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研究方向范文
时间：2024-02-18 17:5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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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论文摘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经典著作(《资本论诞生的100多年以来，人类社会发生了许多重要而深刻的变化。在西方国家，与新科技革命相伴随的经济信息化和全球化，使资本主义经济具有了许多新特点，在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社会主义的解体，我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全面转型，以及西方经济学的影响日益增大。面临着这些挑战，我们应该如何坚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本文应用经济学方法论的范式分析研究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经典著作《资本论》，探讨了这一问题。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经典著作是马克思的《资本论》。它是一本伟大的经济学著作，是马克思在研究了，英豳资本主义制度建立100多年来积累的大量详实的材料和史实的基础上写出的。它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行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揭示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经济规律。但是距《资本论》出版，现在资本主义又发展了‘百多年。在这一百多年里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全球化信息化自动化智能化大生产，服务业在国民产值中的大比重的大大提高，无产阶级摆脱了极度贫困化，整个无产阶级生活水平的得到很大提高，同时资本主义家在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进行宏观管理，以及历史上出现的社会主义风潮的平息。这种种马克思未曾也无法预见到的历史变化，致使马克思的《资本论》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现实的解释力下降，那么我们还能如何坚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对我们分析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及进行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指导地位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作为一种科学纲领，它坚持的硬核是什么?它能随社会条件变化而发生调整具有灵活性的保护带是什么?它规定着的经济学的研究方向和研究手段的正面启发是什么?它在调节适应当前的经济社会现状的变化中反面启示的作用又是怎样?
很多学者试图通过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这两种范式的根本区别的研究结果来回答《资本论》的硬核是什么的问题。有人说马克思研究的是经济制度(生产关系)而西方经济学研究的是资源的有效配置。我们知道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不仅探讨了经济制度，也探讨了分工理论，价值理论，再生产理论及经济周期，经济增长理论，在再生产理论中也有关于资源(生产资料)的有效配嚣问题的研究。当然西方经济学巾的制度经济学也探讨经济制度的问题。所以这种区分不全面：也有人说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探讨的是经济本质，经济制度的长期演化，而西方经济学研究的是日常现象。也不全然是这样。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也研究了货币，信用，工资，生产价格，及利润，这类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具体事物和现象，而且从研究方法来看本质的研究也脱离不了对现象进行全面深入的分析：还有人说《资本论》是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的学说，而两方经济学是对资本主义经济提出建设性建议的学说。马克思通过《资本论》深刻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病例，对其病例的深刻分析就为其处方的开出做了很大的贡献，资本主义经济问题的实质就是相对过剩的危机即有购买力的需求不足，原因是生产的社会化与资本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从这一层面来说，两方经济学某些流派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提出的政策建议就是以《资本论》对资奉主义经济制度的分析为基础。我认为以上学者对这一问题的探讨都没涉及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本质和精髓。恩格斯曾今说过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不是教条而是方法。我们分析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撇开具体的如归纳与演绎，抽象与具体，分析与综合在西方经济学的研究中也用到过的方法，就是它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世界观与方法论指导。唯物的观点，辨证的观点，发展放入观点是我们后来者学习继承《资本论》小可动摇的，它们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这一纲领的硬核。而两方经济学却建立在理性人，人的主观感受的偏好效用这些主观分析的基础上。当然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资本论》作为一部经济学著作，它在经济学理论层次上的一系列理论中，又是以劳动价值论为根本。劳动价值论是剩余价值论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其它理论的基石，是坚持马兜思政治经济学不可动摇的理论基础。劳动是人类存在和发展的必然条件，是人类生活永恒的状态。劳动价值论将社会财富与人类的生活紧密的联系起米了。劳动价值论才是真正以人为本的。而这也是根本区别于西方经济学的基础—萨伊的”三位一体”价值理论的。很多著名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学者都认为只有承认劳动价值论才能坚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所以我认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资本沦》的硬核是：建立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基础上的劳动价值论。这是我们学习继承发展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要始终捍卫的。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资本论》的其它的理论都是它的保护带。如分工理论，剩余价值理论，无产阶级贫困化理论，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理论，经济危机和周期理论，地租理论等等。它们随着社会条件的变化会受到一定的冲击，相应的可以做出调整。如对生产性劳动的划分，随着科技的发展生产性劳动范围应该扩大。再如无产阶级贫困化理论随着整个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工会组织的壮大和国家调控的加强及社会文化的提到，它将表现的不那么明显了。再如利润率下降规律理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产业和行业，像信息产业，服务行业，它们会阻止整个社会的有机构成的提高，其至降低整个社会的有机构成，从而利润率下降规律理论也需要调整。所以说当这些理论碰到与当今现实看起来相矛盾或不容易解释时我们不该气馁，不该就放弃，而应该对其调整和发展。这也正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品质，唯物史观的矛盾的观点发展的观点，用当下的话说就叫与时俱进。
篇2
关键词：新古典发展经济学；中国经济发展；中国特色发展经济学
发展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对象为发展中国家，它是一门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方式，使其脱离经济落后的情况，从而进入发达国家的学科。所以，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发展经济学所研究的内容具有非凡的意义。中国作为世界数一数二的发展中国家，对于社会经济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升有着迫切的需求。所以，研究发展经济学的发展历程、深入发掘发展经济学理论的价值对于我国的经济发展将会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一、发展经济学的发展历程
（一）古典发展经济学阶段
发展经济学起源于17-18世纪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主要研究目的是如何实现财富的增长，就是最为单纯的经济发展问题。所以，在古典发展经济学阶段，发展经济学主要研究问题就是经济增长的问题。古典发展经济学理论中有两条重要理论，一是亚当・斯密斯提出来的“绝对优势论”和大卫・李嘉图根据其改进得出的“相对优势论”，两者都强调了合理分工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从古典发展经济学理论分析，可以得知古典发展经济学主张经济发展自由论，反对国家干预。
（二）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阶段
二战结束以后，独立的发展中国家意识到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于是纷纷都将重心转移到经济发展上来，发展经济学也在这个时期进入到了第二阶段――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阶段。许多经济学家经过研究，发现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的原因是经济结构中存在着矛盾，具体表现在传统的意识形态和先进意识形态的矛盾、落后的技术水平和先进的技术水平的矛盾、落后的农业水平和先进的工业水平的矛盾。这些经济结构中的矛盾使得许多人民都没有足够的储备资金，每天只考虑“活着”的问题，而没有考虑享受生活，所以不会产生太多消费的需求，没有消费需求拉动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无法快速运转起来，市场经济无法得到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越来越低，形成恶性循环。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揭示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难题，提倡通过国家干预经济来带动经济发展。
（三）新古典发展经济学阶段
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发展经济学家们都开始研究分析结构主义中所揭示的经济发展难题，并逐渐产生了新古典发展经济学理论。新古典发展经济学理论强调了市场竞争的重要性，主张通过激烈的市场竞争来调节市场经济，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新古典发展经济学还提到了政府干预的作用，提倡以市场竞争为主，政府再加以宏观调控，来促进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二、发展经济学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启示
（一）经济发展的动力问题
我国经济发展不能单单靠政府的调节或者单单靠市场自由竞争来推动。因为新古典发展经济学中提到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要结合政府的干预和市场竞争的调剂。我国市场经济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逐渐成熟，所以市场竞争可以作为主导，政府再加以宏观调控，正确引导市场经济发展的方向，保证市场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
（二）经济制度的变化问题
新古典发展经济学研究了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中提出的结构主义问题，将发展中国家落后的原因归于制度问题。中国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有过一段时间的计划经济，严重制约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才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正确方式。而经济体制的改变，主要是所有制的改变，从计划经济的公有制变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以公有制为主、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市场经济，这就要求中国必须完善产权制度，明确财产的归属。
（三）经济增长方式问题
最新的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最好的方式是提高生产率。而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主要还是靠投资，通过不断地投资推动经济发展，这样的发展方式不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到后期会因投资疲惫而发生收益递减。正确的经济增长方式应该是提高生产率，通过人才的培养、设备的更新、技术的发展等方式发展生产力，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结束语
中国的经济已经进入高速发展阶段，一些在经济发展初期所用到的发展经济学理论显然已经不适用于当前的经济形势。在经济发展的新时期，中国应该努力探索新的发展经济学理论，结合理论中实用性比较高的部分和我国国情，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经济学理论，并将理论运用到市场经济调节当中去，促进我国市场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为我国经济增长和综合国力的提升做出重要贡献。
参考文献：
[1]简新华.发展经济学的最新发展：中国特色发展经济学[J].政治经济学评论，2011，2（01）：113-127.
[2]余苏苏.基于发展经济学视角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型[J].长沙大学学报，2011，25（04）：24-25.
[3]诸大建.超越增长：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如何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J].学术月刊，2013，45（10）：79-89.
篇3
[关键词]环境污染 内生经济增长
Abstract：Due to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ization，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growth， along with the increasingly serious problem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In this paper， the economic system established under environmental constraints divided into material production sectors and new technolo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departments of the two departments endogenous economic growth model to stud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human capital，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use of steady-state growth solution to analyze the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between them.
Key words：Environmental pollution；Endogenous economic growth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工业化快速发展。在这个过程中，环境却因大量的工业和生活污染而恶化。我国的经济增长呈现出了高消耗、高污染的特点。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罗默为首的经济学家建立了内生经济增长模型。随着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与完善，经济学家开始将环境、资源等因素引入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中，考察经济增长与环境的关系。本文通过运用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将环境污染内生化，对经济增长和环境的关系进行定性考察，正确评估我国的经济增长情况以及环境污染问题。
二、模型描述
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长期的经济增长过程具有稳态特征，即长期增长过程中所有的变量增长率都是常数。因此，本文的分析都假定增长是稳态的。
（1）生产函数
假设生产函数是柯布-道格拉斯形式，并省略时间下标，考虑加入人力资本、技术创新和环境污染。这样，公式表示如下：
Y=AK■（BL■）■z （1）
其中，A表示生产参数；0
L■=uL （2）
其中，u表示投入技术部门的劳动力比例，L表示劳动力总量。
（2）物质资本积累
物质生产部门的总产出主要用于三个部分，一是社会消费C，二是用于增加资本存量，三是用于治理污染的投入。因此，物质资本积累公式为：
■=Y-C-aK （3）
其中，■表示物质资本积累；C表示社会消费；a表示污染治理投入占资本存量的比例；K表示物质资本存量。由于物质资本的折旧不影响平衡路径上的增长率，因此，这里就不对其加以考虑。
（3）知识技术存量积累
罗默认为新技术的产生是建立在相关投入（主要是人力资本投入）和已有的知识技术存量基础上的。因此，知识技术存量积累的公式可表示为：
■=θBuL （4）
其中，■表示只是技术存量积累；θ表示生产率参数，θ>0。
（4）污染物存量
假设物质生产部门排放的污染物，其存量受到污染治理以及环境自净能力的影响，则可以将污染物存量公式表示为：
■=（1-τ）Yz■-ηX （5）
其中，■表示污染物存量积累；τ表示污染治理比例；γ表示污染程度指数，且γ>1，γ越大意味着给定生产技术的实际污染排放越小；η表示环境自净能力。
（5）社会福利
在传统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研究中，社会福利只是消费的函数，社会福利最大化也是消费的最大化。为了将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与可持续发展相结合，需要建立一个包含社会消费、环境污染的效用函数。由于社会消费和环境污染对社会福利分别产生正、负效用，因此，可以将总效用函数设为：
U（C，X）=■-■ （6）
其中，U表示社会总效用；ε、φ>0；
控制变量为：C、u、z；
状态变量为：K、B、X。
三、模型求解
（1）一阶条件与欧拉方程
根据模型建立Hamilton方程：
H=（■-■）+λ■（Y-C-aK）+λ■θBuL+λ■[（1-τ）Yz■-ηX]（7）
在这里，λ■、λ■、λ■分别表示物质资本存量、知识技术存量、污染物存量的影子价格。
三个控制变量的一阶条件为：
C■-λ■=0 （8）
λ■■+λ■θBL+λ■（1-τ）z■・■=0 （9）
λ■■+λ■（1-τ）=0 （10）
三个状态变量的欧拉方程为：
ρλ■-λ■■=λ■（■-a）+λ■（1-τ）z■・■ （11）
ρλ■-■=λ■■+λ■θuL+λ■（1-τ）z■・■ （12）
ρλ■-■=-X■-λ■η （13）
（2）稳态均衡分析
令g表示各个变量的增长率，则
g■=■，g■=■，g■=■，g■=■（其余以此类推）。
稳态均衡要求各变量的增长率均为常数。
由（11）式可推出：
g■=g■ （14）
由（12）式可推出：
φg■=g■ （15）
由（3）式两端同除以K可求得
g■=g■=g■ （16）
由（5）式两端同除以X可求得
γg■+g■=g■ （17）
由（8）、（10）、（13）可求得
g■=-■ （18）
由（16）、（17）、（18）可求得
g■=■・g■ （19）
由（17）、（19）可求得
g■=-■・g■ （20）
对Y=AK■（BuL）■z求微分，并进行稳态均衡分析，可得
g■=■・θuL （21）
经济增长要求g■>0，可持续的经济增长要求减少环境污染，即g■0是成立的。为了保证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根据式（19）可得ε>1，即消费者跨期消费的替代弹性大于1。这意味着消费者越倾向于跨期消费，相应的均衡增长率就越高。达到条件ε>1是为了保证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又使环境污染减少。同时，由式（16）可知，经济增长与物质资本的投入（即投资）以及社会消费有紧密的关系。
由（20）式可知，g■
由（21）式可知g■
参考文献：
[1]戴维・罗默（美）.高级宏观经济学[M].商务印书馆，1999，9.
[2]于渤，黎永亮，迟春洁.考虑能源耗竭、污染治理的经济持续增长内生模型[J].管理科学学报，2006，9（4）：12―17.
[3]黄菁.环境污染与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与中国的实证检验[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0，32（6）：15-22.
作者简介：
篇4
[关键词]经济学与商学论文；计量分析；研究动态；研究热点；研究力量分布
1文献计量分析在经济学与商学研究中的应用现状
文献计量学是借助于统计学和数学方法等定量研究方法来评估学科领域的研究现状，预测科学技术发展趋势[1]。运用文献计量法可对总量达13万多的经济学与商学文献进行精细分析，实现对国际经济学与商学研究态势的全面了解，也可实现对该研究领域的研究热点进行近距离细致分析。关于使用文献计量学方法分析经济学研究状况的我国已经有文献报道，万珊珊对2005-2014年期间ESI数据库中经济学与商学高被引论文进行了全面的文献分析[2]，罗润东以CSSCI经济学期刊为数据源计量分析了2015年我国经济学研究热点，可视化分析了十大研究热点领域[3]，顾海兵基于中国知网对1995-2017年中国经济安全研究的文献进行了计量分析，揭示了中国经济安全研究的文献特征和结构特征[4]。但国内对于经济学与商学全部国际论文进行文献计量分析的还很少，将基于WebofScience核心数据库SCI、SSCI数据库中近五年经济学与商学国际论文进行统计分析，从而挖掘出世界范围内经济学与商学领域内最具影响力的国家、机构、学者和刊物，揭示该领域研究的热点密度和发展轨迹。
2数据采集和数据处理
基于WebofScience数据库平台检索近五年数据库核心合集SCI、SSCI数据库中的国际经济学与商学论文，具体方法是在高级检索中检索全部经济学与商学相关大类即Economics；Business；BusinessFinance；AgriculturalEconomicPolicy等四大类中的全部文献，文献类型包括ARTICLE、REVIEW、LETTER，时间跨度为2014年至2018年，共得到文献133318篇，其中中国论文有11913篇，下载全部133318篇国家经济学与商学论文题录信息，并借助Excel对全部论文的所属作者、机构、国家地区、来源期刊、资助基金、学科方向、关键词等数据进行清洗处理和统计分析，并采用CiteSpace、VOSViewer软件对关键词和研究热点进行可视化图谱分析。
3国际经济学与商学研究论文现状分析
3.1国际经济学与商学研究力量分布
为考察国际经济学与商学的研究力量分布，对国际经济学与商学论文的高产国家和研究机构进行了统计分析，根据第一作者地址对全部机构进行甄别、合并和统计。按发文数来讲，2014年至2018年发文量最多的国家是美国，共46387篇，占世界经济学与商学论文总数的35%；其次是英国和德国分别为17046篇和12186篇，占总数的12.79%和9.14%。中国经济学与商学研究成果数量在世界上排名第四，为11913篇，占总数的9%。就发文数量而言，美国一枝独秀，发文量占总数的三分之一还多，是国际经济学与商学金融领域研究成果的最大产出国；英国、德国和中国发文量位居第二梯队均为1万多篇，是世界经济学与商学研究的重要研究力量所在国度；澳大利亚、法国、加拿大、西班牙、意大利、荷兰六国位居第三梯队，发文量在5000~10000篇之间，在世界经济学与商学研究力量格局中是不可或缺的部分。根据第一作者单位进行统计发现，国际产出经济学与商学论文量前10名的机构依次是伦敦大学（3400篇）、加利福尼亚大学（3993篇）、国家经济研究局（2637篇）、弗洛里达州立大学（1687篇）、国家科学研究中心（1567篇）、美国联邦储备局（1546篇）、格鲁吉亚大学（1500篇）、哈佛大学（1498篇）、德州大学（1407篇）、伦敦政治经济学与商学院（1404篇），详见图2。产量前10名的研究机构中美国有8个，英国的有2个，说明美国和英国的拥有研究力量强大的研究机构，并且许多研究机构内形成了实力雄厚的研究团队，其中英国的伦敦大学是世界产出量最大的研究机构，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大学紧随其后。我国经济学与商学国际研究论文发文总量排名世界第四，产量可观，但中国没有研究机构进入前50强，说明在经济学与商学领域，中国研究力量比较分散，未形成较集中的强势研究团体。另外，伦敦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系统、国家经济研究局、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美国联邦储备等高校或研究机构排位靠前，可以作为我国学者访学和取经的首选单位，同时也可以作为我国学者合作研究的优选单位。
3.2最具影响力研究机构
发文量仅仅反映研究产出量，为了从质量或影响力的角度来反映世界经济学与商学研究影响力分布，我们综合了学科规范化引文影响力（CNCI）、论文被引百分比、高被引论文数量、h指数、引文影响力等指标进行统计分析。其中学科规范化引文影响力（CNCI）为论文实际被引次数除以同年、同学科、同类型论文被引次数的平均值，通过标准化来减弱不同学科引文习惯不同而形成的学科间差异，CNCI在不同学科之间具有可比性。筛选出排名靠前的20所学术机构详见图1。排在前十位的分别是加利福尼亚大学系统、伦敦大学、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伯克利加州大学、斯坦福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得克萨斯大学系统、牛津大学等。这些学校在经济学与商学领域的学术和研究水平在世界上是先进的。综合各国研究产量、质量和影响力等多方面表现来讲，美国在世界经济学与商学研究中独占鳌头，英国位列第二，美国远超过其他国家。英国的伦敦大学和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大学研究产量和影响力均位列前两位，是世界研究力量分布中实力最强的研究机构。另外，新加坡国立大学位列综合影响力前20名中是亚洲地区的领先研究机构。
3.3国际经济学与商学研究重要作者
近五年国际经济学与商学论文约有10万名作者，产量最多的前50名作者发文量占了文献总量的13.76%。发文最多的作者分别是比勒陀利亚大学（UniversityofPretoria）的RANGANGUPTA（143篇）、德雷塞尔大学（DrexelUniversity）的SHAWKATHAMMOUDEH（85篇)、诺森比亚大学的NICHOLASAPERGIS（70篇)、逢甲大学（FengChiaUniversity）的TSANGYAOCHANG（张仓耀54篇)、莫纳什大学（MonashUniversity）的RUSSELLSMYTH（54篇)，他们是该领域的重要研究力量。
4国际经济学与商学研究热点及前沿
关键词表达了文献的主题内容，通过作者关键词词频统计能够分析学科领域的研究热点。本文分别采用知识图谱工具CiteSpace和VOSviewer对2014~2018年国际经济学与商学领域研究文献的关键词进行五年整体分析和分年具体分析。首先，采用CiteSpace软件对2014年~2018年五年国际经济学与商学领域研究文献的关键词进行知识图谱分析。图6是国际经济学与商学论文的关键词图谱，分析图6可以看出，国际经济学与商学关于模式（15351）、绩效（10225）、市场（9216）、影响（8148）、行为（6185）、增长（6069）、信息（5947）、风险（5542）、公司（5356）、管理（5023）、政策（4999）、改革（4905）、视角（4549）、价格（4333）、决定因素（3954）、竞争（3906）、工业（3646）、投资（3633）等方面的研究受到广泛的关注，其中绩效、市场、模式、行为、工业、增长等关键词的中心性较高。另外，运用VOSviewer对2014~2018年国际经济学与商学领域研究文献的关键词共现主题密度视图进行逐年分析后发现，近五年核心研究热点为改革创新、经济增长、企业管理，五年中这三个关键词均列前三位，且研究热度持续上升，说明近五年国际经济研究主要围绕改革创新、经济增长、企业管理展开；另外，年度的次要研究热点是渐进改变的，2014年次要研究热点为货币政策、金融危机、公司治理；2015年次要研究热点为公司治理、企业家精神、企业社会责任；2016年次要研究热点为教育、人力资本、新兴市场；2017年次要研究热点为社会媒体、不确定性、信任；2018年次要研究热点为企业社会责任、气候变化、公平性研究。可以说，五年主要研究热点不变，次要研究热点从货币政策、金融危机、企业管理逐渐转移到人力资本、新兴市场、社会媒体、气候变化等经济发展带来的新问题上。
5结语
篇5
关键词：经济建设；经济统计；应用
一、引言
经济统计工作能够有效衡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以及速度的快慢，能够为政府制定出科学有效的经济发展政策提供重要参考依据，确保政策的合理性以及科学性，促进社会的健康稳定发展[1]。
二、经济统计学
统计指的是社会调查行为，统计学探寻的内容主要包括涉及数量的信息及数字所反映的问题等。关于经济统计学的研究早在17世纪60年代便开始了，那一时期的经济统计学主要应用于国民收入统计方面。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创始人William Petty经由对收入、支出复式核算成功预测出英国人民的收入，不过核算内容即外在平衡还不够十分完善[2]。为了消除以上不足开展研究，法国著名学者Lavoisier提出了“最终产品”这一概念。历经了长期的实践，经济统计学于20世纪40年代初步形成了国民账户系统[3]。同时，在英国近代著名经济学家Keynes的影响下，形成了当前经济学的大体框架。
就我国统计法发展历程而言，在过去计划经济背景下采取的是国民经济平衡表系统。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进行，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完善，以往采取的系统已然难以满足当前经济发展需求。通过数十年的实践，1992年我国推出了国民经济核算系统试行政策，经济统计学逐步得到完善。
三、经济建设下的经济统计的应用的意义
全球经济一体化逐步深入背景下，经济行为涉及到越来越多的行业领域，涉及到的信息量也越来越庞大，基于如此的规模发展，势必会对我国经济研究领域研究活动带来严峻的考验。众所周知，数据是信息的核心呈现形式，就经济领域而言，其由于大部分均为对资金的计算、整合，因此其产生的问题同样要通过数据来开展分析、处理，而这一系列海量的信息流，唯有应用统计学统计手段开展系统的分析、整合，方可转化成更为准确、全面的数据凭证，并为后续经济建设提供良好服务[4]。
统计学手段一方面可应用于经济研究活动中，一方面可应用于其他领域。然而，后者各个领域的统计学应用与经济建设下的统计学应用两者不存在紧密的关联，经济研究活动中各个环节，均要得到诸多相关数据用以基础保障，意味着经济建设下经济统计的应用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倘若未有统计学数据的支撑，经济研究活动便难以有序展开。经济统计的一系列分析、研究均于准确的数据不可或缺，因此在经济研究期间应当对经济统计展开科学合理的应用。经济统计的有效应用，意味着经济研究活动，乃至国家经济活动的有效发展。
四、经济建设下的经济统计的应用
（一）经济建设下的经济统计的作用
1.经济统计重要作用于收集整合财政相关数据。经济统计能够为经济建设收集整理需求的一系列数据提供十分便捷有效数据获取途径。经由对经济统计的应用，对财政信息展开全面的定性分析，方可确保在经济建设方面获取令人满意的成果，换言之，要想对数据开展有效的定性研究，就务必要构建准确、健全的数据库，这期间离不开统计学知识的重要保障[5]。
2.经济统计重要作用于剖析客观财政现象的数量浮动规则。经济发展期间，受各式各样的外界因素影响，要想实现经济有序健康发展，应当各类影响因素具体数据的浮动规律及发生原因开展分析，由此便能够自数据各次浮动中找出其形成浮动的因素。
3.经济统计重要作用于验证经济学相关理论真实性、合理性及完善性。不论哪一项新提出的理论均要对其展开全面考证，既不可直接采用也不可干脆否认，唯有通过充分的分析、实践检验后，方可对其属于绝对真理与否进行最终确认。因此，此部分经济统计学相关的学术理论，同样要求经济领域的专家、学者，依托自身经济数据基础，去对它们的真实性、合理性及完善性展开全面验证。
（二）经济建设下的经济统计的应用
现阶段，我国经济建设下的经济统计应用还面临着诸多弊端，对经济统计应用的研究力度仍旧十分欠缺。要想促进经济建设的有序健康运行，务必要开展好经济统计工作，相关专家、学者务必要积极配合、协作参与，实现经济建设下经济统计的科学合理应用。通常来说，经济统计在经济建设中扮演着十分关键的角色，可于一定程度上促进经济的建设，鉴于此，为了切实实现经济建设的和谐稳定发展，务必要对我国经济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展开全面分析，有效提升经济统计的应用实效性，进一步迅速解决经济建设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
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统计应用被提出了极为严苛的要求，鉴于此要逐步加大对经济统计应用的研究力度，有效发挥经济统计的作用，进一步为我国经济建设提供服务。现阶段，我国在开展经济统计工作过程中，依旧采用以往的管理制度，显然难以符合社会经济发展需求。伴随社会经济发展的深入，我国在经济统计管理方面的工作会不断完善。常规数学手段促进对经济问题的处理，鉴于此，经济部门相关人员应当努力挖掘经济问题中数字的发展规律，迅速觉察经济问题，有效处理经济问题，经对经济统计的科学合理应用，为经济建设决策、预测提供有利依据，促进获取良好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
五、经济建设下的经济统计的应用的趋势
1.经济统计应用于研究分析我国经济核算体系。经济统计应用于研究分析我国经济核算体系，不断改正、健全我国国民经济核算环节，全面系统研究我国金融整卷相关服务、非市场金融产出及经济环境发展规律。此外，经济统计还可应用于政府内部统计工作、企业管理领域及大型金融投资活动等。
2.找准经济学研究方向，实现其有序健康发展。面对此类经济统计相关领域今后要开展全面研究与调查课题，研究人员势必会出现混乱，甚至迷失经济统计研究方向。鉴于此，就经济领域研究人员而言，一定要结合自身实际情况，找准自身经济统计研究方向，并持之以恒的坚持下去。
3.明确经济发展形势。现阶段，我国经济信息以数据为主要体现形式，也就是说，经济涉及的每个问题，均需要借助海量的数据用以依托来开展分析，方可进一步获取更为准确的结果，唯有自现阶段经济发展趋势及自身经济统计理论基础出发，凭借统计学手段，逐步提高自身经济研究准确性，方可切实开展好经济建设与研究活动。
六、结束语
总而言之，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进行，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完善，然而关于经济发展的探索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要想对经济建设开展深入的探索，就务必要依托数据支撑，统计学是促进数据获取的关键途径。鉴于此，相关人员务必要清楚认识经济建设下经济统计应用的意义及作用，全面分析经济建设下的经济统计应用所面临的问题，不断钻研研究、总结经验，积极促进经济建设的有序健康运行。（作者单位：池州市贵池区教育园区池州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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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曾海芬.统计工作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发挥[J].财经界：学术版，2013，（08）：14-14.
篇6
关键字：比较优势理论 假设前提 决定基础 动态
作者简介：刘培青(1976－)，女，湖北黄石人，南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是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
基金项目：本文是湖南省衡阳市社科联课题《我国外贸出口的动态比较优势研究》（2006-HYSKJJ-ZC-024）资助项目
随着国际经济关系的日益密切和国际经济交往的纵深化发展，作为指导国际商品交换的国际贸易理论----比较优势理论受到了很多的质疑。作为一种国际贸易纯理论，比较优势理论发展到今天仍然没有一种理论能够捍动它在理论界的垄断地位，它所揭示的科学内涵是不可替代的。下面就以争议较多的对比较优势理论的三种质疑的解释来说明比较优势理论的科学性。
一、假设前提无损比较优势理论的科学性
许多人认为，比较优势理论所构建的分析模型是建立在一系列假设前提的基础之上的。比如说：完全竞争市场、需求偏好相同、规模收益不变、要素国际间非自由流动等。现实经济是一个错综复杂的综合体，比较优势理论所依赖的假设前提在现实经济中并不存在，因此比较优势理论的实践指导意义有待检验，以它为指导所产生的经济结果会与经济目标相左。上面的质疑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比较优势理论需要一系列假设前提才能成立；二是这些假设前提与现实背离。
比较优势理论的确要依赖一系列假设前提，这些假设可能与现实不符，但若据此否定比较优势论，未免失之偏颇。对理论的阐述假定一些前提条件是一种分类分析方法，将完整的事物分解成不同的部分，通过每个部分的研究来揭示整体包含的规律、性质。这体现在经济学研究的范式上就是在一定的假设下得出什么样的结果。这种做法是研究方法的需要，目的是寻找事物内在本质的、规律性的东西。重要的是，一个理论若是经过正确的假设得到的，那么再把假设的因素一个一个重新考虑进去，该理论仍然具有科学性。需要严格的假设前提并非比较优势理论所独有，而是所有经济理论赖以成立的必要条件。如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分析都是从制度既定、一般均衡的假定出发的，而现代经济学更是建立在理这一基本假定之上的，可人的许多经济行为是非理性的，但这丝毫无损于现代经济学的科学性。因此，关键是判断所假设的因素与考察对象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应不应该抽象的问题。一如在失重条件下考察人的生理机能，所抽象掉的若是重力，那就是合理的，若抽象的是人体的一部分，则就不合理了。比较优势理论设立一些前提条件是合理的。李嘉图的古典比较优势理论的考察对象是劳动生产率差异与对外贸易的关系，要素禀赋理论考察的对象是要素禀赋的差异与对外贸易的关系，至于其它的假设条件对于要考察的关系并没有实质影响。
比较优势理论通过正确的分类分析法，该理论得出“两优相较取其重，两劣相较取其轻”的国际交换规律，在指导实践的过程中只要抓住这一合理的本质内容，再把假设的因素还原，它仍然是指导当代国际贸易的科学理论。
二、新理论是对比较优势理论的完善和发展
比较优势理论到了H-O理论阶段似乎十分完美，但里昂惕夫之谜的出现激励着人们去大胆怀疑传统理论并且从多角度解释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和国际分工模式。二战以后，国际经济领域也出现了一些新理论解释一些新现象。因此，有人认为传统比较优势理论已经过时。
纵观所有的国际贸易理论，它们都阐述了在国际市场上一国出口自己具有优势的产品，进口自己处于劣势的产品，通过国际交换获取贸易利益。至于一国优势的形成基础是什么，各贸易理论所揭示的是不一样的。亚当・斯密的绝对成本理论和大卫・李嘉图的相对成本理论认为优势的形成基础是绝对劳动生产率的差异和相对劳动生产率的差异。H-O理论从认为是要素禀赋的差异。新要素理论认为，生产投入中的要素除了传统的土地、资本和劳动之外，还有技术、人力资本、信息、研发、管理等新要素，不同国家在这些新要素禀赋上的差异也构成了一国比较优势的基础。技术差距论则认为技术获得时间先后导致了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产品生产能力的不同。重叠需求理论第一次较系统地从需求的角度阐述了相似需求是商品生产和国际贸易发生的原因。干中学模型认为技术知识随产量提高而不断积累导致国家间比较优势的不同。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则具有了动态性质，认为产品要素密集类型的变化导致了不同国家在产品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具有比较优势。产业内贸易理论从产品的异质性、规模经济和相似需求三者综合的角度阐述了比较优势的决定基础。保罗・克鲁格曼的新贸易理论从规模经济和市场竞争不完全的角度阐述了国际贸易的原因。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认为国家竞争力是一国比较优势的形成基础，从而更具统一性和说服力。杨小凯的内生理论从分工和专业化的角度阐述了比较优势的基础。还有些理论从产业集群、交易成本的高低、市场结构和企业的异质性等角度论证了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不同贸易理论只是从不同角度解释了比较优势的形成基础，并没有摆脱比较优势理论所揭示的国际交换规律。
自李嘉图于1817年出版《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以来，虽然新的理论不断产生，但至今没有一种理论能够动摇比较优势理论的基础地位，新理论不过是对它的补充和完善。随着国际贸易的进一步发展，仍将需要新理论来解释新现象。决定一国比较优势的基础会随着生产和贸易的发展而不断变化，但它们不能摆脱寻求差异进而产生比较优势通过贸易来获取利润的本质，所以新理论最终属于比较优势理论的一部分，是对它的继承和发展。正如克鲁格曼所说：“传统国际贸易理论至今没有一个已经过时，它们在认识和理解当代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中仍然很有用。例如，当许多国家在制定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时，比较优势理论仍然是基本原则” ①。
三、比较优势陷阱不能归咎于比较优势理论
比较优势陷阱是指一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依据比较优势生产并且出口本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在于发达国家的贸易中总是处于不利的地位，出口越多反而越穷。批评者认为比较优势理论是一种静态理论，不考虑结构调整等因素，按此原则参与国际分工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
首先我们来看比较优势理论的适用范围。从李嘉图的古典比较优势理论到要素禀赋理论再到现代比较优势理论，它们所揭示的都是经济发展的一个方面――国际交换的规律而不是经济发展的规律。反映经济一个方面规律的经济理论当然只能指导一个方面的活动而不能指导经济总体的活动，如果用它来指导经济总体就是没有处理好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的关系，经济发展出问题是迟早的事。一个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到经济的方方面面，单靠外贸的发展不足以带动经济的发展，在发展外贸的同时必须辅之以其它的经济政策。发展中国家正是混淆了外贸发展和经济发展两者的区别，误以为只要出口多经济就会发展而盲目发展出口，最终导致了经济的贫困化增长。如同我国，单纯依赖外贸的发展而没有其它的经济推力能否促进经济全局的发展就是个问题。
再次我们看比较优势的动态性质问题。比较优势具有动态性质，这种动态性质表现在随着一国经济的发展要素禀赋的变化上。比如，资本稀缺的国家可以通过一段时间的资本积累和引进外资来改善资本状况。技术发展水平低的国家随时间的推移可通过技术外溢、干中学和技术创新等多种方式提高技术能力，而不一定永远处在低技术生产阶段。当一国要素积累和竞争力不断提升时，一国的比较优势部门必然会发生转变，也就是说比较优势是动态变化的。一些陷入比较优势陷阱的国家在参与国际分工时，没有处理好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关系，固守一种传统优势和传统产品的出口，获得了眼前利益的最大化，但由于边际收益递减的作用，出口量的增加带来的是价格的下降和贸易条件的恶化，丧失了经济持续发展的长远利益。陷入比较优势陷阱的国家只看到了本国既定的比较优势而没有看到比较优势的变化，忽略了潜在的比较优势，没有随着要素禀赋的变化在不同时期发展不同产品的出口，从而使一国外贸的发展缺乏持续性。陷入贫困化增长的国家不是因为比较优势理论是静态的，比较优势理论是静态与动态的统一，而是这些国家没有用发展的眼光动态地运用理论。今日的中国在为自己的产品只有价格优势而没有技术而苦恼时，而早就进入发达国家的美国却为自己的产品没有价格优势对其他国家的产品穷追猛打，说明任何国家固守一种优势都不可行，而应该寻求动态比较优势。
任何一种理论都是实践的抽象，都是向前发展的，作为静态与动态统一的比较优势理论是经济学中最深刻的真理之一，那些否定比较优势理论的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将会付出沉重的代价。
注释：
① Kurgman P. Trade in Differentiated Products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ics of Trade Liberalisation [M]. Import Competition and Response, edited by Jagdish N. Bhagwati, pp. 197-221.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2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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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关键词：法和金融学；法律效率；金融效率
文章编号：1003－4625（2009）01－0086－03 中图分类号：F832文献标识码：A
一、研究现状及研究意义
（一）国外的情况
尽管金融学家和法学家们都早已知道金融法律制度可能影响金融效率，而标准化的金融学分析方法也可能有助于金融立法和执法效率。但金融学和法学的学科差异毕竟较大，所以一直以来关于它们的交叉科学研究并没有取得显著性突破。直到Rafael La Porta, Florencio Lopez-de-Silanes, Andrei Shleifer和Robert W. Vishny（合称为LLSV小组）发表了他们的合作论文――《法与金融》，金融学和法学的交叉研究才被广泛关注。LLSV小组能取得丰硕研究成果的优势在于他们具有多元化的学科背景，即金融学教授、经济学教授、法学教授和管理学教授联手进行学术研究。
法和金融学的研究路径主要有两条：
其一是通过分析特定法律约束下人们的金融行为和选择活动，以期获得更能解释实际的金融理论。结合法律制度来研究金融学问题，也就是以金融学为中心、以经济学或计量经济学作为分析工具，同时研究涉及的法律问题，强调法律环境对金融主体行为和金融系统运行的影响，比较金融组织在节约交易成本方面的功能性结构和与其相适应的法律形态。简言之这就是科斯的研究路线，即研究法律制度对金融运行的影响。
其二是可以利用成熟的金融理论为立法结构和执法方式提供参考依据，可以利用福利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分析法律的公平正义的程度，也可以利用博弈论分析法律的收益和成本等相关问题，如此就可以为修正现行的法律提供定性或定量的评估。简言之这就是波斯纳的研究路线，即研究金融运行对法律制度的影响。
（二）国内的情况
中国金融学界和法学界从“法和金融学”创始的初期就开始关注它，并进行了一系列的跟踪研究，这些工作可以概括为主要的两个方面：其一是翻译并借鉴国外已有的研究成果，为我国的立法效率和执法程序的优化提供参考意见；其二是利用法和金融学已有的研究成果解释我国法律制度的缺陷和金融行为的扭曲等。
而张新的论文《中国金融学面临的挑战和发展前景》在国内第一次明确了法和金融学的地位，即金融学分为三大学科支系：微观金融学、宏观金融学，以及由金融与数学、法学等学科互渗形成的交叉学科。这一论述指明了法和金融学与行为金融学、金融数学等共同属于金融学里的交叉科学或边缘科学。
（三）法和金融学研究的意义
进行法和金融学研究的意义是十分明显的，如果区分科斯的研究路线和波斯纳的研究路线，则更容易得到清晰的推理。
从科斯的研究路线看，传统金融学中的投资组合理论、资本资产定价理论和套利定价理论已经构成了现资学的基本框架，而MM理论、权衡理论和融资次序偏好理论则构成了现代公司金融理论的基本框架，尽管它们的改进理论和修正理论越来越复杂，越来越精细，但仍然解释不了现实中的许多金融问题，究其原因则在于传统金融学（包括现资学和现代公司金融理论）仅仅考虑经济参与者在既定的初始禀赋下进行最优选择，而实际上人们在进行选择规划时所受到的约束还应该包括人们的心理因素和既有的法律框架。应运而生的行为金融学则在传统金融学的基础上考虑了人们的心理因素，并以此作为约束条件考虑经济参与者的最优化选择。行为金融学是成功的，它系统地给出了羊群效应、系统性认知偏差和有限理性的理论基础，为金融学解释实际问题增加了一个新的有力工具。但行为金融学仍然不是终极的理论，毕竟金融学中仍然存在许多传统金融学和行为金融学都难以解释的难题，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风险溢金难题。
经济学研究一般可以分为五个步骤：1.界定经济环境；2.设定行为假设；3.给出制度安排；4.选择均衡结果；5.进行评估比较。行为金融学通过改进行为假设的设定，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类似地，法和金融学如果将法律因素加入到制度安排里，将大大改进传统的金融学研究。
从波斯纳的研究路线看，就是要寻找最符合金融运行效率的立法框架和执法方式。这种意义比较直观明了，可以想象如果没有相关的法和金融学研究做支撑，要建立一套完全符合金融运行惯性的法律制度是十分困难的。法和金融学不仅能为确定法律条款提供最优标准，而且博弈论知识可以帮助执法者预知法律出台后，利益各方博弈的可能结果，以此提高执法效率。
二、相关的思考
（一）对研究方向和研究进展的思考
国外对法和金融学的研究主要还是以波斯纳的路线为主，很少涉及科斯的研究路线，而国内仅有朱云高（2004）和谈儒勇（2005）涉及科斯的研究路线，但并没有详细展开。究其原因，可能在于：科斯的研究路线虽然前景诱人，但难度很大，在经济分析中加入法律制约因素，同时又不能抛弃初始禀赋和心理制约因素，这使得模型可能过于复杂。科斯的研究路线，不仅要求获得能解释传统金融学和行为金融学不能解释的事实的结论，还要求这些结论不能和传统金融学和行为金融学产生根本性矛盾。
从波斯纳的研究路线看，国内进行实质研究的也不多，主要还是专注于综述性、展望性的研究，很少涉及使用计量经济学对法律法规作出定量研究。究其原因，可能在于：国内金融学研究者和法学研究者没有进行很好的合作，遍历国内法和金融学研究的文献即可知道国内并不存在像LLSV这样的联合研究小组。制度上的缺失是国内法和金融学研究进展较慢的主要原因，毕竟法学研究者短时间内难以掌握金融学中复杂的计量经济学，而金融学研究者在短时间内也难以掌握法学中相关概念的深层含义。另外获取各国的法律和金融数据也是比较困难的。
（二）对波斯纳研究路线的思考
《法与金融》在法系层面上讨论法律效率对金融效率的影响所获得的相关结论难以应用于立法和执法实践。这是因为该文并没有直接说明法律细目的差异对金融效率的影响，而是通过法律细目的差异证实法系之间确实存在差异，而最后说明不同的法系的金融效率又是不一样的，即金融制度的效率差异源于法系起源制度上的差异。
它存在的问题在于：金融效率的差异和法律效率的差异可能共同被其他某些因素决定，不能单凭金融效率和法律效率的正相关关系，而草率地认定法律效率决定金融效率，尽管这种可能性较大，但至少应该通过计量经济学中的格兰杰检验。
如果格兰杰检验确实表明法律效率决定金融效率，也应该关注以下问题：现今的法和金融学研究侧重于探讨法律效率如何强化金融效率，而法律和金融的最终目的都是增加社会福利，尽管金融效率一般被认为可以促进社会福利，但是其中的作用机制有待研究，而且仅用几个简单数据确定的“金融效率”还不一定能表征实质的金融效率，有可能在增加表面的“金融效率”的同时再损害实质的金融效率。
（三）对国内法和金融学研究的思考
由LLSV小组开创的以法系来研究金融效率的方式一直被沿用下来，而在立法和执法实践中迫切需要的却是法律细目对金融效率的影响的信息。而且对中国这种具有立法后发优势的国家而言，能够事先确定国内没有而先进国家已经具有的法律细目促进金融效率的程度，那将是对金融立法的极大促进。
所以我们的研究应该更关注法律细目对金融效率的影响，而不是站在过高的层面上研究法系对金融效率的影响。毕竟关于法律是内生的还是外生的，仍然存在太多的争论，如果不能承认法律是外生的，则讨论法系对金融效率的影响将没有任何应用价值，因为没有国家能够在短期内重新自由选择自身的法系。于是讨论每一个法律细目对金融效率的影响将是更有现实意义的，因为法律细目在短期内是可以人为改变的，至少不是完全内生的。讨论法律细目对金融效率的影响，既可以在金融立法添加该细目之前进行估计（利用国外具有该细目的国家和没有该细目的国家作对比，当然要排除其他因素的干扰），也可以在金融立法添加该细目之后进行评估（利用国内没有该细目之前的情况和添加该细目之后的情况作对比，当然要排除其他因素的干扰）。
（四）国内法和金融学研究的选题建议
1.有关立法前估计方面的选题
（1）有关混业经营立法的研究选题：例如可以研究美国以《金融服务现代化法》代替《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前后的金融效率和金融风险变化情况。新的条款主要有：是否禁止商业银行从事投资银行业务；是否禁止商业银行同任何主要从事股票、债券、信用公司债、票据或其他有价证券的发行、不动产承销、公开销售或分销的机构进行联营附属；是否禁止投资银行从事商业银行业务，即吸收存款；是否禁止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的管理人员相互兼职；是否允许金融控股公司让子公司开展包括银行、证券和保险在内的全部金融业务。
在我国实行分业监管，而金融业逐渐趋于混业经营的背景下，尽管当前没有必要完全颁布新的法律来确认或禁止混业经营这种趋势，但这种理论研究准备或许将为金融监管法的修订提供可行方案，有助于提高涉及混业经营的金融立法效率。
（2）有关金融企业退出立法的研究选题：金融企业的退出机制主要有自动解散，主管机关的撤销（关闭），金融机构的合并以及破产等。可以通过研究国外法律实情和金融效率之间的关系来评判到底采取哪种退出机制更能产生高的金融效率和低的金融风险。甚至可以直接研究出台《金融机构并购法》、《金融机构破产法》和《金融机构撤销条例》是否会影响金融效率和金融稳定，以及这种影响程度的大小等。
尽管我国的《破产法》已经出台，但是继续完善金融企业退出机制的任务仍然很艰巨，法和金融学提供的研究视角和成果或许对这一命题有帮助。
2.有关立法后评估方面的选题：
（1）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修订版）》颁布前后中国经济金融效率的变化。
（2）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修订版）》颁布前后中国经济金融效率的变化。
评估这些已经修改过的法律条款并不是所谓的“事后孔明”，而是再次修订法律时迫切需要的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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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关键词：群体决策；信息集结；博弈论；信息获取；审议；透明性
一、引言
群体决策的研究涉及多个学科，不同学科对群体决策的研究所采取的方法和着重点不一样。在经济学、政治学、管理学领域对群体决策的研究侧重于偏好的集结，较少考虑影响偏好形成的潜在背景信息。其中社会选择理论与公共选择理论利用数学分析的方法和福利经济学的一些基本原理，研究如何“公平合理地”将群体成员的偏好集结为群体的偏好并据以作出群体的选择，这方面的研究源于Condorcet投票悖论的提出，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经过Arrow、Sen、Gibbard和Satterthwaite等人的进一步发展，已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通过对理性社会选择本质的剖析，促进了人们对选举、立法以及政治机构运作等问题的理解。
在管理科学领域，对群体决策的研究主要强调如何通过对群体成员以不同形式表达的偏好的集结，使得群体成员就最终决策达成某种程度上的一致，而一致性则意味着“正确性”，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是社会决策图式理论。
在社会心理学领域对群体决策的研究主要采用实验性方法，通过对群体成员之间交互过程的分析研究群体决策的信息集结有效性，一般假定群体成员具有共同的目标，很少考虑决策过程中的策略，心理学研究的主要成果是对群体思维和群体极化现象的分析。
近年来国外出现了不少用博弈论作为理论工具研究群体决策信息集结问题的文献，这些文献主要发表于经济学、政治学与政治经济学期刊，通过对群体决策过程中群体成员的动机和理的分析，给出了一些与人们的直觉完全相反的结论。笔者将对此领域的研究进展从决策信息的获取、审议过程中信息的披 露、透明性的影响与最优决策规则四个方面进行评述。需要说明的是，这四个方面紧密关联，特别是决策群体成员的信息披露动机直接受到决策过程对公众是否透明以及最终的投票表决规则的影响，而群体成员的信息获取动机则部分地取决于信息披露动机，但由于利用博弈论分析群体决策问题的复杂性，现有的文献主要还是相对集中于其中的一两个方面。
文［1］是注意到此领域较早的综述性文章，该文发表于1999年，讨论了当时出现不久的研究政治机构信息集结作用的文献，其中对最先考虑策略性投票表决行为的文［2-5］等进行了简要介绍。同年9月份，《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发文评述了研究选举的信息集结作用及因投票者私有信息的不准确而导致的策略性投票表决行为的成果［6］，其中提及的部分研究工作尚处于未发表状态。文［7］对研究货币政策委员会决策过程中的动机问题的文献进行了系统讨论。文［8］总结了货币政策委员会决策机制设计应该考虑的各种因素，对与群体决策相关的经济学与社会心理学理论与实验分析文献进行了评述，其中讨论了信息集结问题。应该说文［9］是目前评述基于博弈论的群体决策信息集结研究文献较为全面和细致的文章，该文从策略性投票、信息获取、利益冲突和交流四个方面进行了详细评述，并讨论了此领域的研究成果对货币政策委员会决策机制设计的参考价值。
本研究与文［9］的差别在于：第一，文［9］的讨论基本上局限于基于博弈论的群体决策信息集结研究本身，而笔者从研究方法、研究对象与研究成果等方面将基于博弈论的群体决策信息集结研究与经济学、政治学、管理学以及社会心理学领域对群体决策的传统主流研究进行了对比，分析了博弈论作为理论工具研究群体决策信息集结问题的优缺点，并深入探讨了现有研究工作存在的不足之处，也即指出了此领域可能的研究方向，因此，笔者的深度与广度有所超越。第二，文［9］对此领域研究成果的评述思路稍显混乱，文献分类较不合理。第三，笔者特别关注了研究决策过程的透明性对群体成员信息获取与信息披露动机以及投票表决行为的影响的文献，而文［9］对此几乎没有涉及。第四，文［9］发表后此领域出现了不少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文献，笔者对这些最新的文献给予了较为详细的评述。
二、决策信息的获取
（一） Condorcet陪审团定理与搭便车问题
与决策问题相关的各类信息一般以分散的、局部的形式存在于社会系统，群体决策的意义之一，是可能更充分地利用这些信息，因而更有可能作出正确的决策。不考虑其他因素，仅从信息集结的角度看，让更多拥有信息的个体参与决策可以改善决策质量，这种观点符合人们的直觉，其形式化证明出自18世纪Condorcet给出的陪审团定理。该定理认为：群体决策可以有效集结信息，在多数决定规则下，增加群体成员数量可以增加作出正确决策的概率，并且随着成员数量趋于无穷，作出正确决策的概率趋于1。
Condorcet陪审团定理及其后来的很多拓展往往都有个潜在的假设：群体决策者所掌握的与决策问题相关的信息是事前外部给定的，或是以零成本获得的［9］。但对于许多现实决策情形，信息并不是不需要投入成本和努力就能轻易得到的，如审稿专家需要付出一定的时间和精力才能决定稿件是否符合录用标准，因此决策者必须决定是否付出以及付出多少代价以获取信息。而在群体决策中，与决策问题相关的信息是公共物品，因而存在典型的所谓社会惰化（social loafing）现象或搭便车问题（freerider problem）。
文［10］对陪审团决策中的信息获取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陪审员的信息准确程度取决于陪审团的大小，更大的陪审团的陪审员具有更少的动机认真听取审判过程，所以更大的陪审团作出正确判决的概率可能更小，从而导致陪审团定理不再成立。文［11-17］进一步研究了群体决策中的理性无知（rational ignorance）问题，对仍能有效集结信息时信息获取成本或成本函数需要满足的条件进行了分析，这些文献针对多数决定规则，假定所有群体成员具有完全相同的决策偏好。其中文［11,13-15］证明，当全体或部分群体成员的信息获取成本函数在获取零信息处的二阶导数为零，则Condorcet陪审团定理仍然有效。
另外，文［18］通过一个仅有两个成员的群体决策模型，指出群体成员间的交流可能会恶化信息获取中的搭便车问题。在该文中，决策成员首先收集关于一项工程实施后果的信息，然后相互交流，再投票表决是否实施该项工程。文章指出，如果交流的作用仅限于信息集结，则交流可能会减少作出正确决策的概率，特别是当高质量的信息很容易获得时，交流会减少决策成员收集信息的动机，加剧信息收集中的搭便车问题，但当信息收集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时，更多的交流通常会增加作出正确决策的概率。
（二）搭便车问题避免措施
因为信息获取活动一般是不可观测的，搭便车者可以通过提供一个虚假的信息假装已经给予了足够的投入，所以无法通过有效的惩罚措施以阻止搭便车问题，只能够从决策群体的成员组成和决策规则等方面考虑避免该问题的发生。
文［19-20］的研究结论从决策群体人员组成方面为避免信息获取中的搭便车问题提供了理论参考，指出具有极端偏好的成员相对来说更具有收集高成本信息的动机，但这两篇文献的研究内容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群体决策，因为其中的委员会成员仅负责收集与报告信息，自身并没有决策权。在文［19］中，委员会成员在信息收集之前相互间没有偏好差异，在投入不可观测的努力收集信息后形成各自不同的政策偏好，该文证明最优的委员会规模和总的社会剩余有时会随委员会成员偏好差异期望值的增大而增大，因为预期的偏好差异为成员提供了收集信息的动机。文［20］指出，如果信息收集的成本较低，委员会成员的偏好应该与决策者的偏好类似，这是因为一方面与决策者偏好类似的成员会收集决策者想要的信息，另一方面由于偏好类似所以在报告时不会产生信息的扭曲问题；如果信息收集的成本较高，则委员会应该由具有极端偏好的成员组成，只有这些成员才具有足够强烈的动机付出代价收集信息，但因为信任问题，他们往往只会收集硬信息，即客观上可验证的信息。对于在投票表决前需要对决策选项进行审议的群体决策来说，文［20］的研究结论尤其具有参考价值。
从群体决策机制设计的角度看，如果存在信息获取问题，则机制设计者必须既要考虑如何提供充分的激励促使群体成员获取信息，又要考虑如何有效集结成员所获得的信息，以最大化群体决策的期望效用。
文［21］证明，采用适当保守的决策规则可以促进群体成员收集证据，从而改善决策质量。文［22-23］对存在信息获取时的群体决策最优规则与最优群体成员数量进行了研究。文［22］指出，尽管一致性规则使每个群体成员的投票选择对最终结果都具有决定性影响力，但一致性规则并不能为获取信息提供适当的激励，而且一致性规则特别不适合于信息较不准确的情形，也即更需要群体决策的情形，在只考虑单调纯策略均衡的条件下，除非群体成员的信息足够准确，否则一致性规则或接近于一致性规则的规则不可能最优。文［23］认为，为了提供足够的信息获取激励，对于相当普遍的决策情形，事前最优的决策机制事后可能是非最优的，即不必然利用了所有群体成员获取的信息导致从统计学角度有最优的信息集结，该事前最优的决策机制是在激励成员获取信息与最大程度提取成员信息之间折中的产物。需要指出的是，文［21-23］均假定决策群体成员具有相同的偏好。
三、审议过程中信息的披露
决策群体，尤其是规模较小的群体，一般会在投票表决前对决策选项进行审议，交流各自的私有信息。信息的共享能引起成员信念的收敛。但群体成员通常代表着不同的利益集体，具有不同的利益追求或偏好，因而具有操纵或隐藏私有信息的动机，从而限制了信息共享的可能性，成员间策略性的信息操纵与反操纵甚至导致比纯粹偏好冲突更大程度上的意见不一致。
绝大多数群体决策文献对审议（deliberation）、交流（communication）、辩论（debate）、廉价磋商（cheap talk）等类似表述用语没有进行明确的区分，虽然这些用语在不同场合有一些微妙甚至较大的差异，如文［24］认为审议是辩论的子集。
研究审议对群体决策的影响的文献一般将决策过程建模为两阶段博弈：先审议后正式投票表决，通过对贝叶斯Nash均衡策略和均衡存在条件的分析，研究审议是否以及如何对群体决策发生作用。这类文献一般假定无论是以公共利益还是以私人利益作为评判标准，好的决策选择总是部分取决于世界的真实状态，而世界的真实状态对决策群体成员来说无法确切知道，他们仅不对称地掌握了有关世界真实状态的部分信息。在正式投票表决之前的审议过程可以使群体成员有机会告诉其他成员他们所掌握的私有信息，然后，根据各自已掌握的关于世界真实状态的部分信息，群体成员形成自己对世界真实状态的判断，进而根据自己的评判标准形成各自的决策选择偏好，如果他们的决策选择偏好不一致，就有可能在审议的过程中不披露自己的真实信息，或提供虚假的信息以诱导其他成员作出对自己有利的决策选择。因此，此类文献注重从信息集结角度对完全信息披露均衡和完全信息集结均衡的分析。
Coughlan在文［25］中认为，当所有群体成员的决策偏好完全相同或足够接近，在审议过程中每个成员都具有真实披露私有信息的动机。文［26］则进一步证明，只要群体成员主观上认为多数成员与他拥有共同偏好具有较大的可能性，客观上的偏好差异不会影响信息的真实共享。然而，该文同时指出，审议并不总是能有效集结信息，特别是当群体成员没有较强的先验信念认为自己的价值取向就是群体主流的价值取向时，可能出现有意的相互欺骗。需要说明的是，在文［26］给出的模型中，所有群体成员的偏好或者完全相同，或者完全相反，与此相符的现实群体决策情形很少，甚至几乎没有。文［24,27-28］证明一致性规则在很多情况下为群体成员在审议过程中策略性地隐藏信息提供了动机，多数决定规则比一致性规则能引导出更多的信息共享。文［28］还证明，在相当一般的条件下，审议使得除一致性规则以外的所有其他规则具有相同的序贯均衡集合，也即审议使得所有的无否决权规则在序贯均衡方面等价，从而说明如果群体成员在投票表决前有向所有成员公开宣布各自私有信息的机会，那么采用除一致性规则以外的其他任何决策规则，都会产生相同的决策结果。文［29］对陪审团在审议阶段信息的披露进行了实验研究，以无约束力的意向性投票形式实现信息的交流，实验结果与理论分析基本近似。
另外，文［30］给出了一个两成员的交流与决策模型，两个成员投票表决是否组成具有不确定回报的合伙关系，他们的偏好不一致且为私有信息。文章分析了均衡的特征，发现在均衡时仅有部分信息被传递，交流对于双方的福利是有益的。
对于很多现实决策问题，决策者可能拥有客观上可验证的信息，即所谓硬信息（hard information）。文［31］对硬信息在具有偏好冲突的委员会中的交流进行了研究，证明完全信息集结均衡在偏好为私有信息的情况下比在偏好为常识情况下更有可能存在，即允许更大程度上的偏好差异；另外该文证明，如果信息可验证，完全信息集结均衡的存在条件等同于完全信息披露均衡的存在条件。文［32］指出，在审议阶段群体成员共享私有信息的动机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其私有信息的可验证性，如果决策成员能够为自己的信息提供验证材料，则一致性规则比其他规则提供了更强的信息共享激励，更有可能实现完全信息共享。文章给出了在一致性规则下审议阶段存在完全信息披露均衡的充分必要条件。
文［33］指出，尽管偏好与信息的差异可能使得部分成员在审议过程中具有错误表达私有信息的动机，但给予群体成员适当的外部激励能消除此类动机，促进信息与偏好的完全集结，而且随着群体规模的扩大，外部激励的强度可以很小，外部激励的具体措施包括对成员决策能力的肯定等。
四、透明性的影响
随着社会的进步，公众对涉及自身利益的重要决策过程的透明性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透明的决策过程意味着公众可以评价决策群体成员的偏好、能力与贡献，从而引起决策者对自身声誉的关注，而对声誉的关注既可能促进信息的获取和真实信息的披露，但也有可能导致信息传递与投票表决行为的扭曲。
在文［34］中，委员会成员在前一时期表现出的决策能力影响了他在后一时期能否获得连任，而作为委员会成员可为其带来一定的效用。该文证明公开个人投票记录可以促进委员会成员努力获取信息。文［35］认为，仅公布最终决策结果，不公开个人投票记录，会诱导委员会成员按照现有偏见作出投票选择，因此，委员会的决策倾向于保守化，向公众公开成员的投票记录则能够减少现有偏见对决策的影响。该文同时认为，群体决策机制的设计应该不仅考虑决策过程的透明性，也要考虑决策规则的适当性，如果决策规则选择合适，则不透明的决策过程可能比透明的决策过程得到更好的决策结果。在文［34-35］所给出的模型中，都没有考虑委员会成员在投票表决前可能会相互交流各自的私有信息。
在文［36］中，委员会代表公众对一项新工程的实施与否进行表决，委员会成员既关心工程的实际价值，又关心委员会在公众中的声誉，如果维持现状，不实施新工程，则暴露出委员会成员意见的不一致，从而给委员会的声誉带来负面影响，而公众仅能注意到委员会的决策结果，事后不能观测到工程的实际价值。该文证明，在审议阶段，部分成员对声誉的过分关注可能使他们不愿真实披露私有信息，而是夸大工程的价值，导致更容易采取实施新工程的决策。文［37］认为，公开委员会的具体审议记录可能会降低决策质量。由于委员会成员关心公众对其决策能力的判断，使得他们在正式会议交流过程中可能隐藏内部存在的意见分歧，公众对于决策过程透明性的要求，可能导致委员会在正式会议之前组织秘密的非正式预备会议，将真正实质性的讨论从公开的正式会议阶段转移到秘密的预备会议阶段，从而对公众消除委员会内部意见的不一致，而非正式的会议更具有不稳定性，因此，透明性要求并不一定能增加社会福利。
在文［38-40］中，外部利益关联者可以观察到公开委员会每个成员的具体投票记录和决策结果，但对于秘密委员会则只能看到最终决策结果，而委员会成员既关心决策结果又关心外部利益关联者所给予的回报。文［38］和［39］认为，不公布委员会成员的个人投票记录可以减少外部利益关联者对决策的影响，在某些情况下秘密委员会优于公开委员会。文［39］还特别指出，由于随着群体成员数量的增加，单个成员的投票对最终决策具有决定性影响的概率减小，对单个成员而言不诚实投票的代价随之减小，所以对于公开委员会来说，其成员更容易因外部利益关联者承诺给予的回报而不诚实投票，因此Condorcet陪审团定理可能不再成立。在文［40］中，对于秘密委员会，外部利益关联者可以根据投票表决规则的阈值和最终决策结果对委员会成员的投票作出推断。文章分析了秘密委员会的最优决策规则，指出决策规则中增加选择某一选项需要的投票比例可能会导致该选项更容易成为最终决策结果，传统看法认为降低决策规则的阈值可以防止委员会过于保守的看法未必正确，但对于公开委员会则不存在此问题。文［41］虽然不是直接研究透明性，但其研究结论与此处内容相关，该文通过一个博弈模型，说明在特定情况下，外部利益集团可以不用付出任何代价就能操纵委员会的决策。
另外，不少文献从理论与实证两方面研究了决策过程的透明性对货币政策委员会决策的影响。文［7,42］对这方面的文献进行了综述。文［42］区分了三种类型的透明性：决策目标透明性；知识透明性，这里的知识指决策所依据的经济数据或经济模型等；操作透明性，包括委员会会议记录与投票记录的透明性以及决策结果的透明性等。该文评述的文献有部分运用了博弈理论作为分析工具。文［7］专门讨论了货币政策委员会决策过程中的动机问题，指出货币政策委员会的最优规模与透明性等仍有待进一步研究。
类似于文［34］，研究透明性对货币政策委员会决策信息集结有效性的影响的文献，一般认为委员会成员希望得到社会公众对其决策能力或决策偏好的正面评价，从而获得连任的机会，如文［43］假设委员会成员希望公众认为他是通货膨胀的强硬抵制者，而最近的文献如文［44-46］等，则假设委员会成员希望公众认为他是具有较强决策能力者。文［44］认为，公开审议过程的详细记录会使得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不愿意表达不同的意见，该文通过对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在被要求公开会议记录之前和之后的会议记录的分析说明了理论结果的有效性。文［45-46］分析了投票记录的公开对委员会成员投票表决行为的影响，认为投票记录对公众的透明带来的负面效应占主导地位，透明性不能增加社会福利。
五、最优决策规则
显而易见，不同的决策规则极大地影响了群体决策的信息集结效率，尤其是决策群体成员的偏好或能力不完全一致时，决策规则更是直接影响了群体成员的投票选择行为，进而影响了决策结果的正确性。前述文献大多不同程度地讨论了决策规则的比较和选择，除此以外，另有部分文献对各种情况下的最优决策规则进行了研究。
文［47-48］从最大化期望效用的角度对固定规模的委员会形式集体决策的最优决策规则进行了分析，文［49-50］研究了在特定约束条件下的最优决策规则。然而，这些早期的文献都有个潜在的假设：决策成员仅按照自身获得的信息作出投票选择。文［2,51］等指出，即使决策群体成员的偏好完全一致，也不能保证一定能够如Condorcet陪审团定理所预测的那样有效集结各成员的信息，因为群体成员仅根据自身信息作出非策略性的选择不符合理性要求，当且仅当所使用的决策规则为集结群体成员私有信息的最优规则时，所有群体成员仅按自身信息投票才是Nash均衡，而最优决策规则则取决于特定的决策情形。
文［52］证明，当采用文［48］所定义的最优决策规则时，所有成员仅按照自身获得的信息投票表决形成Nash均衡，但仅按自身信息投票可能不是有效的，因为部分成员联合决定策略性投票可以增加期望效用。文［53］讨论了投票者对不同决策选项具有可用基数表示的效用时的诚实投票问题，试图给出当决策机制允许多种消息类型时诚实投票的准确定义。为使投票者具有诚实投票的动机，文［54］提出了一种在随机选择的投票表决集合上运用多数决定规则得到最终决策的方法，在对所有投票者的表决结果运用多数决定规则和仅对投票表决结果的随机抽样子集运用多数决定规则之间进行随机选择，可以激励投票者诚实投票，从而得到Condorcet陪审团定理的有效性收敛结果。
文［55］基于陪审员的私有信息和策略性表决行为构建了一个陪审团决策模型，证明一致同意规则可能会导致无辜被告得到有罪判决和有罪被告得到无罪判决这两种错误的概率都增加。文［56］分析了决策群体所投票表决的决策选项不独立于投票表决规则的情形：给定决策群体的投票表决规则，提案者向决策群体提出一个要么完全接受要么完全拒绝的议案，群体投票表决是接受还是拒绝该议案。该文证明由于一致同意规则能促使提案者提出更有吸引力的议案，所以增加了决策群体的期望效用，在某些情况下，一致同意规则甚至是Pareto最优的表决规则，因为它也增加了提案者的期望效用，即使提案者与决策群体的利益追求可能完全相反。总结考虑一致性规则的文献［22,24,27,28,32,55,56］，可见博弈分析得到的结论往往与人们直观上的认识截然相反，一致性规则是不是合适的决策规则完全取决于特定的决策情形。
既然投票表决规则直接影响了投票者的投票选择行为，那么，对于群体决策机制的设计者来说，他在选择投票表决规则时是否需要考虑投票者在各种表决规则下的投票行为，换言之，机制设计者关于投票者在各种规则下的博弈行为的信念是否会影响到最优决策规则的选择。文［57-58］对此问题进行了研究，其中假设群体成员的决策偏好完全一致。文［57］分析了决策成员的能力存在差异且这种差异是常识的情况下的投票表决规则，指出最优的匿名单调投票规则并不取决于成员是否按照自身信息投票或策略性投票。类似于文［57］的结论，文［58］认为，决策机制设计者对最优投票表决规则的选择与机制设计者关于投票者在不同表决规则下的投票行为的信念无关，在该文中，机制设计者为决策群体选择投票表决规则，其目的是为了最大化决策群体的期望福利，文章证明，仅从信息集结的角度看，关于投票者在各种表决规则下的投票行为的不同假设对于最优决策规则的选择来说，结论是一样的，不同的行为假设导致相同的结论。对于具有相同偏好的决策群体来说，文［57-58］的研究结论大大简化了决策规则的选择。
现实中的决策群体往往存在具有极端偏好的成员，这些成员的存在为信息的有效集结带来较大的困难。文［59］对存在极端偏好者和中立者的群体面对二分决策问题时的最优决策规则进行了研究，考虑了决策成员之间存在转移支付的情况，指出最优投票表决规则相对于转移支付可能性的大小来说是非单调的。文［60］对由两类具有完全相反的偏好的成员所组成的委员会决策进行了分析，对比了一致性规则与非一致性规则的信息集结效率。文［61］给出了一个现实中较难接受的非单调性决策规则――超多数惩罚（supermajority penalty）规则，当选择某一选项的投票过多时，将该选项作为群体决策最终结果的概率反而会下降，该文证明，当对于每个选项都存在极端偏好者时，超多数惩罚规则是最优匿名激励相容规则。
前述文献都假定群体成员的偏好相互独立，而文［62］对群体成员具有相互关联但不完全相同的偏好的情况进行了分析，其中的决策选择空间是连续的，该文分别讨论了采用平均规则与中值规则时所对应博弈的对称贝叶斯Nash均衡的存在性问题，并比较了这两种规则在不同偏好关联程度下的性能。
由于从众心理，群体成员经常会根据对其他成员行为的观察相应调整自己的行为。文［63-64］对从众心理对群体决策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其中假定群体成员一方面希望选出好的决策选项，另一方面又希望自己成为胜出的一方。文［63］分析了群体规模较大时同时投票机制与顺序投票机制的均衡特征和信息集结质量，文［64］指出这种从众心理导致同时存在多个均衡，而且对于这些均衡中的多数，信息不能被有效集结。文［64］从某种程度上说明了最优决策规则设计的困难。
六、现有研究工作的不足之处
其一，社会选择理论与公共选择理论以及管理学领域对群体决策的研究，主要考虑偏好集结的有效性，而其中的偏好则是指对决策选项的偏好，这种偏好取决于决策者对最终结果的更根本意义上的偏好和对世界真实状态的信念。在现实社会中，纯粹以偏好的有效集结为终极目标的重要群体决策问题几乎不存在，例如社会选择理论与公共选择理论最重要的应用领域――选举，既是偏好集结（这里指更根本意义上的偏好），更是信息集结。仅考虑偏好的集结问题，不考虑偏好的形成过程以及信息在偏好形成过程中的潜在作用，无法分析群体内外部交流与互动等对决策的影响，无法解释现实中的很多现象，因而对相关决策机制设计的指导作用较为有限。
其二，社会心理学从认知的角度研究群体决策，其结论出自于对实验和经验数据的统计学分析，易于为人们接受。但由于从实验或经验数据中利用统计学方法推导出群体的偏好分布参数极为困难，所以无法深入研究群体决策过程中因偏好不一致而导致的隐藏与扭曲私有信息等策略。
其三，与社会选择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一样，用博弈论研究群体决策信息集结问题的文献也是以理性选择假设作为判断与决策的微观基础。尽管所有群体成员严格按照贝叶斯规则更新自己的信念等完全理性假设对于心理学家和普通人来说都是难以接受的，但博弈论文献还是以其数学分析的简洁与严谨颠覆了很多直觉上的认识，通过对群体决策者动机的分析，有助于我们理解决策机制的哪些方面可能会引起不利于决策目标实现的策略，进而有助于决策机制的改进。随着群体成员偏好差异程度和决策问题重要程度的增加，审议方式和决策规则趋向于书面化和正规化，群体思维与群体极化现象将很少出现，决策结果也将更接近于博弈分析的预测。
目前对群体决策信息集结问题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还有很多不完善之处，在某些方面甚至存在根本性的缺陷。
第一，可能是受到信息经济学研究的误导，本领域的很多理论与实验分析文献，包括一些奠基性的文献，混淆了信息与在信息基础上形成的判断。真实信息的披露不会引起其他群体成员以及公众对自己决策能力的负面评价，更不会如判断的披露那样引起认知上的从众，如果决策者掌握了确凿可靠的信息，则其不会因为其他人基于其他信息产生的不同看法而轻易改变自己的信念。
除个别文献外，现有研究群体决策信息集结问题的文献几乎都是将审议完全等同于信息经济学领域的廉价磋商，将交流限制为每个群体成员同时向所有其他成员发送一轮公开的消息。在现实群体决策过程中，审议至少包括对各方面提供的信息的真实性的审议，以及对信息与世界真实状态之间的逻辑关联（即潜在的决策模型）的审议。因此，将审议建模为完全的廉价磋商的现实意义极为有限，对于偏好差异较大的群体更是如此。
第二，客观上难以验证的信息的可接受性，取决于接收者对于信息发送者的偏好的信念，例如，人们有充分的理由怀疑垄断企业单方面提供的企业运营成本数据的真实性。另一方面，在很多情况下，信息的软硬程度（可验证程度）与信息获取者和信息接收者的成本投入相关。因此，群体成员获取可验证信息与不可验证信息的动机，以及群体成员对信息软硬程度的投入，既取决于是否有审议阶段以及审议方式和决策规则，也取决于群体成员的偏好和群体成员关于群体偏好差异程度的先验信念。诸如此类问题现有文献几乎没有涉及。
群体决策在现代社会无处不在，如政府部门对重大战略性问题的决策、公司董事会对重要项目投资与实施问题的决策、审判委员会对犯罪嫌疑人的判决、专家对科学基金项目申请书的评审等。从组织或社会的目标出发，针对特定的决策问题，为了尽可能作出正确的决策，应该如何组成决策群体，选择何种决策规则？此类群体决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问题很久以来一直是管理、政治、法律和经济等领域讨论的中心，其研究结果对于各类政治、社会、经济组织的运行机制设计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学者对群体决策的理论与方法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提出了不少新的概念和方法，作出了很多重要贡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对群体决策理论与方法研究也较为重视，曾将其列为优先资助领域。但根据现有的各类文献和历年的基金项目研究摘要，总体感觉国内对决策群体成员的动机和理考虑较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国内其他学者利用博弈论研究群体决策信息集结问题。
笔者试图利用不完全信息博弈论和机制设计理论，研究决策群体成员的策略性信息获取、信息传递和投票表决行为，揭示决策群体人员组成、审议方式、决策规则、透明性等决策机制的各个方面对群体决策的信息集结有效性的具体影响。并试图从信息集结角度，为一些典型公共决策情形优化决策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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