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思想的起源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法治思想的起源，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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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爱岗；敬业；人文关怀；心理疏导；思想政治工作

企业员工弘扬爱岗敬业精神对企业的生产和发展具有极高的推动价值，对企业员工的职业生涯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时，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在企业生产活动中起到的作用和产生的价值越来越被企业管理者、员工和社会所认可。在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中如何激发企业员工爱岗敬业精神成为企业管理者和思想政治工作者越来越关注的问题。

1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中弘扬爱岗敬业精神的必要性

1.1爱岗敬业精神的内涵和必要性

爱岗敬业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组成，是实现“中国梦”的社会精神动力之一，也是“爱国爱疆、团结奉献、勤劳互助、开放进取”的新疆精神的具体体现。企业激发员工爱岗敬业精神必将对企业生产活动产生正面促进作用，有利于企业价值最大化；也能够使员工更充分、自由、全面的发展；为员工个人职业生涯发展奠定正确的精神基础和奋斗目标。

1.2企业思想政治工存在的价值

人力资源是企业发展的第一大资源，优秀的人力资源（人才）是企业发展最活跃的核心竞争力。人和其他生产资源最大的区别就在于物质属性和精神属性并存。企业中人的物质属性体现在生产产品、提供服务和物质需求；精神属性则体现在个人的理想抱负、职业道德、精神需求和学习力、创造力、意志力等精神力量。现代企业管理的组织行为学中对激励有着系统的分析，其中经典的马斯诺需求层次论将人的需求分为五层次，其中精神层次的归属与爱、自尊、自我实现的需求远比物质层次的生理、安全与保障的需求更为高级、复杂和难以控制。而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正是针对企业员工精神层次的需求展开工作。因此，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是解决企业微观管理，发展企业人力资源核心竞争力不可或缺的重要工作，对企业的发展价值巨大。

2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有效结合在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中作用巨大

2.1人文关怀体现以人为本的核心价值观

人文关怀是对人的生存状况的关照，对人的尊严和符合人性的生活条件的肯定，是人文精神的关怀或人道主义的关怀，真心地关心一个人的生存和命运，核心是尊重人、关怀人、强调人的价值，主张以人为本，关怀人的生存状态和权益。人文关怀的对象是人，必然要尊重人的全面、自由、充分的发展，这是科学发展观的微观需要，是以人为本的核心价值观的具体要求，也是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

2.2心里疏导是解决思想问题的有效工具

心理疏导是利用心理学的知识改变人们的心理认知、情绪、行为和意志，来达到消除负能量，改善心志的一种方法。它可以有效解决企业员工在企业和社会生活中出现的心理困惑，使员工减少焦虑、抑郁、恐慌及其他不良心理状态，改善企业和社会活动行为，这些行为包括对人对事的看法，人际关系，并促进人格成熟，能以良好的心理状态来面对压力、处理问题。

2.3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的结合是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创新

人文关怀与心理疏导，二者最终目标都是为了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充分发展，二者都包含着提高人的心理素质的具体目的。但人文关怀更多体现了中国化的系列理论成果，具有鲜明政治性的科学观，而心理疏导则是以心理学、医学、教育学为理论基础的方法论。

2.4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中，要把握人文关怀的政治方向，运用心理疏导的具体方法

在思想政治工作中，人文关怀是工作理念，既有极高的政治性，心理疏导是在人文关怀的基础理念下的方法应用和创新。人文关怀统领心理疏导，心理疏导的方式体现着人文关怀。

3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在激发企业员工爱岗敬业精神的应用

3.1影响企业员工弘扬爱岗敬业精神的问题分类

随着社会发展，企业员工生活和工作的压力也与日俱增，个体负能量不断积累，往往得不到有效释放，越来越严重的影响企业员工的责任感和爱岗敬业精神。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3.1.1波及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员工社会生活问题在社会生活中，员工可能会遇到恋爱、婚姻危机或失败的精神困扰，子女就业的操劳，个人和家属医疗的困境，家庭突发事件造成的精神波动，社会人际关系变化产生的不和谐因素等。这些看似和企业无关的社会问题对企业员工精神影响不容忽视，员工在社会生活中积累的负能量将严重影响企业人力资源的效能，爱岗敬业精神不断消耗，进而导致企业经济隐形流失。3.1.2员工工作中责任心下滑的问题员工工作中责任心是履行岗位职责的基础，是职业道德的体现，也是爱岗敬业精神的基本要求。时间、竞争、激励等多方面因素单一或复合作用都有可能导致员工工作中责任心下滑甚至缺失的风险。3.1.3员工能力下降产生的问题随着发展，企业对员工能力的要求不断提高，而员工个人能力又会因时间推移而产生能力降低的风险。爱岗敬业精神也因员工能力下降而成为一纸空谈。3.1.4员工职业生涯遇到瓶颈的问题员工在企业的归属感的培养源于企业人才的晋升和培养机制，当个人能力发展与个人职业生涯追求产生矛盾，比如当个人能力高于现岗位能力需求，而职业生涯晋升通道受人员编制、数量等因素制约，就会造成能岗不匹配。随着时间推移爱岗敬业精神不断消耗，产生工作积极主动性不高，甚至工作互相拆台等现象，影响企业效能。3.1.5员工工作压力得不到释放的问题企业业绩指标对员工造成实质精神压力而引发的员工工作失误或废品率升高，员工对自己能力产生质疑，心理和情绪得不到有效疏导和释放，爱岗敬业精神下滑。3.1.6员工在企业的诉求得不到满足的问题员工在企业中各种工作诉求得不到满足，如：工作授权、工作摩擦产生的争议、合理化建议等得不到尊重或重视，引发对企业的不满，进而影响个人爱岗敬业精神的发挥。

3.2运用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针对性的解决员工思想问题，强化员工爱岗敬业精神

针对以上不利于员工爱岗敬业精神发挥的因素，企业管理者和思想政治工作者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和关注。运用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针对性的解决员工思想问题，成为强化员工爱岗敬业精神的重要工作方法。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展开工作。3.2.1尊重员工需求，体现人文关怀，倾听员工诉求企业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的核心是充分尊重企业员工。塔里木油田塔西南勘探开发公司的六必谈、六必讲、六必访和三个明白制度就是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方法的具体应用，其中六必谈涉及到员工的“工作调整、调动、新聘、离职、请假必谈”、“工作生活遇到重大挫折、思想反常、情绪低落必谈”、“不团结同志，与他人发生纠纷必谈”、“员工伤病住院必访”、“员工出现家庭纠纷必访”、“员工发生灾害、意外事故、生活出现困难必访”、“重大节日必访”、“员工婚丧必访”、“员工家属来单位必访”等。这些措施让员工感受到企业对他们的关心，员工遇到心理问题也能通过六必谈、六必讲、六必访和三个明白制度使企业及时掌握和处理，使员工爱岗敬业精神不会因社会生活和工作不满而受到影响。3.2.2加强心理疏导，引导员工正确对待利益诉求企业要加强心理疏导，密切关注干部职工多方面的利益诉求和心理反常，定期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提供心理咨询，必要时及时进行心理干预，引导员工正确对待工作和生活，在岗位上弘扬爱岗敬业，在生活中保持阳光心态，不断汇聚正能量。有条件的单位可以开设心理咨询室，设立党员干部心理咨询值班制度，及时和员工心理沟通，接待上访和倾听员工诉求。3.2.3丰富文化生活，释放工作压力丰富文化生活，释放工作压力也是企业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的方法载体和具体方法。企业定期开展多种形式的文体活动，引导员工积极、向上的业余文化生活，对企业凝聚力的形成和员工爱岗敬业精神的弘扬有着积极的意义。企业可以充分发挥工会和共青团组织的作用，开展读书、技能比武、劳动竞赛、青年突击队、青年安全生产示范岗等活动调动员工生产工作的积极性，使员工工作压力和种种负能量得到缓解和释放，同时也促进了员工团队协作精神的培养和爱岗敬业精神的弘扬。3.2.4健全激励机制，鼓励能力发展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在企业管理上的体现就是健全激励机制，鼓励能力发展。建立通畅的上下沟通、平级沟通机制、关爱员工的机制、教育培训员工的机制、有效的绩效考核机制、公平的人才选拔和晋升机制、公开透明的决策机制等，更能体现以人为本的社会核心价值观，为员工个人全面、自由、充分的发展保驾护航，使员工归属感和责任心增强，有利于企业创造公平、公正的和谐工作环境，提升员工爱岗敬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3.2.5增强企业文化引领，培养员工企业认同感塔里木油田塔西南勘探开发公司油气开发部大北作业区，作为企业的基层，在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工作上积极实践，注重企业文化的塑造，引领员工爱岗敬业精神的弘扬。大北作业区形成的“勤于求职、敢于拼搏、甘于寂寞、勇于创新”的基层文化就是爱岗敬业精神在大北作业区设立初期对员工的具体要求，也是员工在大北作业区弘扬爱岗敬业精神的具体准则，为员工树立了标杆，团结和凝聚了各族员工的力量，员工企业认同感倍增。

4总结

爱岗敬业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组成。运用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结合是思想政治工作方式方法的重要创新，也是激发企业员工爱岗敬业精神的有效方式。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的有效结合促进了思想政治工作的创新和发展，使员工爱岗敬业精神与企业之间有了恰当的工作切入点。企业管理者和思想政治工作者运用好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的具体方法这一支点，可以高效的撬动人力资源，为企业生产经营创造和谐的内部人文环境。

作者:田 郡 单位:塔里木油田公司大北作业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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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说理引导；实践锻炼；熏陶感染

企业导师制是高职院校贯彻落实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实现全面育人方针，创造性探索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新途径的有益尝试。高职院校企业导师制主要通过聘请来自企业一线的中高层人员作为学生导师，采取定期走进企业，或开展主题班会，或进行专题研讨，或参观访问，或工学交替等形式，与大学生一起分享产业发展前景、行业发展趋势、企业发展蓝图，对学生进行教育引导，让学生与企业实现无缝对接。为了更好地发挥实践效果，务必正确把握企业导师制的工作原则和工作方法。

一、企业导师制的工作原则

1.方向性原则

（1）必须坚持以科学理论为主导，如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2）坚定道路自信，必须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始终坚持“一个中心”的基本路线，即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改革、发展、稳定的工作大局服务；（3）坚持以“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以职业道德教育作为核心，引导广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职业观，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企业导师制就是要牢牢把握这样的正确方向。

2.针对性原则

就是要实事求是，注重实效，从广大高职学生的思想实际出发，从高职教育传统方式存在问题出发，区分层次，针对不同的学生和思想问题，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把解决思想问题同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做深入细致的工作，尽可能地为他们排忧解难。

3.渗透原则

企业导师制工作要遵循人的思想受“综合影响”形成与“渐次发展”的规律，把企业导师制工作渗透到工学交替、入学教育、职业规划、专业认知实习、实验实训、社会实践中去，与各项具体工作结合起来，融合各种教育教学因素及平台，通过潜移默化的形式循序开展。企业导师制工作只有同教育教学、学生日常管理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富有活力、取得实效，才能切实解决学生存在的思想问题，特别是专业、职业思想问题，让学生更好地融入社会。

4.主体原则

就是将学生视为企业导师制工作目标的主体，充分尊重他们的主体地位，通过学生积极自觉地接受企业导师的教育影响，调动其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意识，并且主动地“内化”表现出来，实现企业导师制工作的目标。

5.示范原则

就是企业导师要以企业先进的文化、自身优秀的品质和模范行为引导学生，充分发挥榜样作用，用自身的人格力量影响和感染学生，以促进其了解企业文化、加深专业认知、具备职场意识。

二、企业导师制的工作方法

1.说理引导法

企业导师在科学理论指导下通过运用现代企业管理理论和专业学科理论，对学生进行正面说服教育，从提高职业道德入手，引导学生不断提高自己的思想觉悟。企业导师制的说理引导法主要有专题讲座、主题班会、专题研讨、谈话等形式。企业导师根据学生的思想情况、不同阶段、不同专业、不同层次、不同类型，有针对性地选择合适的形式进行说理引导。

2.实践锻炼法

学生在企业导师的指导下，通过参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实践活动，了解企业文化，强化专业认知，培养职场意识和职业道德素养。企业导师制的实践锻炼法主要有组织学生到企业参观访问、工学交替、参加假期社会实践活动和志愿服务活动等形式。企业导师在具体运用时要结合学校的教育教学安排，针对不同情况、不同阶段选择合适的形式和方法。

3.熏陶感染法

企业导师充分利用真实的企业情境和自身所创设的情境，对学生进行感染和熏陶，潜移默化地培养其优秀的职业道德品质和优良的思想品德。熏陶感染法是渗透原则的重要体现，容易引起学生的情感共鸣。企业导师制感染法经常采用人格感化和环境陶冶的形式。

说理引导法、实践锻炼法、熏陶感染法是企业导师制工作常用的方法，有时只有将他们结合起来使用，才能发挥最大的功效，取得最好的教育效果。

参考文献：

[1]张正.高校企业导师制的实践路径探索[J].中国成人教育，2014（21）：98-100.

[2]邱伟光，张耀灿.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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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法律传统；法律起源；法律思想

论文摘要：中国传统法律思想是我国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之一，同时也是我国现代法律要求研究的对象。对我国传统法律思想尤其是儒、法、道三家思想进行重新梳理和解释这无疑也是对我国现实的法律实践面向法制现代化转型有着重要的价值启示。

一、中国传统法律起源概述

(一)中国传统法律源于何时

一是认为起源于五帝时代。如《管子·任法》有：“皇帝之治天下也，其民不引而来，不推而往，不使而成，不禁而止。故皇帝之治也，置法不变，使民安其法者也。”

二是认为起源于夏代。这种观点是基于公共权力的设立而建立起来的一种学说。这种公共权力在每一个国家都存在。“构成这种权利的，不仅有武装的人，而且还有物质的附属物，如监狱和各种强制设施，这些东西都是以前的氏族社会所没有的”。

三是认为起源于商代。我国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有学者根据考古发掘的殷墟甲骨资料推定，汉字出现于商代，因此中国传统法律也应当源于殷商时期。例如，陈顾远认为，“《中国法制史》之始页，惟有断自殷代”。

四是认为起源于原始社会末期。现代法律被定义为由国家制定或认可的，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因此越来越多的学者在探讨我国传统法律起源的时候，从国家的起源作为探索点。我国古代法，早在黄帝时期就已见端倪，《皇帝李法》作为法的胚胎已孕育于原始社会末期的母体之中。

(二)中国传统法律何以产生

关于中国法律何以产生，目前学术界还存在比较多的观点，但占主导地位的是“刑起于兵”和“源于祭祀”这两种观点。一是认为刑起于兵。在原始社会末期，战争使军纪、号令成为规范；战争促进了最早的审判制度；战争促进了惩罚手段的诞生。二是认为源于祭祀。久而久之便成为一种习惯，而这种习惯逐渐制度化，进而固定为一整套行为规范体系。

二、中国传统法律思想洞悉

在中国传统法律思想中以儒、法、道三家思想占主导地位，儒、法在春秋战国时期形成以后对以后的历朝历代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因此，在中国传统法律特点这篇文章中有必要对这三家思想进行进一步的探讨。

(一)儒家法律思想

“先秦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学，以人的道德发展为基点，论证了因人的道德成就而形成的道德等级的合理性，设计了“圣、贤、民”的道德等级秩序，并说明礼教是实现这种等级秩序的主要途径。当然，这种等级秩序是以服从于道德成就最高的‘圣人王’为归宿点的”，强调王要修德，以德市民众归顺。他论证了君主权威的合法性以及等级制度的合理性，在“废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一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并且在汉代法律儒家化过程中也起到巨大作用。并且为后世“纳礼入律”奠定基础。

(二)法家法律思想

法家学派创始人是管仲。在战国时期，法家代表的是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主张“依法治国”。法家产生的社会基础和思想来源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成文法运动，在成文法运动中，法家学派的首要思想是经济，并且全面否定西周的立法、反对原先的政治结构。

在法家学派观点中：人性本恶。所以在法家法律思想中非常重视预防犯罪，主张统治者应当通过赏罚安把人民纳入法治轨道。商鞅说：“民之性，饱而求实，劳而求佚，苦则索乐，辱则求荣，此民之情也。民之求利，失利之法；求名，失性之常。悉以论自然也?今夫盗贼上犯君之所禁，而不失臣民之礼，故名辱而身危；犹不止者，利也。”第二，法家提倡依法治国。所谓“依法治国”，最早有管子提出，他认为“事断于法，是国之大道”。韩非子进一步提出了“依法治国“的主张。第三，以刑去刑。商鞅说：“故禁奸止过莫若重刑。刑重而必得，则民不敢试，故国无刑民。”

(三)道家法律思想

道家代表人物老子是东周时的史官，出身贵族，提出了“道法自然”的观点，这也是道家思想的核心和精髓理念。道家提倡的“无为”和“自然”，对君主的绝对权威和国家强制力提出了挑战，具有朴素的反专制和反对法律一元化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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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传统文化；现代法制建设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5）03-059-01

“法律往往起源于风俗，由风俗进而为法俗，由法俗又进而为所谓之法律。”①在许多具体案件中，具有审判权的官吏为了直接实现结果上的公道，牺牲了法律的普遍性，它表明了一种泛道德化的倾向，而法治则要求法律的绝对理性化、机器化。这一点在中国历史上是存在过的，并且痕迹明显。

中国传统文化中体现了现代法治的理论，依他们的说法，“释法术而任心治，尧不能治一国”②，“无庆赏之劝，刑罚之威，释势委法，尧舜户说而人辩之，不能治二家。”⑨这些观点明确反对了儒家的“人治、德治说”。法家讲究法的明确性与客观性，法术是不能被心术白由裁量的。人与人是不同的，即使都是明君贤臣对待不同的事物也有不同的判断力，当受这种判断影响的人对这种判断怀着一种侥幸或者期待可能性，他将不会再接受明确的法的约束。虽然法家强调法治的重要性，但是法家的法律却是一种以君权为背景的政治主张，“生法者，君也”，如果把法源为君调整为法源为民主契约，则结合了西方的法治思想与中国古代法家的法治思想。

因为中国传统法律思想是人治的思想，即君主治官，官治民，因此虽没有“君主犯法与庶民同罪”，但却有官吏犯法比庶民罪加一等的规则，法律的官吏的管辖范围与惩罚力度远远超过了平民，这虽然违背了“法律而前人人平等”但却反映了权利义务的一致性，有权必有责。专以儆戒百官的法律远在殷时就已经出现，秦代关于官员任用、管理的法律条令如《置吏律》、《除吏律》等。陈寅恪先生评论《唐六典》说“开元时所修《六典》乃排比排比当时施行令式以合古书体裁，本为粉饰太平制礼作乐之一端，故其书在当代行政上遂成为一种便于征引之类书，并非依其所托之《周官>体裁，以设官分职实施政事也。”④这对于现代法治的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现代法治包含了这样一些内容：颁布在法律上限制国家权力的成文宪法；以基本法规来保障各种不容侵害的公民权利；法院依法保护公民之公权与私权不受国家权力之干涉；行政机关依法办事等等。法治在一步步进化，由于我国历史遗留下的公权力过强，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人民的合理权利，同时过强的公权力只会延缓法治的发展。比如，严刑逼供等行为，都是由于执法者拥有过多的权利，而使官与民在程序过程中出现明显的不平等。法治的对象是每个人，但是重点应在于对公权力机关的法治，治上才能治下，法治的核心在于控权，控制国家权力保障公民权利而非仅仅依据法律管理、治理国民，这样只能使法治的道路南辕北辙。虽然我国古代有严苛的“官法”，但是其目的是君主为了集权，防范最高权力之下的个人结党营私篡权夺位而设。在现代社会，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对官员权力的制衡对于法治的发展是很有借鉴意义的。

西方文化固然以“权利本位”为其特征之一，他们注重和强调权利，这一点远远甚于义务，这是在他们的传统文化中长期形成的。在人类的进化过程中，凡是一个理性的人都有趋利避害的本能，但是在一个文明的社会中，人们不能随意使用自己的权利，追求自身的利益，还要问问行为的正当与否，是否会侵犯到国家的权利、集体的权利和他人的权利。这个正当性可以理解为中国传统文化上的“义”。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士者谓之人义。我们可以由此“十义”去把握作为基本文化符号的一般意义上的“义”。也由此可以推导，我们的文化，基本上是以将义务置为首位的。如果说西方是“权利本位”，那我们可以说我国则是“义务本位”。虽然近些年来，我们越来越重视人的基本权利，公民也更加有权利意识，但是我们身上关于“义务本位”的历史烙印依然由内而外的影响着我们的行为方式，进而关乎到法治的发展。法治从字而意思上来看，法即约束，治即管束，由此看出法治的原始意义并强调赋予公民权利，而是较公民进行权利的取舍，在一定的义务下行使权力。如果人人都不遗余力的为权利而斗争，那么法律的管辖范围会大大缩小，权利即行使权利的自由，自由必然抑制平等。就像你有唱歌的权利，我有睡觉的的权利，但是你唱歌影响到了我的睡眠，有裁判权的第二方就要作出裁决，因为这两个权利无法同时存在，这时往往睡眠的权利会优于唱歌的权利，此时权利与权利之间就是不平等的。而法治的原则是平等而非自由，也就是说，在法治的道路上，人们行使权利的自由需要为法律而前的人人平等作出牺牲，而义务就是加之于权利之上的得以保障平等的路径。因此，在现代法治发展中，我国还处在前期的不成熟阶段，义务本位思想能使人人更好的履行遵守法律的义务。礼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礼则入刑，相为表里者也。当不履行义务进而违法的法律，自然会受到法律的惩罚。在失礼与入刑之间，则是平等之下自由之上的选择权。

现学界对与中国传统文化对于现代法治建设的消极影响声讨一片，然而却鲜有对我国传统文化的积极作用加以支持的，学习西方法治思想固然好，但是法律的移植不是理论的移植而是实践的长期作用，中国传统文化对我国人民的影响之深又歧视几个现代化就能根除的，妄白菲薄不如自我反省全而学习。

注释：

①杜文忠法律与法俗[M].人民出版社，2013

②韩非子.用人[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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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众所周知,法家崇尚“以法治国”,重视法律在政治和社会中的作用。那么,对于中国今天的法制现代化事业来说,古代法家思想是否仍是有价值的传统文化资源?本文首先探讨法家思想在哪些方面具有进步的、积极的意义,与我们当前急需建设的现代法治有相通的地方;然后再看法家思想传统在哪些方面存在缺陷或局限,以致它必须接受改造,才能在现代生活中继续发挥其生命力。

    1、法家思想简介

    法家在先秦诸子中是最重视法律及其强制作用的一派,对法学也最有研究。他们对法的起源、本质、作用及法律同社会经济、时代要求、国家政权乃至人口、人性的关系等基本问题都做了探讨,而且卓有成效。

    1. 1 反对礼制

    法家重视法律,而反对儒家的“礼”。他们认为,应当按照新兴地主阶级的意志来立法,也只有按照新兴地主阶级意志所立的法才能称为“法”,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要求在法律面前与贵族平等的思想。

    1. 2 “好利恶害”的人性论

    法家认为人都有“好利恶害”或者“就利避害”的本性。商鞅才得出结论:“人生有好恶,故民可治也。①”韩非进一步把“好利恶害”的人性发展为自私自利的“自为心”②。

    1. 3 “不法古,不循今”的历史观

    法家反对保守的复古思想,主张锐意改革。他们认为人类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随历史的发展而相应变化,既不能复古倒退,也不能固步自封。

    1. 4 “法”“术”“势”结合的治国方略

    商鞅、慎到、申不害三人分别提倡重法、重势、重术,各有特点。法是指健全法制,势指的是君主的权势,要独掌军政大权,术是指的驾御群臣、掌握政权、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

    1. 5 对法律作用的高度重视

    按照法家说法,第一个作用就是“定分止争”,也就是明确物的所有权。第二个作用是“兴功惧暴”,即鼓励人们立战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惧。

    在这里,想从另一个角度谈谈法律的作用,即法律作为治国方略的形式意义。法家强调法具有一种普遍的制约作用,它要约束的不仅仅是臣民,甚至包括了君主本人。其强调法律的成文化,使法律运作有高度的可预测性,认为这样有利于防止徇私。这些都表明了法家强调以国家暴力为后盾的法律的作用。法家主张“法”、“术”、“势”结合的治国方略,但其“法”、“术”、“势”没有任何终极价值内涵,只是治理国家的手段而已。其始终强调治国的关键是“法”,而不是“人”,这些都充分说明法家对以“法” 治国的推崇。

    2、法家思想的正面积极影响

    法家的阶级基础是新兴地主阶级,它是伴随着新兴地主阶级形成而后产生的,也是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言人。它对我国奴隶制的转化和封建大一统局面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对后世法治的发展也有着深远的影响。

    2. 1 法家重视法的客观性

    二千多年前的法家思想家已经认识到,法是用以规范和衡量人们的行为的客观的、公正的准则,并因此把法比拟为度量衡。《管子》说:“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谓之法”;“法律政令者,吏民规矩绳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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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government by law and the legal system have experienced the calendar long evolution process, in its connotation's tendentiousness has the huge difference. The western culture's disposition favors the government by law idea and the practice, but Chinese and the Eastern society's cultural connotation favors the use legal system utilizable value. The government by law and the legal system in the modern society are not the opposition two social operation ways, the two have in the difference foundation unity and the conformability.

关键词： 法治与法制的内涵 分离与结果 融合与结果

key words: Government by law and legal system's connotation Separation and result Fusion and result

一、 法治和法制的内涵

（一） 法治的内涵

法治概念自产生以来，由于其内在的复杂，许多著作都没有直接、简单的对“法治”进行定义。当代法学界中仍然存在对法治概念的争论。《牛津法律大辞典》将法治表述为：“一个无比重要的，但未被定义，也不是随便就能定义的概念。它意指所有的权威机构，立法，行政，司法及其他机构都要服从于某些原则。” 法治的抽象性时期难以被定义而只能被描述。国内法学界一般认为法治的含义中应包括“法治是一种宏观的治国方略”，“法治是一种民主的法治模式”， “法治”的概念在现代倾向于对国家等公共权威机构的权力的限制和约束以保障公民个人和市民社会的权利和自由。

（二）法制的思想起源和概念

法制和法治在中国古代具有同一性，中国古代先秦时期的法家所倡导的“以法治国”的理念即是要求社会的法治（法制）。此后，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在专制统治的政治背景下无不重视法律的创制和运行。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对于法治和法制的内涵仍然部分的继承了中国古代的概念性思维。

法制对法律这种客观存在的强调更加倾向于一种纯粹意义上的工具性理解。法制一直是中国古代帝王进行社会统治所利用的手段和方式，古代社会对法律所有的并不是尊重和信仰，而是一种工具性的利用心理甚至带有某种鄙夷心态的蔑视。当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所积累而成的习惯性规则和对规则的墨守的心态被广泛的接受以后，伴随着国家和社会情况的日益复杂，多元因素的渗透结合习惯性的规则形成了法律制度，成为了明示给社会群体的规范。

二、法制和法治的分离与结果

法治和法制在概念上的区别前以进行了简短的分析，法制和法治的差异本质上体现了二者背后价值观的冲突与矛盾。法治的背后是对权利的张扬和保护；而法制的背后则是对权力的突显和维护。而除去概念以外，二者在实行，特征等方面也存在着差异。

法治中隐含了人类在长期的实践的基础上产生的思想认识的结晶，是人类自由精神价值的衍生物。，它更多的具有精神层面的价值内涵。

而法制则是绝大多数社会成员没有选择意识和能力的纯粹的客观存在，它几乎完全被动地由统治者指定，善恶并不是它的终极价值。按照分析法学派的观点，“恶法亦法”，法制并没有性质上的明显的区分。当民主共和的精神选择了法制的方式并与之结合，就有可能产生法治；而当专制选择了法制的形态，它就有可能沦为专制统治的罪恶的工具。

而法制在结合“法治”的精神之前只是纯粹的国家统治工具，人们对于法律只有被动的、无奈的服从以及基于这种服从之上的恐惧甚至憎恶，而缺乏对法律的敬畏和尊重，但这一切并不能归咎于法律自身。

总之，法治是具有主动地人格的治理主体，而法制则是在被动的状态下被治理主体所采用的工具。

三、法治与法制的融合与结果

法制的工具主义特性明确的说明了法制是在人的治理之下运转的机器，法治则是在被人们授予了人格之后进行统治的拟制主体。而法治并不与法制相对立，而是与人类社会实践中早期所产生的“德治”和“礼治”相对立。

德治和礼治产生于人治主义主体的时代。“‘德治’和‘礼治’与‘人治’在古代中国的内在意蕴是相通的，德治，礼治只不过是人治的美称罢了。” “德治”和“礼治”都强调君主（统治者）依靠个人的道德和贤明来统治国家，国家的兴衰存亡完全取决于统治者个人的道德和贤明以及这种“性尚”所延及的整个统治体系，最终达到儒家所倡导的“圣人”治理，也即柏拉图眼中的“哲人王”的社会。而“德”是人们在理念认识的基础上进过合意而要求君主（统治者）应具备的品质。 “德”和“礼”成为了社会的主体和信条，但不可忽略它们的工具特征。

而法治也是人所要治理国家和社会采用的工具，具有与法制相似的工具属性。法治是“良法之治”，前提之一是法律是人所创设和使用运行的，法不会自发的生成并流淌至每一个人的心里，生活中。而“法治”的属性“善”也是基于人们所赋予和注入的价值理念的“善”。“法治”之“善法”在经过全体人民的认同后，同时也被赋予了高于一切个人和集体的权威，法治时代的人们在订立法之前所墨守的主要义务是服从将要制定出来的法并不得超越，所有人就当然的处于法之下。法治取代了表面上人所欲为的统治，而具有了部分代替人类自身的主体性。，但它的背后还是人性和需求的促动。“法治”是基于人们自愿和认同的基础上所选择的具有主体性质的一种社会治理手段和方式。

四、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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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古希腊；法律思想；渊源

中图分类号：D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6-115-01

一、古希腊法律思想

在古希腊，并不像古罗马一样存在着一个职业化的法律专业人的阶层，在古希腊对其法律产生影响的主要是哲人和政治家。哲学家以其理论和思想影响法律的制订和修改；而政治家，则以法律做为民主的保障。柏拉图的法律思想

1.柏拉图是古希腊伟大的哲学家，有这样著名的三篇：《理想国》、《政治家篇》、《法律篇》。这三篇对话反映了柏拉图法治思想的发展历程。

在《理想国》中，柏拉图首先探讨了他所认为的正义。他认为：“正义就是只做自己的事而不兼做别人的事”，正义是“每个人必须在国家里执行一种最适合他天性的职务”，“正义就是有自己的东西干自己的事情”。在《法律篇》中，柏拉图指出，法律的权威是至上的，实行依法治国即意味着包括统治者在内的所有阶级都要尊崇法律的权威，自觉接受法律的统治，这是新的法治国最为重要的特征。柏拉图前期倾向人治，在《理想国》中，强调的是掌握哲学的人治国家。

2.亚里士多德的法律思想

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学家和百科全书式的大学者，在《政治学》中，亚里士多德论述了他的国家观、伦理观和法律观。正义与法律的关系是亚里士多德法律思想的核心。亚里士多德的法律概念与正义概念是联系在一起的，而他的正义观念又与平等观念密不可分。他把正义分为三类：一为平均正义，此种正义的观念是以“平等”观念为基础的，是对平等标准的衡量。二是分配正义。平均正义是支配个人与个人之间的正义，而分配正义规制个人与团体间的关系。根据每个人的功德，价值来分配财富、官职、荣誉等，以承认人天生的体力与智力的不平等性为前提的。三是矫正正义。它是在非自愿的交往中，当一个人对另一个人造成损害，要从损害方的好处中拿出一些加到蒙受损失的个人那里，补偿其损失。矫正正义不考虑相关的当事人的地位，只确保两个人在事件中得失的平等。

他的论点主要有：1.人容易偏私，而法律没有个人偏见；2.人不免感情用事，而法律没有感情；3.人治是用一个人的智慧统治，法治是用多数人的智慧统治（法律是多数人制定出来的），而集体的智慧优于个人的智慧；4.人治容易腐败，而法治不易于腐败；5.一个人的精力有限。通过比较，亚里士多德得出结论：“法治应当优于一人之治”。他说：“当大家都具有平等而同样的人格时，要是把全部的权力寄托于任何一个人，这总是不合乎正义的。”亚里士多德又将法治与正义联结起来了。

综合上述两位代表性的古希腊时期的哲学家的观点，我们可以看出古希腊时期的法律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主张法治。二是注重程序。三是追求正义。

二、古希腊法律制度中的陪审制度

雅典当时的司法审判权属于由全体自由民组成的民众大会。当地居民发生诉讼纠纷的时候就要召开民众大会来进行裁决。这等于说全体自由民都是法官。公元前6世纪，雅典时期著名政治家梭伦领导了一系列改革，其措施之一是设立了陪审法院，这一制度的来源应当是早前的公民会议。陪审团制度主张，让自已的同类人进行审判。根据克利斯提尼的改革措施，每年须选出6000名年满30岁的公民，登记为陪审人选。6000名陪审法官是由自愿出任者抽签选出，每一部落选出六十名。

到公元前五世纪时，6000名陪审法官被分为10组，每组600名。这600人分别由10个部落遴选60名男性出任。任职期间，这10组陪审法官分别被分派到10处法庭中的一处。每处法庭由一名执政官或者有时由行政官员主持。每个法庭专司审理同一类型的案件。开庭当天，整个诉讼程序由破晓时分展开。审理当天的时间表及所需陪审法官人数均事先公布。有意出席的陪审法官，就到入口处排队等候。这种制度后来为英美法系国家所引用。

古希腊的法律思想与此种制度的关系体现在何处呢？

第一、古希腊的哲学家们深入地考察了国家和法律的起源问题。由于人性中存在着对国家的需求，人们需要交换、分配，这就引利益之争。他们普遍认为，人的本性都是存在恶性的，个人很容易受到不良秉性的影响，做出影响事实正义的决定，而且人的认识能力有限，但大多数人的认识能力则是足够的，这点从司法裁判权属于民众大会就可以看出。我们可以看到，古希腊的陪审法官人数达到了6000人之多，并且这6000人还按照固定的比例，从各处的部落中选出，由各个不同部落的人来担任，虽然人数上过分夸大了多数人意见的重要性，但这最大程度上强调了民主性在司法判决中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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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法治社会；软法；治理

一、法治社会软法治理的定义

法治社会的软法治理就是指社会各主体在自主自治的体系内，依照法治的原则，共同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谋求全体社会成员利益最大化的治理模式。法治社会的软法治理，是指一种以法治为前提的社会治理模式，其与普通软法治理的区别就在于法治二字。软法治理由于具有多元的治理主体，治理规则也因此参差不齐，人们往往将软法治理等同于胡乱治理。然而法治社会的软法治理将法治加入到这种治理模式，法律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不仅如此，法治还会对软法的制定实施起规制作用，使得软法治理按照一种有序、科学的道路发展下去。

二、法治社会软法治理的发展历程

“20世纪中后期以来，西方世界福利国家危机，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经济破产，政府治理危机加剧；非政府组织崛起，社会自治力量增强，自发社会运动和志愿者活动增多，市场主体在关注利润的同时也越来越关注社会公共问题。”①这就使得行政管理权从完全由政府垄断转变为以政府为主导，各种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模式。随着行政国家的逐渐衰落，政府对权利的控制力逐渐减弱，一些权利被下放出来，授予一些社会团体和组织，由其代表国家行使各项权利，管理公共事务。公共事物的管理不再是传统的、单向的，而转变为双向的交流，社会团体和组织在民意的基础上，制订了大量的“制度规则”。这种不以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软法”的大量出现，人们越来越期望整个社会在硬法的保障下加以软法的“调节”来稳定整个社会，使整个社会都在法的支配下，井然有序的运作。

（1）西方社会软法治理的发展

在法律中心主义的时代，认为国家是一切权利的所有者，社会活动必须在法律的保障下才能有序进行，“软法”并没有获得其应有的重视，人们普遍认为，软法并不是法。直到Eric Posner提出，“软法指的是一套没有中央的权威加以创设、解释和执行的规则”。②这种打破传统法律中心主义的观点才在欧洲大陆和美国开始兴起。随着欧洲及美国经济的迅速腾飞，引发大量的社会问题，与此同时大量的民间自治组织、社会团体出现，软法已经能够深入这些国家人民的内心，依靠软法而实施的公共治理已经成为全球潮流。

（2）我国软法治理的发展

软法治理在我国的发展仍是处于初级阶段，我国仍然没有改变政府管理一切的管理模式，中国仍然坚持一个权力中心的基本政治架构，并遵循传统的自上而下的制度变迁原则，这与公共治理所要求的治理模式不相称。公共治理强调公民参与，公民以独立的人格和民间自治组织为主体参加公共治理活动，然而，现实与理论总是存在着差距，中国公民参加公共治理的程度和广度都不能让人满意，究其原因首先是因为中国仍坚持一个政治中心，缺少对社会自治组织的信任，政府没有让渡足够多的权利给民间组织，政府的不信任导致人民群众的不信任，人们依然认为民间组织所谓的“自治权”不具有可信度，无法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导致现实与理论的脱轨。其次，中国仍有很浓厚的官僚思想，“官府衙门”在中国的地位没有被撼动，导致民间自治组织与政府地位权利的不平等，使那些期望参与到公共治理的个人进行自治变得更加艰难。

三、法治社会软法治理的思想基础

软法治理主要是公共治理，所谓的公共治理是以个人为本位，其本质为“自我立法”，强调整个社会对个人选择的尊重，以及对社会组织自治自律的认可；同时秉持着公共意志的光芒，以公民的广泛参与和组织的互动为特点。这种公共治理是对传统“政府本位”“法律本位”的突破，是国家逐渐由“统治”模式向“治理模式”改变，也会引起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以及管理方式，价值取向和评判标准的改变，但就其实质而言，公共治理的出现，更意味着政府管理理念的深层次变革。无论是民间组织的建立，亦或是民间组织与政府博弈妥协的过程，自由精神和公共理性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自由精神与公共理性是软法治理的两大精神内核。③

（1）自由精神――精神实质

由于过分强调自由，国家治理曾严重忽视政府的作用，造就了“夜警国家”，“政府失灵”，美国就曾经历了“守夜人式国家”，“古典自由主义理论的守夜人式的国家，其功能仅限于保护它所有的公民免遭暴力、偷窃、欺骗之害，并强制实行契约等”。④这一观点由美国学者罗伯特・诺齐克提出，这种意义上的国家就是“最弱意义国家”，国家除了保护性的事务就再无其他权利。然而这种理论随着时间的推移被美国人抛弃，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美国发生严重的经济危机，资本主义社会无法调节其自身的矛盾，导致经济萧条，人们开始反思并逐步接受政府介入公共事物的管理。但这并不意味着自由精神的丧失，国家更加注重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保护公民的自由，并不断取得新的进展。由于曾出现的“政府失灵”现象，人们对政府也不再是毫无怀疑的信任了。人们开始认为，社会治理的过程，也应当是公民参与的过程，由此而产生了公共治理。若社会成员的自由精神和独立意识缺乏，那么公共治理的理念也很难实现。

（2）理性――自由的界限

思维的自由同时表征着思维的理性，思维的理性背后同样存在着思维的自由，所谓的公共理性就是对自由和不同价值的包容。罗尔斯将公共理性作为一个民主国家的基本特征：“它是公民的理性，是那些共享平等公民身份的人的理性。他们的理性目标是公共善，此乃政治正义观念对社会之基本制度结构的要求所在，也是这些制度服务的目标目的所在。”⑤从起源来讲，公共理性源自于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的蓬勃发展造就了开放的社会结构以及公民的参与意识。具有公共理性的公民能够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公共协商、对话合作，使得各种社会意识和价值能够在社会中和谐共处。公共理性作为处理政治国家和公民关系的准则不仅要求公民具有关心公共事务的公民精神，同时要求公权力在适当状态下自我限束，逐步减少甚至放弃制度赋予的不当权力。（作者单位：上海政法学院）

注解：

① 邢鸿飞：《中国语境下的软法治理的内涵解读》，《行政法学研究》2012年第3期，第3-9页

② [美]埃里克A.波斯纳著：《法律与社会规范》，沈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6页。

③ 邢鸿飞、韩轶：《中国语境下的软法治理的内涵解读》，《行政法学研究》2012年第3期，第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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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政治学 亚里士多德 孔子 中庸思想

亚里士多德和孔子是中西方最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他们所阐发的思想，在中西方思想史上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而他们的中庸思想，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不仅对古代中西方各国产生过巨大的影响，而且对当代中西方各国依然具有极其重大的作用。孔子中庸思想与亚里士多德中庸观作为处世之道， 在中西伦理思想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本文对孔子和亚里士多德的中庸思想的起源、含义及其差异原因等进行对比分析，中庸思想在价值观、行为方式等方面，以及对当今社会所产生的意义和影响进行简述。

一、《政治学》中中庸思想的体现

亚里士多德和孔子都是中西方不同文明的开创者，尽管他们生活的时代大致相同，但是由于民族文化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体系。但事实上，孔子和亚里士多德都推崇中庸思想，两人在对同一思想上的碰撞与交汇也值得探讨。

（一）亚里士多德中庸思想的含义

在亚里士多德的伦理思想体系中，中庸思想是居于核心地位的。亚里士多德认为，德性就是中道，是最高的善和极端的美。所以理解亚里士多德的中庸思想必须从至善说起。他在伦理学著作《尼各马科伦理学》中这样讲到：“一切技术，一切研究以及一切实践和选择，都以某种善为目标。所以人们说得好，万物都是向善的。”

在《政治学》中也提到：“我们看到，所有城邦都是某种共同体，所有共同体都是为着某种善而建立的（因为人的一切行为都是为着他们所认为的善），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由于所有的共同体旨在追求某种善，因而，所有共同体中最崇高、最有权威并且包含了一切其他共同体的共同体，所追求的一定是至善。

柏拉图将善比喻为普照万物的太阳。他认为善的地位要高于科学和真理，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延续了这一观点，并且对它做了全新的解释：认为只有那些自身被选择而永不为他物手段的事物才是至善。同时，亚里士多德还引入了另一个重要的伦理学概念――幸福。“行为所能达到的一切善的顶点是什么呢？从名称上说，几乎大多数人都会同意这是幸福。”如果说人生有各种各样的追求，那么幸福便是人类的终极目标。于是沿着善―至善―幸福―德性的路径，亚里士多德便开始了他的伦理学创建。他把德性分为两类：一类是理智的，例如智慧、明智等；另一类则是伦理的，例如节制、勇敢、慷慨等，而伦理德性的实现就在于中庸，这就引出了他的中庸思想。

（二）孔子中庸思想的含义

孔子继承并且发展了“中”、“和”思想，同时他将“中”和“庸”联系起来，提出了“中庸”的概念。孔子对中庸思想极为推崇，“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在他看来，中庸作为一种道德的最高境界，民众己经长久的缺失它了。这句话对什么是中庸没有展开说明，但是在《论语》中，却包含了对中庸思想的一些具体解释。其一、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师指子张，商指子夏。子张过分，而子夏又不及。子贡又问：“然则师愈与？”是否过分的比不及的更好呢？子曰：“过犹不及。孔子认为，过分与不及同样都不好，因为它们都是偏离中庸的。

二、亚里士多德与孔子中庸思想的不同表现

（一）伦理观与礼法的不同

孔子思想中的“中庸之道”是出于礼法的部分，他没有在哲学方面做更深入的理解。但是亚里士多德则明确指出“中庸之道”是一种美德，是对激情的控制和支配，它是相对的，受时间、地点、条件的制约，因人因环境的差异有所不同。而孔子更多是从道德的角度强调如何做，没有指出为什么做，强调的是“过犹不及”，有初步的辩证法思想。孔子没有否认两端是不好的。

（二）历史背景的差异

亚里士多德和孔子同处在奴隶制逐步瓦解、封建制尚待确立，社会动荡不安的历史背景之下。二者人生哲学的相同之处在于：认为人生的处境有其必然性；要以积极的人生态度来面对人生处境；认为德性可以带来幸福。但是亚里士多德更强调人具有自由意志，他认为人生的最高目的是幸福，幸福是一种最高的善；在人生方式中，他推崇中庸之道，重视用感悟来体验中庸的精神；认为德性就是仁。

三、亚里士多德和孔子治国思想的异同

（一）亚里士多德“法治”治国思想

亚里士多德和孔子是中西方伟大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他们的治国思想，在中西方政治思想史已经当今思想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亚里士多德重视法律和法制思想，主张法治，而孔子则主张德治。亚里士多德是明确提出和阐述法治思想的第一人，他认为要建立和维护共和政体的稳定，防止革命的发生，需要做到两方面：一是教育，二是法治。同时他认为法治是最优良的统治形式。他把法治和人治观点进行了对比，并明确表示法治优于人治。

首先，他认为，人是感情动物，易于感情用事，而法治具有一种人治不能为的“公正性质”，指出法治是免除一切影响的理性之治。其次，法律是众人之治，多数人的力量和意见比一个或少数人会更正确。为了限制权力，亚里士多德认为应该将权力适当分解为行政职能、审判职能、议事职能。亚里士多德认为，法治之法必须是良法。法治的根本在于法律至上。

（二）孔子“德治”治国思想

孔子则主张德治，其特点是“为政以德”，把伦理道德当作是治国之根本。这种治国的主张从道德的自我“修身”开始，到“齐家”，再到“平天下”。总体上就是把一种完美的德性，通过人的自觉和自我完善逐步推广到民众，从而创造出理想的社会。但是“德治”也具有不公正、不稳定、不明确的特点。同一个案件在不同的法官手里极有可能会出现不同的判决甚至是截然相反的判决。

孔子认为，要用道德来取消刑罚，即以德去刑，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在这里，孔子把政与德对立起来，把刑与礼对立起来，主张道之以德，齐之以礼。

由此可见，亚里士多德强调法律，主张法治，孔子强调道德，主张德治。但是，我们也能看到，亚里士多德同时对道德也很重视，正义和美德一直是他热心讨论的话题，他也强调良好城邦的条件之一是能促进公民的道德。因此，在法律和道德的关系上，亚里士多德将道德寓于法律之中，法律即体现了道德；孔子和亚里士多德不同，孔子将法律寓于道德之中，道德即体现了法律，因此孔子主张以德去刑。

四、亚里士多德与孔子思想对当今社会的借鉴意义和影响

我国是一个曾经长期处于小农经济的国家，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运作模式，这种情况造成了国人封闭保守的小农性格。中国封建社会集权的等级政治又造成了中庸的圆滑处事的特性。但同时，儒家的中庸思想也铸就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优秀品格。在当今当我们大力提倡弘扬民族优秀文化、塑造中华民族新精神的新时代，我们可以大力发扬中庸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新形势和新背景下建构起一种新的中庸思想。把中庸思想作为一种实践方法论，渗透到日常的学习、工作和具体社会实践中，运用理性把情感和欲望控制在适度范围内，有利于我们突破传统的思维定式，提高自身的判别能力，从而清醒地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进而提高工作水平、生活质量、实现个人价值。我们既要认识自己在大千世界中的渺小，又要知道自己的价值，客观评价自己、从容面对得失，这样才能正确发挥自己的个人价值，从而有用于社会，达到人与社会关系的和谐。

笔者认为，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体现的观点和思想，作为一个奴隶制时代的思想家，他在为统治阶级贡献治国智慧的同时，也没有忘记人民的利益，这就是我们应该学习的。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他思想的局限性。因此，在学习前人思想时，我们首先寻找的应该是对现实有建设性意义的闪光点，注重实用性和可行性，而并非一味地批判。两位哲人思想家带给我们的美德和经验，会让后人更加勤于思勉，奋勇前进。

作者简介：郭昂（1993―），女，汉族，河南漯河市人，郑州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单位：郑州大学中外政治制度专业，研究方向：中国政府与政治。

参考文献

[1] 杨伯峻.论语译注[M].中华书局，1980.

[2] 李泽厚.论语今读[M].北京三联书店，2004.

[3] 《尼各马科伦理学》，亚里士多德（著），苗力田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4]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商务印书馆，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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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版权文化；版权制度；商业传统；法治理念

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进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集体的思想观念、价值标准势必会渗透在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制度的建设和执行。版权文化在版权制度的运行中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缺乏有力的文化支撑，合理的制度也无法阻止权利的失落。起源于西方的现代版权制度建立在相应的版权文化基础之上，而西方商业传统和法治理念在现代版权文化的形成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一、商业传统是版权贸易的实践基础

西方商业的繁荣为版权的商品化提供了普遍的社会认同和成熟的运作模式。纵观西方历史，我们发现商业传统伴随着西方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尤其是近代以来，商业传统对于商业的重视促使资本主义自由经济得到充分的发育，帮助西方国家走向富强。而西方商业传统的核心价值也是社会各项制度包括版权制度得以有效运转的重要保障。

1.西方商业传统的形成

西方商业传统起源于古代腓尼基地区。古代腓尼基人善于航海和经商，他们乘风破浪，来到许多被认为是世界尽头的地方，建立殖民地、播撒商业的种子。古希腊人继承这两大技能，他们活跃在地中海各地，从事贸易和其他活动，面对无法预测的风云变幻和猖獗的海盗，人采用流动和冒险的方式保持团队的生存与发展。

海上贸易利益与风险并重。古希腊国家出台法律和政策来保护和扶持贸易，商人对于国家经济繁荣的重要性得到凸显和认可。但自此开始的商业传统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进入中世纪，欧洲战争频繁，经济发展停滞，商人也倍受歧视。随着后期城市经济的发展，人文主义思想萌出，通过劳动取得金钱成为人的权利和快乐，经商活动和财富的积累才再一次受到歌颂。商人地位的提高促进了贸易经济的发展和商业文化的繁荣。文艺复兴时期地中海内海贸易发达，自由市场欣欣向荣，西方社会对于商业和商人的认同度不断加强，人们怀揣发财梦迎来大航海时代，由此催生的资产阶级革命大大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启蒙运动宣扬理性，为商业传统的迅速发展推波助澜。人们在实践中认识到工具的有用性，追求事物的最大功效，以此实现功利的目的。这导致极端的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追求私利成为人们行为的出发点。但是另一方面，对于私利的追求和满足同时也被市场供需牵引，这在客观上导致社会财富的流动。在英国，自由主义经济模式逐渐建立起来，商业获得极大的发展，商业意识渗透进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商业立国在美国同样大行其道。17世纪，来自英国的早期移民与宗主国英国进行物资的往来，他们把原料和奢侈品运输出殖民地，从英国换回本地人陌生的工业产品，波士顿等港口城市因此兴盛起来。独立之前，英国在殖民地推行的重商主义政策加剧了美国沿海地区与英国的商业往来。随着北美殖民地逐渐发展壮大，北美开始为独立而战，争取独立发展自己的工商业，最终也获得成功，国家快速发展。南北战争后，美国政治和经济彻底摆脱殖民统治，经济继续速发展，商业活动越来越得到社会的认同和政府的鼓励。随着西进运动、领土拓展、美西战争等一系列的扩张运动，美国逐渐成为资本主义强国。19世纪下半叶，政府干预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令私人企业大放异彩，到了20世纪初，美国已经成为经济总量居世界首位的国家。

两次世界大战中，美国的重商政策更显露无疑。柯立芝总统曾经宣称：“美国的事务就是做生意。”血液中流淌着冒险精神的美国人在战争中再次磨炼了敏锐的财富洞察力，在各种冒险中变得更加勇敢、投机、充满野心，崇尚商业成功的传统由此形成。

商业传统的发展伴随欧洲经济的起源、发展和繁荣，更助推美国成为世界经济最强国。极为可贵的是，在不断战乱、分裂的西方社会发展历史上，商业传统的成长有过低谷，却从未没落、断层。持续的传承赋予西方商业文化坚实的实践根基，商业意识和贸易观念渗透在西方社会各阶层。公元前3世纪的罗马已经出现了西方最早的图书业，尽管在此后漫长的手抄书时代乃至印刷时代中，作者的权利并没有立刻被意识和发现，但是承载知识信息的图书被当作商品进行买卖，这一交易不仅仅是对纸张和油墨等物质价值的肯定，也是对知识信息价值的认可。1667年4月27日，约翰・弥尔顿将《失乐园》书稿以10英镑的价格转让给出版商萨缪尔・西蒙斯，并签订合同，约定弥尔顿不得自行或再交由他人印刷或出版《失乐园》或与《失乐园》类似的图书或原稿。在1710年《安娜法》明确作者的权利之前，作为作者与出版商之问的交易，《失乐园》具有代表性，弥尔顿获得的10英镑除了书稿本身的价值，也包含允许他人印刷或出版其作品的个人权利。而在作者的权利逐渐被认识到后，版权作为一种无形财产，成为可以自由买卖的商品，在崇尚商业竞争的社会环境下，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

2.西方商业传统尊重个人权利

在漫长的商业活动中，商人们逐渐形成一套共同遵守的行为规则和办事程序，它不仅与一定的历史时期、一定的需要和目的相结合，同时也与商业活动所在的社会环境发生互动，与人们的思维方式、心理结构形成一定的契合度，迎合并且影响人们的价值取向和道德观念。版权制度能够在欧洲大陆和美国得以良性运转，西方商业传统对于个人权利无限尊重的核心价值是其重要保障。

以文艺复兴为起点的西方近现代文化崇尚商业，人们的商业活动体现商品经济要求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思想文化领域的作品无不关注现实，秉持以人为本的主张。乔万尼・薄伽丘所著《十日谈》是欧洲文学史上第一部现实主义巨著，意大利近代著名评论家桑克提斯将其与但丁的《神曲》相提并论，称为“人曲”。新兴的资产者和市民积极表达自己的主张和利益，宗教神权的统治受到巨大的冲击。随后肇始于英国的工业革命很快席卷整个西方世界。在大机器代替手工劳作的过程中，尽管人的价值被质疑，但是随着大量集体协作作业的出现，人的价值和需要终究得到凸显。在工业革命早期，人们举家从村庄来到城市，投入大工业生产。城市生活的卫生、医疗、交易、养老、治安等问题开始涌现，社会福利保障体系的建设逐步展开并趋于标准化。同时，不断丰富的物质资源也使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在工业化过程中，工人阶级逐渐形成，他们建立组织、学习谈判，加速了西方民主的进程。随着人的利益和力量不断被发现和放大，个人权利也越来越受到尊重。

西方的这种对个人权利的尊重是伴随资本主义经营活动规则的确立而形成的，与之并行发生的，还有商品经济的成熟和完备。商品等价交换的客观要求进一步加深了平等的观念；商品冲破各种障碍和疆界，根据人们需要自由流通的要求促进自由意识的发展；商品交换过程中的谈判议价、充分表达买卖双方意愿的成交方式强化了民主意识。这些在商品经济不断成熟和完备的过程中所形成的精神文化内容也正是西方社会文化大环境在商业领域的投射。平等、自由、民主的商业文化内核在商业活动中的反映集中体现在商人把赢利建立在尊重顾客的基础之上，即所谓的“顾客是上帝”。在充分尊重和强调消费者权益的同时，西方商业文化对于个人利益、个人自由的追求有利于激发个人的创造性，这赋予商业活动不断创新、灵活应变的能力。同时，价值主体自我化唤醒人的主体意识，商业活动的参与者需要拥有绝对的自，而商人实现自我的价值取向偏重实用和功利，追求实际利益的最大化。

版权作为一种私权，代表着作者针对作品的独立的权利。对于个人独立选择、表达意愿无限尊重的西方商业文化的核心，与基于自由贸易建立起来的版权制度有着内在的契合。社会文化对于人们行为的约束是自发而有力的，它对于制度运行的保障作用无可替代。版权在商业传统的延续中实现自由交易，而尊重私权的商业文化又给予这种交易以可靠的保障。世界上最早的版权法《安娜法》是当时各方利益角逐妥协的产物，但不可忽视的是，只有当书业发展到一定程度，读者对于阅读产生更多需求的情况下，作品及与之相关权利的价值才会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而在趋向成熟的商业环境下，作者的个人权利才有可能得到尊重。

二、法治理念是版权制度运行的思想基础

西方商业传统的发展为承载精神劳动的各类作品提供了交易的可能和依据，而交易的公平合理离不开对权利归属的确认。现代版权的私权属性得到认可，其背后的版权文化中存在法治理念的支持。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一书中对法治有简洁的阐述，他认为法治应具有两层含义：其一，已有的法律得到普遍的服从；其二，普遍被服从的法律是良法。可见，法治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方面需要确认法的地位，另一方面需要确认法的内容。就法的地位而言，法治要求法具备至高无上的权威；就法的内容而言，法要体现善的原则。

1.西方社会法律至上观念的形成

现代版权受法律保护，对于法律的普遍服从是版权得以被保护的前提。法律至上的观念确认版权作为一种私权的神圣不可侵犯。关于西方社会法律至上观念的建立，我们能够从西方法治传统中找到其渊源。

从西方民主制度的实施来理解法律至上。首先，法律的制定和运作都存在民众直接或者间接参与的路径，这令法律具有一种全民契约的性质，不论在现实中遇到怎样的问题，都更容易得到民众的尊重和服从。其次，法律强调个人权利的实现和保护，这使法律与普通民众的利益密切相关，更容易得到民众的关注和接近。最后，“三权分立”下的司法机构在长期的司法实践中积累了较高的权威和人们的信赖。

从西方法治传统来看，“法律至上”的形成最早发生在古希腊城邦政治逐渐建立的过程中。《荷马史诗》中的“狄凯”被看作正义女神，“特弥斯”则代表着法律和惯例，史诗中，英雄们视正义为法律的基础。亚里士多德主张法治优于人治，并且认为法律应该由多数人制定，多数人的意见比少数人或者一个人的意见更正确。他的主张中含有法律作为一种权威和法律应该是一种良法的概念。雅典人基于对公平、正义的认同与追求而崇尚法律，这为西方民主和法治奠定了基础，并且延续到近代。近代以后，基于商品交换的活跃所带来的利益，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对于“法治”进行过系统论证。洛克在《政治论》一书中这样论述法律和权力的关系：“法律一经制定，任何人也不能凭他自己的权威逃避法律的制裁；也不可能以地位优越为借口，放任自己或任何下属胡作非为，而要求免受法律的制裁。公民社会中的任何人都不能免受它的权力的权威性。”卢梭、孟德斯鸠等人把法治看作是维护自由和平等的屏障，能够阻止凭借个人意志为所欲为的专制统治。潘恩和杰弗逊全盘接受了欧洲关于民主和法治的启蒙思想并运用于他们在美国的治国实践中。他们宣布，法律应该成为国王，国家的权力来自宪法，宪法来自于人民的契约。19世纪末，英国宪法学家戴雪提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宪法是个人权利与自由的结果，没有超越法律的权利和自由。西方近代法律至上的观念由此基本成型。

法律至上的观念影响着西方国家民众对于规则和法律的态度。一方面，人们尊重各种成文或者不成文的法律法规，其行为自觉受限于制度的安排；另一方面，人们对于违背规则和法律的行为持敏感态度，不允许规则之外的行为发生。从《安娜法》问世至今，西方版权法律制度建设随着人们创作活动的丰富不断发展，法律的保护对象超越文字作品而涵盖了几乎所有类型，权利内容也逐渐从复制嗬蟮桨括人身权和财产权在内的十多种权利。随着传播技术的不断进步，版权制度也不断面临考验，但是在一种普遍的对法律的尊重之下，作品的使用保持着规范和有序。

2.西方法律以个人权利为出发点

西方法治理念除了要求法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还要求法在内容上体现良善。西方法律以个人权利为出发点，所谓良法即能够保障人的权利的法。西方法律以个人权利为出发点，法律的价值在于确认和维护个人在经济、政治上的一系列权利，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有利于个人生存发展的社会秩序。

西方法律重视个人权利，是思想上对于商业实践尊重个人权利的制度化。罗马人的《十二铜表法》作为成文法的开端，尽管维护的是当时的奴隶制社会制度，但是它的制定过程充满了平民阶层向贵族阶层争取权利的斗争，反映了平民在政治、经济、法律地位上的利益诉求。现代西方法律体系中，不论成文法系还是判例法系，法律制度背后均存在权利的观念。德国在反思纳粹政权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其法治文化更加注重人性尊严的满足，德国宪法对于个人意愿、个人选择、个人决定以及个人隐私的规定都以完整的人格概念为框架，并对权利的内涵做出细致的描述。美国人的权利意识则在1620年移民们乘坐五月花号到达美洲海岸时就已经非常明确，他们签订公约，将彼此的“同意”作为约定组成政治社会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