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承包土地土地法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农民承包土地土地法，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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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村土地权益；存在问题；法律保障

中图分类号：F321.1 文献标识码：A

《农村土地承包法》是发展农业经济和建设农村经济社会的重要法律，它能够响应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我国农村土地的基本经营制度实行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这样做有利于制度的长期稳定，从根本上保护了农民的利益。对于农民来说，土地使用权是农民最重要的土地权益，要想保护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政府就应该维护农村土地承包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加强农村土地承包管理，保障农民合法土地权益是维护农村社会稳定的重要内容。

1 土地承包管理中容易出现的问题

1.1 由于土地流转的不规范引起的纠纷

在土地承包期间，农村的土地流转程序还不完备，不规范，从而引发土地承包纠纷。主要是转包转让型、代耕代种型和流转合同不规范型三种。

1.2 由于人地不均产生的矛盾

由于增人少地或减人多地的现象存在导致问题的产生。比如有一些出嫁或离异后的妇女，并未取得新的土地承包权，在原土地承包合同还没有到期的情况下，就被单方终止了合同，使得那些妇女丧失了土地承包权。

1.3 外出务工人员返乡，要田种地

由于国家下达的一系列文件和出台的惠民政策，许多外出务工人员都纷纷返乡，要田种地。而农民外出务工后，有的原承包土地被侵占，有的被村委会单方终止承包合同进行土地流转，从而丧失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这就容易因要地而引发纠纷。马上就要在全国范围实施产权制度改革了，原来土地承包合同是否规范，关系着农民的土地权利是否能够明确。

1.4 由政府引发的纠纷

政府对农民土地经营权的过多干预和不规范行为等也容易引发纠纷。有些地方政府推进城镇化进程心情迫切，为了开发项目忽略农民的意愿强行征地，不惜牺牲被征地农民利益。还有的为了追求土地财政，不仅越权处理土地承包合同，甚至在未到承包合同期限时就收回土地或另行发包。土地是农民基本生活的保障，农民为了维护土地，就由此引发了许多征地纠纷和矛盾，甚至是各类恶性事件。

2 保障农民合法土地权益的法律政策

法律手段是解决当前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不可缺少的手段。随着我国一系列的惠农政策出台，随着中国城市化城镇化的高速推进，农村土地承包纠纷问题也逐日增加，土地承包纠纷问题能否妥善解决是发展农村经济的重要因素。

2002年《农村土地承包法》的出台，标志着我国农村土地制度已经进入了法制化建设的新时期。《农村土地承包法》是维护农民土地承包权益的根本法律依据。明确在土地承包方面的法律政策，无疑是提高农村经济发展和维持社会稳定的重要内容。这是从农村改革的历史经验当中总结而出的，它的出发点是尊重广大农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和维护农民合法土地权益。

3 完善延长土地承包期后续工作

土地承包工作中，延包后续这一项一直是难度较大的工作，但也是党和政府进行加强农村土地承包管理的首要任务。从2000年全国基本完成延长土地承包期工作以来，延包后续完善工作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仍然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解决，土地承包管理的相关政策还要继续完善。我国产业工人当中，大部分是农民工，农民工的土地承包权益直接影响到农民工的切身利益。而维护农民工的土地承包权益也是国家统筹城乡发展的重大战略性问题。要依照有关土地承包管理的法律做好农民工承包土地确权发证、规范流转和调解纠纷的工作。

做好延长土地承包期后续完善工作，要进一步明确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全面补充、完善延包后续工作，积极加强土地承包档案的管理，并由专人专柜妥善保管土地承包方案、合同、证书和登记簿，力争确保土地承包档案与实际土地承包情况相一致。进一步规范引导农村土地流转，规范土地承包经营权合理流转制度，允许土地承包经营权依法转让、转包、互换、出租、退包。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操作程序予以规范完善并纳入村务公开，指导农民坚持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进行土地流转，确保农村土地规范有序流转。

4 创办多个土地承包纠纷仲裁试点

仲裁是解决人民商事纠纷的重要手段，它的特点在于程序简便，费用低廉，是群众解决纠纷争议的快捷途径。创办土地承包纠纷仲裁试点以来，受到农民群众的积极响应，化解了部分农村土地承包纠纷，维护了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在试点受理的案件中，农民群众最关心的是土地承包30a不变和土地收益分配问题，最突出的问题是人口迁移后土地调整问题；土地征用补偿费分配问题；农民外出务工后丧失了土地承包经营权问题；土地流转带来的纠纷问题。

调解仲裁体系是土地承包纠纷仲裁工作的核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明确指出县区应成立并完善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乡镇应成立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办公室，村级的应建立土地承包纠纷的仲裁小组，每一级都有相应调节土地承包纠纷的仲裁体系。农村土地承包仲裁试点参照法院的办案模式开展仲裁工作。按照先调解后仲裁的原则，由乡镇农村承包合同管理部门先进行调解，在调解未果的情况下，再到县区仲裁庭申请仲裁。对每个案件严格实行回访制度。

创办土地承包纠纷仲裁试点要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4.1 成立机构

各县区组建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委员会，设立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委员会办公室和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委员会仲裁庭。各乡镇也应对应成立农村承包合同管理委员会，配备专兼职调解、仲裁人员。

4.2 建立健全制度，规范仲裁程序

参照诉讼法、仲裁法等法律法规，结合土地承包体制的特点，制定涉及仲裁程序、仲裁回避制度、仲裁员规则、职责仲裁规则流程、仲裁庭纪律、庭审规则、规范文书、档案文书管理等一系列规章制度，确保纠纷仲裁工作规范有序地进行。

4.3 强化对仲裁员的培训

强化仲裁人员的法律和政策知识的培训，努力搭建仲裁员实践观摩平台，积累经验，不断提高仲裁员的业务素质和办案水平，确保仲裁质量。

4.4 落实办案经费

办理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不好向农民直接收取费用，也没有收费标准可循。但办理案件所需的调查差旅费、文书材料费、实地查证等费用要有经费保障。

4.5 法律效力要给予保障

试点仲裁庭没有执行权力，仲裁、调解后的案件难以执行，需要国家出台系统的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办法或实施细则。

4.6 加大宣传力度

提高农民群众的法制意识，了解相应的法律政策，以维护自己合法土地权益。政府部门要利用电视、广播、宣传栏、条幅等载体广泛宣传《调解仲裁法》，使得广大的人民群众了解这个机构，支持依法行政，为农村土地承包管理的工作提供便利。

5 结语

土地是农民最重要的社会保障，也是农民生存基本和发展的依靠。由于农村土地直接关系到农民的根本利益，与此相关的主体众多，关系和情况就变得十分复杂。能够顺利解决农村土地承包的问题和纠纷，是维护农民土地承包权益的重要工作。农民土地承包权益工作未来将会遇到更多复杂的利益主体和利益关系。因此，对于农村土地承包问题的解决和农民土地权益的维护，还需要经过长期的认识和重视，完善一系列的保障政策。

参考文献

[1] 危朝安.进一步加强农村土地承包管理工作切实维护好农民土地承包权益[J].农村财务会计，2006（11）.

[2] 王建华.加强农村土地承包管理保障农民合法土地权益[J].三农视点，2012：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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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条　被申请人应当自收到仲裁申请书副本之日起十日内向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提交答辩书：书面答辩确有困难的，可以口头答辩，由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记入笔录，经被申请人核实后由其签名、盖章或者按指印。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应当自收到答辩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将答辩书副本送达申请人。被申请人未答辩的，不影响仲裁程序的进行。

第二十六条　一方当事人因另一方当事人的行为或者其他原因，可能使裁决不能执行或者难以执行的，可以申请财产保全。

当事人申请财产保全的，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应当将当事人的申请提交被申请人住所地或者财产所在地的基层人民法院。

申请有错误的，申请人应当赔偿被申请人因财产保全所遭受的损失。

第三节　仲裁庭的组成

第二十七条　仲裁庭由三名仲裁员组成，首席仲裁员由当事人共同选定，其他二名仲裁员由当事人各自选定：当事人不能选定的，由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主任指定。

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经双方当事人同意，可以由一名仲裁员仲裁，仲裁员由当事人共同选定或者由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主任指定。

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应当自仲裁庭组成之日起二个工作日内将仲裁庭组成情况通知当事人。

第二十八条　仲裁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必须回避，当事人也有权以口头或者书面方式申请其回避：

(一)是本案当事人或群当事人、人的近亲属：

(二)与本案有利害关系：

(三)与本案当事人、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仲裁：

(四)私自会见当事人、人，或者接受当事人、人的请客送礼。

当事人提出回避申请，应当说明理由，在首次开庭前提出。回避事由在首次开庭后知道的，可以在最后一次开庭终结前提出。

第二十九条　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对回避申请应当及时作出决定，以口头或者书面方式通知当事人，并说明理由。

仲裁员是否回避，由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主任决定：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主任担任仲裁员时，由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集体决定。

仲裁员因回避或者其他原因不能履行职责的，应当依照本法规定重新选定或者指定仲裁员。

第四节　开庭和裁决

第三十条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应当开庭进行。

开庭可以在纠纷涉及的土地所在地的乡(镇)或者村进行，也可以在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所在地进行。当事人双方要求在乡(镇)或者村开庭的，应当在该乡(镇)或者村开庭。

开庭应当公开，但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以及当事人约定不公开的除外。

第三十一条　仲裁庭应当在开庭五个工作日前将开庭的时间、地点通知当事人和其他仲裁参与人。

当事人有正当理由的，可以向仲裁庭请求变更开庭的时间、地点。是否变更，由仲裁庭决定。

第三十二条　当事人申请仲裁后，可以自行和解。达成和解协议的，可以请求仲裁庭根据和解协议作出裁决书，也可以撤回仲裁申请。

第三十三条　申请人可以放弃或者变更仲裁请求，被申请人可以承认或者反驳仲裁请求，有权提出反请求。

第三十四条　仲裁庭作出裁决前，申请人撤回仲裁申请的，除被申请人提出反请求的外，仲裁庭应当终止仲裁。

第三十五条　申请人经书面通知，无正当理由不到庭或者未经仲裁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视为撤回仲裁申请。

被申请人经书面通知，无正当理由不到庭或者未经仲裁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裁决。

第三十六条　当事人在开庭过程中有权发表意见、陈述事实和理由、提供证据、进行质证和辩论。对不通晓当地通用语言文字的当事人，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应当为其提供翻译。

第三十七条　当事人应当对自己的主张提供证据，与纠纷有关的证据由作为当事人一方的发包方等掌握管理的，该当事人应当在仲裁庭指定的期限内提供，逾期不提供的，应当承担不利后果。

第三十八条　仲裁庭认为有必要收集的汪据，可以自行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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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农村土地法律制度研究”课题组对农村土地法律制度研究的田野调查成果以著作的形式———《农村土地法律制度研究》今年初公开出版后，在学界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课题组一系列数据访谈笔录和亲历的调研过程显示，我国现行农地制度无论在主体确定、权利归属、权利行使、权利流转、权利实现、权利保障方面，还是在政府、集体和农民三者私权关系的理顺上，都存在着体系凌乱、顾此失彼之弊，实有改造的必要与可能。法律确认的农地制度与农民和农村基层干部的实际认识、具体操作存在较大差距，他们不太满意或全盘接受现行的农地具体制度，有的法条形同虚设、效果不佳甚至适得其反。而各地农民在实践中创造的经营模式也没有被立法者充分认知、接纳和理解。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民法室主任孙宪忠研究员评价说，农民土地的法律制度建立比一般的民事权利制度的建立更为重要，因为我国在过去实行城市与农村的“二元化”结构，农民身份终生固定，无形中被排斥在城市化和现代化之外，数十年后的今天无论是从哪个方面看，他们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的弱势群体。对这一弱势群体基本权利的法律制度的建立，不论是立法者还是法律研究者，都应该倾注更大的人文关怀。但是要关怀农民，首先要知道农民的要求，所以必须首先进行这一方面的现实调查和分析，而我们现有的这一方面的研究成果是十分缺乏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农村土地法律制度研究”课题组利用田野调查素材对现实运行中的农村土地法律制度实效的检验，并间接地验证了规范研究成果的一些结论，尤其为当前物权立法中如何积极克服现行土地法律制度的弊端，设计(农村)土地物权制度提供了宝贵的素材。这种让事实说话，不含功利色彩的严谨而务实的学风，不仅体现了作为学者对中国农民的一份责任和良知，也直接、生动地反映出“法治是一种实践的事业，而不是一种玄思的事业”(苏力语)。

武汉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温世扬教授认为，农村土地制度的研究在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中，早已得到开发，甚至是过度开发，但在法学领域，往往习惯于从概念到概念的思辨性研究，结果没有太大的新意，也难为制度改良提供更有价值的材料。“农村土地法律制度研究”课题组通过研究方法的变革，以田野调查的实证主义方式去努力推动农村土地法律问题的研究深入，为物权法理论在农村的适用进行基础性的准备。既契合了现行物权法研究的主旨，又抓住了“三农”问题的要害。应该意识到，“三农”问题千头万绪，牵涉方方面面，而农村土地制度无疑是各种问题节点，人地关系、税费改革、农民负担，劳动力移转、粮食生产安全、土地征用、社会保障、农民集体经济组织与村民自治等无不与此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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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集体土地所有制;土地流转;法律保障机制

中图分类号:DF45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32-0029-03

一、新时期农村集体土地流转的政策依据

根据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决定》的基本精神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到2020年,农民的人均收入比2008年翻一番,绝对贫困现象基本消除,这是实现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决定》同时指出,农村经济体制更加完善,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机制基本建立,现代化农业建设取得显著进展,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显著提高。今后要把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重点放在农村,并确立了农村改革发展的具体目标。特别强调,在新的形式下,用法律的形式规范农村土地流转的有序进程,使之更加有利于农村现代化经济建设。

土地是农业的基本要素,党的制定的土地承包制,是农村改革的重大措施,改变了原来的集体劳动、集体管理、吃大锅饭、绝对平均的分配方式,在很大程度上调动了农民生产劳动的积极性。随着农村改革深入发展,解放了农村的劳动力,大批农民工进入城市,不仅加速了工业化进程,也促进了农村现代化建设。土地流转的出现,正是现代化经济建设高速发展的必然过程。只有建立相应的适合于土地流转的法治环境,才能使土地流转合理、合法、有序。因为早期实行集体所有制的土地承包责任制,没有更多的土地流转的形式发生和需求,也就不会产生相关的法律、法规。一切法律、法规的产生皆来自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两千多年前的《淮南子》指出:“法生于义,义生于众适,众适合于人心”;“法者非天坠,非地生,发于人间而反以自正。”[1]事实就是如此,一切法律的需求来自于社会实践,又反过来作用于实践,关于土地流转的法律、法规,也只能是从社会实践的需求中产生,又用于维护土地流转的有序与合理,这是科学的结论。

二、农村集体土地流转的实体法律保障机制

根据我国土地法第10条、第14四条、第15条等的相关规定,确定了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的法定概念。但是,从现实来看农村集体一词大致可以有三种范围,一是村农民集体;二是村内两个以上农村经济集体组织;三是乡镇农民集体。显然这是三个不同级别的又不相统属的集体概念,至少表现在集体所有权的土地方面是三种集体形式,即具有“村内两个以上集体”成员资格,还能够具有“村集体”成员资格和同时具有乡镇集体成员资格。

从我国《物权法》第60条①规定可以看出,这三种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所有权的归属并不能相互统辖,即村集体、村内两个以上集体、乡镇集体,三者的集体所有的土地,各有归属,分别代表了三个(或三块)不同范围的土地。因此,集体成员资格的集体范围也不相同[2]。

(一)关于取得集体所有制土地所有权的集体成员资格的法律规定

集体所有权土地的集体成员资格的获得,从法律上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具有血缘关系的生育,人口生育自然取得集体成员的资格;二是经过法律程序的领养和结婚。其他方式如赠与关系则不能取得农村集体成员资格。另一种变通的取得该土地部分使用权的方式是经过2/3以上村民或者村民代表同意,可以有偿获得一定时限承包、承租或者转让使用的权利,这在用益物权中具有相关的规定。但是,从法律上讲,承租人、承包人、受让人等一但具有该土地的占有、经营、收益等权利,有可能成为“永久性”用益物权,那么,取得该集体所有权土地属于集体成员以外的人,他对该土地的使用权不再发生流转,就可以成为永久性用益物权的持有者。

(二)农村集体土地的实体权利

1.根据法律规定,出现自动取得土地的用益物权的条件

(1)婚姻。无论男女,只要合法成为土地承包责任制家庭的成员之一,尽管他(她)并不具备本集体所有土地成员资格,无论他(她)有无集体户籍,只要该户所承包土地仍在承包期内,就自然具备了该户对所承包土地的占有、经营、收益权;(2)收养关系的合法成立;(3)合法的土地流转获得的该土地的用益物权。可见,土地用益物权是可以无限制的重叠拥有和获得,从本质上不同于初始阶段的土地承包到户的土地承包制。

2.土地用益物权具有可继承性

土地承包责任制是按农户为单位,以每户人数为基本单位的承包制度。《物权法》第117条规定,用益物权人对他人所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但是,该农户具体行使占有权的人,一般为该农户户主或当家人。户主与当家人的本质不同,习惯上,户主指家中长辈,而当家人则不一定是长辈。两者在法律上所处的地位是不同的,在土地承包期内,户主与当家人的继承地位也是不同的。在当前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的状况下,每户成员的死亡或者身份变动,均可以形成互相继承的平等权利。当发生土地流转时,该户的权利主张不因户主或当家人的变更而发生变化。

3.土地用益物权具有可转让性

在以每户为单位的土地承包责任制时,丧失土地所有权集体成员资格,有时并不能使已经承包而且尚未完成一个承包期的土地承包权丧失,一农户于承包责任制实施之际,如为6口人之家,每人应承包该集体土地一亩,期限为30年或更久。那么,承包责任生效以后,发生人员变化,该6口之家死亡1人,其土地承包期未满,该户原承包6亩土地数并不发生改变。一人或几个集体所有权的成员资格的变化,其用益物权的资格仍然在该家庭(户),直至该土地承包期完成。

(三)农村集体成员资格的丧失

《物权法》第59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不动产和动产属于集体成员集体所有的原则,农民集体所有权的土地为集体成员集体所有的概念,随其集体所有权集体成员资格的丧失,也同时丧失了对该物权的集体所有权的资格。根据法律规定,农民遇有下列情况之一时,丧失农村集体成员资格:

1.死亡;2.婚姻、收养等属于法律程序允许的长久或终身脱离该集体时;3.该集体土地全部丧失;4.该集体成员全部永久性迁移;5.经过法定的转让程序之后。

以上诸改变,使集体所有权的两个基本要素之一或全部发生缺失,所以,集体所有权成员资格也随之丧失。但农村土地流转在下列情况下,用益物权合法存在,即集体所有权的土地的承包权不伴随集体成员资格的存在与消失而消失。

1.升学、参加工作(如公务员等);2.服刑;3.农民进城创业,经商,办实业等;4.参军;5.脱离本集体并从事本集体以外的农村有偿承包土地的耕作、占有、收益;6.从事国有土地的开发利用;7.丧失劳动能力;8.其他原因脱离本集体的不定期因素。

三、农村集体土地流转相关的程序法律保障机制

1999年1月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法》第二章规定了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其中第8条规定:“城市市区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非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农村集体所有,宅基地、自留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

我国的土地所有权分为两种,国家所有和农村集体所有。所以,农民和城市居民使用的任何土地,从法律上讲,均为使用权,而非所有权。使用权的获得,必须经过法律程序。即对国有土地,须经国家相关法律程序批准,对农村集体的所有的土地,必须经过集体所有土地的集体成员通过并报上级批准。这一结论,是从法律概念作出的。《土地法》第9条①、第10条②分别作出了具体规定。从规定可以看出,农村土地流转,是指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的流转。《物权法》对此作出了更加明确的解释和规定,《物权法》第59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不动产和动产,属于本集体成员所有。”从法律规定中可以理解为,集体所有制的所有权为集体成员平等占有,不记年龄、性别、地位、财产、阶级以及加入本集体时间的长短,贡献大小等等。而仅有的,也是必须的条件,就是户籍的地域状况,一个人只要出生在农村某一自然村的农户家庭,又与该农户具有直接的血缘关系,就自然取得了其父母所在地域的农村集体所有制的集体成员资格。但是,本集体以外的成员,想加入本集体,从而享有该集体成员的所有权的平均权利,就必须经过相应的法律程序,如婚娶、收养关系,以及其他法律程序等等。

我国农村土地流转所涉及的法律问题,一是集体所有权成员资格问题;二是耕地不得擅自改作非耕地或者建设用地。这两条是基本原则。流转涉及本集体成员以外的人员欲承包或承租集体的土地,《土地法》中规定必须经村委会会议2/3以上成员或者2/3以上村民代表同意。

四、目前我国农村集体土地流转过程中存在的法律问题及其解决路径

从当前相关法律框架下的土地流转现状可以发现,土地承包责任制的承包期的长短,直接关系到农村社会的稳定发展。30年不变,甚至70年或永久不变(这里讲的是用益物权而非所有权),土地的所有权与用益物权有本质上的区别,所有权是,即拥有该物的主管物权,是该物的归属,所有权的性质与社会经济体制有关。

农村土地流转,是集体所有制的土地的用益物权的改变,从根本上不会损害该集体所有权的集体成员的利益,而集体成员资格的取得是以自然的地域条件为基础的时限性所决定的,而取得其用益物权的资格与所有权集体成员资格相同。但是,与所有权不同的是用益物权可以经过2/3以上村民或村民代表的同意,即有偿的获得以转包、转租等方式的该土地的用益物权,使用年限为该承包期以内,如果承包期无限制延长,即属于永久性,那么,该土地用益物权即为永久性的属于非本集体成员所有。实质上,该土地转包、转租或受让者即成为该土地集体成员。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和农村现代化的快速发展,将有一半甚至更多的原农村人口转入城市,就可能发生大量的土地流转,该集体所有权土地的集体成员也将发生变化,甚至可能成为某几个或仅一家一户所有,是否仍为原集体成员已无法预定。因为土地的现代化设施以及标准化生产模式的建设,长期性的或永久性的占有、经营、收益是相关设施投资的基础。土地用益物权的长期性、永久性,将有利于现代农业的发展,也是城镇一体化经济建设的需要。

集体所有土地用益物权的获得者,在土地承包期无限制的延长之后,其用益物权也随之延长。只有出现下列情况下,在自愿的基础上,才能丧失永久性的用益物权。一是死亡;二是转让。

转让非转包、转租、合作入股等性质,转让是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是承包人、发包人的土地承包关系的终止。转让者也不再享有该土地承包经营权,实质上该集体土地所有权的集体成员资格也随之消失。所以转让者应具备以下条件,才能够通过法律程序。

1.转让人具有稳定的非农业职业收入;2.自愿;3.合法[2]260。

非农业职业收入稳定,是指其收入来源非农业基本稳定,如公务员身份等状态下。才可以具备转让土地承包权的条件,这正是为保障农民生活的基本利益出发。即承包人失去生活保障之后,能够保障其生活来源。因此,必须取得发包方的批准,才能解除原承包人的土地承包关系的资格。由此可以看出,《物权法》第128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依照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有权将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转包、互换、转让等方式流转。流转的期限不得超过承包期的剩余期限。未经依法批准,不得将承包地用于非农建设。”正是根据此规定,转包出租等不发生权利主体的更换,原有的土地发包承包关系不发生变化,即承包人仍享有原来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所以,在法律上规定,转让所承包的土地经营权,必须有变更登记过程。

由于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体制建设,农民转入城镇后,并具备了相对稳定的非农业职业的经济收入,身份与城市居民同等,当其对原有土地的用益物权进行流转时,毫无疑问的取得一份该土地用益物权流转产生的经济利益,这一过程是法定的合法程序。但是,与原来的城镇居民包括工人等非农业人口相比,具有明显不同,与留在农村仍以农业为生活来源的农民相比,也具有明显的优势。维护用益物权的同时,却出现了不平等而合法的现象。

2/3以上村民或2/3以上村民代表同意由非本集体成员承包等方式获取农村承包经营权,有可能在城镇化、工业化、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导致集体成员资格的集体丧失,最终使该集体所有的土地,被一位或几位承包者占有全部的用益物权。当承包期无限制延长时,造成该土地占有、收益的高度集中。从而导致土地资源被少数人控制的现象而使更多的农民失去基本生活保障,增加社会的负担。

尤其抵押权的使用,也使农村集体所有制土地的使用权发生复杂的归属变化,因为抵押权仍为有诸多不确定因素。[2]349

关于农村集体、村内两个以上集体、乡镇集体三个农民集体经济组织的集体土地所有权,在土地流转过程中也出现集体成员资格的归属问题,不仅是用益物权的归属。对这种集体所有权的土地归属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在国家实施农村土地承包制,承包到户的时期,村民集体所有制的土地按村民人口平均分配,然后以户人口数为计算标准,将全村土地全部承包到户,在本届承包完成之后,各户人口数的变动,不再受承包土地计算的影响,即承包程序过程规定的时间为计算人口的截止日期,过此日期,各户均遵守“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原则,直至本届承包期30年期满,再行承包计算人口与土地。所以,乡镇、村、村内两个以上集体经济组织,除了集体所有制的乡镇、村、村内该集体经济组织所办企业之外,无集体耕地。这种完全承包的现象比较少,其原因是,当废除、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核算时,改为乡镇,生产大队改为村,生产队改为村民小组。为了解决农民的基本生活,而承包到户的土地是这三种集体所有权的一种方式,正如《土地法》中规定的,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村民集体所有,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已经分别属于村内两个以上农村经济组织所有的,由村内各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小组经营管理;已属于乡镇集体所有的,由乡镇集体经济组织经营管理。除了已经承包到户部分耕地之外,还有一部分是原于以上三种不同形式的集体用益物权,并未承包到户,这一部分的土地使用权(用益物权)为集体所有。即由该集体的代表村委会、乡镇该集体经济组织负责人及村民小组长掌控。这是第二种情况,这一部分用益物权的流转方式,由依法代行用益物权的方式由村民各级领导进行,接受村民监督。

可见,以上三种不同级别和范围的集体成员的用益物权的使用,其法律地位是相同的。但是,明显的不符合法律逻辑概念。所以,这三种农民集体所有权土地的归属及其用益物权的分配、使用等从法律地位等方面,尚需进一步完善,对土地流转的年限规定,也应当作出更科学的调整,从而保障农民最基本的生活,即对土地的用益物权的稳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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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的不足

农村土地承包制度本身存在着历史的局限性，并非是改变一两个抽象的法律术语就能弥补的，具体表现有：

（一）最根本的缺陷是没有准确体现农业生产力水平，因而不能充分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不能最大限度地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农村土地承包是按照农业人口分配的，而不是按照生产能力分配的，在实行土地承包经营之初，由于生产力水平普遍较低，这种“耕者有其田”的制度有利于每一块土地的效益得到充分开发和利用，也有利于解除农民的后顾之忧，起到了社保的作用，有其必然性和积极的意义。然而，经过近30年的发展，在东部乃至中部的部分省份，农业生产水平已经比较发达，但这种现代化的生产力水平却因为土地的条块分割而得不到充分发挥，不能发挥社会化的大生产（部分农场除外）的效率，虽然已有农民自发的互助合作形式出现，但效果有限。即使在生产力相对落后的西部，土地的条块分割也严重影响了生产效率的提高。

（二）制度设计已经不能全面反映农民的利益要求，土地利益分配不公。现有制度的重心在于维护以国家、社会为本位的秩序，而不是以农民为本的利益，特别是没有关怀农民的发展要求，农民基本上是一种客体性存在。在利益分配上，尽管现行政策已免除了农业税，但各种依附在土地上的“农改费”、“集资款”和各种名目的费用压得农民缓不过气来，更重要的是，由于农业生产大多数没有实现市场化、产业化，生产所获的收益因信息不对称而为中间商所得，农业基本上处于亏损状态。再从中、西部省份的现实生活来看，当前留守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多为老、弱、病、残，生产的基本目的也只是为了自给自足，能超越这一目的的人都进城务工了，土地上已经留不住人，特别是人才。

（三）缺乏医疗、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制度的配套运行，使土地承载的社会保障压力过大，影响、甚至阻碍土地资源的市场化。尽管我国土地承包法、物权法均已规定了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它方式流转，但事实上有几个农民敢这么做呢？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小农经济的收入已经不能满足家庭的日常开支，特别在是承担高昂的教育费和医疗费方面更是捉襟见肘，在这种情况下，农民的生老病死更没保障，就更不敢把土地承包经营权用于流转了，这就使得土地的效用得不到充分发挥。

（四）缺乏对家庭内部土地法律关系的调整。由于在土地承包中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的，政策上又实行所谓“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当一个家庭因生育、死亡、婚姻以及分家等而导致人口变化时，必然涉及到家庭内部的土地分配问题。由于法律对家庭内部的土地分配缺乏调整，传统的宗法制度在农村还有很大的影响力，导致家庭弱势成员土地权利被严重侵害，特别是离婚妇女被限制、剥夺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情况极为普遍，因为离婚妇女往往因失去原来所在家庭成员的身份而被“当然”地剥夺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虽然《土地承包经营法》规定了集体预留机动地、新垦地、承包户退回的土地应当用于调整承包土地或承包给新增人口，但这些土地都是相对贫瘠、零碎的，对承包人来说也不太公平。另外，由于以家庭为单位的户是相对稳定的，而人口却是不稳定的，这就导致了同一个村或组的农民个人承包的土地数量上有很大差距，显得极不公平，使土地纠纷、矛盾增多。可见，以家庭为单位的土地承包确实有着明显的内在缺陷和不稳定性。

（五）农民土地权利制度残留着身份制法的不少特征。从现有农民土地法律规定来看，身份特征极为明显。《土地承包经营法》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有权依法承包由本集体经济组织发包的农村土地。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剥夺和非法限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承包土地的权利”；“承包期内，承包方全家迁入设区的市，转为非农业户口的，应当将承包的耕地和草地交回发包方。承包方不交回的，发包方可以收回承包的耕地和草地”。《土地管理法》则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由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经营的，必须经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上述规定表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与农村户籍有着密切的联系，其他非农单位和个人只有经过农民集体同意和国家批准的情况下才能承包土地，农民一旦失去农业户口也必然失去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而实际生活中由于土地对农民的社保功能，要想农民集体同意将土地承包给“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经营几乎是不可能的。这就导致“农民”成为一个静止性概念，农民永远是农民，始终依附于土地，而城市的资金、技术、信息、人才却不能顺利进入农业领域，农业生产效率一直不能提高，城乡差别越来越大。

二、造成制度缺陷的原因概括

概而言之，造成我国土地承包经营制度上述缺陷的主要原因中，首要的是农村土地所有权制度本身不完善，存在主体虚化、公权扩张等问题；第二是物尽其用没有真正成为物权立法的目标；第三是“债权说”与“物权说”的长期困惑；第四是立法技术的局限与法律本身的滞后。

三、现有土地承包经营制度的改革建议

土地承包经营制度的修改和完善直接涉及农民的切身利益，必须结合土地承包经营制度实施的现状，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并考虑到农民本身的法律意识水平等进行综合设计。同时，既然土地承包经营权已被纳入用益物权的范畴，有关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修改和完善也应追求和体现物尽其用的物权立法目标。

（一）改家庭联产承包为个人联产承包，突出个人的主体性存在。家庭既不是自然人，又不是法人，也不是非法人组织，以家庭（户）为单位承包土地，它作为承包主体在法理上很尴尬。而且，在法律对承包期限作出长期不变的规定后，家庭作为承包主体正是家庭中强势成员剥夺和限制弱势成员特别是进出家庭的妇女成员土地权利的借口和原因。将其改为个人联产承包后，每个人的权利是独立完整的，不受他人影响和制约，也不影响家庭成员事实上进行合并经营；离开某个家庭的成员在获得新的承包地之前，原有的承包地有权继续承包和经营，避免了对家庭流动人口，特别是出嫁女和离婚妇女的权利损害；某个承包人死亡后其承包地在原承包期限内可以被继承，期限届满后自动收归集体，用于给新增人口发包土地，这样可以缓冲过去有的家庭土地“过剩”而有的人苦等多年却承包不到土地的矛盾，尽量使物尽其用。

（二）允许经济发达地区农民集体决定不实行分散承包，而搞社会化程度较高的集体生产，或将土地直接集中承包给少数经营能力较强的人，其他人通过分红的方式间接获取土地利益。这样不但可以充分发挥农村现有最高的生产能力，又兼顾到每个农民的实际利益，而且还可以使过多的农村劳动力适度有序地退出土地和农村，使劳动力资源得到充分利用，促进农村集约化生产，也使城镇高效生产力有机会进军农业生产，市民可以下乡就业，农民可以进城进岗，做到城乡统筹，促进整个国家的工农业现代化建设。

（三）将土地承包经营权区别为承包权与经营权两种物权分别调整。土地承包经营权，从严格意义上说不是法学术语，属于经济学专用术语，所以笔者主张将土地承包经营权分化为土地承包权与土地经营权。土地承包权为土地经营权的取得资格，土地经营权则是在承包土地后实际使用的权利。为此。承包权应设计为一种抽象的、人人平等的资格性权利，它不再与农村户口挂钩，只要依法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都可以以农民身份取得该项权利。但考虑到现有农民的经济条件、科学文化素质和生产生活技能都比较差，对土地又有依赖惯性，土地的第一次承包可以优先满足本社区农民的需要，这也是农民社员权或成员权的体现；经营权则应包括直接利用土地生产并取得收益，也包括间接使用土地并获取相关收益。经营权属于用益物权，除受规划、用途等限制外，经营权应当允许自由流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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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外部承包”之特征

农村土地“外部承包”针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个人，也即非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土地管理法》中虽有提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却无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规定，《农村土地承包法》中虽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规定，却并不具体明确。司法实践中，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常有分歧，大致存在户籍说，居住说和折衷说三种观点，其中折衷说更合理：“确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应当以是否具有依法登记的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常住户口为确定原则，以长期居住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生产、生活并以农村土地为基本生活保障且能尽到其他村民相同义务为标准，以习惯为例外，相互结合，共同来确定。”通常不具备农村户口的人和其他单位承包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就是“外部承包”。而按照《农村土地承包法》，“外部承包”一般采取“其他方式承包”的形式。耕地不仅是国家“粮食安全”的支柱，也对我国农民有突出的社会保障作用，而以“四荒”为代表的土地资源在这方面的功能要小得多，且此类土地资源在我国农村非常丰富，开发潜力巨大，因此政策上比耕地更为灵活。“与蕴含福利和社会保障功能的家庭承包不同，其他方式承包是通过市场化方式获得的农地承包经营权，客体主要是“四荒地”等未利用地，主要目的是提高广大农村“未利用地”的利用效率，改善生态环境，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因此法律允许承包对象不限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二、“外部承包”的法律风险

农村发展需要社会资金的参与，然而由于现行土地法律制度的复杂性、局限性、滞后性，转型时期国家和地方政策的多样性、多变性和模糊性，使得“外部承包者”参与农村土地承包及经营过程中，难以正确把握相关国家政策，理解并遵守法律，因而常触及诸多法律限制。司法实践中，“外部承包者”违法承包农用地，违反土地用途管制，侵犯集体和农民权益，破坏耕地等问题大量存在，常置身于法律风险之中。不但严重危及承包经营和未来收益，也挫伤了其他将参与农村改革的投资者的信心和热情。

（一）超出法律规定的范围承包的风险

我国《土地管理法》第 15 条虽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可以“外部承包”，从事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生产，但并没有具体规定可以对外承包的土地种类，目前只能从《农村土地承包法》中“其他方式承包”的内容来确定“外部承包”的土地范围，即只能是 “四荒”等农村土地。事实上，《农村土地承包法》对 “外部承包”的农村土地的范围的规定也并不明确。除了四荒地之外，还有哪些农村土地可以“外部承包”，缺失法律规定。根据我国农地立法意旨，“外部承包”农村土地，不能包括耕地、林地、草地等农用地。另外，《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其中，只有出租可以针对集体外的人员和组织。现实中，无论是发包方还是“外部承包者”，不仅不知承包的真正含义，对这些流转形式也分辨不清，常认为一纸承包、转包或转让合同就可进行耕地、林地、草地等所有农村土地的承包。非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超越范围承包或者流转土地违反了“农地农用、农地农民用”的国家基本政策，也为现行法律法规所禁止，面临巨大风险。

（二）对土地用途管制认识不足的风险

土地用途管制制度是土地管理制度的核心。为了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社会稳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我国实行严格的耕地保护和土地用途管制制度，严格限制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对耕地实行特殊保护。土地用途管制要求土地利用必须符合规划，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必须经过严格的审批程序，不符合土地利用规划进行非农建设的行为被国家严令禁止。实践中，农村土地“外部承包者”往往对这一最重要的制度缺乏足够认识，违反“农地农用、农地农民用”的基本原则。很多投资者承包农村集体土地并非进行农业经营，而是非农建设，有的甚至用来开发小产权房等商业住宅。农村土地“外部承包者”应认识到：尽管国家正大力推动农业结构调整，鼓励和支持设施农业等多种经营，但国家允许农村土地“对外承包”的宗旨依然是农业开发和土地资源保护，若随意更改土地用途进行非农建设必将导致法律风险的出现，面临行政甚至刑事处罚。

（三）土地使用权权属不明的风险

现实中，经常发生村社组织或者村社组织负责人擅自将农户的家庭承包地收回，与“外部承包者”重新签订承包合同的事例。“这些随意流转土地的行为，常引发诸多承包户主张土地承包经营权或合同违约之诉。”由于《农村土地承包法》严格限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调整或收回农户的承包地，调整或收回必须符合法定原因并履行一定程序，因而上述行为属于侵权的越权发包。这种发包往往是村干部、谋取私利的个人行为，即使已由“外部承包者”向原权利人即农户支付一定价款，经其默认或明确认可，也常会因为后来地价上涨或国家征收补偿而产生纠纷。虽然“外部承包者”持有土地承包合同，但由于承包程序存在瑕疵，事实上难以得到法律有效保护。因此，对于“外部承包”，承包前首先须尽到必要的注意义务，审核所承包土地的性质和权属，确定拟取得土地范围的权利主体以及相关权利人（比如承包人、租赁人或者其他权利人），清楚发包人有无权利发包，避免因土地权属不明，范围不清而侵犯他人权益的风险。

（四）土地承包合同无效等合同风险

对于“外部承包”而言，承包人通常会签订承包合同。尽管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一直存在“行政合同说”和“民事合同说”的争议，但随着《物权法》的颁布，其“民事合同”性质逐渐得到广泛认同，“总之，尽管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法律性质在我国立法中还不十分明晰，在理论上也存在争议，但从总体上而言，应当将其定位为民事合同，并以民事合同的基本理论和规则，针对其特殊性设计相应的法律规范。”“农村集体与非内部成员之间签订的合同，如果符合平等地位的要求，则属于民事合同。”在审判实务中，非农村集体经济成员订立的农地承包合同也通常以《合同法》为适用依据。“事实上，在承包合同关系发生纠纷后，法院都是根据合同法的基本原则和基本原理加以处理的，合同法是保障承包经营权人的权利的基本法律。”按照《农村土地承包法》，其他方式的承包，承包方应同发包方订立承包合同，在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条件下，双方的权利义务可以自由协商确定。实践中，承包人非常注重签订承包合同，有些甚至在订立书面合同后进行法律见证或者进行合同公证。然而，由于我国农地承包制度的复杂性，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事实上也具有行政合同的某些成分，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在合同法调整之外，仍必须符合特定法律法规的特殊规定。但是，发包方和“外部承包者”常把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等同于一般民事合同，随意约定，导致合同内容违法，面临着合同无效、变更撤销和解除的风险。

“外部承包”土地承包合同常因违反《合同法》之第52条规定，被判决无效。其中，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被判决无效的占绝大多数。实践中，因违反土地外部承包决策程序强制性规定而导致合同无效尤其突出。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48条及《土地管理法》第15条第2款，集体外人员和组织承包农村集体土地，必须遵循严格的民主议定程序，即“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由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经营的，必须经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这一规定为强制性规定。现实中，“外部承包”往往既未履行民主议定程序，也未经乡镇政府批准。由于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这些承包合同往往被法院判决无效，即使最终未确认无效，也极大影响到承包者的利益。此外，由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农业承包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的司法解释已废止，违反民主议定原则但实际履行的农地承包合同已得不到司法支持。

因《合同法》52条“恶意串通，损害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而导致土地承包合同无效的也很普遍。“外部承包者”往往通过村组干部承包土地，常未与群众充分协商，农户往往会提出“外部承包者”和村干部在承包过程中暗箱操作，恶意串通，侵犯集体和农户利益，诉诸法院请求承包合同无效。由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主要由户籍判定，农村仍旧是传统的“熟人社会”，“外部承包者”并不被农民接纳和认可，而是受到天然的排斥。实践中，“外部承包者”与农户常常对立，特别是当“外部承包者”承包的土地被国家征收时，农户往往会联合起来采取诉讼、上访等手段阻止其获得补偿。“对于土地流转及一些地区引进外来户承包或进行规模经营等引起的原承包户与现种植户之间如何进行补偿分配缺乏明确的规定，常引起补偿分配争议。”虽然承包的是农村集体所有未承包给农户的土地，“外部承包”所构建的承包关系，依然不只是简单的双方合同关系，而存在三个利益相关方；“外部承包者”不只与虚化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委会打交道，更要面对农户，擅长处理与农户的关系。随着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日渐虚化式微，农户的群体性力量正日益彰显，农民的权利保护意识也越来越强，他们常常既怀疑由他们自己构成的那个“集体”的代表人，也对任何来自集体外部的“利益侵夺者”有着敌意。这种先验认识和防御心理经常会导致这样的结果：群体成员一致认为自己的土地权益正遭受集体和“外部承包者”的合谋侵害。农户与“外部承包者”的天然对立所引起的信任危机使得“外部承包”常面临很大风险。

“外部承包”土地承包合同也常面临被撤销或解除的风险。根据《合同法》第54条和《物权法》第63条，实践中，不乏“外部承包者”因违反以上法律规定而被撤销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案例。此外，“在实践中，也常发生发包方以合同约定的承包费偏低和其他原因为由要求解除承包合同，新任村委干部对前任村委干部与他人订立的土地承包合同拒不认可，对未到期的承包经营合同单方解除后另行发包给他人。”

（五）未进行物权登记的风险

《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章“其他方式的承包”第49条规定：“通过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农村土地，经依法登记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或者林权证等证书的”，承包方取得物权性质土地承包经营权。“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的法律规范之性质和内容分析，该法对“其他方式承包”的土地主要实行债权保护，只有进行依法登记，承包方才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属性”“至于其他形式的承包，如果当事人愿意使其承包经营权成为长期稳定的物权，当事人可以通过登记的方式设定物权。如果当事人不愿意设定物权的，则只发生债的效力。”仅有承包合同，在当事人之间仅能产生债权的效力，即使取得了政府颁发的某种凭证也不能认为其为物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规定：“发包方就同一土地签订两个以上承包合同，承包方均主张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已经依法登记的承包方，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二）均未依法登记的，生效在先合同的承包方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三）依前两项规定无法确定的，已经根据承包合同合法占有使用承包地的人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但争议发生后一方强行先占承包地的行为和事实，不得作为确定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依据。”该解释表明，承包一方只有依法登记，才享有物权性质的土地承包使用权，其他未依法登记的仅为债权性的土地承包使用权。

现实中，农村土地重复发包的情形较为常见，多数发生在“外部承包”中。“外部承包者”在签订承包合同后，如果未进行登记，取得土地承包证或者林权证，就只能得到债权保护，无法有效应对发包方重复发包行为，若遭受侵害只能对合同相对人即发包方主张违约责任。另外，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以其他方式承包农村土地，经依法登记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等证书的，其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让、出租、入股、抵押或者其他方式流转，据此，“外部承包”未依法登记流转无效。司法解释也规定：“承包方未依法登记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等证书，即以转让、出租、入股、抵押等方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包方请求确认该流转无效的，应予支持。但非因承包方原因未登记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等证书的除外”。

三、“外部承包”法律风险之防范

“我国正处于农地保障功能向资本功能转变的关键时期”，农村土地流转和“外部承包”越来越普遍，城乡统筹改革，也促使越来越多的社会资本参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地方政府为了加快土地流转，也制定了许多政策。然而，由于农村土地法律制度并未发生根本改变，土地政策常存在模糊不清及和法律“打架”等情形，这可能对农村土地“外部承包者”造成巨大的风险。加快农村土地流转是大势所趋，法官和法院固然会依据《合同法》保护“外部承包者”的利益，但也肩负着维护农村社会稳定的政治使命，常会选择依据国家政策及《物权法》、《农村土地承包法》等法律“平衡”农民与“外部承包者”的土地利益，事实上，这也增加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在此背景下，“外部承包者”严格遵守现行法律尤为重要。

农村土地“外部承包”程序非常关键，常常成为农民质疑的焦点。发包方和“外部承包者”不注重程序，农民自身也对程序缺乏认识，甚至国家更在追求土地流转与土地流转违法违规的现实困境中矛盾纠结。整个社会对于程序的漠视在很大程度上造成土地流转秩序的混乱，很多土地承包纠纷由此引发。各方对农村土地“外部承包”程序的不重视，最后损害的往往不仅是文化水平不高，法律意识不强的农民的利益，“外部承包者”的利益也同时难以保障。

农村土地承包法定程序往往是防止农民利益受损的关键屏障，更是我国土地制度及农村土地法律制度的精髓和要义所在：国家希望土地能够顺畅流转，同时凭借严格的程序保护农民利益，使得农村既要发展又要稳定。同时，农村土地承包法定程序更成为保障“外部承包者”土地承包利益的“防火墙”。因此，掌握法律规定，严格遵守农村土地“外部承包”程序，对于防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中的法律风险至关重要。然而，依靠承包者自身有限的法律知识，不仅不能掌握“外部承包”法律规则和法律程序，更不可能精通到足以防范法律风险，而法律专业人士则可在承包者参与“外部承包”的不同阶段提供专业的法律意见，为其合法有效地实施承包经营提供有力保障。

首先，“外部承包者”在承包农村土地前应当委托法律专业人士进行调查，确定将要承包土地的性质、范围；明确将要承包土地的权属，搞清楚是否已发包给农户，避免侵权；查询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及城乡规划，以确定投资项目是否符合土地用途管制的要求。

其次，“外部承包者”应在法律专业人士的协助下签订承包合同，避免口头协议或者约定不清的承包协议。对于可能被征用、拆迁的土地，应当在合同中明确征用补偿的分配原则，但不得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签订合同前按照法律规定履行土地流转决策程序，参与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并取得签约主体资格的村民会议决议或者村民授权证明材料。取得乡（镇）政府及县级农业主管部门批准的证明材料。

第三，土地承包合同签订后，应尽快将土地承包合同向政府有关部门备案，对合同签订的真实性、合法性进行鉴证或者公证，尽快持土地承包合同向政府有关部门办理土地流转变更登记，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或林权证等。

最后，“外部承包者”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及时全面履行义务，不拖欠承包费，擅自改变土地用途等，处理好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户的关系，不侵犯集体或他人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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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指导思想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采取有效措施，遏制耕地抛荒现象的发生，切实提高土地利用率和综合效益，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和农村经济发展。

二、目标任务

通过采取综合治理措施，大力发展抛荒耕地农业生产，努力减少耕地季节性抛荒，坚决制止多年性抛荒，确保耕地不抛荒。

三、工作措施

（一）建立健全土地流转机制。一是完善土地经营制度，强化集体的土地所有权，放活土地经营权和使用权，加快土地流转。对常年性抛荒耕地可由乡村组集体经济组织按照有关的政策法规的规定，收回其承包经营权，重新进行发包或租赁。鼓励和支持企事业单位、个体工商户租赁抛荒耕地从事农业开发，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鼓励农户通过转包、租赁、转让、入股、互换等方式进行土地流转，促进土地向种植大户和经济能人集中，实现土地规模化、集约化经营。二是围绕做大做强超级稻等农业主导产业，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促进土地规模经营和土地流转。

（二）建立抛荒耕地约束机制。对弃耕抛荒的严格按照《土地法》、《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规定，由发包单位终止承包合同，收回发包的基本农田，并组织恢复耕种。严格执行农业补贴政策。水稻良种补助、粮食直补、农机补贴及其他综合补贴必须依法依规补贴给直接经营者，不得发放给土地承包者。

（三）抓好抛荒耕地农业生产。对具备生产条件的抛荒耕地要结合秋冬季农业生产，指导农户改种或抢种玉米、马铃薯、红薯、大豆等旱粮作物和蔬菜，提高土地复种指数和经营效益。对因地下开采、干旱缺水和洪灾损毁而抛荒的耕地要采取加强耕地质量建设、完善农田水利设施、土地整理，大力改善生产条件，积极发展粮食、蔬菜、水果等农作物。

（四）建立目标管理责任制。乡党委、政府将抛荒耕地治理工作纳入全乡目标管理考核的一项重要内容，建立目标管理责任制，实行乡干部包村、村干部包组、组干部包户的责任体系，强化工作责任，严格考核评比，对治理工作任务完成不好的将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四、工作要求

（一）广泛宣传，提高认识。各村、乡直有关单位要大力宣传《土地法》、《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和土地流转政策，以及制止耕地抛荒的重要意义，切实增强全乡广大干部群众抓好抛荒耕地治理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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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更要结合县局开展的“双学、双提、双强化”和韩店分局开展的“矛盾纠纷排查年”等一系列活动，积极作为、科学实干、主动服务，将“三优三满意”活动的理论知识运用践行到实际工作之中，即在转变部门做风、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以优良的作风、优质的服务、优秀的业绩，达到群众满意、企业满意、组织满意的目标，为此，我打算从自己的本职工作做起、从点滴的小事做起，甘当基层国土管理的“五员”。

首先是当好农民群众矛盾的“调解排查员”。结合韩店分局开展的“矛盾纠纷排查年”活动的开展，我发现有的农民建房时崇信迷信，建房时认为房屋高人家一点就高人一头；同时建房过程因通风、采光、行人车辆出行以及宅基地四至不清、权属不详，争吵不休，引发矛盾，甚至大打出手，矛盾升级酿成悲剧。对此，基层国土员在下村入户巡查中，对农村土地纠纷早发现、早处理，主动排查各种潜在的矛盾和问题。同时对邻里建房矛盾纠纷调处时，学会艺术调解，努力把矛盾消灭在萌芽之中，维护社会稳定。目前，农村村民建房用地归属两部门，国土所和镇村建办管理，新一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编及农村中心村建设规划未出台，基层国土所人员要从农民利益出发，设身处地为他们着想，并做好群众思想说服工作。

二是当好村民建房用地的“指导员”。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统筹城乡发展，推动全民创业，描绘了构建和谐社会的美好图景。在农村，富裕后的农民建房舍得花钱，但农民建房是件大事、喜事，却办成了急事。有的未经批准占地建房，是“处处点火，四处冒烟”。另外农民建房时不按规划建设，张家承袭传统，李家追赶新潮，新屋犬牙交错，新旧参杂是“满眼新屋不见新村”。农民建房布局杂、乱、差，不仅浪费了土地资源，客观上不利于农村经济发展，同时也给国土部门管理带来棘手的问题。对此，基层国土员要当好农民群众建房用地的指导员，在新农村建设中以规划先行，节约集约土地，大力推行新农村示范村和农村社区建设，将四干会上王传民书记讲的关于全县开展“环境优化年”中农村建设的有关精神传达下去，达到“标准不高水平高，造价不高质量高，面积不大功能全，占地不多环境优。”

三是要当好土地法律法规政策的“宣传员”。我在从事基层土地执法监察过程中，发现不少农民群众在建房用地上存在误区，不少农民群众对土地法律政策知之不多，这其中原因与土地政策法律宣传不够有关。有的农民建房时误认为只有在耕地上建房才打报告，而不知在原宅基地上拆旧建新同样要打报告，要经过审批；有的认为承包地是自己的“私有财产”，擅自在耕地建房、挖田养鱼、种树等毁坏农田；有的农民自认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村民建房是特事特办，建房时未经基层国土、村镇建设部门勘察放样，“不打票就上车”。基层国土所工作人员要针对农民群众文化特点，当好土地法律法规的宣传员，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将土地法律政策送达到农民心坎上，把耕地保护重要性讲明白，把节约集约用地道理讲清楚，让群众心中有数，教育农民惜地如金。同时加大违法占地典型的查处，公开曝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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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村；土地流转；关键问题

农村土地流转，从严格意义上讲即农用地使用权流转，土地的流转本质上是农户对所拥有的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交易。

1.农村土地流转的前提条件

农村土地流转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能冒进，更不能不考虑中国实际盲目推进，急于求成，应在进一步完善政策法规，坚守基本条件的前提下，逐步实施。

1.1把保护农民土地财产权放在首位

一旦农村土地流转放活之后，城市资本允许进入农村土地，掌握大量资本的城市居民可以拥有几千亩、甚至上万亩的土地，他自己不耕作，雇佣原地居民耕作，这样就可能出现农民将大量土地卖给城市居民的现象，当然这只是一种假设。如果政府不采取措施强制规定，就会有一些地方政府为了推行所谓的“规模经营”，通过各级政府的权力，很有可能将大片土地转让到城市居民手中，导致出现城里的所谓“大地主”。而这不是我国推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初衷。因此，有必要采取一定措施，对相关法律法规进行修订完善。此外，鉴于现阶段农村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如果不把保护农民土地财产权放在首位，对个人最高农地拥有量进行限制，则很有可能出现一边超大规模的“地主”，一边无地农民的情况，导致农村两级分化，影响社会稳定。

1.2坚持守住18亿亩耕地这条红线

土地制度是农村和我国的基础制度。按照中央农村土地管理制度，允许土地流转的前提是坚持守住18亿亩耕地这条红线，划定永久基本农田，确保基本农田总量不减、用途不变。

1.3保证土地的使用效率

农村土地流转的出发点是要合理配置土地资源，确保土地的使用效率，实现土地适度规模经营。从目前农村土地利用情况看，“”，经营规模过小，增加了农业生产的管理成本，从而难以形成规模经济效益，难以形成有效竞争，也不利于农业科技水平的提高。这阻碍了土地利用效率的提高，造成土地资源的浪费。因此，今后必须改变这种状况，一方面，加大先进科技成果的应用推广，提高农业生产率，调动农民生产的积极性，通过规范土地合理流转，实现土地适度规模经营，防止出现土地抛荒现象。另一方面，改变现有农户家庭半自给性、小规模土地承包经营基础上的农民兼业化，追求土地经营目标投入产出收益的最大化，提高土地配置效率。

2.农村土地流转后的合理使用

2.1严格按照相关政策法规进行土地流转，确保土地农业用途不变

当前，我国仍是一个农业大国，而且土地资源十分有限，耕地数量更是有限，无论从土地作为农民的社会保障角度来讲，还是从粮食安全角度考虑，严禁借用土地流转之际随意改变土地农业用途就显得格外重要。因此，有必要按照产权明晰、用途管制、节约集约、严格管理的原则，不断完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规范农村土地流转及流转后的使用。

2.2加大土地流转宣传力度

加大土地流转的宣传，提高农民“土地是财富之母”的意识，特别要让农民了解土地流转的前提条件和农村土地流转应遵循的基本原则，熟悉土地流转的相关政策法规；同时，还应让农民知道，土地不仅仅是就业和生存的手段，更是一笔庞大的资产，加快土地流转正是合理利用这一资产、增加要素收入的有效途径，因此，一定要规范土地流转，确保土地性质和用途不变。此外，还可通过板报、村民广播等载体，让农民了解到除国家建设依法征用集体土地外，村集体无权在承包期内单方面不签合同、不发证书、解除承包合同、强行收回和调整农民承包地，进一步规范农村土地流转，确保土地合理使用。

2.3加强土地流转监管，规范土地农业用途

当前，各级国土资源部门一定要加强流转土地用途的监管，坚决禁止以土地流转为名改变农用地用途特别是基本农田用途的违法行为。同时，要建立健全全国各地农村土地流转市场体系，培育土地流转主体，加强农村土地流转的管理和服务，鼓励引导专业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龙头企业等主体，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鼓励引导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防止出现土地撂荒和粗放经营等现象。此外，应全面规范农村土地流转合同，使用统一规范的合同文本，并指导土地流转双方签订合同，及时办理土地流转当事人提出的签证申请，纠正土地流转双方违反有关土地管理法律、法规和政策方面的约定，确保流转后的土地农业用途不变。

3.农村土地流转的产权主体

当前，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存在由于土地权属不明而导致的流转混乱、效率低下等问题，相关法律法规对土地所有权主体的经济地位、法律地位、财产地位及其职能范围、行为方式等没有明确规定，这不利于农村土地流转的有序健康进行。

3.1健全农村土地流转的相关法规政策，明晰农村土地产权制度

土地是农民的基本生产资料，农民对土地的依赖性很强。因此，有关部门应重视对《农村土地承包法》的修订和完善，切实解决当前土地流转过程中的产权主体不清的问题。同时，还应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土地流转的其他政策法规，尤其是土地分配政策，应适当体现均衡原则，即实现农村土地经营权的动态监管和分配。区分情况收回符合条件成员的承包权并再流转或承包给新增人员。具体做法建议将其写入相关规定中，制定成《农村土地承包细则》，使其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

3.2严格执行土地法律法规，完善土地承包手续

要求出让方和受让方必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及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土地流转，并签订合同。在合同中双方应明确土地流转的方式、流转土地的用途、土地流转的时限、土地流转的数量及费用、土地流转的类型、面积和质量，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合同的变更与解除及其他约定等内容。同时，还应进一步完善土地承包手续，避免或减少不必要的纠纷。

4.土地流转的价格机制形成

篇10

1.土地流转是对传统土地制度的改革和完善。传统的家庭联产承包制在实行中出现了一些弊端，比如，其土地使用权内涵模糊，缺乏有效的法律保护；容易造成土地集中所有和农户承包权之间的矛盾，容易造成土地的细碎化经营等，这些弊端已导致了农业经济增长效率低，农村现代化步伐明显减慢，加剧了农村和城镇之间的差距。由此可见，传统的家庭联产承包制已经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需求，在现在农业经济发展中具有阻碍作用。所以，实行土地流转制度是对旧的土地制度的一种创新和发展。

2.土地流转可以调整农业生产结构﹑便于规模化经营﹑提高生产效率。据张玲表明，我国人均耕地只有0.106hm2(等于已废除的旧计量单位1.59亩)，这个数据只相当于世界人均耕地的44%，这说明我国的耕地面积很少，而且由于我国自然的地势地貌特点，土地表现出水土流失严重，耕地沙化严重，耕地问题日益突显出来。这将更需要我们提高对土地的利用率。然而，传统的土地制度，可以为农民提供耕地，但是大部分农民缺乏科技知识，不能很好的发挥土地生产力；除此之外，由于利益的驱使，进城打工的人数不断增长，这样导致留在农村种地的人是一些弱势群体，这将大大的降低了土地资源的利用。土地流转是推动农业走向规模化经营的一条合理的路径，它可以促进资源的合理利用和优化配置，能够产生交易收益效应，即通过土地交易性提高来增加土地投资价值；还可以产生边际产出拉平效应，即实现土地由边际产出低向边际产出高的农户手中转移，从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土地流转也必然促进农业生产走向规模化科技化信息化和产业化的道路，从传统农业粗放式的投入产出方式走向集约型的现代农业生产方式，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效益。

3.土地流转是缩小城镇之间差距的有效途径。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农村城镇化趋势不断增强，农村剩余劳动力将向城镇化转入，大量土地将闲置，撂荒的现象将更加严重，这将进一步影响农业生产效益。因此，合理的土地流转制度合理的农村土地流转，不仅实现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由个体经济落后的小规模经营方式向生产合作经济先进的规模化经营方式转变，提高信息和科技含量，降低生产成本，而且能够实现土地资源的最优化配置，产生交换价值，实现农民增收，从而为进一步缩小城乡差距奠定基础。

4.土地流转可以实现农村劳动力的有效转移，加快城镇化。传统的土地制度是以每户为单位的小规模生产经营方式，这制约着我国现代农业的发展；同时，随着城镇化的发展，传统制度也将使农民难以摆脱土地的束缚，阻碍农民向城市转移，不利于城市化的发展。随着土地流转制度是实施，大量剩余的农村劳动力可以从土地中“解放”出来，自愿转入城镇工作。这样一方面，可增加由于农民的收入，另一方面，为城镇化建设和发展提供了持续有效的劳动力。可见，土地流转将成为实现农民增收和城市化的双赢局面的基础。

二、土地流转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及对策

1.土地流转缺乏相应的法律保障。土地流转制度难以有效实施最关键的问题是缺乏相应的法律保障。在我国目前还没有制定统一的农村土地流转法，并且现有的法律法规比较模糊，没有明确农村土地流转中的产权性质，流转范围，土地用途等等，这将导致了土地流转不能够顺利进行。因此，健全土地法律法规制定和相应的管理机制是保障土地流转顺利进行的重要条件。

2.应重视农村土地流转的供求意愿。曹建华等人对农村土地流转供求意愿研究得出，目前农户土地流转意愿很低,减免农业税和粮食补贴降低了农户土地流转意愿,提高了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积极性；然而，通过土地流转租金的提高会增加农户的土地流转意愿度。因此，要顺利实施农村土地流转必须要协调好土地的供求关系，以此来提高农民土地流转的意愿。

3.健全土地流转后的农民的社会保障。土地流转后，农民虽然可以有其他收入，但是没有社会的保障也将不能使农民安心生活。因此，政府部门必须为农民土地流转做好保障服务，以解决农民的后顾之忧。当前农村土地流转最关键工作就是加强政府投入力度，做到政府公共财政支出向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倾斜，逐步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社会保障服务的均等化和高效化，尤其是要尽快建立和健全覆盖全体农民的养老保险制度;对于实现土地流转后的农民应做好跟踪服务，确保他们能够顺利在其他领域充分就业，获得较高的工资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