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经济体制的内涵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计划经济体制的内涵，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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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销售主体的改变

销售模式其实是一种销售方式，是销售主体通过流通领域，运用销售方式销售商品的一种活动。其流程是：商品——流通领域——消费者；具体操作为：销售主体——商品——销售人员——营销方式——流通领域  〈市场〉——消费者。

计划经济下的销售主体主要是国有、集体企业和一些个体商贩。国有、集体企业占所有销售主体的百分之九十八以上，其中国有企业占主导地位，其它居于次要地位。以前我们外出时通常能看到一些企业的名称前面都冠有“国营”两个字，连一些集体的饮食店、供销社也冠有“国营”的名称；在公安、司法实践中要认定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销售主体，很间单，没有任何异议。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我国进行了  经济体制的改革，到目前为止，确立了按照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要求，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二十几年的改革成果，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发展壮大了国有经济，同时也使许多国有企业改变了性质，采取了多种有效实现形式，积极推行股份制，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各级政府加大了对个体、私营等各种形式非公有制经济的支持、帮助力度，初步建立和逐步规范了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体制下销售主体主要由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销售主体演变而来，在原来的基础上扩大了股份制和混合所有制以及个体、私营企业等销售主体，销售主体就变得复杂。

在公安、司法实践中  要认定市场经济体制下销售主体必须先查明企业性质。特别是一些个体、私营加工企业，连法人登记都没有，根本无法查明，在诉讼阶段，就有一些典型案例引起司法界、法学界的争议和争论。

二、  销售人员的身份改变

计划经济体制下销售人员的身份是明确的，习惯统称“供销员”。所谓“供销”是指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采购〈供应〉原材料，推销〈销售〉商品的行为。企业的供销员负责两方面的工作：一是采购；二是推销。

所有的供销员都是企业的正式干部职工，一些大中型企业把人事、劳动部门分开，干部由人事部门管理，职工由劳动部门管理；一些小型企业把人事、劳动部门合并为统一科室进行管理。公安、司法机关要确认其身份，到所在单位调阅一下档案就可以。那时个体经商人员的成分不叫供销员，有一个固定称呼，叫个体商贩。

市场经济体制下销售人员的身份我们把他们统称为“销售人员”。现实中有称：“业务员”、“推销员”、“销售员”、  “供货员”、“委托产品销售人”、“人”等；工作职责与计划经济体制下大致相同，负责销售主体的采购、推销工作。

市场经济体制下销售人员的身份是复杂的，有正式干部职工，有合同聘用制销售人员。其中聘用的销售人员有长期、短期的区别。国有、集体企业、公司和规范的个体、私营企业、公司管理规范，公安、司法机关要确认销售人员的身份，到企业查一下档案就可以。但是有一些个体、私营企业、公司内部管理混乱，没有建立档案管理制度，一旦企业被诈骗或被侵害时，无法维权，无法举证。可谓：“哑巴吃黄连，有苦无处说！”如某市公安机关今年三月份侦破了刘某涉嫌特大职务侵占一案，涉及到证实犯罪嫌疑人的“销售人员”身份时，由于是私营企业，内部档案管理混乱，连起码的聘用合同、销售合同都找不到了，公安机关为了证实其身份，只好到外地客户去调查取证，花费了一些本不该花费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教训很深刻。

三、  销售人员的待遇及销售方式的改变

计划经济体制下供销员的待遇主要体现在：供销员拿销售主体的固定工资，领出差补贴，一切福利待遇与正式干部职工同等。

市场经济体制下销售人员的待遇主要体现在：没有固定的工资待遇，销售方式普遍实行“责任制”。国有、集体企业、公司和一些规范的个体、私营企业还比较好，在实行“责任制”的同时一些政治、经济方面的待遇尚能落实，如保险、统筹等销售主体都能解决。一些不规范的个体、私营企业销售人员的待遇就没有保障，尤其是一部分不讲信用的个体、私营企业等销售主体拖欠、克扣现象严重，纠纷频繁。这种现象在沿海发达地区尤为严重。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供销员与市场经济体制下的销售人员待遇和销售方式方面最大的区别是：销售行为与销售业绩是否挂钩的问题，前者不挂钩，后者挂钩。  计划经济体制下供销员的采购、推销行为不落实“责任制”，不与业绩挂钩，干好干坏一个样。

市场经济体制下销售主体对销售方式普遍落实了各种“责任制”，而这些“责任制”名目繁杂，形式多样。如“包干制”、“包底销售制”、“地区产品委托销售制”、“利润分成销售制”、“让利销售制”、“某某销售制”等。

如某市公安侦查机关今年二月份办理了一起挪用资金案件，涉及到犯罪嫌疑人挪用货款的问题。在侦查阶段，公安机关对其销售方式、销售人员身份进行了调查确认：销售方式是“包干制”，即销售主体以低于出厂价格提供给销售人员商品，并送货到客户，承担运费、税收，不拿固定工资，自负盈亏年终到销售主体结账；身份是销售主体正式聘用的销售人员。由于销售主体内部管理混乱，“包干制”有缺陷，销售主体对销售人员的销售活动、资金回笼等无法监控、管理，“包干制”流于形式，给犯罪嫌疑人钻了空子；在报捕阶段，个别司法机关的经办人员的观念还停留在计划经济体制的年代，对市场经济体制下的销售人员身份识别不清，认为证明犯罪主体证据不足，不批准逮捕。后来公安机关直接向检察机关移送审查依法起诉，最后审判机关认定被告人有罪判了刑。由于侦查、检察机关对该案犯罪嫌疑人的身份认定有异议，严重地影响了办案的质量和速度，造成了打击不力的现象。

从公安、司法实践中大家体会到：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公安、司法机关要查清供销员的待遇及销售方式很容易，有档案可查。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公安、司法机关要查清销售人员的待遇及销售方式很难，原因在于：

〈1〉销售主体复杂。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经济实体区别巨大，在具体办案过程中公安、司法机关之间没有一个统一的认定标准；公安、司法人员之间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标准，有的公安、司法人员平时不注重学习，思想僵化，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下的销售模式区别不清，常常因案件的一些细节争执不下，影响了办案的速度和打击的力度；

〈2〉销售方式千变万化，没有固定的形式。在销售活动中销售主体说了算，不能以一句营利和亏损来概括。

如某市公安机关2002年11月在初查一起职务侵占案件中，发现一销售主体从营销策略上去做文章，临时搞部分商品底于出厂价进行亏本销售，具体销售活动由销售人员进行，销售主体没有书面授权，也没有文字记载，只是电话通知，又没有原始记录，时间一长，大家都说不清楚了，年终结账时将亏损部分都算到销售人员上。销售主体以涉嫌职务侵占犯罪将销售人员告到公安机关。虽然该案侦查机关没有立案，但销售人员的名誉受到了侵害，这些都是销售方式上存在的问题；

〈3〉档案不全，销售主体被侵权后无法举证。国有、集体企业、公司，规范的个体、私营企业等，内部管理规范，各种规章制度健全，档案完整。但是一些小的企业、公司，特别是一些个体、私营企业，在聘用销售人员、福利待遇、采用销售方式等方面，没有任何档案或原始记载，甚至连本台帐都没有，发生案件、纠纷后，自身无法举证，公安、司法机关调查取证、诉讼活动困难重重。

2002年10月份，某县公安机关派员到沿海一个发达的城市去调查一起职务侵占案件，在当地公安机关的配合下找到一个个私公司的老板，意图取一个证据，要求个私老板提供财务账，一问才知道哪有什么财务账，他做生意从来不建账，收支全在自己的口袋里，本来可以通过查一下账目，个把小时就能解决的事情，却无法进行。由于这份证据是定案的关键，某县公安机关前后三次找他，制作了三份笔录，最后还是达不到要求，真是劳命伤财。

四  、销售环节的变化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销售环节是计划性、指令性、层层进货、批发，一件商品从出厂到消费者手中，环节、手续繁杂。在公安、司法实践中收集证据容易。

市场经济体制下的销售环节是根据市场变化而定的，最突出的一点就是销售环节的简单化，一般商品取消了计划、指令性。销售主体根据市场需求决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消费者可直接向销售主体进货，在流通流域减少了许多环节，减轻了生产、销售成本，缩短了资金周转周期，提高了资金运作效率。

篇2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展，邮政业务在迅猛发展，因而邮政的业务开发、经营管理、网路改造、体制改革等方面也遇到了新的问题，旧的经验对此难以提供圆满的解决办法，因而这几年展开了一些邮政理论研究，气氛比较活跃。相信这些研究会促进邮政的改革。不过，邮政数十年来是接受计划经济管理办法来进行组织建设和进行管理的，在这些工作中形成许多理论概念和认识、思维方法等，难免融人种种计划经济理论思想，若不加区别地用以研究今天的改革问题，势必会影响研究的深人。因而要求我们在理论研究中注意克服这类影响，重视观念更新。

一、体制改革与相关理论概念的变革

从制度经济理论看来，经济体制是一定社会组织经济活动的一种方式方法。而它是以一定的理论体系作支持的，因此，体制改革也必然伴随着相应的经济理论改革。虽然，因邮政管理体制过去同电信合在一起，邮政组织管理中许多制度、规则、方法多基于实践经验，因而邮政还未能形成一种完整的体制理论。但是，邮政这样一个大系统的组织建设和管理改进等等，必然有一系列潜在的理论概念、理论思想起着指导作用。这种概念、思想却都是在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中形成和汇集起来的，恰恰没有形成理论体系，反而使我们难以感觉到它的存在，往往在不自觉情况下影响着我们的研究工作。举企业改革为例子。这些年来，很多人议论，盼望邮政能仿效一般工商企业一样，通过向企业放权，达到搞活企业，转换经营机制。但是他们往往忽视了邮政“企业”同一般工商企业的区别，实际也是忽视了“企业”一词概念的涵义，在体制改革中已发生了变革。在计划经济理论中，凡是能独立核算的经济组织就是经济实体，就是企业。这种解释，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是适用的。因计划经济体制将经营决策权集中于统一的计划部门，企业既无权支配自己的财产，也无权对企业的生产、销售进行决策。它不是一个完整的利益主体，也缺乏为改善企业经营效果所必需的行为能力。其作用，只相当于一个生产单位。所以可用生产上能否独立核算来界定这生产单位的责任，名之谓“企业”。在计划经济管理上是可以运作的。这种核算，实质是按计划价格统计物质产品生产的劳动耗费，主要是作为编制计划中求得平衡的一项依据。但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中，企业是一个具有独立经济利益的主体，它的责任不只是组织生产而是组织经营活动，要利用好它拥有的资财和人员，采用一切合法的手段求得企业的发展，财产增值。所以它是一个具有自主行为能力的有机系统。这是“企业”一词概念的内涵，显然起了变化;当年以生产上“是否能独立核算”作为标准来区分是否能建立企业，自然也不合适了。邮政部门设置的多触企业，其营运特点本来与一般工商企业不同—邮政是社会基础设施，它要向社会提供公用服务;更由于生产上全程全网联合作业的特点，因而它营运的效果，主要应从它的整体效应及对社会的作用来体现。过去邮电部门按着计划经济管理制度的要求，将一些邮政局所和生产部门作为企业。这些企业基本上都是邮政网中的一个生产单位，它们不可能单独提供完整的邮政服务，根据邮政的生产特点和邮电合营等情况，很难进行真正的独立核算。但为了贯彻计划管理的要求，就设计采用了“企业产品”这一概念，将它们生产完成的作业量转换成为“企业产品”量，并制定了产品价格……，凭借这些措施使它们可以独立核算，一些生产单位也具有建立“企业”的条件。这样一些企业，在计划经济体制的管理中，还可以仿效工商企业的办法，对之进行经济管理。因为当时对工商企业的管理也类同于对生产单位的管理。然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就不同了;一般工商企业有了自主行为能力后，就可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对之施加影响。而邮政所谓“企业产品”并不是商品，它不受市场机制的作用，多数企业又不能提供完整的邮政服务，难以形成完整的主体利益，故多数邮政企业不可能具备完全的自主行为能力。如果只仿效一般工商企业的办法对原来的邮政“企业”放权，并不能达到相同的效果。甚至会出现各“企业”之间，“企业”与全网之间的矛盾，所以我们的研究工作必须辨明某些模糊的理论概念。辨明这些理论概念有助于我们去认识改革的实质和邮政如何结合自己的特点去改革。从对“企业”一词理论概念的验证，就可理解到企业体制改革要有两方面的变革:一是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各个行为主体利益关系的变革;二是对组织经济运作方式的变革—因社会化大生产的发达而造成细密的分工后，各单位、个人为了使自己的劳动能获得有利的报酬，就必须实行交换(在制度经济理论中即称为交易)。因而交换中就体现了各种行为主体的利益关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负责按计划生产产品，而产品也由国家的计划来交换，因此只能有单一的利益关系。在市场经济体制中各种行为主体均有独立的利益，它们都要通过各种商品交换来实现价值，获得利益。随着复杂的商品交换形成了相互间复杂的利益关系。由此，政府管理经济的运作方式也要改变，由原来凭藉行政的指令性计划对经济运作指挥调节，转变为运用法制和经济政策、法规等手段，对各主体的利益施加作用影响，藉此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控制调节。法制在这里起极其重要的作用，它替代了计划经济管理中的行政命令，以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来规范各种利益主体的行为。首先是由法律来界定各类主体的权力(责任与权力对称，权力包含利益，即我们一般称责权利统一);其次，在此基础上制订各种交易规则(法规)规范各主体的行为。没有这些法规规范，政策也难起作用。因此，有人称市场经济为法制经济，企业在这些法制规范与经济政策的影响下，选择它的经营方向和交易方式。按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认为，在市场经济体制中组织交换并不限于市场组织，还有科层组织和待合组织。所谓科层组织(Haieraehi。)，即在统一组织中以分层、分科作分工授权，在统一监督下组织交换，也就是企业形式。因为交易行为有不同构成特点，包括这类交易的数量、频次、距离、专业性等等。如数量相当、距离分布广、频次较多，由市场交易可提高效益;反之如频次不多、专业性又强、只有很少单位从事这项生产，那么应纳人企业内部，避免造成被动，有利提高效益。两者组织方式不同，但凭藉法制、界定权力，制定行为规范等原理则是值得采取的，邮政按它的企业性质和生产特点，应该采用科层组织这类体制方式。但邮政服务也有市场，它的网路终端部门就会感受到市场机制的作用。这些作用需在科层组织的营运中迅速得到反映、象我们这样一个国土辽阔，地区经济发展又不平衡的国家，对反映的情况处理也会因地而异。因而我们的邮政体改将采用综合组织体制，应按此情况，用法制经济原理来建立“企业”，划分权力等等。需要说明，本文并不是要讨论邮政体改方向，只是借此说明在理论研究中辨明相关理论概念的必要性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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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会计法制化市场经济制度会计法治目标原则条件途径

    会计作为市场经济的一个信息系统,在经济转轨和法制化进程中将呈现全方位的变化。《会计法》的修订和逐趋完善,标志着我国会计法制化已初具形态,为会计法治提供了基础环境和手段,将逐步实现从会计法制化到会计法治的过渡。本文从经济体制的视角分析会计主体和会计法律责任主体的变迁,讨论会计责任的体制根源和会计法制的体制基础;市场诸主体利益格局的形成要求会计作为一个信息系统和管理工具必须提供以法制化作保障的会计信息,以治理会计信息失真,维护市场经济秩序;会计法制作为一个历史范畴,必将随着人类社会、政治、经济的文明和进步,由法律的调整最终上升为由道德规范予以调整。

    一、会计法制与市场的关系

    会计法制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市场经济是由若干利益鲜明的主体和游戏规则构成的权责系统。会计法制通过对会计行为权利义务的设定,实现对会计关系(即国家在管理会计工作和会计人员在办理会计事务过程中形成的经济关系)的调整。从而为市场经济秩序的稳定和有序发挥作用。

    (一)从经济体制分析会计主体及会计责任主体的变迁

    会计核算的基本前提首先是要确定会计主体,会计主体是会计为之服务的特定组织或单位,旨在明确会计核算的空间范围,界定提供会计信息的边界,从而解决会计的服务对象问题。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在宏观上制定企业财政财务政策及会计制度,控制企业资金审批、划拨、调配,审定企业财务报表、年度预决算和资产经营计划,核销企业呆坏账,核实批复报损金额等,形成高度集中统管的财会模式;另一方面,由于所有权和经营权未完全分离,国家以所有者和社会管理者的身份,参与企业利润分配和所得税的征收。在这种体制下,所有者和经营者合为一体,国家和企业的利益是一致的,企业实际上是在国家直接领导下的一个部门,国家和企业共同分割和分解了企业的财务管理权限和会计的独立核算权。会计核算的范围可视为国家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一部分,企业的会计核算实质上是以国家的各项要求和指标为尺度来归集会计信息,是对计划经济予以局部的反映。会计信息提供的目的主要为了满足国家经济管理的需要,企业基于一定的管理目的,对会计信息也有所要求。因此,企业会计具有很强的宏观属性,国家在宏观上成为企业会计核算的会计主体,企业作为会计主体的观念趋于淡化和模糊。在市场经济体制下,随着政企职责分开和两权分离及产权制度改革的推进,企业成为产权清晰的独立经济实体,自身经济利益随之凸现,为适应独立核算和自主理财的需要,企业会计核算范围由着眼于宏观转向于微观,核算的目的、范围及规则等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企业遂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会计主体。

    从法律的角度看,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实质上并不具备完全的民事、刑事主体资格,其权利能力及行为能力囿于体制的框架形成很大局限。会计主体是有别于法律主体的,当把企业作为一个整体时考察,两者具有统一性。由于两种体制下存在两种不同的会计主体,基于会计主体的会计行为产生的法律责任的归属,以及承担法律责任的责任主体也就有所区别。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是企业会计核算的会计主体,企业仅作为国家计划经济末梢的终端,其会计行为是国家的宏观行为,国家是会计行为的责任主体,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理论上应由国家来承担,但实际上是行不通的。因此计划经济体制下会计法律责任模糊,难以具体落实,形成会计法律有法难依。可以说会计责任流于形式存在着体制的根由。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作为独立的利益实体,承担着资产所有者的受托责任,基于多方利益主体的要求,企业必须规范会计行为,加强内外部的会计监督。多元利益格局的形成促使会计责任从国家体制中分化出来,会计责任从单一的理论形式演变为对全社会的多元责任,企业在成为会计主体的同时也真正成为会计行为的责任主体。从会计主体和会计责任主体嬗变过程中可以看到,会计法制的发展经历了从无法可依到有法难依,从制度约束到法律化,从长官意志到依法理财,会计工作也从无序到有序,逐步实现会计法制的现代化,并最终实现会计从会计法制化到会计法治。

    会计法制化需要相应的体制基础。原因在于:在一个利益高度集中和单一化的体制架构下,是无法构筑会计法制体系的,作为会计法的调整对象,会计行为是基于会计主体相伴而生的,国家作为所有者和经营者合一所形成的体制实施会计法制化,无异于运动员和裁判员合一的体制下,自己做自己的裁判,其法制化的效果是可想而知的。

    值得注意的是,经济体制和会计法律责任这种深刻的内在联系,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伴随放权扩权和减税让利等政策的实施以及企业逐步走向市场,企业自身利益在复归的同时,由于会计法制的不完善性并缺乏有效的监督约束机制和配套措施,在会计领域出现法律管辖的真空地带,会计信息失真,会计工作秩序混乱,种种流弊丛生。由于经济和政治的不可分性,国家的治国方略必然以某种形式反映到经济中来,会计法制化便是依法治国在会计领域的具体表现。

    (二)产权经济改革与会计法制化的关系

    经济学认为,“产权是享有财富的收益并且同时承担与这一收益相关的成本的自由或者所获得的许可”。[1]同时认为产权不是有形的东西或事物,而是抽象的社会关系。从抽象的意义上,产权可以理解为由于稀缺物品的存在而发生的与该物品使用相关的关系。这是产权的本质内涵。[2]发展经济的目的就是要消灭“稀缺”,实现物质资源的共享。进一步可以理解为产权与其主体的关系具有唯一性,这种唯一性由立法予以保障;同时产权的存在方式有其量的规模,会计中的资产、负债及所有者权益均是产权的基本元素。可以说产权反映了一种“稀缺”的社会关系,这种稀缺的程度和产权的数量化形式,则是产权与会计的结合点。

    市场经济之所以以产权制度改革为突破口,目的就在于要建立产权与其主体关系的对应性和唯一性,即所谓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是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要求,从而形成利益主体鲜明的格局。这是市场主体诞生和发展的前提,也是企业实施创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条件和内在要求。进行产权制度改革是企业改革的先导。按照这一要求“谁投资,谁拥有产权”,按实际出资划清出资者的界限,明确所有权、经营权的归属,明确出资者,这是产权制度改革的核心所在。所以,产权清晰应当包括两个层面上的涵义:第一个层面是基本层面,即产权数量的清晰,这是产权清晰量的规定性。包括产权数量的确认、计量、记录以及确认标准、计量记录方式、核算规则等,实质上是一个会计过程。第二个层面是产权在法律上的清晰,这是产权清晰质的规定性,即在法律上能否作为一个产权主体出现,拥有对资产的占有、使用、收益等各项权能,包括主体条件和程序条件,这将借助于实体法与程序法来完成。

    企业在持续经营过程中,如何真实、完整地核算所有者权益,将生产经营过程中保值增值的情况恰当地反映出来,使得产权在经营的动态过程中保持完整、真实、准确的量化形式,这是会计核算的基本职能,同时涉及会计核算的全过程和收入、成本、费用、利润等各要素,会计确认、计量、记录、报告的过程同时也是对产权主体数量予以反映的过程。因此可以说产权数量清晰最根本的是会计核算的真实、完整,只有正确的以量化形式反映的所有者权益才能称之为产权清晰。

    进一步明确法律上的产权主体,才能确定权益的归属和产权主体所具备的各项权利义务,才能为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提供法律前提。不能忽视的是,产权量的大小,其精确程度如何细化和量化,如何进一步将产权清晰至产权主体,则是由会计在法制框架内予以完成的。因此会计法通过规范会计核算,明确法律责任,为产权的数量的正确性提供了法律保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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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企业管理特征比较鲜明，不同地区的企业管理模式差别非常大，而且国家与企业在管理创新上发挥的作用也有差别，总体上讲，我国的企业管理创新在不同的行业、不同的地区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创新过程也大相径庭，但是我国改革创新的方向始终是以市场经济作为主导方向。

（一）企业管理创新制度具有多元化特征

企业管理制度创新和改革应该服从市场经济目标，但是在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所有制的企业中管理创新的形式应该向不同的方向发展，这种管理创新多元化会成为我国经济朝着多元化和多样化方向发展的体现。

（1）由于我国地大物博，在历史和自然环境等因素作用下，我国不同的经济地理区域会形成产业结构上的区别，这样的差异会带来生产工艺和资源组成的不同，面对不同产品带来的市场结构和环境，不同企业对产品组合和产品价格的制定也会有很大差别，导致企业管理的方法和目标不一样。比如，生产工艺繁琐的企业都重视技术层面的创新，市场竞争力大的企业会根据收益情况，在节约成本上进行创新。

（2）不同行业根据自身生产规模、技术层面和综合实力，在管理创新上也有很大差异。概括来讲，资本密集的企业把企业管理的中心放在财务管理上，通过提高收益率、降低投资风险实现企业管理制度的改革。劳动力密集的企业通常会以劳动雇佣和规范员工管理制度为核心，通过对员工的规范化和法制化的手段当作企业管理创新的出发点。技术密集的企业会把重点放在引进国内外先进技术来增加企业实力，与金融业类似但性质不一样，金融业是以引进先进现代化电子商务平台来降低投资风险和投资成本。因此，不同行业形成的管理创新的重点都取决于企业自身的成本结构。

（3）企业管理制度创新根据企业的所有制不同，创新方面也有所不同。大中型国企在创新制度过程中注重于处理经营者和所有者间的关系，增强所有者监督力量，以防出现产权虚置，作为国企创新目标，公有产权具有分散性，公有制的企业产权不可分，在这个背景下，产权容易发生虚置的问题，内部人逐步会控制整个企业，所以这个问题是当下创新制度必须要解决的问题。而民企通常都是依靠家族力量维护和运营，科学化建设不到位，存在权责不清的可能性，所以有限责任很难确立，导致许多民企形成效益低和管理乱的局面。所以，我国家族制企业的管理创新应该以适应我国社会结构、以市场为导向进行改革创新。

（二）企业管理创新具有渐发性特征

我国经济改革发展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渐进改革和创新。宏观上，我国从计划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很漫长；微观上，企业管理创新必须存在这样的内在特质。随着经济社会的渐进性发展，我国企业管理创新随之稳步进行。我国企业管理制度曾经历过放权让利改革、承包责任制改革、税务改革和产权改革等各个阶段。在改革开放社会转型初期阶段，国家宏观提出计划经济的概念，承认企业是商品独立生产者，否定超前经济理论。随后，我国企业管理制度由计划经济管理模式逐渐转变为独立、自负盈亏的经济管理模式，企业的经营权力依然很小。随着人们思想认识的逐渐提高，认识到了市场因素的重要性，价格机制成为了经济转型的核心问题，怎样可以将国家统一产品价值转变为受供求影响配置产品价值成为当时经济改革的主要问题。紧接着，价格机制逐渐的改变了企业管理模式，内容主要是以收益机制为核心，以市场为主导方向，以企业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国有企业管理改革的新趋势。为了企业建立真正的市场经济模式，我国实行承包制和利改税务的措施，其目的是价格机制和成本收益机制可以对企业的决策产生一定影响，使企业有活力，可以带动地区进而带动整个经济体制的发展。现如今，我国的企业管理创新和转型工作仍然是以企业产权改革为主导，建立现代产权制度，其核心目标是以产权关系来进行资源配置。

（三）企业管理创新具有自发性的特性

我国的企业管理创新自发性特点比较明显，所谓的自发性是以个体需要为主体导向，行为上不完全迎合国家法律和政策的一种特性。企业管理模式的创新是我国单独的企业对国家法律和政策的突破，在改革开发道路上表现的比较突出，我国企业管理创新自发性最好的表述就是先改革，再探究改革方向。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经济体制不完善，方向也不明确。而苏联和东欧国家在经济改革当中已经实现社会主义计划管理模式，并且逐步向市场经济模式转变。我国曾经在学术界也讨论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因我国企业总是遵循陈旧的教条，当时没有明确的改革方向，但是在改革发展不断探索的道路上，我国企业管理人员突破了陈旧的管理模式，进行大胆创新，逐步脱离国家直接进行行政控制，以利润和价格作为经营方向的杠杆。企业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在没有把企业当作独立商品生产者的条件下，需要重视市场的价格、利润、供求规律，而不是直接等待上级指令，每次突破原有体制都会给改革增加一份动力。我国企业管理制度创新的内在特色就在于改革过程中管理人员首创主观上的能动性，在改革过程中不断的完善和修正，国家在认可的同时也在完善相关的政策。

二、国有企业管理动力机制

企业管理制度的创新首先应当考虑的因素是利润，因为企业就是将利润最大化作为目标来运营的经济组织。我国拥有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历史背景，导致国企管理创新具有相对复杂的动力机制。国企开展管理创新的动力与市场环境和体制环境息息相关，不同转型时期的体制环境、市场环境、国家政策影响了企业管理创新的动力机制。

（一）转型早期国企管理创新动力机制

国企管理创新系统在转型早期主要由国企改革因素、体制因素、市场调节因素以及国企自身因素等构成。这些构成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不但形成了国企管理创新动力机制生成机理的基本因素，而且决定了国企管理创新系统在这一时期的基本属性。这一时期，我国经济转型处于起步阶段，宏观经济体制主要是计划经济体制，这样的经济体制决定了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和管理方式，发挥主导作用的还是国家行政力量。在这种体制和格局下，国企在管理创新上主要是典型的以服从和响应为主，从国企管理创新动力源考虑，虽然是计划经济体制内部改革，毕竟从体制上引入了商品经济，这在客观上确立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取向，明确了计划商品经济体制的目标。先后国企经历了两次带有市场化取向重大意义的改革：承包责任制和转换企业经营机制。这两个机制形成了国企管理创新机制的雏形，为企业管理创新的启动和发展奠定了体制基础。由此可见，这一时期的计划经济体制导致国企的基本属性是国家行政的附属物，国企内部的管理创新机制是次要的存在，只能从属和响应，而存在于国企之上的政府才是支配管理创新重要推动的力量。所以，国企管理创新动力机制的主导是政府的强力推动，这是转型早期企业管理创新的显著特征。

（二）转型中期国企管理创新动力机制的发展

由于这一时期宏观经济体制发生质的变化以及国企改革政策的逐渐成熟和深化，国企管理创新系统发生了巨大变化，将市场化管理作为国企管理创新的主要方向。国企管理创新系统在转型中期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创新系统构成要素和创新系统组成结构。这一时期的国企创新系统由创新环境和创新实施主体两个部分组成，其中，创新环境的改变主要是初期的计划经济体制改为市场经济体制，国企政策成熟，市场竞争力的出现等；创新实施主体指的是开展管理创新的国企，从创新动力机制上分析，可以细分为多个要素的组合体，这些要素包括开展创新国企的身份、数量、管理水平、经营状况、未来发展愿景等，与转型早期比较，企业管理创新系统构成的要素明显增加了。不仅如此，创新系统构成的性质和组成也产生了质的变化，先经历了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是我国经济改革的主要目标，随后经过金融、投资、计划、外贸和财税五项改革使得我国完善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彻底的改变了国企的生存环境和地位，国企经营活动转变为以市场交换作为活动方式。经过这次质变的转型，非公有制经济迅猛的发展，打破了国企垄断的格局，出现外资、非公有制和国企三足鼎立的竞争局面，对国企改革的深化起到了促进和推动的作用，为了占据市场影响力在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都有重大突破。这一时期起，以政府推动和市场驱动双层导向为主题，是国企为利益越来越自觉的进行管理创新，这种成熟的创新动力机制使市场化管理彻底的进化，成为了现国企的基本范式。

（三）转型深化期国企管理创新动力机制的突破

加入国际贸易组织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进入了完善和深化阶段。虽然国企创立创新环境要素和组成要素没有太大变化，但还是从内涵上改变了很多，从调查情况来看，新时期的国企管理创新动力机制是外部环境和国企自身相互结合产生的，其发展方向也是互相影响和作用的。首先，国企的创新方式和指导思想明确，并确立了科学发展观，将发展方式的转变和追求可持续发展作为创新主要任务。其次，政府极力推进的国企战略目标很强，管理思想先进，发展理念比较明确，在财力和行政的支撑援助下，为管理机制的创新建立雄厚的力量，促成了国企管理创新由自觉主动创新转变为自主深度创新。最后，国企在创新过程中，不断发现自身的矛盾和问题，追赶国际水平的同时展开攻守兼备的理念，尽早解决漏洞也是为了将来不会出现更严重的失误，为企业管理创新的稳步深入奠定基础，将国企管理创新的愿望演变成管理创新的深化活动。总而言之，国有企业通过管理创新带来的动力机制，不论是在管理运作特征上，还是组织结构上都有了很大的发展与变化，这些变化为国有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保障。

三、结束语

篇5

[关键字] 中庸之道 过犹不及 允执其中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庸之道又是儒家哲学思想的核心内容。什么是“中庸之道”？孔子中庸思想的本意是：“执其两端，取其中而用之。”《中庸》首篇既指出：“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中国大百科全书对“中庸”的解释为：“中庸的基本原则是‘允执其中’，要求把握适当的限度，以保持事物的平衡，使人的言行合于既定的道德标准。”宋代朱熹在《中庸》的题解中说“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庸，平常也。”作为中庸的最基本方法，即是孔夫子所说的，“执其两端而用其中于民”，“允执其中”，以反对“过犹不及”，倡导只有走不偏不倚的道路，才能治理好国家和管理好社会。纵观世界经济、管理的理论、实践的演进轨迹，处处都体现着中国儒家的中庸思想，表现出“不偏不倚”，“允执其中”的发展趋势。本文就经济管理理论和实践领域中的几个典型的“执中”作一概括性的描述，以期从实证的角度证明儒家中庸哲学思想在经济管理领域的普适性。

一、有政府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执中

资本主义制度确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其经济体制选择的是完全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它们崇尚自由竞争，崇尚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完全排斥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将政府在国家经济生活中的地位仅仅定位为“守夜人”的角色，认为对经济干预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系统的演进，自由市场经济的弊端也得到充分显现:首先,市场调节具有盲目性。市场调节是一种事后的调节，从价格形成、信号传递到产品生产有一定的时滞，并且，企业和个人掌握的信息不完备，决策有一定的被动性和盲目性。这种市场信息的滞后性和市场竞争的盲目性，决定了市场调节必然是一种伴随着破坏性的调节，在市场对微观主体的行为进行调节的同时，必然伴随着资源的浪费（如企业破产、改变投资方向时产生的大量沉没成本），使有效配置资源的目标难以得到实现。其次,市场功能存在缺陷。市场机制在形成垄断的部门或行业中失去了作用；市场机制对解决经济活动中存在的外部性问题也无能为力;单纯的依靠市场调节，必然会带来公共品提供的严重不足等等。最后,完全市场竞争会导致严重的两极分化，严重的两极分化又会反过来影响社会的稳定，使市场机制难以正常发挥作用。

经典作家充分认识到自由市场经济下竞争的无政府状态与社会化大生产对生产的组织性、计划性要求之间的矛盾，于是试图找到一种新的经济体制来取代存在缺陷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其继承者斯大林甚至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实行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然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也存在着致命的缺陷，形成的根源集中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信息不完全问题。制定计划的依据是信息，计划制定部门要制定准确的计划，必须要及时掌握完备、准确的信息，而要获得制定庞大的国民经济计划所需要的完备信息，在当前的情况下几乎是不可能的。其次，激励不兼容问题。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价格关系成为一种纯粹的数量关系，失去了信息传递和经济激励的功能；在严格教条的计划下，各级经济部门和微观主体都只是机械地执行计划，失去了创新、降低成本、提高效益的动力，计划的制定者和执行者都缺乏必要的经济激励。

由此可见，自由市场经济和高度集中计划经济体制实际上都走了两个极端，都处于“过犹不及”的状态。人们在长期探索过程中，逐渐认识到两个极端经济体制的弊端，世界各国都纷纷对其实施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改革的方向就是建立有国家宏观调控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即充分发挥价格机制的功能，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体现市场，同时辅之以政府的宏观调控――体现计划（当然是指导性的），将计划与市场有机的结合，充分体现儒家“执其两端而用其中”的中庸思想。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属此列。

二、企业联盟――市场交易方式与企业组织方式的执中

科斯的企业理论认为，“企业是市场的替代物”，企业之所以产生（替代市场）是因为市场交易存在交易费用。而将某种产品生产过程中涉及的各环节纳入到一个企业的内部，用企业的权威，利用企业内部的计划（行政命令）统一协调各生产环节的行动，来取代原先在市场组织方式下各环节间的讨价还价行为，可以大大地节约交易费用，因此企业就应运而生。如果单从交易费用节约方面考虑，企业的规模应该是越大越好，甚至将整个国家的所有生产单位都一体化为一个企业，就能使交易费用得到最大限度的节约。然而，企业的规模并不是越大越好，理论上存在一个合理的边界，因为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在交易费用得到节约的同时，企业内部的管理成本、信息成本也在上升。当企业规模扩大到边际管理成本的上升抵消了边际交易费用的节约之后还有余时，就进入了规模不经济阶段。因此，边际管理成本上升与边际交易费用下降相当时的企业规模就成为企业最大规模的边界。

但是，经济学家、管理学家以及企业家们始终对企业间存在的交易费用耿耿于怀，致力于寻找最大限度地节约交易费用的途径。于是，实践中企业联盟、供应链管理等执中的组织方式就应运而生。如果我们将企业和完全市场交易看作是生产组织方式（或劳动分工方式）的两个极端，那么企业联盟、供应链管理实质上就是对企业与市场两个极端的执中。以供应链管理为例，供应链内的企业还是独立的企业，按照各自的分工独立完成各自的生产、销售业务，企业间还是以市场交易的方式完成供应关系，体现出市场组织方式的特征。但它又不同于完全的市场交易方式，因为在供应链内的企业之间往往要达成具有较强制约力的协议，确保企业间形成较紧密的相互协作关系，整条供应链在核心企业的“领导”下，从整体利益出发，统一行动，协调一致，这样可以大大减少完全市场交易方式下的讨价还价以及企业的机会主义行为，从而使交易费用得到节约，因此，整条供应链又体现出企业组织方式的特征。从供应链所体现出的以上两个特征来看，供应链确实可以看作是企业与市场两种生产组织方式的执中，走了一条扬各家所长、避各家之短的中庸之道。企业间形成战略联盟的实质也与此相仿。

三、效率与公平的统一 ――收入分配中的两极分化与平均主义的执中

何为效率？何为公平？在现实生活中难以给出确切的定义。本文从收入分配的角度，给出笔者心目中对效率与公平的简单理解：所谓收分配的效率，就是谁贡献得多，谁就拿得多，即各种要素根据其贡献获得相应的收入分配；所谓公平，就是收入分配的相对均等。单纯从经济学上讲，收入分配中讲效率，可以有效地动员更多的生产要素投入到生产活动中，从而使整个社会有更多的产出，是完全符合经济运行要求的。然而，从社会学意义上讲，单纯的强调收分配的效率，极易形成两极分化，两极分化到一定程度，就会形成严重的阶级对立，甚至危及社会的稳定。社会不稳定，经济稳定、收入分配效率等就无从谈起。而分配中的平均主义固然可以带来一时的一团和气，但时间一长又会中伤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导致经济运行的低效率。因此，我们可以将效率与公平（平均主义）看作是收入分配的两个极端，正反两方面的历史教训都清楚地让我们得出“过犹不及”的结论。

早期资本主义片面强调效率，机械地按照自由主义经济学竞争性均衡理论来处理劳动与资本的收入分配。然而它没有看到，在资本占绝对主导地位的工业文明时期，竞争性均衡所决定的利润率（资本的价格）、工资率（劳动的价格）会产生扭曲，使其偏离合理的轨道，这样自然就会形成我们在马恩著作中所看到的严重的阶级对立。也许是受理论的启发，抑或是受残酷的社会现实所迫，当达资本主义国家不得不对其极端的收分配政策做出调整，纷纷推出职工持股与分享经济、工资集体谈判、职工参与企业管理以及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等措施来兼顾公平，维持社会稳定。这也许正是马克思所预测的资本主义灭亡没有很快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同样是受理论的影响以及早期资本主义收入分配政策失败的教训，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初期（一直到改革开放前），在收入分配政策上矫枉过正，走的是另一条极端之路――分配的平均主义。分配的平均主义固然不会产生两极分化和尖锐的阶级对立，但它严重地挫伤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导致严重的偷懒和机会主义行为，使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率极其低下。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调整收入分配关系，贯彻实施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分配原则――初次分配强调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这实质上就是走上了“执其两端而用其中”的正确轨道，更好地体现了“允执其中”的中庸思想。

中国改革开放后贯彻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原则，极大地激发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使中国经济保持持续快速增长，取得辉煌的成就。但是，实际执行中又出现偏重强调效率优先，忽视对公平的兼顾的现象，甚至在再分配领域也强调效率优先，再一次犯了矫枉过正、“过犹不及”的错误，以致于在改革开放二十多年后的今天，中国又出现了贫富两极分化的现象，而且还比较严重。所以，近来国内一些学者提出用“效率与公平并重”等来取代“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这实际上正与儒家所提出的“时中”的理念相吻合。儒家的所谓“时中”，是指在不同的时候有不同的“中”，一时一中，不存在一个一成不变的中，其精神实质就是随时而变，与时俱进。

以上列举的只是经济管理实践中“过犹不及”以及“执其两端而用其中”的变革的典型例子，这种执中在现实经济管理实践中还有诸多的体现。例如，过去我们过分强调精神的力量，忽视了物质的基础因素；而改革开放后，我们又片面强调物质的重要性，忽略了精神意识的辅助作用和能动作用，精神文明建设形同虚设。现在我们强调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回到了执其两端而用其中的正道。再比如，过去我们片面地重视发展工业，忽视农业发展；片面强调经济增长，忽视人和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片面强调城市建设，忽视农村建设……。现在我们强调科学发展观，强调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以五统筹为重要内容的科学发展观，实际上很好地体现了儒家中庸的指导思想，完全符合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意愿。

中庸之道包含着深刻的哲学内涵，经济管理实践中提倡中庸之道，可以使我们的经济可以稳定、持续的发展，避免忽左忽右、大起大落给国民经济带来难以挽回的损失。深刻领会儒家中庸之道的深刻哲学内涵，灵活运用中庸之道的思想、方法指导我们的实践，大到国家制定经济政策，小到个人为人处世，都具有很重要的指导意义。1988年1月，7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发表共同宣言：“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头到2500年前去吸取孔子的智慧！”这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以中庸之道为核心的儒家思想对人类发展的重要性。

参考文献:

[1]徐儒家:《中庸论》[M].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3月版

[2]（宋）朱熹:《四书集注》[M].凤凰出版社：2005年5月版

篇6

关键词：公共财政；私人财务；政府财政；公共财政论；国家分配论

在我国，研究公共财政问题是近年来的事情，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公共财政体制在我国是否适用，也成为广大财政理论和实际工作者共同关心的问题。笔者拟就公共财政的一些理论问题谈些自己粗浅的认识。

一、对公共财政概念的重新认识

讨论公共财政问题，首先必须弄清公共财政的概念。笔者认为：

（一）公共财政是与私人财务对应的概念，是对政府财政的客观要求

公共财政是与私人财务（财政）对应的概念，它是代表社会公共利益，为满足社会公共需要而进行的收支活动。这里的公共利益和公共需要是指广大民众的利益和需要。公共财政行为目的的社会公共性，是公共财政与私人财务的区别所在。从行为特征上看，公共财政是一种收入和支出活动，这构成公共财政与其他公共行为的本质区别。

显然，我们这里对公共财政概念的定义与传统说法有一定差异。按照传统观点，公共财政就是公共经济，就是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行为，由于政府的职能主要是提供公共产品，因此，公共财政几乎成了政府的同义词，这显然是不准确的。在这里，我们将公共财政表述为一种代表社会公共利益，为满足社会公共需要而进行的收支活动，是强调公共财政作为一种收支活动的行为寓意，也是突出公共财政作为政府实现公共利益和公共需求的一种工具和手段与政府本身在概念上的区别。

公共财政存在的基本前提是社会公共利益和这种利益的载体棗公共需要的存在，这是公共财政存在的一个必要条件，它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公共财政作为公共利益和社会公共需要的实现手段存在的必要性。公共财政作为一种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收支活动，其实施主体是一定时期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者，在国家和政府存在的条件下，主体的责任自然应该由国家和政府来承担。因此，国家财政必然是公共财政。

国家财政的社会公共性首先是由国家和政府的社会职责和功能决定的。国家及代表国家的政府是社会管理者，当然也是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体现公共利益并使之得到实现，是国家和政府的一项最为重要的职责，因此，国家财政必须是公共财政。不体现和实现公共利益和公共需要的政府财政是不正常的和有缺陷的。从这一意义上说，公共财政是对政府财政的一种客观要求。

（二）公共性是政府财政的一般性质

按照传统观点，公共财政是政府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的行为，它的产生和存在是市场机制天然存在的缺陷使然，也就是说，由于市场机制在配置资源方面有一些自身无法弥补的缺陷，因而需要政府出面通过提供公共产品的方式来对市场缺陷加以弥补。显然，这里是将市场经济当作公共财政存在的必要条件，也就是说公共财政是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财政的表现形式。对此，笔者有不同的看法。我们认为，公共财政不是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财政的特殊性质，而是政府财政的一般性质，因为体现和实现社会公共利益和公共需要是政府财政的共同出发点和归属，不论任何社会形态的政府财政都是如此，在这里所不同的只是由生产力水平差异决定的社会公共利益和公共需要的层次，以及由生产关系决定的公共利益和公共需要的范围。

这里可能会有一个疑问，即我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政府财政涉足了大量私人财务的事务，它是否具有公共财政的性质，如有例外，如何解释公共性作为政府财政一般性质的论点。笔者认为，我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政府财政仍然是公共财政。在这里，主要的问题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私人的个别需要被控制到了最狭小的范围内，相当部分个别需要被异化为公共需要，或者被采取了公共实现的形式，正是这种私人需要的个别性与其实现形式公共性的不协调，才导致了计划经济体制在提供私人产品，满足个别需要方面的低效率，这种低效率正好从另一角度说明了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财政的公共属性。我们不能因为某种机制在操作上的不正常而否认机制本身的存在，同样的道理，我们也不能因为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财政代行了许多私人财务的职能而否认政府财政的公共财政性质。

（三）公共财政的意义在于对政府财政职能作了合理定位

之所以要强调政府财政的公共财政性质，是因为公共财政对政府财政作了合理定位，它明确了政府财政的职责范围和主要功能，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则将政府与市场配置资源的范围及其分工作了合理的划分。公共财政强调纳入政府财政范围的应该是具有公共利益和公共需要的事务，对那些私人利益和个别需要，政府只能为其正常实现提供外部条件，而不必直接参与其实现过程。因为私人利益和个别需要有其自身的实现机制，个人对自身利益的追求使私人利益和个别需要的实现具备了充足的微观动力，因而政府不必直接介入其实现过程；同时，个别需要所体现出的千差万别的个体偏好，使政府不能直接参与其实现过程；此外，个别需要的实现完全可以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在个人之间进行，这种等价交换的过程一方面满足了购买者对商品物质形态的个别需要，另一方面则满足了售卖者对商品价值实现的追求。与此不同的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社会公共需要的满足很难按照等价交换原则来实现，其实现的责任只能主要由政府承担。可见，社会成员的个别需要的满足和实现不必也不能由政府财政来实现，而社会公共需要则应该主要通过政府渠道得到满足，政府财政实质上是为满足公共需要而存在的公共财政。公共财政界定了政府配置资源的范围，即政府财政直接配置资源的范围应该在公共需要的领域内，其意义在于对政府财政职能作了合理定位，它强调政府财政的社会公共性，并在概念上将政府财政与私人财务区别开来。

二、公共财政论与国家分配论的关系

近年来，随着公共财政理论在我国的传播和发展，公共财政论与在我国有广泛影响的国家分配论之间的分歧也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有些坚持国家分配论的人认为，公共财政否定了财政分配的国家主体性，是对政府财政职能范围的缩小和肢解。坚持公共财政论的人则将国家分配论当作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一种落后的、过时的理论，认为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财政是公共财政，国家分配论已经不再适应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对以上两种观点，笔者都有不同的看法。我们认为，任何理论的产生和发展都有它特定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背景，社会科学理论的产生和发展更要受特定时期、特定社会条件的制约，因此，我们很难说什么理论是先进的，什么是落后的，只要对社会经济发展有一定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就值得去学习和研究，况且，国家分配论曾经在我国财政理论界有着最为广泛的影响，它对指导我国特定时期的财政实践发挥过积极的作用，尽管它的一些用于指导计划经济体制下财政实践的管理原则和理论已不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但它的核心内涵棗摬普墓抑魈逍詳却仍然反映了财政活动的一般特性，因而并没有过时。这里必须澄清对国家分配论的两种误解：一是将传统理论当作国家分配论的全部；二是将国家分配论误解为由国家统揽一切分配的理论。其实，在传统体制时期产生的国家分配论的理论观点只是其在特定时期，根据特定的实践背景提出的理论，而不是国家分配论的全部，它也可以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国家和政府职能转变的要求，继续研究和提出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国家分配理论；国家分配论也不是由国家统揽一切分配的理论，它只是强调财政分配中的国家主体性和主导性，在这种主体性和主导性的基础上，国家分配的范围是由一定时期国家职能范围决定的。从这一意义上说，国家分配论也没有过时。

在我们看来，国家分配论和公共财政论两者的主要观点并没有本质的分歧，不同的只是其强调的侧重点，比如国家分配论强调财政行为主体，公共财政论强调财政行为的目的和范围；国家分配论突出财政产生与国家产生的本质联系，公共财政则突出国家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与私人财务在活动范围和原则上的区别。在这种外在形式差异的背后，两者的基本立足点却是相近甚至是相同的。表现为，摬普之所以成为公共财政是因为它是一种代表公共利益、实现公共需要的财政活动，在国家存在的条件下，这种财政活动的主体当然只能是国家和政府，因为国家和政府是公共利益的当然代表，公共财政实质上是对政府财政职能的定位，是从另外的角度对国家财政的定义。可见，公共财政论也是以国家主体为基本立足点的，这一立足点构成公共财政论和国家分配论最本质、最关键的共同点。在这一共同的基本点上，公共财政并不会缩小国家财政的范围，也没有肢解政府财政的职能，因为政府财政职能范围的变化是围绕国家职能范围的变化而变化的，在这里，起决定作用的是一定时期的经济体制及由之决定的国家职能的大小，而不是公共财政本身。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将计划经济体制下由政府承担的私人需要的实现归位于市场，使社会公共需要和个别需要都有其稳定的、更有效率的实现机制，并建立以弥补市场缺陷，为市场机制正常运作提供外部条件的公共财政运行体制，是经济体制改革对政府职能转化的要求，也是对政府财政职能所作的合理定位，这并没有否定财政的国家主体性，也没有肢解政府财政，而是按照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职能范围及由之决定的公共需要的范围调整了传统体制下政府财政职能越位和缺位的状况，将政府财政的职责和功能规范在公共服务领域，使其更加合理和完整。

三、我国建立公共财政理论体系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一）尊重不同社会条件下公共财政的特性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我国财政应该是一种公共财政的结论，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更应该重视政府财政的这种公共特性。对这种公共特性的研究西方发达国家已经有很长的历史，取得了很多科学反映公共财政运行一般规律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是人类的共同财富，因而也是我们在研究公共财政理论时应该尽量去学习和借鉴的。但是，笔者不赞同目前学术界普遍存在的一种倾向，即过分强调不同时期、不同社会条件下公共财政理论的共性而忽视其特殊性的倾向。我们认为，由于生产力水平和经济基础不同，公共财政理论所参照的实践基础也不相同，因而在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以及同一国家的不同时期，受社会经济条件的影响，公共财政理论也会有一些差异。我国是一个正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换的发展中国家，生产力水平较低，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尚不完善，市场机制也正在发育过程中，政府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互补关系和相应的机制也远未理顺和形成，由此决定了我国的公共财政理论研究应该体现自己的特点。那种过分强调公共财政理论的共性，忽视和否定其不同的实践基础，在理论研究上局限于对西方财政经济理论的简单传播，甚至在表达方式上也模仿西方公共财政学是不可取的，也是十分有害的。这就要求我们在学习和借鉴西方科学的管理理论和方法的同时，本着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科学精神，以我国的基本国情为实践基础，探讨和创立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公共财政理论，并以此为我国的公共财政实践提供指导，这才是目前我国财政理论工作者面临的最重要的任务。

（二）重视对转轨时期公共财政制度的研究

近年来，我国财政理论界对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公共财政理论的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却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实践起点选择上的误区，即往往将目标体制作为理论研究的实践起点，按照西方公共财政理论的一般原理，设计出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公共财政管理模式，并试图照搬这种模式去解决特殊体制时期的特殊问题，其结果当然收不到好的效果。我们认为，对目标体制下公共财政管理模式的理论研究是非常必要的，但它远不是当前公共财政理论研究任务的全部。目前我国正处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这种转轨的实践是中国所特有的，转轨过程中的社会经济矛盾及其表现形式既不同于计划经济体制时期，也不同于目标体制时期，具有很多特殊规律。因此，在旧的运行系统及其管理规则正逐渐失效，新的体系及其规则尚未完全建立起来的特殊历史时期，政府财政应该实行怎样的管理模式，面对经济运行机制的某些特殊矛盾，政府财政应该采取怎样的政策，政府如何应用财政手段来促进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在建立目标体制的过程中政府财政如何发挥积极作用等等，这些实践问题是西方现成的公共财政理论所无法解决的，需要我们在理论上进行开创性的探索和研究，并形成有针对性的、系统的理论，为解决实践问题提供正确的指导。这就要求我们正确选择财政理论研究的实践起点，重视对转轨时期社会经济规律和公共财政规律的研究，使政府财政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能发挥更好的作用。

（三）重视对我国公共财政应用理论的研究

我国传统财政学研究重点更多地局限在对财政的产生和发展、财政的本质、职能和体系等基础理论问题上，过去形成的一些有较大影响的学术流派也主要侧重于在以上基础理论问题上独树一帜，并没有形成与其基本理论相配套的应用理论体系，使财政学这门应用性极强的学科总带有一些抽象、空洞的色彩，削弱了其为解决实际问题所应有的作用。近年来这种现象有所改观，但远未达到令人满意的程度。目前我们在财政应用理论研究方面存在许多问题：一是财政应用理论的研究仍然是零星分散，不成体系；二是财政应用理论的研究在时间上往往滞后于实践，缺乏必要的超前性，仅仅成为国家政策出台后一种撚皵性诠释；三是财政应用理论的研究往往侧重于对现行制度和体制的剖析，弱化了理论的创造性和客观性；四是财政应用理论的研究往往脱离中国的客观实际，在理论体系和政策措施上侧重于套用西方模式，使财政应用理论的成果缺乏针对性。以上财政应用理论研究中存在的问题直接影响了我国财政理论的正常发展，也成为我国财政改革往往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要求的重要原因。因此，在今后对公共财政理论的研究中必须加强对社会经济实践有直接指导意义的应用理论的研究，使我国财政理论体系更加完善，也使我国财政理论研究能真正发挥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应有作用。

（四）实现我国公共财政理论的本土化

经济体制改革以来，由于我国的经济管理模式在向市场经济模式转化，因此，学习和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管理理论和经验成为理论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这本身是无可厚非的。问题在于，我们在对西方财政经济理论的学习和借鉴过程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一些盲目和盲从的非理性现象，将正常的学习和借鉴引入歧途。这里有两种倾向尤其应该摈弃：一是重传播，轻研究，在自己的理论著述中往往肆无忌惮地抄袭西方理论，这不但对理论研究没有意义，而且败坏了理论研究的风气；二是重形式，轻内容，仅仅将西方财政经济理论作为一种时尚，作为一种标榜自己学识的工具，不论是否有针对性，是否适用，盲目套用西方经济学的行文风格和表达方式，使一些理论著述文字晦涩难懂，甚至文理不通，让人不知所云。要使公共财政理论真正发挥其应有作用，必须强调其本土化问题，这是由公共财政理论作为社会科学理论的特点决定的。我们要广泛学习和吸收西方市场经济理论和公共财政理论，但对这些理论的学习不是盲目的照搬照套，也不是从理论到理论的简单传播，更不是将西方理论当作一种装饰外表的花环。在这里，学习的目的是消化、吸收并为我所用；是与中国的实践结合起来，发展成为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公共财政理论。我们强调公共财政理论的本土化，并不是对西方市场经济理论和公共财政理论的简单排斥，而是强调以我国的具体情况为理论研究的出发点，以解决我国的财政经济理论和实践问题为研究的目的，形成能体现市场经济一般规律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殊规律的公共财政理论体系和观点。

公共财政理论本土化首先是其实践基础的本土化，这一点在前面已多次强调，也就是说我们进行公共财政理论研究的实践基础不是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财政经济实践，而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及其实现过程。我们的研究必须考虑中国现实的生产力水平及其对公共财政的承受能力；考虑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及其发展变化趋势可能对公共财政制度带来的影响；考虑中国长期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惯性及由之决定的公共需求范围与西方国家的差异；考虑我国的政体及其决定的政府机构规模和结构；考虑中国特有的复杂的政企关系及其对公共财政体制形成和完善的影响等等。毫无疑问，实践基础的本土化，是公共财政理论本土化最重要的含义，是我们在公共财政理论研究中最应该重视的问题。

公共财政理论本土化的另一重要含义是行文风格和表达方式的本土化，这是一个容易被人忽视而又十分重要的问题。在前面我们曾经谈到，目前我国经济理论研究中有部分研究者盲目模仿西方经济理论的行文风格和表达方式，使其著述晦涩难懂，甚至文理不通，这不仅影响学习和研究的质量，而且也是一种不健康的文风。我们提倡在理论研究中保持本土化的行文风格和表达方式，也就是要按照汉语言的行文风格和表达方式来传导自己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成果，写出中国人能看得懂的文章，对西方理论的翻译介绍也应该尽可能地符合汉语言的表达方式。这实际上是对我们的理论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只有真正弄懂了西方财政经济理论，并对中国国情有充分了解的人，才有可能真正做到用自己民族的语言来准确地表达异国的理论，也才可能在此基础上将西方理论消化吸收为自己的东西，并发展为自己的研究成果。可见，公共财政理论的本土化不但是一个行文风格和表达方式的技术问题，也是提高研究人员素质、端正研究作风、提高研究质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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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土地制度僵化无法满足市场对土地资源的有效需求谭宗宪认为“在规代化过程中，传统的家庭经济形式，与适量资本和技术结合，便能形成符合中国资源秉赋的、低成本的、有顽强生命力的新生产力和各种新生产方式。”[1]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已近完成，城市正在进行产业结构升级，迫切需要将部分过剩产能转移到农村，客观要求灵活变通农村现行的土地制度，按照市场机制对农村土地资源进行流转，以吸收国内国内的过剩产能，实现农村土地资源的合理配置和高效实用。另外，随着我国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实现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农村的市场环境也在不断成熟，也客观要求中国的农村土地制度与国际接轨。但是，我国农村目前仍在固守改革初期的土地制度。这种制度在改革初期对于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确曾发挥过重要作用。可是，在现阶段它却很难满足日渐完善的市场机制和城市过剩产能转移对土地资源的迫切需求，成为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一大障碍。（二）产业结构单一造成农村劳动力流失，加剧了城乡二元分化长久以来，我国农村延续着种地打粮兼营副业的传统经营模式，产业结构单一，经济效益低下。传统的农业经营模式和产业结构带有明显的季节性，农民的劳动时间常形成农忙和农闲两个时段。虽然我国各地自然条件有别，农民一年中的忙、闲比例不尽相同。但是，显而易见，农闲时节是对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的一种闲置与浪费。近年来，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产生了巨大的劳动力需求，交通、通讯条件的改善也为农村劳动力出门务工提供了便利条件。大量农村劳动力为改善生活进城务工，成为推动我国城镇化、工业化进程的一直生力军。农民进城务工在促进城市繁荣的同时却导致农村发展的相对停滞，使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更加突出。农民的土地投入、劳动时间不断缩减，使得农村单调的产业结构长期无法改变，甚至出现土地撂荒、举家进城的农村困境。究其原因，农村单一的产业结构和传统的经营模式无法大量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遂导致农民工涌入城市，从而造成农业发展的停滞，加剧了农村的衰落。所以，单调的、传统的农村产业结构成为农村经济继续发展的又一瓶颈。（三）基础教育落后导致农业科技水平过低我国基础教育在投入和办学质量上长期以来都存在较大的城乡差距，城市中小学在师资规模、教学设施、教育理念和办学质量上要远远优于农村。目前，我国农村中小学仍然存在生源流失的现象，一些学生基础教育未完成就迫于生计走上打工之路。农村的文盲虽基本消失，但农民受教育水平普遍较低的现状依然是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农民素质低，对新科技、新技术、新事物的接受、使用和转化能力就相对较低，使农民很难使用现代科技成果服务于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发展。低科技含量的经营模式降低了农民变通经济体制的思想活力，无法生成其改善产业结构、探索多种经营模式的技术能力。当今，科技在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现代农业应该是科技农业。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及立足丰富农业资源基础上的农副产品加工业和乡村旅游业，都离不开科技的推动与支撑。总之，现代农业必然是科技型、技术性、智力型的新型农业，当今农业科技含量低的现状是农村教育水平长期落后所导致的。农村僵化的土地制度、单调的产业结构、落后的基础教育和过低的农业科技含量，互相影响、互相制约，共同制约着农村经济的继续发展。农村还面临着社会保障水平低、基础设施不完善的问题，其根源与以上四个因素直接相关，也是农村经济发展中遇到的只有通过发展才能得到彻底解决的发展问题。

二、新型家庭经济是推进农村经济发展的有效途径

1983年赵瑞彰撰文指出：“随着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春风吹拂家庭联产承包制已成为主要的形式。在此基础上，一种将承包经济和自营副业经济结合在一起的经济形式——新型的家庭经济在我国农村大地上确立了”[2]上世纪80年初，新型家庭经济的提法就出现了，并在学术思想界围绕建立引起农业生产关系变动的“新型家庭经济”形态展开过激烈辩论。新型家庭经济的内涵与特点不是一成不变的。其内涵与特点随着我国农村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农村产业结构调成步伐的加速和当今新农村建设目标的平稳推进而不断与时俱进。十六大上，中央政府、国务院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宏伟目标，为改善我国农村经济现和提高广大农民的生活水平与质量奠定了正确的发展方向。新型家庭经济要求当前的农村改革要立足我国农村此时此地的需要，能解决农村经济继续发展面临的现实问题，这才是“新型家庭经济”的本质内涵和根本特点。发展新型家庭经济，是深化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提升农业科技含量和改善农村基础设施等的必由之路，要从根本上破解当前村经济继续发展面临的诸多难题，就必须发展大力发展新型家庭经济。其理由如下：（一）新型家庭经济可以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释放农村经济发展活力新型家庭经济推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走向深入，使农村以为主体的经营形式变得更加灵活。土地是农民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以往的土地制度过于僵化，无法适应搞活经济的客观要求，成为阻碍农村经济继续发展的一大障碍。新型家庭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土地的自由流转，为农村接受城市的过剩产能提供了急需的土地资源，也为农村发展农副产品加工业等其他适合以家庭为单位组织生产的工业形式提供了可靠的土地来源[3]。农民在家庭经营的基础上可以组织实现多种形式的联合体，如以家庭入股集体经济发展村办企业，以集体经济入股其他经济实体利用农村的自然人文生态优势发展乡村旅游等。新型家庭经济允许农民掌握较多的生产资料自和独立的产业经营权，减少了政府对生产经营的指导干预。农民生产者和经营者的双重身份成为市场经济体系中的经营个体，农紧密的和市场联系在一起，进而赋予农村经济继续发展的持续动力，极大释放了农村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活力。（二）新型农村家庭经济可以优化农村产业结构，促进农村经济融入市场体系新型家庭经济中的土地制度变通为农民实现多种经营提供了可能，农民能以家庭、和集体为单位发展农业、工业和第三产业。刘茂松曾指出：“家庭经济实体跟企业却很不一样，它不仅不排斥自然经济，而且家庭商品经济的发展还要以家庭自然经济为前提条件。因为家庭是建立在自然实体基础上的经济实体”[4]。新型家庭经济灵活的经济结构搭配也为农村招商引资、引进工业项目、开展乡村旅游、发展生态农业与房地产开发等提供了制度、资源保障。新型家庭经济改变了农村过去以粮食种植为主而兼营副业的单一产业结构，形成了农业、工业和服务业有机结合、合理配置的新型产业结构，实现了农村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基础能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源源不竭的动力，能实现农民的提效增收，能从根本上破解农村基础设施落后、农民受教育程度低、农业科技含量不高、农民进城撂荒和农村社会保障水平低的系统性、结构性困局。另一方面，农村新型家庭经济可以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和价值规律的调解作用，实现农村地区劳动力、土地资源和资金等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从而使农村的产业结构更加优化。灵活的经济体制与合理的产业结构可以提品质量高、市场适应能力强的产品和优质、高效的服务，将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等环节有效结合在日渐完善的市场机制下，促进农村经济健康、快速的融入市场经济体系。

三、发展新型家庭经济亟待解决的问题

新型家庭经济融合了近年有关农村经济体制与产业结构变革、调整的各种新思路、新内涵以新的面貌与形式正在成为助推我国农村经济继续的新型动力源泉，因而得到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与广大农民的热情期待和欢迎。但是，新型家庭经济在各地的推广与普及中，也出现了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首先，新型家庭经济是政府服务下的新型农村经营形式。一些地方政府没有认真领悟自己在新型家庭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应承担的角色和应尽的行政义务。有些地方政府要么放松对新型家庭经济的有效监管，造成其无序发展，甚至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盲目追求眼前利益，没有负起科技扶持、政策引导、统筹布局、生态保护和法规宣传的行政责任；要么仍然没有改变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完全统制农村经济的计划经济思维，对新型家庭经济管得过严，没有真正赋予农民适当的生产资料自主支配权和生产经营的自。其次，新型家庭经济还是生态型经济。一些地方为发展新型家庭经济盲目引进城市和发达地区带有污染性的过剩产能，造成农村地区土壤污染、水土流失、水源枯竭、植被破坏的环境危机，对农村的自然人文生态造成了严重破坏，甚至造成农村生态系统的功能退化。最后，新型家庭经济是法治经济，必须依法保障农民的土地权益。有些地方在土地流转过程中没有深刻领会我国的真正内涵，将农民土地以私人财产的形式强行收购，然后以高价转让，或者据为己有从事独立经营，严重侵犯了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及对土地的占有权、经营权和使用权，也违背了国家发展新型家庭经济搞活社会主义农村经济的初衷。

四、以新型家庭经济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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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市场经济；经济法；作用

在国家的发展进程中，经济作为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保证，是国民社会关系中的一个重要领域。中国对于经济的发展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就摆在重要的战略地位。为了更好地对经济发展进行规范和引导，国家制定了相关的经济法律体系。中国的经济法是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重要法律保障，对于中国的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变革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虽然中国的经济法起步较晚，但是，在中国的市场经济实践过程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进步，逐步的形成了一整天比较完备的经济法律体系，对于中国更进一步的改革开放，对于中国的市场经济市场完善都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一、市场经济内涵及意义

1.市场经济的概念。市场经济是与计划经济相对于的一个词语，其含义是在资源配置中市场发挥其主导作用，对经济范围内的各个活动主体的关系进行市场的调节，使得这些关系能够相互明晰权责，有序运行。市场经济与自由经济是一个含义，市场经济依据市场执法活动，依照价格的运动汇率为依托，对市场上的经济资源进行合理的调节和配置，最大化地利用资源。2.市场经济的意义。市场经济是多元化主体的经济，市场经济是市场供求多方的经济调节资源配置形式，涉及交易双方的资源、权利、义务等，通过市场经济的运作形式，使得多元化主体之间能够明晰产权，进行有序交易。市场经济能高效率的配置资源。他有别于以往的传统的计划经济采用行政命令的方式进行配置资源，导致了资源的分配低效率。通过市场的配置，能够实现资源的高效率配置，最大化地利用现有资源。市场经济是公平竞争的经济形式。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的过程中，通过价格围绕价值的上下波动来对经济关系进行调节，各个生产厂商之间进行公平的产品质量、价格和服务之间的公平竞争，能够促进产业的发展和创新，优胜劣汰使得企业越做越强。

二、经济法的内涵

经济法是经济领域内的法律体系，国家从经济发展的全局出发来调节人们社会生活中经济领域的行为。经济的运行和发展都与人们的生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没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就不能有相应的上层建筑。经济法的产生对经济的运行性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1.经济法是国家宏观调控经济的一种有效手段。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服务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众所周知，在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改革的进程中市场机制不完善，出现了许多的混乱现象。经济法的出现有效地对市场经济的缺陷进行了弥补，使得二者相互促进。经济法是国家的经济调控，是国家在市场经济的前提下进行的不违背市场规律的调控。使得生产厂商和商家的自主经营权利得到合法保障和消费者的权益得到经济法率的保障。而传统的计划经济虽然同样也是国家宏观调控层面，但是它不承认市场规律，只承认国家对资源的主导配置，企业的经营自主要国家分配产量名额等。2.经济法是调整一定经济关系的法律体系。经济法的调控范围是人们生活的经济关系，他是通过法律的形式进行调节。经济关系在内容上十分复杂，可以大致分为生产、分配、交换等关系。经济法并不是对这些经济活动的全部进行调节，而只是对其中的某些地方进行宏观经济调节。其前提还是要遵循市场经济的主导调节机制，不能违背市场配置资源的方式。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经济法的调节范围可能有所出入，但是总的来说经济法调节主要是针对市场失灵的部分进行规范。

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法的作用

1.对市场经济进行规范和引导。经济法在市场经济的发展进程中，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二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个国家的经济运行体系，一定是要注重市场的整体秩序，不能出现大的混乱不堪的情况，否则就会对国家的稳定发展大局造成不利的影响。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经济法的出现有力地保障了我国的新兴市场经济秩序。经济法是依据当时的实际经济发展现状而指定的法律条文，主要来防止市场中可能真实出现的一些市场风险。如果不通过经济法的形式对此类风险进行有效防范，就会产生十分严重的后果。对经济的运行进行自由引导的同时又要加以控制，需要经济法进行调节。通过法律进行约束经济，禁止一些非法的干扰市场秩序的不正当交易，严格处置违法行为，对于稳固新兴的市场经济体制有重要作用，为我国三十多年的经济稳定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开端和基础。2.调节经济活动实现公平市场竞争。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现状可以发现，市场经济观念的影响导致越来越多的人更加注重自身的经济利益，对于道德等其他方面的轻视，直接导致了许多的经济犯罪、不正当交易等恶劣现在的发生。经济法是法律的一部分，具有法律的权威，通过这种形式，对某些不正当的经济行为给予严厉的打击，规范不法商人的经济活动，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在经过一些严厉的法律制裁之后，有力地维护了市场的秩序，塑造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所以，经济法对于市场经济活动的调节约束，能够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维护公平竞争环境。3.约束政府调控范围。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会从宏观大局出发，对一些经济行为进行行政性干预和指导，来控制经济中出现的一些不和谐现象。然而出发点是好的，但是随着政府干预经济的行为，导致了政府过多地干预经济，超出了政府的管辖范围，对市场经济的自我调节起到了抑制的作用，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那么如何既要保持对经济的宏观把控，又要防止政府过多的干预经济呢？经济法的出现给出了答案。通过经济法的制定和实施，以经济法律条文的形式对经济活动进行调控，消除了政府干预过多的不利因素。这样，能够把政府的干预控制在原有的范围之内，有利于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政府与经济行为的过多纠缠容易引发一系列腐败问题，把政治权利与经济资源分开来是继续解决的问题，政府可以宏观指导经济，但是不能过多地分配经济资源，把权力与经济进行权钱交易，经济法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一定的解决方案。通过法律的形式干预经济，把行政命令与经济利益直接分割开来。约束了政府的调控范围，有利益市场经济发展。4.促进市场经济交易的信息互通。随着电子信息技术的发展和信息化的深入，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也实现了信息化的变革。在现代的市场交易中，经济活动主体需要进行信息的交互，来实现快速成交，提高经济的运行效率，为企业获取更多的经济价值。由此可知，信息是经济活动中的重要影响因素，尤其是进入信息化社会，信息的作用更加的突出。而想要推动信息的互通，就需要在法律层面的支持，经济法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信息互通的实现。而如果仅仅依靠市场来完成信息的互通，这是很难实现的，因为市场的逐利特性，追求个体经济利益最大化。但是市场并不是单纯的个体交易，市场经济的范围是十分复杂和广泛的。基于这样的实际情况，为了促进信息互通互联，就需要经济法的参与来完成这个目标。在经济法的帮助下，不仅可以对市场秩序进行规范，维护市场公平，还可以实现市场的信息互通，实现市场的信息交互。结束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是经济法产生的前提，中国的经济总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促进了经济法的产生和发展的同时，经济法又反过来促进了市场经济的发展，规范了市场秩序，维护了社会公平有序交易。在一个国家的发展进程中，经济基础是国家向前进步发展的重要前提，经济法在我国目前市场经济体制下，逐步完善进步，适应了我国的基本国情，对市场经济的有序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如果任由市场经济的自由发展而不加以约束，就会产生不可预知的后果。我国的经济法律在市场经济的发展中逐步完善，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对于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重要的法律基础和制度保障。

作者:李悦宁 李柏龙 宋清宇 单位:吉林财经大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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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高等学校专业培养模式

论文摘要：探讨了传统意义上高校“专业”的内涵，分析了专业的“实体性”和专业的“学科本位及学校本位”的不足，探讨如何突破对传统专业内涵认识的局限，提出从体制上改变资源组织方式，以能力和学生为中心加强专业内涵建设，以此推进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

我国高等学校教学组织过程实施的是以专业为教学核心单位的组织形式，实施的是专业教育，学生进校后直接进入相应的专业，修读该专业规定的课程。同时，专业也包含了实施教学过程所需的师资、实验室及学生等，成为高校组织教学的基本单元。“专业”也就兼有课程的组织形式和教学基层组织两方面的内容。这种结合紧密的双重结构所具有的刚性，在体制上限制了高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推进。

一、对传统专业内涵的认识及其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影响

1传统专业的实体性质分析

“我国高等学校‘专业’这一概念带有很强的实体意味，这种意味来源于‘专业背后’的三大类实体存在：由同一专业学生所组成的班集体、教师组织（与专业同名的教研室）与教师组织相连的经费、教室、实验室、仪器设备、图书资料以及实习场所等。”从学生接受专业教育的过程和结果来看，“专业指课程的一种组织形式”。由于计划经济体制下教学管理体制，专业作为一种课程的组织形式，在“组织”课程的过程中，相应的与课程相关的资源也以这种方式组织起来。

专业原本是课程的组合方式，并以这种专业教育的形式完成人才培养这一目标。但专业被赋予实体性质后，除了培养人才这一主要目标外，又必须考虑作为准官僚机构——实体的生存和发展，如师资问题、设备问题、招生人数问题等等，确保专业自身的完整性和正常的运转，使“专业”构成因素体系化。专业整合了教师、学生、资源等，它的体系化使各因素之间联结更为紧密，专业建设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标准。如专业所包含的主干课程和课程体系，专业教师的编制，学生招生计划，与专业配套的实验室建设等等。专业的调整不仅是课程单元的设计，而且是结构性的调整，这种调整又受到原专业各因素的制约，具有很大的惯性，致使某些专业成为“鸡肋”；这种专业的组织形态导致专业设置的结构性趋同，高校在举办专业的过程中，很难根据社会的需要做出调整，这些又制约着专业的基本单元——课程的设置，使专业本身失去自组织功能、失去活力，很难形成特色。

2专业作为一种专才培养形式的局限

专业的出现与学科的发展以及社会需求是分不开的，知识的分化为专业的产生提供了可能，社会的需求为专业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条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高校和国有企业一样是“生产单位”，高校根据国家的需求，按统一的计划（招生计划）、规格（统一的教学计划和课程教学大纲）培养人才，专业的存在与发展依赖的是计划而不是市场，学校立足现有的专业资源，按计划培养人才，具体社会经济发展需求什么专业，学校无需关心，评价办学质量和人才培养质量通常用“内适性”标准。当经济体制转型后，由于高等教育依然是稀缺资源，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专业培养模式与市场经济的需求的矛盾，暂时没有显现计划经济模式下专业教育的弊端，造成了专业发展的惰性和依赖性。受此影响，学校作为专业的拥有者，专业设置和专业的选择更多地体现学校本位。高校观念上固守传统上的“卖方市场”，专业的选择主要由高校来决定，学生在填报志愿中的专业选择只能表达一种意向，最终是由“众人”选择的结果来定。学生学什么、学到什么程度都是规定好的，没有选择。专业这种“生产型”的培养模式并没有随着经济的转型发生变化。

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社会需求的多样化以及知识爆炸式的增长，作为单纯的“人才生产型”的专业教育越来越不能适应新时期对人才素质的需求。在学校培养模式还没有从计划支撑的模式向主动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模式转变时，专业设置中缺少自主发展的内在机制，专业的调整更多的是数量的扩展，单纯地以专业“冷热”设置新专业，缺少对专业建设的论证和特色的思考，缺少长远的规划，导致专业低水平重复，最终使专业“生存期”缩短，培养的人才“低附加值”过剩，造成教学资源宏观上的重复建设和微观上的利用率不高。倘若从现有的专业总数和在校生的总量来推断，如果专业不能主动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则不可能再有热门专业，人才的结构性过剩与社会急需人才短缺的矛盾会更加突出。

二、对传统专业教育改革的现状分析

高校目前讨论和实践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一个重要方面是对传统专业教育的反思，突破专业的实体性及学科本校和学校本位制约，使之适应社会和经济发展对高等教育的需求。从目前改革的实践来看，大体可以归结为两种轨迹。

1外部导向或市场导向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由于社会对人才需求的多样化及高校教育大众化进程的推进，高校逐步探索根据经济发展及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对原有的专业在课程设置及课程体系上进行改革，增加专业的活力和学生的选择性。一般来说，这方面的改革的着力点还不是解决“专”的问题，更主要的是以解决就业为导向，这方面的改革以社会的需求和学生对高校专业的选择作为专业存在合理性的标准。因学生分担了部分高等教育成本，大部分学生毕业后面临的选择就是就业，学生个体接受高等教育，必然要从就业角度考虑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成本问题。以就业为导向的改革，重点不是讨论是否要进行专才教育或通才教育，而是专业教育能否适应社会需求以及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它的评判标准是人才能否“适销对路”。如果培养的人才在社会上大受欢迎，专业教育的不足不会显得特别突出，从而对专业教育的批评局限在需求层面而不在专业教育层面，是在课程内容及课程体系改革的微观层面而不在专业结构层面。类似的改革如“厚基础、宽口径”，“分大类培养”等改革实际上并没有完全脱离专业教育，只是相应地增加学生的选择性和社会适应性，实质上是以就业为导向的，改革的最终评判标准在于社会以及学生对专业的评价。通过这种外部需求的调节，最终形成自己的专业特色，寻求自己的专业定位，使之符合学校的培养目标和办学定位。当然，这种实用的外部导向的改革，也有可能因为过度迎合就业的需要而使部分层次较低的普通高校在专业设置上更“专”而靠近职业教育模式。

2寻求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的模式。

基于我们对大学教育阶段“专精”与“通博”的讨论，对专业教育或专才教育进行反思，从而在理念与现实之间追求一种平衡。如对过去专业教育的反思的一个方面是“人文素质教育”、“通识教育”等等教育思想的提出。在专业教育模式下，强调“专业对口”，培养出来的大学生视野狭隘，不利于综合素质的培养，随着我们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产业结构的调整，过度专业化的教育及其培养人才的理念越来越不能适应这一要求，专业教育与通识教育相结合已成为高等教育适应未来社会、适应未来社会中人的发展的必然选择。

三、突破对传统专业内涵认识的局限

高等学校实施的是专业教育，但传统的专业教育更偏重于“专才”教育，虽然我们认识到了专业教育（专才教育）的不足，但对“专业”作为我们实施人才教育的基础地位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转变，否则，很难克服传统专业教育的狭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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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铁路系统机制改革；深化发展；现代企业制度

随着铁路跨越式发展的不断深入，铁路管理机制也在不断改进，如何建立适应现代企业制度发展的新机制，通过学习《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使我对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进一步提高了认识，加深了理解，坚定了信心，开拓了思路。下面，我就运用学到的理论，联系铁路企业的实际，紧紧围绕如何在铁路内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这个目标，深化铁路企业改革，谈一下自己的体会和观点。

一、深化铁路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必要性

企业制度作为微观经济体制是整个社会经济体制的基础。国家对企业制度的选择，主要考虑这种微观体制是否能使整个经济体制运行更有效率。因此，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国家要求企业必须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企业制度，这个企业制度不是传统的在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形成的企业制度，而是现代企业制度。那就是适应社会化大生产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适应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加入WTO以后形势要求的现代企业制度。这个企业制度的特征和内涵是：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党的以来，我国对包括铁路在内的国有企业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探索和尝试。先后经历了放权让利、转换经营机制和现代企业制度创新三个阶段。随之实施了五大步骤，即扩大企业自、经济责任制、利改税和税利分流、承包经营和租赁经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不断探索和深化，特别是通过三大阶段和五大步骤的实施，都不同程度地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其中，扩大企业自的改革和经济责任制的改革以及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成效显著。但我们必须清醒看到，目前我们铁路企业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与实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目标还有一定差距，还有许多方面需要深化改革，我们既不能满足现状，更不能止步不前，我们必须加大改革的力度，加快改革的步伐，为建立铁路现代企业制度付出更大的努力。显而易见，深化铁路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改变铁路企业现状、实现跨越式发展的迫切需要，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

二、如何紧密联系铁路实际，在铁路内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铁路企业要建立起符合我国现代企业制度特征与内涵和我国铁路实际情况的现代企业制度，要着重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进一步提高对铁路企业改革目标的认识

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铁路新体制，必须以现代企业制度为基础；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铁路新机制，也必须在现代企业制度下孕育生成。因此，铁路企业改革的目标应当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2、进一步明确铁路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意义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铁路新的管理体制奠定基础。传统的铁路经济体制，是计划经济色彩最强的“政企合一”、“大一统”的管理体制，这种管理体制是以路局制企业制度为基础的。企业经营指标由铁道部按照指令性计划统一下达，运输收入由铁道部统收统支，物资由铁道部统购统配，经营效果由铁道部统负盈亏，铁路局及其下设单位没有经营自，不是独立的经济实体。历史上这种管理体制和企业制度曾经在组织运输生产，保证社会总体利益最大化方面发挥过积极作用。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日益发展的新形势下，企业不能根据自己的利益和市场需要作出资源配置的决策，企业的管理者和劳动者缺乏改善经营、降低成本、采用新技术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企业的经营机制不活，市场竞争力不强。

3、铁路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具体做法

首先要明确核心。要探索铁路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问题，从何处入手，重点是什么，切入点在哪里？我认为，应该首先弄清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是什么？现代企业制度是以清晰产权关系为基础和特征的。法人制度是产权清晰的保证，也是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特征和组成部分。显而易见，产权制度是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现代企业制度的产权关系，主要体现在财产最终归谁所有、由谁实际占有、谁来使用、谁享受收益、归谁处置等财产中的一系列权利关系，是多种层次权利关系的总和。

其次要进行试点启示。铁路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探索试点工作始于1994年。先后有大连分局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广深公司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贵阳车辆厂改制为南方汇通股份有限公司，机车车辆工业总公司改组为控股公司，中国土木工程公司改组为企业集团，撤消全路的所有分局设置等。综观近年来铁路企业改革，推进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试点工作，有的运作规范，取得成效显著，给我们很大启示，使我们增强了信心。有的尚未达到预期目的，有的因种种原因最终放弃，但却在建立法人治理、调整资产结构、加强内部管理、强化市场营销等方面，从正反两方面为我们铁路企业深化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提供了一些经验，提示出制约铁路运输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中的深层次的问题。这些问题集中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问题没解决好，这说明铁路运输管理体制改革必须抓住和围绕建立企业产权制度这个核心，深化改革，并以此为基础，搞好铁路企业内部一系列改革，以实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目标。

再次要确定走向。通过明确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及其重要意义，结合铁路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工作给予我们的启示，我认为研究和探索铁路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应该坚持紧紧抓住建立企业产权制度这个核心，以建立完善的企业法人制度为基础，以有限责任制度为特征、以公司企业为主要形式，对整个铁路运输管理体制进行全面系统的改革探索，在深化改革的实践中选择最佳方案。

三、在深化铁路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实践中至少要注意把握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进一步解放解放。2、坚持用系统论指导改革。3、坚持扭住发展不动摇。“发展才是硬道理”。4、坚持做好稳定工作。

总之，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标志着我国企业改革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我国国有企业制度创新的方向和目标，是加快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是促进社会资源最佳配置的需要，是适应政府转变职能、改革国有资产产权管理体制的需要，为此，我们必须围绕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这个方向目标，进一步搞好铁路企业内部的一系列改革，不断实现铁路发展的新跨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