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学的发展历程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新闻学的发展历程，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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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大学城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其对内的经济作用是大学城内部的连带需求,形成环“大学园区经济圈”;其对外的经济作用是高新技术产业的连带需求,从而推动科技工业园的发展,形成园区经济。大学城通过产学研促进文化与经济的融合,提升知识在经济增长中的含金量;通过人力资本投资,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对整个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是巨大和可持续的,教育产业成为经济增长点的作用将随着科技的进步、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凸显。

关键词:大学城 文化力 新经济

发展文化产业,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大学城的文化是指构成大学城的各要素在一定时期内共同形成的一种内在的价值观、人生观、道德观以及约定俗成的观念、风范、理想、规范等的认同感和对社会、国家、他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等,它具有沉淀积累性、潜移默化性、兼容并蓄性、时代进步性等特性。大学城通过文化产业及相关的服务业促进“环大学园区经济圈”的形成,即围绕在大学园区周围的旅游业、房地产业、教育产业、信息产业、科技咨询、中介服务等第三产业的迅速崛起,这些与大学城这种高密度的大学集结的“硅地”发生各种相互促进作用,成为促进城市区域经济发展的新的增长点。

马歇尔认为,比如建筑房屋是直接需求,而由直接需求引起对建筑劳动、砖、石料、木材等各种不同需求就称连带需求;牛肉与牛皮、小麦与燕麦等属于连带生产的叫做连带供给。同时考虑到连带需求、复合需求与连带供给、复合供给的存在引发的边际成本、价格、价值及其相互关系。本文依据马歇尔连带需求、复合需求与连带供给、复合供给的经济思想来考察大学园区建成后的需求关系。大学园区自身的建设是直接需求,但是由此又带来一系列连带需求:

促进了大规模就业,拉动了大学城内部的连带需求,促进园区经济与相关产业发展。1999年高校扩招促进了学校内部、相关产业、新建校舍和购买大型仪器设备等方面大规模就业机会的增加。一是大量增加教职工;二是由于对饮食业最终需求的增量所带来的增加相关行业就业人数为1.2674万人;三是因为扩招所导致的教育文化及广播电影电视业最终需求的增量带来的增加相关行业就业人数为23.8080万人;以上四项共增就业人数为25.5554万人。

另外,如果为满足扩招的需要,每年能投资供10万人使用的36. 185亿元用于高校新建校舍、购买大型仪器设备等,则可增加6.7889人就业。这一切体现了“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加强医疗卫生服务,加快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

大学城的兴起推动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从而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珠三角地区的广州、珠海、东莞、深圳大学城的兴起就很好地推动该区域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同时引进斯坦福、清华、北大、南开等国内外一流大学落户大学城,共同推动珠三角地区经济发展。“珠三角还积极发展科技含量高的新技术产业,发展技术密集、劳动力密集的电子业、医药业、制造业及一些中技术产业,加大用高新技术提升本地优势产业的力度。崛起了广州、珠海、深圳大学城,并在深圳建设虚拟科技园区,吸引斯坦福、清华、北大、南开等国内外一流大学落户深圳大学城,通过积极引智强化人力资本,改变过去单纯依靠政策地缘优势带动经济增长的局面”。

大学城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其对内的经济作用是大学城内部的连带需求,形成“环大学园区经济圈”;其对外的经济作用是高新技术产业的连带需求,从而推动科技工业园的发展,形成园区经济。此外大学城的建设能拉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加快城市建设、改善投资软环境、增加就业机会和促进对外开放。

促进文化与经济的融合,提升知识在经济增长中的含金量

威廉•阿瑟•刘易斯(WilliamLewis)认为,知识的积累与运用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另一直接原因。刘易斯经济论的知识既包括关于事物与生物的技术知识,又包括关于人以及人与其同胞关系的知识。本杰明•富兰克林在《穷人理查德的历史》中写道 “对知识的投资会获得最高的利息”。显然,知识经济时代中知识作为一种资本对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作用日益突出,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个人收入提高的贡献率也就越来越大。

美国经济学家丹尼森曾估算高等教育对美国经济的贡献,他除了估算物质资本、劳动、收益递增和许多其它因素对美国经济的贡献外,其它却归功于知识进步,即归功于教育(高等教育)。根据这一原理,丹尼森估算从1929年到1957年,美国人均就业者国民收入年增长率1.6%中有0.85%可以用知识的增长来解释,有0.67%可以用教育的增长来解释。如果把知识的增加看作是教育增加的间接作用,那么归功于教育的份额几乎要增加一倍。通过知识的集中、密集与运用来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是国内近几年创办大学城的主要动因。

大学城通过产学研,促进文化与经济的融合。大学城各高校所设学科专业具有与当地经济发展相匹配的优势。这些理工类的学科设置结构与目前区域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结构具有很高的学科相关性和可用性。同时,各大学每年都有相当可观的经费投入科研,也有大量的专利和科研成果急需在当地转化并投入生产。

深圳大学城产学研运作模式促进了清华大学一批科技成果的产业化,平均每年有超过15项成果实现产业化,直接由技术创新产生的经济效益超过5亿元。珠海大学城的北京理工大学近5年完成科技项目117项,平均每年的科研经费达1.0515亿。如此看来,高校的研究新成果被转化为促进区域城市工农业发展的动力,加速了区域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而高校研究的新成果的输出也使高校的科研成果有了服务地方经济的平台,从而促进高校科研的发展,快出成果、出好成果。

珠江三角洲的广州大学城、珠海大学城、东莞大学城、深圳大学城等四座大学城就是珠江三角洲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也就是说区域内兴办大学城既有市场需求、也有老百姓对教育消费的要求。“珠江三角洲是广东经济发展最快的区域,人口2307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30.8%,但GDP总量却占全省近80%,将成为广东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先行区和示范区。

广州大学城和广州天河高新技术开发区、广州科学城、经济技术开发区等高科技产业区的空间距离也很近,有利于与大学城形成密切的科研合作关系,加速科技成果的产业化、市场化,使大学城的创新功能得以充分发挥”。广州大学城所处的地理位置及广州市未来产业调整和发展方向,对广州未来区域经济的发展所起的推动作用将日益凸显。

“目前的广州是华南地区的中心城市,未来的发展目标是现代化国际城市,21世纪的广州应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强化教育产业和文化产业的地位,这表明广州已清楚地意识到21世纪城市之间竞争的焦点已集中到人才、知识、科技创新、信息、文化教育等方面上来,广州只有尽快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大力发展以教育产业和文化产业为特色的第三产业,才能巩固其华南地区中心城市的地位,进而提升其在全国乃至世界城市体系中的地位”。

通过人力资本投资,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

西方经济学认为资本包括物质资本和精神资本两种形式,而体现在劳动者身上的资本就称人力资本,包括劳动者的知识、技能、体力等,而教育支出、保健支出等增加人的资源影响未来货币和消费的投资就为人力资本投资。对此,经济学家贝克尔、舒尔茨、马歇尔、马克思等都作过专门论述,对我们研究国内大学园区构建大有裨益。贝克尔、舒尔茨、马歇尔等经济学家首先论述了人力资本投资的内容和价值。贝克尔认为“这种投资包括正规学校教育、在职培训、医疗保健、迁移以及收集价格与收入的信息等多种形式”。舒尔茨认为人力资本的四种途径包括用于教育的支出(正规的学校教育、在职培训)、用于医疗保健的支出、用于国内劳动力流动的支出和用于移民入境的支出。马歇尔认为:“资本大部分是由知识……构成的”。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的研究得出“教育会生产劳动能力”。马克思认为“要改变一般的人的本性,使它获得一定劳动部门的技能和技巧,成为发达的专门的劳动力,就要有一定的教育或训练”。关于人力资本的价值,经济学家也作充分论述。贝尔克认为教育培训可以分为一般培训和特殊培训,不过一般培训在提高本企业边际生产力的同时也提高了其它许多企业的边际生产力,因为劳动力市场是一个竞争的市场。为此企业必须寻找一种提高企业本身生产率的培训即特殊培训,而且企业也乐于这种培训,因为它有重要的经济价值,它通过人力资本投资、提高劳动者素质、提高劳动生产率获取经济收益,提高企业经济效益。贝尔克认为“如果它可以大幅度提高未来的收益,或者大幅度降低未来的支出,企业就乐于提高这种培训”。

关于人力资本的经济价值,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中指出“所有资本中最有价值的是对人本身的投资”。“一个伟大的工业天才的经济价值,足以抵偿整个城市的教育费用,因为像白塞麦的主要发明那样的一种新思想之能增加英国的生产力,等于10万人的劳动那样多” 。所以20世纪末21世纪初世界各国尽最大力量加大人力资本投资,把它作为发展经济与增强综合国力的重要手段和方式。

自1978年以来,我国政府致力于科教兴国战略,恢复高考制度、异地办学、扩大招生规模,高等教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到1999年,全国高等学校总数为1942所,其中普通高等学校1071所,成人高等学校871所。普通高等学校和成人高等学校的本专科在校生分别为413.4万人和305.5万人,合计达到718.9万人,加上在校研究生23.4万人,研究生和本专科在校生总数达到742.3万人,比上年增加15.44%,比1995年增长32%,与1990年相比接近翻一番。

1999年,我国开始实行高校扩招政策,同年9月,全国高校共计招生156万,比上一年增加47.7%。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大学城也就是在扩招政策下创办起来的,按照设计规划,广州大学城的招生是35万人、珠海大学城10万人、深圳大学城3万人,三所大学城的招生规划数就是48万人。高校扩招后,学校的教学、行政、生活、实验、学习用房以及体育运动场地需要建设,图书、教学仪器、教学设备需要添置,这样大学城的建设带来巨大经济潜能。

一是从人力资源的角度分析,存在巨大经济功能。我国开始实行高校扩招,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三所大学城就比1998年多招48万。如果按照经济学家贝克尔研究的成果:1949年美国白人男大学毕业生与中学毕业生之间的实际收入差别百分比和绝对量从23-24岁的-16%和-372美元,到45-54岁时,其百分比和绝对量则分别为100%和4759美元。我们计算三年扩招48万人直接带来的经济量为228432万美元,如果按一个大学毕业生创造的社会财富和对社会经济的贡献则是无法估量的。

二是从“产出乘数”和“影响力系数”来分析高等教育的投入产出,可以得出高等教育需求增加1亿元,国民经济规模将扩大2. 26亿元。如果从较长的社会阶段看,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对整个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是巨大和较直接的,教育产业成为经济的增长点的根本作用是任何产业无法取代的。但是产出乘数、影响力系数对经济增长的描述还是非常有限的,它只是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确定特定产业部门对整个经济增长的作用,由于产出乘数的大小不是唯一标准,对经济增长的判断标准不是永恒的。从社会需求对各类产业的需求来看,如果把各类产业放到一个较长的社会阶段看,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对整个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是巨大和可持续的,教育产业成为经济增长点的根本作用将随着科技的进步、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凸显。

参考文献:

1.田建国.用三个代表统领高等教育工作――学习党的十六大报告的体会.中国高教研究,2003(3)

2.丁小浩等.高等教育扩大招生对经济增长和增加就业的影响分析.教育发展研究,2000(2)

3.周成名.经济学卷[M].花城出版社,2003

4.肖玲,暖.广州大学城选址布局的区位条件分析[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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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5月12日，汶川特大地震爆发。面对旷世巨灾，中央电视台、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国家各大媒体迅速启动灾难应急机制，纷纷在第一时间派出记者奔赴重灾区进行深入报道，及时准确、全面真实地向社会公布抗震救灾情况，正确引导了舆论导向，有效安抚了社会恐慌情绪。一直以来，由于灾难事件本身所固有的极强新闻价值与传播意义，灾难报道一直是新闻学与传播学重要的研究课题，“5·12”汶川特大地震过后，面对如何构建完善的灾难报道传播机制，如何从传播学角度完善灾难新闻传播的理论学科体系构建以更好地指导实践等一系列问题，四川省社会科学院赵志立研究员和他的研究生们开始了对于灾难传播学的研究，同时编写了《灾难传播学》一书，这是我国新闻传播学领域第一部研究灾难传播学的专著。

该书基于新闻学与传播学基本原理，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将本世纪以来发生在国际和国内的具有重大影响的灾难事件报道的方法、策略进行了比较研究，总结出带有规律性的研究成果，提出新的理论观点与见解，深化和拓展了传统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理论内涵和外延。该书在研究思路上采取“灾难一灾难管理一灾难传播一灾难报道”的逻辑结构，共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主要是以灾难传播学基础理论研究为主，围绕灾难、灾难事件、灾难管理和灾难传播等基本内容进行阐释，对于灾难管理与灾难传播的联系与区别、灾难传播机理、传播方式、传播模式进行深入探讨，对新闻传媒在灾难传播中的地位、作用以及运行机制等问题进行详细研究。下篇主要针对灾难报道研究，从新闻传播工作的性质、功能和任务出发，研究灾难报道对象、方式、流程，分析灾难报道应掌握的基本原则、方法、策略和艺术，结合案例对灾难新闻的传播经验和教训进行总结，对灾难新闻传播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具有自身独有的学科特点。首先，研究灾难事件报道机制中危机应急管理与信息公开机制相结合。从人类灾难史的发展历程对灾难传播机制进行研究，用学科专业的角度、整个人类的视野，不仅丰富了传播学的内容，更拓展了传播学的学科范围。其次，研究各类灾难传播案例探寻新学科基本规律与原则。从地震灾难事件的报道引申到各类灾难事件的报道，介绍了国内外灾难新闻传播案例，总结各种灾难报道形式，既遵循一般新闻报道传播的规律，又集合应急机制的原则与要求，形成了灾难新闻报道独有的特点和原则要求。最后，突出强调新闻工作者的媒介素养研究。在灾难事件发生后，新闻工作者如何通过新闻报道的形式将灾情及时、全面、准确、真实的报道给公众，起到引导舆论安抚民心的作用？如何将抗震救灾中，国家政府、社会各界以及志愿者等各方力量有效展现，以树立公众战胜灾难的信心与勇气。

当然，作为我国灾难传播学第一部专著，本书对于学科的构建和理论的深度虽还需进一步的完善和挖掘，但它的问世无疑对丰富和拓展传播学范围，深化传播学实践意义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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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闻教育，模式探讨

一．引言

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新闻事业得到全方位的发展，除广播、电视、报纸等传统媒体外，还出现了卫星电视和网络；不仅有中文媒体，还有外文媒体；有对内报道，也有对外报道。与此同时，媒体新闻报道也日趋专业化，有经济类、科技类、教育类、体育类、文艺类等，有关著述亦越来越多（单承芳，1995，p57）。

新闻事业的迅猛发展和新闻报道的专业化促进了我国新闻教育的专业化趋势。有些院校侧重经济类新闻（如上海财经大学），有些则侧重体育类新闻（如上海体育学院）；有些侧重广播电视，有些则注重报纸，甚至网络技术。还有些院校依靠外语的优势，创办国际新闻教育，即英语教学+新闻学的模式（郭可，1998）。

本文首先将对我国在1983年出现的国际新闻教育模式作一总结回顾。在这之后将探讨国际新闻教育产生的原因及发展过程，并以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和教学效果等方面来探讨该模式的成功之处及存在的问题。最后，本文将根据上述结果就目前新闻教育模式的发展提出个人的建议。

二．我国国际新闻教育为何可称为一种模式

我国国际新闻教育创立于1983年，它是在我国新闻教育专业化过程中最早出现的。之所以称它为一种模式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国际新闻教育不是以媒体种类（如报纸、广电、网络）或媒体专业内容（如体育、财经、科教等）来进行分类，而是以新闻学与英语的应用相结合为前提的。

第二，国际新闻教育培养的学生决不仅仅是为某一媒体作国际新闻编辑。在过去的十七年中，实践表明：国际新闻教育培养的毕业生既可以胜任报社工作，也可以到电台、电视台、通讯社工作；既可以为中文媒体工作（对内报道），也可以为英文媒体工作（国际报道）；不仅可以从事驻外记者工作，也可以从事编辑、摄影、摄像、公关、广告等工作。既可从事财经报道，也可从事体育、文艺、科技、教育新闻的报道。从这个角度可以说国际新闻所培养的人才是全方位的。

第三．从国际新闻教育的课程设置看，尽管是英语教学+新闻学，但它决不是英语课程和新闻课程的简单混合，而是两者的一种有机结合：即在适当开设有关的英语课程和新闻课程的同时，还聘请外籍教授用英文直接开设新闻学课程；有时还与中国教师一起开课，使中西文化融为一体，相得益彰（郭可，1998）。在过去的十七年中，国际新闻教育已经形成了独有的教学体制和教学方法，课程设置已实行学分制（尽管还不太完善）。因此，国际新闻教育确已具备了不同于其他专业教育的显著特点，可以概括为一种模式。

三．国际新闻教育模式的诞生及发展历程

国际新闻教育模式迄今为止已经走过了十七个年头。它的诞生与我国在八十年代初期重视国际报道工作的政策有着密切关系。作为一项“应急措施”，国际新闻教育旨在培养更多能从事国际报道的新闻从业人员，以期“让世界了解中国”。有人曾把国际新闻教育当时的主要任务概括为：变“六条腿”为“两条腿”，即把原先国外采访时需要记者、翻译和司机三人的局面，变成一名既懂外语，又熟悉新闻业务，还掌握开车等技能的复合型记者。国际新闻教育的模式因此又被称为复合型新闻教育模式（郭可，1998）。

国际新闻教育模式的诞生表明：首先，当时我国改革开放政策正逐步把中国从一个信息封闭的社会变为信息开放的社会，希望中国能了解世界，同时也让世界了解中国。其次，为了能使信息的交流更加畅通，达成了一种共识：首先要克服英语语言的障碍。

事实证明：国际新闻教育模式后来的发展轨迹与我国英文媒体（如中国日报）和从事国际报道的媒体的发展是基本吻合的（郭可，1998）。

国际新闻教育模式的发展历程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开创时期（1983-86年）：由于得到政府在政策上的支持和各大媒体（如广播电影电视部、新华社）的合作以及北京、上海等一些著名高校领导的重视，国际新闻教育在师资的组合、资金筹措、设备和资料方面得到了强有力的保障，因而很快便在复旦大学、北京广播学院、上海外国语大学和厦门大学建立起来（郭可，1998）。

最早的二批学员不是从高中毕业生当中招收，而是在全国英语专业三年级的学生当中招收的。学员在取得一定的英语水平之后，再到上述各高校进行系统的新闻理论和业务方面的学习。毕业后，取得双学位。这些学员还得到了新闻单位的资助，在这些单位进行为期八个月的实习。通过实习，大批学员都被留在这些媒体，成为媒体的骨干力量，有些则被派往国外，作驻外记者。

第二阶段为维持时期（1990-93年）：在这一时期，各大新闻媒体停止了对国际新闻教育在资金方面的投入，加上师资匮乏（多数教师出国未归），国际新闻教育教学的规模大幅度减小。有些高校甚至停办了国际新闻教育。招生方式也由原来的从高校英语专业招生改为从高中毕业生当中招生（如上海外国语大学），招生人数不断减少，学制由原来的六年改为五年或四年（郭可，1998）。

这一时期国际新闻教育可以说是处于自生自灭、摸索前进的时期。

第三阶段为发展阶段（93年至今）：在这一阶段，国际新闻教育开始走向有序化、正规化。主要表现为：

(1)教学体制开始理顺，并逐步实行学分制。既强调了学生的外语能力，又注重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提出了“培养知识基础厚，专业口径宽，外语特色强的新闻人才”的目标（郭可，1998）。

(2)国际新闻教育正式被确立为新闻学二级学科下面的三级学科，并建立起固定的教学计划。

(3)招生人数逐步扩大，如上外国际新闻系的招生人数由93年的30人已扩大到2000年70人（郭可，1998）。

四．国际新闻教育模式的特点

在过去的17年中，国际新闻教育作为一种模式，其特点是明显的。首先，它强调通才教育，融合了英语教学和新闻学教学。学员在打好英语基础的同时，又能学到新闻理论和实践知识。这就使得国际新闻教育毕业生的就业适应性强，且多样化。他们可以选择到电台、电视台、报纸、通讯社和网站工作，也可以到政府部门、公关、广告公司、外资企业、驻外机构工作。以上外新闻系为例，在毕业的近500名学生中，有70%至80%进入了京、沪的各大英文媒体，有的毕业生还成为驻美、西欧、非洲、澳洲的驻外记者。

有一点值得强调的是加强英语学习与专业知识学习的关系。英语学习是基础，这个基础和能力需要在学校教育中打下坚实的基础。许多毕业生都在毕业后需要使用这种能力，而且在使用中提高。如果基础不牢固，则无从使用，更谈不上提高了。专业学习是学生日后发展的理论框架和基石。学生走上工作岗位后，可以在学校学到的这个框架上添砖加瓦，不断丰富自己的专业知识。所以，国际新闻教育最大的特点体现在于其通才教育。打好英语专业技能的基础，掌握一定的专业知识和适当的方法论之后，学员的总体素质和知识水平均得到了提高，同时，择业竞争能力增强了，在新闻界甚至非新闻界选择职业时，都有较大的余地。一位学员在毕业之后进入一家证券交易所作证券分析员。他深有体会地说：“一定要首先学好英语然后再进入证券行业。决不能颠倒过来。证券知识可以在实践中学习，可以自学，而英语则不行”（张斌，1999/0710）。

其次，国际新闻教育模式符合了我国人才需求的国际化趋势。随着我国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社会需要不仅懂得英语，还要有一定专业知识的人才，要求能更好地与国际接轨。如上文所述，国际新闻教育不以内容为限，广泛涉及经济、金融、财会、教育、科技、文艺等各方面，因而使得学员有机会接触各个知识领域，这就为他们从事这些领域的报道，甚至转入这些领域工作提供了客观条件，再加上他们的英语优势，便很快能与国际惯例接轨。

通过十几年的努力，国际新闻教育模式的教育对充实我国国际报道的新闻队伍起到了很大作用。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在我国主要英文媒体，如新华社的国际报道部门、中国日报、中央电视台CCTV-9和国际台以及上海等地的一些地方英文媒体中，多数记者（包括驻外记者）、编辑都是国际新闻专业的毕业生。有的还走上领导岗位，全面主持工作。例如刚创刊一年的《上海日报》，其70%以上的记者都是国际新闻专业的学员（张慈云，2000/07/20）。

[page_break]五．面临的问题

国际新闻教育模式经过17年的发展，在总体上取得了一些成就，但面临的问题也相当多。

上文提到，国际新闻教育模式的最大特点是英语学习+新闻学。但这一特色是把双刃剑。国际新闻新闻所面临的最大问题亦源于此。国际新闻教育模式所面临的问题可以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该模式可能导致学生学习方法论上的矛盾。英语学习和新闻学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学习思维方式完全不同，或者说，各有侧重。英语学习需要死记硬背，要大量的时间去记忆；而新闻学需要有敏捷的思维方式和广泛的兴趣，要培养较强的动手能力。

第二，课程内容安排不尽合理。国际新闻教育模式要求学员既要学好英语，又要学好新闻。这在初期的六年制双学位的情况下是可行的。但是目前我国有国际新闻专业的院校都实行了四年制。在与别的专业同样的四年中，既要使英语达到英语专业的水平，同时新闻知识还要达到普通的新闻系学生的水准。这就造成学生负担过重，整天疲于修课，难以达到理想的状态。在学生的实际学习中，往往只顾得上一头。常常是加强了英语语言的学习（因为需要花较多的时间）而忽视了新闻专业，甚至是中文母语的学习。即便学生很努力，也常常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第三．英语与新闻学之争不仅反映在学生总体的方法论和学习内容上，也反映在教师队伍的建设中。由于国际新闻教育模式的特殊性。国际新闻教育一般由三种类型的教师组成：一类是只教授中文新闻课程（包括技能课，如摄影、摄像等）；一类只教英文基础课；还有一类就是用英文教授新闻类课程。

在我国，由于新闻与英语分属两个学科，教师在职称评定时便遇到了矛盾：到底是评新闻学还是评英语职称？尽管原则上新闻系的教师应评新闻系职称，但如果学术成果与学科系列不相符合，实际操作就非常困难。事实上，这一矛盾已成为上面前两类教师的学术障碍，也因此成为影响国际新闻教育模式进一步发展的原因之一（郭可，1998）。

第四．尽管国际新闻教育模式对教师的要求较高，既要懂英文，又要懂新闻学，教师待遇却没有明显提高。因此教师队伍流失严重。高质量的教师匮乏，教学投入不够，且教师在外面兼职较普遍，再加上学生不断扩招，教学效果逐年下降，形成恶性循环，严重影响着国际教育模式的进一步发展。

第五．由于教师队伍的不稳定，教师忙于在外兼职维持生计，极大地减弱了其理论研究能力。国际新闻教育的理论体也因此还未建立起来。所以国际新闻教育要进一步发展还缺乏一种原动力和基石。

事实上，这些问题已严重影响了国际新闻教育的教学效果，具体表现为：

（1）学员在实际工作中动手能力较差，书生气十足，或者是心雄手拙：“大事干不来，小事不肯做”。（此话由毕业生说是：“大事不让干，小事不想干”。）（慕滔，1988，p21）。

（2）学员（包括有些教师）在学习中只重视内容的完整性，忽视方法的掌握及在实际中解决问题的思路。另外，使用的教材陈旧，教学方法落后，教师上课满堂灌等，在客观上都使得教师的教学和学生的学习难以取得良好的效果。

造成上述问题的原因多种多样，主要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

（1）国际新闻教育作为一个政府应急措施而出现，缺乏长远规划。

（2）国际新闻教育作为培养国际报道记者的模式，较多重视实践操作而轻视理论建设。同时，由于思路落后和体制问题，与新闻媒体的实践没有紧密联系。再者，从事国际报道的新闻媒体往往广告收入较少，甚至没有，他们也难以与国际新闻的教学单位联合，进行合作教育。这就造成了国际新闻教育的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

（3）由于缺乏理论基石，国际新闻教育模式始终未能在教学设计、管理和人事体制上理顺新闻与英语两个学科的关系，使之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相反，两者的互通性和兼容性均没有很好的发挥出来，国际新闻教育模式的潜力还远未发挥出来。

六．几点建议

尽管作为三级学科，“国际新闻教育”已归入“新闻学”，国际新闻教育的特色不仅十分明显，而且形成了一定的教学体系，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笔者认为，国际新闻教育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尝试改革（增加投入和理顺体制在此不列入讨论范围）：

首先，应明确把国际新闻教育作为一种模式提出来。国际新闻教育的总体思路还是相当可取的，问题在于实际操作。首先明确英语学习与新闻学的关系，确定二者在国际新闻教育中同等重要的作用：但英语是工具性的，不是最终的目标，新闻学是国际新闻教育的重点，也是学员和教师应该注重的方向。从实际操作上来说，国际新闻专业的学生与其他专业相比的确要付出更多的劳动。英语要扎实学习，专业不仅要跟上，而且还是今后继续学习的方向。

其次，国际新闻教育的改革重点应是教学方法的革新。应该充分认识到，一名优秀的国际新闻工作者绝非是教育殿堂所能够造就的。新闻教育的重点就在于让教育对象明确地知道自身理想和现实的距离，而不是无视或惧怕这种距离（慕滔，1988，p22），换言之，国际新闻教育应该启发学生去掌握一种处理问题的方法，而不是仅满足于传授一般的知识。教师欲教好，学生欲学好，功夫当在新闻和英语之外，或者应在如何使新闻和英语有机地结合起来。国际新闻教育模式作为一种模式，它所确定的只是一个框架，内容则是多维的，与其他学科有紧密联系的（慕滔，1988，p52）。

再者，国际新闻教育应分设相应的专业。可开设新闻学、广告学、广电学、公关学和网络等专业，使得课程体系更趋合理化，减轻学生负担，使它们能集中更多的精力学习相应专业，以利于掌握更多的知识和能力的培养。

参考文献

1．单承芳（1995冬）我国新闻教育专门化的强劲趋势，新闻大学。

2．慕滔（1988春）我国新闻教育模式面临挑战，新闻大学。

3．李晓樱（1998）中国我国新闻教育发展的态势与走向，华中理工大学学报。

4．张慈云，《上海日报》总编，2000年7月20日采访。

篇4

【关键词】经济新闻 财经院校 新闻教育

近十年来,我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发展势头迅猛,以致市场上出现新闻传播人才供大于求的局面。但与此同时,兼具财经学科背景和新闻专业素养的经济新闻人才却“一将难求”。面对此种现状,当今高校新闻院系该何以应对,财经类院校又能有何作为?以江西财经大学为代表的财经院校的探索为这一问题提供了另一种视角。结合自身办学特色,开设经济新闻(财经新闻)专业,能较好地弥补当下国内新闻教育的一些不足,有助于为传媒领域输送紧缺的复合型经济新闻人才。

一、国内高校经济新闻专业的发展现状

1、经济新闻专业的创立与发展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大批财经类报刊、频道、频率、网站先后问世,经济新闻专业也应运而生。“当代中国经济新闻教育,肇始于1996年,率先吃螃蟹者为江西财经大学”①。依托财经学科的优势,该校于1995年创办经济文化传播系(现新闻传播系),在此基础上,“1996年9月,江西财经大学率先在全国开设经济新闻专门化方向的普通本科教育……自江西财经大学开办经济新闻专业以来,全国财经高校掀起了办经济或财经新闻专业的热潮”②。中南财大(1997年)、中央财大(1998年)、上海财大(2000年)、东北财大(2001年)等主要财经院校纷纷加入培养经济新闻人才的阵营。近几年,经济新闻教育还从本科拓展到研究生层次,上海财大、中央财大、江西财大、西南财大等都已开办该方向的硕士生教育。值得一提的是,一些综合类院校也越来越重视经济(财经)新闻人才的培养,如中山大学2010年起开设财经新闻专业方向,复旦大学2011年起开办“新闻与传播(财经新闻方向)”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教育。

2、经济新闻教育需克服的问题

总体上看来,因为专业设立时间尚短、学科建设和办学条件未能及时跟进、人才培养模式没有完全成熟,现今国内高校经济新闻教育仍遭遇着“成长的烦恼”。

(1)新闻与经济融合的问题。目前,国内经济新闻专业的学科基础较为薄弱,较多采用的是“新闻+经济”的模式,用新闻学的教学方法培养学生的新闻素养,用经济学的讲授方式增加学生的经济学知识。此种模式虽能让学生同时掌握一定的新闻及经济学知识,但最大的弱点在于不能有机融合。因为新闻和经济学课程往往分由不同专业的老师教授,教新闻的老师不精通经济,教经济学的老师也不太懂新闻,二者脱节,不利于学生的消化吸收和学以致用。

(2)理论与实践统一的问题。“重理论、轻实践”是经济新闻教育中一定程度上存在的问题。这一方面与高校本科教育体制有关,另一方面在于办学条件“拖后腿”以及社会给予支持的资源有限。对于经济新闻专业在校生而言,财经媒体专业性强、准入门槛过高,因而往往不能前往这类媒体实习。由于缺乏更多实战,很多人即便毕业也是对经济新闻的操作一知半解。缺乏一技之长和比较优势,学生的就业情况也容易受到影响。

二、江西财经大学经济新闻教育的创新实践

1、注重学科基础建设,把经济头脑与新闻眼光融合起来

为解决经济新闻教育中存在的“新闻+经济”两张皮的困境,经济新闻院系一方面应引进具有新闻和经济双重学科背景的博士、资深财经媒体人等高层次对口人才,并加强教师的进修深造、媒体实训,不断优化师资力量、提高融合性师资比例(如已兼修新闻与财经类专业的师资在江西财大超过30%,而且随着学校更加重视该专业发展,这一比例仍在增长);另一方面,还必须优化课程设置,在新闻和经济两类课程之外,根据情况,增设媒介经营与管理、财经新闻写作、经济新闻作品评析、财经报道策划、经济新闻评论等专业融合性课程,把经济管理和新闻业务有机结合。近年来,在开设此类课程之余,江西财大经济新闻专业还鼓励学有余力的学生选修经济类第二专业,着力开发新闻眼光和经济头脑,以增强学生人才竞争力。知识结构的优化也为他们拓宽了就业出路,除了入职新闻媒体,他们中很多人还顺利进入财经领域,在岗位上发挥自身专业优势。

2、强化理论联系实践,把课外锻炼与课堂学习统一起来

经济新闻教育要培养出应用型、实用型人才,理论与实践“一个都不能少”。在这方面,经济新闻院系应改进教学方式、调整考评体系并进一步完善激励机制,以引导学生注重理论学习的同时多参与新闻采、写、编、评、拍、摄等专业实践,把课外锻炼与课堂学习统一起来。同时还需拓展实训平台,提高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和自主创新能力。除了加强和媒体的联系与合作、共建实习教学基地,还可以鼓励学生从事校园媒体等校内实践。在学院老师支持下,江西财大经济新闻专业学生甚至大一起就于寒暑假前往江西日报报业集团、江西广播电视台等合作单位实习。此外,他们利用所学媒介经营管理知识,自筹经费创办了校园报纸《品》报和传媒社团“一品社”,进行新闻采编、媒体运作和财经实务的日常训练。在他们运营下,这份以深度报道和新闻评论见长的报纸从全国脱颖而出,成为江西省首家荣获“四星级”称号的校园媒体,跻身参评同属校园报纸全国10强。

篇5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传播学被引入我国，而“传播教育”这个概念大概最早出现在1986年。该年第1期的《国际新闻界》摘译发表了美国卡罗莱纳大学新闻系主任理查德•科尔的《美国新闻、大众传播教育的现状》一文。1983年厦门大学广告专业改为传播系，这可能是国内最早以“传播”命名的系科。此后，新成立的新闻类院系大多冠上“传播”二字。据统计，从2001年教育部批准试办传播学本科专业到2006年4月，5年内全国共有24所院校开设了传播学本科专业。[1]

社会发展为大学提供必要的条件，大学通过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满足社会的需求。这是高等教育的基本规律之一。传播教育就是在信息经济初现端倪这一大背景下开办和发展起来的，总体上是符合高等教育规律的。但由于它是个新事物，不少问题亟待解决，而这些问题能否有效解决事关传播教育能否健康、持续发展。关于传播教育的问题，笔者在许多场合发表过看法[2]，也为不少同仁所赞成，但尚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不少问题还有继续恶化的趋势。笔者不揣冒昧，再次申论之，以引起更多的关注和进一步的讨论。

本文在逻辑结构上，首先从总体上概述传播教育存在的诸多“剪不断，理还乱”的矛盾纠葛，然后具体分析国内19所院校传播学本科专业的培养目标和课程设置情况，比较准确地描述当前传播教育存在的问题，进而探讨造成这些问题的关键因素。这直接关系着如何为传播教育定位。我们认为，要给传播教育定位，首先要探求传播的本质，其次是分析社会需求。为此，本文在第二部分采取溯源的方法，探求传播的本质，进而回答传播教育如何定位的问题，并提出传播教育应分为传播素质教育、专业传播教育和学术传播教育三个层次的设想。在对传播素质做出界定的基础上，本文第三部分重点阐述了进行传播素质教育的必要性及如何开展之。传播素质教育固然有巨大需求，但如何把这种社会需求转化为大学里的专业教育更是我们传播教育者要思考、解决的问题。笔者根据自己的思考，在第四部分重点论述专业传播教育的问题。笔者认为，传播学术教育不是本科生阶段的任务，也无法在本科阶段开展，具体原因和传播学术教育本文暂时略去不谈。

一、当前传播教育的迷思

1、传播教育概念模糊不清

什么是传播教育？这是个基本问题，同时也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我们不妨转到问题的另一面，问一问什么不是传播教育？如传播学教育是不是传播教育？新闻教育是不是传播教育？广告、编辑出版、公关等专业的教育是不是传播教育？以及是不是有了建制化的专业才能称之为传播教育？

传播学实是以一种学术研究为目的引入的，并不涉及传播教育的问题。[3]这个初衷一旦与“引入传播学改造新闻学”[4]的思潮结合起来，就更加强化了传播学的学术色彩。当今新闻传播学院开设的传播学类课程，也几乎都把传播学作为一种理论、方法，侧重其学术面向。这类“传播教育”实为“传播学教育”，是本文所区分的传播教育的学术教育层次，把其作为传播本科教育的重点不可取，也不可能。

新闻与传播的纠缠不清直接导致我国新闻教育与传播教育的胶着状态，再加上新闻教育从目标、课程体系和师资方面都相对成熟，它为传播教育提供了一个参考、甚至模仿的典范，因此，传播教育的新闻教育化在所难免。但从国际视野来看，既有传播教育包容、甚至取代新闻教育的现象，也有新闻教育与传播教育绝然分开的情况。

广告、公关教育有较长的历史，教育目标明确，课程体系完备，如果冠以传播之名，这似乎可以给这类以应用为主的领域抹上不少理论色彩，但如果这类教育也划在传播教育的范畴之内，那传播教育的边界究竟在哪里？

诚然，不管是侧重培养公众的沟通能力，还是作为一套理论和方法，应该说“有关传播”的教育早已有之，只是零星散布在文学、艺术、新闻教育之中而已。传播作为一个本科专业，在中国是2001年以来的事情。问题就出现了，到底何谓传播教育？是“有关传播”的教育，还是传播学的教育？传播教育从何事算起？只有在大学有了建制化的专业才能称之为传播教育吗？更进一步问，相对封闭的系科体制能实现以综合、交叉见长的传播教育之目的吗？

无需经过太复杂的思考，我们就会发现，传播教育是一个相当模糊的概念，这就直接导致了传播教育目标的不定和课程设置的不当。

2、培养目标与课程设置疑点丛生

我们检索了19个传播学专业（本科）[5]的相关资料，以具体分析当前传播教育的培养目标和核心课程设置。

（1）培养目标尚不清晰。比较集中的方向是网络传播（占1/3）和媒介经营管理，影像设计制作、科技传播、国际传播、媒体市场调查与分析等方向均有。有近1/3的传播学专业目标定位不清晰，但也不偏向新闻学，课程设置以“××概论”居多。培养目标实际上是要回答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这一根本问题，目标的混乱说明我们对究竟要通过传播教育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还不清楚。

（2）开设传播学专业的院校以专业院校为主（农业院校、师范院校、工程院校），也有综合性大学。其中，有较长新闻教育历史的学校，如复旦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和中国传媒大学，其传播学专业设置在新闻学院。由于它们有新闻学专业，因此在目标定位和课程设置上有意与新闻学“错位”，目标相对清晰，课程也较能紧密围绕着目标而设置。专业院校的传播学专业多在“人文学院”，它们往往无新闻学专业，传播教育新闻教育化的倾向突出。

（3）技术应用是传播专业的主要取向，职业教育色彩浓厚，尤其是在专业院校中，如农业院校。

（4）开设的有关传播学的课程不能反映出传播学的整体面貌，口语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等核心课程很少涉及。

3、关于当前传播教育存在问题的归纳

（1）传播教育新闻教育化。导致传播教育新闻化的原因除了前面提到的传播学引进的初衷外，至少还有两个：一是师资缺乏，现有师资几乎都以传统新闻学为基本教育和学术背景，缺乏严格的传播学系统训练；二是对传播学理解的简单化，或者说“概论化”、“大众传播学化”。考证一下我们引进的传播学，包括不少译作和本土研究，都有“概论化”的倾向。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口语传播都属于“被忽视的角落”。在“新闻学类专业毕业生供大于求”[6]的现实背景下，传播教育的新闻教育化不仅满足不了社会需求，还可能带来更严重的就业压力，前景并不看好。

（2）传播教育简单技术化。可能正是看到了新闻传播类本科生供大于求的现实，不少传播学专业把目标瞄准了“操作性强”等实用人才的培养，主要围绕电视节目摄制、网络媒体设计、开发和制作等安排课程。于是，网络传播方向成了目前传播学专业的主要方向之一。网络媒体在整个媒体格局中越来越重要的现实也为这一方向提供了广阔的空间，特别是网络编辑被正式认定为一个职业以后，还将继续刺激更多的传播学专业朝此转向。问题是，简单的技术化是否有违大学教育的初衷？它与此类培训公司除了证书不同外还有什么区别？如果没有，是否还有在大学这个“培养专业人才、研究高深学问”的场所存在的必要？不对这些问题进行思考并寻求解决之道，就会不能解决传播学专业存在的合法性问题，一旦开始削减或合并专业，就可能不复存在。这种现象在美国大学中已经出现。另外，这种取向的教育面临师资和设备的问题。一是就目前传播专业所属的新闻学院或人文社会科学学院不能保证大量精懂技术的教师；二是过大的投入目前看来还不能得到保证。最后必然导致技术教育也流于简单化。

（3）传播教育泛化。从培养目标和课程来看，不少（1/4）的传播学专业非常泛化，至少看不出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或缺少明确的方向，课程设计上随意性较大。主要的原因在于，这些传播专业大多归属在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这是大多数专业院校传统意义上的文科专业的大杂烩。受此直接影响，师资力量不整，甚至出现谁能上什么课就安排什么课的情况。由于概论类课程难度不大，所以大量开设概论类课程。

二、传播教育的定位

上述诸多问题反映出我们对传播本质的不解、误解或曲解。因此，必须从源头上厘清传播的本质，进而给传播教育以定位。受篇幅所限，本文只能简要述之。

1、传播本质探求

（1）传播是沟通。“传播”是从英文“communication”一词翻译而来。有学者认为翻译成“传播”是一种误译。“从语言学意义上来说，美国人心目中的‘communication’，也并非是中国人心目中的‘传播’。”[7]因为，我们理解的传播无论如何是双向的沟通，而“传播”一词从词义来解释可能造成单向信息、传而不通的现象。

“传播是沟通”是与“传播是灌输”的观念相对应的。沟通的观念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发展历程――从沟通到灌输再到沟通。“人类社会的信息传播活动出现之初，传播是以沟通为目的的，但是进入阶级社会之后，媒介被少数人所掌握，成了他们宣示思想意志、宣传政治观点、传达朝纲政令的工具。”[8]随着人的主体意识的增强和民主文明的进步，尤其是互联网等新媒体的出现，双向沟通再次成为传播的基本理念。

（2）传播是媒介。媒介是传播中的核心概念之一，没有媒介，传播行为就不会发生。从历史上看，人类的传播境界、传播观念、传播效果直接受媒介技术的影响。“传播科技的进步不仅决定了传播媒介的更新，促进了传播方式的变革，而且导致了传播观念的进化。”[9]与人类传播史上的五次革命――语言传播、书写传播、印刷传播、电子传播、新媒体传播相对应，传播观念也经历了四次进化――从“地域”观念到“全球观念”、从“贵族观念”到“全民观念”、从“等级观念”到“平等观念”、从“灌输观念”到“沟通观念”。[10]如今，大众传播媒介全面介入了现代人的生产、生活和生存活动，如何与媒介打交道成了摆在现代人面前的一个鲜活课题。

（3）传播是整合。从最初的原始部落到现在繁杂的社会，社会系统进化的路线是从简单到复杂，是在高度分化基础上的高度整合。一个如此庞大、复杂的系统是如何运行的？信息论的一般常识告诉我们，一个系统正是通过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实现其有目的的运动的，即信息传播是整合社会这一大系统的基本机制之一。之所以说“传播是社会得以形成的工具”[11]，根本原因在于，传播系统与其他社会系统之间有着重要的关联。控制论的创始人维纳就把传播比作“社会这个建筑物得以粘合在一起的混凝土”。[12]社会学家勒纳则把大众传媒比作社会变革的推进器。不仅如此，勒纳通过对中东现代化的考察还得出如下结论：传播体系的变动，既是整个社会体系变动的结果，又是其变动的原因。他从传播体系的角度，把与口头传播体系、大众传播与口头传播混合的传播体系、以大众传播为主的传播体系相对应的社会分别定义为传统型社会、过渡型社会、现代型社会。[13]勒纳并非“传播决定论”者。他这种分析社会的方法首先把传播体系看成社会变动的结果，又发现传播体系也是社会变动的原因。这就说明传播的基本需求来源于社会的变动，人们有意识地改进传播体系，结果又推动社会的变动。勒纳关注传播体系在整个社会变化过程中的作用是与其他社会子系统的高度相关，实际上指明了传播的社会整合本质。

这里要指出的是，我们强调传播是沟通，并不意味着每个具体的传播行为都能达到理想的效果，它取决于传播过程结构的优化，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都可能影响沟通效果。传播科技的不断发展使得沟通效果受技术的影响越来越小，作为传播主体的人的素质对沟通效果的制约却越来越大。无疑，传播的主体和主题都是人，我们研究传播，就是研究传播的主体――人怎样有效沟通的学问；我们强调传播的本质之一是媒介，并不意味着我们把好奇的目光都会聚在媒介上。事实上，受美国实用主义传播研究范式的影响，媒介的确成了大多数传播研究的焦点，甚至一提到传播，首先想到的是媒介、内容、效果等。这就人为地割裂、缩小了传播的内涵。我们认为，传播研究应在“人―媒介（信息）―人”的框架下开展，要看到传播自由沟通和社会整合的功能；要透过物质层面的媒介，超越实用主义，来研究“人”的精神的自由交往活动；要研究传播对人的意义，回到“人”这一传播的主体和主题上来。

2、传播教育的三个层次

从上面的论述我们不难发现，传播是每个人的基本需求，是人的基本活动之一。要有效地进行传播活动，人必须具备一种基本素质――传播素质。基于此，我们认为，传播教育的基础应该是素质教育。从作为人的基本素质的层面来看，人人不仅需要具备，而且需要提高自己的传播素质，传播教育要面向社会大众的进行提高传播素质的教育。这是传播教育的基本点，由此向专业教育发展，再深化为学术教育。

根据以上理解，我们对传播教育有如下三个层次的划分：

前两个层面的教育，在社会转型的今天，都有巨大的需求。为此，我们提出了传播素质和传播素质教育的概念，并力图把这种教育转化为一门本科专业，通过培养专业人才来提高全民的传播素质。

三、关于传播素质教育

1、什么是传播素质？

传播素质可以简单概括为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能力，包括表达与接受、容入与共处、组织与协调的能力[14]。传播素质是与生俱来的传播活动中形成与提升，它既具有整体性，又具有个体性，既包括先天成分，也有后天养成。所谓传播素质教育，就是通过教育，开发先天成分，培养后天成分，提升人们参与传播的综合素质。

2、开展传播素质教育的必要性

传播素质高低，直接关系到一个人事业发展空间的大小和生活质量的好坏。随着信息社会的到来，传播素质在人们生活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美国著名教育家卡耐基强调：一个人的成功，他所学的专业知识往往仅占15%，而他的交往能力却占到了85%。如果将他所说的“交往能力”，加以合理阐释，实际上也就是我们所强调的传播素质。在社会急剧转型的今天，开展传播素质教育意义重大。

其一，满足信息社会人们对传播沟通的巨大需求。在信息化、市场化、一体化的今天，信息流带动人流、资金流与物流，而这些生产要素的流动又反过来源源不断地产出信息流，周而复始、螺旋上升。因此，不论是组织或个体，对传播沟通均存在极大的需求。传播科技的发展，带来了传播方式的不断创新，向我们提出了驾驭传播方式的挑战。在这样一个对信息高度依赖的现代社会，对传播素质教育的需求自然显得异常迫切。目前，信息技术教育已经纳入到从小学到高中的教育体系中，受到了普遍重视。但是，信息技术能力仅是传播沟通素质结构中一个组成部分，传播沟通意识、各种传播方式方法、传播行为最需要的人文素质在一定意义上是传播素质更重要的组成部分。如民主政治中的传播沟通、市场经济中的沟通合作与整合营销传播、人际生活中的情感沟通等，都无法离开传播实施者自身的传播素质。因此，传播素质教育在一定意义上是与信息社会高度统一的，是信息社会里各种人群最普遍的需求。

其二，适应社会结构、生活形态变化的需求。在现代中国，由于经济发展和时代变迁，人们所处的社会结构与生活形态相应地发生了巨大变化。如独生子女由于没有兄弟姐妹之间的交流与沟通，不得不较多地与自己的父辈、祖辈打交道，但他们从心理上则倾向于尽可能多地与同辈人、同龄人交往，他们对传播素质教育提出了需求；我国人口结构中老年人的比例正快速增大，我国已步入老龄社会。他们的子女顺应现代社会流动性增大的特点，普遍打破了“父母在，不远游”的古训，外出就业发展。从进入空巢家庭的50岁开始，到八九十岁的晚年，在这漫长的40年左右的时光中，老年人对传播素质产生了巨大需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为谋生而工作的中年人往往倍显忙碌。由于受市场经济以商品交换为基本特征的制约，这种忙碌工作的本身，便多是借助传播进行的，如合作传播、营销传播、传播管理等；同时，在忙碌工作之余，他们对以传播沟通为方式的情感生活也必然产生新的需求，因此为提高工作效率与生活质量，传播素质教育同样为中年人所需。此外，由于人们居住条件的改善，原来大杂院式的、左邻右舍亲密接触的光景，已被独门独户的单元楼房、单纯家庭的生活形态所取代，随之而来的是人们对家庭之外的传播沟通的渴求。可见，传播素质教育应对了如上社会结构与社会形态巨大变化而带来的需求，对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大意义。

3、传播素质教育的途径

（1）成人传播素质教育。成人传播素质教育，能最直接地服务社会，也能最直接地体现其效果，并能拉动其他各层面传播素质教育的开展。此一层面的传播素质教育，最有效的方式是编辑出版相应的阅读材料或开设网站。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推出的“新概念传播”丛书是一种有益的尝试。

（2）中小学沟通素质教育。传播素质并不是在大学阶段靠几十个课时可以养成的,也不能等到实践所需时急用现学,而是应该通过一项系统的工程来实施，尤其是“从娃娃抓起”。因此,在中小学教育体系中，就应该着手实施。由于“传播”的学理性比较浓郁，因此将传播的精髓――“沟通”抽取出来，作为中小学素质教育内容之一，既必要又可行。因此，可将课程名称定为《沟通常识》。其“小学版”宜以人际交往礼仪训练为主,“中学版”则宜以组织传播与大众传播为主。中小学素质教育历来是一个人素质教育的起点，沟通素质的训练，有望改变我国学生及成人传播沟通素质低下的状况。

（3）大学生传播素质教育。由于我国中小学基本上处于封闭状态，学生与社会接触不多。大学阶段有偏向于专业教育，有限的素质教育则被缩小为人文知识传输。因此多数大学生对与人交往心存恐慌；更有不少大学生心理障碍严重，自我封闭，经受不住些许打击。因此，对他们进行传播素质如“人际交往”、“公共关系学”教育实有必要。不仅如此，倘若在体现现代传播精髓的基础上，对包括“人际交往”和“公共关系学”在内的其他各种传播意识与能力的内容进行整合，从而形成一门崭新的“传播素质”课，可能更受大学生的欢迎。它应该是中小学“沟通常识”课的一个有机延伸，且又自成体系。

四、关于专业传播教育

1、什么是专业传播？

专业传播教育是培养具有一定专业知识和较高传播技能人才的教育，即把传播素质作为某一专业领域基本素质的教育。它介于公众传播素质教育与传播专业学术教育之间，是其他专业教育与传播教育相结合的产物，如组织传播、口语传播、营销传播、网络传播、健康传播、对外/国际传播等。与其他两个层次的传播素质教育相比，专业传播教育只适应某些专业。目前我们的广告学专业、公共关系学可以考虑相应地向营销传播、组织传播靠拢，这样不但扩展了原有广告等专业教育的视野，而且可以消除名称上的混乱。

2、专业传播教育的必要性

开展专业传播教育的初衷是将专业教育和传播教育结合起来，提升专业人员的沟通能力。开展专业传播教育也是现代社会的基本需求。社会现代化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原子化的过程，职业也分越细，结构越来越复杂多样，各个单元之间是高度松散基础上的高度互动，其中必然需要更多的交流和沟通。作为一个自然人，需要提高基本传播素质；作为一个专业人，需要提高专业传播素质。

比如作为一名记者如果缺乏与人交往的能力，就无法接近采访对象，即使接近了采访对象，也不太用意把采访向深度开掘，甚至连一些真实的消息也得不到。

再如口语表达能力，包括各种场合的演讲、说明、报告、致辞、谈判，是贯穿人类生活各个层面的一种活动，我们有百分之八十至九十的清醒时间，是在和他人进行各种形式的面对面沟通。然而，尽管我们都会说话，也经常说话，却不是人人都有能力把话说好；无论在日常生活中或职场上，沟通不良一直是许多人深感困扰的问题。[14]

污染的加剧、传染病的不时出现以及大量食品、卫生安全问题一下子让国人绷紧了健康的心弦，于是关于健康信息的传播、保健知识的普及成了炙手可热的领域。

另外，狱警和罪犯、医护和病患、警察和试图寻短见的人等之间的“非常沟通”也说明需要把传播教育和专业教育结合起来，提高相关人员的整体沟通素质，甚至培养专门人才。卫生部近日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中指出，超过半数的医院职工认为，医患纠纷的最主要起因是沟通不足。[15]

3、专业传播教育的培养目标与课程体系

首先，传播专业急需为上述基本传播素质教育培养大量师资。师范院校在中小学传播素质教育领域有较大优势，它们可以把“公共传播”作为传播教育的主要方向，为广大中小学培养从事传播素质教育的老师。针对大学生的传播素质教育最好由该校新闻传播学院承担，这就要求相关教师必须重视传播素质教育，同时提高自身传播素质。

其次，传播专业亟需为一些特殊行业培养专业传播人才，如公共传播人才、整合营销传播、健康传播人才、与犯罪嫌疑人和企图自杀者的“非常沟通”人才等，并以此为根据，设置相关专业方向。专业传播教育必须打破目前学科壁垒的阻隔，进一步将传播教育与专业教育融合在一起，在投入与师资培养上下功夫。也就是说，专业传播教育是高投入的教育，不是凭着一腔热情、想办就办的。这是我们需要认真检讨和反思的。

目前，境内外的一些培养目标和课程设置值得借鉴。美国南加州大学传播学院的“传播学”专业的课程中有诸多关乎传播素质的课程，如劝说、人际传播、传播与冲突、健康传播、小群体传播、虚拟群体传播 、辩论与推理、辩论实验、传播工业的全球策略、美国媒体与娱乐产业、儿童与媒介、非语言传播、组织中的人类与技术系统、竞选传播、娱乐和传播中的伦理问题等等。[17]

我国台湾世新大学开设有口语传播系，其最终目标是培养“具备表达、思辩、人际互动、文化包容、冲突解决、领导、读／写等沟通能力的专业人才”，[18]其课程包括12个部分，培养人际沟通、领导、表达、决策、思辨、管理、文化包容等才能。开设了一批极具特色的课程，如家庭沟通、亲密关系沟通、危机沟通、冲突调解、政治演讲、团体沟通、健康传播、组织传播、政治传播、族群关系与沟通、两性语言沟通、说服理论、沟通规范与言论自由等。[19]

总之，我们对目前传播教育存在的一些问题作了一番检讨和思考，并结合社会需求、境内外的经验提出了素质、专业和学术三个层次的传播教育设想。如果我们这样一个设想、探索能够被教育界所认可，那就可以改变目前传播教育的混乱局面；如果我们的传播素质教育设想能够更进一步的得到全社会的认可，并且对前社会产生一种需要的张力，那么引发的效力将远远突破传播学教育的本身，对我国国民素质教育是一大贡献；如果我们的专业传播设想能够得以实现，那就可以使传播教育很好地满足社会需求；如果我们的传播学术教育思想能够成立，那就可以大大提高传播学和传播教育在大学中的地位，促进这个学科的顺利发展。

注释：

篇6

关键词 广告；发展；受众

中图分类号 G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708（2016）170-0025-01

广告，即广而告之之意。我们通常接触的广告一般分为经济广告和非经济广告。经济广告，又称商业广告，这也是我们接触最多的广告类别，是指以推广某种商业产品、以达到其获得更大利润为主要目的广告，是生产者、经营者和消费者三者之间沟通的重要渠道。非经济广告泛指非商业类之外的其他广告，它不以经济范畴的盈利为目的，但求最大化的社会倡导和影响，所以又称效应广告，如单位或个人的各种公告、启事、声明等，我们常见的公益广告也属于这个类别。

“广告”是外来词，关于广告的定义，在近现代的西方随着时代和经济的发展不断演变和变化着。在1890年以前，社会普遍认为广告只是关于商品的新闻，1894年，Albert Lasher（美国现代广告之父）提出广告是印刷形态的推销手段。这个定义把广告从“新闻”转换到了“推销手段”角色，但是受制于当时的手段，还仅限于“印刷”形式，但是也已经点名了其核心内涵是“推销”。《韦伯斯特词典》1988年版对广告的定义是：在现代，广告被认为是运用媒体而非口头形式传递的具有目的性信息的一种形式，它旨在唤起人们对商品的需求并对生产或销售这些商品的企业产生了解和好感，告之提供某种非营利目的的服务以及阐述某种意义和见解等。这个定义对现代广告的定义已经是比较完善了，包含了它的形式、内涵及目的等各个要素。以上的定义，相同之处就是都指出了广告的核心是“推销”和“营利”。

在我国，《辞海》1936年版中，定义广告为以某种形式公告与众也，其方法仅用文字，或兼用图画。《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中对“广告”的定义是：指商品经营者或者服务提供者承担费用，通过一定媒介和形式直接或者间接地介绍自己所推销的商品或者所提供的服务的商业广告。通过我国对“广告”一词定义的演化，也可以窥探出其在我国的发展历程。

广告虽然在国外得以发展为现代意义的形式，但在我国也具有极其悠久的历史，并伴随着我国历史发展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广告形式。在经济相对比较落后的时代，我国广告的初期萌芽状态主要有叫卖、招牌和幌子等形式，但这都以实物摆放为主体，而类似“三碗不过岗”的幌子则在当时已经是比较个性超前的广告了。在近代后，外国商人涌进中国，为了推销其产品，开始引进现代意义上的广告形式，在中国创办商业报纸刊登各种广告。1853年在香港出现了由马礼逊教育会出版的期刊《遐迩贯珍》，并在1856年开始经营广告业务，这是中国第一份刊登广告的中文期刊。随着我国民族工业的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广告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其范围已经涵盖了医药、银行、日用品等社会各种常见行业，成为常见的一种经济推广模式。据1923年上海《新闻报》记载，那时的中国广告业收入已经相当可观，并且非常注重运用文图等多种编排形式，大大增强了广告的艺术观赏性，在这一时期，其他广告载体形式如广播、霓虹灯、橱窗等也相继出现，当时，大上海的户外广告已经有了“东方巴黎”的盛景。我国关于广告学的理论研究、探讨则起步在“五・四”运动时期，被广告史家称为我国最早涉及广告与研究的著述，是1918年，北京大学教授徐宝璜在《新闻学》一书中，发表的名为“新闻纸之广告”的论述。

1949年建国后，鉴于当时的国内形势，中国的广告业不久就进入了一段停滞期，不过随着改革开放，我国广告产业又恢复了良性发展。1979年，当时的上海电视台向上级主管部门呈送了经营广告业务的请示报告，随之1分30秒的“参杞药酒”广告在上海电视台播出。此后不久，广告开始在中央电视台频频亮相，以电视广告为主体的中国现代广告便步入了飞速发展时期。当时全国人民喜闻乐见的比如“燕舞”音响广告，以及著名电影人李默然为主角的胃药广告都广为传播。

对于广告的功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正像美国广告大师李奥・贝纳所讲：“广告没有永恒的成功。”人们对它有褒有贬。西方被誉为“新古典经济学之父”的阿尔弗雷德・马歇尔――英国剑桥学派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Marshall，1842～1924），把广告分为“情报性”和“说服性”两类，其中，他对于“说服性”的广告表示反对，认为它只不过把人们对某种商品的需求从一种品牌转到另一种品牌而已。

广告的要素大体分为两种：一类是基本要素，即显性要素。它通过声、像信息、媒体等一些具象元素，强化广告的全面功能；另一类是隐性要素。它用情感、文化、权威等抽象元素来进一步拓宽广告的意识渗透功能，以达到与受众的深层次交流。

概括起来说，经济类的商业广告有4个核心要点：

1）对象是广大消费者。

2）内容是有计划地传递商品信息。

3）手段主要是媒介宣传。

4）目的是为了促进销售。

它的基本作用，针对不同对象主要分为：

1）对于消费者的功能

（1）传递信息的作用。

（2）激发受众需求、刺激消费作用。

（3）指导、号召与倡导受众消费作用。

（4）给予受众一定艺术欣赏的作用。

2）对于企业的功能

（1）准确传达产品信息。

（2）准确传达企业商业行为及其活动信息。

（3）准确传达企业文化和理念信息，塑造企业形象。

（4）准确获得反馈信息，指导企业优化生产和销售渠道。

总之，经济类广告，顾名思义，一切形式的活动都是围绕着商品的营销来运作，它面对的始终是经济市场，所有的手段的最终目的都是销售和利润。

非经济类的效应广告，最为大家熟悉的就是公益广告，它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类精神层面发展到一定的高度才逐渐发展成熟起来的。公益广告一般由有关管理部门或者权威机构来发起和倡导，广告公司和企业不同程度参与。虽然不以商业推广位为目的，而只注重为社会和大众服务，但方在参与公益广告的同时也借此提升了单位和企业的形象，向社会展示了自己的理念，增加了社会的认可度。效应广告从广告者、载体和题材角度，可细分为很多分类，比如单位在媒体的工程招投标及个人招领启事等等，它们都具有社会的效益性、主题的现实性和表现的号召性特点。

公益性是公益广告最本质的特征，其在表现形式和内容上不含有任何商业色彩，只为民生的发展、社会的和谐做鼓与呼；公益广告所关注的不是一个人或少部分人的问题和观点，而是大众普遍关心、具有时代特征的热点和难点，必须具有社会普遍性；公益广告的通俗性表现形式是由它的受众是社会公众这一特点所决定的，必须通俗易懂，也只有这样，公益广告才可能真正起到服务公众的目的。正是鉴于以上原因，公益广告须遵循以下原则：

1）科学性原则。公益广告推销的是观念，是社会公认的准则，往往涉及到社会公德以及价值观的普及，要牢牢把握其正确性和科学性。

2）引导性原则。公益广告向公众推销观念或行为准则，应以引导方式进行，者和受众以平等的角度来展开对话和交流，这样才可以最大限度的被接受。

3）情感性原则。由于公益广告的特质所决定，其往往人文色彩浓厚，应去除功利性、商业性的消费模式，以情感人、以情带人，达到心灵深处的触及，才更容易起到对社会的引导功能。

广告的出现和发展历程，是紧紧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轨迹的，物质和精神文明发展是两条不可或缺的轨道。技术的发展使得广告冲向一个又一个巅峰，更丰富的工艺和载体，使得广告不再被单一的形式所束缚；反之，广告也越来越深刻影响着经济的发展和整个社会活动。广告日益成为日趋复杂的学科门类，它包含了人类文明的所有元素，工业、商业、文学、艺术以及道德、价值观等，它不再仅仅是一种商业经济的产物，而真正成为人类文明的结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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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会展；传播；发展简史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7-0-01

会展的定义有狭义与广义之分，一般认为，狭义的会展指会议和展览；广义的会展则是会议、展览、展销、节庆、赛事活动的统称，即（MICE）。展览会、博览会、交易会、展销会以及大型体育运动会是会展活动的基本形式。

世博会是会展中的一种，它具有一般的交易会、展销会无法比拟的强大的经济与社会功能。从会展信息传播的本质来讲，世博会以先进的传播方式、强大的影响力与广阔的辐射范围，可以成为会展传播的代表。

首先，从传播学的角度来说，世博会它更多地承担着传递信息、展示人类社会的文明成果，娱乐与教育大众，促进科技与文化发展，从而推动社会前进的功能。此外，世博会的举办需要得到国际展览局的批准，且参展商大多以国家的名义参展。因此，其影响力渗透到全球范围内，将世界各国先进的科技、异质而有特色的文化融为一炉，信息量更大，信息内容、信息的传者与受众更加复杂，而普通的会展则会围绕一个主题，针对一个行业，信息内容比较单一，影响力不如世博会深远。

其次，从经济的角度来看，针对世博会展示成果的经济活动及其效果的显现具有间接性，会展对经济的直接拉动作用也主要体现在对诸如旅游、酒店、餐饮业的带动效应以及间接的品牌赞助活动等方面，据国际权威机构统计，会展业对经济有着强大的联动作用。世博会更深远的影响，则体现在通过文化、科技信息的展示与传播，教化大众，这种人文效果的显现也具有后发性。

最后，从社会与文化的角度来看，世博会以其全球性的影响力在传播全球化信息的同时，间接展示了举办国和各参展国的国家实力，有助于塑造举办国与举办城市的国际形象，提高其知名度，提升民众的开放意识，推动基础设施的快速完善。如德国的汉诺威、法国的嘎纳等等知名度的提高都借助了会展的影响力，我国的上海、广州、大连、博鳌等地的国际知名度和美誉度，也都得益于当地会展文化的发展。

二、发展现状与研究态势

素来以“无烟工业”、“城市的面包”和“触摸世界的窗口”的美誉而著称的会展业，以其强大的产业带动效应而被作为创意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西方发达国家有着上百年的历史，已经步入成熟期。而我国会展业的迅猛发展则始于20世纪90年代，以年均20%增长率飞速发展。目前，会展业作为第三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各地掀起了举办会展的热潮。然而低水平重复办展现象严重，人才缺乏、展馆设施落后已成为制约我国会展业发展的主要瓶颈。

放眼世界，世博会157年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与先进的传播科技携手联姻一直是世博会的生命之源。进入21世纪，数字化传播科技已成为现代会展传播必不可少的手段，先进的数字化传播、展览展示方式将世博会变成了一场视觉盛宴、文化大餐。一方面，先进的传播方式在会展业中的应用可以提高会展传播效果，推动会展产业的发展，从而带动第三产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先进传播方式在会展中的应用有助于促进传播技术本身的发展，这对国家软实力的提升具有不容忽视的价值。然而，我国的会展业在场馆现代化水平、展示方式、办展水平方面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传统的静态、实物、图片展示已不能吸引大众的注意力。因此，要发展我国会展业，提高办展水平，必须从世博会入手，洞悉人类传播历经语言传播、文字传播、电子传播与网络传播四次大革命的社会的内在需求与外在变化，从而顺应人类传播发展的历史潮流，与先进的传播科技相结合，在更好的满足人类需求的同时获得长远的发展。

在现有的研究中，俞华、金蓓分别对会展中的网络应用、电子商务在现代城市会展中的应用进行了研究，认为实物会展与网络会展可以有益互补。此外，相关的文章有：张烈与关琰的《数字娱乐技术在现代博物馆设计中的应用》指出数字娱乐技术有助于丰富展陈内容和形式，加强与公众的交互，增强吸引力。

在人类传播及社会变革方面，哈罗德.伊尼斯在《媒介偏向》一书中以强烈的现实关怀希望对偏重于空间扩张的西方文明敲响警钟。他的“偏向论”对社会的权力、文化与价值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麦克卢汉《机器新娘》、《理解媒介》中的一些观点虽然不无技术决定论的气息，但他深邃的洞察力却的确超越了三十年的时空，看到了“地球村”、“电子世界”、“网络世界”，看到了媒介对人的生活、思维与社会历史进程的深刻影响。以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为代表的批判学派对大众文化的深入研究，对于网络传播时代整个社会的健康发展依然有着积极的作用。麦奎尔在《大众传播学理论》的论述中始终将媒介、社会、文化结为一体，这对于媒介研究的导向有着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加]埃里克·麦克卢汉，弗兰克·秦格龙，编.麦克卢汉精粹.何道宽，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

[2][法]贝尔纳·瓦耶纳.当代新闻学.连燕堂，丁雪英，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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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理工类高校；文科定位；特色化；战略

在世界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大学发展逐渐呈现出综合化、多元化、个性化趋势。面对如此发展契机，国内高校纷纷提出向综合性大学转型，并把建设高水平一流大学作为学校的发展目标。在此情况下，发展文科成为任何一所高水平大学学科建设必不可少的内容之一。然而，文科发展虽然开始受到重视，但在具体建设中，理工科学校发展文科又难免出现强势的理工科屏蔽文科发展的困扰。理工类高校发展文科，理工既是优势也是劣势，关键在于能否扬长避短，准确定位，科学规划，寻求出一条特色化的发展道路。

一、理工类高校文科定位特色化的意义

《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指出：“要区别不同地区、科类和学校确定发展目标和重点，制定高等学校分类标准和相应的政策措施，使各种类型学校合理分工，在各自的层次上办出特色。”以特色办专业，特色化定位，应当成为中国大学追求的理想和目标。随着高校管理体制的进一步改革和高校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机制的逐步建立，理工类高校办文科，必须以特色化战略定位应对新的挑战。

1.理工类高校文科定位特色化，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战略定位决定发展目标、管理策略和学科格局，文科专业定位特色化是理工类高校发展的必由之路。由于对文科专业发展定位模糊，再加上长久形成的以理工思维管理文科，使文科专业在理工类高校中发展迟缓，发展动力和持续性严重不足。这种状态不但影响文科自身在理工类高校内的独立发展，也使整个学校的远景发展目标无法得以实现。理工类高校文科定位的特色化，使文科建设在不同的理工类高校中形成差异，从而形成独有的优势学科和专业发展战略。一所拥有特色文科的理工科高校，不仅文科的生存和发展空间无限，整所学校也能真正走上科学、健康和可持续的发展道路。

2.理工类高校文科定位特色化，是提高核心竞争力的选择

由于教育资源的稀缺、生源优劣的差异，以及专家、人才的有限，虽然没有任何一所大学公开声称另一所大学是自己的竞争对手，但是大学之间的竞争却激烈地客观存在着。大学竞争，凭的是实力；而实力的强弱，凭的是特色；特色的有无，则决定着学校的成败。特色化战略就是要求一所学校创设的专业具有鲜明的特殊性，有独特的品格，优越的竞争力。综合性大学的文科早有多年的历史积累和发展，理工类高校的文科建设不能走其老路，要勇于突破和创新特色。特色就是力量之源，是人无我有的优势，是高校发展的核心竞争力。理工类高校要选准创新点，开创独特文科专业，实现跨越式发展，从而跻身顶尖学科行列，提高学校的总体实力和国际竞争力。

二、理工类高校文科定位的特色化战略理念

战略理念是学校办学的核心要素，对学科专业特色的形成往往具有关键性的决定作用。“世界一流大学”、“国际知名高水平大学”不一定是每一个学校都能实现的目标，但理工类高校办文科要高标准、高质量和有特色，这一“根本”应该成为我们共同的“理念”。

1.长远规划，超越传统，正确认识理工类高校的文科发展

传统观念下，文科一般主要在综合性大学里兴办和发展，而以理工科学科设置为主及主要特色的理工类高校，只是在近些年高校向综合性方向发展的潮流下开始重视文科建设。但对于理工类高校而言，必须清楚的认识到，其发展文科是当今社会重视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的结合，是为满足社会需求，重视文理交融的必然选择。理工类高校创办文科，不是跟风追潮，不是点缀装饰，而是历史的必然，与理工类等自然科学同等重要。

文科与理工科最大的差别就在于，文科不能立刻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它的研究周期比较长，成果见效缓慢，需要长久的积淀。因此，任何一所高校发展文科不是一蹴而就的，要有一个长远的规划。要想建设高水平的文科，更要经过较长时间的实力累积和文化沉淀，才能稳健地发展，最终走向一流。对于文科的认识，要摒弃传统的专业评价标准和价值取向，更要避免理工科的刚性判断思维。文科与理工科思考问题的方式、成果的评价、取得社会效益的时限都不尽相同。理工科的思维方式及评价取向是重实际、重功效，强调严谨性；而文科则侧重思想性、理论性，强调观点的新颖性。如果理工类高校仍以获得科研项目、争取科研经费的标准来衡量文科，不仅违背了文科的特点和规律，还将导致文科因缺少激励和支持而自生自灭。因此，理工类高校要想办好文科就必须转变观念，创新理念，使文科在理工类高校得以稳步发展，逐步进入一流专业水平的行列。

2.科学定位，发挥理工优势，打造特色文科品牌

理工类高校发展文科时，涉及应该如何配置学校资源，创办什么样的文科专业，制定怎样的培养计划等具体问题。而这些问题要想解答清楚，首先必须明确的就是文科定位。理工类高校的文科定位是理工类高校文科专业对其在本校教育系统中占据位置的追求，也是社会公众对理工类高校文科专业的一种认可。文科专业只有在理工类高校中准确定位，才能在高等教育系统中找到属于自己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形成自身的优势，与综合性大学相竞争。对于理工类高校而言，其文科定位必须准确把握学校的历史传统和所处的时代环境，根据内外部因素，来确定创办文科的发展目标和方向。清华大学的“中西融汇，古今贯通，文理渗透，综合创新”指导思想；华中理工大学的“加强基础，交叉见长，文理渗透，特色取胜”发展战略均告诉我们，理工类高校发展文科，理工是优势，也是特色。只要实事求是地科学定位，明确自己的特点，必能打造出优秀特色的文科品牌。

三、理工类高校文科定位的特色化原则

要使理工类高校创办的文科走出特色化发展道路，能在理工科背景下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重要的是要从专业自身做起，明确目标，准确定位，依托优势，创办特色。具体而言，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1.“国情”与“校情”相结合原则

著名的教育家阿什比说过：“任何类型的大学都是遗传与环境的产物”，任何一所理工类高校要想建设特色化文科都应该结合社会环境和自身条件来构建。理工类高校文科建设除了要根据“国情”，遵守国家的教育方针和教育制度外，还要分析国家在某一时期的高等教育状况，了解社会各界对高等教育的诉求以及国家发展目标等。文科专业定位必须考虑国家某一时期社会、政治、经济、科技与文化的长远发展，应具有整体性和全局性。

理工类高校文科建设的“校情”则是学校自身具有的基础和条件。任何一所高校都是遗传的产物，其办学历史、发展历程、优势学科，以及所处的地理位置等都决定了学校自身的差异。因此，理工类高校创办文科要在充分认识自我的基础上，从学校的实际情况出发，创设既符合自身条件，又体现学校特色的文科专业。理工类高校的文科专业不是综合性大学文科专业的复制，也不是已经成功创办文科的其他理工类高校文科专业的拷贝，而应有效地突出自身优势，形成“唯一性”和“不可替代性”。

2.规模适度，追求卓越原则

当前，理工类高校办文科常常有一个误区，有人认为，文科发展之所以受阻，实力无法与理工科相比，是因为规模太小，只要做大，必能做强。可我们看看麻省理工学院，其文科规模虽然小，但其起点高，同样做得出特色，做得强专业。相反，国内大量办了很多年文科专业的理工类高校，文科专业可谓“大而全”，规模不亚于综合性大学，但是只能说是有专业没特色，更谈不上是强势专业。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告诉我们，理工类高校创办文科，不是一定要求大求全，不是一定要规模与理工科相同。我们不应把资源和精力浪费在贪大求全上，关键是要集中力量追求卓越，走适度规模之路。理工类高校在上文科专业时，定位的原则应该是追求高层次、高起点，探寻一种跨越式的发展模式。

3.文理交叉，不断创新原则

德国物理学家普朗克曾精辟地指出：“科学乃是统一的整体，它被分为不同的领域，与其说是事物本身的性质决定的，还不如说是由于人类认识能力局限的。”随着人类知识的不断积累和认识的逐渐深化，科学经历了由分科研究，再到交叉融合，终将走向统一的过程。科学发展的历史表明：“不同学科之间的边缘问题、交叉问题和综合性问题从来都是科学发展的重要生长点。因为这种问题原先是各专门学科未能顾及的，是认识上的空白地带，也正是科学未开垦的处女地。”国内外的高等教育专家们一致认为“文科的生命力在综合交叉”，因此，我国理工类高校建设文科必然在文理交叉、融合中获得新生。据调查：“MIT有45%的课程是文科，但是这些课程并不是任何一所综合性大学都能开得出来的，它的文科是以其所拥有的世界一流的理工科为基础的。”理工类高校的文科专业不是理工科的附庸，更不是理工类大学里学科的点缀，而是通过与理工科的融合、交叉，形成良性渗透与互动，使文科成为理工类高校不可缺少的专业，甚至是理工类高校获得竞争优势，成为一流大学的重要因素。

4.社会需求和就业市场本位原则

从属性上来看，任何一所高等学校，都是以科学研究为手段，通过人才培养的载体，达到服务社会的目的。对于理工类高校而言，只有创办的文科专业具有社会需求性和就业市场的适应性，才是定位准确、独具特色的专业。具体表现到理工类高校的文科建设，就是应当“以社会需求为导向设置专业、以就业市场为本位培养人才”。文科专业定位必须考虑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社会的长远发展，为经济发展和人类文明进程做出自己的贡献。比如，新闻学是文科的传统专业，可进入21世纪，我们每天处于“网络化”状态，传统的新闻学科已经不能适应信息化社会的要求，有必要进行突破。理工类高校拥有雄厚的现代科技基础，不但有能力培养科学家和工程师，也具有培养同时精通经济、了解社会和文化的“复合型”人才。只要理工类高校有选择地根据社会的需求推进相关文科的建设和发展，必能真正建立起一流的、特色的文科专业。

正所谓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理工类高校发展文科专业，既有优势，也有劣势。理工类高校的文科是后发专业，相对于老牌的综合性大学，其劣势表现在开发市场上有一定难度。因此在设置专业时一定要充分考虑就业问题，以高素质的学生开拓市场，获得社会的认可和赞誉，从而创出品牌，突出自己的特色，赢得长足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普朗克.世界物理图景的统一性[J].中国社会科学，1981（3）：7.

[2]罗忠仁.促进“两科”交叉融合意义重大[J].科协论坛，2005（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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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苗族服饰 符号 文化传播

服饰是衣服和饰品的总称，包括服装、鞋子、袜子、帽子以及配饰等。在原始时代，服饰仅仅是用来遮羞御寒，而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服饰也慢慢地向实用、美观的方向演变。随着社会的发展，各种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因素渐渐渗入到服饰文化之中，至此，服饰不仅具有实用功能，更成为一种文化工具，衍生出符号的意义，成为传递信息的工具。

服饰作为群族的区别的标志，是随着氏族、部族民族的产生而产生的。①我国拥有55个少数民族，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区别于其他民族的传统服饰。这种传统服饰不仅是一种实用的物品和美观的装饰，而且是民族历史及文化传统积淀的产物。任何一个民族的服饰，都与这个民族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历程紧密联系，从而表现出自身鲜明的独特性。②

服饰文化是人类创造和完成自身世界与历史的第一项活动。③中国少数民族传统服饰各具鲜明特色，诞生于人类历史的童年时期，保留了人类的古朴纯真，记录着各民族的性格特征和文化内涵。我国苗族服饰被誉为“记在衣上的历史”和“穿在身上的图腾”。可见，苗族人主要依靠服饰来记录和传承本民族的历史，而丰富多彩的苗族服饰也体现了苗族人的社会习性、风俗文化等情况。

本文从符号学和传播学角度分析服饰作为媒介的一种所承担的文化传递功能，并以苗族服饰为例，探究苗族服饰的文化特征及其在传承与传播苗族文化中所起的作用。

一、服饰：文化传播符号

现代符号学之父索绪尔1894 年提出符号学概念，在索绪尔的符号学体系中，他把符号定义为由能指和所指构成的统一体。关于专门的媒体服饰符号学的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法国符号学大师罗兰·巴特。他应用他在语言学和符号学方面的专门知识，将流行服装杂志视为一种书写的服装语言来分析，并将这种书写的服装看作是制造意义的系统，也即制造流行神话的系统。其功能不仅在于提供一种复制现实的样式，更主要的是把服装视为一种神话来传播。④罗兰·巴特曾指出：“衣着是规则和符号的系统化状态，它是处于纯粹之中的语言……时装是在衣服信息层次上的语言和在文字信息层次上的言语。”服饰自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就具有附着于体肤之外的标识意义。⑤在传播学的语境中，符号分为语言符号和非语言符号，其中语言符号是指以文字为中介，传播者通过语言规则、句法规则和编辑原则，对各种内容进行编码，受众则以自己的认知结构和图式对符号进行解码，并由此接受符号意义。而与此相对应，非语言符号则是指包括传播情境中除言语外的一切由人类和环境所产生的刺激，这些刺激对于信息发出者和接受者都具有潜在价值，可进一步划分为声音符号和图像符号。⑥显然，服饰属于非语言符号中的图像符号。

服饰作为一种传播符号在人类社会历史中承载着诸多文化意义。首先，服饰蕴含着人民的生活习俗、文化制度和等内容，体现着人们的审美情趣、色彩爱好。其次，服饰更是一种伦理制度、社会等级的体现。在古代，服饰承载的制度文化主要体现为等级制度，而在现代，制服则成为职务的象征。同时，服饰也是审美文化的载体，是人类审美心理的物化，它不但能显露出穿戴者的年龄、性别、职业、民族等方面的信息，而且也标志着他的修养、兴趣、气质和审美爱好。⑦

二、苗族服饰的符号传播解读

苗族是一个统一的多支系民族，丰富独特的服饰文化是苗族文化百花园中的一道独特风景。

苗族服饰的底布多是土布，色彩多为冷色调的青色、靛蓝，并且多在袖口、衣领、下摆、裤脚等地绣花。苗族服饰的纹饰大致分为三类，分别是几何纹、动物纹和植物纹。

我们通过透视苗族服饰中几个常见的纹饰来发现苗族服饰的背后蕴含着的独特的历史内涵和文化意蕴。

1、蝴蝶纹

据考证，蝴蝶纹是苗族纹饰使用地区最广，也是最主要的纹饰之一。由于蝴蝶具有旺盛的繁殖能力，因此契合了苗族人渴望繁衍子孙后代以壮大氏族的理想。苗族服饰中的蝴蝶纹几乎是随处可见，且姿态各异。苗族女子的衣服上常常秀有蝴蝶纹，目的是祈求得到“蝴蝶妈妈”的保佑。

蝴蝶纹饰在苗族文化中传承着苗族神话“蝴蝶妈妈”的故事。相传从枫树上掉下的枫叶化为了蝴蝶，蝴蝶与泡沫结婚后生下了十二个蛋，分别孵化出了姜央、雷公、老虎、大象、水牛等动物及诸神。苗族人认为是蝴蝶妈妈生下了苗族的祖先，于是苗族人将蝴蝶奉为本族的母祖大神。

2、龙纹

龙纹是苗族服饰中使用较为普遍的一种纹饰，这在现代人看来或许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因为我们都是以“龙的传人”自居，但是在封建的古代，龙纹是只有皇族才能使用的，而那时的苗族人就大胆地使用龙纹，这是十分罕见的。这或许是因为苗族与当时的中原地区相距甚远，且信息不通。而且苗族人的龙纹与皇族的龙纹差异十分显著，若是不了解苗族文化的汉人很难看懂苗族的龙纹。

苗族人的龙纹是牛头或是凤头，身体则有蛇身、鱼身和鸟身，另外还有虾须、虫足等等。龙纹的种类也是多种多样，有水牛龙，龙头牛身，头上长有一对水牛角；蜈蚣龙，长有蜈蚣的头，细长的身体上长满须鳍；人头龙，人的头，但长有角，蛇身鱼尾，长满甲片……

从龙纹纹饰的多姿多彩中可以看到苗族人的宗教哲学观，苗族神话中所描绘的龙有善恶好坏之分，人可以变成龙，牛羊鱼虾也可以变成龙，龙也可以具有人的特征，具有其他动物的外观或是本领，体现出了苗族先人的一种万物皆有联系的朴素哲学观。

3、鱼纹

鱼纹也是苗族服饰中一种常见的纹饰，这与苗族人的生活习性和文化信仰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苗族是个具有渔猎习性的民族，相传苗族祖先沿河迁徙南下，主要是靠途中捕食鱼虾为生，因此苗族会用鱼形符号表达对祖先尊敬与怀念。

苗族有句俗语是“旧欧若旧然。”这句话的意思是只有河流断流枯竭的时候鱼才会绝种。这句话可以看出苗族人对鱼类旺盛的繁殖能力和顽强的生命力的崇拜，因此在苗族人的文化观念中，鱼是多子多产、人丁旺盛的象征。

苗族服饰中的鱼纹纹饰也是丰富多彩的，有人头鱼身、龙头鱼身等等，另外多与荷花莲子等纹饰配在一起使用。

三、苗族服饰的文化传播作用

苗族服饰作为重要的苗族文化传播符号具有“无字史书”、“记在衣上的历史”和“穿在身上的图腾”等美称。加拿大著名学者麦克卢汉提出了“媒介是人体的延伸”的观点，依照着麦克卢汉的观点，服饰就是皮肤的延伸，承担着传承与传播信息的功能。

苗族服饰以其物态形式最直接地向世人传播着苗族的物质文化水平。通过观察苗族服饰的质地、款式以及刺绣、挑绣、蜡染等技艺可以看出苗族的生产力水平。苗族服饰的绚丽多彩与苗族人熟练地掌握了纺织技术、刺绣技术、染色技术以及冶炼技术和银饰制作技术有着紧密的联系。

苗族的传统服饰主要是百褶裙，多刺绣、蜡染装饰，衣裙的颜色主要是红、黑、白、蓝、黄五种，是典型的“五色”衣服，穿上之后，色彩斑斓，吸引眼球。苗族样式精美、品种丰富的银饰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必定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这也说明该民族早就掌握了冶炼与制银的技术，而且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渐渐臻至佳境。

苗族服饰传播的不仅是穿着者的审美品位，更是一种身份认同的符号。通过穿着极具本民族特色的服装，穿着者，即传播者，就是以服饰为媒介告诉受众“我是苗族人。”苗族服饰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有了款式、质地、色彩上的差别，成为区别不同社会地位等级的重要标志，因此，苗族服饰具有向外界传播其伦理制度文化的功能。

比如苗族支系繁杂，而苗族服饰就成为同一支系认同的标志。苗族服饰分为上装、下装和头饰，相同支系的苗族服饰的上装、下装、头饰在款式、造型上相同，其质地、颜色、图纹也相同，包括穿戴的方式、部位，服饰的长短、宽窄皆一致。同时，便装及盛装的上装、下装、头饰皆以统一的形式出现，不能混淆且缺一不可。苗族服饰的稳定性、延续性极强。苗族人一旦归属于某一个支系，他们穿着的服饰在款式、造型、颜色、图纹等方面要和传统一样不得更改，并一代代传承下来。

此外，苗族服饰更是作为一种苗族的生活模式和文化传统而存在的，是苗族人根据自身生活的需要和情感的需求而创造出来的。苗族人借助他们的服饰来传承与传播自己的文化和历史以及他们的生命观、价值观等观念信仰。

结语

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总是借助于一定的媒介实现的。文化传播的介质是多种多样的，有语言媒介、文字媒介、电子媒介等，文化通过这些媒介不断地传播开来，传承下去。服饰是文化传播中的一种媒介，是一种实用性的物态媒介，是可观赏的，可触摸的，同文字和声音等媒介有着很大的差别。⑧

苗族服饰形态各异、制作精美，是苗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承载着苗族人的历史文化，凝聚着苗族人的勤劳智慧，反映着苗族人对美的追求，记录着苗族历史的足迹。

苗族服饰在传播苗族文化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苗族服饰将其物质形态与精神文化结合在一起，通过各种符号传播着苗族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是苗族历史文化的移动传播媒体，以一种最直观的形式向世人展示神秘的苗族。

参考文献

①杨鹃国：《符号与象征——中国少数民族服饰文化》[M].北京出版社，2000

②李汉柏：《新世纪的彩霞 首届中国少数民族服饰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M].红旗出版社，2003

③戴平：《中国民族服饰文化研究》[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④罗兰·巴特著，敖军 译：《流行体系—符号学与服饰符码》[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72-75

⑥曾琦，《流行服饰文化传播中的符号化研究》[D]. 四川大学，2006

⑤罗兰·巴特：《符号学美学》[M]. 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21-22

⑦曾艳红，《服饰：文化的一种载体及传播媒介》[J].《丝绸》，2013（1）：59

⑧郑海霖、徐涛、刘松，《探析少数民族服饰在文化传播中的体现》[J].《思茅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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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校；英语；教学；发展趋势；研究

在知识经济一体化、全球化的趋势下，国际间的文化交流日益普遍和广泛，随着国际间交流的深入推进，文化“软实力”成为了综合国力的重要评价指标，而高校英语教学也是文化“软实力”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要从全球的视野，对高校英语教学的发展方向加以思考和探析，并从文化“软实力”的内涵入手，探索我国高校英语教学的未来走向和发展趋势，更好地提升高校英语教学水平。

一、全球视野下的高校英语教学文化“软实力”概述

高校英语教学也属于文化“软实力”的范畴，文化“软实力”是一种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吸引力的综合体现，它在国家的综合实力上占据了较为重要的地位。为了提升中国的文化“软实力”，我们要通过英语的传播方式，使世界了解中国，认识中国，对中国的改革发展进程有全面而深入的了解。在高校英语教学中，要将“软实力”融入到高校英语教学内容之中，使之与学生的英语能力提升相契合，更好地提升学生的个人素养和能力，培育学生的英语学习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

在全球一体化的背景下，英语作为一种世界通用语言，在我国掀起了学习英语的热潮，这也是国人与外国友人进行沟通和交流的重要桥梁。为了更好地融入全球一体化的知识浪潮之中，我国的高校英语教育改革从未停歇，并在不断的探索发展历程中，不断完善和提升，探索出了新的高校英语教学方法和教学模式，以提升学生的英语学习创新思维和英语语用能力为目标，提升高校英语教学的普适性。由此可见，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增强有利于我国与国外之间的联系，可以让学生从多个角度去学习和感受外国英语语言应用思维和文化习俗内容，在了解外文化的同时，更好地实现对英语语言的认知和理解，进一步提升了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提升自身的英语素养和能力。

二、高校英语教学发展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剖析

随着我国新课程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和推进，高校英语教学也在不断地探索和创新之中，随着新的英语教学理念的融合发展，高校英语教学也采用了创新的英语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并在实践应用中获得了卓有成效的成果。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大学公共英语四、六级考试的改革、多媒体英语教学创新模式的运用等方面得知，另外还有对高校英语教材的更新与丰富、其他多元化英语教学资源的嵌入等，为高校英语教学的进一步发展和融合奠定了基础。然而，我们也还应当看到，在高校英语教学改革的进程中，还存在不足之处，有待进一步完善和改进，具体来说，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英语教育的功利性因素仍旧存在

由于中国长期以来推行的应试教育，高校英语教学都是围绕应试教育的指挥棒之下的教学设计，对于学生的高校英语教学评估体系也具有较强的“功利性”的色彩，主要是以学生英语四、六级的通过率作为评价标准。可见，我国高校英语教学观念和思想还受到传统应试教育的禁锢和限制，没有充分开放和转换，在具体的课堂教学活动中，为了达到考试的要求和目标，通常侧重于对英语句子结构、时态变化等语法知识的传授，并以英语四、六级的评估作为考核的标准，这种硬性的规定和思维固化了高校英语教学模式，使教师局限于对学生的英语语法的学习和考核，采用各种真题题型的“题海战术”，这只会给学生带来较大的英语学习负担，不利于真正培养学生的英语语用能力，更无法培育学生在实际的英语交际场景中的实践应用能力。

2、高校英语教学还存在较为明显的工具性，人文性教学内容较少

在高校英语教学中，由于主要是培养与社会需求相适应的英语人才，因而，英语实用教学课程占据了较大的比重，如：政治学英语、新闻学英语等内容，这些专业课程的工具性倾向较重，使教学工作偏离了语言本身的深入研究方向。同时，在高校英语教学中，工具性意识较强、人文性意识较为薄弱，教师对于英语教学中的社会文化挖掘较少，没有将英语语言与社会文化、历史、经济发展背景等相联系，在一定程度上割裂了英语语言与社会文化的联系，不利于培养学生的英语人文素养和思维能力。

3、高校英语教学的手段还缺乏多元化

在高校英语教学过程中，教师对于英语教学的手法还较为单一，主要是以教材为载体进行教学，显现出一定的重复化和流程化的英语教学模式，对于学生的英语学习吸引力不大，难以使学生主动地融入到英语学习过程中来。在这种缺乏多元化教学手段的教学中，显现出“重知识，轻能力”的意识，对于英语语法和词汇的教学比例较大，对英语语用方面的能力教育比例较少，难以真正实现高校英语教学的深度发展与融合。

4、从学生的角度来看，存在英语学习的问题

由于不同区域的英语教学质量处于不同的水平，不同专业学科的英语重视度也各不相同，因而使学生在高校学习的过程中，显现出参差不齐的英语学习状态，难以在高校英语课堂中紧跟教学节奏，更无法实现英语语言的交流。同时，由于学生在英语知识方面的差异性，导致学生对大学英语中的语言文化和社会价值观等人文知识难于理解和把握，造成了英语学习过程中的人文素养缺失现象，无法达到跨文化交际的教学效果。

5、从教师队伍来看，教师英语教学素养有待进一步提升

在全球化时代的发展背景下，高校英语教师队伍的素质有待进一步提升和完善。有部分教师没有充分意识到外在环境的变化趋势，还没有将原有的英语教学观念加以转变，缺乏与时代相适应的英语教学模式变化，这也对英语人才的培育造成了一定的阻滞作用。

三、全球化背景下高校英语教学的融合实践研究

（一）引入多元文化英语教学，拓宽学生的英语学习视野

在高校英语教学中，要将多元文化融入到英语教学课堂之中，要让学生充分认识和明晰多元文化的概念和内涵，了解全球化语境下不同文化背景和价值观的基本认知和理解，并了解多元文化体系下不同文化成分之间的交流和借鉴关系，从而引领学生形成多元文化意识观念，树立文化多样化的意识和精神，从尊重、理解、借鉴和吸收的角度，实现对多元文化的深入理解和诠释，构成学生的“大文化观”，在尊重不同文化的多样性的前提下，更好地理解本民族的文化和社会历史、语言发展演变进程，更为全面地、多维地鉴别和辨识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吸纳其中有益于本民族文化的内容，从而更好地提升学生的文化鉴赏辨析能力。

在树立学生的多元文化观念和意识前提下，高校英语教学要在课堂教学内容中，融入和渗透多元文化知识，针对优秀的民族文化传承内容，进行语言与文化的交融和探索，挖掘其中有意义的、有价值的文化精髓，结合并比较中西文化的差异性，引领学生正确地、独立地思考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并生成多元文化意识。在这个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充分不同的角色，不仅作为英语语言的知识传输者，还要作为多元文化的传播者，引导学生更好地理解英语语言知识和文化知识。

（二）实施高校英语教学的分类指导，促进特色化英语语言教学

由于我国不同区域、不同高校的教学资源、学生英语水平的状况不尽相同，显现出不平衡的状态。为此，需要在高校英语教学的改革进程中，注重实施分类指导，要根据不同高校的类别、层次及其办学定位，进行不同的教学分类指导方案的拟定，以更好地避免千校一面的英语教学状态。例如：高校的类型有综合类高校、理工类高校、师范类高校、专业类高校等，这些不同类型的高校的英语教学要采用不同的教学指导方式；同时，还有不同的教学定位，如：研究型办学高校、教学研究型高校、教学型高校，他们各有其明确的教学定位目标，因而，在英语教学的过程中，也应当有所侧重，体现出不同质的英语教学水平。

对于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之下的一般院校来说，由于学生的英语底子较为薄弱，尤其是农村学生的英语听说能力存在较大的差距，因而，对于一般院校的英语教学要依据《课程要求》中的“一般要求”层次，实施英语教学。而对于985工程和211工程的高校，由于学生的英语听说读写的能力相对较高，因而，可以依据《课程要求》中的“较高要求”层次，实施英语教学，并重点围绕跨文化交际英语人才的培养目标，充分发挥高校英语语言教学的优势，为跨文化交际英语人才培育提供支持。

在高校英语教学中要遵循以人为本的教学理念，在满足学生个性化的英语学习需求的条件下，创设个性化、特色化的英语教学体系，形成鲜明的英语教学特色。

（三）优化英语课程建设，转变英语教学模式

高校英语教学在改进发展的进程中，要充分突显出计算机网络的支撑性重要地位和作用，高校一线英语教师要以现代网络信息技术为着眼点，将先进的计算机现代信息技术、多媒体技术融入到英语教学之中来，转换教学观念，形成全新的高校英语教学模式，以开放的、共享的、丰富的英语网络资源为依托，开拓高校英语教学课程资源，将英语教材资源与网络资源充分融合，实现高校英语教学课堂的有效延伸和拓展。同时，教师还要注重把握好现代网络信息化技术与英语语言教学的关系，注重网络资源与英语教学课程的整合性，建构适宜于高校英语教学的网络生态环境，使高校英语教学课程更为优化和全面，在深化改革的进程中，提升学生的英语学习兴趣，激发学生的英语探究欲望，增强高校英语教学实效性。

鉴于不同区域的高校发展不均衡的状态，我们要以课程改革为切入点，切实做好高校英语教学改革示范点的课程改革项目，并将这种基于课堂和计算机新型教学模式加以推广和普及，使其发挥出示范、辐射作用，更好地推动其他院校开展课程改革模式的探索实践，并可以实施课程改革合作发展项目，引领其他地区更好地分享英语课程改革所带来的成果，全面提升我国高校英语的均衡发展水平。

（四）构建更为完整的高校英语课程体系

高校英语普通英语教学具有现实意义，这是由于中国目前还有大部分的学生的英语交际应用能力较弱，受到英语语言知识的局限性因素的影响，这些学生还需要通过高校的普通英语教学课程，来提升自己的英语水平。因而，高校普通英语教学课程在目前来说是不能轻易取缔的。但是，我们也还要看到，在高中生之中还有一些优秀的英语学习者，为了更好地提升这部分英语能力优秀的学生的英语水平，还需要加强高校的专门用途英语课程和通识类英语教学课程。

高校的专门用途英语教学课程是与学生的专业学科密切相联的学术性英语（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或称职业性英语（English for Occupational Purpose）。这门英语课程是由普通英语课程向双语课程的过渡，它并不以传授专业知识为教学目标，而是注重培养学生的专业交际的语言能力，它可以与专业学科实现良好的交叉和互融，更好地促进学生个性化的英语学习。在普通英语的基础之上，学生应当进行专门用途英语课程的学习，以更好地提升自身的英语交际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