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宏观经济学的看法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对宏观经济学的看法，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宏观经济作为高校开设的重要课程，其重要性不容忽视。但宏观经济学具备较强的抽象性与理论性，学生在实际学习中总是缺乏积极性，学习效率不高，从而影响了该课程的教学效果。因此，本文主要针对提高宏观经济学教学效果的路径进行了分析与探讨。

关键词：

宏观经济学；问题；教学效果

宏观经济学的传统教学模式旨灌输宏观模型的推导，不注重理论模式实际背景的讲解与解释，以及不注重现实经济现象的分析。为此，大部分学生都认为宏观经济学不进理论抽象而且模型繁杂，学生对于教材中包含的图形、模型与专业术语等都难以了解与掌握，学生逐渐丧失学习积极性，但宏观经济学又是一门十分重要的课程，所以提高宏观经济学教学效果的路径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宏观经济学教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教学方式简单

最近几年，为了进一步提升教学质量，大多数高校在学生考核方面做出了调整，即除了考试成绩，还着重开创了部分实验课程，但宏观经济学的课堂没什么显著的改变，仍是以教师灌输为主。教师利用多媒体进行教学，学生被动记笔记，由于授课篇幅较大，学生往往赶不上教师的进度，所以学生根本没有独立的思索。

2、学生学习缺乏积极性

“教学”是由“教”和“学”组成，有着两次含义，所以“教学”不仅局限于“较”，更为重要的是“学”。但传统教学方式与灌输式教育思想深入人心，大部分学生都缺乏学生的积极性，盲目听从教师的安排，即上课听教师讲，没有独立思索，课后等教师安排作业等。在学习中，学生仅注重教师所讲内容的理解与掌握，没有真正做到“学”，他们缺乏学习的主动意识，缺乏运用所学知识处理现实中的经济问题，这无疑降低了教学效果。

3、理论联系实践不够

宏观经济学作为一门重要的学科，其的创建与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紧密相连，一定程度上说，宏观经济学发展的主要目的在于更好地服务于资本主义制度。纵观国外宏观经济学的教学，他们在教材中有效融合了学生身边的案例，而我国却无法选取较为适宜的安排模仿经济形态，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主要原因在于我国的社会体制存在差异性，教师缺乏丰富的经济社会经验。

二、提高宏观经济学教学效果的路径

1、创新教学方式

宏观经济学的学了需要认真听讲与记笔记，更为重要的是主动思索，这样才能更深入的了解其理论精髓。所以，教学方式需要创新，也就是说在传统课堂灌输的前提下，增添课后复习与课前预习阶段，让学生在课前先整理一下本节课所需要学习的知识，标记出自己无法理解的知识，带着问题听讲，课后再加以复习。基于课前、课中与课后三阶段的融合，不仅有利于开发学生的思维而且有利于内容的融会贯通。从课堂灌输阶段来看，可以在传统教学方式上增加多种形式的互动，如小组讨论、主体讲座等；可以增加热门话题讨论，如对人民币升值的看法等，从而激发学生的探索欲望。

2、引发学生思考，提高积极性

分析问题、理解问题是宏观经济学教学的重点，针对同一个问题，每个学派会有自己独立的观点，导致答案不同甚至相反。为此，教师首先需要引导学生对各个学派提出的观点，以及观点的限制与背景等加以分析，从而解除心中的疑惑，即学生会发现各学派对于同一个问题之所以有不同的答案甚至得出相反结论的原因在于它们假设的前提存在差异性，所以不存在哪个学派推导不正确的说法。基于问题的思考及思维的分析，有利于帮助学生明白每一个宏观理论都具备假设的前提，不是绝对精确的真理。这样，在日后理论模型的学习过程中，学生便会对理论模型的前提条件与假设条件加以重视。其次需要引导学生积极讨论与交流，以批判性眼光分析各种经济理论，勇于提出自己的见解，基于不同观点的碰撞，主动创建自己的知识系统。批判地吸收与掌握不同学派的观点，既可以帮助学生开发思维又可以帮助加深学生对抽象知识的了解与认识。最后，需要引导学生进一步掌握宏观经济学的特征，鼓励学生大胆讲述自己的观点，主要原因在于宏观经济学发展较短，不够健全，不是一门较为精确的科学，在处理相关经济问题与解释相关经济现象是没有统一的标准大难与选择，从而培养学生良好的经济学习素养。

3、加强理论联系实践

理论联系实践有利于学生更好地理解知识，同时有利于提升学生处理实际经济问题的能力。为了保障教学内容的合理性与时效性，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教师需要在充分了解与掌握宏观经济学理论知识的基础上开展相应的专题讲座，如与宏观经济发展紧密联系的热点与重难点，如从加息至减息等。从宏观经济政策来看，在具体学习过程中，若一直延续图形分析的方式进行讲解，学生自然会感到厌倦，所以教师需要加强理论联系实际，即融合我国相关宏观经济政策实行实例分析。值得注意的是，在具备实例的分析过程中，教师需要依据学生学习的实际情况设计相关问题让学生进行回答，如货币政策具备什么性质，这些性质背景下的货币政策会形成曲线移动，且以什么方式进行移动；财政政策具备什么性质，这些背景下的财政政策会形成曲线移动，且以什么方式进行移动。基于这些问题的回答，学生自然对这样理论有了一定的了解，在此基础上教师在布置相关宏观经济政策让学生进行练习，加以巩固，这样的方式有利于提升学生的学习的积极性，培养学生深入了解与掌握知识点的方式方法，从而帮助帮助更好地掌握宏观经济教学过程中极为重要的内容。由此可见，理论只有与实践有效融合，才能更好地发挥积极作用。

三、结束语

总而言之，我国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突出了宏观经济学的必要性，但实际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不容忽视，因此我们需要通过创新教学模式、加强理论联系实际等方式，让学生充分了解与把握理论知识、具备一定的经济思维等，从而真正提升宏观经济学的教学效果，培养高素质的经济人才。

作者：李坤泽 单位：西安翻译学院经济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篇2

关键词：西方财政学；财政学理论；理论基础

Abstract:Since1892Bastable(Bastable,CF)publishedinthe"publicfinance",morethan100years,WesternFinancehasdeveloped,buttheirtheoryonthebasisoftheproblemistherearealwaysdifferences.Thisarticle,fromthefinancepointofviewbelongstothefundamentaleconomics,butcontainsacertaindegreeofpoliticalscience,economicsandpoliticalscienceofcross-disciplinary;thefinancialactivitiesofmajorandfundamentalisthemicro-economicactivities,butalsoincludesderivativeMacro-economiccontent.

Keywords:Westernfinance;financialtheory;theoreticalbasis

财政学仅是经济学，还是政治学和经济学交叉学科？

最初的专著性西方财政学是从经济学角度展开论述的，巴斯塔布尔指出，“从最初意义上看，财政科学是经济研究的产物。”（注：Bastable，C.F.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1892，P7.）汉特（Hunter，M.H.）1921年《公共财政学大纲》第一章第三节标题就是“公共财政学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注：Hunter，M.H.OutlineofPublicFinance.NewYork：Harper&BrothersPublishers，1921，P4.），尽管作者接着于下一节“公共财政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中，也指出了财政学与政治学、历史学的密切关系，（注：Hunter，M.H.OutlineofPublicFinance.NewYork：Harper&BrothersPublishers，1921，P4，PP5-7.）但并不否定他的关于财政学是经济学分支的观点。

与这种经济学观相反，西方财政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开始出现了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观。道尔顿（Dalton，H.）1922年的《公共财政学原理》一书，第一句就指出，“财政学是介于经济学与政治学之间的一门学科。”（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3.）不过，由于英美早期财政思想传统的影响，直至本世纪50年代末为止，认为财政学是经济学分支的看法在西方财政学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这种主张随着社会抉择理论从60年代开始逐步被纳入西方财政学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社会抉择论从威克塞尔开始，就是主张政治程序进入财政分析视野的。为此，作为社会抉择学派代表人物的布坎南，在1960年《公共财政学：教科书导论》一书“前言”中就指出，财政学是涉及经济学与政治学两个方面的学科。（注：Buchanan，J.M.ThePublicFinances：AnIntroductoryTextbook.Homewood：RichardD.Irwin，Inc.，1960，pvii.）此后尽管许多财政学著作不再指出财政属于何种学科，但由于它们所包含的有关社会抉择论的内容，总或多或少涉及到政治学的分析。所以，现代西方财政学尽管从根本上看属于经济学，但又具有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性质，将其视为纯经济学科的看法，显然是缺乏说服力的。

财政学仅属于微观经济学还是微观经济学与宏观学兼有？

宏观经济学是本世纪30年代凯恩斯主义出现之后的产物，在此之前西方财政学是谈不上以宏观经济学为基础的。财政政策是宏观经济学的重要内容之一，随着财政政策的成功运用，它逐步进入西方财政学中而成为其重要内容，就很自然了。这样，西方财政学除了原有的微观经济分析之外，同时出现了宏观经济分析的内容，威廉斯（Williams，A.）1963年的《公共财政与预算政策》一书，就鲜明地体现了这点。该书体系分为两大部分，即“A编：微观经济学”和“B编：宏观经济学”，前者分析的内容包括税收、政府支出和预算范围等问题，后者则分析了经济结构、经济稳定与增长、预算与经济政策等问题。（注：Williams，A.PublicFinanceandBudgetPolicy.NewYork：PrederickA.Praeger，Publisher，1963.）纽曼（Newman，H.E.）1968年的《公共财政学引论》指出，公共财政学所分析的政府三大任务，即穆斯格雷夫所指出的效率、公平和稳定，前二者属于微观经济学，而后者即稳定任务则属于宏观经济学。（注：Newman，H.E.AnIntroductiontoPublicFinance.NewYork：JohnWiley&Sons，Inc.，1968，P223.）温弗雷（Winfrey，J.C.）1973年的《公共财政学：公共抉择与公共经济》，也将财政的微观与宏观问题分开论述，即该书第三篇为“微观经济学与公共部门”，分析税收与公共支出；第四篇为“宏观经济学与公共部门”，分析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等的财政政策。（注：Winfrey，J.C.PublicFinance：PublicChoicesandthePublicEconomy.NewYork：Harper&Row，Publishers，1973.）此外，其后还有许多西方财政学也包括了财政政策的内容，表明传统地只局限于微观经济分析的西方财政学，已开始接纳宏观经济内容了。

但与此同时，许多西方财政论著仍坚持了原有的微观经济分析传统。这点，只要看一看许多西方财政学仍然不包括财政政策的内容就可明了。布朗（Brown，C.V.）和杰克逊（Jackson，P.M.）1978年的《公共部门经济学》就明确指出：“……公共部门经济学的发展，是限制在微观经济学理论的知识范围内的。微观经济学理论，尤其是一般均衡分析的发展，在20世纪50年代使公共部门经济学发生了质的飞跃。目前公共部门经济学的理论发展，应直接归功于微观经济理论。”（注：Brown，C.V.&P.M.Jackson.PublicSectorEconomics.Oxford：MartinRober-taon，1978，P7.）瓦格纳（Wagner，R.E.）1983年的《公共财政学：民主社会中的收支》一书，也将财政学研究对象归入微观经济学中。他指出：“公共财政学的研究有两个主要分支：公共抉择和运用微观经济学。……运用微观经济学，检验的是公民个人对公共抉择的反映。”（注：Wagner，R.E.PublicFinance：RevenuesandExpendituresinaDemocraticSociety.LittleBrown&Co.，1983，P4.）罗森（Rosen，H.S.）的《公共财政学》在1995年的第四版中，仍未将财政政策内容包括在内，并且也如同其他许多主张财政学仅属微观经济学的财政学论著一样，设有专门的微观经济学基本内容的篇章，作为全书的理论基础。（注：Rosen，H.S.PublicFinance.4thed，Homewood：Irwin，1995.）这些，都清楚地表明了作者的财政学属于微观经济学的主张。

进一步看，就是并不反对财政学也包括宏观经济分析内容的许多学者，也仍将财政学的分析基点和重点放在微观经济分析上。在西方财政学界有着很大影响的阿特金森（Atkinson，A.B.）和斯蒂格里兹（Stiglitz，J.E.），在其1980年的《公共经济学教程》引言中指出，“最认真地说，（本书）不打算包括稳定和宏观经济政策内容。……在穆斯格雷夫时代，他可以在其《公共财政学理论》（1959）中包括210页的有关稳定政策的内容。然而，自那时以来，经济学出版状况变了，人们在文献中对该问题作了大量的精彩描述。所以，我们的重点仅放在（政府）目标而不是稳定政策上。”（注：Atkinson，A.B.&J.E.Stig-litz.LecturesonPublicEconomics.NewYork：McGraw—Hill，1980，pxv&P4.）尽管这段话表明了作者并不反对财政学也包含有宏观经济学的内容，但至少表明了作者仍是将财政学重点和基点放在微观经济学上的。对此，米尔利斯（Mirrlees，J.A.）在奎格里（Quigley，J.M.）和斯莫琳斯基（Smolensky，E.）1994年主编的《现代公共财政学》中总结性地指出：“在穆斯格雷夫的《公共财政学理论》中，他以三个政策目标：配置、分配和稳定等术语，概括了他的主题，……。该书以超过200页的篇幅研究了稳定问题，即我们现在称之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问题。在较后的教科书即阿金森与斯蒂格里兹的《公共经济学教程》（1980）中，宏观经济政策问题被排除了。……公共经济学，甚至公共财政学，被认为仅涉及配置和分配问题。而稳定问题则被留给宏观经济学及其教科书。”（注：Quigley，J.M.&E.Smolensky，ed：ModernPublic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

然而，西方经济学关于微观和宏观的划分，本身就存在许多问题而争论不休，这造成了西方财政学的争论和困惑。也是在奎格里与斯莫琳斯基主编的《现代公共财政学》中，由戴门德（Diamond，P.）撰写的第八章名为“配置与稳定混一的预算”，资源的配置属于微观经济学问题，而经济的稳定属于宏观经济学问题，因而该标题清楚表明了作者将宏观经济分析和微观经济分析两大内容统一于财政的意图。（注：Quigley，J.M.&E.Smolensky，ed：ModernPublic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

附带应指出的是，即使在主张财政也应包括宏观经济学内容的西方财政学著作中，其体系内容的大部分以及基础部分仍然是微观经济分析。因此，西方财政学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不在于有没有包括微观经济学基础，而在于有没有包括宏观经济分析的内容。

总之，尽管现代西方财政学已或多或少地加入了宏观经济学的内容，但从根本上看，它沿袭的仍然是微观经济学的传统。此外，西方财政学在其上百年的发展过程中，还随着微观经济学的变化而变化。早期西方财政学专著已包含了福利经济学思想，这在道尔顿《公共财政学原理》第二章“社会利益最大化原则”中就有反映。作者在该章中批判了萨伊的“金律”，即“最好的政府是支出最少的政府，最佳的税收是数额最低的税收”的观点，反对了传统的“税收邪恶论”，提出了财政和税收的社会利益最大化原则。（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P7—15.）此后，作为微观经济学分支的福利经济成为西方财政学的理论基础，关于公共产品最佳供应问题的分析，最终落实到社会福利函数所确定的最大效用点上。这使得西方经济学关于公共经济学的效率分析，与私人经济学的效率分析一样，都统一到福利经济学基础上来了。这是西方财政学完全建立于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理论表现。

西方财政学的价值理论基础

不管是主张财政学具有何种学科性质，西方财政论著都必须对财政问题进行大量经济分析，因而必然要受到当时流行的经济学价值理论和概念影响，必然或迟或早地按照已变化了的经济学价值理论和概念来修正与重构自身的理论体系。

在英语财政学专著出现之前，西方经济学上的“边际革命”已经发生，边际效用价值论很自然地成为西方财政学的价值论基础。道尔顿的《公共财政学原理》鲜明地体现了这点。他在该书第三章第二节提出，私人分配支出所应遵循的边际效用相等原则也应运用到公共支出的使用分配上来，指出：“除了法律上的意义以外，公共当局并不是一个人，难以象一个人那样预计各种支出的边际效用。但政治家们据以开展行动的总原则仍是相同的。对于公共当局来说，各种公共支出的边际效用应该相等。从理论上看，既定支出总量在不同项目之间分配就是这样决定的”（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P17—18.）

在1928年的《公共财政学研究》一书中，皮古也有相同的表述：“就如一个私人应当通过在不同支出类别之间保持平衡，从而以其收入获得更大的满足一样，作为一个共同体通过其政府的活动也应如此。”（注：Pigou，A.C.AStudyin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皮古接着还运用这些原则，去解决公共部门如何决定哪些公共服务应予提供的难题，指出“支出应当用于战舰还是用于济贫，应按此种明智的方式，即由它们各自所提供的最后一先令所产生的相同的真实报酬来决定。”（注：Pigou，A.C.AStudyin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按皮古的看法，这一方式可用来得出某一精确的社会平衡点，即如果共同体是一个统一的存在体，“支出就应在各方面逐步增加到这一点，此时花费的最后一先令所获得的满足，应等于由于政府服务而相应要求的最后一先令所损失的满足。”（注：Pigou，A.C.AStudyin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皮古所建立的这一模型被称为皮古模型，是现代西方财政学关于公共产品最佳供应若干著名模型中的一个。这样，皮古就从边际效用价值论出发，在理论上界定了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资源配置的最佳点。

不过，皮古等人引入西方财政学的，是当时通行的可测度的、可比较的、同一的基数效用函数。这一效用函数在本世纪30年代，随着帕累托新福利经济学取代了皮古的旧福利经济学而被否定，取而代之的是主观的个人评价的序数效用函数，等效用曲线等帕累托概念也被运用到财政学上来。其后西方财政学对于公共产品最佳供应模型问题的分析，对于税收以及其他各种财政效率问题的分析等，也都建立在效用无差异曲线上了。

这样，私人经济分析所能适用的价值理论和其他基本概念，都被运用到公共经济分析上来了，公共财政学不再是与经济学的其他分支相抵触的一门学说了。与西方经济学在价值论上的统一，无疑为西方财政学在本世纪60年代及其以后的大发展，提供了最基本的理论条件。

西方财政学理论基础分析的借鉴意义

第一，财政学从根本上看是一门经济学，但又具有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性质

关于财政学仅是经济学分支，还是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问题，我国财政理论界也曾有过类似争议，即关于“财政是上层建筑还是经济基础”问题的争议，这是本世纪60年代初由于财政本质问题争议而引发的。此后，在后的80年代初，我国财政理论界结合着新的历史背景旧话重提，又一次以财政本质问题为中心形成了对此问题的争论。这些争议大致形成了三大类不同的观点：（1）主张财政属于经济基础，仅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认为只能从经济的角度去分析财政问题；（2）主张财政属于经济基础，但又兼有上层建筑的性质，或者主张财政既是经济基础又是上层建筑。这就不能仅从经济角度来看待财政问题；（3）主张财政属于上层建筑。在我国财政理论界，持第三种观点的人数很少，大部分持第一、二种观点，并且第一种观点还有逐步占据优势的趋势。但如同财政本质问题一样，这一争议在当时被视为是一种纯学术的探讨，经过那两次争议之后，至今已极少有人问津，除了在高校教学中作为一种理论问题介绍外，似乎已被人们遗忘了。在实践中，人们则是将财政作为经济工作来对待的。

然而，财政作为政府的分配活动，它采用的不是市场自愿等价交换的方式，而是由政府以强制形式完成的；它不是以市场为媒介和通过市场渠道来完成的，而是由政府在国家预算的形式下，通过政治程序的安排与运作来展开的。这样，财政的运作过程就直接表现为是对市场的否定，具有强烈的政治内容和因素。对于计划经济来说，由于其本身就否定着市场，本身就政企不分，因而财政这种非市场性与计划经济本质上是相通的，只提财政的经济性而不提政治性，并不影响问题的实质，即不影响人们实际上从经济和政治两重角度去考虑财政问题。

但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不同。由于此时政企必须分开，这样财政所包含的两重属性合一的问题就凸显出来了：财政作为一种分配，它是经济活动的一部分；但作为通过政治程序直接安排和操作的活动，它又与政府的具体政治制度和规则密不可分。此时如果只谈论财政的经济性，其结果只能是忽略政治程序在财政活动中的作用，忽略政治权力凭籍财政分配介入和干预企业正常市场活动的可能性，这显然是不利于根据财政的特性去指导财政实践的。

我国财政理论否定政治程序是财政活动的内容之一，在实践上导致了忽视乃至否定建立科学规范合理的财政制度与程序的结果，使得我国实际财政工作缺乏必要的制度和程序的规范、制衡与监督。随着市场取向改革的进展，由于缺乏自我约束能力的政治权力本身的不规范行为，导致了我国财政新老问题和弊端的急剧膨胀与扩大，是目前我国财政经济工作分配秩序严重混乱，腐败浪费低效猖獗的关键原因所在。因此，承认基本上是一门经济学的财政学，具有一定的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性质，正视财政活动中所具有的政治性质与内容，在实际的财政工作中相应地从整顿规范与财政相关的政治程序和规则入手，使之从原有的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基点转到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基点上来，才是对症下药之举。为此，在以经济学为基础理论的同时，也有必要从政治学角度来开展我国的财政研究。

第二，财政学以微观经济学为理论基础，也包括着宏观经济学的内容

关于财政学以微观经济学还是宏观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问题。我国财政学从未讨论过这一问题，但由于我国财政理论强调财政是国家作为社会中心组织进行的一种分配，是从整个社会角度进行的活动，因而人们理所当然地视财政为一种宏观经济活动，而否定从微观经济的角度来看待财政问题。在最近的政府机构改革中，财政部被列入宏观部门之内，就充分地说明了这点。对此，在过去的计划经济下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当时正是以否定企业的独立自主性和以国家从整个社会的角度直接安排国民经济活动为体制特征的，并且此时的财政是国家从整个社会角度安排经济建设资金的主要和基本手段。但在市场经济下则不同。此时社会的经济单位已不再是国家而是企业了，此时财政从宏观上调控经济尽管是其极为重要的内容，但尊重企业的独立市场运营主体地位，确保国家不干预企业正常的市场活动，则是我国政府和财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学会的崭新内容。

西方财政学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看待财政问题，对我国是具有重要借鉴作用的：

1.西方财政学从微观角度分析财政问题，是隐含着这么一种涵义的，即此时的政府参与社会资源配置，其地位如同企业和个人一样，都是身份相等的市场活动主体，即企业和个人是处于市场有效运行领域的活动主体，而政府则是处于市场失效领域的活动主体，它们进行的都是同等的资源配置活动。这样，它们之间除了依法正常交往如照章征税纳税之外，只能是互相尊重，互不侵犯和干预，而不能是国家凌驾于企业和个人之上，可以随心所欲地干预它们的市场正常活动。

2.财政活动除了作用于宏观经济的内容之外，仅就其本身对于社会资源的配置来看，则应视为是一种微观行为。只有这样，才能正确界定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否则的话，将财政活动等同于宏观调控，而财政干预企业市场活动也就等于政府的宏观调控活动，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政府的宏观调控又是必要的，其结果实际上是为政府和财政随心所欲地干预企业的微观活动，提供了理论依据。这些年来，人们在财政经济工作中总会情不自禁地干预和插手企业的正常市场活动，其理论根源就在于此。这点，在防止政府和财政随意干预企业问题上，是可资借鉴的。

篇3

[关键词]“试错法”改革 宏观经济微观基础 马尔可夫过程假说

〔中图分类号〕F015,F0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326(2007)01-0069-06

一、引言

1978年以来我国宏观经济的基本背景是渐进的和全方位的经济转型。即使现在的汇率制度改革、金融体系改革、国有企业改革仍然在摸索和实践之中。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沿用“试错法”（Trial and Error）的改革思路，但是“试错法”意味着改革者不能区分转型的长期影响和短期冲击。而很多经济现象长期和短期效应是相悖的（例如汇率贬值的J曲线效应、农业产量与农业基础设施投入的关系等），这必然造成改革者走很多弯路甚至错路。到了改革的深入阶段，这种情况尤其严重。就目前情况来说，国内争论的一个热点，就是我国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体制改革是否是有效的，有人甚至说，这些改革总体上是失败的。以上问题的出现与对我国转型经济的研究现状不无关联。

目前关于转型经济的研究可以归类为三种方法。（1） 制度经济学分析，采用的是制度的比较静态分析方法，如Sachs、[1] Jefferson和Rawski、[2]吴敬琏。[3]（2） 微观领域的产业组织分析，主要采用静态博弈方法或厂商行为方法，如Tian、[4] Bai [5] 和Svejnar [6]( P243-254 ) 等。这两种方法的研究多采用静态和确定性分析，忽略了动态和不确定性的影响。经济人是前瞻性（forward-looking）的理性人，没有理由不对未来进行预期；另外在中国经济转型中，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如工资体制改革引起了收入的波动，以及教育和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引起了支出的不确定性等。但它们与本文的主旨不同，这暂且不谈。（3） 宏观方面的结构性宏观经济分析及实证分析。其中，结构经济分析主要是利用国外现有理论直接构造结构性的宏观经济模型。但是这种方法肯定是误导的，甚至是错误的。这是因为，国外宏观经济理论建立的基础是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这与我国从计划体制到市场体制的渐进转型有着本质的差别。例如大多数对人民币合意变动幅度的研究（Chou和Shih、[ 7 ] 张晓朴、[ 8 ] 林伯强[ 9 ] 等），主要是套用国外均衡汇率模型。但国外均衡汇率理论一般假定分析国家为小型开放经济、产品市场自由竞争和要素国内自由流动，而这三个假定在中国无一成立。实证分析方面主要是利用中国数据进行各种计量回归，有时在模型中考虑一些制度变量，如Cowgill[10]和Song[11]等。但是该做法在加入制度变量时十分主观；另外，即使我们能够确定那些制度变量会影响宏观经济，但对于这些制度变量如何进入模型，以及如何影响宏观经济这两个问题，我们仍然是不清楚的。

总体上，目前中国经济改革遇到了一些困难，这至少在部分上是中国经济研究在方法上落后而导致的。笔者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办法是：首先对目前的“试错法”改革方式进行规范和科学的理论化和量化，然后阐述特定制度和转型背景下的我国宏观经济运行机制，最后，据此科学地设计制度转型的推进进程。宏观经济运行机制是现实经济人在一定约束条件下相互作用的经济实现，而对理性的经济人行为进行规范的描述，则又是科学地阐述我国宏观经济运行机制的前提。因此，解决（或至少部分解决）目前改革困境的出路在于：把现代宏观经济学的主流分析方法与我国经济转型的具体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重新建立我国经济转型时期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理论，再把微观研究运用到宏观经济分析。建立这样的理论或模型，会对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安排起到重要的指南作用，这样的模型和方法本身在理论上也是对经济学的贡献。

二、为什么要分析转型时期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

（一） 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定义

所谓微观基础，应是指两个方面的含义，微观行为基础和微观制度基础。微观行为基础是指代表性的经济主体（通常假定是理性的）出于特定的动机（例如消费者追求效用最大化、厂商追求利润或企业价值最大化等公理化假定），在资源约束下进行决策、决策实施和事后学习等的行为，以及把这种行为理论化和模型化的方法；微观制度基础是指经济中现有的制度安排对微观经济主体行为的特定约束。则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就应该是指：

“在经济中现有制度安排、资源和信息的约束下，理性的经济主体出于特定的动机而进行决策、决策实施和事后学习等的行为，以及把这种约束下的行为理论化和模型化的方法。”

（二） 微观基础的重要性

近年来，在国内外宏观经济学领域，加强微观基础研究的呼声愈加高涨。那么，在宏观经济领域，微观基础到底有多重要？

对此，不同的经济学家有着不同的看法。Snowdon等[12]对主流经济学派主要经济学家的访问表明，大多数经济学家倾向于认为微观基础十分重要，但并不代表宏观经济学的全部。微观基础研究的重要性表现在：首先，所有的宏观现象都是许多微观现象的加总；其次，没有这种研究工具，经济学就不再有许多内容，最终将演变成描述；最后，微观基础的研究能够揭示一般经济规律后面的深层次的渊源，使得我们对宏观经济的运行具有更深刻的理解。但这并不是说全部宏观经济学都必须从微观经济学基础出发，有很多像IS―LM模型等那样十分有用的模型，尽管这些模型并没有从单个单位出发并从此建立起来。

实际上，如果经济的结构稳定（例如完善的市场经济），政府的政策行为也具有一致性，一般性的经济理论加上经验性的研究可能已经可以满足一般的宏观经济分析需要。例如，就短期预测而言，一些实证模型，尤其是时间序列模型十分有用（Hanmilton）。[13]

（三）为什么要分析转型经济的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卢卡斯批评”的启示

尽管在发达市场经济条件下，微观基础研究并不能代表宏观经济学的全部，但是，微观基础对于研究转型经济中的宏观经济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笔者认为，它代表了我国宏观经济研究唯一正确的方向。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借鉴现代宏观经济理论的最新成果。在近几十年宏观经济学的发展中，可能最有影响力的就是所谓的“理性预期革命”，“卢卡斯批评”（Lucas critique） 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卢卡斯(Lucas)[14] 在其经典的论文中指出：政策制定和实施者行为方式的变动，如果不考虑结构性经济模型深层次参数（deep parameters），则计量经济研究（尤其是凯恩斯式的Tinbergen框架研究）就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模型分析和预测的系统性失误。

对此，Lucas举了一个极好的例子：如果你看到我在克拉克大街上驾车向北行使，你就猜测几分钟后我仍在同一条大街上朝北走，那么你就获得了良好的（尽管不完全）预期的成功。但是你想预测如果克拉克大街关闭以后我的反应，那就应该想想我打算去哪里以及我另外可以选择的路线有哪些。这个例子生动地说明了决策问题的本质和微观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如果想知道在政策的一些变化下，人的行为可能怎样变化，那就有必要研究人们做出选择的方式。

“卢卡斯批评”主要是针对宏观经济政策制定者的行为方式而言的。它虽然深刻，但忽视了对经济主体赖以行为的制度背景的考虑。这可能是因为卢卡斯把分析建立在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下，因而不必要过分强调制度背景。但在我国全方位和渐进的改革中，经济制度一直处于深刻的变动中。这意味着传统理论借以发挥作用的最基本的条件也都得不到满足，更不用说政策制定者行为方式的变动了。可见，如果我们套用国外的模型来研究中国宏观经济，必然会导致模型的设定错误（specification error），而招致“卢卡斯批评”。而套用国外现有的理论直接构造中国的结构性宏观经济模型，正是当前研究我国宏观经济的主流方法之一。例如，刘小玄等[15]和Wang Xi[16]论证了在经济转型时期，由于特殊的晋升制度和“控制者收益”效应，我国国有经济经理人同时存在数量与效益的双重经营目标。而完全市场经济中的厂商一般被假定只具有利润这样的效益目标。这就意味着国有经济必然表现出异于完全市场导向厂商的特殊行为。此时，套用国外的厂商模型来分析国有经济行为，方法必然错误。王曦[17] 对中国货币需求函数的分析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实际上，不单是国有经济行为与货币需求函数，类似的结论贯穿于中国宏观经济研究的各个方面。

传统理论和模型之所以有效，正是因为它们是从一定假定条件（制度稳定、市场竞争性等）下对经济主体进行微观分析的基础上得出的。而在我国，由于经济转型的作用，这些通常是合理的一般化假定条件都不能得到满足。生搬硬套西方现成模型分析中国经济在方法上是错误的，其结论会误导。

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法是，把现代经济理论和我国经济转型的特殊背景联系起来，重塑转型时期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建立推导真正符合我国宏观经济分析的理论和模型。

三、如何建立转型经济中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

宏观经济学本身是一个充满争议的领域。由于经济现象十分复杂，经济学本身又同时具有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双重特征，对同一经济现象会有不同视角的观察，因此出现了不同的学派。目前国际上代表性的主流宏观经济学派有：新古典学派，代表人物是R. Lucas，T. Sargent和R. Barro等；以及新凯恩斯学派，以N. Mankiw，O. Blanchard和S. Fischer等为代表。虽然其观点不同，但若深入考察其思想体系，我们会发现各个学派在分析思路上存在着相当的一致性，即首先是建立关于经济人行为的若干公理，然后通过一定的技术模型化经济人行为从而引出结论并指导政策。我们可以将其概括为公理化和逻辑化的分析方法。从这个角度看，转型时期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问题就包括建立转型时期微观行为的公理化体系；通过一定的方法对经济人行为进行理论化并指导政策。逻辑化的分析方法通常与建模的技术相联系，可以直接向主流学派借鉴，这里暂且不谈。对经济人行为的公理化假说是微观基础分析的思想基础，它通常包含对经济人目标、预期和市场出清三个方面的先验论断。不同学派的假设不同，因而引至不同的结论。下面提出转型时期的公理化假说。

（一）特殊制度下的代表性的理性人假设

主流宏观经济学假定经济人是追求目标函数最大化的理性人，简称为理性人假说。

在经济学中引入理性人假说出于两种动因。一是所谓的“规范性”动因，即了解人们在既定情况下怎样合乎理性的行动是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这通常与讨论人们“应该做什么”的规范性研究联系起来。第二种动因涉及到能解释和预测实际行为的理模型运用的可能性，这属于“是什么”的实证性研究范畴。经济学家首先对理进行刻画，然后基于理分析实际行为。这一动因构成了一般均衡理论的主要基础。其理由是，尽管实际行为从原则上说可以采取任何形式，但有理由相信在大部分时候它可以被描述成是“理性的”。

在经济学思想史的发展上，将人类看成是在不懈地追求他们各自的私利，以代表理性人的最大化目标，是一种重要的观点。虽然有许多其它的动机（例如令人满意的和有界的理性）在人类的行为中可能是重要的，但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强理性人假说，长期以来在刻画个人行为方面起了重大的作用。由于把理性人假说运用到经济学研究的方便和深刻性，“新古典学派”和“新凯恩斯学派”同时继承了理性人假说。

(注：相对于“新古典学派”比较一致的理论框架，“新凯恩斯学派”的观点显得有些庞杂，但一般认为，标准的“新凯恩斯学派”接受了理性人和理性预期假说。)

就转型经济而言，笔者认为，一般意义上的代表性的理性人假设可以用来分析转型经济中的宏观经济。首先，代表性的理性人假设可以被认为是一种最为方便的理论框架，能排除那些最明显的行为不协调。其次，经济学发展史证明，代表性的理性人假设是一个强有力的分析工具，可以使我们对宏观经济的运行具有更深刻的理解。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我们这里强调的是一般意义上的理性人，是指在特有制度下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代表性经济主体。在特有制度下，“个人利益最大化”并不完全等同于西方经济理论中的“消费者效用最大化”、“厂商利润最大化”和“政府福利最大化”，可能具有更特殊的形式。例如，前文已经说明，国有企业经理同时具有数量与效益的双重目标；又如，在人民币外汇市场上，由于市场信息的不完全和特殊的行政制度，对中央银行在外汇市场的操作员甚至汇率政策的决策者都倾向于维持汇率基本不变。此时，个人风险最小化是更合适和直接的假设。

（二）市场非出清的可能

持续的市场出清（continuous market clear）是指：理性经济主体根据已有信息进行最优反应的结果，造成了在每一个时点上，所观察到的经济现象都处于均衡状态；所有的观察结果都被视为是“市场出清”的，是经济主体按照他们所觉察到的价格做出的最优供求反应的结果。对此有一个形象的比喻：不可能在人行道上存在不被人拣起的10美元钞票。

新古典学派是市场持续出清假说最强硬的支持者，并且该假说可能是新古典主义最核心的部分。它意味着，价格和工资会以极快的速度调节到均衡点，不可能存在供求的脱节和非自愿的失业。理性人假说、理性预期、持续的市场出清再加上卢卡斯总供给曲线，构成了新古典的均衡经济周期理论。其政策含义包括：政策无效性的主张、反通货膨胀的零成本和“卢卡斯批评”等。“新古典学派”对于经济理论出色的演绎，也许加上一点修辞上的优势，(注：这主要得益于理性预期中的“理性”一词，因为没有人希望自己是“非理性”的经济学家。)使得它在20世纪70、80年代极其盛行，“凯恩斯主义”似乎注定要退出舞台。但是新古典主义断言反通货膨胀政策具有零成本和市场持续出清，当英国撒切尔政府和美国里根政府进行反通货膨胀的试验之后，两国经济深度的衰退似乎对新古典主义提出了相反的证据。这使得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一些经济学家开始重新思考新古典经济学的公理化假说，尤其是持续的市场出清假说的可信性。在反对阵营中，新凯恩斯学派的经济学家成为主要的力量。

“新凯恩斯学派”面对“新古典主义”的挑战，开始着手重塑凯恩斯主义的微观基础。他们虽然接受了“新古典学派”理性人和理性预期的假设，但对持续的市场出清假设一直予以激烈的批评。他们认为，由于市场的不完全竞争、劳动的非同质性、信息的不对称和菜单成本（menu cost）的存在，以及关心公平的经济主体行为，使得价格和工资的调整存在名义的或实际的刚性（nominal and real rigidity）。刚性使得价格和工资不能足够迅速地调整以出清市场，于是名义和真实的需求和供给冲击将导致产量和就业巨大的真实效应。产量和就业对其均衡值的偏离是巨大而长久的，而且毫无疑问这种偏离对经济福利是有害的。政府因此要对经济采取干预的政策，并且这种政策干预是有效的。

在我国经济转型过程中，市场不可能连续出清，甚至不可能出清。经济体制改革以前，我国照搬前苏联集中计划的模式来管理经济，国有企业内部实行物资和原材料的计划调拨分配，财务上实行统支统收；银行系统也采用条块分割的方式来实行现金发行计划和贷款计划的数量性管理。在这种体制下，市场的作用被压缩到了最低点，市场非均衡占据了统治地位，很难想象会有持续的市场出清。经济转型之后，由于我国实行渐进的改革，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完善，因此整体经济中的持续市场出清也是不可能的。例如，我国到目前为止仍实行固定利率制度，货币市场不存在利率机制调整货币供求，更不用说快速的调整。

市场非出清的可能性意味着，在一些时候，我们必须利用非均衡分析方法来分析特定的问题。陈平等 [18} 对现阶段人民币汇率非均衡机制的分析是这方面的一个代表。

市场非出清的可能性还意味着，与“古典二分法”不同，名义冲击很可能对真实经济总量造成巨大和持久的影响。王曦等（2003）[19] 对我国货币市场实际运行态势的分析表明，我国货币市场的冲击作用具有波及性、永久性和持续性；货币市场失衡是普遍现象；宏观总量在向均衡的渐进调节过程中呈振荡性波动，存在超调现象。

（三）经济转型中的预期

理性预期（rational expectation）的思想最早可能起源于Muth，[20] 1961年他认为：“预期就是对未来事件有根据的预言，因此预期与相关经济理论的预言是基本一样的。”大约10年之后，新古典学派经济学家才正式将这个假说吸收到宏观经济研究中；随后，该假说开始被新凯恩斯学派经济学家采纳。理性预期是指在形成关于某一变量未来值的预期时，理性的经济主体会最有效地利用所有可以得到的该变量决定因素的信息。新古典和新凯恩斯学派经济学家一般使用的是理性预期的强形式，这与马思的假说相符，即认为：经济主体对经济变量的主观预期将同这些变量的客观数学条件期望一致，或者说理性预期不存在任何系统误差。如果在时期t要预测t+1时的变量Xt+1，则理性预期意味着：

Xet+1=E[Xt+1|It]

其中，It为时间t时的信息集。理性预期也可以表示为：

Xet+1=E[Xt+1| It]=Xt+1+εt+1

其中，ε为理性预期的误差，E[εt+1]=0，E[εt+1| It]=0。

E[εt+1]=0和E[εt+1| It]=0清楚地显示，理性预期不存在系统误差。

就笔者而言，理性预期的思想无疑是正确的。这首先是因为，如果我们采用了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代表性的理性人假说，我们实际上就是假定，他（她）具有和真正的经济学家一样的分析和处理问题的能力。

(注：这个假定可能过强了，一个相对弱的解释是理性的经济主体可以从公开得到的专业经济学家的研究报告中获悉专业预测。)

这就是说，理性人没有任何理由不高效率地运用他（她）可以获得的公开的信息。其次，可以证明，很多其他的预期形式，例如适用性预期、外推型预期等，实际上都是理性预期的特例，是特殊随机过程下理性预期的特殊实现。但问题的关键是：在我国经济转型的背景下，经济人是怎样进行预期的？

四、“试错法”改革的随机过程表述

“试错法”经济转型，其含义是：改革者在推进下一步的改革时，除了大方向以外，其依据就是当前的改革推进程度。在数学上，如果可以把某些制度改革的推进想象为一个性的随机制度向量的变动，则该制度向量刚好具有随机过程中的马尔可夫性（Markov property：是指随机向量的下一期变动只与该向量的当前实现有关，与历史无关）。这就是本文要提出的假说――“试错法”改革的马尔可夫过程表述。为了使这个假说更有适用性，我们分别考虑了两种表述：

强形式：Xt+1=AXt+C+εt+1（1）

弱形式：Xt+1=AXt+C+μ(Zt)+εt+1 （2）

其中，X为制度向量， A为系数矩阵，C为趋势向量，ε为i.i.d.的白噪声，It为时间t时的信息集，函数μ(・)表示其他当前状态向量（Z）对改革推进的影响。由于μ(・)利用了额外的信息，因此式(2)的假设要弱于式(1)。弱形式的一个例子是我国政府在1988年宣布要进行“价格闯关”的情形，其中μ (・)表明了“政府宣布”的作用。

这种“试错法”的改革推进特点对经济主体的预期行为而言，就是他们缺乏或只具有很少的信息来预测未来。对式（1）和式（2）取条件期望，有：

预期强形式：E(Xt+1| It)=AXt+C （3）

预期弱形式：E(Xt+1| It)=AXt+C+μ(Ωt)（4）

式（3）表明，对改革推进的预期只与当前的改革安排有关，与改革的历史无关；式（4）虽然利用了当前改革推进的额外信息，但仍与历史无关。

以上分析说明，由于经济主体在预期时只使用了最近的信息，因此其预期表现出“短视（myopia）”的特征。

五、结语

在“试错法”的改革过程中，制度背景不同、经济结构不同导致了中国宏观经济殊的微观行为方式。此时，直接照搬主流宏观经济学的模型是误导的，必然遭受到“卢卡斯批评”，产生系统性错误。解决这个问题应从深层次着手，将主流宏观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与中国经济转型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以重塑转型时期的中国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作为这个工作的第一步，我们重新定义经济转型时期的公理化假定，包括对“试错法”改革的马尔可夫过程表述、特殊制度下的代表性的理性人假设、市场非出清的可能以及理性预期假说。下一步的任务就是，针对具体问题，利用主流宏观经济学的分析技术展开分析。在这方面，我们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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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陈平，王曦. 人民币汇率的非均衡分析与汇率制度的宏观效率 [J]． 经济研究, 2002，(6).

篇4

关键词：国际经济学；教学方式；教学水平

基金项目：湖南涉外经济学院2013年校级教学改革研究项目招标项目《国际贸易学课程参与式教学改革探讨》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4年2月15日

国际经济学作为经济类专业的核心理论课程，是以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为基础，研究各国经济活动之间关系，探讨世界范围内的资源配置和利用问题的一门课程，在经济全球化深化、国际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的背景下，学习本门课程通过了解国际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和作用对中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及实践意义。而基于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的本科院校，这样一门理论性强、涉及范围广、课程交叉多、理解难度高的课程，让学生融会贯通、提高教学质量成为了该门课程教学的最大难点。

一、国际经济学的课程特点

1、理论体系广泛复杂。国际经济学课程研究内容广泛，不仅涉及到经济理论，还涉及到当前国际经济中的众多现实问题。从整个体系来看，主要分为微观部分和宏观部分。微观部分包括贸易纯理论、贸易政策、贸易与经济增长问题、要素的国际流动问题，主要解释国际贸易的起因和利益分配问题以及国际贸易政策的影响和依据，涉及的理论主要有古典贸易理论、要素禀赋理论、重叠需求理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规模经济理论等。宏观部分包括国际收支理论与政策、汇率理论与政策、开放经济下的宏观经济政策和国际货币制度等问题，涉及的主要有货币模型、资产组合平衡模型、蒙代尔-弗莱明模型等众多经济学流派。直到当前，国际经济学体系仍在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2、相关课程联系紧密。国际经济学与经济类专业课程，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国际贸易学、国际金融学、财政学等课程联系紧密。由于其理论性强的特征，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是国际经济学学习的基础，又为国际贸易学、国际金融学等课程学习奠定了基础。在教学过程中，涉及部分贸易、投资、金融和财政的基础知识，有利于学生以国际视野来学习和探讨相关问题。

3、对基础课程要求较高。国际经济学需要运用大量的经济模型，涉及的经济数量关系联系紧密，课程逻辑性较强。国际经济学本身的理论体系，也体现了数学方法的抽象性和逻辑的严密性等特点。数学功底是学习和研究经济学的重要支撑，在需大量采用数学模型进行论述的国际经济学，更是要求学生具有扎实的数学基础。由于其内容上分为微观和宏观两部分，在教学中众多的图示暗含经济学理论基础，因而对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基础要求较高。

二、国际经济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目前国际经济学已经成为经济学类专业的主干课程，尤其在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金融学专业等均作为核心课程开设，笔者在国际经济学的教学实践中，发现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1、课程内容结构不合理，交叉重复部分较多。国际经济学课程本身的特点决定了其主要包含了国际贸易学和国际金融的理论内容，其优点是在国际经济学的框架下兼顾国际贸易、国际金融的理论知识，确保体系完整性，但易导致的后果就是分别与这两门课程相互重复较多，且又有可能出现在教学中都不涉及的内容，课程内容结构不合理。且由于教材内容更新缓慢，加上教学方式等问题使得国际经济学课程内容问题进一步突出，严重影响课程教学质量的提高。

2、采用传统教学方式，忽视学生的课堂主体性。目前，在国际经济学课程中主要采用讲授、讲解的传统教学方式，以介绍知识点、阐述理论为主。基本上形成了教师为中心、学生为对象的教师独角戏格局，忽视了教师和学生课堂教学双核心的主体地位，不利于学生主体能动性的发挥和学生个性能力的自由发展。而课堂设计也围绕知识点展开，教学目标狭窄，导致学生的学习以死记硬背或者被动理解为主，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以“幼稚产业论”为例，学生只基本掌握其理论内容和产生背景，对于该理论对当前发展中国家的现实意义却无从谈起，分析流于表面。传统的教学方式导致学生独立思考问题能力缺失，直接后果便是课程中极具现实意义和价值的国际经济问题演变成只需背诵和记忆，学生的理解问题和分析问题的能力停留在较低水平。

3、偏重理论知识教学，忽视联系现实实际。教师在教学中多注重理论知识的讲解和传授，以教材为中心开展教学活动，这虽然有利于教师备课、讲授的进行和教学知识点的完成，但有可能导致学生过分依赖教材。而当前教材内容中涉及的国际贸易和金融理论更多采用模型分析，案例分析尤其是涉及中国的案例分析较少，使用假设条件严苛的模型假设较难解释复杂的国际经济现象。这些都将导致理论学习和实践分析的有机联系被切断，以教材为中心，使得教师在引导学生思考问题的思维能力被削弱，教师与学生的思维僵化，也不利于学生运用经济理论分析国际经济问题能力的培养，尤其是运用理论知识解释中国的国际经济问题。

4、学生学习兴趣不高，基础课程功底薄弱。由于理论课程本身较为晦涩难懂，学生学习兴趣有限。加上国际经济学课程内容的广泛和理论体系的庞大，具有非常强的理论性，并大量运用较为抽象的分析方法，教学过程中的模型和图示较复杂，假设前提条件繁多，通过建立纯粹的理论分析框架展开分析。这些对学生而言都易造成困扰，且由于部分学生基础课程功底薄弱，缺乏扎实的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高等数学等基础，普遍反映学习过程中推论过程复杂、逻辑分析偏多、课程难懂，对理论模型的经济意义难以理解，影响教学效果，降低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学生难以提起兴趣反过来更不利于教学效果的实现，两者之间出现恶性循环。

三、提高国际经济学教学质量的对策

1、多种教学方式综合运用，培养学生应用能力。课堂教学中应当注重参与式教学、案例式教学等方式的综合运用，改变过去传统教学方式教师只注重知识点的讲解和阐述的不足，将单向封闭式的课堂变成双向开放式的课堂。参与式教学是在双边教学过程中突出教师的主导作用和学生的主体作用，以“合作、探究”为主要特征，强调学生以积极主动的状态参与学习的全过程，以提前告知课程教学讨论主题的形式，让学生通过各种渠道查找资料、分组讨论等方式参与到教学中。案例式教学是将实际案例导入课堂教学，激发学生的探究欲，通过教师对课程内容相关案例的介绍，让学生尝试分析并解决问题。如，在区域经济一体化部分，可以通过在课堂上以学生比较熟悉欧盟的发展为例介绍该知识点，并可提前要求学生搜集中国在近年来与其他国家或地区建立自贸区等资料进行讨论。这些教学方式的灵活采用能提高学生自主学习和独立思考的自觉意识，激发学生自身的潜能和创造力，实现教学相长，帮助学生解决怎样学习的问题，培养学生应用能力。

2、正确处理与其他课程关系，合理设置教学内容。国际经济学是经济类专业其他专业课程的先修课程，与国际贸易学、国际金融学、货币银行学等课程相关程度较高且有内容重复，教师必须熟悉和了解教学过程中需要涉及的其他课程的内容，要教授给学生一点知识，自己必须具备大量相关知识，以更有效地提高学生对知识点的理解能力。对于可能有所重复的部分，可与相关课程老师充分沟通协商，在教学中突出本门课程体系中的重点部分，以避免两门课程对同一知识点的重复讲授，降低课堂效率。对于前续基础课程比较薄弱的情况，在国际经济学课程教学之前，应将涉及并利用的分析工具做重点回顾，譬如生产可能性边界、社会无差异曲线等，以避免由于基础问题导致的连锁反应。而由于国际经济的动态变化，教材内容更新的滞后，需要教师在教学中不断充实教学内容，更新经济数据，以确保内容的完整性和时效性。

3、充分利用现代教学手段，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现代科技的发展，一方面极大提高了课堂教学的信息量；另一方面也促使教学手段不断更新。在课堂教学上，采用集文字、图片、视频、动画于一体的多媒体手段能极大地丰富教学形式，以弥补传统板书讲授形式的不足。在网络利用上，课程涉及到的国际贸易、国际金融、经济全球化等问题本身就是在实时发展动态变化的，借助互联网能改变从前坐井观天的局面，及时获知大量的相关信息。教师还可通过网络平台，将课堂教学中使用的课件、案例、习题以及相关文献资料及时提供给学生，极大地丰富学习内容，以弥补教材的不足。且学生可以通过互联网主动去探究感兴趣或更全面的数据资料，拓展知识面。

4、努力完善教师素质，提高教学水平。无论通过何种措施提高教学质量，教师都是核心和关键。国际经济学课程本身对教师要求较高，加上教学实践中的各种问题，这些都需要教师不断完善自身素质。教师应注重专业知识、教学经验和思维能力的积累，提高学术水平和知识层次。同时，需注重与同行教学经验的交流，培养团队协作意识，甚至可以与其他行业专业人士交流对国际经济热点问题的看法，培养开阔的国际视野。在教学实践中熟练掌握和灵活运用各种教学方法，从而不断提高国际经济学课程的教学质量和教学水平。

主要参考文献：

[1]姜新海.关于我国高校“国际经济学”课程的反思[J].广东工业大学学报，2007.6.

篇5

【关键词】素质教育；高等学校；教学方法

素质教育为培养学生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奠定基础。素质教育是以发挥学生的主体精神，开发学生能力，发展学生个性，健全学生人格为目的的教育。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个命题值得高等教育工作者深思。以高校教学为例，教学是大学的中心工作，但是目前高等院校经济学教学中普遍存在满堂灌的情况，这种教学方法不利于大学生个性化和创新思维的培养，阻碍了大学素质教育的发展和杰出人才的培养。

一、高等学校经济学教学方法现状分析

大学课堂中满堂灌是经济学教学方法的一大顽症，它的弊端是忽视学生学习的主体地位，教师主宰课堂。目前有以下两种满堂灌的经济学教学方法。

（1）课堂教学基本是老师站在讲台上当演员，学生坐在下边当听众。这种“老师讲、学生听”的单一教学模式，枯燥无味，学生处于被动的学习状态，严重缺乏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教师只注重讲授经济理论。

（2）满堂问式的满堂灌教学方法。课堂上教师处处主动，学生只是面对教师的发问被动地回答，学生始终处于被动地位，主体性得不到确认，限制了学生的思维。谈到课堂效果，有的教师总是说“学生配合不好”，片面考虑的是自己“教”得怎样，而忽略经济理论与现实经济的结合。

二、高等学校经济学教学方法中存在问题的原因

经济学教学中教师只关注自己的教，不注意学生学习过程中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的培养，这种教学方法的产生有很深的文化背景和现实因素。

（1）这与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强调教师的尊严和权威有关。荀子把教师与天、地、君、亲相提并论。并认为学生应该以师言为准则，应该无条件地服从教师的教诲。课堂上教师习惯以自己为中心，完全主宰着教与学的过程。

（2）与教师的水平和态度不无关系。改革传统教学法，要求教师有高度驾驶教材内容的能力，要深入浅出，要把死的知识变为活的能力，还要求教师善于精心组织和安排，密切关注我国现实经济的变化。

（3）学生的现状。现在学生普遍有厌学情绪，这种状况不利于教学方法的改革。因为教学改革是双向的，是教与学两个方面的，如果学生不愿主动参与，教学方法改革很难。

三、改革高等学校经济学教学方法的对策建议

下面根据我个人多年的经济学教学经验，我认为，可以采取以下几种方法来进行课堂教学。

（一）启发式教学法

启发式教学，就是教师在教学时运用各种手段启发学生积极思考，充分调动学生主观能动性以提高教学效果的一种方法。在教学中设置问题情景，一般来说，设计的问题可分为三大类型，即:“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例如在讲宏观经济学时，讲到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在2011年改变——从“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变成“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这一变化的关键在于货币政策从“适度宽松”走向“稳健”——为什么？引导学生参与其中，多用引疑释疑的方法，使学生在教学中成为主动的参与者。

（二）案例教学法

案例教学法就是在教师指导下，学生对案例进行思考、分析和辩论，从而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的一种教学方法。例如在讲宏观经济学失业理论时，可以引入“近年来出现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案例，引导学生思考和讨论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种种原因及应对措施。通过这种形式，在使学生了解这些社会现象发生背景的基础上，提高学生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

（三）开展课堂讨论

课堂讨论是一种参与面宽、参与度深的群体交流形式。通过讨论式教学，不仅能完成传统教学中传授知识的任务，而且能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课堂讨论一般可分组进行，在分组讨论的基础上，代表发言，同学补充，教师总结。例如在学生学完“失业与通货膨胀”后，我们可以向学生布置“如何降低我国目前失业率”的讨论课题，让学生在课下准备。在上讨论课时，把全班学生分成两组展开讨论，先由一方陈述自己的观点和理由；然后由另一方陈述，最后教师要进行简要的总结，向学生介绍自己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并说明这种观点成立的理由。

（四）实践教学法

实践教学是指为检验和深化某种理论而进行操作、从事有关活动或直接参与社会实践活动的一种教学形式。“实践出真知”，在搞好课堂教学的同时，还要积极开展课外的教学实践活动。比如在讲授微观经济学“供求理论”时，可以组织学生到市场进行调查，观察各类商品供求变动的影响因素及供求变动对价格变动的反应程度。爱因斯坦说过：“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例如我在讲授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过程中，曾经组织部分学生到“郑州可口可乐公司”进行参观学习，学生反映效果非常好，大大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使他们真正认识企业，而不是纸上谈兵，并且开阔了视野，理论联系实际，丰富课堂教学内容，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提高了学生的实践能力。

参考文献：

[1]张天宝.主体性教育[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3.

[2]李晓西.宏观经济学案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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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学；西方经济学；比较；分析

一、研究的对象及方法

(一)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及方法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1版序言中说：“我要在本书中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它包括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诸方面的关系。剩余价值的生产就属于生产问题；垄断资本之间相互瓜分剩余价值则属于分配问题；人们在生活过程中，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相互交换、工人和工人之间相互交换等；经济学就是研究生产关系的一门学科，它可以研究生产力。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方法主要有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从具体到抽象再从抽象到具体的分析方法，以及逻辑分析与历史分析相结合的研究与叙述的方法等。

(二)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及方法

西方经济学研究的各类问题是以资源的稀缺性与人类欲望无限性之间的基本矛盾为出发点的。因此，如何在有限的资源约束下，完成对资源的有效配置与充分利用过程，以最大化满足人类无限欲望，即解决资源稀缺性与欲望无限性的基本矛盾成为经济学这门学科的研究对象。由于研究对象及研究任务的各不相同，每门学科都形成了自己的研究方法。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主要分为：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均衡分析和过程分析，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经济模型和经济数学分析。

二、对现实的指导意义

(一)经济学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指导意义

马克思的科学理论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在建国几十年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经济学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撑。从对经济学渊源的探讨，我们看到了马克思、恩格斯善于思考、敢于突破理论禁区的创新精神和勇气，也看到了马克思、恩格斯对待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辨证态度，以及对西方经济学理论兼收并蓄、批判继承与发展的博怀，这些都为我们如何正确认识、对待理论知识指明了方向。

(二)西方经济学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指导意义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人们对西方经济学的看法有所改变。我们对西方经济学总体上批判是不妥的，应该在总体上学习，有分析地运用。许多学者，应用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分析中国经济改革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取得了可喜的成就。我们知道微观经济学要解决价格机制如何配置资源、如何协调经济的运行；宏观经济学要解决如何通过国家的宏观调控来解决市场失灵问题等等；这些比较实用的问题，正是我国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十分注意的。所以，西方经济学中的某些问题确实对我们经济发展起到一定的作用。

三、展望两种学科的未来发展前景

(一)增强经济学的实用性，强化其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的功能

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具有根本不同的阶级实质，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在为本阶级的历史使命服务这一基本点上是相同的。西方经济学作为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研究对象同其服务的资产阶级利益和要求是息息相关的，这一方面体现在它具有很强的辩护性，另一方面体现在它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它把经济资源的最优配置作为核心课题，重视对各种具体问题的研究，力图对各种具体经济问题做出理论解释，并提出相应的对策，以谋取最大经济效益。对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和发展，除了仍然重视其在培养无产阶级世界观、方法论方面的重要地位外，在我国无产阶级统治地位完全确立，历史任务主要是建设而不是革命的条件下，更应该重视其建设性研究，不断增强其为无产阶级利益服务的功能。

(二)对经济学中的部分内容要重新认识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知识、技术、现代化的管理方法等科学手段越来越多地应用到现代化企业管理中去。而这些新的认识却与传统的劳动价值论有所背离。因此很多学者对劳动价值论产生质疑，甚至诋毁经济学已经过时。这些矛盾看法表现在我国现阶段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上。发生这种抵触并不奇隆，因为劳动价值论强调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其他生产要素如资本、土地、科学技术等并不能创造价值。为了要解决这些矛盾，我们必须对劳动价值论，对经济学重新认识，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即依据实践去发展理论，这才是真正坚持的科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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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双语教学;目的;模式;教材

The mode and choice of economics bilingual teaching

YAN Jun; CHEN Hai-ning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economics bilingual teaching is to enable students to master relevant knowledge, at the same time learn to express and communicate economics with international mainstream language, becoming the bridge i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Therefore, in implementing bilingual teaching of economics, the selection of teaching mode, materials and courses must be pain special attention to.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shall be fully absorbed in the teaching mode,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chool and student's ability in English. A new choice, English textbooks and Chinese annotation, also can be considered in addition to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of the single and double teaching system in the choice of materials. Suitable bilingual teaching curriculum should be open to international is mainly the mainstream economics course of similar or agreement.

Key words: Bilingual teaching; Purpose; Teaching Mode; Textbooks

所谓“双语教学”是指高等院校的部分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同时采用两种语言(母语和英语)进行授课的一种教学方式。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步伐的进一步加大以及对外交流的日益频繁,我国迫切需要大量的既精通英语,又有丰富专业知识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为了应对这种局面,教育部高教司迅速制定出了推动“双语教学”的文件,即在2001年4号文件中提出,今后本科教育20%以上的课程必须进行双语教学,同时强调率先在金融、法律、生物工程、信息技术、新材料技术及其他国家发展急需的专业开展“双语教学”,从而使一些国际通用性、可比性强的专业与学科尽快与国际接轨。在双语教学过程中,是以母语为主还是以英语为主,各个学校的做法不尽相同。如在经济学的双语教学中,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就采用全英语的教学方式,而清华大学则采用英语教材母语讲解的方式。

在此,本文将从经济学中实施双语教学的目的、方式和手段等问题上探讨双语教学的模式选择问题。

一、经济学专业双语教学的目的

关于双语教学的目的,目前有两种看法:第一种认为,双语教学是一种语言学习的方法,是指在校内同时使用母语或第二语言(如英语、法语)进行教学,主要目的是学习和掌握主流语言,最终能用主流语言顺利进行各科学习。第二种认为,双语教学是一种旨在提高学生外语(主要是英语)的综合运用能力,加深学生对国外先进的专业知识体系、思想方法、理论与实践的前沿动态的理解,促使其全面掌握专业知识和技能。根据教育部的要求,我国开展双语教学是为了培养既精通英语,又有丰富专业知识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因此,本文认为,双语教学的目的是使学生掌握相关的专业知识,同时学会用国际主流语言来表达和交流,成为国际交往中的桥梁;而学习和运用语言则主要是英语课程的教学目的,在经济学等专业的双语教学上,这方面的训练不能花费太多的时间和精力。

根据上述看法,经济学专业双语教学的目的主要是:

第一,首先是经济学的专业教学(不是外语教学),经济学专业的培养目标仍然是它的首要目的。

第二,双语教学通常选择在那些国际主流的发展超过国内发展水平的专业课程上进行,通过双语教学了解、掌握和借鉴国际主流的专业知识,包括专业体系、思想方法、发展趋势等,最终为经济学的国际交流和国际运用做准备。

第三,双语教学的最后一个目的才是提高学生的外语综合运用能力,尤其是专业外语的水平。

基于双语教学的上述目的,在经济学专业实施双语教学要特别注意教学的方式、教材和课程的选择。

二、经济学专业双语教学模式的选择

双语教学自20世纪60年代在北美一些移民国家产生以来,主要出现了六种模式:沉浸式双语教学模式;导入型双语教学模式;双轨式双语教育模式;过渡型双语教育模式;双联型双语教学模式;三向分流双语教育模式。本文认为可以考虑如下集中模式的选择。

1.逐步渗透型。是指在经济学专业课教学中适当加入英语,如,常规的课堂用语该用英语,用英语解释名词术语或标注英语翻译,增加英文的案例分析或辅助阅读材料等,并根据学生的接受情况逐步加大英语在课堂上的使用比例。并最终达到全英语授课的目标。这种模式有利于学生逐步适应,操作性强。

2.穿插型。是指使用中、英文两种语言,或以中文为主,在理解中文的基础上适当用英文补充;或以英文为主,在教学的同时用汉语作必要的解释和说明。

3.开设选修课型。是指用纯英语开设经济学专业选修课,学生可根据各自的英语水平和爱好选择学习,从而做到因材施教。

4.渐进型。是指在低年级主要以强化英语能力为主,在高年级逐步开设以英语作为授课语言的经济学专业课。这种模式适应于外向型的专业和高校,同时对学生的英语水平要求很高。

三、经济学专业双语教学的教材选择

经济学双语教学使用的教材直接影响双语教学的效果,目前国内通行的做法有两种。

1.单纯的使用外文教材(单教材)。在双语教学过程中始终只采用外文教材,讲授西方体系,学生全外文作业和考试。这种方式可以让学生一开始就对专业的西方体系有一个清晰的概念。学生开始接受一门全新的知识体系时,往往没有能力将截然不同的体系混在一起比较。而且全外文的作业和考试对提高学生运用外语的能力,加强对专业外语的理解有很大的帮助。但是,单纯的使用外文教材往往使得学生学习专业知识的难度加大,并且有理由担忧难以面对中国的各种职业考试。

2.采用中外两本教材(双教材)。双教材制是指在教学过程中仍然同时保留对中文教材的使用。根据使用程度不同,又可以分为主辅制和并行制。其中,主辅制又有中文教材为主和外文教材为主之分;并行制下中文和外文教材难以区分何者为主,都有兼顾。我们所称“中文教材为主”是指教学讲授用中文,知识体系和作业以中文教材为主,板书以外文为主,考试以中文为主。“外文教材为主”是指教学讲授中文为主,知识体系以外文教材的西方体系,板书以外文为主,作业以外文为主,考试全外文,中文教材作为参考书,在进行中西方比较时用。但采用双教材时,学生往往倾向于完全参考中文教材,这需要在教学过程中督促学生学习英文教材。而且,双教材制往往决定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时时兼顾中西方体系的比较,这对教学的组织非常的不利。

综合考虑上述两种做法的优劣,本文提倡一种新的做法――英文教材,中文注释。在经济学的双语教学中设计一种全新的教材,教材的正文是全英文,而在特定的位置用中文标释章节名称、重点句式和专业术语的翻译。这样,既避免了双教材制中学生可能的偷懒行为,又降低了单教材制的学习难度。这非常值得采用和推广。

四、经济学专业双语教学的课程选择

选择适当的专业课程进行双语教学,对会计专业双语教学的效果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根据课程的特点,经济学专业课程可以分为两大类:课程内容和体系与国际主流相似或一致,不带有国家特色的,称之为“国际化课程”,如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国际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等;有的带有很强的中国特色,称之为“国家化课程”,如政治经济学、经济史等;有的两者兼而有之,如财政学、金融学、货币银行学等。

那些国际化专业课程的中文教材本身就是西方体系的引进或者直接翻译国外的优秀教材,采用外文原版教材实施双语教学不需要增加其他课程,教学的组织相对简单,教师的教学工作量也比较少。而国家化课程,采用国外的教材是不合适的,不适宜实施双语教学,如果也实施双语教学,为补充该课程就需另开设中西方比较之类的全中文课程。而对于第三种课程,在开设双语教学的过程中就需要将国内与国外不同的地方进行特别说明。

参考文献:

[1]成晓毅.我国高校双语教学模式初探.西安外国

语学院学报.2005,(3).

[2]谷志忠.简论高校的双语教学.中国高教研究,

2005,(10).

[3]季莹,张坚.论经济学双语教学的创新模式及教

学实践.成功(教育),2009,(4).

[4]罗君丽.关于开展宏观经济学双语教学的分析

与思考.教育与探索,20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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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是人类探索客观世界和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积淀下来的成果,两者既非完全对立,也非完全统一,而是对立统一的。正确研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分歧,解析两者间的联系和结合之处,既能科学地说明两者的本质关系,又能有效地解决具体问题,提高学习政治经济学的兴趣和实效性。

关键词:

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异同

政治经济学作为一个在的理论体系中占据着极端重要地位的学科，是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由于理论体系本身的重要历史地位与政治地位，所以人们通常会在研究中把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做以区分，挖掘其中的个性和共性。而且，搞清楚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区别，对于正确看待这两个不同的经济学说以及正确理解和处理当前经济体制改革中的矛盾来说，都有很大的意义。首先要说明的是，本文的经济学是指马克思的《资本论》学说，西方经济学是指从19世纪70年代边际革命以后到目前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所发展起来的占主流地位的经济学说，以塞缪尔森、斯蒂格利茨、曼昆等人的《经济学》为代表。

一、起源与轨迹差异

众所周知，古典经济学是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两者共同的起源，其代表人物是英国人亚当•斯密。亚当•斯密在其经典著作《国富论》中以劳动分工为起点，详细地研究了资本主义发展初始的分配规律和生产模式。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都认为亚当•斯密为自己提供了思想的灵感和来源，只是这两个经济学在后续的发展和继承中走上了分岔路而已。马克思认为，亚当•斯密在描述关于资本主义经济的问题上是准确的，但受限于他的时代，亚当•斯密没有看到资本主义制度生产关系发展将被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取代这一历史规律。马克思通过改进这一学说使之能够伴随历史进步而坚持其正确性。但西方经济学家们在亚当•斯密原有理论基础上，通过对思想具化和数学建模的方式对古典经济学中的缺陷不断修缮完善，像类似不对称信息、外部性理论等，类似凯恩斯主义则是回应经济失灵现象。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认为，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只是从不同的视角对亚当•斯密的理论做了发展完善，它们只是在同一理论源头发生而形成的不同理论。

二、理论形成路径的差异

政治经济学几乎可以算是马恩两人的合作的成果。《资本论》真正的创作时间，应从1844年马克思把研究重点从哲学转入政治经济学后起始，直到1865年底第三部分草稿写作完结，至1867年第1卷的出版，大约20年时间；后期第2和第3卷的写作和修订持续到19世纪70年代，总共大约40年时间。所以说，马克思本人对《资本论》核心思想的创作应该集中在19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这段时间。而西方经济学是由西方众多经济学家共同积累而成的。自1870年边际革命的蓬勃，马歇尔的集成，到张伯伦等对微观部分的完成，自凯恩斯开创宏观体系，希克斯等人的完善，到塞缪尔森的整合，再到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对自由主义的回归和供给曲线对宏观经济学的革命，大约经历了一个世纪。正是由于这种不同的创作史的路径，相对于经济来说，西方经济学发展经历的时空跨度更大更长，所以流派缤纷，但是西经的内在体系逻辑不如马经的清晰连贯。

三、研究对象上的差异

虽然政治经济学认为，经济活动由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这四部分组成，而西方经济学也包括这四部分。然而对于西方经济学在研究对象上来说，可以援引塞缪尔森在他《经济学》著作里的话：“经济学研究人和社会如何做出最终决定，在使用或不使用货币的情况下，来使用可以有其他用途的、稀缺的生产性资源在现在或将来生产各种商品，并把商品分配给社会的各个成员或集团消费之用。”简而言之，经济学研究的是如何通过资源在各种不同用途中合理配置而使人类需求获得最大满足的一个社会科学；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通过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表述我们可以窥见一斑：“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由此便知，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在研究对象上的看法是有明显差异的。通常来讲，“生产关系”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并与生产力建立联系来探究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关系，而西方经济学把资本主义私有制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和政策问题作为其研究对象。相比较而言，马经因为其建立的经济范畴都反映一定的社会关系，故而它对经济现象背后的本质性的社会关系更为重视，但西经则对解释和预测表层经济现象更为重视。

四、利益和立场上的差异

经济学其实是一种社会科学，所以它有一定利益立场。西方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就代表着不同的阶级利益立场。从阶级性上讲，政治经济学代表着工人阶级利益，力证社会财富是工人阶级劳动创造的，那些被资产阶级占有的财富理应重归工人阶级所有。而西方经济学的阶级立场是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古典主义，通过表现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关系有利于提高效率、有利于全民福利、有利于把财富这块蛋糕做大等优势来证明其合理性。但双方无论从彼此汲取多少对自己有益的成分，都不能从本质上改变自身的本质属性和阶级立场。历史和实践向我们明示，经济学家总会主动或被动地去接受代表自我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代表自我阶级的利益，维护自我阶级的立场，选择符合特定阶级利益的价值判断等态度去研究、解释和解决经济问题，鲜有例外。

五、研究内容上的差异

劳动价值论是政治经济学建立的基础。由于劳动价值论认为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人类劳动，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的大小，商品价格只是商品价值的货币表现。政治经济学还认为，虽然变化的供求关系会对商品的价格产生影响，但商品的价值才是商品价格的最终决定因素，供求关系只会使价格围绕价值波动。而西方经济学的价值理论是以供求均衡为基础的，它不像马经那样存在独立于价格之外并决定价格的抽象的价值本质，而将商品的价值视作商品的交换价值，是一种商品实物交换比例，在货币条件下表现为商品供求均衡时的价格，这样价值就与均衡价格完全一样了。正是因为把价值定义成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人类劳动，所以在政治经济学的视野里，对雇佣工人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转化为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的一切非劳动收入，工人工资只是劳动力商品价值的转化，全部价值均由工人的劳动所创造。而西方经济学把“经济人”视作起点来研究，认为商品价值是由包括劳动在内的各种生产要素共同创造的，仅把劳动当作一种生产要素进行研究。所以说西方经济学将工人的工资视同如利息、地租一样的生产要素对生产贡献的报酬，因而不存在对工人剥削的问题，认为这只是社会成员各方自发自愿交换的结果。

六、研究方式上的差异

通过运用唯物史观和辩证法，政治经济学认为无论哪种社会形态都不会一直稳定永恒，所以视社会发展为一个由客观规律决定的社会经济形态的演进过程，认为社会经济形态总会向更高级的形态更替。但是西方经济学始终坚持理性主义和唯心史观的方法论，由于西方经济学基于这样的方法论，因而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将永恒稳定的存在，构建了一种确定性的经济社会观。政治经济学对规范分析也十分重视，用抽象定性的方法研究掩盖在物与物的关系下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它的经济制度本质规定，要特别注重对经济关系运动的规律性分析。但西方经济学却重实证分析，通过描述、推理、计量、检验等方式，对商品经济与市场的具体资源配置、分配制度、运行规律、运行机制、宏观和微观的市场调控方法进行探究，可达到为经济主体和政府提供政策建议的目的。

七、结论上的差异

综上所述，不管是起源轨迹、理论路径、还是具体研究对象的确定，抑或是研究方法的选择，总之以上多种差异，最终归结为马经和西经关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市场经济结论上的不同。西方经济学对于经济问题的阐述是从微观和宏观两个方面进行的，它更着重于通过概括经济规律而使企业和社会利润最大化。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却是通过研究生产力、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特点来揭示资本主义的黑暗以达到弘扬社会主义优越性的目的。简而言之，西方经济学研究的是市场经济和供求关系，但政治经济学则着重考虑资本再分配问题，把资本在整个社会生产中以利润最大化为流通方向的整个过程作为研究重点。

作者：刘玥 单位：西安政治学院

参考文献

[1]彭德林.新制度经济学[M].湖北：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塞缪尔森.经济学[M].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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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改革开放和区域经济的发展，我国很多学者对区域经济学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出版了大量的专著和教材。很多高校也开设了区域经济学课程，为了提高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不少的教师对区域经济学的教学进行研究和改革，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刘驰、舒劲松（2013）指出将PBL教学模式引入区域经济学课程教学，有利于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姚春玲（2010）、杨清、姚永鹏（2012）、李琪（2014）指出在区域经济学教学中应用案例教学，可以提高教学质量。殷颂葵等（2013）探讨了GIS在区域经济学课程教学中的应用价值，孙立霞、丁生喜（2013）讨论了实践教学在区域经济学教学中的运用。本文主要从教师的角度谈谈区域经济学课程教学的课前准备问题。

1 授课前教师要明确区域经济学课程的教学定位

首先，授课前要了解授课学生所在专业和层次的人才培养目标。从目前各高校区域经济学课程的设置情况来看，不仅有经济学系开设该课，而且地理学系和公共管理学系也在开设。学习区域经济学的学生既有研究生层次的，也有本科生层次的。不同专业、不同层次的人才培养目标是不同的，或侧重于培养应用型人才、或研究型人才、或复合型人才等等。而人才培养目标与课程教学目标紧密相关。教学环节和教学内容必须服务于教学目标，教学目标要服务于人才培养目标。不同学校不同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不同，课程的教学目标就会不同，因而教学环节和教学内容的选择就会不同。

其次，明确区域经济学课程教学目标。课程教学目标不同，教学任务就不同。同一门课程针对不同专业的授课对象，教学目标是不同的，因而教学任务就不同。比如高校地理学系、经济学系、公共管理学系都开设区域经济学课程，但教学目标显然不一样，因而教学任务就不同，教学的出发点和授课角度以及侧重点就不同。所以区域经济学授课教师要清楚授课学生所在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并且明白课程教学目的，知道学生专业知识结构 、能力结构、综合素质结构的构成，提高教学的自觉性和增强教学的针对性。

2 授课前教师要精心准备授课内容

要上好区域经济学这门课，就要把每一堂课上好，但是一堂课不是孤立的，它是一门课的一个组成部分，对一门课而言它是一个局部，所以要事先处理好整体和局部的关系。要上好区域经济学这门课，教师应事先从整体上把握这门课的主要内容，也就是既能把握粗枝大叶，也能在上每一堂课时随时添枝加叶进行润色，能融会贯通、信手拈来。所谓“整体上”就是对这门课的全部理论内容都要全面地、深入地、透彻地理解；对这门课所涉及的主要能力要求都能够全面、熟练、牢固地掌握；这样才能在具体讲授每一堂课时有一个全局的观点，恰当的把握，才能保证这门课的整体效果。从整体上把握区域经济学课程的教学体系，应做好如下几件事情。

（1）研读区域经济学教材和相关参考书。自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很多学者如周起业、刘再兴（1989）、郝寿义、安虎森（1999）、张秀生（2007）、孙久文、叶裕民（2010）、安虎森等（2010）、魏后凯（2011）等等对区域经济学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出版了大量的专著和教材。在这些著作中，他们根据对区域经济学概念和研究目标的不同理解，形成了不同的理论体系。区域经济学教师在选定一本教材进行研读的同时，还应参阅相关参考书，以便扎实地掌握本课程的基本内容、基本结构，各部分之间的关系以及贯穿全课程的基本线索是什么？本课程所涉及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基本能力和重要结论是什么？本课程的基本要求是什么？本课程的历史、现状和发展方向是什么？在此基础上结合学生所在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和教学目的，根据课时的约束，有选择地、有侧重点地向学生介绍有关内容和方法。

（2）亲自做过教材中全部的练习题和思考题。课后的习题不光是留给学生复习巩固用的，区域经济学老师通过做练习也能获得很多教学启发。通过做练习可以知道哪些是重要的知识点，哪些内容要求学生重点掌握，做练习时要用到哪些方法，包括一些数理方法，可能是学生的薄弱点，要提醒学生事先去查找有关工具，也便于老师在教学中就这些问题做重点介绍。另外练习中可能存在一些问题，老师通过做练习可以及时得以纠正，也便于学生在做练习碰到难题时，老师可以及时地答疑解惑。

（3）认真研读有关前修和后续课程的教材。区域经济学课程是从宏观角度研究区域经济发展的一门综合性很强的应用经济学科，整个课程讲授有较高的理论深度和知识广度。本课程的先行课程有政治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产业经济学等，与发展经济学、资源经济学等课程联系也较为密切。区域经济学教师在授课前得知道本课程在教学计划和人才培养方案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什么？本课程与其前修和后续课程的关系是怎么样？有的知识点在不同的课程中会有重复，出于课时的考虑或是不同课程性质的原因，这些重复的地方可以删减或是从特定课程的角度讲授。

（4）教学内容能突出时代背景。过去说要给学生一碗水，教师得有一桶水，现在要求教师得有一条河，是活水，是时时更新的知识。教学内容的吐故纳新是教学上永恒的要求。科学在发展，专业内容更新快，教师要教给学生不过时的东西，尽可能把新的进展和内容充实到课堂上。这要求教师对学科知识的跟踪要及时，必须坚持学习，坚持研究。这些年来，我国区域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各类报刊杂志网络上时有介绍区域经济建设方面的文章，这些实例可以充实到课堂教学中。各级党和政府所作的方针政策和报告文件中经常出现如“区域”、“区域发展”、“主体功能区”、“区域协调”、 “城乡统筹”、“城乡发展一体化”、“创新驱动”等词语，区域经济学教师通过仔细研读“党的十”报告、政府工作报告和各地“十二五规划”等各级党和政府所作的报告文件，可以从中捕捉前沿的科研信息，把握科研方向，探索促进各地区域经济发展的途径和措施，有利于拓展教学深度和广度，促使教研相长。

（5）教学内容能理论联系实际。区域经济学课程的教学内容理论抽象性比较强，要想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理论联系实际的授课方式是个不错的选择。教学中如果以地方区域经济发展为例应用区域经济学的学科知识，会令学生感觉到这些理论是有生命的，是鲜活的，是能解决实际问题的，是学而有用的。因此在教学准备的过程中，教师可以运用区域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去研究地方经济，以便于授课时作案例教学或作专题介绍。在运用区域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去研究地方经济时会观察到一些新情况，得出一些新结论，因为一个县、一个地区、一个省的经济发展，固然取决于它的优势或长处，但更多的是受制于它的劣势或短处，就像“木桶原理”。如以江西省为例，可以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经济发展的阶段、产业结构、城市化发展水平、宏观经济大势等方面采用比较分析法将江西有关指标与中部及江西周边地区进行比较，从而把握江西的基本区情，进而分析影响区域发展的主要因素：在全局中的地位、区位因素、产业结构、发展战略、人文环境等。利用众多的数据采用不同的分析方法研究这些经济指标，并通过各种图形和表格动态直观地呈现出来，将理论和实际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这样更有说服力，能给学生留下深刻印象。经过这样精心的理论联系实际式的教学准备，对提高课堂教学效果、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是很有帮助的。

3 授课前教师要了解学生

我国宋代朱熹在《论语》的注解中指出：“孔子教人，各因其材。”说的就是孔子因材施教的教学思想。区域经济学老师要了解学生的专业和以往先行课程的学习内容及整体成绩等信息，以便决定本课程在本届的讲法，如何采用启发式教学方法及考虑如何与其专业相结合。区域经济学老师也应从学生的实际出发，使教学的进度、广度、深度适合学生的知识水平和接受能力，同时考虑学生的个性特点和个性差异，使每个人的才能品行都得到发展。

4 一套符合时代要求的教育思想和教学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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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于北京时间10月12日揭晓，该奖项单独授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系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教授，以表彰其在消费、贫穷与福利方面的研究贡献。迪顿基于微观数据，从个人消费行为入手，通过深入研究收入、贫穷和福利等问题，为国家政策设计尤其是为发展中国家解决相关问题找到了重要支点。

迪顿获奖的背景及其主要贡献

为设计增进福利并减少贫穷的经济政策，必须首先了解个人的消费选择。迪顿在基于微观数据的个人选择和总体的经济结果之间建立了内在联系，他的研究帮助和促进了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以及发展经济学等领域发生转变。此次授奖旨在表彰迪顿在三个核心方面所做出的杰出贡献：1980年，迪顿和米尔鲍尔（J.Muellbauer）共同提出近似理想需求系统（AIDS），用于分析消费在不同商品之间的分配；1990年，迪顿发现了消费和收入之间的实际关系，即“迪顿悖论”；在之后的几十年中，迪顿又针对发展中国家的贫穷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

第一，消费者如何在不同的商品之间分配支出？这个问题不仅有助于深度解释和准确预测实际消费模式，而且对评估相关政策和改革成效也十分关键。比如，消费税的变化对不同收入群体的福利影响。在20世纪80年代的早期研究中，迪顿建立了“近似理想需求系统”（Almost Idea Demand System， AIDS） 模型。这一模型灵活、简单，能够估算所有商品的价格和个人收入对商品需求的影响。这一方法和之后的修缮版本已经成为现在学术界和实际政策评估的有效工具。

第二，社会的总收入是如何在消费和储蓄之间分配的？在1990年前后的几篇论文中，迪顿注意到主流消费理论无法解释总收入和消费之间的实际关系，而基于理论所推论出的居民根据个人收入调整对应消费的行为特征与总体数据所呈现的变化截然不同。这一发现被称为“迪顿悖论”。这表明，对个体数据的分析是解开总体数据之谜的关键。这推动了现代宏观经济学研究思想和方法的进步。

第三，如何深入研究贫穷和福利问题？在迪顿的研究中，他将贫穷、福利等问题量化，强调家庭消费水平数据的重要性，用以窥探经济发展背后的深层机理。迪顿致力于家庭调查研究，促进了发展经济学的转型，使其从基于总体数据的理论研究领域上升到基于个人详细数据的实证研究领域。

迪顿获奖理论的演进、内容及相关应用

迪顿利用不同国家的数据，对家庭行为、经济发展以及健康和贫穷等社会经济问题进行了实证分析。他偏重于利用微观计量方法分析问题。最初迪顿在关注消费者行为时，便提出了“迪顿―米尔鲍尔消费需求系统”以及著名的“迪顿悖论”。之后，迪顿又将计量经济研究模式扩展到收入和储蓄、贫穷、健康和福利等方面。在某种程度上，迪顿让以往难以挖掘和研究的个体数据走向实用，为研究和解决发展中国家的贫穷问题探索了新的方法。

1.近似理想需求系统。迪顿广为人知的学术成就之一是提出了“近似理想需求系统”模型。这一模型由一系列的方程组成，用以表明消费者对于不同商品和服务的需求。而且，需求随商品价格、消费者收入和人口因素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可靠、有用的需求系统能够适合数据中观察到的模式，并且与理性消费者理论兼容。这一系统模型能够简单、直观、准确地反映出各种变量对消费结构的影响，可以精细地分析消费者需求，从而为衡量消费者对价格和收入的反应提供了基本工具。这一模型已经被广泛应用于经济分析之中。

早在19世纪，就有许多研究人员使用参数化方程来表示该系统模型，较为著名的有恩格尔曲线等。1954年，英国经济学家斯通提出了线性支出系统模型（Linear Expenditure System， LES）。这一模型把居民家庭的消费行为看作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用以分析居民的消费水平、消费取向以及收入变动对消费决策的影响；然而，LES的主要困难在于无法判断其假设是否符合实际情况，模型的计算结果也无从考究，因而未能在实际中得以广泛应用。之后，巴顿结合对数线性需求函数的微分形式，建立了鹿特丹模型（Rotterdam model）。这些模型大都用整体数据来表示某一个体（或家庭），来描述需求量、收入、价格变化之间的关系。

20世纪60至70年代，许多经济学家通过对现有需求系统的测试，发现这些系统并不能准确预测需求随价格和收入的变化而改变，而且也不符合有关理性消费者的推断。1974年，迪顿明确指出了现有需求系统的两大弊端：首先，即使所有人都是理性消费者，那么消费者的选择也应该是基于个体的，而不应该从整体层面来考虑；其次，已有的一些模型（如LES、Rotterdam model等）关于消费行为的假设约束条件过于严格，无法切实反映消费者的真实选择。基于此，迪顿试图建立一个能够表示真实需求系统的简单而有效有模型，这就是迪顿和米尔鲍尔在1980年提出的“近似理想需求系统”（AIDS），也称“迪顿-米尔鲍尔系统”（Deaton and Muellbauer’s System）。标志性著作为两人合著的《经济学与消费者行为》（1980）。

AIDS模型是在效用水平一定的前提条件下，求出消费者达到支出最小化的消费选择。这一模型除了具有鹿特丹模型与对数转换模型的一般特性外，还具有明显的优点：非常接近线性，比较容易估计和预测；可以对任意的需求系统给出一阶近似；具有与已知家庭预算数据相一致的函数形式；能够较好地满足消费者选择公理等。显然，这一模型的灵活性和扩展潜力为消费者行为的研究提供了有效的推动力。迪顿和米尔鲍尔在书中对消费者行为的研究范式和相关问题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讨论，阐述了有关消费者行为的经济理论以及在经济分析中的作用，对模型的构建和实证检验都力求做出合理的解释。

差不多在同时，他们又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近似理想的需求系统》（1980）的论文。2011年这篇论文还入选了1970年以来《美国经济评论》最顶级的20篇论文。他们将这个需求系统模型应用于1954-1974年间英国支出模型的研究，发现当人们越来越富有的时候，伦敦居民的食品和住房的实际支出系数反而为负。这意味着收入投入到这些商品中的比例在下降。同时，他们还运用这一模型证明了显著的相对价格影响，尤其在交通和通信的支出上。

AIDS模型提出之后，也经历了一些拓展与改进。比如，将恩格尔系数纳入AIDS模型中，扩展为“二次型近似理想需求系统”（Quadratic Almost Ideal Demand System， QAIDS）。QAIDS模型极大地简化了估计过程，成为非线性的 AIDS 模型得到广泛应用的关键步骤。在此基础上，又提出了修正的LAIDS模型，对支出和价格弹性等的具体计算方法进行了拓展。总体上，AIDS为衡量消费者对价格和收入的反应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工具，即消费者需求实证分析的重要工具。这一模型及其改进模型被广泛应用于经济分析中，如CPI测度、国家内部不平等和贫穷统计、国际间福利比较等；同时，这一模型还应用于经济政策的制定，以及各种改革措施效果的判断。

2.跨期消费与“迪顿悖论”。AIDS系统描述了在某一特定时期，家庭内部如何分配各种消费品，其假设前提是这一阶段的家庭总支出已知。然而，现实中总支出往往是无法确定的，这取决于每个家庭的消费计划。跨期消费是宏观经济学中非常重要的问题。迪顿发现此前以整体作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学理论在收入和消费方面存在“失真”现象，即尽管收入突然发生改变，但消费却变化得非常缓慢，消费曲线比收入曲线更平稳。这就是著名的“迪顿悖论”。“迪顿悖论”的发现推动了宏观经济研究方法的进步，让研究者不再只习惯于依赖整体数据，而将对个人行为的研究也视作至关重要的一部分。

20世纪50、60年代，经济学家关于跨期消费问题有两个著名的理论：米尔顿・弗里德曼的永久收入假说（Permanent Income Hypothesis， PIH）和莫迪利安尼的生命周期模型（Life-Cycle Model， LC），其核心观点在于消费者在生命周期中平滑其消费。根据这两个理论，人们认为消费变动小于收入变动趋势，消费由持久收入而不是当期收入决定。1978年，霍尔首次推导了理性预期对消费的影响，认为如果持久收入假说是正确的，并且消费者有理性预期，那么消费随时间推移而发生的变动是不可预测的，并提出了随机游走（Random Walk）模型。

1990年前后，迪顿和他的同事们从永久收入假说测试中获得了大量重要信息。这些测试改变了理论和数据之间关联的基本看法。当时几乎所有的宏观经济研究都基于“代表性消费者”，他们的消费会随着社会总计或平均收入而发生变化。基于这一假设，迪顿指出，永久收入假设表明消费的变化要大于收入变化。因为对于整个经济发展趋势而言，某一意外的收入增加会使得之后几年收入也随之增加。理性消费者则应该在这些收入上涨之前就考虑其使用。然而，从实证数据来看，消费的变化要小于收入变化，对此，迪顿提出了对该理论的怀疑，即“迪顿悖论”。

20世纪80年代，迪顿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来探讨这一问题。迪顿在《消费的生命周期模型：理论与证据一致吗？》（1987）一文中，检验了影响消费者行为的生命周期模型的有效性，通过对消费和劳动力供给的代表性模型做简单的非参数检验，以及对可支配收入的时间序列特征和基于生命周期模型假设下的消费行为做简单化的研究，得出结论，持久收入比当前收入更不平滑。对于为何消费比收入平滑，持久收入理论无法提供直接并被广泛接受的解释。因此，消费的平滑性不能直接用持久收入理论来解释。

迪顿在《为什么消费如此平滑？》（与约翰・坎贝尔合著，1989）一文中，从总消费角度出发，通过分析美国季度消费数据的变化规律，构建储蓄和劳动收入的两变量VAR模型，对霍尔的随机游走假说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持久收入并不比当期收入平滑。相对于持久收入假设中的消费函数形式，由实际的消费数据所计算出的消费支出波动性更小，居民消费没有像理论假说所描述的那样随着收入变化而发生同步变化，居民消费对收入冲击的反应表现平滑。

迪顿的研究表明，要更好地理解宏观经济数据，就需要研究收入和消费的个体结构。因为在同一时间里，虽然一些人的收入会下跌而另一些人的收入会增加，总体上看并没有显著变化，但对于个体而言却有着很大的差别。迪顿认为，当研究个体数据时，标准的理论之外还有额外预测结果。例如，消费者个体的收入分配随着个人年龄的增加呈扇形分散状，扇形范围可以用来评估在多大程度上个人可以确保自身收入免受冲击。

迪顿在跨期消费和收入方面的研究对现代宏观经济研究具有持久的影响。从凯恩斯开始，宏观经济研究方面主要依赖于汇总数据，然而，在此之后即使是分析宏观层面的问题，学者们通常也先从个体层面开始，然后将个人行为进行加总后再进行整体经济学分析。可以说，迪顿将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很好地联系在了一起。

3.基于家庭数据的贫穷、健康和福利问题。迪顿于20世纪80年代逐渐将其研究方向转到经济发展问题上，并利用家庭调查数据分析和解释各种经济发展政策问题，从而使普林斯顿成为研究经济发展问题的重要基地之一。迪顿还一直强调建立家庭对于不同商品消费情况的数据集的重要性，进而促成了世界银行有关生活标准测度调查的设计（the Living Standards Measurement Study，LSMS）。近几十年来，迪顿就发展中国家的消费和贫穷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

在研究消费及其决定因素时，首要的问题是消费数据的收集。迪顿认为，对于横截面数据的收集，而不仅仅是单个家庭的跟踪，是非常重要的。他与合作者在研究关于跨期储蓄和劳动供给时，阐述了用截面的时间序列构造真实面板数据的方法。这项成果以及后来的研究被广泛地引用和应用。迪顿在《家庭调查分析：发展政策的微观计量方法》（1997）一书中，比较系统地介绍了家庭调查数据的分析方法，包括家庭调查的构建、适用的经济计量分析工具以及由此引出的一系列经济发展政策问题。迪顿指出，家庭调查不仅能够提供各种受政策影响的经济变量信息（如价格），而且还是一个研究相关经济行为和经济政策的数据源。

另一个问题是如何通过消费和支出数据来衡量贫穷程度。一般情况下，不同地区的家庭面临着不同的当地价格，不同类型的商品或者同一商品的不同质量也都有所区别。迪顿探讨了如何利用单位价值量来构建本地市场价格问题，在这点上，他关于发展中国家的研究成果已经产生相当大的影响。

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贫穷通常的定义是在个体层面，而消费则是相对于家庭层面的整体数据而言。所以，以个体还是以家庭为单位来研究问题对模型的结论会有显著的影响。最常见的方法是通过测量人均家庭总开支来表示个体福利，其中的假定当然是小孩和成年人的消费量是一样的。迪顿通过实践检验表明，更为合理的估计是一个小孩的费用约为一个成年人费用的30%-40%。而人均估计的指标将因此夸大贫穷家庭儿童的贫穷程度。

迪顿在比较不同时期和不同国家的福利方面也做出了许多重要贡献。他指出，当前贫穷线的设定主要是基于国民统计数据，而正确的方法是使用不同居民户调查的家庭数据。迪顿还对贫穷线进行了重新界定和评估，将贫穷用绝对贫穷线和相对贫穷线来度量，前者多用于发展中国家，而后者多被发达国家采用。

迪顿的研究中，经常巧妙地运用家庭数据来分析和解释一系列问题，比如收入和卡路里摄入的关系、家庭内部性别歧视的程度等。迪顿关于收入和卡路里摄入量关系的研究表明，收入增加确实会导致更多热量被消耗，但证据并不支持营养不良是由贫穷导致这一假设。在关于家庭内部性别歧视程度的研究中，迪顿则巧妙地提出利用家庭消费数据来间接估算女儿是否被赋予更少的资源。实证研究表明，通常情况下，无法找到任何系统性的差异，但在家庭面临不利条件时，则明显存在性别歧视的情况。发展经济学是一个基于单个家庭详细数据的实证研究领域，迪顿的研究成为这一转变的重要推动力。

简要评述

迪顿的研究领域涵盖极广，涉及收入与消费、贫穷与福利等许多方面。他的大量研究成果都有相同的理念：架设理论和数据之间的桥梁，以及建立个人行为和总量经济结果之间的关联；从理解和分析人们的消费和储蓄行为开始，转向研究人们的处境如何变好，再到对国家福利的研究。

迪顿的突出贡献首先体现在方法论上。迪顿关于健康、经济发展以及微观经济层面家庭行为的研究，基本上是建立在经济计量实证分析和统计分析基础之上，通过对收入、消费、价格、健康以及贫穷等社会经济问题的实证分析和比较，论述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影响。迪顿的研究方法不仅对传统的经济理论给予了计量证明，而且为其他学者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

同时，迪顿的研究对实际社会经济生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迪顿通过对收入与消费、经济发展、贫穷等问题的分析，得出了一系列实证性结论。这些结论使人们对日常生活中关乎自身利益的各种经济因素，如储蓄、消费价格、收入、健康状况以及幸福感等有了更清晰的认识。由于迪顿的这些结论都是基于实证分析和统计分析得到的，所以更有说服力、感染力和针对性。

另外，迪顿关于收入与消费的微观细分研究，对于各个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有着更为特殊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