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网络传播权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信息网络传播权，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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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概述

信息网络传播权是随着数字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应用而产生的产物，它主要是指著作权利人以及相关权利人利用网络传播其作品的过程中所享有的一项新的著作财产权。我国在2011年就制定了与著作权相关的法律，在法律中有着明确的规定，在进行网络传播的过程中，可以通过有线或者无线的方式进行传播。由上述定义可知，信息网络传播传具有以下特征：（1）传播主体的专有性。传播主体包含著作权人、表演者、录音录像制作者三类，也就是说除了上诉三类主题的授权许可之外，他人在未经权利人授权许可的情况下，不能擅自将作品、表演和录音录像制品在网络上进行传播和传输。（2）传播行为的自主性。其自主性主要体现在，在信息网络环境下的传播行为主要包含，上传、复制、传输、下载、浏览和输出等环节。在这些环节之中，除了作品的上传是故意而为之外，其他的各个环节均是由使用者自助完成或者计算机网络自动完成。即任何人都可以在作品通过网络传播时，或者传播之后的任意时间获得作品，可以在世界上任何一个与互联网连接的角落获得作品。

（二）默示许可制度的概述

信息网络传播权的默示许可具有以下特征：（1）默示主要是通过行为来体现的一种许可，主要是指不需要通过语言或文字进行表示，双方之间均是通过行为来进行表示。也就是说，当一方做出行为向对方表示时，对方通过其特定的行为来进行回应。（2）默示许可的使用情形是特定的，不能统一的一概而论。例如，关于沉默、纯粹的不作为的情形，只有在特定的情况下，沉默所代表的是一种作为行为，表明其向使某种法律后果发生效力。其中要突出说明的内容是，在相关的许可制度的制定下，需要能够准确地行使许可的权利，从而能够在任何的时间、任何的地点都能够获得相应的权利。

二、信息网络传播权默示许可制度推行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根据上述的说明的相关的概念，可以分析出，在网络传播的过程中，其权利还是不具有开放性的，而且会对其他的权利进行排斥，这与网络的开放性特点是存在一定的差异的，而且信息网络的传播权较为封闭的色彩导致了其在传播的过程中受到一定的挑战。信息网络传播权默示许可制度推行的可行性主要体现在：在法律层面，信息传播权制度中的著作权人和使用者均是民事行为主体，可见网络传播以及使用网络传播的作品的行为均属于民事行为，而默示许可作为民事法律行为的意思表达方式，运用在信息网络传播权中是可行的，也就是所信息网络传播默示许可制度的推行是可行的。信息网络传播权默示许可制度的推行的必要性主要体现在：（1）就著作权人而言，在海量的互联网信息条件下，一对一的交易成本是相当高的，不利于权利人经济收益的增加。而信息网络传播默示许可制度的推行，可使权利人通过该制度默示许可相关主题就其作品进行传播，从而使得其作品成果被社会大众接近的机会，在一定程度上大大增加，从而增加了其作品的分享和使用，实现了未损害他人利益的情况下，降低了交易成本，增加经济收益。（2）就使用者而言，信息网络传播默示许可制度是基于网络技术的广泛应用的前提下满足社会公众适用作品的需要而提出的，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著作人对作品使用的控制权与社会公众广泛获取知识之间的需求之间的矛盾，从而满足了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3）适应了时展的需要。随着时代的进步，互联网技术在社会的各个领域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已成为人们传播信息和获取信息的主要途径。一方面就互联网信息的传播方式而言，一一通过许可后方可传播的方式是几乎不能实现的，其与网络传播的实时性、便捷性是相违背的；另一方面数字图书馆等网上商业性信息交流平台在发展的过程中受到了信息网络传播权的限制，时时存在的侵犯著作人权利的行为，花费了运营者大量的精力和费用进行处理，从而阻碍了商业性信息交流的进一步的发展。信息网络传播默示许可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上述两大方面的问题，顺应了时代的发展要求。

三、信息网络传播权默示许可制度的不足之处

我国《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9条规定的基于扶助贫困的许可是我国著作权法律对于默示许可的首次确认，现以该条例为列，说明我国信息网络传播权默示许可制度存在的不足之处。法律具体表现在：（1）条例中只将被许可人规定为“网络服务提供者”，对其并未做相关的规范和界定，可见规定中对于被许可人的界定不清。在实际中，适用基于扶助贫困许可的并非是所有的网站均可，而是指公益性质的、非营利性的网站。因此，应将被许可人的界定进行明确，以便保护著作人的合法权益。（2）条例中规定其作品内容为我国的公民在已经发表了的相关的著作的而对于作品的范围仍然不够明确。众所周知，作品的表现形态多种多样，除了文字性外，其他作品内容如疾病的防止、种植技术方面的文章，应该能够与文化的基本需求协调，还存在多媒体、数据库、计算机软件等多种非文字性的表现形态。在上述形态中文字性的作品作为使用默示许可的对象无可厚非，但是其他的非文字性的表现形态作品由于其具有一定的商业性、需经过大量的人力、物力投资开发而成的特点，如果将其同样视为默示许可范围内的作品，必将在很大程度上损害创作投资人的合法权益，进而在社会范围内严重打击该类创作的积极性，从而导致条例中所规定的相关类型的作品的创作和传播，严重影响其信息化的发展。（3）根据条例中规定表明，著作人只要未提出相关异议就将其视为默示许可的存在，明显存在著作人和被许可人之间存在着利益失衡的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著作人的负担，这必然需要著作人必须对该环境下的向往有着充分的认知。同时，对于在进行实际操作的过程中，由于其之间的失衡必然带来遇到一定的麻烦和困扰，不利于操作的进行。（4）按照规定扶助贫困的许可是需要支付报酬，但是条例中对于由谁进行报酬的支付未进行明确。由于扶助贫困是一项公益性的、非营利性的行为，对于该行为社会要予以鼓励和支持。如果由所许可的网站进行报酬支付，这必然对该行为的积极性给以一定的打击。

四、信息网络传播权默示许可制度的完善和优化

（一）改善执法环境正常的执法环境是信息网络传播默示许可制度立法的前提条件，只有在正常的执法环境下，进行相关的立法完善才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否则仍将是纸面上的法律，没有任何的实践意义。因此，进一步改善执法环境，是进行信息网络传播权默示许可制度优化的前提和基础。

（二）就条例中存在的不足进行完善鉴于上述所指出的条例中的不足进行完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清晰界定被许可人，同时对其权利和义务进行相关界定。第二，对许可的作品进行进一步的明确，在作品的内容、形式、性质等方面做出多重的明确和界定，避免出现模糊不清的现象。第三，调整著作人同被授权人之间的权益失衡现象，在立法中对于著作人的默示许可行为进行排除，并进行相关明确的界定。同时在进行公告的过程中可采取其他相关措施，确保著作人对扶助贫困行为的知情权进行维护。第四，对于报酬的来源进行明确，可设立专门的扶助贫困专项基金。在保证著作人合法收益的前提下，维护被许可人的积极性。

（三）建立数字环境的默示许可在进行条例修改的过程中，可借鉴国外相关的法律规定建立数字环境的默示许可。例如，当著作人允许报社、网站及具有特定职责的机构使用其作品时，也就意味着著作人同时许可与其允许的上述机构有合作关系的相关机构对其作品进行使用。同样的，在进行作品使用的过程中，各机构均需向著作人支付已规定的报酬。

五、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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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使用，是指在法律规定的条件下，不必征得著作权人的同意，也不必向其支付报酬，基于正当目的而使用他人著作权的合法行为。我国关于著作权合理使用的立法模式采用的是规则主义，《著作权法》第二十二条列举了12种构成合理使用的情形，《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六条列举了8种合理使用的情形。这种列举且穷尽式的规定，对于印刷环境中作品的使用状态而言，起到了其明确的规范和引导作用，但是由于条文表述本身固有的缺陷和封闭的立法模式，在数字网络技术产生的新情况下，司法实践不得不突破立法原有的范畴，走在立法之前。与我国的立法模式不同，美国版权法采用了概括性的表述方式。该法第107条规定:“尽管有第106条(指‘有版权作品的专有权利’)的规定，但为了批评、评论、新闻报导、教学(包括供课堂用的多份复印件)、学术研究等目的而合理使用有版权的作品，包括复制成复制件或录音制品，或者该条中所规定的任何其他方式来使用有版权的作品，不属于侵犯版权。”同时规定了确定合理使用应考虑的因素:“(1)使用的目的和性质，包括这种使用是具有商业性质或者是为了非营利的教育目的;(2)有版权作品的性质;(3)同整个有版权作品相比所使用的部分的数量和内容的实质性;以及(4)这种使用对所有版权作品的潜在市场或价值所产生的影响。”应该说，美国设定合理使用的判定标准是与美国的法律传统和法律制度相适应的，这种规定具有开放性，可以不断包容新技术带来的判断是否构成合理使用的需要。

二、数字网络环境下合理使用制度的构建

网络的出现及数字技术的应用，模糊了侵权与合理使用的界限，打破了生产者、传播者、使用者间的利益平衡，对传统的合理使用制度造成了巨大的冲击。现代传播技术使作品的传播纵深延长、使用方式增多，创作成本变得低廉。有观点认为，著作权人所要求的社会回报也应相应降低，即应在网络环境下扩大合理使用范围。也有观点认为，数字网络环境下信息复制的简便性、价格的低廉性以及互联网的国际性，不可避免地导致侵权的简便性、代价的低廉性、隐蔽性以及侵权后果的严重性，合理使用的范围不但不能扩大，反而应根据现行法律进行严格的解释。笔者认为，信息网络传播权下合理使用制度的构建可以从三个方面考虑，其一，立法为司法和实践提供合理使用制度的原则性规定，及“合理性判断标准”;其二，完善合理使用制度的列举式规定;其三，设置兜底性条款，为合理使用制度发展留有司法解释的空间。其中，国际、国外的实践证明，“合理性判断标准”在合理使用制度的构建中是核心所在，也正是我国立法所缺失的，以“合理性判断标准”统领列举式立法条款，在合理使用范畴的限缩和扩张中可以做到张弛有度、执两用中，是最为符合立法传统也最为切实可行的。美国版权法用传统的法律体系涵盖了数字网络环境下的信息网络传播行为，前文所述其对合理性的判断标准是高度抽象而具有普适性的，对合理使用制度的架构具有参考价值。

三、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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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信息网络传播权；网络阅读；利益平衡

自2012年《著作权法修改草案》第二稿公布以来，引发了各界的激烈讨论，尤其是一众网络作家的尖锐质疑。2013年1月，《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下称《条例》）修订并颁布，仅对罚款部分作了修改，并没有进行其他大的改动。事实上，社会各界对这两份法规的密切关注是对现实需要的反映：随着传播技术日新月异的进步，著作权的触角逐渐从现实世界延伸到互联网世界，遂产生了信息网络传播权。但在“全民创造”的互联网时代，作为私人权利的著作权与大众读者的利益之间不可避免地发生摩擦，法律该如何调整这似乎水火难容的两方权利？本文基于对小说阅读类网站的分析来对这个问题进行探讨。

一、主题引入

自1997年“榕树下”原创文学网站建立以来，网络文学捧红了一批年轻实力派作家，才华横溢的他们迅速成名，每出版一本书都赚取丰厚的版税。由此，人们看到了网络文学的无双魅力，网络骤增、文学网站泉涌……同时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读者也从纸质阅读为主逐步变成钟情网络阅读。于是，一批提供小说阅读的网站横空出世，最初提供免费阅读，后基于作者和网站运营商的盈利目的，许多网站开始了对读者的收费。

1.小说阅读网站的一般盈利模式。目前，小说阅读类网站一般有两种盈利模式：其一为注册会员收费阅读模式，即网站要求读者进行注册成为会员，并通过技术手段，使读者在阅读了一部作品的少量章节后，需进行付费才能继续阅读剩余章节。其二为广告引入免费阅读模式，即网站通过提供免费小说阅读来吸引网站流量，由此获得广告商的青睐，通过提供广告窗口来收取广告商的费用以支撑网站运营。

2.利益之争。显然，作者和读者会出于自己利益的考虑而选择不同盈利模式的网站。作者希望阅读自己作品的读者进行付费，于是选择注册会员制的网站来投放自己的作品，所获收入按照事先的约定与网站分成。因此，注册会员制的网站所提供的作品一般能得到著作权人的授权。

而面对今天像快速消费品一般的网络小说，读者却希望阅读的成本越低越好，第二种免费阅读网站正能迎合读者的需要：除非读者想要第一时间阅读更新章节，否则只要打个时间差就能在免费阅读的网站看到更新内容。显然，这类网站绝大部分都不会获得作者授权。

后一类网站的明显侵权行为使众多网络作家义愤填膺，市场的流失让他们急切地希望有法律武器能捍卫自己的利益。而读者认为，现在的网络小说品质普遍较低，很多作者为赚取更多利益故意将小说“注水”，付费阅读负担太重让他们更倾向于后一种网站。还有读者表示，若是高品质小说，即使在网络上看过也还是会考虑购买实体书，作者的利益并不会因此缩减，但如果付费阅读则很有可能不会再买书，因为“成本太贵”。

二、实质：两“权”的利益平衡

作者、读者与两类网站的纷争，反映到法律上就是著作权的界限问题，即作者行使信息网络传播权获得收益和网络领域公众低成本行使阅读权的冲突。

1.信息网络传播权。我国法律明确规定，信息网络传播权，即以有线或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表演或者录音录像制品，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表演或者录音录像制品的权利。其具体内容包括权利人的许可权和获取报酬权，赋予权利人的保护手段包括技术措施和权利管理信息，同时，信息网络传播权有合理使用和法定许可的例外。

2.公众阅读权。联合国《图书馆》规定：“每个人都有阅读的权利，社会有责任保证每个人都有机会享有阅读的利益。”因此，公众阅读权以阅读的自尊、自主、自由、平等为主要内容，旨在保护公民通过阅读获取知识和信息，提高自身素养，进而提高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1]。可见，在我国还是发展中国家的当下，保护公众阅读权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

3.权利的冲突。从法理而言，作者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和读者的阅读权应该相辅相成。但从长期实践来看，两者在经济利益上却产生了剧烈的摩擦。

信息时代的三大定律说明网络发展的迅速与变化的频繁，正是这一特性使网络的社会十分突出。在互联网进入中国之初，我国并没有正式出台针对网络社交和信息交流的专门法律，网民们对网络资源的利用一定程度上十分自由，甚至在公众心里已经形成这样的思维定势：资源放到网络上就意味着默许公众自由传输和应用分享，公众不必为此支付任何费用。

然而随着网络资源的开发利用，资源的创造者们越发意识到网络的巨大盈利空间，于是就像网络阅读从免费到付费一样，资源收费渐增，信息网络传播权与公众阅读权的冲突只是冰山一角。由于利益双方欠缺直面的场合，所以居间想要开发盈利的网络服务商也逐渐参与到这一场牵连甚广的纷争之中，甚至出现著作权人直接以侵权网站为被告提起的诉讼。

理论上，我们应该鼓励权利人保护自己的权利。但是综合整个社会大环境来看，我们不得不正视一个问题，即网络的存在和网络传播的作用在于最大限度地满足全球化的信息交流，并不断加强和扩大全球资源共享。因此，在以数字化形态传输的领域，著作权相关法律应该在保护权利人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同时，注意予以一定程度的限制，引导利益主体解决纠纷，充分发挥网络空间的应有作用，促进社会文化的传播和发展，保障公众阅读权的实现。

三、现有法律构建的问题

修订后的《著作权法》和《条例》确有很大的进步，也更能适应社会现状，在此不多言。但受社会的急速发展和法律无可避免的滞后性的影响，现行法律法规仍有其缺陷和不足，围绕本文关于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主题下面尝试列举一二：

1.缺乏对公众阅读权的明确法律保护

我国在《著作权法》等相关法律文件中，立法者秉持权利有限的原则谨慎立法，并结合司法实践确立了诸如“合理使用”、“法定许可”等规则，虽暗含了对公众阅读权的保护，但始终缺乏一种明确的态度。

2.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保护水平过高，导致大众侵权现象

信息网络传播权作为一种著作权人享有的专有权，其设立旨在保护权利人的通过自己或许可他人在网络传播其作品并获得报酬的权利，鼓励知识创造。因此，赋予权利人信息网络传播权是大势所趋。但如前述，网络传播必须考虑其公众性和社会性，在这样的背景下，现行的规定对信息网络传播权是否保护过严？

依照《条例》的相关规定，第六条和第七条规定了共九种“合理使用”的情形，对比《著作权法》的规定其范围有缩减和修改；另外第八条和第九条规定了“法定许可”的两种情形，分别是“义务教育或国家教育规划”和“扶助贫困”，客体范围也有所限定。

以上看来，权利人的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覆盖面非常广，公众在网络上的行为不经意就会有构成侵权的嫌疑。这意味着“大众侵权”现象的泛滥。但“法不责众”，“大众侵权”现象的本身是否说明法律制定不当？依照法律，公众若想要实施这些行为就必须得到权利人授权并向其支付报酬，那么面对如此高额的“行为成本”，公众很有可能最后对网络退避三舍，一如付费阅读的负担过重会使读者逐渐远离阅读网络小说。长此以往，不但权利人的利益反受损害，而且中国网络的发展将会受到重创，网络存在的意义也让人质疑。

3.网络服务提供者责任不清。在提供者和使用者之间，存在着作为中介的网络服务提供者，提供小说阅读的网站就是其中之一。一方面，关于权利人和网络服务商的诸多侵权之诉表明，网络服务提供者是网络活动的主体之一；但另一方面，相关法律只反面笼统地规定了其免责事由等，却没有明确指明网络服务提供者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

在《条例》中，仅以列举方式提出了四类网络服务提供者，分别提供四种服务：网络自动接入或作品自动传输；自动储存以提高网络传输效率；提供信息储存空间；提供搜索或链接服务。与他们有关的规定主要是：协助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提供服务对象相关信息的义务；“通知和反通知”的“避风港”条款；免责条款。

其实网络服务提供者对于平衡和调节权利人和公众的利益有着重要作用，法律对此应予重视。但上述规定对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权利义务责任划分不清，且对于其地位的设定具有偏向性：要求他们与普通的作品使用者一样得到权利人的授权许可，否则可能构成侵权。面对网络上的海量信息资源和实时传递的要求，这无疑增加了网络服务提供者的经济负担，也不具有实际可操作性。

四、建言献策

1.法律明确保护公众阅读权。只有法律明文赋予公众以阅读权，才能使公众的权利得到切实的保护；同时通过法律的明定也能使权利人更好地维护自己的信息网络传播权。

2.降低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保护标准。立法应继续持有“权利限制”的理念，使著作权在网络传播领域的行使范围更多地集中在“原生利益”上，例如发行权、演绎权，而使权利人放松对传播等“次生利益”的控制。例如，放宽“合理使用”和“法定许可”的范围；确立默示许可制度；禁止权利人采取攻击性技术措施；缩短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保护期限等。

3.厘清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责任，加强审查义务。主要可以包括：提供技术措施设置的义务；理顺“避风港”条款的适用逻辑；树立“红旗标准”；明确是否排除其主动审查义务。笔者认为，作为知识产权法的重要构成，著作权法也应有利于知识产品的良性发展，细化到网络小说等作品，提供平台的服务商应当承担审查义务，着力提高作品质量。

4.建立“作者――网络服务商――读者”三方共赢的模式。建立共赢模式是为了平衡三方的利益。正如在“百度文库”事件中众作家的声讨书所言：“一旦免费阅读使得作家的写作不能维持生计，他们都将停止写作。如果所有的书都可以免费阅读，那么长久下去，必将无书可读。”①因此，信息网络传播权应当得到法律保护。同时，为了让公众阅读权的行使减少负担，也应降低网络阅读的成本。

因此，笔者认为三方共赢模式应该有以下内容：

其一，作者与网络服务商签订合同，约定授权和收益分成；其二，网站负有审查作品内容和品质的义务，防止出现长篇累牍或无疾而终等低质量作品，同时应提供技术措施防止他人复制或不付费阅读；其三，降低阅读成本，制定统一的付费标准，由听证会通过；其四，三方协商确定作品的刊载模式，避免出现网上封锁剩余章节，迫使读者购书导致“二次付费”的问题。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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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信息网络传播权，权利限制，理论探讨

2001年我国修改《著作权法》，提出了“信息网络传播权”，并授权国务院另行制定该权利的管理办法。这无疑是根据中国法律文化的特点，又深刻理解作品在网络传播的权利与保护的一个立法创设，比之“网下复制权、发行权的涵义延伸”及“向公众传播权”、“向公众提供权”[1]的提法更为准确、明朗。然而，如何在加强信息网络传播权利保护的同时，对信息网络传播权作出必要的限制，以及如何限制，包括对现行法律的修订及在《信息网络传播权管理办法》中如何体现，则是学术界目前尚未作出深入探讨的。

一、信息网络传播权立法限制的背景

我国知识产权领域无论在立法方面还是在研究方面均起步较晚，甚至有在争取“入关”“入世”过程中被发达国家“赶”着提高保护水平，特别是被美国通过四次中美知识产权谈判“牵”着走过来的感觉。入世前夕，我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准不断攀高，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越了一些发达国家，如美国、法国、日本的保护水平。由于这是我国学界权威与司法、行政自觉不自觉的一次联手行动，故，直到2003年初，当超越TRIPS最低标准的“强保护”在社会实践面前显得尴尬的时候，有关评论也仅仅认为是过去偏于落后，现今“致力于提高本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原因，轻描淡写，并不涉及“攀高”与“超标”的社会背景与人为因素。相反，对一些学者在入世前后从中国立法与实践出发论证与批评我国知识产权保护标准偏高，则指责为“多从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过强的知识产权保护对国家利益不利的角度出发，缺乏学理上的深入分析与理论上的说服力”（费兰芳，2003）。当然，学术争鸣，各抒己见，轩辕难定；只是，评论过去，当有一定之规，且以不失偏颇为宜。我国2000年学界出现某些指出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标准偏高的学说，联系实际，从发展中国家的现状、TRIPS协定的最低标准以及我国弱势群体诸多方面予以论证（沈木珠，2002），须知要突破我国知识产权界的某些藩篱而发表某些零碎的不同见解，这在中国入世前已属极不容易的事情，何况那些具学理上深入分析的有理论建树的一家之言。

二、劳伦斯·莱格斯关于限制网络知识产权的论述

美国斯坦福大学法学教授劳伦斯·莱格斯于2000年和2002年分别出版了《代码及网络空间法》、《未来的观念》两部专著，并发表了一些文稿，对网络知识产权的限制提出新的见解，提出现行知识产权法律在网络时代已经沦为特定利益集团的牟利工具，必须对之加以改革以恢复其本来面目的理论。劳伦斯？莱格斯限制网络知识产权的理论基于其对因特网对美国社会格局影响的分析。他认为因特网的出现冲击并瓦解了以古典经济学和自由民主为基石、崇尚个人主义的传统社会，使世界呈现互联、开放的崭新面貌，特别是大大降低了人与人之间信息交流的成本，逐步产生了一个资源的公共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公共产权与全民所有代替了私人产权与个人主义，人们在其中交流细节不再是经济的或法律的程序，而是资源的共享。

网络的公共领域，属于新型的公共领域，劳伦斯·莱格斯借鉴了YochBellkler教授的三层次社会模型将之分为内容层、物理层与逻辑层。基于此，劳伦斯？莱格斯坚决支持开放源代码运动，并对美国国会1998年通过的《数字千年著作权法》中的反规避条款[2]提出批评，认为这一法案是好莱坞、RIAA等商业集团运作推动的产物，它将代码变成了法律，限制了公共领域的范围，违反了知识产权法的根本原则。

在具体对策与具体法条的修订上，劳伦斯？莱格斯也分别从物理、逻辑、内容三个层面提出了意见。在物理层的公共领域，他主张限制诸如AOL、WARNER等集团公司的寡头垄断；在逻辑层的公共领域，他主张通过改革公司与分配规则进行维护；在内容层的公共领域，他认为应修订传统的知识产权法律，进一步扩展与丰富公共领域的范围，有效抵抗利益集团的垄断，保护网络创造者、使用者的利益。有鉴于此，我国学者对之作了充分肯定，认为其限制网络知识产权的理论应当能够为我们提供一些启示。

三、我国学者限制知识产权滥用的理论探讨与趋势

我国学界，目前遑论提出限制网络知识产权理论，就是限制知识产权滥用的探讨，也是2000年较多出现对知识产权判例的批评而后引起人们更多思考的。中国学者考虑对知识产权的限制，一般无法跳出反垄断的框架，即在一批反垄断专家的论述中，从反垄断的角度提出限制知识产权滥用的问题并作分析，如中国社科院反垄断专家王晓晔教授等。国内知识产权专家一般较少系统研究知识产权滥用的限制问题，更绝少对现行知识产权法律和法规提出批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恐怕是中国的一代知识产权权威与国家知识产权立法、司法、行政执法关系过分密切的缘故。当前中国知识产权界这四“位”认识一体，舆论一律，无疑已对中国知识产权的学术争鸣与发展构成了影响。

迄今中国学界对知识产权滥用提出批评，力主限制的并不是知识产权的圈里人，而是被称为平民学者（陈虹伟，2002）的沈木珠教授。沈教授主要研究国际经济法，但也对知识产权领域颇为关注。早在1999年，她便对“中国知识产权第一案”[3]，上海“天美时”闹钟侵犯日本著作权等案的判决做出完全不同解释[4]，得出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攀高”与“超标”的结论，进而对知识产权滥用的限制及中国修订著作权法作出探讨，发表了一系列的论文，尽管声音微弱且为权威刊物所封杀，不能有效影响有关法律条文的修订，但毕竟使中国知识产权学界在舆论一律的景况中出现一种不同声音，并由历史证明了这份思考的价值。2002年12月一份来自发达国家的报告在上正式发表。这份由英国政府赞助，由“知识产权委员会”（CTPR）完成，从发展中国家利益出发考察知识产权保护措施的报告明确认为，发展中国家应该根据自己发展的需要，权衡自己的利弊得失来制定自己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而不应该盲从美国和欧盟的相关法律和措施；因为即使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稍微提升，都会严重影响发展中国家的知识传播和知识产品的扩散。报告体现的正义精神和主要观点，与我国两年前知识产权研究这支“支流”与另类不谋而合。

知识产权委员会的报告以发达国家的条件和能力与发展中国家进行对比，得出在知识产权几个涉及的相关领域，发展中国家一定会吃亏的结论。报告把中国排在发展中国家的第一位，一方面是因为整体技术力量较强，另一方面是因为发展中国家中60%最贫穷的人是中国人。此外，笔者认为，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之高也是一个方面的因素。在中国入世一周年WTO专家组的例行年检中，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是专家们认为可以免于审查的。然而，对发达国家强加给发展中国家的知识产权保护措施以及跨国巨头超越实际的不合理定价，报告是持反对意见的。同时，呼吁发展中国家限制知识产权的滥用，认为在发达国家，对于滥用知识产权的做法，有复杂和周全的法律制度来制衡，保证公众利益不受伤害，如竞争法、反垄断法等；但是发展中国家没有，这就是为什么这些国家特别容易受冲击和伤害的原因。

四、目前信息网络传播权法律保护偏高的因素分析

《著作权法》规定“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保护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但该法出台后，中国无论是相邻立法，还是司法实践，社会舆论，均存在使正在制订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办法》保护水平偏高的可能。

1.相邻立法方面

同为《著作权法》第58条指定由国务院制定的《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修订时正值我国加入WTO，知识产权保护相互“竞高”与“超标”之时，其中的权利限制条款，就比《著作权法》缩减了许多。如《著作权法》基本保留了原《著作权法》“权利的限制”的内容，新修订的《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则删去原《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第22条的内容：“因课堂教学、科学研究、国家机关执行公务等非商业性目的需要对软件进行少量的复制，可以不经软件著作权人或者其合法受让者的同意，不向其支付报酬。但使用时应当说明该软件的名称、开发者，并且不得侵犯著作权人或者其合法受让者依本条例所享有的其他各项权利。该复制品使用完毕后，应当妥善保管、收回或者销毁，不得用于其他目的或者向他人提供”，新设第17条：“为了学习和研究软件内含的设计思想和原理，通过安装、显示、传输或者存储软件等方式使用软件的，可以不经软件著作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这里的“学习和研究”，局限在学习研究该“软件内含的设计思想和原理”上，与原条例的学习研究的内涵与范围完全不同。此外，“国家机关执行公务等非商业性目的”需要的复制，则完全不作考虑。这种提高软件著作权保护水平的做法，可能影响《信息网络传播权管理办法》的制订。

2.司法保护方面

在有案可查的网络著作权纠纷第一案，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1999）海知初字第18号中，就表现出明显的就高不就低的法律适用趋向，这就是陈卫华诉成都电脑商情报社侵犯著作权案。姑且不论该案本当遵循原告就被告的管辖原则，由被告所在地的成都市有关法院审理，[5]就是在判决被侵权上也显见开了惩罚之风。该案判决之时，我国并无明确具体的有关信息网络传播权法律可供适用，法官判决可依据的，乃从原《著作权法》第11条与第46条的部分规定引伸而来。被告未经原告同意，擅自将原告已经发表的文章《戏说MAYA》上载供阅读下载属于侵权；而且，原告以无方名义发表时注明“版权所有，不得转载”，被告不能适用《著作权法》第32条的“可以转载”，但须“支付报酬”的规定。然而，如何惩罚，《著作权法》与实施细则没有规定，也没有相关案例可以援引。在法无规定的情况下，过分强调被告的“主观故意”显见不妥。特别是惩罚性赔偿金693元，是按国家规定的应付稿酬231元的3倍，属判决无据。若按此比例，陈兴良一案的赔偿金与稿酬，就远不是8万元了。因此，我们以为，我国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第一案的经济赔偿，开了一个巨额赔偿的先例。

如果说陈卫华案在维护作者对作品专有权方面作出新的探讨，即从传统的网下侵权向网上延伸的话，那么，王蒙诉世纪互联通讯技术有限公司著作侵权案，则将这种保护的法律依据作出新的解释，对法律适用作出新的运用。如针对被告提出的“我国法律对在国际互联网传播他人作品是否需要取得作品著作权人的同意”没有任何规定，法院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必然引起作品载体形式、使用方式和传播手段的变化，但这种变化并不影响作者对其作品享有的专有权利。”“我国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五项所明确的作品使用方式中，并没有看到穷尽使用作品的其他方式存在的可能，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新的作品载体出现，作品的使用范围得到了扩张，因此，应当认定作品在国际互联网上传播是使用作品的一种方式。”“作品在国际互联网上进行传播，与著作权法意义上对作品的出版、发行、公开表演、播放等传播方式虽然有所不同之处，但本质上都是为实现作品向社会公众的传播使用，使观众或听众了解到作品的内容。作品传播方式的不同，并不影响著作权人对其作品传播的控制权利。因此，被告作为网络内容提供服务商，其在国际互联网上对原告的作品进行传播，是一种未经著作权人许可的侵权行为。”（胡鸿高、赵丽梅，2003）

以上判决文字要阐述的，实际上就是国家知识产权局许超先生在第三届海峡知识产权学术交流研讨会上的论文《关于网络传播与著作权的关系》所表述的：“我国著作权法虽然没有明确规定网络传播权，但是著作权法以列举的形式规定了使用作品的方式，也就是说，除了法律列举的方式外，凡公开利用作品，都属于作品的使用。立法时采取列举的形式，而没有采取列尽的形式，是由于当时不可能预见到科技发展带来的新的使用作品的方式，一旦出现新的使用方式，至少可以由现行法律中的‘等’字来予以调整。”（张玉瑞，2000）张玉瑞先生更是一言中的：“著作权法的现有规定，可以直接适用互联网上的侵权行为。”

以上判词与断论，在今天看来仍不失其前瞻性。但应当指出，这种前瞻，也仅仅局限于对学术研究而言。这里的问题在于，法官的判决与学者的研究，甚至社会的舆论不应当混为一谈。我们是成文法国家，法院判决当依据法律，而不是依据法律外的官员与学者的言论。如果原《著作权法》一个“等”字便可以调整解决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诸多问题，2001年我国大可不必对著作权法第10条第12款做出增补。王蒙一案判决起码有两个地方是含糊的：一是被告所强调的“刊载原告作品的行为仅属于‘使用他人作品未支付报酬’的问题”，判决书避而不答。二是被告赔偿王蒙经济损失1680元及诉讼支出的合理费用166元，这经济损失指的是稿酬，还是经济惩罚金？比较陈卫华案，24427字的《坚硬的稀粥》被上网，1680元似乎是未付稿酬。然而，判决书上强调的是“经济损失”；作为经济损失，1680元的数字似乎又少了一些。尽管王蒙案的赔偿金按侵权字数的比例不如陈卫华案高，然而，在社会影响与对作品在网上的传播权的保护力度上，无疑比陈卫华案大出许多，仅仅是其在法律上尚没有直接适用条文，却在判决书上言之凿凿，似乎现有法律对网上侵权真的“已经足够”所酿造的气势，就足以使陈卫华案相形见绌。两案相比，陈卫华案的判决，似乎在法理上是“蹩脚”的，然也因这蹩脚，却使陈卫华案的判决显得不那么强词夺理。两年后，我国著作权法修改出台，宋木文（2002）在论其修改时终于承认，“法院在审理六作家（包括王蒙）案件中，由于在著作权法中找不到直接的法律依据，只好采取了变通的办法宣判王蒙等作家胜诉。”

这种法无依据而变通判决的事情，在西方法制国家似难以通行无阻，如美国合众国诉麻省理工大学生莱马奇亚案。法官造法的学理并不是说法官可以离开法律凭空做出判决。我国在法无依据的情况下变通裁决，说明了对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从一开始就恃强势，并呈现一丁点儿霸气。这种霸气，一直延续到著作权法修订后的陈兴良案。陈案的霸气表现在对数字图书馆视同第四媒体的强行分析上：本案中，被告某数字图书馆有限责任公司作为企业法人将原告的作品上载到国际互联网上，虽以数字图书馆的形式出现，但却扩大了作品传播的时间和空间，接触作品的人数，改变了接触作品的方式，同时在该过程中被告并没有采取有效的手段保证作者获得合理的报酬（胡鸿高、赵丽梅，2003）。

从王蒙案到陈兴良案，中国司法借名人造势的策略显而可见。这种策略的运用，在法制不健全的中华大地上应该说是十分成功的，对推进立法与司法改革也不无作用；但是，如果对名人与凡人使用不同的做法，适用不同的法律，必然不利于推动中国的法制建设。笔者以为，美国对数字图书馆某些例外条款的规定，虽然不定全适用于我国，但似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3.社会舆论方面

自《著作权法》确立了信息网络传播权以来，尽管司法界对信息网络传播权利的保护总体上仍呈攀高趋势，社会舆论却对之表示不甚满意。这种不满意表现有三：

其一，夸大网络信息侵权的范围、程度与作用，强调网络传播中的知识产权问题比任何问题更大，更混乱，更复杂，“大量的上网作品并未征得版权所有者的同意”，“数以百万计的计算机用户正在利用MP3、Napster及其他技术，通过互联网共享各种资源，其中不仅包括音乐、电影和软件，还包括刺绣图案，而且他们通常并不支付这种权利应支付的费用”，甚至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越来越多的信息上网，也为不法之徒提供了可供侵犯的丰富资源。”（王蕾，2002）姑且不论这种舆论重墨描绘网络传播负面作用并不符合我国与世界各国的实际，仅就上述言论分析，已可见其实际上并不能正确认识权利保护与资源共享的关系，特别是把数以百万计的最终用户中无数的合理使用，也视同为侵权行为而深恶痛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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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政管理措施

1.统一管理涉及个人隐私的档案。首先，档案保管部门在收集档案资料时要明确收集的范围和原则，把好档案资料的入口关。档案网站收集个人资料应只限于法定职权范围，遵循“告知原则”，即应让当事人知道正在收集何种信息用于何种目的，不能无端扩大范围。其次，对于收集来的档案信息，既要保证内容的真实性和完整性，也要保证其安全与保密，防止含有隐私的档案信息未经许可而被扩散、更改，并保证有关隐私当事人行使其对信息的知悉与更正的权利。含有个人隐私档案的开放利用，除非法律许可，否则，未经当事人同意，不得任意公开个人的信息。即使是合法的使用，管理部门也应当对个人隐私信息的查询和公开情况进行完整的记录。

2.加强网络监管，保障档案信息传播途径安全。所渭网络监管就是国家运用财政、技术、法律等手段，对网络信息的输入、传播、处理等过程进行监控和管理，包括禁止个人或组织非法收集、篡改、传播、利用他人的隐私数据。一是成立网络隐私权保护机构。目前，许多国家设立了此类的机构，如美国的“电子隐私资讯中心”、中国香港的“个人隐私资料员公署”，从保护个人隐私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它们经常对有关网络进行跟踪监管。一旦发现网站没有按规则保护个人隐私，就会对该网站发出警告，责令其限期整改。倘若网站被警告后仍违反有关规定，便对其进行惩处。二是合理使用网络监控技术。同时应对网络隐私信息的使用范围、场合，监控的对象，监控人员的职责、权利以及侵害个人隐私信息等应承担的责任和处罚措施等方面做出明确的规定，这样，既可防止这类技术和监控人员权利的滥用，又可打消个人用户和网站关于隐私信息保护成效的顾虑。三是加强对网络经营者的监督管理，规范网络经营商的行为。

二、法律保护措施

虽然档案方面的法律法规越来越重视公民隐私权的保护，但是到目前为止，我国尚未出台正式的隐私权法，《档案法》也没有关于隐私权保护问题的明确规定。我国的现行法律是将隐私权包含在名誉权当中给予间接保护，具体内容体现在《宪法》、《民法通则》、《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档案法》、《计算机网络国际互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等相关条款中。在尚未对网络隐私权单独立法的情况下，这些法规应能适用于对网络隐私权的保护，因为网络隐私权与传统隐私权虽然在保护的侧重点上有所不同，但究其本质并无二致。此外，还可以借鉴其他国家已经制定的有关保护网络隐私权的法律，如英囝的《数据保护法》、美国的《电子通信隐私法》、韩国的《隐私法》、欧洲联盟的《个人数据处理和自由流动中个体权利保护指令》等。为顺应社会发展趋势，我国应积极开展对网络隐私权保护的单独立法，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体系，并在此基础上解决相关法律的兼容性和系统性问题。

三、技术保护措施

技术措施是网络环境下档案信息安全传播的重要保证。采取技术措施的主要目的是保护网络环境下含有个人隐私信息的数据安全。主要包括：一是数据加密技术。其目的是保护网络中传送的档案信息不被非法窃取，从而保证含有隐私的档案信息的安全。二是身份识别技术。身份认证是申请者向系统出示自己身份证明的过程，通常是获得系统服务所必须的第一道关卡，防止未获授权的人截取或查阅含有个人隐私的档案资料。三是信息确认技术。通过严格限定信息的共享范围来达到防止档案信息被非法伪造、篡改的目的。四是访问控制技术。允许用户对其常用的档案信息库进行适当的访问，但限制他人随意删除、修改或拷贝档案文件。五是针对个人数据的管理。目前推出的有个人隐私偏好平台、Cookies软件、自动删除个人资料软件等，由用户自己保护个人资料的技术，用户学会使用这些技术，可以避免自已的隐私泄露。

四、道德伦理约束

1.档案管理人员的自律。在档案数字化的过程中，档案管理人员最可能接触个人档案信息，这就要求他们遵守职业道德，杜绝不当收集、传播、使用个人数据等现象的发生。对于一些敏感的个人资料，如出身、种族、政治面貌、、健康状况、犯罪记录等，只有经过相关部门批准的档案人员才能收集、查阅、传播。档案管理人员要严格按照规定管理含有个人隐私的档案，增强保护他人隐私意识，防止因人为因素增加侵犯个人隐私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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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信息;网络传播;权利界定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0)19-0187-01

一、现阶段我国信息网络传播的模式及问题

如果将我国现阶段网络传播的问题全部反映在网络传播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网络传播过程实际上是一个非常

杂乱无章的结构。

其中,“作者端”主要指的是将未发表或已发表的作品上载于网络的著作权人;“非作者端”是指将未发表或已发表的作品上载于网络的侵权人等著作权人以外的人;“平台”主要指的是各经营性或非经营性的网站、BBS、博客、在线网盘等。“用户端”则可能是浏览网站的任一人,他们按照平台端提供的模式,在支付或不支付费用的情况下,可以浏览及下载作者端的相关作品。

二、网络传播过程中权利的界定

在为信息网络传播构建合理的管理模式之前,我们首先应对在传播过程中涉及到的权利有所明确,这需要我们先剔除传播模式中的各方,单就作品传播的过程情况做一个简单明了的分类:

其一,未发表作品上载。当作者创作出的新的作品,未曾以纸面或其他载体形式公开,而首先在网络上发表,即构成新创作品在网络的发表。

其二,已经发表作品的上载。从载体形式上,已经发表的作品有纸质载体,如书籍、杂志等(即“纸到网”传播);也有电子形式的作品,如音像作品、电子书籍等(即“电到网”传播)。

其三,已经上载到网络的作品转载、链接、用户再分享。凡是已经上传于网络的作品,不管是首次在网上发表的作品,还是已经上载于网上的“二手”作品,均可能再次被其他网站所转载、链接、分享等,实现延伸网络传播(即“网到网”传播)。

其四,网络上作品的浏览或下载。无论是最初上载于网站的作品,还是其后经过转载的作品,用户皆可挑选进行浏览或下载。

其次,我国法律只规定了“网络传播权”这一宽泛的概念,并没有对其内容进行界定与分类,这也是造成一系列问题与纠纷的原因之一,从这点上来看,划分“网络传播权”是必要的;而实际上,“网络传播权”的内容也是可以划分的,且划分后我们能够对其进行更加有效的管理。需要注意一点,这里提到的“网络发表权”,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发表权”,而是作者或著作权人决定发表作品或已经发表作品后,有权将其“上载到网络”的行为,内容应包含在未发表作品上载、已经发表作品的上载两个过程中。我们界定权利是为了保护权利,而“发表权”这一最原始的著作人身权,完全可以由最传统的著作权予以保护。在上载到网络后或上载到网络前已与某网站达成一致协议的情况下,作品得以有机会在网络出版,开始其传播过程。这就开始了“网络出版权”的阐述。而已经上载到网络的作品转载及链接、网络上作品的浏览或下载,也属于“网络出版权”的管辖范畴,从原则上,任何作品转载应当征得专有出版权人的同意,而读者也只有在支付了相应对价后,才可以欣赏到作品,专有出版权人有权收取转载使用费和读者支付的对价,并按照约定将版费支付给著作权人。

再次,关于已经上载到网络的作品用户再分享,实际上属于一种一般财产权的延伸,我们不把它归入网络传播权的概念中。我们平时买了一本书,一幅画,一张CD等等,当然有权决定是否把他借给别人欣赏,这是一种对财产基于物权的处置,因此,在我们以合理的方式取得一部作品后,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将其分享给特定的人群,这也是网络给予我们最大的利益。

三、信息网络传播的预想模式

在我们进行了详细的权利分析后,就可以得出一个较为合理的网络传播管理模式预想方案:

(一)版权管理-针对网络传播权

规范版权管理应遵循的原则:

(1)上载于网络并进行传播的作品应有合法的授权

(2)保护权利人的收益权

(3)由优秀的单位来经营网络出版权

(二)分享管理―针对网络传播中涉及的一般财产权

规范分享管理应遵循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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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侵犯著作权罪的认定 信息网络传播权上的利益协调 浅议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保护 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特殊保护 信息网络传播权刑法保护的强化 论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侵权行为界定与适用性 技术中立原则在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领域的适用 浅析“网络恶搞”对著作权的侵犯 试析我国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的法律完善 我国信息网络传播权立法不足及完善建议 侵犯著作权罪中“复制发行”行为的实然理解 关于侵犯著作权罪的若干问题研究 侵犯著作权罪发行行为的刑法解释 论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法律保护 浅议档案信息网络传播中的隐私权保护 信息网络传播权中个人合理使用的几点思考 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司法实践中的赔偿难题 网络传播的著作权问题探析 论网络传播中的电影著作权保护 近年国内对侵犯网络作品著作权的研究述评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

[2]刘宪权，吴允锋.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理论与实务[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293.

[3]王迁.论著作权法中“发行”行为的界定[J].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06，（3）：57-65.

[4]管瑞哲.网络环境下知识产权刑法保护问题[J].江苏警官学院学报，2008，（1）：5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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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王迁.网络版权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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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王晨.评美国近期关于数字版权侵权的刑事制裁立法[J].法学论坛，2001，（1）：69-75

[10]田宏杰.论我国知识产权刑事法律保护[J].中国法学，2003，（3）：141-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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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中最受欢迎的就是可以免费观赏电影，尤其是一些影视大片。那么，有些网站为了能够吸引网民，提升网页的点击率，就会用一些网络大片进行宣传，但这些一般都是影视作品的所谓的“抢先版”、“DVDscr版”，这种行为不仅是造成了严重的侵权行为，还有可能对影视作品本身产生一定的影响，是极其不道德。而且，有些网页因为自身网络维护技术的不到位，使得相应的影视作品外流，导致这些作品被大量的复制和转载，也可以被看做是一种间接的侵权行为。

二．网络信息传播中版权问题出现的原因

面对我国网络信息在传播过程中存在如此严重的版权问题，我们要能够深入地思考相应的原因，才能够从根本上去解决这些问题，为健康网络的建设打下坚实的基础。

（一）缺乏完善的法律法规制度

法律的制定是解决不法现象的最直接、最根本的方法，然而我国网络信息传播的版权问题之所以如此严重也正是因为缺乏了完善的法律法规制度进行强制性的制约，使得版权问题被大家所忽视，被那些不道德的网络传播者钻了空子，最终使得网络信息传播的版权问题越来越严重，甚至被当做了理所当然。

（二）版权所有者自身缺乏反抗能力

虽然在网络信息的传播过程中存在着较多的侵犯版权问题，这些问题也困扰着我们的版权所有者，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版权所有者会出面进行对抗，甚至可以说参与反抗的版权所有者少之又少。因为许多版权所有者认为这些侵权行为并没有过多的经济利益上的损失，不必为了一点点利益和他们对抗，这样只会造成更大的损失，这就给许多侵权者造成了很强的侥幸心理。

（三）网络身份难以查清

网络世界是虚拟的世界，所以网民几乎都会使用一个虚拟的电子身份来掩盖自己，网络信息的传播者更加不例外，他们所使用的一切信息都是虚假的，那么这就给侵权犯人的寻找造成巨大的障碍。例如在网络上进行了一些侵权文档的上传，网络管理员确实可以将这些文档因侵权问题进行删除，也能够封锁上传者的IP地址，但是却不能够真正的找出相应人员的真实身份，这就使得无法对这些人实施有效的责任追究，最终结果仍然是侵权信息的泛滥。

三．网络信息传播中版权问题的解决策略

网络信息的传播中存在着严重的侵权现象，我们一定要能够注重相关的问题，以保障我们的版权所有者的权利。那么，我们要怎样做才能够改善现有的网络信息传播的局面呢？本人有以下几点意见。

（一）完善相关法律的制定

造成网络信息传播版权问题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我们要能够从最基本的原因进行解决，保障网络信息发展的健康性。所以，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要能够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的制定，要保障相关规定切实地解决了版权所有者的需求，保障了他们的利益，并能够严格制定相关的处罚条例，让这些侵权者受到应有的惩罚。

（二）提升网络的维护技术

其实很多时候，之所以会出现一些私人文件被侵权传播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自身对网络维护的工作做得不够，使得这些信息容易被侵权者盗取并传播。所以，为了能够保障个人的利益，我们要能够不断地提升版权所有者的自我保护意识，加强对网络进行维护的技术，以提升对网页的保护效率，从根本上抑制了侵权者的机会，例如进行信息加密、软件信号认证以及防擦写等各种防护措施。

（三）要能够构建一个合理的授权通道

版权问题的出现有一些是因为授权的问题，给予了那些具有侵权问题的网站权限，使得他们能够不断地上传一些侵权材料，导致版权问题的泛滥。所以我们要能够注重授权通道的建设，加强实名认证的设置，保障相应材料上传的可信性。那么，这就需要我们能够依据现代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来完善我国的授权模式，不断地更新对授权的要求，并且加强相应的管理力度，以减少恶意网站的出现。

四.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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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隐私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内涵

鉴于网络与传统媒介之传播信息模式存在以上不同，本文以为，赋予权利人隐私信息网络传播权有利于避免网络传播进一步给当事人造成巨大伤害。学界熟知，隐私权的内容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盗用原告姓名、肖像等；不法侵入原告的私生活；不合理公开涉及原告私生活的事情；公开原告不实的形象。而我国学者张新宝认为，隐私权是指公民享有私人生活安宁与私人信息依法受到保护，不被他人非法侵扰、知悉、搜集、利用和公开的一种人格权。本文讨论的个人隐私信息网络传播权主要是指个人隐私信息在网络上传播的控制权，即即使在传统媒体上过个人的隐私信息，如果有人未经许可把通过非网络媒介的隐私信息传播到网络上，仍然会构成隐私侵权，即侵犯个人隐私信息网络传播权。如果将他人从未公开的隐私信息直接传播到网络上，自然此种行为也侵犯了个人隐私信息网络传播权。也许有论者认为，在传统媒体已经公开，也就不存在隐私了，因为“公开无隐私”。其实不然。在美国，如果未经权利人许可拍摄他人肖像并作商业性使用，则构成隐私侵权，即所谓的“盗用原告肖像”。其法理大概如此：个人（非公众人物）的肖像虽然是公开的，但公开范围非常有限。但个人（非公众人物）肖像在大众媒体上公开，对当事人来说就是对其肖像隐私的侵犯，因为当事人根本不想在大众媒体上公开自己的肖像。与此同理，在传统媒体上公开的个人隐私信息，相对于网络来说仍然属于个人的隐私信息。因此，未经许可将在传统媒体上公开的隐私信息再次传播到网络上，仍然侵犯了个人隐私信息网络传播权。关于个人隐私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主体，本文认为只能是自然人，而不能是法人。

二、法人的隐私信息属于商业秘密，适用商业秘密法的相关规定

而个人隐私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客体或对象是个人的隐私信息，即具有身份识别性质的信息（如肖像、姓名、身份证号等）以及与特定身份相关联的隐私信息（如某人罹患某种疾病）。个人隐私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内容则是个人对其隐私信息在网络上传播的控制权。关于网站在传播他人隐私信息时的免责规则，我们可以借鉴版权法之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相关规定，采取所谓的“避风港原则”：在发生隐私侵权案件时，若ISP（网络服务提供商）只提供空间服务，并不制作网页内容，其被告知侵权，则有删除的义务，否则就被视为侵权。如果ISP没有在服务器上存储侵权内容，又没有被告知哪些内容应该删除，则不承担侵权责任。当然，“避风港原则”也适用于搜索引擎。“避风港原则”包括两部分，即“通知+移除”：网络信息的提供者（包括提供搜索或者链接服务）在接到权利人的通知书后（该通知书应当包含下列内容：权利人的姓名、联系方式和地址；要求删除或者断开链接网络地址；构成侵权的初步证明材料。权利人应当对通知书的真实性负责），断开或移除与侵权隐私信息的链接的，不承担侵权责任；但是，明知或者应知所提供或链接的隐私信息涉及侵权的，应当承担共同侵权责任。

作者：高荣林 单位：湖北警官学院

篇10

中国网络版权从2001年确立至今已步入及笄之年，全民版权意识的提高促使ISP适应了“先授权后传播”的版权传播秩序，初步形成了版权作品的授权市场。

伴随着数字网络环境的发展变化，中国网络版权在挑战中破茧成蝶，经历了15年的锦瑟年华。 确立时期

2001年至2008年，我国网络版权保护经历了从无到有的过程，立法上，《著作权法》、《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的先后颁布为司法实践中保护网络版权提供了法律支撑。

2001年第一次修订的《著作权法》，在借鉴了TRIPs协议等国际条约的基础上，第10条第12项规定了著作权人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即以有线或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权利。这一规定标志着网络版权保护在中国的正式确立。但2001年《著作权法》对信息网络传播权只是作了原则性规定，适用起来比较困难。接下来的五年里，主要是行政法规、司法解释及部门规章对保护信息网络传播权作了补充规定。

行政法规方面，2002年《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2条明确了《著作权法》所指的作品是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成果。2005年《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对故意删除或者改变作品、录音录像制品等侵犯权利管理电子信息的行为及版权集体管理制度作了细化规定。

司法解释方面，最高法2003年对《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进行修订，规定了保护技术措施。

部门规章方面，国家版权局、原信息产业部2005年4月30日的《互联网著作权行政保护办法》，第一次吸收了美国1998年《数字千年版权法案》（DMCA法案）的“红旗标准”，确定了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行政责任，明确了行政管辖原则及相应处罚规定。

2006年《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的颁布，是我国网络版权保护的重要里程碑，《保护条例》全文27条对信息网络传播权作了全面规定。一、第26条明确界定了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含义，即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表演或者录音录像制品，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表演或者录音录像制品的权利。该界定将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客体从2001年《著作权法》规定的作品扩大到作品、表演或者录音录像制品。二、第13条至第17条确立了网络服务提供者（ISP）的协助义务，比较之前的立法规定，《保护条例》首次对ISP有了明确具体的规定。三、第20条至第23条正式确立了DMCA法案中的“避风港原则”，规定了四类ISP的不承担赔偿责任的情形。其中，第23条但书部分援引“红旗标准”，确定了ISP的共同侵权责任。

此外，2006年修正的《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了网络著作权侵权的认定与管辖问题。2007年《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了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他人作品的行为属于侵犯著作权犯罪，及网络传播侵权行为的刑罚标准。

这段时期，司法实践中网络版权保护的案例比较典型的是2007年“十一大唱片公司诉雅虎MP3侵犯录音制作者权纠纷案”、“七大唱片公司诉百度MP3侵犯录音制作者权纠纷案”、2008年“疯狂的石头案”。雅虎MP3案与百度MP3案两案案情十分相似，均是唱片公司诉 MP3 搜索引擎服务商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案件，但两案的终审判决结果大相径庭。北京高院认为雅虎网的MP3 搜索引擎服务帮助了第三方网站的侵权行为，因此败诉;百度公司不成立对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直接侵权，而原告又未诉请认定百度是否构成间接侵权，根据不告不理原则，因此胜诉。

2008年疯狂的石头案中，土豆网的注册用户将“疯狂的石头”上传至土豆网在线播放。土豆网作为专业网站，没有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理应知道影片著作权人一般不会许可他人在互联网上传影片供公众无偿观看，但土豆网对用户擅自涉案电影未采取必要措施，上海市高院认定土豆网侵犯该电影的网络信息传播权。 中国网络版权从2001 年确立至今已步入及笄之年 转型时期

2009年至2012年，我国网络版权保护处于转型调整时期。从文化产业的整体环境而言，国家开始加大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权利人也对知识产权保护引起了重视。从立法状况而言，2009年《侵权责任法》及2012年最高法《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进一步完善了对网络版权保护的规定。

2010年，“剑网行动”在全国正式启动，重点围绕热播影视剧、新近出版的图书、网游动漫、音乐作品、软件等，严厉打击未经许可非法上载、传播他人作品以及通过电子商务平台兜售盗版音像、软件制品等的违法犯罪活动。与此同时，互联网企业开始通过加大对版权采购的投入、建立维权平台等方式丰富版权保护模式，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以及各行业协会积极履行职能，保护会员合法权益，调动整合相关领域的产业资源，推动版权立体全面的联合保护。

2009年的《侵权责任法》规定了网络侵权责任的主体是网络用户和网络服务提供者。ISP承担的侵权责任，包括直接责任和间接责任。前者是其利用网络直接侵害他人的民事权益而应承担的责任，后者是用户借助网络服务实施直接侵权行为而代为承担的责任。由于《侵权责任法》的位阶高于2006年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因此将影响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件的审理。2011年三机关联合颁布的《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细化了网络侵权的刑事责任，规定了定罪处罚的标准。

这段时期，司法实践中网络版权保护的案例比较典型的是2011年“韩寒诉百度文库侵犯著作权纠纷案”。该案中，法院运用了“红旗标准”，认为百度文库作为提供上传《像少年啦飞驰》一书的信息存储空间的ISP，虽然没有直接实施上传涉案作品行为，但从韩寒两次公证保全涉案文档的行为，可以明显看出该文档侵权。百度公司对因显而易见的因素应当知道的侵权文档，除了履行针对一般侵权文档的注意义务外，还需主动履行更高的注意义务。但百度文库在原告多次致函停止侵权下仍未删除涉案文档，显然存在过错。此外，百度文库帮助网络用户上传、存储并分享涉案文档的行为为该侵权文档的广泛传播提供可行性和便利条件，其行为与韩寒所遭受的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因此，法院判决被告百度文库对涉案文档的传播承担侵权责任。

2012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将这一阶段司法实践中的成果上升为司法解释，更好地指导今后的实践活动，推动网络版权保护的发展。该司法解释第2条明确了信息网络的含义并划分了ISP的教唆侵权行为与帮助侵权行为，对ISP的注意义务作出了更进一步规定。 发展时期

2013年以来，随着全民版权意识的提高，ISP逐渐加大对版权采购的投入，腾讯、百度、酷我等ISP已经进入出资购买影视剧、图书、网游、动漫、音乐作品版权的正轨。2014年，国家明确提出要“努力建设知识产权强国”的新目标。在新的网络传播环境下，未经许可通过网络转载他人作品的侵权行为有所减少，网络转载许可付酬机制初步建立，版权正版化的比例明显上升，行业协会和社会公众在打击侵权盗版中的积极作用得到发挥，“先授权后传播”的网络版权传播秩序正在形成。

文化产业融合的背景下，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的版权纠纷呈上升趋势，网络视频的著作权纠纷仍然是此时法院审理网络版权案件的重点，同时网络文学和图片的著作权纠纷有所增多。科技的进步带动数字网络环境的发展，作品创作和传播方式的变化使得著作权传统保护制度面临新的挑战。2014年公布的《著作权法》修订草案送审稿将现行法律的6章61条修订为8章90条，旨在保护著作权人权利的同时促进作品的广泛传播，进一步完善版权法律保护体系。同年出台的《使用文字作品支付报酬办法》，明确了数字或网络环境下使用文字作品付酬标准，该办法对著作权人与ISP协商付酬标准和司法实践具有指导作用。

送审稿普遍增加了著作权的权利内容，在相关权部分，增加表演者的出租权以及其对视听表演的获酬权，增加录音制作者对他人以表演和播放的方式使用其录音制品的获酬权，将广播电台电视台享有的权利由“禁止权”修改为“许可权”。送审稿将广播权修改为播放权，适用于非交互式传播作品，以解决实践中网络的定时播放和直播等问题。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界定没有变化，仍然是适用于交互式传播作品。

随着三网融合的到来，数字传播步伐的加快，交互式传播的界定已经阻碍了法律对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保护。同样是网络电视侵权案，“奋斗案”构成对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侵犯，而“霍元甲案”因为交互式界定的限制，被告定时在线传播影片的行为不能认定为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而是侵犯了原告对该影片享有的通过有线和无线方式“按照事先安排之时间表”向公众传播的权利。考虑到理论上区分播放权（即广播权）与信息网络传播权的难度，以及实物中操作的复杂性，将播放权与信息网络传播权合并起来，取消交互式限制的界定，将更有利于对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保护。即信息网络传播权是以无线或者有线方式向公众传播作品的权利。

此外，版权意识愈发强烈的今天，ISP已经很难以不知“无授权不能传播”为由使自己免责，“避风港原则”、“红旗标准”的内容需要得到新的建构与诠释。“先授权后传播”作为著作权作品正版化的发展模式，草案第50条的规定结合了著作权法定许可与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有助于降低交易成本的同时解决数字网络中海量作品的使用传播问题，但无法解决类似于作品“首播权”之类的特殊问题，因此还需要完善网络版权的授权许可制度。授权要约模式，即权利人自愿向公众发出要约，要约中具体规定公众能以何种条件及方式使用该作品，任何个人或机构只要愿意接受该条件即可自动达成与权利人的合同关系，并按照约定的方式合法使用本作品。授权许可制度既节约了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也能解决实践中著作权作品需要个别授权的问题。

送审稿第76条规定了权利人可以选择实际损失、侵权人的违法所得、权利交易费用的合理倍数或者100万元以下数额请求赔偿。该条规定将赔偿额的上限从50万元增至100万元，第四款在确定赔偿数额时还降级了权利人的举证责任，充分体现出国家对知识产权的尊重以及净化网络版权传播发展环境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