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原因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原因，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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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温州模式”说到底，是放手发展民营经济的模式。“温州模式”与“苏南模式”孰是孰非的激烈争论围绕的另一关键问题就是，如何看待发展民营经济。当时居主流的观念是，即使在农村发展非农产业也必须以发展集体经济为主，只能让民营经济起“补充作用”，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经过包括“温州模式”实践在内的不断的实践，反复的思考，人们终于认识到，要发展市场经济就必须发展民营经济，没有民营经济就没有市场经济，民营经济或者说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民营经济具有很强的利益激励和约束机制。温州放手发展民营经济符合人们要求致富和追求过好生活的愿望。“温州模式”的实践证明，放手发展民营经济的结果，在利益的激励下，蕴藏在群众中的巨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便可焕发出来，转化成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无须政府的安排和鞭策，也不依赖政府，人们自己就会千方百计地寻求致富之路、发展之路，按照市场的变化去配置资源，在市场的压力下去提高效率，并自己承担风险。

第三，在关于“温州模式”与“苏南模式”的争论中，人们对“温州模式”贬斥最多的问题之一是市场的无序。确实，在温州出现过大量违反市场规则的现象，温州的商品一度成为假冒伪劣商品的代名词。柳市生产的伪劣低压电器给用户的生产和生活造成了巨大损失，遭到中央有关部门的通报，并受到国务院联合检查组的检查。这种市场的无序状况理应受到谴责和处罚。但也要指出，在计划经济秩序依旧占统治地位，市场经济秩序尚未建立的情况下，温州率先突破计划经济的“秩序”发展市场经济，一度出现市场无序是必然的，人们对温州一些企业违反市场规则的种种无序现象严加谴责，也是正确的。与此同时，也要看到，当时许多人是带着长期生活在计划经济秩序中形成的观念来看温州的，他们把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如竞争、投机、长途贩运）也看作是无序，而加以否定。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温州人自己也渐渐认识到遵守市场规则、维护市场秩序的重要，逐渐纠正了自己的行为，转而注重产品质量，重视市场信誉。同时人们也逐渐习惯了市场经济的正常秩序，从而改变了对“温州模式”的看法，认同了“温州模式”。此后“温州模式”迅速在各地移植和推广，各地民营经济迅速发展起来，甚至连长时间坚持以发展集体经济为主的“苏南模式”地区（主要是江苏南部和浙江北部一带）也逐渐放弃原有模式向“温州模式”转变。当然，各地民营经济的发展有先有后，有快有慢，差别很大，有些地方民营经济发展得很不错，有些地方则还未发展起来。实际上，学习和移植“温州模式”并不容易，而且各地条件也相差很大。从各地学习和移植“温州模式”的情况来看，我认为，有几点需要指出来。

第一，“温州模式”的最可贵之点在于，温州人有很强的致富欲望和创业精神。这与温州的地理环境、历史和传统有很大的关系。温州地处沿海，早在1876年，根据《中英烟台条约》的附约，就开辟为对外通商口岸。这使温州有着久远的经商传统、开放传统和手工业制造技能，而且有广泛的海外关系，因此商业文化或者说市场经济文化较为发达。温州人不安于现状，不墨守成规，不甘于贫困。为了追求财富，追求更富裕的生活，他们不辞艰辛，善于学习，敢于冒险，勇于进取，无论到那里都能扎根，生存，发展。而在不少地方，特别是内地的一些地方，历史上就未经历过市场经济的洗礼，或很少与市场接触，农业文化根深蒂固，计划经济的秩序又成为不可逾越的成规，以致人们在思想观念、行为方式、生活态度等方面与温州人相差甚大，甚至截然相反，只要我们亲身到一些地区特别是边远山区看看，就可以深切地感受到，差距有多大。在这些地方要移植“温州模式”，发展民营经济绝非易事。温州人能够不远千里到异地他乡开发廊，办服装店，甚至摆修鞋摊，设法寻找赚钱的机会，而当地人却对眼前的机会视而不见，或者虽然看到了，却不屑于干，不愿意干，或者不会干却又不去学。当然，有了温州的经验，以及在全国市场经济迅速发展的情况下，这一切都在改变之中，不过需要经历较长的过程。因此，各地在学习温州经验，发展民营经济的过程中，首先要学习和培育市场经济文化，学习温州人的创业精神。

第二，一些地方在移植“温州模式”以发展民营经济时，往往注意给民营经济以各种优惠，这在民营经济刚起步时可能有必要，但从温州的经验看，要发展民营经济，最重要的是要为民营经济的发展创造适宜的宽松的环境，让人们自己去闯，去创业，去承担风险。要知道，在“温州模式”兴起之初，温州干部受到来自各方的压力很大，也做过一些不利于民营经济发展的事，例如，曾把最早创业的“王”投入了监狱。但不久，在温州市场经济的特定环境的影响下，派到温州去“灭火”的干部，经过实地考察，反而给民营经济助燃。那时，在异常困难的条件下，温州市政府不可能给民营经济以优惠，但政府的支持和保护却为民营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必要的环境，民营经济之火才越烧越旺。而在有些地方，民营经济也曾点燃过星星之火，但却没能燃烧起来。现在，各地都在提倡发展民营经济，可是许多地方民营经济发展的环境并不好，当地政府并不懂得在市场经济下自己应该做什么和怎样做。或者是政府管得太多，不放手；或者是步步设卡，处处干预；或者是把民营经济当作“唐僧肉”，各个部门都去“吃”一口。

第三，在温州，在民营经济的发展中确实出过不少问题，有些问题甚至是严重的。究其原因有民营经济自身行为不规范的问题，也有外部环境不规范的问题。对此应从历史的角度、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并采用正确的办法去解决。试想，如果当年在处理柳市制造和销售伪劣低压电器问题时，一棍子将其打死，也就不会有今天中国电器之都的柳市；同样，如果当时不严加整顿，不实施“质量立市，名牌兴市”的方针，也不会有今天中国电器之都的柳市。可见，各地在学习“温州模式”、发展民营经济的过程中，如何对待民营经济发展中产生的问题，值得注意。有的地方一看到民营经济发生了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就把民营经济看作漆黑一团，借整顿之名，将其封杀，更多的地方则是从本地的狭隘利益、短期的利益出发，对严重破坏市场规则的民营企业（如制造假冒伪劣商品者），肆意包庇，甚至纵容，这样，民营经济同样会走上绝路，因为在混乱的市场环境中不可能造就优秀的民营企业。然而遗憾的是，许多地方政府尚未认识这个道理，他们应该从“温州模式”的经验教训中获得教益。这里还要指出的是，虽然“温州模式”现在已得到普遍认同，但它以往有过现今依旧存在着一些不足。因此“温州模式”也需要进一步发展，这是各地在学习和移植“温州模式”时更应注意的。

第一，“温州模式”是发展市场经济的模式，温州经济的发展也离不开完善的市场环境。在温州经济的发展中，我们看到，固然温州经济的发展推进了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发展，但是温州经济的发展也受到市场发展不足和不完善的约束。以金融来说，在市场经济中，没有良好的金融服务，企业是很难发展的。温州的经济由于在长时间里缺乏正规金融的支持，为了满足民营企业融资的需要，不得不依靠各种非正规的融资渠道融资，成本很高，风险很大，也确实发生过一些严重问题。但在国家银行不能满足民营经济发展需要的情况下，简单地取缔这些非正规的金融组织和活动并不能解决问题，迫切需要的是发展正规的民间金融机构（如民营银行）来替代，否则非正规的金融一时取缔了，但它还会冒出来。市场发展不足和不完善，不是温州所能解决的，需要有关部门来解决，但温州也有过一些有益的尝试，如成立和发展民间投资的城市信用合作社，可惜未得到应有的支持。

第二，“温州模式”把千千万万的农民卷入到创业的洪流中，这使温州许多早期创业的老板素质不高，文化教育水平低。在“温州模式”兴起之初，他们还能驾驭企业，适应市场的变化，而在全国市场经济发展起来对外开放程度愈益提高后，他们只有不断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经营管理能力，才能适应这种形势，否则就会被市场所排斥。虽然经过市场的锤炼和自身的刻苦学习，在温州已经产生了一批很有作为的企业家，然而有全国影响的一流企业家还很少。这个问题可能是关系到温州经济在未来能否继续走在前列的一个关键问题。有些温州企业的创业者已经认识到自己的先天不足，因而不惜花大本钱培养子女，以至聘用高素质的人才。这是很好的。

第三，“温州模式”下的企业绝大多数是家族企业，对它们不能全盘否定。家族企业有其优越的地方，例如，企业的领导成员间容易沟通，决策快，管理成本低，容易保守商业秘密等。家族企业也有其局限性，例如，如果家族的主要成员的素质和能力不能随着企业的发展而提高，就会成为企业发展的障碍；如果形成了家长式的领导就容易发生决策失误；家族企业是靠亲缘关系来维系的“人和”企业，一旦家族成员之间的利益冲突超过了亲缘的维系力，企业就会分裂甚至倒闭。受文化素养的影响，温州的老板大多“宁为鸡首，不为牛后”，他们把企业封闭起来，不愿外人进入，不愿与其他企业合并，更不愿被其他企业收购和兼并，一般不愿接受股份公司的企业形式。这是温州企业难以长大的一个原因，也是温州至今只有一家上市公司的原因之一，而这家上市公司还是由国有企业改制而成的。当然，在温州，实行公司制的企业已经多了起来。总之，对家族企业要全面看待。温州的企业制度仍然需要创新，学习现代企业制度。即使保留家族企业，也可以考虑，在有些企业的最上层保留家族控股，而将其属下的企业改制为公司制的企业。这样既可以保留家族企业，同时又可突破家族企业的束缚。

第四，一般而言，温州的企业规模较小，技术水平较低，开发能力弱。这也有其历史原因。但温州人的模仿能力极强，可把别的企业的产品仿造得足以乱真。在“温州模式”兴起之初，这难以完全避免。在商品短缺的情况下，温州的商品尽管质量不高，仍还可以“横行”于市场。目前，市场情况变了，许多商品供过于求，特别是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竞争更加激烈了，更不容许侵害他人的知识产权，一味模仿不仅吃不开，还会阻碍技术创新。对此，温州有些企业已经注意到了，正在改进，他们的品牌意识也在增强。然而受企业规模小、融资渠道窄、技术力量弱的限制，温州企业如何提高技术水平，开发新技术仍是需要解决的问题。温州在传统的加工制造业方面相当强，而在高新技术产业方面则相当弱。为在未来的市场上继续保持竞争的优势，温州面临着用高新技术来改造传统加工制造业和着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课题。

第五，资本市场不发达，是温州经济的另一弱点。而且温州的企业多靠自身利润的积累来发展，很少利用资本市场来扩展。目前只有少数的企业在利用资本市场。随着形势的发展，不改变这种状况，温州企业在与其他企业的竞争中便会处于劣势地位。

第六，在经历了柳市的低压电器被通报和检查，温州的皮鞋被焚烧等事件后，温州企业吃到了不讲信誉的苦头，吸取了教训，端正了行为，温州的商品逐渐获得了市场的信任。不过，也还有一些企业至今仍在干着毁坏温州信誉的事，如不少假证件出自温州。因此整顿市场秩序仍是艰巨的任务。

上面指出的为进一步发展“温州模式”所需要解决的一些问题，对于正在学习和移植“温州模式”的一些地方来说，也是值得认真思考的。因为，“温州模式”产生的大环境（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等）其实也是其他地区发展民营经济的大环境，虽然其他地区在发展民营经济时，大环境已有不同，如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被确定为改革的目标，非公有制经济已经被认定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温州模式”已经得到广泛的认同，等等。这些地方在发展民营经济中遇到的来自意识形态和计划经济体制影响的阻力也比温州当初发展民营经济时小得多，而且可有温州的经验供借鉴。但是，由于历史的、传统的、地理和自然条件等方面的原因，原有经济基础弱以及商品普遍供过于求的市场状况等，又使不少地方发展民营经济的条件在有些方面还不及“温州模式”兴起之初。“温州模式”当前存在的问题，他们也或多或少地存在，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此外还须指出的是，民营经济在各地发展很不平衡，有些地方已经出现了很有实力的民营企业，而且在发展民营经济中创造了新的经验，也都值得借鉴和推广。

发展民营经济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面临的重大任务，要使民营经济更为健康迅速地发展，需要进一步研究“温州模式”的经验，研究“温州模式”在进一步发展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同时也要研究各地在学习和移植“温州模式”中遇到的问题以及新创造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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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字：高管薪酬 市场化改革 政府干预

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造成了委托问题, 它是委托人预先约定赋予人一定的权利,并通过契约来约束人去执行代表委托人利益的行动,人也以此获得相应的各种报酬,委托的这种契约关系就确定了。委托机制的有效性取决于人的能力及其努力程度。理论认为经济组织的效率高低关键在于能否设计一套激励机制以诱导人透露其私人信息,选择更高的努力水平,使公司资源分配符合帕累托最优或次优,也就是说激励是解决问题的有效方式。

高管薪酬契约是高管激励制度最重要的内容。目前高管薪酬主要是由基本年薪、绩效年薪和中长期激励收益构成。基本年薪是高管薪酬体系中最基本组成单元，具有相对固定性，主要根据企业经营难度和负责人承担的经营责任、经营风险等因素确定。绩效年薪通常根据公司上年度主要业绩指标完成情况支付，一般是薪酬委员会根据经营业务确定一个或数个主要经营指标和拟定考核计划，然后根据业绩考核的结果支付绩效年薪。中长期激励一般与股东价值挂钩,是分期兑现的持续性激励方式，兑现的方式可以实际股权的方式或以现金的方式。

由于众多原因，高管薪酬尤其是长期激励机制是很复杂的。首先，高管所作的战略决策非常复杂并无规律性，难以判断决策质量；其次，决策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要在一定时期后才能表现出来，很难评估现有决策对公司未来业绩的影响；第三，高管决策和行动与公司的实际表现之间的关系还受到其他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

在西方，激励契约一向被视为一项重要的公司治理机制，衡量高管人员的价值高低的最根本原则就是看其为公司带来了多少价值，即通过将高管人员的薪酬与企业业绩的增长情况挂钩，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约束管理人员。但是，上述激励契约有效的前提是：股东能够低成本地观测到企业真实的业绩，并且其观测到的业绩指标能够真实、客观地反映高管人员的努力程度。离开上述条件，激励契约并不能发挥治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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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信缺失，是目前市场经济中的一个严重的问题。在现实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存在着“假冒伪劣”的现象。文凭和学历的造假危害社会，政绩和数字的欺骗误国误民，信用方面的欺诈后果严重，新闻和广告虚假有损形象，等等。粗略统计，每年有高达上亿元的经济损失是因为诚信缺失直接或间接造成的，这对于国家和企业来说，都是一种灾难。如果不下决心整治这些诚信缺失的问题，将给市场经济带来一连串的问题：（1）经济发展迟滞。诚信缺失会严重破坏经济领域的市场秩序，交易成本会大大提高，交易效率会大大降低，市场的健康成长会受到直接的影响。（2）政治秩序受到威胁。诚信缺失危害政治领域，不仅市场的健康发展受到阻碍，而且社会的政治、法律都会受到影响，使正常的政治秩序受到威胁。（3）社会风气遭到污染。长期的诚信缺失，势必给人们造成各种观念的冲突，使人们的价值取向发生错位，让人际关系紧张起来，社会丧失安全感，造成人人自危的社会现实。造成诚信缺失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利益的驱动。市场经济下，利益最大化是最根本的追求。过去的计划经济，依靠权力运行，资源配置通过指令分配，竞争根本不存在，诚信缺失的可能性很小。市场经济中，靠契约运行，这就离不开诚信的支撑。企业或个人，都将自己的追求目标定为利润的最大化，在利益的强力驱动下，违背诚信成为可能。（2）法律的漏洞。由于市场经济的法律法规发展滞后，从目前来讲，不仅失信者不能受到有效的打击，而且因为执行难等相关问题，反而使违反诚信付出的代价太小，这让诚信缺失的当事人有恃无恐。（3）道德的滑坡。市场经济下，过多的不诚实守信的案例，造成了人们道德观念的动摇，是非善恶混淆不清，致使诚信缺失成为司空见惯。

二、从法律上对于诚信缺失的制约

（一）保护诚信，完善立法

早期的自然经济和从前的计划经济，市场空间相对较小，市场交易的参与者彼此之间相互了解，交易信息互相对称，交易的安全由自然人的品质和道德来维护是完全可以的。然而，市场经济下，市场空间相应的扩大了，市场交易的参与者对对方的底细不清楚，交易信息处在严重不对称的情况之下，使交易的风险大大增强了。因此，要实现交易的诚信，就必须维护交易的安全。这种支持和保障，必须通过完善法律来实现。

（二）严格执法，依法管理

在社会的转型时期，出现诚信缺失的问题，司法滞后是一个重要的原因。长期以来，存在于司法和行政中的问题，如权利寻租、执法不严、司法不公等，让失信违法者钻了空子。他们通过很少的成本投入，运用非法手段，获得的回报却是丰厚的。长此以往，多数守信者从自身利益出发，纷纷转向失信者，无形中使违法失信者的行列不断壮大。所以，信用缺失的根治，社会诚信的培植，严格执法和依法管理是关键的一环。

（三）加强教育，鼓励诚信

要实现诚信通过法律来制约，就必须树立牢固的诚信守法观念。要广泛地开展诚信的宣传、教育活动，并进行相应的理论研究，确定以实事求是为最基本的思想路线，培养社会公民诚信的道德思想。同时，还要建立一整套的经济价值体系，把诚信作为核心，规范社会经济行为，使经济活动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对于国外经济管理中的合理因素要积极吸收，还要摸清现实社会的经济发展状况，把国家的利益要放在首位，还要对个人的利益充分尊重。提倡效益原则，鼓励竞争意识，还要倡导协作精神。在一定的范围内，允许追求个人和局部的利益，更要注重社会的责任和全局的利益，并由此形成一系列符合诚信的道德评价标准。

三、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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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财政分权 经济转型 政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F1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2）05-0182-05

一、引言

由政府主导和推动的经济市场化转型是从分权改革开始的，①包括中央 （政府）向地方（政府）分权和政府向（国有）企业分权。转轨与转型的核心在于放松或者取消政府对私人经济的管制，促进非国有经济的快速发展。②这种经济转型是财政压力下财政制度变迁及产权结构调整的必然结果。③实践中，分权改革带来的经济高速增长，同时带来粗放式增长、生态环境恶化、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土地财政等，成为中国当前经济转型的难点问题。事实上，自2003年步入新的转型期后，中央与地方在财权、事权、责任划分等多方面的关系是解决以上诸多矛盾的关键，④而大多数研究却忽视了经济体制改革突破口的财政分权改革。

按照邹至庄的划分，Reform是“改革”的意思，Transition是“转轨”的意思，Transformation则是“转型”的意思，可以按照制度变迁过程把中国“摸着石头过河”经济改革分为改革、转轨和转型三个阶段：从1978-1992年，是计划经济体制改革阶段；1992-2003年，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转轨阶段；2003年以后，是市场经济体制基本确立的体制完善阶段，当前中国经济转型就指这个阶段。洪银兴将以往经济转型归结最为突出的是“三化”，即市场化转型、现代化转型、全球化转型，⑤当前中国经济转型就是经济发展“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从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向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经济增长方式。⑥

如何有效推动中国经济的进一步转型？有效破解生产力的发展面临的诸多障碍？下一阶段经济转型的重点在哪里？严谨而仔细的回答问题需要理解经济转型深层次的推动与制约因素。本文指出中国经济改革起始于政府财政分权，政府在改革中始终承担主导者的角色，沿着这一思路，从经济组织结构与经济发展战略两个视角对以往经济转型文献进行了回顾与总结，并基于财政分权理论对经济转型成本与绩效研究进行了梳理与分析，最后形成中国经济进一步转型需要解决的重点问题及政策建议。

二、发展战略、财政分权与经济转型

从“华盛顿共识”到“后华盛顿共识”再到“北京共识”，学术界对经济转型的认识不断深入。抛开改革和计划经济信息问题等方面的研究，在既有的制度框架下，国内研究分别从新古典的资源配置与制度经济学成本效益对中国经济转型本质进行探讨。

1.发展战略、财政分权视角的中国经济转型本质理解

一是从经济政策或发展战略的角度来解释经济转型。林毅夫等认为转型的核心是经济发展战略的转轨。林毅夫：《自生能力、经济转型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反思》，《经济研究》2002年第12期。改革以前发展缓慢的根本原因在于推行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 而改革以来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关键是发展战略变革后促使国家比较优势能发挥出来。因此，一个发展中国家能利用和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来加速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发展战略：如果政府的政策诱导企业在发展的每一个阶段， 都充分利用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而这个比较优势又是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话，后发优势就能够充分发挥， 要素禀赋结构能够得到快速的提升，进而使经济取得持续快速增长。随着经济发展、资本积累、人均资本拥有量提高，要素禀赋结构提升，主导产业从劳动密集型逐渐转变到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乃至信息密集型上来。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采取的是比较优势战略，而不是脱离比较优势强行进行“赶超”。

改革就是要使企业基于资源禀赋而获得自我发展能力（自生能力），而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由于缺乏激励，指令性地发展相当多的不符合比较优势、没有自生能力的重工业企业。加上政府的赶超愿望，重工业企业进入不具比较优势的产业因而不具备自生能力。在政府的垄断保护和扶持下建立的企业缺乏竞争力，从而面临着严重的亏损问题。如果大量企业缺乏自生能力，向市场经济转型带来的社会痛苦和高额的转型成本，往往很难达到预期效果。社会主义经济转型的成功，有赖于消除原来计划经济体制之下，妨碍企业正常经营管理产权、公司治理和政府干预问题，让企业能够有正常的管理。林毅夫、李永军：《比较优势、竞争优势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管理世界》2003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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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职能虽然经历了多次调整，但由于中国长期实施计划经济体制，在现实中依然顽固地保留着计划经济体制的运作和影响。在经济全球化日趋加深的大背景下，政府与社会、政府与群众、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发生了明显而深刻的变化，传统意义上的政府已经越来越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因此，尽快转变职能，是各级政府做好本职工作，打造公共服务型政府的一项非常紧迫的任务。

1.转变政府职能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实现了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重大转变，政府作为国家机器属于上层建筑，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其职能也要适应这个变化。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涉及到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许多领域，需要有一系列相应的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是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和促进经济发展的大问题。转变政府职能，改革政府机构，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迫切要求，具有客观必然性。

2.转变政府职能是机构改革的关键。职能是机构设置的前提，决定机构；机构是职能的载体，体现职能；政府的职能是通过政府机构来实现的，只转变职能而不改革机构，职能也不可能真正转变。因为旧的机构存在一天，就要继续行使其职能，所以转变职能必须相应地改革机构。而机构的改革又必须根据职能来确定，如果职能尚未确定，管理方法也未改变，精简以后的机构还会再度恢复和膨胀。因此，只有抓住转变职能这个关键，才能为机构改革创造有利条件，机构改革才能取得成功。

3.转变政府职能是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改革开放30年来，政府的管理形式和职能发生了极大的转化，越来越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但我们也应该清醒看到，我们的政府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管了许多不该管的事，而该管的又没管好，这样就不仅要靠增设机构来完成日益繁杂的工作，使机构越设越多，而且压抑了企业的生机和活力，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因此，随着改革的深入，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要发生明显的变化，有的将要消失、有的将要转移、有的将要加强，管理范围、管理内容和管理方法都要发生变化，由过去把主要精力放在订指标、批项目、分物资逐渐转到通过计划的和经济的、行政的和法律的手段，对企业进行必要的管理、检查、指导和调节方面来。使企业真正成为经济实体，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社会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具有自我改造和自我发展能力的独立企业法人。

4.转变职能是行政管理科学化的必然。政府机构体系的建立和完善，除了要适应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的要求外，还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同时，随着行政管理科学的发展，管理自身的客观规律也越来越被人们认识和掌握，政府机构转变职能，实际上是由经验管理向科学管理转变的一个步骤。因为，只有转变职能，才能从根本上消除机构臃肿、运转不灵、工作效率低的弊端。

二、转变政府职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不断提出要改变政府职能，并做出了不小的探索和努力，但就结果来看，离和谐社会的要求还相差甚远，究其原因，无外乎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对政府职能认识不清。我国的政府管理模式来源于前苏联，政府包揽所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事务。现在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转变政府职能，实行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府只需要管理那些社会需要而其自身管不了或无人管的社会公共事务。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的事务则由他们根据国家法律和行业规定自主处理。在具体操作过程中，许多政府工作人员分不清哪些事务该政府管，哪些事务不该管。他们沿用传统的管理方式，除上级明文规定不管的事务外，所有社会事务都要管，认为这样做十分妥当，不会出现管理真空。

2.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留恋权力。在实际工作中，往往因为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对权力的留恋使市场机制难起推动作用。因为这种权力可以给有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带来利益，失去这些权力，就意味着失去某些既得利益。市场同权力竞争，结果是力不从心，权力通常占据上风，致使政府职能转变滞后，这样，影响行政效率提高，同时产生腐败。

3.社会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功能不健全。转变政府职能，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同社会自身的管理和服务是否健全密切相关。在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社会的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的功能先天不足，因而所有的事务必须由政府管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社会的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功能也日益完善，且表现出与经济发展水平同步的趋势，经济越发达的地区，社会功能越齐全；相反在一些落后地区，因社会自身功能不全，严重制约了政府职能转变的速度。在发达地区可以交由社会管理的事务，在落后地区还必须由政府统管起来，这反过来又阻碍了市场机制的发育。

工作人员整体素质与市场经济要求不相适应。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事业迅猛发展，国民的整体素质有较大提高。随着国家公务员制度的实行，政府工作人员的素质也有很大提高。但从总体上讲，政府工作人员整体素质与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不能适应时展和社会的要求。一是对转变政府职能提高行政效率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认为行政工作效率不易衡量，担心职能转变会引起负面影响。二是对政府职能只有大致了解，对本层级、本区域、本部门应履行的职责缺乏科学的认识、清晰的界定。不知道哪些职权应归还社会，哪些职能应得到加强。三是等待观望，不敢创新。虽然他们也赞成转变政府职能，但行动上却等待观望，希望有现成的东西可以照搬照抄，缺乏创新意识，也不愿主动探索。四是胸无大局，思考问题往往从小集团、或个人私利出发，对既得利益不愿放弃。五是为人民服务意识淡薄，工作不负责任，方法简单，方式粗暴。凡此种种都说明部分政府工作人员的素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与转变政府职能、提高行政效率的需要不相适应。

三、转变政府职能的思路

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需环境，现阶段，我国政府在转变政府职能方面，应着重实现以下三种转型：

1.实现“效率型”向“效能型”政府转变。转变行政效率一般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及其行政人员从事行政管理活动的产出同所消耗的人力、物力、财力等要素之间的比率关系，是国家行政机关和行政人员行政管理活动的效果的重要衡量标准。效能指的是目标的实现程度，是指管理结果，而效率则是用最少的资源达到既定的目标。在我国，长期以来一直用重管理过程的效率理念来衡量政府的行政管理效果，关注更多的是政府管理的过程和投入，片面地追求“效率”。一些政府官员急功近利，“形象工程”思想严重，极少关心政府管理的成本和效能，造成了政府管理成本太高，资源浪费以及效能低下等问题，形成了高成本高速度低效能和高成本低速度低效能并存的行政管理体制。随着改革的深入，构建和谐社会的环境要求在评估政府管理效果方面，应摒弃传统的效率观念，树立成本——效能的意识，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和效能型现代政府理念对接，并使对接成本最小化，实现对接效能最大化。

2.“全能型”向“有限型”政府转变。长期以来，我国政府在公共事务的管理中无所不包，政府成为无所不能的“全能政府”。究其根源，是颠倒了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甚至把二者等同起来，没有形成科学的现代政府理念。政府并不等于社会。政府的一部分职责是维护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秩序，而秩序是社会的目地。政府只是社会组织的一种，政府从属于社会，政府是随着社会的产生、存在而产生和存在的，政府必须为社会的利益服务。政府是整个社会的正式代表，是社会在一个有形的组织中的集中表现。政府不应凌驾于社会之上，相反，政府应由社会所决定，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而客观存在。因此，在社会空间中，必然存在着为力或不应涉足的领域。这就决定了我们应该正确看待政府的作用，摒弃政府“万能”理念，树立“有限政府”、“小政府、大社会”的理念。

3.“指令型”向“服务型”政府转变。中国几千年封建专制统治和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使政府是社会管理的唯一主体的理念对政府官员和社会民众的影响极深。改革开放30年来，政府理念虽然正在由管制向服务转变，但还存在着一些问题。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有学者提出了建立服务型政府的目标，这是在市场本位、社会本位的基础上提出的，是顺应市场经济发展的。特别是在现阶段，我国加入的WTO组织，其本身就是一个以国际市场运行规则为国际贸易有序化运行服务的国际经济调控组织。这就要求我们一定要从根本上摒弃管制观念，变管制和指令为服务。市场经济条件下，特别是在加入WTO以后，必须尽快实现政府的服务角色从“统治”的管理走向“服务”的管理。政府要从统治者的身份逐步转变为社会的服务者，从“以统治为中心”的管理走向“以服务为中心”的管理，使政府职能围绕公民、企业、社会中介组织等多元主体展开。要使政府职能转向服务，就必须严格划分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分解过去的“全能”框架，同时，培养社会的自治能力，逐步让社会承担起自己管理自己的职责，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加快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

只有通过政府职能转变，实现政府行为转型，政府的作用才能充分发挥出来。政府的主要作用就在于为市场经济的发展，为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创造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在于要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因此，在我国实现全面小康目标，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政府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而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是营造一个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的文化环境、政治、法律环境、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的必然要求。为此，各级政府需要高度重视新形式下的政府职能转变工作，努力营造一个公平正义、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环境。

参考文献：

1.张云川.坚持解放思想改革开放推动政府职能转变.河北日报，2008.0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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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都关心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的作用是通过宏观经济调控，为市场运行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良好环境。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长过程相比西方国家市场经济成长过程，政府所起的作用不完全相同，中国的市场经济主要是由政府主导和扶持起来的，因此政府在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的作用尤其重要。在市场化过程中，中国政府不仅承担着一些基本的职能：提供公共物品、宏观经济稳定、外部性的管制、制定垄断行业的法规，而且承担着改革计划经济体制、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职能。中国经济的市场化进程也就是政府逐渐转变职能、精简政府规模、改革经济管理方式、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

一、政府规模不断缩小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来说，政府规模小一点，对市场自由运行有好处，但是在市场失灵面前，政府也不能无所作为，政府应有适度的规模，对经济有一定程度的干预。国际上通常用经济自由化的尺度衡量市场化程度，对经济自由化研究比较著名的两份报告——美国传统基金会和《华尔街日报》共同主办的《经济自由度指数》以及加拿大弗雷泽研究所的《世界经济自由度报告》，都运用政府规模的大小衡量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干预程度，并且他们都认为政府规模和市场化程度存在负相关关系，即政府规模越大，经济的市场化程度越低。借鉴他们的方法，利用1992－2001年的数据，从政府收入、政府机构与人员、政府消费支出、政府投资和政府补贴等方面衡量一下中国的政府规模。

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体现了政府在社会总产品的价值形态分配中所能直接分配的份额，这一比重显著下降，说明从收入的角度看中国政府规模明显缩小。1993年政府收入比重从1992年的42．02％急剧下降到20．83％，原因是1992年开始了以产权制度改革为核心的国有小企业改革和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主要内容的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政府从国有企业中取得的收入大大减少。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从1993年的20．83％上升到2001年的25．78％，提高了4．95个百分点。主要原因有三：第一是财源因素，经济增长和企业效益的提高扩大了财源；第二是政策因素，清理和取消了已到期的税收优惠政策；第三是管理因素，强化税收征管，有效地堵塞了税收流失的漏洞，企业缓税、欠税得到抑制。

政府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1992年为13．11％，2001年上升到13．58％，十年间政府消费支出比重变化不大。政府投资占GDP的比重从2．24％上升到3．9％，原因在于经济发展要求交通运输、能源、原材料等基础设施的配套，而这些领域都需要政府进行投资。

政府补贴主要指价格补贴和国有企业亏损补贴，占GDP的比重从2．88％下降到1．08％。在政府补贴总额中，价格补贴的比重从1992年的41．96％上升到2001年的71．19％，国有企业亏损补贴的比重从1992年的58．04％下降到2001年的28．81％，价格补贴大大超过国有企业亏损补贴，成为补贴的主要组成部分。而价格补贴属于宏观调控性支出，是政府调节收入、稳定价格的一种手段。

政府机构规模和政府人员的数量也是判断政府规模大小常用的标准。中国历次政府机构改革都是缩减政府规模的改革，1998机构改革后，政府人员占全社会从业人员的比重由1992年的5．16％下降到2001年的4．56％。

二、政府管理体制日趋完善

中国政府初步建立了以间接手段为主的宏观调控体系框架，基本形成了国家计划和财税体制、金融体制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调控机制。国家经济发展计划突出了宏观性、战略性和政策性，基本取消了指令性计划指标，强调计划总体上的预测性和指导性。财税体制正在向现代市场经济下的公共财政转变，以分税制为核心的新财税体制初步形成。金融体制正在按照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构建现代化的金融机构体系、金融市场体系和金融调控监管体系。综合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调节经济运行，促使经济稳定增长。经济发展过热时，通过实施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使国民经济成功地实现了“软着陆”；经济增长速度回落时，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如增发建设国债用于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努力扩大内需。同时发挥货币政策的作用，综合运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如运用调节利息率和存款准备金率、公开市场操作、信贷政策等工具改变货币的供应量。

全面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行政管理体制。2001年国务院批转了《关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的实施意见》，重点对国务院各部门和省级人民政府有关经济事务的行政审批事项进行彻底清理。2001年11月，国家计委对于不需要中央政府投资、国家产业政策鼓励发展、总投资限额以下的项目，属于地方政府出资的由地方计划部门审批的项目，属于企业出资的由企业自主决策的项目取消行政审批，第一批取消的审批事项有：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不需要中央投资的农林水利项目、地方和企业自筹资金建设的社会事业项目、房地产开发建设项目、商贸设施项目等。对其他不应继续审批的事项，正与有关部门协调，将尽快予以公布取消。对保留的审批事项，提出了简化程序，提高效率，建立监督制约机制等具体措施。同年，国家经贸委第一批取消了30项行政审批项目，财政部取消七项涉及企业资产与财务的行政审批事项。除对涉及经济发展、社会安全长远规划和合理布局的公益性项目和基础设施项目继续保留由政府审批外，逐步取消其它审批事项。凡是能由市场调节的、能由中介组织提供服务的、能由企业自主决定的事项都由市场决定，行政审批制的改革促进了市场作用的发挥，促进了政府职能的转变。

三、政府大幅度减少对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

政府已大大减少对价格的直接干预。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及有关部门的商品和服务项目由1992年定价目录颁布时管理的141种（类）减少到2001年的13种（类）。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社会农副产品的收购总额和生产资料销售总额中，政府定价的比重分别从1992年的5．6％、10．3％、19．8％下降到2001年的2．7％、2．7％、9．5％。政府仅对极少数重要商品与劳务有定价权或价格控制权。《价格法》规定，在必要时政府可对以下五类商品和服务实行政府指导价或者政府定价：（1）与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关系重大的极少数商品价格；（2）资源稀缺的少数商品价格；（3）自然垄断经营的商品价格；（4）重要的公用事业价格；（5）重要的公益价格。目前，政府对价格的管理只是作为宏观调控的一种手段，目的在于维持物价稳定、调节收入分配。

生产由市场调节。政府除了对少数重要产品实行指令性计划外，其余由市场调节或实行指导性计划。在工业品生产方面，指令性计划只局限于木材、黄金、卷烟、食盐和天然气等5种，其中木材、天然气和黄金只是在某些环节或部分产品实行指令性计划。在农业生产方面，指令性计划已全部取消，对主要农产品实行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全社会各市场主体的生产主要是由企业和市场决定，政府的职能主要是反对不正当竞争，创造公平的生产和经营环境。

篇7

政府是公共服务的主要提供者。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要提供通过市场提供不了或提供不好的公共服务，满足通过市场满足不了或满足不好的社会公共需要。由于政府部门要满足的是社会公共需要而不是私人个别需要、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载体是公共服务而不是私人服务，由于公共服务具有不同于私人服务的三大特性――效用的不可分割性、消费的非竞争性和受益的非排他性，所以，公共服务的提供主要是以公共权力而非利益交换为依托的，主要是由政府来承担的。

私人服务与公共服务协调发展。人民群众的生活需要，从来就是私人个别需要与社会公共需要的高培勇（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总和。同样，人民群众的生活福利水平，从来就是一个既包括私人服务又包括公共服务的综合性指标。而且，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看，在社会所提供的服务中，公共服务所占的份额呈现出越来越大的趋势。这就意味着在现代社会经济生活中，除了市场这个提供食品、衣物、家具等私人物品和服务的系统，还有政府部门这个提供诸如社会治安、公共卫生、环境保护、社会保障等公共物品和服务的重要系统。我们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应当也必须同时关注私人物品和服务与公共物品和服务的生产与提供。正如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不能“一条腿长、一条腿短”一样，私人服务与公共服务之间也要协调发展。

公共服务要均等地提供给全体社会成员。在过去相当长的一个时期，我国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大部分由国有部门和城市居民享有，非国有部门和农村居民不同程度地被排除在多项公共服务的覆盖范围之外。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政府职能的公共化，推动政府提供的各种服务随之走上了以公共化为取向的道路。“公共化”的取向也好，“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定位也罢，其核心就在于公共服务是着眼于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面向全体社会成员，按照“均等化”的原则，无差别、一视同仁地提供给全体社会成员。当前，我国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一个迫切任务，就是缩小和消除以往存在于国有与非国有部门之间、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差别待遇，让公共服务的阳光普照包括国有和非国有部门、城市和农村在内的所有企业和居民。

篇8

摘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在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变中,企业如何从战略管理的高度重新确立财务管理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的地位,培育和完善与现代企业制度相适应的财务管理机制,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

1确立财务管理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的中心地位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

财力资源是生产的一大要素,财务管理的本质是理财。何谓理财,简言之就是应用财务机制,实施财务资源的开发和应用,做到开源导流,搞活经济。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历程中我们曾历经过计划经济时代,如果用现代市场经济的眼光来审视过去,可以这样说,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真正意义上的财务管理是不存在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企业作为政府的附属物依附政府的行政职能而生存,企业的生产经营几乎完全由国家确定,用钱的多少由国家财政部门核定拨给,一切赔赚由国家财政担当,企业的任务就是按国家的指令安排生产经营,无论谁经营好坏都有饭吃,在这样的经济体制下,企业无财可理,唯一的财务观念就是,按国家财政的指令性要求使用自有资金。

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企业的理财观念和理财职能也将向高层次和科学化转变。

——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企业已经被完全置于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中,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将彻底分离,政府职能从企业脱出,企业职能将完全回归。在国家“保大放小”宏观调控格局之下,为数众多的企业都将面临自择生存之路的严峻考验,不可谓不触及企业的灵魂。

——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企业内部营运资金的界限完全淡化。资本金制度在企业的建立,形成企业资金来源渠道,资本结构多元化。企业资金筹措、收进、付出,不再定格于国家财政规定的极限之内,而完全根据市场的变化进行调控。这对于企业内部理财的“内功”无疑将是最大的考验。

——市场经济是竞争的经济。客观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影响着企业的经营活动不再是一帆风顺,企业往往遭遇不测的概率增大,诸如资产的总量失衡、营运效率低下、经济效益滑坡,有的甚至走入资不抵债的绝境等等。能者生存,败者亡将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客观产物。严峻的现实迫使企业应该考虑如何去面向市场的变化,盘活存量资产,确保资本有效流动,实现资产保值增值。不言而喻,经济环境越是复杂纷纭,企业理财活动越是备受关注的重心,财务管理在企业管理中的中心地位将日趋突出。

——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企业完全走上了自主经营,自我发展的道路,长期形成的单一的商品生产和商品经营的方式已经不再适应,必须转向商品经营与资产经营同时并重的经营方式上来。由此,企业内部管理的重心必须转移到以营运资本为核心,投资决策为重点上来,重新构建企业的成本、质量、效益、利益分配等方面的新机制。这将延伸财务管理的活动环境,大大丰富现代财务管理的内容,为财务管理机制注入新的活力。

——现代企业制度下的企业,特别是那些经过兼并,改组后的企业集团,规模日趋庞大,内部机构复杂,经营活动形式多种多样。这就要求企业内部既要各司其职,但又要始终保持协调一致,才能保证统一目标的实现。为此,企业必须建立健全以资本为纽带的现代管理机制,而这一纽带作用正是通过企业的理财活动来实现的。总之,定位财务管理在企业管理中的中心地位,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必然结果,也是总结长期财务管理实践而形成的理性认识。市场经济发展迫使国有企业“移髓换血”

——建立现代化企业制度。在现代企业制度下,企业的经营思想,经营策略、经营方式都将在深度和广度上发生变化,发挥财务管理的职能作用,当好企业经营拓展的先行官和坚强后盾,已成为客观要求。为此,有必要重新认识财务管理在现代经济中的性质和作用,转变观念,树立企业的财务管理意识和经济核算思想,完善财务管理运作的手段,使企业真正按照“产权清晰、权责分明、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总体要求健康发展。

2现代企业财务管理的核心是投资决策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具有了独立法人地位的企业,其生产经营的目标只能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置和资本的有效运用,将成为企业管理的新课题。近几年一些国有企业在国家产业政策的指导下,都进行了多种方式的资产重组与资本经营的大胆尝试,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失败者,究其原因往往在于投资决策的盲目性,资金投向“主配角”关系错位,至少是决策障碍,形成事与愿违,出多入少或有去无回。现实就是如此,现代企业制度下企业的经营已呈多元化格局,单一的经济活动的方式难以适应市场经济的瞬息万变,企业要在竞争中活得下去,或比别人活得更好,管理者们的眼光就必须随时觅寻和盯住新的经济增长点,适时调整投资方向,把企业有限的资金投向能为自己带来丰厚回报的优势产业(产品)开发方面。显然,投资决策成为企业理财的核心问题。

剥去商品、资产的外壳,任何一个企业的经济活动,无不表现为资金的投入、营运、回收等保值增值的价值运动过程。企业管理不仅关注商品生产和商品的营销,更注重资本的流动和周转,资产的合理配置和有效运用,资本化运动的质的含量更显得重要。资金运动表现出其不间断性的特征,并存在于企业经营活动的各个环节和时间段上,有其不同的经济内容。但企业任何一个时空阶段的资金存量(从物质载体上表现为资产存量)总是有个合理的度,并保持着相互之间的最佳比例,这个比例必须与市场的需求变化相适应,才能盘活资金(资产)达到保值增值,这是财务投资决策的理论依据。投资决策是关乎企业目标实现的最高战略决策,其作业点应摆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与国家产业政策,与深化企业改革转换经营机制和推行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相衔接。

二是进行经营项目的科学论证。充分估算投资项目的总成本,资本回收期限,目标效益等,以确定资金需求量和筹资渠道,并提出可行性方案。

三是资本投资运行的风险分析。市场变化对企业经营的拉动,单个企业资本营运又表现出一定的社会性,这些都是制约企业投资目标最终能否实现的客观因素。这就要求企业的理财部门必须跳出闭门算帐的土围子,面向市场调查研究,为投资决策提供充分依据。

四是制定投资规划。投资规划是企业投资行为的指导纲领,投资规划包括企业的投资目标、投资总量、投资成本、投资效益、配套措施等。企业投资规划的作用就在于指导、调控投资行为按正确的轨道运作,确保投资目标实现。

总之,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企业将作为彻底独立的经济主体自主筹资、自主投资、自主经营、自主管理,企业的投资行为不再是计划经济体制下,按上级意图安排资金的被动行为,企业投资也成为决定企业在未来市场中占有份额的重大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企业占有市场的份额越大,企业从社会平均利润中获取的利润额就越多,企业就越有活力。因此,它具有长远的战略意义。可以这样说,投资行为导向着企业的命运,现代企业的一切活动都是在为投资目标而奋斗。注重科学投资行为内在的巨大能量,摒弃以投机取巧,甚至钻国家产业政策的空子来谋求一时之利的心态,是一个成熟的现代企业财务管理所应有的本质特征。投资决策体现企业的根本利益,是现代企业最高层次的战略决策,是现代财务管理的核心。

3建立现代企业内部财务管理机制是实现企业目标的保证现代企业制度下企业内部管理的最基本的职能是对资本投入决策与资本营运的管理。这是现代企业管理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内部管理的显著区别之一。资本投入决策与资本营运管理的内涵是以市场为背景,以资本投入决策为中心,以企业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以财务调控为手段,对企业资本经营和资产经营活动实施价值管理。显然,随着现代企业内部管理转轨变形,必须建立和完善企业内部财务管理新型机制。构建现代企业制度下企业内部财务管理机制应以价值数据信息为网络,连接财务决策,财务控制,财务考核各个内部管理分系统,发挥既服务又监督两重职能作用,推动企业内部各部门按照各自不同的分工,但又相互有机联系地运转,实现企业的总体目标。从这一基本要求出发,现代企业财务管理机制应包括收集企业内部资本运行及资产存量信息;组织资金效益分析;制定存量、成本、效益分析模型;进行财务决策方案论证;内部财务反馈等。

首先,企业财务管理部门应根据企业总目标及构成项目,收集归类各种财务信息为财务决策和分层管理做好基础工作。其次,对各类资料进行分析,筛选和组合,通过可行性论证,制定财务决策预选方案。再次,制定与决策方案相配套的管理调控措施。调控措施要体现层次性和相对独立性,又要符合统一和协调的要求。财务决策包括企业筹资、融资、投资决策和股利政策等,其关乎企业的生存和发展。须经企业最高管理层审定后付诸实施。

篇9

1949年后，通过没收官僚资本、改造民族资本和大规模经济建设，国有经济迅速成为我国经济的主体。在国有经济主体地位形成的同时，以计划管理为特征的集中计划经济体制也逐步得以确立。这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尽管在当时对我国经济在比较落后的基础上迅速增长并建成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无疑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但随着国民经济规模的扩大和国民经济活动标，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明确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方向(马建堂和刘海泉，2000)。

可以看出，截至目前我国的经济体制仍未完成从计划向市场的全面过渡，或者说，我国仍是一个转轨经济国家。根据Roland(2∞O)的观点，转轨经济的基本特征首先表现为政府对企业经营的过度干预。首先，政府对企业的干预通常都是出于政治目的。另外，即使政府对企业的干预是以效率作为出发点，但由于政府在与国有企业的契约关系中，同时扮演“裁判员”与“运动员”的双重角色，而在与私有企业的契约关系中，却只作为“裁判员”，因此政府对国有企业的承诺要比对私有企业的承诺更容易失约。国有企业中普遍存在的“棘轮效应”(RatchetEffect)和“预算软约束”(SoftBudgets)就是其具体的表现形式(Kornai，1980‘Roland和Sekkat。2000)。当然，私有企业也可能同样存在棘轮效应与预算软约束问题，但是由于政府对私有企业干预的成本要显著高于国有企业，从而私有企业遇到的上述问题往往要比国有企业轻微得多(Shldfer和Vishny，1994)。

其次，转轨经济国家通常都未建立完善的市场体系(包括产品市场、经理人市场、控制权市场和司法体系等)。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国有企业所面临的政策性不对等竞争条件具体表现为生产资金密集程度过高、背负沉重的职工福利负担、严重的政策性冗员以及部分产品仍存在价格扭曲等；至于我国的经理人市场，钱颖一(1996)指出，我国国有企业的经理人员虽然能够在资产使用方面获得相当的控制权，有关企业控制权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即对企业高层经理人员的任免权，却仍然牢牢控制在政府手中。黄群慧(2001)认为我国国有企业经营者系统或国有企业干部人事管理制度由于“路径依赖”而处于一种被“锁定”的状态，虽然这种具有行政级别的企业经营者制度从企业经营管理角度看并不是最有效率的，但由于计划经济体制的最初选择的“选择优势”而很难退出，因而也就不能转移到企业家的职业化状态。

2我国管理会计制度环境对管理会计的影响

上文指出，转轨经济有的政府干预与不完善的市场体系构成了我国企业(主要是国有企业)环境的基本特征。陈信元和叶鹏飞(2000)基于我国转型经济的制度背景，从会计信息的需求者、会计信息的供给者、会计信息的供给资源以及会计信息的监督者等四个方面，分析了我国的会计环境对企业财务会计行为的影响。分析表明，由政府一手推动的会计改革在股票市场的催化下，正进一步向市场化方向发展。但由于国有企业尚未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国有银行、会计师事务所等机构也正在转型过程之中。我国的财务会计的发展仍然主要依靠政治动力，市场主导仍需时间。那么，我国特有制度特征对管理会计研究又具有哪些影响呢?本部分将以价值管理的分析框架为线索，尝试分析上述环境对企业会计行为的影响。

笔者认为，政府干预对公司价值管理的影响将会首先反映在公司总体目标的确定上，进而影响到价值管理方案的其他方面。因为，当企业价值在更大的权重上依赖于政府的行政干预时，企业与政府的关系将是决定企业能否实现其股东价值最大化总体目标的关键。这时尽管企业通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仍很重要，但已“退居二线”。相反，企业往往将从政府部门寻到更多的“租金”作为具体的经营目标。于是，公司的战略选择及业绩评价的标准也会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有根本的差异。另外，企业也会为了帮助地方政府解决就业问题，而吸收比正常经营所需要的更多的员工。这说明，利润或其他传统的价值指标将很难用来评价这些公司的业绩。具体到我国的上市公司，其会计利润指标又会受到另外一个特殊问题——关联交易问题的影响。如下文所述，由于特殊的股票发审制度安排，我国的上市公司很多是从原来的国有企业内部剥离出的一个车间或一个分厂，因此，企业上市后仍然不得不与原来的企业在业务上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当上市公司存在强烈的盈余管理动机时，关联交易的存在就不可避免地降低了会计利润对经理人员努力程度的敏感性。因此。我国上市公司如何选择业绩指标评价经理人员的业绩就与西方企业有着根本的差异。

新兴市场对价值管理的影响则主要反映为公司会有更多的经营或融资活动从市场转向企业内部，从而会使得公司的经营战略或组织结构的设计与西方国家有根本的差异。例如，尽管多元化的公司战略在英美等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中会由于加重了问题从而对股东价值造成损害。Khanna和Palepu(2000)认为，新兴市场有着不同于西方成熟市场的经济特征。如信息不对称严重。契约不完备，私有产权的保护较弱和法律制度不健全等，但高度多元化经营的企业相对于单一经营企业可以更经济地克服上述问题。并且高度多元化的企业能够利用与政府的关系获得额外的经济利益，因此，多元化经营增加了企业的价值。Fauvet等(2003)也发现对于新兴市场，由于外部筹资的成本较高，内部资本市场的建立给企业带来了更大的收益。再比如，由于缺乏有效的外部经理人市场，企业激励机制的设计将可能更多地依赖内部经理人市场，从而此时企业激励经理的方式可能更多地是通过职务的晋升，而不是与业绩的挂钩。因此，这很可能是相关文献没有发现企业绩效与经理人报酬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的根本原因。

篇10

     经济转型似乎是“无形之手”高歌猛进，攻城掠地，“有形之手”步步退让，一败涂地，一切以市场化为价值取向。但是，市场经济本身能否自发形成，经济转型能否完全依赖市场自身的力量自动实现呢？我们所追求的经济转型的目标果真是市场之手独霸天下，国家在经济生活中消失得无影无踪的所谓自由经济吗？如果不是，又该如何实现经济的成功转型？经济转型后的目标体制又该是怎样的昵？

    当前我国经济转型时期由于新的经济体制尚在建立和完善的过程之中，旧的经济体制和观念尚未彻底退出历史舞台，新旧体制的冲击和对抗，使经济领域内暴露出来的矛盾，盘根错节，错综复杂。解决这些问题既是促进经济发展的迫切要求，也是经济成功转型的基本前提，而每个矛盾的解决都离不开经济法思想的指导，离不开经济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一、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模糊，急需按经济法理念重新定位

     政府改革的滞后，是我国经济转轨进程中面临的主要矛盾。改革开放以来，历次政府机构改革不尽如人意，政府职能转变未能取得实质性成果，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理论认识上的模糊不清，没有彻底解决国家在现代经济生活中的正确定位。改革开放前的政府是一个无所不包的政府，经济活动的各个环节：生产、交换、分配、消费都由政府管制，以命令、服从为特征的行政管理关系取得绝对的统治地位，企业和个人完全丧失了主动性、创造性。近几年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那种认为政府应当彻底退出经济活动领域，只当守夜人，一切交由市场的论调一度博得多方喝彩。在国家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上我们常常是非此即彼，国家不是“越位”，就是“虚位”，总是很少“到位”。

    当前，我国的改革面临经济、社会全面转型的挑战，这是一个更为深刻、更为复杂的改革新阶段。经济转型要求构建现代产权关系，社会转型需要形成新的社会利益整合机制。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全面转型，在实现权利的多次分离后，国家成为集多种身份和多种职能于一身的集合体。具体来说，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国家应是三重身份（行政管理者、经济管理者、国有资产所有者），三种职能（行政管理职能、经济管理职能、国有资产所有者职能），实现三次权利分离（行政管理权与经济管理权相分离，经济管理权与国有资产所有权分离，国有资产所有权与经营权或法人财产权相分离）。国家以不同的身份，行使不同的职能，就会形成不同的法律关系。正确认识由国家参与的各种不同法律关系的性质，才能准确适用法律，维护各方合法权益。

    同时我们认为按照经济法基本要求，不仅要实现政府经济管理职能的转变，还在于要实现政府治理方式的转变，从依赖行政命令转而依靠法律保障，遵循经济法律制度行使国家的经济管理职能，实现从人治到法治的历史性跨越。

    二、经济的二元结构特征显著，城乡、地区矛盾的解决有赖于经济法律制度的完善。

     中国经济存在多重二元结构性矛盾，其中最突出的表现为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巨大反差和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引起的地区差异。城乡、地区矛盾的日益突出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主要结构性障碍，如何化解矛盾不仅是经济发展中面临的首要课题，而且已上升为一个严峻的政治问题。

    经济法既服从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尊重市场主体的独立性、自主性和创造性，又强调国家应当在经济生活中发挥正确的作用，它把“无形之手”与“有形之手”辩证地统一起来的特征显示其对于解决城乡、地区二元矛盾天然地具有优越性和独到性。

     针对当前农村中公共卫生、基础教育、社会保障等财政投入严重不足；违法侵占农民土地，任意降低征地补偿标准，漠视失地农民的就业和生活安置以及农民负担过重，乱集资、乱摊派屡禁不止等问题，从完善以下三个方面的经济法律制度入手，有助于构建规范的、持续长效的缩小城乡差别的法律机制。

     由于我国目前尚未制定统一的财政法，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之间事权与财权划分不清晰，权利与义务不明确，导致财政支出责任不落实，上下级政府间一事一议，讨价还价现象较为常见。而且，目前我国普遍实行的市领导县的财政体制，客观上使得农村社会经济资源、资本更主要地是被城市所汲取，加剧了城乡二元分割。行政长官追求立竿见影的政绩驱动与财政支出法律规范的缺位，往往使农村成为最终的牺牲品。所以，首要的是要建立科学完备的财政法律体系，明确各级政府的职责、支出责任和税收划分规则，确立覆盖城乡的统一的公共财政支出原则，强化市以上各级财政对农村基础教育和基本社会保障的支出义务，规范上下级政府间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并把城市返哺农村的各项制度具体化，才能从根本上有助于缩小城乡差距。

    其次，要进一步完善《土地承包法》，明确土地承包权的物权性质，并赋予权力保护以可诉性。2003年新的《土地承包法》虽然对于保护农民长期、稳定的土地承包权，限制土地发包方滥用权力等方面起到很大作用，但仍然存在许多尚未解决的问题。首先，确权工作严重滞后，估计有约30%的农户仍然没有领到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权属登记进程的滞后，导致大量土地承包纠纷只能适用土地承包合同，弱化了土地承包权的物权性质，客观上助长了发包方任意毁约行为。其次，侵害土地承包权的责任形式单一，法律责任轻，违法成本低。根据承包法第54条，侵害土地承包权的只是承担“停止侵害、返还原物、恢复原状、排除妨碍、消除危险、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几乎不用承担刑事责任。而所谓的民事责任，由于侵害方主要是村、乡集体组织，也几乎难以得到实际执行。最后，权利救济渠道阻塞，可诉性差。长期以来，许多基层法院拒绝受理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1999年最高法院出台有关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的司法解释后，虽然规定应当受理，但是许多地方对土地承包这一典型的经济法律关系缺乏正确的认识，仍然纠缠于该法律关系到底是民事法律关系还是行政管理法律关系的争论而不能自拔，其结果是牺牲了广大农民应当得到国家司法救济的正当权力。

    最后，应当建立和完善农业税收法律体系，规范各类涉农收费。乱收费、乱摊派之所以屡禁不止，源于我国农村税费名目繁多，包括农业税、附加税、特产税、屠宰税、“三提五统”、教育集资以及以资代劳款、地方行政劳务收费、地方行政性收费等等，而这些税费的征收依据主要是税收行政法规和各级政府决定，对收费项目的创设权限和程序没有法律约束，现有的有关农村税费的规范性文件位阶低，缺乏权威性和稳定性。随着农村税费改革的逐步推进，在条件成熟时，以最大限度减轻农民负担为出发点，以统一的涉农税法理顺国家、集体、农民之间的分配关系，规范农村基本分配制度，才能从制度上确保农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

    我们再来看区域差别。为了缩小东、中、西三大经济区域间的差距，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国家开始贯彻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方针，不断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政策倾斜。随着经济转型的推进，国家职能的转换，公共财政体制的确立，除大型基础设施外，中央政府势必改变以往直接投资设厂的支援模式，加大对中西部地区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将成为必然选择。

    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是实行分税制国家处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财政关系的普遍做法和基本方式。它是基于中央和地方财政之间的纵向不平衡及各地区财政的横向不平衡所产生的，是国家为了实现区域间各项事业的均衡发展而采取的一项财政支出制度。实施转移支付制度的目的，是通过中央财力的转移分配来调节地区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从而达到运用财政分配职能贯彻中央宏观调控政策的目标。

    但是，我国目前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具有明显的过渡性特征，还存在许多问题。比如，税收返还以保证地方既得利益为依据，从而把原有的财力不均问题带入分税制财政体制中，未能体现财政均衡原则，也与设置转移支付的基本目标相违背；中央对地方的专项拨款补助缺乏规范的法律依据和合理的分配标准，与中央和地方事权划分的原则不相适应。另外，财政补助分配透明度低，随意性大，监督约束不足也亟待改变。所以，在合理划分各级政府事权与财权的前提下，有必要制定转移支付法，明确财政转移支付的原则、目标和形式，制定科学合理的计算标准，形成一整套规范的监督约束机制，才能充分有效发挥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对平衡区域间差别的作用。

    三、市场经济秩序混乱，行政治乱应让位于依法治理

    经济转型经常伴随着经济秩序的混乱。市场本身不能自动产生良好的秩序，秩序作为一种公共产品，必须也只能由政府来提供。企图单纯依靠民事法律制度，依赖市场主体的自我约束就能达致良好的市场经济秩序，是对市场迷信式的崇拜，注定是水中月、镜中花。营造良好的经济秩序必须依靠政府的力量，而政府也必须改变以往行政命令式的管理方式，一时的暴风骤雨只能冲走地表的浮土和污秽，却无法冲跨滋生混乱的深层土壤，更不能培育出一个井然有序、生机勃勃的万花园。

     其实，我们当前经济秩序中的许多问题都与我们经济法制的不完善或执法不力有直接的关系。税务领域的混乱，要求我们完善税收法律体系；财经领域的不规范，呼唤我们尽快制定起科学合理的财政法律制度；假冒伪劣产品的大肆泛滥，敦促我们进一步健全产品质量和消费者权益保障制度。只有坚持标本兼治，边整边改，着力治本，铲除引起经济秩序混乱的体制性障碍，同时加强经济法制建设，确保严格执法才能最终保证市场经济有序、健康发展。

    可见，经济法律制度的完善，是经济实现成功转型的基本保障。经济转型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是行政干预力量逐渐归位，市场力量日益壮大的过程，是国家与市场在经济生活中各得其所的过程，也是经济法思想逐步确立、深化的过程。经济法律制度的完善，推动经济转型的进一步发展，也以法律的形式巩固着经济转型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