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监管政策变化趋势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金融监管政策变化趋势，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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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次贷危机 金融监管 启示

美国次贷危机的全称是“次级抵押贷款危机”。它是一场因次级抵押贷款机构破产、投资基金被迫关闭、股市剧烈震荡引起的金融危机。前几年，美国住房市场一直处于高度繁荣阶段，次级抵押贷款市场迅速发展起来，甚至那些不具备偿还能力的借款人也能获得购房贷款，这就为后来次级抵押贷款市场危机的形成埋下了隐患。

一、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的原因

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的直接原因是美国政府的不正当房地产金融政策，而本质原因则是美国金融监管的缺失。

2001年美国安然公司向纽约法院申请破产保护，成为美国最大的一宗破产案。此事件严重挫伤了美国经济元气，重创了美国投资者和公众对美国市场的信心。为了降低安然事件的影响，恢复公众对市场的信心，美国实行了长期宽松的货币政策。2001至2004年间，美元利率从超过6%下降到接近1%。美国金融市场出现了资本市场流动性高和货币市场借贷成本低的现象。金融机构在这样有利的市场环境下，利用短期资金为长期资产融资，这为次贷危机的爆发埋下了隐患。美国政府为了消除种族歧视，缩小贫富差距，推出了“居者有其屋”的政策，金融机构迫于压力，开始向低收入者甚至是无偿还能力的人提供住房贷款。这就无形的增加了还款的风险，将金融机构置于风险中。美国的房地产市场泡沫也是次贷危机爆发的一个重要原因。前些年美国房价持续走高，房地产市场一度繁荣。金融机构以假设的房产价格走高趋势为还贷的“抵押”，向一些不具备偿还能力的贷款人发放房屋贷款，而2007年到2008年间，美国房价直线下降，美国房地产泡沫破灭，金融机构借贷还款链条的断裂，引发美国次贷危机。

但是，以上这些只是次贷危机爆发的表层原因，其跟本原因是美国金融监管的缺失。学术界把美国金融监管模式称为伞形监管模式，呈现出“双重多头”的特征。具体来说，就是联邦和各州均有金融监管的权力，然后美联储、证监会、货币监理署、存款保险公司、储蓄机构监理局、保险监管局、期货监管委员会等等多个部门都有监管职责。这种监管模式有这样几个缺陷，一是金融监管模式滞后于金融业，二是缺乏整体性的监管，三是造成监管重叠和盲区，四是监管机构过多难以协调和配合等等。

二、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的影响

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经济实体，此次次贷危机不单单影响了美国的房地产市场和金融市场，更对全球的经济及金融体系造成巨大影响。

2008年3月到2009年1月美国24家银行倒闭，其中包括华盛顿互惠银行、佛罗里达第一优先银行、哥伦比亚银行信托公司、ANB金融国民协会银行等。政府接管了美国两大住房抵押贷款融资机构――房利美和房地美，美国一些型银行和保险公司也不断地被国有化。美国的房地产市场和金融市场承受巨大损失，同时公众对美国市场失去信心。欧盟、日本、中国等国家都不同程度的持有美国发行的债券，次贷危机也迅速蔓延，波及世界各国形成全球性的危机。

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对我国的影响虽然有限，但是仍然给我国经济带来了一定程度的损失。首先中资银行持有的国外倒闭银行的资产、国外证券化的资产、股权投资以及其他金融产品的投资等受到损失。其次，国际金融危机导致我国外汇储备缩水。再次，中国股市大幅下挫。此次金融危机也为我国金融监管敲响了警钟。

三、对我国金融监管的启示

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的本质原因就是美国金融监管的缺失，美国这种多重的金融监管模式，容易导致监管的盲区。通过此次金融危机，我国应引以为戒，找到自身的不足，提出改革的方案。

目前我国金融监管存在着不足。一是金融监管法制体系不完善。我国目前的金融监管法制体系中缺少应急处理金融危机和的款保险制度的法律机制设计。法律体系中部门规章的比重过大，实施起来缺乏权威性。同时，各规范性法律文件之间缺乏衔接性，影响金融监管效率的提高和金融监管行为的公信力。二是金融监管方式单一。目前中国的金融监管主要是外部监管，监管手段主要采用落后的行政手段。金融监管以计划、行政命令和适当的经济处罚方式进行。这是金融市场处于风险之中。三是金融监管出现盲区。在我国“一行三会”的监管体系下，各部分各司其职，但监管主体间缺乏沟通与协调，易造成职责不清，导致监管盲区，严重影响金融风险控制。

美国次贷危机给我国金融监管带来了启示，针对这些不足，我们应该加快我国金融监管的改革。首先，完善金融监管法制体系。应尽快出台涵盖更广泛甚至是所有金融业务的金融法规，还应尽快制定和出台金融法规的实施细则，增强其可操作性。根据当前金融市场发展趋势的要求，吸取美国金融危机的经验和教训，及时建立完善的金融监管法制体系。其次，丰富金融监管方式。实现监管手段多元化，实现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和经济手段三者之间相互配合，实现应用更高水平、更具安全性的网络手段进行金融监管，实现监管机构内部之间、监管机构和监管对象之间的信息共享，避免监管盲区，提高防范风险的能力。最后，鼓励金融创新。金融创新是金融体系中最为活跃的因素，金融监管政策措施要适应金融创新这一特质，适应金融创新未来发展和变化趋势。各监管部分要注重监管与创新的结合，实施适度有效的监管，促进金融创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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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危机；金融创新；监管；机遇与挑战一、金融创新、金融监管与金融危机的关系

金融创新是将金融领域内部的各种不同要素进行重新组合的创造性变革所创造和引进的新事物，是金融发展的特定阶段。金融创新主要包括金融制度创新、金融机构创新、金融市场创新、金融产品创新、金融监管创新。对于一家商业银行而言，除了金融监管是人民银行的职责以外，其他几种金融创新都是商业银行的任务，应该从自身具体特点的实际出发，抓住自身可以掌控的金融创新切入点，不断进行创新。

然而与经济总规模相比，我国金融业的发展稍显落后。金融创新能力不足，导致金融工具和金融衍生产品的品种较少、金融市场缺乏深度和广度且弹性不足、金融效率低下，这些都严重影响了资源配置效率，限制了我国金融业的发展，也限制了我国实业的发展速度、对经济持续增长有着反作用。

尽管金融创新是经济增长的动力，但同时需要加强金融监管以维护金融安全。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是既存在矛盾又相辅相成的动态博弈。08年美国次贷危机就是一个因金融创新缺乏适当的风险监管，从而演变为金融风险的典型事例。事实上，金融创新本质上没有过多应被责难之处，只是在加快金融创新速度的同时，监管部门应该不断完善金融监管体系，对金融创新予以鼓励和引导。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金融监管当局在制定金融机构稳定性指标和有关措施时，应时时掌握创新动态，充分考虑未来金融机构资和金融市场的可能变化，制定具有前瞻性的金融监管制度以及适应金融业发展和变化趋势的政策措施，建立金融监管的预警系统，加强对金融体系安全性的监测，保证金融体系的稳健运行。

二、后危机时代银行的挑战与机遇

1.银行业面临的严峻挑战

世界经济动荡。次贷危机这一系统性金融危机使全球经济陷入衰退，金融市场信息不对称、产品透明度低的风险从房产市场扩展到信贷和资本市场，从虚拟金融市场蔓延到实体经济领域，并最终通过资本渠道和投资渠道从美国传染波及到全球范围，随之而来的欧洲债务问题也和银行业的大面积关联。从世界范围内来看，由于全球经济还未企稳，欧美经济低迷、日本经济急剧放缓，我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难度超过以往，银行业也面临着系统性风险。

国内经济增长放缓。就国内市场而言，货币供应量上升、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使得企业流动资金需求和资金占用率上涨，从而导致其盈利能力下降，风险评级也随之降低，这些企业就更难从银行贷款、经营面临极大考验。

金融自由化。现在国内实体经济增长放缓、传统行业市场趋于饱和，只有创新才能继续发展。为了经济继续增长，应该鼓励企业积极创新，严格控制信贷扩张已经没有必要。但在以利率市场化为核心的金融自由化背景下，银行同业之间的揽储竞争加剧，进一步推升了存款成本，增加了银行业发生风险的可能。

2.银行业面临的机遇

从国内环境来看，中国银行业在后危机时代将面对一个更加成熟的金融环境。

我国积极结构调整为银行经营模式转型提供战略机遇。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带来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重组以及新型产业为银行提供了新客户的来源，这些都要求商业银行不断拓展新型业务，以满足客户的需求，着力打造出业务多元化的增长格局。

金融市场深化为商业银行转型提供条件。我国金融市场广度和深度同经济发展水平不相适应，造成了大量金融资源外流和货币配置错位。金融危机的冲击使这种供需不协调表现得更为明显，但也为金融广度和深度的改善提供了动力：更多规避汇率、利率、价格风险的衍生工具的出现、人民币债券市场的活跃、对财富管理需求的增加等，中国银行业将会从目前的传统的存贷业务出发，全面、多层次发展，提高盈利能力和风险管理能力。

居民财富快速增长推动银行零售业务快速发展。金融危机后，银行将面临着更趋成熟的客户，尤其是富裕阶层对财富长期保值、增值的专业需求将会持续扩大，使得客户对商业银行金融服务的需求趋于多元化、个性化和综合化。

三、金融创新的方向

1.积极发展中间业务。利率市场化背景下，中间业务已成为国际银行业新的利润增长点。随着我国金融体制改革深化和经济高速发展对金融产品需求的拉动，商业银行开始重视中间业务的发展，但跟国外中间业务的规模相比仍有相当大的差距。加强中间业务的发展，首先要更新经营管理的理念、明确中间业务发展战略，再根据自身优势对市场进行细分和定位，从同质化服务向品牌化、个性化服务转变。同时，应不断创新、提高技术水平、培养具有创新能力人才，并加大研发投入，为发展中间业务提供技术人员和资金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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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收益类产品在银行的资产配置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随着全球货币政策进入低利率的“新常态”，固定收益业务的投资策略必然要进行适应性调整。从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的经验来看，长期的低利率政策和对衍生品的严格监管已迫使银行业在整体上降低固定收益部门的规模，并进行固定收益业务投资策略的转型。这一转型已经取得较明显的效果，在2015～2016年，固定收益业务极大提升了美国银行业的经营业绩。尤其是摩根大通，其固定收益业务在2016年前三季度居美国各大银行首位。从固定收益业务的取向来看，信用下沉成为摩根大通固定收益业务的整体策略，而信用衍生品的使用也从构建套利组合转向管理信用风险，并大幅度弱化对信用衍生品的依赖程度。

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对投资策略的冲击

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宽松货币政策的固化和金融监管的强化成为长期趋势，从根本上改变了固定收益业务的外部环境。

固化的宽松政策扭曲证券市场利差

固化的宽松货币政策长久地扭曲了各类固定收益产品之间的利差。其一，外汇市场的利差来源发生改变。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前，货币之间的利差主要由低利率的日元所产生，对货币的利差交易通常采用做空日元的方式来融资。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美国、欧元区的短期利率相继接近零利率或呈现负利率，使这些货币在利差交易中的操作方向由做多转为做空。其二，收益率曲线上的利差交易得到政策支撑。长期的低政策利率使收益率曲线维持陡峭的形状，带来长期利率与短期利率之间较大的利差，基于收益率曲线长短期利差而进行的收益率曲线套利得以长期实施。套利交易对利差的缩小作用被新的货币扩张政策工具强烈抵消，2016年9月，日本推出“收益率曲线控制”，以维持陡峭的收益率曲线形状，美国也采取了类似的货币政策操作，这些新的货币政策工具使得收益率曲线上的利差交易得到更强的支撑。

固化的宽松货币政策支持固定收益部门增加信用风险暴露并减少市场风险暴露。首先，降低的利率风险可以被更高的信用风险所取代。持续的量化宽松政策使得发达经济体的利率波动率减小，降低了利率风险水平，固定收益部门可以在有风险的广义套利组合中承担更多的信用风险或其他市场风险。其次，固化的货币政策取向使市场风险的风险溢酬下降。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市场风险主要驱使资金在不同国别与市场中流动，而每个市场的市场情绪则相对稳定。如美国的VIX指数与欧元区的EVZ指数，这些市场情绪指标在多数时期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并比较稳定，使得固定收益部门增加的市场风险暴露难以获得较高的风险溢酬。第三，量化宽松政策对低信用金融产品提供了支持。量化宽松政策不断扩张是扩大向央行融资所需担保品范围的过程，担保品的范围从高信用等级向相对较低的信用等级扩张，使信用等级较低资产的流动性与收益率得以提升，信用风险暴露的风险报酬率也相对上升，这使得固定收益部门的信用下沉策略变得更为有利。

强化的金融监管促使银行降低杠杆

强化的金融监管则促使银行降低杠杆水平。从巴塞尔协议、新巴塞尔协议、巴塞尔协议III到巴塞尔协议III2.0，总的趋势是关注银行的杠杆水平并逐步提高最低杠杆比率要求。尽管巴塞尔协议III和巴塞尔协议III2.0并未完全被美国、欧盟所接受，但是降低杠杆率的原则已经被采纳。对于大型银行集团而言，严格的金融监管会进一步降低其整体杠杆水平：一是系统重要性与逆周期监管的额外监管资本要求，二是通过监管机构压力测试所需的额外监管资本要求。

强化的金融监管也提高了固定收益交易组合的保证金水平。欧美的保证金水平通常采用动态调整机制，并以SPAN系统（标准投资组合风险分析系统）为主要的保证金额度确定方法。SPAN系统的实质是对投资组合所做的压力测试，衡量的是特定情境下的最大损失值。即使当前的投资组合波动不大，仍然可能因为潜在风险事件而得出较高的保证金额度。SPAN系统得出的并非最终的保证金水平，多数的欧美交易所还要在此模型的量化分析基础上，由保证金委员会来制定和调整保证金水平。而保证金委员会对保证金水平的制定和调整，又必须符合监管部门的保证金监管框架。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国际清算银行的金融监管改革方案和美国的多德-弗兰克金融改革法案均力图增加衍生品交易的保证金要求。由于固定收益交易组合几乎必然包括衍生品，所以提高保证金要求的趋势直接降低了固定收益业务的杠杆水平。

摩根大通固定收益业务策略的转变

杠杆水平的整体下降促使银行业寻求较大且可持续的利差，而固化的宽松货币政策使得银行业可以接受较高的信用风险，这促使银行业倾向于信用下沉策略，以从信用风险溢酬中获得较高的收益。但是，从摩根大通披露的财务信息来看，宽松货币政策环境下的信用下沉策略不是单纯地增加中低资质信用固定收益产品的投资比重，而是伴随着信用衍生品投资策略的调整，即重视用信用衍生品的信用风险对冲功能，并将其重点用于一般衍生品的信用风险管理，但是在整体上弱化对信用衍生品的依赖程度。

提升资产的信用风险权重

摩根大通将承担更高的信用风险作为基本的业务策略。从监管资本的角度看，摩根大通的信用风险权重较高。2013～2015年，按照标准法计算的信用风险权重约占90%，按照高级法计算的信用风险权重也在65%左右（根据2013～2015年摩根大通年报计算）。后者虽然低于全球大型银行77%的平均信用风险权重，但是在全球前100家大型银行中仍属于较高的水平。

在不同的风险加权方法下，摩根大通的信用风险资产规模有着不同的变化趋势。按照标准法，摩根大通的信用风险相关资产规模整体上升。2012～2014年，摩根大通的信用风险加权资产规模呈较明显的上升趋势。2015年，摩根大通的信用风险加权资产规模略有下降，但仍大幅高于2012～2013年的水平（见图1）。按照高级法，摩根大通的信用风险加权资产规模则在2013～2015年呈下降趋势。但是，高级法的风险加权系数依据内部评级模型，在银行偏好风险时可能出现风险加权系数的低估，并且许多研究也显示内部评级法低估了风险，所以标准法对信用风险权重的估计可能更准确，即摩根大通的信用风险资产规模应为整体上升趋势。从摩根大通披露的信用风险暴露规模可以进一步确认固定收益业务的信用风险上升趋势。摩根大通的固定收益业务属于批发业务范围，而批发业务的信用风险暴露从2009年起便保持明显地持续上升（见图2）。

摩根大通的信用风险上升趋势在衍生品中表现得格外明显。从2008年起，摩根大通衍生品中AAA（Aaa）至AA-（Aa3）级的比重显著下降，到2015年末，AAA（Aaa）至AA-（Aa3）级衍生品占全部衍生品的比重仅为24%，仅有2008年比重的一半（见图3）。

侧重衍生品的信用风险管理

长期宽松的货币政策与严格的金融监管是相伴随的。为适应日益严格的金融监管环境，摩根大通在承担更高信用风险的同时也强化了信用风险管理。但是，对于贷款及相关产品和衍生品，摩根大通采取了不同的风险管理策略。对于贷款及相关产品，摩根大通侧重于提高其本身的信用等级，以直接降低其信用L险；对于衍生品，则主要以信用衍生品对其风险进行对冲。2009～2011年，摩根大通极大地提升了投资级贷款的比重，并同时减少了用于贷款与贷款相关承诺信用风险管理的信用衍生品比重（见图4、图5）。与之同时，用于衍生品信用风险管理的信用衍生品比重急剧上升，并最终稳定在90%左右（见图5）。

不同的信用风险管理策略源于监管部门对原生产品和衍生品的差异化监管。作为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反思，监管部门对衍生品的监管不断强化，而各种强化的金融监管措施总是伴随着经营部门与监管部门的激烈争论，使得衍生品监管的发展前景呈现高度的不确定性，因此，作为监管套利行为，摩根大通在提高整体信用风险的同时对冲衍生品的信用风险，以减少其信用风险暴露规模。

弱化对信用衍生品的依赖程度

虽然摩根大通仍在用信用衍生品来管理信用风险，但是衍生品在摩根大通资产组合中的重要性急剧下降。在量化宽松政策之前，由于债券市场的流动性不能满足投资者的要求，所以投资者用流动性更强的信用衍生品来复制各风险等级债券的现金流，以构建固定收益组合。但是在量化宽松政策长期实施之后，央行为债券市场注入了大量流动性，而信用衍生品的流动性反而因较强的监管与危机的冲击而下降，使得固定收益组合不再需要信用衍生品来改善流动性。由此，信用衍生品的作用除了对冲信用风险之外，主要是构建对各类信用衍生品之间利差的套利组合。但是受“伦敦鲸”事件的影响，对信用衍生品收益曲线的套利也被收紧，信用衍生品的使用范围进一步减少。

2008～2012年，摩根大通基本上完成了弱化信用衍生品业务的过程。但是如果详细区分，2008～2011年信用衍生品占全部衍生品的比重下降更多地源于宽松货币政策环境的影响，并已经出现趋稳的势头，而2012年的进一步下挫则更多地因为“伦敦鲸”事件的冲击。2012～2015年，摩根大通的信用衍生品占全部衍生品的比重稳定在2.3%左右，表明摩根大通对信用衍生品的投资策略已经基本稳定（见图6）。

从信用衍生品资产与信用衍生品负债的对比可以进一步看到“伦敦鲸”事件的影响。由于对各类信用衍生品之间利差所做的套利组合会同时增加信用衍生品资产与信用衍生品负债，所以可用二者的公允价值之差来观察摩根大通在此类套利组合中的风险暴露规模。在“伦敦鲸”事件事件爆发之后，2012年末的公允价值之差从45.29亿美元急剧下降至2.83亿美元（见图7），这也反证了固定收益部门弱化对信用衍生品依赖程度的必要性。

对我国银行业固定收益业务的借鉴

尽管摩根大通的固定收益业务也受到“伦敦鲸”等事件的冲击，但是从其年报披露的盈利指标来看，所采用的固定收益业务策略已经较好适应了长期宽松的货币政策环境。目前，我国的货币政策虽然也在部分时期收紧，但是整体上仍是偏宽松的，这使得摩根大通的信用下沉策略可以对我国银行业的固定收益业务提供较好的良好借鉴。

可沿用审慎的信用下沉策略

摩根大通的经验表明，信用下沉策略可以使固定收益业务实现较好的收益，以适应货币政策长期宽松所带来的低利率环境。虽然随着利差红利的打破，传统的“利差+杠杆+信用下沉”策略面临转型，但是银行仍可以延续其中的信用下沉策略，重点投向次优级固定收益业务或是优先级固定收益业务中信用等级相对较差的部分。虽然银行所承担的信用风险会上升，但是在央行货币扩张趋势的支持之下，信用等级较低的固定收益产品的流动性和信用风险溢酬都会得到较好的保证。

但是，我国银行的信用下沉策略应当在幅度与时期上保持审慎的态度。与美国等发达经济体不同，我国的信用风险缓释工具尚缺乏足够的种类与规模，虽然也推出了信用违约互换（CDS）、信用联结票据（CLN）、信用风险缓释合约（CRMA）和信用风险缓释凭证（CRMW）来转移信用风险，但是尚缺乏足够的流动性，以及对不同时期信用风险的精细化缓释。这使得固定收益产品的信用风险难以在整个存续期内被全部或结构化地对冲，以转移信用风险或形成特定信用风险的风险暴露。因此，在采用信用下沉策略应对长期趋于宽松的货币政策环境时，需要审慎对待信用下沉的幅度与时期，以避免承担过高的信用风险。

需进行结构化的信用下沉

摩根大通的经验表明，面对监管机构对不同金融产品的差异化监管，信用下沉策略需要有所侧重，进行结构化运作。最基本的结构化运作是对原生产品与衍生品采取不同的的信用下沉幅度与风险对冲方式。相对而言，衍生品中蕴含的原生产品信用风险更容易进行对冲。由于许多衍生品已经被结构化设计，其中的各类风险已经被单独剥离出来，所以在采用信用下沉策略时，衍生品中蕴含的原生产品信用风险相对容易管理。

但是，我国的信用下沉策略在短期内仍需侧重于原生产品。这主要是因为我国的衍生品市场仍不发达，各类信用风险缓释工具尚缺乏结构化的设计，难以对各类风险单独剥离。同时，在信用衍生品类别较少的背景下，衍生品本身的违约风险也缺乏相应的信用衍生品进行对冲。因此，我国固定收益产品的信用下沉策略，在短期内仍需集中在债券类原生产品，所投资的衍生品反而需要较高的信用等级。

谨慎对待信用衍生品套利

摩根大通的经验表明，对信用衍生品的使用应限制在信用风险管理领域，并避免将其本身作为投资组合的收益来源。在减少对衍生工具收益率曲线的套利之后，固定收益业务的整体收益并不会受到大的影响。对我国而言，随着信用缓释工具的丰富，信用衍生工具的收益率曲线必然会形成，并产生利用其利差进行套利的可能性。这一套利操作可能在短期内被放大，并最终会面临严格的监管，从而面临非常大的法律与政策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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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金融监管模式；伞型监管；协调

[中图分类号] F832.5[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461(2008)10-0086-04

一、美国的伞型监管

1999年11月，美国通过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第一次以立法的形式正式废除了长达60年之久的分业经营模式，抛弃了旧监管体系的个别立法，转向能灵活适应金融创新和未来形势发展需要的综合立法该法案允许银行控股公司升格为金融控股公司，允许银行、证券公司和保险公司以控股公司的方式相互渗透，但不允许以子公司的方式进行业务渗透。该法还规定，金融控股公司达到一定的自有资本比率及取得相应的有关资格后便可进入银行、证券和保险等领域，当无法满足这些条件时必须退出相应业务领域。对于己达到条件的金融控股公司来说，则允许其在事先没有向美联储申请的情况下，进入新的业务领域。这就使得金融控股公司拥有无限的业务发展空间，很快成为美国混业经营的主要载体。

同时，《金融服务现代化法》对混业经营下金融监管技术、金融监管体系结构安排做了较全面的规定。尽管1960年以来的金融自由化给美国金融业带来前所未有的生机与活力，但是给银行业带来的危机也逐年增加。据统计，1982-1992年，美国共有1442家银行倒闭(Cole.et.al.，1995)。人们开始认识到，在金融自由化的过程中，应该实现金融体系的效率与潜在风险性之间的均衡。要达到这一目标，就必须从以往对金融体系的直接管制走向以市场为基础的间接监管(Norton，1991)。反思金融监管理念之后，《金融服务现代化法》确立了伞型监管模式。对于拥有银行、证券和保险子公司的金融控股公司，由银行监管机构――联邦货币监理署(OCC)、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证券监管机构――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和州保险监管机构(美国没有联邦层面的保险监管机构)分别对其相应的业务或功能进行监管，包括制定各自的监管规章、进行现场和非现场检查、行使各自的裁决权等。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会(FRB)作为伞式监管人，是综合管理的上级机构，通常负责控股公司层面的监管，只在必要时才能对其银行、证券或保险子公司进行有限制的监管，但若各功能监管机构认为联邦储备理事会的限制监管不适当，可在功能范围内优先行使自己的裁决权。

该伞型监管模式还有着良好的协调机制，表现在信息共享、事前协商、相互遵守监管规章和建立冲突解决机制四个方面：

(一)监管机构有义务相互提供信息和尽可能利用对方的既有信息。例如，银行监管机构有义务应SEC的要求，提供从事证券业务的银行的有关信息；SEC在对投资银行控股公司或其联营机构进行监管时，应最大可能地接受另一监管机构要求该机构提供的报告或另一监管机构的检查结果。FRB必须与各分业监管机构信息共享，例如FRB在某些特定情形下(如有理由相信子公司从事的活动将给控股公司或其存款类子公司带来重大风险)有权检查金融控股公司的任何子公司，以获取有关控股公司的经营和财务风险及其相应监控系统的有关信息①。

(二)监管机构在对自己管辖范围内事务实施监管时，如涉及另一监管机构职责范围，应事先进行协商。例如，SEC在制定针对新混合型产品的监管规则之前，必须与FRB就买卖该种产品的证券经纪商或自营商的注册要求进行协商并取得一致。

(三)各监管机构应遵守其他监管机构所属金融领域的法律，以减少潜在的冲突。例如，在对投资银行控股公司进行监管时，SEC必须服从其他相关的银行业法律及州保险法律。

(四)为解决可能出现的监管冲突，各监管机构之间还建立起冲突解决机制。例如，若FRB对SEC有关新混合型产品注册要求的条例存有异议，可以在该条例公布后60日内向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提出审查请求，要求法院该条例；在法院最终审结之前该条例中止实施。

这四个方面的制度设计，为各功能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与合作搭建了良好的平台。由此，美国形成了混业经营基础上的混业监管和分业监管相结合的“伞型”金融监管模式(如图1)。

采取这样的监管模式是与美国当时的经营模式密切相关的。美国不急于彻底废除旧有的机构监管框架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新的混业经营模式下金融机构内部仍然保留了分业经营的原则。与之相适应，美国的金融监管也保留了原有的专业化监管机构，只是改变了监管机构与金融机构一一对应的关系，由总监管人(FRB)和按业务划分的功能监管人对混业经营的金融控股公司实行共同监管。这种中间监管模式既可对单一金融机构依据其风险特性进行针对性监管，又可以在整体上对金融体系的风险传递加以把握。在美国这个崇尚自由的国家里，国民在政治和文化上都崇尚权力的分散和制约，反对权力的过度集中，也是美国形成多种类型和多种层次的金融监管机构深层次原因。

二、新形势下美国伞型监管的不足

美国的伞型监管机制确实在历史上支持了美国金融业的繁荣，但值得注意的是，随着金融创新的不断涌现和风险的快速传递，该监管体制也越来越多地暴露出一些问题。

首先，现有分散监管架构与各类金融市场之间联系日益紧密的趋势不适应。由于对于市场新的变化和发展的监管没有明确授权，没有一个联邦机构能够有足够的法律授权来负责看管金融市场和体系的整体风险监管状况，监管者的手脚被进一步束缚，监管重叠和监管缺位的问题同时存在，原本具有优势的分散监管反而变成一种劣势[1]。

其次，美国规则导向监管下的过细规则“造成新产品和新服务的推广变得越来越困难，降低了监管者和金融机构的灵活性”②，同时也增加了美国的监管成本。2006年，美国金融服务的监管成本高达52.5亿美元，大约是英国的9倍。据估算，美国监管成本占被监管的银行非利息成本的10%-12%。《提升美国金融竞争力蓝图》报告认为，改革美国的监管架构“不是要减少监管机构，而是要创造一种按照风险分配资源，以风险为本的原则导向监管”。从1975年成立之日起就采用了灵活的原则导向监管模式的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其执行主席沃尔特・卢肯(Walt Lukken)表示，“采用这样的监管方法使得委员会可以总是领先于监管问题出现之前来解决问题 ”③。

三、美国伞型监管模式的改革趋势

2007年6月11日，国会下属的独立的政府问责办公室④总审计长戴维・沃尔克(David M. Walker)专门召集总审计长会议，研究如何改进美国金融监管。该办公室早在2004年10月就发表了题为《行业发展促使再思美国监管结构》的报告。该报告指出，“尽管单靠完善监管架构本身并不能确保监管者能够实现监管目标，但架构本身的合理性确实有助于帮助或者阻碍实现持续、一致和全面的监管”。该报告主要的建议是“考虑在维持现有监管架构不变的前提下，进行监管整合，成立一个新的机构专门负责监管复杂的、国际活跃的金融机构”。

《提升美国金融竞争力蓝图》和《行业发展促使再思美国监管结构》都是来自市场和监督部门对于美国金融监管架构的最新看法。实际上，在2007年8月次贷危机发生前后，美国一些财政和金融领域的主要领导者们也在逐步地重视这个问题。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Ben Bernanke)于2007年5月发表演讲指出：“监管最好的选择就是用持续的、原则导向和风险为本的监管方法来应对金融创新。”他特别强调，“无论何时，只要可能，市场纪律的培育是防御的第一战线；为确保投资者和管理人员对其金融决策负责，监管者所采取的任何措施都是对于市场纪律的加强；依靠市场纪律不应该同自由放任政策相混淆，市场纪律通常需要政府监督的支持”。这些表述确实与极端的自由市场经济观点有着本质的不同，对于政府监管和市场纪律的发挥有了更加客观和平衡的态度，这对于美国未来监管模式的改革将会起到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

2008年3月29日，美国财政部终于公布了改革蓝图，其主要的改革建议包括短期和中期的改革建议，并提出了长期的概念化的最优监管框架，而短期的改革措施是向中期和长期最优监管框架的一种过渡。

短期的建议主要集中在针对目前的信贷和房屋抵押市场，采取措施加强监管当局的合作，强化市场的监管等；中期的建议主要集中在消除美国监管制度中的重叠，提高监管的有效性。长期的建议是向以目标为导向的监管方式(objectives-based regulatory approach)转变，具体措施是设立三个不同的监管当局：一是负责市场稳定的监管当局(Market Stability Regulator)，由美联储担任该职，并有责任和权利获得适当信息，披露信息；二是负责与政府担保有关的安全稳健的审慎金融监管当局(Prudential Financial Regulator)，承担目前联邦审慎监管当局，如OCC和储蓄机构监管局OTS的责任，并负责金融控股公司监管职责；三是负责商业行为的监管当局(Business Conduct Regulator)，将SEC和CFTC合二为一，负责监管金融机构的商业运营以及保障投资者和消费者的利益。这样的监管方法可以在增强监管的同时，更好地应对市场的发展步伐，鼓励创新和企业家精神。三大监管机构可以通过紧密联系，对相同的金融产品和风险采取统一的监管标准，大大提高监管的有效性⑤。

四、美国金融监管模式的改革趋势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美国金融监管模式的改革趋势揭示了两个事实：一是无论采取哪种金融监管模式，都应建立信息共享和监管协调的制度安排，确保监管各方一旦出现冲突或者漏洞，能够在短时间内有效解决问题。提高金融监管协调效率，可以对金融机构进行总体监督和控制，惟其如此，金融监管机构之间(在统一监管模式下成为金融监管当局内部)的协调才具有坚实的平台[2]。二是金融监管应当随着市场的发展而不断调整和优化。现代金融体系的监管应该更多地强化功能监管和事前监管。监管者要能够审慎 地评估金融产品，洞悉其对整个金融体系的风险。针对这些变化，监管体系有必要从过去强调针对机构进行监管的模式向功能监管模式过渡，即对各类金融机构的同 类型的业务进行统一监管和统一标准的监管，以减少监管的盲区，提高监管的效率。

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在现实环境中，制度变迁的具体进程是复杂多样的，可能是一种自然演变过程，可能是突发式转型，也可能是制度移植。当前的金融全球一体化浪潮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才逐步兴起的，其中出现了金融制度结构、金融规则、金融组织形式的趋同化，这种趋同化可能迫使越来越多的国家放弃自身长期以来的金融制度规则，加速金融制度的移植或突发性转型。而在金融发展的早期和中期，不同国家和地区金融制度差异很大，制度的转轨和过渡往往充满不确定性，可能会带来很高的风险或付出很大的代价。无疑，这个过程是一个充满风险的过程。因此，在选择本国的金融监管模式时，不仅要对本国的金融经营模式有一个清晰的了解，而且要充分考虑本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多方面的特殊性。

目前，考虑到我国混业经营仍然处于萌芽阶段，如银行、证券、保险各自保留原有的组织形式，法律还没有为混业经营提供畅通的途径，尤其还没有正式的法律来促进和规范金融控股公司的发展，我国金融机构持续的业务创新还有所欠缺，我国金融开放的程度还比较有限等等因素，以及我国仍然缺乏完全实行混业经营的微观基础，如完善的企业治理结构、严格的财务纪律、健全的金融市场机制，这些都决定了金融监管改革必须在现有成果的基础上进行。一方面，可以充分利用现有监管体系的监管能力，进一步发挥监管专业化的优势，实现对金融经营的动态连续监管，达到提高监管效率的目的。另一方面，可以在尊重现有的分业监管模式的同时，通过建立金融监管协调机制来解决金融机构之间业务交叉和金融控股公司发展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为混业经营的演进服务[3]。国际上监管协调合作机制的制度安排一般包括三个层面：第一层面是通过立法手段直接规定各监管机构的协调合作框架，对它们的职能做出明确的规定，使监管的协调合作有法可依；第二层面是通过签署监管各方的谅解备忘录，规定监管协调的实施细则和相应的制度安排；第三层面是依法成立协调委员会或类似的机构进行多边合作及负责具体的协调运作。具体地，我们可以通过以下措施改善金融监管协调，如：

(一)通过法律或谅解备忘录将联席会议制度化

第一，通过法律规定各监管机构的协调合作框架，明确监管协调的实施细则和相应的制度安排，修改各监管机构的职责范围，明确分工，权责明晰化，以保证监管协调合作能依法有序进行。

第二，对于明显边界模糊和职能交叉的重大事宜，可通过签署谅解备忘录、部门联合发文等形式进行明确和细化，并将联席会议中达成的共识或协议予以公布、下达到各监管机构的分支机构，便于基层监管部门更好地进行合作与协调。

(二)对于金融创新业务进行联合审批，并在制度上加以保证

根据国外经验，金融业及金融机构的新的增长点一般都是由金融深化或金融创新带动的。我国金融机构的创新能力相对较弱，因此必须建立高效的、细化的联合审批制度，以此创造一个良好的创新环境。此外，还应完善相应的基础设施，如在三大监管部门建立统一的金融创新业务资料档案数据库，并对金融创新产品实行追踪式监督，建立跟踪观察制度，及时发现创新产品可能产生问题的异常现象，分析其发生问题的原因，及时指导金融机构采取措施。只有这样，才能明确各监管机构的监管重点、增加审批的透明度，进而有效鼓励和推进金融创新。

(三)完善信息共享机制

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根本在于信息共享。无论是法律制度的安排还是临时的联席会议，不同层次的监管协调机制都离不开监管信息的收集、交流、共享。而加强信息交流，建立信息共享机制是降低信息不对称的根本途径[4]。具体操作上，应该将金融机构的数据信息要及时向监管各方同时通报，保证监管机构能够及时、全面地了解各金融机构的风险状况，同时还可避免几家监管机构重复向金融机构收集相同的信息资料的现象，减少金融机构的负担。同时，还应建立紧急磋商机制和紧急问题的快速处理通道，将危机处理程序化。这样可以在遇到紧急突发性事件时，能够尽快确认责任范围进而确认牵头机构，保证各部门的全面配合，化解金融风险，防止因个别突发事件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甚至金融危机。在实际操作上，人民银行和各监管机构内部还应考虑共同开发一套信息交流平台，以确保信息资料准确、及时和安全的交流，提高合作的效率。总之，我国的金融监管模式应该坚持加强金融监管协调、统一监管标准的改革取向，进行阶段性的过渡，而不宜“推倒重来”。

[注 释]

①参见《金融服务现代化法》(黄毅、杜要忠译，中国金融出版社 2000年版)第111条――“改进对银行控股公司的监管”。

②《提升美国金融竞争力蓝图》(The Blueprint for the US Financial Competitiveness)，由美国金融服务圆桌组织(Financial Services Roundtable)于2007年11月7日发表。美国金融服务圆桌组织的前身是储备城市银行家联合会，成立于1912年，代表了100家最大的金融服务公司的利益。1956年的《银行控股公司法案》规定成立银行控股公司需要获得美联储的批准，这推动了“注册银行控股公司联合会”在1958年成立。1993年7月，这两家机构合并，并于同年9月组成了“银行家圆桌组织”。该组织的董事会面对行业的变化趋势以及预期国会将会通过金融现代化法案，在1999年4月决定扩大范围，将混业金融服务的供应商包括进来。董事会同时强化了该组织作为“主要市场参与者”对政府和监管当局的影响。2000年上半年，第一个来自于证券业、投资银行和保险业的成员加入了这个银行家组织，使其成为一个真正的金融服务圆桌组织。

③廖 岷：《银监会官员反思美国金融监管》，http：//省略/home/mrsp/2008-04-02/54940.shtml

④政府问责办公室的前身是总会计办公室(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它是向国会和美国国民负责的机构。国会要求该办公室研究联邦政府的工作计划费用情况。该办公室是独立和无党派的，通常被称为国会的检查部门(investigative arm)或者国会的看门狗(the Congressional Watchdog)。该办公室研究联邦政府如何花费纳税人的税款，负责评估联邦计划，审计联邦费用和法律意见。该办公室向国会汇报发现问题时，也建议改进措施。它的核心原则和宗旨是维护尽责、操守和可靠性(accountability， integrity and reliability)。

⑤廖 岷：《银监会官员反思美国金融监管》，http：//省略/home/mrsp/2008-04-02/54940.shtml

[参考文献]

[1]叶辅靖.全能银行比较研究――兼论混业与分业经营 [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1：138-139.

[2]廖 凡.我国金融混业监管的模式选择与协调机制 [J]. 证券市场导报 ，2006，(11)：22-27.

[3]张 强，王忠生.我国分业监管协调合作的制度安排思考 [J]. 财经理论与实践 ，2004，(11)：22-26.

[4]巴曙松.金融监管机构是分是合，这并不关键――谈当前监管框架下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J]. 西部论丛 ，2006，(11)：38-40.

The Trend of Financial Supervision System in America And Its Lessons to China

Lin Pu

(Jiangsu Banking Regulatory Commission， Nanjing 210002， China)

篇5

【关键词】存款保险制度 发达国家 后发达国家 转轨国家

【中图分类号】F230 【文献标识码】A

存款保险制度是指由合法的存款性金融机构（主要是商业银行）集中起来建立存款保险机构，然后由这些存款性机构作为投保人，按其所吸收存款的一定比例向存款保险机构缴纳保险费，形成存款保险准备金，当投保人发生重大的经营危机，特别是面临破产倒闭的风险时，存款保险机构或者向投保人提供流动性救助，或者直接向存款人支付一定比例或全部存款，从而保护存款人利益，维护银行信用和金融秩序的一种制度。1933年成立并于1934年开始实行存款保险的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是世界上第一家具有真正意义的存款保险公司，开启了世界存款保险制度的先河。自此之后，随着经济金融的发展，大多数国家的存款保险制度随着其经济、金融形势的变化而不断完善，在维护金融秩序和加强金融监管检查等方面发挥了巨大而积极的作用。笔者认为，目前世界各国大体可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是发达国家，第二类是新兴市场国家，第三类是其他发展中国家。其中第二类新兴市场国家又可以分为后发达国家和体制转轨国家，前者如韩国、土耳其、新加坡等，后者如波兰、匈牙利、俄罗斯、乌克兰等。本文拟从前两类国家中选择美国、韩国和匈牙利作为典型案例，对比分析其存款保险制度，了解国际存款保险制度的发展变化趋势，为即将出台的中国存款保险制度提供借鉴。

发达国家的存款保险制度

发达国家的存款保险制度起步较早。以1933年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建立和1994年欧盟制定《欧盟存款保险计划指导原则》为标志，到现在几乎所有发达国家都建立了存款保险制度。各国的具体制度不尽相同，从组织形式看，有的国家由政府建立存款保险机构，有的国家则是政府与银行业共同建立，另一些国家则是在官方支持下由银行同业建立行业存款保险基金；从存款保险实行的原则看，大多数国家实行强制保险，德国却实行强制性保险与自愿性保险相结合的制度；从保险的额度看，大多数国家实行限额保险，日本目前也是如此，不过在20世纪90年代曾经实行过几年的全额保险。总体来看，发达国家的存款保险制度以美国为标志，制度比较成熟，作用比较积极，实行效果也比较好。

从历史上看，美国的存款保险制度出现最早。早在1829年纽约州就建立了银行责任保险计划。到1933年之前，美国曾先后有14个州实行过存款保险计划，单从1886年至1933年期间就有150项存款保险或保障议案被引入国会。1933年美国国会颁布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正式创立了国家级的联邦存款保险公司，1950年又颁布《联邦存款保险法案》，赋予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更广泛的权利。在应对20世纪80到90年代的银行危机中，美国国会又颁布了《高恩圣杰曼法》等，对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权限、处置原则等都有深远的影响。特别是1991年颁布的《存款保险改进法》在三个方面进行了改进，一是限制大额存款和“大而不倒”，有助于大储户监督银行活动，减少银行道德风险；二是赋予存款保险公司“迅速采取纠正行动”的权力，即根据银行资本充足率划分银行种类，对不同种类的银行采取不同的管制措施，对资本开始下降的银行及早采取有力措施；三是确立了基于风险的保险费率，也就是实行差别费率，费率从0.25%到0.31%不等，对实力最弱的机构如果未能改变其风险状况，其保险费率每半年还会再调高一次。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后，美国于2010年7月通过了《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对存款保险制度有了新的完善，主要表现为：扩面，即把过去仅适用于参加了联邦保险的银行的“早期风险补救措施”扩大至所有被美联储监管的大型系统性金融公司；订立“生前遗嘱”，即所有大型系统性金融公司都要向美联储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递交“生前遗嘱”，以便其“葬礼”能“有序”进行；取消保险准备金率上限，将原定的存款保险准备金率由1.15%提高到1.35%，并取消了原定1.5%的上限，同时也取消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可在准备金率高于1.35%时须向银行派发红利的要求。此外，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不再依据银行的国内存款总量，而是依据总体负债来征收保费。

从存款保险的具体内容看，美国实行的是强制性存款保险制度，几乎100%的银行和储贷机构都参加了存款保险。从保险的赔付限额看，最初（1934年）美国规定每位存款人保险限额为2500美元，但由于收入水平的逐步提高和通货膨胀，20世纪60年代将保险限额提高为2万美元；2008年危机之后，美国存款保险额度由原定的10万美元又提高到25万美元，相当于美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5倍多。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只对银行存款人的存款提供保险保护，而不保护非存款债权人或倒闭银行股东的利益，也不对共同基金投资、股票、债券、国库券等其他投资产品给予保险。

除提供流动性救助外，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还有一项重要职能就是处置问题银行，并已经形成了一套规范的问题银行处置程序。在美国，理赔速度快是一个基本特征。之所以如此，就在于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所做的大量准备工作：从得知一家存款机构倒闭的消息，到制定出关闭该银行的行动计划，到最后关闭该银行，联邦存款保险机构要履行一系列的程序和职责，首先要发出“处理濒临倒闭银行通知书”，通过现场分析和其他途径，了解和分析问题银行的具体情况，然后对其进行资产评估，以便选择适当的处置方法。期间，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一般都会充当清算人，以最大限度保证被清算银行的债权人的利益。

后发达国家的存款保险制度

韩国的存款保险制度是在20世纪80年代银行私有化以及金融机构快速扩张的背景下为了保护存款人利益而建立的。1995年12月韩国出台了《存款人保护法》，建立了韩国的存款保险制度。这一时期韩国存款保险制度的基本特点是覆盖面广、强制保险、独立运作和限额保险，即在韩国的银行、证券、保险、综合金融公司、互助储蓄银行及外国金融机构的国内分支机构都建立了各自独立运作的强制性存款保险基金。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为了解决各基金之间的协调问题，韩国政府修订了相关法案，将所有的存款保险基金都合并到了1996年6月建立的银行存款保险公司之中，从而建立了跨行业统一的存款保险管理机构。此外，为增强公众对韩国金融体系的信心，还实行了临时性的存款全额保护政策，替代了此前2000万韩元的限额保护政策，保险的范围涵盖了包括本币存款（美国“次贷危机”之后，又将外币存款纳入保险范围）在内的广泛内容，诸如与证券买卖或其他交易有关的存款、个人保险费收入、货币信托以及互助储蓄银行协会发行的本票等。为了增强存款保险公司应对风险的能力，2005年韩国金融委员会授权其参与相关机构的风险救助与处置政策执行，与金融监督员共同对参保机构的风险水平进行检查，形成检查报告；存款保险公司有权根据检查报告要求金融委员会采取相应的措施。为区别不同金融机构的管理水平与风险，2009年韩国政府又规定从2014年开始废止单一费率，实行风险差别费率，投保机构每年支付最高不超过其存款总额0.5%的保费，强化存款保险公司的风险管理职能。2011年为了应对储蓄银行倒闭问题，对互助储蓄银行进行监管和救助，存款保险公司专门设立了互助储蓄银行机构调整特别账户。从2011年9月开始，对储蓄银行的监管范围从原资本充足率低于5%拓展至低于7%或三年连续赤字的银行。此外，为了降低金融风险和救助成本，韩国存款保险公司还被赋予更多的监管和早期纠正职能，可以调阅投保机构关联者或利害关系人的金融往来信息；可以向投保机构直接发送有关联合检查结果的通知；可以约谈参保机构管理层，了解相关的风险问题，并提出指导意见；还可向金融政策的制定者和市场参与者提出系统改进建议。根据韩国《存款人保护法》，存款保险机构可以成为破产公司的清算人或财产管理人，有权对破产金融机构进行合并、业务转移、搭建过桥银行等。

转轨国家的存款保险制度

转轨国家是指苏联解体后形成的国家和东欧国家。与中国一样，这些国家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和转变，形成了独特的“转轨体制”。虽然与中国的渐进式改革不同，这些国家实行的是激进式的改革，但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特别是针对具体情况所实行的存款保险制度很值得中国借鉴。在这些国家中，匈牙利是经济改革比较早，同时也被认为是改革比较成功的国家。所以我们选择匈牙利作为代表进行介绍和分析。

匈牙利的存款保险基金成立于1993年，是从属于议会的独立的法人实体，对国家审计办公室负责，其理事会成员来自财政部负责金融事务的高层官员、监管机构和中央银行的高层官员，以及投保成员机构的代表和专事管理的理事。与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其他国家的存款保险制度相比，匈牙利存款保险基金的最基本特点是仅仅提供保险和对问题金融机构进行救助，但不负有监管职责，不能被委以接管人或破产清算人。匈牙利官员认为，由于基金规模较小，不宜负有发现银行业问题和发现对银行业构成潜在威胁的责任，必要的时候监管机构会让基金知道有必要采取的额外措施，并提供相关数据。实际上，匈牙利之所以将原来职责权限较为广泛、风险最小化的存款保险制度在2006年转变为职责权限较小、仅具有“付款箱”的功能，还在于他们认为经过清理和完成私有化之后，匈牙利的银行不断得到加强，业绩表现强劲，增长可观，几乎不可能发生破产。也正因为如此，在匈牙利对银行的监管工作和存款保险是分工协作的，监管者没有管理银行危机的财源，但有对金融机构进行检查的资源。而存款基金有财务资源，但没有检查金融机构的资源。这样，两个机构必须协同合作，存款基金会将其计算的最小成本处置结果告诉监管机构，由监管机构考虑起草对问题金融机构处置的行动计划。在匈牙利，被注册的存款及由银行发行的债券都由存款基金予以保险，保险限额为每个存款人600万福林（约合3万美元）。不被保险的存款账户包括一个存款账户中超过100万福林的10%（采取共同保险的方式）、高息存款、专业投资者如金融机构的存款、银行高级管理人员的存款、非欧盟或OECD国家货币计价的存款。

各国存款保险制度的特点、变革趋势及中国借鉴

从以上对几类国家的存款保险制度的介绍和对比可以看出，由于各国的背景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不同，存款保险制度的具体内容也有差别，但总体来看，表现出一些共同的特点和变化趋势。

第一，存款保险机构的法律地位不断加强，职责不断强化。存款保险制度最初是作为“付款箱”而出现的，目的是为了保障存款户的利益，避免社会因银行破产而发生动荡。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对存款保险功能的认识越来越深刻。存款保险不同于商业保险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被保险的对象是存款性金融机构，其中主要是商业银行。商业银行在金融体系中的特殊地位，也决定了存款保险公司的特殊地位。从目前看，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后发达国家，或者转轨国家，存款保险公司基本上都由政府直接管理，如美国的存款保险公司是独立的联邦政府机构，直接向国会负责；匈牙利的存款保险机构是从属于议会的独立法人实体。从存款保险公司的职责来看，上述三类国家中除了匈牙利存款保险公司执行的基本上是“付款箱”职能外，其他各国的存款保险公司不仅要适度参与风险处置，而且还要实现“损失最小化”和“风险最小化”，即存款保险公司既有完善的风险处置职能，还有一定的审慎监管权。事实上，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世界各国存款保险的职能有进一步拓宽的趋势，更加强了存款保险公司在金融机构处置中的地位和作用。

第二，存款保险的范围不断调整，针对性越来越强。存款保险的范围包括存款人、存款种类、被保险金融机构和保险限额等。从被保险的金融机构看，尽管韩国保险的范围很广，涵盖了几乎所有的金融机构，但存款保险公司的性质决定了被保险的主要应该是存款性金融机构，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正是如此。从被保险的存款人、存款种类和保险限额来看，保证合法的中小存款户的全部和大储户的部分利益是基本特点。美国限制大额存款和“大而不倒”，且每人保险额度为25万美元，匈牙利的高息存款和银行高级管理人员的存款不被保护。显然，不同国家的这些类似的限制措施都是为了实现和加强社会对银行业的监督。从保险限额来看，虽然像韩国等一些国家都实行过全额保险，但这大多数是在特殊的背景下的临时性措施，目前大多数国家实行的都是限额保护。当然，由于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收入水平不同，保险限额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和要求。

第三，强制性存款保险成为普遍趋势。存款保险作为一种普通的保险形式，从理论上讲可以像商业保险那样自愿参加，也可以像交强险那样强制参加。世界存款保险制度的发源地美国就曾实行过自愿保险。实际上，德国目前仍实行非官方的自愿存款保险。不过，总体来看，不仅包括美国在内的几乎所有国家目前都实行了强制性保险，德国也应欧盟的要求实行了自愿保险和强制保险并存的制度。

第四，浮动费率制成为普遍的选择。很多国家开始实行的都是固定费率，但固定费率可能引起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促使各国逐步统一到了浮动汇率上来，即根据不同银行的风险程度确定存款保险费率。这也是发挥存款保险机构金融监管职能的具体体现。不过，不同国家保险费率的计算基础和费率水平有所不同，这也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鉴于以上分析，文章认为，中国存款保险制度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一是要突出存款保险机构的地位。新成立的存款保险机构可以直属国务院，也可以隶属于中国人民银行。二要加强并明确界定其职责。中国的存款保险机构要兼具风险处置和金融监管职能；要与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协调配合，在不同的领域发挥互助的作用。三是中国要实行强制保险和浮动费率制度，但在实行这一制度时要注意与中国人民银行的存款准备金制度协调，既要区别对待，费率也不要过高。四是中国在实行限额保险的同时，要特别注意到中国目前的投资理财渠道狭窄、居民储蓄意愿强的特点，适当提高保险限额；要特别注意存户资金来源的合法性，防止洗钱或公款私存等。五是居民在银行购买的理财产品是否要纳入保险范围，需要深入研究。从目前的情况看，多数人是把理财产品等同于银行存款。因此从保障社会稳定考虑，这些理财产品可以纳入保险范围，只是在确定保险限额时应适当考虑。总的来看，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了在具体制度设计方面不能照搬国外经验和做法，必须把国际趋势与中国实际有机结合。

篇6

    城乡一体化是党的十七大确定的我国在21世纪的重大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是破解“三农”问题、实现城乡均衡发展的根本性举措。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农村金融在推进农村发展、实现城乡互促共荣等方面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和功能。而农村金融能否有效发挥其作用又取决于农村的金融生态状况。

    金融生态是个仿生概念。2004年,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最早将生态学概念系统地引申到金融领域,并强调用生态学的方法来考察金融发展问题[1]。2005年10月19日上海证券报独家首发了《中国城市金融生态环境评价》。随后,有关金融生态研究蓬勃发展起来。

    关于农村金融生态环境建设问题,主要的研究成果如下。王松奇(2005)[2]等人认为,金融生态就是指影响金融市场运行的内外环境和基础条件。邢勃(2008)[3]认为,金融生态环境是指影响或决定着金融主体生存状态及变化趋势的经济及社会环境。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2009)[4]认为,中国的金融风险不仅源于金融业自身,而且更广泛地源于金融业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外部环境,并对2008-2009年度中国地区金融生态环境进行了评价。傅江湲、江发元(2010)[5]认为,修改完善相关法律法规,赋予农村集体资产完整的权能,增加农村金融主体贷款的保障性要求等是促进农村金融生态环境健康发展的有效途径。周妮笛(2010)[6]以湖南省为例,采用14个地级市的调查数据与截面数据,运用AHP-DEA模型分析了区域农村金融生态环境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指出农村金融生态环境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农村信用环境、农村法律环境和农村经济发展水平是造成这一区域差异的关键因素。安强身(2009)[7]认为,农村金融生态环境质量评价是实现我国农村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并从法制环境、信用环境、农村经济金融发展等方面,对我国农村金融生态环境评价指标体系进行研究。柳成、张翠宁(2010)[8]运用系统论构建了金融生态环境评价的理论模型和金融生态环境评价体系,并对金融生态环境组织实施的相关问题提出了建议。杨福明(2008)[9]运用金融生态理论,从金融生态环境角度分析了非正规金融存在的经济基础、非正式制度的作用、法制环境以及金融生态的自我调节机制,并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以上研究成果对农村金融生态环境的内涵、存在问题、对策、评价体系以及非正规金融等其他相关领域都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这对改善我国农村金融生态环境以及相关研究的进一步深化都具有很大意义。但是,这些研究成果都没有从城乡一体化这一基本背景下,研究我国农村金融生态建设问题,本文则力图研究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农村金融生态环境建设问题。

    二、城乡一体化与农村金融发展

    在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中,城乡关系经历了四种形态:乡育城市、城乡分离、城乡对立、城乡融合。推进城乡一体化就是实现城乡关系从“对立”走向“融合”的必经过程和环节。从本质看,城乡一体化就是城乡在平等基础上的互动发展,即城带乡、乡促城,并最终实现城乡的和谐发展。

    “城乡一体化”可以用三个标准来衡量,即:城乡二元制度的消除与农村平等发展权利的获得;农村经济与城市经济的有效互动;社会福利实现城乡居民共享。而要达到这三个标准,农村金融的发展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在现代经济中,金融虽然是经济的核心要素之一,但经济始终是金融的基础。一方面,经济发展必然引起金融市场的扩张和对金融需求的增加,进而推动金融发展;另一方面,金融发展状况也对经济发展有着很大的影响作用,有效的金融制度和金融市场会推动经济发展,相反则会制约经济的发展[10]。众所周知,我国长期的城乡二元化发展模式不但造成了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远远滞后于城市的发展水平,而且还存在比较明显的制度歧视,如城乡在教育、社会保障、金融等方面存在不对等的发展政策和环境。城乡一体化就是要破除城乡不平等的发展制度、环境和政策,以快速推进农村的发展。这对农村金融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城乡一体化为农村金融发展创造了新需求、新机遇,提供了广阔空间。随着城乡一体化的发展,农村金融机构必将获得更好的制度平台和市场空间,在金融市场中更具竞争性和发展力。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必将吸引大量的金融资金流转在农村领域,这无疑有助于农村金融机构的长足发展。其次,城乡一体化的实现也需要高质量的农村金融服务。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重点和难点都在农村。而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结构调整、农业生产的发展、农民收入的增加等都需要大量的金融资金的支持和快速、便捷的金融服务。

    现实地看,目前我国农村金融发展状态不容乐观。主要表现为:农村资金大量流向城市的状况没有根本改善;农村金融服务能力相对滞后的状况没有根本改善;农村建设资金缺口巨大的状况没有根本改善;农村金融发展环境的不良状况没有根本改善。然而,如果深入地探讨,我们可以看见,这四个“没有根本改善”与不理想的农村金融生态环境密切相关。因此,推进农村金融生态建设、改善农村金融生态环境便成为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当务之急。

    三、我国农村金融生态现状

    借鉴相关研究成果,本文认为金融生态就是指影响金融发展、运行的各种环境和条件,包括政策体制环境、社会信用和法律环境、金融市场主体环境。研究金融生态环境,既要有静态视角,也要有动态视角,即既要考虑金融生态环境的现状平衡,也要考虑金融生态的动态发展平衡。

    农村金融是由农村金融的供给方和需求方构成的,因此,农村金融生态建设也应该从这两个方面进行探讨。

    (一)农村金融供给的不足抑制了农村金融生态建设空间

    我国的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是以政府为主导的金融供给的改革。这种改革也就成为直接影响农村金融生态建设的关键。

    1.政府主导式的农村金融改革使良好的农村金融生态建设失去了基础

    与城乡二元化经济结构相适应,也形成了我国城乡二元化金融格局。改革开放以来,政府虽然开始对此进行改革和完善,但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我国农村金融改革始终以农村金融机构的自我完善为目标,以农村信用社和农业银行为主线。随着农业银行基本退出农村金融市场,农业发展银行也因政策性功能所限开始寻求新的发展出路,邮政储蓄银行又因规模问题显得力不从心,这样,支撑农村金融市场的基本力量就只剩下了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信用社基本上成为农村唯一的“常驻”金融机构。但农信社一方面受其自身资金不足的限制不能提供多样化金融产品和金融业务,如保险、咨询、、结算等金融服务,造成农村金融机构和业务的单一化,另一方面又因农村信用社“一家独大”,在大多数地区事实上成了垄断(特别是贷款市场上)经营,而这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农村金融主体缺乏业务创新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农村金融服务与产品开发不足。传统的借贷服务仍是当前农村金融机构的主要业务,适应新农村建设以及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一些新的金融产品并没有开发起来,如商业保险、证券投资、信托、租赁、理财、网上银行、银行卡等业务。这种状况既制约了农村金融供给的有效性,也不能满足农村经济主体对金融的多样化要求。而比较活跃的民间信贷,由于缺乏有效的市场准入渠道,处于灰色状态,不能合理合法地提供农村经济发展所需资金。可以说,政府主导的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偏离了制度目标,没有形成有效的金融供给,使良好的农村金融生态建设失去了基础。

    2.行政命令式金融监管使农村金融生态不能形成良性循环

    金融监管是影响金融生态的内部结构及其功能效率的重要因素。金融监管的必要性在于纠正金融市场失灵,并最大限度地提高金融体系的效率和稳定性。长期以来,我国农村金融监管更多地是一种权力监管,即行政命令式监管。这种比较传统、较为粗糙的监管方式通常表现为金融监管当局不仅直接对金融机构的资本充足率、金融机构的准入门槛进行监管,而且对金融机构的业务范围、存贷款利率确定等具体的业务经营进行限定,忽视了监管的技术合理性或内在规定性。就金融机构的进入、退出的管理来说也不科学:过高的准入门槛,既加剧了金融供给不足,又导致非正规金融的地下运行,极大地削弱了竞争机制的强化和创新推动效应;退出机制的缺失与政府救助措施催化了金融机构的冒险性投资,增加了道德风险,使农村金融市场失去了优胜劣汰的自我净化功能,从而使农村金融生态不能形成良性循环[11]。

    3.金融产权模糊使农村金融生态建设缺少内在基础

    产权清晰是降低交易费用、提高经济效率的基本前提。产权关系明晰是构建权利与责任对等、收益与成本相符的科学有效治理结构的前提。我国农村金融体制改革虽然在明晰产权上做了很多工作,但由于多种原因,产权模糊的情况仍然比较突出。这表现在有的农村信用社的产权改革是按照以公有制为绝对主体的制度安排设置的,导致了产权虚置;有的农村信用社虽已实行股份制或股份合作制改造,但有的产权实际上仍然是模糊的:它们名为股份制,实则是内部人控制,股东作用弱化,理事会、监事会形同虚设。这种产权模糊的状况必然导致金融机构权责利的失衡,使农村金融生态建设缺少了内在基础。

    (二)农村金融需求主体的弱势性导致农村金融生态根基不牢

    按经济学的一般原理,供给虽然影响着(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需求,但只有满足需求的供给才是有效供给。农村金融需求主体的弱势性使农村金融供给失去了根基,从而也使农村金融生态建设失去了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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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对上述情况做出改善,就必须建立金融风险监测和预警机制,以提高金融监管当局对金融体系中可能存在的问题的敏锐度。

那么,如何建立金融风险监测和预警机制呢?

建立信贷风险预警制度

贷款作为银行主要的传统业务,其质量是判断银行资产质量和安全性的基本依据。国际通行做法是――衡量银行资产质量的好坏,主要围绕贷款状况进行分析。监管当局对资产质量的好坏的监控,主要是围绕着贷款来进行。

经验表明,在信贷经营过程中,风险隐患发现得越早,其造成的损失比率就越低。信贷风险预警体系的核心任务是对行业信贷风险、区域信贷风险、客户信贷风险、产品信贷风险等,进行全方位的预警分析。

西方商业银行贷款前要对市场进行全面分析,目的是提高贷前分析效率。首先是国家分析,其次是对行业分析,最后才是企业分析。

在具体分析时,不能只是一般性的情况罗列,必须按照特定评级制度和分析模型,描述其历史、现状和趋势。

贷款审批是风险控制中最为关键的环节,提高贷款审批质量是关键中的关键。这种预警模型可应用于贷中审查,对贷款决策提供参考依据和技术支持。

通过内部风险评级,对客户信用风险进行多层次、多角度、连续性的监测、定位和预警分析,如确定客户在同行业中的位次,或在当地企业中的排名,或者在其所在地区和所在行业中的排名,等等。

信贷风险预警制度不光在贷款前和贷款过程中全程评估分析,而且必须优化贷后管理技术。

信贷风险预警模型可有效地用于贷后管理,对客户实施连续的跟踪监测,通过一整套分析工具预测各种潜在风险,以便提前采取措施,将隐患消灭于萌芽状态,达到减少信贷资产损失的目的。

采取避免汇率风险措施

在各类由外部波动带来的金融冲击中,汇率波动对中国金融体系的冲击不可忽视。比如去年美元指数贬值4.47%,中国外汇储备即蒸发7322亿美元,损失巨大。

事实上,汇率波动对中国造成的损失,远非外储受损如此简单。在当前的国际金融活动、金融体制以及货币体系下,具有国际储备货币地位的国家与非国际货币国家,实际上是控制与被控制关系。

国际金融控制国家与被控制国家,金融开放或货币兑换风险是不同的,非国际货币国家基本处于被控制地位,具体表现为后者的货币实际发行权操控在前者手中。

比如美联储提高或降低基准联邦利率,中国央行就得做出相应举动,并且因为一年来中国人民币紧盯美元的汇率,在美联储向市场大量注入流动性的同时,中国央行为平抑人民币升值压力,被迫发行更多的人民币加以对冲。

那么,究竟如何有效避免这种冲击,或者如何将这种冲击带来的损失降到最低?

首先,应保持人民币汇率相对稳定。汇率稳定是避免汇率风险的首要条件。

第二,可以确定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合理区间。具体措施之一,明确人民币汇率未来的长期走向。从理论上说,决定汇率长期走向的是购买力平价理论。

随着中国开放程度的提高,过去不可交易的商品,成为可贸易商品,过去交易成本高的商品可能因为新交易技术的出现而变成交易成本低的商品,由此导致的结果是,相对购买力平价可能向绝对购买力平价过渡。因此,人民币汇率的长期变化趋势将是升值的。

确定人民币汇率波动合理区间的具体措施之二,应肯定人民币汇率的短期波动合理。管理浮动汇率政策应该保持与货币政策的一致性,让汇率的变动区间与货币市场的国内外利差的波动相一致。

由于中国国内市场融合程度低而且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不完善,维持汇率的短期波动区间相对狭窄和稳定是完全必要的,这可以避免投机者借助不完善的市场进行恶性操作,降低人民币的信用,最终破坏宏观经济的稳定。

从历史经验看,发展中国家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利益集团在短期内爆发的欲望极其强烈,投机心理也同样强烈,不规范行为和违法、违规行为特别明显。在这种心理欲望的驱使下,该国很容易产生泡沫经济。

一旦国外也参与投机,这种泡沫很容易因大量外部投机而破灭。目前中国并没有摆脱这种机制和心理,这种机制和心理导致了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存在极大风险。

夯实银行和资本市场制度

除了建立必要的风险预警机制外,同时应注意进一步夯实银行和资本市场的基础制度建设。

总的来说,除了继续努力解决不良债务的历史问题外,还应该容许银行在设定贷款条件时,能够充分地反映信息成本、风险成本和交易成本,同时,外部的监管机构要对银行的信用管理实施监督和给予必要的奖惩,避免道德风险所引起的低劣的价格竞争。

谨慎使用房地产抵押的贷款形式,在适当的时候应该容许银行通过多角经营来分散信用风险。同时,还应该注意提高银行的损失准备金和资本金的比例。

央行可以灵活应用再回购等公开市场操作的工具,随时注意由于流动性的紧缩而有可能制约银行的信用供给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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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贡献；经济增长；贡献率

一、新宁县金融业发展的基本情况

目前，新宁县拥有以下金融机构：中央银行县支行1家、政策性银行1家、国有商业银行3家、邮政储蓄银行、华融湘江银行、农村信用社、保险机构4家。截至2012年底，新宁县银行业金融机构存款余额为7643亿元，银行业金融机构贷款为2671亿元，共有47个金融机构网点，其中4个保险业机构网点，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数为1078人，全县共有POS机数为184台，农信社农户信用档案户数为51000户。

为了与其他县域进行横向对比，本文选取了湖南省县域经济实力排名第一的长沙县、邵阳地区经济较为发达的邵东县进行比较。金融发展水平指标选取了金融效率指标（全部金融机构贷款/全部金融机构存款）。

从上表中近12年的数据来看，新宁县金融业对经济增长和第三产业的直接贡献率处于较高的水平，基本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波动性较大。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自2001年上升，增加到2002年的639%，随后再减少到2003年的530%，2003年到2007年变化趋势类似，在2008年的贡献率有稍微减少后，在2009年突增到1122%，至2012年达到1189%。

综上所述，从金融业创造的增加值来看，新宁县金融业发展在经济增长中起着比较重要的作用，金融发展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相辅相成。从贡献率方面分析，金融业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比较明显，在第三产业中的比重也越来越高，这符合新宁县经济较快发展以及三次产业结构调整的要求。

（二）新宁县金融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间接贡献

资本形成、劳动投入、技术实现是经济增长的三个重要因素。各个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会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而有相应的变化，金融业通过上述三个要素的传递对推动经济的快速发展起到了非常大的间接推动作用。对金融业通过经济增长的要素促进经济增长的机制分析有利于深入理解经济运转系统的内在动力，进而为研究和制定长期金融业发展战略与金融政策提供切实有力的依据。下面就新宁县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间接贡献进行计量分析。

为了研究新宁县金融体系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引入一个参数ρ，其中ρ的经济含义定义为资本形成投资资金来源中金融性资金供应总量与资本形成投资价值总额之比。在研究新宁县金融发展对经济间接贡献时，将国内贷款、自筹资金数值之和定义为新宁县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中金融性资金供应总量的具体计算范围，将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价值总额代替资本形成投资价值总额，从而来计算ρ的值。有了ρ的值，可以对分别对新宁县金融―资本形成相对增量、金融―就业相对增量、金融―技术实现相对增量进行计算，从而使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实现量化。

综合上述分析，可以对新宁县金融发展进行如下总结：

（一）新宁县金融业对经济增长的直接贡献相对较高

新宁县金融业创造的增加值，在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在最近10年中基本在2%-3%之间，与其他县域相比处于比较低的水平，且波动性较大，所以金融发展受经济波动及政策影响比较大。但整体上，新宁县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比较高，与经济增长相辅相成，但与较为发达的县域的差距还比较明显，如新宁县金融效率和金融规模均低于邵阳及湖南省内较为发达的县域，这说明新宁县金融业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特别是随着新宁县“十二五”规划的实施，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必然提高金融服务的需求，金融业也将迎来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

（二）新宁县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间接贡献相对较低

金融发展从资本形成、就业和技术实现三个方面来促进经济增长，但从分析来看，除对与金融业密切相关的资本形成的贡献相对较高外（基本都达1%），对就业的贡献不是太大。说明目前要使新宁县经济能获得较快的增长，金融业的发展还需为企业等提供更多的资金和融资渠道。

四、新宁县金融业发展的建议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发现新宁县金融整体发展状态良好，金融业在新宁县经济系统中越来越重要，但尚存在一些问题，尤为严重的是金融结构发展不合理，融资渠道单一，以间接融资为主。为促进这些问题的解决，加快新宁县金融深化发展，我们提出以下几条建议：

（一）大力发展金融中介机构，提高金融资产总额

新宁县金融体系不健全，金融运行的效率和市场化程度低，导致储蓄转化为投资的能力不足，虽然新宁县金融相关比率逐渐上升，但与其他较发达的县域相比，其总体水平并不高，说明新宁县的金融深化程度仍处于较低的水平，故而影响经济增长，要大力发展金融中介机构，相应提高其金融资产的总额，包括在风险允许的范围内适当加大存贷款等，以提高金融系统效率。

（二）努力推动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

加快多元化金融产品的开发，促进银行中间业务的发展，稳步推进资产证券化的发展，积极开拓和发展责任保险、信用保险、健康保险等险种，大力推进保险业的创新。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基金，拓宽投融资渠道，大力培育机构投资者。以山申世遗成功及新宁县列入武陵山经济协作区为契机，依靠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和旅游产业发展带动金融机构、产品和融资方式创新，开发旅游系列信贷产品，拓宽信贷品种，如推行景区农户联保贷款、推出景区生态农业经营收益权益质押贷款等。

（三）促进证券市场的发展，发挥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的综合作用

目前，新宁县融资结构过于单一，间接融资比率过高，一直是困扰金融业协调发展的主要问题，新宁县金融发展起步晚，资本市场发展滞后，证券市场和债券市场还没有发挥作用。新宁县投资增长主要依靠基建投资和国有经济投资拉动，中小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资金来源主要依赖自由资金或银行贷款，投融资渠道单一，严重阻碍经济的发展。因此，促进证券市场的发展，发挥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的综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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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稳健货币政策 债券市场金融监管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770（2011）02-029-03

在201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货币政策由“适度宽松”回归“稳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出现“一松一稳”调控组合。未来，我国货币政策或将“稳中从紧”。这一背景下，债券市场将面临一系列新的挑战和机遇。总体而言，机遇大于挑战，未来我国债券市场的蓬勃发展依然值得期待。

一、稳健货币政策或将是“稳中从紧”

“稳健”一词最早应用于1997年的宏观调控政策。虽然当前的货币政策和1997年开始实行的货币政策同为“稳健”，但我们认为其含义存在一定差异。

1997年，为克服亚洲经济危机对我国带来的不利影响，央行开始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由此，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第一次出现了“一松一稳”调控组合。在直至2007年的随后十年间，稳健货币政策保持不变，总体政策更倾向于“稳中有松”。十余年政策效果的积累，造成了一定程度的货币超发。与此同时，也对价格总水平上涨产生了潜在压力。

2008年以来，为应对金融危机的影响，为国家的“四万亿”政策提供资金支持，央行采取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在推动中国经济率先企稳回升的同时，货币供应量也大规模扩张。尽管这种政策在危机时期对保持经济增长起到不小的作用，但流动性的过剩也一定程度上推高了国内的物价水平，不仅影响了民生，也在积累金融市场的系统性风险。随着我国经济形势不断向好，有必要引导非常时期的货币政策回归到常态的货币政策，要保证银行体系向市场流动性释放适度，而且要保证流通中的货币量与商品及服务交易量之比在一个合适的水平。未来在通胀压力加大和全球流动性泛滥的背景下，货币政策或将转向“稳中从紧”的主基调。

“稳中从紧”的货币政策意味着未来一段时间货币供应量可能将适度收紧，M2的增速会放缓，诸如2009年9.5万亿信贷规模的情形将难以出现。同时，稳中从紧的货币政策也意味着要不断优化社会融资结构，探索货币政策更好效果的发挥。这里的更好效果，是指货币政策的实施，既适应了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对资金的需求，又不对货币供应量产生较大影响，不对物价上涨形成明显推力。

二、稳健基调下债券市场机遇和挑战并存

虽然稳健货币政策的说法最近才得以明确，但货币政策的收紧早已开始。自2010年10月13日对工行、农行、中行、建行、招商、民生等六家银行差别化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央行自2010年10月20日起上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为三年来首次加息；并进而于11月10日、11月19日宣布自11月16日、11月29日两次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受此影响，债券市场的二级市场呈现下跌趋势。观察银行间市场的基准收益率国债收益率可以发现，10月份以来，国债收益整体呈现震荡上行趋势，在加息、提高存准率等央行货币政策的操作时点上，国债收益率出现明显的跳升。

货币政策回归稳健后，将不可避免地对债券市场产生影响。可以说，未来我国债券市场的发展将面临一个各类因素交织、机遇和挑战并存的复杂环境中。

（一）未来债券市场发展面临的挑战

1.资金面收紧对债券市场总体环境有所不利

市场资金面松紧情况是影响债市的最根本因素。在稳健货币政策下，预计未来M2增速较今年会有一定幅度的下降，从而造成债券市场整体资金面的收紧。资金面的整体收紧将不可避免地对债券市场的宏观环境带来不利影响。

2.债券市场运行的波动性将有所加剧

一方面，对于债券发行企业而言，对于加息预期的存在，可能会使得企业在加息之前集中发债，以降低融资成本，而在加息过后发债频率下降，造成了债券发行规模的不均匀。另一方面，未来利用利率进行调控的可能性将存在，而利率的变动将对债券市场的平稳运行带来明显冲击，加剧了市场的波动性。

3.融资成本上升降低企业发债积极性

稳健货币政策下，为应对通胀压力，在信贷规模总体下降的同时，可能将对利率作出适当调整。利率的提高将增加企业发行债券的成本，降低企业债务融资的积极性，进而一定程度上减缓企业的投资需求。在企业发债积极性下降的情况下，债券市场的扩容压力将有所上升。

4.企业潜在违约风险增加

在稳健货币政策下，债券市场的违约风险或将增加。从企业自身角度来看，对于已经发债的企业，利率上升将直接加大企业的付息压力，影响企业财务状况，而且企业的投资需求会受到抑制，对企业的经营和效益也将产生一定负面影响，两方面因素都将导致偿债风险上升。特别是钢铁、煤炭等产业政策调控的重点行业，尤其需要关注。

另一方面，在通胀压力加大的情况下，企业生产成本将不可避免上升，如果企业无法控制原材料的生产成本，或者对产品定价缺乏足够影响力，缺乏转移定价的能力，不能将成本上升的压力以产品价格提高的形式予以全部或者部分克服，无疑将对企业的经济效益产生巨大影响。例如钢铁行业饱受铁矿石高价困扰，而电力行业因高煤价已出现大面积亏损。未来生产成本的上涨将成为影响这类传统行业的企业还本付息能力的主要外部风险，加之产业结构调整加速、国家调控政策趋严，风险将更加复杂化。

（二）未来债券市场发展的机遇

1.债券市场发展的政策环境有所改善

货币政策由“适度宽松”回归“稳健”，社会融资结构也应适时做出调整，以适应经济发展对资金的需求，同时有效减弱社会融资规模对货币供应量的不利影响。社会融资结构由银行信贷、债券融资和股权融资三部分组成。近年来银行放贷逐年攀高，推动了货币供应量的高企；而股权融资规模在世界范围内都相对较小，并且我国2010年上半年IPO融资额已经跃居全球第一，市场承受能力有限，未来难以支撑股市融资大幅增长。因此，发展债券市场便成为改善社会融资结构的最优选择。

2.产业结构调整为债券市场发展带来政策机会

债券市场在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中的作用正逐步并将继续得到中央的肯定与重视。《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明确指出“大力发展债券市场，扩大中小企业集合债券和集合票据发行规模，稳步推进企业债券、公司债券、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发展，拓宽企业债务融资渠道，”因此战略新兴产业将成为明年债券市场扩容的一个突破点。在推动传统产业结构升级、淘汰落后产能方面，推进重点行业企业的兼并重组有望成为债券市场突围的又一契机。目前，我国的并购融资渠道主要包括并购贷款和权益融资，不能完全满足企业的融资要求。而债券是国外成熟市场并购融资的主要方式之一，发展并购债务融资工具有望破冰。

3.债券投资需求或将增加

商业银行是目前债券市场的主要投资人，在稳健货币政策环境下，商业银行对债券的配置需求或将有所增加。原因有两方面：在稳健货币政策下，明年新增信贷规模预计大幅压缩，商业银行发放贷款的规模受限，在追求利润的驱动下，将寻找替代的资金运用渠道，将更多资金投向债券市场。另一方面，如果加息仍采用非对称加息的方式，贷款利率的提高幅度低于存款利率的提高幅度，商业银行发放贷款的利润率将受到压缩，而债券市场的收益率随加息而升高，相比之下，债券市场的吸引力明显增强。

4.为债券市场开放和国际化带来重要契机

当前流动性的泛滥，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外汇占款的快速增长，央行为了对冲外汇占款而投放大量基础货币。如果允许企业发行美元债券，将有助于吸收外汇占款，减轻央行的对冲压力。另一方面，允许外国企业发行人民币债券，疏导国内流动性流向境外投资，也有助于改善流动性过剩的状况。

三、债券市场发行和管理需要适当调整

债券市场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支持作用已经为实践所证明。近年来，伴随着债券市场的不断扩容和制度建设的不断完善，债券市场在支持经济发展、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提高微观主体效益和竞争力方面都体现出了独特的优势。未来，在机遇和挑战并存的大环境下，需要以更加积极、更加开放的态度加强债券市场的建设。

（一）抓住有利政策环境，大力促进债券市场的扩容

一方面，无论从绝对量和相对量来看，我国债券市场尤其是信用债市场都是发展严重不足。从信用债余额占GDP的比重来看， 2009年末我国仅为7.8%，这一比例仅相当于美国的1/10，不到韩国的1/4、泰国的1/3。债券市场扩容的趋势将不会改变。同时，稳健政策下债券市场对于稳定经济增长、应对通胀压力的优势将进一步受到重视。因此，应在统一认识，坚持场外市场发展为主，坚持市场化理念的基础上，大力发展债务融资，为促进经济增长和防控通胀助力护航。

（二）以产品和制度创新，促进国家产业发展和结构调整

稳健货币政策下，同样面临经济结构调整的难题。“十二五”规划中，将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取得重大进展作为未来五年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目标。要充分利用债券市场在调整产业结构中的积极作用，创造条件，促进这一作用的更好发挥。具体来看，一是在债券发行管理方面，通过行业的区别对待和募集资金使用的严格审核及监控，促进传统产业的优化升级，发挥债券市场的产业结构调整功能；二是加大产品创新力度，通过并购债、高收益债等产品创新，适应战略性新兴产业融资需求，加大对新兴产业的支持力度，促进国家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三是通过信用增进等制度创新，为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更好地利用债券市场提供便利，解决中小企业发展过程中的资金瓶颈问题，通过中小企业竞争力的提高推动产业结构调整的进程。

（三）加强对债券市场运行的管理

债券市场运行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对债券一级市场的管理，二是对债券二级市场的管理。

对一级市场而言，稳健货币政策下，包括银行、企业在内的诸多市场参与主体对明年加息的预期变得日渐强烈。加息的预期以及加息通道的判断可能造成企业发行较短期限的债券品种，同时也会导致投资者更加偏重于对短期债券的投资。因此，对于债券市场的监管机构而言，为适应市场的供求形势，需要加强对一级市场变化趋势的研究，以满足市场各方的需求。

对二级市场而言，债券市场波动性和潜在风险的增加对风险预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一是对市场已发行债券企业进行全面的检查，重点检查其对流动性收紧的应变能力和财务的变化趋势，梳理市场运行的整体状况；二是加强对重点行业和重点企业的监测预警力度，尤其是一些产品定价权较弱、成本上升不能通过产品价格上涨充分抵消的行业和企业，更要密切关注其财务状况的恶化情况，及时采取措施应对可能出现的偿债风险；三是，建议对该类行业和企业加大市场检查和监测的力度

（四）着力优化投资者结构

针对稳健货币政策下，银行持有债券比例可能进一步提高的趋势，为有效防止风险过度集中于银行系统，要采取措施促进投资者队伍的不断优化：一是增加非银行类的机构投资者的比重，推动非银行金融机构在投资债券方面的法律障碍的消除；二是突破只有金融机构才能从事自营业务的政策，通过降低门槛、放开限制、市场创新等措施，给予非金融机构独立、自主、平等参与债券投资的权利；三是加大对信用社、农商行等参与债券市场的辅导力度，提高其参与债券投资的水平和技能。

（五）稳步推进债券市场的国际化

抓住稳健货币政策所创造的有利契机，推动境外机构参与国内债券市场。一是推动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二是扩大境内发债的境外主体范围，抓紧修改国际开发机构发债有关管理规定；三是在市场管理、会计准则、评级机构准入等方面，以更加务实、开放的态度，加强与国际组织、外国政府部门等各方的沟通协调，积极参与各类标准制订与讨论，增强我们的主动权与话语权。但是，在债券市场的开放过程中，也要注意由此带来的市场波动风险、市场传递风险和金融监管风险。

参考文献：

1.易宪容，“稳健”货币政策的基本内涵，中国日报网，2010.12.7

2.申世军，陈珊，我国债券市场的持有结构特征及优化建议，中国货币市场，2010（12）

3.谷小青，美国高收益债券市场的发展及对我国的启示，银行家，20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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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监管标准 商业银行 资本管理

金融危机的爆发和迅速蔓延，充分暴露出此前金融监管的问题，新出台的巴塞尔协议Ⅲ完善了资本框架，建立了逆周期宏观审慎管理框架，对于推动全球银行业监管改革具有重大意义。

为了构建更完善的金融监管框架，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以《巴塞尔协议Ⅲ》为根据，结合国内银行业经营和监管的实际情况，在2011年5月3日颁布了《中国银行业实施新监管标准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新监管标准），即中国版巴塞尔协议Ⅲ。

新监管标准实现了宏观审慎和微观审慎监管的有机结合，统筹考虑了我国经济周期和金融市场发展变化趋势，科学明确了资本充足率、杠杆率、流动性和贷款损失准备四大新监管指标，进一步完善我国银行业监管标准，致力于维护银行体系的长期稳健发展。

一、新监管标准的重点内容

新监管标准的重点内容按照四大新监管指标总结如下：

（一）加强资本充足率监管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一级资本充足率和资本充足率分别最低5%、6%和8%。引入逆周期资本监管框架，即2.5%的留存超额资本和0-2.5%的逆周期超额资本。系统重要性银行的附加资本要求暂定为1%，其和非系统重要性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分别最低11.5%和10.5%，若出现系统性的信贷过快增长，商业银行需计提逆周期超额资本。

（二）建立杠杆率监管标准

杠杆率不低于4%，以控制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杠杆率积累。

（三）改进流动性风险监管

建立流动性覆盖率（最低100%）、净稳定融资比例（最低100%）、流动性比例、存贷比以及核心负债依存度、流动性缺口率、客户存款集中度以及同业负债集中度等多个流动性风险监管和监测指标。

（四）引入贷款损失准备监管

贷款拨备率最低2.5%，拨备覆盖率最低150%，原则上按两者孰高的方法确定银行业金融机构贷款损失准备监管要求。建立差异化的动态调整贷款损失准备制度。

二、新监管标准对中国商业银行资本管理的影响

（一）新监管标准对银行资本充足率的影响

在短期内，新监管标准的资本充足率要求对我国商业银行影响不大。但长期来看，我国资本市场不够完善，利率还未完全市场化，商业银行利润主要依赖存贷利差，经济增长对银行信贷的依赖性较强。我国每年要保持8%-10%的GDP增速，银行信贷就必须达到15-20%的增速，未来银行将会面临一定的资本缺口，大大增加资本补充的压力。为了持续达到新资本充足率监管要求，商业银行可能要走向资本“补血”之路。

（二）新监管标准对银行杠杆率的影响

吸取金融危机的教训，监管者意识到低杠杆率是加重金融危机的原因之一，所以新监管标准的杠杆率要求也比巴塞尔协议严格。

我国商业银行依赖传统信贷业务，表外业务占比较小，杠杆率普遍高于混业经营的欧美国家银行。

从长期看，杠杆率将抑制商业银行信贷扩张冲动，减少银行从事复杂衍生品投资所带来的风险。而随着利率市场化的不断推进，传统信贷盈利模式受到约束，表外业务也在快速的发展，杠杆率一定会有所下降，未来为了保证达标就必须要计提更多的监管资本。

（三）新监管标准对银行流动性的影响

国内大多数银行能够在短期内达到监管要求。多维度的监管体系，有利于推动我国商业银行重视流动性风险管理，增加优质的流动性资产储备和长期稳定资金来源，减少融资期限错配。

新流动性监管标准不仅包括长期监管目标，还着重突出低于30天的短期监控目标。6月份银监会开始实行日均存贷比考核，银行不能只在月末、季末时点控制存贷比，为达标而推出高收益理财产品、高息揽储等违规现象，必须每日调控存款和信贷节奏，有利于督促银行加强经营和流动性管理，保证信贷发放的平稳有序。银监会采取日均存贷比监管后，存款活期化、短期化现象却日益突出，对存贷比等流动性监管达标将造成不小压力。所以长期来看，商业银行业务转型要求迫切，要提高非利息收入占比，增加其对净资产收益率的贡献。

（四）新监管标准对银行贷款损失准备的影响

通过分析可知，贷款拨备率=贷款减值准备金/贷款总额，拨备覆盖率=贷款减值准备金/不良贷款，两者差别在于分母。中小股份制银行不良贷款率比五大行要低，所以在同样贷款减值准备金条件下，中小银行的拨备覆盖率就更高。另外，各银行都在加强对不良贷款的整治力度，使不良贷款余额和不良贷款率都有所下降，而贷款总额又因信贷扩张有所增加，故而导致拨备覆盖率的升高和贷款拨备率的下降，甚至拨备覆盖率全体达标。

2011年末商业银行拨备覆盖率继续提高，达到278.1%，比上年末提高60.4%；商业银行的贷款拨备率为2.7%，比上年末提高0.21%，虽然行业平均为2.7%，但个别银行不达标，如何解决该问题还得从分子与分母分别入手。

动态拨备调整制度大大提高了银行信贷规模扩张的成本，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贷款的过快增长。这个2.5%的贷款拨备率下限，其实是出于控制信贷规模的考虑，是一种逆周期监管，有利于在当前信贷扩张时期积累资源，增加应对未来经济可能处于下行周期的损失准备。

三、新监管标准下商业银行资本管理的建议

（一）构建以内部融资为主的长期资本补充机制

对于未来将面对的资本缺口，国内银行需要建立长期有效的资本补充机制。

目前股权融资是银行补充资本的主要渠道，但有很大的局限性，股权融资使一级资本多为普通股权益，虽然吸收风险损失能力强，但成本较高，而且程序繁杂，影响原股东控制权，使其越来越难受到股东的青睐。另一重要渠道是发行次级债和混合资本债。目前我国长期次级债券基本上都带有“赎回激励”的条款，但根据巴塞尔协议Ⅲ关于二级资本工具赎回的限制性规定，该债券不能进入二级资本范畴。而且在未来国内银行都会加大资本市场融资力度，货币政策又仍然趋紧，所以这些外源融资成本会不断提高，使其失去优势。

综上可知，长期依赖外部市场频繁再融资的模式已经难以持续下去，银行应以内部资本积累为主，运用留存收益建立新的资本补充机制。内部融资虽然受到银行自身经营业绩的限制，但是相对外部融资更加灵活、有弹性，且成本低，不会稀释股权。商业银行可减少现金分红比例、提高留存利润，优先采取转增股本金的方式进行利润分配，树立持续稳定发展理念，构建以留存利润为主的长期资本补充机制。

（二）调整业务结构，转型经营模式

基于国内银行现状，为持续达到新监管要求银行急需改变传统赢利模式。传统信贷业务是资本消耗型业务，银行应该加大风险权重低、资本消耗少的零售业务的营销力度，大力发展资本占用较少、综合回报高的中间业务，拓展潜力大的表外业务。比如可以拓展财富管理、私人银行、业务、财务顾问等中间业务，适度调整保函、信用证等贸易融资表外业务的规模，提高非利息收入占比，缓解资本瓶颈约束，促进银行盈利模式的转变。银行在制定业务计划时，应该分析其资本消耗、风险权重、盈利能力、流动性和客户需求等特点再权衡取舍。对于风险权重高，流动性弱，但客户需求高的业务，可提高定价转嫁成本来继续支持，否则采取退出战略。

（三）调整资产负债占比，加强流动性风险管理

适当调整资产负债管理方式，扩大优质流动性资产，提高国债等风险加权系数为零的证券投资占比，适度降低银行体系内资产，减少对同业存放和票据融资等业务的依赖，增强存款稳定性，提高零售存款和中小企业存款拓展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