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差别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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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商品生产；公有制；生产无政府状态；国家消亡

[中图分类号]F1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2）52-0060-02

1个人利益差别决定论的逻辑缺陷与实践危害

自20世纪90年代，以“经济人假设”为出发点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由“个人利益差别决定”论，逐渐成为我国经济学领域里的主流认识。这种理论的主要观点是：在社会分工日益发达和劳动仍然是谋生手段的历史条件下，个人的能力差别导致个人利益要求的差别；进而导致不同生产企业之间的生产经营能力和利益要求的差别；这种利益差别要求不同生产者之间的产品交换必须是等价交换，即以产品中所包含的社会劳动量作为交换的标准，这种等价交换的唯一方式就是商品买卖。这种观点在理论上存在着严重的逻辑缺陷，在实践上极其有害。

第一，这种理论忽视了商品经济的条件下必然有一部分生产者的个人利益不能得到完全实现，甚至完全不能得到实现的事实。在以商品生产为基础的社会里，商品生产者“谁也不知道，他的那种商品在市场上会出现多少，究竟需要多少；谁也不知道，他的个人产品是否真正为人所需要，收回成本，到底是否能卖出去”。一旦生产者的产品部不能卖出去，生产者的个人劳动便不能转化为丝毫的社会劳动，其个人物质利益要求得不到实现。这就意味着商品买卖只能直接实现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的那一部分生产者的个人利益，在竞争中失败者的个人物质利益将被竞争中的优胜者所掠夺。因此，不同劳动能力的个人物质利益要求完全实现的前提条件是：保证每个生产者的产品都是社会所需要的、都能够卖出去，即整个社会的生产是有组织的。这说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由个人利益差别决定论，实际上是个人利益的弱肉强食论。

第二，这种理论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有计划产品经济理论”，歪曲为以个人劳动时间作为交换和分配标准的“鼓励懒汉”的理论。“个人利益差别决定论”将商品买卖作为实现等价交换的唯一途径，是因为这种观点认为，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阐述的“个人劳动不再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作为总劳动的组成部分存在着”，就是直接以个人劳动时间作为交换和分配的价值标准，这就完全抹杀了因劳动能力不同所导致的个人利益要求的差别。这是对马克思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理论的严重歪曲。恩格斯讲得很明确：“社会一旦占有生产资料并且以直接社会化的形式把它们应用于生产，每一个人的劳动，无论其特殊用途是如何的不同，从一开始就成为直接的社会劳动。那时，一件产品中所包含的社会劳动量，可以不必首先采用迂回的途径加以确定；日常的经验就直接显示出这件产品平均需要多少数量的社会劳动。” 因此，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理论，是强调每个人的个人劳动，总能包含有一定数量的社会劳动，而不是以个人劳动时间作为分配的依据。这表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由个人利益差别决定理论，是一种严重歪曲马克思恩格斯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

第三，这种理论是现实改革实践中要求全盘私有化的主要理论基础。当前关于如何深化和完善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激烈争论中，以“经济人假设”为出发点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个人利益差别决定论，已经成为了私分国有经济、排除一切行政干预等论调的主要依据。这在实质上是要求从根本上改变改革的性质和方向。

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源于现实社会主义以民族国家作为存在方式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没有论及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问题，但他们关于商品生产的起源的理论思想，为我们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必然性提供了现成的理论钥匙。马克思在分析商品生产的起源时指出：“商品交换是在共同体的尽头，在他们与别的共同体或其成员接触的地方开始的。但是物一旦对外成为商品，由于反作用它们在共同体内部也成为商品。”由此可以直接得出结论：在资本主义“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的历史条件下，商品经济不可能在一个或几个国家的范围内被消除；率先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无论其生产力水平发达与否，都不可能长期地独立或被孤立于世界市场之外。

因此，无论社会主义革命在多少国家取得了胜利，只要社会主义制度还是以民族国家的形式存在，首先是国家之间的产品交换只能以商品买卖的方式来实现，进而决定其国内的生产也必须是商品生产。否则，由于无论政府还是生产企业在不能确切知道他的那种商品在市场上会出现多少，究竟需要多少等的情况下，企图实现有计划的社会生产并消除商品生产，必然造成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我们由此认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历史必然性根源于现实社会主义制度以民族国家作为存在方式，或者说是现实社会主义制度没有根本改变人类社会的生产资料分属于不同国家或所有者的状况。由此还可以直接得出结论：

第一，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体制，不要求“全盘私有化”。商品经济不能在一个或几个国家里率先被消除，意味着即便是社会主义国家内部所有制结构是单一的公有制，生产企业也必须以商品生产者的身份存在，这直接表明私有制不是市场经济的唯一的所有制基础。我国当前大力发展民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必要性在于适应生产力水平的不平衡结构，以及对外开放需要等。

第二，完善社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否认政府干预的必要性。一方面，在企业之间的国际经贸往来，首先是国家之间的经济来往，适当的行政干预是维护国家利益的重要途径和手段。另一方面，只有恰当的政府干预才能既保证公有制企业在国际国内市场上的竞争力，又保证其以满足社会发展需要为主要生产目的。

现实中存在的国有企业凭借其行政垄断地位与民争利等问题，是行政性干预是否得当的问题。这一问题的实践要求是不断完善国家的宏观调控机制，不是取消政府的行政干预。

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消灭商品经济理论的历史一致性第一，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完全的有计划的社会生产的设想，是以社会主义主义革命在全世界的胜利、阶级和国家的完全消亡为历史出发点或前提的，他们的理论设想不否认现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必要性。

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强调“工人阶级不解放全人类，就不能解放自己”，他们从来没有认为他们关于阶级和国家的消亡、消除商品经济、完全有计划的社会生产等的设想，能够在一个或几个国家的范围内首先实现。由此，我们赞同这样的看法：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主义制度特征的预见是科学的逻辑结论，其历史出发点是工人阶级的解放；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完全有计划的社会生产的设想，是以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阶级和国家的完全消亡为历史前提的。现实社会主义是以民族国家作为存在形式的社会主义。正如关于国家和阶级消亡的理论，不否认无产阶级的历史必要性，他们关于国家消亡之后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生产形式的理论，根本不否认商品经济在以民族国家作为存在形式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历史必要性。

第二，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阐明的商品生产与社会主义的对立性质，依然存在于当前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之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必要性，不否认商品经济将被完全的计划经济所取代的历史必然性。

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商品经济必将退出历史舞台的根本依据和理论逻辑是：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是商品生产固有的属性，这种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与单个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之间的矛盾，是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的根源，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具体表现；要消灭经济危机，必须消除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以整个社会生产的完全的有组织、有计划性，代替企业自己决定生产什么和生产多少的商品经济。赋予生产企业以一定的生产经营自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重要内容之一。这决定了当下我国的商品生产者，谁也不知道他的那种商品在市场上会出现多少，究竟需要多少；谁也不知道他的产品是否真正为人所需要等。这正是恩格斯所说的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近些年我国越来越多的生产行业出现了产能过剩的问题，就是这种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具体表现。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下，存在着产能过剩现象和进一步引发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并同样以经济危机等形式表现出其对生产资源的浪费，说明马克思恩格斯所阐明的商品生产与社会主义的对立性质依然存在。对于这种对立性质，辩证唯物主义者应有认识是：事物之间的对立性质，不否认二者结合的可能性或必要性，只是表明旧事物必将为新事物所代替。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阐明的商品生产与社会主义的对立性质，不否认商品生产与社会主义相结合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现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必然性和必要性，也不否认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阐明的商品生产与社会主义对立性质的存在，更不否认市场经济将被更高级的计划经济所代替的历史必然性。

综上所述，我们的结论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社会以国家作为存在形式历史条件下的必然的经济体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计划经济理论则是国家完全消亡之后的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必然的经济体制。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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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景下的商业经济理论，研究方法表现为，社会制度的本质决定以马克思经济理论分析和探索流通领域的社会生产关系。计划经济的转轨决定以历史的方法，根据中国国情研究商业发展规律。

关键词：商业经济商业理论立场历史方法

经济理论的研究方法是建立经济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独特的研究方法可以形成一个学派或流派。从分析方法的角度分类，经济理论以及有着内在的逻辑关系的诸理论组成的理论体系或经济学，大体上包括三大类别：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的区别；均衡分析与非均衡分析的区别；纯经济分析与制度、结构分析的差别。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商业是计划经济时期商业的传承，同时在社会制度方面有别于资本主义，决定了商业经济理论的研究方法是世界观，历史观和发展观的辨证统一。

商业经济理论研究的立足点

当前我国商业经济理论的危机，表现在西方经济理论的涌入，反映西方经济思潮的市场营销学替代了商业经济学，而市场营销学主要研究流通领域人和物的关系，忽视了流通领域生产关系的研究。在揭示生产关系的运行规律方面，由于社会制度的不同，商业经济理论只能是以为指导的，解决我国实际问题的，中国式的商业经济理论，是西方经济理论无法取代的。我们认为，作为反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征的商业经济学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首先要研究流通产业所有制结构、国有商业的地位、商业劳动的地位、商业企业人与人的关系，是符合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发展观就是以人为本的发展观，也是建立和谐社会的需要。

政治经济学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根本对立，在于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对立。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成分表现在它提出了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类似的理论命题。但是，它不能揭示劳动价值是创造商品价值的惟一源泉。发展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根据“新的活劳动价值一元假设”以及马克思关于劳动创造为市场交换而生产的商品价值的观点，商业劳动价值同样也是商品流通领域创造商品价值的惟一源泉。我国社会主义的性质决定流通产业要充分肯定商业劳动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地位，保护和解放劳动者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固有职责和根本任务。必须尊重劳动，尊重劳动者，不断提高商业劳动者的素质和劳动效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商业，承认商业企业独立商品经营者的地位，同样也承认商业资本追逐剩余价值的本性和在增进社会财富的作用，不论是国有企业，还是私有制企业都表现为企业人格化资本的特征。也必须根据“按劳分配”的原则，正确处理好劳资双方的利益关系，切实保障商业劳动者在分配领域的合法权益。

比较的动态分析的历史方法

历史和现实的比较是总结经验、展望未来的重要分析方法。安岗（2005）的研究表明历史方法的重要地位：中国经济学界的首要问题是了解国情，发现经济学研究中的问题，找到问题的结症，并寻求解决问题的思路。这就需要我们应特别重视历史方法，从实际出发来研究问题。不容否认，计划经济时期的商业结构模式存在许多缺陷，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商业理论，离不开计划经济商业的历史背景，一味否定并不是历史辨证的观点，既然是计划经济时期商业的传承，就要定性和定量的比较相结合。既吸收历史的长处，又展望未来。我国公有制为基本经济制度的社会主义发展历程经历了计划经济、转型经济、市场经济三个阶段。计划经济时期的商业，从总体上说，符合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对我国社会主义的发展也起了积极的作用。在转型时期表现出来的企业小型化、极度竞争等问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补课”，是迈向市场经济过程中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反映。是对计划经济流通模式的第一次否定，是极不成熟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建立以后，商业的竞争必然走向商业的垄断则是第二次否定。经过否定之否定，是计划经济时期流通模式的扬弃。计划经济时期的大流通观点，经过所有制改造以后拓展为国际市场商品流通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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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四大正式确立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中外理论和国际实践表明:市场机制的充分运作.有助于有效地配置资稼并提供对经济增长的刺激。同时，也是一种有效的宏观调控工具。所以，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仍然可以用来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眼务.但市场机制也会产生一系列不可避免的副作用，也会使经济增长付出一定的代价。尤其在经济增长较快l的厉史时期，不可避免地导致个人收入差别的扩大，造成这一意义上的社会收入分配不公。即使在社会主义市场经侨系件下，亦是如此。因为市场经济中影响收入分配变动的因素会依然程度不同地发生作用。如:随着私营经济、个体经济的出现、发展，资产收人会合法化.随着债券股票市场的的建立、健全，“职业投资者”渐已出现;而劳动市场的发展，也使得劳动收入山于供求变化，而千差万别。所有这些都会导致收入分配差别的扩大，这是一种必然趋势.面对这一问题，不应一概加以指责，而应区分不同情况，正确对待。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收人差别扩大的合理性

其一，我们知道，增长是储蓄的函数，在私有制条件下，储蓄集中在少数富有阶层。于是，会出现大量投资促成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带来大量收益.在按生产要素贡献进行分配的格局下，收益又按有利于资产所有者进行分配，最终导致整个社会收入差别过大，造成两极分化·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但市场经济不发达。因而，现阶段中国不可能是纯而又纯的清一色的社会主义公有，还必须在一定范田内容纳和允许资本主义经济形式的存在，并鼓励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得到适当发展。因而，按生产要素贡献进行的分配也必然在一定领域、一定范围内存在，从而导致个人收入差别的扩大。尤其是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大最外资、外企进入我国，由要素收入分配造成的收入差别必将上升，并成为收入差别过快、过大出现的重要因素。当然，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情况下.从全社会范围内来看，要素收入分配并不能决定社会的收入分配格局。但对个人来讲，要素收入分配却是决定个人收入水平的重要因素。因而，也是造成收入差别扩大的重要因素。

其二，在二元经济结构转换过程中必然出现的收入差别，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表现得更为明显。

在一国经济处于发展阶段时，山于传统的农业还没有改造成现代的农业，农业的生产工具简陋、技术水平低下，因而在整个经济结构内部，既存在着传统的、落后的、低效率的农业部门，又存在着现代的、高效率的工业部门，工农之间的收入也自然就不同，即从事工业生产的工人比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收入要高.即使对两部I’l进行等盆的资金、劳动投入，也不可能获取等量的收益.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利用严格劳动工资管制，限制工薪阶层收入过高一方面，压低农产品的价格，使国家能够以较低的价格向工人提供生活必需品，而与低价格供给生活必需品配套的是工人的低工资制度。因而，从整个社会来看，收入差别不大。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经济的微观主体拥有了充分的自，正逐步成为完全意义上的企业法人，在收入分配上也同时具有苛眯的自，能够根据本企业的经济效雄制订本企业的分配政策，，实现企业高效益，个人高收入.即企业效益与个人收入挂钩，这样，高产出高效益的工业部门中的个人收入自然得到较快增长，而农业部门中，由于传统的土地耕作方式已近极限，力。上人口增长过快，农民收入反而在某种意义上有疏降低，即林的速度大大慢于工业部门中工人的收入增长速度。即使在农村内部，由于乡镇工业的崛起，从事乡镇工业的农民和从事传统农业的农民收入差别也在扩大，并造成地区何的不平衡，这就是第二重意义上的二元经济结构。由于双重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使得收入分配的差别更为复杂，更为明显。

其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的供求变化也是影响收入分配差别扩大的一个因素。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分配原则是:坚持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相结合.坚持按劳分配与市场经济的充分运作并不矛盾，因为，在现有技术条件下，个人的劳动还不能直接表现为社会劳动，人的劳动必须得到社会的认可，即个人劳动必须是平均的社会必要劳动，这一劳动的总量必须符合社会需要的总量。在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个人的劳动直接表现为企业的联合劳动，而如何失现企业的联合劳动则成为从魂，’、劳动的关键·而在现有的生产力水平下，不可能通过计划而只能翘过市场来实现。即通过市场对某类劳动的供给和需求状况来加以实现。当某一行业或企业的劳动总量超过社会对该劳动的需求总量时，即劳动要素供过于求时，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企业的超颇劳动就不会得到社会的认可，对企业来讲就是无法实现的劳动，对个人来讲就是无报酬的劳动，这样，就会使得个人的劳动付出与个人的所得不成正比，个人的收入自然会下降，而当某一行业或企业的劳动不能满足全社会对该行业或企业的劳动需求时，该行业或企业的劳动被社会认可度增加，该劳动表现为倍乘的劳动，使得企业的联合劳动在较高水平上实现，这样，个人收入水平必然相应提高，整个社会对劳动总量的需求直接反映在劳动要素的供求关系上。当某一行业或企业的劳动要素供过于求时，劳动总量必然超过社会需求量，而导致劳动市场竞争加剧，个人收入下降。反之，劳动总量被社会认可度提高，个人收入则上升。目前，这一问题尤为突出，并带有结构性特点。从全国劳动要素市场看，一方面存在大量的过剩的简单劳动(这主要集中在农村)，另一方面，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时期，对高素质的熟练劳动和复杂劳动需求剧增，而使得这部分劳动要素供不应求，该劳动的相对乘数增大，因而在收入分配格局中就有利于这部分人。所以，劳动要素的供求状况是造成收入差别扩大的原因之一。

最后，由于我国仍然是一个发雇中国家，尽管经济增长较快，但国民收入水平仍然很低。从人均国民收入来讲，只能是低收入国家，最多也只能是中下等收入国家。因而，社会福利、社会保障程度低，国家的福利政策在收入分配差别不断扩大的趋势面前，力不从心，难以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更何况这一问题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发展中的问题、前进中的问题。盲目加以限制，会出现更大的副作用，最终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不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

三、目前我国收人差别扩大的非合理性。

由于体制上、结构上的诸多原因，菲公平的收入差别扩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菲法收入过大，不当得利增多。目前经济增长速度比较高，但财政收入和科税收入没有与工业生产同步增长，这从一个侧一面说明，国税损失严重。有报道说、国税损失上百亿，甚至上千亿元.这些非法收入必然绝大部分流入冠人腰包，造成收入差别不合理地扩大。它造成的国家财政扭失和所起的不良示范作用，破坏性是极大的，有可能导致改革成果被非法之徒窃敢，由手我国询市场经济转轨时问不长，经验不足，市场机甜、一慈律制度示健全，也是非法收入增多并度禁不止的重要因素。

第二，二元经侨转轨过程币娜f〕收入差别过大。主要表现在现代部:1和传统部门之问以及现代部门内部。·国有部门是现代部门的主体，随着企业改革的深入，企业用工劳资自扩大，但同时并没育解决好411应的4lJ益约束机制，导致众多国有企业负盈不负亏。“亏了找国家，盈了个人分"o击传统部门中的农民则无法享受这样的政策优愿。同时，还需要独自承担由工业转嫁的几价格上涨风险。再加上一些主管部门的乱收费、乱摊派，进一步减少了农民应该增加的收入。因此，两部门的收入差别不合理地一扩大了。在规代部门内部，也于有些部门或企业在经济发展币居于有利地位。午是在缺芝约束机制的条件下飞便可利用手中的权力一为本部门、本企业和平人获取更多的好处，从而产成现代部门内部收入差别不合也地扩天了。

第三，同质劳动地区差别过大;在社会主义市疡经济建设初期，一方面，由子市场的不完鲁以及非市场方面的干扰，劳动萎素的合理流动受到限制;另一方而，地区经侨发展不平衡加剧，劳动婪素的供求关系难以形成较为二致的均衡工资，导致从事同样工作的同质劳动，产’由于所处的地茵不同，市场不同.收入差别不公平地扩天。在一些市场机制较面全、较发达的地区，同质劳劫川女入较高，既体现了市场的供求状况，又体现了较高的劳动价位。而另‘些经济较为落后的地区，山于劳动收入受市场影响较小.或山非市场因素决定，劳动收人不能随市场需求而变化，皇瑰收入的刚性，因耐两类地区的收入差别必然不告理地扩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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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制度 税收矛盾 意义

一 、税收矛盾的概述

矛盾是指事物之间的差别。人与人之间之所以存在各种矛盾，是因为有利益或思想的差别。一切事物都在矛盾与斗争中发展并贯穿始终。税收是国家调节社会经济的最重要的杠杆之一，税收矛盾在社会快速转型的过程中，暴露的比以往更加明显。

税收矛盾包括狭义的税收矛盾和广义的税收矛盾。

狭义的税收矛盾是指传统的税收征纳矛盾，即税务机关与纳税人基于征纳关系紧张而产生的矛盾。

广义的税收矛盾既包括征纳主体之间的矛盾，也包括征税主体之间、纳税主体之间的基于税收利益分配失衡之间的矛盾。

二、税收矛盾产生的背景及原因

1.税收制度供给不足

1978年召开，我国正式实行改革开放，由此进入经济体制和模式的探索时期，在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中，原来的利益集体解体并形成新的利益集团，在这个利益集团的形成期发生的社会内部变革使各地区和各阶层的利益获得机制有差别，从而拉大贫富差距。这急需通过制度的建设来加以规范和纠正，然而在“摸石头过河”的体制下，税收开始无序化。1994年分税制改革，虽然理顺了中央和地方的税收收入分配关系，却给大陆31个省市区相互间带来了明争暗斗的财税纷争，并成为当下产业结构跨省重组和国内市场统一的最大死结。

2.税收制度执行失范

税收制度供给不足的背后，普遍出现有章不循、有禁不止、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执法失范现象。地方政府无法在税收立法上施加影响，但在税收的执法过程中却寻找机会，采取非正式甚至违法的方式来维护自身的利益，从国家利益的守护者变成地方利益的保护者，为了吸引大企业的投资大开税收优惠的条件，而且还对大企业欠税、偷税等行为明惩暗保。这种税收的无序化与地方经济发展相结合，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不可避免的加剧了税收矛盾。

3.利益格局形成并分化

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政府管辖下的资源配置不透明和不公正是舍狐疑财富占有和分配不公的主要因素。而随着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在税收制度缺失的背景下 ，各市场参与者税负承担有差别。人们对利益追求具有强烈的竞争意识，由于不管是个人利益还是集团利益都具有排他性和独享性，既得利益关系稳固以及利益差距迅速扩大的过程，催生了税收矛盾的产生。

三、当前税收矛盾的主要表现

1.税负不公

2010年，全球经济危机的背景下，《福布斯》公布09年全球税负痛苦指数，大陆排名第二。我的税收负担问题本来的就饱受争议，一方面是从1996年到现在，我国税收收入增长率超过GDP的增长率，纳税人税收负担过重，另一方面是现行的税收制度下，税收的横向不公平。比如，在现行个人所得税的征收体制下，公有制企业和大的民营企业工薪阶层成为主要纳税者，负担的税收负担超过百分之六十，而中小企业新富阶层的逃漏税现象比较普遍。在所得税方面，国有控股企业既是纳税人，又要向上上交利润，在税收负担上模糊不清，而民营企业的税收负担确是明确无疑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让民营企业面临巨大的竞争压力。

2.税费失衡

94年分税制改革，地方虽然得到了部分税收收入的分配额，但地方税制并未得到大调整，基本延续了过去的税收制度。在目前的转移支付制度和“让权放利”的激励政策下，受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利益驱动，税费失衡、以费挤税的现象加剧，收费的恶性扩增，加重了纳税人的负担，引起了强烈的不满，给我国的税收环境造成极大危害。

3.行业重复征税

车辆购置税，主要是要筹集交通基础设施养护和建设资金。而现在，随着燃油税的征收，养路费等交通行政征费已被取代，显然，车辆购置税如果仍旧以“筹集公路建设资金”的名目继续征收，属于重复征税，这不仅损害了税收的公正和公平性，也不符合税收民主原则。此外，房地产领域也存在重复征税的问题。在目前的房价构成中，有契税、营业税、土地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税、印花税，另外，还有房屋销售所得税和二手房转让税等等。很明显，在这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重复征收的，正因为如此，税收成为了房价居高不下的推手之一。

4.分配不公

税收对初次分配的调节作用效果不明显，目前我国有一部分人财富积累很快，像电力、电信、金融、保险、民航等行业的收入高于其他行业5-10倍，但纳税贡献率却很小，高收入者钻了空子，而低收入者却是纳税主体。这种不合理的税收调节，加剧了社会分配的不公，也造成人们的仇富心理，同时降低了人们对税收的遵从度，使税收矛盾日趋激烈。

四、我国应对税收矛盾的解决之道

1.整合税收矛盾

在法治的基础上，整合税收制度，规范利益分配关系；建立和维持税务机关和纳税人利益最大化的税收秩序，整合税收管理行为和方式。

2.规范纳税评估和弹性征税

由于征纳双方信息不对称，而被评估的80%的企业财务制度不健全，纳税评估本身具有调节空间，将其制度化，让“利益”可以讨价还价，最后达成征税妥协，这样可以使纳税人感到好处，提高了纳税遵从度，化解了税收矛盾。

3. 提升纳税服务观念

税收管理是帮助纳税人履行其纳税义务，实现其社会使命，而不是通过监督控制纳税人。税务机关的目标是确保公共利益观念，是要创造共同利益和共同责任，而不是超额税收。服务公民而不是顾客，确保税收的运用是服务于公民、为公平谋福利。

参考文献：

[1]王守昆.对我国税收改革原则的再探讨[J].税制研究,2005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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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财务制度；税法；会计准则；关系；探讨

中图分类号：D92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1-0-01

一、引言

随着新会计准则的颁布和实施，我国的会计管理制度模式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制度型向准则型逐步转化，此项改革具有重大意义，不仅能够规范企业的会计事项处理，而且还能有效提高会计信息质量，也是我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换的重大举措。新型的具体的会计准则的颁布，必须对原有的财务制度与税法政策进行改革，平衡三者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二、财务制度、税法与会计准则是企业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关系的平衡点

从不同的角度入手可以发现财务制度、税收和会计准则之间的关系也会存在差别，但始终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三者在平衡企业利益与社会利益关系上所起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尽管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日渐成熟，这个结论照样适用，只是在不同的所有制结构下三者的结合方式会有所不同。

在实行改革开放以前，国有企业是我国经济的基本成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按劳分配制度来实现社会资源的配置以及社会总产品的分配。这种经济运作方式也被许多的集体企业等非国有企业竞相模仿。按照马克思经典理论中所阐释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首先对社会总产品同意进行分配，以国家为分配的主体，从而形成补偿基金和消费发展基金，使社会实现再生产。财务制度作为基金分割的直接依据，已经形成了资金投入、成本补偿等诸多标准。国家税收的基础是财务制度，其包含的补偿标准和收益确认标准是税收基础的最直接的依据。会计制度归根到底来说是在财务制度和税法要求下的报告格式和核算内容，其本质就是薄记制度。

多年的实践证实，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所建立的财务制度、税收和会计准则的定位缺点甚多。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分配权力掌握在国家手中，权力过于集中，导致企业对补偿基金和消费、发展基金无法掌握自，从职工的福利分配到企业的设施的更换再到项目建设都无法自行解决，都必须经由政府部门决定。

2.分配过程制约不明显。国家在进行分配时对于社会总产品的总体分配，比如有多少用于补偿基金，多少用于发展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计划和预算，有时甚至违背了经济生活的自身发展规律。

无论在何种社会和经济体制下，社会总产品都是在补偿基金、消费基金和发展基金之间进行分配，所不同的是不同的经济体制下三者分配的主体、层次和根据会有所不同。计划经济体制下，这种分配的层次是国家，这是弊端产生的最根本的原因，改革的主要方向是要将这种分配层次改为以企业，由企业掌握主动权和自。

三、财务制度与会计准则的关系

1.会计准则是人们经过市场经济的长期实践得来的，经过数百年的市场的催化，准则的逻辑越来越严密，概念体系也越来越规范。会计确认和计量的固有方式的形成原则例如真实公允、谨慎等时刻地规范着会计事务，使会计工作在市场经济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使资本的存量与增量的分割更加科学合理。

2.会计准则是处理投资者、债权人、管理者、企业职工、政府部门等诸多关系的内在稳定器和平衡点。而企业则是所有利益关系的纽带和结合点。广泛的经济利益既包含直接的经济利益，也包含以经济信息形式存在的间接利益，即拥有更多的信息者则掌握了更多了决策权，也就间接获得了更高的经济利益。

在资源的配置和分配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财务活动和财务管理。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由国家法律对资源进行配制和优化，都是在国家的计划和指导下进行的。所有者或者是管理部门决定资金的投入方向和多少以及利润的分配原则。国家主要是考虑社会秩序、保障债权人的利益作出一系列的宏观调控。而国有企业却与上述情况有很大区别，在国企中，国家是所有者，也是财务的管理者，对企业掌控全部的决策权，行使所有的职能。主要原因有以下三个方面：

1.资本的管理和控制对于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至关重要。国有企业的所有者即是国家，因此国家管理和执行全部资本的投放和收益。

2.国有经济成分作为市场经济体制下特殊的经济成分，不仅是实现社会主义经济最终目标的重要手段，也负担着许多其他的社会目标，例如形成合理的产业结构、解决就业问题等。

3.国有企业比私有企业的约束机制要弱得多，所承受的经营风险也要大得多。非国营企业大多由自己授权，风险意识要远远高于国有企业。

四、税法与会计准则的关系

在传统的经济体制下，财务制度是税法和会计准则的依据，会计准则根据其制定资产计价和收益标准，税法则根据财务制度确定税基。

关于会计准则和税法之间关系的讨论主要分为了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税收属于会计学科的一个分支，主要是集中处理与税收相关的会计业务，包括增值税的会计处理、所得税和消费税的会计处理。另一种观点是根据税收会计与财务会计的目的的不同性以及现实差异建立独立的税收学科。

五、结语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和日趋成熟，企业具体的会计准则的陆续颁布和实施，企业的会计准则体系必将越来越成熟和完善。财务制度和会计制度的有机结合会使会计准则更加适用，也会进一步促进税法的不断完善，与会计准则协调起来，共同促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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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市场经济; 水利建设;农业生产。

灌溉之利，田之大本，农业丰收源于引水，成于输水。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对大江大河，人饮，环境等与水直接相关的重视远远重于对农田建设的投入，虽然我们时刻都在讲必须坚持开发利用与保护相结合的方针，贯彻全面规划、统筹兼顾、综合利用、讲求效益的原则，推广节水工程，科学用水，适应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但作为非政治任务的农田水利工作在政治口号下显得力不从心。要改变这种状态，我们必须以政府加强对农田水利的建设和管理为引导，充分认识地域性变化对水的要求制定适应性的政策、方针，同时改革现有农田水利在市场中所处地位，正确划分市场体制下农田水利公益性性能，再有就是发挥市场在农田水利建设和管理中的作用。

一、菏泽市农田水利建设的现状及出现的问题

菏泽市属鲁西南地区的一部分，全年平均降雨量达1000多mm，但降雨量过于集中，造成春旱夏涝，很不利于农业的发展。于是，菏泽地区建成许多蓄水、引水工程，所有这些水利设施的管理都是依照谁受益、谁负担和谁拥有谁主管的原则进行管理的，一般来说：支渠以上的设施都是由供水单位自行管理，但支斗农毛渠（直接进入农田）却是由乡镇、村、组建设与管理，这里所讲的农田水利建设主要指支渠以下的建设管理。从近年来农田水利建设的规模和建设效果来讲，新建项目没有一项，毁损却十分严重，使得设施总量不增反减，再者灌区内水质污染和水土流失加速水利设施完全丧失输水功能。具体表现三个方面：

1、经济利益中下的水利设施完全失去经济的扶植，农民对水利不再用"公益"去认识。

（1）前人种树，后人乘凉。洙赵新河、东渔河等河流10万多人义务投劳、上工修建的三边工程，兴建于七十年代。其支渠建设也相应配套，但之后，几乎没有更多的配套建设。特别是近年来，在市场经济冲激下，要想有更完善、更配套的水利建设可以说是不可能的。每一处建设都关系经济，没有钱寸步难行。在国家把有限的财力投入在一些防洪工程上，再加上镇乡财政和农民对水利的狭隘认识，农田水利建设这一块，就成了被人遗忘的角落。

（2）农田水利设施破坏严重。多年来新建设的调水、分水、提水、排泄设施在疏于管理的同时，也遭受着人为破坏。一些值钱的设备被地方组织变卖，或被人盗窃。这与人们对水利认识的不足有着直接的联系，当然更多的是对经济利益的追求。

（3）水质污染，渠系自然损毁严重。在洙赵新河流域，仅有洙赵新河工程为当地提供生产、生活用水，但由于渠系途经长，渠系所经之处有群居地、工厂生活垃圾、生产排放物等，甚至农民生产剩余物、畜牧排放物和死尸等，都很自然也方便地污染着洙赵新河水。灌区人饮用水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不需处理直接饮用洙赵新河水，中下游人民到了"谈水色变"却又无奈的地步。另外，水利工程发挥的好坏最关键还是要建设。支渠工程年年建年年修，功能却一年不如一年，渠道淤积堵塞，堤毁渠亡。人们对工程建设仅有一点信心更是到了绝忘的极限。

2、管理不适应现代经济的发展。

（1）虽然现有的水利工程大多都是在六、七十年代修建的三边工程，土沟土渠，渗漏十分的严重，渠系水利用系数极低。但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水利建设却没有停止。始终保持着每年的彻底掏沟（渠）、除草、蓄水，呈现的是小沟通大沟，大沟通河流的状况，基本实现灌溉自流化。可是现在，市场开放了，经济也发展了，原有的划段管理，分级管理、受益管理模式，都是计划经济下的产物，不再适应现代经济的发展，于是，沟渠内杂草从生，淤沙满沟，甚至个别地方出现了把庄稼种在沟渠里的现象。在洙赵新河流域，因为支渠以下管理不善，造成水涝与水旱，于是有上游淹死，下游之说。

（2）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水利设施呈现分割状态，无法发挥水利工程整体配合优势。市场经济条件下，每户人在产业结构上各有不同，造成用水季节和用水量的不同，出现水利设施功能的发挥不同步现象。靠整体发挥效益的水利设施，在独立系统下就失去原有的功能和自身的发展，其结果是水库失修，河渠干涸，工程毁坏。

3、政策制定和经济发展抑制水利建设的进程。

在水利灌溉区域，我们清楚地看到这么一种与时不俱进的现象。一是受益户对水利建设不再有义务建设和自觉交纳水费的观念，农村的义务工已成为历史。二是村级基层干部有力无法使，干涸的村级财政无法保证水利建设中的正常开支，招投标的工程建设更是一纸空文。另外，水利建设最根本的保证是水费，而在洙赵新河流域140万的水费，每年收取率不足70%。收取的水费除去管理费、手续费，所乘费用根本不能维持正常的水利维修与管理，更不用说的水利设施配套建设。

三、出现问题的原因分析

增加农民收入，减轻农民负担，发展农业经济，靠现有农田水利状况是无法保障的，但一边要发展，一边却又在退化，这不是十分矛盾吗？分析其原因可以为我们改善农田水利发展提供一些参考。

1、计划经济的思想认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无法得到保证。首先是思想认识发生偏差：

（1）一是国家财政投入比例小。近年来，国家为保证大江大河安全或者环境保护，把资金投入在防洪工程和稳定项目上，极少把资金用于农田水利建设。就菏泽市来说，农田水利资金仅限于水毁工程和节水配套工程，争取的资金也因为这样那样地被分割不少。二是地方乡镇与村组对水利建设投入不够、认识狭隘。按分级管理原则，支渠以下一级的农田水利建设管理由这一级的政府负责，其建设投入也由其承担。但说到投入，无论是乡镇还是村组都是入不敷出，即使能向上级争取资金，地方领导都会为自已建政治功绩，修建一些地方民众最直接最受益的事，如修建公路、建设集镇等。决不会把这些本不够宽余的资金投用于不见功德又不能立马见效益的水利建设，那水利建设怎么办？村组依赖乡镇、乡镇依赖水管单位，水管单位又按分级管理原则，如此循环……。

（2）对原建水利设施保护不力。在计划经济时代修建的水利设施大都存在不科学与不合理性上，人们对那些不能发挥水利功能的设施进行了最为直接的经济转换。如提灌机械拆卖、水闸门拆除，更有的把认为渠堤上的条石挪作他用。问其原因：最简单也最实在的回答是经济实惠，利益所趋。

（3）水土流失与人为污染丧失了水利设施的功能和降低了人们对水利建设的信心。水法明文禁止向水渠内排放任何有污染水质的物质，同时也规定了渠系的保护与管理范围。但由于农田水利灌溉对象为农民，农民意识在灌区内甚至全国都较为普遍。生产后的农作物垃圾、畜养物排放物、死尸等不费力地去搬运处理，直接进入邻近的渠道内。污染了水质，使得下游居民生活用水水质无法保障。再有，在渠道保护与管理范围内随意种植、开垦、修筑建筑物等，破坏了渠道的运行安全，也增加了水土流失，加剧了渠道淤积，洪水期，因渠系不畅通，排洪不及时，又造成水了毁。在这种反复建设又不能治根条件之下，谁还愿意建设水利工程呢？

2、从计划向市场机制转换的结果是水利设施管理制度存旧，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管理体制。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农田水利建设管理旧体制已不适应现行体制，但新的体制还没有完全确立，使得农田水利管理和建设的主体不清，也没有有效的约束机制，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用水、管水、建设三者之间的恶性循环。

（1）水利上的谁受益谁负担，水是商品的理念深入人心，农民认为农田水利建设就应该由水利工程单位管理，而水利工程单位最根本的生存来源就是水费。水费价格仅包含由工程单位管理的工程费用，而村组一级的工程管理则不能从水费中支出。市场讲究的是经济，建设更需要经济，水利建设所需经济恰恰是从水费和受益的义务中来。更有在市场面前说不清的就是水是商品，法律赋予了的，既然是商品，我没用水那就不交水费，更无义务可言。然而，水利设施的维护，决不会因为风调雨顺而不会出现水毁，不出现淤积。天旱之时，再说用水，水从那里来，水又怎么来，……？

（2）在用水上，农民对种田也不在再是增收的手段，而是养家糊口的的主要目的。各自为营的用水方式使水利设施疏于管理维护，利用自然降雨和辅助其他设备来解决农田灌溉成为农民普遍做法。如此一来，用水成本的增加，导致用水户对输水设施的管理更为疏远，最终是水利设施无人用也无人管，投入不能产生效益，又限制各方对水利设施的投入，用水、管水、建设矛盾从从，恶性循环。

3、政策的制定和市场经济发展的趋势制约农田水利建设的规模化开展。

许多水利政策、规范、技术性要求都产生于北方地区，其区域的不同并没有随实际的差别在政策等方面有更大的区别，仅随市场经济的深入而统一。计量收费，按方收费及价差节水等等政策的制定，出发点就是用经济的杠杆使其用水户节约能源，搞活水利经济。这在国外特别是以色列最具代表性，且非常适应地方经济的发展，这在我国部分地区实现这一政策，农田用水中的漫灌、跑灌现象实为普遍。按随着市场经济的广泛推进，人们看到的是经济利益的趋使，在同一件议事的比较中，一个人就有一个看法，往往是"一事一个议，决定早过时"。令人忧虑的是，至今为止，我们水利建设似乎没有充分认识到这种合法性却不合理的危机正在悄然来临，对于整个基层政治权威的冲击就会产生怎样的恶劣后果。

四、对当前农田水利建设的建议

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按照全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变革要求，把农业推向市场已是整个农村工作的主题。大气候影响下，农田水利也要破除原来那种国家、集体建设和管理，农户无偿或低费用用水的方式，进入市场机制。但是农田水利建设和管理并不能完全市场化，而是有规范和政策性偏向的市场化。

1、对于农田水利主体设施应加大投入，加强管理。

首先，农田水利建设工程耗资大，建设周期长，投资回报率低，国家应该全力承担。因为自身经济实力有限以及对水利利益的追求使得市场经济条件的各种组织不愿承担这种风险。其次，对社会上其他资金投入到农田水利建设有很好的引导作用。只有对农田水利设施的主干部分实施配套，水管单位或社会团体才会把对主体部分的重视放入到支斗农毛那些本由受益户自行管理、建设的工程建设中，主、支才能共同发挥作用。

加大投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是相符的。一是经济实力可以保证。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实力大大增强，特别是现在，在世界经济增长普遍乏力的情况下，中国的经济却保持了8%左右的增长率，完全有能力支持农田基本建设。二是符合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对基本农田的粮食直补就是有力的证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正是通过这种减和补的方式来保证农民对基础设施的建设。

国家对农田建设的投入可以重新树立农民对政府的信心和威望。在农业灌溉区，逐渐发现，多数农民对政府官员、村级领导的不满，两者充满不信任，甚至敌视。更有甚者，政府的工作还需要水管单位人员出面才能得到农员的支持和理解。农民的话说：只有对农业建设投入的部门才是直得信任的。

2、土地制度的改革应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以促进农田水利的建设与管理。

土地制度上应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国家政策下重新核实土地实有灌面，保证有效灌面的准确性和真实性，确保农民对按面积收费的信任度。改变原有谁受益谁负担为谁投资谁受益，鼓励农民、集体和社会团体投资。充分发展小型水利工程的效益，解决建设和管理在市场机制下的作用，利益就是市场下最原始的动力。菏泽市水利建设正在试行的成立用水户协会来管理正是这种模式的体现。但这种格局的改变其前提是在国家对水利主体工程配套后，剩余的具有独立的区域或独立的灌面下才能得以保证。

3、向市场经济转变应符合市场发展规律

当前的农田水利建设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受益区域的建设与建设区域的差异在于同一条水利工程跨越不同行政区域。最具代表性的是在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受益建设区可能在本受益地域上。建设的难度在于市场经济下的利益冲突，一边是公益事业必须的，一边又是自身的利益。两者的矛盾是不能兼得的。要改变这种现象：一是实行市场体制下的农田建设，建设的不再由受益户义务户负担，而是统一缴纳建设费用，由水管单位来统一规划建设。二是重新规划受益区域的建设地段，实行差额补助建设的办法。建设方式实行采取公司化运作管理，加强建设的规模化和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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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发展；人力资源配置；计划经济；市场经济

中图分类号：F24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580（2015）06―0115―03

人力资源配置指的是保证人力资源主体供给和市场需要间的平衡，这样可以保证人力资源利用率的最大化，实现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我国是人口大国，人力资源丰富，如果合理进行配置，就会收到最大的经济效益。但是，由于我国经济体制不断改革，而人力资源配置机制却相对滞后，这样势必会产生人力资源供需不平衡问题，极大地影响经济发展。

一、我国人力资源配置机制的发展过程

自建国以来，为了满足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我国的经济体制不断进行改革。其主要包括以下三个阶段：计划经济时期、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时期、市场经济为主时期。每个时期的体制都有和其相对应的人力资源配置机制，可以满足经济发展的要求，但是也暴露出来很多弊端，下面笔者将具体地进行介绍：

1.计划经济时期

自建国以来，我国的经济体制就是计划经济，这个时期人力资源配置机制主要是计划性分配，其特点为：（1）我国政府机关行使着企业的用人权，企业的部门分配、员工任免、员工工资待遇等都受政府机关控制和管理。（2）政府机关计划性地给企业分配人力资源，企业没有权利拒绝接收，而且企业接收员工后就基本定岗，很少有换岗、轮岗和转任情况。（3）人力资源分配模式固定。只要是具有城镇户口的人员，不论文化程度高低，都会被安排工作，而农村户口的人员进入城市企业工作的机会很少。（4）实施录用终身制原则。劳动人员一经录用，除因重大过失被辞退外，都会终身留在企业工作，享受国家规定的工资待遇。（5）企事业单位实行接班政策。子女接替父母继续留在企事业单位工作，导致一家人都在同一个企业上班，这种裙带关系会非常影响企业的工作效率。可见，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用人机制解决了一部分人员的就业，但也产生了许多问题。下面笔者逐一进行介绍：（1）工作人员工作积极性不高。由于政府实行的“录用终身制”原则，工作人员没有了工作压力，他们认为，“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只要不犯重大错误，就不会下岗失业”，这样的工作态度只会造成企业生产效率低下。（2）人力资源地供需不平衡。政府是人力资源的供应者，企事业单位是人力资源的接收者，人力资源配置机制是政府计划性地供应人力资源给企事业单位，而企事业单位是被动地接受人力资源，政府的超额供给造成了企业负担越来越大，过多的劳动力不仅给企业增加了负担，也造成了人力资源的浪费。（3）人力资源质量低。自“大锅饭”制度实施以来，工作人员的工资普遍较低。工作能力强和工作能力差的人员的工资不存在明显差别，这样就造成了工作人员不重视自身能力的提高。工作人员在工作中态度不积极，必然会造成人力资源质量不高，工作人员进修积极性差，普遍受教育程度偏低。（4）工作人员所学专业和工作岗位不对口现象严重。由于工作人员都是统一由政府部门进行计划性分配，工作人员没有自我择业权、企业没有内部调配权，这样就造成了许多工作人员出现学不致用的现象，导致人才的极度浪费。例如：脑力工作者从事体力劳动，这简直就是对人才的不重视，也给企业带来损失。

2.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时期

在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的经济体制又进行了改革，这个时期计划经济占一部分，市场经济占一部分，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重要时期，而人力资源配置机制也在其带动下进行了变革，从计划性分配制向市场化聘用制迈进，这是人力资源配置机制上的重大变化，打破了传统的人事管理制度。首先是从北京、上海等城市开始试行合同聘用制干部，吸收了很多有知识的农村青年加入干部队伍。几年后，该制度在全国所有城市相继实行，实现了劳动者只要有能力、有技术就有工作。这种新制度代替了子女接班制，减少了企业内部的裙带关系，新生力量提高了企业的经营活力。到了1986年，随着“十三大”会议的顺利召开，国家又实行了公务员管理制度，这也让用人制度更加规范化。1987年底，我国人力资源配置更加科学，劳动力流动性变大，在企事业单位、国家机关等工作的人员可以相互调动，而且选择岗位更加合理，符合了市场化发展的要求。下面，笔者具体介绍一下人力资源配置机制在这一时期的变革优势：（1）自实行聘用合同制以来，削弱了企业单位的主体权利，工作人员有了工作岗位的选择权，劳动者与用人单位都是在合同范围内行使自己的权利，一旦一方违约，对方都可进行追责，这样不仅提高了就业的灵活性，也保证了人才的合理流动。（2）农村劳动者可以进城打工或者到企业工作，为农村户口的劳动者解决了就业问题，不仅增加了他们的收入，也避免了农村剩余人力资源的浪费。（3）自企业可以对人力资源进行配置以来，内部员工可以进行换岗，这样可以提高人力资源的利用率，便于工作人员发挥自己的特长，提高了企业的工作效率。但是，我们也看出，该时期只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发展的过渡时期，其经济体制还是以计划经济为主，这样势必会影响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还不是最完善的人力资源配置机制。

3.市场经济为主时期

1992年，我国召开了“十四大”会议，重新确立了我国的市场化经济体制的主体地位，我国人力资源配置开始向科学化迈进。

自1992年来，我国经济体制市场化发展性增强，国家也相继出台了很多政策和条例。例如：公务员实行了“考试录用制”，该制度明确规定了招聘公务员的公开招考原则，只有笔试和面试合格后的考生才能被录用，坚决打击一切违规操作行为；事业单位也实施了聘用制，对年底考核不合格者进行辞退处理。总之，我国的人事管理制度更加规范，对人力资源的管理更加合理，提高了人力资源配置的科学性。下面，笔者进行具体介绍：（1）人才流动性更大。工作人员不仅可以在本单位内进行岗位调动，也可以跨行业、跨区域进行调动，极大地提高了人才的使用效率，保证了人才的合理配置。（2）企业通过采用招聘制来吸收人才，竞争上岗保证了招聘人才的质量，提高了工作人员的素质，对企业未来的发展有积极作用。（3）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各尽其职，真正地做到学以致用。（4）实现了员工多劳动多得报酬。如果工作人员做了多余的工作，就能得到相应的回报，这样极大地调动了工作人员的积极性，提高了企业的工作效率。（5）工作人员可以自主择业，提高了工作人员对自己工作的满意度，有利于自身的发展。

二、我国人力资源配置机制存在的有关问题

1.市场供应和需求主体没有发挥出自己的主体作用

我国人才的供应主体和需求主体的权力还十分有限，不能按市场化要求来进行人才供应和接收，这与市场化经济体制相违背。首先，我们看人力资源供应主体，毕业生尽管有双向选择权，但是由于国家重要机构对人才的需求很大，造成了这些人才一旦进入国家重点部门，就会参加科研活动等，这些人才的流动性很差，严重影响了市场供应主体发挥自己的主体作用；其次，我们再看人力资源需求主体，企事业单位、私营企业、个体等是人才需求主体，这些单位每年都需要接收很多应届毕业生和招聘务工人员，但是国企单位尽管有了用人权力，也要接受一定比例的包分配人员，此外企业对工作人员也没有独自辞退的权力，这样极大地束缚了市场需求主体行使权力，造成了人力资源流动性降低。市场供应和需求主体的权力没有发挥出来，就会影响人力资源市场化配置，这样就造成了人才的过剩和浪费，降低了人力资源储备。

2.人力资源配置受区域性、行业性限制

我国人才市场发展不平衡，严重地割裂了人才的交流，导致一些地区人才数量严重不足，而一些地区却人才过剩。例如：大连、上海、青岛等沿海城市发展很快，人力资源市场发展良好，能吸引更多的优秀人才进入当地用人单位，而如南宁、青海、宁夏等西部城市由于当地经济发展较慢，人力资源市场发展落后，人才引进出现困难，人力资源配置机制较差，导致当地经济发展更加缓慢。另外，同一个省、市、县级区域的人力资源市场对人才信息都有地方保护性，根本不和其他地区进行人才信息交流，这样造成了人才流动性差，尤其是有些城市还提出具有本地户口等条件，更加限制了人才的流动。统计结果表明：繁华城市人力资源市场发展得好，南方地区人力资源市场比大西北地区发展得好，同一个省的市人才资源市场比县人才资源市场发展得好。

3.人力资源供需发展不平衡

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很快，而人力资源供需发展不平衡是长期存在的。首先，我国人力资源市场一直存在供应不足的问题，特别是大西北地区，更是急需大量的人力资源；其次，专业技术型人才缺乏。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企业单位引进了新的生产设备和生产技术，但是却缺少懂新技术、新设备的专业人才，这也是当前人力资源供应中的主要问题；最后，人才供需结构存在矛盾。通过对近几年高校毕业生就业情况进行的统计，计算机专业、工商管理专业、旅游专业的学生就业率高，但是这些专业学生人数的总体比例却很低，而学习会计专业、化工专业、环境科学专业的学生人数较多，就业情况不容乐观，这种情况说明了人才供需结构不合理，造成了人才供应不足，出现人才闲置的问题。

三、完善我国人力资源配置机制的有效方法

1.让劳动者自己做人力资源供给主体

多年来，政府一直是人力资源的供给主体，这样极大地限制了人才的流动性，阻碍了人力资源供给市场化发展，而让劳动者自己做供给主体是符合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的，让人才自主择业，实现了人才配置的市场化。

2.赋予企事业单位用人自

当前，企事业单位用人制度的重大问题就是受到政府机关的干预，聘用、辞退工作人员受到很多因素的制约，这样极大地影响了企事业单位自的使用。因此，国家主管部门一定要取消对企业事业单位人才选用进行的干扰，保证企事业单位法人有独自用人的权力，这样才能保证人力资源需求方发挥其主体地位，让人才配置更加合理化、科学化。

3.让人力资源供需更加平衡

人力资源配置机制的主要问题就是人力资源供需产生矛盾，造成了人才的闲置。下面，笔者从三个方面来总结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方法。第一，建立人力资源市场服务体系。针对区域间、地域间人力资源市场发展不平衡现象，建立人力资源市场服务体系非常重要，实现了各人力资源市场间的信息交流，保证了人才的充分流动，让整个人力资源进行合理配置，提高了人力资源的利用效率。第二，优化人才资源结构。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用人单位对人才的需求也在发生变化，所以教育机构要根据市场需要进行人才培训，保证毕业生的就业率和就业质量，这样才能提高人才的利用率，保证人才配置的合理化。第三，教育机构要有人才供应的前瞻性。人才供应和社会需要脱节是造成人才闲置、浪费的重要问题，针对这一问题，教育部门一定要做好调研工作，多和企事业单位沟通合作，了解人才的需求情况，从而进行教育改革和教学调整，这样才能保证人才供应的合理化，实现人力资源供需间的平衡发展。

4.加强职业技术培训，减少人力资源的闲置

随着高新技术的突飞猛进以及经济的迅速发展，产业结构也在进行着相应的调整，随之而来的结构性失业已经成为许多国家和地区面临的一个社会问题。为了减少因结构性失业而造成的人力资源闲置浪费，应积极开展就业培训和技能开发活动。针对中国目前职业培训中存在的问题，应进一步加强培训机构与企业部门的合作，多渠道筹措培训资金，在以个人承担培训费用为主的前提下，加大国家和企业对在职培训的投资力度。同时，建立完备的就业培训信息网络，加强就业培训和就业岗位需求之间的联络，完善法律、法规和制度。通过这些措施来缓解结构性失业造成的人力资源供求矛盾。

四、结语

人力资源配置机制是保证人力资源供需平衡的关键，我们一定要加强研究，进一步完善人力资源的配置机制，从而保证人力资源配置的合理化、科学化，进一步提高人力资源的利用率，避免人力资源过度闲置浪费。

[参考文献]

[1]孙富安.论人力资源均衡配置与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J].特区经济，2008（04）.

[2]侯晓敏.试论人力资源与人力投资[J].山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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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治体制动因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政治制度的不同必然要求建立不同的管理会计与之适应和为之服务。

我国是个社会主义国家，而且目前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的是国家所有制。政府代表广大人民管理国家，这样企业所有权主体（尤其是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参股的股份制企业）与政府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即政府不仅是所有者的代表，而且也是行政管理者。与此相比，西方国家都是资本主义国家，企业大多数是私有企业，所有权主体与政府之间没有较多的直接联系。国家性质的不同导致政府介入企业的管理程度存在很大的差异。因此，有的人认为现在中国会计体系最大的特色是政府的角色无所不在；有的人也据此认为我国的国有企业存在“所有者虚位”，不能形成良好的激励机制。其实，世界各国企业管理中都存在政府介入，只是介入的程度不同而已，而我国的特殊性主要在于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它决定我国的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和国有控股的企业所追求的目标不仅在于企业的价值最大化或每股盈余最大化而且还要注重社会价值，两极分化不是社会主义制度预期的目标。

在所有制的问题上，不管是计划经济时代、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时代，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我国都坚持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存发展的原则。这一方面导致了我国的企业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还应注重社会效益，企业不是以经济利润最大化为唯一目标，在一定的条件下，经济利益要服从社会利益；另一方面这也导致了我国企业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企业的两权分离的基础不同，西方发达国家企业的两权分离是以私有制为基础，一个企业可能有许多所有者，而我国企业的两权分离是以公有制为基础，一个所有者的代表（政府）有许多企业（国有企业）。

政治体制的另外一个特征是分配体制。我国实行的是以按劳分配为主、其他分配形式为辅的分配体制，这些中国具体的国情体现在管理会计上是对西方管理会计中的年薪激励方式和预算方法在中国的应用提出一定的质疑，而要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是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会计，以适用它。因此，社会主义体制是驱动我国管理会计建立的重要要素。

二、经济体制动因

我国的经济体制从建国到现在，是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具体为：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乃至目前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形成过程具有较大的差别，并且，从时间上看，资本主义社会建立市场经济的时间较长，目前来说体制较完善。

经济体制的不同必然导致管理会计方法形式和工作范围的差异。因为管理会计的理论和方法的产生与经济体制具有密切的关系。如生产经营的预测是与消费市场相关的，经营决策是与投资市场、生产要素市场相关的，而我国的生产要素市场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要素市场具有较大的区别；此外，还可以从我国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大量地引入、借鉴西方管理会计可以看出，因为在以前，我国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管理主要运用在生产领域。有的人也因此认为此段时期我国不存在管理会计。如前文分析：不是不存在，只是形式上不同。此阶段的许多管理方法中蕴涵了当代西方管理会计理论与方法发展的基本原理。建立中国特色管理会计并不是对历史与国外的排斥，而是承认事实，吸收教训，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点，建立适应经济体制需要的管理会计。因此，经济体制实质上的不同驱使我国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管理会计。

三、产权主体动因

产权是通过法律规定和得到国家保护的，具有排他性的资产占有关系和权力，包含资产的所有权和使用权。产权主体问题，也即企业组织体制问题。传统的国有企业产权主体具有高度的集中性即政府代表全体人民同时拥有国有资产的所有权和使用权。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不断演变，我国的企业组织形式发生巨大变化，尤其在我国加入世贸组织（WTO）后，我国改革开放的速度将更加迅速，企业组织形式将更加多样化。改革开放前，我国企业主要是国有、集体、私营，其中前两者为主体，私营仅是少数。改革开放后，外资企业、合资企业、独资企业从无到有，形成以国有企业为主体、多种形式并存的企业格局。在这种环境下，即使我国企业的产权主体多样化，又使我国的产权主体区别与过去和国外的产权主体。而企业组织形式的不同必将导致管理会计运行机制的不同。在此背景之下，我们既不能照抄照搬国外的管理会计，又不能固步不前，而应该根据现实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会计，并根据实际的变化不断地发展和完善。

四、法律动因

法律作为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并由执法部门强制人们必须遵守的行为规则，旨在维护、巩固和发展既定政治制度和经济体制，以及体现这两者所要求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作为主要向企业内部管理当局提供信息的管理会计，尽管受到法律的约束不象财务会计那样严格，但是管理会计作为会计和管理两者的综合学科，是社会科学的分支，其研究的是社会现象。社会现象的特点一是复杂，不容易计量；二是存在着许多非经济因素，其中包括政治的、文化的、心理的因素影响。这些社会现象具有不同于自然现象的特点，决定了管理会计中运用数学方法和自然科学有所不同，由此可见管理会计并非单纯的纯技术性学科，其不可避免地受到法律的影响。一般来说，法律对管理会计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会计行为规则所采取的形式及其制定权和管理权上，而这与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紧密相关，或者说不同的法律体系导致有差别的会计法制内容和形式。如大陆法系国家的会计信息加工受到法律的影响较为严格和深化，而英美法系国家的会计则较少受到法律的直接影响。此外，不同法律体系税法的内容对管理会计中有关的收入、成本、税金等指标的计量也有所差别，比如大陆法系国家一般要求会计收益与税收利益严格保持一致，而英美法系国家对此要求相对较宽松。

在我国，源于数千年中央集权的传统和中华民族根深蒂固的习惯，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都是坚持以成文法为主的法律体系，接近与大陆法系，因此不可能实行以英美法系为主的法律体系。再者，从我国的会计法规来看，我国既存在结构式的会计法规，又存在行业会计制度。这样就要求在吸收国外管理会计精华的基础上，建立与我国法律体系相适应的中国特色管理会计。

五、文化环境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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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必须努力提高用科学的发展观指导经济发展的能力。在这方面，重点要做到三个坚持：一是坚持以人为本谋发展的理念。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全县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我们抓经济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维护民权、关心民生、爱惜民力始终贯穿于整个经济工作，把确保人民群众安居乐业作为经济工作的首选战略。在此基础上抢抓机遇，加快发展。二是坚持又快又好量发展的标准。具体到一个县，什么是又快又好呢？我认为关键是三条：第一，发展的成果能惠及全县人民的是好，老百姓得实惠越多发展越快。这是衡量发展成果的根本标准。为此，县委做规划、定政策、上项目都要想一想能不能给老百姓带来实惠，带来多少实惠。不要为追求政绩而上那些老百姓不受益的项目，也不要上那些让少数人得利而使多数人受损的项目。第二，发展的效果能充分发挥本县优势的是好，综合县力越强发展越快。一个县的经济只是全社会经济的一部分。封闭式的自给自足已不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而要把一县经济融入整个经济大势并占有一席之地，最好的选择是发挥本地优势，“择上善者而从之”。譬如我县农业资源丰富，是国家命名的“中国甲鱼之乡”、“中国黑杨之乡”、“中国苎麻之乡”。近几年来，我们以这三个特产之乡为依托，走农业产业化建设的路子，不仅促进全县农民收入的提高，而且也促进全县综合实力的增强。去年全县农民人均纯收入比上年增加了499元，超过了当年全国全省全市的水平，县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11.9%，县本级财政收入同口径比上年增长24.4%。第三，发展的结果不贻害子孙的是好，发展后劲越强发展越快。发展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发展不能以牺牲子孙资源为依托，不能以破坏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为代价。要以为后代多创造或保留一点好的发展环境为愿景，不能搞“孤老经济”，要搞“积德经济”。县委在抓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不要一强调加快工业化和城镇化，就毫无节制地占用耕地，破坏生态；不要一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就不分青红皂白地盲目引进，导致祸患无穷。要多干打基础的事，多干长远起作用的事。三是保持求真务实抓发展的作风。首先，对老百姓的感情要真实。县委要以对老百姓高度负责的精神来抓发展，没有真感情是不会使真功夫的。“为政一任，造福一方”应为每个县委成员所铭记。其次，领导发展的本领要真实。领导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发展与领导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发展是不一样的，最大的不一样就是市场经济更需要领导具有创新本领。因此，县委必须成为学习型组织，通过提高学习能力来提高创新能力，从而通过县委的思路创新、机制创新来实现全县经济创新。再次，抓发展的行动要真实。“一打宣言不如一个行动”。要建设“诚信”县委，凡是符合群众要求、向群众承诺了的，坚决兑现；凡是经过科学论证、集体决定了的，坚决实现。

二、必须努力提高按市场规律来促进经济发展的能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市场主导型经济。县委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不是体现在对市场经济的干预，而是体现在对市场经济的适应。适应性越强，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越强。这种适应性体现在具体的经济活动中，作为县委当前应重点做好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结构调整，非行政化。把调整产业结构，当作是老百姓自己的事，不要走政府叫、农民调的路子。有作为的政府只能提醒农民认清市场，引导农民进入市场，支持农民活跃市场，放手让农民选择市场，让农民自己决定种什么不种什么，干什么不干什么。二是产权交易，全市场化。目前，重点是做到国有资产、土地出让不搞书记操纵、县长拍板，一律实行挂牌拍卖。房屋搬迁也不搞政府包办，一律按市场规则运作。三是城乡流动，准自由化。我国业已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已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应予摒弃。为发展县域经济，应允许城乡人员自由流动，并为此提供相应的政府服务。四是各种经济，无差别化。为了调动各个方面的积极因素，发展本地经济，必须实行各种经济成分无差别化的经济政策。不论是外资企业还是内资企业，不论是国有集体经济还是民营经济，应在一个县内实行同等政策，县委要为各种经济提供一个平等竞争的发展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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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双轨制 转轨与转型 并轨

改革开始，是为了摆脱“穷社会主义”的困扰，打破计划体制下产业结构扭曲、资源配置效率低落、企业缺乏竞争、劳动激励不足与官僚寻租等症结，以结束短缺经济、解决温饱问题开始。后来理论上也在传统的指导思想中不断突破，如“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最终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整个改革发展过程中，实质上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上嫁接市场经济体制，要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和转型的过程。

本文中所说的并轨是指现在既有计划又有市场成分的“双轨制”向完全的市场经济体制并轨；转型是指政府公共权力向适应市场经济方向的过渡，最终建立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配合的政治体制。

一、价格双轨制

由于原有单一的计划经济体制突现出严重的弊端，因而迫切需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而且长期以来，中国生产资料实行单一的计划价格形式，许多生产资料价格严重低于价值，改革这种不合理的价格体系和管理制度势在必行。原来改革过程的方向设计是：除极少数重要生产资料外，绝大多数生产资料价格放开，实行市场调节。但考虑到如果一步到位，担心全面实行（价格）完全市场化会引起过大的震荡，各方面难以承受，因此就存在计划和市场两套机制并行，同时实行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两种运行机制，这就是在1985年中国正式形成的价格双轨制。主要是包括主要农产品收购价格、主要工业产品出厂价格、紧缺商品价格的双轨制，即同一城市、同种商品同时存在计划内、计划外两种价格的状态，国家计划任务内的实行国家牌价，超计划生产部分和按国家规定的比例允许企业自销部分实行市场价格，这是经济体制转换时期新旧体制并存的反映。另外包括利率双轨制、汇率双轨制和其它广义价格的双轨制，这都是从过去单一的计划价格转向未来的有控制的市场价格的过渡措施。

同一商品中国家统一定价和市场调节价并存的价格管理制度，其利弊都很明显。其有利方面表现在：1、能刺激生产资料生产企业的积极性，增强企业活力。2、促使生产资料使用企业节约能源和原材料消耗。3、搞活生产资料流通，使乡镇企业、集体企业及一部分国营企业能通过非计划渠道取得全部或部分急需的生产资料。其弊端表现在：1计划外冲击了计划内，计划合同任务难以兑现。主要表现为企业将部分计划内产品在计划外销售获取利益。2、在存在总需求超过总供给及部分计划价格严重低于市场价格的商品的情况下放开生产资料价格，没有国家的强制定价，会引起价格猛涨。3、引起市场秩序混乱，流通环节大增如“全民经商”，滋长投机倒把和腐败现象。因为存在两种价格，并有相当大的价格差，造成可以计划调拨商品的部门和个人有寻租机会或成为寻租对象，也就是所说的“官倒”。因此要去弊存利，必须创造条件使两种价格水平接近，最终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价格单轨制。

众所周知，“旧双轨制”（价格双轨制）从孕育、出台到淡出，给我们的记忆带来了不幸，那些属于先富起来的部分人，或多或少地、合法非法地都拜“双轨制”之赐，少部分官员也从“旧双轨制”中寻找到了腐败的温床（钟伟，2004）。据当年胡和立一份非常有震撼力的研究报告显示①，仅仅在1988年，我国控制商品的价差总额在1500亿元以上，银行贷款的利差总额在1138.81亿元以上，进口所用牌价外汇的汇差总额在930.43亿元以上，这三项合计的价格双轨制差价就在3569亿元以上，约占当年国民收入的30%！这也是出现的是在上一世纪末的“权力腐败”（如“官倒”）问题，引发在“自由派”知识分子与“新左派”知识分子之间的论战，在民间也出现强大的反对声音的原因，并引发政治风波。虽然使改革的走向出现了“向左转”的势头，但最终使价格双轨制基本实现并轨，“官倒”现象失去了大部分寻租的“价差”。

但无可否认的是，随着“旧双轨制”的淡出，除了能保持国有企业占主体成份外，还培育了大量的非国有企业，也使绝大部分一般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已经市场化了，各种商品和得到极大的丰富，使我们告别了商品短缺的时代。

二、“新双轨制”

“旧双轨制”已经另我们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但我们还算是幸运地收获了比代价更为繁华的“果实”。而“新双轨制”的出现，是在“旧双轨制”的衰亡中不断滋生形成，被经济不断快速发展所掩盖。随着贫富分化的进一步加剧，改革得益群体与弱势群体悲凉命运的巨大反差的加深，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激烈争论中而被人们所揭示和认识，但实际上部分是在旧双轨制中的延续，双归制并没有真正消失。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土地、资金、劳动力等市场要素变得越来越重要，但由于大部分的一般性消费商品和服务均已经市场化，而对于土地、资金、劳动力等要素价格仍未真正市场化，市场发展则相当滞后，其价格受到严重的人为扭曲。使公共权力和有公共权力背景者可以在已经市场化了的商品和服务价格体系和远未市场化的资金、土地、劳动力等要素价格体系之间获取巨额租金。主要表现有：

1、资金价格管制和资金配置失衡。如扭曲利率市场价格，利率不能市场化，存贷款利率受行政管制，以低于正常使用价格的资金通过银行再流向贷款量最多的国有企业及其它有相关背景的企业（如自有资金不足需大量支持房地产企业等），使存款人的利益受损；

2、用地制度扭曲的市场化和征地制度明显的权力寻租化。如一系列法律法规及政策所设计的“征地、补偿、批租”制度，为政府及有其背景者滥用“公众利益”之名而损害农民利益在法理上大开方便之门，对农村集体土地的低价“征用”后高价转让和国有土地划拨后获取巨大收益；

3、劳动力价格的恶性竞争和资方利益的难以撼动。如工人工资特别是农民工的工资长期低下，近十年无实质增长，而且工作环境恶劣、劳动保护欠缺，灾难事故不断发生，更有长期对“农民工”甚至是全体农村居民在社会保障方面的欠帐；

4、国有企业垄断定价和无序转让问题。通讯、能源、电力和交通等类型国有企业通过行政垄断价格在民众中取得收益，如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从1998年到2003年实现利润从213.7亿元提高到4951.2亿元，增长了22.2倍，2004年1-11月实现利润6970亿元②，那么在六年时间利润就增加了超过33倍，这在全世界是绝无仅有的。但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宝钢集团、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等7家公司实现的利润，就占到了全部中央企业利润的78%，其中6家是国家垄断的石油石化和电信行业③。这种利润的来源是高度集中的垄断，也可以说是对企业所有者实行垄断价格而来的，因为这些企业是“全民所有”，但其产品及服务大部分来源于“企业所有者”的中国公民的消费，出现企业所有者的企业“剥削”企业所有者的现象。另外，就是在“国退民进”过程中对国有企业的转让无序，权力与资本在缺乏大众参与下实施的国有企业改革，造成一定意义和数量上国有资产流失，并形成既得利益阶层和弱势阶层。

据统计，新双轨制给中国经济带来的直接损失每年至少在11500亿元[钟伟，2004]。而胡鞍钢通过论证计算，从1994年-1998年，由于双轨制下存在的腐败损失，包括各类税收流失性腐败损失、大规模的非法经济导致“黑色收入”、腐败造成大量公共投资和公共支出流失、行业垄断造成大量的租金损失，仅仅以上四种主要类型的腐败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和消费水平福利损失平均每年在9875亿元-12570亿元之间④。

“新双轨制”的延续滋生及其带来的巨大代价，是人们开始所料不及的，更形成了多年来“中央靠金融，地方靠土地，非公经济靠劳动力”这种形式的“掠夺经济”，也是钱颖一教授所说的“坏的市场经济”（钱颖一，2004）。钱颖一教授指出：我们发现坏的市场经济共同的特点是对两种掠夺约束不够，第一对私人掠夺约束不够，也就是说政府该做的事情它没有做。第二，对政府包括通过政府权力的掠夺，往往是政府的原因，也就是说它做了很多不该做的事情，政府的权力大，必然会导致这类情况出现。

经过二十多年多年的改革，最终使原来的价格双轨基本实现合并，却又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延续和滋生新的双轨制。虽然中国的改革凭借此实用主义的态度取得了今天中国的经济成就，并被总结为有别于其他国家的中国渐进式改革的典型，更被国外学者认为是有别于“华盛顿共识”的“北京共识”。但是，却产生众多的、不可遏制的腐败现象，也导致两极分化、贫富差距扩大，产生命运悲凉的弱势群体。最终暴露出来的实质是——转轨过程中的艰难转型。

三、艰难的转轨与转型

“我们现在处在一个时期，这个时期我们不再讨论是不是计划和市场的问题，但是我觉得现在的问题是要避免坏的市场经济，走向好的市场经济。目前首要的是约束政府的掠夺，包括权力过大造成的腐败。最后是走向好的市场经济。”（钱颖一，2004）。但现实问题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转轨时期的经济运行同时承担着经济体制转轨和经济发展阶段的任务，也同时包括公共权力的转型，即在经济体制与经济发展的转轨的同时实现政府的转型，具有“转轨一转型”的双重内涵，建立“好的市场经济”并非一帆风顺。中国所特有的渐进式改革，在经济体制与经济发展的转轨过程中，导致双轨制下所出现的腐败和收入不公等社会问题，更导致人们的思想价值观念的更新转换和政府公共权力的转型十分艰难这种特有现象。

由于在整个改革过程中，市场因素始终是政府为了经济发展而引入的，市场框架是在强大的政府能力的基础上构建起来的，并需要在此框架上不断修正完善，公共权力的影子随处可见，使制度既有市场的特征又有计划的特征，更形成了社会分配比真正的市场经济甚至以往的计划经济存在更大的不平等。其特征如下：

1、在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及既有市场的特征又有计划的特征的双轨制下，国家公共权力一直主导资源配置，包括支配着大部分的生产资料和人们的消费资料。

2、由于国家公共权力对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支配（分配）权，形成了依附于这种权力的庞大群体。如政府官员（包括一般公务员及事业单位职员）、不属于公务员的国有企业管理者、国有企业职工等。这些依附于分配权力的群体实质是原有体制的得益者（相对于占大多数人口比例的农民来说），至少是受保护者，他们一直在计划体制下“享受”着比最低层人群（农民）相对要好的待遇。

3、双轨制是既有市场的特征又有计划的特征的不彻底的改革，必然导致依附于权力获益的群体的最终分化，并且利益对立。也就是支配着大部分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权力通过权力（和权力背景）寻租双轨制下存在“差价租金”来获取利益，并形成一定数量的“权贵阶层”，并再继续寻求权力来保护和强化自己的利益。而缺少权力及权力背景的则因财富资源被权力控制或相当部分被瓜分，原有相对平等的现状被打破并且差别不断扩大，其利益受损而变成了弱势群体，尽管今天他们的实际生活水平已超过计划经济时代，但同当时相对公平的无差别幸福感甚至相对于其他群体（如农民）有优越感对比，要优于今天落差巨大的不幸感。

因此，既有市场的特征又有计划的特征的不彻底的改革的制度，存在更极端的分配不平等，其根源在于在计划经济转型的过程中，还没有同步建立起真正的民主政治，缺乏公众的参与，公共权力主导资源配置仍未得到有效监督与制衡而导致财富向少数人倾斜，使在原来体制中的共同得益者分化成既得利益群体和弱势群体这两大对立的群体，并形成进一步改革的两大阻力：一是公共权力和有公共权力背景者的既得利益群体，千方百计要维护和强化他们的既得利益，不希望进一步改革使他们的权力及利益失去。二是多年改革形成的弱势群体，他们未能分享改革带来的成果，而对现有改革从心理上和现实行动上加以抵触。

具有难以名状意味的是，现在“需要被改革的已经是多年前改革的推动者，更是对深化改革的拒斥者”。就造成了现在的改革难以进一步的深化，经济体制的转轨和政府的转型难以进一步推进的根本原因。

也许需要论证在转轨过程中，我们所选择制度及制度的改善与发展的模式相适应和匹配得当，经济及社会的发展和运行才能取得明显的绩效。但在渐进式改革存在的双轨制下，制度模式与发展模式毕竟处于没有定型的动态和不确定状态，必然难免使转轨过程中出现制度模式与发展模式匹配失当的问题，带来矛盾的累积和结构性失衡。这些已经在现实的转轨过程中有所发生，如开始的农村土地承包改革和城市企业下放权力时几乎马上取得明显的效果，而近几年则暴露出经济与社会发展严重失衡的问题，并由此引发巨大的争论，造成对改革的徘徊不前。

但最大焦点和不能回避的是产权问题，并且不同的价值观念，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多年的计划经济下形成的国有（集体）资产的产权归属问题仍然如何处置成为困扰改革的实质问题。所以，“政府所有产权，既是中国市场经济发展中并发各类社会问题的主要原因，也是中国的市场经济难以推动政治相适应发展的主要障碍，产权公有既障碍着中国的政治发展，又抑制着中国政治体制的正常改革” ⑤。

目前，出现以下不利于改革进一步推进的几种思潮：1、彻底否定现有改革者。有的怀念50年代或计划体制下的社会“纯洁”，充满了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并呼吁对已经进行的国有企业产权改革进行清算⑥，是一种明显的和危险的政治诉求。也引起失落群体回味以往，想继续躲在原有体制下得到权力的“施舍”、要回到原有体制下“平等”生活；2、维持现状者。认为不进也不退最好，其实这是目前形成了的“权贵资本”者，希望维持现状继续“浑水摸鱼”；3、激进改革者。认为要一步到位，彻底完成市场经济的并轨，“大乱求大治”。这几种思潮都不利于进一步的改革，更阻碍着改革的进一步推进。

四、并轨与转型

那么，我们是往后走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还是停止现有的改革维持现状？还是完成从计划经济完全并为市场经济？或者还有第三条路？大方向不明确是很难在具体问题上找到答案，最终只不过是修修补补而已，所发生的矛盾和问题最终将会激化。

在长达近一个世纪（1917-1950）的时间里，占世界总人口1／3的国家进行了建立计划经济体制的“试验”，但最终的结果是在20世纪末几乎同样彻底却方向相反的体制变革，试图重新建立市场并重新融入世界经济之中。在当今全世界将近200个国家中只剩下有2个国家继续实行计划经济：一个是朝鲜，一个是古巴。而且改革到了今天，对于已经加入WTO，已经融入世界市场经济一体化大潮的中国来说，已不能置身度外，而且市场经济理念已深入人心，不可逆转。因此，是选择计划经济体制还是市场经济体制，这已经是不用再争论的话题。

由于体制转换要在经济一刻不停的运行中进行，并在经济运行的效果中检验、校正，这不可能避免有问题出现。改革也是打破原有利益格局，建立和调整新的利益格局的过程，肯定会有部分人利益受损。那些一直在计划体制下“享受”着比最低层人群（农民）相对要好的待遇，在今天相当部分变成了事实上的弱势群体，认为改革对他们不公平，但为什么他们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他们极少为农民的不公平而呼喊呢？在所谓“公平平等”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多年来可以剥夺最大群体——农民的利益而转移向其他群体，甚至在二十多年的改革过程中他们几乎一直“丧失”话语权，这对于他们又是否代表着公平平等呢？

当然，改革并非就忽视社会的公平，如果忽视了社会公正，任何改革都不可能真正获得成功。二十多年的改革历程已经告诉我们，改革如果失去了社会的公正，就会出现社会危机，那么反对改革者就会以维护“公平”名义的纠集力量，甚至用意识形态和道德的批判来阻碍改革，使改革夭折。但建立市场经济更加需要的是公正。例如在执行同等规则下，体育竞赛后的结果产生冠亚季军等名次，其获得的奖励各有不同，我想没有人说结果不公平。所以，公平是指竞争结果的平等，而公正则指竞争过程的平等。目前中国的确实存在着严重的分配不公及两极分化的现象，但问题并不是在于市场经济的建立而出现的市场自由化、和思想自由化，更不在于普通民众刚开始享有的有限的财产权和经济自由，而是公共权力及有公共权力背景的既得利益者极大地阻碍着市场的自由化和思想自由化及其公正竞争格局的形成。其实，而且二十多年来形成了各个社会阶层，都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改革也是各方面利益相互博弈的过程，因此，在经济发展和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需要允许公民的政治权利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同步扩张。

既然要实现经济体制的并轨则需要有相配套的政治体制，也就是建立民主法制社会。所谓市场经济，是以交换为主要特征和内容的社会制度，通过市场机制实现社会资源的高效配置，其实质是法治经济，必须明确执政党与政府之间、政府与社会之间、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个人与社会及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更需要明确公共产权与私有产权，这必须用严肃的法律来确定下来，并有独立的司法加以保证。虽然以往有过制订法律的“跃进”时期，但缺乏各方面利益的参与和博弈，法律的严肃性和可操作性及效果并不理想。另外，市场经济的社会，必须要对权力和资本加以约束，使其不能背离社会全面发展的目标。解决权利和资本这些改革障碍，无论是对资本的制衡还是对权力的制衡，都离不开法治，单凭道德力量的约束和简单的道德批判及意识形态的专制，不可能建立公正的规则和秩序。

要实行法治经济，也就需要政府的转型，需要从国家社会向公民社会的转变。虽然在中国的权力结构没有根本改革之前，改革难免受权力所左右，但改革毕竟在中国制度中引入了全新的约束，中国的政治体制在经济改革的基础上已经并继续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也动摇了中国社会中传统一元化的权力结构，从而有利于在中国社会造就民众能够监督和约束国家权力的利益格局和经济基础，扩大了公众的自由。在经济体制上的改革过程中，公众越来越渴求政治体制能与之相配合和相适应，不能随意支配公众资源，也就需要政府的转型，使其真正转到“裁判”和服务的职能上面来。政府的重要职能是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也就是用公众提供的公共财政去满足大部分人的公共物品或服务的需要；按社会公众的集体意愿提供市场机制无法有效提供的公共物品，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经济活动或分配活动。

五、并轨与转型的路径选择

转轨只是一个过程和手段而不是目的，最终目的是建立起真正的市场经济体制和与之相配套的政治体制，但如何实现双轨制的并轨和政府的转型，需要选取正确的路径，以降低并轨与转型的成本。

众多观点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落后于经济体制改革，这也是存在的事实，但并不代表现有执政集团没有执政的合法性，因为今天中国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态势下，还没有能取代现有执政集团的政治力量，实现双轨制的并轨和政府的转型仍需要现有执政党强有力的领导，而且市场因素始终是政府为了经济发展而引入的，市场框架是在强大的政府能力的基础上构建起来的，并需要在此框架上不断修正完善和培育，因此在并轨与转型过程执政集团所领导的政府的角色仍然起主要作用。因为：

1、私有产权是市场经济存在的前提条件，必要条件，是制度经济学的基本结论。由于从计划经济体制下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最基本的特征是需要将全民（集体）所有的财产转为公民私有财产，并明确界定属于全体公民的公共服务财产和公民私有财产产权的过程，而现阶段仍然有大量的全民（集体）所有的财产存在的现状下，如果在这一过程政府权力失效，全民（集体）所有的财产就会在无序与混乱中瓜分，将发生严重的社会危机甚至动乱，经济及社会发展将出现极大的倒退，改革的经济与政治成本将十分巨大。

2、现执政集团仍然有强大的能力延缓改革或推进改革，但毕竟推进改革意愿更大。虽然二十多年来的改革过程遇到不少阻力并发生摇摆，社会上也仍然存在反对改革的力量，但现执政集团并没有改变过向市场经济转轨并轨的大方向，因此需要现执政集团“消除对改革的阻碍和反抗”。从现执政集团以往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到现在增加的“政治文明”以及要建立“党内民主”，均表现出现执政集团也在调整以适应经济体制的转轨。这或许是执政集团要稳固执政地位之举，但证明民主的理念正在深入，也证明了市场力量和社会公众力量的影响力在扩大，民主政治正在得到认同。

3、民主政治的发展在中国仍需要过程。亨廷顿认为：“民主的前景取决于经济发展的前景” ⑦。现代民主政治必须要有市场经济力量的支撑，公民公共服务财产和公民私有财产所有权的确立才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了制约了公共权力。通过公众力量制约公共权力来为公众服务，这也是实现民主政治的必要条件之一。但由于上面所说，我们不能采取经济与政治成本巨大的激进改革来实现市场经济的并轨，也就不能用激进的方式来实现民主政治，而且在中国还不具备以激进方式实现民主政治的条件，因为政治发展过程中民主力量的产生，需要市场经济力量和民间组织形成，而中国目前还没有形成强大的属于民间的市场经济力量和政治组织，一些民间经济力量如私营企业有相当部分因为在双轨制下与政府建立各种联系，甚至有不合法占有公众利益并继续与公共权力“合作”寻求利益的现象。民间团体如工会、妇联、消协、工商联等仍由政府所主导，甚至代表几亿农民的团体仍没有建立，仍然靠“国家公有”的土地生存，或游离于公共权力保护范围之外的工作。随着共有产权向私有产权的转移，民间经济力量与政治组织才能得到相互发展，并能脱离政府的主导，民主力量才能建立并最终实现民主政治，这需要过程。

4、任何市场经济社会，都不可能完全否定国家--政府的作用。市场经济并非万能，需要政府之手的作用，而且在渐进式改革过程，也需要政府在宏观经济上加以适度调整，更需要政府解决在转轨过程中出现的社会分配不公、贫富悬殊等社会问题，化解危机，保证转轨并轨过程的平稳。

达尔所说，“民主和市场经济就象两个被不和谐的婚姻所束缚的夫妻。尽管婚姻充满矛盾，但它却牢不可破” ⑧。向市场经济并轨的经济改革不仅仅是体制的改变，也需要使人们的思想道德和信仰、价值理念、行为习惯的改变。由于中国特有的、与其他国家从根本上不一样的国情，如人口众多（特别是农业人口比例大）、人均资源缺乏、经济基础薄弱、社会保障未还没有覆盖到全体公民，因此现有以产权为核心的经济体制改革不能不考虑此现实，更需要现有的执政集团来保持社会和政治的稳定，只能创造条件加快经济与政治改革步伐，既不能放慢脚步，也不能冒险急进，最终是建立真正的市场经济体制及与相配合其民主政治体制，实现中国改革的目标。

六、结论及一点意见

渐进改革的转轨过程中“旧双轨制”的衰亡但也有延续并滋生“新双轨制”，既有市场的特征又有计划的特征的双轨制存在虽然能降低改革过程中的社会危机和动乱的机会，但却为此付出巨大的经济成本，形成了社会分配比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更不平等，并影响改革的进一步推进。但不能否认向市场经济并轨的改革大方向出错，因为分配不平等正是由于市场经济改革的不彻底存在的双轨制，其根源是公共权力还支配着大量的资源，使民间经济力量和民间组织仍存在“依附”于公共权力，并影响民主政治力量的形成，必须创造条件加速改革。

多年的计划经济下形成的国有（集体）资产的产权归属问题仍然如何处置成为焦点，变革产权已成为改革不能回避也不能放弃的问题。从计划经济体制下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最基本的特征是需要将全民（集体）所有的财产转为公民私有财产，并明确界定属于全体公民的公共服务财产和公民私有财产产权的过程。现代民主政治必须要有市场经济力量的支撑，公民公共服务财产和公民私有财产所有权的确立才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了制约了公共权力，才能产生独立的民间经济力量和民间社会和政治组织，才能制约公共权力来为公众服务，这是实现民主政治的必要条件之一，也是向民主政治社会转型的基础。

在中国特有的国情下，需要现有的执政集团的力量来保持社会和政治的稳定，采取先实施产权改革和将政治体制改革跟进的并轨与转型路径。

对于产权改革并非此文的论述内容，下面只是一点简单的方向性意见，有待其他人研究具体解决的办法。

将国有企业及国有控股部分在竞争领域中退出，但不可采取急进方式进行，需经专家学者研究和充分论证后制定初步方案，并公开方案征求民众意见，再由人大讨论决定。1、对于未上市的企业，则可公开拍卖出售转让。 2、最难的是在竞争领域的已上市企业，必须使国有股全部退出后实行全流通。可将非流通国有股在市场流通和以此形式按市场价格公开转让，并暂停国有控股企业的流通股的交易，并指定过去的某一时间的流通股价为准，如卖出的国有股价格如低于流通股的价格，差价部分则在卖出的国有股所得中给予补偿。由于指定过去的某一时间的流通股价为准给予差价补偿，因而不会发生大众哄抬流通股价现象，而且国有股份占市值达2/3，足够补偿差价部分。非流通国有股在市场流通和以此形式按市场价格公开转让，也是回归市场价格，由市场定价，不存在资产流失现象。

上市的国有股和未上市的国有企业出售转让后，所得的资金用于三个用途：一部分给全体国民（包括农村居民）按年龄比例计算购买社会保障金；一部分补充入社会保障基金中，由全体国民共享；另一部分给40岁以上（具体而定）上的国有企业职工按工龄或就按工龄计算给予直接现金补偿，这样能平衡国有企业职工的历史贡献和不能象农村居民那样拥有集体土地的利益关系。

参考文献：

[1]、钟伟：《警惕“新双轨制”！》，南方周末2004-12-09

[2]、韩朝华：《只有产权改革才能平衡政府过大的权力》，搜狐网：

business.sohu.com/20041207/n223359552.shtml

[3]、吕炜：《转轨过程的最终费用结算与绩效评价》，《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

[4]、钱颖一：《走向好的市场经济，避免坏的市场经济》，《经济观察报》2004-12-5

[5]、李炜光：《中国的平等与社会公正问题》，《经济活页文选》2002年第22期

[6]、梁木生：《中国政治发展滞后的产权探源》，《远东中文经贸评论》2005 年第1 期

[7]、胡鞍钢主编，《中国：挑战腐败》，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第1版

[8]、吴敬琏：《中国政府在市场经济转型中的作用》，《国民经济管理》2004年第9期

注释：

①、胡和立，1989：《1988年我国租金价值的估算》，《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89年第5期

②、宁南：《巨人国资委》，《商务周刊 》2005.02.21

③、《南方都市报》社论：《国企利润与市场公平，政府如何抉择》2004年12月14日

④、胡鞍钢主编：《中国：挑战腐败》，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60-61页

⑤、梁木生：《中国政治发展滞后的产权探源》，《远东中文经贸评论》季刊2005 年第1 期

⑥、秋风：《郎咸平事件：一场激情遮蔽理性的辩论》，中国《新闻周刊》总第198期，2004年09月27日

⑦、亨廷顿：《民主的第三波》，见《民主与民主化》，商务印书馆1999 年版，第383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