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学理论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宏观经济学理论，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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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过去的50年间，凯恩斯主义者和新古典主义流派一直都在相互斗争，也因此产生了很多火花。最近，新古典流派通过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假设得到复苏，而凯恩斯主义者们也不甘示弱，提出了不均衡状态分析理论。本文对这两种在宏观经济学理论中最为重要和新颖的思想——理性预期假设和不均衡状态分析进行介绍。

关键词：宏观经济学理论；新古典流派；凯恩斯主义

一、理性预期假设理论（REH）

（一）理论简史

要想对理性预期假设理论的历史重要性有一个深入的了解，就不可避免的要提到货币主义，它给凯恩斯主义带来的冲击要大于对于理性预期假设出现给予的帮助。货币主义理论几乎是由弗里德曼（1968）一人单独创立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该理论促进了现代新古典主义流派的复苏。货币主义者强调货币供给的重要性，并认为对于政府而言，货币政策比财政政策刺激更有效。而凯恩斯主义者们则认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都是有效的，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比如流动性陷阱）财政政策反而更有效。货币主义者们提出货币政策对于实际产出会有个短期效应，但是由于从长期预期来看，期望利率和现实利率相等，所以货币政策不会对实体经济变量产生影响。从长期来看，货币供给变化产生的效应会被价格水平的增加而抵消掉。

在弗里德曼完成他的理论以前，费尔普斯曲线是一个被普遍认可的理论框架，用来解决名义收入分成价格层面和实际产出层面。弗里德曼首先提出了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并不是永远都能够划等号的。自然率假说理论（NRH）粉碎了现有的最佳稳定政策理论框架，决策者们再也不会去菲利普斯曲线上寻找最佳稳定点了，因为菲利普斯曲线已经不再适用了。自然率假说理论（NRH）指出，如果没有持续加速的通货膨胀或者通货紧缩，货币增长不会导致实际失业率和自然失业率之间存在误差。

（二）对于理性预期假设的质疑

尽管理性预期假设说一直在不断进步和完善，但是对他的批判也一直都没有停止过。理性预期假设最主要的条件就是经济主体要能够合理、充分的利用好他们所拥有的一切相关信息，从而形成对通膨的预期。但是，一些质疑者们，比如弗里德曼（1979），他就提出了理性预期假设并没有明确的解释信息是如何收集并充分使用的，也没有明确说明是如何利用这些信息来形成预测的。理性预期假设认定在形成预测时，所有的信息都是可用的，这也就要求所有人对于经济结构和运行过程都必须十分了解。

对此理论第二大质疑就是理性预期均衡收敛的可能性。Shiller（1978）就提出了这样的质疑：如果模型改变了，从而连带着原有的理性预期机制也就不再理性了，这样的话新的预期机制还能找到吗？另外，当这个新的机制出现时，他还会是理性的吗？如果是的话，它能够在短期内就发挥出作用吗？理性预期假设所提出的那种价格和工资的完美弹性，暗示着在瓦尔拉斯试验中的均衡价格下，会有短瞬的价格调整，然而这又与现实世界是相背离的。Modigliani（1977）宣称理性预期假设最大的缺陷就是通过实际案例证明了他的不协调性，这些案例揭示了该假说所产生的实际失业率和自然失业率之间存在着频繁的、持续性的误差。①

二、非均衡状态理论

（一）背景介绍

在宏观经济学的后凯恩斯主义中，有一项发展就是试图去融合凯恩斯模型和新古典主义模型，这种流派就叫做新古典-凯恩斯综合体。该综合体也是在尝试对一个宏观经济学行为提供一个微观经济学基础。首先，它揭示了流动性偏好和消费行为都来源于个体利用最大化原则，投资行为可以来源于利润最大化原则。其次，他通过把庇古效应引入凯恩斯模型中，实现了充分就业均衡。也就是说，价格弹性加上财富效应会确保实现充分就业均衡。第三，关于价格弹性轮流出现的假设引出了货币中性概念——新古典学派的理论，与凯恩斯主义者的结论正好相反。可以看出，这种把凯恩斯主义模型和新古典主义假设结合起来的特殊方法很完善，美中不足就是剥夺了凯恩斯主义模型的原本特征，并强迫模型以瓦尔拉斯实验过程为根基。

新古典—凯恩斯综合体从本质上来说是一个均衡的系统，但是凯恩斯主义系统则是一个非均衡系统，系统内部会广泛传播非主观性的失业，这些失业有时也会被偶然的抵制掉，但是整体上不会产生趋向恢复的内部倾向。他们尝试通过非均衡模型来解释失业，而不是用瓦尔拉斯试验过程来解释。

（二）最新发展成果

该理论研究方面的最新突破都是指向了对原有模型的缺陷的调整。他们特定的目标之一就是解释为什么价格没有改变，而不是当价格保持稳定时，会发生什么。同时，他们也尝试证明在不存在价格-工资刚性外生的假设下，不均衡状态也是可能出现的。与早先的固定价格模型形成对比的是，Benassy（1975）、Hahn（1978）和其他学者都尝试去解释失业和萧条价格内生是同时的。而在Dreze（1975）和Benassy（1975）研究的价格设定的非瓦尔拉斯试验计划中，机构在阶梯变化的市场价格下，无法购买或出售所有他们想要的。在这种完全竞争形势下，政府只要是处在垄断竞争环境中，就能够成为价格的操控者。Benassy的研究被普遍认为是第一个形成了一般非瓦尔拉斯试验模型，把价格行为内生化。

结论

最近关于非均衡方法的主要贡献就是提出工资和价格的缺乏弹性使得他们对于系统而言是内生的，而不是外生的结论。同样，价格设定行为的理性化也在限制定量模型中得到了发展。因此，非均衡模型也会获得与理性预期假设同样的信用，而他们都是以某些经济主体的理性最优行为为基础的，从而缩小了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差距。（作者单位：吉林大学经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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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增长；环境约束；环境成本；环境政策

中图分类号：F015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2.01.005

人类的经济生活从来没有离开过环境的约束，经济增长也从来没有摆脱环境的制约，环境可持续发展更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正因为如此，虽然在一段时间内，经济学过度重视了经济增长问题，但是，经济学从来没有漠视环境的重要作用。尤其是近30年来，世界各国和国家社会日益重视环境保护，在环境保护和经济活动之间寻求合理的平衡，从追求增长目标转向可持续发展目标。现代经济学理论也承继了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对环境问题的研究，更加深入系统地探讨了环境问题。

一、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环境问题分析的简要回顾

在所有的古典经济学理论中，包括亚当•斯密、托马斯•马尔萨斯、大卫•李嘉图、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等的理论，都有关于经济增长受环境条件限制的论述[1]。新古典经济学也没有忽视环境的重要性，例如，剑桥学派的代表、新古典经济学的奠基者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就曾经说，“在某种程度上，仅有两种产品，即自然界与人类。人类自身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他所处的境况，其中自然界起着重要的作用。同时，‘……一国受自然资源的限制，劳动和资本每年所能够生产的净产品总量是既定的’”[2]。这段论述表明，马歇尔把自然界和自然资源视为生产的根本性因素。在马歇尔之后，皮古在福利经济学中论述了环境对福利的影响，阿尔文•费雪在对资本做出各种定义时，将湖泊、河流等自然禀赋视为资本。郝特林在解释“后代需求”时提出的“使用者成本”在凯恩斯那里被用来解释“永久性收入”,即可持续性收入[3]。诚然，在二战后的一段时期里，新古典经济学几乎只强调经济增长问题，如哈罗德、多马、索洛、萨缪尔森等假设产出是由劳动和资本两个要素决定的，并假设自然条件给定，将自然环境排除在生产函数之外，在对经济增长的分析中只是强调储蓄、投资、资本积累、劳动生产率以及资本与劳动替代率等因素[4]。但是，对自然环境因素的排除并未维持太久。到20世纪70年代，经济增长模型越来越重视自然资源稀缺性问题，如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的Karl-Goran Maeler、剑桥大学的Partha Dasgupta、加拿大皇后大学的John Hartwick以及麻省理工学院的Robert Solow等[5]。

二、考虑环境成本的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

其一，增加税收和压缩政府支出，使IS曲线向内移动，这样IS-LM模型的均衡点从a点移动到b点。这种政策安排的结果是低的利率和低的产出水平，这种政策也称为“紧财政-松货币政策”。

其二，压缩货币供给，使LM曲线向左移动，这样IS-LM模型的均衡点从a点移动到c点，产出水平与环境约束一致。这种政策称为“紧货币-松财政政策”。

其三，在增加税收和压缩政府支出的同时，压缩货币供给，这样IS-LM模型的均衡点就从a点移动到d点，保持利率不变的同时，使产出水平与环境约束相一致。这种政策称为“紧财政-紧货币政策”。

第二种情况是IS-LM模型均衡条件下的国民收入水平没有超出了环境成本可承受的限度。见图3。

图3显示，由于环境成本相对宽松，国民收入水平可以从Y0增长到YH，从而实现经济增长，扩大经济规模。这个结果可以通过以下三种政策方式中的任一政策方式达到：

其一，降低税收和扩大政府支出，使IS曲线向外移动，这样IS-LM模型的均衡点就从a点移动到b点。这种政策安排的结果是高的利率和高的产出水平，这种政策也称为“松财政-紧货币政策”。

其二，增加货币供给，使LM曲线向右移动，这样IS-LM模型的均衡点从a点移动到c点，产出水平与环境约束一致。这种政策称为“松货币-紧财政政策”。

其三，在降低税收和增大政府支出的同时，增大货币供给，这样IS-LM模型的均衡点从a点移动到d点，保持利率不变的同时，使产出水平与环境约束相一致。这种政策称为“松财政-松货币政策”。

四、考虑环境成本的AS模型

在标准宏观经济学理论中，总供给曲线（AS）是综合了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因素和价格变化因素而推导出的一条曲线。引入环境成本因素，将改变总供给曲线。这里为简便起见，只考虑在总需求分析中引入环境成本因素对商品市场的影响。见图4。

图4a)中，L表示劳动力，在资本（K）和技术（T）不变条件下，国民收入方程为Y=Y(L)，这是不考虑环境约束的标准经济分析模型。考虑环境成本约束后，国民收入方程为Y=Ye(L)。如果LF表示充分就业，那么，考虑环境成本后的就业水平为LN，也就是说，考虑环境成本后的就业水平低于充分就业水平。

不考虑环境成本约束，劳动力市场均衡条件下的实际工资为wF，充分就业水平为LF，国民产出水平为YF，如果此时的商品市场均衡价格为PF，则名义工资水平为WF。图4d)显示了均衡价格为PF、均衡国民产出为YF的总供给曲线ASF。如果劳动力市场是不完全竞争市场且存在名义工资下降的刚性，那么总供给对价格变化的反应表示为ASF的曲线部分；超过曲线部分的ASF则是一条垂直于横轴的直线，表明价格水平提高，名义工资水平提高，但总产出YF不变。

考虑环境成本约束，国民总产出水平将由YF降低到PH。相应地，劳动力需求由D降低到De，因此，实际工资水平为wH。由于名义工资具有下降刚性，出现价格水平上升的压力，价格水平由PF上升到PH。考虑环境成本约束的总供给曲线为ASH。这样，在劳动力市场上就出现了失业LF-LN。为了实现充分就业和一般均衡，在宏观经济政策上有以下两种选择：

其一，投资于环境保护技术，保证环境资源高效率使用，从而使Ye(L)移动到Y(L)。这样的结果是总供给曲线ASH向右移动到ASF。

其二，增大劳动力市场供给，劳动力供给曲线由S移动到Se，这样，实际工资水平下降，从而实现充分就业。

五、考虑环境成本的一般均衡模型

凯恩斯的收入-支出一般均衡模型是考虑环境成本的一般均衡模型的分析基础,见图5。

在国民产出模型中引入环境成本约束。为了分析方便，假设名义工资是富有弹性的，因此AS曲线便是一条产出最大化点上的垂直线。图5d)中的AD线表示在不同价格水平下的国民收入的均衡状态，相应地又与图5b)中不同的总支出水平相联系，即当总支出E0(P0)相关的价格水平为P0，与总支出水平EF(PF)相关的价格水平为PF，P0>PF。

假设国民经济的初始均衡为总支出（E）与总收入（Y）之间的均衡，均衡点为E0。国民总产出水平为Y0，实际工资水平较低，为w0，此时的失业水平较高，为LF-L0。为了达到充分就业的目标，凯恩斯主义的政策是经济刺激的干预措施，使支出线由E0移动到FF，从而达到实现充分就业水平的总产出YF。经济刺激的干预措施同时也会增大对劳动力的需求，劳动力需求曲线D0向DF移动，实际工资也随之由w0提高到wF。

上述模型是没有考虑环境成本约束的凯恩斯总支出-总收入的一般均衡模型。如果考虑环境成本约束，则总支出线无法超越Eh(Ph)，那么，国民总产出也就只能够限于Yh。相应地，劳动力市场中的实际工资水平为wh，失业水平为LF-Lh。

过去，一般认为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刺激措施无法实现充分就业的主要原因是结构刚性和市场不完全竞争的影响[7]。现在看来，环境成本约束无疑也消减了经济刺激措施的效果。面对环境成本约束，政府消除失业和实现充分就业的政策选择是：

投资于环境保护技术，保证环境资源高效率使用，从而使Ye(L)移动到Y(L)；

压低劳动力市场上的实际工资水平，换句话说，就是将劳动力供给曲线向外移动到Se。

六、环境约束下经济增长政策路径的简要归结

通过构建考虑环境成本的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考虑环境成本的IS-LM模型，考虑环境成本的AS模型和考虑环境成本的一般均衡模型，在宏观经济学框架下引入环境约束的分析，不难得出在环境约束下政府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路径。在不同的宏观经济分析模型下，不同的经济增长政策路径可以作以下简单的归纳。见表1。

[参考文献]

[1] Dasgupta P,Heal G M.Economic Theory of Exhaustible Resources[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9:201-202.

[2] Alfred Marshall.Principles of Economics[M].2nd Edition,Volume I,London:Macmillan,1891:199-300.

[3] Keynes J.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Interest and Money[M].London:Macmillan,1936: 88.

[4] Samuelson P A,Nordhaus W.Economics[M].New York:McGraw-Hill,1990:76-77.

[5] Dasgupta P,Heal G M.Economic Theory of Exhaustible Resources[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10-11.

[6] Todaro M P.Economic Development[M].New York:Addison Wesley,2000:86-87.

[7] Daly H E,Cobb J B.For the common Good:Redirecting the Economy Towards Community,the Environment,and a Sustainable Future[M].Boston:Beacon Press,1989:66-67.

Environmental Constraints and Economic Growth:Theoretical Analysis Based on the Framework of Macro-economics

YANG Pei-lei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dministration,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Shanghai 200433,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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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应用型转型高校;宏观经济学;教学改革

宏观经济学是普通高校经济管理类专业本科教学的专业基础核心课程，是经管类专业学生进一步学习其他专业课和研究生入学考试的专业基础理论课。也是政府机关、金融机构和一些大型企业用人招聘的选考内容。宏观经济学是一门理论与经济实际结合紧密的课程，通过宏观经济学的基本理论的学习，能帮助学生更好地分析在特定的经济背景下国家实施宏观经济政策所要解决的问题，帮助学生更好地预测国家的经济发展趋势，了解与自身生存发展相关的就业、收入及消费等问题。尽管本科阶段的初级宏观经济学涉及的数学知识不是太复杂，但理论的抽象和严密的逻辑推理还是增加了学生的学习困难。如果教师不能很好地将抽象的理论与现实中的实际经济问题联系到一起，不通过实践教学引导学生去关注和分析实际经济问题，就会使学生失去学习兴趣，也不利于学生经济学思维的建立，导致学生的学习效果下降。传统的宏观经济学教学以教师为中心，侧重于理论的传授，学生主动参与较少，对于学生的实践应用能力的培养明显不足，与应用型转型高校培养应用型人才的需要不相适应。因此，有必要改革完善现有的教学内容、方式，使学生通过对宏观经济学的学习，明确西方经济学理论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借鉴作用，培养学生运用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为学生进一步学习其他专业知识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

1宏观经济学课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1．1教材内容侧重理论阐述，缺少本土案例引入

目前，涉及向应用型转型的高校主要是地方普通高校，这些高校本科阶段所开设的宏观经济学课程一般采用国内学者编著的教材，其中采用中国人民大学高鸿业主编的《西方经济学》(宏观分册)为教材的高校居多［1］。高鸿业版《西方经济学》(宏观分册)介绍了宏观经济学最基本的原理，涉及的数学知识不多，叙述清晰，比较符合国内本科生的学习习惯。但是，由于理论的抽象，内容间逻辑较为严密，同时又缺乏案例的引入，形式呆板，学生学习起来还是感觉有些困难，大部分学生学习兴趣不高。而且，这本教材对宏观经济学前沿问题涉及较少，理论更新较慢。

1．2课时少，难以安排必要的实践教学环节

目前，国内大部分地方普通高校由于“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定位，宏观经济学授课时数基本上都是48学时左右［2］，有少数高校的授课时数甚至更少。即使是48学时也仅能保证宏观经济学基本理论和知识点传授的需要，难以在课堂教学中引入实践教学环节，如结合学生所阅读的经典案例资料以及国家的经济发展实际进行讨论分析等。如果授课时数少于48学时，那么教师连讲授基本理论和知识点的时间都不够，更难以在课堂教学中引入实践教学环节。由于宏观经济学理论较为抽象，学生自学困难，而如果学生对宏观经济学的基本理论都没有掌握，当然也不可能有运用理论去分析解决经济问题的能力。而且，如果没有教师的引导，难以做到将所学经济学理论融汇贯通以及运用所学理论理解分析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背景及实施效果、观察分析生活中遇到的经济现象等，进而偏离培养学生运用宏观经济学理论理解、分析现实经济问题的能力的目标。

1．3课堂教学以教师为中心，学生主动参与较少

宏观经济学传统课堂教学方式是以教师讲授为主。教师根据教学大纲的要求，将要完成的教学内容制成PPT课件，在教学中，按照预先安排的教学进度，通过口头表述的方式逐章逐节地将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知识点传授给学生。与这种以教师讲授为主的课堂教学方式相对应的是对学生学习效果考核方式的单一，基本是以期末闭卷考试成绩为主。教师在教学中，往往片面地以提高学生期末考试成绩为目的，而学生学习的目的也只是为了取得好的考试成绩，在这样以提高“期末考试成绩”为“教与学”的终极目标的情况下，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培养学生应用经济学理论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的积极性不高，虽然偶尔以课堂提问等方式与学生开展交流，但问题的答案是唯一的，并不能激发学生的创新性思维，学生的参与也是被动的，缺乏积极主动的课堂参与。机械的学习方式、枯燥的学习氛围导致学生主动深入学习经济学的兴趣不高，难以做到学以致用。此外，尽管教学效果评价体系中有学生评教这一环节，但是普遍存在着“重评价、轻反馈”现象。

2宏观经济学课程教学改革的路径

2．1完善教学材料的选择，使理论与实际相结合

在坚持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原则下，安排课堂教学内容。教学达到的目标是“理论知识够用，应用技能得到提高”，因此，要选择好教学材料。目前，高鸿业主编的《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比较适合作为地方普通高校本科生的宏观经济学入门教材。但在教学中，教师应根据宏观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对授课内容的侧重点做适当调整，如可以略讲存在理论缺陷的IS—LM模型，同时，在借鉴国外学者初级宏观经济学教材，比如在曼昆的《宏观经济学原理》的基础上，增加宏观经济学前沿理论中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的重大进展内容。为使学生更好地理解消化抽象的理论，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必须引入鲜活的经济学案例。国外学者所著的宏观经济学教材案例虽然丰富，但这些案例几乎都是以欧美等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宏观经济实践为背景而撰写的，如脱离我国经济发展实际去剖析这些案例，难以让学生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产生真切的、直观的认识，因而好的案例当然来自我国改革开发30多年来的经济实践。为收集这些本土化教学案例，应该组建高水平的宏观经济学教学团队，定期开展关于宏观经济学本土化案例建设的教研活动，集思广益，集团队之力构建本土化的宏观经济学案例库。

2．2保证理论教学质量的同时，引入多样化的课外实践

为了将宏观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知识点较为系统、完整的传授给学生，建议地方普通高校本科宏观经济学的授课时数不能少于48学时。与此同时，为取得好的教学效果，要引导学生开展多样化的课外实践活动，可以让学生以自愿组合的方式形成课外实践小组，然后，结合我国经济发展实际布置一些经济专题或将收集到的案例背景资料介绍给学生，让学生在课外查阅相关资料展开调研，在小组成员间进行充分讨论后，每个课外实践小组形成一份专题研究报告或案例分析报告;还可以安排学生课后观看如“央视财经评论”等财经类节目，或邀请知名学者来校讲座。为保证学生课外实践效果，提高学生参与课外实践的积极性，教师要对学生提交的调研报告或案例分析结果及时审阅，并在课堂上点评和总结。

2．3探索多样化课堂教学方法，强化学生课堂参与

教学方法创新的目的在于提高教学效果。笔者通过多年的宏观经济学本科教学实践深深体会到，教师只单一地以讲授加偶尔穿插提问的方式组织课堂教学，而忽视学生的积极主动的参与，那么即使教师竭尽全力做到将理论知识讲解得清晰透彻，大部分学生也表示能够听懂，但由于理论的枯燥和抽象，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仍然不高，难以取得好的学习效果，因此，教师在系统教授理论知识的过程中，要改变“填鸭式”教学方式，探索启发式教学、问题式教学、案例式教学、专题分析法等多样化课堂教学方法，调动学生主动参与课堂教学的积极性。首先是启发式教学方法。教师应该根据教学内容，以学生能够感知的经济现象和生活实际为素材，通过“开端引趣”“图片引趣”“新闻引趣”“视频引趣”等方式导入新课，引导学生运用宏观经济学理论探讨现实问题，进而使学生加深对理论的理解，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3］;其次是问题式教学方法。就是以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为线索，并把这一线索贯穿于整个教学过程中［4］。教师理论知识的传授要围绕这条线索展开，激发学生自主探究问题的兴趣。如在讲授“宏观经济的基本指标及其衡量”、“国民收入的决定:收入—支出模型”两章内容之前，可引入这样一个问题:一个国家或地区的GDP和“消费、投资、政府购买支出、对外贸易”有什么关系?带着这个问题，学生首先了解GDP的核算方法，再通过乘数原理了解“消费、投资、政府购买支出、对外贸易”对GDP总量的影响，进而能初步理解一个国家或地区为促进经济发展，必须要扩大居民消费支出、企业和居民的投资支出、政府购买支出以及产品的出口。这样有助于培养学生运用经济学思维方式分析问题的能力;最后是案例教学法及专题分析法。就是在教师的指导下，通过对典型案例及经济专题的剖析，让学生尝试用已经掌握的理论知识去分析现实问题。在学时有限的情况下，可让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完成案例分析报告或专题研究报告，再通过教师在课堂上的点评和总结达到锻炼学生理论联系实际能力的目的。

2．4完善宏观经济学教学效果评价方法

教学效果评价是检测和反映教师教学水平及教学质量的重要手段和工具，也是评价应用型转型高校宏观经济学课程教学改革是否成功的标准和关键。宏观经济学课堂教学效果评价方法主要有学生评价、院系评价、教学管理部门评价以及考试评价等。由于学生是课堂教学的直接体验者，其对于教师课堂教学有什么意见和建议，能给教师提供最有价值的信息。教学管理部门应将学生评价结果及时反馈给授课教师。此外，授课教师也应在课堂教学中做好与学生的沟通，亲自了解学生的需要，及时调整教学方法。此外，要改变以期末闭卷考试成绩为主的考核方式，将学生在课内的学习态度及学生参与课外实践的成果及表现量化为学生期末总评成绩的一部分。

参考文献:

［1］陈银娥，王毓槐．《宏观经济学》课程教学改革—来自课堂外的思考［J］．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2):107－108．

［2］朱文蔚，李清泉．《宏观经济学》课程教学改革与实践—基于地方高校特点的几点思考［J］．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1(4):132－134．

［3］刘宏霞，谢宗棠．《宏观经济学》课程教学改革探讨—基于西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教学实践［J］．甘肃科技，2015(5):6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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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西方经济学流派发展进程

（一）古典学派

古典学派诞生于1776年英国的工业革命，当时社会生产力获得了极大提升，生产技术和经验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并且在世界范围内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市场需求也不断增长，从而促使古典经济学学派的诞生与发展。该学派遵从经济规律，认为经济规律会主导价格和要素报酬，认定价格体系可以很好地配置生产资源，十分信赖市场自身的调节能力，不需要政府给予任何干预，主要的代表人物是李嘉图和亚当斯密。古典学派有两个比较著名的理论，一个是亚当斯密的国际贸易绝对优势理论，一个是李嘉图的相对优势理论。

（二）新古典学派

新古典学派又称剑桥学派，起源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学派创始人是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马歇尔。新古典学派产生的重要经济学理论，包括分配论和价格均衡理论，主张将供求论、边际效用论、生产力论以及生产费用论等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完全竞争的前提。新古典学派的核心理论是均衡价格论，认为不同需求量和产品价格的构成是由边际效应递减规律决定的，并以均衡价格论替代了价值论。并在均衡价格论基础上发展出分配论，对国民收入中各种生产要素所占比例的大小进行了分析，认为其比例大小由各自的供求关系主导的均衡价格决定，并认为经济总量是由各种生产要素共同组成的。

（三）凯恩斯主义

凯恩斯主义诞生于资本主义世界大萧条时期，失业率高涨、产出能力严重下降，社会经济发展十分缓慢，甚至出现了经济倒退。凯恩斯主义可以解释为总需求管理，对经济萧条作出了科学解释：“消费需求不足和投资需求不足”。所以需要政府发挥经济主导作用，通过财政政策或者货币政策去拉动需求增长，促进经济消费和投资，进而带动经济复苏，恢复正常运转。凯恩斯主义的核心内容是IS-LM曲线，是由凯恩斯主义者希克斯总结并写出来的，是对凯恩斯主义最好的阐释。但是却受到了新古典学派的质疑与批评，认为凯恩斯主义将经济学又重新拉回了古典经济学领域中。

（四）新古典综合学派

新古典综合学派诞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凯恩斯的众多追随者在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背景下，对凯恩斯主义没有解决的问题进行了重新研究，并试图找到问题的答案，例如繁荣和通胀的分析等。新古典综合学派的代表人物有萨缪尔森、托宾以及索洛等，学派理论观念中比较著名的就是萨缪尔森所著的《经济学》，强调了使用财政和货币政策去调节社会经济总需求，促进就业、消除经济危机。并且提出了混合经济论，以此应对经济制度方面的问题。

（五）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诞生于七十年代的美国，当时美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严重滞涨，失业率很高，并且通胀问题严重。由此引出了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分析模式，并由此演化出经济发展体系。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相信并十分依赖个体利益最大化、市场出清、理性预期以及自然律假说四个假设，认为私人经济能够保持自身的稳定，货币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是中性的，货币在短期发展的过程中也是中性的。并对凯恩斯的经济学理论作出了批判，认为其主张的积极干预经济的政策手段，对于经济发展是有害的。

（六）新凯恩斯主义

新凯恩斯主义是在凯恩斯主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经济学流派，其汲取了凯恩斯主义中经济学理论上的不足，并在新古典宏观主义的理论基础上进行了进一步的发展，从而发展出新凯恩斯主义，诞生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建立了微观经济基础，对宏观经济学微观基础问题的辨析奠定了良好基础。

二、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问题

（一）代表个体分析模式问题

经济学经典的分析模式是代表个体分析，可以将微观分析和总转化当作宏观总量，为宏观经济分析提供必要工具。代表个体分析模式的问题主要有三点，第一是社会经济个体数量多，并且个体差异大，代表性个体分析的工作量太大，无法准确把握每一个个体的行为和信息，容易出现误差和失误。第二是该模式的分析前提是假定个体本身存在缺陷，但是在现实社会中，代表个体的占比是一小部分，使其代表性遭受巨大的质疑。第三，在代表个体分析模式下，总量如果假定合理，其在分析时也会受到经济市场中各种因素的干扰，使得加总行为出现问题，得到的结果并不是统一的和固定的。

（二）理性预期分析模式问题

在理性预期分析模式下，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之间的差异是很大的，新古典学派认为宏观经济的理性预期分析需要建立在个体行为最优化的基础上，认为经济主体的发展就是宏观经济理论覆盖下的最优经济行为。但是，在理性预期分析模式下，完全理性的经济活动和行为是不存在的，个体的经济行为受到宏观经济形势以及经济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会不断发生变化，如果采取理性预期分析的方式去预测经济形势的变化和发展趋势，必然会存在一定的经济风险，无法做到完全准确的预测和分析。

（三）计量验证分析模式问题

计量验证分析模式在经济学中使用比较多，并且相对常规的分析方法，首先要提出问题，并引入函数模型，然后提出假设，最后根据实证数据分析的形式去开展计量验证分析。经济学流派会根据自己对宏观经济微观基础问题的理解和研究成果，建立与之相对应的函数模型，进而对经济系统开始假设，并使用数据工具去推理、演绎，得到经济规律的数学表达。在计量验证分析过程中，分析的结果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利用提出的问题脱离实际，函数模型使用不当等。分析模式的问题容易导致过于理想化的缺陷出现，并且分析过程中有很多关键性的因素是无法被准确量化的，使得分析结果存在较大误差。

三、西方经济学流派对宏观经济学微观基础问题的辨析

西方经济学流派经历了数百年的发展与演化，经历过迷茫，也获得过成功，其对宏观经济学微观基础问题的辨析还是比较到位的。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具体划分，应该从凯恩斯主义说起，但是其革命的根本目标是颠覆，并不是分立。当然，凯恩斯的颠覆思想也受到了很多质疑的，很多经济学家认为宏观经济变量间的关系会受到经济政策的影响，使得其相关的问题分析出现错误。以卢卡斯为代表的经济学家认为，如果没有微观基础，宏观经济学的分析是无法正常开展的，无法获得正确的分析。另外，正是因为存在质疑，才会一直推动西方经济学流派的发展与演变，引导经济学者不断探索着宏观经济学微观基础问题，致力于找到两者的协调发展途径，促进经济持续发展，对经济做出最准确的解读和辨析。

篇5

国内主流的经济学研究沿袭的是西方经济学理论，从范式到假设、数学模型都基本没有变化。而西方经济学，特别是宏观经济学，可以说是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发达国家在二次世界大战及战后，针对他们所遇到的经济现象进行研究而建立和起来的，已经相当成熟，侧重于对经济现象进行解释，强调实证研究；对比起来，学者对于宏观经济的研究更倾向于引出政策性对策，更重视规范性研究。而且，因为中国经济制度和发展的特殊性，西方宏观经济学在建立模型时的很多假设与中国现实不相符，这就从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直接使用造成的“水土不服”。不加区别地将这类研究结论作为制订政策的依据，在国内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市场调节力度低的情况下，可能带来的不仅是混乱而更可能是对经济的严重扭曲，这方面的主要体现在政府某些宏观经济政策，存在“一刀切”的简单化作法。比如去年第三季度对于中国经济中局部存在的由投资拉动的“热”的趋势，就采取了提高准备金率的措施。作为一剂猛药，立即导致贷款额下降，而实际上，很多行业仍然迫切需要贷款资金启动。如果仔细去看，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经济学界对于宏观经济是否过热的讨论更是众说纷纭，见仁见智，但结论似乎有简单化之嫌。要么言之凿凿地认为已经过热或有过热的明显趋势，要么铁板钉钉地咬定不过热。实际上，中国经济的复杂程度，是很难一以概之地以是否过热来做结论的。而主流宏观经济学理论似乎也只是提供了这样一种认识的途径。作为一种理论范式是无可厚非的，但用来指导中国经济管理的实践就失于简单了。

国内理论界曾经讨论过中观经济学，如何界定中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范畴是一个本文不打算探讨的问题。然而宏观经济学的研究范畴过于宏观，对于中观问题的研究不够，可能是我们无法有效地利用宏观经济学论解决实际宏观经济问题的一个主要原因。当我们站在很高的高度，研究GDP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时，我们需要搞清楚这些传统的宏观经济指标在中国的形成和传导机制，而现有的理论框架和研究成果似乎没有给我们提供这样的工具和帮助。

如果局限于传统的宏观经济学方法论，就很难让我们把视角转移到具有中国特色的宏观经济现象的构架过程中去。其实，即使是西方经济学，也是在某种经济构架之上进行讨论的，也就是开放和成熟的市场经济环境，所有假设都源于此。而中国的情况却很不同，忽略这样的本质区别，不讲宏观经济学理论适用的条件，就套用其研究范式甚至结论，是无益于事的。尽管关于是否存在中国经济学还有很多争议，无庸讳言，中国经济的特殊性提示我们，在研究宏观经济现象时，不可不顾其是建立在与中国目前不尽相同的社会制度基础上这样一个前提。至于转型过程中的中国的经济形态与西方成熟的市场经济的不同，以及现有的研究方法的适用性，还需要大量的深入的研究。

中国宏观经济的特点是以投资驱动为主，主导型，而且投资中政府的投资所占比重较大，政府主导投资和行政干预的作用显著。这和西方市场经济国家有非常明显的区别，以美国为例，其宏观经济体现为消费驱动，服务业主导，投资基本由私人进行。另外，中国的制度演进的步伐较快，而西方国家的制度体系基本定型了。相比之下，在投资，，法制，人力资源，技术，制度变迁等对宏观经济有重大的各方面，中国的情况都与西方差异很大，而且处于不断变化之中。西方在统一的制度框架下，经过长期的发展，形成了统一的市场环境，而在中国存在着南北、东西、城乡等地理区域上的巨大差异。这种经济环境有较大的动态性和发生畸变的不确定性。而我们在进行宏观经济时，往往存在着不比较模型的使用条件，较多采用静态的宏观经济分析模型的缺陷，局限性是很难避免的。方法论方面的尴尬，使我们既不能直接引用宏观经济数据，套用现成的静态模型，又不能只是依赖以前几次经济过热的经验，对目前的宏观经济做出客观的判断。所以，各家各派的观点也就无法统一，甚至无法建立共同的研究出发点。

但是有些专家还是通过数据和直觉预感到了事情的本质。比如在去年部分行业表现出投资过快，价格上涨幅度和速度较高，汽车，钢铁，建材，房地产，原油，粮棉等都很热，甚至出现了水和电力的短缺。另一方面，大部分消费品的价格仍然在下降，总的价格指数上升幅度不大。一些先行指标特别是生产资料价格在上升，引起学者担心消费价格指数会在一段时间后上升加快，引起通货膨胀。这些看法都来自现有宏观学总需求与总供给的模型。信奉者认为现在的特征数据已足够，用现有模型分析，通货膨胀必将到来，只是有滞后性，所以不会马上显现，但要防微杜渐。反对者也使用同样的分析工具，但要乐观很多。正是由于他们观点虽然不同，但却大同小异，因此，谁也说服不了对方。对于宏观经济的判断成为了数字的估计，不同处只是在程度上，有量的区别而无质的不同。这样很容易使宏观经济研究变成数字游戏，结果只能是看谁估计的更接近实际数字一些，而每年都有很多预测家为此大跌眼镜。

篇6

萨缪尔森最著名的论述《经济分析基础》是帮助新古典经济学复苏，并且开启数理经济学时代的伟大著作之一。萨缪尔森是二战之后让帕累托最优在微观经济学中重新受到重视，并且使新凯恩斯合成出现在宏观经济学中的倡导者之一。

20世纪30年代，这位哈佛大学的天才青年师从熊彼特与列昂捷夫，他对经济学理论的领悟水平令人赞叹。(据说有过这样一个趣事，萨缪尔森的论文答辩结束时，熊彼特转身问列昂捷夫：“我说，瓦西里，我们通过了么?”)保罗・萨缪尔森后来进入麻省理工学院进修，并且在那里创建了以他为核心的、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系。没过多久，索洛加入了他的队伍，他们共同撰写过著作并且成为挚友。作为经济学界最多产的作家之一，萨缪尔森对经济学的具体贡献实在太多，难以尽述。萨缪尔森在《经济分析基础》中运用的标志性经济理论方法似乎遵循了两条原则，也可以说这两条原则后来成为新古典经济学的主要特征：对于任何经济问题，(1)减少变量，仅保持最简单的经济关系；(2)如果可能，把它重新写为约束优化问题。

在微观经济学领域，他提出了显示性偏好理论。这个理论的提出以及他对效用衡量与可积分性的研究为德布鲁、乔治斯库一罗根和宇泽宏文后来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他还通过他的“对应原理”引入了相对静态和动态的方法，并将这一方法成功运用于他对整体均衡的动态稳定性研究。此外，他发展了现在被称为“博格森――萨缪尔森社会福利函数”的概念。萨缪尔森的另一个同样著名的成是把“公共财物”的概念融入了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中。

萨缪尔森对于生产论的现论的建立也起了重要作用。他在《经济分析基础》中提出了信封定理，对成本功能作了全面总结。他还对技术进步理论作出了重要贡献。虽然产生了一些争议，但是他对资本理论的研究也很有名。他论证了第一个著名的“非替代”定理，并在他与索洛共同撰写的著名论文中开创了对动态列昂捷夫系统的分析。1958年，他在与罗布特・多夫曼和罗伯特・索洛合著的关于线性规划的作品中重新阐述了这部分内容，该书也向我们清楚介绍了关于冯・诺依曼线性系统的“收费”猜想。在剑桥资本辩论中，萨缪尔森是琼・罗宾逊的主要对手――他在介绍了生产的作用后，(礼貌地)缓和了语气。

在国际贸易理论方面，他提出了斯托珀―萨缪尔森定理，在不受勒纳影响的情况下提出了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并(最终)解决了与年深日久的、与贸易和资本流动概念有关的“转换问题”，以及转型问题和其他古典经济学中的问题。

篇7

关键词：西方财政学；财政学理论；理论基础

Abstract:Since1892Bastable(Bastable,CF)publishedinthe"publicfinance",morethan100years,WesternFinancehasdeveloped,buttheirtheoryonthebasisoftheproblemistherearealwaysdifferences.Thisarticle,fromthefinancepointofviewbelongstothefundamentaleconomics,butcontainsacertaindegreeofpoliticalscience,economicsandpoliticalscienceofcross-disciplinary;thefinancialactivitiesofmajorandfundamentalisthemicro-economicactivities,butalsoincludesderivativeMacro-economiccontent.

Keywords:Westernfinance;financialtheory;theoreticalbasis

财政学仅是经济学，还是政治学和经济学交叉学科？

最初的专著性西方财政学是从经济学角度展开论述的，巴斯塔布尔指出，“从最初意义上看，财政科学是经济研究的产物。”（注：Bastable，C.F.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1892，P7.）汉特（Hunter，M.H.）1921年《公共财政学大纲》第一章第三节标题就是“公共财政学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注：Hunter，M.H.OutlineofPublicFinance.NewYork：Harper&BrothersPublishers，1921，P4.），尽管作者接着于下一节“公共财政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中，也指出了财政学与政治学、历史学的密切关系，（注：Hunter，M.H.OutlineofPublicFinance.NewYork：Harper&BrothersPublishers，1921，P4，PP5-7.）但并不否定他的关于财政学是经济学分支的观点。

与这种经济学观相反，西方财政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开始出现了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观。道尔顿（Dalton，H.）1922年的《公共财政学原理》一书，第一句就指出，“财政学是介于经济学与政治学之间的一门学科。”（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3.）不过，由于英美早期财政思想传统的影响，直至本世纪50年代末为止，认为财政学是经济学分支的看法在西方财政学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这种主张随着社会抉择理论从60年代开始逐步被纳入西方财政学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社会抉择论从威克塞尔开始，就是主张政治程序进入财政分析视野的。为此，作为社会抉择学派代表人物的布坎南，在1960年《公共财政学：教科书导论》一书“前言”中就指出，财政学是涉及经济学与政治学两个方面的学科。（注：Buchanan，J.M.ThePublicFinances：AnIntroductoryTextbook.Homewood：RichardD.Irwin，Inc.，1960，pvii.）此后尽管许多财政学著作不再指出财政属于何种学科，但由于它们所包含的有关社会抉择论的内容，总或多或少涉及到政治学的分析。所以，现代西方财政学尽管从根本上看属于经济学，但又具有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性质，将其视为纯经济学科的看法，显然是缺乏说服力的。

财政学仅属于微观经济学还是微观经济学与宏观学兼有？

宏观经济学是本世纪30年代凯恩斯主义出现之后的产物，在此之前西方财政学是谈不上以宏观经济学为基础的。财政政策是宏观经济学的重要内容之一，随着财政政策的成功运用，它逐步进入西方财政学中而成为其重要内容，就很自然了。这样，西方财政学除了原有的微观经济分析之外，同时出现了宏观经济分析的内容，威廉斯（Williams，A.）1963年的《公共财政与预算政策》一书，就鲜明地体现了这点。该书体系分为两大部分，即“A编：微观经济学”和“B编：宏观经济学”，前者分析的内容包括税收、政府支出和预算范围等问题，后者则分析了经济结构、经济稳定与增长、预算与经济政策等问题。（注：Williams，A.PublicFinanceandBudgetPolicy.NewYork：PrederickA.Praeger，Publisher，1963.）纽曼（Newman，H.E.）1968年的《公共财政学引论》指出，公共财政学所分析的政府三大任务，即穆斯格雷夫所指出的效率、公平和稳定，前二者属于微观经济学，而后者即稳定任务则属于宏观经济学。（注：Newman，H.E.AnIntroductiontoPublicFinance.NewYork：JohnWiley&Sons，Inc.，1968，P223.）温弗雷（Winfrey，J.C.）1973年的《公共财政学：公共抉择与公共经济》，也将财政的微观与宏观问题分开论述，即该书第三篇为“微观经济学与公共部门”，分析税收与公共支出；第四篇为“宏观经济学与公共部门”，分析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等的财政政策。（注：Winfrey，J.C.PublicFinance：PublicChoicesandthePublicEconomy.NewYork：Harper&Row，Publishers，1973.）此外，其后还有许多西方财政学也包括了财政政策的内容，表明传统地只局限于微观经济分析的西方财政学，已开始接纳宏观经济内容了。

但与此同时，许多西方财政论著仍坚持了原有的微观经济分析传统。这点，只要看一看许多西方财政学仍然不包括财政政策的内容就可明了。布朗（Brown，C.V.）和杰克逊（Jackson，P.M.）1978年的《公共部门经济学》就明确指出：“……公共部门经济学的发展，是限制在微观经济学理论的知识范围内的。微观经济学理论，尤其是一般均衡分析的发展，在20世纪50年代使公共部门经济学发生了质的飞跃。目前公共部门经济学的理论发展，应直接归功于微观经济理论。”（注：Brown，C.V.&P.M.Jackson.PublicSectorEconomics.Oxford：MartinRober-taon，1978，P7.）瓦格纳（Wagner，R.E.）1983年的《公共财政学：民主社会中的收支》一书，也将财政学研究对象归入微观经济学中。他指出：“公共财政学的研究有两个主要分支：公共抉择和运用微观经济学。……运用微观经济学，检验的是公民个人对公共抉择的反映。”（注：Wagner，R.E.PublicFinance：RevenuesandExpendituresinaDemocraticSociety.LittleBrown&Co.，1983，P4.）罗森（Rosen，H.S.）的《公共财政学》在1995年的第四版中，仍未将财政政策内容包括在内，并且也如同其他许多主张财政学仅属微观经济学的财政学论著一样，设有专门的微观经济学基本内容的篇章，作为全书的理论基础。（注：Rosen，H.S.PublicFinance.4thed，Homewood：Irwin，1995.）这些，都清楚地表明了作者的财政学属于微观经济学的主张。

进一步看，就是并不反对财政学也包括宏观经济分析内容的许多学者，也仍将财政学的分析基点和重点放在微观经济分析上。在西方财政学界有着很大影响的阿特金森（Atkinson，A.B.）和斯蒂格里兹（Stiglitz，J.E.），在其1980年的《公共经济学教程》引言中指出，“最认真地说，（本书）不打算包括稳定和宏观经济政策内容。……在穆斯格雷夫时代，他可以在其《公共财政学理论》（1959）中包括210页的有关稳定政策的内容。然而，自那时以来，经济学出版状况变了，人们在文献中对该问题作了大量的精彩描述。所以，我们的重点仅放在（政府）目标而不是稳定政策上。”（注：Atkinson，A.B.&J.E.Stig-litz.LecturesonPublicEconomics.NewYork：McGraw—Hill，1980，pxv&P4.）尽管这段话表明了作者并不反对财政学也包含有宏观经济学的内容，但至少表明了作者仍是将财政学重点和基点放在微观经济学上的。对此，米尔利斯（Mirrlees，J.A.）在奎格里（Quigley，J.M.）和斯莫琳斯基（Smolensky，E.）1994年主编的《现代公共财政学》中总结性地指出：“在穆斯格雷夫的《公共财政学理论》中，他以三个政策目标：配置、分配和稳定等术语，概括了他的主题，……。该书以超过200页的篇幅研究了稳定问题，即我们现在称之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问题。在较后的教科书即阿金森与斯蒂格里兹的《公共经济学教程》（1980）中，宏观经济政策问题被排除了。……公共经济学，甚至公共财政学，被认为仅涉及配置和分配问题。而稳定问题则被留给宏观经济学及其教科书。”（注：Quigley，J.M.&E.Smolensky，ed：ModernPublic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

然而，西方经济学关于微观和宏观的划分，本身就存在许多问题而争论不休，这造成了西方财政学的争论和困惑。也是在奎格里与斯莫琳斯基主编的《现代公共财政学》中，由戴门德（Diamond，P.）撰写的第八章名为“配置与稳定混一的预算”，资源的配置属于微观经济学问题，而经济的稳定属于宏观经济学问题，因而该标题清楚表明了作者将宏观经济分析和微观经济分析两大内容统一于财政的意图。（注：Quigley，J.M.&E.Smolensky，ed：ModernPublic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

附带应指出的是，即使在主张财政也应包括宏观经济学内容的西方财政学著作中，其体系内容的大部分以及基础部分仍然是微观经济分析。因此，西方财政学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不在于有没有包括微观经济学基础，而在于有没有包括宏观经济分析的内容。

总之，尽管现代西方财政学已或多或少地加入了宏观经济学的内容，但从根本上看，它沿袭的仍然是微观经济学的传统。此外，西方财政学在其上百年的发展过程中，还随着微观经济学的变化而变化。早期西方财政学专著已包含了福利经济学思想，这在道尔顿《公共财政学原理》第二章“社会利益最大化原则”中就有反映。作者在该章中批判了萨伊的“金律”，即“最好的政府是支出最少的政府，最佳的税收是数额最低的税收”的观点，反对了传统的“税收邪恶论”，提出了财政和税收的社会利益最大化原则。（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P7—15.）此后，作为微观经济学分支的福利经济成为西方财政学的理论基础，关于公共产品最佳供应问题的分析，最终落实到社会福利函数所确定的最大效用点上。这使得西方经济学关于公共经济学的效率分析，与私人经济学的效率分析一样，都统一到福利经济学基础上来了。这是西方财政学完全建立于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理论表现。

西方财政学的价值理论基础

篇8

一， 理论基础仍是重点

当然宏观经济理论的学习仍然是基础，凯恩斯的理论仍然是学习的重点。随着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的时期产生了一些凯恩斯主义无法解决的问题，凯恩斯主义一度走入低谷，但是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发展趋势是凯恩斯主义将重新受到重视，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相信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靠拢，新增长理论将继续是一个研究热点，不远的将来宏观经济学将出现新的综合。

二，宏观经济问题的关注和理论的应用

在本课的学习中着重讲到了宏观经济学关注的问题：首先，经济的增长问题，在学习的过程中以我国的经济增长现状为例。现阶段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可是我们大多数人并没有感觉到财富的相应迅速增加，甚至感觉在缩水。到底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能持续多久？这个问题从乐观和悲观两方面来分析，并从两种观点中分析中国的经济增长的现状。中国近几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的很快，增长百分比在10%左右，但是人们一直对现在反应经济增长的GDP的核算是否能反应经济的实际增长存在怀疑，所以在学习中我们引入了绿色GDP的核算。

除了对经济增长的关注，我们还对经济周期、失业和通货膨胀等问题都进行了学习，分别以中国的数据作为实例进行了详细的分析。面对这些宏观经济中的问题，每个国家都采用一定多的经济政策，以此促进经济的良好运行。我国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具体实施是在1998年以前实行扩张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在1998年至现在国家一直采用稳健的经济政策。

经济政策的实施效果可以用研究产品市场和金融市场的IS-LM曲线来分析，并且对IS-LM模型进行了进一步的学习。随着经济的全球化每一个国家不再可能是完全封闭的，所以IS-LM模型进一步扩展为IS-LM-BP模型。这样可以更完善分析各国的经济。从IS－LM模型中还可以推出AD－AS曲线，这时价格不再作为一个常量而是作为一个变量来考虑，并且把总供给和总需求结合了起来。用AD－AS模型可以充分的分析美国90年代后的新经济，从而研究对我国经济的发展有启示的因素。

篇9

（一）学生高中知识基础较差

在高考招生中，独立学院为本科第三批，总分相对较低，并可以适当降分录取。这就导致独立学院的学生高中知识基础较差，特别经济学类的专业大多招收的是文科生，数学基础相对更差，而在宏观经济学里面有很多公式的推导，使得学生学习起来有困难。基础知识较差的原因大多是学习习惯和学习方法的问题，这很难在较短的时间内改正，所以很多学生对宏观经济学的学习感觉难跟上，听不懂。

（二）学生综合素质较高，学习新生事物能力较强

独立学院的收费较高，所以能上的学生大多家庭条件较好，家长一般对教育比较重视，学生思想活跃，情商高，兴趣广泛，大多有文艺特长，对计算机、网络技术等非常熟悉，善于利用现代技术学习。对自己感兴趣的事物有很强的探索和求知的欲望，讨厌刻板的理论学习。

（三）学生学习习惯和学习方法欠缺，缺乏刻苦精神

学生在高中阶段没有养成较好的学习习惯和学习方法，自控能力较差，在大学缺乏监督和制约的情况下，学习习惯很难改正，导致学习事半功倍，学习效果不显著；学习方法也缺乏灵活性，由于习惯了高中的填鸭式的学习方法，在学习上缺乏主动性，不会自己总结和解决问题，严重依赖教师。此外，由于家庭条件较好，学习上缺乏刻苦学习的精神，对较难的问题往往不愿深究，考试前临时抱佛脚。

二、提高宏观经济学教学质量的方法探讨

针对以上独立学院学生的特点，在宏观经济学的教学中，我认为应该扎实基础、加强课程教学的互动、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激励学生主动学习的学习精神。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改变独立学院学生对宏观经济学的畏难态度，使学生真正把宏观经济学学好

（一）扎实基础知识

主要体现在数学和经济学原理两门课程上，在大一的高等数学的学习中应该拿出相当的时间复习高中的数学知识，另外，在高等数学的学习过程中还要使学生不但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这样既可以提高学生的兴趣，又可以打实基础。在经济学原理的学习过程中，要通过各种手段，例如案例教学、实际问题分析等培养学生对经济学的兴趣，使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才能培养他们学习的信心和动力。

（二）加强案例教学

宏观经济学是一门实用性很强的课程，因为宏观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都是源于历代经济学学家对经济现象的解释和经济问题的解决。因此，在教学中，应该将经济理论和历史或现在的经济现象联系起来，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和独立学院的学生注重实用性的特点是想符合的，通过形象的各种实际案例可以将抽象的理论转化为生动的现实问题，逐步培养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动力，建立起正确的经济学思维模式

（三）创新教学手段

在教学方法上，也不能单一的利用教授法，这样难免使学生感到枯燥，失去学习兴趣。而应该充分理由学生知识面广、才艺突出、对计算机和因特网的熟悉来创新不同的教学方法，例如：对于通货膨胀的学习，可以让学生去采访自己的亲朋好友的通货膨胀经历，然后用小品的方式呈现出来，既可以发挥学生的特长，又可以提高学生的主动性；对失业问题的学习，可以让学生在互联网上查找典型国家的失业率指标，然后用PPT的方式进行演讲；而对于国民收入决定理论这样理论性比较强的章节，就可以通过课程提问的方式互动，多做练习，多多激励和表扬学生，提高学生的学习信心。总之，不能采取单一的教学模式，要根据不同章节的特点，相应的选取合适的教学方式，使学生不感到枯燥，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

（四）完善激励制约机制

独立学院的学生普遍自制能力较差，逃课现象比较突出，上课不专心听讲。对于宏观经济学的学习也同样如此，因此，在宏观经济学的教学上面也要在制度上对学生形成良好的制约。例如，在上课时，对积极互动发言的同学加平时学分，对上课玩手机不认真听讲的学生和迟到旷课的学生减平时学分，对旷课严重的学生给予退课处理等。通过奖惩两方面的作用，从外部起到激励和制约的作用，并转化为内在的学习动力。

三、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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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信息经济学的产生是对传统经济学的否定。传统经济学的共同点是以物质产品及服务的生产、流通、分配及相关活动为主要对象,因而被称之为物质的经济学。[1]在传统经济学中,信息如同空气、阳光一样是充分的,有用而不需要经济成本。同样,厂商、消费者、投资者和政府等经济行为者具有“完全信息”,且具有完善的信息接收和信息处理能力,所以经济行为者的选择是确定的,信息被排斥在经济学之外。然而,在现实生活中,经济行为者不仅不具备完全信息,而且处理信息的能力十分有限,这与传统经济学的完全信息假设发生了矛盾与冲突。信息经济学正是在否定传统经济学的完全信息假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斯蒂格勒在《信息经济学评论》一文中,批判了传统经济学的完全信息假定理论,提出了信息搜寻的概念。斯蒂格勒认为,经济行为主体掌握的初始经济信息是有限的,是不完全信息,这就决定了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经济主体要做出最优决策,必须对相关信息进行搜寻,而信息搜寻是需要成本的。把信息与成本、产出联系起来,提出搜寻概念及其理论方法,是斯蒂格勒对微观信息经济学的主要贡献。继斯蒂格勒之后,着名经济学家K·阿罗(K·Arrow)对不确定性条件下的经济行为进行了开拓性研究。他认为,信息经济学是不确定性存在情况下的经济学。在他看来,不确定性具有经济成本,因而不确定性的减少就是一项收益,所以,可以把信息作为一种经济物品来加以分析。阿罗十分简洁而深刻地揭示了信息经济的作用。M·勒姆特(M.Nermuth)对不完全信息进行了精确的数学描述,用“信息结构”一词来描述经济决策利用信息的复杂分布及其与决策的对应关系,等等。搜寻理论后来经过萨洛普(S·Sulop)、截维德和马肯南等人的研究得到系统地发展,成为微观信息经济学基础理论之一。众多着名经济学家在不完全信息经济分析领域的创造性成果,诸如不完全信息条件下的决策、对策理论、非对称信息概念以及价格分散理论等,使得不完全信息条件下的经济分析成为一个独具特色的、有巨大影响的经济学领域。

随着人们对信息经济的关注,研究的视野逐渐从微观领域转向宏观领域。1962年,弗里兹·马克卢普《美国的知识生产和分配》的出版,标志着西方宏观信息经济学的产生。1977年,马克·波拉特《信息经济》(九卷本)提出信息经济测度的波拉特范式,极大地丰富了西方宏观信息经济学理论。20世纪80年代后,在美国、日本、法国、澳大利亚、英国和新西兰等国学者的共同努力下,西方宏观信息经济学理论体系日趋成熟。

经济学者将信息要素纳入发展经济学分析框架中,使宏观信息经济学获得了与传统理论截然不同的结论。罗伯特·索洛在20世纪50年代创立的生产函数理论,试图说明经济发展取决于投入的资本和劳力数量。但是,过去20年世界经济发展的事实并非如此,例如,发达国家增加投资快于增加人数,投资收益并没有递减。针对这种现象,西方宏观信息经济学理论认为,影响经济长期增长的基本要素不仅仅是资本和劳力,而应该是四个基本要素,即资本、非技术劳力、人力资本和新思想(信息)。由于知识构成生产要素之一,它像资本那样必须以放弃当前消费为代价才能获得,知识(教育)滞后将严重影响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和长期性。因此,国家必须像对待基础设施投资那样对知识及传播知识的教育机构进行投资。由于知识投资长期效用的干预,经济长期发展中可能出现良性循环趋势,即投资促进知识生产与传播,而知识生产与传播获得的效用又促进投资。这意味着投资的持续增长可以长期提高某个国家的增长率,这个结论正是传统理论所否定的。目前,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最大差别已经不在于资本与设备,而在于知识与信息。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依附正在由资本依附转向资本与信息的双重依附。

信息经济学中的不对称信息理论是英国剑桥大学教授詹姆斯·莫里斯(James Mirleees)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威廉·维克瑞(William Vickery)提出的重要理论。他们分别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揭示了不对称信息对交易所带来的影响,并提出了相应对策。此后30多年来,不对称信息理论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越来越大,由此而产生的对策理论为经济活动提供了强有力的工具。也正是因为如此,这两位经济学家于1996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2001年,三位美国经济学家又一次因为在“走进现实生活的信息经济学”研究方面作出的卓越贡献,分享了这一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2]他们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乔治·阿克洛夫、斯坦福大学的麦克尔·斯澎斯和哥伦比亚大学的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这三位经济学家在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的假设之上,建立了一整套经济学理论,解释厂商、工人和消费者的行为,奠定了信息经济学的基础。其中,阿克洛夫和斯蒂格利茨教授同时也是新凯恩斯主义学派的泰斗。

二

目前,理论界对信息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研究存在着两种不同的主张。[3]一种主张是按照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从市场不确定性角度构建信息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另一种主张是按照信息产品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来构建信息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从研究的整体情况看,前一理论体系似乎更多地为人们所接受。但是即便是按照这一主张来构建信息经济学的整体框架,也还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思路。

思路一为信息经济学“三分法”,即从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传统框架出发,将信息经济学划分为三个部分:微观信息经济学、宏观信息经济学和产业信息经济学。微观信息经济学主要以个别市场主体为基本分析单位,考证信息对市场均衡、劳动市场供给、消费者行为以及市场机制等一系列微观经济问题的影响,分析信息资源配置和微观信息市场的效率问题。宏观信息经济学则从国家和世界经济的层面出发,论证信息对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影响,研究信息与财政政策、金融制度之间的关系,探讨信息在宏观经济政策制定中的作用等等。信息产业经济学着眼于对信息产业的分析,主要包括信息技术产业化、信息产业基础与结构、信息产业国际化、信息资源与经济增长等方面的内容。按照这一思路,信息经济学理论体系能够较好地与传统经济学中的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体系相衔接,不仅能够清晰地勾画出微观信息经济学与宏观信息经济学之间的界限,合理地安排其理论体系与内容,而且还能较好地构筑信息产业经济学的体系。在这一思路下,微观信息经济学与宏观信息经济学结合在一起构成理论信息经济学,而信息产业经济学则构成应用信息经济学。

思路二为信息经济学“二分法”,即按

照市场不确定性原理,将信息经济学分为微观信息经济学和宏观信息经济学两个部分。与此相适应,将微观信息经济学作为理论信息经济学,而把宏观信息经济学作为应用信息经济学。根据这一思路构建的信息经济学理论体系,是将思路一中的微观信息经济学和宏观信息经济学两部分内容归到一块为微观信息经济学,将厂商行为的不确定性和政府行为的不确定性等问题放到一起来分析。宏观信息经济学则由信息产业经济学和信息社会的各种经济理论组成,以信息技术的不确定性为基础,分析信息技术的各种经济影响和福利效果。这一思路的主张者认为,按照这一思路构建信息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可以将信息经济学与传统的微观与宏观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加以区分,并且能够较好地体现信息产业在信息经济学学科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三

信息经济学中的许多理论,[4]比如委托一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等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现代企业建立以及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首先,信息经济学中的委托—理论,对我国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具有借鉴意义。委托—理论是信息经济学的核心内容,国有企业改革要建立起产权明晰的现代企业制度,这一制度正是以合理有效的委托—合同为基础的。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对国有企业改革所作出的一系列战略部署,比如资产重组、企业破产与兼并、股份制改造等,都需要有一定的市场经济“游戏”规则来约束和规范市场行为,这个规则就是市场经济主体共同遵守和不断创新的委托—合同。

其次,信息经济学中的信息不对称理论,对市场主体的经济决策和加强政府宏观经济调控,正确处理好企业与市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提供了理论支持。信息经济学较为深刻地探讨了不完全信息和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市场经济行为的两个主要现象,即不利选择和道德风险。无论是生产者、经营者还是消费者,都面临着不同形式的不利选择和道德风险。生产者面临着消费者的大量的、复杂的道德风险行为,而消费者也同样面临着由于信息不对称带来的不利选择和生产者转移的道德风险。在这种情况下,信息经济学所揭示的信息不对称理论,无论对生产者还是消费者,都有助于其作出各自相应的选择与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