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传播学概论的认识范文
时间：2024-02-18 17:59:06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对传播学概论的认识，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传播学是一门探索人类传播规律的科学，是学者们研究传播现象、总结传播规律的专业性学科,主要介绍传播的定义、类型、方法、理论研究成果等。学习传播学有助于学习者对习焉不详的传播现象做出科学的解释，这使得传播学科具备了相当强的理论性。在中国的高等教育教学中，传播学概论课程是一门介绍传播学知识的入门课程，它在相关专业中都属于专业基础课。由于传播学发源和发展于欧美，如何将传播学的教学内容通过课堂教学科学、正确、有效地传授给学生是传播学科教师面临的主要问题。教学方案的总体设计可以提供系统方案。因为教学是一个系统，由教学者、学习者、教学内容、教学媒介、教学方法等要素构成。其中涉及到学习规律理论、教学规律理论、传播理论。这些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学生学习活动、教师教学活动和教学信息传播活动的客观规律，为教师进行科学的教学安排提供了原则和依据。教学设计需要应用系统方法研究、探索教学系统中各个要素之间的本质联系，并通过一定的安排使各要素协调、联动、有机结合，共同完成教学活动及其任务。结合我校传播学概论多年教学面临的实际情况，课程组确立了以教学内容为核心、以教学效果为导向、以教学设计的系统方法为指导、组织其他教学环节要素的方针，形成了传播学概论课程教学的三个原则和三个阶段。
一、传播学概论课程教学的三个原则
1、坚持教学内容讲授的历史唯物主义原则
因为传播学学科发生和发展于欧美国家，其理论、方法等也是对发生在其时空内的传播现象、传播行为的反映。首先，我们在引介过程中，特别是在课堂教学中，一定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将其还原到特定的历史时空环境中，引导学生正确认识它们的合理性和局限性。尤其要让学生意识到，欧美国家产生的传播理论在进入中国后，必然也要经历“本土化”过程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而不是生硬地照搬。其次，每一种理论都要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经历补充、修正，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而不是一成不变的。这有利于打破学生应试教育中形成的答案唯一、确定不变的认知定势。
2、坚持教学目的提高学生能力原则
高等教育教学不应该仅仅是知识传授，更应该是能力培养和素质提升教育。传播学概论课程的教学也不仅仅是让学生掌握传播学理论内容是什么，而应该是通过了解理论的形成过程、针对什么样的问题提出什么样的解决方案等，使学生具备关注社会发展、发现问题的敏感度、解决工作和生活中各种问题的能力，具有很好理解、处理各方面关系的现代公民素质。
3、坚持教学方法运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原则
为达成提高学生能力的教学目的，在教学过程中，我们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采取丰富多样的教学方法和手段实施教学。在此原则基础上，课程组设计了教师主讲型、教师指导型、学生辩论型、专题演讲型四种课型，用于《传播学概论》课程的教学过程中。其中，教师主讲型利用现代网络、多媒体等媒介，将图像资料、声音资料、视频资料、动画演示等生动地向学生展示，同时减少了板书的时间，增加了与学生的互动。对重点内容辅以传统教学手段，在黑板上进行适当板书，强调重难点，陈列知识大纲。教师指导研究型是指教师以课程内容和学生的学识积累为基础，在教学过程中通过内容和方法设计，将学习、研究、实践有机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让学生能创造性地运用知识和能力，在主动探索、主动思考、主动实践的研究过程中，自主地发现问题、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体现始于问题、基于发现、凸显创造性特色的一种教学模式。①此外，学生辩论型、专题演讲型等课型设计作为辅教学方法，激发了学生的参与热情，也有助于对问题的深入理解和探讨。为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课程组采取了竞赛、鼓励、个别辅导、课下谈心等方式，让学生克服懒惰、畏难情绪，提高学习的主动性；为了达到教学目的，促进学生各项能力综合发展，在发挥学生个体优势的同时，兼顾学生的不足予以弥补。根据学生的个体差异情况，在组团作业时采取角色轮换的方法，让学生体会到自身的优势和不足并予以发扬和补足。
二、传播学概论课程教学的三个阶段
1、教师传播学理论讲解分析阶段
传播理论讲解是传播学概论课程的主要教学内容，涉及到众多的定义、理论、方法、制度等。一方面，理论讲解起来容易让学生感觉枯燥无趣；另一方面，有些理论已经是常识性知识，没有太多可以深入和发展的空间；再者，传播学作为综合性极强的学科，它的交叉性特征突出，通常会涉及到心理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文学、艺术等学科知识，对学生的知识贮备和视野都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以上问题的存在，需要授课教师做到深入浅出，将理论讲透、讲活。除了具备对理论的深刻理解之外，还需要教师的多学科素养、对日常生活中的现象建立起传播学的观察和思考习惯，对理论进行案例式解读，化解单纯理论讲授的枯燥，并建立学生对日常现象传播学的观察视角。
2、学生运用传播学理论分析传播现象阶段
理论讲授教学会造成学生“学完就忘记了”“考试过后就没关系了”。不和实际建立起足够的联系，也就不能建立合理的实际联想，导致学生常常追问，学习传播学概论的目的在哪？难道只是大四考研时的一门专业课吗？学习之后在工作中也“用不上”，“学了无用”的论调会让学生进一步失去学习的兴趣和动力。对此，在教师完成理论讲授阶段之后，应该将学生带进入到尝试运用传播学理论对传播现象进行分析的浅层运用阶段。首先，教师引导学生对日常生活中的常见现象进行传播学角度的观察和分析。比如，讲到人际传播时，让学生找出生活中人际传播的场景、俚语俗语（见面三分亲、百闻不如一见）等，对照人际传播的特点，化解了学生对传播学理论晦涩难懂的心理障碍，使学生乐于主动去对照传播理论的现实化运用。其次，利用新闻舆论热点、娱乐八卦、影视作品等学生感兴趣的话题引导他们从传播理论的层面予以关注，进行简单的分析。比如，在讲授传播者的责任和义务内容时，我们设计了诸如：什么是狗仔队？面对狗仔队的行为，如何理解公众人物的隐私权和公众的知情权之间的矛盾？传播者的责任和义务如何平衡？等这些学生感兴趣的问题，引发了他们参与分析思考的热情。
3、学生运用传播学理论到传播行为的实践阶段
传播学理论的教学目的不是让学生死记硬背概念，必须将其运用到具体的传播行为中才有意义。为了能让学生感受到传播学理论的“有用”，我们结合专业特点，设计了一些实践环节。因为我们是在广告学专业中开设传播学概论课程，就将广告的有用性作为前提进行设计。比如，针对一个广告任务，分别进行大众传播、群体传播、人际传播的广告传播创作，将它们进行对比，找出在广告策略上、创意上、表现上等的各种不同；或者，针对同一广告任务，制作分别刊发在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网络等不同媒体上的广告作品。这些应用和实践不仅消除了学生学理论无用的错误认知，还起到督促学生运用理论知识创新实践的作用，深化了教学效果，将课堂知识落实到实际意义中，也体现了传播学科对传播实践的指导。
作者:佟文娟 单位:长春理工大学
参考文献：
[1]杨静.针对广告学专业本科生的传播学教学之思考[J].黑龙江高教研究.2014，（6）.
[2]汪靖.传播学课程的教育目标与教学实践研究—基于广告学专业学生特点的思考[J].东南传播，2011，(6).
[3]刘兴豪.论学生主体性地位在<传播学>课程教学中的运用[J].社科纵横，2013，（4）.
篇2
一、新闻传播学在我国引进与发展的大致脉络
新闻传播学在我国的引入共发生两次。第一次是上世纪 50 年代，代表人物为郑北渭等教授，他们在其教学与研究中，都曾运用新闻传播学的相关知识。此外，复旦新闻系的《世界新闻译丛》，还曾较系统对该学科作过介绍。但在当时政治背景下，它刚刚露头很快便被中断了。
第二次引入，已过二十多年。70 年代末，复旦大学新闻系内部刊物《外国新闻事业资料》对传播学作了一些介绍。1983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出了一本《传播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随后，西方传播学著作相继在我国出现，如《报刊的四种理论》、《传播学概论》、《传播学的起源、研究与应用》、《传播概论: 传媒、信息与人》等，这构成了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初始起步。
作为新生儿和外来户，新闻传播学要在我国扎根成长，必须融入社会实践。因此，新闻传播学研究者们开始关注我国的新闻传播实践。这时期，人们用新闻媒介、传播媒介、大众传播媒介名词等来称谓新闻机构，突出了媒介本身的特点; 所引用受众、传播渠道、传播效果、双向传播等概念，给学界带来强大冲击波，新闻传播学逐渐取代了新闻学，传播信息工具取代了阶级斗争工具，受众理论促使传者本位向受者本位转变，人们开始重视与传播效果有关的各个因素和信息本身的研究，受众调查遂成为媒介改革之重要依据。
此时期，研究工作开始向纵深发展，新闻传播学的中国化和本土化已更多被人们所关注。香港中文大学传播研究中心主任余也鲁教授 1978 年 3 月在中国传播研讨会上，发表了《中国文化与传统中传的理论与实际的探索》的演讲; 1982 年首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提出了“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创新”的方针; 1986 年的第二次研讨会又明确提出“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传播学研究者们开始运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汇集、梳理、分析、运用西方传播学理论，并从我国国情和实际出发，开展一系列影响颇为广泛的大规模专题调查。
但尽管如此，这些传播学者们所研究的，主要还是西方传播学的基本理论与方法，传播学的中国化和本土化还远未成熟，并与传播实践存在较大距离，还缺乏一种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基。
进入新世纪前后，我国新闻传播学开始呈现出起飞之势。其主要表现，是研究方向开始多元，研究内容亦日益深化。方向的多元也导致了研究方法出现多元，文化学、后现代哲学、文本分析、意识形态分析等方法，都已开始应用，因而使该学科的研究更为科学化和精确化。
二、新闻传播学在我国本土化的基本特色
经过学者们的共同努力，我国新闻传播学已开始趋向本土化，其基本特色，主要可从以下几方面来审视。
一是研究过程表现为学科由窄而宽; 论题由浅而深; 范围由小而大; 沟通由难而易; 研究方法由封闭而开放; 由单一而多元; 由非正式而为正式。
二是研究内容表现为纵向的中国传播现象和传播思想研究取得了较显著的成果; 横向的中国传播理论和传播问题的研究亦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对有中国特色的新闻传播学的研究成果亦很丰富。
三是研究学者由少而多，一大批年轻学者已活跃于学科的最前沿。
三、我国新闻传播学发展的主要亮点
三十多年的引进与发展，使我国新闻传播学呈现了很多亮点。
亮点之一，是一些早期译作的适时出现。复旦大学新闻系内部刊物《外国新闻事业资料》1978 年 7 月刊出《公共传播学的研究》和《美国资产阶级新闻学:公众传播学》两篇介绍性文章，在当时国内新闻界掀起了不小的波澜，此后整个 80 年代，人们都在应用这些译作，它们恍若璀璨之星，映亮了我国传播学的空旷夜空。
亮点之二，体现于几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讨会。1982 年，第一次全国性传播学学术研讨召开会，参加者只 20 余人，所提交论文亦无多。但会议首次提出的16 字方针，则确定了我国新闻传播学发展的基本方向，对后来相关工作的开展起到不小的推动作用。第二次全国研讨会，召开在 1986 年，已有人提出建立有中国特色传播学之主张。1993 年的第三次会议，诞生一批与我国传媒实践相结合的研究成果。1995 年第四次会议，研究话题开始向传播学学术定位及本土化问题集中。1997 年第五次会议，香港、台湾、大陆学者首次坐在一起作学术探讨。1999 年第六次年会，开始与国际接轨，议题、规模与质量都有相当的拓伸。以上这些研讨会，都不同程度对新闻传播学在我国的发展起到了某种助推之益。
亮点之三，是受众调查在我国的兴起。早在 1979年，复旦大学一批学生就用刚学到的方法，尝试进行当今很流行的“受众研究”，尽管其调查规模尚小，但也产生了相当的影响。1982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和首都新闻学会联合发起北京地区读者、观众、听众调查，则是我国首次开展的大规模受众调查，它对我国大众传播发展的影响至为深远。
亮点之四，是人们的学术界思想不断解放。过去，新闻传播学曾被冠以“资产阶级新闻学”之名。1983年还曾将其视为精神污染，指责其否定阶级斗争。直到 1992 年思想解放运动兴起，新闻传播学的命运才彻底转变。1995 年国务院学科目录将新闻学和传播学并列为二级学科; 1997 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又将传播学正式列入博士、硕士专业目录，并将其列为一级学科，这是新闻传播学作为一门学科正式被国家承认的重要标志。
四、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几点困扰与问题
新闻传播学虽在我国又较大的发展，但也存在一些需要正视和解决的困扰和问题。
困扰和问题之一，是学术界对新闻传播学研究本土化的理解尚不一致。港台学者多从我国传统文化中探讨传播原理，资料以古为主; 大陆学者则多从传播实际来探讨传播理论，材料以今为主。近来也有人提出了上下联通、古今并用的折衷之见，这主张尚未得到绝大多数学者的认同。
困扰和问题之二，是新闻传播学者对语意的认知及对名词的翻译，都不尽相同，这常造成理解上的障碍，影响正常的学术交流。
困扰和问题之三，是那些得到政府和企业赞助的行政型、实用型传播研究，明显处于有利地位。而本土化研究则尚嫌冷淡。这是本学科尚未成熟的一种表现。
困扰和问题之四，是从事新闻传播学本土研究的学者尚少，颇需其他各学科的研究者加入。同时，研究新闻传播学的中国化，须具有深入细致地独自探求的精神，尤须仔细阅读大量文言书籍，这对年轻研究者们来说，无疑是一较大障碍。
五、对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前景的展望
虽存在这些困扰和问题，但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前景，毕竟还很光明，我们已清晰看到了如下一些令人欣喜的学术发展趋势。
一是本土化研究者正日渐增多。虽然我国的研究尚未完全消除对西方的模仿之痕，但对本土化问题的认识，已逐渐加深，并且也已形成了某种气候。
二是对西方化的指责正渐其少，西方化和本土化之争，已难再引起研究者们兴趣，人们都再将忙于建构各自的理论，研究环境愈加宽松。
三是交流合作正在日益增多。的学术沟通，正以循序渐进之式逐渐推行。因为大家都已认识到，交流与合作，乃是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最有效途径。
篇3
【关键词】非诚勿扰;施拉姆;大众传播;运用
1.施拉姆大众传播理论
施拉姆是传播学科集大成者及创始人，人们称他为“传播学鼻祖”、“传播学之父”。 他建立了第一个大学传播学研究机构，编撰了第一本传播学教科书，授予了第一个传播学博士学位，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具有传播学教授头衔的人。施拉姆认为：(1)大众传播媒介(机构)在获取或接到信息源发出的信息后，要经过译码者(记者)、释码者(编辑)和编码者的加工和整理，从而变成可以被传播出去的符号(讯息)；(2)受传者都属于一定的社会群体，他们在接受和传播该信息时会受到其他群体成员的影响，信息传播是双向循环的过程，每个成员既是传播者也是受传者。(3)信息在群体中的传播过程中，会得到再解释或加工。(4)大众传播的受传者在接到信息后，会给传播者发出反馈信息。(5)每个受传者和传播者都扮演着译码、编码和释码的角色。虽然与传统的单向线性传播模式相比，施拉姆的传播模式有了突破，强调了信息传播的双向性，信息在传播过程中会得到再加工，受传者在接到讯息后会对传播者产生反馈，但施拉姆的传播模式仍然属于线性传播模式。1954年，施拉姆在《传播是怎样运行的》中，提出了新的过程模式，这一模式突出了信息传播过程的循环性。这就内含了这样一种观点：信息会产生反馈，并为传播双方所共享。另外，它对以前单向直线模式的另一个突破是：更强调传受双方的相互转化。它的出现打破了传统的直线单向模式一统天下的局面。
2.施拉姆大众传播理论在非诚勿扰中的运用
2.1《非诚勿扰》所体现的传播学特色
《非诚勿扰》表现为一个很完整传播过程，所体现的传播学特色更是可以从传统的传播模式图中抽象得出。《非诚勿扰》现象的产生，有它在商业上的运作因素，但是在更加深度的层次上来讲，《非诚勿扰》热的现象深度表现的是在传播社会学上所具备的完整的传播过程。传播者、受传者、讯息、媒介、反馈这几个传播要素都在《非诚勿扰》现象中有所特殊表现。作为一个典型传播现象，《非诚勿扰》的大众传播活动，符合了施拉姆的大众传播过程模式，揭示了传播的本质。 从传播学上讲，《非诚勿扰》无疑是一个成功的运营模式，它的发展也让我们的媒介民主化运动更加的有目的，让大量的读者提前嗅到了西方文化的气息，同时这次风潮的兴起也让多种多样传播方式进入了我们的生活，网络视频、手机新闻、电视展示……等等以后都在日趋成熟
2.2走平民路线加强节目互动
《非诚勿扰》是江苏卫视一档适应现代生活节奏大型婚恋交友节目，为广大单身男女提供公开的婚恋交友平台，精良节目制作和全新的婚恋交友模式得到观众和网友广泛关注。新节目的互动形式将完全突破过去传统的交友方式，完全体现新时代男女的婚恋观。节目中有24位单身女生以亮灯和灭灯方式来决定报名男嘉宾的去留，经过“爱之初体验”“爱之再判断”“爱之终决选”“男生权利”等规则来决定男女嘉宾的速配成功。
《非诚勿扰》参加节目的女嘉宾是广泛选取的，主要走的是平民化路线，其报名的条件是面向全国的，主要是具有完全民事责任能力，年满20周岁单身男女，具备良好表达能力，愿意在镜头前展示自己，愿意在电视上征婚， 年龄无上限，有无婚姻经历均可，只要现阶段是单身，学历、相貌、身高、收入均无限制，节目组将会及时整理选手资料，如果被选中，节目组编导会通过电话通知。参加人必须配合节目组录制时间的就可以
2.3抓住“有意受众”做好“温情传播”
首先，抓住“有意受众”，对受众身份以及受众群体进行分析，从而利用女嘉宾这一强大品牌和优势资源，请用她们作为《非诚勿扰》的主角。其次，考虑和认识到受众心理，受众情感对电视节目设置的影响，从而做好“温情传播”，创造了“广泛感召力”。最后，将《非诚勿扰》的主题定为“架起婚姻幸福的桥梁”，这样树立了媒体良好的社会公众形象。盛大的活动场面让观众切实感受到了，江苏卫视作为如今国内的“品牌媒介”背后强大的制作实力。它有着一支智慧创意队伍，有着雄厚资金支持，事实证明它完全把《非诚勿扰》做到了国内一流电视娱乐节目的水准
2.4利用大众传播的普遍性和累积性，把赛程加长累积关注
每期节目有女性参与眷24名，男性参与者5名。每次让1名男嘉宾上场，将他心动女生的号码输入电脑；然后，24名女性参与者根据第一印象选择亮灯或灭灯，称之为“爱之初体验”环节；如果有2盏或2盏以上的灯亮着，就进入了“爱之再判断”环节，主要是关于男嘉宾的一段“VCR”，介绍男嘉宾的基本情况，如家庭背景、经济状况、职业收入、性格爱好等，女性参与者再作出选择。如果有2盏或2盏以上的灯亮着，进入“爱之终决选”阶段。也是关于男方背景资料的视频，有时是男嘉宾亲友对他的评价，女方据此进行抉择。在规则中，通过“过三关”来了解一位男生，在此期间女生亮灯表示愿意继续，灭灯表示不愿意，如果场上只有一位女生亮灯，那么主持人将询问男生意见，同意则速配成功，如果场上所有女生都灭灯，此男生必须离场。在三关之后仍有多位女生亮灯，则权利逆转，进人了“男性权利”阶段，由男性来选择女性参与者。男生将有机会主动挑选自己心仪的女生。不再像以往的婚恋交友节目双方互选，24对1的模式，拉长了节目的时长，也曾加了可看性。
2.5“三网互动”开辟了收视率的新高
《非诚勿扰》的进行无疑是“庶民的胜利”与传媒的突围。《非诚勿扰》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红遍大江南北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去单一化的大众传播媒介，恰倒好处地整合了报纸、广播、电视及网络这四大媒介，并通过电视及网络为主导，广播及报纸为补充实现了其传播效果。更加值得一提的是，手机作为“第五媒介”在传播中的作用更加突出。这样，包括手机信息在内的五大媒介整合，给江苏电视台带来了巨大收益。同时，江苏电视也为互联网、移动通信网、有线电视网三网互动开辟实验田。《非诚勿扰》与观众的互动也使微博和电子邮箱的使用率大大提升，并且形成了专属自己的粉丝团体。
娱乐化趋势己不仅是一种影视现象、娱乐现象，更是一种文化现象，它正引领着中国电视娱乐节目悄然发生着深刻变革。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从传播学角度对娱乐节目进行研究具有很强的社会意义。■
【参考文献】
［1］李玉庭.电视娱乐节目发展趋势研究.中国人民出版社,2007,（5）:79~89.
篇4
【关键词】舞蹈传播 舞蹈媒介 舞蹈传承 舞蹈审美
传播是人类的信息沟通行为，有了传播人类才有了联结成社会的纽带，而舞蹈是以人的肢体语言作为传达、传播人内心情感信息符号的一种物质载体。从舞蹈学发展的角度来看，舞蹈传统的承续、舞蹈文化的交流必然要通过舞蹈传播，舞蹈传播方式的不断更新对舞蹈的传承发展和繁荣有着直接的影响及作用，给喜欢和热爱舞蹈的人带来了重要审美变化和影响。
一、舞蹈传播方式的历史传承
“人类传播活动的发展历史，其实也是传播媒介的演进历史。”①舞蹈之所以不曾中断悠久的传统历史文化，这是因为舞蹈传播方式的发展和舞蹈历史的发展是同步的。在舞蹈传播史上，每一种传播方式的出现都成为某个时代的象征，为舞蹈的传承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笔者试从口传身授到网络传播（数字舞蹈）对舞蹈传播方式做以简要阐述。
（一）口传身授
《毛诗序》中记载了这样一段话：“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②可以看出，从远古音乐起源的论述中就强调了舞蹈成为歌唱情感的进一步升华，舞蹈比语言更易于表达人们内心的思想感情。事实上“言、诗、歌作为人的内在生命情态的外化，以人的声态作为物质媒介。音乐、诗歌、舞蹈作为艺术符号其本质都是人的内在生命情态的符号表征。”③ 远古时期，人们是在音乐与舞蹈的传播中，通过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舞蹈表演和模仿来表达他们自己的生活形态、思想感情和对世界的认识。
口传身授是舞蹈传播史上第一个发展阶段，同时也是舞蹈传播方式的原始形态，是在舞谱、电视等媒介传播诞生之前最为便捷、最为普遍的舞蹈传播方式，在舞蹈传播史上对舞蹈的传承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口传身授的舞蹈教学、舞蹈知识讲座、舞蹈欣赏活动等传播方式对传播舞蹈文化、普及舞蹈文化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口传身授传播方式也受到了时间、空间和地域的不同限制，从而使得我国传统舞蹈的传承、传播发展受到了一定影响，直到舞谱传播媒介的出现，这一问题才得到了彻底性的解决。
（二）舞谱传播
舞谱记录的出现标志着舞蹈传播进入了大众传播时期，作为一种传播媒介在舞蹈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舞谱可以清晰准确地用文字和图形配合的方式来记录舞蹈动作，可以使流动着的舞蹈能以某种形式固定下来使之得到保留和传播。如我国古代的“敦煌舞谱”“德寿宫舞谱”用术语词汇来记录舞蹈动作，而“六代小舞谱”“灵星小舞谱”等则用文字和图形配合的方式来记录舞蹈动作。④
舞谱的出现和发展给原始舞蹈传播形态带来了更多变化：它克服了创作者在创作构思中的遗忘性，舞蹈就可以借助舞谱而较精确地固定下来；避免了舞蹈传播过程中的模糊性，可以较清晰、准确地记录舞蹈作品再传播给受传者。⑤舞谱记录也有它的特殊性，大多采用各种舞蹈符号、舞蹈动作图形、舞蹈队形移动线图、舞台布景和服装设计图等再配以文字来记录舞蹈作品。⑥这种舞谱记录法对于舞蹈爱好者来说虽然简单易学，但是学习舞蹈技能、舞蹈风格和舞蹈韵律会较困难。然而，电视媒介传播的广泛普及，使得记录和保存舞蹈有了很大的突破，为舞蹈学习者、舞蹈欣赏者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平台。
（三）电视传播
电视舞蹈传播、舞蹈电视录像片等是舞蹈传播的最有效方式。电视舞蹈传播不仅体现它是以舞蹈、音乐与电视画面相结合成为一个有机体的电子传播媒介，而且还体现在它简易方便、形象准确、普及面广等。
自从电视传播普及以来，不仅使得舞蹈可以很好地记录和保存下来，也为舞蹈的广泛传播开辟了新天地。电视舞蹈传播是一种视听合一的大众传媒，“它同时可以利用声音、文字和形象，是所有媒介中最广泛和最普遍的”。⑦电视媒介传播使得各种电视舞蹈节目花样百出，例如：舞蹈、舞剧演出晚会和大型比赛、舞蹈专题、舞蹈文艺、舞蹈教学等节目的直播和录播。中央电视台在上世纪80年代末播放的《杨丽萍的舞蹈艺术》，是一部舞蹈艺术片。电视导演和杨丽萍所共同塑造的艺术形象，给人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具有强烈的精神鼓舞力量。⑧中央电视台每两年举办一次全国电视舞蹈大赛，这不仅为专业学习舞蹈者提供了学习和展示的舞台，也为热爱舞蹈艺术的人们学习和欣赏舞蹈提供了更便利的条件，从而成为普及舞蹈文化、学习舞蹈的有力手段和有效工具。电视舞蹈传播是舞蹈艺术和电视艺术相结合的产物，它将音乐和舞蹈表演融合在一起，让观众能够欣赏到更加美妙的舞蹈画面。
（四）网络传播
随着科技的不断创新发展，网络传播为舞蹈文化的交流与学习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平台。网络传播是传播舞蹈艺术的大众传播媒介，它与传统的舞蹈传播媒介有所不同：一方面，网络舞蹈传播是一种数字化的、虚拟的、双向互动式的传播方式，欣赏者主动参与其中；另一方面，网络舞蹈传播是以音乐与舞蹈表演同时发送信息，因此覆盖面广、欣赏便捷、信息获取方便。同时，人们还可以对自己感兴趣的舞蹈信息、录像资料进行下载、储存、整理、复制等。由此可见，网络舞蹈传播可以让更多的人有创作舞蹈、欣赏舞蹈作品的权利，使得欣赏者与舞蹈表演者之间的距离感大大缩小，同时给现代舞蹈传播方式提供了一种超越历史的灵感与走向大众的动力，也使得舞蹈传播可以跨越时空让人们尽情地领略和分享视觉艺术，心灵的审美体验也因感官的再一次解放而得到延伸和扩展。
从舞蹈传播方式的演变及革新来看，每一种舞蹈传播方式都将人类带进一个新的境界、新的时代。口传身授是人类最基本的舞蹈交流方式，使人类可以相互进行舞蹈交流、表达感情等；舞谱传播使得人类可以将所思、所闻用舞谱固定下来；电视舞蹈传播是记录和保存舞蹈的最好方法和手段；网络舞蹈传播可以跨越时间和空间的局限向人们进行反复传播，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将人类由工业时代带进了信息时代。可见，舞蹈传播方式的每一次革新不仅延续了舞蹈艺术的传承发展，而且使得人类对舞蹈文化的审美认知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
二、舞蹈传播方式的审美嬗变
舞蹈传播从最原始的口传身授发展到如今的大众传播（电视网络传播等），这不仅对舞蹈创作、舞蹈表演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且也为舞蹈欣赏、舞蹈审美观念带来了新的变化。舞蹈欣赏是舞蹈实践活动中最为普遍、最为多见的，也是观众最能直接接触舞蹈作品的基本方式。舞蹈传播方式的发展正在逐渐影响着人们的欣赏水平和审美观念的转变。
（一）传统舞蹈传播方式的审美活动
传统舞蹈传播方式的审美活动包括口传身授的舞蹈教学、群众性的舞蹈活动、舞台和广场的舞蹈演出等。口传身授主要是以教学为主，特别是课堂教学，这是舞蹈教学与传播的重点，舞蹈教学最能直接使学生舞蹈知识和水平得到有效提高。目前，除了舞蹈院校与舞蹈团体开设了专业舞蹈课程外，其他艺术院校、音乐院校也开设了专业舞蹈训练班和知识讲座等，为了在群众中普及舞蹈，很多专业舞蹈学院的学生把舞蹈带到各大专院校进行演出和交流活动。群众性的舞蹈活动通过群众之间互教互学，通过舞蹈肢体语言与思想情感的交流，为人们的生活注入了新的气息和精神风貌。舞台和广场的舞蹈演出是舞蹈者与欣赏者最为直接交流和传播的方式，它可以在演员和观众之间进行情感、思想的交流和直接的信息反馈，产生了很好的艺术效果。
传统舞蹈传播方式的审美活动不仅比较系统地提高了人们的传统舞蹈文化和丰富的舞蹈技能，而且扩大了舞蹈传播的范围，培养了爱好舞蹈的观众，增强了舞蹈艺术的社会影响。传统舞蹈传播方式的审美活动使得表演者与欣赏者不仅面对面接触，可以更直接、更自然地互相交流情感，而且欣赏者会很专注表演从而进入角色，欣赏者的热情也使得舞蹈表演者更加投入到表演中。欣赏者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舞蹈表演上，注重舞蹈作品与舞蹈表演者给予自己的感性印象，从而不会想到感性与表演之外的事物。
（二）媒介舞蹈传播方式的审美特性
媒介舞蹈传播方式的审美活动包括舞谱传播、电视网络传播、网站构建、舞蹈下载、网络论坛等。舞蹈艺术经历了从“舞姿、舞谱到舞蹈程序”⑨。人类最早的舞蹈形式得益于人的舞姿，然后舞谱的出现让舞蹈音乐以符号的形式便于传承。随着网络的发展，数字化的舞蹈取代了舞谱，这不仅使得舞蹈者更好地设计、表演、研究自己的舞蹈动作，而且也对舞蹈表演者形成了巨大的冲击。传统的舞蹈传播方式是在现实空间的广场或剧场进行舞蹈交流与欣赏，而网络媒介下的舞蹈交流是在一个虚拟的空间中。现在网络上建立了很多专业的舞蹈网站，例如“舞蹈者之家”等，这些专业的舞蹈网站为舞蹈作品的传播、爱好舞蹈的欣赏者提供了丰富的舞蹈资源。⑩
媒介舞蹈传播方式的审美特性在于它以强大的科技力量为基础，以极高的效率和极广的空间跨度向人们提供舞蹈信息、娱乐节目等。它不仅拓展了人们的舞蹈审美观念，而且也使人们的生活更加活跃化、社会化；它不仅给舞蹈作品提供了一个从编创、表演直接抵达众多舞蹈欣赏者的路径，也为我们提供了各种舞蹈交流、舞蹈评论、无数的舞蹈视频资料等资源；它不仅对全民普及舞蹈、艺术审美共享和审美情感互相交流产生了空前的影响，也使得欣赏者获得舞蹈的审美感受是复合型的、多样化的，可以在任何一个产生冲动的地方，由欣赏者转变成舞蹈作品的破坏者或再创造者。
结语
随着科技的不断创新、舞蹈的不断发展，还将会出现更多更新的舞蹈传播方式，从而对舞蹈实践活动和人们的审美观念产生重要的影响。值得我们深思的是，网络媒介传播在对舞蹈欣赏者产生强烈的视觉和虚拟冲击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舞蹈欣赏的现场感、舞蹈审美的价值是否还需要和存在？人们的舞蹈审美观念和理想该如何发展？舞蹈文化该如何继承？如何以高尚的审美趣味提升全民的舞蹈素质？这对我们现在已经十分多样化的舞蹈欣赏和审美趣味来说无疑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注释：
①李彬.传播学引论[M].新华出版社，2003：2.
②③黄汉华.抽象与原型——音乐符号论[M].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4：89.
④⑥⑧隆荫培，徐尔充.舞蹈艺术概论[M].上海音乐出版社，2006：425，425，434.
⑤曾遂今.音乐社会学[M].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4：267—268.
⑦邵培仁.艺术传播学[M].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7）：235.
⑨黄汉华.音乐作品存在方式及意义之符号学思考[J].音乐研究，2005（4）：71.
⑩郑志勇，贾淑华.舞蹈因科技而更有魅力——数字舞蹈初探[J].舞蹈，2004（4）：2.
参考文献：
[1]隆荫培，徐尔充.舞蹈艺术概论[M].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6..
[2]曾遂今.音乐社会学[M].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4.
[3]李彬.传播学引论[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
[4]邵培仁.艺术传播学[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
篇5
关键词 播音主持 教学特点 内容分析
中图分类号：G424 文献标识码：A
播音与主持专业作为艺术学科，综合性较强，包括了新闻学、传播学、语言学、艺术学、美学等学科的内容，这也给教学提高了难度，这也是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重要特点之一。所以，在课程的设置上要从专业的特点出发，与广播电视产业对播音与主持人才需求结合起来，注重各个学科（新闻学、语音学、美学等）的穿插渗透，形成适合现展情况的教学体系，改正那些不适合现代教学的传统教育模式，但是在教育模式上也存在着一种误区，许多学校一味追求全才的培养，例如过于重视新闻学、传播学、语言学、艺术学、美学的教学，而忽视了其他如口语、即时表达与稿件转换的能力，也就与社会需要的人才大相径庭了。总的来说，课程的内容设置应该在传统教学体系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性的革新，主要表现在课程的设置更加贴近社会实际工作，重点培养学生的语言能力、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同时加强教学与实际工作的联系，让学生得以全面发展。以下是播音与主持专业所设置的主要课程，希望能通过罗列其主要内容来分析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的特点的教学特点。
1 专业课学习
调研了多所开设播音与主持专业的院校发现，在课程设置上，主要以公共课、专业基础课群和专业课群。专业基础课和职业素养课为主，在大一、大二阶段主要是以普通话学习为主，包括语言技巧和广播播音都是播音与主持人培养体系中重要的环节，也是基础中的基础。但是传统的播音与主持专业课上缺乏各个科目内容的穿插和渗透，这也是为什么应届毕业生“一职难求”的原因。
分散的专业课内容没有经过整合也就很难实现“一专多能”。并且，难以形成系统教学也打击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灵活的设置课程结构体系，充分体现“宽基础、活模块、重技能”的课程设置目标。在教学的过程中加入创新性元素，把课程的实用性和扩展性与传媒实际工作结合起来，让学生真切地感受到所学专业内容的重要性。目前许多院校的专业必修课的设置也开始注重学生的兴趣，并以兴趣为导向让学生自主选择不同的专业课程，并且学校也在每个方向模块设置了不同的专业必修课和专业选修课，其中必修课和选修课有不同的分工，必修课把课程的内容设置与行业的岗位结合起来，注重职业就业技能的培养；选修课主要教学与专业相关的学科，比如新闻学、语音学、美学等等。
经过对播音与主持专业课教学的研究发现，在专业课中老师会把生涩的理论与实际案例相结合后，并适时地加入个人的经验见解，这也对学生对专业的认识和职业生涯的定位带来帮助。具体来说，中国传媒大学的教学方案已经被大多数艺术院校采用或借鉴，主要专业包括新闻播音概论、播音学与主持概论、播音发音学、播音主持心理学等等这些，几乎构成了整个播音主持专业的专业课大体框架。除此之外，众多证书也被包括在播音主持专业培养方案中，成了增强职业岗位综合能力和教学内容设置的主要环节。
这些证书包括《普通话等级证》、《主持人资格证》、《播音员资格证》等，各类证书也帮助学生扩展了职业方向、培养兴趣和充分发展个性，成为应届毕业生应聘的敲门砖。
2 职业修养课
播音主持专业必须具备极高的思想素质和内涵修养，所以开设了很多这种类似的专业选修课程。现代传媒业的发展扩展了播音员与主持人的职能，在新闻传播方面，还增加了舆论营造与道德氛围的维护的职能。确切地说播音主持人员在社会新闻传播上的作用就像是信息传播和的窗口，也是新闻信息的评论员，通过对信息的总结和组织再加上评论，这就体现了社会新闻传播的新特点。而播音员的职业修养课的重要性在于，这个职业的观点往往能左右社会大众对社会事件的看法，也就能够对娱乐起到一定的导向作用。所以实行定岗定位的分流培养变得极其重要了，通过对播音与主持专业学生职业素养的提高，加强职业道德的教育，才能算是提高整体素质。在学习内容宽泛且扎实的基础上，进一步才可以谈到精细及深远的问题。这也是根据岗位的不同选择不同的专业技能的培训，真正地做到了因材施教。在专业素养的培养上主要针对了大致的几大方向。这就要求在教学中加入创新精神和沟通能力的培养，注重口语基础，加强能力的提高和注重素质的全面发展。其中专业素质的培养主要是语言技巧、思维训练、播音文体、节目主持艺术、主持人形象塑造、文艺作品演播、电视节目采编与制作、播音作品鉴赏等课程。
许多院校在课程设置上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过于侧重专业素质的培养而忽视了思维品质的培养，上述也提到了职业素养对于播音与主持这项职业的重要性。从课程的设置量上分析，关于语言能力培养的课程学时占到了总课时的一半，而关于思维品质培养的课程较少，比如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课程设置就更少了，虽然播音与主持专业的学生都是艺术生，但是思想道德和人文素质不能忽略，否则就违背了近年来各大高校号召的“打造高素质、全面发展的综合素养的人才”的方针。
3 文科基础课
文科几乎是所有学科的基础学科，对于艺术专业的播音主持同样重要，它帮助学生加深对传统文化的理解，也有利于培养学生综合素养。包括基本的朗读和书写能力、应变能力等等，这也是开展一切工作的基础。
篇6
[关键词]媒介文化；视觉文化；媒介素养
近几年，《缘来非诚勿扰》等电视相亲节目引起了社会和舆论的广泛关注，不少研究者以电视相亲节目为着眼点，从很多角度分析了《缘来非诚勿扰》等电视节目成功的原因以及引发社会争议性问题的负面影响。笔者试从媒介文化的角度入手，分析以《缘来非诚勿扰》为例的电视相亲节目在发展过程中呈现的媒介文化特性、视觉文化特点以及对电视受众的媒介文化素养的影响。
一、电视相亲节目的媒介文化特性
电视相亲节目所表现的媒介文化具有显著的特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市场性与商业性。当前，电视相亲节目争相开播，无疑是受经济效益的驱动，在商业效益和收视率的驱动下，电视相亲节目通过制造话题将节目推向市场。《缘来非诚勿扰》的节目制作初期就是通过制造“拜金”“奇葩”等能引起社会轰动的话题引起受众的关注。对于《缘来非诚勿扰》等电视相亲节目来说，俊男美女吸引着受众乐此不疲地收看，一些话题人物越是引起争议，受众的关注度就越高。另一方面，在开放的社会中，借助电视等公共媒体，人人都有机会展现自己，参与节目的嘉宾则希望借助平台增加曝光率，达到一夜成名的目的。第二，开放性和包容性。电视相亲节目借助电视这个公共空间，将原本具有隐私性质的婚恋交友呈现在公众视野。电视相亲节目将私人生活放置在电视媒介平台传播，充分体现了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的融合，表现了媒介文化的融合性。以前人们只是对于明星的私人生活感兴趣，到了现代媒介社会，信息传播的速度越来越快，人们沟通的渠道也越来越多。利用网络、电视等电子媒介交友、寻找真爱的人也越来越多。人们把自己的生活照片放到网上，或者参加电视征婚活动，通过借助媒介的力量让自己结识到更多的人，或者依靠媒介强大的传播范围得到更多人的关注。第三，传承性和发展性。著名学者麦克卢汉曾说过，媒介改变了人的存在方式。在媒介社会中，媒介不再是抽象的、观念性的东西了，而是具体的，有一定文化的传承、断裂和转型。在现代传播技术不断发展的情况下，新的信息（方式）代替旧的，影响社会交往方式的改变，这是媒介的进步与发展所带来的代替性和变化性。其一，媒介产生前，人的生活方式带有自然形态，穿衣服是为了遮体，吃饭是为了避免饥饿，戴手表是为了掌握时间。而现在，服饰产生了一定的符号性和精神意义，追逐名牌的现象表现出媒介文化给予大众产生的精神追求。其二，媒介改变了人的感觉方式以及对待世界的方式。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对于真实世界的看法大都被媒介营造的生态氛围所影响。其三，媒介世界改变了人的审美观念，譬如传统的文字审美，其深层的意蕴以及本质的内容需要经过思考才能体会，而电视图像使得抽象的意境变得具体化。从《缘来非诚勿扰》的电视节目当中，可以看到电视节目方式有对传统的继承，也有对传统的冲击。对传统的继承主要表现在内容上，例如女嘉宾十项基本资料里面，考察的都是传统观念中保留下来的一些择偶标准，比如家庭背景、是否愿意跟公婆一起住、做家务的能力，等等。对传统的冲击主要表现在，电视相亲节目改变了婚姻文化的传播形态，传统的媒妁之言是一对一进行的，并且是私下里进行的，而现在却是一对多的选择。婚姻观和爱情观利用大众媒介公开进行表露，媒介改变了我们传统的交往方式，电视相亲节目可以让之前素不相识的人在十分钟的时间内实现快速交往。
二、电视相亲节目的视觉文化特性
视觉文化是以图像为构成元素，以视知觉可以感知的样式为外在表现形态的文化。不同国家所创造出的文字往往是不同的，但是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语言习惯之间的人们需要交流，就需要共通的意义空间。文字是不能用视知觉直接感知的，文字既是交流的平台，又是沟通的障碍。图像可以突破这个障碍，视觉文化可以促进全球化。在一些传播范围内，视觉文化可以起到文字所不能起到的作用。比如，对于男厕、女厕的标注，直接标注中文，外国人也许并不理解，用烟斗和高跟鞋图像标注，意思就能一目了然。再如，中国大众对美国的了解，比起直接阅读有关的美国书籍，更多的是通过电视、电影来了解美国文化。视觉文化的传播已经在我们的生活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缘来非诚勿扰》等电视相亲节目，以视觉文化的载体———电视为平台，通过形象性的视觉冲击、直观的感受引起了受众的快速注意。（一）视觉文化具有的特性。1.视觉文化的类象性。视觉文化是具有类象性的，“类”是指大工业生产模式，即复制性。电视荧屏总是在不停地制造流行风尚，在电子媒介出现之后，模仿之风盛行。各类电视选秀节目各领两三年之后，电视上的各种古装剧、穿越剧也一涌而上，这类节目只要是在最初获得了收视率，此类跟风的节目就会层出不穷。哪类电视节目模式关注度高，就一涌而上的翻拍制作，这其中也包括了一些拙劣的模仿。近年来红火的电视相亲节目，在节目的复制性上，表现出两个弱点：一是模仿成风，创新不足；二是肆意炒作，引发争议。这种复制是“新瓶装旧酒”式的模仿，其内部结构几乎一成不变，变的只是它的细枝末节。2.视觉文化的映象性。这里包括了视觉文化的虚拟性、游戏性、娱乐性。电视等电子媒介中呈现出的并不是真正的生活，而是生活的替代品。媒介反映的事实不是真正的事实，而是影像构造的事实。人们常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在各种信息充斥屏幕的今天，眼见真的为实吗？早在20世纪20年代传播学者李普曼曾在他的《公众舆论》一书中，提到了拟态环境问题。郭庆光在《传播学教程》论及：“我们所说的由大众传播活动形成的信息环境，并不是客观环境的镜子式再现，而是大众传播媒介通过对新闻和信息的选择、加工和报道，重新加以结构化以后向人们所提示的环境。”[1]而传播媒介大多具有特定的倾向性，因而拟态环境并不是客观环境的再现，只是一种象征性的环境。《缘来非诚勿扰》中的视频是呈现出的影像文化，现实生活中他是不是这样一个人很值得商榷。在《缘来非诚勿扰》中，每一位男嘉宾上台都会播放关于他的VCR，在场的女嘉宾及电视机前的受众都是通过电视台拍摄的这三段视频来了解男嘉宾的职业、恋爱经历以及择偶观。这三段视频拍什么，怎么拍，对于男嘉宾是否能得到女嘉宾的青睐有着一定关联。拍摄出来的视频都是精心挑选出来的事实，虽说不是假，但是经过了把关人的挑选。在视频中，我们更多时候看到的是男嘉宾在生活当中优秀的一面，对于他生活中的不良习惯等很少提及。因此，我们很难通过三段视频就能客观地对一个人有完整地评价。另外，仅根据VCR的拍摄并不能全部了解到真实情况，很多隐含在真实背后的事实并未显现。一个人的生活背景、成长经历并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说清楚的，也不是通过一两个一分钟的视频就能描述完全的。2010年5月3日第23期《缘来非诚勿扰》，从VCR中得知，有一名外籍男嘉宾平日喜欢收集废品，变废为宝，他房间里的窗帘、小床皆为自己用废品改装。这种环保的行为，并没有赢得台上女嘉宾的欢心，在第三段短片播放完毕（即介绍完他喜欢捡拾废品做成自己可利用的东西之后），场上24盏灯全部熄灭了。后来经过主持人的询问，大家才了解这位喜好“捡垃圾”的外籍男嘉宾的父亲是银行家，母亲是艺术家，家里并不缺钱花，他的做法只是想保护环境、保护地球。因此，被外在的表象所迷惑，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视频中给我们呈现的只是事物的一部分（他拾垃圾变废为宝），但是，事实背后的本质（他致力于环保，愿意帮助地球变得更好）却不能通过视频一一展示。关于背景的介绍、深度的阐释等这些，是视觉文化的弱项，需要语言等其他方式去弥补。因此，在方寸的荧幕中，我们见到的只是事实的某一部分。3.视觉文化的幻象性。视觉文化具有表演性、仪式性、公众性等特点。视觉文化的表演性，如脱口秀节目，由谈话性向娱乐性转变，电视相亲节目也是一样，大家身着礼服，出现在众人视野，上演多人选择一人，或者一人挑选多人的表演。视觉文化的公众性，体现在阅读习惯的改变上。在印刷时代有很强的私人性质，因为大家都是自己阅读，但是到了传媒时代，就带有公共性质或者公众性质。公众性在相亲类电视节目中的表现为谈恋爱是私人空间，电视是公共空间。从媒介文化的意义来讲，电视相亲节目的意义在于把个人性、私密性的行为放在了公共视野之下，这是很大的改变。电子媒介促进了个人私密空间的公开化，给我们带来对传统的新闻传播观念的审视，即媒介文化使人丧失个性和私人空间。（二）视觉文化需要注意的重要因素。1.衣着服饰是难以磨灭的第一印象。穿衣打扮原本是个人的事情，但是在视觉文化中，不管是主持人的服装抑或是男女嘉宾的服装，得体大方显得十分重要。电视属于视听兼备的媒介，除了外貌能给人带来第一印象，服装的搭配与选择也可显现一个人的品位或者职业特性。在电视荧幕上，主持人的衣着就是一种符号、象征。在《缘来非诚勿扰》中，主持人的服装一般都比较正式，西装、衬衣或者衬衣配上小马甲。相比起主持人，每一期嘉宾老师的服装相对而言就随意一些，他们可以穿T恤，感觉热的时候可以将长袖衬衣挽到手肘以上。但是站在台上的主持人，即使穿着长袖，也不可能把袖子卷起来。女嘉宾对自己的服装打扮也颇费心思，礼服、民族服饰等齐齐上阵，并且配上与衣服相称的发型。在一个公共的开放视野中，衣着也打上了文化烙印，选择与自己职业身份相称的衣服，才能获得尊重。2.姿态行为能增强有声语言的传播效果。媒介文化的表现形态主要有：塑造媒介形象（或媒介人物）、组织社会活动（特别是媒介事件）、形成舆论热点、打造文化现象。在媒介社会中，一个人的行为、动作、姿态都可能随时随地接受公众的点评，姿态、行为的展现在视觉文化中起到重要作用。在视觉文化中，这些无声的语言往往附属在有声语言中，却比有声语言更加具有说服力，传达的信息也更为准确、真实。受众可以根据现场人物的姿态动作，判断他们的立场、态度、心情。以《缘来非诚勿扰》为例，一位嚼着口香糖上场相亲的男嘉宾就让在场女嘉宾对其行为产生非议。3.语言表达是大众传媒时代的舆论表达和舆论引导媒介文化属大众文化范畴，是大众文化与大众媒体结合的产物。媒介文化是受大众传播媒介的影响，特别是电子媒介的影响，而产生的一种文化形态。大众媒介发展到一定程度，社会大众才能参与进来，促进了大众文化的发展，形成社会文化之一。经过大众传媒的传播，一些语言很可能形成社会舆论，或者敏感地反映着社会带有争议性质的问题。媒介文化引发的是一种社会思潮。当电视相亲节目上女嘉宾喊出“干得好不如嫁得好”“宁可坐在宝马车里哭，也不愿坐在自行车里笑”，这些语言由于是通过电视这个大众媒介传播出来，因此容易引发社会的极大关注及争议。一句话引得社会对拜金主义、物质为上理念的重新审视，可见电视的影响力。在电视传播出这一语句之后，网络等电子媒体将事件一次次地放大及扩张，使得社会对其的争议越来越大，议论此事件的人越来越多。人们争相发表自己的看法，参与到这一次事件引发的讨论中来。（三）视觉文化由理性走向感性。视觉文化产生的基础是媒介中各种感觉要素的增多。视觉成为媒介文化的中心后，文化脱离了以语言为主的理性形态，转变为以图像或者影像为中心的感性形态。从思维角度看，影像带给我们的是感性，它传达一种情绪，制造一种气氛，使得受众容易在这种氛围中理解事物。电视相亲节目也是如此，视频中播放的影像，很容易感染现场的女嘉宾与电视机前的观众。比如，一位男嘉宾靠着自己艰辛的努力从事着微不足道的工作，但是仍然相信生活、热爱生活，敢于追求自己的幸福，现场就会被一种情绪所笼罩。有些女嘉宾可能透过男嘉宾，找到了自己曾经艰苦生活的影子，容易受到感染。一旦节目中出现这种奋斗的故事，台上的女嘉宾很多就当场流下眼泪。当她们的情绪被感染的时候，就很难作出跟平常一样的准确判断。《缘来非诚勿扰》是一档电视相亲节目，来这里的女嘉宾的主要任务是寻找自己的真爱。在来节目之前，女嘉宾可能有很多择偶的标准，但是在情绪或者氛围的感染下，可能她们心中的标准就会在那一刻消失，即使男嘉宾不符合她们以前心中的标准，女嘉宾也可能因为同情或者受到共鸣而留下她们那盏灯。至于到了台下之后两人是否真的合适，女嘉宾是否愿意跟男嘉宾一起奋斗，一起开始艰辛而又琐碎的生活，也许就不一定了。毕竟同情不是爱情，产生共鸣也不一定会产生感情。又比如说，当场上来了一位事业有成的男嘉宾时，女嘉宾很多时候就会被男嘉宾的翩翩风度所感染，当视频中播放出男嘉宾开着豪车住着豪宅并拥有一定的资产与事业，他们去过很多国家有过很多经历时，女嘉宾可能也会产生一种仰慕与钦羡。这时候，很多女嘉宾就会纷纷表达自己的爱意。对于营造出来的这种事业有成的气息，即使女嘉宾之前心目中有着某些限制，如对方不能大自己几岁，但是在这时候，这个标准可能会降低，也可能会妥协。
三、电视相亲节目对媒介素养的影响
张开所著的《媒介素养概论》中提到：“事实上媒介现实在急剧地无限扩大，媒介世界五彩缤纷、千变万化，媒介信息的狂轰滥炸是不由我们思考和分析的，因此慢慢地人们不自觉地失去了对真实现实的清醒认识，就成为媒介的盲从。”[2]弗洛姆在他的作品《在幻想锁链的彼岸》中提到过，现代人生活在充斥着各种各样意识形态的世界中，“所有这些运输系统通过父母、学校、教会、电影、电视、报纸从人的童年时就强加给人们，它们控制着人们的头脑，似乎这是人们自己思考或观察的结果”[3]。传统的审美是非功利的，是一种精神的享受。审美是对自己亲身经历的事的回味与升华，相亲类电视节目的受众群体比较广泛，爱情与婚姻本就是人类永恒的话题。基于“使用与满足”理论，可以认清为什么这些节目能够取得一定的收视率。按照“使用与满足”理论研究的成果，电视受众成员被看作是有着特定“需求”的个人，他们的媒介接触过程被看作是基于特定的需求动机来“使用”媒介，从而使这些需求得到“满足”的过程。著名传播学者丹尼斯•麦奎尔针对电视媒介，总结了电视节目提供“满足”的四种基本类型，即心绪转换效用、人际关系效用、自我确认效用和环境监测效用。从这几点出发可以发现，电视相亲节目能够提供消遣、娱乐，帮助人们减压，带来情绪上的解放感；可以在“拟态”和现实的人际关系建立中，满足人们对社会互动的需求，可以在跟周围的人讨论和交流时找到共同的话题；可以为观众提供自我评价的参考框架，并在此基础上协调自己的观念和行为；可以获得与自己生活相关的信息。对于受众来讲，媒介强大的影响力也使得他们很可能分不清现实世界与媒介所构建世界之间的区别。在以电视为载体的传播中，电视节目当中隐藏的一些价值观、婚姻观和物质观是以一种软性、隐蔽的方式来传达的，有时候电视受众受到了影响，但是自己却并不能感知。透过镜头看见内涵需要条件。当我们在观看电视节目的时候，存在观看的条件与局限，即需要借助媒体辅助观看。因此，媒介素养是所有人都需要后天培养的文化素质，尤其是在这个信息社会、媒介社会当中，养成良好的媒介素养，能让我们避免成为媒介的附庸以及依赖媒介的“土豆人”“容器人”。总之，电视相亲节目是当代媒介文化特别是视觉文化兴起的一种新的文化现象，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和特点，为信息化条件下的受众增添了新的视觉享受。尽管存在一些争议，但我们还是必须从传媒学的角度加强研究、挖掘和推动，减少其负面影响，增加其正能量，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
作者:熊湘漪 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参考文献]
[1]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127.
篇7
[关键词]手机媒体 批判主义 媒介素养
从批判主义视角来看,人类进入信息社会,各种传播媒介的发展在给人们带来快乐与便捷的同时,也使人们沉浸在媒介营造的世界中,难以分清信息世界与现实世界的界限,饱受困扰。1932年,英国小说家奥尔德斯•赫胥黎在其科幻小说中《未来世界》中描写道:“人们会渐渐爱上压迫、崇拜那些使他们丧失思考能力的工业技术;文化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没有人会在愿意读书,在如海的信息中变得越来越自私……”
随着3G的浪潮席卷而来,手机媒体的发展上升到一个新的阶段。由于手机媒体融合了报纸、杂志、广播、电视、互联网等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各种功能于一身,又因其小巧轻便可以随身携带,使人和媒介融为一体,成为麦克卢汉媒介延伸理论中真正意义上的“人体的延伸”的媒介。正如“iphone”广告语中所说,“iphone是一款革命性的手持设备。它既是大屏幕的ipod,又是突破性的互联网移动终端。”“借力于这无与伦比简单的高科技,iphone重新定义了在手机上的一切可能。”手机媒体时代的到来,意味着我们对媒介的依赖已经达到了“无时无刻不,随时随地都”的程度。由此可能引发或者加剧媒介环境下人类生存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笔者将从批判主义传播学理论出发,对手机媒体传播的负面影响进行分析研究,并尝试提出解决办法。
一、信息过载
信息过载问题如同影子跟随着人类的每一次进步,人类面对着自己制造的信息越来越感到压迫和无力。更让人头痛的是,信息技术的进步越大,信息过载问题造成的影响也越深重。对于信息使用者来说,具体包括:信息容量过大,信息重复、混乱,信息流通不畅,信息加工过于低级或过于抽象,信息无法理解等等。
作为新媒体家庭中的新成员,手机媒体的发展正在起步,信息过载问题带来的挑战也是其必须面对和解决的。手机媒体的许多特点都会导致信息的过载。
1.手机媒体信息过载问题的技术根源:先进的网络技术和强大的软件功能。
I-mode、Wap,以及基于3G网络下的手机网络技术,使得各种信息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通过手机迅速传播至每个用户,并且实时更新。这样使得信息在手机媒体中的传输越来越便利,成本也越来越低廉,信息的海量性和越来越低的传播、存储成本使得信息不断贬值。信息可以很容易的出现在手机媒体中,而对于信源发出的信息的质量并没有保障,面对手机媒体所提供的大量信息,获取自己需要的信息将会变得越来越困难。
2.手机媒体的便携性
在各类媒体中,手机媒体可以说是与人类最“亲近”的媒体了。手机媒体克服了传统互联网络终端体积较笨重的缺点,以其小巧、轻便、易于携带的特点融入并改变着人们的日常生活。人们可以通过口袋里的手机随时随地与世界联通,这也使得人们随时被大量信息所包围着,难以自拔。
比如基于双向寻呼技术,以移动接收邮件为特点的“黑莓”手机自问世以来,很多公司都为自己的高级管理人员配备“黑莓”,同时也要求他们必须随时随地处理公司邮件。这使得使用该手机的企业人士必须实时面对公司事务的压迫,无法回避。随着手机媒体功能的不断拓展,人类如何控制手机媒体中的大量信息而不是反过来被其控制这一课题,需要人类共同去思考和面对。
3.全媒体传播
手机媒体集中体现了网络技术发展使得媒体融合成为必然的这一趋势。它可以融合报纸、杂志、电视、广播、网络等几乎所有媒体的内容和形式。它所承载的信息是各种媒体信息的集合,在如此庞大、重复的信息面前,人们可能会出现两种极端的情况:形成“信息爆炸”后的“信息真空”,使用者无法找到对自己真正有用的信息,因为它们被大量的信息碎片所湮没;造成“意见部落化”,当信息的数量过于庞大时,受众就可以通过各种方法只接触最符合自己观点的信息,不接触和自己观点有矛盾的信息,最终导致自己的观点逐渐走向偏激。
4.开放、交互、多元化传播
在手机媒体时代,每部手机都是一台微型的迷你电脑,手机传播可以实现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双向传播甚至多向传播、点对点传播和点对面传播等多元化传播,具有很强的交互性。3G基础上的手机技术,可以实现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电子邮件、实时语音、实时影像等等功能。这使得信息的进一步摆脱专业媒体的限制,变得更加大众化。草根化。可以说,每个多媒体手机用户自己就可以成为一个信息源,随时随地向其他手机用户和网络传播他想要传播的信息。
据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早在2006年,全球就已经有20亿人使用手机,是全球电脑用户的10倍。本来就已经海量的信息又再次被手机用户所的信息所“稀释”,而每个用户所发出的信息中的大部分对其他人来说无用或者价值很低,导致人们更难在手机媒体中获得对自己真正有价值的信息,增大了原本就混乱的信息环境的噪音。“就好像在一个拥挤的房间里,每个人都叫嚷着希望被听到,最终将使每个叫喊的人窒息。”届时,关于信息的信息可能会比信息本身更具有价值。
二、加剧“信息环境的环境化”
信息环境,也称为“拟态环境”,它并不是现实环境的“镜子”式的再现,而是传播媒介通过对象征性事件或信息进行选择和加工、重新加以结构化以后向人们提示的环境。也就是说,信息环境是区别于客观环境的,由信息及其符号载体构成的环境。传统社会中,信息环境和客观环境基本上是重合统一的,但是随着信息社会使得信息环境无限扩容和丰富,信息环境逐渐从客观环境中分离出来,独立运行,“虚拟”世界变得越来越真实,而真实的世界则会与受众渐行渐远。
手机媒体的出现,使用户可以随时任意游走于信息环境和真实环境中间。很多往常需要在现实环境中完成的事物,如聊天、购物等,可以在信息环境中完成;而虚拟世界中的游戏、宠物、视频等则变得愈发真切、流行、触手可及。随着手机技术的发展和手机媒体的普及,人们必将加剧对手机媒体的依赖程度,进而愈加远离现实环境而亲近信息环境,加剧“信息环境的环境化。”
根据2009年2月18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在北京的《中国手机媒体研究报告》中的数据,手机媒体应用最多的是19-23岁的人群,我们也经常会在地铁、广场、商铺等场所看到许多青年人手捧手机,沉浸期间,完全忽略周遭的其他事物。青少年时期是对周围环境认知深化的年龄阶段,高频次的接触手机媒体环境,而忽视身边的现实环境,在加之本身认知能力和对媒介分辨能力的相对薄弱,这必然会导致他们对事物的认知受到手机媒体信息环境的影响。而目前对包括手机媒体内容在内的各种网络环境内容良莠不齐,各种信息充斥期间,可以说通过手机媒体加剧的“信息环境环境化”问题在对青少年的身心健康成长、形成完整清晰地世界观方面具有一定的“负作用”。
总之,在手机媒体营造的信息环境中,由于其虚拟性,使得“一切都可能发生”。当人们失去现实世界的坐标时,何为真,何为假,何为我,何为他,何为幻觉,何为具象,都将成为困扰人类的问题。
三、加剧文化工业的异化程度
“异化”是指“人的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及其产品蜕变为脱离生产者,而且同生产者相对的异己力力量,反过来统治生产者的一种社会现象。”简单来说,就是人被自己的创造出的事务所支配和控制。传播学批判学派中的文化工业理论认为,信息环境的环境化,与商品社会资本的逐利性,很可能会导致文化工业的异化现象。工业文化产品本身的商品属性和利润动机,决定了其标准化、模式化的特点。按照批判学派理论,工业文化产品既不是大众创造的,也不是大众的真正需要,而是商品生产与消费体系的产物,通过精巧的包装和强大的宣传不断刺激人们的消费欲望,吸引受众眼球,使人们丧失各种正常的需要,沉迷于各种工业文化产品所带来的感官享受中,成为商品流通中的一环。
数字、网络时代的到来对各种传统媒体带来了强劲的冲击。最大的影响之一是引发了媒介融合,从传统媒体到新媒体,从传媒产业到传媒相关产业,都在网络数字技术发展的推动下走向融合。手机媒体,无疑是媒介融合的典型产物。小小手机既是工业文化产品很好的消费场所,同时也是工业文化产品的一种。
手机媒体的功能越强大,传播的信息越丰富,其对受众的异化作用就越强烈。人们对手机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似乎离开手机,我们就失去了听觉、视觉等感官功能,变得与世界隔离,被世界遗弃。
在“M-ZONE人”的广告中,人们由于过度使用手机而排队看医生的场景像是对其产品的宣传,现在看来则更像是文化工业对其创造者――人类的蔑视与嘲笑。再比如前文中“黑莓”手机,很难厘清在用户和“黑莓”互动过程中,究竟是用户在支配“黑莓”,还是“黑莓”在支配用户。
以上是对手机媒体传播的批判主义思考。但是天性使然,人类对未知领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决定了人类势必会在技术发展、媒介融合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纵观人类文明史,虽然每走一步,都会产生新的问题和矛盾,但我们仍然克服困难,解决问题,坚毅前行。面对上述问题,可以考虑从以下几个方面采取措施。
1.加快推进手机媒体信息标准化进程,并在此基础上开发出功能完备的搜索引擎。
在信息急速膨胀的今天,手机媒体信息的标准化可以使手机媒体环境从目前的混沌状态变得逐渐清透,使用户摆脱信息界面繁复杂乱的困扰。这与手机媒体的个性化发展并无矛盾,手机媒体信息的标准化可以使信息在网络和手机用户之间流动性更强,同时又可以减少手机信息形式对用户的干扰,并使用户高效、快速的搜索到自己感兴趣的内容,减少搜索时间。
同样,在海量信息中冲浪时,搜索引擎就像冲浪板,可以让我们感受冲浪的快乐但不被大海吞没。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受众可以在手机媒体环境中轻松地屏蔽掉任何自己不愿关注的信息,可能引发前文所述的“意见部落化”的问题。因此,在某诸如新闻、观点、评论等信息在手机媒体的传播过程中,需要适当加入与其向左的信息,强制受众接触,以避免手机用户观点的极端化。
2.出台相关法规,规范人们正确使用手机媒体。
正如麦克卢汉的论断,“媒介是人体的延伸”,手机媒体的发展终会使手机与用户合为一体,密不可分。既然人类自身的行为要受到法律的约束,那么作为人体的延伸的手机媒体也需要有一定的规范约束才能保证其健康发展。而且,适当的规范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是一种保护,正如现行法律限制人类某些行为自由的目的是为了让人类获得更大的自由一样。
规范应该首先是针对手机生产商和手机媒体内容产品供应商,因为他们是文化工业产品的制造者,而消费者在面对手机媒体的传播内容时的能动作用相对有限,因此手机媒体相关企业应该承担起防止异化的主要责任。只有从内容产品源头采取规范措施,人类才不会被手机媒体环境所异化,最终成为手机媒体信息的驾驭者。
3.通过宣传教育,提高大众媒介素养。
提高大众的媒介素养,是解决信息化时代,由于媒介的发展而所产生的各种问题的根本方法。所谓“媒介素养”,是指使用和解读媒介信息所需要的知识、技巧和能力。传统教育理念中,人们对知识的渴求与学习是向来是被提倡和鼓励的。但是在手机媒体引发的“全媒体”时代,这种提倡很可能会误导人们被媒介操控而不自知。这时更迫切的需要加强的是人们对媒介环境的清醒认识。提高大众的媒介素养,使大众避免被手机媒体环境所俘虏,可以主动何平衡“学”、“思”、“行”三者的关系。利用在海量信息面前显得更加有限的时间里去完成自己的人生。一些发达国家,如芬兰、日本,已经开始将媒介素养教育纳入到官方教育体制。随着我国“3G”技术的推广,普及对大众的媒介素养教育也迫在眉睫。
综上所述,从传播学批判主义角度分析,手机媒体如同一把双刃剑,给人类带来便捷的同时也带来困扰。在大多数人都在为手机媒体时代的到来所带来的享受与商机欢呼的时候,笔者希望能够通过上述分析使我们能够保持冷静和清醒。因为唯有正确、充分的认识到上述问题所引发的后果,并果断采取解决措施,才能有效规避问题,真正享受到手机媒体给我们带来的信息和财富,成为手机媒体信息的主人。
参考文献:
[1]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2]陈力丹,闫伊默.传播学纲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3]李彬.传播学引论.新华出版社,2003.
[4]匡文波.手机媒体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5]匡文波.手机媒体的传播学思考.国际新闻界,2006.
[6]中国网络信息中心.中国手机媒体研究报告.2008.
[7]沉香.应对手机媒体的挑战.2006.
[8]王菲.媒介大融合.南方日报出版社,2007.
篇8
“新媒体”一词最早见于1967年美国CBS（哥伦比亚广播电视网）技术研究所所长、NTSC电视制式的发明者P.Goldmark发表的一份关于开发EVR(电子录像)商品的计划书。后来,1969年，美国传播政策总统特别委员会主席E.Rostow在向尼克松总统提交的报告书中也多处提到“新媒体”这一概念。②由此“新媒体”一词开始在美国社会上流行，并在不久以后影响了全世界。
随着新媒体产业的迅猛发展，近几年来国内越来越多的传播与媒体研究人员开始关注新媒体的现状与趋势、发展与创新，整个学术界对于新媒体的探索与争论也在持续升温。然而纵观这些年的研究成果，即使是在世界范围内，有关新媒体的很多基本问题都尚未得到解决。比如“新媒体”的权威定义的提出、适用范围的确定、具体研究对象的划分以及未来发展方向的定位等等。一个准确权威的定义的提出不仅可以建立理论研究领域中系统性、全面性的基础，也可以为该理论领域研究的深入与发展解除最基本的定义分歧。笔者认为，新媒体研究混乱局面的始作俑者就是悬而未决的新媒体定义纷争，分众楼宇电视称自己“新媒体”；手机短信称自己“新媒体”；早已出现的都市类、财经类、时尚类、IT类等纸质媒体也纷纷改头换面，把自己扮成所谓的“新媒体”……鉴于这种混乱的持续和加剧，及时准确地定义出当今的新媒体，为新媒体的涵盖范围作以界定便成了当务之急，以为它直接影响着学术界今后对新媒体理论系统全面的研究和深入细致的探索。
美国著名传播学者施拉姆（W.Schramm）曾经预言：“人类传播的基本性质不会改变，但传播本身的社会体系，很可能同我们已经知道的各个传播时期大不相同。”③诸多新兴媒体的产生对整个社会各个方面的影响已经逐步显露出来。新媒体在占据大众心智资源上自成一派，在政府管理监督与宣传、社会经济参与、企业公关营销与品牌宣传等方面都表现出无可复制的优势，新媒体对社会的影响无孔不入，用户数量也以惊人的速度飙升。据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介绍，近几年来中国读者传统图书阅读率呈下降趋势，而电子书和网络出版物的阅读率却大幅上升。调查数据表明，国民图书阅读率2005年比1999年下降了11.7%。然而网上阅读率迅速增长，从1999年到2005年7年间增长了7.5倍，每年平均增长率为107％；④据2008年中国互联网络调查（CNNIC）显示，我国已经有2.1亿网民，成为世界上的互联网使用大国；⑤手机用户也已达5.75亿之众（2008年3月国家发改委的我国电话用户发展情况统计）占全国人口的约44.2%。⑥这些数据足以说明，新媒体正在被大众普遍认可并日益影响着人们的生活，人们的信息传播方式和学习交流习惯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因此，“新媒体”定义的研究不仅是学术界对新兴事物的好奇，也不仅是新媒体理论系统全面的研究的前提，更重要的是对于规范形势模糊、规则紊乱的传媒市场具有很必要的现实意义。
二、关于国内外新媒体定义的分析
目前，关于新媒体的定义可谓五花八门。但有一定影响而被普遍传播的主要是以下观点。
美国《连线》杂志对新媒体的定义是“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传播。”⑦这一观点一语道破新媒体的本质特征，见解独到深刻，但严格地说，这不是一个概念的定义，充其量只能算是一句口号。首先，该“定义”的核心概念“传播”并不是“新媒体”的所属类而更像是一个动词，应解为“人类社会的信息流动过程和信息系统的运行”。形式逻辑学对定义的要求首先必须满足被定义项与定义项之间的所指对等，本质定义提出的前提是被定义项的所属类的确定，因此“传播”一词不具备定义“新媒体”这个名词的资格；其次，“所有人对所有人”概念不够清晰，过于笼统泛泛，不能准确界定新媒体本质特征，这只是其众多特质中比较显著的一面，不足以将新媒体与传统媒体彻底分离出来。
在线媒体顾问、资深媒体分析师VinCrosbie定义的新媒体，“就是能对大众同时提供个性化的内容的媒体，是传播者和接受者融会成对等的交流者、而无数的交流者相互间可以同时进行个性化交流的媒体。”⑧他指明了新媒体的传播模式——既包括人际媒体的“一对一”和大众媒体的“一对多”的传播模式，还包括特质层面上的“多对多”的模式。这与《连线》杂志“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传播”的表述异曲同工，但显然要具体明确得多。可以说，在此之前，没有人对新媒体做出更加全面准确的定义。但仔细分析VinCrosbie的说法，在有关“个性化传播”方面表述稍显冗余，定义尚需提炼。而且对于新媒体的传播渠道、信息表现形式、传播范围等区别于传统媒体的重要特质还是没有明确的涉及与界定。
对于“新媒体”的定义，国内学者也是各执己见、百家争鸣。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局长岳颂东提出：“新媒体是采用当代最新科技手段，将信息传播给受众的载体，从而对受众产生预期效应的介质。”⑨他的发言侧重于为新媒体寻找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定义，希望该定义能够经受住时间的考验，不被新媒体的快速发展所淘汰，所以提出“采用当代最新科技手段”的说辞。然而笔者认为，这种尝试没有实际意义，正如很多学者讨论过的那样，“新媒体”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概念，任何人都无力掌控它今后的定义走向和效力范围。况且，定义揭示的是事物的本质，其中不应出现带有模糊时间概念的限定词，诸如“当代”、“今天”、“未来”等。另外，“将信息传播给受众的载体，从而对受众产生预期效应”，更像是“媒体”的定义，并没有界定出新媒体有别于传统媒体的特性。而且，“对受众产生预期效应”说法过于笼统模糊，所有传播活动都期望对受众产生预期的效应。显然仅用“采用当代最新科技手段”这一特征无法准确描述新媒体的概念。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新媒体研究中心主任熊澄宇教授在中国网络媒体论坛上指出，“今天的新媒体主要是指在计算机信息处理技术基础上产生和影响的媒体形态，包括在线的网络媒体和离线的其他数字媒体形式。”⑩熊教授的定义基本上已经概括了“新媒体”概念的内容，观点清晰明确，但不符合形式逻辑学思想里本质定义的呈现形式。定义中“在计算机信息处理技术基础上”范围过大，现在很多传统媒体都利用了计算机信息处理技术，但这种技术的应用并没有使传统媒体发生本质上的改变，从而不能被定义为新媒体，例如电子杂志就是其中典型的一例。它只是通过计算机技术的应用改变了纸质杂志上的信息的存储形式，传播内容、模式和目标受众并未发生任何变化。“产生和影响的媒体形态”用词晦涩难懂，不易理解；“包括在线的网络媒体和离线的其他数字媒体形式”外延太广，这将各种户外音视频播放设备（如LED广告牌）也囊括在“新媒体”的范围内，笔者认为此观点尚需完善。
三、新媒体概念的定义方法与新媒体的定义
概念清楚明确是思想正确的先决条件，概念模糊浮泛则是探求真理的阻碍。现在，对新媒体概念之内涵与外延的说法稍显混乱，但也不能仅因标准不同、观点不一等问题，把传统的类别和属差轻易忽略，形式逻辑学中定义本身需要这种层层剥离的过程。换句话说，对新媒体定义的研究离不开缜密的思辨性，“以偏概全”只能让我们在新媒体的研究道路上越走越迷远。康德的“批判哲学”将世界分割为“感性界”、“知性界”和“理性界”，并提出了“感性——>知性——>理性”的事物认知过程。在已有的针对新媒体的学术研究基础上，我们要使“新媒体”的概念明确全面，应该从大众普遍的感性认知出发，培养自身在学术研究中理应具备的知性认识，进而将这种认识升华为对理性的深入探索和对真理的执着追求。
近些年新媒体的定义常是以推理论证的方式给出，在给出关于新媒体定义一般性要素以后，接着证明推断出有关新媒体分类的种种假设，最后被分离出来的若干似是而非的类别成了新媒体确定性的划分。这样的定义方式在新媒体研究领域俯拾皆是。由于普遍的新媒体论是由从具体形态的根据中推论出来的一套并不完善的系统，根据的本身又是来源于假设，因而其总是处于不断的争论与分歧中失去了根基，这种利用形而上学的方法建立的体系在聚集了极端的可能性（不同的角度）后，已远离了新媒体本身是什么的问题，而事实上新媒体本身的问题却又是这些理论的进步所不可回避的问题，因此新媒体理论应该回到新媒体本身，只有确定了新媒体的本质定义后，才能在此基础上完成扩建，新媒体今后的研究才具有根基和支柱。本文对新媒体的定义正是回归本体的体现。
在纷乱的现代思维中,存在四种这样的基本形态:形而上,逻辑实证,结构主义,存在历史。而后三者都是对形而上的反判,三者又存在争执,逻辑实证否定本质和原则,结构主义在否定本质时却又坚持原则,存在历史肯定本质反对技术逻辑,而我们要做的是在坚持某些必要的定义原则基础上运用形式逻辑学原理探求“新媒体”的本质定义。“本质定义乃是用基本特征去解释事物本身的句子。它只包含事物的本质要素，也就是说，严格的本质定义必须是类加上种差两个要素合成的。”所以在为“新媒体”下定义之前，本文主要从类和种差两个要素对新媒体进行界定。
“类是一个普遍概念，存在于多个不同种的对象上，表现出主体的和其他同类物体所共同具有的部分本质。”美国在线媒体顾问、资深分析师VinCrosbie在他的文章《whatis“newmedia”?》提到，大众媒体的特征为：完全相同的内容到达所有接受者；内容发送者对内容有绝对的控制权。笔者同意这一观点，因此新媒体显然不属于大众媒体。但从新媒体的传播影响力出发，新媒体的传播无疑是一种大众传播，由此，在类概念上只能将新媒体与传统媒体视为两个平等的研究对象，它们共属“传播介质类”。
对于本质定义中的另一要素——种差，它是一普遍概念，表现出主体的部分本质，此部分本质为主体和其他同类异种之差异者。‘种差’加上‘类’就结合构成齐全本质的‘种’，这里的“种”也就是本质定义的定义产物。
首先，传统的大众媒体由于各种技术的限制，基本上都是区域性的传播。而随着新媒体传播技术的发展，如果没有人为管理因素的限制，在新媒体的平台上，所的每个内容理论上都是面对全球所有的使用者的。就传播者而言，所有的人都可以成为传播的主体，这使得大众传播的领域得到了极大的延展。传统媒体是传播者和接受者之间的博弈场，无论如何受众在其中都始终处于被动的位置。纸媒体的交互性还停留在读者热线、读编往来阶段，虽然以借助电子版本，但始终属于辅助手段，电视媒体交互性只表现在专题节目中，也就是说，传统媒体归根到底是一种少数人对大众的传播载体。新媒体提供的一种可能是，任何使用者都可以在新媒体平台上信息、言论等各种内容进行地位对等的交流，通过与其他参与者的互动发出更多的声音，这种“全民DIY”式的信息与思想的传播是对传统媒体内容生产方式的彻底颠覆，使新媒体内容传播模式呈现多根网状，原创性日益增强。同时，这种交互是实时性的，参与各方都能够立即得到反馈信息，彻底打破了大众传播时代文化与传播精英对传播主体的把控。由于实现了个人成为传播主体的大众梦想，新媒体传播的内容所涉及的人类生活的广度、对各类问题所讨论的深度以及传播形式的多样性都是空前的。实际上，新媒体已经涉及和全面展现了人类现有的所有文化形态，并针对不同个体实施个性化的精确传播，这种个性化的范围完全可以缩小到单个个体，使得“个人化精准传受”一词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分众时代新媒体的代名词。另外，传播技术发展到今天，由于传播载体发生了改变，信息的传播形态也发生了本质的改变，依托于数字技术作为新媒体的共同特征，成为现代传播方式与传统传播方式更合适的区分词，“数字化”的字眼在新媒体定义中不可或缺。最后，新的传播技术在传播形态上产生的最大的变化就是能够在新的媒体平台上把传统媒体的各种信息表现形式复合起来。在已有的大众媒体中，按照传播形态的不同可以划分为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而网络和数字技术所能提供的可能性是主要的传播载体如网络、数字电视、手机等都既能进行文字的传播，同时又能进行视频和声音的传播，并且还能把文字、视频、声音存储下来，为受众提供闲暇时的信息消费。新媒体是多种传播形式复合的媒体，大众媒体界限分明的媒体类型区分在新媒体阶段将不再具有意义，“复合信息”将在新媒体研究领域备受关注。
综合以上特质，笔者将新媒体定义为：新媒体是所有人向大众实时交互地传递个性化数字复合信息的传播介质。
事实上，由新媒体革命推动的不仅是传媒产业的突飞猛进，更是整个社会各个方面的大发展。它是全球化浪潮推动下的产物，又是全球化浪潮强大的造势引擎。在新媒体的平台上，全球正逐渐成为一个真正的网状传播整体。新媒体的互动性和个性化精准传播等特点更适合现代人的生活和消费观念，“全民DIY”既是新媒体对传统媒体内容生产方式的颠覆，同时也是新媒体不可复制的核心竞争力。自新媒体引起人们瞩目至今，国内外对于“新媒体”定义的研究百花竞放、争奇斗妍，本文对其的定义也只是一家之言，笔者期待各位学术同道的评论和高见，并希望这篇文字能为学术界对新媒体的探讨有所裨益。新媒体与传统媒体在服务大众的层面上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我们应该看到，在不久的将来，整个世界将因为新媒体的蓬勃发展和与传统媒体的互利共赢而愈发丰富多彩。
注释
邬昆如：《哲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
蒋宏、徐剑：《新媒体导论》，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6年。
《后互联网时代的大众传播事业》，/13171620/2054279/articledetail.htm
《中国人网上阅读率年均增长107%》，/2007-04/12/content_9772578.htm
《我国网民人数达2.1亿》，/news/2008-01-17/000003192711.html
《2008年1-3月我国电话用户发展情况》，/showdt.asp?sid=336158
胡昱晖：《新媒体的泡沫经济?》,《广告人》,2007(12)
郑治:《新媒体是什么？》，/s/blog_591eeecd0100085r.html
《岳颂东：新媒体产业的8个特点》./hy/20080519/17024884944.shtml
《认识新媒体》，/tvguide/tvcomment/wtjj/xzlz/7233_3.shtml
篇9
【摘要】本文着重考察媒介生态学的起源和发展，对媒介生态系统等概念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界定，提出了媒介生态系统结构的“六界”说。并对媒介生态学的建构和发展提出提出来一些具有启发性和前瞻性的观点。 [关键词]媒介生态，媒介生态系统，媒介环境，媒介生态学 Abstract: This paper emphasizes on the origin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media ecology， and deeply studies and defines the concepts of media ecosystem， and then advances the “six-boundary” theory on media ecosystem structure. This paper also puts forward several enlightening and forecasting thoughts on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media ecology. Key words: Media Ecology; Media Ecosystem; Media Environment; Media Ecology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云，抟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绝云气，负青天，然后图南，且适南冥也。 庄子《逍遥游》 一、为什么“媒介是条鱼” 媒介是什么？是报纸、广播、电视、电影、书籍、杂志；是通讯、网络、计算机；是手机、是信纸、是工具、是机器、是CCTV、是新闻集团、是时代-华纳……是信息传播的中介。不！媒介是条鱼。 当我们把媒介放在社会大环境下观察的时候，媒介更像是条鱼。这条鱼可大可小，大可以大到庄子《逍遥游》中所描述的鲲鹏：“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背若泰山，翼若垂天”；小可以小得置于掌上，甚至让你肉眼看不见。我在给学生讲解传播学时，常常把媒介比作鱼，信息资源比作水。信息的传播就好比鱼把水和养分从嘴里吸入，经过传播者的选择加工成为信息内容产品，再经过不同的传输渠道传给受众，最终形成的反馈和影响还又回到水里。 按照孔德划分社会学的方法，我们也可以把信息传播的研究划分为传播静学和传播动学。传播静学是指对传播现象的结构性分析，一个传播现象的静态分析就象剖析一条鱼的解剖图；传播动学则是把传播现象放到社会大背景中去动态地观察，就象一条静态的鱼又突然动起来，活蹦乱跳地游弋在江河湖海中。社会中有无数的媒介，象无数条鱼，每天在吸进呼出，循环往复地做着信息处理与信息传播的工作，在维持社会信息系统的大环境里面有各种各样的鱼，有大鱼，有小鱼，有大鱼吃小鱼，也有小鱼吃大鱼。 媒介和自然环境一样成为一个庞大的环境系统，由媒介系统每天提供的信息，对于人类来说已经成为像水和空气一样必不可少的东西。媒介这条鱼也与其生存发展的生态环境生死相关。生态环境是万物赖以生存的基础和条件。如同大自然相互制约和依存的生态环境一样，媒体的生态环境也存在相互制约和依存的生态系统。媒介生态学是借助于生态学和环境生物学的理论和方法，对传播学理论研究的延伸和发展。 以往的传播学理论说到底还是对传播现象的一个静态分析，至于对传播的动态研究，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在我们国内都是一块尚待开掘的研究领域。正如邵培仁教授所指出的“当代大众传播学关注的是微观的传播过程及其各传播要素之间的工作关系﹐而不太注重大众传播中微观﹑中观﹑宏观系统之间和它们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生态关系﹐更没有积极探索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的生态规律 [1]。”媒介生态学这个概念的提出，给了我们研究当代传播现象和动态传播的规律一个很好的研究方法和视角。这似乎给面对瞬息万变的媒介陷入困惑的大众传播研究投来一道曙光。 为什么我们把媒介看作是条鱼，这里面有几层意义： 首先，我们要把媒介看作是有生命的东西。生命有许多为无生命物质所不具备的特性。能以极高的效率储存信息和传递信息；具有自我调节功能和自我复制能力；以不可逆的方式进行着个体发育和物种的演化等等。 其次，媒介是始终处在一种运动状态的事物。媒介传播现象就是在复杂的社会现象，是社会信息系统中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的综合运动与传递。 最重要的是，我们既然把媒介看作是有生命的东西，那么，就要以生态的观念来看媒介，就要把媒介放在一个大生态系统中去考察和研究，要保护媒介生态。媒介生态环境的恶化会导致媒介的大量死亡，就像漂在水面的死鱼。实际上，很多媒介已经死掉了，只不过是在某些外力的作用下死而不僵而已。 那么，既然我们把媒介放在一个大的生态环境下进行考察，媒介生态的研究就变得至关重要。在我们展开媒介生态研究的时候，对媒介生态研究的渊源和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应该进行深入的探讨和确认。比如：最早开展研究的学者有哪些？有什么观点？用什么研究方法？媒介生态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是什么？是以人类为中心展开的媒介生态研究，还是以媒介为中心展开的媒介生态研究；生态与环境这两个概念之间是什么关系？媒介生态系统是怎样的构造？什么是媒介生态平衡？什么是媒介生态危机？……媒介生态研究有一个复杂庞大的体系，下面我们着重就以上问题进行探讨。 二、媒介生态学的起源与发展 1、媒介生态学研究在我国 应该说，媒介生态学研究在我国的展开，来自于我国传播学者的自觉，不同于传播学研究那样是从海外引进。尽管美国学者开展媒介生态研究和日本学者开展媒介环境研究要比我们早很多年，但似乎国内的媒介生态研究最初的展开与他们并没有什么渊源。中国学者的媒介生态研究意识是原发的，而不是引进的，从一开始学者的关心就侧重在媒介的发展生存环境研究方面。国内传播学界的有识之士似乎有不谋而合的共识，邵培仁教授最早发表了媒介生态研究的论文“传播生态规律与媒介生存策略”、“论媒介生态的五大观念”等论文开了国内媒介生态研究的先河；张国良教授也开展了媒介生态方面的课题研究；童兵教授在论及中国传媒市场格局的文章中也使用了媒介生态的概念 [2]，张立伟等的“入世一年的四川传媒生存环境变化” [3]，表现出媒介实物研究方面的专家也对媒介生态问题显示出浓厚的兴趣。这些文章从不同角度发表了对媒介生态颇有见地的观点和研究。这种研究意向和研究意识，与大洋彼岸的美国学者似乎有一种默契。但媒介生态学作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研究思路和学科框架还很模糊，需要深入探讨。 2、媒介生态学研究的起源 从全球来看，媒介生态学研究的起源应该是在北美。在北美的媒介生态学研究中，又分为加拿大的多伦多学派和美国的纽约学派。提起媒介生态学，人们通常会联想到多伦多学派和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当然，不可否认由一群多伦多大学的媒介学者们为中心建立起来的多伦多学派在媒介生态学理论的早期发展中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哈罗德.英尼斯（Harold Innis）和著名的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是这个学派的早期代表人物，也应该被认为是媒介生态学的奠基人物，当然其代表人物还包括Eric Havelock 以及Edmund Carpenter 等人。但是，美国的媒介生态学者却把芒福德看作是比英尼斯等更早的先驱者。美国学者认为到目前为止有关“媒介生态”理论的第一部著述是美国学者尼斯卓姆（Nystrom）的《面对媒介生态理论：人类传播系统研究理论范式集锦》 [4]。在这本书中，尼斯卓姆将刘易斯. 芒福德（Lewis Mumford）的“技术与文明”的论述作为媒介生态理论的基础。同样地，另一位美国学者昆斯（Kuhns)也将芒福德（Mumford）作为他编篡的“主要媒介生态学者名录”的第一位。因此，他们倾向于将芒福德看作是整个媒介生态学的奠基人。芒福德也被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和哈罗德.英尼斯（Harold Innis）这两位学者提到，被称为是最早介绍媒介生态的概念和研究传播技术对人类影响的人。 刘易斯. 芒福德（Lewis Mumford）被看作是纽约学派最早的代表人物。纽约学派并不象多伦多学派那样所指的是一所单独的学校，而指的是纽约这个城市中的媒介生态学者的群体。纽约学派早期的成员包括纽约大学的奈尔.波斯特曼（Neil Postman）和尼斯卓姆（C. Nystrom）、哥伦比亚大学的Louis Forsdale、福德哈姆大学社会研究学院的约翰. 库克（John Culkin）、皇后学院的Gary Gumpert 和 Charles Weingartner、曼哈顿的Tony Schwartz等等。纽约大学的奈尔 波斯特曼（Neil Postman）是最早正式提出“媒介生态”概念并将其建设成纽约大学一门课程的学者 [5]。虽然芒福德的确将媒介与传播学、文化、科技和城市放在一起研究，但实际上，他无论是在媒介研究领域还是在传播学领域都没有被视为一个伟大的先驱者。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大众传播和城市化是大众社会研究的两个主要组成部分。谈到技术，芒福德的技术理论对多伦多学派的媒介技术理论是有影响和关系的。 生态学（ecology）是研究生物与生物之间以及生物与环境之间的关系的学科。研究范围包括个体、种群、群落、生态系统以及生物圈等层次。“生态学”一词是德国媒介学家E.海克尔1869年提出的；eco-源自希腊文，意思是“家”或“生活场所”，-logy意思是“学问”。海克尔在其动物学著作中定义生态学是：研究动物与其有机及无机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特别是动物与其他生物之间的有益和有害关系。后来，在生态学定义中又增加了生态系统的观点，把生物与环境的关系归纳为物质流动及能量交换；20世纪70年代以来则进一步概括为物质流、能量流及信息流。20世纪30年代，已有不少生态学著作和教科书阐述了一些生态学的基本概念和论点，如食物链、生态位、生物量、生态系统等 [6]。至此，生态学已基本成为具有特定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理论体系的独立学科。 芒福德将媒介与生态联系在一起，这是非常有前瞻性的。很多其他的媒介生态学家仅仅只是将生态学作为了一种隐喻，但芒福德却将人类生物学和科技学上的一些习惯转化为了研究过程中具体的、可行的方式。而在芒福德之前把生态与人类文化研究联系在一起的学者是戈德斯（Geddes）。戈德斯的思想对于芒福德和英尼斯都产生过重要影响。戈德斯（Geddes）是一位苏格兰的生物学家，他的理论涉及到了植物学、生态学以及古生物学、社会学、人口统计学、经济学、人类学、宗教研究、城市学等等诸多领域。戈德斯的“人类生态”的观念在芒福德历史研究方法的形成和他的兴趣范围的确定中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7]。“人类生态学”是戈德斯（Geddes）思想中被人们常常提及的一个。 多伦多学派的英尼斯和麦克卢汉同样也受到了戈德斯的影响，戈德斯对那些芝加哥学派的著名人物同样产生了重大影响。因此，戈德斯（Geddes）也通常被看作是纽约学派和多伦多学派之间联系的桥梁。戈德斯的“人类生态学”理论的论题在芒福德早期的作品中反复出现 [8]，并且成为麦克卢汉的《理解媒介》一书的中心主题 [9]。甚至有学者认为媒介生态学的奠基人是戈德斯而不是芒福德或英尼斯 [10]。但是，不管怎么说，在英尼斯和芒福德的思想里，媒介环境的概念都已经产生并且明确了。 不少学者往往对媒介生态学的一些论点有所误解，草率地以科技决定论一词来作否定。例如，传媒生态学创始人之一的麦克卢汉的理论，从六十年代起，就一直受到西方马克斯主义学派学者的抨击，不断的攻击其理论没有考虑到传媒的政治经济背景，缺乏在政治和经济层面上的认识媒介。当然，这些对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之批评是有些道理的。但是，我们必须认清，这些批评者提出的问题，是政治学或政治经济学的问题，而不是传播的问题。 3、国际媒介生态学研究的进展 九十年代以来，美国的媒介生态学的研究重点，集中在研究各种媒介的符号和信息本质以及传送特性，从人类传播的结构和过程来解析文化的形成、延伸和变迁。媒介生态学者所研究的问题大都是从这个角度出发的。例如﹕在人类还没有文字之前，他们是如何处理信息的？对当时的人来说，什么是重要的信息？基于什么理由他们会如此定义？当时的人是如何去建立其社会结构、政治体制和文化认同？什么是他们的历史观和知识论？文字的产生、新媒介的产生对社会结构、政治体制和文化认同有什么样的冲击？ 兰斯.斯瑞特（Lance Strate）与凯萨.曼孔卢姆（Casey Man Kong Lum中文名：林文刚）是现在美国媒介生态学研究的代表人物。兰斯（Lance）的研究着重在媒介生态思想的研究；凯萨（Casey）的研究着重从人类传播的结构和过程来解析文化的形成和变迁，并且他的研究以中华传媒与文化研究为中心，以各种传媒的发展和其符号、信息特性为依据，来分析历史、政治、社群、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他们在2002年4月在《新泽西传播学杂志》上主编了一本有关「媒介生态学的学术渊源的专辑，该专辑中的七位学者主要围绕媒介生态学研究展开了深入的探讨 [11]。 媒介生态学的研究在日本也很早就受到关注，六十年代，最早提出“信息产业”的梅倬忠夫就是从生态学的角度展开对信息社会的研究的。不过，日本学者倒是一直没有准确地使用“媒介生态”这个概念，而更多地用的是“媒介环境”，由于信息科学和社会信息学在日本比较盛行，使得日本的媒介研究也多少带有信息科学的色彩。在媒介环境研究方面具有代表性的是东京大学的社会情报研究所和在九十年代末成立的新领域创成科学研究科的学者们的研究成果。其中，2001年出版的由月尾嘉男和滨野保树、武邑光裕合编的《媒介环境原典1851－2000》 [12]一书是比较有价值和份量的媒介环境研究著作。 三、 媒介生态系统的“六界” 媒介生态系统是媒介生态学研究的基本单位，也是媒介生态学研究的核心问题。 1、媒介生态系统（media ecosystem） 媒介生态学研究的最核心概念是媒介生态系统。生态系统（ecosystem）是指由生物群落及其生存环境共同组成的动态平衡系统。生态系统一词是由英国植物生态学家坦斯利（A.G.Tansley）提出的 [13]。生物群落由存在于自然界一定范围或区域内并互相依存的一定种类的动物、植物、微生物组成。生物群落同其生存环境之间以及生物群落内不同种群生物之间不断进行着物质交换和能量流动，并处于互相作用和互相影响的动态平衡之中。这样构成的动态平衡系统就是生态系统 [14]。 媒介生态系统的基本构成要素是媒介系统、社会系统和人群，以及这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媒介与个人之间的互动构成了受众生态环境；媒介系统与社会系统之间的互动关系构成了媒介制度与政策环境；媒介与媒介之间的相互竞争构成了媒介的行业生态环境；媒介与经济界之间的互动关系则构成了媒介的广告资源环境。媒介是不断发展和变化的，在现实生活中，城市和区域也在变化，变得移动化和虚拟化。媒介变了，环境变了，媒介与社会、个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也将发生变化。媒介生态系统的变化会影响到媒介的工作方式和受众的接受方式。媒介生态系统变化也会导致社会生态系统的一系列变化。 媒介生态系统是媒介生态学研究的基本对象，也是媒介生态学研究的核心问题。自然界的生态系统大小不一，多种多样。小如一滴湖水、培养着细菌的瓶皿、小沟、小池、花丛、草地，大至湖泊、海洋、森林、草原以至包罗地球上一切生态系统的生物圈。媒介生态系统具有多种层次，多种结构，可以作各种不同的划分。按照人类活动范围可分为村落、城市、区域、全球、宇宙等媒介生态系统。媒介生态系统的基本单位一般以城市或区域来划分。应该是基于某个区域或城市范围内的媒介个体、媒介种群以及媒介与个人、媒介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的研究。 我们经常把“媒介生态”和“媒介环境”的概念混淆在一起，难以分辨。那么，这两个概念是什么关系呢？笔者认为，媒介生态是一个宏观的概念，媒介环境则是一个相对中观的概念，有时这两个概念又是交叉的，我们采用“媒介生态环境”这个概念也许更恰当。环境是相对于中心事物而言的。与某一中心事物有关的周围事物，就是这个事物的环境。环境科学研究的环境，是以人类为主体的外部世界，即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条件的综合体，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 媒介环境对于人类来说是一种生活环境和传播环境。对于媒介自身的生存发展来说则是媒介的生态环境。它在宏观上研究人类同媒介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对立统一关系，揭示社会经济发展和媒介环境协调发展的基本规律；在微观上研究媒介环境中的媒介变迁、转化和传播规律，探索它们对人与社会的影响和作用等。媒介环境和媒介生态两个概念的区别是：前者着眼于媒介环境的整体，而后者侧重于媒介彼此之间以及媒介与社会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媒介环境和媒介生态两个概念很相近，但前者突出人类在媒介环境中的主体地位，强调人类同媒介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 2、媒介生态系统的构成 媒介是多样化的和大量的，媒介生态系统的划分方法也是多样的。地球上的媒介有各种各样的形态：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电影、书籍、通讯、网络、计算机等；每天运行在邮电系统中的邮件有数以千亿计；每天发行的报纸也数以亿计；人类拥有的电话有数十亿部；更有数十亿台电视供人们收拾节目；数亿台电脑连着因特网在不停地进行着信息处理和信息交换。媒介的种类则更多，它们具有多种多样的形态结构，它们的传播方式也变化多端。 由于媒介变化太快，媒介概念的内涵也在不断扩大。我们可以按照媒介的发展分为早期的“新闻媒介”到“大众媒介”，到“传播媒介”，再到“信息媒介”的概念，还可以按内容分为新闻媒介、娱乐媒介、通讯媒介和网络媒介；也可以简单地分为纸质媒介、电子媒介和网络媒介。报社是媒介，报纸也是媒介；电视台是媒介，电视机也是媒介；到底哪个是媒介呢？看来，每种媒介的分类方法都有不周全之处。 在媒介生态学中，我们可以参照生物学家的办法来划分媒介系统。生物学家根据生物的发展历史、形态结构特征、营养方式以及它们在生态系统中的作用等，将生物分为若干界。当前比较通行的是美国R.H.惠特克于1969年提出的5界系统。中国生物学家陈世骧于1979年提出6界系统 [15]。 在这里，我们提出一种新的媒介系统划分法是：我们可以按照媒介在社会信息系统的传播活动中所处的地位和所发挥的作用，把媒介生态系统划分为六界：媒介符号系统、媒介资源系统、信息处理媒介系统、信息储存媒介系统、信息传播媒介系统和信息接收媒介系统等，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有时会使这六界媒介系统之间相互转变和融合。
转贴于 媒介生态系统的“六界” 一界 二界 三界 四界 五界 六界 媒介系统 媒介符号系统 媒介资源系统 媒介管理与规范系统 信息处理媒介系统 信息传输媒介系统 信息接收和储存媒介系统 科技 数字化 网络化 宣传部 硬件、软件 光纤、卫星 芯片、纳米 文字、图片 广告、读者 新闻出版署 报社 发行网 新闻纸 语音 广告、听者 广电局 广播电台 电波 收音机、磁带 图、声、文 广告、收视 广电局 电视台 微波 电视机 图、声、文 广告、收视 广电局 有线电视台 光纤电缆 电视机 图、声 广告、观众 广电局 制片机构 发行网 录像机、VCD 图、声、文、数字 广告、使用者、消费者 电讯局 计算机 因特网 计算机、芯片 图、声、文 广告、收视 广电局、电讯局 卫星电视台 卫星折射器 电视机、芯片 图、声、文 广告、观众 文化部 制片厂 电影院 胶片、VCD 图、文 购者、读者 新闻出版署 出版社 书店 书 3、媒介生态学的主要任务 第一，探索全球范围内媒介生态变化的规律。媒介生态环境总是不断演化的，媒介形态变异也随时随地发生。为使媒介生态环境向有利于人类的方向发展，避免向不利于人类的方向发展，就必须了解媒介生态环境变化的过程、基本特性、结构形式和演化规律等。 第二，揭示人类信息传播活动同媒介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人类的信息传播活动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社会信息系统，媒介系统为这个巨大的信息系统的运转提供了支持和保障的子系统，其中包括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和信息内容资源的生产等。人类通过生产和消费信息的活动，不断影响社会环境也不断影响媒介系统。环境既是媒介的产品的消费者，又是媒介的资源。正如美国传播学家德弗勒和鲍尔.洛基奇（L.DeFleur and Ball─Rokeach）指出的：媒介生态关系的形成“一方面在于目标﹐另一方面在于资源。生活在一个社会的部分意义就在于个人﹑群体和大型组织为了达到个人和集体目标，必须依赖其它的人﹑群体或系统控制的资源，反之亦然。”[16] 人类生产和消费信息资源的过程是异常复杂的，但必须使社会的信息资源足够丰富和信息传输渠道保证畅通，整体的社会环境才能保持相对平衡。因此，社会经济发展规划中必须列入媒介环境发展的内容，有关社会经济发展的决策必须考虑传播规律和媒介生态环境的要求，以求得人类和环境的协调发展。 第三，探索媒介生态环境变化对人类生存的影响。媒介生态环境变化是由媒介技术因素和社会因素以及它们因素的相互作用所引起的。因此，必须研究信息媒介技术的发展变化以及进媒介形态的各种变化。同时，还必须研究媒介生态环境变化同社会信息系统之间的关系。这些研究可为人类提供一个健康的媒介生态环境、控制信息污染和信息生态危机。 第四，研究媒介生态危机和危机信息管理系统。发达国家对应信息危机和媒介生态问题的研究包括几个方面：60-70年代主要是信息爆炸和信息污染的治理；80年代侧重研究信息安全和信息犯罪；90年代最引人注目的是媒介产业的数字化和全球化所引发的一系列媒介生态环境问题。引起媒介生态环境问题的因素很多，需要综合运用多种措施和管理手段，从区域媒介生态环境的整体出发，利用信息系统分析和媒介生态的规律寻找解决媒介生态问题的最优方案。 任何媒介的生存发展都不是孤立的，同类媒介之间有互助有竞争，不同媒介之间也存在复杂的竞争关系。媒介的生存与发展需要一定的空间、资源与社会环境。媒介在发展过程中，形成对周围环境和条件的各种需要，如受众资源、传播技术、广告资源和传播制度等。各种媒介所需要的条件是不同的，这种特性表现为媒介的特性。因此媒介生态学研究的范围，除媒介系统与媒介种类外，已扩大到包括人类社会在内的多种类型的社会信息系统。人类面临的人口、资源、环境等几大问题都成为媒介生态学的研究内容。 四、关于媒介生态学发展的思考 2002年11月，笔者去美国参加全美传播学大会，并应美国媒介生态学研究会的邀请参加了他们的学术活动，与几位美国媒介生态学研究的代表学者兰斯（Lance Strate）和凯萨（Casey Man Kong Lum）等进行了深入的学术交流。我发现我们与美国学者之间对媒介生态研究的理解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他们的立足点是从人出发，研究方法上以文化研究和人类学研究方法为主，但丰富多彩且多元化，研究的面也很广很杂；而我们国家的媒介生态学研究目前的切入点，主要立足于媒介，方法上接近政治经济学和媒介经营管理学。以下是笔者关于媒介生态学研究地发展和趋势的一些思考。 1、 媒介生态学理论体系的建构 如果我们需要对媒介生态学的研究范围进行确认的话，是否我们可以这样定义：媒介生态学（media ecology studies）是吸收了传播学、生物学和生态学的成就和研究方法逐渐发展起来的，是研究媒介与其生存发展环境以及人与媒介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媒介生态学研究媒介的种类、系统结构、功能、行为以及媒介与人、媒介与社会的关系等问题。 媒介生态学总的来说可以分为两个大的部类：一个部类是以媒介为中心展开的，研究媒介与其生存发展环境问题的媒介生态学；另一个部类是以人类为中心展开的，研究人与媒介环境问题的媒介生态学，可能把这类研究称为媒介环境学更恰当。这两方面的内容构成一个完整的媒介生态学体系。人与媒介环境的研究是把媒介环境作为社会信息系统的一个子系统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它的运作规律以及人与它的相互关系；媒介与其生存环境的研究则是把对媒介的生存发展影响巨大的社会政治经济和人文环境、市场竞争环境等作为一个生态系统研究，研究媒介与此之间的互动问题。美国的媒介生态学研究接近于前一种研究，日本的媒介环境学研究也侧重于这种研究；而我国学者对媒介生态学关注和研究则更倾向于后一种研究。 媒介生态学理论体系的建构和分支学科的展开有多种架构。比如，按所研究的媒介类别分，有报业生态学、电视生态学、网络生态学等。也可以按媒介所处的环境类别分，有国内媒介生态学和国际媒介生态学，美国媒介生态学、欧洲媒介生态学、亚洲媒介生态等。还可以按媒介生态发展的历史分，有古代媒介生态研究和当代媒介生态研究等。还有一些应用性分支学科：如媒介经营生态、媒介生态危机、媒介生态环境管理、农村媒介生态、城市媒介生态等。 2、媒介生态学的研究方法 媒介生态学吸收了传播学、生物学、数学、信息技术科学的研究成果，向精确定量方向前进。媒介研究的一些基本研究方法──观察描述的方法、比较研究方法和实验方法等是在媒介研究发展进程中逐步形成的。在媒介研究的发展史上，这些方法成为一定时期的主要研究手段。 现在，这些研究方法与一些新的研究方法综合而成现代媒介生态学的研究方法体系。呈现出由定性研究趋向定量研究，由静态描述趋向动态分析。统计调查和计算机的应用，使媒介生态学者有可能更广泛、深入地探索媒介与生态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关系，对复杂的传播现象进行定量分析，从中找出规律。 3、媒介生态学的创新与拓展 媒介生态学研究逐渐向多层次的综合研究发展，一方面媒介生态学的研究在进入微观领域，涉及个体媒介的传播、经营、管理等各个层次；另一方面，媒介生态系统又越来越全球化，研究也在走向宏观；微观和宏观各层次之间又都有密切联系。因此媒介生态学的研究具有综合性。 研究深度在不断加深。我们对西方媒介生态学理论的了解也不断深入。麦克卢汉的“媒介是人体的延伸”观点对我们来说已经是很熟悉的了，而芒福德的“技术就是容器（container）”的观点对于我们则比较陌生 [17]。容器技术是经常被忽视的一种技术形式，与工具和武器是人体的延伸的观点不同，技术即容器的观点与媒介环境和技术系统这些观点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工具、武器和机器是男性文化的符号，“容器”则显示出女性文化符号的特征，有机体和生物学意义上的繁殖是女性文化的特征，同时也是“容器”的特征，从而扩展为建筑和城市的特征。这种理论在芒福德对女性器官延伸的论述中得到体现。芒福德将城市看作是“母性的拥抱”、“容器的容器” [18]。 4、关于学科的交叉 媒介生态学与其他相关学科的交叉日益显著。例如，由媒介与环境的相互关系看，媒介生态学是传播学和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的交汇点；从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来看，媒介生态学又是心理学与统计学的交汇点；在方法论方面，研究环境因素的作用机制离不开社会调查和统计分析，更离不开数学的方法和信息技术；在理论方面，生态系统的概念基本是借鉴生物学，而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的研究角度则可说是社会学、经济学等共同交叉的研究。 在《艺术与技术》 [19]这本书中，芒福德提到了科技和生物之间的紧密联系：“人类的技术发明与其他生物的有组织活动之间存在着很多的类似之处：蜜蜂按照工程学的原理来筑巢，电鳗能够产生电压很高的电击，蝙蝠早在人类之前就懂得使用它们的雷达在夜间飞行”。在《技术和人类发展》这本书中，他表达了一种更深层的观点，认为科技是生物器官的一个部分。芒福德认为科技和生物学的融合在后现代文化中既是作为一个科学问题也是作为一个美学问题提出来的，科技和生物之间的分离是人为的，是机械化和工业化的结果。使人类区别于其他物种的不是工具、工业或劳动，而是语言、艺术和游戏 [20]。 5、媒介生态系统的保护 世界上的媒介生态系统都受人类活动的影响，社会经济生产系统与媒介生态系统相互交织，实际形成了庞大的复合系统。媒介作为“社会公器”，它在大众传播中的任何生态失控或失衡都会对人类的生产和生活产生巨大的影响，对已经形成的生态平衡关系造成破坏。因此﹐我们必须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保护媒介生态，否则我们将会受到惩罚。 媒介生态学的任务就是要找到保持媒介生态平衡的方法和规律。综合运用系统论、控制论和整体概念，就像系统论所提到的那样：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现象是部分之间相互作用而产生的结果。控制论却是将其研究的重点放在如何通过传播和反馈来达到控制的目的。加强对社会信息系统的认识，搞清媒介生态系统结构以及媒介与社会环境的关系。从生态整体出发，对媒介生态系统“人为地施加有益的影响，调节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达到系统最优结构和最高功能，以实现最大的社会经济效益和最大的生态效益。[21]” 6、确立我们的媒介生态观那么，我们怎样对待媒介生态呢？确立怎样的媒介生态观呢。媒介生态的基本观念有一些是人类共通的，比如生态系统的理念，互动的理念，生态平衡的理念等。确立正确的媒介生态观念，对于化解媒介生态危机，正确而科学地管理媒介系统，建立可持续发展的媒介经济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邵培仁教授曾提倡要树立媒介生态的五大观念：媒介生态的整体观、互动观﹑平衡观﹑循环观、资源观。他认为，不这样就会破坏媒介的生态资源，进而危害人类的精神家园和社会的文明进步，最终也使媒介失去了自身的奋斗目标和用来与社会进行交换的资源。[22] 芒福德在他的颇有争议的“庞大机器”理论也提到媒介生态的观念问题。“现代的权力国家实际上仅仅只是古代“庞大机器”政权——军队系统的升级和放大而已，只是一部完全由人组成的劳动机器而已，只是组织人力去修筑金字塔的埃及法老而已”。芒福德指出古代与现代庞大机器最为重要共同特征是“隐藏在古代和现代庞大机器之下的意识形态是为了加强权力的规模与扩大控制范围，而毫不顾及生命的需要与意义”[23] 。芒福德在他的一生中时时刻刻都在反抗着这种意识形态。 在我国，媒介生态学作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目前研究思路和学科框架还很模糊。北美的媒介生态学研究已经积累了一批成果，对我们来说是很好的借鉴和启发。但是，我们未必一定要走北美媒介生态学研究的路子，北美的研究思路与理念和我们之间有不小的差距，也存在着不少的问题。媒介生态学研究正在探索中逐渐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并呈现出一些新的发展趋势。 我国的媒介市场正企盼着文明的媒介生态。童兵教授对我国媒介生态状况的改变充满了乐观：“随着入世后保护期的缩短，政府角色的逐步转换，中国新闻法制同国际法的接轨，受众对传媒需求的变化，一个文明的媒介生态和更为开放的传媒市场的新格局必将在人们的期盼中呈现。目前这种前景已端倪初现” [24]。 最后，我要再次强调的是我们要有保护媒介生态的意识。要把媒介看作是有生命的东西，要以生态的观念把媒介放在一个大生态系统中去考察和研究。总之，媒介是条鱼，是有生命的东西，很神奇，也很脆弱。不是木头，不是石头，不是机器，不是工具，你记住了：媒介是条鱼！ 注释： [1] 邵培仁：“传播生态规律与媒介生存策略”，《新闻界》2001年第5期。 [2] 童兵：“入世一年的中国传媒市场新格局”，a.com.cn/ 2003-1-6 [3] 张立伟 李之侠 杨飚 邓斌：“入世一年的四川传媒生存环境变化”，chinese.mediachina.net/index [4] Nystrom， C. (1973). Towards a science of media ecology: The formulation of integrated conceptual paradigms for the study of human communication systems.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New York Unviersity. [5] Lance Strate and Casey Man Kong Lum， Lewis Mumford and Ecology of Technics， The New Jersey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Volume 8， Number 1， Spring 2000. [6] R.达若著，张绅等译：《生态学概论》，甘肃人民出版社，兰州，1981。 [7] Novak， F. G.， Jr. (Ed) (1995). Lewis Mumford and Patrick Geddes: The correspondence. London， EnglandL Routledge. [8] Mumford， L. (1934). Technics and civilization. New York， NY: Harcourt， Brace. [9] McLuhan， M. (1964). Understanding media: The extensions of man. New York， NY: Mcgraw-Hill. [10] Kierk， G. S. (1983). The nature of Greek myths. New York， NY: Penguin Books. [11] 林文刚（Casey Man Kong Lum）：《什么才是华人传通问题：中华传媒生态文化史初探 》comm.nccu.edu.tw/nl22_4.html [12] 同注[11] [13] Lance Strate and Casey Man Kong Lum， Lewis Mumford and Ecology of Technics， The New Jersey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Volume 8， Number 1， Spring 2000. [14] 月尾嘉男和滨野保树、武邑光裕 编：《媒介环境原典1851－2000》，东京大学出版会2001年4月。 [15] 蔡晓明、尚玉昌 编著：《普通生态学》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 [16] 涂长晟：“生态系统”，《中国大百科全书》2002年版。 [17] 陈阅增 葛明德：“生物学”，《中国大百科全书》2002年版。 [18] [美]德弗勒﹑鲍尔-洛基奇﹕《大众传播学诸论》﹐北京﹕新华出版社﹐1990年﹐第339-340页。 [19] Mumford， L. (1967). The myth of the machine I: Technics and human development. New York， NY: Harcourt and World. [20] Mumford， L. (1961). The city in history: Its origins， its transformations， and its prospects. New York， NY: Harcourt and World. [21] Mumford， L. (1952). Art and technics. p.17， New York，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2] Mumford， L. (1967). The myth of the machine I: Technics and human development. New York， NY: Harcourt and World. [23] 孙彦泉﹑蒋洪华：《生态文明的生态科学基础》，《山东农业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 [24] 邵培仁：“论媒介生态的五大观念”，《新闻大学》2001年第4期。 [25] Mumford， L. (1970). The myth of the machine II: The pentagon of power. New York， NY: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26] 童兵：“入世一年的中国传媒市场新格局”，a.com.cn/ 200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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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第一，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改革需要充分考虑当前形势下新传媒环境中的有关道德规范的建设问题，既要考虑新媒体的突出表现，依照大学生思想教育的内在规律，合理地设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改革的基本思路原则，在新传媒环境中将传媒伦理的规范研究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进行有机的结合，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关的改革方案。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既要充分发挥高等教育内在的理论研究传统资源，结合当前实际，在理论上充分研讨新传媒的现实定位，即要廓清新媒体在道德上应当如何以及事实如何的矛盾冲突，只有认真理清这一问题，那么对新媒体影响下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出现的伦理问题就能妥善解决。充分认识二者之间依存关联，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出现的矛盾冲突的解决就相对顺畅了。上述问题的破解至少有两个方面的问题需要引起高度重视，一不能忘记传统，就是能够合理利用过去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长期以来积累的大量有益的经验与教训，适时地与新传媒伦理的相关探究彼此协调融合，探讨新传媒环境变化下高校大学生思想教育的不断改革、不断创新。同时，也更加需要思想政治工作者能够具体分析当代中国的新媒体发展的实际，充分剖析新传媒发展的利与弊，做到继承与创新相结合，去其糟粕，积极引导新传媒为高校思想教育所用，为努力构建一个对中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实际引导建设意义但是又确实包含了中国本土实践特色的思想教育体系，提供切实可行的借鉴，在现实中切实解决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出现的实际问题。
第二个方面，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改革的发展，需要面对具体而复杂的细微问题，要有微观意识，要加强思想教育微观领域中的问题研究，新媒介环境的不断发展肯定会导致大学生思想观念乃至许多相关伦理道德问题的出现，对此进行深入的剖析，切实把握新媒体环境变化与高校大学生伦理观念变化之间的联系，通过二者之间关联性的分析，对传统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观念的改革提出合理建议，对实现新传媒的积极意义，进而促进大学生思想教育改革不断前行。对新传媒的娱乐化倾向及其由此产生的相关伦理问题的研究，可以化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践面临的诸多难题。新传媒对高校大学生的现实影响不言而喻，学生很难面对这一诱惑，新传媒对信息的垄断的客观存在，对大学生思想教育权利的正当实现及其实践效果必然会带来一些消极影响，新传媒语境中的伦理反思应当重点关注新传媒变化影响下的高校学生群，做好预防工作，在教育过程中尽量减少因传媒规范建设滞后而导致的思想教育不当对学生产生的不良影响。所以，新传媒环境下的伦理研究包含了思想教育环境建设的社会责任的道德内涵，这就是说，微观问题需要解决，而宏观意义上的社会新传媒变化对大学生思想培养的社会影响同样也不能忽视，从新传媒环境变化的小处入手，解决大学生培养的社会责任担当问题，这一导向应当成为今后一个时期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改革突破的一个主攻方向。
另外，传媒规范建设不仅考虑新媒体环境的伦理规约，还需要认识其中所蕴含的人文关怀，如何利用新传媒的影响充实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伦理建设，这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人文转型的重要指征。在新媒体环境中扩充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文精神，对新传媒道德异化问题的解决无疑具有积极意义，如此，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改革要切实抓好新媒介中的人文精神建设，要用人文精神消除新媒介环境所带来的消极影响。以人文环境的营造消解传媒不当的不利影响，这一对策在现实中有积极意义，这不仅关系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健康发展，也关系到新传媒环境营造的人性回归，更影响到高校大学生思想的健康成长，在宏观意义上也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人文精神的营造缓和新媒介环境下的教育管道冲突，可以促进思想政治教育改革更富有人性化，同时始终坚持思想政治教育的原则，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呼唤新传媒正义，实现新传媒建设与高校思想教育规范的不断完善，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改革的重要方向。新传媒环境下的伦理建设如果不能服务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权利的实现，新媒体建设的公正性将受到怀疑，如此新传媒建设与大学生思想教育彼此关联性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思想政治教育改革的成效。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改革要服务于教育环境与社会道德的良序运行，客观上要求思想政治教育的改革，必须与新传媒建设结合起来，寻求二者间的伦理切合与同步发展，减少新传媒对学生思想养成的不利影响，这是达成大学生思想道德建设与新媒体建设双赢的合理路径，从而有效实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权利的有效实现。
参考文献：
[1]（美）施拉姆.传播学概论[M].陈亮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19.
[2]（英）马修.基兰.媒体伦理[M].张培伦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1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