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商业经济的特点范文
时间：2024-02-18 17:57:35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古代商业经济的特点，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在高中历史教材中突出经济史方面的内容，是历史教材编写中的一次重要转变。如何以正确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把经济史的相关内容教好、学好，是高中历史课程教学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对于商业经济方面的教学内容来说，内容的时间跨度长，知识点多，发展脉络虽然清晰但梳理起来比较复杂。这就要求教师在课前做足准备工作，把相关的知识利用一个有效的线索串联起来，并且突出重点、难点，而且还能有针对性地补充各种课内课外的资料来使学生更容易接受教学内容。
1.在理清发展线索的基础上突出重点
要想清晰地把中国古代经济的相关知识传授给学生，教师首先得对这些内容有一个清晰明确的把握。要想在教学过程中明确课程内容的体系和结构、重点和难点，教师首先应该对此有一个明确的认识。在现阶段，我国的高中历史教材中，不管是哪个版本，一般在讲授中国古代商业的发展时，其主要的线索一般都是根据中国古代各个历史时期商业发展的基本情况和特点来展开的。历史知识是相互联系、错综复杂的知识网络，在不同的层面都有不同的联系。学生在学习的时候，如果对历史知识中那些错综复杂的联系没有一个清晰的把握，就不可能把历史学好，甚至还可能对历史课程产生厌恶情绪。在各个时期所表现出来的特性及其原因，则成为教材中的重点和难点。因此，教师在授课时，既要交代各个时期商业活动发展的历史脉络，也要非常明确地对各个时期的特点及其原因加以强调，突出重点和难点。
2.在掌握板块设计的基础上揭示联系
我国古代在商业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经济史方面可圈可点的人物和事件非常多，其重要的历史意义也不可忽略。在授课时，教师可以采取点面结合的方法，把具体史实的讲授和叙述做好，在此基础上用线索将内容贯穿起来，然后形成一种立体的授课内容，使每一个知识点都能够传授到学生那里，同时又使他们能够注意到知识点之间的相互贯穿和联系，形成一个整体的历史观念，这是一种纵向的教学方法。同时，教师也可以对教学内容稍作延伸，对同一时期世界其他各国的情况作出介绍，通过简单地介绍了解我国经济成就的独特之处，加深学生的印象，这是一种横向的教学方法。通过多个角度的讲授，使学生能够既掌握知识版块，又形成整体的历史发展思维，深化学生对知识的记忆。
3.充分运用课内资源
新教材在编写方面有许多创新，通过字体的变化，把课文分为大字的正文部分和小字的知识部分，包括历史纵横、学思之窗、资料回访和图片文字解释等内容。通过图文并茂的形式，把课文分为文字内容和文物照片的插图两个部分。另外，还给出了本课要旨和学结等知识提示方面的内容。这种编排方式，为学生多角度、立体式地感知教学的内容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但是这也造成了一些新的困难。教师普遍感觉教学中的头绪很多，难以处理；学生只针对考试必须掌握的大字内容感兴趣，其他内容形同虚设。如果在课堂上增加其他内容的教学，则因为课时不够而影响到正文的学习，对学生掌握基础知识应对考试有影响。这就需要教师开动脑筋，引进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把辅的内容有机地融入到正文内容当中，与正文的内容互相参照和印证，起到强化学习的作用。把知识提示性的内容与教案编写过程中的重点、难点和知识点等归纳结合起来，使提示的内容成为课堂教学中学习的具体内容，提示性的文字就成了学生课后复习的依据。
4.合理补充课外知识
尽管学生普遍反映，除了正文内容以外，教学中安排的其他辅的材料已经不少，但是我认为在教学中合理地补充课外的知识和史料还是有必要的。与教学内容有关的绘画、图片、实物（如货币等）、文字资料、视频资料异常丰富。在教学中适当进行补充是新课改的要求，可以增加学生对我国古代商业发展状况的全方位了解和理解。尤其是当前我国大力发展文化事业的今天，更应该利用好这些材料，特别是增加一些本省、本市、本地的特色材料，比如山西和安徽可以增加晋商和徽商的商业活动内容，还可以把历史知识与当代的一些商业经济中的典型案例融合进去进行一些比较，从古今的差异当中寻找不同时期商业经济的特点。只要教学内容变得丰富多彩，结合学生的学习实际，就能够丰富教学的内容，激发学生的兴趣。
篇2
关键词:希克斯;经济史理论;经济史
中图分类号:F0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31-0014-02
约翰・理查德・希克斯(1904―1989),英国人。1961―1962年任英国皇家经济学会会长,1964年受封勋爵称号,1972年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希克斯在研究了数十年的经济学问题后,晚年开始研究经济史问题,试图在在历史的沉淀中寻找对经济理论的验证,《经济史理论》(1969)便是他的代表作之一。
一、《经济史理论》的结构与脉络
市场的起源、出现、发展以及商业的进化构成了希克斯研究经济发展的演变历史过程的主要理论框架,他在《经济史理论》中将这一进程划分为三个阶段:市场的起源和专业化商人的出现;市场的兴起及其扩张和渗透;工业革命以及市场和商业的进一步发展。
(一)市场的起源和专业化商人的出现
自亚当・斯密以来,人们一直习惯于将分工与市场发展联系起来,然而希克斯则对市场的起源作出了另一种解释。他认为,从古代社会来看,在市场经济还未出现的时候,贸易的发展实际上经历了这样两条不同的道路:一条道路是从自给自足的习俗经济中逐渐演化出市场组织;另一条道路是指令经济,即由国家力量来推动商业的扩张。介于指令经济和习俗经济这两种极端的形式之间的,就是通常人们所说的封建主义和官僚政治统治之下的岁入经济。岁入经济先于市场,是一种名副其实的经济组织形式,也是研究市场经济产生的重要背景。而市场经济也在深刻地改造着岁入经济。市场和专门化商人的出现成为商业专门化的标志。在岁入经济下,专门化商人的产生主要有三种途径:第一种是定期贸易中从事交易的人中产生的贸易经纪人,他们又逐渐转变为存货持有人,最终成为专业化商人;第二种是直接为市场劳动并参与产品买卖的手工匠人;第三种是君主之间赠礼和进贡的使节,他们在代表主人经常执行商人的某些职能的过程中逐渐变成了独立的商人。伴随专门化商人的出现,就逐渐形成了一个商人阶级,希克斯将这种新型的社会称为“重商主义或商业性的组织”,而国家则是在开始认识到可以把商人用来当做他们主要的非商业的目的服务的工具时,才开始成为了“重商主义者”。
早在重商主义时期,政府干预市场的最初原因是为了维持某种秩序,减少并杜绝扰攘骚乱等带有明显政治性特征的威胁。因为市场所在地是大量人群的聚集地,这种集会本身就是对政治统治的潜在威胁。国家出面制定符合市场经济的规则也是出自国家巩固自身统治的需要。重商主义经济是一种高度个人主义的商业经济,“商人甚至处在新的地位时也有组织方面的要求,并必然会找到一种满足这些要求的办法。他们创立的经济直到与之相适应的政治结构或半政治结构中的某些要素有所增长时,才能大大发展。”在商人们之间虽然存在互相信任和自律,但随着商业的不断深入发展,市场中的交易者需要获得对自身利益的保障,即对财产权的确立,对合同履约的保证以及如何界定由合同产生的权利的性质。即使商人团体可以达成一定程度的谅解,习俗制度也能够提供调节争端的方法,但最终还是要由国家出面提供才有可能达到最优规模。政府就逐渐通过法律机构和制度安排来确保交易者的财产权以及合同的履行,市场也就在政府导向下,逐步向着有利于维护市场交换中交易者双方利益的方向发展。
(二)市场的兴起及其扩张和渗透
希克斯将城邦看做是一种经济组织,并将城邦制度看做是重商主义经济的第一阶段。这一阶段的特点是商业团体建立在一种基本上非商业的环境中。而市场经济之所以能在欧洲首先出现,就是因为欧洲历史上曾经有过这样一个城邦经济时期。此后,欧洲进入了黑暗的中世纪,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衰退时期,但是由于城邦时期两大经济遗产――货币和法律仍保存下来,这就成为欧洲再次复兴的重要基石。在此,希克斯将殖民地看成贸易站,它的形成促进了贸易的发展和商业的扩张,并形成了贸易中心经济。
在商业发展的中间阶段即市场渗透的阶段,货币和法律都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此时货币制度逐渐向着信用的方向发展,法律的形式也趋向于规范化。市场对非商业化的领域的渗透,具体来说,包括货币和金融的发展对国家的渗透,商业经济和市场对传统农业的渗透以及劳动力市场从奴隶市场过渡到自由劳动力市场。希克斯认为,在市场渗透的过程中,“收益递减趋势”起到推动和激励的作用,一方面它可以激励商人发挥创新者的进取精神,去寻找新的贸易对象和贸易渠道,从而实现贸易多样化;另一方面它也可以促使商人进行组织上的改进和市场的扩展。
商业经济的发展不可避免要受到国家权利的束缚。在这一时期,政府干预市场的范围进一步扩展,主要反映在货币制度的建立,税收政策的完善以及银行业的兴起。希克斯认为,国家制度与货币制度的关系历来是非常密切的。国家不仅能够从铸币中直接地获利,还能从中得到更大的间接利益。货币是商业经济的产物,而国家通过贸易渠道用货币支付得到的商品的价值是远远大于实物税收的。在历史上,商业交换的兴盛也是与货币的应用相伴相随的。一般来说,一个帝国的衰亡必然伴随着严重的财政危机,国家财政的入不敷出才是影响国家政局稳定的直接因素。对国家而言,税收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是至关重要的。希克斯认为,要解决政府的财政困难不仅需要依赖于商业经济的发展,还要依赖于国家财政制度的完善。财政压力往往是推动国家改革的动力,这也是促使欧洲近代民族国家兴起的动力。为了缓解战时财政压力,国家需要大量借债,这就需要国家的信用作为保障,而银行业也正是在这个时段发展起来的。随着国家还债信誉的提高,国家和银行就逐渐紧密联系在一起,国债的信誉和流动性的增加就为国家缓解暂时的财政压力提供了资金来源。
(三)工业革命以及市场和商业的进一步发展
希克斯认为,商业发展的最后一个阶段,是工业革命以来的近现代阶段。在工业从手工业阶段向现代工业的过渡中,由于利息率下降以及资金更容易获取,促使在流通资金的周转过程中,资金不断返还并用于再投资,这加快了金融业的发展。而蒸汽机的发明,以及由机器制造的二代机器的出现,降低了生产成本,提高了工艺水平和精密程度,使得科学和工业的关系愈来愈紧密。在科技成果的运用过程中,工业化也在不断冲击着劳动力市场。劳动力市场上出现了机器置换工人的现象。从长期来看,一个新的产业工人阶级正孕育于其中。
二、希克斯的经济史分析方法的特点
第一,从一种更宽泛的角度来解释经济史。在这本书中,希克斯没有按照传统上狭义的观念来解释经济史,而是从更为广泛的经济、社会和历史的角度来阐述他的研究成果。他认为,经济学作为一门特殊的社会科学,所关心的应该是人类的理性活动,即人类有目的的活动及其后果。在他看来,“经济史经常表现为和直接表现为一种专门化的过程;但专门化不仅是各种经济活动的专门化,也是经济活动(正在变成经济活动的事物)由其他各种活动中分离出来的专门化。”与一般的经济史学家有所不同,他所关注的不是某一历史时期某一特定地点的某一类特定人群的生活水平问题,而是“狭义上的经济活动的出现,即‘经济人’或‘专为自己打算的经济人’(正如人们也许仍然这样称呼的那样)的出现。”他认为,现有的“经济制度”,无论是在社会主义国家还是在资本主义国家,都是人创造出来的。在《经济史理论》一书中,希克斯构建了一种以“经济人”为主体的商品经济和市场发展的历史阶段理论,他对市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起到的导向作用以充分的重视,并将商业的进化作为研究的主题,但他似乎对社会发展的其他因素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从这个角度来看,希克斯的《经济史理论》可以看做是一部专题经济史。
第二,倡导跨学科的交流。在学术研究方法的层面上,希克斯倡导跨学科的交流,并且希望通过构建他自己的经济史观,用来打造这种对话的平台,促成交流。“经济史的一个主要功能是作为经济学家与政治学家、法学家、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关于世界大事、思想和技术等的历史学家――可以互相对话的一个论坛。”仅仅局限于单一学科的钻研很容易让人走进死胡同,难以实现质上的突破。只有突破学科之间的界限,形成跨越不同学科领域之间的思想交流,才可以赋予人们更为开阔的视野和全面的视角。这一重要性对于经济史学的研究更加显得重要,经济史学的研究不仅要求研究者对于历史事件有着深刻的认识,更要对经济发展历程的脉络有更为清晰的把握。希克斯正是在试图把经济史与其他历史联系起来考察,把经济活动与人类的其他活动联系起来考察。
第三,注重历史方法与经济方法的结合和统一。希克斯在解释和分析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时,没有局限于对某一历史时段、某一历史时点上的经济状况及其变化的回顾与对比。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曾说过,“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而经济理论正是从经济历史的演进中提炼、升华、概括出来的,也是在经济历史的演化进程中得以检验,日臻完善。希克斯认为,理论和历史是可以统一的,并对马克思试图阐述的理论表示赞同,“马克思从他的经济学中确曾得出某些总的概念,他把这种概念应用于历史,因此他在历史中发现的模式在历史以外得到了某种支持。这更是我要努力去做的事情。”希克斯希望能够通过这本书,将他在经济理论的研究中所获得的某种对于经济史的理解和概念应用于经济史学的研究中去,使经济理论的观点能够得到历史的验证,同时也能赋予历史一个较为合理的解释,在这样的一个互动过程中最终实现理论和历史的统一。
参考文献:
[1]约翰・希克斯.经济史理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篇3
关键词：宋代；古代商业；重农抑商；对外贸易；行会；市场垄断组织
中图分类号：K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573（2015）01-0086-03
一、文献综述
自秦帝国直至清王朝两千余年的封建君主专制政治体制基本贯彻重农抑商思想与政策，而宋代不仅没有抑制工商业，并且极力发展对外贸易，政策上给予了宽松自由的政治氛围，市场活动空前增强，商人地位明显提高。由商品经济发展而来的商业组织有了新的发展。关于宋代商业行会性质的争议较多，绝大部分学者认为，宋代行会具有欧州行会的性质，但有中国特点，如（1979）[1]、胡如雷（1979）[2]。持此观点的基本上是继承了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的研究成果。另一些学者认为，行会完全是另一性质的组织，不能将官府立的行与之相比，傅筑夫认为宋代的行是因官府而创立的，非工商业者自己的组织。本文延续加藤繁的观点，宋代的行会制度并不完备，关于行会所呈现出来的特点中，与官府的关系包括了其社会性管理的一面。漆侠在《宋代经济史》中论述了商业行的出现以及宋代行会职能，斯波义信在《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一书中也阐述到行会的职能。其中之一职能就是应付官府的科索，可见，宋代行会是在与官府与客商博弈中而延续发展的。
二、行会的起源
关于行会的起源，全汉升教授从以下三个方面论述了其起源论。第一种是宗教团体说，行会最初是崇拜手工业商业等想象上的创始者的人的结合，祭祀活动加强行会之间团结，但并不是产生的根源；第二种是同乡团体说；第三种是政府不法说，是行会联合起来对抗政府的苛捐杂税的压迫；第四种是人口与事物之不均衡说；第五种是家族制度说。[3]无论是哪种论述，团体组织的出现雏形与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对这种组织本身的需求有密切相关，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而追溯演变的原始面貌，与现代意义上的行会有着不同的概念，留下的必然是时代的烙印。古代的商人分成“行商”和“坐贾”两类，“行商”是从事商品贩运业，无固定店铺的商人，“坐贾”是拥有固定店铺的商人。从春秋战国的时期，一直处在封建割据状态下，在这种封建割据的状态下，打破疆域界限的商业买卖是怎样举行的，商业行会的组织便有其必要了。[4]在唐宋时代，同业商人组织，叫做“行”，而“行”这一个词，同时又指同业商店的街区而言。[5]相同工种的作坊、工匠，组成为一“行”。行的不断增加，说明了社会分工的不断细密。[6]根据加藤繁教授研究，中国各城市同乡组织的兴起，基本上与异地贸易有关。[7]可见，同业之间的成为行，与现在我们所说的行业、同行，这种称谓由来已久。那么，行会也是与商业的发展息息相关，行会期初就是关于行组织的一种形式。
三、宋代行会的雏形
唐代工商业的作坊店铺也有各种名称，除多数称为“行”外，也有作坊、坊、肆等名称。到了北宋，早期的坊市制度解体，商店与铺号不再集中于政府指定的商业区，而是散布于全城各处。“行”不再是指官营集中市场内的一行列肆店，而是代表售卖同类商品的行业，同“行”商店可能零星分散城内各属。[8]宋代是把卖者买者定时集合，进行商品交易的场所――即定期市――称为行、市或者团的。[9]手工业各行都有同业行会的组织。“行”也叫“团”，因而一般称为团、行组织。[10]同手工业形成行会一样，城镇诸商业行铺也形成了商业行会。[11]宁波行会的存在可以上溯至宋代。当然，那时候是用行、团来称呼这种行业组织的，不过用语还显得不够明确，它有时指店铺，有时指在无正式协同关系下集中于同一街道上的同业或店铺群，有时就指行业公会。[12]宋代行的发展，与商人的两类中的“坐贾”势力的增强是离不开的。
行至宋代有空前的发展，差不多普遍到各地方去，从而种类也愈复杂。[13]宋代坐贾势力壮大，代替了汉唐以来客商独霸市场的局面，使中国古代的城市行会在宋代形成一种本地同业商人的市场垄断组织，宋代的同业人组织的法规中，是以政府法令的形式颁布实施的，不同于欧洲行会。严格来说，行会并非基尔特（Guild）制度，而欧洲的基尔特在中国清朝以前的历史上从来未曾出现。西方的基尔特是在无组织无秩序的状况下建立的组织与秩序，并非取代任何既存的组织与秩序。[14]而中国的行会表现为与官府的关系上，工商业者对官府承担着“行役”。宋代，同业商人组织的行应该接受官府的要求，筹办所需的用品，属于行的商人顺次担当供应需用品的任务。这任务称为行役。[15]唐以前，城市实行严格的坊市制度，政府的法令和禁文对市内的商业活动做出了许多的规定。宋代商业经济的繁荣与发展，打破了这种坊市制度，为行会的产生提供了必要的前提。行会制度的发挥，侧面上也行使了政府管制的职能。两宋的工商业组织是奉政府之命成立，执行政府的征课任务。[16]宋初，各行会都要供给本行品物与政府，政府虽给回若干价钱，但为数甚少，且运送费由行会自办，差不多成了一种赋税的样子。[17]
四、宋代行会
行会发展到了宋代，由于商业资本空前发达，已不能重复保持着旧时的纯粹形态，其性质之改变是必然之事了。究其原因，其一，手工业者因为资本的缺乏，往往受高利贷资本的压迫，因而改变其从前独立的状态，而成为商业资本的附庸。其二，商业资本特别抬头的结果，豪商巨贾们利用行会来压迫外来商人，勾结官府来减免“行用”。[18]
行会的分类：第一种是商业的行会，为同业商人所组织，偏重于货品的买卖。第二种是手工业的行会，为同行的手工业者所组织，偏重于工业品的制造。第三种是职业的行会，凡既不是纯粹商业，又不是以技术为主的手工业的行会都可归入此类。[19]宋代的行会以商业的行会为主。按惯例，行会的章程里盛行以下营业规则：第一，信用交易；第二，仓贮；第三，度量衡；第四，犯罪；第五，例外的交易。最后，大多数行会还经营义冢和寺庙，为社会的安定和慈善事业提供各种帮助。[20]
商业行会有以下几个重要职能：其一，统一商品价格。其二，为限制竞争，不许他人进入市场贸易。其三，应付官府的科索。[21]传统行会主要目的在于防止业内和业外的竞争，协调行业经济，维护同业利益。例如，关于宁波各种行会的会员资格，工商行业的行会向同一职业的人全部开放，同乡会馆则对所有同乡人开放。[22]加入行会的会员在遵守行会规则的同时，也能享受到行会所实施的“优惠”，但是对于不加入行会的商铺，则要受到行会会员的抵制。大约会员在这种团体内地位都是平等的，其上则举有首领，负责对内对外的一切任务。这在宋代多称为“行老”，与唐代之称为“行首”是相同的。对外向官府交涉本行的种种权利，[23]也包括与其他组织的交易。
行会的收益：行会的收益共有五种形式：（一）共有地或共有住宅的捐赠；（二）租赁收益；（三）银行利息；（四）罚金；（五）会费和赋课金。[24]
五、关于行会制度的现代启示
宋代行会的发展有自己的特点，是在与官府与客商博弈中而延续发展的。客观来讲，城市工商业的壮大，促进了行会的产生，也在某种程度上，保护了工商业的发展。宋代的行会制度并不完备，关于行会所呈现出来的特点中，与官府的关系包括了其社会性管理的一面，政府通过行会统一管理并收取各项赋税，统治者为了自身利益的考虑，行会的存在与发展便有其可行性；另一方面，又有自身互助合作的性质。这样，行会组织成为了联系政府与商人之间的纽带。
现代意义上的行会虽然有别于宋代，行会制度也经历了其兴荣与衰退。近代商会的成立也是属于行会组织的一种形式，打破了原来的形态，实质上，追溯其历史根源，不无有其前后延续的关系，性质与功能亦有所转变。在现代经济生活背景下，尤其是市场化进程改革中，我国加入WTO以后，出现了诸多的国外贸易争端。国内的商业团体在这种压力下，如果能集合起来，形成行业的强大团体，在寻求政府支持与帮助的同时，共同解决诸如产品贸易进出口争端问题，有其行业组织特定意义与贡献。
参考文献：
[1].中国史纲要[M].北京：人民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2]胡如雷.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M].北京：三联书店，1979.
[3][4][13][17][18][19][23]全汉升.中国行会制度史[M].北京：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
[5][9][15]【日】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上）[M].北京：中华书局，2012.
[6][8][10][11][21]漆侠：宋代经济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9.
[7][12][20][22][24]【日】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
[14][16]赵冈，陈钟毅.中国经济制度史论[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
篇4
【关键词】图像史料 高中历史 教学 运用
【中图分类号】G633.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6）04-0057-02
1.前言
高中历史教学主要是以传播历史常识、总结历史经验与规律为主，教师在历史课堂教学中，通过图像史料讲述历史事件，历史背景、时间、人物、地点，图像史料所本身具有的叙事性能够快速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让学生在分析图像史料的过程中了解历史知识。图像史料对于历史学习者而言，相当的重要。历史图册将本国的历史凝缩其中，细节之处尽是体现了历史感，更加细致化、生动化的为学生们展示了历史的样貌，丰富了历史教学的内容，有利于学生了解历史知识，激发学生学习历史的积极性。
2.图像史料的概念以及分类
图像史料又可以成为可视史料和影视史料，主要是用于历史教学和研究的视觉图像。从宽泛的角度切入，历史史料包括了历史遗迹、历史文物、古代建筑、古代图画等，它们通过了摄影照片、摄影、纪录片的形式传达给大众历史理念，增强视觉效果。图片对记忆的影响远超于文字对记忆的影响，通过图片，加深了学生学习历史的深度，增添了新的历史知识记忆点，为学生们学生提供了一种新的教学方式，通过图像史料学习，让学生了解了我国历史文化知识的传承与发展，提高了历史课堂的教学质量。
3.历史故事在课堂教学中的具体运用
3.1运用图像史料导入课程，吸引学习注意力
“好的开头是成功的一半”，这句俗语同样适用于历史课堂。一个精彩的课堂导入能够快速的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让学生的注意力集中与课堂导入之中，为教师顺利的展开课堂教学奠定了基础，因此历史课堂教学需要设计一个精彩的课程导入学习。在学习“古代的中国商业经济”为例，需要了解“市”的历展，了解中国古代商业都会的崛起、认识古代中国商业的发展特点，并且认识到中国古代商业如何促进了经济的发展等，因此为了吸引学生们的注意力，历史教师在课堂导入时就可以给学生讲述中国商业出现的表现：商人、货币，运用图册为学生们展示古代的货币和商人，以新颖的方式导入课堂，激发学生的好奇心，让学生们了解历史知识。
3.2创新历史课堂教学观念
教学观念影响着学生的学习观念，教育观念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更新，因此教师需要及时更新教育观念。很多的书本上知识沿袭已久，在现代很多的知识过于落后，需要教师及时的纠正。因此教师需要及时的了解相关的教育观念，教育观念的理论知识运用和了解不仅仅帮助学生及时的更新知识，也能使教师在更新观念的过程中与时俱进。学校本是一个自由度极高的地方，因此教育、教学不应该局限于高中历史课堂，教师应该转变教学风格。为了提升高中历史教学水平，关键是学校在教学理念上进行创新。教育活动以学生为主要对象，必须保证一切教学工作均从学生的发展层面上出发，充分尊重学生在学习中的主体地位，给予学生足够的自由和民主，使学生个性化发展有足够广阔的空间。在历史课堂教学中运用图像史料，这样不仅仅拓展了学生的知识面，使其开阔视野，培养其学习兴趣。通过图像史料开展丰富学习方式，保持了学生对学习的好奇心，才能更大程度上激发起学生的学习兴趣。
3.3通过多媒体播放历史视频资料，促进学生理解课文
现今多媒体在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的课堂教学中起着重要作用，通过创设良好的教学环境、丰富的资料学习增添教学内容的丰富性，通过视频、声音、图片丰富学生知识面，促进学生了解历史知识。教师在课堂前准备收集相关的视频、图片材料，通过多媒体教学设备展示给学生，将历史教学中的重点、难点部分进行归纳，增强学生的了解和学习，培养了学生的思考和学习，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以《积贫积弱的北宋》这一课为例，教师在上课之前播放一段关于北宋的视频，例如电视剧《天龙八部》的片段，因为天龙八部的历史时代背景就北宋，通过天龙八部这段视频，让学生们了解当时的社会状态、经济状态，通过视频的形式给学生们呈现出生动化、形象化的历史，将抽象的历史知识转变呈视频动态的形式传送给学生，减少空间距离感，让学生更加深刻的了解历史知识。
4.结束语
在高中历史教学过程中运用图像史料，注重图像史料的历史性和价值。在高中历史课堂学习中，图像史料改变了高中历史的教学水平，教师努力的创设良好的课堂教学氛围，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有利于学生历史知识水平的提升。高中历史课堂教学，需要跟上时代变化发展的步伐，教师既需要不断的创新教学模式，引导学生进行历史学习，从图像史料丰富学生的历史知识，才能提升历史课堂教学质量。
参考文献：
[1]张利娟.图像史料的开发与利用[J].教学与管理.2015（22）：62-63.
篇5
关键词：齐鲁民间体育游戏 西方竞技体育 地域文化
齐鲁民间体育游戏与西方竞技体育各自受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的影响，呈现出极强的地域特色，它们的传统观念、思想内涵、文化审美价值都存在较大差异。
一、齐鲁地域文化的特点
齐鲁大地地理环境的差异非常大，其地形、地貌的繁复，江河纵横，气候的丰富多彩，亦为诸多古文化区所罕见。鲁国所控制的地区北到泰山，东近大海，南到今江苏北部，西到今河南以东。鲁国立国之初，气候温暖，地势低下而湿润，总体上，降雨并不充裕。属于典型的适于农耕的地区。齐国依山傍水，鼎盛时期的疆域包括今胶东、鲁中、鲁北地区和鲁西的大部。海陆兼备的地理环境使得齐文化有着极大的兼容性。从总体上看，齐地处沿海一带，虽然不适于农业生产，但日益成就了商贾之风，从而使得齐人见多识广、反应灵敏。齐国重商贸，轻农业，以致齐文化有着注重事功、物利的特点。正是基于此，孕育了绚丽多彩的齐鲁地域文化。
游戏文化作为人类文化圈中的一种特殊形态，必然受到地域主流文化的影响。在体育价值观上，表现为内向性，封闭性，体现出较强的“民族本位论”，并在一定程度上扼杀了民间体育游戏的竞争性。这种游戏文化，根源于农业文明中成长起来的儒家文化，主张修身养性，重节制，求持中。另外，齐鲁文化之“尚武勇”精神在民间力量性对抗游戏中多有体现。《史记?货殖列传》载齐人“怯于众斗，勇于持刺”的民风习俗，既有着历史的渊源，又对后世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这一民族习俗后来的历史演变过程来看，“既是齐文化有别于其他同时期的地域文化的关键之所在，同时也是齐文化在汉代以后被中国传统文化消化吸收而在形式上退出政治历史舞台的原因。尚勇好斗的武勇精神，是游戏观念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
二、西方竞技体育的产生的海洋地理环境
人类的古代社会大多以农业为主，古希腊、罗马社会，商品生产较发达，这在整个古代世界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这与其特定的海洋地理环境有关。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信念易于形成，社会生活的内容也就丰富多彩，这又促使人们开阔视野，向外探求，把发现世界和改造世界作为人生的最高价值和获取自由的主要途径。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开放的海洋性地理环境，使西方人产生了外向好动、冒险的性格。他们有独立不羁的人格，开拓精神和变异观念。古希腊罗马的奴隶制民主政治，使西方文化产生了民主传统和科学精神。他们提倡人权，讲平等。这种对个性自由的肯定，发展为民主与法制的整体。西方人在人生态度上锐意进取，也易趋绝望，好走极端等等。这些独有的文化特质必定彰显在竞技游戏中，成为表现自我的思想内核。
1、理性精神。海洋的惊涛骇浪带来的生存忧患使古希腊人产生了人与自然对立的观念，也激发起了他们驾驭自然的雄心，而要驾驭自然的先决条件就是认识和掌握自然的规律，这直接促成了西方文化的科学精神—理性精神、客观态度、探求真理的执着。故而竞技游戏从诞生之初就借助于实验科学的理论，以人体外部动作形态为基础，建立起了运动行为规范和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的词语表达大多使用各学科的术语，概念清晰，定义确切，其原理可通过科学实验予以验证，并且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进步。
2、好勇尚武精神。从商业经济的竞争到城邦战争的攻杀，西方人的竞争意识发展为好勇尚武的冒险精神。从斯巴达城邦的兵营式集体生活到罗马竞技场上的血腥表演，无不体现出好战健斗的民族性格。古希腊人在个人竞争或城邦战争中奉行以力服人的强权政治战略，形成了西方文化中力量崇拜及体现力量的完美肉体崇拜的传统。因此竞技游戏中的那些惊人的力量、超人的速度、灵活的技巧、敏捷的动作以及运动员匀称的、发达的肌肉、清晰的线条、过人的智慧等都被认为是人世间最美好的东西。古希腊人把在祭坛前献上精湛的技艺，展示自己的健、力、美，当作是最为虔诚的宗教祭祀。
3、开放吸收性。这一特征与西方的地理环境、历史特点以及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等条件分不开的。希腊半岛海岸线较长，岛屿较多，航海业和商业贸易很早就得到了较迅速的发展。商业贸易促进了文化交流，文化得到了繁荣和发展。欧洲诸国的特殊历史，也造成了西方文化的开放吸收精神。欧洲诸国，在远古的历史发展中，由于国界的变迁，民族的频繁迁徙，使它们对异族文化的接受和吸收成为家常便饭。
西方文化的开放精神，表现在它善于从不同的异质文化中主动向内涵纳汲取精神养料。竞技游戏的发展也充分反映了这一特征。比如，正是德国体操、瑞典体操和英国的户外运动的结合才奠定了近代竞技游戏的基石。西方文化的开放性还表现在积极向外开拓上。日前以西方竞技体育为典型代表的奥林匹克运动已在全世界众多国家中普及开来。西方的大洋文化造就了西方人普遍的一种具有张扬的个性、富有激进精神的外向性格。东方丰富深厚的文化孕育了中国人清静、含蓄、寡欲追求的内向性格。
西方竞技体育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其发展是一个超越的过程，简单的说就是从希腊多神教，以及律法主义的犹太教，向基督教的转换。希腊民族是一个崇尚运动和自由的民族，在他们的神话中间充满了欢快明朗的无忧无虑的生活状态。但是犹太族由于民期受异族的统治，在犹太教里中充满了罪孽意识，形成了严守各种外在的律法。但是到了基督教，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它开始走向了一种形而向上的、一种超越的神的崇拜。这个转换是西方文化在“轴心时代”完成的一个重大的变化。这个转换使得人们不再关心现实，不关心肉体，不关心物质生活，人们都把眼光投向天国，这样就导致了基督教文化的一种基本精神，一种超越的浪漫精神。这种精神映射到西方竞技体育之中，就突出地体现为一种浪漫的、自由的、不断征服的超越精神。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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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作为国家的政治、经济行为，能够集中而深刻地反映国家与社会的发展阶段、水平、性质。因此，领略中国税收的历史，可以从核心部位把握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社会生活，以及两千多年中国封建专制中央集权国家的兴败盛衰的运动过程，从而为参透中国历史“迷津”，正确把握中国历史传统，提供一个明晰的新的视角。
夏、商、周（ 西周） 三代的三种赋税形态，史称“贡”、“助”、“彻”。尽管形式上各有不同，但总的税率大致都是十分之一，即所谓“什一而税”。夏之贡近似于定 额课征形式；商之助和周之彻，均建立在井田制基础上，前者为劳役课征形式，后者为劳役向实物课征的过渡形式。共同的特点是：税率低，贡赋并重，租税合一。它反映了在国家出现的早期阶段，实行分封制政体，税收的初级形态，也反映了税收从自下而上的自愿形式向自上而下的强制形式的演化过程。三代时期的“工商食官”、“市廛而不税，关讥而不征”，到了西周后期，有了“关市之征”，即有了初始的商税。
春秋、战国时期，税制改革成为各国政治经济变革的重要内容。从鲁国的“初税亩”到秦国的商鞅变法――废井田、履亩而税，反映了土地由分封制步入国有制，由公共占有制到私人占有制，以及税制由租税合一进入税人税地的发展过程。随着商品经济的初步发展， “重农抑商”政策开始提出，加重工商税，出现了国家专卖制度。
秦始皇建立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国家后，在全国范围内统一了税收制度，以“繁 法严刑”加以保证和规范。其特点是：
第一，通过土地登记和户籍制度，“令黔首自实田”，标志着土地私人占有制的确立。
第二，施行严厉的重农抑商政策，从而把农民牢牢地固着在土地上，确保国家田赋、兵役和力役的稳定来源，为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政体构筑了经济基础。
第三，实行“急政暴虐”的极权政治，赋税达到横征暴敛的地步，《汉书・食货志》载云：“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赋、盐铁之制二十倍于古”，乃是秦朝迅即覆灭的重要原因之一。
汉代承袭和发展了秦朝的税制，特别在重农抑商方面把秦制推向极致。在抑商方面，除苛征商人的关、市等税外，从汉武帝开始，还对商人重征财产税――“算缗”；施行国家绝对垄断的盐铁专卖；国家直接经营商业、运输业，称“平准均输”；加倍征收商人的人头税和其他附加税，正如汉高祖《贱商令》所云：“重租税以困辱之”。
在所谓重农方面，汉代虽然吸取了秦朝覆灭的教训，强调“与民休息”、“轻徭薄赋”，汉高祖行十五税一，汉景帝行三十税一，而且终汉四百年而不改，但事实上，汉代施行的是轻田赋重口税的政策。
汉代的税制集中体现了汉武帝“外儒内法”的政略，把秦朝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体的税制加以系统化、法律化、制度化，对之后两千年的中国历史产生莫大的影响。
三国时期，各国为解决军饷和财政问题实行大规模屯田，并调整税制。最有成效者当属曹魏政权。值得注意的有两项：
一为组织军屯和民屯，把汉武帝始行的屯田制提到新的高度。官府和屯户分配额为二五中分（ 使用官牛的为分成），虽然退回到租税混一的课征，但这一举措却使大批流民有所归宿，回到土地上来。
二为实施“租调令”，把汉例三十税一田租改为计亩定额税；取消汉代人头税，改行按户征收“户调”（ 户税），户调开始成为常税。
晋统一“三国”，在全国范围实施占田、课田制和户调式。即平民计口，规定男女人口可占田地亩数；计丁规定应征田租亩数；计资分等级规定户调负担。南北朝时期，北魏统一北方，孝文帝创行一体化的均田制、三长制和新租调制。均田制等举措为北齐、北周承袭，并对隋唐两代影响至深。
魏晋南北朝，北方商品经济遭战乱、少数民族政权割据破坏严重，而南方却出现商品经济的繁荣，南方六朝的工商杂税成为政府重要收入之一。
隋文帝统一中国后，把北魏开创的均田制推向全国，并提高授田数量。在精减机构、裁汰冗员、减少国家负担的同时，实行租调制，减免田赋徭役。更难能可贵的是，着力鼓励工商――除山泽之禁，去盐铁之专利，免入市税及盐铁等税。重农抑商的传统税收政策得以空前驰放。在短短二十年间，经济迅速发展，创历代最好之财税。马端临《文献通考》称 ：“古今称国计之富者，莫如隋。”个中奥妙值得深思。
唐代把中国古代税收和税制发展到更高阶段。特别是唐初的租庸调制和唐中的两税法两次税制改革，对传统税制有着明显的突破。主要有：
1. 从实物税到货币税的发展；
2. 从税人到税物、税资的发展；
3. 徭役的赋税化；
4. 商税正式成为一项国税，工商税收占国家财政收入份额不断增大；
5. 国家税制统一，法律对税收起了重要的保证和规范作用；
6. 确立“量入为出”的财税原则，并根据经济多元发展而采取了拓宽税种、简约税制等措施。
所有这些，反映了自秦汉以来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国家已发展到成熟的阶段，反映了中国古代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与繁荣，也反映了传统重农抑商政策和非经济强制对人身束缚的弱化。
五代和宋代的税收基本上因袭了唐制。
宋代为防止五代十国割据局面的重演，把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推向更高阶段，财税大权一统于中央，标志着中国古代专制主义集权制国家财税制度发展的高峰。
宋代把两税中的地税和田税划一为以田亩为标准，人称有田则有税，无田则无税，反映了当时土地买卖的自由和租佃关系的自由。
宋代大大拓宽了赋税领域，了规范商业税的《商税则例》，设立了专管商税的机构“商税务”和专管外贸及进口关税的“市舶司”。工商税收跃为国家大税，反映了商品经济特别是商业外贸的空前发展。
宋代专卖项目繁多，但突破了官本格局而演化为官商合办、官商共利的局面，也是中国古代商品经济充分发展使然。
宋太祖开始顺应历史潮流，实行“恤商”政策；而王安石新法虽有可取之处，但仍以陈腐的重农抑商为宗旨，把历史拉向倒退，其失败自是势所难免。
宋代“生不逢时”，民族战争频仍，内忧外患严重，军费开支几达税收的百分之八十。因此，宋朝虽为中国历史上社会经济，特别是商品货币经济，以及与之相关的税制发展变化最为迅速的朝代，但又是历史上财政最为困难的朝代。以后几代，在税制方面虽有深度和广度的进展，但并未见有质的方面的突破。
辽、金、元三代均属北方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其税制都表现为中原原来先进制度与游牧民族带来的落后生产方式和政策的混合。
元代的官府和贵族、官僚兼并了大量土地。官田因战乱、掠夺急剧增多。官田多实行屯田制，回到原始的租税合一的课征形态，而屯户事实上成为贵族与官府的农奴。私田因贵族、官僚以权占田而致集中，与宋代以钱买田而导致的集中，形成鲜明对比。元代税收因地、因户而异；政府为满足财政急需，允许大户包税；重视商业，商人可享减免税收或包税等优惠。元朝税收制度最为混乱，比唐、宋甚至辽、金都有明显的倒退。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在财税上仍从清整户籍、土地入手，先后实行“黄册”和“鱼鳞册”制度，比较有效地解决了累代积存的土地和赋税的混乱局面，增加了税收。
明代中期，朝廷为摆脱日益严重的社会危机及财税困难，先后推行过征一法、鼠尾法、 一串铃法、十段锦法等税制改革。万历九年（1581 年） 在全国颁行“一条鞭法”，将田赋、徭役和杂税合并，按地亩征银。它的简约税役、折银征课，比唐宋两税法更加彻底，因而也更适应于商品货币经济不断发展的时势。一条鞭法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农业税的至高形态。以后虽然有清朝的“摊丁入亩”，但也只在局部方面有所发展。
明代在财税问题上，集中反映了中国古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既极权又腐败的特质。一条鞭税法在维护和巩固明朝专制集权统治上取得了短暂的“中兴”效应，但无法改变专制国家江河日下的历史趋势。
清代的税制以为分水岭，分出前期与后期。前期沿着历史传统道路发展；后期因失败、外国列强打开中国大门而被迫开始改弦易辙。
前期在税制上最突出的事件为“摊丁入亩”。明代一条鞭法没有彻底解决地丁合一问题，人丁和田赋仍是两个税目。清代经康、雍、乾三朝，摊丁入亩终于在全国铺开，完成了地与丁、赋与役一统于田亩征银的历史任务。到此，两千年来一直纠缠不清的税人与税地及人头税问题总算在法律上得以解决。一条鞭法和摊丁入亩制，应是中国古典税制的终结。
明、清两代都实行某种方式的海禁，清朝前期又实行矿禁，因而外贸税收和工商税收受到严重影响。这是对唐、宋、元开放政策的一个倒退。
后，税制开始出现质的变化，走出一条似可称为“中学为本、西学为用”的税制变更道路。即旧的传统仍保留着，但为适应国门被打开的局面，开始逐步吸收西方资本主义税收的内容和形式。这种变动的主要驱动力是外国资本列强的侵入和强制，形成一种半封建专制半殖民地的税制形态。
以后，清代税收最大的变化是：两千年来一直作为国家财政收入命根的田赋，在财政总收入中的比例急剧下降，逐步退为地方税；而五口通商后新设的海关（ 初称“洋关”） 的关税收入在国家财政总收入中的比例急剧上升，成为国家主要收入。从1842 年到清朝覆灭， 中国境内共设有60 余个海关。
税收的半封建专制形态主要表现为，在标榜“轻徭薄赋”的同时，不顾百姓死活，以各种强制手段增加传统的田赋、矿税、盐课、茶税及各种工商杂税，甚至采用借税、厘金、义谷等手段横征暴敛。
半封建半殖民地形态，在政治上主要表现为：海关自的丧失，不平等条约确定的“协定关税”，以海关作为战争赔款和政府对外借款的抵押，海关管理权掌握在外国人手中等； 在经济上主要表现为：不平等条约确定的海关低关税制，进出口税的失衡，中国人和外国人纳税的不平等……，从而为外国资本商品倾销大开绿灯，严重影响中国工商业的发展。
当然，中国旧税制的突破和对部分国外新税制内容的吸收，也意味着中国开始走上与世界近现代税收文明接轨的漫长之路。
中篇 中国古代税收历史的思考
检视中国古代二十几个朝代赋税制度的因袭变迁，我们不能不为中国作为人类税收文明重要发祥地，积累了四千年绵延不断，丰富、系统、辉煌、完备的税收文字历史而惊叹不已。但是，从历史的长河看，四千年来税制的发展，还是十分缓慢的。特别是唐宋以后近六百年间，税收体制也和中国古代政治经济的结构、制度一样，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没有质的重大突破，甚至更加保守、封闭、落后。这是值得深思的。税收体制有古典体制和现代体制。现代体制是与市场经济体制、科学技术普遍运用于生产领域、民主政治形态，以及自觉的纳税意识相联系的。中国古代税收属于古典体制。
中国古代税收体制的发展历史，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国家发展过程的一面镜子。从赋税的国家职能角度而言，这种税制可以定性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税制。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税收理所当然地是为满足朝廷和皇室的财政需要。为了收税，官府可以采取各种手段。征税与纳税直接反映着统治与被统治、强制与服从的关系。
第二，这种税制是由战国时期法家提出，秦王朝确立的。法家主张国家至上、君主至上，主张“国富民贫”。汉武帝修正为“外儒内法”，道德伦理上宣扬儒家的“轻徭薄赋”，但实际上行法家的原则，总是赋敛不已。除正税外，巧立名目征收各种附加税。以后历代统治者基本上都奉行“外儒内法”的政略。这种税制的重要特征，是中央政府统揽财税大权，没有明确的地方税，从而加剧了地方官吏的苛征苛派。
第三，这种税制是以农业为基础，把农民死死地固着在土地上，追求地产增殖的最大化，以实现国家对财税和劳力需求的稳定性。它有强烈的人身束缚性和超经济强制，税田、 税人常常搅和在一起。除田税外，还有兵役、劳役、杂役等徭役，以及户税和人头税。历代赋役制度虽有更易，但只是程度和形式上的不同。
第四，在这种体制下，国家往往还以政权为依托，垄断商业、手工业、矿业、交通运输等重要行业，其形式包括官工、专卖、禁榷、屯田、平准、均输等，兼收利税之益。可视为古代的国营企业和统购统销政策。
第五，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税收体制，必然会出现专制而不能集权的局面。于是，严重腐败现象就会出现。税收中的腐败是这种税制的必然产物。
事实上，自有国家以来，土地国有观念和国家对土地的终极所有权，是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传统。它强烈地反映在税收制度上，并制约着中国古代农业和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它的发展过程大致是：
首先，夏、商、周三代，是分封制下的土地宗族公共占有制。西周时期，国有观念已然明确。有“诗”为证：“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 可见，当时的舆论不仅认为土地属国家（ 最高统治者） 所有，而且臣民也属国家所有。
其次，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在争霸争统中纷纷进行土地、税役制度改革，其核心内容就是明确土地国有制――土地所有权归国家、土地分配权归国家。从“初税亩”到“授田制”，从“废井田”到“令黔首自实田”――这一史称“土地私有化”的运动过程，只是终结了分封制下土地的宗族公共占有制，完成了从土地私人使用权到私人占有权的转变。国家通过直接掌握土地，以保证对税赋、兵役、劳役的征调。
再次，秦汉以后，“私有化”的进程更加迅猛。汉代的土地买卖已十分普遍，到唐宋及以后各代，土地自由买卖、自由租佃关系更一发不可收；地主经济、自耕小农经济成长为农村经济结构的主体；国家对土地控制和对土地上民户的人身控制日呈弱化；税制的发展――从“两税法”到“一条鞭法”到“摊丁入亩”等，都反映了土地私有化的深入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国家对土地和土地上户籍的控制也并未放松，表现出国家对土地的主宰权。历代所推行的诸如“授田制”，“限田制”，“占田、课田制”，“均田制”及“方田均税法”，开展的“削豪强”、“抑兼并”、“平赋税”的运动，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如汉武帝通过“告缗”措施，就“罚没”私人土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此 ”（《史记・平准书》），全国的总数更可想见；官府、贵族、官僚倚仗国家权势强占民田，元代、清代入关之初实行“圈地”运动；等等。所有这些，都说明国家对公私土地具有“终极所有权”。而私人的土地所有权――从法权意义来说，还是有限的，不彻底、不完全的。
这种事实上存在的土地产权不明晰状况，顽强地反映在税收体制上，造成税制不能适应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变化的消极、被动、滞后的局面，从而成为长期困扰中国经济，特别是农村经济、商品经济发展的严重桎梏。土地国有观念和事实上存在的国家对土地的终极所有权，是中国古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国家及其税收体制运行的重要根据。
四、“重农抑商”是贯穿中国古代两千多年经济政策和税收制度的“主线”，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税收的基本特征和历史传统。
商业经济发展的同时， 也带来所谓社会分配不公和部分农民弃农经商的问题，使正处战争环境中的列国君主为之震惊。他们把工商业看成是对农业、对专制国家秩序的最大威胁。因为他们需要稳定的农业和农民，以满足他们对粮草（ 赋税）、兵源的需求。于是，“农本工商末”、“重农抑商”、以及“农战”、“轻重”的思潮汹涌澎湃起来，其代表人物是法家的政治思想家李悝、商鞅、李斯、韩非等。商鞅在变法中严厉贯彻了重农抑商原则，提出“不农之征必多，市利之租必重”，对不经批准从事工商业的农民，要罚作奴隶等；韩非更把工商业者指斥为国家“五蠹”（ 五种蠹虫）之一。
秦始皇在统一中国以后，把重农抑商（“上本除末”） 定为国策。汉代继承秦制，全面实行对商人的“重租税以困辱之”（ 汉高祖） 的赋税方针。“重农抑商”思想从此成为两千多年经济政策、税收制度的一项基本原则。
“重农抑商”之“重农”，并不是重在农业生产和保障农民利益。商鞅是重农抑商的鼻祖之一。他主张的是兵强民弱、国富民贫，甚至要农民成为“家不积粟”的赤贫。汉武帝标榜“轻徭薄赋”，但实际是轻田租而重口赋，连三岁的孩子也要上人头税。“重农”之重在于把农民世代锁定在土地上，重在稳定赋税，稳定兵源，稳定极权统治。“抑商”是历代王朝的常态。抑商的主要手段是：
第一，利用税收作杠杆，“重租税以困辱之”，这是经济上抑商的最主要手段。汉代抑商最厉害，对商人的赋税课征也最重。除市、关、资源等商业税外，还要重课各种名目的财产税 （ 缗钱税）、双倍的人头税及各种附加税。又如唐朝的“借商”、五代的“免行钱”、宋朝的 “和买”，都是对商人的挖空心思的巧取豪夺。
第二，强力剥夺。一种是直接剥夺，如秦朝对商人。一种是类似税罚，如汉武帝的“告缗”。有点像搞政治运动，发动民众告发偷税漏税的商人，结果“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国家“得民财物以亿计”。《（ 史记・平准书》）
第三，通过国家专卖（ 或禁榷）、平准、均输等方式，对关系国计民生的某些商品的生产、运销实施垄断经营，达到既利税双收，又挤压商人的目的。汉代、宋朝国家专卖都搞得很厉害，汉代是国家直接垄断，宋朝是国家吸收大商人合作，实现垄断。后者固然是商品经济发展使然，但仍严重限制着私人工商业发展的空间。这种国家直接参与、操纵、控制经济的传统，一直流传到近现代中国。
第四，国家从法律上贬低商人的社会地位，从伦理道德上损坏商人的人格，造成轻商、忌商、恶商、恐商、不敢言商的社会情绪和社会心理。这种心理，也许在今天的社会也未曾泯灭。实行“重农抑商”政策的结果，并不如政策制定者所想。西汉力主“重农抑商”的晁错，已经看到了“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己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己贫贱矣”。（《汉书・食货志》） 商业虽然还在发展，在持续的“重农抑商”高压下，造成了经济形态的扭曲。其后果为以下三点：
一是商人为安稳计，普遍把相当一部分资金投到农村，购买土地房宅。工商业资本相当一部分转化为田地产，工商业者兼地主，形成中国古代经济形态一大特色。其结果是加剧了农村土地的集中，而这些工商业者兼地主，往往又成为国家“抑兼并、平赋税”的对象。
二是商人并没有把土地集中起来搞规模经营，而是分割成小块，以租佃关系出租给农民。商业资本以这种方式进入农村，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基础，反而使这种封闭的落后经济更加稳固。加之大商人又以金钱收买权力，出现了商人、地主、官僚一体化，并跻身于封建专制的权力体系之中，成为国家不可或缺的一根支柱。
三是“重农抑商”之抑，从根本上说，并不仅仅损害了商人（ 或工商业者） 的利益，更主要的在于它栓塞了商品经济发展的正常渠道，不论农业还是工商业，都不能沿着正常的商品经济发展渠道发展。这是要害所在。
专制集权制的税收体制――土地国家终极所有权――重农抑商政策和工商业中的国家垄断（ 专卖） 制度，似横亘于中国古代税收历史进程中的三座闸门。认真研究、充分了解这三大存在，或是开启中国几千年税收历史“迷宫”大门的钥匙。
下篇 中国古代税收的文化传统
世界已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各行各业都在倡言文化。然而，什么是文化？ 它和历史是什么关系？ 似乎很少有人认真去考虑它。
文化，从社会存在的意义上说，就是历史演进过程的积淀及其轨迹，量化为所谓传统文化，质化为所谓文化传统。
特别是文化传统，它渗透在人们的思想观念、言论著述、行为习惯中，渗透在社会关系、社会活动的方方面面之中。不论是正面或负面的，积极或消极的，也不论人们对它是自觉或不自觉的，总之，它已沉淀凝结成一种人们的活动氛围和社会环境。面对这种客观存在的强大的文化传统力量，不同的态度、不同的方针、不同的做法，后果自是不能同日而语的。正确、科学地认识它，积极地对待它，就会成为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巨大历史动力；反之，就会成为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巨大阻力。
税收本来就属于历史范畴，而且是社会演进、历史变迁中举足轻重的历史范畴。所以学习税收历史，把握税收文化传统，就更具有现实意义。
税收随国家的产生而产生，又随着国家的发展而发展，它的历史和国家一样悠远。
税收以国家为主体，通过超经济手段、无偿的方式，参与社会产品和财富的分配，是国家的一项主要职能。税收所得是国家财政的主要来源，是国家赖以存在的物质保障。
税收是国家调节社会的一根杠杆。几千年来，牵系着千家万户，牵系着国计民生，牵系着社会经济、社会活动、社会文明的发展；在一定条件下，也成为社会贫困、社会灾难、社会腐败的渊薮。税收是一个多元的历史范畴：作为国家的职能，决定于也影响着国家政治，因而融入了政治的范畴；作为特殊的社会分配方式，制约着宏观与微观经济的发展，因而融入了经济的范畴；而税收的历史轨迹、历史记载、典章制度、政策法令、言论著述、文书表格、行为规范、教育培训、信息媒体，以及文学艺术上的反映等，又融入了文化的范畴。
税收是伴随着政治和经济的发展，不断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历史范畴。古代传统的税收，虽然也有一定的社会职能，但归根结底是为国家服务的。当国家的政治体制从专制集权政体向民主政体转化时，当经济体制从自然经济体制、“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化时，税收体制也会亦步亦趋地跟着转化。它的职能也会从主要为国家官僚机构服务转为主要为社会、为人民、为纳税者服务，并以公开化、法制化、规范化，严格的监督机制为其主要特征，从而浮现出现代税收体制与古代税收体制的分水岭。
什么是中国税收文化传统？ 如何看待中国税收文化传统？
中国税收文化传统的第一个特点就是，有着世界最悠久的历史，而且体制完备，内容丰富，文字记载几千年，源远流长。它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世界税收文化的一大宝藏。
第二，在中国税收文化传统中，最深入人心的，当属于“轻徭薄赋”、“富民强国”这一具有民本主义、人道主义的传统，而且两千多年前就已明确。先秦诸子中，如管子的“薄税敛，毋苟（ 苛） 于民”；孔子的“惠民”，“敛从其薄”；孟子的“仁政”，“省刑罚、薄赋敛”；老子的“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墨子的“诸加费，不利于民者，圣之弗为”……他们的税收思想和原则对后代有巨大深远的影响。在先秦诸子中大概只有少数的法家代表人物唱了反调。如商鞅主张国富民贫；韩非主张重税，反对足民。从思想文化而言，不是主流。汉初“轻徭薄赋”和隋初“恤商益民”的政策，都大大促进了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虽然历史上的统治集团的贪欲总是和“轻徭薄赋”、“富民强国”思想原则相悖，而且现代学者也有人简单地把这一思想原则斥为“小农意识”，但它毕竟反映了广大民众――纳税者的愿望和要求。这应该算是中国传统税收文化中的一个优良传统。
第三，与上面相联系的又一优良传统，就是税收有利于生产发展的思想原则。历代许多思想家、政治家都认为，只有发展生产，国家税收才能多起来。如春秋初年，辅佐齐桓公取得霸业的管仲就提出：“善为政者，田畴垦而国邑实”；孟子也认为，合理的税收能够促进生产，不仅可以富民，也有利于保证国家财政收入。他说：“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时，用之以礼，财不可胜用也。”荀子也认为“裕民则民富，民富则田肥以易， 田肥以易则出实百倍”，强调“务本节用财无极”。西汉司马迁经过长期调查研究提出“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执掌中央财政达三十年的西汉桑弘羊清醒地提出，为扩大国家税收范围，不仅要重视农业，更要促进农工商互动协调发展。他说：“工不出则农用乏，商不出则宝货绝，农用乏则谷不殖，宝货绝则财用匮”，主张“开本末之途，通有无之用”，“农工商师各得所欲”。北宋王安石更明确主张，税收的基础应是发展生产，“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这种税收原则愈到后代，愈趋明确。
第四，强调税收的社会协调、社会保障的职能。就是说，税收作为国家财政收入，除用于皇室，用于养活官吏和官府的开销，还要用于社会事业，备荒、济贫、赈灾、治水、修桥、修路等。如韩非提出：“征赋钱粟以实仓库，且以救饥馑，备军旅也”；西汉的贾谊提出：“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桑弘羊主张通过盐铁官营、均输、平准，可以“佐百姓之急，足军旅之费”，可以“平万物而便百姓”。南北朝时代梁武帝还推行“凡民有单老孤稚不能自存，郡县咸加收养，赡给衣食，每令周足，以终其身，又于京师置孤独园，孤幼有归”，算是中国最早官办的孤老院、孤儿院。在历朝历代税收机制、设施和规定上，也对这种财政的分配做出一定保障，如设“常平仓”，收“义仓税”，实行“蠲免”等，在救灾、救难中发挥了有效的作用。
第五，主张税收“取民有制”或“有度”、“有常”，要求税收规范化、制度化。管仲最早提出：“取民有度，用之有止”；孔子提出税收要“度于礼”；其后墨子提出“以其常正，收其租税，则民费而不病”；孟子提出“取于民有制”。西汉初年，朝廷把“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汉书・食货志》） 作为税收原则。到了西晋，傅玄更明确提出“赋役有常”的主张，他强调“上不兴非常之赋，下不进非常之贡，上下同也，以奉常数，民虽输力致财，而莫怨其上者，所以务公而制常也”。到了唐朝，有“量入为出”和“量出制入”之争，也都是为了体现“有常”――要求规范化、制度化。
当然，中国税收文化中还有其他值得肯定的传统，如根据社会要求，对税收问题和原则开展公开争论；根据政治、经济变化开展变法改制；等等。
但是，中国毕竟有两千多年的专制主义皇权统治的历史，近百年的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的历史，近三十年的苏联模式、计划经济运行的历史。这些历史的积淀交揉融汇在一起，互为作用，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成为改革开放、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实现现代化过程中的沉重包袱。
第一，税收的属性本是国家的职能，而且以强制性、无偿性为其基本特征。在几千年的中国税收史中，这种特征占有绝对统治的地位，而税收的社会性和与百姓利益的关切，则完全处于从属的微弱地位。中国古代虽不乏明君贤相，有为的政治家、思想家，他们的财税主张和措施客观上或顺应了历史的发展，也反映了人民大众一定的要求和愿望，但归根结底是为了满足以君王为代表的国家官僚机器的需求。收税者和纳税者的利益关系，从根本上是不可能一致的。
第二，过去几千年的中国，是自然经济占据统治地位的农业国。从春秋战国以来，政治家的主流思想，一直强调农业为本、重农抑商，并在税收思想和税收制度中占主导地位，从经济上压抑了商品经济的自然发展，从政治上强化了封建的专制和集权。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停滞，或与此有关。中国文化传统，包括税收文化传统中的农本主义、重农抑商的影响，在改革开放进程中成为一大历史包袱，人们自有深切感受。
第三，“苏联模式”、“计划经济”在中国税收文化中形成的最突出特点是，税收作为国家一项职能异化为国家主义的机制。企业，公民作为纳税人没有主体性资格（ 甚至纳税人身份亦被掩盖），征纳双方的权力（ 权利）、责任和义务严重不对称。国家的征税权力被提高到绝对的程度。国家是原生物和至高无上的存在，而财富的创造者和纳税人则只是国家的衍生物。因此，在税收的立法、征收、监督等方面不需要也不可能有什么公开化、规范化、法制化，更不可能产生为纳税人服务的观念。
篇7
关键词：文化线路；浙东运河；古桥；遗产构成
检 索：.cn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2832（2016）10-0090-03
A Study on the Heritage Composition of the Ancient Bridge over the Canal River System in the East Zhejing from A Cultural Perspective
ZHAO Ni-na（ Shaoxing Vocational & Technical College， Shaoxing 312000， China ）
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figure out the overall heritage composition of ancient bridges from the angle of historical activity by conducting the research of ancient bridge in a context of the grand canal heritage complex to highligh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esearch from a cultural perspective， different from the common practice of researching ancient bridges from a single aspect. Starting from the historical course of the society in the region of the ancient bridge and the canals in east Zhejiang， and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urbanization process， and the radical ecological changes in the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new methods for protecting the heritage composition of ancient bridges in east Zhejiang were studied and explored， pointing out a new research direction of strategies for protecting ancient bridge groups.
Key words ：cultural perspective； canal in east Zhejiang； ancient bridge； heritage composition
Internet ：.cn
引言
自第16届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大会上正式通过《文化路线国际》起，“文化线路”作为最受关注的新的遗产类型之一。伴随京杭运河的后申遗时代来临，运河沿岸的遗产构成和种种非物质遗产资源亟待梳理。浙东运河水系的古桥梁文化作为大运河文化中极其重要的一部分，无论是桥梁相关的营造技术、聚落空间的形态美学亦或是富有地域性的非物质遗产都构成了其遗产构成的丰富性，具有鲜明的“文化线路”基因。
一、浙东运河古桥梁“文化显著性”解读
浙东运河西起杭州市滨江区西兴街道，跨曹娥江，经过绍兴市，东至宁波市甬江入海口，全长239公里。 浙东地区地势南高北低，水系丰沛，东西走向的浙东运河需要穿越多条自然河流。为维持不同区域的水位并使船只能够通过水位不同的河段，运河中修建了数量众多，形式各异的桥梁，一起成为了浙东运河的特色，也成为了重要的运河遗产。
（一）历史维度
浙东运河境域内桥梁遍布，类型众多。根据笔者近一年的实际走访调研，及对《宁波古桥名桥图志》《绍兴桥文化》等相关书籍图册考据，有记载的古桥梁约875座。浙东运河水系古桥以其悠久且成熟的桥梁建造史，充满地域美感的设计美学而闻名于世。不但是中国桥梁建筑艺术瑰宝，也是浙东流域历史的承载，社会经济发展、审美流变等的直接反应。浙东古桥梁不仅仅是一个功能性的建筑物，更是同时兼具了建筑学、设计美学、书法、文学等各类文化、宗教等承载功能，发挥着交流、传承、演化等重要的作用，堪称浙东历史的缩影。
（二）美学维度
众所周知浙东运河流域古桥数量庞大，种类繁多、造型独特，具有极强的装饰功能。古桥群不仅体现出极高的历史价值，更是很好的展现出了浙东地区独特的审美特质和艺术设计特点。其具体表现为：在空间组合上，力求错落有致、变化有度、结构巧妙并懂得充分利用周围环境；在尺度比例上，工艺精准、规划严谨，整体形象完整；在质感型体上，多采用石作工艺，间或有廊桥但数量较少，追求精巧雅致的温文舒缓，体现出江南审美小而精美的韵味；装饰处理上，呈现实用质朴、自然温和，体现对天人合一的传统美学的深远贯彻，构成了一个典型的南方桥梁建造风格和体系，为今人提供了鲜活的参照实体。
（三）科技维度
浙东流域现存的大多数古桥历经千百年风霜的洗礼后，至今仍发挥着其交通的功用。其设计结构的巧妙，装饰造型的优雅均体现了运河沿岸南方地区的精深的建筑学，成熟的设计美学以及对环境的尊重保护。浙东运河水系古桥梁最为人称道的是相对科学和成熟的建造技术。古代建造者对桥梁结构原理、外在地质、水文环境以及气候、功用等辅助条件与桥梁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深刻理解，在建桥过程中不断完善、发展，形成较为系统的建造技术，并在实践中具体应用。
二、浙东运河水系古桥梁遗产构成的再认识
（一）营造技法
作为浙东运河沿岸典型的建筑物，古桥梁充分吸纳了江南建筑文化的特点，在悠长的历史长河渗透下，淋漓尽致地演绎着其独特的风格特征。其形制规模多以中小型桥梁为主，大型桥梁极为少见，类型也以石拱桥和石梁桥两类为主。其中单孔石梁桥数量众多，其中的原因是运河沿岸直流河道较窄，这样的宽度人们可以很方便建造石梁桥，符合沿岸居民的生活尺度。其次最常见的是三孔石梁桥，其具有结构简单，建造便利的特点，三孔设计增加桥的稳定性和抵抗强度。再者浙东运河沿岸的石梁墩桥长短变化很大，短的为单孔，长的可到上百孔，逐渐演为具有运河流域特点的古纤道。拱梁组合桥以及多孔的堤梁组合式桥是浙东古桥中颇具神思妙想的桥型，这两种桥型主要是对桥梁通航与排水的统筹规划，并充分考虑了建造的经济性与技术难度。
（二）区域功能和经济价值
浙东运河水系桥梁在建造之处，除了连接两岸水路的区域功能外承载各种形态的商业活动使命。有很多是依桥而命名的市，傍桥而设的市，这在当时非常普遍。浙东运河水网纵横，河道交错，街道倚水而建，河道里船只往来络绎不绝。而桥头空间，店舍林立，繁荣喧闹，桥下码头空间正是客货聚散之处，各类商业活动在此有序展开。由此以桥梁为中心向两岸建筑延伸形成个完整的商业集镇。可见浙东古桥很多兼具集市、社交、休闲、贸易等综合，必然地成为了古代江浙地区商业经济的建筑枢纽。
（三）地方环境与选址特征
浙东运河直流庞杂，沿岸古桥尽量做到“因境成景①，随意而安”，让桥梁和水系环境、人文意蕴构成相得益彰，充分体现浙东古人对桥、水、人的融会贯通。首先桥梁的选址要考虑许多自然与社会因素，以保证所建之桥安全稳固，并发挥最大的效用。其次因为运河水系纵横交织，通过设计三接桥、五接桥将各处街道联接起来，促使原来的水陆要冲向水陆交通交汇中心、聚落、商业中心转变。再者桥的落坡方式的选择也是严格遵循因地制宜的原则，结合环境和选址特点，严谨考虑落坡桥面与河街平行相接，不占用街面民房，就不会给河街交通造成障碍，和沿岸风光融为一体，成为沿岸江南民居建筑的延伸。
（四）地域审美意识与形态设计
浙江多雨温暖的气候使得当地人有着柔美秀丽的审美，信奉“和为贵”的传统思想，浙东古桥形态间接折射出水乡居民内敛婉约、柔美秀丽的审美理念。因此浙东运河沿岸古桥外形大多采用折边、半圆、扇形等内敛的几何形，桥梁的线条运用多采用纤细、柔韧的细直线，北方桥梁典型的棱角分明形态几不可见。即使因为地域环境等特殊因素，需要采用直线形等相对刚直的外延形态时，也会加之以曲线等弧度进行软化，以达到和地域环境充分融合的效果，体现南方建筑物形体上安定平稳、温暖流动的典型形态设计特点。
（五）与运河水系遗产体系关联非物质遗产财富
古桥相关的文学艺术、楹联创作、书法艺术以及相关的宗教内涵和古桥的民俗组成了古桥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古桥“无桥不联”的楹联，对仗工整、文辞优美，多由地方文化名人题写，文化气息十分浓郁，文学和艺术价值较高。和古桥梁相关的非物质遗产无论是楹联还是古诗词等，无一不是反映桥梁的环境特点或是建造历程，也会兼有教化宣传、歌功颂德的作用。和大运河有着密切联系的古桥梁正是地方文化、人民生产生活方式、宗教风俗等非物质遗产的物质化体现。
三、浙东运河水系古桥梁遗产的保护与思考
近几年来城市建设的大力发展，城镇化推进的矛盾日益凸显，加之浙东运河水系支流繁杂，古桥数量多，分布广，使得古桥梁数量急剧减少，且保护难度较大。同时因为古桥梁的常用功能性的削弱，导致桥梁和桥梁文化始终没有得要应有的重视。因此将其置于运河文化线路的视野下重新分析其遗产构成，审视其具体保护显得迫在眉睫。
（一）加强浙东运河水系古桥梁的规划编制工作，划定古桥保护范围，控制建设地带。
根据笔者的实地调查和走访研究发现，对古桥的整体保护意识薄弱。浙东运河沿岸文管部门缺乏对古桥整体编制规划，较为著名的古桥境况尚好，但是规模体量较小或者知名度匮乏的单体古桥大多未纳入当地文化和文物主管部门的视线。
因此加强古桥的编制规划显得尤为重要，在统一编制过程中还应当加强和各级文管及行政部门的共同参与，增强编制规划的可操作性。对古桥梁范围内的市政规划除了要充分考量沿线城镇交通和居民利益，充分调动当地参与的积极性，才是从根本上实施规划保护的关键所在。在规划的同时还应注意打通线性文化遗产各保护对象间的关联性，加强对整体规划的系统性研究。通过对文化线路式的遗产价值挖掘，将古桥涉及水系的沿岸地方人文素材进行多渠道表现，带动相关地方旅游业经济结构和内涵挖掘的深入发展。
（二）积极探索古桥梁群功用的当代演变与价值探索
采用新思路、新模式解决古桥生存发展问题，积极探索古桥梁群功用的当代演变与价值探索。可以通过建造古桥展览馆，用影视图像、名桥模型和实桥仿建等形式，全面的推广古桥文化，将浙东运河沿河风情通过古桥的形神、意境完美的展示给世人，既能保护古桥同时还能拉动地方旅游经济，成为浙江地区特殊旅游名片。例如浙东运河流经的古城绍兴，政府合理规划选择建造了绍兴运河园，将古运河沿岸损毁遗弃或散落破败的古桥、水利遗迹、临水古亭、戏台等搜集起来，异地重建，以古复古还原百年前的河|、塘路、纤道、避塘，再现历史，成为绍兴旅游的特色景点。将源远流长的运河文化进行浓缩并吸纳并现代化提取，探索古桥梁群现代价值的演变也未尝不是一种新思路。
（三）健全制度建设，完善保护措施并推进相应科研力度。
鉴于目前古桥日益减少、损毁的现状，沿岸地方政府应出台古桥保护的规范性文件，对现存的古桥根据其价值的大小作出分类。对于尚未被列入文保单位，但有着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古桥，可依据政府出台的古桥保护管理办法进行管理，要明确规定对现存古桥不能擅自拆除或改建，确因需要予以拆除或改建的，必须先由古桥专家和有关部门的专家组成鉴定小组，对此古桥的价值作出鉴定，然后提出原址保护、迁址保护或改建的技术方案；要制定奖惩措施，对那些擅自移建、拆毁古桥、破坏古桥结构、非法买卖古桥构件以及其它破坏古桥的行为，作出明确的处罚规定，进一步强化对古桥的保护力度。一些具有较高保存价值的古桥濒临拆除或因年久失修而成危桥时，则应当实施抢救性保护。
同时各级政府鼓励更多的科研人员从事古桥梁保护研究事业，在经费、场地、设备技术等方面予以充分支持，定期总结研究成果，为古桥梁及周边环境保护研究形成长效机制和有效保障，实现保护发展兼顾的良性循环。
四、结论
浙东运河水系以其鲜明的地域文化、复杂多样的水网结构和丰富饱满的遗产构成闻名于世。用“文化线路”视域来切入浙东运河相关的古桥梁遗产文化研究，对于研究大运河的水利地貌、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有形”与“无形”的人文研究，具有重大的应用价值和实践参考意义。用现代的眼光重新审视、思考后申遗时代运河水系的古桥梁文化的评估和保护都是对大运河遗产综合性保护的可持续研究。
篇8
关键词：唐宋时期；伊斯兰教；传播：发展
文章编号：978-7-5369-4434-3（2012）02-043-02
约在公元7世纪中叶传入中国，至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并不是单一的宗教文化传播，而是与阿拉伯、波斯及中亚穆斯林信徒（主要是商人、贡使和士兵等）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和西北主要城市的经商、定居同步进行的，突出地表现为伊斯兰教如何适应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特别是伊斯兰教如何进行自我调整以适应汉族文化的历史过程。与伊斯兰教在阿拉伯、波斯及中亚地区的传播以及佛、道等宗教在中国的发展不同，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有其自身的历史特点，对中国的社会文化也不无影响。
唐宋时期伊斯兰教是以一种和平的方式传入中国的。与伊斯兰教传入其他地方和地区不同，伊斯兰教在中国的早期传入，没有采取暴力战争，而是友好和平的。唐宋时期海外贸易非常活跃，唐宋王朝对外来商人来华经商实行鼓励和保护政策，比如宋朝采取加官进爵的方式来吸引穆斯林商人来华贸易，这为穆斯林商人大批来华创造了条件。因为将伊斯兰教带入中国的主要是穆斯林商人，这些商人来中国的目的主要是经商，而不是传教。清代顾炎武说，“自唐设结好使于广州，自是商人立户，迄宋不绝。诡服殊音，多流寓海滨湾泊之地，筑石联城，以长子孙”。来中国经商但仍保持着自身、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的穆斯林，使伊斯兰教以和平的方式传入了中国。
唐宋时期伊斯兰教凭借陆路和海路传入中国，大体上只在若干较大城市中传播发展。伊斯兰教不仅通过中亚、中国西北内陆的“丝绸之路”传入中国，而且还由海上“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不论是陆路还是海路，唐宋时期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发展主要是集中在一些经济相对较为繁荣的大城市，基本沿主要交通线呈点状分布。这是因为唐宋时期伊斯兰教的传播主要是通过穆斯林商人，而这些穆斯林商人以南北各交通要道、主要城市作为商业据点，并在他们久居或定居的过程中、在他们子孙后代繁衍过程中传播了伊斯兰教。因此，唐宋时期的伊斯兰教没有形成较大面积的传播，而是集中在特定的若干较大城市和地区。比如唐代长安“胡化盛极一时”，商贾云集，史称“贞观开元，篙街充斥”。
唐宋时期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是内敛和平稳的。唐宋时期的伊斯兰教并不广纳信徒，基本上不对穆斯林以外的族群传教，而主要是在中国的穆斯林内部传承。与此同时，伊斯兰教在唐宋时期的传播，主要是以一种生活习惯和行为方式表现出来，制度化、体系化、理论化的伊斯兰教一般不为穆斯林以外的民众所了解。其经典与教义鲜为教外人士所知的伊斯兰教，在整个唐宋时代既没有得到普通民众的广泛支持，也没有受到统治者的特别青睐，较少受到中国政治的干预，而且也未遇到儒、释、道以及其它者的强烈攻击。因此，唐宋时期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尽管相对缓慢，但却是内敛和平稳的。
唐宋时期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走的是一条“汉化”的道路。唐宋时期的伊斯兰文化与中国文化的互动可以从多个层面来看待。首先，从世俗层面上看，中国的穆斯林在很大程度上适应了中国社会生活的环境需求。尽管中国穆斯林在生活禁忌、精神追求等方面的坚守使中国穆斯林保持了伊斯兰文化的基本特色，但在待人接物、饮食起居、建筑样式等方面逐步地完成了“伊斯兰教的中国化”。比如，中国以清真寺为主的回族建筑强调中轴对称、规整布置，多采用中国传统的殿宇式四合院的建筑样式，其在梁柱的彩绘、雕刻等装饰及其对圣龛的处理也都具有中国民族特点，充分体现出中国独特的伊斯兰教建筑风格。其次，从政权层面上看，唐宋政府对留居长安的穆斯林进行户籍管理，给予他们一定的公职或军职，使他们成为中国公民，按照中国的律令管理在中国居住的穆斯林。如唐朝专门设置政府机构――市舶使以加强对穆斯林的管理；宋朝对来华的穆斯林商客和使臣则设置押伴官以促进贸易往来等。再次，从文化层面上看，唐宋王朝并不禁止中国的穆斯林参加科举考试，以此以儒家文化熏陶居住在中国的穆斯林；宋代政府甚至专门在穆斯林聚居区设立“蕃学”，其目的就是让穆斯林学习中国儒家教材。因此，唐宋时期伊斯兰教能够适应中国文化环境，能够被传统社会所接纳。这也从侧面说明伊斯兰教在总体上与中华文明不相冲突；相反，二者能够彼此相适和交融。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伊斯兰教不仅能够符合当时的中国国情，而且保持了伊斯兰教其本身的基本信仰和基本生活方式。
唐宋时期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给中国输入了一种新的宗教、一种新的文化价值观念。中国文化以突出“人道”的儒家文化为核心，有着强烈的人文主义精神。而伊斯兰教则强调“神”（即真主）的第一性和不可超越性，以信仰唯一至上为核心，与中国文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唐宋时期，逐渐融入中国文化环境中的伊斯兰教，一方面积极正视、吸收中国文化，但另一方面又抗衡了岁月和多种异质文化的冲击，始终保持着自己的宗教特点和文化特色，而并未消融在中国文化的之中，最终熔铸出既符合中国文化传统而又未失去其自身特色的具有双重品格的中国式的伊斯兰教，成为影响中国10个少数民族的宗教文化价值观念。
篇9
关键词:广告媒体选择 新媒体艺术 建构问题
中图分类号:G206.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09)15-
新媒体艺术与文化结合的关系,无论从我国成功举办奥运会的广告宣传片到2009年十月一日祖国母亲六十周年庆的精彩片头,无不珍藏在我们鲜活的记忆中,辉煌的见证,通过网络更是使我们感到新媒体载体的巨大能量,互动共鸣,感人至深。新媒体的力量可见一斑,那么我们先要就媒体选择展开横向讨论了,那么新媒体艺术除了确定一种产品或服务的的目标观众后,新媒体的文化软实力更不容忽视。也就是说人文是将一定的价值标准与对客观对象的体验进行比较,作出是否合理的判断,或者说是目标与感觉的比较,它并不复杂,从这个意义上讲,人文研究凭直觉说话,而且有正确的价值取向。
人文研究一般包括价值判断,对对象的感知和创意三个环节。(创意是一种最富有人类特征的思维方式,但又是难的,所以这种研究是符合实际,有意义的)。
一、新媒体广告艺术的内涵
古时马匹、信鸽的传媒方式间接而劳民劳财,而今日可谓科技传媒及敏捷而大放异彩,无纸化广告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我们都知道用于广告投放的主要媒体的种类七种广告:电视广告、报纸广告、电台广告、杂志广告、户外广告、网络广告以及直接邮寄广告。而新媒体广告艺术更是文化传播媒体的新方式。从项目研究,目的,方法,研究成果受众反应,受众范围,研究支持分析: 语言和文化即人文,人文关怀规范的1、依据价值判断2、体验的方法,主观性,不可伪证,定性的激情、想象、浪漫易欣赏,不易操作情感反应,由广大政府、市场支持;而无处不在的广告,客观规律实证的1、依据客观实际2、经验的方法客观性,可证伪,理性,抽象,晦涩,难于欣赏便于操作,纯商业机械性,狭小运用软件媒体传播的企业、公司掌控。
二、新媒体广告的建构问题与动力因素
(一)新媒体广告的建构问题分析
从远古时代的甲骨文的记载到如今数字化高速传播时期,微软及现代科技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让世人瞩目。让我们来看看俗称的“第四媒体”,狭义上说,“第四媒体”是指基于互联网这个传输平台来传播新闻和信息的网络。“第四媒体”可分为两部分,一是传统媒体的数字化,如人民日报的电子版,二是由于网络提供的便利条件而诞生的“新型媒体”,如新浪网。
1.媒体动力因素:经济行为
第一,电视。对于广告而言,电视是一种极具吸引力的媒介,因为电视能为广告商带来大量观众。例:它是广告投放的主要媒体种类,例:每四个中国人中,就有三个看过电视游戏节目《快乐词典》,想想我们就会明白电视在与大量的观众交流方面的巨大威力了。电视就为这种交流提供一个理想的媒介。但是,电视广告费用很昂贵,并不是每个广告客户都能承受得起。而且数字录制设备让观众能够更自由地选择自己想看的节目。
第二,报纸。报纸是继电视之后第二大广告年收益最高的媒体。从传统的黑白报纸到我们现在的电子报纸,“地方报纸”的发行量已增加了四成,中国400多个城市的居民都能在家订阅这份报纸。据调查,报纸是地方社区最重要的新闻来源,地方读者对报纸的忠诚度很高。
第三,户外广告。户外广告,也被称为以位置为基础的广告,在吸引比以往更活跃的消费者方面,它已经成为越来越有效的广告形式。现在,许多消费者都不再坐在家里看电视了。利用广告牌、报刊亭和公交车候车亭做广告是一种接触流动顾客的有效途径。
第四,因特网。随着人们对网络购物日益青睐,广告客户也瞄准了这个市场。消费者更多地从网络上获得新闻与信息,随着这种时代趋势的发展,电视和电台在向消费者传播信息方面的优势能力就会下降。网络广告客户面临的挑战就是让这一观众群能够记住此广告。
在不久的将来,网络广告将在各类组织的广告中占据重要地位。比如广告信息可信度,可运用更多的传统文明渗透到艺术设计中。例各民族特色的动漫产业就是纯商业操作,但有相当的文化软实力。
2.媒体社会效应:文化行为
新媒体艺术是美的,应可以说是社会美、自然美、艺术美的融合,不管它的美是甜或苦,壮美或凄美,诙谐还是滑稽,尤其有时外表丑的也能渗透一种美,它都能不同程度上升华,我们现在媒体有歌颂性,讽刺性,悲剧性的惊奇,把我们从“知”较肤浅的感性上带入“虑”的深刻、思维、考虑、判断的理性当中,特别对于对于战争年代,我们的和平世界来之不易,更值得我们保护与缔造,我们的广告得使命才刚刚开始,所以媒体这一积极通道更快更迅捷的传达经济、政治、情感信息,并且媒体艺术美更要遵循美的规律,美在自由创造中主观与客观、自由与必然、内容和形式是统一的。我们研究美,不仅在于说明什么是美,更重要的是运用美的规律去创造美,去创造一个新的世界。
三、新媒体的效应分析及整合建构
(一)媒体传播是一柄“双刃剑”
虽然人类从技术和视觉形式上有很大的开拓,但多媒体艺术还只是个粗胚它更应为艺术综合性的复兴。优秀的媒体企划不仅国内提升凝聚力,服务社会;而且在我国与世界文化的接轨,不仅可输出我们的优秀媒体艺术资源而且特别在一些软实力业例动画业,广告业,电子商业开辟新径。特别是现在的相关多媒体技术更无法与艺术文化完全分开,且越来越紧密。即我们可定义新媒体设计艺术是用艺术的方式和视觉艺术的理论对图像阅读的时代特征进行思考。有目共睹的是新媒体艺术把由文字阅读时代牵引到图像阅读时代。在人类交流中看到美丽图画产生的共鸣要比文字更加具说服力,所以设计所体现的文化思想内涵尤为重要。
所以21世纪,新媒体艺术的建构问题比呈现问题更重要,且是一股看不见的力量。我国古代哲学家墨子说过“好的事物都应具备本、原、用,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而一直引领世界哲学观的先进的思想引领者马克思,在论著里也提到新技术产品的思想性尤为重要,正是“有教无类”,我们更是要读书学习,开动脑筋。在新媒体的连结性与互动性下功夫,从而独创性显得尤为重要,并且是在信任的基础上。
虽然技术是那样合乎统一、标准、定型化,但我们发现艺术的个性化、独创性、求异性的特点在现代更领,所以我们可以把一种新技术作为创造艺术的手段,我们却不能把一种新艺术当成技术发明的方法。因此新媒体艺术已经在不经意中深入到了现代艺术的各个领域中去了,且第一时间让你看到。数字广告设计为批量生产机器化,提供便携的天地,且利于销售,有他的理性化科学化优点;但有些设计不乏死板,僵硬,无感情化,特别是前面我们提到的大大小小“室外广告”堪比“绿肥红瘦”,正面效应是对当地经济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为产品提供了更多的展示平台,但对社会治安带来诸多不确定因素,加大了管理难度,影响社会稳定,需要加强管理,,所以劣等质量广告漫天飞的状况我们可以用优良的人文艺术替代或改善。
(二)“不仅解决问题,还要勇于提出问题”
1.勇于出点子,辩证的看问题人文具有更普遍的情感,传播会很快。
例如:我们电视的牛奶广告播出时段不仅可以白天播,还可以在大家晚上休息前约八点多播出,把现代养身学和古代医圣贤达的养生经,特别是身体各五脏六腑补气血与天地自然时辰的最佳时期合一,心平气和。这一小例我想应是新媒体艺术提供呈现给大家的换位思考交流给予的。原始媒体载体,例先古甲骨文,壁画先贤著作到报纸,无不是一种诉说,一种传道授业。那么现在的人文传媒更加讲求一种精神层面“科学,求实,深远”的交流互动。美学家郝伯特-里德说:“我深信美学上的价值,也是道德上的价值,真实情感、健康心态、道德准则在自身的集中体现”,永远传达一种爱的信仰。
新媒体艺术的广告艺术正验证了“梦想照进现实”,互动自然而然的渗透。就拿现在的两例“名人传媒效应”与“普通人传媒效应”(草根艺术家)都较受大众吹捧,不管城市或农村受众都能从媒体中找到自己的归属认同感,虽然城市的迅速发展与农民自身的局限,但优越于传统媒体的是,使每人理想期望值达到精神上的平衡,即雅俗共赏,比较以往,更能拉近各层次人群的共鸣。祖国日益昌盛,但是人口大国,特别是城市地方集散问题突出,如果能加大地方农村的网络知识体系,那将促成多么大的精神软实力与经济实惠的健康发展。并且利于政治稳定。正可谓人文也是一种经验。
2.我们是否可以理解为艺术可以部分脱离科技,但艺术绝对离不开人文。
在20世纪,在艺术和媒体技术之间最大的发展就是图像技术对于艺术语言特殊影响作用。所以设计艺术不仅要为社会创造视觉财富,同时也必然要对社会文化进行视觉化的思考。只有这样,艺术才能真正的实现自己的功能。本世纪以来,伴随着流行文化的发展和商业性电视节目的普及,艺术家们开始了对于图像化的视觉接受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思考。
由柏格森的《生命哲学》中宣言“生命是不断地实现着内在冲动的泉流”,这一理论与孔子“修身以治天下”思想颇为投合,从未来派开始,摄影和现成图像的拼贴就成为了艺术创作的重要方式;从激浪派的白南准开始,电视载体就开始作为一种新的视觉技术在个性化的视觉创造中得到广泛的应用。其实,人类进步的相对概念,任何“真理”,包括关于人类行为的知识,都是人们在各种个体或社会情境以及历史和文化环境中相对地、随机地创造出来的;人类行为是一种长期演化、多因偶合的社会历史现象,很难通过单一、抽象的“科学”原理来解释。同样,新媒体艺术是多种力量和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这包括经济、政治、社会、管理行为方面合力的推动,单纯依靠一种或少数力量是很难进行媒体动力和效应分析的,必须借鉴后现代主义思潮理论,将多重因素结合起来构建和完善新媒体设计的文化思想性的保护制度。
生命的责任可理解为生命活动自由的一种理智的控制;反对科学至上,是不同意科学理性对于生命领域的越权和霸权,反对它们越权干涉生命的活力。所以创新和保护人文的生命活力并重,例:感情丰富但不欺骗,让新媒体力量呈现温暖,创新力与活力。
参考文献:
[1]赵启正.赵启正的“负面报道观”.省略
篇10
摘要:体验经济时代的到来对历史文化名城旅游提出了新的挑战，体验经济与历史文化名城旅游的不和谐体现在文物保护和旅游开发、资源禀赋和体验经济内涵、旅游产品形式和游客体验本质的不和谐三个方面。在构建历史文化名城旅游系统基础上，从开发理念、产品设计和旅游服务等角度提出历史文化名城旅游发展优化的思路，并结合典型历史文化名城西安进行案例研究。
关键词:体验经济;历史文化名城;旅游;西安
截止2007年底，国务院确定公布了三批及11座增补城市，共110座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1]。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以其独特的魅力和极强的吸引力在众多类型的旅游目的地中脱颖而出，它不仅是具有特殊价值和意义的城市，同时又是极具代表性的历史文化承载物。它在不断满足国内外旅游者需要的同时还要肩负历史文物保护的重任。从某种角度看，历史文化名城旅游是城市旅游和历史文化旅游的复合体，它们彼此互为依托，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然而体验经济时代的到来标志着人们消费方式的变革，这种变革势必映射到旅游活动中，它对历史文化名城旅游的发展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体验经济与历史文化名城旅游之间是否存在不和谐因子，如何对历史文化名城旅游系统进行优化以更好地适应这种新的经济形态则是本文主要研究的问题。
一、体验经济与旅游
1998年，美国学者B. Joseph Pine Ⅱ和 James H. Gilmore 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了题为“欢迎进入体验经济(Welcome to the Experience Economy)”一文。首次提出体验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和服务经济之后一种新的经济形态;体验是指企业以服务为舞台，以商品为道具，从而为个体消费者营造一种难忘的经历。两位学者从“顾客的参与程度”和“与环境的关系”两个层面将体验划分为以下四个组成要素:教育、娱乐、审美和逃避[2]。〖JP+1〗体验经济在服务经济的基础上产生，而又完全不同于服务经济，其实质是强调“顾客参与”和“顾客与环境的关系”。无论是顾客的主动参与还是被动参与都将成为“体验”的重要环节，顾客在体验的同时又参与营造了体验的氛围;顾客与环境的关系无论是“吸收(absorption)”还是 “沉浸(immersion)”都极大地体现了消费者的主体性和与消费环境的互动性。体验经济时代的到来，标志着人们消费心理和消费方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个性化的服务、个性化的产品和个性化的消费方式将逐渐占据体验经济时代消费活动的主体。
旅游作为体验经济的一种典型代表，在体验经济背景下具有一些新特征: 首先，从消费结构看，旅游者更多地关注精神享受和情感需要;其次，从消费内容看，旅游者从习惯于标准化产品和一般化服务向定制化产品和个性化服务转变;第三，从消费价值看，旅游者由消费“结果”转变为消费“过程”。不再是只关注产品本身，而是关注整个旅游活动过程的感觉和体验;第四，从旅游产品形式看，旅游者更青睐于互动参与式双向沟通型产品。最后，从心智模式看，旅游者由对自身利益的关注转向对社会经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关注[3]。
二、体验经济与历史文化名城旅游不和谐因素
(一)文物保护和旅游开发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历史文化名城是指“保存文物特别丰富，具有重大历史文化价值和革命意义的城市”。然而历史文化名城旅游发展中文物保护和旅游开发的矛盾表现突出、由来已久又似乎很难调和。文物保护和旅游开发既有矛盾的一面，又有相互促进的一面。当然相互促进的一面更好协调也更易理解;而在实践当中，旅游开发者则更多地强调其经济特征，强调文物旅游所能产生的经济效益;即使旅游开发者能够意识到文物保护的重要性，但因其视角的不同也会产生不同的效果。正如旅游界众所周知的“水洗三孔”事件以及由此引发的很多争议，的确令人深思。
(二)资源禀赋和体验经济内涵
历史文化名城以文物为主体的旅游资源禀赋就决定了其自身发展旅游的过程中所存在的一些局限性。这些城市的旅游资源往往是总量丰富、文物价值高、知识含量高，专业特色浓厚，通俗性较差，参与性较低，或者说静态资源多动态体验少。而旅游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其本质是追求审美和愉悦，通过旅游的过程去体验差异和新奇。而且不同于其它城市旅游，历史文化名城旅游相对而言要求旅游者具备一定的历史文化知识和较强的感悟能力，具备理解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基本素质。然而这两者之间的距离又要通过旅游媒介(包括旅游中间商、导游服务、目的地居民等)去弥合。旅游媒介作用发挥的好坏直接影响旅游者的体验质量，动态体验环节的不足又与体验经济时代的消费特征相抵触。
(三)旅游产品形式和游客体验本质
历史文化名城的资源禀赋决定了它的旅游产品形式。历史文化名城旅游核心产品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种类型:博物馆类、陵墓类、名人故居、节事类(庆典事件、仿古模拟)、古代建筑、宗教类(宗教建筑、礼仪庆典)等。这种产品形式强调文化性、历史性和知识性。游客体验的本质为“过程消费”而非“结果消费”，体验的核心精神表现为以互动参与式取代单项沟通式。某种程度而言，游客也是“生产者”而非单纯“消费者”。体验经济时代，游客趋向于追求个性化的产品、服务和自身的“沉浸”和愉悦，这种不和谐关系如图1所示。
三、历史文化名城旅游发展优化的理论依据
(一)系统论原理
所谓的系统论是指以一般系统为研究对象的科学理论，也成一般系统论。一般系统论将系统定义为:由若干个要素以一定结构形式联结构成的具有某种功能的有机整体。在这个定义中包括了系统、要素、结构、功能4个概念，表明了要素与要素，要素与系统，系统与环境三方面的关系。系统论认为系统可以定义为相互作用着的若干要素的复合体，系统往往是一个多极的、多层次的复杂结构。一个大系统一般可以分为若干个子系统，子系统又可分为多个亚子系统，而亚子系统可以再分。现代系统论的出发点在于运用科学方法寻求系统的最优化，使整个系统的功能大于各子系统的功能总和[4]。
(二)体验经济理论
体验经济及其内涵前面已经有所阐释，此处不再赘述。目前国内有关体验经济和旅游业发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体验经济背景下的特种旅游开发、景区管理模式创新、旅游产品设计等领域[5-7]。这些研究成果对于历史文化名城旅游的发展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三)和谐理论
和谐理论的核心强调“以人为本”和“可持续发展”。自构建和谐社会战略提出以来，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意识到了旅游业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重要作用和价值，并提出了实现和谐旅游发展的相关建议[8]。旅游业以其综合性强、关联度高、影响力大等特点成为我国构建和谐社会不可或缺的动力产业之一。和谐理论指导下的旅游发展强调“人地和谐”，即旅游者和目的地之间的和谐;“人态和谐”，即旅游者之间、旅游者和目的地居民的和谐;“人企和谐”，则指旅游者和经营者之间的和谐相处，利益共赢。和谐理论应用于旅游发展的实践，可以归纳为和谐的发展目标、和谐的经营理念、和谐的旅游环境以及和谐的消费意识。
四、历史文化名城旅游发展优化模式
(一)历史文化名城旅游系统的结构
历史文化名城旅游系统的最基本构成是需求子系统和供给子系统。需求子系统主要构成要素是旅游者，具体涉及旅游者的欲望、动机、需求、偏好、选择、决策和评价内容;供给子系统则包括核心吸引物(文物、遗址遗迹、历史事件、人物等)、交通、市场营销、信息流和旅游服务等。旅游影响(效应)具有双向性，无论是经济、社会还是文化效应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历史文化名城旅游的需求和供给子系统。旅游环境作为支持系统包括自然和人文两方面，人文环境则囊括了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领域。
(二)历史文化名城旅游发展的优化
鉴于历史文化名城旅游系统的构成，其发展优化主要表现在对供给子系统的优化方面。历史文化名城旅游发展是旅游者以文物、历史事件等为主要吸引物的城市旅游体验活动。旅游体验主要是游客以“三求”为出发点，通过体验过程的“三性”来达到“三感” 的目标。所谓“三求”即求解脱、求补偿、求刺激;“三性”即可感知性、可参与性、可理解性;“三感”即新鲜感、亲切感和满足感。
1.开发理念优化:突出“三求”，有所选择
首先，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考虑将有些资源实行“保护”和“开发”相对分离。即不宜开发的旅游资源暂且不开发，以保护为主，谋求长远利益。对于旅游开发价值高的资源进行科学开发，满足旅游者的审美愉悦需求。其次，在开发理念上强化旅游者旅游体验的内涵，改变以往资源导向型的旅游开发模式，变“资源导向型”为“资源依托型”。依托于适宜开发的历史文化资源，突出旅游者“求解脱、求补偿、求刺激”的本源旅游体验要求，在文物保护的前提下进行合理的旅游开发。
2.产品设计优化:注重“三性”，不断创新
比较而言，历史文化名城旅游产品有其自身的特点:知识性、历史性和文化性。历史文化名城旅游产品蕴含大量的知识背景，旅游者自身的知识素养会直接影响旅游体验的质量;并且，以文物为主体的旅游产品往往存在于非自然的历史时期，如遗址遗迹、古代建筑设施、历史事件和人物都凝结了后人对历史的诠释和感悟;关注旅游体验的“三性”，即可感知性、可参与性、可理解性，不断创新，利用高新技术全方位展示历史文化内涵，是历史文化名城旅游产品设计的根本所在。
3.旅游服务优化:追求“三感”，以人为本
旅游服务渗透于游客体验的每个环节，它包括旅游接待的硬件设施，旅游宣传促销和目的地的接待服务等。“以人为本”，为旅游者营造新鲜感、亲切感和满足感，从而实现旅游者效益的最大化是旅游服务的核心。
五、西安城市旅游发展优化
(一)西安的旅游资源赋存及旅游业发展现状
西安市辖9区4县，在9983平方千米的地域范围，巍峨陡峻、群峰竞秀的秦岭山地与坦荡舒展、平畴沃野的渭河平原界限分明，构成了西安市的基本地貌。西安市自然旅游资源规模体量大、种类较为齐全，拥有3个主类(缺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国标中的天象与气候景观主类)、16个基本类型，共67处资源单体;与自然旅游资源相比，西安市人文旅游资源地位更加突出，全市共有人文旅游资源单体2 081个，占到全部旅游资源的969%，涵盖了4大主类、14个亚类和79个基本类型。可以看出，西安市的旅游资源非常丰富，并以人文旅游资源为主体，其中建筑与设施、遗址遗迹等文物类旅游资源为西安旅游资源的核心。
丰富的旅游资源不能反映在旅游业的发展规模和效益指标上。西安虽然是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和首批“中国优秀旅游城市”成员，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尤其是人文旅游资源数量多、规模大、品位高、分布广，被誉为中国的“天然历史博物馆”。西安的国际旅游收入和其他城市相比处于很大劣势，在全国排名曾一度降至17名。体验经济的来临，对西安旅游业的发展提出新的挑战，充分利用优势的文物旅游资源，在弘扬中华文化的同时促进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就具有了现实意义。
(二)西安旅游发展优化的具体构想
1.优化资源开发理念:有所选择，强化体验
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产生、存在的重要原因是为了保护这些城市所赋存的文物以及具有历史价值和革命意义的资源。历史文化名城旅游开发，要树立“有所选择、注重体验”的理念。不是所有的历史遗存都要开发，也不是所有的文物资源都适合旅游开发。进行旅游开发的历史文化资源应尽可能具有相对高的审美愉悦价值，尽可能符合旅游者的体验要求。西安作为典型的历史文化名城虽然旅游资源赋存数量多、品位高。但不能追求“高开发利用率”，而是有所选择、走资源开发内涵式发展的道路。西安人文旅游资源中比重很大的遗址遗迹和建筑与设施类旅游资源，可以选择性滞后开发或者不开发。
2.旅游产品优化:细分市场、活力精品
西安旅游产品功能结构相对单一是长期以来旅游学术界关注的问题。西安旅游产品在设计上应有所区别，突出重点。针对一般国际旅游者特点，突出观光旅游、体验旅游产品。激发他们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浓厚兴趣，提升西安旅游的国际品牌知名度;其中重点进行秦始皇兵马俑及其周边环境的整治和配套，增强参与性、提高感悟性。如博物馆内分设体验区(相关知识竞答、仿陶俑烧制、电脑游戏仿真等)。对国内游客，则融观光、文物、体验、商务会展等旅游产品为一体，深度挖掘文化内涵，展示西安周、秦、汉、唐文化和现代都市文化;对省内游客，重点依托关中平原向秦岭山地过渡地带的自然旅游资源，打造休闲度假、生态旅游、乡村旅游等产品形式。提升自然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程度和影响力。
3.旅游服务和市场营销优化:追求人性化
旅游服务的对象是旅游者，而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旅游者又会因不同的文化背景而呈现出不同的特点。这就要求旅游服务要具有“个性化”，追求“人性化”。西安可以借鉴欧洲很多旅游城市，在火车站、飞机场、港口等旅游者集散中心设立游客信息中心(Tourist Information)，提供涉及主要客源市场语言的旅游宣传册、地图和旅游专线的票务服务。再加上免费的人工帮助，使旅游者体验到亲切感和满足感。历史文化名城旅游市场营销在客源地的保持和开拓、市场营销渠道的选择、经销商的选择都有自己的特色。针对国际市场:突出西安作为“秦俑故乡、丝路起点、东方古都”的城市旅游形象;国内市场:突出西安“西部最佳、中国立体博物馆”等城市旅游形象;省内市场:强化“古城新貌、休闲度假、生态旅游”等旅游形象。可以通过文化传媒、大型节事活动、巡回展览、名人效应等多种途径来加强宣传促销力度。
4.旅游环境和旅游效应优化:和谐发展
历史文化名城旅游环境包括社会、经济、文化和生态环境。旅游环境系统更多地强调西安作为旅游城市所应具备的有利于游客更好感知西安的通道。该系统的优化存在于历史文化名城旅游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耦合，或者说是利益的博弈。最终达到旅游者和城市资源之间的和谐;旅游者和社区居民的和谐;旅游者与城市生态环境的和谐。旅游影响系统则具有双向性:即针对旅游者又对历史文化名城本身;既有正面影响，又有负面影响。如何强化西安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对旅游者的正面影响，同时减小旅游者对西安的负面影响也值得探讨。
六、结论
历史文化名城不仅是具有特殊价值和意义的城市，同时又是极具代表性的历史文化承载物。它在不断满足国内外旅游者需要的同时还要肩负历史文物保护的重任。体验经济与历史文化名城旅游的不和谐体现在文物保护和旅游开发、资源禀赋和体验经济内涵、以及旅游产品形式和游客体验本质的不和谐三个方面。历史文化名城旅游系统最基本构成是需求子系统和供给子系统，其发展优化主要表现在对供给子系统的优化方面。其中开发理念优化要突出“三求”、有所选择;产品设计优化注重“三性”、不断创新;旅游服务优化追求“三感”、以人为本;西安作为典型的历史文化名城，旅游资源非常丰富，并以人文旅游资源为主体，〖JP+1〗其中建筑与设施、遗址遗迹等文物类旅游资源为西安旅游资源的核心。为适应体验经济的本质要求，西安旅游应在旅游资源开发理念上有所选择、强化体验;旅游产品上细分市场、活力精品;旅游服务和市场营销领域追求人性化、体现个性化;旅游环境和旅游效应系统平衡博弈、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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