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投资基金税收政策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证券投资基金税收政策，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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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制；公司制；税收；政策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主要形式有合伙制和公司制，合伙制和公司制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在税收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对合伙制私募基金税收和公司制私募基金税收进行解析是为了更加清楚私募基金在税收方面的问题，通过对现有税收政策的了解和分析更好地实现政策方面的推进。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促进资本市场条件逐渐成熟，投资基金的改善有利于更好地推动社会经济向前发展。

一、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收益带来的税收影响

作为重要的投资工具，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在诞生以后推动了国家创业投资和科技进步。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实施非公开的销售方式，主要是向少数机构投资者或者个人投资者募集资金，用于为企业提供增值服务。在实施操作的过程中，主要是关注权益性投资，而最终通过被投资企业上市、并购或者管理层回购等方式退出获得收益的一类投资。投资主体主要是个人，投资方法和投资模式比较灵活，投资的范围更加广泛，对于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投资监管相对较少，对于创业投资和开展并购业务能够起到积极的作用。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形式有公司制和合伙制。公司制形式的出资人是具有共同投资目标的股东，这种形式需要设立专业的管理团队对资金进行规模化的投资运作。合伙制的基金主要采用的是有限合伙制，这种合伙制由有限合伙人与普通合伙人组成。前者是出资人提供资金，是投资者不是管理人，其按照基金募资总额的比例出资，根据出资比例确定了利益关系，后者只提供专业技能对投资进行管理。在获得回报分成上，二者之间存在着一定差异。

二、合伙制与公司制私募投资基金税收内容解读

（一）合伙制私募基金税收的内容解读关于合伙制私募投资基金的税收需要从基金层面、管理层面和投资层面进行分析。合伙制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税收，需要按照利息征收5%的营业税。合伙制的私募投资基金没有法人的主体地位，按照税法的要求不必上交所得税，产生的损失或者是所得需要向合伙人传递。合伙人私募投资基金是遵循着先分后税的原则，无须上交企业所得税，进行自行纳税的方式，防止了公司制私募股权基金的双重征税的情况。从管理人层面进行分析就是在管理人在缴纳所得税的过程中需要进行有效的区分。税率和税目存在一定的差异，管理费等收入情况在纳税上有一定差别。合伙人为公司的需要缴纳25%的企业所得税，采用先分后税的原则来进行缴纳，如果合伙人是个人就需要按照劳务所得缴纳所得税，按照劳务收入的20%—40%进行征收，最高可以征收40%的所得税。按照投资层面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合伙类型的差异，导致纳税上存在一定的区别，收入人缴纳的企业所得税需要按照规定进行执行。如果合伙人是合伙企业就可以免征所得税，如果是个人投资行为需要按照规定执行20%的税率，而公司制的企业就要缴纳所得税。从其他投资者的层面进行分析，被投资公司获得的权益性投资收益，该类型的收入就要根据合伙人的类型差异进行操作。如果机构是投资者就需要对收入缴纳企业所得税，如果个人投资者要按照公司对外投资所得的权益性投资收益确认后，属于个人投资的要根据权益性投资收益税目确定个人上缴的所得，无论是利息、股息、红利都要执行20%的税率；如果合伙企业的，就要遵循先分后税的基本原则，在转让被投资公司股权收益方面，需要明确合伙人类型之间的差异和纳税上存在的区别，要对收入缴纳的企业所得税从整体上进行控制，如果是个人一般适用于20%的税率计算，实施先分后税原则。

（二）公司制私募基金投资税收的内容解读公司制私募投资基金税收需要从基金层面、管理人层面和其他投资者层面进行解读。在基金层面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来要求，所得的各种权益性投资收益，这一部分人不需要上交。基金从被投资公司获得的各种股权投资收益，无须上缴所得税，税收问题比较频繁就需要按照税法的要求执行所得税的收取方法，一般是按照25%的税率缴纳。在利息收入方面征收5%的营业税需要征收教育附加税城建税等，总体的税收比例为25%。对于高新技术企业有明显的优点，如果是回报率高前景广阔的企业，高新技术产业就会成为焦点。在国家推行结构改革的过程中高新企业属于国家支柱型产业，在税收方面就需要加大对该类型企业的扶持制度，在一系列优惠政策上，需要按照15%的税率进行征收，上市的高新技术产业投资，一旦满足税收的标准要根据投资额抵扣应纳税，企业的所得税法相关内容需要从各个类型的投资收益进行确认。根据投资双方使用的税率差补税的条款。从基金管理人层面进行税收管理就要求管理咨询收入根据管理人的类型进行不同的规定。公司制的投资基金按照5%的营业税和25%的企业所得税缴纳。如果是合伙企业需要上缴营业税，部分按照先分后税的原则，如果是个人要根据劳务所得征缴40%，如果是股息分成就按照管理人的类别进行规定。公司制的按照居民企业所得税实施利润分配免税的原则，如果是合伙企业就要免征企业所得税，如果是个人需要缴纳20%，关于其他投资收益要根据管理人的类别进行不同的规定。公司制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缴纳25%的企业所得税，如果是合伙企业就免征所得税。个人需要缴纳20%个人所得税，其他投资者的税收股息红利收入可以分为机构投资者和个人投资者，机构投资者按照税后利润分配免征所得税，个人投资者需缴纳20%的个人所得税，股权转让收益个人投资者缴纳20%，机构投资者缴纳25%的企业所得税。

三、合伙制与公司制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对比分析

基金的组织形式和制度对于私募股权投资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基金的税收政策是由国家进行宏观调控，各个国家采用的税收政策都不同，在税收优惠政策方面比其他渠道拥有更多的优势，在良好的政策预期方面可以调动投资者的积极性，让更多的资金纳入到私募股权投资市场中，投资的一般都是高新技术产业，这些产业容易迅速产生市场效益。在税收优惠政策方面进行减免就可以使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项目获得更高的成功。税收方面的控制就是为了使资本市场获得高风险的高回报，资金方面可以有效地应对投资者提供的风险，引进更多的资金活跃市场。在投资的征税比例方面，资本税率越高投资额就越小。在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方面税收政策能够对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整体运行产生重要影响。合伙制和公司制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在发展建设的过程中，需要以现实性发展为基础，更要创新模式，构建起在我国经济模式发展过程中的新形势。合伙制和公司制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在对比上可以发现二者之间存在着基础上的差异和形式内容上的不同。在实施管理的过程中，根据经济形势和各个时期的动态变化制定和调整策略。在资本市场不断变化的时代，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更要符合经济发展的新形势，探索未来发展的道路过程中，不断地根据经济变化而丰富机体制和机制方面的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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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证券投资基金  税收政策  基金税制

一、基金本身适用于企业所得税吗？

基金法律身份和税收义务密切相关，国际上存在3种主流的税务处理方式：（1）公司型基金具备法人身份，必须缴纳公司所得税。拥有公司型基金的国家多数采用这种税务处理方式。（2）契约型基金不具备法人身份，一般不用纳税。如日本、韩国、比利时等多数国家。（3）少数国家将契约型基金虚拟认定为公司，缴纳公司所得税，甚至在个别国家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如澳大利亚规定投资信托基金没有分配对象时，基金本身要缴纳个人所得税。我国证券投资基金在组织形式上属于契约型，根据上述国际惯例可以从3种税务处理方式中选择。从我国税收条款规定来看，现有基金税收条文中没有任何关于基金纳税方式的确切规定。仔细研究不难发现，我国与基金相关的税收条文中又隐约对基金的纳税身份有所暗示，并可以推断理解为：基金承担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义务，由基金管理人代为缴纳。比如“对基金从证券市场中取得的收入，包括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股票的股息、红利收入，债券的利息收入以及其他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以及“基金管理人运用基金买卖股票、债券的价差收入，在2003年前暂免征企业所得税”。该两点所述的“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和“暂免征企业所得税”俨然可以被理解为，我国契约型基金虽然没有法人身份，但需要单独缴纳企业所得税，只是当前处于暂不征收的阶段。

我国基金究竟是否负有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义务呢？笔者认为，“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提法是错误的，违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对企业所得税纳税义务人的认定规定。根据《条例》规定，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人包括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私营企业、联营企业、股份制企业和有生产、经营所得和其他所得的其他组织。很明显，我国基金不应属于企业类，那是否可以归属到“其他组织”呢？在《实施细则》中“其他组织”一词被详细地解释为，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依法注册、登记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组织。问题于是被继续演化为，基金是否是事业单位或社会团体组织呢？这一点《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提供了答案。其第一章第二条中明确规定“本办法所称证券投资基金（简称基金）是指一种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集合证券投资方式……”。由此可见，基金只是一种投资方式，一种投资工具而已，既不属于事业单位或社会团体，也不属于企业所得税纳税人中的其他组织。同时，我国各项法律条款都没有涉及基金公司虚拟化问题。所以，我国契约型基金不应该被征收企业所得税。

二、基金本身适用于营业税吗？

“基金管理人运用基金买卖股票、债券的价差收入，在2003年前暂免征营业税”出自《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证券投资基金税收问题的通知》（财税字[1998]55号）和《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财税字[20021128号]，和上文“基金管理人运用基金买卖股票、债券的价差收入，在2003年前暂免征企业所得税”的提法一样，容易使人误解为：基金管理人是基金买卖股票、债券价差收入的营业税的纳税人。显而易见，如果基金管理人是纳税人，则与我国营业税暂行条例相违背。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规定的纳税人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提供应税劳务、转让无形资产或者销售不动产的单位和个人”，同时，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金融保险业营业税申报管理办法》（国税发[2002]9号）（以下简称《申报管理办法》）的通知中规定：“金融保险业的纳税人是……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投资基金”。根据《申报管理办法》规定，证券投资基金和基金管理公司同属于营业税纳税人的范围，即“单位”纳税人或“个人”纳税人。基金管理公司可以被认定为“单位”，属于契约型的证券投资基金却没有任何理由被认定为“单位”或“个人”。换言之，倘若基金可以被归入到“单位”而成为营业税的纳税人，则明显和《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对基金性质的定义相矛盾，导致相关法规发生抵触。笔者认为，《申报管理办法》关于基金缴纳营业税的规定和《营业税暂行条例》、《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相违背，应该予以废除，我国证券投资基金本身不应该缴纳营业税。

三、改变个人所得税扣缴人、扣缴时机的做法是否合理？

我国关于基金个人投资者获得基金分配，缴纳个人所得税的通知先后有过3个：第一个是1996年12月下发的《关于个人从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取得的派息、分红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问题的通知》（国税发[1996]221号），该通知规定投资基金管理公司为扣缴义务人，在向个人派息分红时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第二。第三个通知是财税字[1998]55号和财税字[20021128号。通知规定，对投资者从基金分配中获得的股票股息、红利收入以及企业债券、银行利息收入，由上市公司、发行债券的企业和银行在向基金派发股息、红利、利息时代扣代缴20%的个人所得税。显然，3个通知关于扣缴人的选定发生了改变，扣缴人由基金管理公司改换为上市公司、企业和银行，相应地，扣缴时间也由基金分配时提前到股息、红利、利息分配时。

政策意图十分明显，改变扣缴人的做法利于税款在来源处征缴，确保了税款及时入库。但是笔者认为，在来源处扣缴个人所得税的做法损害了税收公平原则。首先，损害了个人基金投资者的利益。我国绝大多数的基金契约对基金分配制定了3项限定条件：（1）若基金投资当期亏损，则不进行收益分配；（2）基金收益分配后，基金单位资产净值不能低于面值；（3）基金当年收益应先弥补以前年度亏损，才可进行当年收益分配。改变扣缴人的做法使得个人投资者的股息、利息收入在来源处就被扣缴了个人所得税，必然导致以税后收入来弥补基金前期和当期可能拥有的投资损失，甚至可能因提前扣除税收，致使基金单位资产净值低于面值，进而不能满足分配条件。其次，提早了未分配收入的纳税时间。我国《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基金收益分配比例不得低于基金净收益的90%.若在来源处预先扣缴了个人所得税，则意味着基金未分配的部分也提前承担了税负。再者，违背了基金投资者收入确认原则。按照国际惯例，基金投资者不是在基金获得收益时，而是在基金分配收益时才被确认获得基金收益，并产生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义务。我国在来源处扣缴个人所得税的做法恰恰违背了收入确认的国际惯例。

从税率设置来看，财税字[2002]128号文件规定，上市公司、发行债券的企业和银行在向基金支付股息、红利、利息时，代扣代缴20%的个人所得税，此后，包括企业在内的投资者，从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所有收入都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这条规定考虑到，由于存在着获得投资者纳税身份变动信息的技术困难，处于上两个环节的被投资企业无法准确判断代扣代缴适用税率，为便于征管，无论是企业或个人投资者，一律按照个人所得税20%的税率征收。这种做法存在几个缺陷：（1）明显混淆了两种不同性质的所得税的区别；（2）投资者取得的股息收入本身就是被投资企业税后利润的分配，它与投资者取得的利息收入性质是有区别的。特别是投资者取得的利息中的企业债券利息，它在被投资企业缴纳所得税前进行了扣除，减少了被投资企业的应纳税所得额，而股息收入则是被投资企业缴纳了企业所得税后收入的分配。根据我国税法相关规定，如果派发股息的上市公司适用的所得税税率等于或高于投资企业适用的税率，投资企业不必对此项收入再缴纳任何所得税，即投资企业收到的股息收入是一种免税收入。所以说，上市公司向基金派发股息、红利及利息时不分清收入性质一并代扣代缴20%所得税的做法，没有任何税法依据。虽然能够提高税收征管的便利性，但是加大了基金投资者的税负，造成了税收制度的混乱。这一方面反映了我国制定税收条款时的不严谨；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被投资企业代扣代缴不同性质投资者税款的做法不合理，不能在确保税法一致性基础上提高税收征管效率。

四、我国基金税收是否存在多重征税问题？

首先需要澄清一个理论和现实的分歧。一些学者认为，我国基金税收存在严重的多重征税问题，主要理由是：作为同一笔信托资产，基金资产在委托状态和委托人收到信托收益时承担了两次以上不同类别的税收。如，基金投资股票、债券收益缴纳所得税和营业税后，投资者在获得分红时仍要纳税。基金管理人运用基金买卖股票按照2‰的税率征收印花税，投资者买卖基金也要缴纳印花税。但是，上述结果仅来自于理论上的推理，其中多数条款仍属于“暂免征”状态，或许将来征收时会得到印证，可目前的征管实践并非如此。

笔者认为，现阶段我国政府对基金业贯彻的是优惠多、税负轻的财税政策思路，税制设计的主观意愿是避免多重征税，现实也是如此。但是，由于基金在我国尚属新兴金融工具，对其进行税收界定还存在一个理论认识和深化的过程，少数环节仍然呈现出多重征税或税负不公的情况。体现在：（1）开放式基金的企业投资者获得的派息、分红收入承担了双重税负。不同于封闭式基金，开放式基金的价格等于单位净资产值，当开放式基金获得派息和分红时，基金单位净值提高，若投资者在此时赎回基金单位，按规定企业投资者需为赎回和申购差价缴纳企业所得税，同时差价中已经包括被投资企业代扣、代缴了20%税收的派息、分红额（其他部分是证券差价收入），这导致了开放式基金的企业投资者获得的派息、分红收入承担双重税负的现象。企业买卖封闭式基金也会产生类似情况，但封闭式基金的市场价格并不等于净资产值，对买卖价差征税可以理解为对资本增值课征的利得税，不属于多重征税。（2）金融机构买卖基金单位既征收营业税，也征收企业所得税。根据我国营业税暂行条例规定，金融保险企业买卖金融商品需缴纳营业税。这是考虑到我国金融商品增值额未列入增值税范围，造成了税源流失，由于对金融产品增值额的确认在理论上和操作上都存在障碍，只好通过开征营业税进行弥补。但是，从基金投资者角度分析，同样属于买卖基金的价差收入，金融企业投资者承担了双重税收，非金融企业投资者只承担企业所得税，个人投资者没有承担税负，税负显然不公平。

开放式基金股息、红利等投资收益承担双重征税的根源在于投资收益纳税环节的错位。被投资企业分给基金投资者的股息、利息在流入基金资产时被提前扣缴了所得税，但是。这些投资收益并没有作为税后收益随即分配给投资者，而是重新计入到基金资产中进行资本增值性运转，必然在资本增值实现时承担资本利得税。这个问题可以通过延后投资收益纳税环节的做法来解决，即在基金分配时对分配额代扣代缴投资收益税。一方面，分配额可以在纳税之后立即分配到投资者手中，基金净资产随即因除息而减少，相应地基金价格回落，资本增值的税基中不再包括被分配掉的投资收益；另一方面，基金分配额中还包括基金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益，从而弥补有做法中这部分差价收益不用纳税的税法漏洞。同时，在基金分配时征税的做法恰恰符合对基金征税国际贯例中的“投资者收入确认原则”，这也对将来我国为适应基金跨国投资提供—个共同的税法口径。

对于金融业增值额的纳税问题在国外讨论已久，考虑到增值确认的技术困难，以及鼓励资本流动的原因，多数国家还是免征了金融业的交易税（增值税）。我国基金业处于发展阶段亟需大量流量稳定的资金支持，培育机构持有者是已被国外经验证实的有效途径之一。但是，我国金融企业投资基金时需要负担5.5%的营业税及附加和33%的企业所得税。税负明显偏高于非金融企业和个人投资者。为培育基金机构投资者，建议可以对金融企业买卖基金暂免征营业税。

参考文献

（1）《关于个人从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取得的派息、分红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问题的通知》（国税发[1996]22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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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养老保险；国际比较：税收优惠

一、我国养老保险税制现状

我国养老保险税制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对缴纳养老保险的企业和个人的税收政策，二是对承办养老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的税收政策。本文将集中探讨第一部分的税收政策。

缴纳养老保险的企业和个人的税收政策涉及四个环节，一是养老保险缴纳环节的税务处理，包括对个人缴款和企业缴款的税务处理；二是养老保险投资环节的税务处理，包括对投资收益和资本利得的税务处理：三是养老保险领取时的税务处理；四是养老保险退保环节的税务处理。各阶段的税收优惠情况见表1。

1、养老保险提取环节的税务处理。个人所得税政策规定基本养老保险个人缴费部分由个人按照国家或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的缴费比例或办法实际缴付的，允许在个人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超过规定比例和标准缴付的，应将超过部分并入个人当期工资，计征个人所得税；基本养老保险企业缴费部分由企事业单位按照国家或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的缴费比例或办法实际缴付的，免征个人所得税。企业年金个人缴费部分纳入纳税人的工资计算个人所得税，企业年金企业缴费部分不扣除任何费用，由企业在缴费时代扣代缴。

目前的企业所得税政策规定基本养老保险企业缴费部分允许在企业所得税前列支。企业年金企业缴费的部分在不超过职工工资总额5％标准内的部分，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准予扣除，超过的部分，不予扣除。

2、养老保险金投资环节的税务处理。我国基本养老保险金主要由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投资运作。有关政策规定对社保基金理事会、社保基金投资管理人运用社保基金买卖证券投资基金、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暂免征收营业税。对社保基金理事会、社保基金投资管理人管理的社保基金银行存款利息收入，社保基金从证券市场中取得的收人，包括买卖证券投资基金、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证券投资基金红利收入，股票的股息、红利收入，债券的利息收入及其他收入，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对社保理事会委托社保基金投资管理人运用社保基金买卖证券应缴纳的印花税实行先征后返。

目前我国没有针对企业年金基金运营和投资收益环节的税收征免规定，在实践中，个人帐户取得的收入视同储蓄存款利息收入。

3、养老保险金领取时的税务处理。个人实际领(支)取原提存的基本养老保险金，免征个人所得税。目前，中国对企业年金的领取环节没有明确的税收规定，但在实际生活中，企业年金的领取一般不用纳税。

4、养老保险退保环节的税务处理。企业年金的企业缴费部分因年金设置条件导致已经计入个人帐户的企业缴费不能归属于个人的部分，其已扣缴的个人所得税予以退还。

二、我国现行养老保险税制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企业缴纳基本养老保险的税收优惠力度不够

虽然我国目前对基本养老保险实行的是部分EEE，即在缴费阶段部分免税，在收益和领取阶段均免税，但是和企业及个人承担的基本养老保险缴费义务相比，国家承担的义务还是相对偏少。目前西方一些国家养老保险费企业缴纳的费率大约为10％左右，我国企业基本养老保险企业所缴纳的费率达到28％，在财政投入方面，西方国家达到10％，我国各级政府累计投入大约在3％左右。

(二)企业年金税收政策不全面

我国目前只有针对企业年金缴费阶段企业的免税政策，没有考虑到对个人的税收优惠政策，而在国外企业年金对个人的税收优惠是最重要的，因为可以充分激励企业和员工的积极性。

(三)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税制缺位

目前，我国虽然有规定对保险公司开展的相关寿险业务免除所得税。对保险公司开展的一年期以上返还性人身保险业务的养老年金保险保费收入免征营业税，对个人购买商业养老保险后取得的保险赔款免缴个人所得税，但并没有制定任何鼓励个人建立储蓄型养老保险的税收优惠政策。

(四)养老保险的税收监督政策不完善，客观上易造成税收漏洞

例如，没有规定企业年金享受税收优惠的缴费上限，使得企业年金政策客观上扩大了贫富差距。再如，在一些地区，企业年金险“今年投保，明年退保”的现一象很严重，没有有力监管措施配合的税收优惠政策，容易导致逃税行为，造成国家财政损失。

三、国外养老保险税制比较

(一)基本养老保险税制

对于企业和个人基本养老保险缴费部分，目前各国税法一般都允许企业缴费作为费用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个人缴费免征个人所得税，同时，为了防止企业和个人的缴费被用来作为避税手段，各国一般也会规定缴费税前扣除的比例。

基本养老保险的投资收益虽然最后会归属到具体的个人，但其投资运行往往是由政府管理，由政府进行投资决策。因此，在各国税制中，对基本养老保险的投资收益一般不征税。

在基本养老保险的领取是否征税问题上，各国的做法存在较大差异。美国、日本等国家对基本养老保险金的领取给予一定的税收豁免，英国、意大利、加拿大、瑞典等国则规定，领取基本养老保险金时，也要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

(二)企业年金税制

欧洲国家社会保障工作较好，企业年金税制比较完善。在多数欧洲国家，企业年金计划在缴费阶段、投资收益阶段都享受免税待遇，但在支付收益阶段则要征税。具体税收待遇情况见表2(E代表免税或减税，T代表征税)。

(三)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税制

为了鼓励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的建立，西方国家推出多种多样的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产品，并制定相应的免税规定(见表3)，如保费一次性的税收减免，按期缴费的税收减免等。有的国家建立可以享受税收优惠的特殊储蓄帐户，如加拿大的注册退休储蓄计划(RRSP)和美国的个人退休帐户(IRA)。

四、优化我国养老保险税制的建议

1、加大企业缴纳基本养老保险的税收优惠力度。当前有必要进一步提高国家或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的允许企业所缴纳基本养老保险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的缴费比例，加大各级政府对基本养老保险的投入力度。

2、建立有利于调动个人建立企业年金积极性的税收政策。企业年金要充分发挥其对基本养老保险的补充作用，就必须转变现行的只对企业缴纳企业年金免税的政策。从国外看，最常见的企业年金税收优惠的模式是EET(缴费和投资收益阶段税收减免，领取阶段征税)。从我国目前的税收政策看，当前有必要明确：(1)个人支付企业年金在个人所得税前的免税扣除比例；(2)企业年金领取时增值收益部分的应税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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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信托；税收；重复征税；原则

中图分类号：F812文献标识码：A

《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以及《信托投资公司管理办法》颁布实施以来，我国信托公司开始向信托本源业务回归，逐步迈向规范发展的新轨道。在五年多的时间里，重新登记的信托公司在资金信托、财产信托等业务领域积极拓展，信托财产的规模和收益水平不断提高。而目前在我国尚没有与之相配套的税收制度，信托业的外部法律环境还不完善，从而使信托业的发展受到了一定的制约。因此，本文对我国信托税制的修改与完善作些粗浅的探讨。

一、我国信托课税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现行税制没有对信托课税问题做出明确规定，目前我国税务当局只能用现行的一般性税收政策对丰富多彩的信托活动进行税务监管，并未考虑信托本身法律关系的特殊性及其表达方式、实践方式的多样性和新颖性，因此信托课税中存在一系列的问题。

1、重复征税。重复征税是当前信托课税面临的最突出问题，其根源在于现行的税制没有考虑信托业务所有权的二元化问题。一是委托人将资产委托给信托公司进行投资时，伴随着产权的转移，则要交纳一定的营业税、印花税、契税等；而当作为受托人的信托公司要把资产还给委托人的时候，同样发生了产权转移，还是要交纳营业税、印花税、契税等。这就造成了对同一税源的二次征税。二是信托存续期间信托收益产生的税负与受益人、受托人收到信托利益后产生的税负相重复。这会大大提高信托公司的经营成本，直接后果是压缩了投资者的收益空间。

2、税负不公。证券投资基金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典型的资金信托。当前我国对证券投资基金实行特殊的优惠政策：不仅免征募集基金的营业税，而且还对个人投资者从基金分配中获得的股票差价收入免征个人所得税，而同时由于信托税制的缺位，实际上就造成了证券投资基金税负低于其他信托经营活动的税负不公问题。从公平税负的角度来看，既然属于信托活动，给予证券投资基金的税收优惠待遇也应同样给予资金信托等其他信托业务。

3、纳税义务人及税目税率不明确。从营业税角度看，目前税法对委托业务明确规定受托人（即金融机构）为代扣代缴义务人，而对信托业务对未做任何规定；从个人所得税来看，新个人所得税法明确了以支付所得的单位和个人为代扣代缴义务人，而我国《个人所得税法》将属于征税范围的所得分为11个税目，没有明确规定信托收益这一类所得属于哪一种具体征收范围。虽然信托收益的性质与基金分红最为接近，但种类繁多的信托业务又无法直接套用《关于证券投资基金税收问题的通知》中的相关规定。目前，绝大部分信托投资公司对信托收益并未给予明确规定，极个别信托公司对信托收益按照利息、股息、红利所得缴纳20%的个人所得税，但利息、股息、红利所得是指个人拥有债权、股权而取得的利息、股息、红利所得，而信托收益是信托公司以自身名义运用信托财产对外拥有的债权、股权，并非个人拥有的债权、股权，个人拥有的只是对信托财产的收益权。

4、信托纳税主体与信托法冲突。目前，信托公司在税务机关只能有唯一的税务登记证号，从纳税主体来看，如果以受托人（既信托公司）为纳税义务人，则受托人只能以信托公司自有的唯一纳税登记号进行纳税申报，税款也要先转入信托公司的自有资金银行账户，造成信托资金和自有资金的混用，与信托公司的相关管理规定严重冲突。

综上，由于上述税收的种种问题，我国目前信托业存在税负过重的现象，严重制约了信托行业的发展。只有建立与税收相配套的税收制度，才能避免纳税人的不合理税负，扩大投资者的收益空间，降低信托投资公司的经营成本，在制度上有效保障我国信托业健康持续发展。

二、完善我国信托税制的意见

在信托税收的问题上，虽然各国的规定不尽相同，但国际税收惯例承认信托导管原理在信托税收制度设计中的重要作用。根据信托导管原理所蕴涵的指导思想，笔者认为，信托税制的基本原则，应反映信托税收的基本规律，并对全部信托税收活动进行抽象和概括，为此提出如下建议原则：

1、税收法定的原则。税收法定是指一切税收以及与其有关的活动都必须有法律明确规定，没有法律明确规定的，人们不负有纳税义务，任何机关和个人也都无权向其征税。

2、实际受益人负担原则。这是建立我国信托税制的基础。目前，我国业界对信托收益征收所得税主要有五种方案：一是对受益人课税，对信托本身不课税；二是对受益人免税，对信托本身课税；三是对受益人和信托本身同时课税，但对信托本身已课征的税收，在对受益人课税时予以抵减；四是对受益人和信托本身同时课税，但降低税率；五是开征利得税。从根本上说，前四种方案在不同程度上考虑了信托活动本身的性质，体现了信托导管原理的基本内容。但具体说来，第二种方案有悖于收益课税原理，从未采用过；第三、四种方案将信托本身视为纳税主体，并且都出现在英美等国家，因为英美等国的信托大都已经发展为大规模的基金，其独立法人的法律特征明显，而且这些国家的法律对此提供保护；第四、五种方案不但需要修改我国的所得税法，而且征收管理复杂，税收成本较高，不具有可操作性。因此，应当按照洗脱实质以实际受益人为最终纳税义务人，并且避免对名义应税行为征税。

3、避免重复征税原则。重复征税会增加纳税人的不合理负担，直接限制信托活动的开展。因此，避免重复征税应作为信托税制设计时的一个重要原则。从信托的本质看，信托只是收益人实现一定经济目的的管道，受益人作为信托利益的享有者，通过该管道所负担的纳税，应当不因受托人的介入而加重，受托人管理、运用以及处分信托财产的活动旨在实现信托设立的目的。因此，基于信托的赠与性质，受益人最终负担的税收不应高于由受益人亲自管理经营所承担的税负。以不动产信托为例，受托人从委托人处取得信托财产后，将该不动产租赁经营一段时间，然后出售给第三人，并将全部租赁收入和出售收入交付于受益人。这样，从整个信托过程看，该不动产所有权分别经过了两次移转，即从委托人处转移至受托人处，又从受托人处再转移至第三人处，就该不动产的契税税负而言，应当不高于该不动产所有权从委托人处直接转移到第三人处所应承担的契税税负。

4、扶植保护公益信托原则。对公益信托的信托财产及其收益在税收方面给予优惠，减免各种税收，这是各国税法的一个惯例，扶植公益信托同样是信托税制设计时的一项重要原则。税金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而国家征税的目的之一，即为了促进社会公益事业发展。存在于公益信托中的信托财产及其收益，其本身目的也是为了社会公益事业。因此，对公益信托的有关税收予以减免，显然顺理成章。我国《信托法》第六十一条规定，国家鼓励发展公益信托。因此，在设计信托税制时，应考虑公益信托的特殊性，通过一定的税收减免政策，鼓励当事人积极投资于公益事业。

篇5

一、我国信托课税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现行税制没有对信托课税问题做出明确规定，目前我国税务当局只能用现行的一般性税收政策对丰富多彩的信托活动进行税务监管，并未考虑信托本身法律关系的特殊性及其表达方式、实践方式的多样性和新颖性，因此信托课税中存在一系列的问题。

1、重复征税。重复征税是当前信托课税面临的最突出问题，其根源在于现行的税制没有考虑信托业务所有权的二元化问题。一是委托人将资产委托给信托公司进行投资时，伴随着产权的转移，则要交纳一定的营业税、印花税、契税等；而当作为受托人的信托公司要把资产还给委托人的时候，同样发生了产权转移，还是要交纳营业税、印花税、契税等。这就造成了对同一税源的二次征税。二是信托存续期间信托收益产生的税负与受益人、受托人收到信托利益后产生的税负相重复。这会大大提高信托公司的经营成本，直接后果是压缩了投资者的收益空间。

2、税负不公。证券投资基金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典型的资金信托。当前我国对证券投资基金实行特殊的优惠政策：不仅免征募集基金的营业税，而且还对个人投资者从基金分配中获得的股票差价收入免征个人所得税，而同时由于信托税制的缺位，实际上就造成了证券投资基金税负低于其他信托经营活动的税负不公问题。从公平税负的角度来看，既然属于信托活动，给予证券投资基金的税收优惠待遇也应同样给予资金信托等其他信托业务。

3、纳税义务人及税目税率不明确。从营业税角度看，目前税法对委托业务明确规定受托人（即金融机构）为代扣代缴义务人，而对信托业务对未做任何规定；从个人所得税来看，新个人所得税法明确了以支付所得的单位和个人为代扣代缴义务人，而我国《个人所得税法》将属于征税范围的所得分为11个税目，没有明确规定信托收益这一类所得属于哪一种具体征收范围。虽然信托收益的性质与基金分红最为接近，但种类繁多的信托业务又无法直接套用《关于证券投资基金税收问题的通知》中的相关规定。目前，绝大部分信托投资公司对信托收益并未给予明确规定，极个别信托公司对信托收益按照利息、股息、红利所得缴纳20%的个人所得税，但利息、股息、红利所得是指个人拥有债权、股权而取得的利息、股息、红利所得，而信托收益是信托公司以自身名义运用信托财产对外拥有的债权、股权，并非个人拥有的债权、股权，个人拥有的只是对信托财产的收益权。

4、信托纳税主体与信托法冲突。目前，信托公司在税务机关只能有唯一的税务登记证号，从纳税主体来看，如果以受托人（既信托公司）为纳税义务人，则受托人只能以信托公司自有的唯一纳税登记号进行纳税申报，税款也要先转入信托公司的自有资金银行账户，造成信托资金和自有资金的混用，与信托公司的相关管理规定严重冲突。

综上，由于上述税收的种种问题，我国目前信托业存在税负过重的现象，严重制约了信托行业的发展。只有建立与税收相配套的税收制度，才能避免纳税人的不合理税负，扩大投资者的收益空间，降低信托投资公司的经营成本，在制度上有效保障我国信托业健康持续发展。

二、完善我国信托税制的意见

在信托税收的问题上，虽然各国的规定不尽相同，但国际税收惯例承认信托导管原理在信托税收制度设计中的重要作用。根据信托导管原理所蕴涵的指导思想，笔者认为，信托税制的基本原则，应反映信托税收的基本规律，并对全部信托税收活动进行抽象和概括，为此如下建议原则：

1、税收法定的原则。税收法定是指一切税收以及与其有关的活动都必须有法律明确规定，没有法律明确规定的，人们不负有纳税义务，任何机关和个人也都无权向其征税。

2、实际受益人负担原则。这是建立我国信托税制的基础。目前，我国业界对信托收益征收所得税主要有五种方案：一是对受益人课税，对信托本身不课税；二是对受益人免税，对信托本身课税；三是对受益人和信托本身同时课税，但对信托本身已课征的税收，在对受益人课税时予以抵减；四是对受益人和信托本身同时课税，但降低税率；五是开征利得税。从根本上说，前四种方案在不同程度上考虑了信托活动本身的性质，体现了信托导管原理的基本内容。但具体说来，第二种方案有悖于收益课税原理，从未采用过；第三、四种方案将信托本身视为纳税主体，并且都出现在英美等国家，因为英美等国的信托大都已经发展为大规模的基金，其独立法人的法律特征明显，而且这些国家的法律对此提供保护；第四、五种方案不但需要修改我国的所得税法，而且征收管理复杂，税收成本较高，不具有可操作性。因此，应当按照洗脱实质以实际受益人为最终纳税义务人，并且避免对名义应税行为征税。

3、避免重复征税原则。重复征税会增加纳税人的不合理负担，直接限制信托活动的开展。因此，避免重复征税应作为信托税制设计时的一个重要原则。从信托的本质看，信托只是收益人实现一定经济目的的管道，受益人作为信托利益的享有者，通过该管道所负担的纳税，应当不因受托人的介入而加重，受托人管理、运用以及处分信托财产的活动旨在实现信托设立的目的。因此，基于信托的赠与性质，受益人最终负担的税收不应高于由受益人亲自管理经营所承担的税负。以不动产信托为例，受托人从委托人处取得信托财产后，将该不动产租赁经营一段时间，然后出售给第三人，并将全部租赁收入和出售收入交付于受益人。这样，从整个信托过程看，该不动产所有权分别经过了两次移转，即从委托人处转移至受托人处，又从受托人处再转移至第三人处，就该不动产的契税税负而言，应当不高于该不动产所有权从委托人处直接转移到第三人处所应承担的契税税负。

篇6

一、欧洲创业投资发展概况

欧洲是创业投资的最早发源地，15世纪英国和西班牙投资者投资于创建远洋贸易企业即被视为世界创业投资的起源。1945年英国成立“3I公司”，被视为世界最早的创业投资基金。但是，由于政府以前未建立制度化的政策扶持机制，创业投资并没有很快发展成为专门行业。直到二战以后，美国政府通过一系列扶持政策，大力推进“小企业投资公司促进计划”，创业投资才在美国发展成为专门行业。到上世纪80年代，欧洲的创业投资开始起步，但明显落后于美国，以至于当时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在总结欧洲科技落后于美国的原因时，曾经说过:“欧洲在高新技术方面落后于美国，并非由于欧洲科技水平低下,而是由于欧洲在创业投资方面落后于美国。”一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英、法、德等国出台了一系列扶持发展创业投资的政策，创业投资才在英、法、德等欧洲主要国家发展起来，并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创业投资发展地区。

据欧洲创业投资协会统计的资料，自1995年开始，欧洲广义创业投资基金规模持续增长。到网络泡沫破灭前的2000年，欧洲广义创业投资基金的当年募集资金规模达480.23亿欧元，当年投资规模达349.86亿欧元（见图1）。

2001年网络泡沫破灭后，欧洲创业投资基金与全球创业投资基金共同经历了4年调整期，但是自2005年起又进入了新一轮快速发展期。到2006年，欧洲广义创业投资基金年度募集资金规模达1123亿欧元，是2000年峰值的2.34倍；年度投资规模达712亿欧元，是2000年峰值的2.03倍。尽管2008年下半年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对欧洲创业投资业也造成了冲击，导致2009年新募集资金规模和投资规模均显著下降，但是到2010年又很快开始复苏。

为便于对全球各地区创业投资基金发展情况进行横向对比，新兴市场私人股权投资协会对2008年全球主要地区“创业投资基金年度投资规模占GDP比”作了比较。结果发现：欧洲创业投资基金年度投资规模占GDP比为0.58%，虽然低于美国，但显著高于亚洲新兴市场地区、南非、拉丁美洲和我国。

从欧洲地区的国别看，以相对繁荣的2008年为例，全欧创业投资基金管理机构新募集的基金规模为814亿欧元。其中，英国占58.8%；法国占13.7%；德国占3.0%，3个主要国家合计占75.5%。全欧各国吸引的创业投资额为541亿欧元。其中，英国占41.61%；法国占16.21%；德国占13.08%；3个主要国家合计占70.90%。

二、欧洲主要国家发展创业投资的主要经验

自2000年至2009年，全欧广义创业投资基金共投资了72900多家企业，为促进欧洲经济发展、产业结构调整和增加社会就业，做出了重要贡献。英、法、德等欧洲主要国家在推进创业投资发展的过程中，为我国提供了以下宝贵经验：

（一）运用财税优惠政策改进创业环境，形成创业与创业投资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

创业投资作为“支持创业的投资制度创新”，其发展的根本动力来自于生生不息的创业活动对外源性创业资本的持续需求。由于现代科技革命的中心在创业投资制度形成以前就已经从欧洲转移到美国，加之欧洲国家的市场腹地也远小于美国，使得现代欧洲在创业的区位优势上远不如美国，这实际上构成了欧洲创业投资发展的一个重要制约因素。但是，英、法、德等欧洲主要国家通过出台相关创业政策，有效地改进了创业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在区位优势上的不足。

为了有力扶持创业，英国长期保留有两大直接针对中小企业的税收优惠措施：一是对初创期企业，第一个1万英镑利润免征企业所得税，5―30万英镑之间的利润减按19%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超过150万英镑以上的利润才实施30%的全额税率。二是对中小企业的研发投入，可按150%抵扣企业的应纳税所得额。为给欠发达地区的创业者提供资金支持，英国政府还成立有专门的凤凰基金。

2004年，法国率先在欧洲大陆推出直接针对中小企业的创业扶持计划（JEI），对中小企业赚取的第一个38120欧元应纳税收入减按15%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对中小企业的研发费用，可用于抵扣企业所得税，每家中小企业的年度最高抵扣额可到6097961欧元。此外，还有其他一些针对中小企业的特别财政补贴，如ANVAR计划等。

在德国，对小企业购买可移动资产，除政府可提供购买成本5―27.5%的直接财政补贴外，还可以在按照一般折旧法提取20%折旧的基础上，再提取20%的加速折旧。

（二）借助政府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有效引导私人部门资金参与设立从事中早期投资的创业投资基金

欧洲在金融组织体系上不同于美国。美国由于过去长期实行分业经营体制，银行不能从事投资业务，这给创业投资的发展留下了很大的市场空间。欧洲特别是欧洲大陆国家由于很早就实行全能银行制度，银行就可以直接或通过分支机构从事投资业务，加之欧洲的中小银行数量众多，这在一定程度上挤压了欧洲创业投资的发展空间。但是，为了更好地满足中小企业的资本需求，政府仍然注重通过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放大作用，引导私人部门资金参与设立主要从事中早期投资的创业投资基金。

1994年，在欧盟成立后不久，欧盟委员会即根据欧盟研究与开发纲要，推动成立了欧盟投资基金。欧盟投资基金作为一家欧盟层面的政府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主要通过参股欧盟地区的国家和区域性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极大地促进了欧盟各国和地方政府纷纷设立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在欧盟投资基金的支持带动下，目前全欧已形成“欧盟总部―欧盟成员国―省州市”3级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体系：不仅英、法、德等欧洲主要国家先后设立了国家级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不少成员国的省州市（如英国苏格兰）也设立了地区性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正是在3级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的引导下，私人部门对参与创业投资一直保持着较高的热情。

欧洲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的支持方式包括参股、跟投和种子基金等3种主要形式，不同引导基金的具体支持方式体现了因地制宜原则。欧盟和英国、法国的引导基金主要采取参股方式，德国和英国苏格兰地区则采取多元支持方式。但是，无论是何种支持方式，均体现了“最终引导私人部门资金支持中早期创业企业”的宗旨。为确保这一宗旨实现，欧洲主要国家除了对支持标的企业的规模有严格要求外，还普遍规定了支持金额的上限。例如，金融危机爆发后，德国有关部门规定，引导基金以跟投方式实施支持的，跟投比例虽然可以提高到70%，但要求对每家企业的投资不超过500万欧元，每一轮投资不超过250万欧元。再如，英国苏格兰引导基金，以参股方式支持设立子基金的，所支持子基金对中小企业的单笔投资金额应当在50万―200万英镑之间；以跟投方式实施支持的，引导基金对中小企业的单笔跟投金额应当在10万―100万英镑之间；以种子基金形式直接投资种子期企业的，对种子期企业的单笔投资金额不高于10万英镑。

（三）在努力解决创业投资基金税收透明问题基础上，针对创业投资基金的投资者出台相应税收优惠政策

总体看，由于欧洲大陆属于大陆法系国家，其税收政策的灵活性要远远小于作为英美法系典型代表的美国。在英美等非成文法国家，通常是按照传统的公司、合伙二分法，对公司征收企业所得税，对合伙则不作为纳税主体，而只需在合伙人环节征税。尽管在后来的实践中，合伙企业为了取得广大合伙人信任，往往是不断地借鉴了公司的机制，使得治理结构越来越类似于公司，国家法律后来甚至还承认了合伙的法人地位，但在税收地位上，只要符合一定条件，仍可申请作为合伙企业，无需在合伙企业环节缴税。在法、德等成文法国家，较早就形成了有关合伙企业的成文法，并适应实践的需要而不断修订完善。但在合伙企业不断引进公司的机制并拥有法人地位以后，国家有关税法便按照“实际重于形式”的原则，要求合伙企业也作为纳税主体，与公司一样缴纳企业所得税。正是这种比较僵硬的税收法律体制，使得有限合伙型企业在欧洲大陆国家长期缺乏税收上的优势。但是，为了促进创业投资基金发展，法、德等不少欧洲大陆国家通过各种基金组织形式创新和税制创新，为创业投资基金创造相对宽松的税收环境。

在法国，尽管早在1804年即通过《民法典》明确了民事合伙，早在1807年即通过《商法典》明确了商事合伙（包括有限合伙）并赋予其法人资格，但由于合伙企业需要与公司一样缴纳企业所得税，法国的创业投资基金一直都未曾按合伙形式设立，而是按公司形式设立。为扶持创业投资基金发展，1985年法国了《创业投资公司法》并为之出台了相应的配套性税收优惠政策。但是，由于该法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税收透明和双重征税问题，加之税收优惠政策附加了过于苛刻的限制性条件，其实施效果不佳。为从根本上解决税收透明和双重征税问题，1993年法国通过立法，创设了目前全球独一无二的“投资者共有创业基金”（FCPR）制度。为了避免基金本身作为纳税主体，“投资者共有创业基金”不得设立经营班子直接从事投资活动，而是应当委托独立的管理机构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尽管“投资者共有创业基金”的治理结构不同于合伙而更类似于公司（如在治理机制上，管理人不需要像合伙那样对基金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但需要接受投资人的监督约束，对不称职的管理人，投资人可随时予以撤换），但同样无需在基金环节缴纳所得税，而只需在投资者环节缴税。由于“投资者共有创业基金”的税制设计从根本上解决了税收透明和双重征税问题，很快成为法国创业投资基金的主流形式。

对投资者从基金所得的股息红利收入和资本利得收入，如果基金运作和投资者满足下列条件，均免于缴税：（1）基金将50%以上资产投资于非上市企业或市值不足1.5亿欧元的小型上市企业；（2）基金在所投资企业中的持股比例不高于35%；（3）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满5年以上，或虽然持股不满5年但将投资收益再投资于基金。

对投资者转让基金份额所得的资本利得，一般情况下需缴纳19%（2011年以后上调到20%）基础性资本利得税，另加12.3%社会捐金，但如果投资者持股行为符合下列条件，可免缴基础性资本利得税，而只需缴纳12.3%社会捐金：（1）持有基金份额不超过25%；（2）持有基金份额满5年以上。

1997年，法国还出台政策，如果一家“投资者共有创业基金”将60%以上资产投资于符合特定条件的企业，即可作为“投资者共有创新基金”，对个人投资者，按投资额的22%核减个人的应纳税所得（该应纳税所得可以是从其他来源的所得）。基金所投资企业需要满足的条件主要包括：（1）系非上市企业；（2）注册在欧洲经济区；（3）就业人数为2―2000人；（4）经法国创新署认定的创新型企业或将15%以上可支配费用用于研究开发。

据欧洲创业投资协会的资料，在西班牙、荷兰、卢森堡等国，为了鼓励市场按照公司形式设立投资基金，国家通过立法，明确符合特定条件的公司型投资基金也可作为“投资管道”，无需在基金环节缴纳所得税，只需在投资者环节缴纳所得税。这种制度安排极大地促进了公司型创业投资基金的发展。

英国作为英美法系的发源地，长期以来合伙企业可以不作为纳税主体，这使得合伙形式创业投资基金一直有税收上的优势。但是，到1995年，为引导个人通过公司型创业投资基金投资于小微企业，英国通过立法推出了“创业投资信托（venture capital trust）促进计划”。“创业投资信托”本质上是一种在伦敦股票交易所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型的创业投资基金，只因英国是信托的发源地，以前证券投资基金都按信托形式设立，故各类投资基金均被约定俗成地称为“信托”，所以，这类公司型创业投资基金也被称为了“信托”。按照英国税法，“创业投资信托”可以在两个环节、三个层面获得税收优惠：一是在基金环节，既无需缴纳股息红利税，也免缴资本利得税。二是在投资者环节，个人投资者从基金分得的收益免征所得税；如果个人持有基金股票满5年以上，转让基金股票获得的资本利得也可免征所得税。三是对个人投资者的其他应纳税所得，也可申请按持有基金股票价值的30%抵扣。

在上述税收优惠政策的鼓励下，“创业投资信托”在英国得到快速发展。截至2011年6月末，仍在存续期内的“创业投资信托”共128只。自1995年以来，“创业投资信托”的累计融资规模达43.4亿英镑。尽管与整个创业投资行业相比规模较小，但由于政策规定其主要只能投资于小微企业，因此，“创业投资信托”已经成为英国小微企业最主要的创业资本来源。

鉴于以前法律对“创业投资信托”的投资限制过严，英国还于最近通过修法，放宽了投资限制。被投资企业的就业人数从50人放宽到250人。新的修正法案自2012年正式实施。

与法、英等创业投资业发达国家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德国作为欧洲最大的经济体，其创业投资却相对落后。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在税制上，不仅税收体制缺乏灵活性，而且也缺乏类似法国那样的制度创新。在德国，有限合伙的历史也很悠久，但由于需要象公司一样作为纳税主体，所以，德国的创业投资基金以前很少按有限合伙设立，而主要按公司形式设立。但对占主流形式的公司型创业投资基金，国家一直没有出台相应的税收优惠政策，所以，发展速度非常缓慢。2000年，德国通过税制改革将合伙划分为工商类合伙和投资类合伙两大类，工商类合伙仍需作为纳税主体，而投资类合伙可以有条件地申请作为非纳税主体，有限合伙型创业投资基金才逐步发展起来。

（四）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为创业投资资本提供顺畅的退出通道

企业在持续创业的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风险―收益特征，因此需要各种不同风险―收益偏好的投资者对其进行接力赛式的投资。这就必然要求资本市场体系也应当是多层次的。尽管欧洲的主板市场已经非常发达，但为了既给创业投资资本提供顺畅的退出通道，又给中小企业进一步创业提供融资渠道，欧洲国家非常注重创业板和场外交易市场建设。

1995年，伦敦证券交易所推出“另类投资市场”（AIM）。该市场作为全球最活跃的创业板，吸引了世界各国的创业企业前来上市。在最火爆的2007年末，拥有1694家上市公司；近年尽管遭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到2010年末仍拥有1194家上市公司。AIM市场之所以对世界各国的创业企业具有吸引力，在于其一方面一直保持着“无需监管当局和证交所前置审核、无需最低股本、无需营业记录、无需公众持股数要求”的低门槛, 另一方面仍然能够有效防范和控制市场运行风险。其成功的关键：一是把英国企业治理标准作为最佳行为准则，为上市企业奠定坚实的公司治理基础；二是通过严格监管保荐人的履责行为，并要求上市企业自始至终保留一个保荐人，对上市企业构成有效约束；三是以完善的信息披露制度，充分揭示上市企业的运作信息和风险状况。

1997年前后，德国、法国和瑞士纷纷推出新市场。尽管这些新市场后来分别被整合到德国交易所、法国泛欧交易所和瑞士交易所，但适应成长性企业特点的证券交易规则被继续保留。例如，整合后的德国交易所拥有了两个板块，即“一般标准”板块和“高标准”板块。“一般标准”板块要求上市公司满足基本的法定透明度要求；“高标准”板块为适应成长性企业的特点，则要增加相应的国际透明度要求，即季报、国际会计准则、英文披露报告等等。这样，成长企业板块得以在“高标准”板块中较好地保留并运行。

（五）秉承“区别对待、分开立法”理念，为创业投资发展创造宽松法律监管环境

与美国创业投资业发展首先经历了从50年代到80年代较长时期的经典创业投资发展阶段，后来才分化出并购投资不同，欧洲的创业投资业从80年代起步伊始就既从事经典创业投资又开展并购投资。所以，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欧洲都是从广义上来界定创业投资，将经典创业投资和并购投资都计入“创业投资”的统计口径。尽管到上世纪90年代末，为与美国接轨，大型并购投资基金从创业投资口径中独立出来，以“私人股权投资”名义进行统计，但是，私人股权投资基金仍由欧洲创业投资协会、英国创业投资协会等主流创业投资协会组织进行自律。

在法律监管上，各国均对私人股权与创业投资基金采取相对宽松的监管。在英国，以前只对涉及向公众募集资金的“受监管集合投资计划”进行监管。2000年英国成立金融服务署（FSA），对各类金融服务机构进行统一监管后，才设立了“另类投资管理部”，对包括对冲基金、股权与创业投资基金等各种另类投资基金的管理机构进行事后备案管理。在法国，以前创业投资基金都以公司形式设立时，国家均不将其纳入金融监管范畴。1993年出台有关“投资者共有创业基金”法案后，为规避基金被作为纳税主体，基金不得自行直接从事投资活动，而必须委托专门的管理机构管理。为有效保护投资者权益，对基金的管理机构需要按照《金融服务法》对其加以适当监管。在基金管理机构的设立程序上，英国采取“先完成工商登记、再到监管部门备案”模式；法国采取“先到监管部门完成登记、再进行工商登记”模式。

2008年全球爆发金融危机后，主要鉴于大型并购基金往往会涉及杠杆操作，有可能导致银行贷款损失，进而间接产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欧盟委员会从2009年开始研究制定《欧盟另类投资基金管理人指引》，以期各成员国能够针对包括对冲基金、股权与创业投资基金在内的各种另类投资基金实施必要监管。2011年7月1日，该指引正式。目前，各成员国正在按照指引要求，研究制定本国的具体监管细则，并于2013年7月21日前付诸实施。但是，对管理资产1亿欧元以下，以及管理资产5亿欧元以下且5年内不得赎回的非杠杆基金的管理人，仍可豁免备案义务。除非其自愿申请接受备案监管，监管部门才可以受理。

为了更好地促进创业投资基金发展，缓解中小企业资本不足问题，欧盟委员会还正在另行研究制定更加宽松的《欧盟创业投资基金管理人指引》，以体现对股权投资基金和创业投资基金的区别监管政策。该指引预期在2011年末。

（六）注重发挥行业协会的多方面作用

欧洲创业投资基金从上世纪80年展成为专门行业开始到90年代末，政府一直没有实施任何监管。90年代后，法、英等国虽然先后开始对创业投资基金实施备案管理，也并不是采取实质性审批式的市场准入。但是，直到如今，欧洲创业投资基金的发展始终没有给社会带来系统性风险。其重要经验之一，是通过行业自律，较好地促进了创业投资基金规范发展。在这方面，欧洲创业投资协会、英国创业投资协会堪称典范。特别是欧洲创业投资协会作为全球第一个洲际创业投资行业自律组织，在促进全欧洲创业投资发展方面起到以下多方面的作用：一是通过行业准则，促进会员机构规范运作；二是通过向政府反映行业诉求，推动相关政策法律完善；三是通过行业研究，为会员机构提供投资咨询服务；四是通过信息交流，促进会员机构之间以及会员机构与其他行业之间的合作；五是通过业务培训，促进创业投资人才队伍建设。

三、欧洲主要国家发展创业投资经验对我国的启示

结合我国国情，欧洲主要国家发展创业投资的经验对我国具有以下有益启示：

（一）为给创业投资发展提供生生不息的动力源泉，我国应当首先优化创业环境

近年来，国家非常重视中小企业发展；10月12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确定了一系列支持小型和微型企业发展的金融财税政策。这些政策对于促进中小微型企业创业发展将产生积极影响。建议不断总结，不断完善，并及时将趋于成熟的政策法律化，为建立扶持中小微企业发展的长效机制奠定坚实的法律基础。

（二）为有效引导创业投资支持中早期企业，应当尽快设立国家级引导基金

欧洲国家通过“欧盟、成员国、省市州”3级政府引导基金有力地支持了创业投资发展，并引导创业投资基金投资中早期企业。我国自2005年10部委《创业投资企业管理暂行办法》以来，特别是自2008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关于促进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规范设立与运作的指导意见》以来，一些地方政府已经开始设立区域性引导基金，但在运作过程中普遍面临“地方财力不足、地方利益主导”等问题。虽然中央政府的个别部门从别的预算科目中拿出部分资金设立了引导性资金，但支持对象仅限于特定的领域。因此，需要在国家层面，加快设立具有祖母基金性质的创业投资引导基金。

（三）为给创业投资发展创造适当的税收环境，应加快完善相关税收政策

创业投资基金虽然通常都以公司、合伙等企业组织形式设立和运作，但与一般工商企业具有两大显著的差异：一是不从事主动工商经营活动，而仅从事被动的财务性投资活动；二是有了收益之后，通常要将收益及时分配给投资者，而不是如工商经营主体那样，往往要将收益转为资本，以便凭借更大的资本规模提升资信水平。因此，创业投资基金实际上只是起到了一个“投资管道”的作用。为了鼓励各类投资者都愿意通过基金这种投资管道从事创业投资，就有必要首先将基金作为税收透明体，不在基金环节征税，而是通过“先分后税”方式在投资者环节征税。

我国在2007年了促进创业投资企业发展的税收政策，2009年还将该项政策进行了修改完善。按照该项政策，公司型创业投资企业可以按照其对中小高新技术企业投资额的70%享受应纳税所得额抵扣。单从抵扣比例看，确实不低于英国和法国，但考虑到以下情形，我国现行税收优惠力度远远不如英国和法国：一是在英国和法国，基金免于缴纳所得税；而在我国，基金需要缴纳所得税。二是在英国和法国，由于基金免于缴纳所得税，基金将收益分配到投资者时被视为税后收益，故投资者也免于缴纳所得税；而在我国，当投资者是自然人时，自然人还需要在投资者环节重复缴税。三是在英国和法国，应纳税所得额抵扣可用于投资者其他来源的应纳税所得；而在我国，则只能用于抵扣基金自身的应纳税所得。由于抵扣额是按“中小高新技术企业投资额”来核定的，标准过于严格，使得优惠政策甚至不足以抵消双重征税带来的税负。因此，需要加快完善创业投资税收政策。

（四）推进创业板市场建设，加快设立统一的场外交易市场，完善有中国特色创业投资退出机制

2009年创业板的推出，对于促进创业投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近两年来我国股权与创业投资发展如火如荼，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创业板所形成的财富效应的激励。为更好发挥创业板支持创新创业和创投的作用，有必要继续完善相关制度，推进创业板市场建设。一是实行更加有效的差异化禁售制度，更好地激励创投机构将投资理念从目前热衷于炒作上市前企业，有效转变为支持真正有成长性的中早期企业。二是在适当时候，可考虑适当降低创业板门槛，使得处于创业中期的成长性企业也能借助创业板上市。与此同时，鉴于我国幅员辽阔，创业的市场空间巨大，为有效满足各类企业创业的需要，为创业投资提供更多的退出通道，还需要大力发展场外交易市场。借鉴欧洲经验，从便于有效控制风险角度考虑，场外交易市场在运行初期，可考虑实行由中国证监会统一集中管理的模式。

（五）继续坚持“区别对待、分开立法”原则，完善股权与创业投资法律保障体系

经过十几年探索，我国最终按照“区别对待、分开立法”原则，于2005年由10部委联合《创业投资企业管理暂行办法》，于今年1月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步规范试点地区股权投资企业发展和备案管理工作的通知》。实践证明：分开立法的基本原则和思路是符合国际惯例的。随着市场的不断发展，今后应当尽快修订完善股权与创业投资管理规则，为投资者提供更加充分的法律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