈，及时提供给编辑参考，满足他们的特定信息需求。如哪些文章被二次文献全文转载还是摘录，哪些文章被引用，以及追踪到有关对本刊的评价和学报论文获奖情况等其他相关信息。在此基础上，编制本年度刊物发展报告。涉及稿源生态、用稿比例、作者生态及下一年度刊物选题建议等。

第三，编制学报论文索引。编制学报论文索引，可以为编辑获取学科动态和研究资料提供快速、有效的检索途径，是学报资料室的重要服务手段。索引编制包括自家学报的年度论文索引、多年的某些特色栏目索引以及学报重点发展的栏目涉及相关学科的论文索引等。编制学报论文索引，一方面为编辑分析研究自家学报期刊的特色，发文的重点、热点，总结过去、规划未来，发扬优势，纠正不足提供了快捷、方便的服务;同时，也为读者检索学报的某一著者、某篇论文，或某类文献免去了逐年逐期翻阅甚至盲目检索的不便。

篇9

论文摘要：从信息传播理论的视角来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是一种“点对面”的信息传播活动和过程。教师借助多媒体课件，将教材信息内容编码为各种形式的符号传送出去，学生对接收的符号进行译码，理解教材所表达的信息内容。教师对教学信息内容进行正确、合理的编码传递，分析影响编码决策的因素，化解编码的障碍，是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针对性、实效性和吸引力、感染力的一条有效途径。

思想政治理论课多媒体教学是教师有意识、有目的地借助计算机，运用多媒体课件，通过思想政治教育信息的传递、接受与反馈，以达到使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共享、共识、认同、践行的活动和过程。本文从信息传播的视角，运用传播学和信息科学的理论，借鉴语言学和计算机科学的研究方法，探讨思想政治理论课多媒体教学设计的思路和路径。

一、基于编码与译码的信息传播模式

从信息传播的视角研究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活动，我们开展的一项主要工作就是把它作为一个信息传播的结构和过程来看待。思想政治理论课多媒体教学信息传播作为一个过程存在，实际上是由众多回路、多层网络组成的复杂传播模式。简化起来，则基本由信息源、教师、信息内容、编码、媒介、译码、学生、反馈和效果等要素构成。从信息科学的角度来理解，信息的传递和接收是一个编码与译码的过程。编码是基于传递方式的要求，把信息内容转换成符号形式，按照一定的规则排列成为一定的序列。编码过程就是信息内容符号化、符号排列的过程。用信息传播理论的方法对教学过程作一番考察，旨在启发我们从多侧面揭示教学过程的内在机制及其规律性，以深化我们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过程及其效果的认识。

作为思想政治理论课多媒体教学过程发起者的教师要根据一定目的，从信息源(包括教材)中挑选相关的内容进行传递。在确定了传播内容之后，教师还要通过多媒体课件把信息内容转化为适宜于传播媒介和能够使学生接纳和理解的各种符号(文本、图像、视频等)，这对教师来说是一个认知—表述过程，即信息内容符号化的过程，我们把这一过程称为“编码”。学生要把接受到的符号重新还原为信息内容，以便得出它的意义。对学生来说是一个表述—理解过程，即符号还原(解读)的过程，我们把这一过程称为“译码”。如果符号没有办法还原，信息内容失去了本来的意义，信息传播就会中断。如果传递的信息内容能引起学生的注意，并引发其认知、情感等需求，学生一般能够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对这些有价值的信息内容进行译码接受。学生在接收教师发出的信息内容后所作出的反应过程，我们称为“反馈”。从理论上讲，没有反馈的传播是不完整的传播。

二、当代大学生的信息接收与接受模式

作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了解当代大学生的生理、心理特点和思想实际，把握他们的信息接受模式非常重要。从传播学角度看，学生在教师传递信息的刺激下，产生了选择性心理。其中，选择性注意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信息传向学生的通道上的第一关。当今大学生在接受信息方面，具有很大的选择性。他们大多在“读图时代”成长起来，对视觉的敏感多于文字，因此，视觉上具有差异性的东西最容易吸引他们的注意。在传统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教师通过嘴巴和黑板(声音和板书)、表情和形体等教学媒介向学生传递信息，能起到一定的教学效果。但这对当今大学生来说，信息内容的表现形式比较单一，信息刺激的强度、对比度、重复率、新鲜度等相对有限。因此，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教师借助多媒体课件进行教学可以更好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增强其选择性注意的关联度和强度。

学生在信息的刺激下接收了该信息并不意味着学生已经接受了该信息的内容，学生还要面临选择性理解这一关。传播不是教师传递意义，而是学生“引出”意义，引出意义越接近传递意义，传播的效果越好。因此，教师要成为学生主动建构意义的帮助者、促进者及课堂教学的组织者、指导者，而不是课堂的“主宰”和知识灌输者。因此，了解当今大学生的需要、情绪、经验、挫折以及价值观念等因素，了解学生对信息的选择性理解这一特点，将有助于提高师生关于信息沟通和传播的自觉性。接收体现在选择性注意，接受则反映在选择性理解与选择性记忆。影响学生对信息接受的选择性记忆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信息在传播通道上设下的最后一关。选择性记忆在记忆信息的倾向性上不仅受学生的需要，学生对信息的态度、情绪等心理因素的影响，而且也受信息传播的环境、形式、强度等因素的影响。所以，运用多媒体课件营造轻松的教学氛围，是学生自主、创新学习的前提条件，运用多媒体和网络教学手段符合学生的心理特点，能使教学内容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在短时间内以直观、生动的形象，有声有色地呈现在学生面前，吸引和感染学生。

三、多媒体教学设计的编码决策

在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传播中，教师作为传播过程的控制者，发挥着传播效果定向作用的重要机制。教师编码知识、能力、水平的多少、强弱、高低会直接影响学生的符号解读、意义接收和接受，其发挥的作用会对传播活动产生重要的影响。

在现实的传播过程中，思想政治理论课多媒体教学信息内容实际上有三种表现形态:第一种是教材文本语言所承载的实际信息内容;第二种是多媒体课件客观上所表达的信息内容;第三种是学生对符号进行译码所认知的信息内容。我们以教师编码是否正确与学生译码是否正确为划分依据，分析信息内容的三种表现形态，可以得出下列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教师编码正确，学生译码正确;第二种情况是，教师编码错误，学生译码错误;第三种情况是，教师编码正确，学生译码错误。学生译码是否正确关键在于教师编码后能否与学生实现语法层次上的知识共识、语义层次上的经验共享和语用层次上的价值同义。下面分别对不种情况加以说明:

(一)第一种情况:“一传即通”—编码正确而且译码也正确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根据教材文本信息内容，传递给学生的思想、理论和观念，与所选用媒体符号客观上所表示的信息内容，正好是教师想要传递的思想、理论和观念，即编码正确。教师想要传递的思想、理论和观念，被学生完全正确地认知和接受，即译码正确。在这种情况下，由于编码、译码都是正确的，从而保证了教材文本语言所承载的实际信息内容与多媒体课件客观上所表达的信息内容相一致，并且多媒体课件客观上所表达的信息内容与学生对符号进行译码所认知的信息内容相一致。根据信息一致且具有传递性的特点，所以，教材文本语言所承载的实际信息内容与学生对符号进行译码所认知的信息内容相一致。这是思想政治理论课多媒体教学传播过程及其效果中最理想的状态。但是，在现实的传播活动中，这种理想的状态不是以常态出现的。

(二)第二种情况:“传而不通”—编码不正确并且译码也不正确

这在思想政治理论课传播过程及其效果中，属于无效的状态。对教师来说，出现“传而不通”的情况可能与下述两个方面的因素有关:

一是错编和误编。在思想政治理论课多媒体教学传播活动中，学生现有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状况，是教师实施传播的一个重要依据。因此，教师在制作和传递符号时，脑海里应该有一幅学生的“图像”。一般来说，教师是根据这幅“图像”来选择其传播的内容、媒介、手段与方法的。教师要想达到有效传播效果，就必须对学生进行研究，内容涉及学生的自我价值和自我属性，即价值观和统计学上的属性，’人格、性格特点及其自信心等。只有这样，教师得到的“图像”才有可能真实、完整和清晰，否则，“图像”失真就导致传播效果的失效。

二是教师可信性要素。可信性要素主要涉及两个要素，第一是教师的信誉，包括是否真诚、客观、公正等品格条件;第二是专业权威性，指教师对特定问题是否具有发言权和发言资格。这二者构成了可信性的基础。一般来说，教师的可信度越高，其说服效果越大;可信度越低，说服效果越小。因此，对于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教师来说，其自身素质必然会影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传播效果。必须提高教师的自身素质以确保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得到正确有效的传播。

(三)第三种情况:“传而半通”—编码正确但译码不完全正确

这种情况在思想政治教育传播过程及其效果中属于最常见的情景。这种情况通常有以下两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是，学生只接收了符号(多媒体课件)的表面意思而没有接受符号所表达的意义和价值。

这里，符号(多媒体课件)的表面意思属于信息内容的语法和部分的语义层次，它所表达的意义和价值属于语义层次的深层结构和语用层次。如传播者在阐述“坚持的指导地位，就抓住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灵魂，把握了和谐文化建设的性质和方向”时，受传者可能只是理解到“指导思想决定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性质和方向”等信息内容的语法和部分的语义层次;至于“坚持用发展着的指导实践，牢牢掌握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权、主动权、话语权”“用一元化的指导思想整合和引领多样化的社会思潮和文化追求，在坚持主导地位的前提下，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囚等在语义层次的深层结构和语用层次上，由符号所表达的意义和价值，则没有接受和领会。

第二种类型是，学生只接收了局部的意思而没有接受符号(多媒体课件)所表达的整体意义。

篇10

关键词：信息时代 大学文化 传播 理论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C DOI：10.3969/j.issn.1672-8181.2014.03.021

信息化是当今时展的大趋势，信息必将成为第一生产要素，也将构成信息化社会的重要技术物质基础。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信息传播加速了社会对于信息的需求与扩展，同时对于信息时代下大学文化传播也是新的挑战和机遇。而大学文化传播是大学文化建设的精神基础，应该适时地利用高效的传播操作模式开展大学文化的传播。所以，探析信息时代构建大学文化传播模式的理论支撑，能够为大学文化的传播提供丰富的实践意义和指导理论。

1 信息时代的大学文化建设

信息时代改变着世界，也改变着人类的生活方式。而教育作为人类社会一种特有的知识继承传播活动也在经历技术变革的洗礼。信息技术在被时代灌注以新的活力同时，也促进了大学文化教育与传播的革新，并逐步衍生出教育现实的各种新现象与新问题，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

大学文化的建设是全方位的文化建设，是长期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它离不开物质的投入，也离不开对大学文化的传播，两者相辅相成。而大学文化建设的重要环节是群体精神意识的传递，即大学文化的传播。高速发展的信息时代，大学文化的传播需要继承和借鉴中外经典文化传播模式的理论，构建新模式来提升文化建设的传播效果。

2 文化传播的经典理论模式及借鉴

传播模式是指研究传播过程、性质和效果的公式。卡尔・多伊奇1966年在《政府的神经》一书中曾论述过在社会科学中模式的有构造和解释两大主要功能。具有代表性的传播模式有马克思恩格斯“精神交往论”、马莱茨克“大众传播场”理论、“韦斯特利――麦克莱恩式”理论和“波纹中心”传播模式理论。在信息时代大学文化的传播模式研究中，将其经典传播理论应用其中，吸取精髓，创新探索，构建符合时代气息文化传播的理论和执行模式，凝聚成一种无形的合力与整体趋向，以培育高素质人才的建设，推动大学发展的不竭动力。

2.1 马克思恩格斯“精神交往论”及其借鉴

2.1.1 马克思恩格斯“精神交往论”

马克思和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神交往观认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活动过程，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在人们满足了物质层面上的需求后，便产生了精神层面上的需求，“交往的需求”就是其一。

信息时代大学文化的传播模式不再是直接产生物质产品，而是通过大学文化的传播者的精神意识影响接收者的精神思维，使接收者产生与传播者相近的精神意识，大学文化传播者的目的是促成大学文化接收者的精神生产。

2.1.2 理论创新及时代意义的借鉴

扩展“精神交往”视域下“课堂教学”的延伸。由于信息是时代的快速发展和科技创新的日益进步，对文化知识的获取显得尤为重要。所以，教育的传统方式应由必须实行由知识型课堂教育传播到思想型课堂教育传播的转型，即实现由传播知识的传统理念到塑造人的价值取向的现念的转向。因此，就学校课堂教育的传播而言，课堂上所传播的不仅是知识，更重要的是传播者和受众通过对知识的认识理解，即人类的精神交往关系。

实现“精神交往”视域下“QQ工具”的利用。大学师生间不仅仅是知识传授者和接收者的关系，还是彼此间精神交往的对象。利用QQ工具，教育者可以在课堂甚至通过网络在学习生活、职业规划和就业导向上给予学生加以指导，并能够对学生的生活、工作和情感上的精神困扰和思想迷茫给予疏导和引路。

运用“精神交往”视域下“校园微博”的发展。当前，网络传播具有的巨大能量，正影响着文化导向。“微博”正是当前社会精神交往活动的一个重要表现，而学校选择“微博”作为文化教育工具，恰恰迎合了当前国家建设发展和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的现状。同时，“校园微博”的迅猛发展也证明了学校的这一选择顺应了时代和学生的普遍要求，有巨大的生命力和发展空间。

2.2 马莱茨克“大众传播场”理论及其借鉴

2.2.1 马莱茨克“大众传播场”理论

1963年，德国学者马莱茨克在其《大众传播心理学》一书中，根据场论思想提出了一个大众传播场模式，运用系统的方法分析了影响传播者和接收者的诸多因素。这一模式从社会心理学角度切入，将社会系统与传播系统中各因素及其间的关系进一步细化，对那些可能对传播各环节构成影响的因素进行了考察。

2.2.2 理论创新及时代意义的借鉴

把大学教育过程看作是一个由教育者向大学生传达相关道德信息的传播过程，利用多媒体技术的手段，将教育内容蕴含于各种信息之中，使道德教育从平面化向立体化、现代化和多元化的方向迈进，并逐步构建网络道德教育传播模式，以促进大学文化教育在网络领域中的有效开展，探索解决大学生教育体系中存在的普遍问题。

在借助网络媒介开展教育时，首先应与学生在网上进行互动交流。通过校内人人、社区、论坛、Email和MSN、QQ等多种形式与学生进行互动交流，并针对某一现实或热点问题进行网络探讨。同时，可以通过网络模式的交流沟通方式，使教育者在平等和信任的氛围中，真实地掌握了解学生综合状况，开展针对性的引导，使学生的文化知识和道德素质向着主流方向发展；其次可以开展网上讨论和虚拟课堂等形式，利用大学生教育网站，或者利用电视教育专题片、经典视频教育课来开展网络“虚拟课堂”，进一步增强网络教育传播模式的实效性。

2.3 拉斯韦尔“5W”传播模式理论及其借鉴

2.3.1 拉斯韦尔“5W”传播模式理论

1948年，传播学先驱哈罗德・拉斯韦尔对社会传播的过程、结构及其功能，做了一个较为全面的论述，明确提出了传播过程及其五个基本构成要素，即：谁（Who） 、说了什么（Says What） 、通过什么渠道（in Which Channel） 、对谁（to Whom） 、取得了什么效果（with What Effect），此模式简明而清晰，成为早期传播学研究的经典成果之一。

2.3.2 理论创新及时代意义的借鉴

以5W模式分析信息时代大学文化的传播效果因素，从传播者、传播内容、媒介、受众和效果等五个层面找出信息时代大学文化的传播效果路径。信息时代大学文化的现代教育技术手段和传播方式应以网络传播方式为主，其组成要素为：传播者―教育工作者、信息（传播内容）―以声音、文字或图像为形式的网络形式（QQ、博文、微博等）；媒介―教育者的网络媒介（微博、博客、QQ空间）；受众―在校大学生；效果―大学生文化教育的实效性。它的传播模式就是教育工作者创作撰写的日志、博文、心得和转载优秀经典网贴，之后通过网络传播这个媒介传播给学生并取得教育效果的过程。

作为大学生文化教育领域中的信息能否被学生接受并喜欢，能否可以影响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能否指导和引领学生的学习、生活及就业，能否帮助学生解决学习和生活中的实际问题，直接决定了信息时代大学生文化传播的实现，这也是对教育工作者文字和思维能力提升的考验。

2.4 “韦斯特利-麦克莱恩式”理论及其借鉴

2.4.1 “韦斯特利-麦克莱恩式”理论

1957年，美国传播学者韦斯特利和麦克莱恩整理当时已有的研究成果，提出了一个适合于大众传播研究的有系统的模式。模式中提出了A、B、C的概念，并分析了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并指出了传播过程的交互性，注重了反馈的重要性。

2.4.2 理论创新及时代意义的借鉴

用这一模式解释信息时代的大学文化的传播过程时，可视为：A为网络文化的知识载体，B为大学生，C为思想政治工作者，如图1。

图1 “韦斯特利-麦克莱恩式”――大学文化传播模式

信息时代的大学文化的传播是对传统校园文化的创新，更是对传统课堂教育的超越与延伸。在大学文化传播设计中引入模式来指导大学文化的传播既理清了教育层次的思路又确保了校园文化的时代创新的实用性。同时，随着信息时代的大学文化传播模式的设计不断完善与技术的日趋成熟，其功能日益丰富、逻辑日益复杂，这样运用现代传播学的视角来传播大学生文化必将成为一条化繁为简的捷径。

2.5 “波纹中心”传播模式理论及其借鉴

2.5.1 “波纹中心”传播模式理论

由美国传播学者R.E.希伯特等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提出。大众传播过程犹如投石于水池中产生的现象――石子击起波纹，波纹向外扩展到池边时又朝中心反向波动；在扩展和回弹的过程中，波纹（即信息）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此模式强调大众传播同社会、文化等的关系，显示了传播过程的复杂性和动态性。

2.5.2 理论创新及时代意义的借鉴

在信息时代环境下，可以提出一个新的文化传播理念――波纹教育，它的核心是波纹的传播模式所带来的强大聚众效应和受众主动参与学习的多极传播行为。波纹式传播能有助于实现传统教育、网络教育、虚拟课堂三大平台的价值递增。

从图2来看，传播的中心是文化，传播的第一层是将一个明晰的文化知识传递到三大平台上。在信息时代的大学文化的传播过程中，为了有效地利用资源，发挥三大平合开展教育的优势，在一个融会中外精髓文化的基础上，突显三个平台的模式传播文化的优势，配合校园各类教育活动的开展，达到同时抓取三大平台所覆盖的有效目标受众的目的。

图2 “波纹教育”图

第二、第三层可理解为，文化知识经过三大平台的传播给各自所覆盖的受众后，吸引和深入影响了接受过文化教育的受众群体，由此在每一个平台下面，都培养出一批对各类文化教育产生浓厚兴趣的“受众学生圈”。“波纹教育”最有价值的地方就是通过教育传播定向及其他技术模式，以每个“受众学生群体”为原点，通过其个人现实行为或虚拟的网络活动模式，可进一步将文化知识扩散出去，实现多个原点的多极化传播的后续行为，形成多个高效覆盖的圈子文化，即形成波纹教育传播过程中的最后一站――“受众学生圈”的概念。

3 结束语

伴随着快速发展的信息化进程，教育信息的传播途径与作用机制发生重大变化，也使文化传播研究的各方面呈现出新的范式，将不断为大学文化传播发展带来新的挑战和契机。在这种环境下，若要发扬和传播大学文化，必须着眼于其载体，结合中外经典传播理论，构建大学文化传播的理论支撑模式，为新时期大学文化的可持续发展注入新活力。

参考文献：

[1]李大举.信息时代大学文化的传播模式研究[J].河北师范大学，2012，（6）.

[2]罗文涵.信息时代背景下大学文化的传播模式探析[J].时代教育，2013，（1）.

[3]胡钦太.论信息时代的教育传播研究范式[J].理论探讨，2010，（12）.

[4]苏婧.解读“精神交往”视域下政务微博发展[J].科技传播，2012，（9）.

[5]吴果中.从“知识”到“生命”――课堂教学的精神交往论[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05，（3）.

[6]刘春花.QQ访问：师生闲话中的精神交往[J].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5）.

[7]徐婷婷.和谐社会背景下加强大学生道德教育的研究[D].东北石油大学，2011.

[8]史迎霞.基于5W传播理论的思政博客教育功能的实现[J].牡丹江教育学院学报，2010，（6）.

[9]徐鹏.大视频整合传播的波纹营销模型[J].市场观察，2010，（11）.

作者简介：吴建利（1969-），男，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思政教育，辽宁大学学生工作处，辽宁沈阳 110136

房宁，辽宁大学学生工作处，辽宁沈阳 1101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