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建筑史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22 20:4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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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筑史论文

篇1

关键词:应用型人才;混合式教学;多维赋能;《中国建筑史

1问题的提出

《中国建筑史》属建筑学专业理论课程,为检验教学质量的重要内容之一。课程内容涵盖建筑的技艺、文史、艺术诸多方面知识,拥有理论、实践两大教学体系。一是作为理论课,使学生系统学习建筑理论,了解和掌握中国建筑历史发展的脉络、特点和成就,培养其社会责任、创新意识和人文修养等综合素质;二是作为实践课,使学生学习建筑营建技艺,初步掌握本土建筑的类型及其建造方式,具备分析、评价、借鉴我国传统建筑典型实例构造方式和创作思想的实际能力,进而提升其建筑设计和实际动手水平。当下,随着建筑行业与学科专业的发展,各高校的办学方针、培养目标、教学模式、质量评估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尤其需要开展注重能力培养的课程教学改革,培养学生正确地、创造性地应用理论知识解决具体实际问题的能力[1]。显然,传统的中国建筑史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效果大多难以达到课程所制定的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目标与要求。鉴于此,“教育观的一个重要转变,就是由重知识走向重能力”[2],课程赋能教学改革也势在必行。

2“多维赋能”的课程教学改革与实践

2.1“多维赋能”教学模式

地方高校应用型人才培养,就是要使学生“获得发展自身、奉献社会、造福人民的能力”[3];坚持知行合一、学以致用。所谓教学“赋能”,意即培养能力。就建筑学人才培养来说,即要着力赋予学生活学活用建筑史论,具备高阶思维、综合应用、动手操作、创新创造、适应社会等能力,践行“德育为先、能力为重、全面发展”[3]的现代教育理念。《中国建筑史》教学“多维赋能”何以可能?改革实际探索表明:在教学目标赋能、教学内容赋能、教学方法赋能、教学实践赋能、教学评价赋能等方面均可有所作为,并收到预期成效。

2.2“多维赋能”教学改革与实践

2.2.1教学目标赋能《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指出:要“坚持能力为重。优化知识结构、丰富社会实践、强化能力培养。”2018版《全国高等学校建筑学专业教育评估文件》也明确了建筑学专业建筑史本科教育必须达到的基本要求;一方面掌握中外建筑历史发展的过程与基本史实,熟悉各个历史时期建筑的发展状态、特点和风格的成因,熟悉当代主要建筑理论及代表人物与作品;另一方面熟悉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和既存建筑利用的重要性与基本原则,能够进行建筑的调查、测绘以及初步的保护或改造设计。课程改革立足应用型人才的能力培养,多维赋能在目标定位上下功夫,使建筑学应用型本科人才能力培养达到预定的毕业要求。2.2.2教学内容赋能中国建筑史课程的教学内容分为必修和选修两个部分。内容赋能通过专题化教学来承担,以此加强学科专业关联性、提升教学计划灵活性、适应教学目标多样性,扩大教学资源开放性[4],达到多维赋能的效率要求。教学内容分如下5个阶段:第一阶段:砥砺前行——中国建筑史序言。从建筑史代表性作品,到建筑、建筑学发展过程及其演变规律,综述厚重的中国建筑历史,进而汲取前人经验,激发学生的好奇心、求知欲、责任感;开启活学活用建筑史论至建筑设计的能动意识。第二阶段:中国传统建筑的理念、特征、演变、成就以及知识的表达。分为上栋下宇——中国古代建筑特征、源广流长——古代建筑发展概况、天人合一——建筑意匠3个专题。采用先线上预习,后线下讲授和研讨的教学方法。课后要求学生梳理、拓展所学知识,绘制知识点谱系图表,学习知识的整体架构、相互联系以及逻辑结构图文表达。第三阶段:中国传统建筑与文化的实例与价值。分为匠人营国、乡土中国、庙堂高远、华夏瑰宝、咫尺山林5个专题。内涵认知与体验、分析与解码、转译与思辨,并联系实际安排学生对古城绍兴等地的系列古建筑开展调查,提高学生对传统建筑与文化的价值认知度。第四阶段:中国传统建筑的本土营造技艺的解读与体验。古建“文法”——宋、清建筑做法专题,在史论讲授、研讨的基础上安排学生搭建若干典型古建模型的实践环节,学生撰写小论文,并交流、分享实际动手操作成果与心得体会。第五阶段:近代中国建筑形式和建筑思潮的传承、革新以及本土重构。对近代中国“西风东渐”建筑思潮开展课前线上导读和课堂讨论,探究中国传统建筑理念及其营造技艺以及中西方理念融合的当代价值和创新应用。课后布置建筑小设计作业,将古建思想和技艺在当代建筑的创新应用作为成绩的核心评价指标,最后完成分享、讨论、评价学生设计作品,同步师生教学反思。在以上教学内容设计中,引入现场考察、制作、设计;文献检索、论文写作、图文表达等环节,把更多的赋能训练融入到课程教学中,完成理论联系实际并向提升应用能力和实践能力转化。与此同时,教学还自然融入课程思政元素进行德育赋能,突出思想引领和价值功能,探索立德与树人、育人与立才相统一的教育实践路径[5]。教学融入央视栏目国家宝藏中的“样式雷”视频,探讨“工匠精神”;融入梁思成、林徽因发现唐代佛光寺的过程,探讨“家国情怀”;尤其是在实践训练的过程中,让学生走进古村、古街、古镇,自觉成为传统建筑与文化的保护者、传承者、创新者。2.2.3教学方法赋能课程主要采用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契合应用型人才培养的需求,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导向,以培养学生应用能力、自主学习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为基本取向开展教学方法改革[6]。依托超星学习通平台①,整合了线上+线下的教学资源,改变单一史论教学模式和传统作业形式,融入历史街区的保护与改造、美丽乡村建设与乡村振兴等实际案例讲授,同时强化建筑实地调研、古建模型制作、地域建筑设计等实践环节,理论联系实际,有效赋予学生高阶思维、综合应用、动手操作、创新创造、适应社会的实践应用能力。就教学方法赋能而言,改革实践别注重运用以下几个方法的实际运用,培养应用型创新创造人才:一是自主学习法,在教师引导下,通过学生线上线下自主查询资料、选择学习内容、整合信息资源、研讨交流,提升专业高阶思维能力;二是团队合作法,学生自行选择成员组建实践团队,以团队合作形式进行相关建筑的考察调研、研讨交流、设计制作、成果展示,培养学生团队合作精神、创新创造思维、项目集体攻关能力;三是任务驱动法,任务驱动除了增加课堂教学实践环节以外,还课内课外联动,借助第二课堂有效补充,鼓励学生参加各类竞赛、比赛,开展理论、实践、创新一体化运作,提高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和综合应用、实践创新的能力(图1)。2.2.4教学评价赋能应用型地方高校的教学评价赋能,需要转变观念、勇于创新。不以卷面考试成绩作为评价学生的唯一标准,把教学实践环节以及学生的实际能力纳入评价范围。改进结果评价、强化过程评价、健全综合评价,积极探索对学生自身能力纵向进步与发展的增值评价[7]。改革教学评价中加强赋能,则十分有利于提升专业学习效果和能力培养水平。首先,个性化多元评价赋能。为助力应用型人才培养,开展地域特色的建筑设计实践教学环节,从选题的创新性、理论知识转化应用、绘图质量、语言表达、视频效果等方面,对学生建筑设计能力进行评价考核。基于学生自我发展诸多个性差异,个性化多元评价赋能是在教学评价中一一对应,帮助学生发现兴趣、挖掘潜力、发展特长、大胆创新。其次,全过程纵向评价赋能。教学的全过程是在课内课外、线上线下进行的,具有生成性和发展性,学生求知的日常性、训练的自律性、成长的动态性,其本身蕴含着各种能力的生长,这就需要对其全过程纵向评价赋能,在线自主学习指导、课内外能力实训、地域传统元素批判、设计创新思维形成等方面均可有所作为。再次,开放式激励评价赋能。激励评价是一门艺术,特别需要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师生与领导之间开放式互动。激励评价赋能展示的正能量,强调“以德为先、能力为重、全面发展,坚持面向人人、因材施教、知行合一”[8];而开放式相互激励评价,可创设出学生的能力感和自信感,进而形成“比学赶帮超”的良好学习氛围。

3实际成效与问题反思

篇2

钢结构建筑是一种新型的建筑产业体系,其融合了建筑、钢铁冶金业以及目前炙手可热的房地产业。钢结构建筑不仅解决了钢铁业的产品渠道问题,也提升了建筑业的科技含量,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建筑业的能耗和污染难题,此外,钢结构建筑为房地产业注入了新的血液。在2l世纪,钢结构建筑作为绿色建筑、低碳建筑成为建筑业关注的焦点。

一、钢结构建筑的发展现状

钢结构建筑在欧美市场已有了几十年的历史,并以其自身的优势得到了普遍应用。据调查,全世界101栋超高层建筑中,纯钢结构的有59栋,达半数以上。同时,国外60%以上的高档住宅也都采用了钢结构。国外有专家认为,钢结构建筑能保护环境、节约能源。是21世纪房地产产品的黑马。

在我国,钢结构建筑的发展和应用滞后于国外。由于钢结构建筑的成本比之混凝土结构的建筑稍高,我国钢结构的使用还主要是高层建筑、公共建筑等大型建筑,钢结构住宅目前还比较少。钢结构住宅在发达国家占到住宅总量的65%-70%,而在我国这一比例还不足5%。但随着近年来经济的发展,质量、品质成为人们消费的亮点。对于钢结构建筑的市场需求也在逐步提升。据相关业内人士指出,由于钢结构建筑优点突出,与美日等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在建筑结构中使用钢结构的比例仍有6倍提升空间,预计未来5年钢结构产量复合增速在15%以上。

从短期来看,钢结构建筑的行业需求主要为新建厂房、体育场馆、歌剧院等公共建筑。这些公共建筑不受地产调控影响,且地产调控使钢价稳中有降。这就使得钢结构公司可能在成本端受益,更促进了钢结构建筑的发展。2010上海世博会吸引了国内外人士的眼球,在这个占地5.28平方公里的园区内场馆使用钢结构的建筑比例高达80%,无疑是钢结构建筑发展的锦上添花之作,也印证了钢结构的历史舞台已经铺开。

二、钢结构建筑的特点

节能环保是钢结构建筑的主要特点,符合21世纪的生活理念与方式

随着低碳理念的日益深入人心,建筑行业也刮起了节能减排的低碳旋风。从材料上来说。越来越提倡绿色节能环保的装修材料;从房屋结构上来说,大家越来越青睐轻钢结构和木结构;而从节能减排的角度说,越来越多的人把节能和环保放在首位。

篇3

[关键词]中国 建筑 设计 动势

当下,随着我国建筑文化事业的快速发展,一些国外的建筑师不断积极参与到我国的建筑业的竞争中来,而且其建筑设计作品每每得以在中国中标。不能否认,“狼来了”固然是一种威压,给人一种焦虑,但是也有它好的一面,这一方面使得国人面对具有国际水准的设计方案张开了视野、寻到了灵感,另一方面由于受到西方霸权文化的撞击和挤压,使得大量的中国本土设计师深感被边缘化了,丧失了应有的话语权,大有一种落寞之感,以此反思自我。当然也有其雄强者不以为然,力挺“西风”,以民族尊严为基准、以理性明判为本位、以本土适应为导向,敢于站出来以表达自己的高见,相当一部分的设计师、学者以及关心中国现代建筑发展的民众“对这些方案颇为不满,认为它们不能反映中国特色,与中国实际不符”,故须理性对之。

一个时期以来,当遭遇多年的西风东渐之侵蚀后的大师与学人们,在经历了一段效仿外人风气之后,开始有了反思的需求和能力。因此,对之意气风发,激扬文字,极力倡导着“结合文脉,反映地域特色”或“历史内涵”。然而,再联系眼下的投标与中标的情况,在中标方案中,除了“气派现代”作为一个边际走时外,其他则显其跳荡脱羁状,成为最新一代域外圈落里的本土尤物或异变为裸的异国变种。没了中国意识还不关紧,而失却民族身份则应醒思。因脱胎换骨过于急切地忘记了自己的基因所在,行吗?在这些建筑设计作品里,很少看不到些民族气,在这些建筑所处的区域中没法与中国的历史发生联系,更不要说其地方特色了。在近二十年来,因国门的大加开放,西方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以及国际主义的建筑风格无情而多情地侵袭着祖国的大地广厦,再造了一片中国都市现代化的“西洋面貌”。应该明白,中国是个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大国,岂具有的历史传统,有弊也有利,明暗互现,我们现应以一种扬弃的态度来对待自己的民族历史,弊端理应避之,而优良的一面则须发扬光大、迁延后世。因而说,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应与西方有所不同,这绝非是对被同化恐惧心态的作祟,也非独标自我、妄自尊大的多情化做秀,而是因明乎其理:“建立在对传统文化的扬弃的基础之上,既丢弃又保留,那些优秀的美好的传统理应留守下来,此是对民族文化的尊崇、也对美学文化的热爱。而决不能为了所谓的现代化,把孩子和水一概抛弃,最终使得我们的建筑之厦、亦即现代化建筑地建立在对传统建筑彻底背叛基础上的一片废墟之上。回观历史,80年代以来,在那些发展中全新推出的城市里,除了深圳等个别城市以外,而大量的中国的新城市则是通过拆旧建新所建起来的,也正因为如此,一大批的具有相当历史价值的有地域特色的建筑被摧毁。”中国的现代化建筑是以毁灭文脉、毁灭地域特色为最后的代价。我们可以在西方的现代建筑中发现,像西方的罗马、巴黎等城市,整个城貌在基本“保守”着那传统建筑特色和骨架,民族的根脉成为他们显示自尊和美德的重要依据和法则。中国则与西方对待历史遗留的态度截然不同:即便像日本也十分注重对历史的保护,使之传统建筑与现代建筑互不干扰,并且善于将现代建筑深深融入传统血脉中,这是国人比之令人羞愧不已的。

在对待本民族建筑事业的发展上,我们可以发现,中国与法国似乎在某些方面倒是接近的。比如说面对直接由国外建筑师设计的现代建筑时,如显得极端自信的法国人那样,中国人的心态也是那般的自信。有趣的是,法国境内的相当的知名建筑设计的完成是由境外设计师的功劳,而对于生性高傲的法国人来说又不能不由此引起阵阵骚动。当年,巴黎卢浮宫的扩建工程当由贝律铭主持设计时,对于这种金字塔式的入口设计方案多少巴黎人是极力反对的。其运用了古典比倒与传统暗合的设计手法,颇出效果,其最终接受了时代的检验并得到各界的高度评价,现今看来,竟成为20世纪一个了不起的设计作品,法国人不是接受了吗?在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这一点上。中国与法国是一样的。他们都对自己传统文化抱自豪的心态,国内产生这种抵制国际潮流的情绪是十分自然的事情。

篇4

关键词:建筑工程;施工技术;现场施工管理

中图分类号:TU198文献标识码: A

引言

工程项目施工现场管理是一项涉及技术、经济、质量、进度、安全等各项管理的综合管理活动,是工程项目管理的重要内容。能否做好现场管理关系到项目是否能按时完工、是否能够盈利、质量是否达标、安全是否得到保障,因此做好施工现场管理是至关重要的。而且在企业的竞争中,做好了施工现场管理能为企业带来更大的利润,为企业提高竞争力提供了保障。在我国这种以建筑业为主要的国民经济产业中,做好施工现场管理尤为重要。

一、施工现场管理的重要性

良好的施工现场管理是建筑界发展的必要趋势,同时也是实现现代化生产的需要。在建筑行业的发展当中,建筑可持续发展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建筑企业所接受,而要贯彻可持续发展的方针,就必须要有良好的施工现场管理。建筑可持续发展是要求在保证工程质量、安全的前提下,用尽可能少的材料及工期对工程项目进行施工,而做好施工现场管理正好可以保证工程质量、安全、缩短工期、减少用材。在现代化生产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新工艺、新技术、新设备运用到高层、超高层、复杂的建筑设计当中,在这样的一种趋势下,工程施工的现场管理必须要同步跟上,保证用科学规范的、标准化的管理方法进行管理,使其能够适应现代化生产的需要。

二、建筑施工现场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分析

1、施工人员管理不到位

建筑施工从设计到施工参与的工作人员数量较多,再加上建筑施工具有周期长、投入大的特点,因此参与的人员和劳动力数量一般很大,这也带来了对施工现场人员灌流的难度,首先,建筑工程施工人员素质普遍偏低,缺乏专业素质,常常会出现施工人员违反操作规定而造成质量缺陷的问题,施工不当造成的安全事故频发,给现场施工埋下了安全隐患。因此,在施工现场管理中,施工人员的管理问题一直是其最突出也是最难的问题。

2、现场物料管理不严格

建筑施工中所需的建筑材料是工程施工的基础条件,在建筑工程的生产成本中占有很大的比例。建筑工程施工中所用到的施工材料种类繁多、规格不一、性能各异。材料的保管问题和施工现场的设备管理都存在安全隐患,问题比较突出。进而影响施工进度和施工质量。此外,不注重对施工现场设备的管理和养护,导致设备老化现象严重,也会埋下施工隐患。

3、施工安全管理问题较为突出

安全施工对于建筑施工企业来说,不但影响着施工人员的生命健康安全,影响着工程进度,更决定着企业形象的好坏。建筑施工中建筑项目具有流动性、生产环境复杂、生产时间长、变化因素多等一般性特点,建筑工程的安全会影响施工人员或者是使用该建筑的人员的生命以及财产安全。建筑工程的安全甚至还会更进一步影响整个社会的稳定性,所以建筑工程的安全生产具有重要的意义。在进行施工的时候,一些工作人员安全帽的佩戴不正确,甚至还有的工作人员没有佩戴安全帽;在高层建筑施工现场,基础开挖深度深,对相当深度范围内的地基土要进行处理,如果支护方式对选择不当会造成重大的生产财产损失,如滑坡对周边原有建筑的影响,对施工人员的人生安全带来严重威胁;施工现场的警示牌、安全警示标语的管理也比较马虎;在施工现场的用电方面存在一些问题,很容易发生漏电事故。

4、追求施工进度,忽略经济效益

在很多施工方看来,能够如期完工是最重要的,因此只重视施工进度管理,忽视了安全、质量、成本的管理。在现场管理中,很多施工方一味的追求施工进度,并没有将施工进度与经济效益有效的结合起来,争取做到经济效益与施工进度并重,因此可能造成了项目的亏损,为了弥补这些亏损,最终运用不合理的,不正当的行为进行弥补。

三、优化施工现场管理的措施

1、加强施工现场管理教育

加强对施工现场作业人员的管理教育,强调施工现场管理的重要性,明确施工现场管理的目的。施工现场所取得的绩效与现场作业人员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将工期最短、成本最低、质量最优与作业人员能够得到的报酬挂钩,提高现场作业人员的积极性。不定期的对施工队伍进行考核,将施工现场管理的观念深入到每位作业人员的心中。

2、加强安全教育,提高安全意识

安全生产是健全和谐社会,以人为本方针的体现,安全生产管理要贯穿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方针。加强安全教育,提高现场作业人员的安全意识是非常有必要的,只有让每个作业人员明白生命财产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是高于一切的。施工方、建设方及监理方要随时将安全管理实施到日常的每个工作细节当中,让安全管理深入人心,排除安全隐患,做好安全检查。

3、创新管理模式

随着新工艺、新技术、新设备被不断运用到工程建设中,施工现场的管理模式也要不断创新,要使之符合现代化建设的特点。用机器加工代替手工作业及减少劳动强度来改革施工工艺;对于门窗及各种大面积使用的材料采用工厂化生产提高工作效力;必要的时候设置混凝土搅拌站,或者购用商品混凝土。运用新的管理模式,使得能够适应现代化生产模式。

4、加强人员、材料、机械的管理

现场管理的实质就是对现场施工的人员、材料、机械进行有效的管理。在人员上提高作业人员的基本素质,满足班组间的协调配合;对于施工现场的材料要做好购置及使用登记,用多少取多少,做到不浪费;对于施工机械要做好进出场安排、使用中的机械要安置好位置,减少施工过程中不必要的麻烦。

5、加强现场施工技术管理

5.1 建立完善的技术管理体系

根据现场施工的特点,安排施工管理能力强、工作责任心强、专业技术水平高、施工经验丰富的人员组建技术管理体系,重点解决施工过程中遇到的技术难点和问题,并严格控制施工质量。在各分项工程开工前,按照既定施工方案向施工班组进行技术交底,再通过精心组织施工使施工顺利进行。

5.2 建立并健全现场施工技术管理制度

5.2.1 建立现场施工检查监督制度。按照相应的标准、规范、实施措施来对施工现场的安全进行监督、检查,尤其要针对相应的危险源进行深入检查,在发现问题和隐患后要第一时间进行整改。安排专门的安全员对工程建设过程进行巡检,确保整个施工现场的管理制度正常执行。定期针对各个重要施工部分进行专项检查,并且制定严格的考核措施。

5.2.2 建立现场施工技术档案制度。技术档案资料是工程建设单位、施工单位、设计单位等几个部分所必须要用到的专业性资料,施工单位在对这部分资料进行移交的过程中,要确保资料本身的完整性、精确性,最终由建设单位来进行资料保存,这部分资料能够为未来的建筑扩建、维修、改造等提供精确的数据。

5.3 加强进度管理,确保工程预期交付

5.3.1 检查施工组织方案的实施。检查施工队落实施工组织方案的人员、机具情况,纠正错误和不合适的安排和做法;检查原材料、半成品的进场情况,发现问题及时督促解决。

5.3.2 及时做好协调工作。一是积极排除故障,解决影响施工的停水停电事件;二是与工地周边联系,解决施工中各种纠纷;三是提醒施工人员,注意各种管道、配电线路的位置和走向;四是督促班组分工协作,按要求施工,确保按期交工。

5.4 注重建筑工地现场深基坑、基桩、灌注桩等施工技术

建筑工程中的深基坑支护施工技术,能够全面的保护建筑地基的稳定性,一般采用土钉墙支护深基坑的施工,土钉墙是由天然土体通过土钉就地加固并和喷射混凝土面板相结合而成,从而形成一个类似重力挡土墙,从而依靠该种重力抵抗墙后土的压力。土钉和土体形成复合体,同时提高了边坡的整体稳定能力以及承载能力。在现场施工中基桩的种类较多,但都是为了全面的提升整个工程的坚固性。当地基上部软弱而下部太深时要采用深埋基桩的情况,如果软土层较厚,还要将基桩进行沉降,满足地籍的承载力和变形要求。

灌注桩的施工技术一般都是采用锤击震动或者震动冲击等方式开展,杜绝软土层对地基的危害,因此灌注桩在提升地基稳定性中具有更加针对性,对于灌注桩的混凝土浇筑要设置钢筋槽笼进行地基的稳定,进而提升整个工程的质量。

7、加强质量管理

在质量管理是施工现场技术管理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质量管理的基础上对施工过程中的对施工质量造成影响的相关因素进行管理与控制。建立健全的管理制度,不断优化管理机制,并对施工现场的监督措施及检验评价标准,以加强对施工质量的监管,从而保证建筑工程的施工质量。

结束语

施工现场管理是项目管理的主要内容,良好的施工现场管理是建筑企业获得更大利润的主要途径,同时也是提高企业竞争力的必要举措。建立最具优势核心竞争力的施工现场管理机制,既保证着施工的效益和质量,也维护着建筑施工企业发展的命脉。不管是对于项目本身,还是为了企业的长远发展考虑,制定一套科学合理、规范标准化的现场管理办法都是必须的。

参考文献

[1]邱培森.建筑电气施工中的质量控制与防治措施[J].科技创新导报,2010,1(1):49.

篇5

1、房屋渗漏的原因分析

1.1 屋面

1.1.1 山墙和女儿墙泛水部位的渗漏应在屋面对应室内的渗水位置查看,很容易找到山墙、女儿墙与钢筋混凝土屋面板连接泛水部位的裂缝。该裂缝与屋面平行,其渗水原因主要有2个:一是材料方面。由于这2种材料的温度线膨胀系数不同(砖砌体的温度线膨胀系数与混凝土的温度线膨胀系数二者相差将近一倍),在相同的温度下,使砖砌体和混凝土的变形值不同,而在其连接部位就产生裂缝。但在处理渗漏时,常常发现施工并没按要求进行。比如。在山墙、女儿墙连接处的防水层没有做成圆弧形,有的防水层在连接处没有做到位,有的填嵌不严密不牢固,形成裂缝渗水的多发部位。

1.1.2 屋面天沟和檐沟和落水口的渗漏在现场察看时,经常发现屋而天沟檐沟的纵向坡度太小,有的甚至有倒坡现象,有的落水口高于沟面,这就使屋面天沟、檐沟排水不畅或积水,因而产生渗水。另外,施工时落水口的短管没有紧贴基层,落水口没有采用密封材料封口,做防水层时又增设附加层,这些都会造成渗水。

1.1.3 变形缝的渗漏最常见发生渗水的是采用铁皮顶盖的变形缝,原因是有的镀锌铁皮顶盖未能按流水方向搭接或接口未加焊,也有少数变形缝渗水是防水层卷材未断开被拉裂,有的是变形缝未加干铺卷材封盖或加了而未达到规定要求,有的是未做附加层等原因而产生渗水。

1.1.4 穿过屋面管道的渗漏穿过屋面管道的渗水经常出现在卫生间排气管、保温层排气管和厨卫间的排烟道。也有的是基层还没处理好就做防水层及其他构造层,造成构造层与管壁连接处发生裂缝,形成雨水渗漏通道

1.1.5 屋面板渗漏屋面板渗水原因查找较为困难,往往是在维修时挖开了才能找到真正的原因。屋面板渗漏有由于结构裂缝、结构体不密实、防水材料失效等原因所造成。但从实际情况来看,多数原因是由于屋面防水层与保温层关系没有处理好而产生。

1.2 洗手间洗手间渗水主要是施工与材料的原因,或卫生器具排水口与排水管连接的质量问题造成的。

如:大小便器、地漏下水管、上水开关、水龙头等,排水立管未预埋防水套管,‘毛坯’洗手间在装修时钻洞损坏暗埋管,使用的塑料或铝塑复合管质量差等。

1.3 外墙外墙贴砖。特别是在空心砖外墙贴砖而忽略底层抹灰,或外墙铝合金窗与墙接口处出现渗水。

2、防治措施

从上述渗漏的现象及其原因分析的情况看,渗漏涉及到材料、设计、施工和管理等各个环节。所以要防治,必须是全过程的综合防治。

2.1 屋面渗漏的防治

2.1.1 加强屋面构造层施工质量管理屋面构造施工时必须按工序分层分项进行检查和验收,做好检查验收的记录并整理归档。要改变以往靠班组自检的做法,在分项验收中应有监理工程师、施工单位技术负责人参加验收并签证。  2.1.2 山墙和女儿墙渗漏对于山墙、女儿墙部位的渗漏,建议设计在结构上加强屋面与山墙、女儿墙的拉结增加拉结钢筋。

2.1.3 天沟和檐沟及变形缝等渗漏渗漏原因虽各有不同,但也有共同之处,如坡度太小,收口处不密实而产生渗水。所以建议在天沟、檐沟、变形缝的施工时适当增大其坡度(>2%),在做防水层时都应增设附加层,并采用密封材料嵌填收口处。

2.1.4 屋面穿管漏水除了按要求做出圆弧和高台外,也应先进行放水检查,再做防水层,注意做好泛水。

综上所述,对于钢筋混凝土屋面来说,防止渗漏,主要应注意混凝土的振捣应密实。其次,施工过程中应防止出现施工缝。监理工程师和施工单位应共同进行1次漏水检查,如发现渗漏水,必须查清位置,处理合格并签证后,才能进行屋面抹面和防水层施工,以便形成一道结构防水层。

2.2 洗手间管道和地面渗漏的防治首先要把好备品、备件关。即在施工中加强检查样品。为防止地漏管道和大便器渗漏水,下水管穿过楼板的封堵,应作为一道工序检查签证,合格后才允许进行地面施工。对于蹲式下卧安装的大便器,除检查下水管封堵外。尚需通过试水,检查结构是否漏水。一定要在结构和封管处不出现渗漏水时,才允许安装蹲式大便器,这样即使大便器破碎或接口处渗水,也不至于渗入楼下

2.3 外墙渗漏的防治对于外墙施工中留下的孔洞、框架填充墙的顶部、空心砖外墙的竖缝,首先需进行堵洞和勾缝,并作为一道工序来检查验收,验收合格后才予以抹灰。墙面抹灰分为两道:第1道采用1:3水泥砂浆,第2道采用1:2的水泥砂浆(均用细砂作集料)。2道抹灰的间隔时间为2-3d,间隔时间过短,基层砂浆尚未收缩,会影响效果。为使窗洞缝隙水不渗到墙体或室内,应在安装铝合金窗框前,在窗台及窗洞两侧抹一道1:2.5厚度为20mm的水泥防水砂浆,并向外找坡,经监理检查签证后,再安装窗框。

3、结束语

篇6

一、徽州文化的界定

要研究徽州文化,首先就要有对徽州文化较为清晰的界定。对此,可以说,学术界至今没有统一的、明确论及的界说。据笔者的理解,所谓徽州文化即是指发生与存在于历史上徽州的以及由此发生辐射、影响于外的典型封建文化。如此定义,至少包含以下四个方面的限定:

其一,我们说的徽州文化是指历史上徽州区划范围内的文化。其地理区域范围包括当年徽州府辖的6个县,即歙县、休宁、黟县、祁门、绩溪和婺源。

其二,徽州的历史至少有五、六千年,其文化当然可归为广义的大徽州文化的范围。但严格和典型意义上所说的徽州文化概念,主要还是指北宋宣和三年(公元1121年)设了徽州府后才全面崛起,在明清时达到鼎盛的文化,但这一文化与其早期发展及后期演变都有内在关联。

其三,徽州文化不能仅仅指在徽州本土上存在的文化,亦还包括由徽州而发生,由本籍包括寄籍、侨居外地的徽州人而创造从而辐射于外、影响于外的文化,这其中的关键是要有对徽州的强烈认同。如朱熹,尽管他在福建,主要活动也在福建,但他祖籍在徽州,朱熹本人对徽州强烈认同,从来号称“新安朱熹”等;同时,徽州人也更是强烈地认同朱子,视朱熹为徽州人的骄傲,在思想意识、观念、道德、伦理、社会行为及活动的诸多方面都自觉不自觉地深受朱子思想的影响,故朱子的思想、学术活动等亦可作为徽州文化的内容。

其四,这里所说的“文化”应是取其广义的概念,不仅指学术理论、文化艺术,还包括商业经营、宗法伦理、精神信仰、风俗民情、文献著作、社会经济、土地制度、历史人物等等。

如此界定的徽州文化概念,实际是将徽州历史文化作为一个独立的、多元的、系列的整体,既有显明的地理空间和时间流程上的限定性,又有内容实质上的限定性,以及由此限定而内在包括的对自身限定的一体化超越,决定了徽学研究的对象。由此,笔者不会同意有人将徽学(或称之为“徽州学”)的研究对象仅仅限定为“是研究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在徽州这个封闭、落后、贫困的山区出现的一种具有丰富性、辉煌性、独特性、典型性、全国性五大特点的徽州文化产生、繁荣、衰落的规律的学问。”(注:赵华富:《论徽州学的研究对象和意义》,载张脉贤、刘伯山等编:《徽学研究论文集(一)》,1994年10月。)将宋之前及以后的徽州文化断然地割除在徽学研究之外,这里且不论其界定的内容是否准确,仅其忘记了徽州文化当有其来源即产生的历史条件基础及以后的演变来说,就应是不够完整的。历史当是不能简单、武断地人为分割而将分割后的片断独立纯化成块的。南宋至清末的徽州文化应是徽学研究的主要内容或重点内容而不应是唯一内容。

实际上,徽州文化只是徽州历史文化发展的一个阶段。徽州早期的土著人是越人,最早的文化形态是笔者称之为的早期江南越文化,其时限当是从远古至春秋战国,其时,徽州历史文化尚未从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母体中分离出来以走独具品格发展的道路。其后是山越文化,其时限为从战国中后期至三国,这时的徽州社会与文化已开始从中华民族母体的社会文化发展中分离出来,但却是走着一条停滞发展甚或出现倒退的道路,越人“入山为民”,以成山越,“依山阻险,不纳王租”,生产方式上“刀耕火种”,生活习俗上,“志勇好斗”,烙有很深的半原始丛林社会与文化的痕迹,以至于有人称这一时期是徽州历史上的“黑暗”时期。(注:叶显恩:《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页。)东汉末年至南宋的长达一千多年的时期是笔者称之为新安文化阶段(晋太康元年即公元280年徽州设新安郡,故称),徽州的社会与文化的发展,在这一时期,由于北方诸多土家大族的移民而带来在人口、经济、文化上的冲击、碰撞及最后的整合,得到长足进步和快速递进,封建化进程得到实现,至南宋时,越人已与迁居而来的北方汉人融合,徽州人已经是十分成熟的“封建人”;徽州人多地少的矛盾已经突出,由徽州本土向外的徽州历史上第二次移民——负移民的过程已经开始,它主要是通过科举和经商两条道路实现;徽州重儒、重文、重教的风气已经形成,“黄巢之乱,中原衣冠避地保于此,后或去或留,俗益向文雅,宋兴则名臣辈出。”(注:淳熙罗愿:《新安志》卷一。)“新安自南迁后,人物之多,文学之盛,称于天下。当其时,自井邑、田野以至远山深谷,居民之处,莫不有学、有师、有书史之藏。……故四方谓‘东南邹鲁’。”(注:赵@①:《商山书院田记》。)并且也正是此时期,徽州已是作为了“程朱阙里”,是程朱理学的发祥地,(注:见拙作:《程朱理学渊源考》,《探索与争鸣》,2000年第3期。)而程朱理学特别是朱子之学恰是徽州文化的理性内核。所以说,我们不能割断地研究徽州文化,徽州文化只是徽州历史文化发展长河中的一个阶段,它直接孕育和发展于新安文化,后者是前者的基本来源。(注:关于徽州社会与文化发展的历史分期,可参见拙作:《崛起的徽州文化学——关于文化学研究的一点意见》,《徽州社会科学》,1989年第1期。)

二、徽州文化的基本内容

徽州文化在南宋崛起后,经元时的发展,至明清,其发展已达到充分化。体系完整,内容深刻,特点鲜明,其辉煌性、丰富性,至少是表现在:

其一,南宋以后,徽州人几乎是在文化的所有领域都有突出的贡献,在文化的许多方面都有深刻的创造与发展,以至形成了各自有着自己风格与特点的流派。如商业经营上有著名的徽商(后文再述)。哲学上有新安理学,亦即朱子之学,其开山祖即朱熹本人,主要代表人物还有婺源的程洵、休宁的程永奇、汪莘及程大昌等,渊远流长,特别是“在明清,朱子之学行天下,而讲之熟、说之详、守之固,则惟推新安之士为然。”(注:道光《休宁县志》。)考据学上有徽派朴学亦即江戴朴学(江即江永,婺源人;戴即戴震,屯溪人),它作为乾嘉学派中的皖派,影响极大,清江藩评价说:“三惠之学兴于吴,江永、戴震继起于歙,从此汉学昌明,千载沉霾,一朝复旦。”(注:清江藩:《汉学师承记》。)绘画上有新安画派,歙县江韬(即渐江)被认为是其祖师,近代有歙人黄宾虹等。据有人统计,从明朝万历年间到清乾隆间的不到200年时间里,徽州共出属新安画派的大画家60多人,其中的名家、大家的水平,按黄宾虹的评定,当“均在江浙之上”,可想影响之大。(注:李明回:《谈新安画派》,《安徽文博》,第4期。)篆刻上有徽派篆刻,它兴盛于明清,著名代表人有何震、黄士陵等。据冯承辉编纂的《印识》记,仅明代一代,全国有篆刻家190余人,其中仅徽州的歙县、休宁两地就占35人,清代更多。(注:郑清土:《何震和徽派篆刻》,《徽州学丛刊》创刊号。)刻书上有徽派刻书,它始于南宋,兴于明清,在我国雕版印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明清“时人有刻,必求歙工”,(注:嘉靖《徽州府志》。)徽刻俨然

与常(州)刻、苏(州)刻齐名为当时全国三大刻。版画上有徽派版画,它在中国美术史上独树一帜。明代万历年间有“无剧不图”,“刻图必然求歙工,歙工首推黄氏”之说。据统计,从明代万历到清初的100多年时间里,仅歙县虬村一村黄姓以版画为业者就达100多人。(注:周芜:《徽派版画史论文集》,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年。)戏曲上有徽剧,它是京剧的前身,清乾隆年间,曾出现“四大徽班进京”,名噪一时。到了道光年间,北京则是“戏庄演剧必徽班”。(注:道光《梦华琐簿》。)建筑上有徽派建筑,为中国建筑史上一绝。医学上,有极负盛名的新安医学,为我国医学学术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据统计,从东晋到清末,徽州仅有史料可查的名医就有668人,有225人撰写了461部医著,其中明清两代有名医605人,有245人撰写445部医著,在中国医学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注:李济仁、胡剑北:《新安名医志》,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年。)棋艺上,新安围棋自古至今就高手辈出,明清时围棋界的新安派被誉为是与“永嘉派”和“京师派”齐名的三大派之一,其中歙县人程汝亮是被王世贞在《弈旨》一书中列四个“明代第一品”的第一人;而歙县人程兰如则被称为是与范西屏、施定庵、梁魏今齐名的盛清四大国手;(注:吴小汀:《明清时期围棋“新安派”初探》,《徽学通讯》总第17、18期。)近代以后则有著名国手歙县人过惕生、过旭初兄弟俩。徽州的传统工艺更是蜚名于外,涉及各个领域。文房四宝艺术,徽州占有两宝,即徽墨、歙砚,元之前还包括澄心堂纸、汪伯立笔;饮食烹调上,有著名的徽菜,它精选料,重色、重油、重火功,为全国菜系之一;雕刻工艺上,除上述版画等外,还有著名的徽派砖雕,木雕、石雕,并称“徽州三雕”。此外,还有徽派盆景、徽漆及各种竹、木编织工艺等等。这些都是徽州文化的重要内容,也是当时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在这些领域里的精萃,曾各领几十年、几百年甚至上千年。

其二,在文化发展的有些领域,徽州或许尚未形成具有自己特色的派别,却也出现了一批著名学者和杰出人物。如自然科学界,徽州是群星灿烂。数学上有数学大师屯溪人程大位(1533-1606年),他著有《算法统宗》十四卷,最大贡献是将数学从筹码记数发展为珠算计数,确定了珠盘式运算并完善了珠盘口诀,在国内外影响极大;物理学上,有物理学家歙县人郑复光(1780—约1862年),他精通数学、物理和机械制造,特别是在光学上贡献最大,著有《镜镜冷痴》五卷,专论光学原理和光学仪器制造,是我国当时最主要的一部光学著作等等,以至有人说,一部徽州自然科学史也就是一部安徽自然科学史。(注:张秉伦:《明清时期安徽的科学发展及其动因初析》,《徽州学丛刊》,创刊号,1985年。)徽州的诗词文学,虽然难以断定它存在一个流派,但至少是存在一个庞大的群体。朱熹本人就是一位大诗人、大文学家,其古诗在南宋堪称第一,(注:胡应麟:《诗薮·杂编》卷五。)传世的就至少有1200余首;祁门人方回(1227—1307年)的词风、思想与辛弃疾相近;明歙县人汪道昆(1525—1593年)不仅官居显位,且其文学造诣颇深,其文学被誉为是明中期文学复古派“后五子”中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特别是在布衣诗上,王士祯曾记:“论明布衣诗,极推吴非熊、程孟阳,海内莫不闻两先生皆新安产也。”(注:《新安二布衣诗》,清稿本,藏祁门县博物馆。)有清一代270余年间,徽州至少可称得上词人的就有200多,词万首。在其他方面,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提到的唯一的中国人是歙县人王茂荫(1798—1865年),他是我国近代史上一位著名的理财和经济思想史专家;休宁人朱升(1299—1370年)不仅是一位著名的经学家,还是一位著名的政治战略思想家,1337年他曾进言朱元璋“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对朱明王朝的建立起了重要作用;黟县人俞正燮(1775—1840年)是清朝著名的经学家和史学家;戏曲家有目连戏集大成者祁门人郑之珍(1518—1595年),有明代著名戏曲家休宁人汪廷讷(1573—1619年),特别是汪廷讷,其不仅作品博采众家之长,独树一帜,同时,他还是一位围棋理论家,著有《坐隐老人弈薮》一卷和《坐稳隐先生精订捷径棋谱》5卷;语言学界,除朱熹、江永、戴震等硕儒大家多有研究外,不经名人士的研究也相当深入,如在徽州方言研究上,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特藏室“伯山书屋”(注:笔者2000年以前在黄山市工作期间,曾在徽州抢救和收集一了一万一千余份(部)徽州文书原件,2001年5月19日正式捐献给安徽大学,为此,安徽大学特设“伯山书屋”以藏之。)内就收藏有由婺源人胡昭潜抄,婺源人江湘岚编著的《婺北十二都东山乡音字类》手抄本上下两册和胡昭潜自著《休邑土音》稿本上下两册(注:这四册手抄本书笔者访得婺源同一户人家,另有胡昭潜手抄《照录家乘》、《八音之谱》、收租帐本等。),分类详细、音准,可见徽州民间语言学研究之底蕴;教育学界徽州更是渊源流长,朱熹、郑玉(1298—1358年)、赵@①(1319—1369年)、汪克宽(1304—1372年)等都是徽州有名的教育家,当代更有伟大的人民教育家歙县人陶行知(1891—1946年);绩溪人(1891—1962年)是当代文化巨子等。他们都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作出过突出贡献,其学术思想,都不仅是徽州文化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重要内容。

其三,除上述二方面外,徽州文化的内容还包括受上述因素及地理因素影响,由徽州社会自然衍生和客观形成的一些独特文化现象。如徽州号称是一个契约社会,至今仍完好地保存的民间契约文书至少就有数十万份,(注:见拙作:《徽州文书的留存及抢救》,《光明日报》2001年11月11日理论版。)早的是宋代的,明清最著,迟的据笔者所见直至1955年、1965年和1985年,(注:见拙作:《“伯山书屋”一期所藏徽州文书的分类与初步研究(上)》,《徽学》,2000年卷,安徽大学出版社,2001年。)内容涉及土地山场房屋池塘等买卖、租佃雇佣关系、过继入赘关系、商业资本筹集、诉讼案卷、宗族公约、民间借贷、阄书、票据、会书等,不仅数量多,年代持续时间长,而且还很系统。如此契约社会现象在徽州是最为典型的,它透露着很深层次的徽州社会及人际关系的理性成份。再如徽州的宗法制度与宗族文化,其典型性和独特性亦极显著。徽州人由移民而来,聚族而居,休宁人赵吉士曾言:“新安有数十种风俗胜于他邑:千年之冢,不动一póu@②;千丁之族,未尝散处,千载谱系,丝毫不紊。主仆之严,虽数十世未改,而宵小不敢肆焉。”(注:赵吉士:《寄园寄所寄》,卷一二。)敬宗重族,强化修谱,谓之:“夫人之一生莫乎纲常之事,纲常之在莫过于谱谍。”“三代不修谱,则为不孝”(注:祁门《武溪陈氏宗谱》,藏安徽大学“伯山书屋”。)等。还有徽州的经济社会结构和土地佃仆关系、徽州人的意识与价值观念、徽州人的风俗与信仰、徽州方言现象、徽州棚民现象等,这些都是徽州特有或表现极为典型、极具特色的文化现象,也都是徽州文化的重要内容。

三、徽州文化兴盛的原因

徽州文化当年能如此繁荣,并保持几百年不衰是有内在的原因和基础的。

首先是经济基础,这就是徽商。徽商是徽籍人的商帮,它当年是逼出来的。

徽州介于万山丛中,八山一水一分田,山多田少地瘠,“即富者无可耕之田”,“田瘠确,所产至薄,……视他郡农力过倍,而所入不当其半。又皆仰高水,故丰年甚少,大都计一岁所入,不能支之一。”(注: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粮食从来不能自给,所需粮食皆“仰四方之来”。特别是到了唐宋以后,“黄巢之乱”和“靖康之乱”连续两度徽州移民的高峰,使徽州人口大增,以当时的徽州耕地状况和生产力水平,几乎达到饱和,于是民众生存空间更小,徽民们“非经营四方,绝无治生之策矣”。(注:许承尧:《歙事闲谭》卷二十八。)于是“天下之民寄命于农,徽民寄命于商。”(注:康熙《徽州府志》卷八。)正所谓“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二、三岁,往外一丢”,徽商遂在南宋时开始形成。当然,徽商的形成还内在地与徽州本土山经济结构和以新安江为主干流的纵横便利水系有关,山经济结构本身的盈缺待补的不平衡性,内在需求以流通与交换来获得平衡,满足徽民的基本需求;发达的水系又带来运输的便利,使地处僻野山区的徽州的商品流通得以最为经济的实现。(注:参见拙作:《徽商概论》,黄山市政协文史委编:《古代商人》,黄山书社,1999年。)但早期的徽商还是一种简单的以徽州山林盛产的茶、木、瓷土及二次生产的漆、墨、纸、砚等换取徽州所需的粮、布、盐等的缺盈互补贸易。到明以后徽商才得到大发展,不再局限于以徽州为中心的贩买贩卖,而是面向全国,经营规模也越来越大,经济之道走向成熟,成为中国商界一支劲旅。清时,则又跃为中国十大商帮中居首之帮,这其中尤以盐商、木商、茶商、典当四项为最盛。足迹遍及全国,远涉海外;正所谓“钻天洞庭遍地徽”,影响极大,以至有“无徽不成镇”之谚。从徽商的贾道特点来看,徽商作为当时中国一代儒商,其“贾而好儒”,注重贾儒结合,贾仕结合,强化宗谊,重视教育,恪守贾道,营利甚巨。“百万上贾者众,二、三十万中贾者不计其数。”所赚的钱,一是扩大再生产;二是弄文附雅,宿养文士,建会馆、办文会、兴诗社、蓄戏班、印图书、藏书史、筑园林等;三是发展教育,以“富而教不可缓,徒积赀财何益乎”(注:歙县《新馆鲍氏著存堂宗谱》卷二。)的思想意识,延师课子,加强对子弟培养,输金资助,置学田和义田,办族学,建书院,资府县学等;四是输入故里,修桥补路、兴建土木、撰文修谱等。这就在客观上为徽州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经济后盾。

其二,是徽州文风与教育的基础。徽州历史上文风昌盛,教育发达,府县学、书院、社学、私塾、文会极为昌盛。如书院,据有人统计,自宋至清,徽州六县共建书院、精舍、书屋、书堂等共260多所,其中,宋代11所,元代21所,其余皆明清;(注:刘秉铮:《徽州书院沿革述略》,《徽学研究论文集(一)》。)社学,明洪武八年(1357年)正月诏书天下立社学,“延师儒,教民间子弟。”是年徽州六邑有社学462所,(注:《徽州教育记》,载《徽学通讯》第13—14期增刊。)康熙时,则达562所。(注:康熙《徽州府志》卷七。)私塾更是林立。“远山深谷,居民之处,莫不有学有师。”“十户之村,无废诵读”,就是当时徽州文风昌盛的写照。由于教育发达,人才也就辈出。据叶显恩先生统计,中进士者,仅徽州本籍,宋代624名,明代392名(占明代全国进士总数的1.55%),清代226名(占全国进士总数的0.86%);(注:叶显恩:《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第192页。)再加寄籍外地的一起,则就多得惊人。状元也很多,如仅清代,本籍加上寄籍合计17人,占全国总数的14.9%,(注:参见吴建华:《清代徽州状元》,《徽州通讯》,第13-14期增刊。)仅次于苏州府,全国名列第二。人才的辈出,以致徽州历史上有“连科三殿撰,十里四翰林”、“兄弟九进士,四尚书者,一榜十九进士者”、“一科同郡两元者”等之说。发达的教育,是徽州文化得以繁荣的温床。

其三,是程朱理学的影响。徽州号称“东南邹鲁”,是“程朱阙里”,程朱理学的发祥地。《程朱阙里志》记:“程朱之学大明于天下,天下之学宫莫不崇祀程朱三夫子矣。乃若三夫子肇祥之地又举而合祀之,则独吾歙。……朱学原本二程,二程与朱之所自出,其先世皆由歙黄墩徙,故称程朱阙里。”“程朱三夫子,一自婺人闽,一自中山徙洛,其先世出歙之黄墩。”(注:雍正重刻《程朱阙里志·序》,藏黄山市博物馆。)特别是朱熹的思想,对徽州的影响至深。朱熹曾两次回徽省墓,角次皆讲学授徒,论定高足者至少有12人。在徽州,朱熹为其朱氏及他姓,撰源考、作谱序、题牌匾、留诗句等等,文迹甚众,留墨甚多,如笔者就收藏有一块朱子当年题写有“鸢飞鱼跃”的碑刻,弥足珍贵。徽州更是“一以郡先师朱子为归”,“我新安为朱子桑梓之邦,宜读朱子之书,取朱子之教,秉朱子之礼,以邹鲁之风传子若孙也。”(注:清休宁《茗洲吴氏家典·序》。)徽商建立在全国各地的会馆皆崇祀朱子等。朱子之学不仅深深影响徽州入仕、入学、入贾之人,也深入民众意识,使徽州构成儒家思想进而兼容着佛道思想的厚重沉淀区,使封建化程度在徽州尤为甚重。这些都内在深沉地左右和指导着徽州文化的发展,使朱子之学成为徽州文化发展的强大思想意识上的支柱,构成徽州文化之理性内核。

其四、除上述三点外,徽州文化所能突出个性和特色的地方,还是第一,内在接受着徽州独特的地理环境、山水资源情况的规限与影响;第二,内在深刻地接受着徽州移民社会和文化性质的决定和影响;第三,同步发生干涉地、双向作用地接受徽州文化本身存在与发展过程之决定和影响,其中存在地缘与地理文化决定性、文化发生的边界条件决定性和文化整体系统内部的协同影响性等诸方面决定因素。

四、徽州文化的历史地位

徽州文化是在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后期,封建政权、思想、文化充分高度集权和加强一体化时期形成并获得极大繁荣的区域文化,因此,它是作为一种典型的中国封建文化,封建性应是它的本质属性。作为徽州文化基础之一的徽商就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封建商帮,贾儒结合、贾仕结合、重亲谊、重乡谊等都是其封建性的具体表现;古徽州教育更是一种封建教育,其教材的选定、教程的安排、教授的目的等无不内在体现中国封建社会的内容和要求;更主要的是,作为徽州文化指导思想的程朱理学,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官方哲学,其一切都是在维护和辩护于中国封建社会。也由于徽州文化的封建性本质,因此,当历史的脚步发展到近代,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结束,徽州文化随之一体化般地衰退、消亡也就必然。徽州文化在清末以后衰退了,辉煌属于过去。

然而,曾保持兴盛几百年的徽州文化,在中华民族文化史上是有其独特、重要的历史地位的。五千年传统的中华民族文化可以说是一以贯之的中国封建文化,而中国封建社会在进入了南宋以后,开始处在后期,徽州文化正是在这一时期全面崛起并繁荣,它的全面性、丰富性、辉煌性使之成为中国后期封建社会文化发展的典型投影;同时又由于徽州文化的独特性、典型性、全国影响性,又使之成为中国后期封建社会文化发展的典型缩影,从而确定了它典型代表和标本的地位。中国封建哲学意识形态文化发展的基本线索及其在晚期以后与徽州哲学意识发展基本线索的内在对应情况能很好地证明这点。

中国封建哲学意识形态文化一直是以儒家文化为主体,而儒家文化的发展又是经过几个阶段的。最初是以孔子和孟子的思想为

代表的经典阶段,其次是董仲舒建立的“天命论”儒学阶段。到了两宋,由于社会的进步,特别是“佛教兴,而中国哲学一时退处于无权;然其中固不乏独至之处。宋学兴,乃即以是为凭借,以与佛学相抗焉”。(注:吕思勉:《理学纲要》篇二,《理学三原》。)天命论形式的儒学日益显示其不足,于是理学兴起,将儒学理论化、哲学化,从而建立更系统、严谨的体系,程颢、程颐是理学体系的形成者,朱熹是集大成者,构成儒家文化发展的第三阶段。理学之后则是儒家文化的衰退,至明清,启蒙思潮、反理学思潮出现,形成了儒家文化发展的第四个阶段。这一阶段长达几百年,其中又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早期启蒙运动时期,其特点是披着封建文化的外衣反儒学、反封建;第二个时期是“五四”时期,其特点是明确提出“打倒孔家店”,接受科学与民主,提倡新文化。

上述基本线索,从理学阶段开始就与徽州结下不解之缘。首先是理学,且不说徽州是二程和朱子的祖籍地,徽州人研究理学,又形成新安理学学派,以维护、继承、光大朱子之学为宗旨,“严尊师道,精悟师训”,著述甚丰,影响甚大,代表了朱子理学的正宗,独领,既是作为程朱理学的典型投影更是作为了典型缩影。其次是在早期启蒙运动时期,徽州人披着封建文化的外衣反理学、反封建又在全国最为出色。这其中戴震是世人公认的早期启蒙运动的一面大旗。段玉裁评论说:戴氏的学说“专与程朱为水火”,“发狂打破宋儒家中太极图。”(注:段玉裁:《经韵楼集》卷七。)梁启超评价说:戴氏“欲以‘情感哲学’性哲学,就此点论之,乃与欧洲文艺复兴之思潮之本质绝相类。”(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认为这是“为八百年来思想界之一大革命”,是“发二千年所未发”。(注:梁启超:《戴东原图书馆缘起》。)孙叔平先生则更是明确地指出:“戴震是‘五四’运动以前对封建礼教发起勇猛批判的第一人。”(注:孙叔平:《中国哲学史稿》。)其三,作为“五四”时期,徽州人是一大旗手。作为拥有30多个博士头衔,从小就接受徽州文化熏陶的,在这一运动中,提出文学改良,反八股文言;提倡中西文化结合,主张要接受西方文明;引入实用主义,倡导“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等等,这些思想及其实践在当时以及之后都深深地影响了整整一代人,甚至几代人。是世人公认的“五四”的最重要、最突出的代表之一。可见,宋以后徽州哲学学术思想的发展是完整地、典型地体现、反映了晚期中国封建社会哲学意识形态思想发展的基本线索和内容。

不仅如此,徽州文化的其他内容及徽州社会生活结构与方式也都是这样那样地在各自的领域成为中国后期封建文化形态在这些领域的典型投影和标本体现。例如徽商,它就是作为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商业发展及商帮形式的一个典型,其“贾而好儒”,贾仕结合,强化宗谊,重视教育的特点;采取走贩、囤积、放债、垄断的经营方式;善于察低昂、权取予等等,无不从中透露了当时中国十大商帮的一般。再如,中国后期封建社会的人伦、社会生活结构关系等都是恪守程朱理学的教化,人们重忠、重孝、重义、重节等等,而这又恰是以徽州最为典型、显著。仅以徽州妇女为例,受程颐“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说教影响,徽州妇女殉理学之道者全国最著,休宁人赵吉士曾指出:“新安节烈最多,一邑当他省之半。”(注:赵吉士:《寄园寄所寄》。)民国修订的《歙县志》有16本,其中《烈女传》就有4大本;在徽州为节烈妇女树立的牌坊也是最多的,从一坊一表到一坊几表甚或一坊上万表皆具,如清光绪三十一年,徽州府建了一座“孝节烈坊”,竟集中表彰全府孝贞节烈女性达6万5千余人,堪称一奇。可以说,徽州是受中国封建伦理教化最甚,所受影响及毒害最深,体现封建儒教伦理最为典型的地区。

正因为徽州社会与文化是晚期中国封建社会与文化的典型代表和标本,因此,这也就决定了它在中华民族社会、文化发展史上有着独特与重要地位,对其的研究也就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意义。(注:见拙作:《徽州文化研究的学术意义》,《新华文摘》,1998年第4期。)

注释:

③《资治通鉴》卷五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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