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经济体制的作用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计划经济体制的作用，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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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内部审计部门在企业实施全价值链体系化精益管理战略中的作用

（一）企业所有活动的根本目的在于创造价值，企业各项活动连接起来就是一条价值链，这就意味着企业创造价值，必须从管理的全要素、运营的全流程，全方位地进行价值分析，在整个一条价值链上实施基于价值的管理，即全价值链体系化精益管理。

（二）企业所有部门都应成为价值管理的实施主体，有直接创造价值的环节，如技术研发、生产制造、市场营销等。有辅助创造价值的环节，如人力资源、财务管理、企业文化等。

（三）企业内部审计部门是全价值链体系精益管理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实施全价值链体系化精益管理战略，内部审计部门负有双重责任。一方面是实施者，另一方面又是评价者。作为实施者，要用精益管理的理念指导审计工作，提升审计工作的价值和效能。作为评价者，要用科学的方法，提高管理咨询服务能力，在认真查找企业价值形成过程中的问题和浪费的基础上，帮助管理者消灭那些不能产生价值的环节和活动，把成本费用率、废品率、研发周期、“两金”占用，劳动生产率等经营指标的改善作为精益管理成效的评价标准，及时为企业实施全价值链体系化精益管理战略的效果做出准确评价，并提出有价值的建议。促进企业全面优化业务流程并持续改进，减少和避免损失，有效控制企业风险，不断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

二、目前审计工作存在的问题

（一）内部审计工作为企业增值的作用弱化。内部审计人员往往将大部分精力投入财务数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合规性的查证及生产经营的监督上，其主要职能是就账审账、查错防弊。内部审计审计对象主要是会计报表、账本、凭证及其相关资料，工作集中在财务领域而未深入到管理和经营等领域。一般采取事后审计、秋后算账的工作方式，但在事前预防和过程控制方面效果甚微，缺乏前瞻性，而不是对企业管理做出分析、评价和提出管理建议。

（二）内部审计的职能转变还需加强。随着企业内部控制制度的建立，外部约束机制不断加强，内部管理水平逐步提高，会计电算化普及，账务表面的错弊会越来越少，内部审计也应从传统的防错向服务转变，审计的重点应从查错防弊型向管理服务型转变。

（三）内审工作在标准化、量化作业方面难以突破。中国内部审计虽然有二三十多年的积淀，但一直难以形成一整套易操作、有效的标准化和量化的执业方法和工具，不能大幅度提升审计的价值和影响力。

三、创新审计工作方法、拓展审计工作领域，实现增值作用

在全价值链体系化精益管理中，将内部审计工作增值作用作为落脚点和出发点，创新服务理念和工作方法，进一步拓展审计工作领域，创造精品审计项目，在每一个审计项目上明确地体现价值所在，用精益管理的理念指导审计工作，提升审计工作的价值和效果。用科学的方法，及时为各级单位实施全价值链体系化精益管理战略的效果做出准确的评价，并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提升审计工作水平，使审计工作为企业创造更多的价值。下面从实际工作出发，谈谈几点体会。

（一）转变工作作风，树立“审计创造价值”的理念

在公司实施全价值链体系化精益管理战略中，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审计工作的特点和规律，树立“审计创造价值”的理念，强化审计的服务意识，主动服务于公司全价值链体系化精益管理，提升审计人员风险的识别能力、分析能力及风险应对能力，加快知识更新，提高胜任能力，提高咨询服务能力，成为精益管理所需的复合型人才，及时提示风险，及时纠正错误，减少和避免损失。积极推广先进的管理理念和方法，提高发现问题、揭示问题的能力，消除浪费，使审计工作成为企业价值创造的重要环节。

（二）以全面预算管理为主线，强化审计服务职能

围绕公司年度奋斗目标，从预算的编制、分解、执行、控制、考核、分析等环节入手，认真分析全价值链的各个环节，以关键KPI预算指标为牵引，综合各项管理因素，重点对采购、生产、销售及经营管理等环节有针对性选定审计项目，制定审计方案，明确审计目标。及时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督促各单位持续改善，落实预算进度，提高预算执行效率。1.重点对公司年度奋斗目标分解及落实情况进行阶段性的检查，制定工作目标、检查内容、检查方式以及时间安排，在进行具体研究的基础上，制订检查工作实施方案。针对目标值、指标量化值及重点检查内容，设置检查工作专用表格。检查方式采取听取汇报、查阅相关记录、实地走访、与一线员工交流等形式，及时发现问题，并及时把存在的问题反馈至公司领导层，明确公司下一步的工作重点。2.主动与业务融合，深入基层单位了解情况，每月通过对各单位生产经营指标完成情况进行审计，对各职能部门预算管控指标的完成情况进行检查，通过月督促、季总结的方式，加强对各单位生产经营指标完成情况的监督，促进形成供、产、销的联动机制，纵向到底，横向到边做到网络化全覆盖。以单元成本为过程管控，以关键KPI预算指标为牵引，重点关注预算结果对考核绩效的应用，查摆问题，并提出管理建议，以促进公司整体目标的实现。

（三）进一步突出审计工作的风险导向

1.按照全价值链管理的目标要求，企业在追求价值最大化的同时，要充分考虑风险因素。以价值创造为主线，以风险管理为导向，将企业内控体系建设与企业价值创造、全面风险管理、全面预算管理相融合，并将精益的管理方法贯穿于其中，营造良好的内部控制环境，提升全员风险防范意识和能力，落实内部控制措施，有效防范企业风险。开展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通过设置内控测试有效性测试表格，明确测试流程，制定相应的评价标准与方法，提高服务意识，强化对制度可操作性的指导，及时发现内部控制制度及业务流程的缺陷，客观揭示内部控制缺陷，消除重大内部控制缺陷，落实整改措施，督促相关单位进行改进，做到全方位、全流程、全覆盖，促进企业内部控制体系有效运行，提升企业整体管控水平。2.定期对公司财务运行情况进行检查，重点关注财务风险，对债务、结构、偿债能力、担保及履约责任等事项加强分析与评估，为管理者提供决策依据。3.将重大决策执行情况、重大项目、重大合同、重点资产、大额资金使用等项业务，作为全价值链体系中审计工作的重点，强化审计服务职能，提高审计监督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抓住企业价值创造的重要环节，揭示重要风险，避免重大损失。

（四）充分发挥年度财务决算审计的多重功效

1.从督促盘点清查，落实实物资产盘点、往来款项核对、货币资金盘点、低效资产处置等环节入手，查找薄弱环节，落实责任，提出针对性的改进措施，充分发挥年度财务决算审计的多重功效。2.做好分析诊断，研判资源配置和运营效率、评估经营风险，揭示经营短板，提出对策与建议。

（五）加大两金占用的审计力度

1.加大对存货占用资金审计的力度。从存货成因入手，延伸至原材料的购入、储存、领用环节，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存货控制环节以及产品销售环节，认查找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管理建议及降低库存物资的措施。进一步加大对存货边界管控力度，落实责任，严格考核，盘活资金，降低库存。2.开展往来款项管理专项审计。根据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专项审计工作方案，定期对公司往来账款做了全面清查，分析款项形成的原因，从行业信用风险、营销政策、产品竞争力分析；应收账款管控边界确定；信用政策和赊销额度的确定；逾期应收账款的清收措施等环节入手，对相关制度进行了全面梳理，重点查找薄弱环节，对加强业务衔接制度的修订及考核制度制定提出了管理建议。

（六）抓好项目审计，提升项目审计创造价值的直接效果

在全价值链体系化精益管理中，充分发挥审计的预警、防御功能，从差错纠弊向风险防范、价值增加、促管理转变；从事后向事中、事前全过程控制转变；变被动防御为主动控制，针对建设项目关键环节实施跟踪审计，随着建设进程，把握好介入时机，严格控制审前审中和审后各阶段工作质量，凭借跟踪优势，及时对关键阶段和重要环节事项进行审计监督并提出改进建议，防范问题再度发生，将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减少浪费，使项目管理规范、有效。持续做好竣工结算审计，重点把住资金关，进一步提升项目审计创造价值的直接效果。

（七）统筹审计资源，提升审计监督科学化水平

统筹审计监督资源，充分发挥“三位一体”大监督体系合力。使审计与纪检监察、监事会工作同部署监督、同落实、同检查，协调配合。在企业全价值链体系化精益管理战略中，提升审计监督科学化水平，着眼于企业发展质量和效益，开展系统性的改善，查找出影响企业发展质量的根源性问题，提出系统明确可量化的改善目标，并逐层分解，有计划有步骤地督促实施改善。

（八）强化整改落实，确保审计工作成果最大化

发挥审计的监督作用，加强对审计结果落实情况的跟踪管理，及时把审计发现的问题和整改要求传递给相关业务部门，督促相关部门整改。通过对审计结果信息的归纳、分析和提炼，以及审计成果的多层次利用，为公司决策和业务部门管理活动提供建议的支撑服务，切实促进公司管理水平提升，发挥审计工作价值创造关键控制环节的作用。

（九）加强审计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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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经济转轨是近年来研究热点之一，但研究方面多涉及传统经济学领域，较少涉及生态环境领域。文章在总结前人观点的基础上分析经济转轨进程中生态环境效应，着重分析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生态环境正负效应。总体而言，市场经济生态环境效应要优于计划经济，市场经济为提高资源配置和资源效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生态环境经济政策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但同时也要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规避其带来的生态环境负效应。

［关键词］经济转轨；管理机制；生态环境效应

［中图分类号］F12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3）01-0019-05

一、引　言

国内外学者关于经济转轨的研究比较多，但对其还没有形成一个确切的定义。经济转轨也叫“经济转型”或者“经济过渡”，主要研究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社会主义世界计划经济消解、市场逐步形成的这一过程（胡德宝，2010）[1]；经济转轨主要是指社会经济从一个历史阶段向另一个历史阶段的转变，具体而言主要是指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唐末兵，2005；光，2007）[2][3]；转轨经济一般情况下，就其原来意义来说，无论“过渡经济”、“转轨经济”，还是“转型经济”，其含义并无太大区别，均指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制度转换（张仁德，2006）[4]。综上所述，许多学者基于传统经济学的视角将经济转轨定义为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笔者认为经济转轨内涵非常丰富，不应仅仅指对资源配置方式起重要作用的体制的转变，还应包括发展模式、发展要素、发展路径的选择。

目前关于经济转轨的研究内容多集中在传统经济学领域，例如市场化转轨过程的描述和分析[3]、转轨经济比较方法论[4]、经济转轨过程中自然垄断行业规制改革及绩效差异[5]、转轨经济中的国有企业重构[6]、经济转轨不确定性对我国城镇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7]、转轨路径、经济增长与转轨理论范式研究[8]、经济结构对体制转轨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9]等。然而，经济转轨所带来的不仅仅是上述社会经济效应，它还改变了企业的运行模式和政府的管理模式，对企业的生态环境决策和政府的生态环境管理产生重大影响，从而带来生态环境质量的改变。但当前对于经济转轨过程中的生态环境效应研究比较少，主要有李国柱、马树才从定性和定量方面研究中国经济体制转轨与生态环境质量的关系[10]；侯伟丽从定性角度分析中国经济转轨的生态环境的效应[11]；季斌、沈等从定性和定量、尤其定量的角度分析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转轨的生态环境效应[12]等。因此，有必要研究经济转轨带来的生态环境效应，对于区域建立和完善可持续发展机制有重要的意义。

二、经济体制的基本类型和特征

张春霖认为经济体制是人类为解决资源配置和动力问题而确定的一组机制，包括决策、信息、激励、约束的机制，强调所有制和协调机制并不是经济体制的构成要素，进而又把上述四种机制分为两组，即决策—信息机制和激励—约束机制[13]。张仁德认为经济体制是借助于经济体制实行资源配置的一整套经济系统，或者说是对资源配置作出决策和执行这一决策的一整套组织安排[14]；樊纲、光认为经济体制是一定的经济制度或者生产关系所采取的具体组织形式和运动方式，包括社会组织和管理经济的制度、形式、方法及经济运行机制[15]。上述定义从不同角度揭示了经济体制的特征，笔者基于上述研究结论对经济体制的含义进行重新界定。经济体制主要是指资源配置的方式，这种方式也可以认为是在一系列机制运作下的制度安排，不仅仅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和企业所有制结构，还包括整个国民经济的管理体系和制度，主要分为计划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两种。计划经济体制是指经济运行主要通过政府在整体的宏观调控、总量控制、结构调整、经济布局等方面发挥作用，其主要特征是计划成为配置资源的基本方式、国家通过指标的方式直接管理企业、国家所有制是经济体制的基础、强调国家利益等[16]；市场经济体制是指经济运行主要通过市场在微观经济领域、日常生产经营活动和有关资源配置等方面发挥作用，其主要特征是市场通过价格机制、供求机制、竞争机制高效率地配置资源，生产者和消费者是决策的主体，追求个人、企业利益是经济活动的基本动力[17]。

三、计划经济的生态环境效应分析

（一）“公地悲剧”的产生

马歇尔·戈德曼（Marshall　Goldman）曾对这个问题有过简练的描述，计划经济形成了个人理性与集体经济的偏离，由于不存在资源的私有产权，工厂经济不必为其使用的土地和资源付费，这就导致了对资源的过度使用。从理论上讲，计划经济体制可以避免外部性问题，只有按照自己的方式处置资源时，真正的“公地悲剧”才会产生。整个社会或者多个单位共同占有公共资源，公共资源的产权清晰而使用权模糊，经济主体往往可以以较小的成本就可以获取公共资源，最终会使公共资源枯竭[18][19]，计划体制对资源的配置效率低下和企业将追求利润作为经济业绩，也浪费了大量的资源和污染了生态环境。此外，计划经济体制下，资源、生态环境政策、制度、观念不完善，往往导致资源的过度使用和生态环境污染。另外，国家作为社会成本的承担者和强制执行者，仅具有纯理论的意义，企业使用资源和排放污染物不需要支付成本或者支付很小的成本，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企业运营机制和价格机制也加速了资源的过渡利用和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力度；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制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也对资源生态环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例如重工业为重心的工业建设、和化运动造成了资源的大量浪费、“大三线”和“小三线”建设使得错误的工业布局引发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以钢为纲”、“以粮为纲”方针忽视生态规律，造成生态生态环境的极大破坏。

（二）重工业优先发展赶超战略的负作用

由于当时的国际背景和国内背景，迫切需要尽快建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尽快实现工业化，我国采用苏联的工业化发展战略选择了一条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发展道路，然而重工业这种资金、资源密集型产业并不符合我国的优势，因此重工业的发展必须在扭曲的宏观政策中得以生存和发展。根据现有的研究成果表明：重工业结构是生态环境效应的主要因素，是影响生态环境质量的主要驱动因子[20]。纵观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是计划经济时期的重要特征之一。我国重工业化时期大致分为五个时期，即1949年～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重工业优先、“一五”期间的重工业化、“二五”期间的“”对重工业的强化、1961年～1964年对“”的纠正、1965年～1978年备战和三线建设对重工业优先的再次强调[21]。长久以来的计划经济体制形成了重工业太重，轻工业太轻的畸形产业结构，重工业的发展不仅消耗了大量的资源，而且使生态环境破坏严重。著名的经济学家吴敬琏研究员认为重工业一般具有两大特征：一是高污染的特征，传统的重工业发展模式往往是粗放的、外延式的发展道路，重工业的过度发展造成本来已经很脆弱生态生态环境加速破坏；二是资源的高消耗特征，重工业的加速发展必然使得本来已经非常短缺的水、土、煤、电、油等基本资源高度紧张，企业的正常生产和群众的正常生活都受到负效应的影响[22]。

四、市场经济的生态环境效应分析

（一）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生态环境正效应

1.　市场机制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和利用效率

市场经济最重要特征就是市场机制或称为价格机制，市场机制在反映资源稀缺性、提高资源更有效率的利用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微观层面上，企业对于市场上的价格信号能够做出灵敏的反应。市场价格的波动，及时地反映出市场对各种产品的需求，以及各种资源的稀缺程度，通过企业的自发行为，促使生产要素流动，经过一定的过程，使资源得到优化配置，从而提高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23]。宏观层面上，由于坚持了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和宏观调控，价格信息真正能够在资源配置中起导向作用，市场经济体制资源配置实现较计划经济体制高的效率。以水资源为例，研究表明，市场发育程度越高，水资源配置效率越高，反之越低[24]。建国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无偿供水或者低价供水，城市生活和工业用水的价格也是严重扭曲，极为严重浪费水资源[25]。由于水资源的无价或低价，使用者很难通过技术创新来减小成本，据调查灌溉农田比喷灌、滴灌分别多耗水30%、70%，粗放使用不但加剧了水资源的浪费，还造成了土地盐渍化和地面沉降等生态生态环境问题出现。市场经济体制下水资源有偿使用法律、办理办法等明确规定了各类用水全面实行有偿使用[26]，不仅使供水单位取得了明显的经济效益，而且对节水工作的开展，提高用水利用效益，均起到了经济杠杆的作用。另外，市场机制促进了非国有企业的发展，集体、三资、私营等各种产权类型的企业大量出现，这些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体，在能源、原材料的需求上展开了竞争。市场机制的引入建立了资源市场，在价格机制的引导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不断扩大。

2.　市场化有利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全要素增长率和产出增长的贡献率远高于传统经济时期，这将有利于生态环境质量的改善[10]。高投入、低效益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在前苏联、东欧国家及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由来已久，政府多次强调转变经济方式却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其原因何在？[27]著名学者樊纲认为归根结底这不是认识、管理、政策问题，也不是发展战略问题，而是体制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我国外延式发展的问题不可能根治[28]。刘国光学者也认为，相比较而言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对经济增长方式制约性更大，这种制约性不仅反映在微观层次的企业经营机制上，而且体现在宏观层次的经济调控体系和调控手段上[29]。刘传江学者认为传统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因其忽视个人利益和经济激励、排斥市场制度与市场机制，因而不仅会因为缺乏技术创新、缺乏高效率的激励和动力机制而内生出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而且还决定了这种增长方式的锁定状态[27]。上述观点表明，经济体制转变和增长方式的转变应该是同步的，市场化程度的提高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市场化可以通过三个渠道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第一，市场经济体制有利于形成灵活、准确反映各类自然资源相对稀缺性的价格体系，逐渐替代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不合理的资源价格体系，从而为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和优化配置提供前提[10]，目前价格几乎全部决定市场上供需变动的产品，受指令性价格影响的工业品占工业总产值的份额较低；第二，市场经济体制有利于调整产业结构，通过市场调整，形成有别于计划经济体制的高度化和协调化的产业结构；第三，市场经济体制有利于促进企业研发和采用新技术以在竞争中保持优势，以增进资源配置效率和降低生态环境污染程度。

3．　市场化有利于生态环境经济政策的实施

生态环境政策是协调发展与资源生态环境之间矛盾的手段，同时也是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延伸和实现其发展目标的重要调控手段[30]。生态环境政策包括生态环境经济政策、生态环境法规制度、生态环境公众参与等三个方面。目前已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生态环境经济政策，主要包括排污收费、排污权交易、生态补偿、资源生态环境税收等方面，生态环境经济政策的实施对于降低生态环境保护成本、提高行政效率、减少政府补贴、扩大财政收入以及提高公众生态环境意识诸多方面起到了较好的效果。在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渐进的改革时期，这些带有鲜明时代特色的生态环境政策与市场经济手段相结合，比较有效地缓解、控制了污染排放[31]。目前，主要存在两种手段，一种是政府干预的方式解决环境问题的经济手段，如环境资源税、环境污染税或排污收费、环境保护补贴、押金退款制度等。另一种是市场机制的方式解决环境问题的经济手段，如自愿协商制度、污染者与受污染者的合并、排污权交易制度等。近年来国家积极推进环境税费改革、环境价格和收费改革、绿色资本市场完善、生态补偿政策的实施、排污交易市场的试点、绿色贸易和绿色保险的实现、环境污染责任强制保险、企业环境行为信用评价、绿色信贷和银行绿色评级、企业环保债券等体现了我国环境管理的市场手段更加健全，环境经济政策体系建设日臻完善，注重市场机制在解决环境问题中的作用。

（二）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生态环境负效应

市场经济相对于传统经济体制在经济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但市场经济体制的调节有以下缺点：①只能解决微观经济平衡问题，不能解决宏观经济平衡问题；②市场机制只能反映现有的生产结构和需求结构，而不能反映国民经济发展的长远的目标和结构；③市场机制的有效作用是以充分竞争为前提的，而现实条件下由于信息不透明和垄断等因素下难以实现充分竞争；④许多社会消费的公共产品难以通过正常的市场价格机制加以分配[17]，以及生态环境资源本身的公共物品属性使得市场经济并不能解决所有的生态环境问题，相反有些资源生态环境问题反而在市场经济的作用下变得更加恶化。

一方面生态环境和资源往往属于公共财产，破坏生态环境、浪费资源将会给他人和社会带来外部不经济性，但却可以降低生产者的边际私人成本和增加消费者的边际私人效应。换句话说，对于外部性的生态环境和资源问题来说，市场机制是不起作用的，另外市场机制往往只能反映[前和局部利益，难以解决长远和整体利益，因此市场经济难以解决可持续发展的问题[32]。另一方面，我们的经济体制转变仅仅30年的时间，而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体制转变却用了上百年的时间，我们国家的市场经济体制在制度方面还有很多不足之处，由于生态环境污染和资源消耗往往给他人和社会带来外部不经济性，却能给企业和消费者带来[前与局部利益，然而企业和消费者行为的不规范就表现为生态环境和资源的恶化。

以海洋渔业资源为例，随着水产品价格不断升高，以及资源保护、维持水产品资源再生能力的意识极为淡薄，缺乏资源持续利用的观念，20世纪70年代后期随着渔业市场的迅速发展，尤其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近海捕捞过度，水产资源严重衰退，传统的底层鱼类资源衰退最严重，形成了“见有就补，越捕越少、越少越捕”的恶性循环[33]。又如农村资源生态环境具有一定的“公共属性”，几乎没有有效的经济手段对农业生产中的社会收益大于私人收益中的部分给予一定补偿，对社会成本大于私人成本的部分收取一定费用。这实际上鼓励了农村居民采用掠夺式生产方式。由于生态环境保护尤其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本身是一项公共事业，属于责任主体难以判断或责任主体太多、公益性很强、没有投资回报或者投资回报率较小的领域，对社会缺乏资金吸引力。同时由于农村生态环境保护资金利用率较低，有限的农村环保资金没有产生出最大的生态环境效益。目前在实施农业和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建设项目上，还存在着资金分散、重复建设和“自上而下”的决策现象，资金分散到多个部门，难以达到协调统一效果[34]。综上所述，市场机制并不能解决所有的生态环境问题，由于资源生态环境的公共物品属性，市场体制也有不能企及之处，因此必须充分发挥政府生态环境保护和资源市场建设方面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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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原因；经济制度；苏联解体

1.从经济体制上，指令性计划经济致使经济体制失灵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苏联统治阶段末期，国家的经济体制总的说来表现为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然而就当时的国家形势来讲并不适应苏联上层建筑即国家政治制度的发展。苏联长期以来一直都在实行以国家为基础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国家通过行政手段建立国家所有制，又通过行政手段快速地从集体所有制转化为全民所有制。国家计划成为管理经济运行的主要手段。计划一经制定，就成为了国家的规定，必须完成。

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是排斥货币和市场的，而仅仅把完成国家计划的规定作为经营活动的根本目标。完全忽视物质利益的刺激，仅仅靠行政手段做动力驱动机制。这种机制在战争时期还是十分有效的，但是随着环境条件的变化，这种用行政手段的驱使机制的作用越来越不明显了。加之苏联后期在劳资分配方面的平均主义，严重伤害了劳动者生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最终导致经济体制运转不灵，国民经济失去活力。苏联的这种指令性计划经济一方面否定价值规律的作用。在苏联的经济体制内，决定商品的价值量不是由生产该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而是由于统治者根据自身的情况来确定的，长期照此实施必然会导致市场出现严重的问题。另一方面，指令性机会计划经济忽视市场机制的作用，他们限制商品货币之间的关系，意图用行政命令的手段来管理国家的经济。1990年至1991年在苏联全国范围内出现的卢布危机就是一个很好的事例，国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所出现的财政赤字无法通过市场来进行调节，而盲目的扩大货币发行量无疑会使得国家步入通货膨胀的国家国币信用危机。不难想象，长时间的运用这种方式来发展国家的经济，必然会导致国家的经济体制出现问题。

2.从经济结构上，片面发展重工业致使经济结构失调

苏联社会主义建设面临着非常复杂的国内外环境，当时国内条件比较落后，国外面临着资本主义的敌视和战争的威胁。因此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别强调发展工业，尤其是发展重工业，用以保障国家独立和加强国防建设。斯大林说： “不是发展任何一种工业都算做工业化。工业化的中心， 工业化的基础， 就是发展重工业（ 燃料、金属等等） ， 归根到底，就是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 发展本国的机器制造业”。苏联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是以牺牲农业发展速度换来的。在农业集体化之后，为了保障重工业的发展，过多的向农民征购农产品，而且价格很低，致使农民收入减少，严重影响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戈尔巴乔夫说： “我国经济是世界上最军事化的经济， 把最大量的经济花在国防上”。直到苏联解体前，官方数据表明，苏联的农轻重发展比例是1∶1∶3。经济发展比例失调严重阻碍了苏联经济的持续快速的发展。所以，随着时代的发展，经济中心必然会向着高新科技的企业转移，生产也逐渐由大规模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聚集而转变成分散的生产形形式。苏联的经济发展的基础产业是重工业。然而当一个国家工业化完成后，其工业结构也必然由生产资料的生产工业转移到生活资料的生产方式，苏联片面的发展重工业，致使其轻工业的发展长期停滞不前，严重制约了苏联重工业的扩大再生产和生产力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因此苏联缺乏进一步扩张和提升生产的能力，致使经济发展动力不足，最终的结果就是使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出现极大的问题。

3.从经济战略上，粗放型经济战略致使经济发展停滞不前

苏联的经济是以高速度发展为首要任务的，发展的目的是追求速度和数量。因此，苏联长期执行的就是粗放型的发展战略。为了可以在经济增长速度和产品数量上赶超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而选择的经济发展战略。追求速度是苏联经济发展的目标，苏联长期以来高速度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的是多投入，高消耗来维持的。苏联粗放型经济发展策略造成原材料和能源消耗过大，导致经济发展成本增加，致使生产效率低下，投入产出比下降。粗放型经济发展战略导致企业缺乏活力， 缺少把资料转化为生产力的动力。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体制的消极作用也随之显现出来， 其低效益、高成本、高浪费的弊端致使苏联后期的经济发展停滞不前。这种僵化的经济模式使苏联经济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这种破坏性表现为苏联的经济增长速度缓慢、国民经济（农、轻、重）比例失调；国内货币发行失去控制；国际上债台高筑；通货膨胀率越来越高。总之，僵化的苏联经济体制导致了苏联的经济危机，经济危机进而导致信仰危机、政治危机和民族危机，并最终导致苏联的解体。

马克思说过：“物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每一种政治体制的改革和变迁都是由于各种经济活动和社会经济因素变动所共通过作用的结果。因而，在苏联解体的整个过程中，经济无疑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重视经济因素的发展与变迁，预计经济形势的走向和结果将是我们在社会和国家发展过程中不变的永恒课题！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1995

[2]《斯大林选集》人民出版社，第一版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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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资源的合理与有效配置通过政府制定的集中统一的计划，这种资源配置方式决定了经济决策权的高度集中，因为资源的配置者是政府，全社会统一的计划只能由政府做出，而不是由千千万万个经济主体分头做出。我国原有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正是这样的，在经济管理上，政府不仅管宏观，而且管微观。在管理方式上主要不是经济手段，而是靠行政命令。实际上，把全国视同为一个大工厂，众多的企业不过是这个大工厂的车间。企业基本投人要素—人、财、物，企业的生产过程—供、产、销，以及产品的价格，都由政府决定，国有企业实行国有国营，政企职能不分。由于不承认企业具有独立的经济利益，集中统一的计划，按照行政区划、行政层次，采用行政命令加以实施。结果，企业成为政府机关的附属品，丧失了活力。

通过计划配置资源，实现资源配置的优化和有效，需要两个前提条件:第一，完全准确的经济信息，没有这个前提，计划决策必然不符合客观实际而失误。第二，不同经济主体，包括各级政府、企业、家庭和个人，在价值观或利益的完全一致，以保证计划决策的完全实现。这两个前提条件是不可能具备的，在现代经济条件下，经济信息舜息万变，错综复杂，靠计划经济体制下，按照行政等级流动的纵向信息体系，不可能使经济信息的传递与反馈迅速而淮确。不同经济主体在利益上是多元的，具有不同的价值观或经济利益。因而集中统一的计划目标不可能完全实现，用集中统一的计划配置资源，也就不可能达到合理和有效。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资源的配置通过市场供求与价格的波动，资源配置者不是政府，而是市场上一个个经济主体。这种资源配置方式下，经济决策必然是分散的，资源配置决策由成千上万个企业和家庭个人分头做出。由于市场配置资源固有的缺陷和失灵，政府的职能在于弥补市场的缺陷和失灵，从宏观上对经济调控。由于经济主体利益的多元化，政府主要运用财政、金融等经济手段通过影响经济主体的利益，加以实施，以实现资源合理与有效配置。因此，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必须转变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与方式。

要确定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首先要研究市场经济固有的缺陷。政府瞥理经济的职能在于弥补市场配置资源的缺陷和不足，凡是市场调节能够解决的问题，就不需要政府干预，凡是市场不能解决的问题，正是需要政府发挥作用的地方。

市场经济已实行过数百年。历史实践证明，市场配置资源并不是十全十美的，市场调节有其固有的缺陷，也有失灵的时候。

第一，基于市场调节是由各个经济主体根据市场信号进行的事后调节，因此，它不能确定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目标，也不能避免经济增长过程中的波动，达到经济的均衡需要较长的时间并伴随资源的浪费，而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要求按照顶定的目标，稳定协调地增长。

第二，市场调节不能解决某些宏观经济变量的确定和控制，如国家预算的收支总量、信贷收支总量、外汇收支总量等等，而这些宏观经济变量的调控，对经济稳定增长具有决定意义。

第三，市场调节不能解决收入分配的公平。在公平与效率的选择中，市场调节注重效率而忽视公平。收人分配的公平和社会成员的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重要目标。

第四，市场竟争有产生垄断的趋势，而垄断使价格在反映资源的相对稀缺上失真，从而妨碍市场调节作用的发挥。

第五，市场调节不能有效提供社会必需的公共产品和劳务，也不能解决诸如环境污染、生态平衡等问题。

上述种种问题均是市场配置资源所不能解决的向题，也正是需要政府加以干预和宏观调控的地方。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主要是统筹规划、掌握政策、信息引导，组织协调，提供服务和检查监督等。

统筹规划、掌握政策，就是制定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计划、方针政策，制定资源开发、技术进步和智力开发等方案，部署公共和基础设施、以及短缺产业的发展。

信息引导和组织协调，就是为各地区、各部门、各行业企业提供经济信息，引导资源配置，通过组织协调，协调地区、部门、行业与企业间的经济关系，搞好宏观经济的综合平衡，运用经济、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保持经济稳定协调的发展。

提供服务，就是积极培育和发展市场体系，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汇集和传播经济信息，为企业发展提供多方面服务，创造良好的社会坏境。

检查监督，就是监督检查企业执行国家法律、法规，照章纳税、交费，保证固有资产的完整和增殖，维护企业依法行使企业经营的自，反对垄断，保护公平竞争。

转变政府的职能，不是要削弱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既有不该管而管，不该严而严，微观管得过多过死的一面，也有该管而役有管，不该宽而宽，宏观没有管好的一面。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府对经济的管理，既有应当削弱的一面，也有应当加强的一面，以实现宏观管住管好，微观放开搞活的要求。

我国经济体制处在新旧体制交替时期，处在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时期，在这种体制背景下，要转变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要切实做到政企分开。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作为资源配置者的企业，应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主体，企业的基本投人要素和企业的再生产过程和生产经营决策应由企业自主决定。改革以来，企业自已有所扩大，但企业还远远没有成为独立的经济主体，其中重要原因就是政府对企业千预过多，国家法规已确定的企业权利往往为各级政府和主管部门截留。要转变政府的职能，必须切实做到政企分开，凡是国家法令规定属于企业的职权，各级政府均不应干预，切实落实国务院关于转换《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经营机制条例》给予企业的各项权利。

第二，加快建立和完善包括商品和生产要素在内的市场体系和市场机制。只有建立完整的市场体系和形成完善的市场机制。各种市场信号才有可能成为反映资源相对稀缺程度的指示器，政府才有可能通过市场，运用经济手段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才有可能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又是一个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市场体系远远没有得到充分的发育，完善的市场机制也远远没有形成。要改变资源的配置方式，要转变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就必须运用政府的力量，加快市场体系和市场机制的发育，建立各种市场法规，限制垄断，保护公平竞争，使市场有序的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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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俄罗斯经济；经济转轨；休克疗法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07-0000-02

一、俄罗斯为什么选择激进的休克疗法？

（一）什么是休克疗法

首先来说明什么是休克疗法，休克疗法就是激进式的反经济危机措施，主要推行“三化”政策，即“自由化”，“稳定化”和“私有化”。俄罗斯在经济转轨初期曾围绕这“三化”推行过一些激进的改革措施，其中主要包括：第一，开放价格市场，即市场上80%以上的商品的批发价格由市场的需求与供给关系来定。第二，推行紧缩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其中，紧缩的财政政策包括两点，首先是通过增加税收来提高财政收入，其次是减少财政支出。紧缩的货币政策则包括限制国有货币的发行规模以及企业的信贷上限。第三，加大进出口贸易规模，逐步放开经营组织进行对外贸易的条件，允许只要是在俄罗斯境内注册的公司都可以进行外贸活动。第四，实行私有化政策，推进私有化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的发展。第五，允许俄罗斯的50国可以随意兑换卢布，实现汇率的逐步统一。

（二）采取激进的休克疗法的原因

那么，俄罗斯在经济转轨中为什么会采取这种激进的“休克疗法”呢，结合当时的经济背景，主要有以下五点。

第一，在斯大林之后的数次经济体制改革都没有取得成功之后，俄罗斯注意到市场经济体制模式在经济体制改革中的重要性。在这之前，苏联对市场经济机制一直处以否定的态度，使计划经济体制过于根深蒂固，无法进行全面性的改革，所以在经历了几次失败后，俄罗斯的民主派开始意识到必须把市场经济模式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头戏。

第二，当时苏联的经济形势不断恶化，在1990年年初至1992年年初之间，苏联的GDP，GNP以每年2%-3%的速率下降，经济增长率也处于负增长状态，到了1991年年末，俄罗斯的预算赤字比当年的计划赤字上涨了五倍，在俄罗斯的所有地区中，有2/3以上的地区的粮食储备粮为零。不仅如此，在所有粮食中由于供应商的供应量不足导致的不能交易的食品种类达到90%，这种严峻的经济状况正是导致俄罗斯采取激进式休克疗法的直接因素。

第三，当时的政治形势是导致新任的执政者采取激进式的经济转轨的间接原因，在8.19时间至苏联正式解体，俄罗斯的旧政治力量逐渐解散最后瓦解致使旧的国家经济已不可能进行正常的经济调节功能，并且不断地陷入经济萧条之中，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的民主派决定必须采取激进式的改革建立民族国家。

第四，旧的经济体制已经在当时的俄罗斯人民的心中留下烙印，与此同时又在西方国家实行市场经济体制模式取得的成功中看到了希望，正是由于这种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妄想风”，认为只要通过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就能解决当时的经济困境，进一步加快了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进程。

第五，随着苏联的解体，俄罗斯的民主派获得了领导权，但是当时的领导地位并不牢固，所以，为了稳固民主派在执政党的执政权力，俄罗斯采取激进的改革方式，推行私有化政策，削弱以国有制为核心的计划经济体制，使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形成不可逆的趋势。

二、采取休克疗法进行经济转轨失败的原因

从俄罗斯在经济转轨进程来看，采取休克疗法必然导致失败，归其原因主要有三点。

（一）采取休克疗法与当时的俄罗斯的国情不相符

首先，休克疗法强调“自由化”，不仅通过紧缩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使经济达到稳定水平，而且是在自由的经济市场下进行自由的竞争进而提高GDP，那么为了做到这一点，企业就必须对市场的供给与需求的变化作出迅速的反应，但是这个要求只有在市场经济体制模式下才能实现，也就是说休克疗法成功的前提是国家的经济体制必须是已成型的市场经济体制。

然而，俄罗斯在经济转轨时主要是以国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体制并不是市场经济国家，而是企图通过市场经济转轨实现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换，实现以私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国家。这从根本上就不满足休克疗法成功的前提条件，因此，俄罗斯在不符合采取激进的休克疗法的条件下仍然采取这种措施并企图通过这种方法实现经济转轨和经济复苏取得了失败。

（二）过度抄袭西方的市场经济模式

俄罗斯在经济转轨中过于借鉴西方的模式，推行了自由市场经济模式，这种做法没有考虑到当时的国情造成改革的失败。

自由的市场经济模式是在私有制为核心的前提下削弱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并使国民的社会保障市场化，但当时的俄罗斯的经济权重中国有经济占有绝大部分，而且其中计划经济的规模很大，这与自由市场经济模式毫不兼容，最终必然导致改革的不成功，就以上两点继续进行深入分析。

首先，就第一个不兼容来说自由市场经济的主体必须是私有制，而在俄罗斯原来的经济结构中，私有经济及非国有经济所占比例不到15%，80%以上的经济为国有经济，这一点就从根本上决定了俄罗斯试图通过自由市场经济在短期内将国有制转为私有制的做法是行不通的，因为国有变私有是一个长期缓慢的过程，需要逐步的进行改造。

其次，自由市场经济不赞成国家进行宏观调控，这与俄罗斯的计划经济体制相冲突，因为在当时的俄罗斯的经济调节中，国家干预占到重要作用，这恰恰与自由市场经济背道而驰。

（三）与市场经济转轨规律不协调

俄罗斯在推行激进的休克疗法进行经济转轨时出现了两个违反市场经济转轨规律的地方。

第一，俄罗斯采取休克疗法推行了一些政策，这些政策在现在看来是与当时的俄罗斯经济条件完全不相符的，如前所述，俄罗斯虽然在当时开放了价格，可当时的市场上的商品供应严重不足，实行紧缩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却没考虑到生产力的急剧下降；不断加大私有化的进程却没意识到初始资本量的短缺。

第二，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条件除了有私有制作为前提外，还需要一套完整的市场运作机制来调控市场的经济活动，然而，要想形成这样一个成熟的体制是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这说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并非在短时期内就可以完成，企图用激进的快速转轨方式与经济转轨规律并不相符。

三、政策的内在矛盾

（一）国家干预力度的削弱与稳定经济间的矛盾

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最首要的问题就是要稳定经济，查看历史可知，在转轨初期俄罗斯正处于经济危机中，市场的供给与需求完全不平衡，在这种情况下，既要实现向市场经济的过度又要缓解经济危机，稳定经济，就必须依靠国家的宏观调控经济的手段，然而，放开价格政策间接的在对国家干预进行阻挠，使经济危机更加严重。

（二）紧缩的财政政策与信贷政策间的矛盾

在进行经济转轨的初期，除经济危机外还存在严重的财政危机，要实现稳定经济的目标，提高社会生产力就需要增加投资量，而同时要解决财政危机就必须减少政府支出和国家投资，一旦紧缩信贷，又与提高生产力的目标相矛盾导致在紧缩性的财政政策与信贷政策间存在矛盾。

（三）休克疗法采取的措施与私有化进程间存在矛盾

俄罗斯通过采取激进的休克疗法，开放价格市场，逐步减少计划经济和国家干预程度，实现大规模的私有化。在实际的实施过程中，前三点实践起来相对容易，可最后一点却很难在短期内就形成，但是没有私有制代替国有制这一根本性的变革，经济的转轨就不可能成功。因此私有化的进程与政策的不同步使计划经济迅速被停止而市场经济无法在短时间内形成，造成一时间的经济处于虚无状态，经济稳定难以实现。

四、结语

本文结合俄罗斯在经济转轨时期的背景，首先解释选择激进的休克疗法的缘由，主要是“幻想式”的想通过西方的市场经济模式来改变现有的计划经济模式，解决当时的经济危机等严重的财政状况，然后分析选择激进的休克疗法失败的原因即：休克疗法与当时的俄罗斯的国情不相符，过度抄袭西方的市场经济模式，与市场经济转轨规律不协调。最后归纳出休克疗法与当时俄罗斯的国情之间的三个方面的内部矛盾即：国家干预力度的削弱与稳定经济间的矛盾，紧缩的财政政策与信贷政策间的矛盾，休克疗法采取的措施与私有化进程间的矛盾.

参考文献：

[1]郭连成.俄罗斯经济转轨理论述评[J].国外社会科学，2002（3）.

[2]格・科勒德克.从休克到治疗：后社会主义转轨的政治经济.上海：远东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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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人”假说

计划经济 市场经济 体制转轨

“经济人”的概念历史悠久，仅仅把“经济人”理解为一个简单的概念，认为它只是为了理论简化的目的而存在的观点是片面和不完善的；笔者认为应该把“经济人”当作一种假说来看待，因为作为一种假说“经济人”是一系列命题的组合，其内容是历史、现实等很多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经济人”假说是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基石之一，它自提出开始就不断地受到批评和指责，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使得“经济人”假说完成了从提出、发展到逐步完善的过程。对于“经济人”假说的认识，我国经济学界是伴随着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这一进程不断的得以深化的，并且经济学界越来越倾向于承认这一前提，但是还存在很多的误解和偏见。本文对“经济人”假说的发展进行了简要概述，并对这一假说在我国体制转轨过程中的运用进行了分析探讨。

一、“经济人”假说的提出与发展

（一）古典时期。

“经济人”的思想是由重商主义者首先提出的，但将“经济人”假设系统的引入并运用于经济学研究中却是从斯密开始的：亚当·斯密在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中以“经济人”作为其理论体系的基本立足点展开他的论述，尽管斯密没有直接使用过“经济人”这一术语，但是此时他关于“经济人”的思想已经成形了。斯密在他的经济自由主义的主张下，认为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背后存在着某种“自然秩序”，且这种秩序是完美的由于它的运行“经济人”在追求私利时就会不自觉地实现公利，即利己的活动对社会是有益的。边沁在“经济人”思想的发展史上也有很显著的贡献，为“经济人”假说奠定了道德和心理学的基础。西尼尔和穆勒主要从方法论方面对“经济人”假说进行了探索，认为“经济人”是抽象人不能完全等同与现实中的人，只是现实中的人的一部分而已；主张“经济人”仅是一个重要的、基础性的假设。穆勒等人将“经济人”的利己本性发展为最大化原则。后来帕累托提出“经济人”概念时吸取了“边际革命”的成果，并建立了“经济人”在追求个人利益时如何实现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相统一的“帕累托最优条件”。在帕累托的时代，已经比较系统地完成了对一般均衡的存在性、稳定性和“看不见的手”的社会效果的论证。

（二）新古典时期。

这个时期的“经济人”假说的发展是在前一时期的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的，主要代表有杰文斯、瓦尔拉斯、马歇尔等经济学家。

（三）广义“经济人”假说时期。

他们将“经济人”假说推广应用于非经济学领域中，扩充了“经济人”的最大化目标，引入了非货币收入的因素。主要有：西蒙的有限理性论和次优理论，以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理论，贝克尔的经济理论等。

（四）对现代经济学中人性假设的反思和展望。

1998年，诺奖得主阿马蒂亚·森承认经济学在研究世界的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时，经济学需要人类“自利”普遍人性的假设，以追求最大化的目标来描述解释和预测经济生活；但是应该加入伦理的内容，承认人类行为动机的多样性，使人性假设最为逼近真实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对于“经济人”与“道德人”分离的“斯密问题”如果说从开始就被误解，那么在经济学研究中这种分离现象是客观存在，经过不断的批判和修正，特别是阿马蒂亚·森的研究这种情况得以复归。

二、“经济人”假说在我国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的作用

在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水平下，各种资源包括：人利资源、非人力资源、时间等资源还存在稀缺性，还不能实现按需分配的理想的分配模式，故在当前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种经济关系的主体必然满足“经济人”假说。以前我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即用公有制取代私有制，生产资料全部归社会占有，以群体的利益代替个人的利益，完全否定通过市场来客观评价个人贡献的机制而用身份、等级、职权等方式来代替。

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是对人在经济活动中的选择和行为的不同的制度安排，它们各自内含的人性假设是不同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假定人是“道德人”即参与主体是理性的是非自利性；市场经济体制下假定人是“经济人”及市场参与主体理性的并且是自利的。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人们还是追求自身利益的，但这种行为不能直接表现出来只能通过扭曲的形式表现出来。计划经济体制不承认个人追求私利的合法性剥夺了个体追求私利的权利，此时企业缺少自主权没有足够的激励约束机制促使企业的高效生产，“道德人”只是缺少经济权利的单方面的“义务人”而已，这显然不符合人们追求私利的目标，故必然会导致生产的低效率甚至是无效率的状况。

三、结论

“经济人”假说已经奠定了在现代经济学中的地位，我国要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要改变传统文化中对于道德的强调远远重于对利益的强调的局面，通过对“经济人”假说历史发展的研究，我们认为“经济人”行为是现实社会中一种普遍的存在，应该成为我国经济体制转轨、深化改革和制度创新过程中必须承认的一个基本前提。我们的任务就是在承认“经济人”假说的前提下，通过建立一种恰当的机制，促使人们追求自身利益的行为客观上有助于社会整体目标的实现，为在新的时期进一步推进我国经济体制转轨和深化改革提供理论依据。

参考文献：

[1]王新新，“经济人”假设的合理性及其现实意义［J］，《甘肃社会科学》，1998，(3).

[2]张延，对西方经济学基本前提假设的研究［J］，《北京大学学报》，19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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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财务制度；税法；会计准则；关系；探讨

中图分类号：D92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1-0-01

一、引言

随着新会计准则的颁布和实施，我国的会计管理制度模式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制度型向准则型逐步转化，此项改革具有重大意义，不仅能够规范企业的会计事项处理，而且还能有效提高会计信息质量，也是我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换的重大举措。新型的具体的会计准则的颁布，必须对原有的财务制度与税法政策进行改革，平衡三者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二、财务制度、税法与会计准则是企业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关系的平衡点

从不同的角度入手可以发现财务制度、税收和会计准则之间的关系也会存在差别，但始终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三者在平衡企业利益与社会利益关系上所起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尽管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日渐成熟，这个结论照样适用，只是在不同的所有制结构下三者的结合方式会有所不同。

在实行改革开放以前，国有企业是我国经济的基本成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按劳分配制度来实现社会资源的配置以及社会总产品的分配。这种经济运作方式也被许多的集体企业等非国有企业竞相模仿。按照马克思经典理论中所阐释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首先对社会总产品同意进行分配，以国家为分配的主体，从而形成补偿基金和消费发展基金，使社会实现再生产。财务制度作为基金分割的直接依据，已经形成了资金投入、成本补偿等诸多标准。国家税收的基础是财务制度，其包含的补偿标准和收益确认标准是税收基础的最直接的依据。会计制度归根到底来说是在财务制度和税法要求下的报告格式和核算内容，其本质就是薄记制度。

多年的实践证实，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所建立的财务制度、税收和会计准则的定位缺点甚多。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分配权力掌握在国家手中，权力过于集中，导致企业对补偿基金和消费、发展基金无法掌握自，从职工的福利分配到企业的设施的更换再到项目建设都无法自行解决，都必须经由政府部门决定。

2.分配过程制约不明显。国家在进行分配时对于社会总产品的总体分配，比如有多少用于补偿基金，多少用于发展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计划和预算，有时甚至违背了经济生活的自身发展规律。

无论在何种社会和经济体制下，社会总产品都是在补偿基金、消费基金和发展基金之间进行分配，所不同的是不同的经济体制下三者分配的主体、层次和根据会有所不同。计划经济体制下，这种分配的层次是国家，这是弊端产生的最根本的原因，改革的主要方向是要将这种分配层次改为以企业，由企业掌握主动权和自。

三、财务制度与会计准则的关系

1.会计准则是人们经过市场经济的长期实践得来的，经过数百年的市场的催化，准则的逻辑越来越严密，概念体系也越来越规范。会计确认和计量的固有方式的形成原则例如真实公允、谨慎等时刻地规范着会计事务，使会计工作在市场经济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使资本的存量与增量的分割更加科学合理。

2.会计准则是处理投资者、债权人、管理者、企业职工、政府部门等诸多关系的内在稳定器和平衡点。而企业则是所有利益关系的纽带和结合点。广泛的经济利益既包含直接的经济利益，也包含以经济信息形式存在的间接利益，即拥有更多的信息者则掌握了更多了决策权，也就间接获得了更高的经济利益。

在资源的配置和分配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财务活动和财务管理。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由国家法律对资源进行配制和优化，都是在国家的计划和指导下进行的。所有者或者是管理部门决定资金的投入方向和多少以及利润的分配原则。国家主要是考虑社会秩序、保障债权人的利益作出一系列的宏观调控。而国有企业却与上述情况有很大区别，在国企中，国家是所有者，也是财务的管理者，对企业掌控全部的决策权，行使所有的职能。主要原因有以下三个方面：

1.资本的管理和控制对于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至关重要。国有企业的所有者即是国家，因此国家管理和执行全部资本的投放和收益。

2.国有经济成分作为市场经济体制下特殊的经济成分，不仅是实现社会主义经济最终目标的重要手段，也负担着许多其他的社会目标，例如形成合理的产业结构、解决就业问题等。

3.国有企业比私有企业的约束机制要弱得多，所承受的经营风险也要大得多。非国营企业大多由自己授权，风险意识要远远高于国有企业。

四、税法与会计准则的关系

在传统的经济体制下，财务制度是税法和会计准则的依据，会计准则根据其制定资产计价和收益标准，税法则根据财务制度确定税基。

关于会计准则和税法之间关系的讨论主要分为了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税收属于会计学科的一个分支，主要是集中处理与税收相关的会计业务，包括增值税的会计处理、所得税和消费税的会计处理。另一种观点是根据税收会计与财务会计的目的的不同性以及现实差异建立独立的税收学科。

五、结语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和日趋成熟，企业具体的会计准则的陆续颁布和实施，企业的会计准则体系必将越来越成熟和完善。财务制度和会计制度的有机结合会使会计准则更加适用，也会进一步促进税法的不断完善，与会计准则协调起来，共同促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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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防经济制度变迁影响主要因素

任何制度都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迁。国防经济制度的变迁,本质上是自身矛盾运动的结果,但同时也必然受到种种社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正是这些因素的联系和影响,构成了国防经济制度变迁的内在规律。影响中国国防经济制度变迁的因素很多,概括起来主要有四个方面。

一、国家安全形势

国家安全形势是指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内生存与发展所面临的基本态势及其走向。国家安全形势是动态发展的,其决定因素在于国家或地区之间在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的力量对比。一个国家对自己所面临的安全形势的判断和把握,直接影响着国家关于战争与和平可能性的评判与选择,从而在制度安排上做出相应的调整。国家安全形势对国防经济制度变迁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第一,国家安全形势的变化直接影响国防经济的总体规模和结构。国防经济的特性决定了它在整个国民经济系统中的比重和规模,但国家安全形势的变化会迅速改变这种局面。当国家面临现实的战争威胁、安全形势趋于紧张时,为保证整个国家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利益,国民经济中的很大一部分会迅速转入国防领域,国防经济的总体规模就会迅速扩张,国防工业生产和武器装备采购就会急剧扩大;当国家安全形势趋于缓和、战争危险解除时,原来紧急转入战争轨道的那部分国民经济就会逐步复员,国防经济的总体规模和结构也就随之改变。国防经济的这种伸缩性就要求国家在不同的安全形势下做出不同的制度安排。

第二,国家安全形势直接影响国民经济动员制度的变化。在相对和平时期,国民经济动员制度主要是致力于提高国家的国防潜力,同时应对各种突发性公共事件;而当国家安全形势恶化、战争危险来临时,国民经济动员就会迅速转入应战体制,国民经济动员制度作用的内容、方式和强度等,都以服务战争和赢得战争为根本指针。

第三,国家安全形势直接影响军队后勤保障制度的变化。不同的国家安全形势,会对军队后勤保障提出不同的制度需求。当国家安全受到威胁、战争一触即发时,就要求军队后勤保障以直接服务战争、最终赢得战争为中心,在战备物资采购、储备、投送等方面进行科学的制度安排,以保障战争的顺利进行,并加快战争胜利的进程;当战争结束或战争危险解除后,军队后勤保障制度服务于战争的功能并不会随之褪去,但此时就要求军队后勤保障制度更多地关注后勤保障效益的提高、促进国防和军队建设与国民经济建设协调发展以及改善军人福利待遇等方面。

二、军事战略方针

军事战略方针“是指导战争全局的方略,是战争指导者运用战争力量和手段达成战争目的的一种艺术”,是对战争中一些带有全局性、长远性问题的筹划和经略,赢得战争是其唯一使命。它是敌对(现实的或潜在的)双方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体现着国家的根本利益。军事战略方针的确立和调整,对国防经济制度的变迁有着深远的影响。

第一,军事战略方针的确立和调整决定着国防经济的总体规模和结构。一个国家如果奉行扩张性的军事战略方针,就必然会安排相应的制度刺激其国防经济超常发展,以满足其扩张战争的需要,其国防经济的总体规模和结构也就超出了本国防御的实际需要。建国以来,我国的军事战略方针虽然几经调整,但“积极防御”的总体性质始终没变,这就有利于我们在国防经济制度安排上保持适度的国防经济规模,既能保证国家安全的需要,又不妨碍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并且不会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从而有力地维护了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第二,军事战略方针的调整,会对国防工业生产、武器装备的采购及其管理体制、国民经济动员体制、军队后勤保障等方面提出新的制度要求。不同的军事战略方针,要求国防经济在武器装备生产的数量和结构、国民经济动员的方式和强度以及后勤保障的能力和方式等方面做出不同的制度安排。

三、国家经济体制

国防经济制度作为一个子系统,既从属于国家的国防制度,又从属于国家的经济制度。因此,当国家经济体制转型时,国防经济制度也会随之变迁。

第一,国家经济体制转型引起国防经济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的变化。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国防经济在生产资料占有形式(产权制度)上实行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国家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公有制具有了多种实现形式,这就必然引起国防经济尤其是国防科技工业产权制度、投资制度变迁。

第二,国家经济体制转型引起国防经济资源配置方式的变化。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国防经济资源由国家以指令性计划的形式统一配置,完全排斥市场的作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资源配置采用计划和市场相结合的方式,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这种资源配置方式的变化,对国防科技工业制度、装备采购制度、国民经济动员制度和军队后勤保障制度均会产生直接的影响。

第三,国家经济体制转型引起军队后勤保障方式的变化。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军队后勤保障自成体系,军队后勤社会功能齐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国家建立起包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等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这必然促进军队后勤保障的社会化改革,引起军队后勤保障制度变迁。

当然,影响中国国防经济制度变迁的因素还有很多,但上述因素无疑是最主要的。在一定阶段,当这些主要因素相对稳定时,国防经济制度也较为稳定;当主要因素发生重大变化时,国防经济重大就会随之发生质的变迁。

参考文献:

[1]D.C.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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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斯密定理;技术创新;经济增长;市场化进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1978年～2014年年均9.72%的高速增长，令世人惊叹。而今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下行压力与日俱增;同时能源供给紧张、环境污染严重等问题也显露无遗。种种迹象表明中国经济粗放的要素驱动发展模式已不可持续。故十会议适时提出了“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大部署，十八届五中全会更是再度将“创新发展”列为五大发展理念之首。这标志着“创新”对未来中国经济健康可持续增长的重要性已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基于上述背景，本文将从“斯密定理”出发，对未来如何有效地将创新发展付诸实践进行尝试性的探讨。

一、 “斯密定理”与经济增长

如何维持经济的长期高速增长是备受世界各国关注的重要问题。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就有对经济增长的源泉以及如何实现经济增长的讨论。其中提到：“分工起因于交换能力，分工的程度，因此总要受交换能力大小的限制，换言之要受市场广狭的限制”，言简意赅却内涵深刻。而后的学者从中提炼并概括出了被誉为“斯密定理”的命题--经济增长取决于市场规模的扩大，其逻辑是：市场规模的扩大会促进分工和专业化程度的加强，进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并推动经济增长（如图1所示）。

具体而言，由于不同劳动者在进行同一种产品的生产活动时面临的成本以及拥有的技术水平有所差异，故劳动生产率也不尽相等。根据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贸易的基础是生产技术的相对差别以及由此产生的相对成本的差别。于是个人、企业乃至国家都会秉承理性的原则，集中生产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并通过市场交易获得他们具有“比较劣势”的产品。这样人们得到的商品总量会大于他们同时生产这些商品时的总量。随着人数的增加，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人们之间潜在的通过贸易获得的收益就会随之增加，进而“诱致”出分工和专业化。进一步地，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以及分工和专业化程度的不断加强会导致竞争愈加激烈，这使得人们必须通过不断的技术改进来达到降低成本适应市场竞争的目的，这也催生了“技术进步”这一分工和专业化的衍生品。而在整个过程中，劳动生产率也会随之不断提高，由此推动了经济增长。

二、 技术创新的动力机制分析

1. 技术创新主体的行为动力浅析。增长经济学理论中，经济增长的动因一般会被归结为各生产要素和所谓的“技术创新”;而技术创新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中国改革开放至今，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尚不足40%，c发达国家相去甚远。所以能否提高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使其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有效因素，是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所在。

技术创新活动的三大主体为政府、研究机构和企业，它们各司其职，而且对于创新行为的动力机制也有所不同。具体分析如下：

政府是国家权力的集中体现，是全社会的管理者和组织者。为了对内满足广大公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对外适应国际军事贸易竞争的大环境，抵御侵略，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增强参与国际事务的能力，政府需要制定一系列的发展计划以便快速增强国家实力，这也成为了政府追求技术创新的动力来源。不同的经济体制与不同的客观现实需要，决定了政府实施技术创新方式的不同。在涉及到国家重大项目及课题时，政府会选择直接投资，用以组织、管理和协调创新活动，实施政府制定的科技发展计划;而在其他情况下，政府会通过政策引导等形式对技术创新进行间接干预和支持。

研究机构是专门从事科学研究发明、开发设计的组织，是技术创新活动中知识创新的主要承担者。不同种类的研究机构追求技术创新的动力也会有所不同。对于非盈利性的研究机构来说，一切开支都由政府以拨款或捐款形式支付，因此它们的创新动力来自对学术声望的追求，它们所从事的研究与创新多数是出于学术前沿的尖端领域，往往作为政府或公共行为的一部分;而对于盈利性的研究机构来说，商业性的特征决定了其提供的产品是为追求经济效益，这也构成了其技术创新的动力来源，其行为规范便是市场规律。

企业是以盈利为目的进而为社会提供物质产品的经济组织，是社会财富的直接生产者、生产技术的直接应用者，同时也是新技术的主要吸收者。企业之所以需要使用新技术，是为了生产出更多更好的产品以满足消费者的需要，其根本目的是对利润的追求。无论企业采取什么方式改进其技术，都是为了通过提高产品的竞争力与增加产品销售量来追求利润最大化。故产品市场上的竞争是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直接动因。

2. 中国不同经济体制下技术创新机制与动力比较分析。自建国以来，中国的经济体制经历了由计划向市场的转变过程。特别是30多年的改革开放使得市场已基本替代计划成为中国经济资源配置的主要机制，而价格也已经取代数量成为引导资源配置的主要信号。从技术创新的视角来看，这些深刻变化具有其历史必然性。

（1）计划经济体制下创新主体的动力。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任何组织机构均有对应的上级主管部门，该部门又附属于政府的某个机构。所有此类机构都不能越权，否则便属于违反行政纪律。这样，创新机构的设立必须得到计划机构的批准，创新项目的立项必须有计划部门批准，创新成果的转让是计划决定，创新活动所需的资源配置也要按计划进行。如此看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创新体制也成为了计划体制，创新的动力也便是政府具有的动力，政府的计划如"指挥棒"般左右着社会的一切，这也无形中限制了技术创新的传播渠道和技术扩散的范围。此外，通过各种政策和投入来提高现有生产技术的水平进而提高产品竞争力的过程实施起来较为漫长，久而久之，政府在技术创新的动力上难免会打折。

计划经济体制下研究机构的活动也附属于计划，无论该机构是中央直属、部门所属或地方所属，都必须直接听从其主管单位计划部门的指挥。任何科研计划所必需的人才、设备和资金都要通过逐层申报最后到中央计划部门的批准认可，这会大大增加创新过程所需的时间和成本。此外，研究机构不是一个独立的经济实体，其经费来源也按照计划方式配置。不管是否拥有研究项目或课题，研究机构都可以依靠这些经费生存，而且也不会凭借研究成果获得额外收入。因此研究机构缺乏为追求学术地位和经济效益而产生的技术创新的动力。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企业同样不是独立的经济利益主体，它仅仅是政府经济主管部门的“附属工厂”，其职责不过是完成上级下达的生产任务，其生产所需的原材料和生产出来的产品则完全由上级部门通过计划调拨，企业在计划体制下只有生产活动没有经营活动。企业里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企业的任何行为都按照政府的意志行事，不能超越或违反政府的计划。如此一来，企业便失去了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目标，同样也缺少了创新的动力。

（2）市场经济体制下创新主体的动力。与计划经济体制相对应的是市场经济体制。由于市场经济有其特定的运作规律，因此处于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各种社会机构也会选择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行为方式来进行技术创新活动。

市场经济下的政府依然承担着维护国家和民族尊严的职责，国际上的政治、经济、军事竞争所带来的压力依旧存在，这些压力同样是政府技术创新的动力来源的一部分，这不以国内经济体制的改变为转移。与计划体制不同的是，政府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职能不是直接参加或干预国家范围内所有的经济活动，而是对外维护本国民族利益的同时，对内通过制定一系列的宏观调控政策和法律法规来为社会经济正常运行和平等竞争营造稳定良好的外部环境，并在市场失灵的环节给予政策性弥补。此外政府还通过向科技、教育等领域的加速投资来刺激技术研发，鼓励全社会开展技术创新。

研究机构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是完全独立的利益主体，其产品就是创新成果，其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就是它的创新成果能否被社会所承认，能否被使用者购买。研究机构对效益的追求引发的直接结果便是不断地为社会提供社会所需要的科研成果。此外，为了争取来自政府和企业的委托研究和研究开发费用，研究机构还必须在学术界和产业界树立起较高的学术地位和声望，客观上也要求科研机构必须不断地提高学术研究水平。总之，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研究机构追求学术声望和追求经济利益可以较好地统一。

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企业也成为了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企业的唯一目标是追求利润最大化，其行为也完全按照市场导向来进行。为了在市场竞争环境下获取利润，企业会不断改进生产技术并提高管理水平以增加产品种类，提高产品质量。此外，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企业具有自主决策权，在企业家的领导下，企业可以根据市场情况以及项目本身的盈利性来自己决定是否立项而不必再经过政府的逐层审批，同时企业家可以通过多方面的融资渠道以及交流合作来解决资金和人才问题。这样技术创新活动的效率与创新资源的配置效率均会得以提高。

（3）不同经济体制下的技术创新活动对比分析。对比两种经济体制下的技术创新活动，可以看到在很大程度上，市场经济体制在技术创新活动的优势是明显的，其引导技术创新活动过程中起到的积极作用也远大于计划经济体制。因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技术创新活动最活跃的主体是政府，计划是政府控制的，技术创新动力也就是政府所具有的动力。然而计划者所制定的任何计划都会因为无视其他创新主体的个性而具有局限性，他们不可能在任何领域都能够及时甄别各种信息的有用性和重要程度，也做不到在各行各业都能够捕捉到潜在的盈利契机并启动有重大意义的研发活动，这样势必导致技术创新活动的僵化和大量科研成果的闲置。所以，中国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型也成为必然。

三、 创新发展的关键在于加快市场化进程

1. 创新发展与市场化――对“斯密定理”的扩展。技术创新活动的后续是技术创新的扩散，而后者甚至比前者更为重要。经济发展不仅取决于技术创新本身，更重要的是要加快技术创新的扩散，使新技g能够渗透到国民经济的每个角落，从而对经济的增长产生巨大的促进作用。技术创新活动及其扩散的完成关键在于所处的体制环境：积极合适的环境，可以加速技术创新的扩散;反之则会减慢甚至阻碍技术创新的扩散。结合前文对不同体制下创新活动的比较，可以认为：技术创新决定了经济的增长，而体制环境则左右着技术创新活动和技术创新的扩散程度。

进一步，如前文所说，技术进步是分工和专业化程度加强过程中的衍生物，于是可以判断：大多新技术都是在伴随着分工和专业化程度的加强而产生的，而大多创新活动也是在这一环节完成的。技术创新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产品的商业价值，因此必须通过产品的交易才能完成。同时产品的交易能否成功也内在决定着新技术的交易能否成功，即技术创新的扩散能否顺利进行。而这一切的实现都要基于市场环境这一重要前提。只有市场规模足够大，对于新产品和新技术的需求才会更多，进而人们交易成功的可能性才会更大，技术创新的最终目的才更有机会实现。与此同时，技术创新的扩散也得以继续，并促进经济的不断增长;而经济增长也会“反哺”市场，吸纳更多的新增就业人口，进而继续扩大市场规模，于是会形成一个良性的有机循环。然而计划体制下，其结果便是因技术创新及其扩散过程未能顺利进行而减缓了经济的增长速度。至此可以对“斯密定理”进行拓展，其逻辑如图2所示。

2. 创新发展的关键在于加快市场化进程。拓展后的“斯密定理”对中国接下来的经济发展方向是具有启发意义的。

今天，中国已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计划体制的很多东西依旧有所遗留。这集中表现在政府对国民经济干预过多，不仅会引发出的“寻租”、权钱交易等行为带来的腐败，同时也会导致资源不是按照效率原则而是按照腐败指数进行配置造成资源浪费和效率低下，更会打消企业对创新的积极性。因此在经济增长中不能单纯强调技术创新的重要性，而是要重视技术创新背后最为关键的因素--市场环境，即创新发展的关键在于加快市场化进程，这里面包涵量与质两个维度。从量上来说，市场化进程的加快会使得闲置的资源数量不断减少，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人和企业、曾经没有市场化的领域如土地等都会进入市场，其结果必然是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从质上来说，市场化进程的加快会进一步提高要素配置效率，这意味着计划体制下遗留的问题逐步得以解决，技术创新活动越来越依靠市场导向而非政府部门的意志。因此，应当首先为技术创新营造一个稳定公平的外部环境，从制度层面上给予技术创新以正向的激励，进而确保技术创新活动能够顺利进行并提高技术创新的成功率。这就要求必须把首要任务定为继续加快市场化进程，不断扩大市场的规模，持续强化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地位，并充分发挥市场对于技术创新的积极引导作用;改革的重点也必须转向对于政府的改革，要推进政府职能的转变，使政府由干预型政府转变为服务型政府。要充分发挥企业在技术创新中最活跃的主体地位，政府要通过制定相关政策法规来为企业提供有利于技术创新的环境，主要是鼓励公平竞争、风险投资、合作开发和高技术产品出口，并为技术创新开展广泛的教育培训工作。此外，在遇到单靠市场的力量无法解决的问题如市场失灵、垄断时，政府要介入并有效解决。只有这样，创新发展战略才能够得以顺利开展，中国经济才能继续保持中高速增长，中国也终将会步入创新型国家的世界先进行列。

参考文献：

[1]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2] 张宇燕.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斯密―奥尔森定理[J].中国与世界观察，2008，（12）：5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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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齐建国.技术创新――国家系统的改革与重组[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

[5] 傅家骥，等.技术创新学[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

[6] 刘伟.实现经济发展战略目标关键在于转变发展方式[J].经济研究，2010，（12）：14-16.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与‘双创’研究”（项目号：2015YZD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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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宏观调控为什么比较频繁

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我国的宏观调控比成熟市场经济国家要频繁得多，从1978年改革开放至今，大大小小的调控已经有五六次之多，其中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频繁的宏观调控是经济体制不成熟的表现。成熟的市场经济，具有自我调节功能，其经济体制的显著特点是：在价格信号的诱导之下，各市场主体能盈利的时候就进入，不能盈利的时候就自然退出；各市场主体有强烈的产业升级冲动，因为只有率先的产业结构升级，才能在更高的层次上获得更为丰厚的回报；企业具有社会责任意识、追求企业与社会、环境的和谐发展；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则遵循政府本身的优势所在，创造公共产品，提供良好环境。

然而，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不可一蹴而就，决定了我国现行的经济体制的不成熟，这种不成熟表现在国有企业的产权约束尚未充分硬化，地方政府不适当地扮演了市场主体的角色。事实上，地方政府和一些国有企业不仅存在着盲目的扩张冲动，而且对于各种调控信号不能作出敏感的反应。只要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没有最终建立起来，这种由于产权约束软化而产生的冲动就会一直起作用。这就是我们看到的调整一轮盲目扩张冲动以后又会产生新一轮的扩张冲动的深层次的原因。

中国企业在产业选择上更容易发生“潮涌现象”。所谓潮涌现象，是指绝大多数企业几乎会在同一时间选择几乎相同的产业，于是很快在某一领域发生产能过剩。我们是发展中国家，各种产业选择都沿着发达国家已经走过的轨迹前进。例如，家用电器、汽车、手机等等，一个产业紧接着另一个产业都是跟在人家后边，大家都没有明确的预期和走向。这种现象通常在发达国家是不容易发生的。因为他们处在产业链的前端，对未来的产业走向的把握各个企业是不一样的，重合的比较少。这种产业选择上的潮涌现象，导致重复建设，一拥而上，产能过剩，就迫使宏观层面不能不进行强有力的宏观调控。

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政策的博弈。无疑，中央政府代表了全国人民的整体利益，高瞻远瞩、统揽全局。而地方政府则从本地情况出发，更着重于本地利益，强调本地特殊情况，更有的则从以往的经验中悟出了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必须在新一轮宏观调控到来以前迅速地超越，于是就导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的发生。当然，积极地看，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也会迫使中央的宏观调控政策更为完善，更为稳健。

以上分析说明，我国目前相对频繁地进行宏观调控，实际上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有着其存在的天然合理性。在一个时期内，我国经济发展过程只能是“走钢丝”，太“热”了，适当地压一压，太“冷”了，适当地促一促，并最终伴随着经济体制的成熟，过渡到一个稳健的发展状态。

现阶段宏观调控中的行政手段有其必要性

规范意义上的宏观调控是针对成熟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的缺陷而言的，正是因为市场的缺陷，才有了第二次调节的必要性。从这个意义上讲，宏观调控是相对“被动”的，是对第一次调节不到位的补充。如果宏观调控过于积极、过于频繁，就会干扰正常的经济运行――因为适当的波动正是经济运行中自我调节的一种表现，诚如马克思经济学所讲的价格围绕价值波动是价值规律发挥作用的形式一样。

目前我国还不是成熟健全的市场经济体制，因此宏观调控中就会出现许多问题。例如，微观层次的先天不足，就不会对宏观调控的信号做出积极的、灵敏的反映，宏观调控的政策效果就会大打折扣。又如，宏观层面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使宏观调控政策的设计并非仅仅从裁判员的立场出发，如此也必然影响到“赛场”上的正常秩序。这些情况在经济转轨期的中国都有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