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量经济学研究计划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计量经济学研究计划，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环境监测；化学需氧量；测量技术；研究

中图分类号：C35 文献标识码： A

引言

化学需氧量属于对水质污染情况做出判断的关键指标。对其进行测定所依据的方式主要是高锰酸盐以及重铬酸钾氧化的指数法。第一种方式在对饮用水与水源水以及地面水测定方面更为适用。第二种方式则对工业废水与生活污水测定更为适用，即锰法主要用来监测地表及地下水的，而铬法主要是用于监测污水，因为监测值铬法大于锰法，六价铬氧化性大于高锰酸盐。

一、1 COD检测方法概述

COD检测是指在强酸并加热条件下，以重铬酸钾（或高锰酸钾）作为氧化剂处理水样时所消耗氧化剂的量，换算成氧的量来表示待测水样中有机物污染状况。作为常规水质监测项目之一，科研人员就COD检测技术方法进行了不断地研究摸索，形成众多的检测方法，整体上可以按照国标法、国标法的改进型、其它新兴技术、在线检测技术等划分。所谓国标法，即重铬酸钾回流法，在保持待测水样的强酸性介质环境下，加入一定量的重铬酸钾和催化剂硫酸银，在加热回流一定时间（2h），部分重铬酸钾被水样中具有氧化性质的污染物质还原，用硫酸亚铁铵滴定剩余的重铬酸钾，根据消耗重铬酸钾的量计算COD的值。该法具有测定结果准确、重现性好等优点，但要消耗大量浓硫酸和价格昂贵的硝酸银；为了消除氯离子干扰，还需加入毒性很大的汞盐，造成对环境的二次污染，而且操作时间长。因此，不适宜对样品的批量分析和水质的在线监测。

国标法改进型检测技术。在国标法的基础上，以下几种典型检测方法通过调整消解时间、引进相应仪器等手段进行COD检测，可以将下面系列方法暂定为“改进型”技术。比色法比色法即分光光度法，其测定原理为在国标法的基础上，引入分光光度计，利用吸光度与浓度之间的线性关系来确定被测水样中的COD。该法具有测试速度快、取样量少、操作方便等优点，从而在水质监测中得到广泛应用。分光光度法具有测定结果准确度高、操作简单的优点，因此当前被人们普遍采用。电化学法。电化学法主要是库仑法和电位法。前者实验原理是消解15min后，用电解产生的亚铁离子对过量的重铬酸钾进行库仑滴定，根据电学定律，计算电解产生亚铁离子所消耗的电量来换算出COD；后者是根据氧化过程中的电位变化，绘制工作曲线，按照曲线规律获得COD。流动注射法。流动注射法也称连续流动分析法，是通过改变实验药品和水样进入反应和检测系统的方式来实现实验的最优化，即用空气泡将每段溶液均匀地隔开，恒温持续加热，然后运用分光光度计的吸光度与浓度线性关系原理计算出水样的COD值。稀释法。对于水样中氯离子浓度较高的COD测定，可以采取稀释法，即将水样稀释至氯离子浓度低于1000mg/L，之后按照国标法或者采取密闭消解法进行测定均可达到测定该水样中化学需氧量的目的。例如冉敬文等在测定盐湖卤水中的COD实验中，采用稀释加沉淀的方法消除高盐、强干扰离子的影响，相应条件下测得的COD数据准确度能满足定量要求。同时此法测定范围较宽，不需回流，节水省电，测定效率也大大提高。COD检测其它方法。相关系数法相关系数法即检验COD与易测水样某一测定指标数值（如TOC）之间具有显著的相关性，构建某一易测水样数据指标与化学需氧量之间的逻辑数量关系，进而达到间接测定COD的目的。若上述逻辑关系选择得当，该法可以简化测试环节，达成迂回测定目的。同时该法也存在逻辑公式适用范围有限等制约瓶颈，不能满足任意水样COD的测定。极谱法极谱法，其原理是在国标法的基础上，用示波极谱二次导数间接测定待测水样的COD数值。该法测定结果精度高，但由于所用仪器价格高昂等原因使得试验成本高，批量性检测受到制约等原因，经数据库检索发现该法一直以来未得到有效推广实践。快速消解法。由于不同的消解方式直接影响实验结果，因此研究人员通过控制消解方式来调节消解时间，从而达到快速消解、优化实验效果的目的。常见的消解方式有：开管式消解、闭管式消解、超声波消解等。其中密封消解法是在恒温条件下，通过调整国标法中的闭管回流时间，利用分光光度计测出水样的化学需氧量。COD自动监测系统基于流动注射检测技术的优势特点，COD在线自动检测仪器研制成功，实现了水质监测的跨越式技术发展，有利于即时、快速、准确地实现水样中有机物污染指标―――COD的测定。因此从未来发展的角度，如何整合COD各种检测技术、优化自动监测效果，将成为自动监测系统研究的努力方向。

二、标准法的改进

铬法需要使用的硫酸银价格高，成本贵。所以，要对其替代物实施研究，以有效减少分析的费用。比如用硫酸锰来替代经证实有可行性，不过其回流所用时间依然比较长。而Ce（SO4）2同过渡金属混起来后能有协同催化的较好作用，若用MnSO4-Ce（SO4）2的复合催化剂来替代Ag2SO4，则对废水的COD测定，既能减少测定的费用指出，也能减少溶液的酸度及分析的时间，同铬法没有明显不同。不过该方法需要耗费价格较贵的硫酸银及毒性很大的硫酸汞等材料，容易引起较重的二次污染。并且后一种方法加热消解用时较长，能耗较大，目前同我国的环保发展需要并不相适应，所以由各个方面实施了改进措施。

1、消解方法

选取可代替的催化剂等，而目前工作通常适用声化学或微波的消解法，包括光催化的氧化法在内均为新的技术。由于重铬酸钾的方法适用材料中硫酸银的费用昂贵，因此其分析的成本较高。所以对可替代硫酸银的其它催化剂进行研究，目的是为了减少分析的费用支出，具有实用性。用硫酸锰替代硫酸银虽可行可回流用时仍较多长。使用硫酸铈同过渡金属的混合有着练好的协同催化效果，用硫酸锰硫酸铈的复合催化剂替代硫酸银进行废水的COD测定，既能减少经费支出，也能减少溶液的酸度与分析用时，同重铬酸钾法并没有明显不同。

2、微波消解法

这种方法并不需使用硫酸高汞及硫酸银才可检测出COD的数值。氧化铒为催化试剂的微波消解对生活污水的COD进行检测。而罗蒙等则用了聚焦微波进行加热，实现常压下的快速的COD数值测得。同标准回流法比较，微波消解用时减少至大约10min，而且消解时不用回流冷却水，能耗较低，试剂用量大幅减少，每次能完成对12个样品，因此降低了各类材料导致的再污染。

3、超声波消解法

超声波的消解十分便捷，试验说明超声波辐射标准的水样30min后，低频、适高声强对完全消解水样有益。

4、光催化氧化法

此法可在常温和常压中实施，并且氧化速度快，效率高，也不会产生再污染，所以其应用优势非常明显。近些年纳米材料的使用已经引起广泛重视。

5、分光光度法

在强酸溶液里借助重铬酸钾的氧化水还复原才可来实现COD的检测，六价铬还原成三价铬，用分光光度计来进行六价铬或三价铬的测定，以测出COD数值。而Inaga等人用硫酸铈为氧化剂，经加热反应测出吸光度并算得COD的数值。Konno用自制比色计同计算机连接测出COD，目前国内外很多COD的快速测定仪都是根据这一原理制作，使用起来更加便捷迅速，成本较低。

6化学发光法

重铬酸钾消解废水之后，最终的还原产物Cr3+的浓度同COD的数值是成正比的，且处于碱性时，具有非常强的化学的发光原理，也有人建议使用光电的二极管来作为检测器对水体的COD进行测定的新方法。

7、紫外吸收光谱法

该法经对水样内的有机物紫外吸收光谱的测量直接测出COD。很多有机物处于紫外光谱区时吸收非常强，而基于某种条件COD同有机物吸光度之间具有相关性，利用相关性能直接测出COD。本法并不如COD和TOC法那么明确，可处特定水体时相关性非常高，也可真实反映出有机物的含量。而按照紫外吸收的原理对COD进行检测的仪器已经在产。通过以上各种不同方法的对比，能够明显看出各类方法的优点与不足，如分光光度法的特点是使用起来更加便捷迅速，成本较低。而电化学分析法检测限很高，并不适于对地表水或者轻度污染的水进行测定，另外化学发光法处于碱性时，具有非常强的化学的发光原理、紫外吸收光谱法不用添加试剂，不存在再污染，使用非常便捷，但是若要使用此法必须有个必然前提条件即水质的组成一定要有相对稳定性。

结束语

对COD进行测定的方式愈来愈简便快捷，越来越仪器化，而基于仪器性能的日益完善使用其进行测定具有明显优势与可行性。

参考文献

[1]臧鹤超.基于PC104总线的臭氧法海水COD测量技术研究[D].中国海洋大学，2013.

篇2

1 对象与方法

1．1 患者选择 选择在辽宁省朝阳市第二医院、第一医院、二三四医院及朝阳县医院肾内科患者。血液透析治疗3个月以上的患者85例，其中男54例，女31例，平均年龄（54．5±13．7）岁，平均透析时间（32．5±26．2）个月。腹膜透析患者43例，其中男17例，女26例，平均年龄（48．9±11．3）岁，平均透析时间（24．7±13．6）个月。肾移植术后患者18例，其中男11例，女7例，平均年龄（43．5±15．1）岁。符合以下条件：年满18岁，同意参加本研究；神志清晰，能听懂中文没有精神病史；病情稳定，没有严重并发症。

1．2 问卷调查 使用KDQOL-SFTM调查表，在研究人员解释指导下回答问卷调查。KDQOL-SFTM调查量表包括：肾病、透析相关生存质量（KDTA）和一般健康相关生存质量(SF-36)两部分。KDTA包括症状与不适（SPL）、肾病对日常生活的影响（EKD）、肾病给生活带来的负担（BKD）、工作状况（WS）、认知功能（CF）、社交质量（QSI）、（SexF）、睡眠（sleep）、社会支持（SoS）、透析医护人员的鼓励（DSE）和患者满意度（PS）11个领域；SF-36包括体能（PF）、体力所致工作和生活受限（RP）、情感问题对工作和生活的影响（RE）、社会功能（SocF）、情感状况（EWB）、疼痛（pain）、精力状况（Energ）和总体健康状况（GH）8个领域。根据Hays Ron D等提供的应用指导和计分指导进行评分。

1．3 研究方法 ①了解辽宁省朝阳市维持性血液透析、腹膜透析患者及异体肾脏移患者生存质量的总体状态与总体生存质量的比较;②朝阳市血液透析和腹膜透析患者的生存质量状况与广东省南部地区同类患者生存质量状况的研究数据对比；朝阳市肾移植患者的生存质量总体水平与广东省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肾移植患者生存质量状况的研究数据对比;③性别对生存质量的影响。

1．4 统计分析 所有的数据均用SPPS软件包处理。两组间的比较用t检验。

2 结果

2．1 血液透析和腹膜透析患者生存质量状况及与广东省南部同类研究数据对比 本研究血透患者总体评分KDTA为

46．7±9．6，SF-36为35．4±12．9；腹透患者总体评分KDTA为49．3±10．4，SF-36为37,8±15．6；肾移植患者总体评分SF-36为78．5±20．4。见表1。广东省南部地区血透患者KDTA总体评分为51．2±10．6,SF-36为48．2±19．9；腹透患者 KDTA总体评分为56．3±12．3，SF-36为47．8±16．8 。本研究中，血液透析、腹膜透析患者的生存质量总体水平在中多数领域低于我国广东省南部地区[3]。肾移植患者的生存质量总体水平与广东省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肾移植患者生存质量总体水平无明显差异[4]。见表2。

2．2 血透、腹透和肾移植患者生存质量的总体比较 血液透析患者和生存质量和腹膜透析患者在KDTA和SF-36总分无明显差异。

2．3 性别对总体生存质量的影响 血透男性患者和总分较女性患者高，在分支领域方面如肾脏病的影响、肾脏病的负担、工作状态方面、体能男性血液透析患者优于女性患者，而血透女性患者满意度优于男性患者；腹透患者则在体能方面优于女性患者。血透的腹透男性患者生存质量各个领域的比较。见表3、4。

3 讨论

终未期肾病患者进行替代治疗的目的不仅仅是局限于生命的维持和症状的缓解，而是使患者的生理、心理和社会活动全面的改善和恢复。因此，本文所使用的KDQOL-SFTM是近年来新推出的一种专门评估透析和肾脏病患者的生存质量的比较全面的量表。KDQOL-SFTM将一般健康相关的生存质量项目的肾病、透析相关的生存质量项目合并而来，同时从专科疾病和普通健康两个角度评估患者生存质量。本研究对辽宁省朝阳市肾脏替代治疗患者用进行了生存质量调查，说明KDQOL-SFTM量表具有可行性、科学性和可重复性。

从总体上看，本研究的血透的腹透患者的生存质量总体水平在和方面的多个领域较广东省南部地区患者偏低。这可能与我地区的社会经济状况、医疗保险制度有关，也可能与我们透析医护人员及家属重视透析效能治疗而未能同样重视患者的情感护理和心理治疗有关。

在血透和腹透的对比研究中，两者的生活质量无明显差异。与文献报道的同类研究有些不同，考虑与我们腹透患者透析时间较长有关。腹膜透析2年以后残存肾功能逐渐消失，透析的不充分性，腹膜的硬化，超滤不足等，导致了腹透并发症的发生，生存质量的下降。

肾移植患者的生存质量总体水平与广东省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肾移植患者生存质量总体水平无明显差异。肾移植后反映生活质量的各种纬度均明显高于血液透析和腹膜透析患者，肾移植后不仅使慢性肾功能不全患者的生理功能得到更大的改善，自理能力得到提高，部分患者可以重返工作和学习岗位，重新回归社会，从而体现个人的价值。从效果上看肾移植可能是终未期肾病较好的替代治疗方法。

男性血透患者生存质量在肾脏病的影响、肾脏病的负担、工作状态、体能方面优于女性患者，其原因可能在于男女在生理、心理等因素有关，尤其是男对患者的无微不致的照顾有关。

致谢 感谢北京大学附属一院肾病研究所左力教授为本研究提供KDQOL-SFTM生存质量表，感谢辽宁省朝阳市第二医院、第一医院、二三四医院及朝阳县医院肾内科的同仁及患者给予的帮助。

参考文献

1 王质刚.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2 Carmichael P,Poola J,et al.Assessment of quality life in a single centre dialysis population using the KDQOL-SFTM questionaire.Qual Life Res,2000,9:195-205.

篇3

[关键词]契合；经济思想史；历时性；共时性；主流和非主流

[中图分类号]F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3）01-0087-09

知识的契合要求表明，理论发展的途径不应该通过知识的高度专业化及单一思维的绝对深化，而是更主要依靠人类所积累的知识之间的互通和整合。对社会科学更是如此，因为每个社会科学往往是基于特定的视角或层面来审视共同研究的课题。当然，理论的发展除了要对共时性知识作跨学科的横向契合外，更重要的是要对历时性知识作学科内的契合。究其原因，学科内的历时性知识提供了更为集中的研究视角、历史背景以及分析工具，提供了理论深化的基本轨迹。因此，要提升对社会经济现象的认知，就要获得足够的相关知识，而其中的重要途径就是潜下心来对前人的思想和文献做细致的梳理。波兰尼就曾指出：“科学家……只要他同自己的智识良心进行搏战，他总会考虑到与整个科学的传统进行接触――事实上便是与他引为典范的所有过去的科学家，与所有承认他在进行探索的在世的科学家，与所有他打算为之而建立新学说的未来的科学家――进行接触”。

事实上，整个科学理论的发展都是建立在学术传承的基础之上，即使在自然科学中那些看似完全对立的理论，新理论的确立也是建基于对旧理论的深入解剖而不是凭空构造之上。否则，如果学术“不再寻求对话，彼此肯定完全脱节，双方当然就没有共同语言”，又何以有理论的发展？相应地，就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而言，其理论发展更需要契合经济史及经济学说史的知识。一者，如熊彼特所说，“因为每个社会学家或经济学家，不管他对纯理论多么嗜好，总离不开事实，而大多数事实，照我们看来，必然是历史性的。”二者，如贝拉等所说，“与社会整体挂钩的社会科学，必须是历史的和哲学的社会科学。狭义的专业社会科学已经提供了关于当代社会的多方面的有价值的信息，但是它同时又缺乏或没有历史感。社会科学家在提供关于过去的信息方面是足智多谋的，所提供的信息和他们关于现在的发现相差无几。”

然而，现代经济学教材却将历时性演化的各个理论放在同一个共时性的平面框架中，从而抽去了理论的时代性、主观性和规范性，而留下一堆没有人文思维的技术性骨架；正因如此，教材上的经济学原理往往蜕变成为脱离现实的说教，并遮蔽了我们对真实世界的认知。显然，要缓和这一弊病，就需要加强经济思想史的教育和研究，“为往圣继绝学”本身就是学者的本色。事实上，有机契合本身就包括了借鉴和反思这双重含义，从而需要注重知识的继承性和积累性；特别是，如果说基于常规科学范式的研究比较适合自然科学的话，那么，对前人思想的讨论、争鸣和反驳的批判式研究更是社会科学的基本发展途径。是以本文基于思想史的梳理来对现代主流经济学进行反思。

一、经济学界对思想史的认知

经济学是研究经济现象的发生、发展规律，这种规律来自于经验事实又超越经验事实；因此，要透过当前的经济现象而揭示内在规律，就需要梳理经济事实的发展历程，而历史则是经济学家探究经济规律的一个重要材料来源。同时，对特定历史事实的研究构成了特定时期的经济学说，它是对历史事实的提炼和概括，从而有助于后人了解当时的社会经济现状，因而经济学的研究也要充分关注这些学说史上的思想。从某种意义上说，经济学家本人也是他自己世道和所有以前时代的产物，经济分析及其成果必然受到历史相对性的影响。这意味着，经济学说史的学习必须结合对经济史的了解，两者的结合才会真正有助于经济学家对经济规律的探究和深化。正因如此，熊彼特说：“如果我重新开始研究经济学，而在这三门学科中只许任选一种，那么我就选择经济史。我有三条理由：首先，经济学的内容实质上是历史长河中一个独特的过程。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所谓的经济经验，他就不可能指望理解任何时代（包括当前的经济现象）。其次，历史的叙述不可能是纯经济的，它必然要反映那些不属于纯经济的‘制度方面的’事实：因此历史提供了最好的方法让我们了解经济与非经济的事实是怎样联系在一起的，以及各种社会科学应该怎样联系在一起。第三，我相信目前经济分析中所犯的根本性错误，大部分是由于缺乏历史的经验，而经济学家在其他条件方面的欠缺倒是次要的。”

不仅是熊彼特，包括像帕雷托、阿罗、阿莱这样的数理经济学家，也都强调历史的重要性。例如，阿莱说：“如果为了理解经济学，人们必须在掌握经济史或掌握数学和统计学之间作出选择，那么毫无疑问他们应该选择前者”；因为“历史事实、学说和经济思想是最具指导性的，别的什么都不能与之相比。无论是经济制度、实际收入的变化、货币现象、人口统计、国际关系、意识形态，还是这些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它们的因果链接，没有什么比这些更重要了。”在很大程度上，思想本身就是历史的产物，因而思想史和历史往往也是同步发展的。经济思想史家斯皮格尔就指出，“思想史其实只是……经由人类头脑过滤之后才反映为一般的历史”。为此，熊彼特、阿莱等人都认为，经济学研究至少需要四个方面的知识：理论、历史、统计和经济社会学；并且，他们都更为强调历史的重要性。当然，一般学者似乎都倾向于把这四个方面看成是独立和平等的，但实际上，这四个方面却是浑然一体的，并且又是存在层次之分的。

一般地，社会科学的理论研究包含了四个层次，它们都涉及历史和思想史的知识。首先是方法思维层次，这是研究者观察和思考社会现象的哲学理念和基本视角，是演绎主义还是归纳主义，是因果探究还是功能分析，是演化的思路还是均衡的分析，是整体主义的还是原子主义；显然，通过对学术史的梳理，可以更清晰地认知到各种方法的优劣和适用性，以及目前方法形成的社会历史背景。其次是理论素养层次，这要求研究者通晓各个不同甚至对立的理论，了解它们所站立的背景、哲学理念以及观察的侧面，并能提出自己的观点、思维；显然，通过学术史的学习，更便于对理论来龙去脉的梳理，并便于结合其他社会科学的理论，从而更有利于理论的全面性。再次是工具表达层次，有了思想和观点就需要表达出来便于与他人交流和传播；显然，通过学术史的学习，就可以发现多种多样的分析工具：文字逻辑的、图表矩阵的、数学模型的，并且，可以更清楚地了解不同工具使用的适用性，便于在阐述自己的理论时更好地进行表达。最后是实证检验层次，这一层次是对理论的检验，可以运用案例调查或者统计分析的方式；通过学术史的研究，我们可以更清楚地了解由统计实证得出的社会规律的适用性及其缺陷。事实上，拉弗曲线、奥肯定律、恩格尔定律、工资铁律以及格莱欣法则等都具有严格的适用条件。宏观经济学基本理论则认为，增发货币可以促进就业，但显然在不同环境下结果可能完全不同，因而就不能简单地运用某些局部的数据来实证分析得出一般性的理论。

而且，任何理论都是一定时代背景下的产物，都体现了特定背景下的主体对社会现象的认知，如果离开了时代背景、离开了特定的主体，那么理论就成为毫无生气的一堆骷髅：没有思想、没有内容，更缺乏理念和目标，而只留下形式。米尔斯就指出，经济学中那些影响延续若干世纪的观念都具有一个关键特征：“它们――至少就它们在人们心目中的现象来说――几乎都是一些清晰、简单并且对每一个智力尚可的相关人士来说都可以理解的观点”；但“事实上，几乎所有曾对经济思想的发展有所贡献的人，其工作和著述都经历了很长的时期，经常是经历了几十年，其问它们的思想观点逐渐成熟和变化。在他们就这些思想著述的时候，他们不仅清楚地知道这些思想的长处，而且清楚地知道它们的短处和需要与它们相配套的先决条件以及它们的限定范围。然而，一旦这些思想渗透到公共领域，往往就会被简单化。经过多年研究才能认识到的那些先决条件、限定范围和微妙差别，往往会遁为乌有。”同样，熊彼特也写道：“既然历史是经济学家材料的一个主要来源，同时由于经济学家本人是他自己时代和所有以前时代的产物，经济分析及其成果必然会受到历史相对性的影响，问题只在于影响程度的大小而已。……因此即使经济学家自己不是经济史学家，仅能阅读别人写的历史报告，他们也必须了解这些报告是怎样产生的，否则就不能评价其真正意义。”此外，埃克伦德和赫伯特则认为，“人类只能按照他们曾处的位置来判断他们现在所处的位置；而且，由于历史是人的研究，我们忽略历史便是以冒着不理解我们自己的风险为代价的。”这就是说，我们探讨任何理论都必须弄清楚它背后的东西，这主要包括主体的基本思维及其提出该理论或分析框架的目的，离开这一点，我们根本无从真正理解理论。

不幸的是，自从边际革命始，西方主流经济学就逐渐抛弃了对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进行剖析的思路，而将研究对象逐步限定在稀缺资源如何配置这一问题上；接着，经过几代人为建立“纯”经济学的不断努力，经济学最终成为只专注于“个人致富发财”的微观技术。正是由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兴起以普遍化假设为基础，而专注于理性模型的构建或者通过对现时、现世问题的计量分析来论证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合理性，因而它就逐渐抛弃了研究方法和知识素养这两个主要层次。斯特拉斯曼就写道：“目前的经济学知识来自越来越准确的分析进化过程，在一定程度上是计量经济学与数据收集的技术进步以及数学发展的结果。”相应地，新古典经济学也就抛弃了自身的发展史，把建立普适性的数理模型视为理论的，而把那种反对将个人物质利益内容抽象化、永恒化而主张历史地分析具体经济活动中人的行为及其动机的经济学视为缺乏理论的。而且，在功利主义和科学至上主义的主导下，承袭新古典主义思维的经济学就日益鼎盛，从而成为主流经济学；相反，那些对现实制度以及新古典经济学持批判态度的则被称为非主流经济学，或是“异端”经济学。尤其是，受主流化效应的引导，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子热衷于遵从新古典经济学的常规范式，并逐渐舍弃其他社会科学和经济思想史的知识素养，以致现代经济学的思想越来越空洞化，形式越来越僵化。其实，尽管现代主流经济学大量运用数学以求经济学达到所谓硬科学的要求，从而导向了经济学的抽象化分析取向；但是，正如沙克尔指出的，“经济学不可能成为一门计算结果的精确科学。它本性是成为批判性的想像的题材，本质上适合文字从书面表达的题材，如同它自己的历史一样。”

二、基于思想史对经济学科的审视

基于思想史的契合，不仅有利于经济学的学术研究，而且有助于对经济学科进行全面审视。事实上，通过对经济思想史的梳理，我们可以深深地认识到，不仅经济学本身具有非常广泛的研究内容，甚至往往与其他社会科学密不可分地结合在一起；而且，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也决不仅限于现代主流经济学所推崇的成本一收益分析，分析工具更不主要是基于数学符号的均衡分析，或强调实证的功能性分析。一者，就经济学研究内容而言，经济学的发展历程表明，目前纷繁芜杂乃至相互排斥的经济学各分支和各流派原本是统一的，它们有一个共同源头。经济学的内容根本上包括了两个方面：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主要研究稀缺性资源的配置问题；二是人与人的关系方面，主要关注具体社会关系中人的行为。不幸的是，自新古典经济学以后，这两方面内容却越来越分裂了，并形成了两个越来越对立的学科。二者就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而言，早期经济学大多走跨学科的交叉道路。凡勃伦指出，“对于任何对经济现象感兴趣的现代科学家来说，人类文化的任何特定阶段所包含的因果链条、在人类行为结构中由于习惯性行动积累起来的种种变迁，比起那种把人类行动看作是在给定的正常、不变的条件下不断地平衡快乐与痛苦的方法来，显然更能引起人们强烈而持久的兴趣。前者是种族或社群的‘生命史’的问题，是关乎文化传承发展和世代命运的问题；而后者则是这种文化发展历程中的某些给定情境下的个人决策问题。前者是人类处理其生活的物质资料的行为体系及制度的连续性和可变性的问题；后者，如果按照快乐主义的看法，关注的是社会个体成员的一段段的感官经验。”

然而，现代主流经济学却割断了思想史的传承，而热衷于一个普适性的常规范式。事实上，现代主流经济学界普遍信奉这样的观念：“如果足够多的人足够强烈地相信一个陈述，那么，这个陈述就构成了知识。”相应地，既然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为当前大多数人所信奉，并且为主流学者提供了经济行为分析的基本路径和分析工具，那么，大多数经济学人也就理所当然地认为，新古典经济学范式是值得仿效的，那只形成了新古典范式的拜物教。那么，这种一元化的研究范式果真可取吗？拉卡托斯指出，“思想史告诉我们，许多人完全虔诚荒唐的信仰。如果信仰的强度是知识的标志，我们就不得不把关于神灵、天使、魔鬼和天堂、地狱的某些故事看作知识”；“因此，即使一个陈述似乎非常‘有理’，每一个人都相信它，它也可能是伪科学；而一个陈述即使是不可信的，没有人相信它，它在科学上也可能是有价值的。一个理论即使没有人理解它，更不用说相信它了，它也可能具有至高的科学价值。”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当前经济学界普遍信仰和盲目仿效新古典经济学范式，乃至形成了方法论导向的研究，结果，就严重窒息了思想的生成，导致了经济理论的萎缩。

尼采曾指出，流行的一般都不是真理，而只有经过长期思考的才是真理。利奥塔尔则强调，怀疑是科学进步的结果，而这种进步也是以怀疑为前提的。事实上，一些具有巨大贡献的科学家们甚至对自己最偏爱的理论也常常表示出高度的怀疑；为此，拉卡托斯说，“科学行为的标志是甚至对自己最珍爱的理论也持某种怀疑态度。盲目虔信一个理论不是理智的美德，而是理智的罪过。”经济学的发展也是如此，经济学正是在反思和批判中才得以不断前行的。而且，流行的新古典范式自诞生起就遭受各种批判，经济学帝国主义运动的兴起更是遭到诸多科学哲学家和方法论专家的批判。M.鲍曼就写道：“正是在经济学（经济人）分析思路乐观自信的扩大过程中，人们也听到了对其行为模型普遍适用性越来越多的怀疑声。人们质疑经济人模型作为一般社会科学研究计划的惟一基础是否还能满足也必须针对经验理论‘硬核心’提出的经验合适性最低条件。在试图将经济行为模型使用到人的任何行为的过程中，人们无法再对相反的事实视而不见。这一模型中的理性效用最大化行为往往是例外而不是惯例。”

那么，如何对主流的学术取向进行反思呢？其中一个根本途径就是，分析社会经济的演化史并从中剖析相应的思想根源。黑格尔就指出，“思想的活动，最初表现为历史的事实，过去的东西，并且好像是在我们的现实之外。但事实上，我们之所以是我们，乃是由于我们有历史，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正如在思想史的领域里，过去的东西只是一方面，所以构成我们现成的，那个有共同性永久性的成分，与我们的历史性也是不可分离地结合着的。”而且，基于思想史的学科反思对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来说尤其重要，因为正如前面指出的，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理论体系都是与特定的时代相适应的，从社会环境的历史变动中就可以探析经济学的主要研究领域以及相应的研究方法。但是，现代主流经济学却试图撇开社会环境而研究抽象的个体理，同时又热衷于寻找一种普世性的技术分析工具；结果，就将经济学分析与历史和思想史割裂开来。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忽视了对历史和思想史的梳理，现代主流经济学就背离了经济学科的根本特性。因此，尽管现代主流经济学貌似强大，但在众口为经济学抽象化分析鼓噪的声浪中，我们还是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学者一贯的治学态度，以批判和反思的态度来真正审视流行的理论。

事实上，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无论是在研究对象还是相应的研究方法上，都与自然科学存在根本性差异。一般来说，自然科学知识的积累具有明显的进步性质，因而自然科学家的兴趣主要集中在各门学科的最新发展上，并且大都相信，在他先辈们从事的工作中几乎没有湮没什么有价值的东西；相反，社会科学的历史不是按在时间中进步的序列发展的，无法用自然科学的进步标准进行相应的处理，而且，社会科学的每一种现代方法几乎都有其古远的历史起源，因而研究经济史的经济学家却常常会碰到很有启发性的见解以及有用的教益。这意味着，诸如亚里士多德、柏拉图以及斯密等人的思想和理论都值得后人认真地进行梳理。实际上，正如斯坦利・L・布鲁指出的，“经济思想的演变好像是螺旋式前进。确实经常有一些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与以前的理论和政策有相似性，但它们却是在不同的环境和不同的层面上被提出来的。”例如，斯密实际上已经发现并指出了目前流行的委托一机制的特点及其问题，不过，由于历史的原因只是到了选择自由得到承认的今天，新制度经济学和信息经济学才再次将之提升和发展。再如，欧文、穆勒、李斯特很早就阐述了人力资本观点，但也一直默默无闻，直到20世纪60年代以后由于知识成为关键生产要素以及劳动力的异质化加剧，这个理论才被舒尔茨和贝克尔等人所重新阐释，从而促进了经济学理论的发展。

同时，由于社会现象比自然现象要复杂得多，影响因素也多得多；因此，两者的理论研究取向也存在差异：研究社会现象要防止复杂事情简单化，研究自然现象则要防止简单事情复杂化。也就是说，社会科学的抽象化研究时要更为慎重，社会科学的理论抽象不能完全脱离具体经验事实；特别是，社会环境往往处于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变化过程中，理论抽象也应该与此保持历史的一致性。譬如，中国目前的工业化形势与斯密、穆勒、马克思等所处的古典时代就具有很多的类似之处，因此，尽管斯密、穆勒、马克思的分析可能与西方社会的现实越来越相脱节，对当前中国问题的刻画和分析却极具启发意义。再如，美国当前在世界的霸权行为和国际法的制定也与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具有极大的相似性，了解当时的诸子谋略也便于对当前国际走向的分析。其实，理论的抽象是科学的抽象，而不是“为抽象而抽象”；抽象应该是基于具体的抽象，因为社会科学首先是要处理具体的社会现象。这意味着，研究要强调科学化但不是惟科学主义、研究要有一定的形式但不是形式主义。也即，理论研究要谨防落入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的陷阱，任何东西一旦上升到“主义”的层次，就开始了异化的发展。事实上，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根本危机也正在于它越来越形式化，并已经形成了越来越强烈的帝国主义倾向；结果，其发展也就成为越来越脱离现实的极端抽象化思维方式，成为纯粹的数字游戏，从而窒息思维的自由交流。

三、主流和非主流经济学的思想史辨析

基于经济史和经济学说史的契合，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对经济学科的演化和现状，更好地认识现代经济学的结构体系，更好地认识现代主流经济学的优点和不足，从而避免盲从主流而窒息思想的火花。库恩等就指出，“我们每获得一点知识，都伴随着相应的损失，这样一来就不可能断定什么时候我们进步了，甚至不可能断定我们是否在进步。”而基于经济思想史我们可以更深刻地理解这一点。事实上，当前经济学中往往存在截然的主流和非主流、正宗和异端之分，而且，主流经济学往往标榜自己是前沿的，代表可进步和未来的发展方向。但显然，这也正是经济学本身不成熟的表征，有人甚至宣称，经济学家们只是因为信仰才墨守正统经济学的。

一者，既然存在其他非主流的思想，也意味着存在能够证伪这种主流理论的材料，那么，主流经济学又何来科学性而言？事实上，我们又有谁发现数学、物理学有主流和非主流之分？而且，尽管法学、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等社会科学也会形成多数研究的氛围，但它们从来没有宣称它们拥有一种关于世界的通论，如社会学就有家庭社会学、工作社会学等等。相反，大多数学科中一直都存在强烈的反正统力量，如生物学等学科中就存在还原论以及进化选择的适当单位等争鸣，这些都有力地维护了这些学科的活力。然而，现代主流经济学却相信不可分的个体是行为的基本粒子，而始终把个人意图和偏好的心理或社会基础等等排除在学科的讨论之外。试问：如果抽掉那些毫无实质内容的模型框架，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模型分析又能留下什么呢？

二者，正统和异端的区分意味着现代主流经济学也把自己当成了凭信仰而非逻辑的基础，以致一些经济学“泰斗”的著作、观点只能被解释而不能被怀疑，反对它的都成了异端。事实上，1973―1978年间在美国主流或正统经济学刊物上发表的文章中，只有三篇试图否证已有的假说，只有极少数经济学家真正敢于对正统观念提出挑战。当然，由于学术学院化之后，真正为求知而探索的学者越来越少了，大多数经济学家的主要兴趣在于职业和地位与学术声望等其他个人目标。显然，由于这些东西往往要通过依附一定的学术团体才能获得，因而年青经济学人就被迫在正统和主流的框架中进行研究，而不敢越雷池半步，从而限制了他们对经济科学的贡献，也限制了经济学的实质发展。而所有这些问题，借助于经济思想史，我们就容易看清楚。布劳格写道：“经济学史揭示，经济学家也像任何人一样容易错把糟糠作小麦，当它们拥有的一切是一系列复杂的定义或伪装成科学原则的价值判断时，就宣称拥有了真理。除非研究经济学史，否则就无法完全了解这种倾向。可以肯定，现代经济学提供了大量空洞的理论、标榜为科学的遇见或具有隐蔽的价值前提的政策建议。”

其实，从经济学说的发展史上看，所谓的主流也是在不断变更的，现在成为主流的那些理论往往就是以前的非主流，甚至是受排斥的异端。这意味着，主流的东西并不一直就是对的，今后也一定不会一直是主流。譬如，现代的主流就是20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期间世界范围内掀起的国民经济计划化的产物，国民经济的计划要求日益精确的资源统筹、线性规划乃至日益细化的投入一产出表格设计，这导致了数量经济学的偏盛；但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由于世界各国的实践已经开始证明了这种设计是“致命的自负”，它源于建构理性主义的思维，因而也日益为社会实践所抛弃。然而，尽管实践已经改弦易辙，但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却依然一成不变地因循守旧，甚至还有变本加厉的趋势；只不过，经济学的研究目的开始有了转变：不是为了政策应用，而是变成了象牙塔内的游戏。所以，加尔布雷斯指出，思想从本质上说都是保守的，它们不会屈服于其他思想的攻击，却会屈从于它们难以应付的环境的巨大冲击；正是每次大的社会环境的变动，才最终能够促成经济学的真正发展。事实上，正是由于思想的僵化性和保守性，每当一个新环境的来临都必须产生一种大规模的争论，从而才促进经济思想和理论发生阵痛性变革；显然，这也是经济学说史上之所以形成四次革命、四次综合发展轨迹的缘由。有鉴于此，笔者认为，经济学的学习和研究不应该为当前的所谓“主流”所牵引，而更应以反思的态度相对待；只有当知识分子坚守这种学术态度，经济理论才可以不断取得进步，或者说，学术研究才可以形成持续的扩展秩序。

同时，由于主流学说已经越来越定型和僵化，我们往往就只有从非主流中才更容易获得新的思想洞见。纵观经济学说发展史，那些被称为“天才”的人物往往都处于非主流的边缘地位，从戈森、古诺、杰文斯、凡勃伦到凯恩斯都是如此；而且，绝大多数思想大师都是通过与这些处于边缘地位的学者进行交流，或者梳理以前那些非主流文献的基础上而形成自己的系统洞见。譬如，诺思在伯克利读书期间就是一个激进的者，所以他后来说，“对我影响最大的教授全来自非主流的正统经济学之外。”赫胥黎曾指出，一般真理的命运是，以异端邪说开始，以迷信告终；经济学的发展历程正表明了这一点，经济学的任何发展都是建立在对以前理论的反思基础之上的。当然，要进行卓有成效的批判，首先要对理论出现的前因后果进行梳理，劳丹强调，“在对任何一个学说的历史发展（以及该学说的竞争对手的发展历史）没有充分了解之前，不能作出任何切合实际的合理评价。”因此，通过对经济思想史的梳理，特别关注已经逐渐被淡忘的那些非主流的思想，将对理论的发展和思想的萌发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事实上，如果真正通晓了经济思想史的发展过程，特别是如果抛开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思路；那么，我们就可以发现，“实际上，我们必须首先假定，经济学不过就像经济学家和同时代的人们所认为的那样：其现代定义毫无‘科学性’可言，而且就像它的历届前人一样，它很可能再次改变。”

因此，经济学说发展史告诉我们，不能以静态的、单向的思维来看待现代主流经济学，经济学的学习和研究更不能为所谓“主流”范式所牵引。事实上，经济学无论是研究对象还是研究方法都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经济学本身就是针对具体社会状况而产生的一门学问，它的根本特点就是现实性、致用性和批判性。例如，目前占主流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本身就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一方面，是经过了古典经济学时期国民财富的生产已经取得了极大成功，从而经济学开始把注意力从财富创造转移到资源配置方面来；另一方面，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物质资本的匮乏，导致了如何最佳使用这些资源成为经济学关注的焦点，从而极端地发展了数理化的倾向。不幸的是，尽管任何真正的认知都来源于基于新的实践对过去理论的反思，并且作为一个致用的经济学根本上也就是对现存社会制度中内含缺陷的洞悉；但是，新古典经济学却撇开了这种对制度变迁以及人性发展的关注，而在一个冷冰冰的世界中分析原子人的行为。其实，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凯恩斯经济学之所以能够取代老制度经济学，除了当时的制度主义者并没有提供有效解决萧条的可操作的方案外，更重要的是凯恩斯经济学没有涉及制度变革问题，从而减少了人们对资本主义生命力的怀疑；特别是，麦卡锡主义和冷战的兴起造成了一种对任何改造资本主义制度的思想都富有敌意的政治气氛。显然，经济思想史提醒我们，应以反思的态度审视现代主流经济学，只有这样，经济理论才能不断进步，经济学科才能不断发展。

四、结语

理论尤其是社会科学的理论应该建立在对各类知识之有机契合的基础之上，这种契合是建立在对主流理论进行反思的基础之上；而要对一个学科进行卓有成效的反思，则首先必须对该学科的发展史进行梳理。事实上，绝大多数科学哲学家如库恩、劳丹、夏佩尔等都把历史看成是对科学作出哲学断言的来源或至少是部分仲裁者；对自然科学如此，对社会科学更是如此，社会科学理论的发展首先必须要建立在学说史和社会史的学习上。究其原因，自然现象仅仅是现象，它的背后并没有思想，从而也就不要求科学家认识自然事件背后的思想；而社会现象却不仅是现象，它的背后还有思想，任何社会现象在一定意义上都是由人的思想所指导的，因而这就要求社会科学家必须吃透实践背后的思想。例如，伟大的历史学家柯林伍德就强调，史学家之所以关心历史事件，仅仅在于历史事件反映了思想，表现了或体现了思想；在他看来，一切历史都是思想的历史，因而“史学的确切对象乃是思想，――并非是被思想的事物而是思想本身的行为。”正因为社会科学的理论和历史是不可分离的，因此，经济学的理论发展必须注重思想史和经济史的梳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