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含义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含义，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 农超对接中农业合作社面临的问题与对策 我县当前农业合作社存在的问题与解决对策 我国农业合作社与西班牙农业合作社的差异及启示 现代农业合作社的组织结构与功能分析 再造农业合作社 海南岛槟榔园地的生态建设现状与对策 新常态下西吉县农业合作社发展现状及对策 我国农业合作社发展对策探讨 与海南岛战役 海南岛与自由岛 农业合作社“再联合”趋势调查 农业合作社走出特色，抱团闯市场 大山深处有个女子农业合作社 消除农业合作社融资瓶颈 农业合作社产生发展原因辨析 从“公司+农户”到农业合作社 美国农业合作社发展新动向观察 农业合作社是发展方向 欧盟农业合作社特点及启示 农业合作社的“戴庄模式”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l.

[4] 中新网.候鸟写信给海南省长反映物价！[EB/OL].[2017-01-01].http：///s.

[5] 农业经济专业知识与实务[M].北京：中国人事出版社，2015.

[6] 海南日报.乐东一种瓜合作社年创利近千万元[EB/OL].[2017-01-01].http：///data/news/2009/04/75806/新时期的农业合作社.

[7] 董进才.专业合作社农民政治参与状况分析：基于浙江省示范合作社的调查[J].农业经济问题，2009（9）：45-51.

[8] 马彦丽.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制度解析[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9] 秦愚.农业合作社的资本问题：基于相关理论与实践的思考[J].农业经济问题，2015（7）：60-72.

[10] 应瑞瑶.合作社的异化与异化的合作社：兼论中国农业合作社的定位[J].江海学刊，2006（6）：69-75.

[11] 邓宏图，王巍，韩婷.转型期农业合作社的现实与逻辑：来至山东寿光的经验观察[J].中国农村经济，2014（7）：27-38.

[12] 林毅夫，沈高明.我国农业技术变迁的一般经验和政策含义[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0（2）：10-18.

[13] 潘松.中农民专业合作社：数据背后的解读[J].中国农村观察，2011（6）：2-11.

篇2

关键词：“公司+农户”模式；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产业化

从发达国家的农业发展经验来看，要提高农业生产水平，增加农民收入，必须走科技化、市场化道路，实行农业产业化经营。所谓农业产业化经营就是以国内外市场为导向，以经济效益为中心，以资源开发为基础，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的主导产业和主导产品，按产、供、销，种、养、加，贸、工、农，农、科、教一体化经营的原则，把农业的产前、产中、产后服务各个环节结成统一的利益共同体。在农业产业化的具体形式上，我国目前正在实践的有两种模式：一种是“公司+农户”模式，另外一种是发展农业合作组织。以下就这两种模式发展的目的、期望和发展过程中的问题进行分析，以区分这两种模式的优劣。

一、“公司+农户”模式

“公司+农户”模式的基本含义是指从事农副产品加工和流通的公司与农户建立一定的经济契约关系，开展一体化经营。这种模式的重要意义在于：在不改变现有的农户家庭经营的前提下，通过“公司+农户”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传统农业的分散经营方式，形成专业化生产、区域化布局和社会化服务，使分散的农产品生产汇聚成为规模化的农产品生产基地，改善农业生产的组织管理和规模效益，提高农产品的科技含量，并通过这种模式进一步开展农产品的深度加工和跨区域销售，节省分散农户走向市场的交易费用，实现农产品的加工增值和流通增值，促使传统农业走向产业化道路。

政府给予“公司+农户”模式以大力支持，是希望这种模式能够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提高农户的积极性，拓宽农民致富的途径，弥补农户分散不集中的现状。对于农户来说，大公司，低成本、不用担心销售、先进的管理方式和养殖技术、“只要不笨就能赚钱”的承诺等等，无疑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对于公司来说，这种模式的好处似乎有：可以节省场地、设备、人工和管理等方面的开支；有保障的原材料供给，不仅避免了生产风险而且节省了巨大的市场搜寻和交易费用；可以优化资本配置，集中于科技开发、综合经营等高附加值项目的效益。

虽然“公司+农户”模式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提出之初得到了政府和学术界的大力支持，但是从其在中国的发展实践来看却并没有达到人们所希望的目标。早在2006年就有学者指出，我国的“公司+农户”有80%以上的案例是不成功的，而之所以不成功是因为存在三个共同的原因：一是大部分农业上市公司圈的钱很少用于农业；二是大部分农业公司都有圈占土地、以资源获得资本化收益的本质；三是工商业资本介入农业，其结果是工商业资本对小农的剥夺倍加。随着这种“公司+农户”模式在发展中暴露的问题越来越多，学术界对这种发展模式的批评也越来越多，主要有：（1）认为公司与农户的行为不一致，权利不对等，导致博弈双方不能完全履行职责，容易导致不合作行为。（2）认为该模式存在制度性缺陷。因为在这种模式中，公司和农户的垄断势力不均衡、农业生产经营和农产品质量存在高度的不确定性以及公司与农户双方的机会主义行为，会形成契约的不完全性，从而导致该组织存在一定的制度缺陷。（3）认为“公司+农户”模式在生产要素流转受限的前提下，对农民增收作用不大。未经过充分竞争就过早追求“产供销一条龙”、“纵向联合”等会促进公司垄断势力的发展，妨碍中间农产品市场的形成，不利于农民增收，会阻碍农业发展。

对于进入市场的农户来说，“公司+农户”模式的实质不过是将农户与中间商之间的短期契约转变成农户与公司之间的长期契约。农户与中间商之间就存在地位不对等以及信息不对称等问题，而与公司的长期合作则会将这个问题进一步放大。本来长期契约的原意是希望分散农户能够规避在农业生产中遇到的风险，然而契约双方地位的严重不对等，使得单个农户丧失谈判资格，只能作为公司所定价格的接受者，而在发生企业不履约的情况时，单个农户又无法承担维权费用，因此只能采取不合作态度。

二、农民专业合作社

1995 年国际合作社联盟第31 次社员大会对合作社作出了一个权威的定义：合作社是人们为满足自身共同的经济、社会及文化方面的需要和愿望，而通过一个共同拥有、民主管理的企业，自愿联合组成的自治社团。由此可见，合作社是由成员共同所有和民主控制的一种特殊的企业组织形式，具有纯粹的“民办”性质，承认其社员家庭仍然是一个独立的经营主体，并承认社员的资产所有权及一定的参与分配的权利。我国于2007年7月1日起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第二条给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定义为：“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在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同类农产品的生产经营者或者同类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的提供者、利用者，自愿联合、民主管理的互经济组织。”

在当今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合作社有两类，一类是专业合作社，一类是综合合作社。对于农民专业合作社产生的背景，学者的观点比较一致，凡是研究、关注或涉及这一问题的人都无一例外地认为，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兴起是市场化取向改革和农业弱质性相结合的必然结果。即在市场体制和农业比较效益低的情况下，分散经营的农户经营规模偏小，很难参与激烈的市场竞争，急需进行微观经济体制创新。于是从节约交易成本角度出发，寻求交易过程中的联合与协作，使内部交易费用低于外部交易成本，于是便出现了各种形式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而综合合作社的产生显然可以看成是专业合作社的扩大版，不过是将合作领域由单一的经济领域扩展到文化、社会等其他方面。

与国际上比较，我国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起步晚，无论是合作社自身的内部管理、参与主体、运行规范程度，还是国家的政策、法律法规和社会环境等方面都存在许多问题。这些问题主要包括：（1）人才缺乏。会技术、懂管理的人才缺乏，制约了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虽然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农村出了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和有知识、有本领的人才，但这些人才几乎都留在城市，因此 如何吸引、培养人才是农民专业合作社面临的问题之一。（2）法律缺位。由于我国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起步晚，现在依然处于量的扩张阶段，许多制度除参照国际经验外还处于摸索阶段，尚未形成法律条文形式。（3）资金运作困难。国家虽然有许多支持合作社发展壮大的优惠政策，但难以落实。实际上许多农业合作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4）合作社与政府的关系。根据合作社的定义，合作社应该是一个“自治社团”。但是由于我国的具体情况，加上当前阶段合作社需要政府的大力扶持，因此难以摆脱行政干预的影响。（5）合作社内部管理不规范。如管理人的作用过于明显，缺乏民主；组织化程度不高，职责不明；“按交易额返利”的分配机制没有形成等。

三、两种模式的比较

显然，无论是“公司+农户”模式还是农民专业合作社，其目的都是为了发展农业生产，增加农民收入，走农业产业化发展的道路。之所以要采用“公司+农户”模式或是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形式，都是为了解决市场经济中小农户与大市场之间的矛盾，以及规避农业生产本身所固有的风险。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公司+农户”模式并没有将改变农户的分散性质，不过是将农户与中间商的短期契约变成了农户与公司之间的长期契约而已。由于分散农户与公司的谈判地位不对等，因此这份长期契约的履行必定要依靠公司的自觉性。在我国的具体情况是，这份长期契约的履行部分地由政府支持激励生成，因此并不具备内生激励机制。农民专业组织则是将分散的农户组织起来，使其具备与市场上的交易方相对等的谈判地位，从而解决买方垄断或卖方垄断的单方垄断问题。

两种模式在中国的实践中都显现了不少的问题，但通过观察可以发现，“公司+农户”模式中的问题是模式本身所固有的，而农民专业合作社中出现的问题则是由于市场、法律不完善，以及组织发展不成熟所致，并非是组织本身固有的缺陷。“公司+农户”模式之所以失败，正是因为该模式未能赋予分散的农户以市场主导权，它在看似解决了“小农户”与“大市场”之间矛盾的时候，却又创造出了一对新的矛盾，即“小农户”与“大公司”之间的矛盾。对于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只要中国坚持市场改革方向，不断完善我国的市场环境，并制订相应的法律法规，随着我国经济社会教育事业的发展，那些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国际上农民专业合作社一个半世纪的发展历程也会为我国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提供经验帮助，并坚定农民专业合作社作为农业产业化的发展方向。

参考文献：

1. 徐金海.“公司加农户”的制度缺陷[J].现代商贸工业，2003（3）.

2. 林柯，任红岩. “公司加农户”模式的运行缺陷与食品安全[J].科学经济社会，2006（2）.

3. 李斌. 公司加农户模式的微观经济学分析[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3(3).

4. 胡宗山. 农村合作社：理论、现状与问题[J].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2007（4）.

篇3

关键词:农民专业合作社;公司与农户;公司领办合作社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09)08-0019-04

一、引言

对于以龙头企业为代表的公司与农户的关系,学术界存在着争议,一种观点认为,龙头企业与农户之间本质上是一种对立的买卖关系,两者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利益冲突。刘凤芹(2008)认为企业和农户间的利益分配不公平,通常被称作“狼羊”关系,即企业与农户合作是不平等的,拥有强势的企业像狼一样剥削了处于弱势的像羊一样的农户。那么对于公司领办的合作社是不是也像一些学者声称的那样,公司参股合作社实际上是为公司借合作社之名剥夺农民的手段。另一种观点认为,公司与农户共同投资创办合作社,使农户与公司之间建立了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农户在面临一定风险的情况下,有机会分享农产品加工、销售环节的利润,并且合作社通过对单个农户各自独立面对市场的交易行为的大量替代,以节约交易费用(徐旭初,2005)。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公司领办的合作社其实有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公司与农户之间的关系也在不断地演化。苑鹏(2008)以北京圣泽林梨专业合作社为例,以公司与农户关系的变化为线索,将龙头企业为代表的公司领办的合作社划分为成立合作社前、成立合作社后以及《农民专业合作社法》颁布后的三个不同阶段;并且公司与农户的关系从利益对立的买卖关系到相互合作社的商业伙伴关系,最终演变为利益共享、风险同担的利益共同体。笔者认为,公司与农户之间的关系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处于不断演进的过程中,①在合作社内自始至终存在着两种力量:合作与竞争②,哪一种力量占据主导地位取决于合作社内公司与农户的谈判力量和谈判地位。本文试用HVB模型来分析公司领办的合作社演进过程中公司与农户的关系变迁。

二、HBV模型概述

HBV模型是由Hendrikse and Bijman(2002)、Hendrikse and Veerman(2000)和Bijman and Hendrikse(1999)根据不完全合约理论建立的一个三阶段的非合作博弈模型。第一阶段主要是所有权结构的选择,每一个所有权结构都对应着不同的谈判力量的配置。第二阶段是关于是否进行专用性资产投资的决策。第三阶段是非投资者选择是否遵守合约。通过逆向归纳法求出博弈的解,他们认为投资决策主要由各方的谈判力量和谈判地位所决定,③谈判力量用夏普利值(Shapley value)来衡量,而谈判地位则由进行专用性资产投资的量来决定。假设企业与农户联合的收益为V,农户的投入成本为C,农户与企业按50∶50进行分配收益,如果农户没有进行专用性投资时,农户与企业各获得V/2;如果农户投入成本中有数量为kf的专用性资产,如果外部环境发生变化,如消费需求比预期的要小,那么,企业就会要求分配准剩余而不是剩余,由于农户投入的专用性资产降低了他的谈判地位,此时农户获得的价格为C-kf+(V+kf)/2,即C+V/2-kf/2,农户的收益为(V+f)/2,扣除kf的成本,农户获得的净利润为V/2-kf/2;企业获得的收益为(V+kf)/2。如果V/2-kf/20,农户则会进行这项投资。

三、合作社演进过程中公司与农户的关系变迁

(一)合作社创办前公司与农户的关系

合作社创办前,公司与农户之间要么直接通过市场进行交易,要么采取“公司+农户”的形式进行交易。如果采取的是“公司+农户”的形式进行交易,双方之间是不平等的互利关系(张晓山,2002)。具体而言,这种不平等的互利关系有两层含义:一层是“富了公司、穷了农户,公司层层压榨,欺辱弱势农民”(乔国栋,2004),公司与农户是利益对立的“狼羊”关系,这对于那种农户投入了大量的专用性资产的情况更为明显。对于公司来讲,市场经济意识较强,掌握较多的市场信息,一般情况下会在地方形成垄断,因而在交易中处于优势地位。对于农户来讲,大多数农户市场经济意识淡漠,经营规模小且高度分散,其资金、技术力量薄弱,准确、充分、及时地捕捉市场信息的能力差,在与公司的谈判中处于不利地位。并且,由于农户投入了专用性资产,很容易导致“套牢”问题,准租金被企业占有就在所难免。另一层是“企业发展,农民致富”的双赢关系。这种情况多见于企业投入了专用性资产,通过专用性投资和市场在确保履约方面的作用(周立群,曹利群,2002),公司与农户都将节约大量的交易成本,形成长期的稳定的协作关系。企业可以根据对市场的判断指挥或引导农户调整农业生产结构,也可以规定农户采用指定的生产技术、生产指定的农产品从而稳定货源、保证原材料的质量;农户则可以通过遵守合约节约选择成本、生产成本和销售成本等交易费用。

(二)合作社创办后公司与农户的关系

合作社是公司与农户实现“双赢”的产物。企业通过合作社一方面可以获得稳定的原材料或者保持稳定的消费需求,对于以特色农产品为原料的企业而言,由于很难能够随时在市场上购买到所必须的农产品,或者即使可以买到,在品质、数量、价格等方面也不甚满意,因此,建立长期稳定的原材料供应关系就是必要的。另一方面,企业可以供给农户特定的种子,选择与特定区域的农户合作,甚至为农户提供技术指导,从而保证供给产品的质量,

农户加入合作社是改善其弱势的谈判地位、降低交易成本的有效途径。由于单个农户的生产规模小、获取信息的渠道有限等因素,农户面对市场时自然处于弱势的地位。最终的结果就是农户购买生产资料成本较高而农产品销售价格较低,从而出现增产不增收的现象。这一问题的根源就是“小农户与大市场”的矛盾,要想解决这一矛盾,只有从农民的组织角度入手,将农户联结起来,组建农业合作社,通过对单个农户各自独立面对市场的交易行为的大量替代,以节约交易费用(徐旭初,2005)。

组建合作社对企业和农户来说可以改善各自的福利,合作社建立之后,公司与农户关系的实质性变化是由外部对立走向内部协商(苑鹏,2008),但是合作社的主要决策权掌握在公司手中,主要是因为公司领办的合作社往往呈现比较鲜明的少数核心社员与多数一般社员并存的股份化格局,公司在合作社中占据核心地位,掌握着合作社的剩余控制权,这些权利直接影响着最终的利益分配。为简单起见,我们假设农户进行的专用性投资可以改变农产品的质量,并且高质量的产品价格也会较高,因此,如果投入了这项专用性资产,则农户与公司的总收益就会变大,即把蛋糕做大。如果农户没有进行专用性资产投资,在市场需求没有变化的情况下,合作社这种形式并没有增加总收益,蛋糕并没有变大,公司与农户的关系其实仍是“零和博弈”,假设此时农户的收益为r1,公司的收益为w。然而,公司可以通过其掌握的决策权来获得更大份额的蛋糕,因为是“零和博弈”,公司所得必定是农户所失,因此农户也会尽可能通过一些制度安排如退出、异议、投票等来增强他们的谈判力量,防止公司侵占自己的利益。总而言之,在这种情况下,公司与农户的关系仍然是竞争性的。

如果农户投入了专用性资产,根据HBV模型,只要一方投入了专用性资产,他的谈判地位就会下降。农户的谈判地位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威廉姆森,2002),假设农户的谈判力量不变,那么农户此时的收益就变为R2。若R2

应该注意的是,即使农户投入专用性资产,把蛋糕做大,公司与农户的收益都会增加,但是如果农户能够增强自身的谈判力量,他们就可以获得更大份额的蛋糕,公司此时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因此,在把蛋糕做大的同时,双方仍会遇到如何分配收益的问题,在合作背后竞争仍很激烈。这种竞争关系将导致双方实施各种机会主义行为增加自己的收益,如农户违约、企业违约、企业压级压价、农户抬价行为,等等。但是,由于公司主营业务与农户经营业务是一种产品上下游关系,并且公司实力强大与农户力量对比悬殊,农户与公司的关系不是相互依存而是依附于公司。在这些所谓的合作社中,公司法人社员操控了合作社,而农户弱势群体社员的经济利益无从保护,与以前的“公司+农户”模式没有区别,但是公司却通过披上合作社的外衣,试图垄断本地农产品的原料来源,并最大限度地攫取国家的扶持、优惠政策(苑鹏,2008)。在公司强势的情况下,农户只有通过各种机会主义行为,如在生产过程中尽可能少投入专用性资产,在销售过程中以次充好,获取高质量产品的价格。因此,在产品质量不容易检测的情况下,企业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如何使产品质量达到企业要求的标准。最好的选择就是双方形成利益共同体,在把蛋糕做大的同时公司让利于农户,最终使双方受益。

(三)按照《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调整合作社的产权后的公司与农户的关系

《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第3章第17条规定“出资额或者与本社交易量(额)较大的成员按照章程规定,可以享有附加表决权。本社的附加表决权总票数,不得超过本社成员基本表决权总票数的20%”。因此,在股权安排上,公司将会降低其出资额,④因为法律规定单个社员的附加表决权不超过20%,因而公司不愿意投入更多的股份;而农户大户的投入比例明显增多,从产权结构上保证了农户社员的主体地位,削弱了公司在合作社内部的谈判力量。

农户在合作社的谈判力量增强,可以产生两个方面的结果。其一是农户获得的收益会增加,有效的合约集将缩小;其二是农户可以投入更多的专用性资产,提高产品的质量,从而可以把蛋糕做得更大。当农户投入了足够多的专用性资产,最优的合约集将是农户全占所有收益,此时企业将完全成为社员全体成员拥有的企业,合作社社员人人是老板,企业只是社员实现收益最大化的工具。由于专用性投资越多,蛋糕也会变大,因此,企业和农户的收益在这一过程中将会不断增加。从企业的角度来看,企业获得的直接收益可能会比重组前减少,但是,企业节约了大量用来防止社员机会主义行为的成本,⑤并且由于农户加入合作社便可以获得更多的收益,加入合作社的农户数量会不断增加,那么,企业就可以通过与更多的农户进行交易获取利益。只要企业不是完全由社员所有,那么企业就可以通过合作社获得比直接从市场购买更多的收益。最终的结果是,一方面,合作社实现了“社员所有、社员控制、社员收益”;另一方面,企业在这一过程中仍然获得了正常的收益,农户与企业真正结成了同盟,逐步走向“收益共享、风险共担”的良好局面。

苑鹏(2008)分析了这种结果的可能性,但是她的结论没有考虑垄断的情况。如果企业处于买方垄断,那么垄断会给企业带来更大的谈判力量,这在一定程度上会降低农户本来已经提升的谈判力量。可能的结果首先是,原有的博弈均衡再次被打破,力量的天平再一次向企业倾斜。其次,公司的出资并不一定要和其投票权相一致,因为最终的收益分配是和谈判力量和谈判地位相关,并且主要是由这两者决定,投票权虽然也会影响收益分配,但是在中国农民加入合作社不是为了纯粹的公平,而是为了纯粹的利益的情况下,他们根本不关心能否拥有“一票”的权利,“一人一票”制度对于利益的分配的影响就非常弱,⑥那么,企业便不会因为投票权少而少投资。如果情况是这样的话,《农民专业合作社法》颁布之后的情况与之前的情况应该没有多大的变化。由于垄断力量的存在,削弱企业的强势地位,使得在利益分配中农户占据一个较为“合理”的比例,这是合作社应该达到的理想状态,但是从理论上和实践中却很难达到(刘凤芹,2008)。

四、结论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在公司领办的合作社中,公司与农户之间的关系并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随着合作社的演变而不断变化的。总的来说,公司与农户之间存在着合作与竞争的双重关系。合作是因为公司与农户之间存在着共同的利益,即把蛋糕做得更大;竞争是因为利益分配过程中,双方是“零和博弈”的关系,一方所得就是另一方所失。在合作社成立之前,公司与农户之间的关系是竞争关系,不管农户是否投入了专用性资产。如果企业在此阶段投入了专用性资产,那么,两者的关系就有可能由竞争转向合作。⑦在合作社成立之后,公司与农户出现了共同利益,双方有了合作的基础,但这种合作是有竞争的合作,这种竞争关系主要是由于公司在合作社中处于强势地位;农户为了获得更多的收益,从而出现各种机会主义行为。随着《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颁布,公司的权利受到了限制,农户的谈判力量得到增强,虽然农户进行了资产专用性投资,但是由于他们可以在最终的收益分配中获得较大的份额,如果企业不是垄断的话,双方就表现出“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局面。但是如果公司是垄断的或者公司并没有减少投资,那么,它的谈判力量便不可能被削弱,力量的天平就会再次偏向公司,从而《农民专业合作社法》颁布对于利益的分配根本不会起到多大的作用。

注释:

①苑鹏(2008)发现了这一规律,但她是通过案例分析得出的结论,没有进行理论探讨。

②Bonnus认为合作社内存在着两种力量:向心力和离心力。如果将合作看作是合作社内的向心力,而把竞争看作是合作社内的离心力,那么本文的结论与Bonnus是吻合的。

③利益的分配也是由谈判力量和谈判地位来决定。有人会认为,利益的分配是通过事前的合约确定的,这从法理上来说是对的,但是由于不完全合约的存在,事前的合约一般是不完全的,利益的分配更多地表现为谈判的结果,和巴泽尔认为的相对于赤手空拳的人来说,开着坦克车的人肯定会获得处于公共领域的利益一样。这就是说在分蛋糕的过程中,谁拥有的谈判能力越大,谁就会获得更多的蛋糕。

④这只是逻辑推理的结果,而在实际中情况可能并不完全如此。

⑤例如企业在产权结构调整前需要投入大量的成本来防止农户以次充好的情况。而在产权结构调整后,由于农户投入了大量的专用性资产,如果农户实施机会主义行为,那么,他们一旦被发现就可能被终止与企业的交易,他们就会损失未来的销售收益,而这大于不履行契约的财富的增加,从而农户的机会主义行为将大大减少,因而企业可以节省大量的检测成本。

⑥这与合作社内的民主控制制度相关,到底是谈判力量起作用还是“一人一票”制度起作用值得深思。

⑦合作双方中力量较强的一方投入了专用性资产可以有效防止其侵害力量较弱的利益,然而,这种看似不公平的契约安排有利于合作的实现。

参考文献:

[1]张晓山,等.联结农户与市场――中国农民中介组织探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2]苑鹏.对公司领办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探讨――以北京圣泽林梨专业合作社为例[J].管理世界,2008,(7).

[3]徐旭初.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制度分析[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

[4]周立群,曹利群.商品契约优于要素契约――以农业产业化经营中的契约选择为例[J].经济研究,2002,(1).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mpany and the Peasant Household in the Cooperatives of Company Leading

Wang Jun

(Graduate School,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102,China)

篇4

关键词农户异质性；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技术培训；ZINB模型

中图分类号F30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4）03-0116-08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4.03.017

在理论界，Schultz[1]在回答如何改造传统农业这一问题时，强调了对农民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性。在我国，对农民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具有更强可操作性的措施可能是开展农业技术培训。在政策界，自2004年以来，“三农”问题被提升到战略性高度，农民培训对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性便日益突出。回顾十年来的中央1号文件，文件中多次对农民培训问题提出了明确要求，对农民开展实用的技术培训已成为政策界的共识。从国内实践看，近年来，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快速涌现，日益成为推进我国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载体，但农民职业技能培训和农业科技推广体系建设改革却有一定的滞后性。随着政府对农民培训投入力度的持续加大，农业技术培训的供给将会迅速增加，与此同时，我国农村土地流转愈加普遍，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仍在加速。那么租入土地和加入合作社，是否会作为异质性的重要来源，对农户参加农业技术培训产生重要影响呢？或者说，租入土地的农户与自耕农这两类农户的农业技术培训参与行为有没有显著差异？基于此，本文构建ZINB模型，考察农户参与土地流转、加入合作社与农户参与技术培训之间的关系，判断当前的农业技术培训是否偏离了政策设计的目标，从而给出土地流转和合作社快速发展背景下农业技术培训的政策重点，对制定相应的政策有重大现实意义。

1文献回顾及简评

很多经验分析文献讨论了农户参加培训决策行为的影响因素，这些影响因素又可分为农户的内在因素或称为农民的禀赋[2]和外在因素。曹建民等[3]认为农户参加技术培训的行为决定于农户掌握的信息、农户的个人特征和家庭特征等，发现中年人、村干部、水稻种植比例较高的农户和非农就业比例较高的农户更愿意参加技术培训。高升[4]则将农户对培训实用性的评价、农户获取培训信息渠道数纳入了Logit模型。但大部分文献纳入计量模型的影响因素有很强的趋同性，这些因素包括农户户主的个人特征、农户家庭特征、农户对培训实用性的评价、对现代农业技术的认知度、所处的地理环境等[5-7]。现有文献用以识别显著影响农户农业技术培训参与的因素的方法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文献以农户是否参加农业技术培训为因变量，再以上述影响因素的全部或部分为解释变量，构建Logit或Probit单方程模型，进行ML估计，如刘芳等[5]、高升[4]等人的研究。这类文献的缺陷是只能识别出影响农户是否参加培训的因素，却忽略了既影响农户是否参加培训又影响农户参加培训次数的因素所包含的重要信息。另一类文献是以农户参加培训次数为因变量，应用Tobit模型进行估计，如于敏[6]的研究。这类文献虽然考虑了影响因素对农户培训次数的影响，但Tobit模型本身有着无法克服的缺陷，该模型估计要求两部分模型的解释变量不完全相同，并且系统模型假设随机变量服从联合正态分布，违背这两个假设的模型可能不可估计[8]。另外，Tobit模型尽管容许有大量的零，但仍将因变量y在正值上的分布看成连续分布，假定y=max（0，y*），其中y*呈正态分布与农户参加培训次数在y>0时的离散性完全不相称。因此，要想无偏地识别出农户参加农业技术培训的影响因素，需要新的方法。

何安华等：农户异质性对农业技术培训参与的影响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4年第3期2研究方法与模型选择

模型2的缺陷是无法直接对比租入/不租入土地农户的差异，也无法直接对比加入/不加入合作社农户的差异。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本文以各组农户数量占农户总数的比重为权重，近似计算出各组间的差异，然后再分别与模型1中leasedumi和coopdumi的估计系数相比较，并由此判断模型2的稳健性。

2.2计数数据中对零膨胀现象的处理

在实际问题中，计数数据普遍存在零膨胀特征，即获得的数据很大一部分是零值。具有零膨胀特征的计数数据超出了一般泊松模型或负二项模型的预测能力。幸运的是，解决零膨胀现象的Hurdle模型于1986年被提出并应用于经济学研究领域[9]，继而Lambert[10]于1992年提出零膨胀泊松模型（ZIP），Greene[11]在1994年又将ZIP模型扩展到零膨胀负二项模型（ZINB），使得对具有零膨胀特征的计数数据的估计变得更为有效和无偏。零膨胀模型假设数据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对应零事件的发生，个体取值只能为零，这一部分的零值解释了数据中可能存在过多零的原因；第二部分个体符合泊松/负二项分布，取值可以为零或正整数。因此，零膨胀模型将数据中的零分成“过多的零”和“真实的零”，并从零分段，对零部分和非零部分分别建立二项选择模型和一般计数模型，其中二项选择模型主要回答变量影响事件是否发生的问题，一般计数模型主要回答变量影响事件发生次数的问题。

本文对农户2008年参加技术培训的次数进行考察，发现未参加技术培训的比重较大，占到农户总数的5558%。农户参加技术培训次数为零的情况可分为两组，一组是2008年期间没有技术培训可获性的农户（组A1），另一组是有技术培训可获性但没有参加培训的农户（组A2），这两组农户的技术培训次数都为零，但造成零值的原因不同。当符合组A1的样本较多或组A2样本中零值过多时，计数出现零膨胀现象。因此，可将原始数据集看作一个全零数据集和一个服从泊松/负二项分布的数据集组成的混合数据集，再以一些特征变量采用二项选择模型对农户是否属于组A1进行预测并排除掉属于组A1的样本，对余下的属于组A2的样本进行泊松/负二项模型估计。

2.3模型选择：ZIP模型还是ZINB模型？

为了考察土地流转和加入农民合作社对农户参加技术培训的影响，以农户参加农业技术培训次数作为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包括农户的户主特征、家庭特征、村庄特征和省份虚拟变量。根据文献回顾和经济理论选取进入模型的解释变量。

Hurdle模型、ZIP模型和ZINB模型是处理零膨胀计数数据的常用模型，但因Hurdle 模型在经济学中有着特殊性和争议性[12]，本文将根据数据集的分布情况在ZIP模型和ZINB模型中选择较为适宜的模型进行估计。借鉴王存同[13]选择零膨胀模型的思路：第一，观察数据是否存在零膨胀现象。参加技术培训次数为零值的农户占到农户总数的55.58%，零值的比例很大，数据存在零膨胀现象。第二，判断计数数据是否存在过度离散。可以通过考察计数变量的均值和方差是否相等，以及alpha检验是否显著，来判断是否存在过度离散。当均值和方差基本相等且alpha检验不显著（P>005）时，数据服从泊松分布，应采用ZIP模型；当均值明显小于方差且alpha检验显著（P

3数据来源和描述性分析

3.1数据来源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研究”的一手调查数据。课题组于2009年7月至9月，共组织40余名调研员分成三个调研组赴山东、山西、宁夏3省调查。原则上，每一省份选取4个县，每个县再选择3个乡镇，每个乡镇选1至3个村庄不等，每个村庄再随机抽取20个农户。实际获得山东、山西、宁夏3省11个县、市、区（分别为：高平市、高唐县、冠县、贺兰县、利通区、宁津县、平原县、沁县、武乡县、泽州县、中宁县）的1 039户农户数据。结合研究目标，在数据预处理时，先后剔除了不再从事农业、家庭主业为养殖业、纯租出土地的农户，形成目标样本户，接着剔除有缺失数据、异常值的样本。最终得到有效样本761个。

3.2描述性分析

数据分析表明，2008年种植户总体的平均耕地经营规模为11.40亩，家庭人均耕地面积为2.78亩，其中人均承包地面积为2.43亩。在2008年参加技术培训的农户有338户，占44.42%，未参加技术培训的农户有423户，占55.58%。统计发现，参加培训和未参加培训农户在家庭耕地总面积、人均耕地面积指标上均有显著的统计差异。

从家庭平均耕地总面积看，参加技术培训的农户耕地总面积平均为12.45亩，未参加技术培训的农户耕地总面积平均为10.56亩，两者在5%的水平上具有统计显著性。未参加技术培训农户的耕地总面积虽然较小，但是其统计分布较参加技术培训农户的耕地总面积要集中。从家庭人均耕地面积看，参加技术培训和未参加技术培训的农户人均耕地面积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前者比后者高出036亩。从家庭人均承包地面积看，参加技术培训农户的人均承包地面积为254亩，而未参加技术培训农户的人均承包地面积为234亩，二者相差02亩，且不具有统计显著性。这是因为承包地在二轮承包之初仍然坚持按人头调整，虽然经过几年的人口变动，各村的人均承包地面积变化也不太大。

表2给出了租入/未租入土地和加入/未加入合作社的农户参加技术培训的情况。一方面，租入土地农户组的技术培训参加率为52.87%，较未租入土地农户组高出10.6个百分点，而且从均值差异来看，技术培训次数有显著差异，租入土地农户组的技术培训参加次数平均为232次，较未租入土地农户组高出083次，并且在5%的水平上具有显著性。这表明农户租入土地与其参加技术培训可能有正相关关系。

4计量结果及分析

4.1培训的ZINB模型结果及其分析

在进行回归分析之前，需要考察解释变量的共线性问题。对所有解释变量做相关分析后，发现部分解释变量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特别是农户租入土地同时加入合作社虚拟变量与多个控制变量有显著的相关性。幸运的是，该变量与其他控制变量的相关系数绝对值较小，最高的仅为0.277，仍然可以进行计量分析。为了考察解释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共线性，本文利用方差膨胀因子和容忍度进行检测。结果表明所有解释变量的平均方差膨胀因子为1.36，最大的仅为1.78，其容忍度最低也达到了0.562，模型在可接受的范围内。此外，数据不可能具有正态分布，用最大似然估计方法。所有标准计数数据的分布都表现出异方差性，进行参数估计时还需对标准误做稳健性调整。

通常来说，研究者根据自己是关注计数变量的期望值还是计数分布去选择计数模型的解释方式。本文重点关注农户参加培训次数的期望值。而解释变量的变化所带来计数变量期望值的变化，可以用期望值的倍数变化、百分比变化、边际变化等方式来表达[14]。在本案例中，ZINB模型回归系数的解释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负二项回归系数（表4），另一部分是logit回归系数。ZINB模型中负二项回归系数的解释和一般负二项模型一样，即回归系数βi是平均参加农业技术培训次数的对数（Lograte），一般以发生率比（IRR）即eβi来解释。若解释变量为虚拟变量，eβi表示在控制其他影响因素的条件下，某一组别的期望计数是参照组期望计数的倍数。

4.1.3四组农户回归系数差异的T检验估计结果直接给出了各组农户虚拟变量的回归系数及对应的发生率比，可以直观看出各组农户参加农业技术培训期望次数的多少，但这种关系仍需要检验。通过T检验发现，租入土地并参加合作社的农户和不租入土地但加入合作社的农户的系数估计值在统计上不存在显著差异4.2稳健性分析：改变ZINB模型的设定

为了确保分析结论的可靠性，从以下角度进行稳健性检验：在表4所采用的ZINB模型中，样本农户按是否租入土地、是否加入合作社两个虚拟变量的组合分成了四组，估计结果直接给出了四组农户参加农业技术培训期望次数的倍数关系，但没有直接给出租入土地农户与不租入土地农户在参加技术培训方面的差异，也没有直接给出加入合作社农户与不加入合作社农户的差异。改变ZINB模型的设定，只引入是否租入土地、是否加入合作社两个虚拟变量，采用MLE方法能够直接得到这种差异（见表5）。表5中的估计结果显示

5进一步分析

通过ZINB模型的估计结果可以发现：一方面，租入土地对农户参加农业技术培训的行为无显著影响。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本文认为这是由于技术培训的实用性和及时性不够，技术培训一般围绕大众化问题展开，无法吸引种植规模较大农户参加培训。实际生活中，即使培训供给充足，农业也未必参加培训，需求因素对农户参加

但这种需求在租地农户和不租地农户之间有没有明显差异呢？显然，当培训主体没有采取差异化策略对受训农户进行细分，仍以卖方主导的思维提供培训时，租地农户和不租地农户参加培训的需求差异就非常小了。因此，租入土地的农户参加培训的积极性不见得比其他农户更高。另一方面，合作社成员身份对农户参加农业技术培训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点不难理解，因为合作社对社员提供技术培训是免费或仅收取非常低的服务费[15]。样本农户所在村庄至少有一个合作社，大部分合作社都为社员提供技术培训，只有个别合作社为非社员提供服务。样本数据也显示，社员中63.64%的农户参加过技术培训，而非社员的这一比例仅为24.73%。由于非社员对合作社没有归属感，享用这份“免费的午餐”可能会有一定的心理负担，所以较少参加合作社提供的农业技术培训。

接下来，把视角转向控制变量。说明农业对家庭的重要性下降之后，农户参加农业技术培训的积极性也会降低，因为兼业农户更需要的是非农职业技能培训。有村干部、外出务工等特殊经历的农户参加农业技术培训的期望次数是无类似经历农户的1.350 3倍，通过5%显著性水平检验。此外，户主年龄及受教育年数、家庭劳均耕地面积对农户参加农业技术培训期望次数的影响均不显著。笔者的解释是当前存在一些农业技术培训对象仅仅是“农户”，没有根据年龄、受教育水平、家庭经营规模将农户细分，即没有针对不同的培训对象采取差异化策略去确定培训内容、培训方式等，一套培训方案应付各类农户，因此，参加培训农户的年龄、受教育水平、家庭经营规模就没有呈现出明显的差异。

6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采用2009年山东、山西、宁夏三省的农户调查数据，运用ZINB模型重点考察租入土地、合作社成员身份对农户参加农业技术培训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租入土地并没有显著影响农户参加农业生产技术培训的行为，而合作社成员身份则明显提高了农户参加农业生产技术培训的积极性。此外，本文还发现，户主有其他职业的农户参加农业技术培训的期望次数较低；有过特殊经历的农户，参加培训次数显著高于参照组农户；户主年龄及受教育年数、家庭劳均耕地面积对农户参加农业技术培训的行为无显著影响。

上述结论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第一，随着现役农户老龄化和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将是租入土地进行适度规模经营的中青年农户。但租地经营的新型经营主体对当前大众化的农业技术培训没有表现出更强的需求。这有可能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有其自己的农业新技术获取途径，也可能是当前的技术培训供给无法满足他们的需求，即培训供需对接错位。这两种可能无疑都意味着当前的农业技术培训政策需要作出调整：一是纠正过去将所用农户都视作相同的培训对象并沿用单一培训模式的工作思路，结合农户的差异化培训需求对农户实行分层定位，增强不同培训目标人群的瞄准度，分别提供更具针对性和适用性的技术培训服务；二是对以其他方式获取新技术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给予适当补贴，分担他们的新技术获取成本。第二，进一步加大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扶持力度，对开展技术培训的合作社给予专项补贴资金。对于由合作社提供更有效率的技术培训，可以以项目方式委托给合作社。这既能促进合作社的发展，又可以避免政府供给“劳而无功”，同时还可以灵活有效地满足农户的技术培训需求。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Schultz T W. Transforming Traditional Agriculture[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4， 56-71.

[2]孔祥智，方松海，庞晓鹏，等.西部地区农户禀赋对农业技术采纳的影响分析[J].经济研究， 2004，（12）：85-95. [Kong Xiangzhi， Fang Songhai， Peng Xiaopeng， et al. The Nature of Institutional Systems and Its Effects on the Evolution[J]. Economic Research，2004， （12）， 85-95.]

[3]曹建民，胡瑞法，黄季.技术推广与农民对新技术的修正采用：农民参与技术培训和采用新技术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软科学，2005，（6）：60-66. [Cao Jianmin， Hu Ruifa， Huang Jikun.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Extension and Farmers’ Modification of New Technology： Study on Influence Factors in Farmers’Participating in Technologies Training and Their Willingness to Adopt[J]. China Soft Science， 2005， （6）：60-66.]

[4]高升.农户参加培训决策行为的影响因素：基于湖南1 040户农户的调查[J].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4）：21-26. [Gao Sheng. Factor Influencing Farmer’s Decision of Attend Technical Training： Based on Investigation of 1040 Households in Hunan Province[J]. 2011， （4）： 21-26.]

[5]刘芳，王琛，何忠伟.北京新型农民科技培训的需求及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J].农业技术经济， 2010，（6）：61-66. [Liu Fang， Wang Chen， He Zhongwei. The Empirical Research of Beijing New Technology Training Farmers Needs and Influence Factors[J]. Journal of Agrotechnical Economics， 2010， （6）： 61-66.]

[6]于敏.现代农业背景下农民生产技能培训需求意愿及制约因素分析：基于宁波511个种养农户的调查[J].经济问题探索， 2010，（2）：61-67. [Yu Min. The Demand Will and Its Restrict Factor Analysis of Farmers Production Skills Training Based on 511 Planting and Raising Farmers’ Investigation[J]. Inquiry into Economic Issues， 2010， （2）： 61-67.]

[7]李恩，张志坚，李飞.影响农民参加农业技术培训行为因素的分析：基于长春市郊区的调查数据[J].管理学刊，2012，（3）：66-72. [Li En， Zhang Zhijian， Li Fei. Influencing Factors to Training Farmers with Industrial Technology： In the View of Survey Data of Suburb of Changchun City[J].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12， （3）： 66-72.]

[8]周华林，李雪松.Tobit模型估计方法与应用[J].经济学动态，2012，（5）：105-119. [Zhou Hualin， Li Xuesong. Tobit Model’s Estimation Method and Application[J]. Economic Perspectives，2012， （5）： 105-119.]

[9]Mullahy J. Specification and Testing of Some Modified Count Data Models[J].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1986， 33（3）：341-365.

[10]Lambert D. Zeroinflated Poisson Regression with an Application to Defects in Manufacturing[J]. Technometrics， 1992， 34（1）：1-14.

[11]Greene W. Accounting for Excess Zeros and Sample Selection in Poisson and Negative Binomial Regression Models[C]. Working Paper （EC-94-10），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New York University， 1994.

[12]Dalrymple M L， Hudson I L， Ford R P K. Finite Mixture， Zeroinflated Poisson and Hurdle Models with Application to SIDS[J]. Computational Statistics & Data Analysis， 2003， 41（3-4）：491-504.

[13]王存同.零膨胀模型在社会科学实证研究中的应用：以中国人工流产影响因素的分析为例[J].社会学研究， 2010，（5）：130-148. [Wang Cuntong. Zeroinflated Poisson /Negative Binomial Modeling for Sociologist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Induced Abortion in China[J]. Sociological Studies， 2010， （5）： 130-148.]

[14]郭志刚，巫锡炜.泊松回归在生育率研究中的应用[J].中国人口科学， 2006，（4）：3-8. [Guo Zhigang， Wu Xiwei. Application of Poisson Regression in Fertility Study[J]. Chinese Journal of Population Science， 2006， （4）： 3-8.]

篇5

所谓农民职业化，通常是指农业现代化需求的农民专业化分工以及职业化的发展。其规定性是农民职业化运用农业生产规模之扩张为基础，以提升农民群众的科技文化素质和提升农业投资能力等前提。现代农业是极具吸引力的产业之一。各类农业要素供给者所能得到的报酬必然会在经济发展之后随之而增长。我国的农业生产方式以及农民的生活方式以及价值理念和城市中的非农产业属于同质。农民的职业并非完全是子承父业这一传统的方式，而是由现代人通过相当长时间的积极努力而得到与占有的。农民理应和城市居民一样享受到平等的待遇，而且还应当在农产品价格、税收以及补贴等相当多的内容上得到政府所给予的扶持。农民职业化之本质在于农民去中的身份转变，也就是从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往职业化农民进行转化之问题。以往，农民一般都致力于维持基本的生存，其身份迥然不同于城镇居民。但是，在农民职业化之后，这一群体就能切实摆脱身份与地位之限制，更加游仞有余地进入到市场之中，从而尽可能地实现农业生产经营收入的最大化。

2农民职业化在农村经济建设中的突出作用

（一）促进农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

积极发展现代农业，这是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过程中的首要任务。通过实现农民职业化，能够对我国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形成多个层面上的促进作用。首先是能够加快我国先进农科技成果的进一步推广和运用。我国农业科技的发展可以说是农业产业取得新发展的重要推动力，而要想取得农业科技的发展就迫切需要有较高素质的农民群体。当前我国农民在科技文化方面的素质偏低，以至于科技成果的转化率大大低于西方国家。农民群体在职业化之后，往往就能具有较高的科技文化素质，这是我国农业科技成果进行推广与运用的合适载体。其次是能够促进我国农业的产业化运营。所谓农业产业化，主要是促进农业现代化的重要载体，而农民群众素质之高下对我国农业的产业化程度具备了决定性意义。我国农业要想实现产业化运营，就需要农民群众大力引进与推广优质农产品品种，并使用高新技术来改造农业，从而提升我国农产品所具有的内在科技含量，这就要求广大农民实现职业化，从而拥有比较高的风险管理意识、理财投资能力等。最后是能够提升农业生产的未来发展能力。一旦农民成为一种标准的职业而不是某种固定的身份之后，就能够激励广大农民致力于自身的农业知识以及技能储备，进而保障我国农业的发展具备充足的动力。

（二）改善农民群众的生活水平

我国农民一旦实现了职业化，对于其自身生活的贡献度体现于以下四个方面：首先是能够推动农业产业之分化以及农民群众的专业化分工，这样一来就能更好地提升我国农业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并且切实降低单位农产品的成本，进而提升农产品内在质量以及竞争实力。其次是要切实加大农村行业准入和资格认证机制建设之力度，全面提高农民群众的专业技术能力，提升择业、创业等方面的能力，促进农业领域中各类剩余劳动力之转移，扩大农民群众增加收入的机会。再次是能够提高农民群众受教育之机会，有效帮助农民改变陈旧观念,革除不良习惯,提高农民的综合素养,从而有利于提升农民群体的经济以及社会地位。最后是能够吸引各类外部资源进入到农村之中，尤其是要争取政府部分提升对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自然环境建设以及市场体系建设等的，通过切切实实地改进农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为农民群众的脱贫致富打下良好的基础。

（三）强化农村地区的民主管理

当前我国广大农村地区已经全面实施村民自治制，这是促进农村地区民主管理的重大制度性保障。农民在职业化之后，农民群众由于具备了相当高的素质，一般都能很好地实施自我管理与自我服务，能够带领农民更好地使用好民主选举权以及被选举权，从而选举出或者通过选举被选为深受农民群众信赖，能够为农民办具体实事的村两委干部，并且对村干部实施强有力的监督管理。如此一来,，不仅能够推进村干部更好地为民谋求福利，而且还能保障农民全面拥护村两委干部的正确指导，以有利于营造出民主而和谐之氛围，实现农村地区的民主管理以及民主政治。与此同时，因为农民在职业化之后具备了相当浓郁的市场参与能力，从而将农村基层民主创建和市场经济的发展进行联系起来，将现代市场经济之中公平竞争理念引进到民主建设体系当中，切实提升农民群众对于当地农村民主建设的积极参与责任感。

3应用农民职业化推动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对策

（一）推进农村合作社建设

农民合作社主要是指以农村家庭承包经营为前提，由相同农产品经营者群体或农业生产经营提供者以及利用者群体，通过自愿结合和民主管理而形成的互经营组织。就理论而言，农民合作社对于保护农民群体的切身利益有极大的帮助，应当得到农民群体的大力响应。然而，笔者实际调查到的情况并不理想。主要是因为大量农民群众依然习惯于传统的自给自足式田园生活，对于进入农业合作社之中的意愿不够强烈，这源自于千百年来我国农民一直延续下来的传统以及改革开放以来个体承包土地经营模式对于农民所造成的影响。可以说，广大农民群众尽管很想改变当前的贫穷面貌，但是却无融入到现代社会之中的相应能力。笔者觉得，积极推进农村合作社建设是缓解农民贫困状况的一条有效途径。这就无法离开教育的指引。因此，可将伙伴教育理论运用到现代农民教育之中。立足教育，让农民群众意识到当今社会必须重视团队的力量，农民群众如果不团结一致运用团队的力量参与到社会分工之中，也就难以脱贫致富。要建立健全长期的农民教育规划，运用产业基地之建设来推动我国农业生产的规模化以及标准化发展。同时，要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推进农民参与到农村合作化之中。笔者主张依靠各种植大户来推动农村合作社实现规模化的生产，同时以大量的中小型家庭农场来推动我国农业产业的规模化、科学化经营管理。各农民教育机构应当和当地乡镇政府一起进行研究和分析推动农村合作社建设的策略，并且认真总结目前所取得的成功经验。

（二）推进农村股份合作制建设

依据一项统计，在我国农村群众中，曾经接受过科技培训的仅有20%左右，从来没有接受过技术培训的农民达到了76.4%之多。所以说，我国大部分农民只具备了传统意义上的农业种植经验以及技能，因而对于农业新知识和新技术的理解力非常低下。可见，当前我国绝大部分农民可以归入到体力型劳动者的行列之中，依然处于当代社会分工的最底层。由此，笔者建议通过实施股份合作制推进农民群体实施职业教育的进程，具体来说，就是要建立起以农民群众的股份合作制为基础的现代职教组织机构，这是股份经济和合作经济彼此结合之结果，其本质为职教集团的一种形式。笔者在调研之后觉得，面向农民群体的职业教育不仅要吸收相关的教育部门投入其中，同时也应当吸收社会上的相关力量共同投入其中，主要涵盖了农村各级基层政府、农村合作社甚至一些农民自身均可参与到其中。立足于股份合作制建设，能够很好地调动起相关各方参与其中的主观能动性。

（三）推进培养农村急需人才的农民职业教育

依据笔者所进行的调研，当前我国农民最急需的可以说是农业方面的专业技术。值得注意的是，如今我国农村虽然在生产资料等现代农业科技推广上得到了较好的体现，但是又存在着掌握现代农村生产技术、经营管理技能的专业人才十分稀缺。究其根源还是广大农村地区缺少现代农民职业教育，以至于生存于此的农民群众在运用现代农业技术上显得能力不够强。因为难以接受到相关内容的培训，导致农民群众极度缺少实施现代市场化运营之经验，尤其是缺少现代农产品市场营销的各种手段，对于本地区的特色农产品市场销售更是缺乏鲜明特色，因为效果不够理想。正是因为专业人才的欠缺，导致农民群众的付出与收获无法相符，多种殖反而有可能会赔得更惨。即便有了相当大的收获，也会因为收购、仓储等方面知识的匮乏而导致诸多损失。为此，笔者觉得在农民职业化教育过程中，应当抓住具体的专业服务方向来开展农民职业教育。要致力于实施产、学、研一体化创新，全面促进项目、人才以及基地的全面统筹发展。要依据现代农业科技对于实用型人才之所需，全面推进现代农民职业教育。要和当地高等院校进行全面务实的合作，积极引入所需要的高素质人才，推进农民职教培训的项目化建设。当地高等院校也应当切实承担起实施农民职业化教育的相应责任，全面依托本校已有专业实施实用性知识与技能培训。例如，高等院校电子商务类专业的大学生完全可以帮助当地的农业企业建设电商平台，承担当地农产品生产、物流以及销售等各类工作。大学不仅要能走出去，而且还应当要请进来。各地基层农村乡镇政府完全可以组织干部职工到临近高校开展理论性学习。要积极打造出一支视野十分开阔、敢于进行创新的现代农村干部，进而全力提升我国农民的职业化水平，以切实解决农业经济人才数量不足等问题。

4结束语

篇6

关键词：农村土地；流转；土地银行

基金项目：河南省社科联2012年度调研课题：“河南省新型城镇化战略重点研究”（序号：SKL-2012-2937）；郑州市社科联2012年度调研课题：“新型城镇化助推郑州都市区建设研究”（序号：95）

中图分类号：F3 文献标识码：A

原标题：关于农村土地流转模式的研究——基于土地银行视角

收录日期：2013年3月19日

20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实施的在解决农民温饱，增加农民收入方面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随着第二轮土地承包的全面展开，部分农产品价格低迷，农业效率低下，农民增收困难等状况迭现，迫切需要加快农村土地流转。土地流转可以变小块农地为大块成片农地，变小农经济为规模经济，变粗放经营为集约经营。有利于农民增收，实现农业现代化，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本文从土地银行视角研究农地流转模式。

一、土地银行概述

（一）土地银行的含义。所谓土地银行，又叫土地信用合作社，就是最初由合作组织等中介机构根据地理位置、土地肥沃程度、升值潜力等，对农户的土地确定一个比较合理的储存价格；农户在自愿的基础上，将自己的土地定期存入土地银行；土地银行将农户存入的土地进行适当打包、整合或改造，在维持基本农业用途不变的前提下，“贷”给其他土地需求者（如农业企业、种植、养殖大户等），土地需求者向土地银行支付土地的储存价值、整理开发价值以及两者之和的同期贷款利息，土地银行再把储存价值兑现给农户。这既保证了土地的适当集中和规模化经营，实现土地开发的效益最大化，又从根本上保护了农民利益，达到“多赢”的目的。

（二）实施土地银行模式的积极意义

1、有利于发展农业，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农村土地向有能力、有资金、有市场的种养大户和农业企业集中是农村土地流转的方向，也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必然。建立土地银行，打破传统意义上的小农经济格局，使土地得以连片集约、规模经营，有利于推动农产品基地建设，促进农业产业化；有利于机械化耕作及引进新技术新品种，促进农业科技进步；有利于吸引更多资本参与农业发展，实现土地资源与资本、技术等要素合理配置，大幅度提高土地的产出率，形成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长效机制。

2、有利于统筹城乡发展，打破城乡二元体制。建立土地银行后，进城的农民可以把自己承包土地的经营权让渡给土地银行，从银行获取贷款作为创业的启动资金；土地银行把这些土地租赁给有需求的农民和其他创业者，提高土地的使用效益；重新回乡的农民也可以从土地银行中提取土地进行耕作，维持基本的生活来源。这样，农民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摆脱土地的束缚，有了更多的迁移空间与择业自由。

3、有利于农民和龙头企业增收，实现农村长治久安。土地由土地银行统一经营管理后，富余农村劳动力既可就地务工，也可通过就业培训输出到外地务工，农民不但获得务工收入，还有土地流转收益和土地银行利益分配；龙头企业与土地银行签订合同，其收入与用地需求均有保障；土地银行遵循“村民自治、政府扶持、市场运作、合作经营”的运行方式，明确界定存、贷双方及土地银行的责权利，既规范了土地流转制度，又保护了农民的合法权益，对保持农村社会稳定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二、我国发展农村土地银行的实践探索

近年来，我国一些地方已开始探索以促进土地流转为核心的农村土地银行运作模式。2003年山东省诸城市枳沟镇成立“土地信托中心”，2006年宁夏平罗县在一些试点村镇成立“土地信用合作社”，2007年浙江绍兴县南岸村成立“土地股份合作社”，2008年湖北钟祥市彭墩村成立了“土地存贷合作社”，北京平谷区于2008年12月成立了“百合兴盛土地专业合作社”，河南光山县于2009年10月成立了首家农村土地信用合作社联合社——“江湾农村土地信用合作社联合社”。这些合作社虽然名称不同，但其业务大同小异，主要是农民将土地存给土地中介组织，再由合作社贷给生产经营用户。

农村土地银行在促进土地资源的有效利用，增加农民收入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以笔者所在的河南省为例，截至2009年9月30日，河南省土地流转面积达857万亩，占家庭承包经营耕地面积的8.99%；涉及土地流出农户231万户，占全省家庭承包经营总农户的11.96%。与2008年流转面积453万亩相比，增长了约41.14%。其中，焦作市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总面积为10.2万亩，占家庭承包经营面积的4.4%；土地流转涉及的农户39，836户，占农户总数的6.5%。周口市自2002年以来全市累计流转土地面积116万亩，占全市耕地总面积的9.97%；参与流转的农户18.1万户，占全市农户总数的7.4%。尤其是江湾土地信用社，在成立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存入土地达73.33公顷，涉及到200多户村民，平均每公顷的租金为4，200元，存进的土地全部带给了3个种粮大户，全部种植由当地农业部门提供的优质水稻和油菜种子。

三、农村土地银行发展构想

现阶段，我国的土地银行仍然是一个新生事物。严格地说，我国目前也还没有完全意义上的土地银行，其职能还仅限于一个中介机构，主要从事土地“存贷”业务：先将农民分散的土地集中起来“存”入土地银行，再由土地银行“贷”给农业大户或者专业经营组织。下一步该如何发展，首先需明确的是要把握的原则：要严格遵循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基本原则，坚持“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坚持“确保所有权、稳定承包权、搞活使用权”的原则；坚持“不改变土地集体所有性质、不改变土地农业用途、不损害农民土地承包权益”的“三不”原则。在操作方面，应着重考虑以下问题：

（一）明确属性，健全组织。农村土地银行其实就是农村土地合作社，政府要在农村土地银行的发展中起主导作用，农户为主体，农业种植加工企业为重要参与方。要尊重经济规律和市场机制，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建立省一级的统一的监管机构，或者直接纳入到国资委的监管之下，严防各类违法违规事件的发生，更不能滋生腐败。同时，还要加强对承租人的经济实力和动机进行审查，防止套取国家农业补贴在土地流转后有发生新的土地撂荒事件，要保证国家的支农资金用在刀刃上、保护广大农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二）完善法律，规范管理。现有法律法规已经满足不了农村土地流转发展的需要，因此立法机关应尽快开展相关方面的调研和立法工作，进一步建立健全有关农村土地银行的法律法规，以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建议制定专门的《土地银行法》或《土地信用社法》，明确土地银行的性质和组织形式。同时，在经营程序上面要制度化，要制定借贷双方的合同范本、银行章程，明确土地流转的形式、价格、数量、年限、年率以及双方的权利义务等。与农户达成流转意向后要签订合同，切实维护好农民对承包土地的一系列权利，确保发生纠纷后有据可依。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是推进农村经济和社会改革的重要方面。土地贷款抵押业务的稳步推进，还需完善的农村保障体系。应逐步建立和完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和社会救助制度，逐步扩大农业保险的覆盖面，进一步做好农民工社会保障工作，以解决农民土地抵押后顾之忧。

（三）拓展业务，有序经营。土地银行的主要业务应包括以下几项：一是土地“存贷”业务。农户在自愿的基础上，将自己的土地定期存入土地银行，在维持基本农业用途不变的前提下土地银行将土地贷给其他需求者；二是土地整理与开发经营。土地银行在获得村集体或农户存入的土地后，需要首先对“存地”进行打包整理，以便贷给土地需求者，收取贷地费；三是信息咨询与纠纷调解业务。如，及时收集并土地“存贷”需求信息，并对相关土地进行“存贷”价格评估，让存贷双方能够随时了解有关土地流转的相关信息；四是开展土地金融业务。通过发放贷款给农户或种植、养殖企业等，支持农村建设，还可以发行土地债券。以“贷地方”经营土地的未来收益作为偿付基础发行债券以筹集资金发放贷款。

（四）巩固基础，开源筹资。就目前来讲，政府、村集体和农民的资金是农村土地来源的主要构成部分，随着农村土地银行业务范围和经营规模的不断扩大，政府应不断加大对土地银行的财政支持，巩固现有基础。土地银行自身获得的经营收益也可以以利润留存的形式成为下一步的经营资金。除此之外，应鼓励土地银行通过开展相关金融服务业获得收益，包括贷款利息、保险收益等。同时，应鼓励企业的参与和社会机构的投资，确保土地银行能够持续发展。

（五）防范风险，持续发展。首先，要加强对“贷地方”个人经济实力和诚信度的审查，防止出现为套取国家农业补贴而承租，而在实际土地流转之后又撂荒的情况发生；其次，要加大各类农业信息的搜集和力度，要组织专人向农民群众宣讲国家的各项农业政策，联系一些大型的农产品加工企业组织洽谈等等，使农产品适销对路，从而保证农民群众的收益；第三，要组织安排广大农民群众参加农业技能培训，聘请农业专家来讲课，向广大农民推广些种粮大户的经验；第四，组织农民群众购买农业保险，农业保险是指专为农业生产者在从事种植业和养殖业生产过程中，对遭受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提供保障的一种保险。农业保险是降低风险的一种重要方式。一旦受灾，广大农民群众可以得到更多的补偿和保障。

主要参考文献：

[1]李振义.关于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创新的思考——以河南省光山县江湾模式为例[J].甘肃农业，2010.3.

篇7

1、裕农通是中国建设银行对农业农村的一项普惠金融业务。该业务是以中国建设银行裕农卡作为载体的，该卡的特色是在一些费用上有所减免。裕农通的含义就是，通过裕农卡将金融服务通达至农民手中。裕农通卡分为借记卡和贷记卡，两种卡面向的主体有所区别。

2、裕农通借记卡重点面向农村地区居住的个体农户。专业大户、农业合作社等人员及其他相关涉农群体。借记卡有五项费用减免，包括“开卡手续费、卡年费、跨区域取款手续费、跨行取款手续费、短信服务费(仅限50元以上账户变动通知)”。

3、裕农通信用卡则面向裕农通业主。新时代致富农民和乡村振兴新兴力量(包含退役军人、第一书记、大学生村官、乡村医生、乡村教师等)，提供的费用减免有三项，分别为“主附卡年费、短信服务费、本行取现手续费”，另外还可通过银联云闪付APP提供“免费法律咨询、免费涉农保险、免费医疗咨询”三大核心惠农保障和地方特色商户优惠。

（来源：文章屋网 ）

篇8

关键词：设施农业；土地流转；问题；对策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明确指出了今后农业发展的主要方向和发展重点，即改变过去的传统农业模式，积极探索新形势下现代农业发展方式。目前，许多地区还存在农村承包地分户经营，农户的承包地较分散、不集中的现象，要改变传统的农业模式，就要大力发展设施农业，努力实现土地的相对规模经营。实践表明，推进土地流转是推动设施农业发展的有效途径，是加快土地分散经营向规模经营、农业粗放生产向集生产、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现实需要。

一、对设施农业和土地流转内涵的认识

设施农业属于高投入高产出，资金、技术、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它是利用人工建造的设施，使传统农业逐步摆脱自然的束缚，走向现代工厂化农业、环境安全型农业生产、无毒农业的必由之路，同时也是农产品打破传统农业的季节性，实现农产品的反季节上市，进一步满足多元化、多层次消费需求的有效方法。土地流转是指土地使用权流转，土地使用权流转的含义是指拥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农户将土地经营权（使用权）转让给其他农户或经济组织，即保留承包权、转让使用权。土地使用的规模化和集约化是发展设施农业的前提和基础，设施农业需要的工程设备、高新技术都必须依托在土地的集中和规模经营的基础上才能发挥其应有的高效率。而当前我国的土地制度仍然是土地国有的基础上实行30年不变的，即土地的所有权归国家，使用权归农户所有。个体农户独立经营土地，技术水平低下，产出效率不高，许多大宗农产品缺乏竞争力，难以适应当前农业市场化、国际化的要求，难以体现规模效益。因此，加快土地流转，实现土地的规模和集中经营是发展设施农业的必然趋势和关键环节。

二、设施农业发展中土地流转面临的问题及制约因素分析

第一，流转制度不健全。农村土地承包法允许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并提出了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和转包、出租、转让等形式，对于许多实际的具体操作问题没有做出规定，由于实际情况复杂，也难以制定统一的制度。但是，对于各地区的具体管理或执行机构，应当结合当地实际出台相应的操作制度规定。由于没有土地流转制度参照执行，各村在解决本村土地流转工作中各行其事，其操作程序很不规范，不同程度地存在合同形式不规范等问题，一旦出现纠纷，很难调解。

第二，社会保障不完善。现阶段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保障水平低，覆盖面窄，参保门槛高，大多数农民主要还是依靠土地收入解决看病、上学、养老等问题，土地依然是农民的“命根子”。随着非农职业周期性、季节性、结构性调整，失业农民就会将土地作为首选谋生之计。

三、破解设施农业发展中土地流转存在问题的对策措施

第一，建立完善的土地流转服务组织和土地流转纠纷调处机制。以县、乡（镇）、村服务中心和服务站为基础建立三级服务体系。以农经管理部门为主体，建立县级土地流转服务中心和农民专业合作社服务中心，对土地流转工作进行统一的规划、管理和服务。乡（镇）建立土地流转服务大厅，集中办理土地流转的相关事宜。村级建立土地流转服务站，为农民办理土地流转服务。在县级建立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庭，在乡（镇）建立土地承包纠纷调解庭，形成县级仲裁乡（镇）调解的两级仲裁调解服务体系。对土地承包和流转过程中产生的矛盾和纠纷，由县、乡（镇）两级仲裁员在乡镇调解庭或村服务站先行调解，对调解不成的由当事人申请在市仲裁庭进行仲裁。

第二，明确土地流转方向。按照农业产业化的总体规划要求，把农民增收、农业增效作为土地流转的根本方向。有计划地指导农民进行土地流转，鼓励有承包权的农民联合起来，通过土地流转重新组合，统一规划，进行专业化、规模化生产基地建设。在推进土地流转工作中，积极支持各类经营主体参与土地流转特别是农民自己组织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承接流转的土地，建立专业小区加农民专业合作社加流转土地的专业经营模式。

第三，清理规范土地流转行为，保证流转土地经营的合法性。在规范土地流转行为工作中，对过去土地承包遗留问题和集体土地管理问题进行了两个清理和规范。对签订土地承包合同和经营权证没有到位问题进行清理，达到合同、经营权证、登记簿“三个到位”。对没有到户的承包地不能进入流转大厅进行流转。坚持集体土地“两个清楚”原则，即对承包到户的土地进行清理核实登记，重新规范承包地台账。对集体管理的土地全面核查，分清预留机动地、“四荒地”和可以纳入机动地管理的土地。清理后的土地，在流转大厅建立档案，实行统一管理。

四、思考和建议

第一，坚持二轮土地承包关系不变，在稳定和完善家庭承包关系不变的前提下，进行土地的合理流转。要保护承包农户的家庭承包权利不受侵害，在选择流转形式上，以转包和出租为主，不能因流转而使承包权转移。新民市过去出现的耕地被破坏，被违法占用，多数原因就是农户的承包权没有得到有效保护。

篇9

一、实施县级社综合改革是关系供销合作事业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

认识是行动的前导。认识统一了，深刻了，行为才能自觉和统一。推进县级社综合改革，首先要解决思想认识问题。就是为什么要推进县级社综合改革，推进县级社综合改革对于供销合作社事业的发展具有什么样的意义。

在县级社综合改革重要性的认识问题上，我们有一个渐进的、不断深化的过程。大家知道，“三农”工作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已经提出几年了，去年又提出新农村建设的历史任务。党和国家的这些重大方针政策始终是我们工作的指导原则。到底新农村建设的主要问题是什么？供销社参与新农村建设的切入点在哪里？供销社要承担起参与新农村建设的历史使命，最迫切的任务是什么？这些一直是我们反复思考的问题。概括起来，就是几个“先决条件”。

第一，“三农”的发展和搞好新农村建设，取决于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程度。也就是说，农民各类合作经济组织的建立、建设和体系的完备，是“三农”发展、建设好新农村的先决条件。如果合作社体制建立不起来，新农村建设、“三农”的进步就会遇到内在动力或发展机制上的障碍。为什么我们要积极建设合作经济组织指导体系，依托供销社搭建服务组织这个平台，就是基于这样的认识。

第二，供销社农村流通主体作用的发挥是供销社服务“三农”的先决条件。服务“三农”，光是建立了合作经济组织还不行，还一定要有流通服务体系作支撑。供销社流通服务体系不仅要建立起来，而且要逐步发挥主体作用，让农民信得过，用得上，离不开；没有这个作用，供销社服务农民就没有吸引力，就没有依托和手段，所谓服务就是一句空话。

第三，必要的体制、政策和资金条件是供销合作社发展的先决条件。三个因素离开哪一个都不行。三个因素中，体制是根本。我们现在做的县级社综合改革，正是要创造一个好的体制基础。体制理顺了，政策就可能配套，资金也相应好解决一些。

第四，县级社的体制能不能理顺，这个体制是不是科学合理，是不是巩固，是整个供销社体制有没有生命力、有没有价值的先决条件。也就是说，供销社体制有无前途，不在于全国总社有无龙头企业，也不在于省级社有无龙头企业，不在于市级社盘活了多少资产，有无龙头企业，而在于县级社这个体制对“三农”发展是不是有用，是不是富有活力和竞争力，是不是科学、合理和稳固。

我们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在哪里？我们思考问题、指导工作的逻辑是什么？就是这几个先决条件。在建设新农村过程中，在供销社改革中，解决好了这几个“先决条件”，就可以带动大局，促进整体工作面貌的根本改观。这是我们供销社在多年的改革探索中总结出来的基本认识。

县级社综合改革的基本思路，就是要坚持以服务“三农”，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宗旨，以供销合作社体制全面创新为途径，以提升供销社服务带动能力为目标，努力把供销合作社改造成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主导力量，农村商品流通的主体力量，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主要力量。供销社改革的最终目标就是打造成为这“三种力量”。县级供销合作社在供销合作社体系中处于关键环节，担负着对县域供销社系统改革统一指导，发展统一规划，资产统一调配，网络建设统一实施的重要职责。从服务“三农”的角度讲，县级社是体现“三种力量”的主要载体。从对系统的管理功能讲，只有县级社能够做到“四个统一”。“三种力量”、“四个统一”，归结起来，集中表达了这样一个概念，就是县级社是整个供销合作社体制的基础性体系。这里所讲的“基础性体系”，和我们体制中的基层单位有着不同的含义。这个“基础”所指的是，县级社可以组织管理所属基层单位，包括基层社，自成一个小的治理和发展体系，具备应对市场竞争和为“三农”提供服务的基本规模和能力。而基层社则不具备这一特点。基层社离开县级社的体制支持，就很难生存和发展。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以现代流通为主要形式的战略状态下，基层社离开县级社的“统一管理”，是不可能有大的作为的。所以说，县级社是供销社整个体制的基础，县级社兴则整个体制兴，县级社衰则整个体制衰，处在充分竞争条件下的供销社尤其如此。因此，抓好县级社改革，建设和理顺县级社的组织、管理、经营等重要体系，对于整个供销社系统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二、必须清楚地认识县级社体制存在的重大弊端

认识到县级社的地位、作用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县级社还存在许多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是体制不顺，组织结构和经营模式长期以来没有改革和创新。如果再不对县级社的机构、职能及治理方式进行认真的规范和改革，不仅前些年供销社改革发展取得的成果不能巩固，而且今后通过建设新农村、服务新农村来发展供销社事业的重大历史机遇，也会由于没有科学的体制支持而再次丧失，供销社体制的价值就会遭受更加重大的损失。如果目前的状况再继续发展下去，可以断定，供销社机构的“外壳”即使能够保留，供销社的职能、作用也不会再像1995年中央5号文件那样受到肯定了，供销社体制的功能和价值可能会被其他社会成分所取代，供销社的发展就会更加渺茫。因此，实施县级社综合改革，是涉及全局、甚至事关供销合作社体制存亡的一件大事。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实施县级社综合改革的重大意义，切实增强加快改革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回顾县级社改革发展的历程，尽管各地进行了各种探索，有些地方的改革也收到了明显的成效，但从总体上讲，县级社体制中固有的弊端并没有从根本上革除，主要有四个方面：

一是职能定位不明确。供销社对农民合作经济的组织和服务功能，在农村商品流通体系中的主体功能，只是供销社系统内部的发展目标和工作要求，没有在国家行政的和非行政的规定中得到明确或确认。甚至供销社对社有资产的管理功能也没有具有法律意义的规范。

二是机构设置不合理。目前大多数县级社基本上是行政化的机构设置，官员化的人员安排，机关化的工作方法。在这样一种状态下，县级社要担负起发展和服务新农村建设的任务，几乎是不可能的。

三是治理结构不科学。目前大多数县级社，对企业、对资产、对经营仍旧延续着过时的计划经济时期的行政管理办法，系统业务的开展和供销社作用的发挥受主要领导影响过大。有的县，换一个素质好的县社主任，整个县社系统就有了生机；有的县，换一个精神状态和素质有问题的县社主任，县社系统很快就垮下去了。作为一个和市场紧密相连的经营和服务体系，没有科学的治理方式显然是很危险的事情，特别是在一些发展状况和经济基础不太好的县级社更是如此。

四是产权改革不到位。这些年，县级社的改制改革形形，其中有两种情况造成了社有资产的严重流失。一种是不改革，维持旧体制、旧格局，坐吃山空；一种是乱改革，卖光分净，任其流失。产权制度改革不能及时和正确的进行，严重影响了企业的发展和社有资产的保值增值。

这些年来，供销社系统竭尽努力而难以实现较快的、明显的发展，固然有外部条件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没有一个职能明确的、科学合理的体制结构。特别是县级社体制扭曲、体制改革的滞后，使我们付出了巨大的改革成本。这些年来，供销社资产被卖光卖净的事件一直不断，那么多的良性资产都被卖光了，现在再试图整合资源，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了。为什么会导致这种状况，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体制上存在重大缺陷，缺乏明确的体制性的规范。现在供销社系统发展出现这么多问题，发展这么困难，主要是我们体制内部的“内生性破坏作用”造成的。这种破坏给供销合作社事业造成了极大的消极影响，一个直接的后果，就是使人们感到“供销社不行了，没有用了”，而对供销社漠然视之。归结起来，县级社的现状已经很不适应参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需要，已经很不适应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的需要，已经很不适应供销社体制创新和事业发展的需要，必须遵循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进行及时的、认真的改革。

三、着眼于服务新农村建设大局，进一步明确县级社综合改革的方向

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供销社改革发展的根本立足点。今后县级社改革的方向，就是立足于新农村建设的大局，通过两年左右的集中改革，革除县级社现存的主要体制弊端，理顺县级社的组织、管理和经营服务体系，在县级社搭建起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农村流通服务两个网络体系和村镇社区综合服务中心，形成“两个体系、一个中心”的体制格局。

我们讲县级社综合改革，实际是要进行县级社的体制改革。过去我们也说抓县级社改革，但基本上是就单方面的改革提出要求，并不涉及整个体制。综合改革怎么抓，不明朗。县级社体制改革，就是要建设两个体系。一个是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体系，一个是为农服务的经营网络体系。这两个体系互相渗透，互相作用，相辅相成，构成供销合作社的完整的基础体系。

对于县级社综合改革的指导思想，可以用“三个有利于”来概括：一是有利于建立农村现代流通体系。新农村建设，流通体系是十分重要的方面，供销社必须借助流通体系服务新农村，否则就不可能有所作为。二是有利于发展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只要建立了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体系，供销社就可以回归到体制的本质属性上来。三是有利于建立对新农村建设的服务体系。供销社必须努力成为农村服务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于县级社综合改革的基本框架，我们设计了一张县级社组织经营体系图。可以看出，县级社体制有两个臂膀：一翼是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联合会，一翼是企业集团（或其它企业组织形式）。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联合会下面，有各种专业社、联合社和各类协会，一直延伸到乡镇、村。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接受省市合作经济组织的领导、管理和服务，成为一个新型的组织系统。经营集团下面是日用消费品、农资、农产品、再生资源等经营企业或载体，其网络向下延伸到乡镇的超市群和加工服务网点，一直到村镇的社区综合服务中心。经营集团上面对接的是大型龙头企业，大型龙头企业既可以是社会上的经营主体，也可以是供销社系统的大型企业，这些龙头企业覆盖的是县级经营集团的所属企业。今后，发展流通网络的基本方法就是县一级社通过整合资源，建立起县域网络，由大型龙头企业对接或覆盖县一级的经营集团，通过经营集团使经营向下延伸。按照这样的思路把网络建起来后，不管市场发生多大变化，县级社都能保持完整的体系，整个供销社也就能保持完整的体系基础。

县级社中，合作经济组织和经营网络这两个体系，都很重要，不可偏废。供销合作社本来就具有合作经济组织性质，构建合作经济组织体系，某种意义上是我们供销合作社本质属性的回归。但是，只有合作经济的组织形式还不够，还要有一个完整的、现代化的、按照市场法则运作的、为农民服务的经营网络体系。这两个体系相辅相成、互相作用，就构成了一个功能完备的县级社体制。建立了这个体制，就为我们供销社服务新农村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抓紧对既定工作部署进行调整

首先是省市两级社要调整。今后两年省市两级社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打造我们体制的基础性体系。基础性的体系在哪里？在县级社。必须上下协调，齐心协力，集中精力，全神贯注地做好这件大事情。这是一项意义重大的改革，它的性质实际上是一场涉及供销社体制的深刻革命。什么是革命?革命就是打破旧秩序，进行利益的再调整。但是，我们的调整不是剥夺别人，而是为了给社会带来更好的服务，给群众带来更好的利益；对系统内部，也是富有建设性的，是要强化我们系统的利益，是要保障我们的利益，增加我们的利益，创新体制是为了发展事业。因而，内外上下，大家的利益是一致的。在这样的基础上进行改革和调整，就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组织基础和经济基础，就有了顺利推进的前提条件。

篇10

一直以来，农村、农民、农业的问题都是我国政府高度重视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基于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不断发展，城市与农村的发展差距在不断地增大，2013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6955 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7.0%；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8896 元，实际增长9.3%。农村经济的发展有助于缩小城乡差距，有利于统筹城乡发展，有利于全面推进小康社会的建设。如何发展农村经济、促进农民增收，解决农村经济发展落后、缓慢、渠道单一的问题成为“三农”问题的重中之重。地票实现了农民增收的目的，同时也开辟了一条城市反哺农村、发达地区落后地区发展的支持的新路径，对农村经济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地票制度

“大城市、大农村、大库区、大山区并存、城乡差距大、区域发展差距大”是重庆市的基本市情。2007年，经国家批准，重庆市正式成为国家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2008年12月4日，重庆市政府出资5000万成立了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并且在当天开展了第一场地票交易会。

1、地票的含义

土交所交易的主要品种是“农村建设用地复垦为耕地而产生的建设用地指标”，即“地票”。地票指包括农村宅基地及其附属设施用地、乡镇企业用地、农村公共设施和农村公益事业用地等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经过复垦并经土地管理部门严格验收后产生的，可用于建设用地的指标。地票的设计理念就是：把实物形态的土地转化为指标形态，在一个地方实现土地指标，在另外一个地方使用土地指标，在全重庆市范围内实现土地的流转。

2、地票的特点

（1）联合城乡建设用地。地票将城市发展需要的建设用地与农村闲置的土地结合起来，缩短城乡空间差距，充分利用农村闲置的土地，达到资源的优化配置。城市建设用地指标的增加是建立在农村建设用地建设、耕地增加的基础上，城乡建设用地实现增减挂钩。

（2）是一种有价证券。地票交易拍卖之后，土交所将地票证书发放给拍卖获得者，作为支付其获得的地票价款的凭证。农民或者集体经济组织让渡建设用地使用权，由地票价款给与补偿；持票人在落地时，地票成本计入土地购置成本，不再重复计算。因此地票具备了有价证券的属性。

（3）实物形态与虚拟形态的结合。农村集体经济对建设用地的复垦、所增加的建设用地，城市发展所需建设用地都是一种实物形态的东西；城市建设用地指标是一种虚拟形态的东西。地票将实物土地与虚拟指标相结合，通过打包的方式交易，将土地实物进行证券化。

3、地票的运行程序

土交所是地票交易的唯一场所，地票的产生建立在土地复垦的基础上。地票运行有四个环节：

（1）复垦。农村土地复垦必须以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作为指导，在农民自愿以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同意的前提下进行统一的管理，然后由专业的土地机构进行统一的复垦与验收。经过复垦后的土地可优先让愿宅基地所有在承包经营，如果农民自己不愿再承包的就可以用来流转。

（2）验收。复垦环节完了之后就是验收，复垦主体即农民向区县国土资源部门提出验收申请。数量和质量两方面合格以后，在留足农村发展空间的基础上，确认腾出的建设用地指标数量，作为地票来源。

（3）交易。地票的交易只能在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进行，所有具有完全民事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的法人、自然人或者其他的组织都可以参与购买地票。地票产生的净收益以85:15的比例分给农户和集体经济组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获得的收益，主要用于农民社会保障、新农村的建设等。

（4）使用。地票持有者应当选择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以及城乡总体规划要求的待开发土地办理落地申请。在城镇使用时，可以纳入新增建设用地计划，增加等量城镇建设用地，并在落地时冲抵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和耕地开垦费，但要办理征收转用手续，完成对农民的补偿安置。征为国有土地后，通过“招、拍、挂”等法定程序，取得城市土地使用权。

二、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现状和问题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的不断发展，农民的收入在不断的增加，农村经济得到了良好的发展，农村的金融服务体系在不断扩大，产业结构得到调整。但是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还是存在着农民借贷资金困难，农村资金外流等现象。

1、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在不断壮大。1978年我国开始改革开放，经济体制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的金融服务体系在不断地扩大。1979年2月农业银行正式恢复支持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2003 年农村信用社开始深化改革，可持续发展力得到提升，支持农村经济的繁荣发展；2007 年3 月邮政储蓄银行成立，充分发扬其贴近农村、网店多的优势不断发展涉农业务。现在随着农村金融改革的逐渐推进，小额贷款公司、村镇银行、农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金融机构或准金融机构“挤入”农村，中小型农村金融机构在落实国家的支农惠农政策、保持农村经济生活稳定等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等的设立，增强了农村的融资渠道和整体实力。

2、农村产业结构在不断调整、资金需求旺盛。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趋势不可逆转，农业现代化是未来的发展趋势。农业和农村经济机构的结构在不断地调整升级，农业产业化经营、非农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这促进了农村经济增长、扩张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渠道。近年来，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势头良好，新型股份合作社的建设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以重庆市为例，计划在2012到2015年每年新发展300个股份合作社，在2015时达到2000个。产业结构的调整，新型合作社的发展都需要经济金融的支持，随着农业现代化、科技化的趋势的加强，农村资金的需求将进一步加大。

3、农村金融供给不足、农民融资难。目前我国农村地区的银行网点少，不能满足农民对金融服务的需求，而银行在农村的服务水平和质量都较低，农民想要获得资金较为困难。正规的金融机构无法满足农村经济发展得需要，民间融资如向亲友借款、向集体组织借贷、甚至高利贷等成为农民获取资金的主要渠道。但是向亲友或集体组织借贷，获得的资金额一般较小，而其他的借贷方式又存在利息压力较大的问题。

4、农村资金外流。在农村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不仅存在农民借贷资金困难的问题，还存在着农村资金外流的情况。我国居民特别是农村居民一直保持者储蓄存款的习惯，县级以下的金融机构的存款增长速度是大于贷款速度的，因此农村金融机构的存款余额向城市转移非常明显，即农村资金存在外流现象，这也农村信贷资金缺乏。

三、地票制度对农村经济发展的意义

地票制度是一种新型的农村土地流转操作方式，对于保耕地、保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地票制度对于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开辟城市反哺农村新途径、做到发展成果共享。从2008年土交所成立以来，到2012 年底共进行28场地票交易，地票交易宗数达到260宗，累计成交金额达到222.109亿元。地票成交的均价由最初的8.16万亩上涨到20多万一亩，农民获得的直接经济利益不断上涨。原来在农村闲置的大量住宅等如果是通过农民间的转让，也不过只值几千到上万元不等，但是经过复垦后通过地票交易，能给农民带来几万元的收入，收入效益直接几倍增长，远在偏远地区的农民也能享受到城市发展的经济成果。农民在复垦的过程中投入的劳动力是按市场价格计算的，而原有的建筑物上的具有经济价值的物体经过变卖的所得也是归农民自身的，因此地票给农民带来了不少的经济利益。

2、有利于金融资本进入农村。一直以来，我国的城乡发展呈现的是二元结构，这就造成了各级金融机构对农村这片广袤的区域的轻视。例如银行业，在农村地区不仅网点少、服务人员少、对农村提供的金融服务也缺乏创新。地票这一创新性工具发现农房的资产价格，为农房的抵押贷款提供了参考价值，有助于推动金融机构对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创新，活跃农村金融市场，促进金融下乡，改善农村的金融生态环境。

3、促进农村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农村建设用地复垦为耕地以后，可达到耕地的集中连片，有利于对农田、农村生活、生态保护等方面的空间布局重新进行安排。耕地的集中连片有利于规模化生产、集约化经营，有利于进行商业化的农业种植，促进农村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集中连片的土地还可以用于出租，农民在获得土地租金的同时还可以利用参与生产劳动，就地解决就业问题。

4、推进新农村的建设。地票所产生的收益以85:15 的比例分给农民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可以用这部分钱用于交通、水利、医疗、卫生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也可以用于推动教育、进行劳动力培训、发展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农民获得的资金可用于在农民新村规划的区域建设新房。地票所产生的收益对于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四、总结

地票制度作为一种重要的创新，能够将城乡建设有地有效、合理的转换，为保耕地、保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并且能都将经济发展的成果做到城市与乡村的共享。地票供给的主要区域是来自于经济欠发达的“两翼”地区，这大大增加了这些地区农民的收入。地票给农民带来经济利益的同时，能够活跃农村金融市场、促进农村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对于农村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张力心.“地票”交易中农民权益保障问题研究[D].西南大学2013

[2]叶小丽,臧建建.重庆地票制度的现状、问题及对策[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11)

[3]朱婧纯. 新农村建设背景下农村金融体系发展现状与对策研究[D].中南林业科技大学2012

[4]王琼.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金融支持研究[D].延安大学2013

[5]王文兰.论地票制度对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意义[J].经济研究导刊. 2012(15)

[6]冉琴.重庆地票制度运行中权益主体行为分析[D].重庆工商大学2013

作者简介:张灵（1981—），女，重庆涪陵人，经济师。研究方向：财税金融。李海燕（1989—），女，重庆潼南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金融理论与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