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经济被淘汰的原因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计划经济被淘汰的原因，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此：城镇失业成因对策

一、我国城镇失业的现状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我国城镇的失业问题也日益凸现。失业人数呈逐年上升趋势。我国的城镇登记失业人数，由1991年的352．2万，增长到2004年底的827万。2005年2月，国家发改委联合其他部门共同的《2006年就业面临的问题及政策建议》显示，2006年，失业人员将达到840万人。上海社科院青少年研究所副研究员曾燕波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说，“另外目前的失业率统计中也没有包括500万下岗职工，因为下岗职工尽管没有工作、没有收入，但他还是企业的人，没有和企业解除劳动合同。如果以后“下岗”和“失业”完全实现并轨，两部分人就将合并计算，那么我们的失业率的数字就将更高。”目前，失业问题已成为我国现阶段社会经济中最为突出的问题。

二、我国城镇失业问题的成因

（一）总量性原因

我国劳动力总量长期供大于求，是我国失业存在的基本原因。由于过去我国人口政策的失误，使我国新增人口总量日益膨胀，随之劳动人口比重也在不断提高。上世纪70年代后期加大了计划生育力度后，我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逐步下降，但由于人口惯性作用，庞大的人口基数使我国的人口净增量和劳动力供给增量绝对数仍维持在较高水平；而且，人口总量性原因导致我国的失业问题短期内不会有较大改观。

（二）劳动力素质原因

我国劳动力数量众多，但整体素质不高，劳动者技能与工作岗位所需技能不对称现象日渐显著，许多新兴行业、新兴工种人才紧缺，这种状况在国有企业失业人员再就业过程中表现尤为突出。造成我国劳动力素质低下的根源在于教育投入不足。

（三）经济结构调整的影响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经济社会的发展，产业结构、所有制结构必然不断地进行调整。首先，从产业结构的调整来看，当经济处于高速发展阶段时，一定伴随着产业结构的快速调整，新的支柱产业不断涌现，老的产业不断被淘汰。其次，从所有制结构来看，伴随着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经济总量中占有越来越大的比重，就业岗位就要从国有企业向非国有企业转移。国有企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居于主导地位，但其吸纳劳动力的能力不强。那么非国有经济就必须参与进来，但是一部分处于劳动年龄的人，由于就业观念作怪不愿进入非国有企业，从而为失业者。

（四）技术进步的影响

“机器排斥工人”历来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社会的重要现象。实际上，在社会主义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技术排斥工人”的现象无时不存在着，因为社会主义经济是现代化大生产经济，努力提高社会生产力，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是社会主义生产发展的客观要求，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同等资本吸纳的话劳动数量明显减少，这样，在新增投资没有大幅度提高的前提下，资本总额给社会提供的就业岗位不会增加，反而减少，失业人数的增加就不可避免了。此外，技术进步还通过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来引发失业人口的生成。随着科技的进步，一些新的产业部门迅速兴起，一些旧的产业部门逐渐被淘汰，被淘汰的产业部门游离出大量劳动力，而那些新的产业部门则需大量劳动力就业，由于技术素质要求的不同，游离出来的劳动力又不能完全甚至大部分进入新的产业部门。同时，保留下来的传统产业部门，由于技术装备更新、劳动生产率提高，也必然会有一部分职工失业。并且科学技术进步越快，产业结构的调整变化也越快，含有传统旧技术的企业与部门在市场中的竞争力就越差，排斥和失业的人数就越多。

（五）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影响

我国目前尽管仍处在经济体制转轨时期，但市场经济的周期性变化已开始出现。在经济扩张阶段，我国的就业问题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其原因是由于投资的带动，市场需求旺盛，企业生产充足，不仅使企业隐蔽失业减少，而且往往还可以扩招一些正式和临时的工人。同时随着投资增长，建筑业需要从农村招收大量的建筑工工人，从而也减少了农村的剩余劳动力。但是，在经济紧缩阶段，投资下降，市场需求疲软，导致企业产品积压，正式工人下岗，大量从农村招来的临时工和建筑工人又纷纷回到农村，此时，隐性和显性的失业都会增加，再加上我国已加入WTO，国外企业的产品对中国市场的冲击会加大，这就更加大了我国就业的压力，导致失业人数不断增加。

（六）就业观念的影响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长期实行的是“统包统配”的就业制度，导致一部分失业人员观念陈旧，影响了他们的再就业。比如，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等、靠、要”思想仍然根深蒂固，认为只有政府安置才算就业，这就导致一些失业人员自谋职业的主动性不强，宁愿靠国家、企业拨付的基本生活费勉强度日，也不愿积极参与就业市场竞争。再比如，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铁饭碗制度”造就了一大批“铁饭碗观念”的职工。这种“铁饭碗观念”，反映在就业领域上，存在“重国有、轻集体、厌个体”的思维定势，认为只有到国有经济单位工作才算就业，这就导致一些失业人员不愿到私营、个体等非国有经济单位工作，自愿失业；表现在就业形式上，认为只有从事长期稳定的工作才算就业，因而不愿从事一些新的就业形式，如临时工、非全日制工、小时工等。

综上所述，我国失业问题存在的原因是多方面、多层次的，既有原计划经济体制遗留的、目前体制改革引发的分流、下岗问题，也有产业结构调整下的结构性失业，还有我国人口原因引起的新就业问题等等。对失业原因的多方面、多层次认识，有助于我们根据产生失业的不同原因，制定有针对性的政策，更好地解决失业问题。

三、治理我国城镇失业问题的政策措施

1.加强宣传教育，转变择业观念，是治理失业问题的思想基础

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择业观，严重影响了失业问题的解决。因此，要加强宣传教育，通过各种宣传方式，尽快帮助失业人员认识形势，面对现实，而不要怨天尤人，悲观失望，帮助失业人员提高思想认识，这是治理失业问题的思想基础。第一，要认识到市场经济条件下，失业是不可避免的，失业具有必然性和长期性。所有的市场经济国家都存在失业现象，只是失业率有高有低，我国正逐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当然也不例外。第二，要认识到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的特征就是“流动”，要学会在流动中寻找机会。这样可以激发劳动者更新知识，提高自身素质的积极性。从某种意义上讲，失业未必是坏事，而是提供了重新创业的机会。第三，要认识到劳动力过剩是相对的，就业机会是永存的。当前的就业问题，既有总量问题，也有结构问题，还有许多新的就业领域有待进一步开拓。失业人员择业，关键是要转变观念，打开思路，放开眼界。要逐渐树立市场观念、竞争观念、风险观念、劳动光荣的观念；要不卑不亢、不等不靠，不挑不拣，只要努力学习，积极进取，迅速提高自身素质，就一定能够闯出一片就业的新天地。

2.大力发展教育和培训，尤其是要发展职业技术教育，提高劳动者的科学文化素质和职业技术水平。

当前，加强职业技术培训，提高劳动者的技能，已经成为世界上许多国家反失业措施中的重要一项；从以上的分析也可以看到，劳动力整体素质低下也是我国失业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技术进步造成的结构性失业在我国显得尤为突出。因此，大力发展教育尤其是职业技术教育，提高劳动者的科学文化素质和职业技术水平，对于减少失业人口特别是技术进步造成的结构性失业人口的存在，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为了使我国的职业培训更加有效，我们需要建立一种体系完备、运作规范高效的新型培训制度。首先，我们应该树立起终身教育观念，制定职业培训的长期规划，并以法律法规形式给予相应的制度保证，使职工培训经常化、制度化。其次，根据当前就业形势的需要，现阶段的重点应放在劳动预备制的建立完善以及再就业培训的发展上。国内外实践表明，再就业培训是一种积极的劳动市场政策，能有效解决失业人员的再就业问题，而且，这要比单纯向失业人员发放失业救济金和生活补助等措施积极得多。因此，国家应该从失业救济金中拿出一部分用于失业人员的就业转岗培训，使失业救济和促进就业结合起来。第三，积极开辟培训资金的筹措渠道，增加人力投资，扩大职业培训范围，在资金上保证培训的长期化和制度化。

3.保持经济的适度快速增长，并把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协调起来

从理论上讲，在技术条件变化不大的情况下，一定的劳动力投入与相应的资本结合，推动经济按一定的速度增长；反过来，一定速度的经济增长需要一定数量的劳动投入，即创造一定的就业机会。一般说来，失业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存在着负相关关系。一方面经济增长率与就业增长率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另一方面，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呈现出就业增长下降趋势，呈现出“有增长，无就业”的特点。这表明我国经济增长的就业吸纳能力在下降，经济增长对就业的增长和就业机会的扩大，其作用越来越有限。这就要求我们不能片面强调经济增长对就业增加的作用，还必须注重经济增长模式的选择，将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协调起来。从现阶段来看，模式的选择优于速度的选择，只有在适当的经济增长模式下的经济增长速度，才能实现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良性循环。根据我国的“比较优势”和严峻的就业形势，决定了我国应该选择创造就业的增长模式。因此，根据我国国情，我们应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生产，包括发展中小企业，发展第三产业，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制定促进其发展的有关政策，并进一步开放服务业市场，积极吸引外资，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发挥我国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鼓励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狠抓资源利用效率，用有限的资源吸收更多的劳动，创造更大的产出。

4.加大经济结构调整力度，增加就业岗位

经济结构不合理是我国经济运行过程中面临的深层矛盾和问题。它不仅是制约经济增长、国有企业效益下滑的主要原因，也是导致产生大量失业人员的重要原因。因此，要为失业人员创造良好的再就业环境，必须加大结构调整力度，争取在结构调整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首先，从所有制结构来讲，要采取积极鼓励的政策，扶持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提高吸纳劳动力就业能力。其次，从产业结构上讲，在调整、改造加工产业，推进基础产业的同时，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的第三产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从各国的经验看，在第三产业中，社区和个人服务业是吸纳劳动力最多的领域，发达国家目前的这个比重一般在40%―50%，而在我国第三产业中，目前社区和个人服务业的从业人员只占20%左右，发展的潜力还相当大。第三，从企业结构上讲，要在深化国有大型企业改革、造就一批具有强大市场竞争能力的企业集团的同时，积极扶持中小企业的发展，以利于我国就业问题的解决。

5.加强劳动力市场建设，完善就业服务体系

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劳动力市场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劳动力市场越规范，越透明，交流越活跃，越有利于各种劳动力参与公开、公平和有序的竞争，有利于调节劳动供求，促进劳动就业。我国当前劳动力市场还很不健全，政府必须加大力度清除那些分割市场阻碍要素流动的过度干预，创造一种面向全体城乡人员和劳动力的平等竞争的劳动市场，这样的市场既可为失业人员创造平等竞争的求职机会，又对下岗职工形成就业竞争的外部压力，迫使他们转变就业观念，积极面向市场自谋职业；同时也为用人单位择优聘用人才创造条件，有利于创造劳动需求。建设劳动力市场，要加强和完善职业介绍服务网络，加强职业指导和转业转岗培训，减少因信息不畅而造成的再就业困难。中等以上城市要加快实现市级劳动力供求信息计算机联网，并积极推动区域内、区域间乃至全国统一信息网络的建设，提高劳动力市场的运作效率。

参考文献：

1.郭庆松著：《当前中国城镇失业人口问题研究》，中国人口出版社，1999年4月第1版。

2.陈英乾：《我国城镇失业问题及扩大就业的政策研究》山系财经大学报2005年3月第1期。

3.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就业与发展》，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年12月第1版。

篇2

当前，世界经济正处在危机之中，中国经济正处在转型之中，PE的行业正处在洗牌之中，作为创业阶段的公司，新兴PE靠什么生存和实现可持续发展？

前几年曾有一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的大企业平均的生命周期是7年，而小企业的生存寿命仅为2.9年。从长远来看，我们对未来中国经济前景非常看好，在未来，中国强一定是经济的强，经济的强一定是企业家的强。如果把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代企业家叫做1.0企业家，现在的PE/VC要寻找的就是2.0企业家，但这个升级是很不容易的，因为简单套利的时代过去了。所以一个趋势是，1.0企业家会逐渐将财富专业化，“泛财富管理”会持续走热，在这个领域无论是银行、保险、信托还是第三方理财、PE、券商，都应该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而我们要去投资优秀的2.0企业家，可能是“现在栽树，七八年后才能摘果子”。

中国经济的转型势必会朝着更市场化的方向发展，从理论上，第一个三十年是计划经济时代，第二个三十年是“有计划的市场经济”时代，第三个三十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不能否认，距离真正市场经济还有很大差距。未来三十年的发展一定是向市场经济过渡，那么所有不是按照市场经济的企业发展思路和盈利模式，都会被淘汰，这是我们在寻找2.0企业家的过程别重视的一点。我们曾经投资一个企业，创始人曾有政府背景，这个项目的投资决策会时间是最短的，而且全票通过，投资后大家都觉得投资少了，但是结果第一个出现问题的正是这个项目，原因与创始人对没有按照市场规律坚定不移的完成企业战略有关系。

所以，在基金募集的阶段，我们就同投资者谈，这个行业是风险性行业，我们希望参与这个行业投资的人，首先具有风险的意识，具有风险的承受能力，如果没有这个，完全是抱着投机赚钱，这个将来会比较麻烦。当然从国内市场来看，现有的PE产业链还不够完整，现在很多新兴PE逐渐转型，去开拓财富配置市场，我觉得这也是完善产业链的一种方式。PE去做母基金，加强了投资的专业化，更好的形成产业链上下游，他们替个体投资人去筛选投资机构，而投资机构可以将主要精力用于筛选优质企业项目方面，也可以更好的规避和面对风险。我一直记得《孙子兵法》里有一句话，叫“不知用兵之害，不知用兵之利”，所以我们总是把风险放在第一位。

处于风险的考虑，目前我们从投资策略来讲，围绕着成长期投资，包括并购，前提也是成长，没有成长就没有并购的可能。投资一个项目，第一可能上市，第二可能并购，第三可能分红。通过成长，将成本控制在合理范围内，一个企业有20%成长，三五年后P/E（市盈率）会回到一个合理状态。目前对PE行业有两种误读，一个是“神话”，另一个是投机。这个行业是有风险的，投资不是投飞镖。投资有一句名言：风险是可以习得的。尽管风险的本质是随机的、不确定的，但事实上在投资中百分之七八十的风险都是可以识别的。

篇3

近段时间来，纳斯电子公司的CEO黄旭心情一直烦躁不安：先是媒体上关于公司的负面新闻不断，又是公司骨干被竞争对手一个一个挖走，更让他懊丧的是，在最近的省里电子行业企业十强排名中，纳斯电子这个老牌的企业竟然被淘汰出局——这一切难道预示着纳斯电子不断在没落吗？

十几年前，黄旭从某大型国有企业部门经理的岗位上辞职，靠着向亲朋好友借贷来的十万元，创办了纳斯电子公司，专门生产电子元器件。由于看准市场机会，加上自己的聪明才智，黄旭的公司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公司成立第一年就获得不俗的业绩，公司规模也迅速扩展。此后几年时间中，公司发展一直稳中求胜，在业界也有了一定的知名度。作为创业者的黄旭，对公司的未来充满信心。

随着整个电子行业的蓬勃发展，纳斯电子一路高歌猛进，企业规模迅速膨胀，从几十人、几百人一直到5000多人，纳斯电子成了华南地区生产电子元器件的有名大企业。与同行业其他企业相比，纳斯电子以规模大、良好福利、员工低流动率而名声在外，企业有中许多伴随着纳斯公司一起成长走过十几年的老员工，他们为纳斯公司的发展贡献了许多力量。

在企业快速扩展的同时，一些潜伏的问题也不断暴露出来。这些存在的问题经过长期的积累演化，几乎已经到了积重难返的地步：一些创业元老为了自己的利益，互相之间不断争权夺利，公司的内部矛盾重重，内耗严重；企业早期的许多老员工，他们的专业知识与技能不能跟上行业的发展，人员生产效率日益下降，但公司早期定下来的制度使公司不会随便炒掉员工；另外，由于以往公司重大决策都是由黄旭一人拍板，现在企业比原先大了一百倍，但决策机制在本质上没有变化，虽然公司有三名副总经理以及几名总监，但几乎所有重要一点的事情都要报由黄旭来决定，这导致了决策缓慢，错失了好几次的市场机会；最严重的是，公司里官僚风气盛行。纳斯电子曾经是行业老大，无论是供应商、银行、客户都曾经都是有求于纳斯电子，许多员工习惯了高高在上的姿态，对外部关系团体一向形成傲慢态度，拖欠渠道、供应商货款事情是常有的事，客户的不满情绪也在累积。

从1993年到2001年，纳斯电子一直在以几倍级数的速度膨胀，销售额一度超过十亿元。但到了2001年以后，随着纳斯电子各种内部潜伏问题的暴露，严重削弱了企业的竞争力，纳斯电子在激烈竞争面前，一路败退。员工的自满意识、企业迟钝的市场反应、高昂的人力成本就如多米诺骨牌一样，使原先朝气蓬勃、高歌猛进的纳斯电子在市场上节节败退。公司的市场份额一路下降，客户流失严重，银行贷款全面收缩，纳斯电子前景渺茫。

虽然是一家纯粹的民营企业，但在客户看来，纳斯电子就像一家有着几十历史的老国企一样，暮气沉沉，反应迟缓，民企的性质却承载着国企的弊病。

整整15年时间，纳斯电子经历了从零到崛起，再从行业先锋到衰退败落的变化。对于企业面临的困境，CEO黄旭想到的理由是竞争激烈、对手挖角、机遇不好，但他从来没有想过，导致纳斯电子败落的最主要原因是他的企业已经染上国企化之弊病：作为民营企业，纳斯电子无国企之优势，却承载了国企之弱点。这样的企业，发展从顺利到转入颓势在所难免。

是什么原因让一家民营企业患上国企病？

被国企病缠身的民营企业们

纳斯电子的失败，在中国民营企业中绝不是个案。

中国的民营企业为何无法做大做强，这一直是许多中国学者、企业家在探讨的问题，纳斯电子的败落成了这个问题的其中一个答案——企业治理制度之完善与否，对企业竞争力的构建有莫大的关系。

众所周知，国有企业的弊病关键在“三个不分”：政资不分，政府的行政管理职能与资本经营职能不分；政企不分，政府行为与企业行为不分；两权不分，所有权跟经营权不分。与国有企业一样，许多失败的民营企业大多有着三个与国企弊病相似的缺陷：

1、企业的所有权与资本经营权纠缠不清

国有企业的最大弊病之一就是产权不明确，政企不分，企业治理结构存在着诸多缺陷。而有些民营企业也是如此。

2005年6月13日，山西晋中人民法院对历时一年多的金正董事长万平案做出一审判决：以职务侵占罪判万平有期徒刑15年，没收其个人全部财产。这场历时一年多的金正事件终于划上一个句号，但是长时间的内讧与权力争夺，使原本是行业领先者的金正元气大伤——金正董事长万平与大股东杨明贵、田家俊之间关于所有权与经营权之间持续的斗争，使金正的危机不断加深，最终导致对企业运营造成了致命的打击。

2、权责不分，决策流程存在严重缺陷

由于体制的原因，国有企业管理层经常存在着权责不分的现象——由于岗位的权责没有清晰的划分，一些经理人存在患得患失、不求有功只求无过的心态，这导致了国有企业在决策流程上往往出现互相推逶，拖沓延误的现象。

像纳斯电子等企业一样，一些民营企业由于建立之初，没有重视企业管理流程的建立，原有的管理体制只能适合小企业形式的运作，当企业发展壮大之后，却没有适时对管理制度进行调整，导致运作流程严重滞后于实际，造成许多经理人有职无权或者有权却不想承担相应的责职，导致决策流程漫长而缓慢，使企业在市场反应上不够敏捷，错失许多市场机会。

3、短期利益与长远利益之间的矛盾

国企的领导得往往都是上级任免制，任期长则八至十年，短则三至五年，有些领导者总怀着在位其谋其政，人走茶凉的想法，只想到自己在职时企业利益最大化（或者自身利益最大化），不会对企业发展进行长期的发展规划。

同样，一些民营企业由于企业主本身素质与认识局限，在企业运营时考虑的更多是企业的短期利益，比如为了追求销售，一味超额投放广告，或者甚至在产品质量上以次充好，骗取短期利润。这些短期的行为不仅影响了企业的长远发展利益，也是导致企业危机频频发生的原因。沈阳飞龙、三株集团等民营企业的失败，与企业管理者过于追求短期利益，而忽视塑造品牌美誉度、强化企业抗风险能力有关。

中国的市场经济长期以来都是计划经济所主导，在计划经济下，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狭小，发展动力有限。而国有企业由于成立时间早、有特殊的资源支持，所以相对成长的空间大很多。民营企业成步晚，在企业组织体制建设上缺乏经验，一些成立时间较早的民营企业多少受到国企运作模式的影响（或者直接从国企转型而来），在企业管理体制、运营模式上参照国有企业而建立，所以多少难免带有些国企色彩。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化，国企的优势正在不断削弱，而劣势却日益明显，这些弱点已经严重影响了国企的市场竞争力。当然，我们也看到，有些国企性质或半国企性质的企业运营的非常成功，如海尔、TCL等企业。除却外部因素不讲，这些企业成功之处就在于能够发挥国企之优势如开展良好政府公关、得到银行更多支持，而抑制国企的劣势如激励制度不足等毛病，使企业焕发出勃勃生机。

而失败的民营企业染上国企病却是恰恰相反，在民营企业的体制之下承载了国企的弊病，优势没有发挥劣势却明显。民营企业地突破发展障碍，就必须采取有力措施克服国企病。

克服国企病症，中国民营企业如何轻舟前进

有研究表明，中国民营企业的平均寿命为7.5年。造成中国民营企业短命的原因固然有一定的外部原因，但主要还是企业内部的因素如领导者的浮躁急进、体制上患上国企病等造成。民营企业如何突破自身局限，克服致命弱点，使企业能够顺利发展，是所有民营企业家都在思考的问题。

美国著名学者柯林斯经过长时间的研究，从财富五百强的企业中，选择了几十家发展超过二十年、投资回报率远远超过大盘股平均指数的企业进行对比研究，发现这些优秀企业之所以能够基业长青，实现从优秀到卓越的跨越，秘密在于三个方面：首先，企业只选择与企业的价值观、技能要求、工作态度相匹配的人。这批训练有素的员工，能够让企业从容应对任何来自外部的激烈挑战；第二，管理者有坚定的必胜信心，同时也做好了直面残酷现实的思想准备。训练有素的思想能让企业即使处于经济最低谷也保持坚定不移的积极心态。第三，企业通过持续的努力建立符合企业核心价值观的企业文化，让员工的日常行为规则更多是受企业文化所影响，而非受企业管理制度的约束。

柯林斯的研究结果，不仅对某些民营企业如何克服自身的国企病很有指导意义，同时也对民营企业如何做大做强有莫大的启示。我们所从许多正在不断崛起发展的优秀本土品牌如海尔、华为、杉杉、TCL、海信身上，可以看出这些优秀企业的管理实践都与柯林斯研究结果有相同之处。

中国民营企业要克服国企病症的隐性陷阱，突破平均寿命7.5年的宿命，从发展中走向强大，有下面三项重要工作必须给予高度重视：

一、 建立科学的人力资源制度

国有企业由于体制的原因，对人员的招聘往往不够严格科学，这不仅造成人力成本沉重，而且人员生产效率低下。对于民营企业而言，这一点是必须高度重视的问题——优秀的人才是挑选出来的，而不是培训出来的。严格、科学的甄选程序可以让企业选择到更加优秀、更具潜力、更符合企业发展要求的人才。

中国许多民营企业存在的一意孤行的父子兵、封闭自守的家族制、党同伐异的裙带风都是影响企业选择正确人选的障碍，在这些企业中，错误的领导层先是形成错误的领导观念，继而产生错误的领导行为。而不合格的员工则对上层的指示阴行阳奉，不仅执行不到位，更严重的还损害企业利益中饱私囊，最后导致企业品牌在市场上节节败退。如何挑战正确的人上车，这对任何一个希望持续发展的民营企业来说，重要性不言而喻。要做到这一点，领导层惟才是用的观念、企业内部用人制度的明确、科学的甄选程序都是必不可少的。

二、制定切实有效的激励措施

国企的最大弊病就是大锅饭，激励制度严重缺位，造成人员效率低下。失败的民营企业同样在人员激励上存在问题——在一个人才竞争的时代，如果缺乏切实有效的激励措施，不仅企业内部人员无法创造出最高的生产效率，同时也容易造成人员流动频繁，影响企业的运营。

海尔所提出每一名员工都是一个“小老板”管理理念，不仅明确了员工的权责范围，而且最大限度激发起员工的奋斗热情。

三、以市场为导向，建立快速反应机制

曾有管理学者将国企比喻成现代社会中无法适应新环境的恐龙——面临着被淘汰。在与民营企业竞争中，国企的缺点之一就是决策流程相对僵化、漫长，无法快速应对市场变化进行反应，错失商机。

篇4

[关键词]物资企业；物流企业；国有企业；转型；升级

[中图分类号]F25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4）14-0089-02

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计划经济时代的色彩已经淡化，而市场经济体制却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在当前转轨过程中，国有物资企业已经逐渐失去其原有的主导地位。自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国有物资流通企业所面对的经营环境、竞争规则以及对手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由于受到体制的束缚无法适应市场竞争，因此在市场中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因此需要改变当前市场中的不利位置，整合资源，提升物资流通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实现从国有物资流通企业向现代物流企业的转型。

1国有物资流通企业与现代物流企业之间的区别

1.1服务对象

现代物流企业的服务对象包括生产资料、生活资料、退货以及废弃物等，而物资企业的服务对象仅指工业品生产资料和部分生活资料，两者存在明显的范围差异。对于工业品生产资料的生产与消费进行连接，物资企业从生产企业购进物资，并将物资销售给消费者。而物流企业的服务对象更加广泛，除了物流销售之外，还包括生产经营企业的内部物流，还包括外部的退货、废弃物回收等物流，因此其服务对象更加具有综合性。

1.2企业功能

国有物资企业的功能较为单一，从事一手购进一手销售，虽然还会在销售的基础上提供运输、储存、装卸以及包装等服务，但是都属于辅业务，彼此相互割裂，对于成本没有进行有效核算与控制。而物流企业会根据实际需求，将运输、储存、装卸、包装、加工、配送以及信息处理等基本功能有机结合起来，形成系统的综合性的供应链，进行一体化管理，为客户提供更加多功能的服务，有效地满足日渐多样化的市场需求，物流企业更加关注整体效益。

1.3服务目的

物资企业与物流企业在服务目的上也存在差异，物流企业是为了在尽可能低成本的情况下为用户提供最优质的服务，包括各种综合性的有形服务，还包括物流信息管理等无形服务。而物资企业的主要目的在于搞好供应，扩大销售中谋求购销差价获取利润。物流企业具有许多物资企业所无法企及的服务功能，物流企业更加全面和多样化，并且增值服务功能上更加齐全，有效地控制成本，获得更高的经济与社会效益。

1.4管理体制

作为典型的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物，物资企业的管理体制在诞生伊始就是由国家进行集中统一管理的，物资管理制度体现为以计划分配调拨为主，将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分离开来进行流通，并且限定了生产资料的范围，仅为工业品生产资料，也就是将农业生产资料分离开来，工业品生产资料的流通不存在市场流通。在这种管理体制下，物资企业担当的是国家物资部门的职能，并且还要承担物资经营业务。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而物资企业又逐渐成为弱势企业，在市场经济的产物――物流企业的竞争下，物资企业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当前物流企业根据市场经济运行的特点，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需求，逐渐完善物品的管理体制，运用现代信息技术，不断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显示出非常强的生命力。从种种对比迹象可以看出，物资企业只有朝着现代物流企业的方向发展才能获得生存空间。

2国有物资企业转型的主要问题

国有物资企业在生产资料主业经营上逐年递减，其市场占有率也大幅度下降，与过去相比，经营规模与市场竞争力都显著削弱，转型显得更加困难，并且在流通领域还存在许多影响转型的因素。

2.1计划经济体制残留的因素

转型包括自上而下推动进行改变，也包括自下而上自然发展，当前市场形势的紧迫性，更需要物资企业的领导与职工积极推进改革，但是许多物资企业领导缺乏改革意识，对于企业创新不够重视，并且局限于传统的物资营销方式，在市场竞争中的开拓进取方法不多，与现代物流企业的创新能力存在较大的差距；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完善，行政垄断、部门分割以及地区封锁等问题还未解决，物资流通的社会化、专业化水平较低，在流通上还存在许多不通畅的问题；生产资料市场发育不完善、规范化与法制化程度较低，关于市场管理的法律法规亟待完善，许多不公平的竞争现象是抑制现代物流市场形成的根本原因，当前的市场仍处于无序状态，容易发生地方保护主义。

2.2物资流通企业沉重的历史包袱

在计划经济时代，国有物资企业累计了大量的难以回收的应收账款，并且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三角债，对于国有物资企业的自有流动资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阻碍。物资企业的人员结构老龄化较为严重，许多员工的年龄偏大，文化层次偏低，对于现代物流企业的业务缺乏认识，业务熟悉、管理能力强的现代物流人才缺乏，对于企业的发展是严重的制约；过于重视生产忽视流通环节，对于物资企业投资也较少，使得国有物资流通企业的基础设施建设严重落后，技术装备水平不高，对于流通的效率有着严重的影响，致使物资流转速度变慢，库存变大，资金占用多，并且经济效益低下。

2.3流通服务方式单一

首先，国有物资企业的服务方式较为单一，手段简易，其能力仅仅能够提供运输、仓储、装卸以及加工和运输等流通服务，许多落后的运输方式仍在沿用；许多企业的规模与经济实力难以满足市场体制的要求，缺乏必要的竞争力，难以获得规模效益。国有物资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较低，管理粗放、混乱，规章制度流于形式，服务质量较低，无法为客户提供更加及时、高质、便捷的规范化服务，信息化管理水平较低，难以形成全国的物资系统信息网络，对于物资流通信息难以准确及时地加以反馈，现代化设备难以在国有物资流通企业中发挥作用。

2.4企业机制改制没有到位

将省市、地市级物资部门改建为物资集团总公司或有限责任公司，但是只更新了招牌，对于产权、权责仍然没有明晰，许多旧的管理体制仍在沿用，现代企业制度仍没有健全；企业内部制度改革不够深化，对于人事、用工以及分配三项制度仍没有完善，改革的力度不够，特别是对于财务以及资金方面的管理还存在许多缺陷，大多数国有物资企业连年亏损，职工队伍不稳定，企业凝聚力明显下降。

3国有物资流通企业的转型升级之路

3.1转变理念

目前国有物资流通企业要转变职工的物流意识，特别是企业领导，更应该做好观念转变。首先，要树立市场经济观念，作为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物，物资企业只有尽快从计划色彩中摆脱出来，才能更快更好地适应市场经济形势，实现物流企业的转型，与市场经济接轨；接受市场一体化的观念，实现思想解放，改变市场条块分割的局面，将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融为市场商品的一体，改变国内与国外的二元市场体系，将两者融合起来；最后应当转变企业的思想观念、经营战略，从而使得现代物流理念深入人心。

3.2深化企业改革

国有物资流通企业应当按照市场规律进行产权形式的改变，在完成初步改制以后，逐渐实现转型，物资企业从市场中完全退出是不太现实的，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必须要有一个稳定的转型过程。从各地的物资流通企业产权改制的情况来看，通过资产置换、重组再生、兼并联合等手段，促使国有物资流通企业向职工参股、民营等多种经营方式转变。

3.3调整企业发展战略

纵观西方发达国家的物流发展模式，对于物流功能的整合都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现代科学技术，从我国的现状分析，国有物资流通企业具有开展现代物流的物质条件，从仓储设施、运输装卸手段等情况来看，这是完全可能的。但是应当对企业的发展战略进行调整，以现代物流企业为发展方向，深化改革，创新业务，整合多项物流功能，提高流通成本并且提高服务质量。

3.4利用信息网络技术

市场化以及经济全球化使得越来越多的跨国物流公司进入我国市场，许多物资企业在市场竞争大潮中不断被淘汰，因此需要打造大型物流企业，利用物资企业已有的优势，积极创造条件，参与到国际物流市场的竞争中。重视信息技术与网络技术在物流中的应用，加强信息化管理系统的建设，建立健全物流信息平台，实现集约化管理与经营，提高经济效益。

4结论

新形势下，实现国有物资流通企业向现代物流企业的转型是必然的趋势。改变传统物资企业服务对象下载、服务质量不高、信息化水平较低等缺陷，逐步实现市场化经营，去除计划经济色彩，提升物资流通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实现从国有物资流通企业向现代物流企业的转型。

参考文献：

[1]黄银仁.完善企业管理制度的思考[J].合作经济与科技，2011（1）.

[2]郭秀红.与时俱进 开拓国有企业工会工作新局面[J].河北建筑工程学院学报，2012（1）.

[3]付磊.企业财务管理信息化及其成熟度衡量[J].财务与会计，2013（22）.

篇5

我国政府行政审批制度实际上脱胎于计划经济时期。在传统的集中计划体制下，整个社会经济体制是按照列宁的“国际辛迪加”模式组织起来的。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决策权，以及人力、财力、物力的支配权统统集中于中央，就业由政府统一分配，财政实行统收统支，物资实行统一调拨。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完全成了政府的附属物，几乎没有自可言；政府的行政审批成了一切经济活动所必需的环节，几乎覆盖了全社会的方方面面。这种覆盖全社会的行政审批制度，排斥而不是保护了市场机制，与市场失灵是完全没有关系的；它的主要功能是保证计划的顺利实施。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中的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但政府的行政审批制度仍然存在；而且，市场化改革之后的政府行政审批制度，与计划经济时期的行政审批制度保持了相当大的连续性。以新建企业为例，目前新建企业所需行政审批事项与程序，尽管比计划经济时期有所减少，但基本框架几乎未发生变化（李郁芳，2001）。事实上，行政审批本身就是市场化改革的必要条件之一。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政府在催生市场、扫除市场化改革障碍方面的作用无可替代。有学者认为，“特许式改革”是广东市场化改革的特点。事实上，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指导思想下，“特许式改革”贯穿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各个方面。事情常常是这样进行的：先由企业或改革项目的实施者向政府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再由地方政府向上一级政府及中央有关部门申请，得到政府有关部门的层层审批、特许后方可实施某项改革。这种以行政手段强制性推动改革的方式，客观上必然强化政府的审批制度，使大量本应由市场本身实现诱致性制度变迁的过程，如企业上市、市场准入等，需要通过层层的政府审查、批准程序方可实现。这样，在经济转轨过程中，政府的行政审批制度在形式上发生了变化，由计划经济时期直接指挥微观经济活动，转变为目前通过审批标准来控制微观经济运行中的融资、市场准入等关键性环节；然而，政府行政审批的实质仍与计划经济时期一样，是政府企图控制微观经济领域资源配置的工具。

我国脱胎于计划经济时期的行政审批制度，与西方国家的行政审批制度有本质区别。西方国家的行政审批制度，其目的是弥补市场失灵，保护市场机制；而我国的行政审批制度，其功能却是保持政府在微观经济领域资源配置的权力。换句话说，我国政府行政审批制度的起源，应被理解为保持政府的微观资源配置职能，不需要寻找“市场失灵”或“帕累托最优”方面的原因。二者在性质上的区别可以归结为行政审批制度“为谁服务”的问题。西方国家的行政审批制度是政府为市场服务的工具；而我国的行政审批制度则是使市场机制服从政府意图的工具。

可见，我国的政府行政审批制度还带有计划经济的烙印。出现这种局面的原因，与政府的公共选择有关。具体说，目前在我国政府的公共选择规则方面，有三个问题使当前的政府行政审批制度长期延续：

1.政府机构和政府官员的利益结构。正如布坎南所指出的，在行政领域或“政治市场”上，“个人是严格按经济人的方式行动的……当人们改变角色（即从市场交易主体变为公共选择主体——引者）时，并没有变为圣人”。（注：布坎南.自由、市场与国家［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9，347。）也就是说，政府并不是公共利益的天然代表，而是独立的利益主体。在我国的行政审批制度下，政府部门在履行管理职责时可以运用行政权力收取各种管理费用，并与本部门的收入和个人利益发生了联系。这就在客观上推动行政机关和公职人员谋求更多收费项目，获取更多审批权力。正由于政府官员的利益结果与审批所带来的收益有关，行政审批由政府的监督、管理职能演变为政府官员追求本部门利益以及个人奖金或福利的行为，形成政府本身不愿放弃行政审批的局面。如不久前广州市清理出的1050项审批项目中，各部门自报要求保留的有949项，占90.4％，自报取消审批的只有10项，仅占0.95％（注：李郁芳.关于政府审批制度的思考［J］.管理世界，2001，（4）：197－208。）。

2.政府规模膨胀。公共选择学派认为，由于政府官员的名誉、地位、权利、酬金经营与其所在的政府机构的规模大小成正比，因此政府官员必然千方百计地扩大政府机构，争取更多的职能和预算。这就在两方面要求行政审批的加强：第一，膨胀的政府规模需要更多的行政开支，在现有“吃饭财政”的状况下，财政难以满足政府机构膨胀的要求，导致相当多的地方政府因财政困难而发不出工资，迫使国家不得不默认行政机构审批收费。第二，扩大政府规模必然要求为新增加的公职人员提供工作机会，扩充政府行政审批项目是“因人设事”的简便办法。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规模持续膨胀，从1979年的505万人增长至2001年的1104万人，在国有单位职工总数中的比例由1979年的5.8％增至2001的14.0％（注：参见，中国统计年鉴（2001）［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对政府的行政审批造成较大刚性压力。

3.政府官员的“设租”和“寻租”。如果说审批收费还是政府官员以合法的理由获取个人利益，那么“设租”就是以非法方式获得个人利益了。寻租理论中的租金是指一种由政府官员带来的非生产性收益，它的存在必然刺激人们“寻求租金”，就像利润的存在刺激人们“寻求利润”一样。政府通过行政审批制度在许多领域制造了垄断租金（即“设租”），而那些企图进入这些产业获取垄断租金的人会通过游说、贿赂、雇佣官员的亲属等方式去讨好、接近官员，以便通过行政审批获取租金。在这里，行政审批变成了权钱交易的工具，而那些有行政审批权力的政府岗位则成为人们心目中的肥缺和争夺对象。这同样使行政审批制度形成长期持续的刚性。

可见，我国的行政审批制度，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政府官员出于个人利益而选择的控制微观经济资源配置的工具。政府行政审批的这种性质，产生了与西方国家行政审批制不同的政策后果。如在产业准入问题上，我国的行政审批缺席为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进入某产业制造了障碍；而西方国家的行政审批制度却是要取消或削弱进入障碍。当然，在西方管制理论中也有关于利用进入限制来防止新企业的“过度进入”而引起“过度竞争”的讨论，但这种讨论的目的同样也是要弄清“过度进入”是否会偏离帕累托最优，与我国行政审批制度企图控制市场机制的精神实质是不一致的。

二、政府行政审批制度的逆向选择效应

我国的政府行政审批制，阻碍了企业的产业进入，这种阻碍是通过逆向选择实现的。政府行政审批制的逆向选择效应，与常规的逆向选择有区别。常规的逆向选择，主要特点是当事人双方存在“信息不对称”，迫使信息劣势方对信息优势方采取一个武断的评价标准，低于此标准即停止交易；这使得高于此标准的信息优势方因不合算而退出交易，从而形成类似于“劣币驱逐良币”的逆向选择效应。而对于政府行政审批制，即使政府审批部门与申请进入市场的企业之间是信息对称的，同样会出现逆向选择现象。产生这种奇特现象的原因是，政府官员为寻求审批收费、租金等自身利益，无论政企之间是否存在信息不对称，也必须为企业制定一个武断的审批标准，以便从企业那里获得符合自己要求的收益，这就将产生阻碍企业进入市场的逆向选择效应。下面我们利用信息经济学根据具体说明这一问题。

假定存在欲进入市场A的企业i，它预期进入市场后将获得利润R；但如果企业i选择进入其他市场，可获得平均利润S，即企业i进入市场A的机会成本是S。假定S是一个常数且R＞S，即企业i进入市场A后将获得高于平均利润的利润率。这一假定意味着，由于政府通过行政审批对市场A的进入管制，使市场A出现了高于平均利润的垄断租金R—S，吸引新企业进入该市场。但企图进入该市场的企业未必就能够得到垄断租金R—S，因为企业i在进入市场时必须接受政府有关部门的行政审批，这种行政审批将使企业i的成本增加W个单位，增加的成本包括三个方面：政府审批机构的收费；因行政审批而耗费的时间；寻租过程中的成本。由于这些成本纯粹是在进入过程中遭遇行政审批而产生的，因此可视为进入成本。政府审批机构为了自身利益，将选择一个符合自己收益的审批标准，这个标准将使企业i付出进入成本W。在这种情况下，企业i是否选择进入市场A，将取决于R—S是否大于W，即进入市场后获得的垄断租金是否足以抵偿进入成本而有余；如果R—S＜W，则企业i选择不进入；如果R—S＞W，则企业i选择进入。

不过，除上述垄断租金、机会成本和进入成本因素外，企业i是否进入市场A，还需要考虑企业进入市场后成功的概率。如果成功概率过低，则企业将无法获得足够的垄断租金甚至亏损，它还是要选择不进入。而成功的概率则与企业的预期收益R有关，因为市场经济的普遍规律是，高收益的项目蕴含着高风险（即低成功概率）。假定企业i存在连续多个投资项目，每个投资项目有两种可能的结果：成功或失败；成功的项目产生收益

从（4）式可以看出，政府的行政审批标准越高，企业i的进入成本越高，则企业i所选择的投资项目的平均成功概率越低。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随着政府行政审批标准的提高，企业要进入市场将不得不付出更多的审批收费和寻租成本，耗费更多的时间，这就要求企业在进入市场后能够获得更高的利润或垄断租金来加以补偿。也就是说，只有那些拥有高收益项目的企业才会进入市场。只有低收益项目的企业，随着行政审批标准的提高，将因为不合算而逐渐被淘汰出局，放弃进入市场的尝试。但在市场经济中，高收益就意味着高风险和较低的成功概率。行政审批标准的提高，实际效果将是越来越多的低风险企业选择不进入市场，而越来越多的高风险企业选择进入市场，从而企业投资项目的平均成功概率将因此而逐步下降。这就是的形成机制。可见，政府的行政审批标准在这里导致了“高风险的企业驱逐低风险的企业”，因此具有逆向选择效应。在这种体制下，优质企业有可能因为进入成本过高而不愿再与审批部门纠缠，放弃进入市场的努力；而只有那些拥有高风险项目的劣质企业才舍得花功夫和成本继续向行政审批部门“公关”。显然，政府行政审批制的这种效应，在提高了企业进入市场的难度的同时，也使进入市场的企业的质量发生了下降。从长期来看，这是极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做法。

三、政府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从上述论述可以看出，要解决企业产业准入问题，改革行政审批制度是必要的。市场经济中的市场失灵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政府对微观经济的管制，即政府的行政审批制是不可缺少的。问题是我们目前的行政审批制不仅没有弥补市场失灵，反而在制造市场失灵，亟需通过改革，使其由政府控制微观经济资源配置的工具转为政府弥补市场失灵的工具。在这方面，西方国家为我们提供了可以效仿的蓝本。但是，在目前政府行政审批制长期持续的深层次原因尚未解决的情况下，直接照搬西方的经验不现实。目前要改革行政审批制，实际上需要对政府本身进行改革。

1.重塑政府机构及官员的利益结构。据施蒂格勒对美国管制收费的研究，1969年美国的反托拉斯司、国家劳工关系委员会、关税委员会等基本不收费，其他管制机构的收费也很低，仅占总开支的0.022％—0.229％不等。这些费用只能弥补一些变动成本和手续费，政府官员的主要收入来源是财政拨款。这种利益结构足以保证官员不把审批收费作为“创收”的目的。因此，改革行政审批制实际上就是官员的利益结构的改革。政府官员的收入只能来源于财政拨款，不能与审批收费挂钩。如果做到这一点，就可大大消除审批项目的冲动。这就要求通过财政拨款适当提高政府工作人员的收入水平。

篇6

自从2011年2月11日博望新区正式成立以来，申学富就没闲过。申学富，现任安徽省马鞍山市博望高新技术开发区（下称博望新区）办公室常务副主任。他不敢闲着。因为博望新区是一个“靠钢吃钢”起来的刃模具乡镇聚集地，一个镇仅注册的工业企业就超过700家。

博望发展起来之后，当地企业同质化和恶性竞争局面没有缓解，他和众多企业主们也认为短期内不可能解决，但却必须有所行动。

2009年8月，马鞍山市提出“1255”城市发展战略，博望镇作为博望新区的核心地域之一，要建设成马鞍山的两个副中心城区之一。因此，博望新区必须依托产业园区带动当地经济转型升级，才可能成为马鞍山的副中心城区。

不管是本地企业的差异化发展，还是政策形势，现在都没有允许申学富停下来歇息一下的条件。

“倒爷”的抉择

今天的博望新区肇始于昨天的“倒爷”们。

“倒爷”是对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一个特殊群体的称谓，他们出现在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特殊历史时期。尤其是在价格双轨制时代，他们利用计划内和计划外商品的价格差别，在市场上通过倒买倒卖商品进行牟利。

这个时期，博望镇也出现了一批到南京周岗镇倒卖模具和机床产品并销售到外地获取利润的“倒爷”。周忠礼就是其中之一。不过，在“倒爷”开始普遍流行的20世纪80年代末期，他已经开始规划人生的下一步路。

在周忠礼30多年的“倒爷”生涯中，他倒卖的是剪刀、木工刀具。回乡创业时，他也还不清楚自己要开厂做什么好。经过一番思索，1989年，周忠礼建立了博望镇第一家机床厂――上海博望机床厂。周忠礼的大儿子，当年21岁时就跟着父亲在该厂做学徒的周敏对《中国经济和信息化》说：“因为博望镇生产刀具、模具，没有一个主机厂，所以我们开始生产主机，这是一个机会。”

不过，周敏所说的主机也只是切削工具、折弯和冲压机械而已。这便是博望新区今天的第二大工业产业――机床业的开始。

创立上海博望机床厂时，周忠礼只是一腔热血，并不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其中最为关键的是技术人员匮乏。周忠礼只好从上海请了几位熟悉的工人过来加盟，这也是为何他的公司还得加“上海”两字的原因。

但是，与其说周忠礼创建的是一家工厂，还不如说是开办了个小作坊。周敏告诉本刊记者，那时候的厂房面积很小，只有3亩地，“每个月只能生产两三台折弯机。”

这样的现状持续了有几年。2000年后，周忠礼开始扩大自己的生产规模（此后几年，博望镇诞生了几家能够撑起机床行业门面的企业）。他在314国道边上又选了个地方兴建了一个厂房，即更名后的安徽省威士顿机床有限公司（下称威士顿）。

2010年11月份，已经和弟弟扛起家业的周敏决定再次扩大规模，包括扩建5000平方米的厂房和一座堪称博望镇最为气派的民营企业办公大楼。

周敏虽然已经从父亲手上接过了公司管理的大棒，但博望人对他却有不少负面评价。

周敏心有不服。厂房和办公楼的建设就是他要改变博望人对他看法的寄托。周敏要把新厂房彻底改观，办公大楼也一改博望乡下建筑的风格。“今年底包括装潢全部结束，全部是玻璃幕墙。”周敏很自豪地说。他希望客户无论对公司的工作环境、生产环境，还是数控生产设备都挑不出毛病。

尽管如此，威士顿并不是博望新区发展得最好的机床公司，其总资产只有4000多万元，2010年销售额也只有6000万元。晚于威士顿十多年才创立的安徽中德机床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中德机床）总资产达到1.2亿元，马鞍山市中亚机床制造有限公司（下称中亚机床）的总资产达到1.8亿元，两家公司在2010年的销售额均超过了1亿元。

小镇纷争

中德机床和中亚机床作为后起之秀，已经在博望镇的机床公司中脱颖而出成为领军企业，但仍然避免不了受到同行恶性竞争的影响。这是申学富现在要考虑的重要事项之一，即通过建立高新区来规避同行之间的恶性竞争。

在博望地区，现如今聚集了700多家注册工业企业，仅近两年就增加了200多家。对此，从巢湖到马鞍山任公职的申学富已经认同了博望人的乡土观念，他认为这是博望人积极发展企业，竞争意识强的结果。“博望的企业不断地在增加，但没有一家亏本的，都是在不断的发展，只是发展快慢的问题。”

而区域位置好，是博望人认为他们能够发展到今天的另一个前提。博望镇位于当涂县最东端，处于南京一小时都市圈范围内，是安徽省通向苏浙沪等长三角地区的一个重要门户。申学富对《中国经济和信息化》记者说：“北边有横山，南边有石臼湖，从环境上说，这个位置还是不错的。”

2008年的金融危机影响了很多东部企业，对博望地区的企业影响却很小。申学富说：“博望企业的发展火爆得不得了，没有哪个厂家停产，只有招不到人的情况。”

不过，作为博望镇第二大工业产业，虽然只有50多家的机床行业，因为产品多为金属板料的剪切、折弯和冲压机械，在这个面积只有133平方公里的小镇里，恶性竞争问题存在已久。

对于博望镇行业之间恶性竞争的现象，不管是在博望当地人还是在外地的博望人看来，都觉得已经到了一个很严重的地步。申学富告诉本刊记者，同业之间互挖工人、恶性竞价方面屡禁不止。

对这点，年近半百的周敏深有体会。十年前，博望几家稍微大点的机床企业威士顿、中德机床和中亚机床试图挂靠在马鞍山机床工具制造业协会下面成立一个商业联合会，专门来避免博望同业间的恶性竞争。

不过，尝试失败了。谈到这个问题时，一开始还不愿意接受本刊记者采访的周敏有些激动起来，他说：“我们成立一个商会，到现在基本上都没成功。当时成立这个商会目的是管理员工流动、融资等问题，比如说几家企业互相担保到银行去融资，但都没有落实下来。”

为什么会这样？博望的企业家有着一些共同的认识：他们不愿意看到自己从零开始，艰难创建起来的企业被他人“兼并”，哪怕联合起来对自己更有利。因为他们已经把企业看做是自己的子女，企业是其无法被割舍的心头肉。

博望镇，与温州有些相像，但博望的企业家要远逊色于温州的企业家。一位在外的博望人这么评价两者的区别，“博望人善于竞争，但却是恶性竞争，窝里斗，抢客户，互相压价，丢了利润，坏了声誉；温州人也善于竞争，但却是对外的竞争，内部相当团结，共同做大市场。”

周敏很认可这个评价。他甚至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博望新区的机床业是必然要洗牌的，“市场要发展壮大，肯定要有领导者，要有被淘汰的企业。这就要经历洗牌，技术含量不高的企业肯定要被淘汰。”

升级之困

其实，作为博望新区历史最老的机床企业威士顿，已经意识到了技术升级的必然性。只是因为缺乏尝试的勇气和胆识，每增加一家机床企业都还是限于生产既有企业的产品种类。

作为博望新区机床产业的龙头企业，中德机床算是典型。其生产的机床产品包括各类普通及数控折弯机、剪板机、压力机、三四辊、卷板机、联合冲剪机、切角机、刃模具配件。让原来的传统产品数控化，是博望镇几家机床领头羊都在做的事。

对于博望新区这块民营企业繁衍胜地来说，信息化是副总经理郑小平给中德机床带来的另一种思维革新。这是博望新区其他机床公司所望尘莫及的。监控器的多元化利用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监控器的正常用途就是监控员工是否偷懒，公司产品有无被偷窃等，但郑小平让监控器发挥了它本应有的录像功能，即把机床产品的生产过程记录下来给客户看。

当然，客户更为关心的还有货物装柜过程中是否会发生意外，“有些客户会飞过来看一下，货怎么装，会不会把油漆刮掉。”但如果客户不能到现场来监督装柜，那郑小平就会把监控器全程监控的录像给客户观看。

不过，中德机床产品生产和产品装柜的录像并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看到的，郑小平有些狡黠地说：“这涉及到我的一些机密，我给客户看也是有有效期的，过了这个有效期就是无效的。”

尽管如此，郑小平所做的并不能改变博望机床业恶性竞争的现状，只是尽量减小中德机床自身因此而受到的影响。

作为政府官员，申学富与企业家的着眼点是不一样的。企业家是想把自己的企业做大，申学富是想按照高新区的规划把博望产业园区做起来，并改变博望同质化、恶性竞争的现状。

企业家们虽然也早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却至今没人能够振臂一呼而追随者众。因此，正如周敏所预言的，如果博望新区的机床企业无法顺应形势让公司转型升级，那么，它面临的不仅仅是在洗牌过程中被淘汰掉，更可能面临高新区的产业调整而被迫关闭。

根据马鞍山市博望新区的总体规划方案，博望新区将立足自身产业基础和特色，加快提档升级现有制造业（刃模具、机床制造、汽车零部件、冶金压延、优质锻造），并紧扣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国家战略，以先进制造业为优势基础，以高技术产业为方向，契合组团式承接产业转移的时机与要求。

从这个意义上说，博望现有的机床产业企业必然会清除掉一批规模不大、生产能力不强的企业。申学富说：“现有产业的产品质量、市场占有率、出口等不是那么有序，成立高新区的首要目的，就是对现有产业进行整合、提升、转型。”

而从整体规划上来说，博望新区还将借助南京禄口空港经济区空港品牌效应，顺应空港地区圈层式产业发展规律，重点发展临空指向的新兴产业（电子电器、新材料、新能源和创意研发产业等），加快发展横山周边、环石臼湖地区服务空港的旅游休闲产业（航空农业、观光农业，影视文化产业）。

篇7

论文摘要在当前国家小麦执行良种补贴政策下，从育种的角度分析小麦良种补贴对小麦育种的积极作用和不利影响。针对这些情况提出解决的建议，以供参考。

良种补贴是国家帮助农民增加收入的重要举措，为了搞好良种补贴，各地各部门都采取了积极的措施落实良种补贴政策。为了充分发挥良种补贴对粮食生产的促进作用，许多地区采取了统一供种操作方式。

我国小麦统一供种政策自2003年至今已进行了5年。5年来，累计推广面积达2133万公顷，在小麦增加产量和品种改良上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也正由于统一供种推广面积大，用种数量多，在给种子公司（企业）、育种单位等部门带来积极作用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不利影响。笔者以育种工作者的身份，通过对市场的调查和分析，就小麦统一供种对小麦育种工作的影响进行分析。

1统一供种对育种工作的积极意义

1.1提高农户购种积极性，体现育种价值

在政府良种补贴款的支持下，许多农户改变了以前自留种的习惯，积极购买种植产量高、表现好的优良品种，扩大了种植面积，增加了市场份额。这些优良品种给农民带来了丰厚的经济回报，为农民增收、社会增效起重大作用，充分体现出育种工作的真正意义和价值。

1.2净化种业市场，指明育种工作方向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的颁布与实施和种子市场的开放，每年通过审定品种繁多，市场上流通的各种农作物种子不计其数，竞争十分激烈。由于市场体制的不健全，在市场竞争中，许多表现优良的品种往往由于缺乏推广资金、推广平台差等原因而得不到有效推广；反而一些种业集团（大公司）借助其资金雄厚、销售队伍强，在高利润的刺激下，将那些已经过时的、表现平平的、被淘汰的品种，甚至是一些假冒伪劣的种子通过改头换面，变成了市场上“佼佼者”大肆推广，坑农害农，给社会和农民造成了严重损失。统一供种从源头抓起，所供品种是由诸多专家组成评审团通过考察、审议等许多环节才确定的。这些品种不论在表现、产量、品质等各个方面都十分突出，是市场需要和认可的。这一举措严重地打击了那些以次充好滥竽充数的做法，有效地净化了种子市场，使种子市场竞争有序、良性发展。这一措施一方面净化了种业市场，另一方面也告诉我们什么样的品种是农民所想，什么样的品种适合市场需求，什么样的品种才能成为市场主角，同时也给育种工作指明了目标和方向，使其有的放矢，育出更多、更好的新品种，为我国农业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1.3价格保护，促进科技创新和知识产权保护

从众多小麦品种中选出一定数量的优良品种作为统一供种用种。这些品种相当一部分是受植物新品种权保护的。政府在圈定价格时执行了保护品种保护价政策，较一般品种高0.20元/kg左右，各地因品种而异。这极大地促进了育种工作者对科技的创新和知识产权的保护工作，采用多种手段搞创新。对新审定的优良品种及时申请新品种保护，保护了知识产权，保护了育种者利益。

2统一供种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2.1干扰市场，挫伤育种工作积极性

随着国家小麦良种补贴政策的进一步深化，各地统一供种面积不断扩大，有些省份已达到甚至突破当地小麦耕种面积的2/3以上，通过市场运作的小麦种数量十分有限。在按市场规律运作的今天，政府的这种行为已带有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影子，从某种意义上讲违背了市场运作规律，不利于种业市场发展。一个表现优良新审定的品种在市场推广过程中可能因政府的“计划”，不规范的市场运作而失去市场份额和价值。对育种工作来说，不能尽早发挥品种给农户带来的增产增效作用，就意味着品种失去了原有价值，严重挫伤育种工作积极性。

2.2新品种被冷落，阻碍新品种推广和技术创新

农业部门一般选择数量多、价格便宜的老品种作为统一供种用种，因为价格低，很多地方甚至把市场上已经淘汰的品种又重新拾起来，这种做法实际上是保护了落后的品种，妨碍了新品种的推广。一些小麦品种刚通过审定，虽然质量好但因价位高得不到政府部门的支持，不能进入统一供种项目，市场流通份额小，加之小麦属常规作物，新品种、新技术保护期限短，育种工作者的利益得不到保障，技术创新意识受到严重影响。

2.3保护品种保护价执行力度差，削弱了育种工作者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

政府的统一供种有一部分是受过植物新品种保护的品种。众所周知，在通常情况下，保护品种在价格方面高于市场上一般品种，以体现保护品种价值。但近几年许多地方在统一供种招标价格上一味控制和降低价格，各品种在价格上没有大差别。由于保护品种执行保护价格的政策得不到有效落实，品种保护和不保护都一样，损害了育种者的经济利益，在一定程度上消弱育种工作者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意识。

3建议

3.1淘汰老品种，选用优良新品种

统一供种和国家良种补贴政策的根本是提高农民收入，增加社会效益，选用老品种不符合这一根本出发点，不能提高农民收入和社会效益，还影响着新品种、新技术的推广。优良新品种是高科技农业的载体，是向农民传播农业成果的种子，是促进农民增收的保障，故选用优良新品种是发展好农村经济的主要目标之一。

3.2完善价格体制，尊重知识产权

在统一供种招标竞价过程中，要保护育种人（单位）的利益，要充分体现知识产权的价值。尊重知识产权区分好一般品种和保护品种的不同，实行一个品种一个价，不断完善价格机制，实现知识产权应有价值。

3.3以市场为导向，确定育种目标

育种成果最终要走向市场、进入农户。要以市场为导向，根据市场的需求确定育种工作的目标，不能盲目地搞育种。市场需求什么，农户需要什么，育种工作就做什么，这是市场运作的不变规律。

统一供种给育种工作带来了机会，使育种成果能得以迅速推广，实现育种工作和成果的价值，同时统一供种也给育种工作带来了挑战。在当前政策下怎样搞好育种工作，怎样使我们的成果能迅速进入市场，使育种成果给农户增收、社会增效发挥应有作用都值得我们深深地思考。

篇8

2000年以前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城镇失业率基本保持在2.5％～3％之间，2000年为3.1％，2001年为3.6％。从统计数字表面看，相对西方3％～5％的自然失业率标准来说，我国就业状况尚属良好，然而实际情况则不然。一方面，我国统计方法与国际标准不同，忽略了未登记的城镇待业、失业人口；另一方面，没有涉及到隐性失业，包括由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冗员构成的隐蔽性失业人口和农村的闲置劳动力。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的影响，权威机构的研究和计算结果表明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历年的失业人口在1.5亿以上，实际失业率在20％左右。

未来几年中，我国的就业形势将更加严峻。首先，是来自WTO的冲击。加入WTO，对我国的产业结构会产生一定的冲击，我国产业结构将不可避免地发生整合，一些落后低效的企业将会遭到淘汰。这种整合近期会对就业产生一定的不利影响。第二，我国每年新增的庞大的需要安排就业的队伍。据估计，我国城乡每年新增1200万劳动力，每年还有数百万人口从农村流入城市。第三，我国现存的庞大的隐性失业人口。隐性失业在中国城乡都存在，据估计，国有企业隐性失业人员占在职人员的1/3左右，约2000万人。隐性失业在农村尤为突出，据测算，现在进城务工的农民大体上有7000万人。这些民工虽进了城，但就业十分困难，真正稳定就业者不多，是一种流动性失业和农村隐性失业。事实上，如果拿主要工业化市场经济国家的就业构成比例做一个参照，我国未来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将会是天文数字。根据有关资料，1997年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美国为2.7％，英国为2.1％，德国为3.2％，日本为5.7％，加拿大为3.9％，意大利为7.0％，而我国在2001年第一产业就业人口占全部就业人口的50％。根据“十五规划”，2005年时，我国第一产业的从业人员的比重将为全社会从业人员的比重的44％，这意味着每年都有大批从农业转移出的剩余劳动力，可以说压力是空前的。

二、就业压力增大的原因分析

目前我国就业压力骤然增大的主要原因在于经济转型，经济转型所带来的一系列具体问题则是当前我国真实失业率迅速攀升的具体原因，包括经济转型过程中的体制调整、产业结构调整、技术进步等。

1、计划经济时期，国家实行的是“低工资、高就业”的就业方针，企业用什么人，用多少人以及这些人的工资待遇均由国家决定。这样似乎不存在失业问题，但那是靠实行低工资和牺牲劳动生产率来增加就业，以及靠不允许劳动力自由流动来维系，其结果是不仅在农村而且在城市都形成大量的隐蔽性失业，在国有企业中则产生众多的冗员。在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面对愈演愈烈的市场竞争，只有对国有企业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释放多余的职工，降低成本，国有企业才有生存发展的希望，于是就产生了大量下岗失业的职工。

2、20世纪90年代中国开始大规模产业结构调整。在深化改革中，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新的产业部门崛起，旧的产业部门(尤其是夕阳产业)不断被淘汰。一方面，由于新兴产业突然崛起，社会缺乏必要的准备，使这些产业部门找不到合适的劳动者；另一方面，老产业由于资本存量调整，劳动力需求逐步下降，游离出大量职工。但是由于技术条件约束，游离出来的人力不能立即完全地进入新的产业部门，成为结构性下岗者。据研究预测，加入WTO最初的3～5年，我国传统产业原有的就业格局将受到巨大冲击，加大结构调整等措施不仅不能增加反而可能减少就业机会，有可能使登记失业率提高2～3个百分点，“有人无业就，有业无人就”与企业兼并、破产力度加大同时存在。在结构方面，除了劳动力的知识技能结构程度较低以外，最能综合反映我国劳动力就业及经济发展状况的问题是就业结构的低水平。

3、革命性的技术进步会加剧结构性失业，结构变动较快时期正是失业高峰期。传统理论偏重资本形成和工业增长的教条，强烈地影响了中国对发展道路的选择。按这个教条，高度的资本形成和高速工业增长是通向经济成长的最佳道路，这样的发展可以很快地吸收新增的劳动力，保持发展过程的和谐与平衡。然而事实却是，现代工业生产中的扩张并没有使就业按比例地增长。高科技的兴起吸引了资本和技术流动，更加剧了落后传统工业的衰落，造成失业的增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科技开发能力大大提高，科技成果大量涌现，且转化为生产力的周期迅速缩短，使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这样，一方面造成现有岗位对劳动力的需求相对减少；另一方面相应的对劳动者的劳动技能和文化素质等方面的要求大大提高，而相当一部分劳动者还不适应这种变化，并且不具备掌握现代技术的能力，所以不能被岗位接纳。

三、就业问题解决对策

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就业问题要控制人口的增长并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然而控制人口增长在短时间内不能取得根本疗效，保持高经济增长速度也有可能出现较高失业率。因此要全方位、多渠道来解决就业问题。

1、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推动人力资源的市场化配置。改革以来，计划体制下的人力资源配置方式已从根本上打破，新型的劳动制度框架已确立，1997年中国各类职业介绍机构就已达到3.4万家。但总体上说全国劳动力市场才刚刚启动，应该进一步打破区域间、企事业单位间人力资源流通障碍，确立市场择业在劳动就业领域中的主导地位；突出劳动力市场的竞争机制，提倡效率优先的原则；加强劳动力市场的法制建设，避免行政干预；尽快打破一些单位就业者享有终身就业、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而造成内部的劳动力不愿意转移工作，同时又限制了外部劳动力流入的不利局面。

2、推行教育改革，缓解就业压力。推行教育改革，发展教育事业，可以大大缓解结构性失业。在结构性失业中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劳动力的年龄、文化构成与劳动市场的需求不符，其中劳动力素质低，不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就业、再就业要求而造成的失业是主要问题；另一种是由于产业结构的调整，劳动力市场对不同知识结构的劳动者的需求发生变化，由此而造成一部分人失业。这两种结构性失业的解决将主要依赖于教育，它要求劳动者适应社会的变化，不断学习新的知识技能，提高自己的可就业性，使学习——就业——学习——就业成为我们社会的正常生活轨迹。人们由于竞争的压力，越来越多地接受各种形式的教育和再教育，终身教育的观念日益深入人心，成为人们的自觉行动。

3、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使之成为中国就业的主渠道。中国第三产业2001年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3.6％，而美国在1994年就达到75％。因此，要积极宣传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转变传统的重物质轻服务的观念，让人们看清第三产业对经济发展的“瓶颈”制约。要积极推动第三产业的市场化进程，中国第三产业有不少行业属于自然垄断行业，效率低下，同时又造成非国有经济的准入壁垒，如中国电信、铁路、航空等都属于这一类。要打破这类企业的管理体制，建立竞争机制，提高市场化进程，尽快改变普遍存在企事业内部自办机构、自我服务的现象。要减少政府对第三产业的干预，拓宽第三产业的融资渠道，改变第三产业中许多行业作为公共服务业由政府经营的局面，鼓励民间资本进入第三产业，推动第三产业的发展。

篇9

    论文摘要：中等职业教育是我国中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职业教育体系最重要的组成部分。随着市场经济对高技术人才要求的增加，中职毕业生的就业需求也有了大幅度的提升，竞争也日趋激烈，切实深化中等职业教育改革，是满足我国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需要、促进中职教育持续健康发展、办人民满意教育的关键环节。

一、中等职业教育面临的问题

中等职业教育尽管对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教育体制的改革起到越来越深刻的影响，但是近两年来却遇到了较大困难。原因是在新形势下职业教育遇到了来自社会各方面的挑战。

首先，超前的择业观念。根据我国“加强第一产，提高第二产，发展第三产”的产业政策，本该有更多的人去爱农学农务农，爱工学工务工，为工农业的现代化贡献力量。但是，很多青年学生、家长和社会在择业观念上却与现实发生了严重差位，有相当多的学生不再选择学农科专业和工科专业，而纷纷拥向第三产业中的一些热门专业，表现出择业观念的超前性。超前的择业观念，使中职学校的招生数量急剧下滑、生源严重不足，学校面临着停办或转向的危机。

第二，社会转型期就业压力。90年代后期是我国经济的转轨期，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转变，经济转轨能激活我国的经济。但是，经济转轨使企业释放出大量的多余劳动力，从而造成大量的社会失业。职业技术教育是为劳动者就业而进行的职业准备教育，学校毕业生就业形势的好坏将直接影响到在校学生专业学习的热情以及学校今后的招生。近几年来，高等院校扩招、社会失业人数剧增、企业用工乏力，社会所能提供的职业岗位有限等多方面的影响下，导致职业技术学校毕业生就业更加困难。学生接受职业技术教育本想能借以谋得一份理想职业，但当这一目标难以如愿时，自然也就不再选择职教，因而导致近几年来职教缺乏吸引力。

第三，社会追求高学历。 由于我们在有限的教育投入下，对教育结构的战略选择，只能是重点保障义务教育和基础教育，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和成人教育，积极稳步发展高等教育。但是，随着我国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接受高层次教育的物质承受能力已明显增强，因此，许多家长不希望也不需要孩子过早就业，只希望能多读一些书。而社会对高学历的追求，使众多初中毕业生选择读普通高中，至使职业技术学校“门庭冷落”。

第四，一些理论、舆论负面影响。80年代以来，我国对于“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方针一直是十分明确的。然而，理论界和舆论界始终对此存有不同观点。但是，如果对某些国外的理论不详加分析地引进来，这很可能构成对我国职教发展的负导向。

二、改革措施

1、转变思想

当我们用传统智力理论去观察中职的学生，就会感到其素质低下；去组织教学，就会感到成效不明显。虽然一直以来,我们也在呼唤：相信每一个学生、因材施教。但是，在传统的智力理论下，一方面，缺少强有力的理论支撑；另一方面，由于传统智力理论（智商理论，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认为：智力是以语言能力和数理逻辑能力为核心、以整合方式而存在的一种能力，并以此作为衡量智力水平高低的唯一标准，进而使学校教育主要以测验语言智力、数理逻辑智力为本位的学习，忽视了其它智力的存在，从而也就忽视了学生的其他才能，因材施教也就无从谈起。而中职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基本特征是：以培养中技能人才为根本任务；以适应社会需要为目标、以培养技术应用能力为主线设计学生的知识、能力、素质结构和培养方案；以应用为主旨和特征构建课程和教学内容体系。在加德纳的多元智力理论视角下，中职的每位学生都有自己的智力强项，有自己的学习的风格，只要我们在教学思想、教学理念、课程设置、教学组织、教学评价等方面，充分考虑他们的智力强项并创设适当的情境，最大限度地开发他们的潜能，中职的学生会同样出色。

2、转变理念

理念是一个人具有的准备付诸行动的信念，它既是一种观念，也上一种行动。传统的教学理念是在传统智力理论与评价体系主导下的学科本位、知识本位，这一教学理念的必然产物就是不断通过语言、数理逻辑等少数智力相关的知识的考试和筛选，优胜劣汰。一部分人（语言、数理逻辑智力占优的人）获得成功，另一部分人被淘汰。而中职的学生大多是这一教学理念教育下的失败者或亚失败者。如果中职教育继续沿用这一教学理念指导教学，势必会恶性循环，产生恨铁不成钢的急躁情绪，从而严重影响教育效果，制约教育质量的提高，阻碍中职教育的发展。为此，中职教育要从教育理念上，由淘汰式教育向潜能开发的职业素质教育转变。

3、完善课程内容设置

中职教育是培养中等技术应用型人才的教育。这就使得中等职业教育与普通中等教育在类型上区别开来。

一般教材比较注意学科的体系性，但从认识的原理和信息的接受方式上看，却往往是最与众不同的信息才能引起人们的充分注意。而这种体系也恰恰在一定程度上淹没了信息的不

同特性。干扰了认知者对重要信息的注意力。教师要能够结合实际应用，把这些重要信息提取出来，必须尽快由书本（教材）为中心，向以实际的应用操作技能为中心转变，充分引起学生足够的注意力。对于中职校学生来说，书本知识只是一些前提准备，应该精简和筛选，并且集中在一、二年级学习；相应地，大幅度增加应用技能的操作和训练，有些原理性知识还可以在实际操作训练时再加以“补习”，这样不仅使枯燥的、抽象的理论知识有了应用性的支撑点，也使学生对课程的应用性有一个切实的感性认识，提中了学生对课程内容的重视程度。只要明白了课程的应用意义，学生对这门课程的认识与兴趣就会提中，从而就会主动利用业余时间去学习。即使有些内容教师没有讲到，但这种认识与兴趣会促使学生主动把知识补充得较为完整。

4、改进教学组织形式

学生的智力结构与生俱来就不相同，他们没有相同的心理倾向，也没有完全相同的智力，而都具有自己的智力强项，有自己的学习风格。结合中职学生多起点、大跨度的现状，中职教学应充分考虑到学生的智力弱项与智力强项，张扬个性化学习才能取得较好的学习功效。根据学生基础、个性特长，帮助学生选择课程、制定学习计划；要通过改进教学方法、解放教师的有限时间，使教师更多地关注学生的差异、区别解决问题。

5、完善教学方法

改革教学方法，引入现代教育技术，是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手段。要因材施教，积极实行启发式、讨论式教学，鼓励学生独立思考，激发学习的主动性，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和创新意识。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注重学生能力的培养。中职学生基础较差，常常是因为学习态度和学习方法上存在问题，所以帮助他们端正学习态度，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至关重要。出于对课程应用性的考虑，与掌握某种技能相比，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更为重要。因为，走出校门的学生必然会遇到更新的知识、技术及设备，甚至不到几年，在学校掌握的设备技术可能就会被淘汰，相关技能也就失去了应用价值。而且，庞杂的课程内容全部利用课堂来解决，也几乎是不现实的。这些都要求必须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指导学生利用课余时间进行有计划的自学。

教学设施、设备、实习基地和师资队伍等是职教办学的基本条件，是保证人才培养的物质基础和必需力量。但由于我国的教育投入不足，职业技术教育长期在低水平的条件下运行，教学质量不高，人才质量难以保证，因此，进一步拓宽经费渠道，应是未来需着力解决的主要问题

6、改变传统的教学评价方式

以传统智力理论为支撑，以语言和数理/逻辑智力的测定为主干的传统教学评价体系，虽然简便、易行、好操作，甚至长期以来被认为科学、客观、公正。而对中职学校的学生来说，由于语言和数理/逻辑智力处于劣势，是这一评价体系下的失败者，也可以说是这一评价体系的最大受害者。为此，中职教育应根据多元智力理论,改革教学评价体系，以价值多元、尊重差异为主干，最大限度内给学生以肯定。

7、采用适用的考试形式

中职学校的课程考试不同于中考中的课程考试，也不同于普高生的入学考试，其主要目的不是为了选拔人才，而是为了评价学生的学习质量和教师的教学质量。限时完成的规范化试卷是不能准确地评价出这种质量的。对于中职生的考核除笔试外，还可以采取口试、答辩和现场测试、操作等多种考试形式。内容上着重考核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通过改革考试方法，促进学生个性与能力的全面发展；形式上可以考虑化整为零，就是把传统的每学期两次考核，变为结合教学内容不定期多次进行，每一部分教学内容进行完毕后，即可进行考核。课程应用性的特点决定了每一部分知识几乎都以应用为主，因而考核主要侧重于应用能力，变单纯的笔试为灵活的考核方式。当然，对应用能力的强调并不意味着对基础知识的忽视。基础知识的测试可以在应用能力测试中反映出来，也可以放在期中或期末考试中进行。

参考文献：

[1]教中[2004]1号.教育部关于以就业为导向深化中等职业教育改革的若干意见.

[2]田玉芳.加强学法指导提中学生自学能力[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03.(11)

[3]刘兰明.中等职业技术教育办学体制研究[j].中等教育研究,2003.(5)[4]祁柱晓.中职创新办学初探.[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04.(14)

[5]珍妮特.沃斯 《学习的革命》上海三联书店 98年版p364、p401

篇10

【摘要】京津冀客观上存在着较强的相互依存关系，是特殊的省域之间的协同发展问题。京津冀协同发展要由授权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要弱化对规划和产业政策的过高期待。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点是界定政府权力边界。

关键词 京津冀一体化；协同发展

【作者简介】牛凤瑞，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方向：城市发展与环境。

京津冀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来，有关京津冀一体化的发展战略、总体思路、基本路径、方案举措等众说纷纭，仁智互见。笔者接触京津冀一体化问题已经30多年，对于破解京津冀一体化困境之道再做如下思考。

一、京津冀一体化是特殊的省域之间的协同发展问题

京津冀一体化从1983年国家土地管理局立项京津唐国土规划纲要研究，提出理念设想，到本世纪第一个10年以首钢搬迁为代表的付诸实践，其间经历了近30 年。这里既有两市一省特殊区位、不同的发展阶段和思想观念等原因，也有政治经济体制、行政区划分割等原因。把握特殊性，针对具体原因进行具体分析，才能找准京津冀一体化的前进方向。

京津冀一体化不是主权国家之间的一体化，而是一个主权国家内省级行政区之间的协同发展问题，是在同一政治、经济、社会体制下，同一货币金融体系中，同一外经外贸政策约束下的不同地域之间的协同发展。京津冀一体化的协同发展，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协同发展。我国省域多以自然地理地貌划分边界，一个省域即相当于一个欧洲大国的幅员，国民经济体系具有相对较高的完整性和独立性，历史文化具有较浓重的地域特色，省域边界基本稳定大多也有数百年以上的历史。而京津冀共同拥有一个自然地理单元，拥有同一个生态环境和历史文化圈，50多年前京津郊区的大部分还隶属河北。从历史上看，北京为京畿重地，而津冀则属畿辅之地，且均有700多年历史。京津冀客观上存在着强烈的相互依存关系，在经济社会发展、生态环境保护和历史文化承传上本应融为一体，只是因为行政区划被割裂开来。同为直辖市的上海东部邻海，陆地分别与江苏、浙江接壤。换言之，江苏、浙江仅有一隅与上海接壤，而京津两大直辖市陆域几乎被河北省域合围，是名副其实的河北“飞地”。这种地理中心腹地被京津开“天窗”的行政区划阻隔，不仅肢解了河北发展的整体布局，而且限制了京津两市的发展空间；不仅是环京津贫困带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京津冀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的深层依据。

二、京津冀协同发展要由授权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

从上世纪50年代京津冀行政边界划定到改革开放，我国实行的是全国一盘棋的计划经济体制，政策的方向是农业支援工业，农村为城市提供积累。京津冀区域的资源要素配置首先要服从国家计划，执行中央指令。由于特殊的区位，满足京津两个特大城市发展需要的区外成本首先要由作为农业、农村大省的河北来承担。京津两市既然能够通过中央计划满足自身发展的需要，也就没有必要更不会有动力与河北进行相对艰难的平等的利益博弈。而河北虽有对京津的需求，但首先是执行中央指令，履行支援京津的义务。上世纪70年代末以后，我国改革开放实行的是由南向北、由东部沿海向西部内陆、由局部地区先行试验到全面推开的渐进的递度推进战略，地区发展更多地受惠于中央的放权和对地方发展自主权的赋予，于是争取中央赋予优惠政策，建立各种类型的特区、新区、开发区，甚至某些重大建设项目审批立项选址等成为省际竞争的重点，省际之间的经济竞争也更多地表现为争取中央授权发展的竞争，即所谓的授权经济。应该说，授权经济对于实现我国经济发展和平稳转型具有积极意义，在我国当时的体制下具有阶段性的合理性。但授权经济毕竟是中央高度经济集权的产物，是计划经济的一种蜕变和延伸。随着开放的全方位推进、经济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入，授权经济固有的弊端也日益凸显。实现由授权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成为必然。授权经济取决于省级政府在中央的政治话语权。京津冀虽然同为省级行政区，但在中央的行政话语权则是北京高于天津，天津又高于河北。河北在与京津两市的授权经济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京津两市既然拥有授权经济的相对优势地位，又有发展空间，着力于自身的发展也就成为理性选择。只有在其自身空间环境不能容纳发展体量、授权经济效应大幅衰减的时候，两市才会有与河北协同发展的内在动力。这既是京津冀一体化从提出理念到付诸实践经过了20多年的体制根源，也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现实意义所在。京津冀三地人口占全国的8％，GDP 占全国的11％，是我国经济集聚度最高的三大区域之一，也将是我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三大引擎之一。京津冀协同发展实践将对破除行政区划壁垒、构建生产要素跨区自由流动机制、完善市场决定资源配置体制发挥示范作用。

三、京津冀协同发展要弱化对规划和产业政策的过高期待

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上日程以来，制定相关规划和产业政策再掀，人们也对出台规划和产业政策寄予厚望。事实上，区域协同发展虽然离不开规划和产业政策的引导，但在实践中，墙上挂的规划以及规划中的多变、失误甚至失败的概率极高，产业政策误导、成本高昂、得不偿失的实例并不鲜见。根本原因在于政府的过度自信和过高的资源掌控能力。区域发展有其客观规律，规划和产业政策只有与客观规律相吻合，才能发挥正向的引导作用。规划和产业政策是人为的产物，而规划和产业政策的制定者对客观规律的认识存在局限性，不同制定者的知识结构、价值取向也各不相同。区域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的暴露有一个过程，其主要矛盾和问题也会随着发展而改变。规划和产业政策制定者的知识水平和现有技术手段还不足以把握影响区域发展的所有变量，并做出相应安排，因此此科学的细线条规划往往难以做到，粗线条规划又往往“不解渴”，这也是规划修订和实施滚动规划的依据。所以期待通过规划解决京津冀协同发展基本问题很可能会落空。

产业政策是调整经济结构、优化生产力布局的重要手段。于是，伴随京津冀协同发展声音的高涨，北京确定“三高”企业迁出名单，河北地方政府拒绝三高企业迁入的声明一时成为媒体热点。我国现有多个行业出现所谓“产能过剩”，但只有政府控制最严或者扶持过度的少数行业消化过剩产能成为严重的政治和社会问题。现实使我们不能不做出以下思考：其一，一个区域的产业结构是由区域资源禀赋、人文资源、发展阶段和技术水平等综合因素决定的，是区域分工的结果，而区域分工的依据是发挥区域比较优势，取得更高的比较收益，往往不以人的主观愿望为转移。其二，高端产业、战略新兴产业、绿色产业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国家层面行业政策的导向和目标追求，不无道理，但具体到省域及其以下区域则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高端、新兴战略产业离不开中低端和传统产业的配套，绿色产业也只是相对的。高端、新兴战略产业和绿色产业的发展要依赖于相应的条件，具有相应的赢利能力，长期依靠财政补贴和政策优惠支持的高、新、低、绿产业是不可持续的。其三，一个行业和企业应否被淘汰和关闭不取决于其有无污染或者污染的大小，而取决于其产品（服务） 有无真实的市场需求，取决于在此地有无生产成本优势。有真实市场需求又无经济性的替代品（服务），则是此处迁出不再生产而彼处迁入继续生产，即排放和污染的转移问题。当然，若企业转移伴随技术进步、节能减排、减少污染，则是迁出地和迁入地的共赢，皆大欢喜。其四，通过调整税率、征收资源税和环境税等经济手段，改变企业经营的外部条件，实现企业污染成本的内部化，是区域产业政策的基本方向，以行政指令确定企业迁出名单或者公布限制进入行业目录，成本过高，也与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改革方向相悖。

四、京津冀协同发展重点是界定政府权力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