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体制改革的措施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司法体制改革的措施，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由于司法改革涉及党、国家以及人民群众的重大利益，必须稳步推进，因此，中央经研究第一批在全国批准了7个省(市)启动司法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上海名列其中，由于上海地处国家经济发达的长江三角洲地带，上海又是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也是国际著名的港口城市，因此，上海的经济建设在全国居于前列，而且，上海的经济快速发展，也促进了上海法治建设的发展。

 

因此，上海的司法体制改革具有较好的基础，因此，上海司法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备受国内各大新闻媒体及学者们关注，上海司法体制改革也取得较好的效果，所以，上海的司法体制改革所积累的经验值得去调研和学习借鉴。

 

一、上海司法体制改革的概况

 

上海市根据中央司法改革领导小组确定的改革方向和任务的要求，以问题为导向，针对改革试点主要包括的五项内容确定八家单位先行试点，积累经验，而后在全市全面推开。上海司法体制改革以去行化、职业化、去地方化、司法责任化为主要内容，具体的改革内容为：司法工作人员的分类管理、司法权力的运行机制、司法责任制、市以下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人财物的市级统一管理、司法职业保障等。

 

2014年7月，按照市委政法委统一部署，市高院、市检察院分别成立了“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根据试点工作方案认真制定本系统的实施方案，确定4家法院和4家检察院开展先行试点。

 

上海的司法体制改革遵循严谨、科学和审慎的态度，上海市法院和检察院的试点工作方案都是在充分调研、召开座谈会、征求有关方面意见等基础上形成的。2015年4月，在总结先行试点经验基础上，全市法院、检察院全面铺开改革试点。

 

经过一年多的司法体制改革，上述五项改革主要内容基本完成，形成一些可借鉴、可复制、可推广的司法体制改革经验。

 

二、上海司法体制改革取得的成效

 

(一)人员分类管理基本完成，一线办案力量得到加强，上海对法官和检察官实行“员额制”管理，完善司法工作人员分类管理制度，将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分成三类：法官、检察官;法官助理、检察官助理等司法辅助人员;行政管理人员。

 

上述三类人员占司法工作队伍总数的比例分别为33%、52%和15%，按照上述比例计算，则85%的司法人力资源直接投入办案工作，保障了司法工作人员主要力量集中在办案一线，可以提高司法工作效率和缓解案多人少矛盾。

 

(二)遵循司法权运行规律，办案质量和司法公信力得到提升。上海市法院以审判权为核心，建立完善了主审法官、合议庭办案机制，实现让审理案件的法官裁判案件，并由案件裁判者对案件负责。为了保障司法权的合法合规运行，上海市法院专门制定了审判人员工作规则，即审判人员能够为的权力范围和边界。

 

并规范案件分配制度、独任制审判制度、合议庭运行制度、裁判文书签发等审判制度，而且明确规定院长和庭长如果未参加审理案件，则不得对案件的裁判文书进行审核签发。根据试点情况，在法院专门设立专业法官会议制度，对重大、疑难、复杂案件适用法律，合议庭评议时有重大分歧的案件进行研究讨论，为解决合议庭分歧和法律适用等难题提供参考意见;进一步明确三级法院审判委员会职能定位，依法规范、缩限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范围，审判委员会主要工作转向总结案件审判经验、实施案件审判指导、统一案件裁判的法律适用等宏观指导性职能。

 

据有关统计：仅2015年上半年，全市三级法院共受理各类案件29.93万件，审限内审结28.01万件，与2014年同期相比分别上升15.8%和11.3%，审限内结案率达到99.13%，而且，92.1%的案件经一审即案结事了，部分案件上诉后，经过二审审理后的服判息诉率为99%。

 

(三)严格司法责任，司法工作人员工作责任心得到加强。上海市法院根据司法改革文件精神，以权定责，将权力和责任对等起来，并建立和完善了司法责任制相关制度，如《关于法官、合议庭办案责任制的规定》。

 

(四)上海一边进行司法改革试点，一边将积累的大量宝贵经验和成果予以固化，形成了一系列的司法改革制度，可供其它省市司法改革借鉴和参考，为全国司法改革作出了重要贡献。如上海法院通过大量调研、问卷调查和召开座谈会等措施而制定出台的《上海法院司法改革试点工作实施方案》。

 

经过一年的司法改革试点，在试点法院经验基础上，上海高院先后制定出台了《上海法院人员分类定岗实施方案》、《关于改革和完善审判委员会工作机制的意见》等改革配套制度30余项，从而为在全市法院全面推开的司法改革奠定了相关制度基础。综上所述，上海司法改革所形成的制度，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实用性。

 

三、上海司法体制改革对兵团司法体制改革的启示

 

(一)党委的重视和有关领导的重视支持是司法改革取得成功的关键要素之一

 

上海司法改革取得成功，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中央及上海市相关领导高度重视司法体制改革工作，对上海市司法体制改革工作做出重要指示，为上海司法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上海市委对上海的司法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给予足够重视，如上海市委书记韩正为了保证上海市司法改革工作顺利进行，强调指出：上海市进行司法体制改革不仅仅是要解决上海的问题，上海司法改革试点工作成功与否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试点取得的成果能不能可复制、可推广，供其它省市司法改革借鉴参考。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强调指出：上海进行司法改革试点要为全国司法改革积累经验，为全国司法改革提供可供借鉴的经验和参考。

 

兵团地处祖国西北边陲，兵团现有的司法资源与其它兄弟省市相比，有一定的差距，所以，兵团司法改革如果没有中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兵团党委以及相关领导的重视和支持，要在司法改革方面取得成功是很难的。

 

(二)全面强化推进司法体制改革试点的保障措施是上海司法改革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上海为了加强对司法职业的保障性，对按照司法工作人员分类管理而进入员额内的法官、检察官，增加其工资收入，增加工资的比例暂按高于上海市普通公务员43%的比例安排，并向在一线办案的法官和检察官适度倾斜，有了优厚的物质保障，上海司法改革才能稳步推进。

 

兵团一些司法机关地处新疆两大沙漠周边，工作和生活条件比较艰苦，如果没有推进改革的相关保障措施，司法改革难以推进。尤其是兵团南疆地区，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工作压力大，没有保障机制，拴心留人都难，如果通过司法改革，强化司法责任，又没有待遇的保障，客观上会造成司法工作人员的流失。

 

(三)科学的司法改革试点方案和审慎的司法改革态度是上海司法改革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

 

上海司法体制改革方案是在充分调研和讨论的基础上形成的，以问题为导向，既接地气又有针对性，凸显了上海司法体制改革方案的科学性，而且，上海司法体制改革非常审慎，在全市范围内先选择八家试点单位，先行试点，取得较好效果后，再在全市推开。

 

改革方案科学，试点工作推进审慎，是上海司法改革成功的关键。

 

兵团承担党和国家赋予的维稳戍边的重任，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是兵团的首要工作，兵团如果自身都不稳定，如何有能力去维护新疆稳定，因此，兵团司法改革必须慎重，任何改革都是有风险的，尤其是涉及个人利益的改革，如果改革触动了一些人的个人利益，必须慎重和稳妥。

 

总之，兵团司法体制改革需要借鉴上海司法改革的一些经验和做法，稳步推进，以促进兵团事业的发展。

篇2

[关键词]法国;司法体制;司法权配置;审判效率;法官独立

[中图分类号]D93/9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5）01 ― 0031 ― 02

当今全球化趋势要求我国不仅要有国家经济实力，还要能够融入国际社会认同的司法价值理念，这同样决定着国家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所以，认真研究和吸收借鉴人类法治文明的有益成果是司法体制改革的关键环节。

一、中法司法体制比较

纵观世界范围内司法体制较为成熟的国家，法国与我国同为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有很多司法传统的共性，在诉讼观念上也有一定的相通之处，有着共同的诉讼传统与诉讼心理，如两国都存在职权主义诉讼结构传统。所以，加强法国司法体制的研究对中国司法改革有现实的借鉴意义。

（一）司法权配置比较

法国司法权配置体现出司法权力的监督制衡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法国检察权对审判权的高效法律监督，以及法院预审法官对重罪案件的侦查监督。法国检察官设置在法院内部，但却独立于法官，行使司法检察权。这种设置方式独具特色，以打破距离和部门限制的优势更便捷的监督司法审判。我国审判权和检察权分属法院和检察院两个部门，在信息获取方面存在不对称现象，检察机关不能实时监控审判机关的工作进度和审判结果。受制于部门行政管理、人事考核关系的局限，两者的监督效率和效果也会大打折扣。二是在刑事案件侦查阶段司法权的相互制约。检察官对警察的指挥调度有效防止警察滥用武装强制力，这与我国公安机关强制侦查权不受限制体现出的侦查权独大现象形成鲜明对比。我国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享有几乎不受限制的强制侦查权，对于拘留、监视居住、取保候审、搜查、扣押等措施可以自我授权、自行实施，逮捕乃至随后的羁押也尽是由检察机关审查批准，法院无从介入。可见，我国司法权力更多的是注重配合而不是监督制衡。如：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

（二）审判体制比较

法国法院系统比较复杂，由三大系统组成：普通法院系统、行政法院系统及在两大法院组织系统之外的争议法庭和特别高等法院。通过对法国审判体制的考查我们看出，普通法院系统的设置方式提高了审判效率，突出了审判工作细化分工，强调专业性。尤其是设置众多处理突出社会问题的专门法庭，如商事法庭、劳动法庭，均由非职业法官组成。职业法官审判组织也突出了分工的专业性，如：“初审法庭主要是调解民间纠纷和审理诉讼标的在5000法郎以下的民事案件。而警察法庭则是审理法定刑为2个月以下监禁或者6000法郎以下的违警罚金的刑事案件。”〔1〕行政法院系统主要审理行政机关和民告官纠纷等等。这种突出强调专业性的法院系统设置方式能够提高审判效率，快速化解社会矛盾，最大程度实现司法审判的公平公正价值。

法国司法独立性极高，尤其是法官独立并实行责任制。审判方式一般是法官独任审判，复杂案件时合议审判，不存在庭务会议、审判委员会、院务会议讨论决定案件的情况。法国法官责任制更加凸显了法官独立性。为确保司法独立，管理法官、检察官，专门设立司法委员会。该委员会的职能主要是和法国总统共同确保司法独立，同时拥有任命、监督和制裁司法官的权力。

（三）法官教育和培养模式

法国国家法官学院是国家的法官基础教育和继续教育机构，为教育性事业单位性质的国家行政机构，所有法官都诞生于该校并接受终生教育。法官学院基础教育的培养目标是职业化、精英化的法官。与注重实践性的教育方式相适应，法国法官教育师资队伍建设实行以兼职教师为主，专职教师为辅，法官教法官的基本策略。它的授课方法是围绕教育学员掌握审判专业技能，提高其职业素养和办案能力。法官学院使法官的法律理念整体统一，技能培训和继续教育提高了法官的整体素质，实现了法官职业化、精英化。

我国法学教育因为学院层次不同而呈现多层次性，其师资队伍、教学条件、培养规格、学习年限、课程设置和生源素质等诸多方面差别太大。我国司法考试本身存在的问题也不利于法官教育的精英化和职业化。成为法官需要统一司法考试和公务员考试两项考试，公务员考试的设置明显反映了法官的“官”的身份强调，而体现“法”的司法考试由于内容和形式上缺陷毕露而难以承担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的选拔重任。

（四）司法行政体制比较

我国由于司法机关在人财物等方面都受制于同级地方政权，宪法确立的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无法实现。法国司法行政事务实行统一归口管理，由司法部和司法委员会对行政、人事统一管理，由最高司法会议充当纪律检查委员会，而且法院系统所需经费均由中央财政统一保障。这些确保了司法独立、司法公正的实现，避免了因为同级人财物管理而影响法院独立、法官个人审判独立。

二、我国司法体制改革路径

（一）司法权力从分立配合走向监督制衡

我国在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三主体的司法权配置和运作方面的改革重点是从分立配合走向监督制衡。首先，针对侦查权独大现象，应贯彻法律保留原则、比例原则，尝试建立侦查权检警一体化，并建立司法审查制度。对强制侦查措施的实施必须有法律明确规定，即使采取强制侦查措施也应注重比例原则。学习法国检警一体化经验，可以将公安机关中的负责治安管理的治安警察与负责刑事案件侦查的刑事司法警察分立，将后者按照检警一体化的思路，划归检察机关管理，在防止公安滥用侦查权同时，能够让检警组合成为一个强有力的控方整体。同时，法院、检察院有司法审查权，建立起司法权对侦查权的审查机制，利用司法审查原则，形成司法权对侦查权的制衡机制。

法院和检察院建立联系人制度，通过同级检察院向法院派驻司法检察联系人的方式更好行使对审判行为的监督检察。借鉴法国经验，检察院派驻的检察官人事、财务关系仍然归检察院，不受法院控制。派驻检察员有权旁听审判活动、列席法院会议，并且对审判活动实行连续性监督，及时向所属检察院汇报检察情况，以保证检察权的有效实施。

（二）审判体制改革

审判效率的提高是审判体制改革的关键目标之一，正所谓迟来的公正也代表不公正。法国司法效率的提高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大量由非职业法官组成的专门法庭，这跟我国建立的大调解制度有异曲同工之妙。大调解制度就是为了分流大量基层法院无暇处理的案件。“所谓我国大调解制度，是指在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由政法综治部门牵头协调、司法行政部门业务指导、调处中心具体运作、职能部门共同参与，整合各种调解资源，对社会矛盾纠纷的协调处理制度。”〔2〕其目的是将民间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等其他各种调解资源整合在一起，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借鉴法国对专业法庭的管理模式，对这些民间调解机构正确组织引导是目前的重要任务。

审判效率提高的同时也要注重审判公正的保障。审判公正性有赖于法院司法权内外独立性，外部独立主要指法院独立于人大、行政机关和党委部门，内部独立性主要就是法官独立。法官独立在制度设计上需要多管齐下，关键环节是完善现行民主集中决策制度，健全审判委员会运行机制，废除院庭长审批或决定案件的制度。但是法官独立带来的自由裁量权滥用现象如何克服？有学者提出实行法官责任制。“法官责任制是在严格界定错案范围的前提下，追究主审法官的错案责任，使法官的审判活动对法律负责、对当事人负责、对自己负责。”〔3〕实际上，法官独立更需要法官自身素质的提高以及司法行政体制的深化改革。

（三）法官的培养路径

法官培养路径应该是普通高校的法律基础教育与高等职业教育结合，实现法律教育的高质量和统一性，踏上法官培养的精英化、职业化道路。先由普通高校完成法律基础理论教育，然后由高等职业院校承担类似法国法官学院的角色，完成法官任职的职业基础教育和继续教育。因为从培训方式上，法官职业培训强调不同于古板的学院式授课方式，而是富有职业特点的独特的培训方式。高等职业院校办学理念“工学结合”注重实训，与法官职业教育方式有高度默契。具体来说：

首先是普通高校对法律基础教育的完成。这个阶段重点完成法官的素质教育任务。不仅是法律理论知识的掌握及个人法律能力的培养，更重要的是道德观点的培养。法官的自由心证多是凭借法官的良心即道德观念来判断的，所以法官作为人的道德塑造更为重要。另外，法律信仰法律信念的树立也是这一教育阶段要完成的使命，不相信法律的法官不可能是一个称职的法官，法律信念对法官来讲就是一种人生的信仰。

然后由高职院校完成法官职业教育的培养。高职院校利用社会实践基地，尤其是公检法实训基地的优势，完成法官职业培养的目标。教学计划大体分四个学期。第一学期，在企业、行政机关等司法机构以外的单位实习，通过增加社会认识理解司法工作性质。第二学期，在学校内对有关司法技能、业务知识及合作部门的业务知识进行培训。第三学期，在法院、监狱、警察局、律师事务所实习并协助办案。第四学期，专业化的教学阶段，主要在学校和法院学习，通过教育培训努力实现技能与理论结合。

（四）司法行政体制

我国的司法行政体制也应该实行司法机关垂直领导体制，法官的任免和管理应区别于行政公务员，凸显法官职业化。财政经费保障方面，由司法部提出独立预算，中央财政统一拨付。使法院在人、财、物方面脱离地方，打破地方保护主义的干扰，保障实现司法独立。

〔参 考 文 献〕

〔1〕 吴玲.法国司法体制〔J〕.中国司法，2005，（06）.

篇3

关键词：改革；法治环境；黑龙江省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3X（2016）09-0033-02

近年来，黑龙江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认真学习贯彻重要讲话精神，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坚持稳中求进、改革创新，着力建设过硬政法队伍，不断提高政法工作能力和水平，切实做到政治可靠、执法为民、公正司法，扎实推进平安龙江建设和法治龙江建设，为提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创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公平正义的法治环境、优质高效的服务环境。

一、以完善地方立法为契机。提升黑龙江省法治环境建设效能

地方立法是针对特定区域、特定情况制定的立法，所以必然直接影响着其立法区域内的经济、文化、甚至是民主政治的发展状况，同时也与该区域内的绝大多数公民的权利、义务休戚相关，因此，对地方立法必须加以完善，以期最大限度地实现立法目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和保障市场、区域经济一体化内在要求，构建一个规则统一、透明，无体制和无法律、法规、政策冲突的良好区域法治环境。我国是统一的单一制国家，在维护国家法制统一的前提下，地方省会城市和较大城市以及自治州、自治县的民族地方立法主体也有权根据本行政区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制定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和政策。地方立法在发挥地方积极性，解决本行政区范围内的改革发展和各项社会事务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同时也不可否认，各地方政府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在制定地方法规、政府规章、政策等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冲突；在招商引资、出口创汇、土地审批、税收、人才引进等方面竞相制定优惠政策，对外来企业投资、产品市场准入、收费、银行信贷、市场管理等方面设置壁垒，采取歧视性政策，搞地方保护主义等。由于区域内部的各地方政府受“诸侯经济”的影响，缺乏大市场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意识，各地方政府间又缺乏协作意识与机制，经济发展缺乏统一规划，人为地造成各行政区之间资源、财力、人才的严重浪费，各种生产要素难以流动，资源的优化配置存在障碍。这些问题严重阻碍了统一市场和区域经济的形成与协调发展。因此，在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进程中，各地政府就必须提高协作意识，在自愿、平等和有利于各方发展的基础上加强协作，通过建立区域立法协调机制来制定共同的市场规则、整合区域法治环境，消除各种体制和地区壁垒，有效实现区域内部的协调化和一体化，形成良好的法治大环境，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形成本区域的比较优势，参与国内外的市场竞争。

要加大相关地方性法规和省政府规章清理工作力度，及时提出废止、修改有关地方性法规和省政府规章的建议，首先应当站在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的高度，突出管理与服务并重、寓管理于服务之中的原则，合理设定政府的权力和责任，注重规范政府权力，明确政府责任，强化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职责，规范行政执法程序。其次通过多种形式公开征求社会公众的意见，尤其是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有重大影响的立法项目，要召开座谈会或者听证会听取各方意见，科学设定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使立法充分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切实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第三，立法工作深入基层、深入实际开展调研，切实摸透立法所规范领域的真实情况，力求准确把握事物的内在规律和发展趋势，弄清实践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找准立法需要规范的重点，有针对性地拟定相关制度和措施，增强立法解决实际问题的针对性。

二、以司法体制改革为先导。优化法治环境管理格局

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发展和完善。一要坚持正确政治方向抓好改革。准确把握中央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精神，从实际出发，有方向、有步骤、有秩序地推进改革，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二要立足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抓好改革。以实施发展战略为切入点，加大司法改革创新力度，努力破解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司法障碍。三要着眼人民群众司法需求抓好改革。加强保障人权的司法制度建设，健全完善立案和执行工作体制，健全社区矫正制度，建立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办理机制，真正做到改革为了群众。四要调动各方力量抓好改革。各级党委政府要加强对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组织领导，各级政法机关要有效解决影响和制约政法工作发展的突出问题，相关部门要密切配合、相互支持，形成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强大合力。

篇4

[关键词]法医鉴定体制；司法鉴定；司法诉讼

[DOI]10.13939/ki.zgsc.2017.09.075

司法不公是当前社会中的一大热点问题，这种不公的现状主要是由于司法鉴定工作的无序状态引起的，从而引起广大人民群众的不满。社会主义司法制度需要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并且按照公正司法以及严格执法的要求完善司法机构的设置，做好职权划分和管理制度，进一步健全高效运行的司法体制。但是，我国现行的法医鉴定体制已经不能够适应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同时也不符合现代法治需求。在这种情形下，司法鉴定人员应该认清形势，不断提高自己的认识，加强对现行司法体制的改革，确保司法的公正性。

1 我国法医鉴定体制存在的问题

1.1 缺乏健全的法医司法鉴定程序

在法医司法鉴定中，由于很多当事人有提出重新鉴定的情况，所以，需要加强鉴定机构的更新，但是在更换的过程中，鉴定机构会对鉴定之前的鉴定意见进行修改，针对这种修改情况，办案机构难以判断出对错，从而增加了办案的负担。若重新进行鉴定，鉴定的环节无机构高低层次之分，那么难以科学有效地进行鉴定，导致重新鉴定说服力的缺失。当前的司法主管部门仅仅在机构审验和审批上存在管理，没有具体地进行人力和财力等方面的监管，此外，在社会法医司法鉴定机构中，由于其经营性质，为了经济效益往往会降低鉴定质量，最终导致鉴定结果难以采信的问题。

1.2 缺乏政府管理机构的宏观调整

我国没有法律明确法医鉴定工作的主管领导部门，从而造成鉴定机构不一的情况，外加鉴定机构的技术水平发展不平衡，司法鉴定程序不规范。除此之外，鉴定机构的设立以及资格审批等方面都存在较大的随意性，法医技术鉴定标准不统一，鉴定质量的控制缺乏有效性，没有明确的法律责任等，这些问题的存在导致我国的法医鉴定工作处于一种无序状态。

1.3 没有明确规定受理办案范围

现行的法医鉴定体制没有规定具体的鉴定级别，导致多头鉴定的现象，严重影响了法医鉴定的办案效率。一些地方的鉴定机构往往单纯地追求案件的数量，导致办案范围出现了超越现象。部分法医门诊不仅受理刑事和民事案件的人身伤害损伤程序的鉴定，同时也受理交通事故受伤人员的伤残评定。此外，一些地方为了追求经济效益，往往会设立伤情治疗诊所，这种方式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方便群众，若无法很好地掌握，比较容易失去司法鉴定的客观性和公正性。

2 加强法医鉴定体制改革的策略

2.1 加强法医鉴定体制改革

法医鉴定体制的改革需要改变机构繁多的现状，加强机构的统一和管理。对于机构简化问题，必须在鉴定工作的基础上整理管辖关系，在提升可信度的基础上能够让当事人对鉴定结果有章可循，因此，可以借鉴西方先进的体制管理经验，然后结合我的实际状况，将所有的法医司法鉴定机构集中在一起，进而建立一种统一的管理体系，并且按照行政区域划分设立单独的法医鉴定机构，厘清机构之间的隶属关系，从而提升法医鉴定的效率，解决多方鉴定、多种鉴定结论的现状。此外，还可以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些权威性的鉴定概念，制定有效的法律法规政策。不仅可以提高鉴定工作的效率，同时还可以提升我国法医鉴定在国际上的形象。

除此之外，还需要建立多元制的法医鉴定体制，通过多元制这一健康开放的法医鉴定体系，进而确保鉴定意见的科学性。法院作为一个中立机构，需要履行法医文证审查咨询职能。建立多元制的法医鉴定体制，可以将原司法行政部门的鉴定机构所属资源用于加强检查系统法医职能部门。法官可以站立在中立的立场上，对鉴定意见进行公正的判断。

2.2 提升司法鉴定人员的综合水平

法医鉴定人员的整体业务水平的高低对整个法医鉴定程序和鉴定质量会造成影响。为了提高鉴定人员的水平，在法医鉴定中实行统一的主体资格准入机制，同时，政府部门也应该出台相应的监管制度，明确规定法医从业人员的权利和责任。为了避免不符合业务水平的法医鉴定工作人员从事该工作，需要建立明确的职业标准，尤其是在资格考试上，将考试制度的健全放在首要位置，从而增强法医工作人员的从业水平，提升法医鉴定的工作质量。还需建立法医工作人员的培养机制，实现高效法医培养和用人单位的对接，为法医鉴定机构提供优秀人才。

2.3 有效解决法律、法规方面的缺位问题

就我国法医鉴定体制在法律和法规方面存在的弊端问题，可以从以下三方面入手来解决。首先，需要统一规定鉴定机构，包括鉴定机构层级以及内部专业委员会的设置，授予鉴定机构应有的资格，鉴定人才条件以及鉴定设备要求都要明确的规定。其次，认定鉴定人的准入资格，对于这一资格的认定需要有一个全国统一的标准。抛弃部门利益和偏见，建立鉴定人资格准入认定委员会，该委员会为司法部行政管理局，其职责是制定法医鉴定人资格的认证标准，并且对法医鉴定人的资格申请进行受理，然后组织相关鉴定人考试。最后，应该审查鉴定意见，质证采取实证主义，从根本上杜绝拿来主义。鉴定意见作为庭审的重要证据，需要当庭审查，并且需要将审查和质证的范围控制在一定的体系中，审查范围主要包括鉴定人资格的审查、鉴定程序的审查以及鉴定内容是否超出范围的审查。通过规定合理的鉴定范围和鉴定依据，为法医鉴定工作实施的有效性提供基础保障。

3 结 论

针对目前我国法医鉴定体制存在的多种问题，例如，鉴定体制不健全，鉴定人员综合水平不高以及鉴定法律法规不完善等问题，需要全面分析，从而建立有效的法医鉴定体制，提高法医鉴定人员的专业素质和综合水平，在加强法院系统以及法医鉴定体制的基础上，解决法律法规方面的缺位问题。通过这些措施的实施，有利于法医鉴定管理的规范化和系统化，逐渐形成良好的运行机制。此外，我国有关部门还应该加强资格审查和动态管理，使法医鉴定更加合理化，更好地维护我国的司法公正性和公平性，为人民群众提供良好的服务，确保依法治国方针政策的有效发挥。

参考文献：

[1]田文明.论公安机关法医鉴定体制的改革[D].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2012.

[2]刘兆.中日法医鉴定体制及法医学教育之比较[J].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1，17（3）：88-90.

[3]艾如纲，徐江，郭建军，等.探讨法医学司法鉴定体制改革[J].医学信息，2014（18）：30-30，31.

[4]冯洪全，王晓磊.对完善法医鉴定体制的思考[C].中国法医学会・全国第十七届法医临床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4：262-264.

篇5

一、做法成效

南通市自2015年3月被确定为国家级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试点城市以来，在城市管理综合执法体制改革方面大胆探索创新、高点定位设计，初步构建了“以整合规范执法主体、相对集中行政执法权、推动执法重心下移、完善基层执法制度体系和创新执法监管方式为主要内容，全面推进部门内部、跨部门跨行业和区域性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总体框架，建立了权责统一、权威高效、具有南通特色的城市综合管理行政执法体制。2016年1月，全国机构编制工作会议暨综合行政执法工作座谈会在南通召开，其改革经验受到了大会肯定。他们的做法主要是紧扣“四个环节”、“推动四个转变”：

（一）理清执法职能，推动“权责不一”向“权责统一”转变。为锁定权力“基数”，理顺权责关系，强化执法责任，南通市通过三步来理清执法职责：一是梳理执法权力。对市、县城市行政执法事项进行了全面梳理，搞清每项执法权的事项内容、法律依据、行使范围、执法主体、机构设置、编制核定、处罚频次等情况，并在此基础上分层分类建立行政执法权力库。二是明确执法权限。除法律法规和上级有明确规定、暂时不适宜由基层政府承担的行政执法职能外，将城乡建设、城市管理、市场监管、环境保护、交通运输等领域执法职能，逐步交由县（区）承担，实现“属地化管理、扁平化执法”。县级政府按照“能放则放、按需下放”的要求，推动重心下移，逐级编制“责任清单”，做到“法定职责必须为”。三是理顺执法关系。业务主管部门履行主体责任，重点做好拟定政策措施、组织编制规划、实施审查审批、统筹协调指导、落实监管责任等工作；承担行政执法的部门，依法履行执法监管、行政处罚及其相关的行政强制等职责，理顺了城市管理执法的交叉问题，提高了执法效率。

（二）整合执法机构，推动“职权分散”向“相对集中”转变。为整合归并执法机构，相对集中行政执法职能，南通市从四个层面分类构建综合执法体制。在市级层面，整合优化部门内部执法监管职能，除法律法规有明文规定和不宜实施集中执法的情况外，将多个处室、多支队伍行使的行政执法职能集中归并到一个处室或者一支队伍行使，明确执法责任，落实执法流程，建立协同机制，实现“一个部门一支队伍（一个处室）管执法”。在县级层面，对执法职能相近、执法对象相同、执法方式相似的城市管理、市场监管、资源环境、农林水利、交通运输、文化旅游等领域的相关执法职能和机构整合，推进跨部门、跨行业综合执法，实现“一个领域一支队伍管执法”。在市辖区，由街道城市综合执法机构统一集中对外开展执法工作，实现“一个街道一支队伍管执法”。比如，中编办确立的城市管理执法体制改革试点单位崇川区钟秀街道办不仅组建了综合执法局，还将市场监管、环保、城建、水利、公安、文化等领域的9大类143项执法职能，统一划入街道办事处集中行使行政执法权，有效地提升了街道的治理能力和监管水平。在镇（街道办）级层面，将适宜在基层行使的执法职能全部下放，并通过组建城镇综合管理办公室，并加挂城管综合执法中队牌子集中行使执法权，实现“一个区域一支队伍管执法”，达到了“小事解决在村街，大事控制在镇（街道办）区”的目标。

（三）下移执法重心，推动“看得见、管不着”向“管到底、管到位”转变。南通市深刻认识到，城市综合管理行政执法的重点在基层，难点在一线，为解决这些难题，他们通过三个途径推动执法重心下移：一是下移执法机构。对基层发生频率高、执法监管结合紧密、需要较强专业技术进行支撑的领域，采取下移执法机构的方式开展综合执法，原有执法力量大部分随同下移，不仅充实了基层执法力量，并且实现了网格化、全程化、立体化监管。二是下沉执法力量。对城市执法事项主要发生在基层、专业技术要求适宜、执法部门力量相对薄弱的领域，通过条块结合，整合执法力量，充分发挥基层政府的统筹能力，开展综合执法工作。比如在市辖区，将原有城管执法机构和执法人员整建制划转下移到街道办事处，日常管理以街道为主，所有执法人员定点落实到社区、邻里、街坊、路段，实现分片包干，责任共担，形成了富有特色的“街邻城管”模式，有效地提升了执法效率。三是下放执法权限。对与城市管理关系密切、现有力量和能力能够有效承接、适宜由基层政府实施的执法事项，采取直接下放的方式，统一由基层政府开展区域性综合执法。

（四）健全执法机制，推动“粗放执法”向“精细执法”转变。为推进城市综合行政执法，提升执法的准确度、精细度和有效度，南通市探索建立了执法运行、执法保障、信息互联三大机制。执法运行机制，即：先后建立监管与服务责任清单追责机制、“双随机”检查机制、举报奖励机制、告知承诺失信惩戒机制、重大风险监测防控机制和监管绩效评估奖惩机制，这六项机制的建立，规范了城市执法监管行为，杜绝了任性检查和执法扰民，保证了“分得清责任、找得到人头”。执法保障机制，即：在财政供养人员总量不增加的前提下，盘活存量、优化结构，切实做到职责整合与编制划转同步实施、队伍设立与人员移交同步操作，确保执法力量重点用于一线；健全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和行政自由裁量权基准制度，严格执行执法评议考核、案卷评查、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和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等制度，全面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设立城市综合管理巡回审判法庭，建立城市执法部门与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信息共享、案情通报、案件移送制度，实现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无缝对接；加强执法经费、装备、车辆、办公设施等软硬件建设，确保综合执法各项保障措施落实到位。信息互联机制，即：探索“互联网+”的执法模式，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等技术，加快建设覆盖全市、上下贯通、功能完善、数据共享、运行高效的综合执法体系。

二、经验启示

改革无定式，创新无止境。南通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体制改革的成功，关键在于立足自身实际，推动管理创新，走出了一条以体制创新引领城市发展的成功之路，给我们带来深刻启示和有益借鉴。

（一）敢于担当负责、勇于开拓创新是前提。南通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体制改革之所以取得巨大成效，主要在于各级干部思想大解放意识强。面对改革重任，他们有思路、有激情、有胆识，富有敢想、敢干、敢闯、敢为人先、争创一流的进取精神，正是在这种精神的带动下，推动了改革向纵深迈进。我们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切实增强全面深化城市管理综合执法体制改革的紧迫感，主动作为、勇于创新，让城市变得更加优美舒适、干净整洁、规范有序。

（二）大胆探索实践、做好顶层设计是基础。为推动城市管理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的顺利实施，南通市坚持分类施策，根据不同层级的不同需求，在改革总体框架内，分类研究制定切合实际、易于操作的改革目标、试点任务和实施路径，既强调改革的顶层设计，也充分尊重基层改革的自主性和创造性，较好地解决了城市管理制度的衔接与转轨问题，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我们要准确把握新型城镇化发展规律，按照精细化管理的目标要求，在政策层面做好顶层设计，尽快出台我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的实施意见，并制定相关配套政策，推动城市管理改革与经济社会同步发展。

（三）明确职能权责、理顺运营体制是关键。南通市在推进城市管理综合执法体制改革过程中，坚持立足实际，把重点放在基层发生频率较高、与群众关系密切、多头重复交叉执法问题比较突出的城市管理、市场监管、环境保护、交通运输等领域，坚持编随事走、人随编调，真正实现了管理重心下移，执法力量下沉，彻底扭转了城市管理职能繁杂、权责不清、力量分散等突出问题，执法效能大幅提升。我们必须抓住城市管理新旧体制转轨的有利契机，把该统的统到位，该放的放彻底，执法重心下移，力促城市管理执法水平再上新台阶。

（四）健全保障机制、推动高效运转是重点。为确保城市综合管理行政执法走上制度化、规范化道路，南通市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中、省相关文件精神，综合运用法治思维方式，建立了一套权责清晰、协调顺畅、保障有力的长效运营机制，既做到了于法周延、于事简便，又解决了难题、化解了矛盾，从而在制度层面保障了城市综合管理行政执法工作常态、高效运转。我们在推进城市综合管理行政执法工作上，必须强化机制创新、制度创新，用规章制度规范执法行为，用体制机制推动依法行政。

三、工作建议

通过考察学习南通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体制改革工作经验，并根据省委、省政府《关于深入推进城市执法体制改革改进城市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陕发〔2016〕22号）文件精神，结合汉中实际，我们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加快理顺城市管理体制。主动适应新型城镇化发展要求，打破陈旧体制羁绊，建立市政府统一领导，市住管局（综合执法局）牵头，市级各相关部门负责行业指导和监督管理，区负总则、街道主抓、社区自治，市民群众自觉参与的“两级政府、四级管理”的“大城管”体制。一是明确管理职责。在市、县（区）、镇（街道）三级政府设立由行政首长负责的城市管理委员会，办公室设在各级住管部门，定期研究城市（镇）管理重大事项。市级城市管理委员会办公室调整设立到市住房和城市管理局，并进一步夯实其管理职责。市级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在现行制度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各自管理职责，规划建设部门负责城市总规、中心城市控制性详规等战略性规划的编制审批以及相关制度、规范性文件的制定等工作；住房和城市管理部门负责城市（镇）管理工作的宏观指导，组织协调、监督检查和考核评价等工作。县（区）实行规划建设管理一体化运营机制（中心城区规划由市级规划部门审批），负责本辖区城乡规划、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城市（镇）管理等职责；镇（街道办）全面履行城市（镇）管理综合执法职责。二是下移执法重心。按照属地管理、权责一致的原则，全力推动城市管理执法重心下移。市级层面，在市住管局（综合执法局）下整合设立15-20名人员力量的市城市管理执法支队，主要承担规划执法、监督检查、考核考评、业务指导、人员培训等职能，市综合执法局其余机构和人员全部下放到汉台区，并将中心城区园林绿化、路灯管理等机构整建制划归所在区；县（区）在城市管理机构基础上组建城市综合管理执法局，并下设城市综合管理执法大队，具体负责城市管理、案件督察督办等工作；镇（街道办）成立综合管理执法中队，在辖区内具体开展综合执法工作，其业务工作接受主管部门指导，日常管理以所在地党委、政府为主。三是厘清职权边界。进一步明确城市管理综合执法范围，将住房城乡建设领域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全部行政处罚权以及其他部门与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执法频率高、多头执法扰民问题突出、专业技术要求适宜、与城市管理密切相关的事项逐步纳入城管执法范围，以此提高城市管理效能。

（二）严格规范城市执法行为。必须改变传统的执法模式，树立以人为本理念，转变执法方式、规范执法行为，不断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一是强化队伍建设。按照“编随事走、人随编调”的原则，整合归并执法队伍，推动执法力量向基层倾斜，提高一线和城郊结合部的执法力量配备比例。加强对城市管理执法人员的业务培训，严格实行执法人员持证上岗和资格管理制度，统一制式服装和标志标识，不断优化城市管理执法力量。二是推行权责清单。坚持法无授权不可为、法定职责必须为和权责一致、权责匹配的原则，进一步优化调整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部门权责清单，向社会公开职能职责、执法依据、处罚标准、运行流程、监督途径和问责机制，并根据改革推进情况实行动态管理和调整。三是改进执法方式。综合运用行政指导、激励、扶助、调解等非强制手段，引导当事人自觉遵守法律法规，及时化解矛盾纷争，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积极推进网上执法办案系统建设，健全执法办案信息查询系统，推行网上行政服务工作，探索快速处置、非现场执法等新型执法模式。

（三）强力推进城市综合管理。积极探索城市管理的有效途径，大力推进城市综合管理精细化全覆盖，努力塑造整洁优美、文明和谐的城市新形象。一是加强市政管理。建立规划、建设、管理部门之间有机衔接和良性互动机制，及时做好竣工市政公用设施相关信息移交，实现城建档案信息共享。加强市政公用设施管理和维护，严格控制城市道路开挖和占用道路行为，强化市容秩序治理、生活垃圾收运管理、园林绿化养护等工作，确保市政设施安全运行。二是整治重点环节。加强城市建筑物立面管理和户外广告、门店牌匾等设置，整顿城市地上地下公共空间使用秩序，严厉打击违法用地、违法建设行为；优化城市街区路网结构，打通城市断头路、丁字路，科学设置交通信号、标识标线、隔离设施，合理施划停车泊位，加快推进城市步行、自行车交通系统建设，不断增强城市交通微循环系统功能；下功夫治理渣土垃圾外溢、车辆扬尘等现象，大力推进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管理，全面改善人居环境。三是建设智慧城市。加快综合性城市管理数据库建设，强化视频监控、环境监测、交通运行、供水供气供电等城市运行数据的综合采集和管理分析，建设覆盖市、县（区）的数字化信息平台。推动数字化城市管理向智慧化升级，实现感知、分析、服务、指挥、监察“五位一体”。建立统一的“12319”城市管理服务热线，并实现与“110”报警等电话的对接，不断提升综合执法效益。

篇6

社会公平正义是和谐社会的基本条件，要让公平正义在实践层面体现，必须依靠制度安排。党的*通过的《决定》，突出强调了制度建设和创新对促进社会和谐的重大作用，并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和任务。

制度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完善的体制机制和制度体系，是促进社会和谐、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保证。一般来说，许多国家都经历过这样的过程，随着开放发展的步伐，社会要经过一个转型期，这一时期的一个重要任务是搭建引导社会发展的制度平台。在我国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环境下，完善体制机制和制度体系更为必要、更为紧迫。我们既要立足当前、着力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的同时，更要放眼长远、在制度建设和创新上多下功夫，注重从制度建设入手，切实保障人们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权利和权益，引导公民依法行使权利、履行义务。

《决定》明确提出要完善民利保障制度，巩固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地位；完善法律制度，夯实社会和谐的法治基础；完善司法体制机制，加强社会和谐的司法保障；完善公共财政制度，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完善分配制度，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保障群众基本生活。这六个方面的要求，共同构成了促进社会和谐的体制性保障，是我们推进下一步发展的任务和目标。

落实好这些要求和任务，归根到底要靠深化改革。我们要根据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继续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改革和创新，尤其要不失时机地推进社会体制改革和创新，努力在保障人民权益、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强化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推进社区建设、健全社会组织、完善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机制、加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等方面取得新的进展。要坚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紧建设对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

深化改革，建立健全促进社会和谐的制度保障，是一项紧迫的重大任务，也是一个新的时代课题。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精力放在制度建设这一具有战略意义的举措上，创新发展，推动改革，注意兼顾各方面利益、照顾各方面关切，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改革措施的协调性，使各项改革取得更大成效。各有关部门要对《决定》在制度建设上提出的任务，抓紧研究、拿出方案，为中央决策提供依据。各地区要从自己的实际出发，更加积极主动地加强制度建设，以保证广大人民群众切实体会共享发展成果的公平性，切实体会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优越性。

篇7

本文是对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专题研究，主要内容是从几个基本理念入手，分析其存在的根本性问题，并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比较现实的改革路径和目标模式。在观点上，本文在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不适应性是我国行政管理体制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心是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的新观点；在分析不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的基础上，提出以法治政府为中心的多重目标模式。

一、当前我国行政管理体制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随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而逐步展开的，并且经历了一个适应经济体制改革要求的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近30年来，我国的行政管理体制经过不断地改革，取得了重要进展和明显的成效，特别是从计划经济条件下的行政管理体制到适应市场经济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方面已经有了很大的转变。从总体上判断，我国目前的行政管理体制基本上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但是，面对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新形势和新要求，现行的行政管理体制还存在着不少问题，仍然存在不适应的地方。

(一)政府自身的视角：我国行政管理体制不适应性问题的具体表现

如果说不适应性是我国行政管理体制的主要问题的话，那么，这种不适应性究竟体现在哪些具体问题上？许多行政管理部门的同志认为，现在行政管理中的主要问题是人员编制不够、经费保障不足、权威性不高、监管手段不强等。主要体现在这样几个具体问题上。

第一，政府职能转变还不到位，政府直接干预微观经济活动的现象依然存在，国有资产监管有待进一步加强，市场监管体制仍不够完善，社会管理体系仍不健全，公共服务职能仍比较薄弱；第二，政府机构设置不尽合理，部门职能交叉、政出多门、权责脱节、监督不力的问题比较突出；第三，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有待进一步理顺，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和执行不力的问题未能得到全面地解决；第四，依法行政观念不强，有法不依、多头执法、执法扰民现象比较普遍。

同时，从理论的视角看，我国行政管理体制不适应性问题具体表现为：从行政管理体制的主体结构来看，主体结构上的问题主要是“政府机构设置不尽合理”；从行政管理体制的职能要素上看，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是目前整个体制的根本性问题；从体制的运行上看，相关机制不健全是行政管理体制比较突出的问题；从体制的制度要素看，法律制度不够健全和完善是主要的问题。

(二)市场主体和社会和谐的视角：我国行政管理体制不适应性问题的具体表现

分析行政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以什么视角切入是很重要的。目前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分析，大多是行政机关的看法，主要是从管理者的角度来看待管理体制中的问题。从这个角度看到的问题或者说行政机关感受到的真实而迫切希望解决的问题，恐怕主要是权力不够大、力量不够强、经费不够多、手段不够硬、处罚不够重等。这些当然都是问题，作为行政管理者谁都希望不存在这些问题。然而，为什么在计划经济条件下行政管理体制不存在这些问题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却成为问题了呢？我们认为，主要原因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行政管理理念、职能、方式方法、手段等都不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其根本问题还是在职能转变上。当然，也有换位思考来考察行政管理体制问题的情况。但是，换位思考与在本位上思考，还是有所不同的。因此，有必要从市场主体和社会和谐的视角来考察行政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这里有几点需要说明：一是，市场主体的视角，即从企业和行政管理相对人的角度来看行政管理的问题；二是，从市场主体的视角来考察行政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即可以从被管理者的角度来印证管理者提出的问题，使我们对问题的认识和分析更加客观和全面；三是，被管理者对问题的感受往往是直接的、真切的，感性认识的成分较大，需要适当上升为理性认识。此外，有些制度在实际运作中的情况可能不尽如人意，这种情况也要注意。

1.关于行政许可问题

行政许可作为一项重要的行政权力，是政府管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事务的一种事前控制手段，在我国行政管理中被广泛运用，对于保障、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缺少法律约束，实践中存在不少问题，有些已经成为生产力发展的体制。这也是人们感受到的政府管理的突出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1)行政许可范围不清、事项过多，设定行政许可的事项不规范。(2)行政许可的设定权不明确。(3)行政许可环节多、周期长、手续烦琐，缺少必要的程序规范。(4)重许可、轻监管或者只许可、不监管的现象比较普遍，市场进入很难，一旦进入后却又缺乏监管。(5)利用行政许可乱收费，将行政许可作为权力“寻租”的手段。(6)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许可，往往只有权力，没有责任，缺乏公开、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

2.关于行政处罚问题

行政处罚，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对违反行政法律规范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给予的一种行政制裁。在行政执法活动中，行政处罚是其主要的执法活动。据统计，行政处罚在政府及其部门的行政行为中占较大比例，因此，人民群众对行政处罚的意见较大，反映较强烈。

实施行政处罚，不仅应当根据实体方面的规定，而且也应当有严格的程序规定。然而，在行政处罚法颁布之前，由于对行政处罚的一些基本原则没有统一的法律规定，实践中存在一些问题。行政处罚法的实施，虽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一些问题。但是，从目前的情况看，仍存在不少问题：有些处罚的设置不够科学，有些领域的处罚过多过滥；有的行政处罚与行政机关的利益挂钩，收支两条线制度流于形式；行政处罚的自由裁量权的行使不够规范；行政处罚偏离处罚目的和

教育与惩罚相结合原则的情况比较突出，为处罚而处罚的情况经常发生，常常激化社会矛盾，影响社会和谐。

3.关于行政收费问题

行政收费和行政处罚一样，也是企业和群众认为问题较多的政府行为。其实，问题的要害在于不合法或者不合理的乱收费直接损害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利益。目前，较大的问题主要有：一是收费项目繁多，范围较大。据统计，现在的收费种类很多，行政主体依据行政权力在行政管理过程中对相对人收取的费用主要有七大类若干种：(1)许可收费，如排污许可费、土地使用许可费、烟草专卖许可费等；(2)管理性收费，如个体工商户管理费、出租汽车管理费、计划外演出管理费、民办医疗机构管理费、无线电管理费、公路(水路)运输管理费等；(3)证照收费，如居民身份证工本费、专业技术资格证书工本费、婚姻证书费等；(4)手续费、登记费，如中国国籍申请手续费、社团登记费、收养登记费、企业注册登记费、船舶登记费、土地登记费等；(5)审查检验费，如进出境动植物检疫费、新药审批费、进口音像制品审批费、中药品种保护审批费等；(6)资源使用费，如城市排水设施有偿使用费、水资源费、矿产资源补偿费等；(7)集资性收费，如港口建设费、车辆购置附加费、教育费附加、电力建设基金等。①此外，还有一些强制性的收费，如交通强制保险费等。二是收费不合理、不公平、不规范。三是收费量大，许多企业不堪重负。

4.关于行政强制问题

在行政强制权的行使上也存在问题。哪些机关可以设定行政强制措施不明确；行政强制措施的具体形式繁多，同一行政强制措施有多种表述，缺乏规范；有些没有强制权的行政机关自行实施强制措施，甚至授权、委托其他组织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缺乏程序性规定，有些行政机关在采取强制措施时随意性较大，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直接经济损害。

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路径

我国行政管理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发展要求既相适应又相矛盾，矛盾的地方就是不适应的方面。不适应的问题是行政管理体制存在的主要问题。改革行政管理体制，就是要针对其主要问题，解决其不适应的方面，使我国行政管理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发展要求相适应。

(一)路径探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市场化？

在西方国家，有关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理论中，新公共管理理论主张引入市场化和私人部门管理方法来改造公共部门，奥斯本和盖布勒的重塑政府(reinventing government)和哈拉基的重理政府(reengineering government)是其中典型。新公共管理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与西方国家的行政改革紧密相连，有人称之为“企业型政府”，“以市场为基础的政策”。按照休斯的看法，新公共管理的理论基础是经济学理论和私营管理理论，前者包括新制度经济学、公共选择学和交易成本经济学。新公共管理强调效率，不过也强调与其他价值的平衡。他们主要批评新公共行政以牺牲效率为代价来换取公平的过程。其核心思想和主要观点包括：公私的重新反思，认为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虽然有很多不同之处，但是也有很多共同的地方，政府可以效仿私人部门；政治与行政二分法的重新反思，政治使得管理更加复杂，但是政治不能与行政分离；重塑政府，奥斯本和盖布勒提出此概念，主要认为要更好地提高政府的效率；结果导向型而不是过程导向型政府，主要是平衡效率和其他方面的考虑；绩效测量，主要是寻求使政府更富有效率和责任；民营化，主张更多利用私人部门生产公共物品等。重塑政府代表了新公共管理的核心思想。②

我国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能否引入市场化和私人部门管理方法？能否把政府改革成“企业型政府”？简单地说，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能否市场化？

笔者认为，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些方法在行政管理中可以适当运用，但是，是否选择市场化的改革路径从而把政府改革成为“企业型政府”，值得研究。比如，在市场条件下，行政机关不能像市场主体/，！/一样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又如，市场主体相互是竞争关系，行政机关却不能既是竞争主体又是管理者；再如，市场靠供求关系、价格机制来调节商品的生产、消费等，但行政机关却不能再用计划经济方式指挥干预经济，也不能用行政权力来获取经济利益。

可见，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把整个体制市场化是有问题的，但是并不是说不能在某些方面使用一些市场机制的原理和方法。如前所述，市场化要解决的是政府行为的效率和成本太高的问题，当然也可以考虑在职能转变上把不该管、管不了、管不好的事市场化，把政府正在做、不该做、做不了、做不好的事市场化，从而减轻财政负担，提高行政效率。如将政府机关的后勤管理社会化，将公务用车社会化，某些政府服务外包；将政府的园林、绿化、环卫等部门的职能转化为社

会化的公共服务等。这些服务性改革，有助于提高服务质量和水平，有转变职能的一面，也能提高政府机构自身的效率。对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征收、行政强制等方面的问题，由于公权力不能市场化，且市场化也并不直接针对这些问题和解决这些具体行政行为中的问题。因此，市场化的改革，是解决政府机关自身建设问题的途径之一，但不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主要方面。

(二)路径探讨：自上而下的改革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政府自身的革命，因此内部可能产生许多阻力。要革自己的命，既需要充分地认识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也需要有推进改革的外部动力。综观多年来我国改革的实际情况，一个重要的特点是改革往往从中央政府开始，自上而下推动。自上而下推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虽然是具有很强操作性的路径，但是这种路径更多的是形式意义，尚难回答实体内容上究竟应当通过什么途径来解决行政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使行政管理体制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

(三)法治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基本路径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发展和社会的不断进步，改革行政管理体制的要求也愈来愈迫切。那么，改革行政管理体制究竟应当重点改什么？我们认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点应当是行政执法体制改革，行政执法体制改革，是解决目前我国行政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和体制上的问题的主要途径。通过法治化的路径进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在客观上就要求将其纳入法制的轨道来推进。具体说，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要点。

1.以行政执法体制改革为重点，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化

(1)从行政管理的基本性质看，行政执法是其核心活动，因此，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心应符合客观必然性。从政府对社会管理的角度看，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需要十分关注行政执法体制的改革。政府的责任是管理社会，在于其行政管理使社会各个领域得以健康有序的发展。政府行政管理的主要内容就是依法行使公权力，规范社会行为，维护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因此，全面推进依法行政，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应当首先关注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和完善行政执法体制。

(2)当前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面临的主要任务，就是进一步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纲要》明确规定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目标就是经过约10年坚持不懈的努力，基本实现建设法治政府。法治政府的重要内容包括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基本形成；权责明确、行为规范、监督有效、保障有力的行政执法体制基本建立。行政执法体制改革，集中了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核心要求和主要方面。

(3)从行政体制、行政管理体制、行政执法体制三者的关系看，改革行政执法体制是目前工作的主要方面。在行政体制、行政管理体制、行政执法体制这三者关系中，行政体制是一个上位概念。行政体制具有的性质和特征，行政管理体制、行政执法体制也都应当具有，但是，下位概念往往具有更多的自身的内容和特点。行政管理体制和行政执法体制的关系也是十分密切的。行政管理体制不仅包括内部的行政管理体制而且也包括外部的行政管理体制，而行政执法体制的整体性质则主要是行政机关和行政管理相对人之间的外部关系。所以，针对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外部关系而言，行政管理体制和行政执法体制也具有很大的同一性。因此，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必然要重点强调行政执法体制改革。

(4)从行政管理体制的基本要素看，改革行政执法体制直接关系行政主体、行政职能以及行政权力的运行，十分重要。

2.以政府职能转变为核心，使行政管理体制真正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

简单地说职能就是权力。职能问题是行政管理体制的核心问题。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是行政管理体制存在的诸多根本和关键问题所在。

关于政府职能的转变，有几个要点需要注意：

(1)强调政府职能要依法界定和规范。

(2)切实转变经济管理职能，主要用经济和法律手段管理经济，而不是行政手段。

(3)明确提出了转变政府职能的三优先原则，即自主解决、市场竞争机制调节、社会组织自律解决的事项，除法律另有规定以外，行政机关不要通过行政管理解决。

(4)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要切实转到以主要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发展环境上来。同时，要强化公共服务职能和公共服务意识，简化公共服务程序，降低公共服务成本，逐步建立统一、公开、公平、公正的现代公共服务体制。这既是职能转变的方向，也是解决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的重要方面。

(5)政府职能分为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四大类，职能转变，需要在这四个方面下工夫。

(6)政府职能转变既要适应经济发展要求，也要适应社会发展要求，在转变经济管理职能的同时，加强社会管理职能，在继续加强经济调节和市场监管职能的同时，完善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

那么，如何转变政府职能？转变政府职能，调整行政权力，该管什么？不该管什么？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政府职能转变就难以落到实处。这就需要转变研究和解决问题的思路，具体地说，有以下几个要点：(1)通过法制化的路径能够比较好的解决此问题。这种便捷的途径是法律本身具有的特性决定的。(2)就法律法规的制定而言，要贯彻政府职能转变的思想和理念，切实按照政府职能转变的三优先原则，来规定公民法人的义务，设置公民法人的行为规范。不符合三优先原则的，就不给公民法人设定义务和行为规范，当然也就不相应设置许可、处罚、征收等内容和法律责任了。这是从源头上解决职能转变问题。(3)对现有职能的转变问题，首先是理清已具有的职能，在此基础上通过法定渠道来解决。笔者认为，在政府职能转变的具体操作途径这个问题上应把政府职能转变与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的梳理工作结合起来，借用梳理的成果，推动政府职能的实质性转变的进程。(4)通过对现行法律、法规和规章的清理，修改或者废止相关规定，直接对政府机关不符合标准和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法定权力进行调整。在这个过程中，公民法人可以提出意见，清理机关可以根据民意和经济社会发展要求，全面考虑，综合平衡，合理调整，这对政府职能的转变也很有意义。(5)从法律制度的规定上来推进政府职能的转变，这是根本性的途径。从执法的角度来贯彻职能转变的规定，也是必不可少的环节。(6)进一步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促进政府职能转变。要改变政府管理经济的传统方式，必须着力解决关键性的问题，实现以点带面、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应。政府职能转变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关键的环节，而减少行政审批事项是转变政府职能的重要切入点之一。

3.大力推进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

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已经开展多年了，总体上看，效果是明显的。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城市管理领域中多头执法、重复处罚、执法扰民等问题，明显地提高了行政执法的质量和水平。在一定范围内进行了管理权、审批权与监督权、处罚权适当分离的探索，为改革现行行政管理模式积累了一些经验。通过推行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试点，为合理配置政府部门的职能，精简行政机构初步探索了一些新的路子。形成了新的行政执法机制，树立了良好的行政执法形象。当然，尽管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取得了较大的成效，但是还存在如何进一步深化的问题。

4.强化立法、执法、法制监督

在立法上，应科学合理地规定管理的主体和职权，科学合理地设定权利义务，科学合理地规定和建立管理的机制、程序、方法、方式、手段，科学合理地规定法律责任等，从制度上肯定改革的成果，消除改革的体制。在执法上，通过规范执法、严格执法、文明执法，提高行政管理的质量和水平，使行政管

理符合合法行政、合理行政、程序正当、诚实守信、高效便民、权责一致的依法行政的原则。在法制监督上，加强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备案监督，不仅规范行政管理的依据，而且使行政管理体制的主体、职权、机制、制度等有关下位规定符合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加强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使行政管理不致越位、错位，缺位的情况得到有效地纠正和避免。特别是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通过梳理执法依据、确定执法职权、明确执法责任、加强评议考核、强化表彰奖励、严格责任追究等建立的激励奖惩机制，对有效解决行政管理中存在的种种问题，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是很有意义的。

三、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

(一)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目标模式的含义

如果说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是解决其存在的问题使之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那么，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则是研究什么类型的行政管理体制能更好地适应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要求。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针对的是现存的不适应的问题，是实然的过程，是实证的活动，是实在的既存状态；而目标模式针对的则是现行的行政管理体制的发展方向，是一种应然的过程，是对行政管理体制的理想类型和状态的未来展望。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回答的是行政管理体制“应当”是一个什么样的行政管理体制，“应当”把现行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成一个什么样的理想类型等问题，其意义在于更好地把握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历史发展和未来方向，更加准确地认识和利用行政管理的内在规律，为我国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确立一个应当达到的科学合理的体制标准，从而使我国的行政管理体制真正适应我国的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要求，并且成为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强大动力。

(二)关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目标模式的不同主张

关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应当确立什么样的目标模式，有许多不同的理论主张。主要有以下一些观点。

1.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型政府论

中央党校周天勇教授认为，从促进经济的角度看，中国政治体制最迫切的改革，是建设一个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型的政府。政府体制和职能要从生产建设型向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型转变，从提供经济物品向提供制度环境转变，从行政管理型向公共服务型转变，从集中管理型向依靠市场调控型转变。为此，政府机构设置，要按现代政务需要进行；官员和公务员，要组织选择与竞争和社会选择相接合；依法行政，要置政府于法律的制约制衡中；行政行为，要接受社会的监督，透明公开。

2.“适度有限权力和有限责任政府”论

提出一个为大家所接受的政府管理新理念及其建立在新理念基础上的新目标模式还需要不断地探索，笔者认为可以将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目标模式确定为“适度有限权力和有限责任政府”，具体包含以下几点：(1)有限权力和有限责任的政府；(2)应当“适度”有限权力和有限责任的政府；(3)有限权力和有限责任相互对应。③

3.“社会回应型改革”论

中国政法大学薛刚凌教授论述改革的目标模式时认为，经济转型给社会带来多方位和巨大的变革，从理论上来说，行政体制改革应当尽可能地反映这些要求，并通过行政体制改革来促进社会转型。然而，传统的行政体制改革只关注经济转型的需要，对经济转型带来的整个社会变革没有做出积极的回应。其结果是社会多元利益没有得到肯定；地方之间平等的竞争规则没有确立；传统的通过控制官员来实现对社会控制的手段开始失灵；公共服务功能不发达；政府对社会的回应能力不理想。因此，行政体制改革的传统目标模式必须转变，应当用社会回应型的改革取代经济调适型的改革。传统改革的核心内容是以权力为中心的改革，改革的核心内容应重新定位为以权利与权力并重的改革；传统的指导原则是以市场经济规律为导向的改革，指导原则应当重构为以行政管理自身规律为导向的改革；传统路径程序是行政推进式改革，路径程序应当转变为法律推进式改革。④

4.公共行政模式论

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方向，是要建立公共行政的目标模式。这一目标模式主要包括：建立参与型的公共行政决策架构；实施程序化的公共行政管理模式；推行竞争性的公共行政服务机制。⑤

公共行政的目标模式正在由效率模式向服务模式转变。公共行政的历史发展进程证明了这一点。效率行政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也许是适当的，但是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效率行政已经无法满足当代社会发展的需要，公共行政的效率目标模式因而受到怀疑。一种新的公共行政目标模式，即服务目标模式正在得到普遍认同。⑥

(三)多重目标模式：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目标模式的选择

社会生活既是丰富多彩的，更是纷繁复杂的，作为社会的管理者、代表者，不可能只是面对单一的要求和诉求。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要满足社会各阶层的不同要求，满足社会多元利益的诉求，满足不同公民个人的不同愿望，满足不同市场经济不同主体的不同追求，满足全球化、现代化、信息化的需要，满足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满足社会民生的吁求，一句话，要满足社会方方面面、各个领域、各种主体、各种利益的要求，因此，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就不可能只是单一的选择，而应当是多重目标模式，多层次内涵的建构。所以，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发展方向，既需要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也需要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既需要服务型政府，也需要有限政府、阳光政府、责任政府等等。

笔者认为，应以“法治政府”为中心并与服务型政府紧密结合的多重目标模式概念来表述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

第一，建设法治政府，既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政府建设的总体的奋斗目标和新的要求。在法治政府的目标统领下，加快建设服务型政府、有限政府、责任政府、阳光政府。为此，十七大报告在第六部分“坚定不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既强调要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又要求着力转变职能、理顺关系、优化结构、提高效能，形成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行政管理体制；既强调加快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规范行政行为，加强行政执法部门建设，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运行的干预，又要求完善制约和监督机制，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确保权力正确行使，必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提高政府工作透明度和公信力。国务院法制办公室

主任曹康泰认为：“hjt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多次提到要深入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在谈到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时，具体明确法治政府建设要取得新成效。依法治国，对政府来说就是坚持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其核心就是各级行政机关按照体现最广大人民群众意志的法律、法规、规章，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经济和文化事业。”⑦

第二，从外延上讲，法治政府可以涵盖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环境和资源保护、城乡建设事业和财政、民政、公安、民族事务、司法行政、监察、计划生育工作等方面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具体目标模式，具有很强的综合性。同时，法治政府可以涵盖社会各方面、各阶层、各主体对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各种企求、要求、希望等，范围十分广泛，内容十分丰富。

第三，从概念抽象的本质看，无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现象多么繁杂，其改革的本质和方向是改革和调整、理顺权力与权利的关系以及权力与利益的关系。那么靠什么来体现、规范、约束、调整这些关系以及其他各种社会关系？只有靠法律规定和法治理念和法治原则。因此，从高度抽象的角度考察，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发展方向或者改革的目标模式，应当是符合现代法治要求和原则的行政管理体制。法治政府作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方向是一致的。由法律确立，以法律为载体和体现形式，符合现代法治理念和原则的行政管理体制，这是我们所期望的。

第四，从法治政府的内涵上看，它包括了服务政府、有限政府、阳光政府、诚信政府、责任政府等内涵。法治政府的内涵，简单地说，就是按照法治的原则运作的政府，政府的一切权力来源、政府的运行和政府的行为都受法律规范和制约。法治政府奉行六项基本要求：合法行政、合理行政、程序正当、高效便民、诚实守信、权责统一。这些要求实际上也就是政府依法行政的基本准则，是衡量政府依法行政的标准，包含了现代法治的基本精神，体现了依法行政重在治权、治官的基本价值取向。这些原则、要求、准则等基本上都涵盖了服务政府、有限政府、阳光政府、诚信政府、责任政府的内容和要求。

第五，法治作为一个与人治相对应的概念，最核心的思想就是通过法律遏制政府权力，政府必须受到法律的控制。这也就是法治政府与非法治政府的根本分野。非法治政府只要求人们守法，而自己不用守法；法治政府则不仅要求人们守法，更要求自己带头守法。法治政府最基本的特征就是把自身的权力自觉地限制在法律的范围内，以防止权力的滥用。而这些正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所追求的目标。

第六，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现代社会是法治社会，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应当符合法治经济、法治社会、法治国家的发展方向。如果说社会是法治社会，国家是法治国家的话，那么，政府就应当是法治政府，这是比较符合逻辑的选择。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就是国家依法治国，政府依法行政。依法治国也好，依法行政也好，其重要性不仅在于对促进经济发展、推动政治文明建设方面所具有的重要作用，而且也在于它们本身就是人类所追求的一种价值。因此，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目标模式的选择也应当体现这种价值追求。

第七，法治政府的基本框架是：在体制方面，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公民个人的关系基本理顺，政府职能转变基本到位；中央与地方、政府与部门的权限比较明确；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基本形成；行政权力与责任挂钩、与利益脱钩。在法制方面，行政活动有法可依，制度建设反映客观规律并为大多数人所认同，法律、法规明确具体、科学规范、切合实际；法律、法规、规章得到全面、正确实施，法制统一、政令畅通，合法权益得到保护、违法行为得到纠正或者制裁、经济社会秩序得到维护。在机制方面，及时反映人民群众意愿、权利与责任真正统一的决策机制基本形成；高效、便捷、成本低廉的防范、化解社会矛盾的机制基本建立，社会矛盾得到有效防范和化解；行政监督机制基本完善，监督效能显著提高。在观念方面，提高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法律观念，遵守法律的氛围基本形成。

由这样的体制、法制、机制、观念和原则、要求、准则等所构成的法治政府的模式，不仅能够切实解决我国行政管理体制中存在的问题，更好地适应我国迅速发展的经济、社会的迫切要求，而且也与当代世界发展的总体趋势相契合。总之，政府要积极履行自己的职能，努力建设法治政府。到那时候，行政管理体制顺畅，政府行政权力的取得受到良好的规范和制约，行政管理公开、公平、便民、高效、诚信，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会依法办事、能依法办事。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既是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的紧密结合体，也包括了有限政府、阳光政府、诚信政府、责任政府等内涵，是用法治政府为中心和主体概念来概括的以服务型政府为重要内容的多层次、多结构、多要素的多重目标体系的综合模式。建立符合这种目标模式的体制，就是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努力的方向。

注释：

①参见戴少一、简龙湘：“我国行政收费的种类”，载中国法制信息网，登陆时间：20__年6月7日。

②参见李文钊：“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理论与政策选择”，《前线》20__年第1期。

③参见吕锡伟：“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特点及其目标模式”，《政府管理参考》20__年第2期。

④参见薛刚凌主编：《行政体制改革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__年版，第99～109页。

⑤参见李志勇：“从官僚制到民主制——试论当代公共行政的模式转换”，《长白学刊》20__年第5期。

篇8

关键词 主任检察官 行政化办 办案责任制

作者简介：张学丽，天津市西青区人民检察院。

一、协调衔接两者关系应以提高检委会决策水平为前提

实践证明，检委会业务决策机制对于保证案件质量、维护司法公正作用显著。但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进程的不断加快和检察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检委会特别是基层院检委会在组织框架、办事机构、决策能力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日益突出。而规范完善检委会业务决策机制，提高委员的议案能力、决策水平是根本，也是理顺其与检察官办案责任制关系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

（一）探索委员准入机制

检委会委员素质的高低，是决定其决策水平的关键。有的检察院委员水平参差不齐，案件决策质量难以保证。为杜绝这一现象，在对主任检察官注重专业化、精英化培养的情况下，对于检委会委员应设置更为“苛刻”的条件要求，实行严格的准入机制。从主任检察官中选拔道德高尚、理论坚实、业务精湛的骨干精英进入检委会。与此同时，取消委员资格的终身制。

（二）强化委员培训机制

检委会讨论决定的案件范围涉及检察业务的全部领域，因此委员仅是精通所在部门的工作远远不够。因此检察系统应自上而下的组织委员进行系统、全面、定期的业务培训。各层级的检察机关内部应坚持稳定的集体学习制度，以确保委员知识及时更新。此外，还要鼓励委员展开调研，充分调动研究解决复杂疑难问题的积极性。

（三）规范考核追责机制

1.实行内部追责机制。集体责任制，造成个别委员责任心不强的情况，议事议案时人云亦云。甚至在处理个别案件时，由于种种原因，发表了背离法律的意见。实务界越来越意识到 “集体责任”等于“无责任”的缺陷，笔者认为应在对外实行检委会集体责任制的同时，对真正实现对委员的有效制约监督，应在检委会内部确立具体明确、操作性强的内部追责标准。

2.完善错案追究机制。明确“显有疏失”和“故意为之”为错案追责的两种情况，而“判断有异”不应属于追责范畴。如委员对案件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方面，在一年内内出现与权威理解不同超过三次的情况时，应在考核档案中扣减相应等级的分值。如在五年内可，扣减达到一定分值的，取消其检委会委员资格。

3.实现权责相统一机制。应设立检委会委员岗位津贴，给其提供优厚的福利待遇，并畅通晋级渠道。

此外，还应通过设置专门的检委会办事机构、检委会专职委员、进一步规范议案程序等措施对检委会工作机制进行规范和完善。唯有通过以上方法，实现检委会的专家化队伍建设，树立决策的绝对权威，才能适应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改革的更高要求，实现两者关系协调衔接。

二、协调衔接两者关系应以权力制衡为核心

主任检察官制的本质在于加大检察官行使具有司法属性检察职能的独立性，也就是对主任检察官的“放权”。该制度的良好运行，离不开合理的权力配置和规范的程序制约。处理好检察官办案责任制和检委会业务决策机制关系的核心问题，就是处理好在对主任检察官科学“放权”问题的基础上，利用检委会制衡主任检察官自由裁量权限的问题。

（一）“放权”要依法、合理、逐步进行

司法体制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主任检察官的独立司法人格也需要循序培养。“放权”只有依法、合理、逐步推进，才有利于检察官办案责任制和检委会业务决策机制的协调衔接，最终实现司法追求的公正、效率目标。

1.“放权”应依法。依据“刑事诉讼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检察长和检委会是作为代表行使检察权的主体。对于主任检察官的“放权”范围，必须具有足够的法律支撑。在相关法律修改之前，主任检察官独立行使案件决定权的范围，必须以依法授权为前提。

2.“放权”应合理。虽然目前很多实行主任检察官制的国家，对于主任检察官放权范围广泛，有的甚至扩大到所有案件的决定权，但司法体制改革应立足于本国具体国情，因地制宜。虽然我国的检察官队伍素质在逐年提高，司法环境也不断改善，但不容否认的是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由于深刻的历史、政治和文化影响，即便当今，社会关系的“人情”味道仍然浓重，主任检察官身处这样的整体环境中，难免不受影响。因此，目前强调检察官完全独立办案为时尚早。

3.“放权”应逐步。根据现状，对主任检察官的放权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检察长授予主任检察官对一般刑事案件的决定权，对于重大、疑难、复杂案件应提交检察长或检委会决定。此阶段，对案件办理实行检察官办理――主任检察官决定和主任检察官（可在普通检察官的协助下）办理――检察长或检察委员会决定的双重办案模式。第二阶段是：赋予主任检察官绝大部分案件的最终决定权，但重大、疑难、复杂案件仍应提交检察长或检委会决定。第三阶段是：待体制、机制、检察人员素质等各方面条件完全成熟时，赋予主任检察官对其办理的所有案件的最终决定权，完全确立其独立办案的主体资格。此时检察长和检察委员会不再参与检察官承办案件的决策环节。

（二）确立案件分类的刚性标准是“限权”关键 由于法律对于哪些案件属于应提交检委会讨论的重大、疑难、复杂案件没有明确界定，在以往的检察工作实践中，基层检察机关经常出现的做法是，当案件在事实认定、法律适用上分歧较大，出现疑难复杂情形时，往往会选择向具有领导关系的上级检察院相关部门请示汇报，得到明确答复后依照执行。如果案件本身不存在难以解决的法律问题，但是对案件的处理结果有可能引起当事人自杀、上访等成比较大的社会风险时，往往会提交实行“集体责任制”的检委会讨论决定。检委会在决定这些重大、疑难、敏感案件时，并没有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反而成了“承担责任”的代名词。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改革中“放权”的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为避免主任检察官出现上文为推卸责任把案件报送检委会审批，使改革流于形式，无法提升司法质量和效率的现象；同时避免主任检察官权力的不当扩张和滥用，损害案件质量，产生司法腐败的现象，需要根据审查批捕、公诉等不同检察职能特点和要求，通过建立等级划分的刚性标准，对于哪些案件属于主任检察官的决定权限范围，哪些案件仍应采取审批模式，尽最大可能的进行细化规定。

在此问题上，可在借鉴上海、湖北等地主任检察官制的试点经验的基础上，进行如下设计：首先从制度上明确赋予主任检察官对一般风险案件处理的最终决定权，同时规定对重大、疑难、复杂高风险案件应由主任检察官亲自办理，最终决定权仍由检察长或检委会行使。其次，综合案件性质、宣告刑期、证据复杂程度、社会影响大小等情况，设定刚性的评判标准，对案件区分风险等级。根据风险等级，确定重大、疑难、复杂案件范围。为有效的加强对主任检察官制的内部监督和制约，风险等级评估工作应交给案件管理部门进行。当然，对于主任检察官在接到案件后，经过实质审查，认为案件确属应当提交检委会决定的，经检察长同意也可以提交。根据“人民检察院组织法”，检委会审议案件应经检察长决定。因此，对于提交检委会讨论决定的案件的程序应设定为：应当依法提交检委会讨论决定的案件，由主任检察官向检察长提出建议，经检察长批准后进行提交。

三、协调衔接两者关系应以加强检委会领导监督为关键

加强检委会对主任检察官执法办案活动的领导监督，是必不可少的关键环节。

（一）是明确责任划分

由主任检察官决定的案件，主任检察官对该决定承担责任；由检委会决定的案件，检委会对决定承担责任，而主任检察官只负责其呈报案件的事实和证据部分；如检委会对主任检察官的决定进行改变的，主任检察官对改变部分不承担责任。

（二）是厘清两者关系

主任检察官行使办案职权是依据检察长授权。主任检察官对于应当提交检委会讨论的案件，不能擅自决断，必须依法提交，对于经检委会研究做出的最终决定，必须严格依照执行。

（三）应充分发挥检委会宏观指导

篇9

用严格的法律制度保障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要求

当前的资源短缺和生态环境问题，主要是由于人类对自然无度、无序、无底线开发所致。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关键是建立完善的法律制度，通过法律制度进一步转变人的理念，规范人的行为，界定人的责任。

1.用法律制度转变发展理念

向污染宣战是我国当前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任务，但生态文明并不仅仅局限于环境治理和保护，而是要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达到金山银山与绿水青山的兼得。从价值取向的角度，生态文明摒弃了极端的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注重尊重自然和保护自然的理念，注重社会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目标的兼顾。体现生态文明的法律制度，就是要有效约束人的开发行为，加快发展方式的转型，尽快实现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

绿色发展从人与自然关系角度要求人类在追求物质财富、社会福祉、社会公平的同时，尊重自然、保护自然，主动减少对自然的伤害，在资源环境可承载、资源可更替再生的基础上实现发展。循环发展从资源利用方式的角度，改变传统的“资源―产品―废弃物”单向线性模式，按照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原则，形成“资源―产品―废弃物―再生资源”反馈循环模式，实现资源高效利用，从而减少污染物，减少对自然的损害。低碳发展是从能源利用角度，最大限度提高能源的生产率，尽可能减少高碳的化石能源使用量，大力发展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发展低碳产业、低碳产品、低碳交通等，在保证发展的同时尽可能减缓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

2.用法律制度约束开发行为

我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发展是治国理政的第一要务，但是有些地方政府唯GDP导向，投资冲动较大，拆除古迹、毁掉良田、牺牲环境的现象屡有发生，造成自然资产的巨大浪费。部分投资者也以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的名义，超越法律法规边界使用环境容量和生态资源，造成了污染的扩散和环境破坏，致使我国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约束日渐趋紧。与传统的工业文明相比，生态文明更加注重保护与发展的兼顾，更加注重从源头开始的全过程防控。

严格约束权力和节制资本，有效防范不当开发行为是生态文明法律制度的基本要求和发展前提。针对违背自然规律、对自然生态造成破坏并最终引致自然灾害的盲目开发，超出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过度开发，以及切断自然生态和经济内在联系的无序开发，必须加以严格约束，特别强化能源消耗总量控制线、耕地保护红线、水资源总量控制等生态红线的硬约束作用，把各种资源开发和经济发展活动都关进包括环保法律法规在内的制度笼子里。

3.用法律制度强化保护责任

我国当前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主要责任者是人，而非自然；主要是生产者，而非消费者。因此强调生产者的责任，以更加集约高效的方式实现发展，才能从源头上减少污染物产生和排放。法律必须对生产者提出更多、更明确的要求，依靠法律制度促进生产者树立生态文明理念，主动担负起生态文明建设的责任。在执法过程中，也须按照谁污染、谁付费，谁破坏、谁受罚的原则，加大对生产者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大幅度提高违法成本，对构成犯罪的生产者，坚决追究其刑事责任。

加快生态文明法律制度建设的重点内容

推进生态文明法律制度建设，需要从战略视角进行统筹考虑，根据“重点突破、全盘推进”的思路，在立法、执法和司法各个方面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

1.构建体现生态文明理念的立法体系

立法是最高层次的顶层设计，完善生态文明立法体系必须与时俱进地推动现有各种法律的生态化调整，优先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加强地方立法能力建设，为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法律支撑。

根据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要求，重新审视我国现行的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律体系，对需要起草、修改的相关法律进行系统梳理，优先制定能源法、天然气法、应对气候变化法等相关法律。在适当时候，补充完善行政管理体制和生态文明建设的相关规定，完善保护生态环境的法律体系。

我国的资源环境问题越来越呈现出明显的区域性与流域性特征，受到行政区界的影响，跨行政区的生态保护和污染防治是当前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的薄弱环节。必须加快研究区域、流域环境保护立法的可行性，积极探索区域、流域综合管理的立法模式，进一步加强地方立法能力建设，通过举办培训、开展咨询、组织专家制定地方立法模板等方式提高地方生态文明立法能力，重点是生态经济机制、公众参与机制、公民环境权益保障机制、流域协调机制、环境污染损害评估制度、地方环境标准制度等法律机制。

2.推进适应生态文明要求的司法创新

生态文明法治建设需要司法部门的积极参与，司法保障也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基础。在符合国家司法体制改革大局的基础上进行适度的司法创新，通过司法创新，对破坏生态环境的违法行为给予严惩，才能进一步维护法律的权威。根据十八届四中全会的要求，进一步完善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的制度，促进生态环境案件的受理和公正审判，保证人民群众的最普惠民生福祉。为了减少和避免地方政府对司法的不当干预，确保司法公正，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巡回法庭、设立跨行政区划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探索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

人民享受生态产品的权益需要依靠严格的法律保障，法律的权威也需要依赖人民的主动参与才能得以有力维护。通过创新和规范生态环境案件的诉讼规则，特别是及时调整案件和受理、举证责任的分配、因果关系的证明、侵害后果的评估等环节的具体制度，引导鼓励社会力量利用法律，积极、有序参与生态环境保护，更加有效地保障群众的环境权益，实现法律监督职能的充分发挥。

3.探索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执法体制

严格执法是保障生态文明法律制度体系高效运行的重要手段。严格执法需要坚持“统一执法”方针，需要进一步改革现行生态和环境监管体制，科学划定不同执法部门的权力和责任边界，明确生态文明建设的政府责任，完善和落实问责制。设立区域督查派出机构统一行使跨行政区域、跨部门的生态环保执法权，妥善处理执法区划与行政区划之间的关系。

篇10

关键词：国家治理；现代化；法治建设

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此后，在多种场合阐述了完善制度、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一、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顺应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潮流

治理是当今世界文明发展的方向和趋势。治理一词古已有之。“治理”在13世界法国就已经出现。起初的意思相近与“统治、政府”以及“指导、引导”。到了17世纪和18世纪，治理是王权和议会权力平衡的讨论中所关注的重要内容之一。但现代意义上“治理”则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末。1989年，世界银行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问题的报告》中，明确指出“治理”就是“为了发展而在一个国家的经济与社会资源的管理中运用权力的方式”。这是最早将现代意义上的治理概念明确引入到国家治理中来。1995年，联合国全球治理委员会在《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的报告中对治理给出了定义：多种管理公共事务和个人事务方式的总和。它是一个协调不同利益集团利益后联合作用的过程。既包括许多正式规则，也包括非正式的规则安排，只要人们统一意见。

纵观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现代意义上“治理”一词出现是经济政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第一，现代治理的出现是政府与市场关系演进的必然结果，是有关克服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制度安排。治理意味着20世纪后期以国家为基本依托的统治体系开始动摇。超越了生产场所的福特主义与福利国家的危机使得人们认识到，无论何种国家，要想实现国家发展，必须重新组合政府、市场和社会。第二，现代治理的出现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必然要求。与第一次、第二次工业革命倾向于自下而上的管理体制相比，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组织模式将发生重大变化，其强调的是政府、企业以及民间社会团体的共同作用。任何一方都不可能独善其身，而必须建立一个网络进行合作，共同制定发展蓝图。

二、法治建设是国家治理现代化重要保障

法治是现代政治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使国家权力受到限制和规范，公民权利得到保障的制度安排。法治是通过规则来完成国家治理，一个国家没有明确的规则，人们对于自己的行为所带来的后果没有预测，也使人们在社会中没有安全感，没有法治社会将无法走向公平正义。法治既是国家治理的方式，又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国家治理必须保证宪法和法律在国家中的权威。

首先，法治建设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治理体系是管理国家的制度安排，包括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等的安排，是一套系统完整的国家制度。实际上这也明确了国家治理现代化与法治的关系。国家制度的基本框架是由法律规定和保障的。另一方面，法治能力又是国家治理能力的具体体现。国家治理现代化也就意味着国家法治建设的现代化，国家法律法规建设和w制机制建设的规范化，程序化。

其次，法治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方式。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家，采取着不同的治理方式。历史证明，法治是治理国家最有效、合理的方式。是实现国家治理目标最基本的方式。随着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人们之间的流动和交往越来越频繁，人们之间关系越来越密切，同时观念和生活方式也越来越多样化，这就需要通过建立合理的法治体系来规范人们行为，减少社会冲突，维持人们之间和谐关系。

三、加强政治制度建设，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的根本保障是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这实际上已经明确了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发展方向和路径。

推进协商民主发展。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独特优势。现代化的治理讲求在民主基础上寻求治理。进一步促进协商民主发展，能够保证人民参与政治的权利得到保障，保持与人民的密切联系，使党的各项决策能够更加规范化、科学化。对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重大意义。它是适应我国社会结构深刻变化、公民政治参与意识不断发展而形成的制度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