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学研究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宏观经济学研究，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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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子晖等用最新发展的非线性因果检验方法研究了包括中国在内15个国家CPI和PPI之间的非线性传导机制及其动态演变轨迹。研究发现这两个价格指数之间存在显著的非线性作用机制，但传导机制在不同国家存在差异。在中国，总体上存在由PPI到CPI的非线性传导机制，这意味着会加人成本推动型通胀风险。然而，下游价格对上游价格的反向倒逼机制在我国也日益凸现，使我国面临着成本推动和需求拉动因素交织作用的复杂情景。

张成思等从资本轮动下行业潮涌的视角重新诠释了中国的通货膨胀问题。他们将国民行业划分为投资品和一般消费品部门，构建了解释行业潮涌和通货膨胀关系的理论模型，并用1998年以来的数据进行了经验检验。经验分析发现，房地产价格增长率对总体通货膨胀率和一般消费品价格变化率具有显著的驱动效应，验证了行业潮涌和通货膨胀的联动机制。决策层应该考虑从粗放式的财政与货币政策转向重点关注行业潮涌现象及其背后暗示的居民收入、投资品供给和一般消费品供给方式的调整。

姚余栋等围绕通货膨胀预期和央行票据利率构建了中国的新共识宏观经济模型，对我国2005年以来通货膨胀预期的形成机制和治理方法进行了实证研究。其结论是我国经济的风险主要来自通货膨胀预期的冲击，通货膨胀预期和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很大，而通货膨胀本身对实体经济的影响相对较小;我国的通货预期具有很强的惯性，货币政策要发挥效用必须对其做出反应，当前来说以央行票据利率为指标的货币政策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陈彦斌等根据中国二元经济的结构特征，构建了一个两部门两产品的BPW1Pv模型，来研究我国通货膨胀对财产不平等的影响。研究发现，通货膨胀不仅通过财产结构差异产生再分配的作用，还会推高农产品的相对价格，通过居民消费结构的差异来影响财产不平等，低收入家庭由于恩格尔系数高而承担了更多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

吴锦顺探讨了通货膨胀福利成本估计方法的问题。他用两种方法估计和比较了1995 --2012年我国逐年通货膨胀福利成本，一种是他提出的基于GMM方法的MIU模型框架下的方法，一种是传统的MIU模型框架下的方法。比较结果显示，他提出的新方法更有优势，因为它能同时考虑通货膨胀率和名义利率等多个变量对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影响。

陈刚基于CGSS (2006)数据，以居民幸福感作为衡量标准测算了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经测算，我国通货膨胀率每上升1个百分点，国民幸福感会下降1.13%,需要GDP增加2个百分点才能弥补，从而通货膨胀显著降低了居民的幸福感以上结果远高于基于欧美国家数据的测算结果，意味着我国的通货膨胀成本远高于欧美国家。在适应性预期的假设下，我国的预期型和非预期型通货膨胀都显著降低了居民的幸福感，福利成本并无显著差异。

彭方平等考察了我国通货膨胀容忍度的问题。他们构建了包含时间效应的非线性面板平滑转换模型.以合理刻画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发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货膨胀率小于2.3%时，通货膨胀对投资和经济增长没有影响;当通货膨胀率大于5%时，通货膨胀率对投资和经济增长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这两种机制的转换发生在通货膨胀率为3.8%的位置，且转换速度非常快，因而当通货膨胀率接近或超过3.8%时，央行应迅速采取措施。

陈卫民等基于我国1990--2010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人口年龄结构与通货膨胀的关系。研究发现:少儿人比重上升能够提高通货膨胀率，劳动年龄人和老年人比重上升则相反;尽管存在影响程度的差异，人口年龄结构和通货膨胀率关系的性质在我国东中西部是一样的;人口结构与通货膨胀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老龄化达到较高水平后，老年人比重的继续提高对通货膨胀的影响会由抑制变为推高;经济增长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贷款增长率和消费比重提高都会推动通货膨胀水平上升。

二、对宏观调节中的财政和货币政策问题的研究

张佐敏将财政规则分为购买规则、融资规则和自动稳定规则，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考察了不同的财政规则组合对经济均衡和政策效果的影响。研究发现，如果扭曲税率根据上一期债务规模调整，则经济具有唯一均衡的税率弹性空间最人，而自动稳定规则可以拓宽税率的弹性空间。同时，盯住税率和强自动稳定规则、弱自动稳定规则的不同组合分别有利于实现政府购买刺激目标和稳定产出目标，而盯住债务和弱自动稳定规则的组合最有利于实现稳定就业和价格的目标。

朱军用贝叶斯估计方法研究了开放经济中我国财政政策的DSGE规则，考察了我国财政政策的有效性并比较了各种财政政策规则。研究发现:开放经济中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相对较小，我国即期扩张效应仅为0.086%;考虑债务与否的政策规则之间有明显差异，而具有连续性特征的惯性支出规则与盯住产出的规则具有近似的经济效应;严格债务约束和宽松债务约束的财政政策规则具有相似的经济效应，因此为了充分利用资源可以采取宽松债务约束的财政政策规则。

胡永刚等将以产出和通货膨胀为反应变量的。财政支出规则引入了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分析财政政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理论分析表明，财政政策会通过两种途径影响居民消费，一种是。财富效应，另一种是财政支出规则的预期效应。但是这种预期效应取决于财政支出对产出和通货。膨胀的反应程度，只有当反应程度达到一定临界值时预期效应才有效，在一个具有价格粘性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中，他们比较了借新债还。旧债、增加增值税、消费税、工资薪金所得税。资本所得税和缩减政府转移性支出6种偿债方式。发现不同偿债方式主要通过财富效应和替代效应。对居民消费产生影响，但各有侧重。

王晋斌等考察了我国货币政策是否存在非对称的损失偏好。他们直接采用非对称损失函数检验了我国央行货币政策损失偏好的性质，计量结果并不支持央行在产出缺口损失和通货膨胀缺口损失上存在显著的非对称损失偏好，因而对称性损失偏好函数的假定不能被拒绝。这意味着央行采取的是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货币政策目标在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之间权衡选择。他们认为这可能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和通货膨胀因素的复杂性有关。

马草原等研究了我国货币政策超调现象的形成机理他们针对中国经济环境的基本事实，提出了三个理论假设分析货币政策超调的形成机理，并用省际面板数据对其进行了实证检验。其结论是，货币政策超调根源于我国特殊的经济制度环境和宏观调控体系，它造成了我国货币政策调控对国有经济渠道的过度依赖;国有投资比重上升拖累了总体经济效率，使投资增长的总量效应受到结构效应的削弱，最终使政策当局陷入求均衡和保增长的两难困境因而，要减轻和消除货币政策超调，关键在于扭转货币政策调控对国有经济投资渠道的过度依赖，凸显经济均衡发展和结构优化在调控目标中的重要性。

饶品贵等在区分企业产权性质是国有还是非国有的基础上，通过考察货币政策对银行信贷和商业信用的不同影响，为我国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机制的存在提供了微观证据。其基本结论是，相对于国有企业，货币紧缩对非国有企业银行信贷造成更人的冲击，企业将商业信用作为替代融资方式，证明了货币政策微观传导机制在我国的存在。另外，他们考察了不同货币政策环境下我国银行信贷资源在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之间配置的差异及其对上市公司未来业绩的影响。研究发现，货币政策紧缩期信贷资金的边际增加会使企业下一年度取得更好的业绩，不过这主要发生在非国有企业身上，说明非国有企业经济效益较好却没得到足够的信贷资金。朱新蓉等用2007--2013年上市公司的数据分析了我国货币政策传导的企业资产负债表渠道是否有效的问题。研究表明，我国货币政策传导的企业资产负债表渠道基本有效，但是存在行业的非对称性，少数行业的资产负债表传导存在低效应问题;货币政策效应整体上存在时滞性，而且不同行业的时滞有差异。

马勇考察了宏观审慎货币政策规则及其政策效果，在DSGE模型中，动态地引入了一个具有摩擦的内生性金融体系，系统考察了宏观审慎的货币政策规则及其反应方式。模型的模拟结果表明，基于宏观审慎的货币政策最有效的方法是对通货膨胀和产出做出灵敏反应，紧盯通货膨胀和产出缺口的规则依然可以成为稳健货币政策的基石。基于宏观稳定的货币政策可能更青睐简单、清晰的规则，而非复杂的多目标规则王博等以高储蓄率对货币政策和宏观经济关系形成的约束为切入点，研究了有利于增强宏观经济稳定性的货币供给规则。他们将货币供给反馈规则引进了代季交叠(OLG)模型，讨论了差分经济系统稳态均衡点附近的稳定性和福利最人化的消费水平，并用我国1985--2007年的数据进行了参数校准和模型估计。结论是央行遵循的货币供给行为的结构参数可以影响居民的消费储蓄决策，进而能够影响稳态的储蓄率;1997年后我国超额货币供给对通胀偏离其目标的反应程度发生了变化;我国过高的储蓄率与经济系统的稳定性不相容，已经触及理性人的边界状态。作者认为间接提高代表性行为人的贴现率并辅以货币政策参数微调，可以提高宏观经济的稳定性。戴金平等构建了一个包含市场化利率规则和非市场化信贷指导两种货币政策调节方式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以考察我国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的影响。研究发现，央行的公开市场业务和对商业银行的信贷指导都能够引导实体经济、平滑经济波动和增加社会福利。然而，信贷指导这种非市场化的调节手段会加剧金融市场利率的扭曲，从而导致金融中介的低效率}Z0

三、对全要素生产率和我国经济增长源泉问题的研究

范志勇等用参数和非参数方法核算了开放条件下我国1981--2010年国民收入的增长状况和特征。指数核算方法和计量经济学分析都表明，我国的全要素生产率近年来快速下降，对国民收入增长贡献的份额呈下降趋势;资本投入对国民收入增长的贡献份额不断上升，成为国民收入增长的主要源泉。同时，贸易条件的恶化使我国2003--2009年实际国民收入增长速度慢于实际产出增长，出现了增产不增收现象。

龚关等突破了资源配置效率测量方法中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他们证明用TFPR的对数方差测量资源扭曲会增加计算误差，转而采用MRPI和MRPL的方差衡量资本和劳动的配置扭曲程度。他们用半参数估计方法估计了我国制造业跨行业的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通过对我国1998--2007年制造业企业数据的实证分析得出:如果资源得到有效配置，我国1998年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会增长57.1 % , 2007年会增长30.1% 。

邵宜航等从异质性企业的角度考察了我国工业企业间的资源配置对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在研究的基础上，他们进一步对交通等硬环境和金融市场软环境造成的扭曲进行了测算和比较，并将数据延伸到2007年。研究发现:资源配置优化可能带来很大的加总全要素生产率收益，资源配置在所考察的样本期内以2005年为分界经历了先改善后恶化的转变;金融环境扭曲对中小企业特别是小企业资源配置扭曲的影响是造成总体资源配置扭曲恶化的根本原因;交通等基础设施在我国未来的发展中将起到关键作用，2005年后对人、中企业来说交通等设施的负面影响已经超过了金融的负面影响。

蔡防将增长理论和经济史结合起来，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激励的角度，尝试建立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来解释经济增长的成败。他总结了四种人类经济增长类型或阶段:马尔萨斯式的贫困陷阱、刘易斯式的二元经济发展、刘易斯转折点和索洛式的新占典增长。他认为我国已经经历了这四种类型的前三个，最终会进入一个新增长阶段。在当前我国从二元经济发展阶段向新占典增长阶段的转变过程中，已经出现了资本报酬递减的现象。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仍然有很大的提高空间，不过需要一系列人力资本条件和制度环境。

董敏杰等用一个可以测算经济增长来源的非参数分析框架测算了我国经济增长的来源。他们推导出一个非参数分析框架，用1978--2010年的省际数据测算了我国经济增长的来源。测算结果显示，TFP、劳动、资本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分别为10.9% -3.7% - 85.4%。这表明TFP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同时我国经济对资本的依赖很高而且依赖性越来越强。

刘瑞翔在一个考虑了环境因素的非参数经济增长核算框架下，用1989--2010年的省际数据，从要素投入、全要素生产率和环境消耗三方面分析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研究发现，在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中，要素投入的贡献份额为70.2% ,全要素生产率为20.55%，环境消耗为9.25 %，然而我国不同区域间经济增长的源泉有很大差异;存在增长源泉对我国经济增长和波动贡献度相背离的现象，中国经济更多地与全要素生产率呈现出一致的变动趋势。

李平等基于纯生产率和索洛余值法测算了我国生产率的变化及其增长的源泉。主要结论是:我国生产率从改革开放以来出现了涨跌互现的波动情形，其增长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我国经济增长方式是资本投入驱动型，东、中、西部的经济差距源于资本投入贡献的差异;我国生产率2002年以来呈下降趋势，同时资本投入迅速增加，这种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难以保证我国未来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武鹏考察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动力的转换。他用SFA和DEA方法，基于我国1978--2010年的省际面板数据，测算了劳动、资本和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值。研究发现:资本投入是我国经济增长最主要的动力来源，贡献率高达92%;劳动投入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小;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值略高于劳动，但绝度水平较低;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转换分为1979--1985年、1986--1997年、1998年后至今三个阶段;我国经济增长动力有两个明显特征，一是投资拉动的作用保持了很高的水平，二是效率驱动的作用逐渐弱化，直至走到经济的对立面。中国未来迫切需要将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由投资拉动转变为效率驱动。

张德荣研究了中等收入陷阱的发生机理和中国经济增长的阶段性动力。他根据统计数据认为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实证研究发现，在不同发展阶段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是不同的，适时转换动力机制是规避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从深层次看，中等收入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原因是缺乏经济增长动力机制转换的激励。我国存在通过知识创新推动经济增长的潜在空间，改革和原创性技术进步是我国未来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四、对经济周期问题的研究

郑挺国等构建了一个可以综合利用我国季度数据和月度数据的经济周期计量模型混频数据区制转移动态因子模型。他们运用该模型识别了我国1992年以来的经济周期态势，并在搜集宏观经济实时数据的基础上，对我国2005--2011年间经济周期的识别和测定进行了实时分析。他们发现混频数据区制转移动态因子模型可以很好捕捉我国经济周期的阶段性变化，并且可以提取出基于混频数据的一致指数;该模型在我国经济周期测度上有很好的可靠性和时效性，从而对我国是适用的。

欧阳志刚用共同趋势和共同周期方法检验了中国经济波动的国际协同，并在共同趋势和共同周期的约束下分解了经济增长的趋势与周期。他们对周期成分和趋势成分分别设定了非线性因子VAR模型，以研究国际共同冲击、本国冲击和外国冲击对我国经济波动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经济波动具有国际协同特征，国际共同冲击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周期成分和趋势成分有明显的正向冲击效应;2012年以来国际经济增长趋势处于下降通道，将会带动我国经济的下行。

杨子晖等也考察了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协同性。他们构建了一个国际经济周期三层因子模型，基于24个主要经济体的跨国数据进行了经验研究。研究发现，我国宏观经济周期在过去十多年里与全球经济周期密切关联，我国关键宏观经济指标的变动受国际经济因素的影响很大;国际共同因子项解释了我国CPI波动的很高份额，外部因素对我国物价变动有显著的冲击;美国经济周期对世界经济周期具有主导作用;金融危机期间，国际经济因素对主要经济体的产出、股指波动的影响增加。

吕朝凤等构建了一个考虑外生政府支出冲击和代表流动性冲击的偏好冲击的小国开放经济三部门实际经济周期模型，来解释我国经济周期的特征事实。研究发现，代表流动性冲击的偏好冲击是消费、TB/GDP波动的重要冲击来源，政府冲击是消费、就业、TB/GDP和产出波动的重要来源，该模型可以解释我国92%以上的经济波动特征，而且可以合理预测实际消费与TB/GDP之间、产出与TB/GDP之间的明显的逆向协动性。

林建浩等用条件马尔可夫转移模型对我国1979--2011年GDP增长率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探讨中国经济周期演变过程中的人稳健问题。研究发现:以1995年第四季度为界，我国经济从高波动与低波动交替出现阶段进入以微波化为主要特征的人稳健2006年和2008年分别出现了从低到高和从高到低的方差结构转移，目前还无法判断这是人稳健的插曲还是终结。对于人稳健的可能原因，他们认为与发达国家不同，我国存货投资并不是GDP稳定化的原因;固定资产投资的稳定化与产出增长的稳定化紧密相关;货币政策呈现出与GDP增长类似的波动结构变化是人稳健的重要潜在根源。

五、对人民币均衡汇率和变动趋势问题的研究

孙国峰用DSGE模型实证测算了人民币的均衡汇率水平。测算结果显示，人民币汇率在1997年金融危机前后出现一定幅度的高估，但危机后我国加入WTO后劳动生产率快速提高和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共同作用使人民币汇率变为低估，低估幅度在2006年时达到近15%的最高点;次货危机后人民币汇率低估幅度迅速减少，甚至出现了短暂的高估;2009年后人民币实际汇率趋向均衡。

陈华研究了央行干预对人民币汇率均衡的影响。他从外汇交易者异质性的微观假定出发，在理论上分析了央行干预对汇率失调程度可能存在的影响.并结合2005年8月至2013年3月的月度数据，用ESTAR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央行干预对汇率失调存在U型效应，央行干预推动了人民币汇率更加均衡。

陆前进等从银行信贷、外汇储备角度考察了人民币均衡实际汇率的形成机制，强调了银行利润最人化的信贷供给和外汇储备变动的双重影响。理论分析发现，实际汇率可以表示为贷款利率、名义汇率、外汇储备、劳动生产率和外国价格水平的关系式，这些因素是影响实际汇率的重要因素。实证研究发现，名义汇率和人民币实际汇率正向变动，贷款利率、外汇储备和外汇市场压力对实际汇率的影响为负，劳动生产率和美国价格水平对实际汇率的影响为正。

徐国祥等构建了人民币分别同发达市场和新兴市场货币的五元和四元模型，研究跨市场汇率波动传导效应。研究发现:人民币和美元之间存在显著的交互波动传导效应关系，汇改后人民币表现出更强的波动传导效应，只有欧元汇率表现的相对比较孤立;在新兴市场之间构建的汇率波动传导模型中，和其他货币相比，人民币具有更强的波动传导效应。

梅冬州等考察了人民币升值对我国贸易顺差的影响。模型数值模拟发现，在不考虑金融加速器和资产型货币错配情形下，货币升值能明显降低贸易顺差，并且对产出的影响不大;然而在考虑到我国和其他东亚国家持有人量外汇资产并且主要依靠国内融资的现实情况后，通过金融加速器效应，货币升值会降低企业净值，使企业外部融资成本迅速上升，从而对投资和产出有抑制作用，进而带来投资品进口的人幅下降，最终使贸易顺差进一步扩大。

林念等研究了实际汇率与服务业发展之间的关系。他们通过对1980--2007年120多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分析发现:实际汇率变动会对服务业发展产生一定影响，但影响程度受汇率制度的影响;实际汇率升值在固定汇率制度下会加速促进服务业发展，但在浮动汇率制度下二者并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1411徐涛等研究了人民币汇率调整对制造业技术进步的影响。研究发现，汇率对制造业的技术进步有显著影响，但不同行业存在差别，人民币升值对资本密集型行业的技术进步作用不大，而对劳动密集型行业的技术进步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毛日异考察了人民币实际汇率上升影响我国工业行业就业的传导机制和渠道研究发现，实际汇率升值通过出口开放渠道和进口竞争渠道对净就业水平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相对于私营工业部门，国有和外资工业部门的就业水平对人民币实际汇率变化的反应更加敏感,戴觅等首次使用企业层面的数据研究了汇率冲击对中国制造业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就业人数对汇率变动的反应存在明显的企业异质性:有相当数量的制造业企业就业量因汇率升值而下降，同时也有很大一部分制造业企业的就业量因汇率升值而上升，使得汇率冲击对企业就业人数的影响虽然在统计上显著，但经济效果很小。

徐建炜等针对实际有效汇率测算中的加总谬误问题，测算了我国行业层面的实际有效汇率。通过匹配国内外分行业的价格和贸易数据，他们估算了人民币分行业实际有效汇率，认为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在国内不同行业间存在显著差异，从而人民币汇率变化对不同行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是不同的。他们还讨论了实际有效汇率指标用于计量经济分析的内生性问题，并提出了两种修正内生性的指标，发现分行业实际有效汇率指标优于加总层面的实际有效汇率。

戴觅等则利用2000--2006年企业一交易层面的海关贸易数据，测算了我国企业层面的名义和有效汇率。他们发现，不同企业面临的汇率变化存在很大差异，企业有效汇率差异的95%来自行业内不同企业的差异而不是行业间的差异，企业的进口的数目与其有效汇率的波动性存在显著的负向关系四黄万阳从多个维度探讨了人民币汇率有没有被低估的问题研究发现，中美基本要素对人民币对美元实际汇率有重要的长期和短期影响，2008 --2010年人民币对美元实际汇率被高估了5%--8%，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被高估了2%-6%，而美元实际有效汇率在2009--2010年接近均衡水平。

六、收入分配与宏观收入分配调节问题的研究

林毅夫等从政府发展战略的视角，研究了收入分配的根本决定因素，认为政府不当的发展战略才是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的根本原因。研究发现:政府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会减少对劳动的需求，使资本收入增长快于劳动，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不断向企业和政府倾斜;如果政府推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低收入国家会经历四个发展阶段，工资水平不断上升，收入不平等程度会持续下降}。利用我国1978--2008年省际面板数据对这一理论假说进行的实证检验发现，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将导致城市化水平相对下降、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规律。

褚敏等利用我国1986--2010年的省际面板数据，从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垄断的视角揭示了我国收入差距不断恶化的深层原因。其研究发现:地方政府主导经济的行为是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国有企业垄断本身对收入差距的影响不大.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结合，即权力和资本结合形成的行政垄断，是收入差距扩大的根本原因。因此，要根本遏制收入差距的扩大，关键在于消除行政垄断。

常进雄等研究了我国初次收入分配中劳动占比问题。他们从CES生产函数出发推导了提高劳动报酬占比的基本条件。研究发现:劳动对产出的贡献远高于资本，劳动者的所得却远低于其对产出的贡献;怎样提高劳动报酬占比取决于发展水平和要素票赋，如果要素替代弹性大于单位弹，通过扩大就业可以提高劳动报酬占比，反之则通过提高工资水平来提高劳动报酬占比;我国东部地区的要素替代弹性小于1，提高工资水平是有效的，而中西部地区要素替代弹性小于1,扩大就业是有效的。

陈宇峰等综合考虑了技术偏向、垄断利润和二元经济结构等因素，试图完整揭示劳动份额的影响和决定机制。研究发现，就单个产业来说，垄断利润率是劳动份额短期变动的主要原因，技术偏向性是决定其长期运行水平的关键因素。我国劳动收入份额长期低位运行的主要原因是国有企业选择了资本偏向型的技术，同时二元经济结构下逆资源票赋的技术偏向降低了经济增长的就业吸纳能力。

学界特别关注城乡收入分配问题的研究。万华基于泰尔指数构建了城镇化与收入不均等的理论关系，绘出了表明二者关系的倒U型图形。基于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我国城镇化在1978--1994年间使总体的收入不均等上升了，但1995年后减缓了贫富差距的扩大，尤其是2003年后通过缩小城乡差距使贫富差距有所下降。钱忠好等考察了土地市场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计量检验结果表明，土地市场化水平提高并不必然导致城乡居民收人差距扩大，二者是一种倒U型关系，城乡居民收人差距随着土地市场化水平的提高呈现先扩大到相对平稳再到相对缩小的态势，土地市场化水平对城乡居民收人差距影响的拐点为25.3%。因此，要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应该加快推进土地市场化改革}s4万远海等评估了户籍歧视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他们考虑了内生性问题，重点关注那些户籍属性发生转变的群体，并综合使用了倾向得分匹配和双重差分法来估计户籍的歧视性作用。研究发现，2008年，户籍歧视使农村居民的收入下降了3.5%，户籍歧视的存在使基尼系数从0.488上升到0.499因此，户籍歧视对我国的收入差距有显著影响。

徐建炜等基于微观住户调查数据考察了1997年以来我国个人所得税政策的收入分配效应研究发现，尽管1997--2005年税制的累进性下降了，但是由于平均税率人幅上升，个税的收入分配效应在人多数年份仍然上升了;我国2006年以来多次调高个税的免征额，在提高了个税税制累进性的同时降低了平均有效税率，免征额提高从总体上反而恶化了个税政策的收入分配效应，它在降低中、高收入者税负的同时没有使低收入者受益;我国个税与发达国家相比累进性较高，平均税率偏低，削弱了个税政策在调节收入分配上的作用}5r i

七、中国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研究

李斌等研究了环境规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和中国工业发展方式转变之间的关系。他们采用考虑非期望产出和松弛问题的非径向非角度SBM效率测度模型和ML生产率指数法，测度了我国工业36个行业的绿色技术效率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同时用面板门槛模型估计了环境规制和中国工业发展方式转变的非线性关系并计算出门槛值。研究发现:2001--2010年我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不仅没有增长，反而出现了倒退，导致其对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降为负数;环境规制可以通过作用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而影响工业发展方式转变，但存在着规制强度的门槛效应，当环境规制强度介于门槛1.999和3.645时，逐步加人规制力度会有利于工业发展方式的转变。

蒋伏心等选取了2004--2011年江苏省制造业行业的面板数据，用两步GMM法研究了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研究发现:环境规制与企业技术创新呈U;型动态特征，随着规制强度的增强，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由抵消效应转变为补偿效应环境规制主要通过FDI和企业规模两方面对技术创新产生间接影响;利润率和工资水平对企业研发投入有显著的正面促进作用，并且不受环境规制的影响。政府应该制定合理的政策以抵消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负面影响。

杨继生等通过构建含有非观测交互效应的面板SVAR系统，测度了经济增长的自然环境成本和社会健康成本及其地区差异，并考察了法制、文化、社会意识等非量化社会环境因素对环境污染和社会健康动态影响的趋势特征。研究发现:我国各地区的环境污染成本约占人均GDP的8%10%，且发达地区显著高于欠发达地区;医疗支出对经济增长的长期弹性为1.66，显著大于1,表明经济增长最终反而降低了社会健康总水平;非量化社会环境因素对环境污染的遏制作用2008年以后显著弱化。

涂正革等基于我国1995--2011年30个省工业化、城镇化和COZ排放的数据，用LMDI两层完全分解法研究了工业化、城镇化对CO排放的动态边际净影响。研究发现:我国COZ排放的区域差异显著，中西部地区经济规模扩张的边际碳排放量远远大于东部地区;工业化加速是我国COZ排放的主要推动力量，虽然工业规模扩张的边际碳排放量呈下降趋势，但工业比重的边际碳排放量却呈上升趋势;城镇化给我国碳减排带来了一定的挑战，城镇人比重每提高一个百分点，COZ排放量平均增加6.83MT他们最后从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产业转移政策、产业结构调整和城镇化政策方面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赵红等用协整和格兰杰因果检验方法，实证分析了我国1978--2010年COZ排放与城市化、经济增长、能源消耗、贸易开放的关系。研究发现，经济增长、能源消耗、贸易开放长期中对COZ排放有正向影响，城市化则有负向影响;短期中，经济增长和能源消耗对COZ排放的正向影响较强，城市化则有较强的负向作用，贸易开放的作用不确定;能源消耗与碳排放存在互为因果的双向影响机制，经济增长、贸易开放和城市化与碳排放则仅存在单向影响机制。他们从减排政策、能源结构、对外开放、城市化等方面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黄茂兴等将环境作为特殊的生产要素引入到模型中，扩展后构建了一个包含环境部门在内的五部门内生增长模型，并分析了环境的消耗、再生和管理，物质资本积累、研发、人力资本开发等因素在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他们基于我国内地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联立方程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其结论是:人力资本开发、研发部门的生产效率与研发部门人力资本存量的提高对可持续最优增长率的提高有积极作用;长期来看，环境管理对最优增长率、环境质量的提高和环境承载力的提升至关重要;我国仍处于环境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的左端;消费者越偏好未来的消费，环保意识越强，可持续最优增长率就越高。

篇2

关键词：微宏观经济学；实践教学；创新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3X（2013）02-0128-01

一、《微宏观经济学》及其特征

微观经济学是以单个经济单位为研究对象，通过研究单个经济单位的经济行为和相应的经济变量单项数值的决定来说明价格机制如何解决社会的资源配置问题。包括的相关理论十分广泛。主要有：一是均衡价格理论。研究某种商品的价格是根据供求双方共同决定的。并根据价格机制对经济进行调节，当市场上某商品供大于求时，说明资源配置不合理，其价格下降。相反，供不应求，则价格上升。二是消费者行为理论。研究消费者如何把有限的收入分配到各种商品的购买上去，以实现效用的最大化。三是生产者行为理论。研究生产者如何把有限的资源用于各种物品的生产上去，以实现利润的最大化。四是厂商均衡理论。研究在不同的市场结构中厂商如何决策。五是分配理论。研究按照什么原则来分配。六是市场失灵与微观经济政策理论。研究微观经济政微宏观经济学实践教学改革与创新研究

杨金磊

（枣庄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 山东 枣庄 277000）策有利于弥补公共物品、垄断性商品等价格机制不能有效调节的缺陷。

宏观经济学则是以整个国民经济为研究对象，包括相关理论十分广泛。主要有：一是国民收入理论。研究包括长短期的宏观经济学决定。即长期的国内生产总值（GDP）、物价水平及失业问题；短期的AD-AS模型。二是失业与通货膨胀理论。研究通货膨胀的原因。三是经济周期与经济增长理论。研究国民收入波动的原因。四是宏观经济政策理论。

通过比较可以发现，《微宏观经济学》在研究对象、理论方法及经济政策存有较大区别。但是，二者之间又有密切联系。一是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之间相互补充。即微观经济是假定资源充分利用的条件下，分析如何达到最优的资源配置；宏观经济学则是假定资源配置的条件下，分析如何达到最优的资源利用。同时，二者共同组成西方经济的理论体系。二是微观经济学是宏观经济学的基础。其中，微观是研究个体行为，而宏观则是研究总体行为。因此，微观是宏观经济学的基础。三是《微宏经济学》以实证研究方法为主。西方经济学是在社会制度的背景下，来具体分析问题。因此，二者研究方法属于实证研究领域。

二、学习《微宏观经济学》的困难分析

对于初学者来说，《微宏观经济学》较为抽象且不易理解。究其原因，既有学生自身原因，也有教学方法原因。

首先，入校新生对《微宏观经济学》缺乏理性认识是学习困难的重要原因。所谓经济学的理性思维则是对任何观点都要怀疑的。同时，需要用逻辑的精确性去怀疑。而对于初学者来说，从宏观层面上看，在高中阶段的教学环境相对较小，课程安排较为集中，教学方法相对单一。相反，大学阶段教学环境相对宽泛，课程安排比较分散，教学方法多元化。从微观层面上看，过去的教学内容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为主，基本上没有接触西方经济学思想。另外，对于高中应试教学为主，向大学以自我学习为主的转变还没有完全适应。再加上，课程的抽象、理论性强、难以理解更是让入学新生学习西方经济学难上加难。因此，入学新生无法形成学习的兴趣和爱好，进而缺乏学习西方经济学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其次，入校新生对《微宏观经济学》中的基本假设理解缺乏是学习困难的关键原因。假设条件是经济学理论成立的前提。因此，学习经济学必须从正确的理解假设条件开始。诸如：在学习《微宏观经济学》之前必须理解基本假设。一是“经济人”假设。把人的本性假设为利己的，企图以最小的经济代价去追逐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二是“完备信息”假设。在“完备信息”条件下，人们拥有做出决策的一切信息。三是“完备市场”假设。在“完备市场”条件下，市场竞争充分。四是资源稀缺性假设。正是因为人类欲望无限与资源有限的矛盾性，才有必要深入研究资源的配置和利用问题。

再者，入校新生对《微宏观经济学》中的经济学模型重视不够是学习困难的直接原因。经济学模型是深刻认识和理解原型问题而对其所作出的一种抽象和升华的概括。尤其是通过经济学模型来分析经济问题，更加直观、更加清晰、更加简化、更加利于理解。因此，重视经济学模型对于初学者来说十分重要。

另外，教学方法陈旧，理论介绍过于枯燥乏味是学习西方经济学困难的又一直接原因。

三、学习《微宏观经济学》的方法

当前，针对二批本科学生学习《微宏观经济学》的困惑。笔者认为，结合学生的学习实际情况，专业老师应该从教学的实际出发，采取新的教学方法和思路。

首先，在经济学教学中应该重视理论联系实际。一是适时开展相关经济学讲座。尤其是结合一些经济热点问题（如：经济危机、通货膨胀、人民币升值等问题）进行合理分析其现状及原因。二是重视理论知识的讲解，采用言简意赅、通俗的语言讲解尤为重要。三是采取案例教学，并将典型案例融入经济学理论当中。

其次，在经济学教学中应该重视与学生的互动。一是注重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从学生个人实际情况出发，适时引导学生思考问题。二是注重通过适时反问，来不断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三是重视提问，了解学生对知识的掌握情况。

再者，在经济学教学中应该重视培养学生的经济学思维。一是要求专业课老师让学生清楚地知道经济学的基本结构。经济学研究不仅是关于生产、成本、价格、供求等方面，也不单是通货膨胀、失业、经济增长、经济周期等问题。而是研究人类经济活动和规律的社会学科。二是要求专业课老师让学生了解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另外，要求老师必须采取板书与多媒体技术相结合的教学方法。采取“黑板+板书”的教学模式，让学生看清全过程及各种逻辑关系。同时，还要多注重激励教学与情感教学相结合，多激励、多鼓励学生的学习热情，在教的过程中注重眼神、肢体语言的交流。

参考文献：

[1] 高鸿业.西方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2] 黄亚钧.西方经济学（微观和宏观）[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篇3

【关键词】利率，市场化，存款，贷款

一、背景介绍：

利率市场化是指由市场供求来决定利率，包括利率决定、利率传导、利率结构和利率管理的市场化。实际上，它就是将利率的决策权交给金融机构，由金融机构自己根据资金状况和对金融市场动向的判断来自主调节利率水平，最终形成以中央银行基准利率为基础，以货币市场利率为中介，由市场供求决定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的市场利率体系和利率形成机制。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改革将着力在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也预示着利率市场化进程在未来会进一步加快。

二、利率市场化释放内需潜力的机制：

利率市场化通过对金融市场的影响，通过经济的传导机制，间接的影响经济结构的调整和深化经济转型：

消费者方面：利率市场化能够增加实际存款和投资收益率，提高居民消费能力促进经济增长向内需为主导的方式转变。

企业行业方面：同时利率市场化将引导资金流向具有可持续发展和新兴科技行业和企业，遏制粗放型投资增长模式，有利于中小企业融资，促进结构调整的深入加速中国经济市场化进程。

国家宏观经济层面：利率市场化能够促进投资效率的提高，根据金融深化理论和发展中国家利率市场化的经验可以看出，利率市场化可以使实际存款利率保持在一个合适的正数水平，这样有利于促进一个国家储蓄、投资及经济增长。

三、利率市场化对于金融市场的影响：

（一）短期内存款利率呈现上升趋势，利息差缩窄：利率市场化以后金融机构将获得更大的金融产品自主定价权，这在一个方面给金融市场带来了巨大的活力，同时对于银行等金融机构来说也同样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因为更加严酷的竞争以及存款利率上升所带来的整体资金成本的上升，加上利息差的缩小都让将银行推向了风口浪尖。银行将通过对于客户个性化的服务和差异化营销来为获取更多的客户资源，中小企业融资困难将得到有效的解决，消费者将可以获得更高的利息收益。

（二）金融产品和工具的创新运用加速：由于存款利率水平上升，带来短期内股票市场、债券市场等投资市场的资金供给不足，为了吸引资金流入，各种投资渠道赢利性会随着利率上升而水涨船高。同时伴随着利率市场化，与稳定利率相比各金融机构的风险系数也会上升，这也将促进了各种理财产品的创新和发展。金融产品的增加能够使消费者投资渠道增加，更高的收益率也意味着消费者将拥有更高的投资热情和财富，这都会对消费者的消费和投资决策造成影响。

（三）直接融资市场将得到大力发展。利率市场化带来的利率趋升的预期，将冲击以银行为主的间接融资市场，而以债券股票信托、票据为主的直接融资市场将得到大力发展。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推进中国资本市场的完善也将同步进行，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结构失衡正在逐步改善，这将有效的配置市场资金和需求，引导资金从不同的渠道流向实体经济主体，为中国实体经济注入活力。企业能够更有效的获得资金资本，消费者则能够更直接的参与到实体资本的投资当中，分享企业发展的蛋糕获得投资收益。

四、金融市场变化对于内需变化的影响：

（一）消费者：根据宏观经济学消费者跨期均衡模型，根据中国高储蓄率的现状，将典型消费者假设成一个资金借出者，通过分析可以发现，当利率水平上升的时候，典型消费者面临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由于中国利率市场化的水平预期不明显，所以没有办法确定哪一种效应比较大，但是通过模型可以肯定的是，消费者在未来的消费一定会增加，消费者的消费需求的增加有效拉动了国内需求水平，有效促进经济转型。

1、金融市场的变化影响消费水平的原因：存款利率上升和金融产品的创新和丰富都使消费者面对的投资渠道大大增加，这也意味着消费者手中的剩余资金能够更多的投向实体经济，增加消费者投资总额。这不仅能够有效的拉动内需，同时还能间接刺激消费达到一个乘数效果，有效的促进中国经济转向内需型经济；

居民财富增加，消费水平增加：根据宏观经济学消费者跨期均衡模型，由于消费函数是居民财富总额的一个增函数，当居民财富增加的时候，消费者的消费量将会增加。高投资收益和存款利息让中国消费者的鼓起来，收入和财富总额的增加必将会刺激消费者在消费方面的需求。

（二）企业：

1、直接融资比重逐步提高，有助于企业降低融资成本，扩大实体经济投资：由于直接融资渠道日益畅通，根据相关研究，在中国直接融资的实际成本是低于间接融资的，虽然说理论上并非如此。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在较长时间内间接融资一家独大，造成融资结构不均衡银行垄断现象严重，融资成本居高不下的情况，使得直接融资市场的发展会使得企业拥有多样化的资金来源，有效降低融资成本，扩大投资总额。根据宏观经济学当中企业生产的产出模型：Y=zF（K，Nd），更多的融资渠道能够让企业更多地获得货币资本，不仅能够提高当期产出，也可以进行更广泛的投资从而有效获得投资回报。

2、投资效率上升，投资回报率增加：融资渠道的多样化能够帮助企业获得融资，但是由于在利率市场化的环境下面临的高风险，投资者对于投资项目的考察也越来越严格，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下，更多地公开和透明将使那些真正有潜力和实力的项目轻松获得融资，而淘汰粗制滥造的项目，提高了投资质量，是企业和投资人都能获得较高的投资回报。

（四）总结：通过上面对于中国利率市场化的相关理论的介绍，以及根据宏观经济学模型对于消费者和企业行为的分析，可以得到利率市场化可以说对于中国经济转向内需型经济有着重要的作用和显著的影响，所以中国在未来的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利率市场化还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1]斯蒂芬D威廉森.宏观经济学[M].2010，（1）

篇4

 

高效课堂就是学生主动学习、积极思考的课堂，是学生充分自主学习的课堂。《宏观经济学》是经济类专业学生必修的一门理论性较强的专业基础课。该门课程的教学普遍采取教师授课为主、学生被动接受的传统模式，这种“满堂灌”、“填鸭式”的授课模式容易导致学生课堂学习效率低下，学习能力降低。在《宏观经济学》的课堂教学中引入小组合作学习，期望转变学生的学习状态，主动参与到师生共同构建的教学过程中，提高课堂效率。

 

一、小组合作学习的必要性

 

1.调动学习积极性，提高课程的吸引力。《宏观经济学》课程一般采用大班制授课，教师采用讲授为主的传统授课模式，已经很不适应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的需要;而在小组合作学习过程中，学生处在一个比课堂更小的集体内，有助于提高教师的关注度。

 

2.符合经济类课程的特点，培养学生团队协作能力。 目前的大学生大多属于95后，他们主体意识强，思维活跃且参与意识强。在小组合作学习中，学生是主体，从“要我学”转变到“我要学”，增加了自我表现和动手实践的机会，学生需要学会交流、协作，和睦相处地开展研究学习，培养了探索精神和团队协作能力。特别是在目前大班授课、客观经济状况更新快，极大地丰富经济理论的情况下，组织学生开展小组学习，将课堂内外教学结合起来，有助于教学任务的完成和教学效果的提高。

 

二、小组合作学习在《宏观经济学》中的教学环节设计

 

在课堂教学中如何发挥学习小组的作用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教师通过丰富多彩的小组活动，并进行有效的管理和考评，使学生能够更好地完成教学目标。

 

1.科学的划分学习小组。通过研究我采取“组内异质，组间同质”的编排原则。在小组编排上根据学生的性别、兴趣、能力等方面的差异合理划分小组，然后根据未来职业方向进行角色定位。目前《宏观经济学》课程除了个别课堂由1个自然班，五六十人组成外，一般由两个自然班组成，大多为八十人左右的大课堂，在划分小组时应该注意以下两点：

 

第一，以自然班为单位划分学习小组，每组7-9人。一方面方便教师对小组活动的指导，另一方面也避免有些学生的“搭便车”行为。另外小组成员的男女性别比例大致相等。一般情况下，尽可能地使不同小组之间男女生人数相等或相近。

 

第二，就业为导向，对小组成员的角色进行定位，明确组员责任和分工。如“总经理”负责掌握小组活动的全局，分配发言机会，协调小组学习进程，掌握合作学习的时间;“监管员”负责监督组内每个组员合作学习的结果;“记录员”认真及时记录每个组员发表的意见和内容及讨论结果;“策略员”能够激发其他组员讨论的积极性，鼓励不爱发言的组员说出他们的想法等等。

 

2.确定小组学习内容的。 确定小组学习的内容，首先，要重构教学内容。为了使小组学习行之有效，需要明确哪些内容是需要教师直接在课内精讲的，哪些内容是可以交给学习小组独立完成的。其次，结合客观经济状况。要搞好课堂教学，需要明白学生关注的问题，或引导学生关注经济热点，引导学生把课本中的所学理论知识应用到实践中去。在此基础上，制订出每堂课的教学引导计划。

 

3.小组合作学习的考评。考评方式与考评要求对学生学习来说，是一根重要的指挥棒。考评过程中在关注学生团队展示效果的同时，兼顾每个学生在团队中的奉献精神与工作强度，坚持公平、公正和公开的原则，采用小组自评和组间互评相结合的方法，提高评价的准确度。

 

三、小组合作学习的教学实践分析

 

每学期开学三周内，完成学习小组的划分和学习内容的安排，以便对小组合作学习活动的开展情况进行必要的指导。2014-2015学年第一学期，开设《宏观经济学》课程的班级有国贸1301、1302、1303和1304班。根据实验要求，将国贸1301和1302班设定为实验组，安排小组合作学习;国贸1303和1304班按照传统的授课方式进行教学活动。

 

根据《宏观经济学》的课程内容，选择将“利率的决定”“失业和通货膨胀”等章节作为小组合作学习的内容，要求各组制作出PPT，自第6周开始，每双周课程安排2个小组讲解，将学生的自主学习和教师的讲授进行有机结合，避免了课堂的单调性。在讲解阶段，其他小组成员作为评委，对讲解组的讲解情况进行打分;各组满分为10分，计入小组平时成绩。学期结束后，比较实验组和对照组的期末考试成绩，分析小组合作学习的效果。

 

1.一份试卷理想的难度系数是0.2左右。其计算公式为：L=1-X/W其中：L为难度系数，X为分析组平均得分，W为试卷总分(一般为100分)。计算可得实验组的难度系数是0.23，对照组的难度系数是0.26，两者相差并不大，均处于理想的难度系数区域。

 

2.区分度是区分应试者能力水平高低的指标。试题的区分度在0.4以上表明此题的区分度很好。其基本计算公式：D=2(XH—XL)/W，其中：D为区分度，XH为前27%的高分学生的组平均分，XL为后27%的低分学生的组平均分，W为试卷总分(一般为100分)。计算可得实验组的难度系数是0.5，对照组的难度系数是0.46，两者相差不大，均达到理想的区分度。

 

3.从表1可以看出，实验组的平均分高于对照组，标准差系数低于对照组，因此实验组平均分的代表性更好。

 

4.从实验结果可以看出，经过小组合作学习，学生的优秀率在呈上升趋势，实验组中优秀的学生比重为9.86%远远大于对照组的 1.45%;60分以下的同学所占的比重8.45%远远小于对照组中的14.49%，二者在其他区域的比重相差不大。究其原因是就业导向的小组合作学习方式，激发了学生的内在学习动机，引导学生学会主动思考，从而真正提升了学生学习效果。

 

四、结语

 

小组合作学习作为一种新型的教学组织形式，在课堂内外教学中组织学生开展小组学习有其必要性。通过小组合作学习的教学模式设计，将教师的讲授与学生自主学习相结合，提高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有助于提高课堂效率。

篇5

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是研究人类赖以“衣食住行用娱乐安全”等的“商品或财富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循环和演变过程”的最古老、最基础的学科领域。

经济学的研究可分为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微观主要研究消费者和生产者，主要是效用、生产成本、利润的问题，消费者的效用如何最大化，生产者利润如何最大化，强调了市场这个“看不见的手”自动调节的重要性。宏观经济学主要研究宏观经济现象与经济政策，即研究国民收入、就业、通货膨胀、经济增长这些问题，以及如何搭配货币与财政政策以实现经济平稳运行。

（来源：文章屋网 ）

篇6

关键词：《通论》 凯恩斯经济学 宏观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091 文献标志码：A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的金融经济危机似乎已经远去，但由危机所引发的人们对经济学理论的质疑和反思却还远远没有结束（Romer，2012）。[1]在这场反思中，凯恩斯的名字被越来越多地提及，经济学研究应该“回归凯恩斯”成为了一种新的研究热点。《凯恩斯传》作者斯基德尔斯基的新作《重新发现凯恩斯》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的作者伊特韦尔和米尔盖特宣称主流经济学理论事前没有预测到危机的到来，事后也没能提出有效解决危机的政策方案，因此理应被抛弃，现在是凯恩斯经济学重新兴起的时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倡导现在应该是“萧条经济学的回归”。贝特曼将危机后十几位著名经济学家阐释凯恩斯经济学的论文汇编成册，出版了《回归凯恩斯》一书。但仔细分辨这些经济学的观点却会发现，他们所倡导的回归凯恩斯的内容存在非常大的差异。或者说，他们所倡导的现有经济学应该改进的方向是不一致的。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在经济学文献中，关于什么是凯恩斯经济学本就存在着诸多争论。

本文旨在梳理在凯恩斯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出版后，经济学界存在的主要的几种对凯恩斯经济学的解读，并简要介绍他们之间的争论。接下来第二部分介绍《通论》出版的背景及凯恩斯革命性的观点，第三部分介绍IS-LM模型的出现以及新古典综合派对凯恩斯经济学的阐述，第四部分介绍新剑桥学派对新古典综合派的批判和他们对凯恩斯经济学的解读，第五部分介绍现在主流宏观经济学对凯恩斯经济学的理解，包括新凯恩斯主义和新-新古典综合派，第六部分是总结。

1929年大萧条后，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陷入衰退，失业率大幅攀升，而正统经济学（即以马歇尔、庇古等经济学家的理论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对失业的解释是名义工资没有及时得到调整，这显然不能令人满意，而且更重要的是这种解释不能对当时的经济危机提出对策。凯恩斯明确指出这是经济学本身出了问题，在他给萧伯纳的信中，凯恩斯写道他要写一本书，要在未来十年的时间改变人们思考经济问题的方式。这本书便是后来引发“凯恩斯革命”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可见，凯恩斯写作《通论》的目的就是要反对原有的经济学，提出新的经济学研究范式。1936年1月，凯恩斯把《通论》的最终书稿交付出版商，不到一个月，这本书便出现在了各大书店，引发了人们的热议（King，2003）。概括讲，《通论》的核心观点是批判原有的经济学忽略了货币的作用，所分析的是一种实物经济，而现实世界的根本特性恰恰是货币在其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批判的基础上，凯恩斯提出了他自己的分析现实的货币经济的研究范式――有效需求原理。其实，《通论》并不意味着凯恩斯思想的突然转变，而应该看作是他学术思想的自然演变。众所周知，凯恩斯经济学三部曲是《货币改革论》、《货币论》、《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三部著作题名都以“货币”作为中心词，突出了凯恩斯对货币在经济分析中的作用的重视，也体现了凯恩斯经济思想的连贯与传承。

1933年，凯恩斯在《通论》的写作过程中，阐明了现实经济和新古典实物分析的经济的区别，认为现实经济是“货币工资经济”，企业家雇佣劳动从事生产的目的是获得货币利润。凯恩斯在《通论》中是在批判传统经济理论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理论主张。他把传统经济理论称为“古典经济学”，内容实体是马歇尔、庇古、埃奇沃思等经济学家的理论，实际上是今天人们指称的“新古典经济学”。凯恩斯认为新古典经济学的通过劳动市场上实际工资的变动决定就业量的就业理论和实际不符，因为现实中工人和企业签订的是货币工资契约，工人会抵制货币工资的下降，但鲜有听说有工人因物价上涨导致实际工资下降而罢工的情况。在凯恩斯自己的分析框架――有效需求原理中，他转而强调现实经济最大的特征是不确定性，认为货币的重要性在于它是现在和未来的联系，进而强调企业家在决定就业和产出方面的主导作用。他深刻的指出了新古典经济学的问题所在：

我认为，传统经济学的捍卫者们大大低估了货币经济状态下的结论和简单得多的实物交换经济状态下的结论之间存在的差异，这些差异影响深远，在某些方面，已经成为本质上的不同（凯恩斯，1930）。

1936年10月，在牛津举办的计量经济学协会的会议上，希克斯提出了IS-LL模型，并用一个简单的图表示这一模型。IS-LL模型作为对《通论》的解读，立即得到了与会者的认可。实际上，扬（Warren Young）指出，哈罗德和米德对IS-LM模型的贡献同样重要，但他们只用了联立方程组而没用图形，使得他们的贡献没有得到广泛认可（Young，1987）。

IS-LM模型就其分析本质而言，仍是新古典的，即强调多个市场同时均衡，用联立方程组的方式求得最终均衡解。LM曲线代表货币市场均衡，貌似加进了货币，但却是建立在货币外生的基础上，其背后仍是实物分析的商品货币理论。IS-LM模型经过汉森的《<通论>导读》的推广，作为《通论》的规范表达方式迅速流传开来。汉森的学生，萨缪尔森将凯恩斯的宏观理论同新古典的微观经济理论结合起来阐述经济学，在他的《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中提出了“新古典综合”一词，1970年时，萨缪尔森在第八版《经济学》中将“新古典综合”改称为“主流经济学”（蒋自强、史晋川，2008）。新古典综合派以“正统凯恩斯主义学派”的身份占据了主流经济学的位置，从二战结束到上世纪70年代初，宏观经济学教科书主要就倚重于希克斯利用IS-LM模型对《通论》的解释和后来莫迪利安尼、帕廷金、和托宾等对这种解释的修正，甚至曾一度达到了宏观经济学中除了“凯恩斯主义”，再无其他理论的程度。之所以能够如此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新古典综合派包括了IS-LM模型、莫迪利安尼的消费函数、索罗的新古典增长模型和菲利普斯曲线，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分析框架。二是新古典综合派推论出的政策主张被认为和凯恩斯如出一辙，或者说人们认为新古典综合派的理论完美的解释了凯恩斯的政策主张。此外，新古典综合理论能够很好地解释战后欧美发达国家经济稳定、快速增长的事实。三是，新古典综合派为劳伦斯・克莱因和考莱斯委员会（Cowles commission）各自提出的大规模的宏观经济计量模型提供了基础。这些计量模型使得经济学家可以分析政府政策对经济的各种影响路径（斯诺登等，1994）。

四、剑桥资本争论与后凯恩斯经济学

新古典综合派对凯恩斯《通论》的解读遭到了英国剑桥大学一批经济学家的强烈反对。这些经济学家包括琼・罗宾逊（Joan Robinson）、卡恩（Richard F. Kahn）、斯拉法（Piero Sraffa）、卡尔多（Nicholas Kaldor）。除卡尔多外，其余几位都是“剑桥学术小组”的成员，这个小组是凯恩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召集起来的当时剑桥大学最优秀的青年经济学家，目的是为他的写作出谋划策，其中卡恩甚至可以称得上是《通论》的合作者（Kahn，1984）。剑桥经济学家批评新古典综合派用新古典经济学解读凯恩斯《通论》，认为这有违凯恩斯革命的本意，因为新古典经济学正是凯恩斯《通论》批判的对象。批判由琼・罗宾逊发起，针对新古典综合派的资本理论，但很快扩展至经济学研究的方方面面。

这场争论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理论争论，史称“两个剑桥之争”、“剑桥资本争论”。当时几乎所有一流的经济学家都参与了这场争论，有关文章也都发表在国际一流经济学刊物上（Harcourt，1969;Harcourt，1976）。1966年，萨缪尔森宣布“无条件投降”，承认新剑桥经济学家对新古典综合的逻辑批判是有效的，“技术再转辙”和“资本倒流”等违反新古典基本定理的现象在异质品模型中会经常出现，从而不能够当作反常现象来回避（Samuelson，1966）。1971年12月在美国经济学协会（AEA）的新奥尔良会议（New Orleans Meeting）上，琼・罗宾逊发表题为“经济理论的第二次危机”的演讲，宣告居主流地位的新古典综合派的危机时刻到来了（Robinson，1972）。之后，罗宾逊出版了和她的学生伊特维尔（John Eatwell）合作的教科书《现代经济学导论》，试图提供另一种经济学分析范式，取代萨缪尔森的教科书――《经济学》。但事与愿违，《现代经济学导论》因其难度不适合初学者，而且选题和整体设计方面都有不足，从教科书流行的角度看，并没有取得罗宾逊期望的效果，主导经济学教育的仍是代表新古典综合派观点的萨缪尔森的《经济学》（King，2003）。以事后的角度看，罗宾逊夫人显然是过于乐观了。当时，新古典综合派仍是主流经济学，所谓主流是指世界一流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和顶尖经济学期刊的主编仍是新古典综合派经济学家，他们不会仅仅因为受到逻辑批判就放弃自己的“经济学阵地”。进入八十年代后，随着罗宾逊、斯拉法、卡恩、卡尔多等剑桥经济学家相继去世，新剑桥学派一时后继乏人，形势陡转直下，对主流经济学批判的声音大为减弱，甚至被完全湮没。剑桥资本争论被搁置，主流经济学得以继续使用遭受严厉批判的生产函数等理论工具研究经济学。

新剑桥学派后来多被称为“后凯恩斯经济学”，成为了宏观经济学中的一个流派。罗宾逊夫人和她的剑桥同事们精心构建了其包含价值理论、分配理论和增长理论在内的经济理论，拓展和完善了凯恩斯经济学（王璐，2014）。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后，新古典综合派因为不能解释现实中的滞涨问题而遭到了货币主义的强烈批判。根据菲利普斯曲线的结论，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存在一定的替代关系，这给政府留下了政策选择空间，即政府可以选择牺牲一定的物价稳定而谋求较低的失业率。但是，七十年代美国经济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同时高企的现实否定了菲利普斯曲线的结论。弗里德曼等货币主义者转而攻击政府的需求管理政策，认为政府根据凯恩斯主义推论出的需求管理政策扰乱了经济体系本身的自我调整功能，提高了自然失业率。弗里德曼提出了附加适应性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认为人们会根据上一期的预期和实际的差距调整本期的预期，从而政府牺牲物价稳定谋求较低失业率的政策在短期是有效的，在长期则只会提高价格水平。如果政府频繁使用扩张性的政策则会损害经济体系本身的职能，提高自然失业率，造成长期来看物价水平和失业率同时上涨的后果。卢卡斯等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经济学家则在弗里德曼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理性预期，认为政府的政策无论在短期还是长期都是无效的。

无论是货币主义还是理性预期学派都是从经济主体行为的角度批判新古典综合派，进而“正统凯恩斯主义缺乏微观基础”成为学界共识。部分新古典综合派经济学家开始努力构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微观基础，逐渐形成一个新的学派――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新凯恩斯主义引入不完全竞争理论作为凯恩斯失业均衡的微观基础。另一方面吸收了理性预期假说，即经济行为人会利用自己掌握的关于经济的信息和知识做出最优决策，同时经济行为人的信息可能是不完全的，从而不会出现瓦尔拉斯一般均衡中的所有市场出清均衡。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宏观经济学完全打破了二战后至七十年代之间的“统一”状态，出现了激烈的争论，特别是在真实经济周期经济学家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之间。但是进入九十年代以后，宏观经济学出现了新的综合和统一的状况，诞生了“新-新古典综合”（Snowdon，2002）。新-新古典综合融合了新古典经济学的跨期最优、理性预期和新凯恩斯主义的不完全竞争、有成本的价格调整等理论。至此，凯恩斯革命被完全逆转了，凯恩斯在《通论》中批判的新古典经济学重新成为了经济学研究的主流。

六、总结

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经济学界对现在的主流经济学提出了质疑，并出现了倡导“回归凯恩斯”的研究动向。其实不同经济学家所倡导的回归凯恩斯的内容并不一致，而这根源于《通论》出版后，不同学派的经济学家对什么是凯恩斯经济学有着不一样的答案。本文梳理了《通论》出版后，几个不同版本的凯恩斯经济学的发展脉络。《通论》的写作背景是，大萧条后正统经济学（从内容实体看即是现在的新古典经济学）不能对现实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凯恩斯试图指出经济学本身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一种全新的经济学研究范式。《通论》出版后引发巨大反响，却也因内容晦涩难懂引起了很多争论。希克斯等经济学家提出用IS-LM模型作为《通论》的规范表达方式，并迅速流行开来，以此为基础产生了战后宏观经济学的主流学派――新古典综合派。新古典综合派对《通论》的解读遭到了新剑桥学派经济学家的强烈反对，引发了旷日持久的剑桥资本争论，并孕育产生了后凯恩斯经济学派。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后，新古典综合遭到了新古典经济学家的批判，演变成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九十年代后，新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开始融合，出现了新-新古典综合派。

基于这种认识，本文认为今后的经济学研究应该回归以后凯恩斯经济学为主体的经济学研究传统。

参考文献

[1] Harcourt， G. C. Some Cambridge Controversies in the Theory of Capital [J].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1969

[2] Harcourt， G. C. The Cambridge Controversies： Old Ways and New Horizons―or Dead End？[J]. Oxford Economic Papers，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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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Snowdon， B. and H. R. Vane .An encyclopedia of macroeconomics[M].Edward Elgar Publishing， Inc，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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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凯恩斯.货币论（第二卷），译[M].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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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宏观经济学 模块化 教学改革

一、关于宏观经济学

宏观经济学来源于法国魁奈的《经济表》和英国马尔萨斯的“马尔萨斯人口论”。1933年，挪威经济学家弗瑞希提出《宏观经济学》的概念。现代宏观经济学在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936）出版后迅速发展起来。《通论》提出的最有影响的见解是经济大萧条产生于有效需求的不足。凯恩斯认为，由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律”、“资本边际效率递减律”和“流动性偏好”的存在，市场完全有可能出现供求非均衡状态。同时由于价格和工资存在“黏性”，市场自发调节资源配置的作用不能迅速发挥作用，而政府干预的公共支出却能够作为外生性工具发挥替代作用。这一见解推动了当代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建立，并且为宏观计量经济学的建立与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在“一般均衡”理念的指导下，希克斯等人提出的IS-LM模型与AD-AS模型一起成为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理论的基础。

二、关于宏观经济学的教学模块的划分

（一）宏观经济学的基本框架

宏观经济学是研究一国的整体经济运行及政府运用经济政策来影响经济运行等宏观经济问题的社会科学，其研究领域包括国民收入决定理论、就业理论、通货膨胀理论、经济周期理论、经济增长理论、财政与货币政策。宏观经济学基本框架如图1所示。

图1 宏观经济学基本框架

（二）宏观经济学教学中的主要模块

1.国民收入的核算。国民收入是反应整个经济活动的重要指标，在宏观经济研究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亦是国际投资者非常关注的国际统计项目。国民收入的核算主要包括两个指标，一个是国内生产总值（GDP），另外一个是国民生产总值（GNP），国民收入的核算是宏观经济学的基础。

2.IS-LM与AD-AS模型。IS-LM模型是希克斯和汉森根据凯恩斯观点提出的，该模型是主流宏观经济学的基础，多恩布什把IS-LM称为现代宏观经济学的核心。该模型通过利用利率的传导机制，分析了政府主动干预经济的财政、货币政策的效果，成为战后各国主动干预经济运行的首选理论依据。但从实践来看，该模型存在不少缺陷，特别是70年代以卢卡斯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的崛起，对传统凯恩斯理论带来了极大的冲击。由于国内经济学研究水平的落后，大多国内经济学教材仍然继续沿用这一思路。但在国外许多国家，IS-LM模型有时出现在宏观经济学教材中，但只是作为建构AD-AS模型中总需求曲线的一个阶梯。进一步将总需求和总供给结合起来解释国民收入与价格决定之间的关系，就是AD-AS模型。

3.经济增长与经济周期理论。在经济学中，经济增长通常有两层含义，一是经济总量的增加，二是人均产量的增加，经济增长的程度可以用经济增长率来描述。哈罗德（1948）提出了经济增长模型，多玛（1946、1947）也提出了自己的经济增长模型。由于两个模型几乎相同，所以一般称为“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一般的表达式为：尽管哈罗德多玛模型存在重要缺陷，但不能否认该模型是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经济增长理论最有影响的是索罗提出的“slow增长模型”。索洛模型又称作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外生经济增长模型，是在新古典经济学框架内的经济增长模型，是Solow于1956年首次创立的，用来说明储蓄、资本积累和增长之间的关系。自建立以来，这一模型一直是分析以上三个变量关系的主要理论框架。模型表达式为：索罗模型解释了发达国家富裕的根源在于较低的人口出生率和高的储蓄率，并认为人口增长和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两个源泉。新古典增长理论之后最有影响力的就是内生增长理论，该理论是20世纪80中期被提出，其核心思想是认为经济能够不依赖外力推动实现持续增长，内生的技术进步是保证经济持续增长的决定因素。内生增长理论仍然处于当代宏观经济学经济增长研究的活跃时期。

经济周期指经济运行中周期性出现的经济扩张与经济紧缩交替更迭、循环往复的一种现象，是国民总产出、总收入和总就业的波动，主要理论有熊彼特经济周期，萨缪尔森提出的乘数―加速数模型等。

4.失业与通货膨胀的问题。1958年，菲利普斯根据英国1861-1913年间失业率和货币工资变动率的经验统计资料，提出了一条用以表示失业率和货币工资变动率之间交替关系的曲线，同时，货币工资就是通货膨胀率，这条曲线就表示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之间存在着反方向变动的关系。1968年，弗里德曼指出菲利普斯曲线忽略了影响工资变动的一个重要因素：工人对通胀的预期。对工人来说，实际工资才是真正重要的，所以名义工资变化率必须用通货膨胀率来纠正。工资变化率部分地由预期通货膨胀率决定，部分地由实际失业率决定；通货膨胀率等于工资变化率减去生产率增长率。附加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现代菲利普斯曲线）：短期的现代菲利普斯曲线就是预期通货膨胀率保持不变时，表示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之间关系的曲线；在长期，人们有充分的时间调整通货膨胀的预期，所以长期的菲利普斯曲线是从自然失业率出发的一条垂直线，它表明在长期内，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不存在替代关系，从一地程度上解释了滞涨现象。

5.开放经济下的经济模型。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以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和多恩布什模型为代表。Mundell（1963）、Fleming（1962）提出了一种开放经济分析框架，该分析框架通过把国际贸易和资本流动引入IS-LM模型，从而对开放经济中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作用进行了分析。Dombush（1976）在存在适应性预期和资本完全流动的情形下，发展了汇率的波动理论。分析了汇率、利率和其他经济变量间的关系，具体阐述了货币扩张政策所造成的影响，较好地解释了货币超调现象。作为宏观经济学教学内容的延伸，蒙代尔-弗莱明模型是本知识模块的主要内容。

三、结论

与微观经济学不同，宏观经济学是研究整个国民收入的总体运行情况，但国民经济是个庞大的体系，需要将其划分为不同的模块，同时需要剖析他的内部结构和相互间的关系，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展开宏观经济学的进一步研究。因此，在宏观经济学教学中，按照模块进行知识分类，帮助学生建立框架性知识体系，教给他们建立知识模块化的方法，这将有助于学生全面和系统地把握宏观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

参考文献

[1]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M].商务印书馆，2011，第一版.

[2]Mundell，R.A.1963，“Capital Mobility and Stabilization Policy under Fixed and Flexible Exchange Rates”，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29，pp：475-485.

[3]Dombush，R.1976，“Expectations and Exchange Rate Dynamics.”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84，pp：1161-1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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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大萧条后，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陷入衰退，失业率大幅攀升，而正统经济学（即以马歇尔、庇古等经济学家的理论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对失业的解释是名义工资没有及时得到调整，这显然不能令人满意，而且更重要的是这种解释不能对当时的经济危机提出对策。凯恩斯明确指出这是经济学本身出了问题，在他给萧伯纳的信中，凯恩斯写道他要写一本书，要在未来十年的时间改变人们思考经济问题的方式。这本书便是后来引发“凯恩斯革命”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可见，凯恩斯写作《通论》的目的就是要反对原有的经济学，提出新的经济学研究范式。1936年1月，凯恩斯把《通论》的最终书稿交付出版商，不到一个月，这本书便出现在了各大书店，引发了人们的热议（King，2003）。概括讲，《通论》的核心观点是批判原有的经济学忽略了货币的作用，所分析的是一种实物经济，而现实世界的根本特性恰恰是货币在其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批判的基础上，凯恩斯提出了他自己的分析现实的货币经济的研究范式——有效需求原理。其实，《通论》并不意味着凯恩斯思想的突然转变，而应该看作是他学术思想的自然演变。众所周知，凯恩斯经济学三部曲是《货币改革论》、《货币论》、《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三部著作题名都以“货币”作为中心词，突出了凯恩斯对货币在经济分析中的作用的重视，也体现了凯恩斯经济思想的连贯与传承。

1933年，凯恩斯在《通论》的写作过程中，阐明了现实经济和新古典实物分析的经济的区别，认为现实经济是“货币工资经济”，企业家雇佣劳动从事生产的目的是获得货币利润。凯恩斯在《通论》中是在批判传统经济理论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理论主张。他把传统经济理论称为“古典经济学”，内容实体是马歇尔、庇古、埃奇沃思等经济学家的理论，实际上是今天人们指称的“新古典经济学”。凯恩斯认为新古典经济学的通过劳动市场上实际工资的变动决定就业量的就业理论和实际不符，因为现实中工人和企业签订的是货币工资契约，工人会抵制货币工资的下降，但鲜有听说有工人因物价上涨导致实际工资下降而罢工的情况。在凯恩斯自己的分析框架——有效需求原理中，他转而强调现实经济最大的特征是不确定性，认为货币的重要性在于它是现在和未来的联系，进而强调企业家在决定就业和产出方面的主导作用。他深刻的指出了新古典经济学的问题所在：我认为，传统经济学的捍卫者们大大低估了货币经济状态下的结论和简单得多的实物交换经济状态下的结论之间存在的差异，这些差异影响深远，在某些方面，已经成为本质上的不同（凯恩斯，1930）。

二、IS-LM模型与新古典综合派

1936年10月，在牛津举办的计量经济学协会的会议上，希克斯提出了IS-LL模型，并用一个简单的图表示这一模型。IS-LL模型作为对《通论》的解读，立即得到了与会者的认可。实际上，扬（WarrenYoung）指出，哈罗德和米德对IS-LM模型的贡献同样重要，但他们只用了联立方程组而没用图形，使得他们的贡献没有得到广泛认可（Young，1987）。IS-LM模型就其分析本质而言，仍是新古典的，即强调多个市场同时均衡，用联立方程组的方式求得最终均衡解。LM曲线代表货币市场均衡，貌似加进了货币，但却是建立在货币外生的基础上，其背后仍是实物分析的商品货币理论。IS-LM模型经过汉森的《<通论>导读》的推广，作为《通论》的规范表达方式迅速流传开来。汉森的学生，萨缪尔森将凯恩斯的宏观理论同新古典的微观经济理论结合起来阐述经济学，在他的《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中提出了“新古典综合”一词，1970年时，萨缪尔森在第八版《经济学》中将“新古典综合”改称为“主流经济学”（蒋自强、史晋川，2008）。新古典综合派以“正统凯恩斯主义学派”的身份占据了主流经济学的位置，从二战结束到上世纪70年代初，宏观经济学教科书主要就倚重于希克斯利用IS-LM模型对《通论》的解释和后来莫迪利安尼、帕廷金、和托宾等对这种解释的修正，甚至曾一度达到了宏观经济学中除了“凯恩斯主义”，再无其他理论的程度。之所以能够如此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新古典综合派包括了IS-LM模型、莫迪利安尼的消费函数、索罗的新古典增长模型和菲利普斯曲线，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分析框架。二是新古典综合派推论出的政策主张被认为和凯恩斯如出一辙，或者说人们认为新古典综合派的理论完美的解释了凯恩斯的政策主张。此外，新古典综合理论能够很好地解释战后欧美发达国家经济稳定、快速增长的事实。三是，新古典综合派为劳伦斯•克莱因和考莱斯委员会（Cowlescommission）各自提出的大规模的宏观经济计量模型提供了基础。这些计量模型使得经济学家可以分析政府政策对经济的各种影响路径（斯诺登等，1994）。

三、剑桥资本争论与后凯恩斯经济学

新古典综合派对凯恩斯《通论》的解读遭到了英国剑桥大学一批经济学家的强烈反对。这些经济学家包括琼•罗宾逊（JoanRobinson）、卡恩（RichardF.Kahn）、斯拉法（PieroSraffa）、卡尔多（NicholasKaldor）。除卡尔多外，其余几位都是“剑桥学术小组”的成员，这个小组是凯恩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召集起来的当时剑桥大学最优秀的青年经济学家，目的是为他的写作出谋划策，其中卡恩甚至可以称得上是《通论》的合作者（Kahn，1984）。剑桥经济学家批评新古典综合派用新古典经济学解读凯恩斯《通论》，认为这有违凯恩斯革命的本意，因为新古典经济学正是凯恩斯《通论》批判的对象。批判由琼•罗宾逊发起，针对新古典综合派的资本理论，但很快扩展至经济学研究的方方面面。这场争论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理论争论，史称“两个剑桥之争”、“剑桥资本争论”。当时几乎所有一流的经济学家都参与了这场争论，有关文章也都发表在国际一流经济学刊物上（Harcourt，1969；Harcourt，1976）。1966年，萨缪尔森宣布“无条件投降”，承认新剑桥经济学家对新古典综合的逻辑批判是有效的，“技术再转辙”和“资本倒流”等违反新古典基本定理的现象在异质品模型中会经常出现，从而不能够当作反常现象来回避（Samuelson，1966）。1971年12月在美国经济学协会（AEA）的新奥尔良会议（NewOrleansMeeting）上，琼•罗宾逊发表题为“经济理论的第二次危机”的演讲，宣告居主流地位的新古典综合派的危机时刻到来了（Robinson，1972）。之后，罗宾逊出版了和她的学生伊特维尔（JohnEatwell）合作的教科书《现代经济学导论》，试图提供另一种经济学分析范式，取代萨缪尔森的教科书——《经济学》。但事与愿违，《现代经济学导论》因其难度不适合初学者，而且选题和整体设计方面都有不足，从教科书流行的角度看，并没有取得罗宾逊期望的效果，主导经济学教育的仍是代表新古典综合派观点的萨缪尔森的《经济学》（King，2003）。以事后的角度看，罗宾逊夫人显然是过于乐观了。当时，新古典综合派仍是主流经济学，所谓主流是指世界一流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和顶尖经济学期刊的主编仍是新古典综合派经济学家，他们不会仅仅因为受到逻辑批判就放弃自己的“经济学阵地”。进入八十年代后，随着罗宾逊、斯拉法、卡恩、卡尔多等剑桥经济学家相继去世，新剑桥学派一时后继乏人，形势陡转直下，对主流经济学批判的声音大为减弱，甚至被完全湮没。剑桥资本争论被搁置，主流经济学得以继续使用遭受严厉批判的生产函数等理论工具研究经济学。新剑桥学派后来多被称为“后凯恩斯经济学”，成为了宏观经济学中的一个流派。罗宾逊夫人和她的剑桥同事们精心构建了其包含价值理论、分配理论和增长理论在内的经济理论，拓展和完善了凯恩斯经济学（王璐，2014）。

四、新凯恩斯主义与新-新古典综合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后，新古典综合派因为不能解释现实中的滞涨问题而遭到了货币主义的强烈批判。根据菲利普斯曲线的结论，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存在一定的替代关系，这给政府留下了政策选择空间，即政府可以选择牺牲一定的物价稳定而谋求较低的失业率。但是，七十年代美国经济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同时高企的现实否定了菲利普斯曲线的结论。弗里德曼等货币主义者转而攻击政府的需求管理政策，认为政府根据凯恩斯主义推论出的需求管理政策扰乱了经济体系本身的自我调整功能，提高了自然失业率。弗里德曼提出了附加适应性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认为人们会根据上一期的预期和实际的差距调整本期的预期，从而政府牺牲物价稳定谋求较低失业率的政策在短期是有效的，在长期则只会提高价格水平。如果政府频繁使用扩张性的政策则会损害经济体系本身的职能，提高自然失业率，造成长期来看物价水平和失业率同时上涨的后果。卢卡斯等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经济学家则在弗里德曼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理性预期，认为政府的政策无论在短期还是长期都是无效的。无论是货币主义还是理性预期学派都是从经济主体行为的角度批判新古典综合派，进而“正统凯恩斯主义缺乏微观基础”成为学界共识。部分新古典综合派经济学家开始努力构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微观基础，逐渐形成一个新的学派——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新凯恩斯主义引入不完全竞争理论作为凯恩斯失业均衡的微观基础。另一方面吸收了理性预期假说，即经济行为人会利用自己掌握的关于经济的信息和知识做出最优决策，同时经济行为人的信息可能是不完全的，从而不会出现瓦尔拉斯一般均衡中的所有市场出清均衡。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宏观经济学完全打破了二战后至七十年代之间的“统一”状态，出现了激烈的争论，特别是在真实经济周期经济学家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之间。但是进入九十年代以后，宏观经济学出现了新的综合和统一的状况，诞生了“新-新古典综合”（Snowdon，2002）。新-新古典综合融合了新古典经济学的跨期最优、理性预期和新凯恩斯主义的不完全竞争、有成本的价格调整等理论。至此，凯恩斯革命被完全逆转了，凯恩斯在《通论》中批判的新古典经济学重新成为了经济学研究的主流。

五、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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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实际经济周期 技术冲击 经济波动 宏观经济学

中外经济发展史的历程无可辩驳地表明，宏观经济的运行是会出现周期性波动的。对于经济周期的成因及其作用机理，西方经济学家从许多方面都进行过研究。其中， Finn Kydland与Edward Prescott一同提出的实际经济周期理论（RBC）可以看作近20多年来在经济周期研究方面的重要突破，这两位经济学家也凭此而折桂2004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一、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的形成背景及其核心内容

实际经济周期理论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具有丰富的理论源流和明显的现实背景。首先，由理论来源分析，一是在20世纪80年度之初，当时占主流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波动理论及其模型遭到普遍的质疑；二是理性预期与公众选择理论被吸收进了现代宏观经济学，Lucas由方法论角度探讨了经济波动问题；三是C. R. Nelson与Charles I. Plosse提出，实际因素对于形成经济波动的作用比起货币等虚拟因素来重要得多；四是一系列分析方法与分析工具的问世，也对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的建模工作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其次，由实践发展的层面来分析，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体现了供给方面的因素对于宏观经济的影响，但自三十年代一直占据经济学主流地位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却对当时日益严重的经济滞胀束手无策，而撒切尔政府和里根政府信奉的供给学派经济学对于治理经济却颇见成效，这也成为催生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的实践佐证。再者，由西方经济学流派的自身演进过程来分析，20世纪70年代之前，在经济周期研究领域一直是正统的凯恩斯主义观点占据着主导地位，甚至到十年之后的八十年代，该领域中主导性的观点仍然认为经济周期的主要产生根源在于需求方面的扰动。后来，鉴于Lucas货币周期理论的引领，经济周期问题，又重新进入相关研究人员的视野，经济生活中的实际因素对于经济周期的作用开始引起经济学家的重视。Finn Kydland与Edward Prescott首开先河，后来通过Kydland和Prescott以及Plosser等人的工作，外来的实际冲击因素被引入了实际经济周期的模型，此处引起经济周期的主要解释不再是需求因素或者金融货币等虚拟因素，而是实实在在的外来技术冲击。这就是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的主旨，它也是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相对立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重要内容。

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的主要内容包括：

首先，外来的实际因素的扰动（如技术方面的冲击）是导致产生经济周期的根本原因。按照赞成实际经济周期的经济学家的观点，经济周期的成因不在于经济体系内部，而是来自于外部因素，来自于一些供给方面的扰动，像是技术方面的变化等，这些变化造成技术水平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大幅变动，会引起劳动生产率、工资水平和其他生产要素价格相应的变动，从而使得产出水平和生产发展方式也随之出现不同于往常的变动，经济机体本身对于这种意外的冲击缺乏抵抗力，只能随之变动，于是就产生了经济周期的高涨或者衰落。

其次，经济变动的主要传递渠道是劳动提供方面的延递性变动。其中的内在运作机理是这样的；每当外来的技术方面的变化导致劳动生产率、要素价格等因素变动的时候，符合“经济理性人”假定的市场主体就会根据自己对市场走向的预期，在工作与享受闲暇之间做出选择，这样就会在劳动供给方面产生极大变动，进而使社会就业和总产出也随之产生变化，而且一次技术变动带来的产出变动可以是持续性的。同时，鉴于相关经济门类之间的联动效应，产生在一个部门的技术扰动也可能会导致其他社会生产部门乃至于宏观经济形势产生变动。.

再者，经济周期本身就体现了经济趋势在发生变动，而并非经济形势围绕着经济趋势这一轴心在变动。换言之，并非经济运行背离了宏观经济的均衡状况，而是经济本身的均衡位置在变动，这就将周期理论与增长理论糅合为一体。根据这种观点，经济发展无所谓长期、短期，经济形势的短期变化与长期发展趋势二者之间并不矛盾，经济的短期变动并不是背离了经济发展的长远趋势。

另外，管理当局针对经济周期所采取的反向操作措施没有任何作用，换句话说，当局管理经济是徒劳无功的，这是实际经济周期理论最重要的政策结论。根据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经济波动乃是市场主体对于外来扰动的理性反应，市场的自我调节功能能够使经济状况自动达到就业与产出状况合理的均衡，而人为的政策调节却难以使调节者的主观意志同经济运行结果达到一致，反而会降低社会的总福祉。所以，管理当局调节经济造成的失误甚至包括调节行为本身都属于某种负面的外来扰动，据此，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的政策性结论就是：管理当局力图熨平经济波动的反周期操作是无效的。

最后，货币的作用是中性的。实际经济周期理论认为货币供给是内生的，货币数量的变化对经济没有真实影响。在经济扩张期间对货币的需求会扩张并诱导货币供给的调整反应，货币政策不会影响实际变量，只有资本劳动和生产技术等真实变量的变动才是经济周期的根源。不应当用货币政策去刺激产出，货币政策只能以稳定物价作为单一目标。

二、实际经济周期理论与其他相关经济学流派在经济周期问题解释上的异同

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发轫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属于主张自由放任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战后自由主义经济学经历了三个重要阶段：先是以Friedman为首的货币主义，接着是以Lucas为代表的理性预期理论，现在是以由Kydland和Prescott为代表的实际经济周期理论为主。在经济学说史上，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理论都被称为宏观经济学中的“革命”，理性预期理论还被称为“从根本上改变了宏观经济学”。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则打破了把宏观经济分为长期和短期，以及，后者研究短期问题。但在实际经济周期理论中，经济增长与经济周期是一个问题。凯恩斯主义各派都认为经济周期表明市场调节的不完善性，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则认为，市场机制本身是完善的，经济周期源于经济体系之外的一些“外部冲击”。把经济增长与经济周期分开的传统作法，极大地改变了经济周期理论，也改变了宏观经济学。

从总体上讲，传统的凯恩斯主义和理性预期学派都认为，需求冲击使得短期中的经济偏离长期趋势，出现经济周期，而实际经济周期理将供给方面的技术变动作为经济波动的根源，这是他们的主要区别所在。具体地分析，实际经济周期理论与凯恩斯主义的分野尤为明显：

1.凯恩斯主义各派把宏观经济分为长期与短期，认为在长期中决定一个国家经济状况的是长期总供给，而短期中的经济状况取决于总需求。经济周期是短期经济围绕这种长期趋势的变动。实际经济周期理论首先否定了把经济分为长期与短期的说法，他们认为，经济周期并不是短期经济与长期趋势的背离，经济周期本身就是经济趋势的变动。相应地，在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中，有经济增长理论与经济周期理论之分，前者研究长期问题。

2.凯恩斯主义各派都坚持短期宏观经济需要稳定，都主张国家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干预经济。而实际经济周期理论认为无需用国家的政策去干预市场机制，只要依靠市场机制经济就可以自发地实现充分就业的均衡。而且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往往是滞后的，宏观政策的失误往往会成为一种不利的外部冲击加剧经济的不稳定性。

3.凯恩斯主义经济周期理论认为导致经济周期产生的冲击主要是引起总需求变动的需求面的冲击；实际经济周期理论认为造成经济周期产生的冲击主要是引起总供给变动的供给面的冲击。

4.凯恩斯主义各学派基本上都认为市场调节机制的不完善性冲击来临后造成经济周期的原因；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则认为市场机制本身是完善的，经济周期波动并非是对经济长期趋势的偏离，而是趋势本身的改变。因此经济周期是正常的，并非由市场机制的不完善性所致。

5.凯恩斯主义各学派普遍主张政府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干预经济，采用反周期政策减轻经济波动。实际经济周期理论认为，经济波动是理性经济主体对外来冲击所做出的具有帕累托效应的最优反应，政府没有必要采取措施来减轻波动，政府的注意力应该集中于技术进步率的决定因素上。

相比之下，实际经济周期理论与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学派都属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因而其经济周期理论表现出较多的一致性：（1）都认为导致经济周期产生的根源是来自于经济体系之外的因素的冲击；（2）都强调经济主体的预期在经济周期形成中的作用，正是人们面对外生冲击在一定预期下采取的经济行为导致了经济周期；（3）都坚持新古典主义信条，认为市场调节机制完善、价格调整灵活、市场会在自然率处出清（4）都反对凯恩斯主义相机抉择的政策主张，认为政府的反周期经济政策无效且会造成扭曲，政府的作用不是采用反周期政策来调节经济，而是为市场机制正常发挥作用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它们之间的分歧主要表现在：（1）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学派将经济周期的根源主要归结为影响总需求面的货币冲击，即根源于货币数量的变动或未预期到的货币扰动，因此其理论可称为货币经济周期理论；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强调经济周期的根源主要是影响总供给的技术冲击。（2）货币主义认为冲击引发经济周期是实际物价与名义物价发生错误讯号，令资源错置所致，理性预期学派认为货币扰动引发经济周期是价格信息不完全所致，货币供给的过度增加使一般物价上升；而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则把经济波动看做是理性预期经济主体基于自身效用最大化目标，对总量生产函数因受到真实技术冲击发生变化而做出的有效反应的结果。（3）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学派把经济周期看作是对经济长期增长趋势的暂时偏离，认为经济波动会降低社会福利；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则把经济波动视为自然率本身的波动而不是对长期增长趋势的偏离，认为经济增长与经济波动本质是统一的。而且经济周期的每一个阶段都是经济的均衡状态，是理性经济主体对冲击的最优反应。

从实际经济周期理论与其他流派共同的差异性来看，作为其对立面的凯恩斯主义者、货币主义者和理性预期学派原则上都同意以下几方面的共识：其一，经济周期可以看作是对经济增长的某种长期趋势的暂时偏离；其二，经济周期对社会来说是不合意的，因为对经济长期趋势的偏离使经济处于非均衡状态；其三，冲击主要是对需求方面的冲击；其四，货币因素对于经济周期十分重要。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却认为：其一，经济周期并不是对经济长期增长趋势的偏离，经济波动就是经济长期增长趋势本身的波动；其二，经济周期的每一时期都处于均衡经济状态，都是理性预期主体面对冲击进行最优调整的结果；其三，冲击主要是对供给面的冲击；其四，对经济周期重要的不是货币这一名义变量因素，而是技术冲击这一真实因素。正是基于以上不同看法，使实际经济周期理论既有别于凯恩斯主义经济周期理论，也不同于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学派的经济周期理论。

三、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的理论突破与影响

实际经济周期理论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重大发展，超越了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学派，成为与新凯恩斯主义相抗衡的最主要的新自由主义流派。它完全以正统的微观经济理论来说明宏观经济波动，是对传统经济周期理论的巨大挑战。第一，通过把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整合在一起，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当代经济周期研究的方向，并促使宏观经济学家把注意力再次集中在经济的供给面上。第二，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强调了宏观经济学研究的跨时间和动态的特点。第三，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用特定的模型逼真地模拟实际经济的时间序列行为，那些由于费用太高而无法在实际经济中进行实验的政策可以在这里以非常低的成本进行实验，从而为宏观经济学研究提供了新的工具。

在实际经济周期理论之前，西方主流经济学对宏观经济有一个一致的描述：在长期，经济有一个平滑的稳定增长趋势，这可以由增长模型刻画；而在短期，经济围绕这个长期趋势波动，这可以用波动理论来解释。而在实际经济周期理论中，经济增长与经济周期是一个问题。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实际上并不仅仅是经济周期理论，它本身就是一套完整的宏观经济理论。

如前所述，以往人们对经济波动的解释主要基于凯恩斯主义的短期总需求分析，Solow模型中的要素投入和技术进步，只对长期经济增长产生影响，对短期经济波动则没有任何作用。同时，政府经济政策，主要是对总需求进行“相机抉择”的调控。Lucas通过著名的“卢卡斯批判”和理性预期理论，最早对此提出了挑战和批判，并进一步提出了“货币经济周期理论”，试图用货币因素来解释经济波动的原因。Finn Kydland和Edward Prescott提出的“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则在“货币经济周期理论”的基础上深入探讨了技术进步和各种供给冲击等真实因素的变动对经济波动的影响，并将相互割离的“凯恩斯主义”和“Solow模型”中的宏观经济变量进行了综合的考虑。论证了技术进步等真实因素不仅会影响长期经济增长，而且会产生短期经济波动。改变了人们对经济周期的波动原因的理解，有助于更深入地认识经济周期的规律，进而更全面地认识宏观经济中的决定力量。

就方法论而言，实际经济周期模型关于宏观经济波动的模型接近于实际的情况，使得模式分析及经济机制变得更为现实。Kydland和Prescott最先使用具有微观基础的宏观经济学模型来解释经济波动，以微观经济主体的偏好、技术、禀赋等假设为基础，解释商业周期的变化，对古典经济学进行了修正，使经济学更加向现实靠拢。实际经济周期理论还带来了方法论上的突破，用以Ramsey模型为代表的典型微观主体为基本分析单位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来研究宏观经济问题的研究范式，开创了新的研究途径。

从否定意见来看，对实际经济周期理论提出批评的经济学家大都认为它缺乏充分的经验检验，还有一些宏观经济学家认为技术冲击和RBC模型所描述的传导机制与实际经济波动基本无关，这都是对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的根本性否定。同时，实际经济周期的一个重要假设是生产率冲击可以是正向的，也可以是反向的。但技术水平会后退的观点显然有悖于常识，然而，如果没有反向的技术冲击，这个理论就只能解释经济周期性的扩张，而不能解释经济衰退，这是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的一根软肋。再者，RBC蕴含的政策无效理论也使得一些在实际部门工作的经济学家感到无所适从。另外，有人认为，模型只分析了一种波动来源，即生产率的变化，而对现实中很多其他因素（例如货币、税收、偏好等）欠缺考虑。许多经济学家认识到，要想对经济周期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必须对Ramsey模型进行扩展。目前，已有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将可变的资本利用率、多重冲击和劳动的调整成本作为构成实际经济周期的基本要素。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宏观经济领域还出现了一种新新古典综合派，它把新凯恩斯主义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相融合，将新凯恩斯主义的不完全竞争和名义黏性融入了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的动态一般均衡框架，试图从方法论上将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统一起来，并对经济周期等问题进行新的阐释。

可以说，Kydland和Prescott的理论工具对于解析中国的宏观经济问题同样也是非常犀利、非常有用的。尽管有人认为当前中国对冲击的市场传导机制还不够灵敏，因而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对于中国经济波动的解释作用有限，但应当承认，将长期经济增长理论和短期的经济周期波动结合起来进行分析，这无疑也十分有助于分析中国长期经济增长和短期利益间出现的矛盾。再者，探讨技术因素的作用和决定技术的因素对于正处于经济转轨和快速发展过程中的中国，也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黄险峰，著.真实经济周期理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2]杨玉生，著.现代宏观经济学[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3.

[3][英]布赖恩・斯诺登，霍华德・R.文，主编，黄险峰等，译校，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反思[C].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4][英]布赖恩・斯诺登，霍华德・R.文等，著.苏剑，朱泱等，译. 现代宏观经济学指南 [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5][美]小罗伯特・E・卢卡斯，著.姚志勇，等，译校.经济周期模型 [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6]王健著.当代西方经济学流派概览[M].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1998.

篇10

过去一年的成绩(26)

下一年的任务(17)

过去一年的成绩(26)

学科建设（5）

教学(8)

科研(4)

学术交流(4)

其他(5)

学科建设（5）

在张培刚教授带领下，整合经济学院资源，在学科建设方面取得重大成果：

1. 成功申报并取得理论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

2.成功申报并取得西方经济学湖北省重点学科

3.西方经济学研究生教育连续第二次被人民网公布的“中国大学评价评”为全国第一

4. 与国贸系共同申报并取得世界经济硕士学位授予权

5.与其他院系一起，组织申报了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现代经济学研究中心”

教学(8)

承担了本专科、硕士生和博士生的教学和指导任务，教授、副教授 、讲师的工作量都达到或超过规定要求，承担本科生教学的教师，评分都在75分以上，多数在80分以上（宋德勇、姚遂在组织安排本专科各环节教学工作方面，成绩突出）

张卫东、徐长生分别讲授高级微观、宏观经济学（硕士生）和微观、宏观经济学文献选读（博士生），使用英文原版教材，为提高经济学院的教学水平作出了积极的努力

西方经济学专业博士生丁际刚获得湖北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硕士生王皓获湖北省优秀硕士学位论文

西方经济学1999级博士生3人、2000级博士生26人、2001级博士生2人（共31）人完成博士学位论文并通过论文答辩

硕士研究生21人完成学位论文并通过论文答辩、网络研究生104人完成毕业论文并通过论文答辩（费剑平在组织研究生各环节教学工作和科研管理工作方面，成绩突出）

罗传建、张玉英指导的本科生论文获校优秀论文奖

张玉英获教学质量二等奖

方齐云获研究生院优秀研究生导师称号

科研(4)

科研工作取得较大成果：湖北省第三届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一项、出版著作3部、科研经费9.4万元：

徐长生获湖北省第三届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

张卫东出版微观经济学教材、彭代彦出版专著一部、费剑平出版译著一部

张培刚教授获校文科基金重点资助1万元、获湖北省社科基金资助0.7万元、徐长生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5.2万元、彭代彦副教授获校文科基金资助0.5万元、罗传建获横向课题经费2万元

近60篇，其中权威期刊论文10余篇，核心期刊论文20余篇，英文论文2篇，其他期刊和会议论文20余篇。其中，彭代彦、费剑平在发表权威期刊论文方面成绩突出 学术交流(4)

组织了2次学术研讨会，张卫东、彭代彦交流了研究成果；在校庆50周年学术报告中，徐长生、张卫东、宋德勇、汪小勤交流了研究成果

徐长生访问美国哈佛大学归来

宋德勇圆满完成在日本的博士后研究回国

彭代彦、汪小勤论文入选中国经济学年会论文；徐长生、汪小勤参加了中国经济学年会；张培刚教授带领5人参加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年会，提交会议论文5篇;此外，还参加其他各种学术会议8人次

其他(5)

张玉英、费剑平、姚遂获得博士学位，师资队伍的博士化程度达到70％

汪小勤、宋德勇晋升博士生导师、罗传健晋升副教授

姚遂获三育人标兵称号、方齐云获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

积极参加学院组织的各项活动，在学院反映良好，吴大庆在组织经济系元旦文娱活动方面作出了贡献

组织生活和政治学习制度化，取得良好效果（张玉英在支部书记工作中成绩突出）

下一年的工作(17)

学科建设（6）

教学（2）

科研（4）

学术交流（2）

其他（3）

学科建设（6） 积极参与现代经济学研究中心的研究和学术交流工作，继续努力争取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

积极准备申报世界经济和理论经济学一级学科博士点

积极准备申报产业经济学、区域经济学硕士点

积极做好西方经济学湖北省重点学科的建设工作，积极准备申报西方经济学国家重点学科

做好博士后流动站的第一次招生工作

积极准备创办发展经济学研究杂志，进一步扩大发展经济学研究在国内的影响

教学（2）

进一步加强和提高教学质量

积极准备建设西方经济学精品课程，形成优质的西方经济学专业三级课程体系

科研（4）

完成张培刚教授申报的“技术进步与经济发展”重大课题研究

在发展经济学、农业及农村经济、制度与产权经济学、微观和宏观经济学研究方面形成特色，争取获得重要研究成果，在国内产生较大学术影响

积极组织申报国家和其他各类课题，力争多获立项，争取在课题和科研经费方面有所突破

积极发表科研成果，争取更多成果获奖

学术交流（2）

积极参加国内外学术交流，特别是鼓励参加中国经济学年会、中国青年经济学者论坛、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年会、全国高校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讨会以及其他各类国际国内高层次学术会议，进一步扩大学术影响

进一步办好双周学术研讨会，争取取得较大成果

其他（3）

启动张培刚发展经济学研究基金会的对外运作，进一步扩大基金会的学术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