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承包法解读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土地承包法解读，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课题组主要围绕农地的权属状况、使用状况、流转状况、税费负担、征用状况以及纠纷状况这六个方面与各地的农民、基层干部和相关部门的领导进行座谈和个别访谈，并向农户发放了问卷。此外，课题组还从各地收集了大量有价值的资料，内容涉及地方性法规、地方性规章、地方性政策、统计数据、法院典型案件判决、土地权证、各地农地运作的试点办法等等。本报记者在对课题组报告认真整理后，将其主要部分节选刊登，希望对相关人员有所帮助。

一.权属状况

问题：土地归属一向为法律制度设计的重心。为反映出农民本身对当下土地权属的认识，课题组提的第一个问题是“你耕种的土地是谁的”。作出有效选择的问卷430份，选“国家的”占60%，“村集体的”占27%，“生产队(小组)的”占7%，“个人的”占5%，“其他人的”占0.4%。

结论：认为土地属于国家的占有绝对优势。

解读：一个从法学视角令人感兴趣的问题是，即为何大多数受访者都认为土地是国家的。虽然同为公有制的具体形式，国有与集体所有的制度旨趣仍是大有不同，而这种不同却被受访者所普遍忽视。相当一部分的受访者还认为，两者的边界是模糊的。然而，这样的模糊或许不能简单的归结于农民法律意识的淡薄。譬如，作为农村社区精英的村支书、村主任、村会计都持相类似观点。课题组认为，影响集体成为适格私权主体的因素一是集体所有权所承载的公法义务淡化了其私权属性；二是集体所有权本身是不完整的；三是集体所有权主体的“缺位”。

二.使用状况

问题：在农民对现行土地承包政策是否满意的问卷调查中，共有404份有效问卷对此作出了选择，其中266份选择“满意”，占总数的64%；只有70份选择“不满意”，占总数的18%。在农民是否愿意种地的问卷调查中，共有413人对此问题作出了有效回答。其中198人表示“愿意”，占总数的48%；而有130人表示“如果税费负担减轻就愿意”，占总数的31%；而72人明确表示“不愿意”，占总数的17%。虽然愿种地者为多数，但仍不足50%。

结论：我国现行的农地承包政策在总体上虽然受到了农民的拥护，但农民种地的积极性普遍不高。

解读：一些地区的调查结果反映，农民对现行承包政策普遍持“无所谓”甚至“不满意”的态度，主要原因一是由于农地上负担的税费过重，加之农产品价格(尤其为粮价)上不去，所以种田几乎无利可图，在有些地区，甚至种田还要倒贴。这自然削弱了农民对土地的感情，也影响了土地承包政策的声誉；二是由于承包到户的政策与某些地区的情况不符，所以实施效果不理想，从而影响了当地农民现行土地承包政策的满意度。比如，山东平度地区一直在实行“两田制”，而中央的现行政策是统一实行“均田制”模式的土地承包，这样的政策调整，在基层牵涉面很大，影响了土地使用模式推行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所以很难推行开来。

三.承包经营权的流转状况

问题：在实行流转是否自愿的问卷调查中，课题组设计了“如何取得他人土地承包经营权”这个问题，回答“通过村委联系取得”的有29人，占选取总次数的8%；回答“直接与别人联系取得”的有258人，占选取总次数的70%；选择“上述两种方法都可以”的有84人，占选取总数的20%；选择“不知道”的有8人，占选取总数的2%。在回答“如果把地给别人种，你是否会向他收取一定费用”问题时，回答“会”的有153人，占选取总次数的38%；回答“不会”的有157人，占选取总次数的39%；回答“不但不会，还要贴钱”的有40人，占选取总数的10%；回答“视双方关系而定”的有37人，占选取总次数的9%。

结论：在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时，绝大部分农民可以自愿选择流转对象，但38%的有偿流转率反映了有偿流转在农村中并不占十足的主导地位。

解读：承包经营权流转程序的这种现状是由我国现有土地制度及中国的乡土社会所决定的。我国农地为集体所有，而农民为集体中的成员，集体内部成员间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就像“鸡蛋从左手滚到右手”一样，并不会对原土地所有人在集体土地上所享有的权利产生什么影响，因此集体对承包经营权集体内部流转的管理与约束极为放松；而中国农村乡土生活、熟人社会的现状，使土地承包经营权集体内部流转(包括与集体外的亲友之间的流转)双方对流转契约的态度也颇为随意。对集体外部人员而言，上述两种特点均已不再占有优势，因而此时集体与被流转人、流转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流转的程序与集体内部的流转相比有很大区别。

四.农村税费、农民负担状况

问题：调查的地区在税费改革上进度不一，有的尚在进行有的已近尾声。总的来讲，改革成果不小，但仍存在着一些问题。具体可归为以下两点：一是税改后，农民负担得到不同程度的减轻，但在个别地区、个别时段也出现了“增负”现象；二是费税改革后，基层政府叫苦，公共事业与基础设施难以维持。

结论：农民与政府关系的税款征收程序趋于规范、明确；农村理解、支持税费改革政策的是主流，但对未来持怀疑和较悲观无奈的态度，对“负担反弹”仍有顾虑。

解读：在全国不少地方，税改前的农户负担是以田亩与劳力结合的方式确定的，在改革后，农业税则全部摊在田亩上，这样使无劳力或少劳动力的农户负担增加；同样的原因，种田大户的负担也因此增加；在税改前，农村中的救济户、五保户的各种费用由村集体组织予以减免，在费改税后，村委会的减免决定权被取消，他们的负担因此而增加。为维系公共事业运作而巧设名目、收派各种费用的现象有所抬头,像学校的教育集资、学杂费等，使农民的实际负担增加的远不止统计表所显示的那些项目。

这主要反映了几方面的问题：(1)农村税费改革与公共支出、社会救济优抚的社会保障政策的冲突；(2)农村税费改革结果与扶持农村适度规模经营的政策相抵触；(3)基层政府机构改革人员精简仍做得很不够，不少地方的乡镇政府机构还是叠床架屋。

课题组调查时发现，有些农村道路坑洼不平，水渠断破；在山西吕梁与乡村教师的访谈中得知，学校破败，老师的办公条件更是简陋的可怜，工资低又不能按月定额发放，这当然也有历史的因素，而上级地方政府和中央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说得多，做得少，财政转移支出力度确实是个问题。

五.农地征用状况

问题：在我们402份的问卷调查中，有56.30%的人选择“发生过土地征用”，还有32.80%的人不知道有没有发生过征用。土地征用补偿费发放率低，问卷调查的结果显示：发放率仅为49.8%，其中约11.40%为部分发放，没有发放的比例为16.30%；土地征用补偿费数额低，被征用地方的农户对补偿费的发放标准也不清楚，在149份问卷中，有41.60%的人都不清楚，知道按田亩数发放补偿费的仅为39.6%。

结论：在经济发展程度不同的地区，土地征用情况发生率也不同；但随着我国城镇化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土地征用现象将越来越普遍，将日益成为农村的一个基本问题。

解读：土地征用已经成为农村，尤其是城市郊区农村中的一个焦点和难点问题。从调查各地的土地征用补偿情况看，在征用土地后，国家的收益是村集体和农户的好几倍。土地的所有升值，甚至土地被征用前的价值一部分也被征去了。作为对土地所有者的补偿，却由政府拿走了一块，同时资金使用权又统归政府。这样，土地所有者(从土地的收益归属的角度看)的角色就模糊了起来。

六.农地纠纷调处状况

问题：对广东、湖北、山东等地进行问卷调查的结果显示，在335个选择中，有64.2%的人面对土地纠纷选择由村干部解决，有4.2%的人选择由乡镇干部解决，有2.7%的人认为由法院解决；而除此之外的其他解决途径也占不小比例，为19.1%，这其中还有9.9%的人根据纠纷的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解决方式。

结论：农村对土地纠纷的解决途径，选择呈多元化特点，农地纠纷交由法院解决的比例过小。

解读：农地纠纷一段时间里在部分地方不被法院受理。某省高级人民法院曾内部规定，对于大面积的农地税费纠纷、土地承包合同纠纷、征地补偿纠纷，法院不予受理。正常解决纠纷途径的不通畅也进一步造成农民诉诸非正常方式解决纠纷，调查问卷的统计数据表明，有超过19%的农民选择了村、乡镇干部调解和诉讼以外的方式进行，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

七.规制农村土地制度九条建议

第一、对《土地管理法》第10条进行调整。修改为：农地所有权主体应明确为村一级集体经济组织，但于土地发包与调整时应尊重历史性形成的土地边界。

第二、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民事主体资格作出确认，并澄清其功能。法律可规定：村集体经济组织为法人，承担法律所规定的权利义务。

第三、关于土地权属登记，可做出如下适当超前的规定：农地所有权由县级土地管理部门负责登记发证；土地承包使用权由农业主管部门登记造册，土地管理部门核实后发放使用权证。

第四、探索农业的产业化经营路径，改变目前农村以一家一户分散经营为主的小农经济状态，建立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为基本单位的农业经济联合体，使其逐步走上合作经营的道路。

第五、落实和完善农村集体经济自。一是修改《农地承包法》第3条，将农地实行单一的家庭承包经营制度修改为“以家庭承包经营为主体，多种经营方式相结合的农地使用体制”；二是修改《农地承包法》第20条，将该法规定的30年、50年及70年的期限确定为农地使用的最长期限，而具体每一块土地的使用期限应由集体经济组织和使用权人于签订承包合同(或其他形式的使用权合同)时在法定最长期限内协商确定；三是转变政府职能。

第六、对于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进行完善。

第七、切实减轻农民负担。

篇2

 

关键词：土地承包、民事主体

一　土地承包经营的承包人

 

(一)解释论

 

我国《物权法》并没有明确土地承包经营的承包人,仅仅使用了“土地承包经营权人”的概念。从立法的角度考察, 1986年的《民法通则》第80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户或个人”。1986年颁布, 1998年修订的《土地管理法》第12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是“集体或者个人”。2002年的《农村土地承包法》则区分家庭承包和非家庭承包而确立了不同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按照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土地承包经营权人的确定主要应当依据颁布时间最晚的《农村土地承包法》。

 

1·家庭承包下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人

 

所谓家庭承包,就是指以家庭或者户为单位进行的土地承包。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15条的规定:“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这里所说的农户,其家庭成员必须是作为发包方的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可以说,家庭承包与成员权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成员基于其成员权都可以以户为单位承包集体的土地。[1]

 

2·非家庭承包下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人

 

所谓非家庭承包,是指不宜采取家庭承包方式的荒山、荒沟、荒丘、荒滩等农村土地,通过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进行的承包[2]。在非家庭承包的情况下,承包方的构成比较复杂,主要包括: (1)集体经济组织的个体成员。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在同等条件下享有优先承包权[3]。(2)农户。既然作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个体都享有优先承包权,那么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承包,也应当享有优先承包权。(3)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其他单位或者个人。他们可以通过参加竞标、竞价或公开协商等方式取得承包经营权[4]。此时,承包人原则上只能承包“四荒”土地。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优先承包权,而且,即使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承包,也必须经村民会议2/3以上成员或2/3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的批准(参见《土地管理法》第15条)。(4)集体组织。对于国有土地的承包,集体组织是承包的主体[5]。

 

(二)立法论

 

从立法论的角度来看,土地承包经营是否要区分家庭承包和非家庭承包,“家庭”或者“户”是否可以作为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主体值得探讨。我认为,我国法律应当废弃“家庭承包”的概念,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个人作为主要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主体,理由主要在于:

 

1·这是我国民事主体制度一致性的需要

 

自《民法通则》颁布以来,我国的民事主体主要区分为自然人和法人两类。民事主体的本质在于,其享有民事权利能力。但是,“家庭”或者“户”作为民事主体,其与既有的民事主体制度难以保持一致。“家庭”或者“户”不是法人,因为其没有独立的财产,也不承担有限责任。它也不宜被认定为合伙,因为家庭成员之间并没有合伙协议存在。或许,它可以被解释为“其他组织”,但是,这种解读实际上不具有说服力,且会带来法律解释上的诸多困难,如其与合伙的关系、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雇主责任的承担等。

 

2·这是“从身份到契约”的社会进步的要求

 

正如梅因所言:“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在有一点上是一致的。在运动的发展过程中其特点是家族依附的逐步消灭以及代之而起的个人义务的增长。‘个人’不断地代替了‘家族’,成为民事法律所考虑的单位。”[6]废弃“家庭”或者“户”的概念,而直接以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作为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主体,实际上契合了“从身份到契约”的趋势,即个人替代家庭成为民事活动的主体。

 

3·这是我国实行市场化改革的结果

 

只要是搞自然经济,其生产单位(家庭协同体)例外的同外部联系就只能通过家长来进行,这就意味着家庭共同体的财产在外部关系是属于家庭和家长的。成员和家长的关系作为家庭协同体内部关系并没有外在地以法律的形式表现出来[7]。因此,在封建社会里,个人不是独立自主的个人,常常受到许多封建团体的拘束,如商业方面的行会制度;经济方面的领主制度;家族、宗教等方面的许多制度。而市场经济则要求,个人成为社会中最重要的单位,社会成为“原子化”的社会。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个人就摆脱了一切团体的束缚,成为法律上的最重要的主体[8]。我国的市场化改革就要求,个人要成为独立的个人,而不必通过“家长”或“户主”对外从事民事活动。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作为土地承包中的承包人,实际上符合了市场化改革的需要。

 

4·这与现代化的社会控制方式不相吻合

 

欧洲近代化进程中的一个客观事实,即随着具有强大权力的国家出现,个人与其历来所从属于其中的家庭、共同体、等级等集团之间的纽带被切断了,转而直接从属于国家[9]。我国将“家庭”或者“户”作为土地承包权的主体,其实际上是在国家和个人之间增加了一个夹层。这与现代化的社会控制方式是不相吻合的。

 

总之,我认为,原则上应当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个人作为土地承包的主体。在例外的情况下,也允许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以外的自然人和法人作为土地承包的主体,但必须满足特定的条件和程序。

二　土地承包经营的发包人

 

(一)解释论

 

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客体是农业用地。按照《农村土地承包法》第2条和《物权法》第134条的规定,农业用地包括三类: (1)农民集体所有; (2)国家所有依法由农民集体使用的耕地、林地、草地; (3)其他依法用于农业的土地,如国家所有的农用地。

 

与农业用地的三种类型相适应,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12条确立的土地承包经营中的发包人包括如下三类: (1)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发包; (2)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已经分别属于村内两个以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内各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小组发包; (3)国家所有依法由农民集体使用的农村土地,由使用该土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小组发包(参见《农村土地承包法》第12条)。

 

(二)立法论

 

从立法论的角度来看,土地承包经营中的发包人应当统一,我认为,可以将土地承包经营中的发包人统一设计为农村自治组织,理由在于:

 

1·这是避免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村自治组织重合的需要

篇3

       文学·语言学研究

        (5)明清民歌时调及其文学渊源管见 石麟

        (12)典故与意象 潘万木

        (20)去蔽开智，蒙以养正——《周易·蒙卦》经传文字解读 孙景龙

        (25)《乐府诗集》中的李白乐府考 王辉斌

        (29)《露西》组诗构架探析 张国清

        (34)论啖助、赵匡以“礼”批判《左传》的逻辑 王晓敏

        (38)浅析吴趼人写情小说中叙事时间的选择与心理空间的拓展 李永

        (42)《牡丹亭》的悲情艺术分析——从冷色调词语及意象的重复谈起 雷晓春

        (47)论越剧《新狮吼记》的现代性改编 张蕾

        (52)汉英简单句中狭义主题结构的对比研究——以句法和语义关系为视角 裴鸿兵

        传记文学研究

        (57)立天地之心 传民族之魂——纵论全媒时代电媒与纸媒融合新刊《立传》 祥耘 姚福婷

        经济研究

        (62)赵山奎新著《传记视野与文学解读》出版 晓泉

        (63)政府支持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政策研究 尹作亮

        (68)我国现行会计管理体制对会计工作的不利影响及对策 徐维蛟 刘文华 朱明文

        (73)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过程中农民土地权益法律保护 汤建华

篇4

一、农村土地流转模式选择面临问题

（一）对土地流转认识不足

在农村地区普遍重视土地，认为在外为人打工不如在家种地，一是自己能够对自己的生活作息时间控制，二是有一定的闲暇时间安排自己的生活，而在外为人打工则会受到别人的支配和控制，在感情和思维上过不去。在农村土地上，农民对土地的感情很是深厚，如果贸然让农民失去他大半辈子赖以生存的生活来源，则在短时间内感情上接受不了，顾虑重重，感觉没有土地，有没有手艺，自己接下来的生活会没有保障。因此，相当一部分农民在对待土地流转这个问题上还是存在一定的误区。同时，在对国家政策解读上也有一定的误区，部分农民认为国家的二轮土地承包30年不变，片面的认为土地就是自己的了，在二轮承包结束后土地仍然会归自己所有，如果现在给别人种了，接下来的土地承包自己是否还归自己所有产生疑问，这样就更加加剧了百姓的顾虑，迟迟不愿将手里的土地承包出来，导致部分地块不能连片，大型农机具不能整种整收。还有部分村干部受到文化和自身素质的限制，对政府好的土地流转政策，不积极宣传，甚至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将土地流转和村里割裂开来，认为地是农民的，谁种应该归农民自己说的算，别人不要过份的干涉，这样就导致，部分地块在没有村干部的支持下，土地流转遇到了层层阻力，甚至不能流转成功。

（二）流转模式选用不均衡

从全国的总体情况来看，在农村土地流转的主要形式还是转包、租赁、入股、抵押等形式，土地的产出受到生产效率的影响，在自由转让土地的情况下，土地的生产效率也会得到相应的提高，因此在土地转让的基础上形成稳定的使用权，对产出效率也会有积极促进的作用。因此在土地流转上，如果能够集中流转到相对有较强实力的种植合作社，那么土地的产出也会相应提高，土地的利用率和生产效率也会得到相应的提高，这是百姓、合作社和政府三者都愿意看到的现象。另一方面从土地解放出来的剩余劳动力，可以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年产业，或者以薪酬的形式参与到本身的土地生产中来，这样不仅提高了土地生产效率，还促进了二三产业的发展，这是一个相互盈利的效果和过程。但是，现有的土地流转模式并不均衡，在相当一部分农村中，只是承包者和被承包者达成书面或者口头协议，并没有其他担保者，在这样的承包流转模式上，农民的利益得不到保证，整个流转过程得不到监督。部分流转入股流转模式还存在分红不均，产出不符等现象，继续政府出台相应的政策和监督体系来约束土地流转模式，来保护农民的利益。

（三）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

在现有的政府政策上，还没有出台相应的保证土地正常流转和对土地使用人利益保障的政策法规。另外农村现有的养老保证和医疗保障还不能对失去土地的农民进行一个有效的保障，相应的机制还没有健全，致使失去土地的农民始终有后顾之忧。对土地转入方来说，受到本地区自然条件的限制，以及不确定的自然灾害所造成的损失无法预知，在承包后自己还要承担来自市场和自然灾害的双重风险，现有的保险和保障机制对发生此类情况的具体赔偿和救济远不能和损失相比。

（四）土地流转市场欠规范

目前，我国农村土地市场发育不完善，土地流转中缺乏政府出台的规范性文件，和相应的监管措施，大部分流转的完成还由市场和农民本身决定，这从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土地市场的发展和稳定。流转双方往往在发生问题后，容易产生矛盾和纠纷，在没有事先约定权利和义务的情况下，有没有相应的政策支持，导致这类矛盾久拖不能解决。

二、完善和发展农村土地流转模式的对策及建议

（一）建立健全保障机制，促进土地流转顺利进行

国家应该在支持农民的土地流转过程中，出台相应的政策来规范流转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在整理和研究现有的相关法律、法规中，整合相关规定，统一出台一部适合现代土地流转的法律政策。另外还可以借鉴地方好的经验和做法，借鉴国外成型的流转模式和流转规范，将适合我国土地流转好的经验和政策吸收到出台的法律法规中。进一步明确在土地流转过程中，各环节的规定，对发生的纠纷和问题给予一个充分的法律解答和依据，让农民在土地流转过程中有一个自身权益的法律保障，这样农民才能放心的把守了半辈子吃饭的土地流转出去，在发生纠纷和问题时有及时的监督机制，能够维护正常的土地流转，只有在这样的保障机制下，流转者才能放心流转，流入者才能安心经营。

（二）健立健全政策引导机制，创新土地流转模式。

由于我国把土地公有制作为确保社会公平的最重要的手段之一，在对待土地流转这个问题上，国家做了严格的限制和规定，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市场作用的日益凸显，现有的土地稀缺资源越来越受到重视，因此在流转过程中，我国法律要不断完善跟上现代土地流转的步伐，争取早日将土地流转制度法律化国家化。在现有的土地流转模式下，我们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和现在的市场发展，创新土地流转模式，例如可以和先进的科学院所合作，将山西省临猗县本地的特色种植作为一个研究对象和研究主体，突出本地特色，争取在研究的基础上在适应市场需求的条件下栽培出新的水果品种，畅销国内外。另外可以集中连片发展特色种植、采摘种植，千方百计的想办法、出实招将土地流转创新和现代市场规律相结合为百姓增收，为百姓谋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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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规模化经营 土地流转 农民利益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全国范围内实行的，使广大农村地区摘掉贫困落后的帽子，中国因此创造了令世人瞩目的用世界上7%的土地养活世界上22%人口的奇迹。当时的使中国人“活了下来”。随着国家经济的不断发展和技术水平的不断进步，如何让中国农民“发展起来”，缩小不断扩大的城乡差距，成为当前的热点和难点。而农民最大的资本在土地，因此，考虑农民发展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还是土地。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鼓励承包经营权在公开市场上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流转，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这无疑是对现阶段“三农”问题做出的重大政策调整和新一轮农村，对于我国现代农业的发展、使农民“发展起来”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农村土地规模化经营对于解放农业生产力，保证农业可持续发展，从根本上大幅增加农民收入，提高社会整体效益，实现现代农业的发展目标具有重要意义，将成为中国农村继“”后又一里程碑式的事件。然而，到底如何发展土地规模化经营，现实中又存在哪些问题，土地规模化经营的发展路径和出路到底在哪里呢？本了一些思考。

一、土地规模化经营应从条件具备的地区优先发展、率先发展

土地规模化经营不是全国范围内同步发展，更不是强制实行的一项任务。首先，土地规模化经营需要当地村民的一致认同。不同地区，村民的思想觉悟、知识水平，以及对规模化经营的认识都存在千差万别，决不能搞一刀切，而要切合当地发展实际，以市场为主导，政府做好政策的解读和对农民的帮扶工作，遇到问题时，应将农民的利益放在首要位置。

二、拓展土地规模化经营的主体范围，夯实规模化经营健康发展的基石

规模化经营的主要方式有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企业、家庭农场或承包大户等。农民专业合作社就是农民自愿将土地、资金入股成立生产合作社，这里的合作社既包括直接用于土地的规模化经营，又包括以农业机械用具租用为主的合作社，需要注意的是切不可将新型农业合作社搞成以前的生产队。农业企业是现在已经初具规模的以农业生产为主的企业主体，它的优势在于科技含量高，管理相对成熟，且可以发展多元化经营，提高农产品的加工层次和深度，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更有利于参加规模化经营的农民。家庭农场或承包大户是以家庭主体的承包经营方式的拓展，在规模上比以前扩大，便于实施机械化操作，随之带来的是生产效益的提高和成本的降低，此种方式在全国各地都不同程度存在，而发展好一点的家庭农场还可进一步发展成农业企业，锻炼和培养出一批农民企业家，从而带动大多数农民走向富裕。

三、健全机制体制，形成依法管理和发展规模化经营的良好环境

政府相关部门要提前修订、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从公共管理和服务的角度出发，围绕土地规模化经营过程中合同签订、法律咨询以及信息交流、价格评估、纠纷处理等方面提供优质服务，从而赋予农民更加充分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1]。土地规模化经营中政府要针对流转无合同约定、土地流转价格缺少调整监督机制、自发流转合同无相关部门备案等，从基础抓起，搭建土地流转平台，规范土地流转行为。

四、完善金融服务体系，破解规模化经营发展瓶颈

资金短缺是土地规模化经营的发展进程中一个不可逃避的问题，各级政府要制定相关政策对土地规模化经营发展的支持，并通过推广相关地区的成功经验，建立信用调查体系、土地流转、金融贷款担保、防范不良资产风险等平台，对合作社等经营主体进行金融支持。通过平台的建立，使金融机构能够针对经营主体自身条件进行信用等级评估，也拓宽了土地规模化经营主体的融资渠道。通过推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集体资源使用权抵押、土地预期收益权抵押、大中型农机器具和不动产产权抵押等担保模式，增强金融机构贷款融资信心，让经营主体贷款融资有较大改观。

五、确保土地规模化经营过程中农民的受益，防范风险失控

土地规模化经营的根本目的是使农民更加富裕，但众所周知，农业生产受气候、环境和突发灾害等影响比较大，一阵狂风暴雨或许会导致颗粒无收，因此这些潜在的风险必须考虑到土地规模化经营进程中，并通过建立保险制度，使得农民在任何情况下的生活都有保障。因此，要加快土地金融产品的创新，使包含银行信贷、有价证券、信托等金融手段在内的土地金融创新工具符合土地规模化经营发展的需要，并此基础上建立由土地抵押贷款、土地债券以及土地信托组成的完备的多层次的土地金融市场体系[2]。

六、建立农民职业培训制度，提高农民文化素质和自我发展能力

有学者曾撰文指出：以河南为例，一个农业劳动力每年约有40天真正从事农业生产，大量的闲暇时间带来的损失估计每年在800-1000亿元，大批的农村人口紧靠分散的农业生产，不可能实现收入持续增长和生活真正改善的目标[3]。因此，如何将这些损失弥补起来，教育是有效之道，政府应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分类分层次分年龄的进行职业技术培训，根据农民自己的意愿和个人的能力素质情况，进行不同的教育，使农民在有最低保障的同时，更有一个良好的发展前景，并向城镇转移。

总之，土地规模化经营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它反过来又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在循环往复的过程中，政府的责任是顺应发展潮流，积极培育土地规模化经营发展的健康环境，将农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切实让农民得到实惠。

参考文献：

[1]许庆，尹荣梁.中国农地适度规模经营问题研究综述[J].中国土地科学，2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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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的劳动法保护

劳动立法应当直面集体谈判

诉讼时效届满之债的从权利效力

工作场所隐私权的法律保护

刍议人格商品化权的概念

论风水信仰与安宁权的契合

论最高额浮动抵押之可能与可行

流浪乞讨人员人身权保护特殊问题研究

农村房屋和宅基地继承司法难题实务分析

试论合同同时履行的判决方式

论责任竞合背景下的扩大违约损害赔偿范围

完善劳动合同竞业禁止制度的建议

国有公司工会地位的法律思考

事实婚姻立法比较与反思

从事超高压、特高压危险活动侵权的法律适用

论数人侵权行为及其责任承担

代号处方及其侵权法律问题研究

机动车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范围实务难题探究

宽恕对侵权责任的法律意义

企业高管薪酬规制与《公司法》完善

几例违背常识的司法裁判的反思

民事权利保护方式与再审启动方式的异化与纠偏

自动柜员机非正常交易的民事法律责任

民间借款合同超限利息的调控与司法适用

个人独资企业变更过程中债权人利益的保护

物业服务合同解除难题浅析

“送奶工合同”用工性质的司法甄别

对《担保法》修订的若干建议

浅析民法学界对一些法律概念的错误解读

从高校法人的人合性看高校校长选任制度变革

从地震灾民特殊保护看家庭和继承等权利的扩大

当事人死亡对要约效力的影响及继承

建立消费者后悔权与有偿退货制度的法学思考

城市建设投资市场化与法制化探析

保险受益权与关联权利的冲突与协调

破产法中法院审判职能的理性回归与改革路径探析

奥地利侵权责任法及其借鉴

农村土地家庭承包经营权继承问题探讨

不动产善意取得理论反思与制度重构

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制度法经济学反思

论法定地役权在我国物权法上的确立及立法构想

合同无效纠纷中的诉讼时效之适用

物业服务方在物业服务合同中的履行抗辩权研究

解决“以租代售”型小产权房的法律对策博弈分析

男女人口比例失衡与连续多偶制和同时多偶制

论继承人放弃继承与债权人之撤销权

论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农业公司的必然性

篇7

中国要强 农业必须强

中国要美 农村必须美

中国要富 农民必须富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2013年12月23日至24日在北京举行。会议强调，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农业还是“四化同步”的短腿，农村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农业基础稳固，农村和谐稳定，农民安居乐业，整个大局就有保障，各项工作都会比较主动。

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

谷物自给率要保持在95%以上，口粮保持绝对安全

“这可以看成一条国家粮食安全底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研究部研究员徐小青认为，虽然粮食实现了“十连增”，但粮食安全并非高枕无忧。一方面是资源环境约束加大，另一方面是粮食刚性需求增加，一项调查显示，一个农民从农村融入城市，日均消费的粮食要增加20%。

从2011年开始，我国已成为小麦、大米和玉米等农产品的净进口国。据统计，2011年小麦、玉米、稻米等谷物进口545万吨，2012年达到1398万吨。“这说明，粮食增产幅度还不能完全满足消费刚性增长幅度。”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认为。

“饭碗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中，自己的饭碗要装自己产的粮。”徐小青说，这次提出谷物基本自给，意味着小麦、玉米、稻米为主的三大谷物自给率要保持在95%以上，而口粮绝对安全，意味着小麦、稻米自给率要达到98%以上。为实现这一目标，中央提出国家粮食安全新战略：“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

李国祥说，我国三大谷物进口比重比较低，不到3%。依靠自己保口粮，必须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今后随着农业基础加强，农业科技进步，中国有能力保障全国人民的吃饭问题。

徐小青说，要不断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依靠科技促增产，更加重视平衡好粮食数量和质量安全的关系，更好地重视平衡好增加粮食产量与保证农业生态安全的关系。

农村土地农民集体所有，坚持家庭经营，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

徐小青说，当前一些地方在推进农村改革过程中，存在一些对政策的误读，损害了农民利益。这次会议对农村基本经营制度说得非常明确。强调农村土地农民集体所有，这是农村最大的政策，它明确了两个基本问题：一是农户拥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二是农户可以自主选择经营形式。强调坚持家庭经营的基础性地位，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关键是要给农民吃“定心丸”。农民有了长期自主经营的土地，才能有稳定长远的打算，才能切实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李国祥表示，不管是在哪一个国家，家庭经营都是最适合农业的生产经营形式。农村家庭经营形式灵活，能包容多层次生产力发展。创新农业经营体制，土地流转，都不是要去搞一个新制度，而是要在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基础上，更好地激发家庭经营的活力。目前中央把经营权从承包经营权中单独分离出来，允许抵押担保，这与过去比是一个创新。

“目前农村土地流转，占大多数的还是农户间的流转。”徐小青表示，土地流转一定要坚持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充分尊重农民意愿，不得改变土地集体所有性质，不得改变土地用途，不得损害农民土地承包权益，这是流转的底线。

“为农民土地流转提供更好的服务，加快推进确权登记颁证，建立农民经营承包权流转市场，这才是健康有序推动流转的关键。”徐小青说。

扶持新型经营主体，不能忽略普通农户

据统计，2012年年底，全国农村承包集体耕地的农民家庭约2.3亿户，其中约4440万户进行了耕地流转，仍有1.9亿户从事农业。

“这表明，农户家庭仍是我国农业中最主要的生产经营主体。在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会有普通农户大量存在。”李国祥表示，一般农户和农业新型经营主体功能互补，这样的新型经营体系才是完整的。

李国祥认为，应对农业后继乏人问题，在扶持农业新型经营主体的同时，不能忽略普通农户。重视对小规模农户的扶持，推动有条件的发展成为家庭农场。

目前，全国种粮大户68.2万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0.28%；家庭农场87.7万个，占全国承包耕地面积的13.4%，农业经营组织超过100万个。

李国祥说，推进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建设，重点要完善农村要素市场，让生产要素得到合理的流转，寻找一个更好的方式优化资源配置，更大程度发挥市场作用，激发农村发展活力。

徐小青说，要加强农业社会化服务，大力支持经营组织发展，创新花钱买服务的机制，形成多层次、多形式、多元化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

推进城镇化，不能冷落农村

中国农科院农业自然资源与区划研究所研究员张维理表示，当前我国农业环境污染形势十分严峻，已到了非治不可的关口。这其中既有农业产生的面源污染，也有来自城市和工业的污染。而由于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长期存在欠账，“垃圾靠风刮、污水靠蒸发、雨天‘水泥路’、环境脏乱差”的情况在一些农村还比较普遍。

“农村不美，城市也不会美。”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说，城市人的食品是农业生产提供的，农村环境不美，食品安全很难得到有效保障。党国英特别强调，农村美是中国美的有机组成部分，推进城镇化建设，不能冷落农村。

建设美丽乡村，留住记忆中的故园

党国英说，村庄建设要与发展现代农业相适应，过度的撤村并居、让专业农户集中居住并不可取。要在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方面多做文章，让农村在路平、灯亮、水净、公共服务好等方面与城市一体化。

张维理认为，建设美丽乡村，要加大农村环境保护力度。出台更严格的、更有执行力的环境保护政策，并将这些措施落到实处，遏制工业和城市污染向农村转移的趋势。

实现农村美，既要尊重自然规律，也要尊重经济规律。党国英认为，要积极稳妥扎实推进城镇化，创造条件转移农民，富裕农民。如果乡村承载的人口过多，与乡村市场、环境容量不匹配，农村不会美；如果农民富裕不起来，农村也不可能美。

注重生产、生活、生态相协调

农村之美，不仅仅是人居环境的改善，还应注重生产、生活、生态相协调，让农民安居乐业。面对资源环境的约束和建设美丽乡村的需求，专家建议今后应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大力发展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农业，促进农业生产发展、农民生活富裕、农村生态良好。

“要建立健全农业资源保护政策和农业生态补偿机制，促进农业环境和生态改善。”张维理说，关键是通过农业科技创新与推广来努力提高资源利用率，减少农业面源污染。如推广测土配方施肥、安全用药、旱作节水技术等。据统计，2012年通过实行农作物病虫害专业化统防统治，农药使用量降低了15%～25%，仅项目区就节约农药用量近3万吨。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周宏春提出，人多地少是我国的基本国情，实现美丽乡村的可持续发展，要坚持资源开发、生态保护、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在选择富农产业时，既要坚持因地制宜的原则，也要充分尊重农民意愿，发挥农民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

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

农民工资性收入占比首次超过家庭经营收入

农业部农村经济体制与经营管理司司长张红宇分析说，2013年前三季度农民人均现金收入7627元，同比增长9.6%，增幅超过城镇居民2.8个百分点，这意味着有望延续城乡居民收入之比缩小的好势头。“2009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达到较高的3.33︰1，2012年缩小到3.10︰1，2013年有可能再度缩小，这是最值得欣慰的。”

农民收入主要由4部分构成：家庭经营收入、工资性收入、转移性收入、财产性收入。2013年农民收入的另一个特点是预计工资性收入占比首次超过家庭经营收入，农民收入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

“以往家庭经营收入对增收的贡献率是排第一位的，从2013年的数据来看却出现减弱的趋势，工资性收入对增收的贡献率首次超过50%。这说明工资性收入有望成为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源泉。”张红宇说。

再来看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2013年中央财政“三农”支出预算为13799亿元，用于支持农业生产、增加农业补贴、促进农村社会事业发展等方面。2013年前三季度财产性收入同比增长23.2%，转移性收入同比增长17%。“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尽管在农民收入中的份额不高，但增长态势明显，增收潜力非常大。”张红宇说。

农民富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程国强表示，看到农民收入连年增长的好形势的同时，也要看到城乡收入差距仍然较大、农民总体收入水平仍然较低的现实。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农民增收成为短板。解决好农民富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完成农村小康建设的根本性任务，也是做好农村工作的关键。

“农民收入事关重大，农民收入也事关全局。农民持续增收，既调动和保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也为我们战胜各种风险挑战，保持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张红宇分析说。2012年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7917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4565元，绝对收入差距达16648元。十提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这其中的关键就是提高农民收入。

而从拉动内需的角度来看，鼓起农民的钱袋子也意义重大。程国强说，农民是最庞大的消费群体，农村是最具有潜力的消费市场。只有农民增收、农民变富，这样庞大的消费群体和潜在的消费市场，才能转变为现实的购买力，拉动经济增长。

“农民收入提高了，才有条件去改善提升农业生产条件，才有能力投向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这对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意义都非同一般。”张红宇说。

挖掘农民增收潜力，增值、增效、增渠道

专家建议，要在工业化、城镇化的背景下，挖掘农民增收潜力，增值、增效、增渠道。重视农民的家庭经营收入，通过发展现代农业、培育新型经营主体、促进土地流转等，来增加农民的务农收入。发展优势特色产业，支持优质安全农产品生产，增加农业经营收益。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和休闲农业，培育农民收入新的增长点。积极推进农村二三产业转型升级和农民创业，探索建立农民创业融资新机制。

同时还要为农民增收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让转移出来的农民工同工同酬，收入随着工业利润的增加实现同步增长。

篇8

当前我国农村人口基数非常大，而且老龄化问题愈来愈严重，人均耕地面积偏少，难以实施大面积的现代机械化作业，导致农民群体的收入极低，甚至只能维持基本的生活。同时，因为当前城镇化的推进，诸多农业用地被调整为城镇建设用地，推动农业劳动力往城市加以转移。这部分转移劳动力所留土地是实施土地流转的重要基础。农村劳动力及其土地是人类生存与发展依赖的重要因素，直接影响到社会的和谐稳定。因此，深入探究农村土地流转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关系显得十分必要。本文阐述了农村土地流转和劳动力转移之间的关系，并解读了促进农村土地流转与劳动力顺利转移的有效措施。

关键词：

农村；土地流转；劳动力；转移；关系

土地与劳动力资源历来是我国社会特别是农村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源要素，同时也是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关注的生产元素。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开始实施的农村极大地改善了农村地区的资源配置，很好地提升了农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已经成为我国在20世纪最为成功的一次改革与制度性安排。由于农民群体生产主动性与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升，农村地区产生了越来越多的剩余劳动力，也就产生了剩余劳动力转移之倾向。在此基础上，因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城镇化也迫切需要得到劳动力资源，这就对目前的农村劳动力转移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同时，我国农村经济社会的加快发展也促进了土地生产之变革，传统意义上的琐碎化生产方式已经难以满足现代化农业大生产之所需，这就为实施土地流转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可见，怎样更好地推动农村土地流转与劳动力转移之间共同发展已经成为极具现实意义的重要问题。

一、农村土地流转和劳动力转移之间的关系

（一）两者之间彼此促进的关系分析

一是劳动力转移能够加快农村土地流转的进程。鉴于现代城镇化与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导致农业和第二产业、第三产业间的生产率差距持续拉大。因为农民选择外出打工和留在家中务农间会产生相当大的经济收入差距，同时农村地区普遍存在人均耕种面积不够、劳动力资源剩余等问题，农民们更加愿意到城镇打工赚钱。这样一来，外出务工的那部分农民群众家庭中仍进行农业生产的成员人数有所降低，随着这一趋势的加强，导致相当多的农村家庭中产生了劳动力资源严重不足而大量土地却无人耕作的状况。为切实避免土地被人为浪费从而能够得当相应的经济收益，农民群众当然会选择把自家承包的土地通过多种渠道予以流转。这样一来，就能够较好地缓解我国农村地区人多与地少之间的问题，切实推动了我国农村土地的合理流转与规模化运营，切实提升了土地所具有的生产效益。当然，农村劳动力的持续转移也会不断淡化农民群体对于土地的严重心理，从而有效助推农村土地实现流转。二是农村土地流转能够加快劳动力的转移进程。土地流转不仅仅是我国农村劳动力实施转移之后的结果，也是推动农村劳动力实现转移的重要基础。通过农村土地流转，能够有效缓解外出务工人群所具有的人地分离问题，从而让相当多的农民群体能够摆脱土地的牢固制约，转移至第二产业或者第三产业就业。农村土地流转能够很好地解决广大打工群众面临的家庭留守劳动力资源不足这一老大难问题，能够有效避免土地出现荒废的情况，而随着土地流转收入的提升，还能提升外出务工者的实际收入，从而成为劳动力外出安心务工的重要条件。农村土地流转的后果是土地逐步往种田高手进行集中，其完全可以把原本分散化、碎片化的土地进行集中运营，从而提升土地经营的规模，进而提升我国农业生产的机械化与自动化水平。当然，土地流转后的农业领域规模化经营也可以说是吸收农村人力资源的重要途径之一。在土地流转无法改变土地承包经营关系的情况下，外出务工者还是能够踏踏实实地拥有现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也就能够独立自主地决定选择进城打工还是选择回乡从事农业劳动，做到进退自如。

（二）两者之间相互制约的关系分析

一是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之中的兼业经营会影响到农村土地流转的成效。当前我国农村地区劳动力与农村土地流转的实践证明了劳动力转移时往往并无相应的土地流转的发生，这就证明了农村土地流转的程度大大滞后于农村劳动力转移进程。究其根源，劳动力转移中出兼业经营可以说是十分重要的因素之一。因为当前我国劳动力的转移往往不够全面彻底，其身份可以是工人，也可以是农民，因而往往也被称之为农民工，这可以说是中国劳动力转移的一大鲜明特色，而这一特色也会影响到土地流转之成效。笔者觉得，我国广大农村地区的劳动力资源之所以无法全面而彻底地转移，其根本因素是我国目前存在着的城乡二元对立型社会经济组织结构。应该说，渴望拥有城镇户口已经成为相当一部分进城打工者们的理想，这是由于户口并非是孤立地存在着的，而是与就业、社保、医保、子女教育以及住房保障等诸多待遇紧密结合起来的。尽管如今已经有数量庞大的农民群体进入到城市就业，然而各类制度却导致其难以成为真正拥有户籍的市民，所以也就无法享受城镇居民拥有的各类福利待遇，所以说，我国农村地区劳动力的转移不够彻底，我国城市化也并非是真正的城市化。这样一来，城市生活的不稳定性导致务工者既不情愿也无胆量彻底放弃自身所承包土地实施土地流转，以便留下能够返乡务农的后路。二是农村土地流转的市场化状况影响到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情况。农村土地流转能够推动土地与劳动力实现更好地配置。对调整农业地区的产业结构与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进程具备了很好的现实意义。可以说，农村土地流转的科学化状况将直接影响到农村土地流转双方所具有的权利、义务关系之明确性。通过实施科学有效的土地流转，能够切实避免各类纠纷之发生，让务工者不再有顾虑。农村土地资源唯有立足于现代市场经济机制之作用，才能真正实现合理配置与提升农业生产效益的效果。通过实施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化，能够切实降低交易的成本，提升土地流转的良机与效益，强化农业产业的集中化运营。尽管我国已经在实施的《农村土地承包法》通过法律的形式明确了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可以采取转包、出租以及转让等多种方式加以流转，然而因为缺少详尽的农村土地流转制度以及科学化的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土地的流转大多局限在乡、村等比较小的范围之中，因而也就很难在更加大的范围之中流转。同时，当前我国农村地区的社保机制还不够健全，导致农民群众的生活保障通常主要是用土地加以承担的。土地不仅是农民群众的重要生产资料，而且还是其生存和发展之基础。因此，农村土地所具有的社保功能不仅能够影响到土地的流转，而且还能推动农业产业的规模化经营，进而提升了劳动生产率。

二、促进农村土地流转与劳动力顺利转移的措施解读

（一）高度重视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农村土地流转工作

唯有在产生了相应的意识之后，才能够深刻认识到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农村土地流转工作的重要意义。所以，有关部门及其领导应当切实帮助农民群众提高对这两项工作的认识程度，从而正确理解三农问题所具有的重要价值。要在广袤的农村、乡镇对于现代劳动力的转移以及农村土地流转的诸多问题进行深入分析，通过对农村发展以及全社会经济发挥积极作用的大力宣传，才能让更多的农民意识到该问题，并且发现以上两者之间的关系以及彼此作用。在此基础上，还应当创建调研组和农民群众展开面对面的交流，做好宣传普及等工作。

（二）建立健全维护农村土地流转与劳动力顺利转移的社会保障体系

社会保障体系的健全与否将直接影响到我国农村地区土地流转以及劳动力转移的实际效益。有鉴于此，应当从经济社会发展的视角来处置农村土地流转与劳动力转移中所产生的诸多问题。政府部门应当积极形成良好的农村社会保障机制，从而促进城乡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首先是政府应当落实土地具有的保障，严格依据我国《土地管理法》的各项规定，依法保障农村土地流转之后的各项功能能够得到落实。其次是要以全面发挥家庭养老功能为基础，持续增加社会公益性养老以及社保公益组织的建设。再次是要依据新形势的要求，积极出台与当前形势发展相适应的农村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以及促进农村居民子女入学等方面的社保政策，从而为实现转移之后的劳动力切实解决其顾虑。最后是要在推动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基础上持续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不断强化城镇基础设施建设的力度，切实提高农民群体转移扶持的强度，并且致力于提高农业基础设施方面的投入，进而为农民群众的今后保障打下更好的基础。

（三）强化技能培训以实现农民群众就业能力之提升

要切实考虑到当前与今后发展等两个层面的彼此协调，把技能培训与学校教育进行紧密结合。一方面是要积极实施农民工技能培训。这类培训既可以是短期应急且能就地实施的简易型培训，也可以是为了提升专业技能为期半年以上的中长期专业培训。要利用培训来起到有效提升农民群体转移就业以及适应工作岗位之能力。另一方面是要始终坚持发展农村地区的基础教育。就长远而言，一定要充分注重农村劳动力资源的基础文化教育，这也是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农村劳动力整体素质低下的长远之计。

（四）改进农村经济结构以推动城镇化发展步伐

应当说，密集型产业对于劳动力所具有的吸入作用是十分显著的。实施劳动密集型产业是一项可行的举措。我国城乡在经济上的差距源自于农村地区的经济结构上不够健全与科学，所以积极改善农村产业结构与经济结构显得十分必要。要致力于提升农业生产技术发展水平，让农村地区的广大劳动力能够更有秩序地流入从而有效解决人力资源剩余的问题。在此基础上，还应当高度重视农产业生产与销售工作，通过合理的农业产业链，更加丰富农产品的种类等措施，在最大限度上提升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鉴于我国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产生了大量岗位，吸引农村劳动力往城镇进行转移，而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农村土地流转之间具有非常密切的正相关关系。实施农村劳动力转移工作能够推动土地流转的进度，而土地流转速度之加快则能促进更多农村劳动力实现转移。有鉴于此，必须不断健全农村地区经济结构，持续提升农村劳动力的整体素质、高度注重土地流转工作，才能实现农村土地流转与农村劳动力转移彼此促进，进而提升农民群体的收入以及生活质量，推动中国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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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刘力.农村土地流转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探讨[J].中国农学通报,2011（14）

[3]焦珍,郭爱请,张侠.农地流转与农村劳动力转移研究——以平山县西柏坡镇与凤阳县小岗村为例[J].安徽农业科学,2011（19）

[4]周滔,陈影.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与土地流转耦合关系研究——以重庆市九龙坡区为例[J].广东农业科学,2012（08）

[5]方运战,赵英兰,王立平.新时期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存在的问题与对策[J].农业现代化研究,2012（14）

篇9

第三人的范围是登记对抗主义法律效力表现的主要方面之一。目前，我国学界对登记对抗主义下“善意第三人”存在的争议或困扰，主要在于如何确定未登记的物权人不能对抗的第三人的范围。由于未登记物权虽原则上可对抗债权，但在法律特别规定时却存在不能对抗债权的例外，因而，如果将未登记的物权不能对抗的第三人全部纳入登记对抗主义下的第三人，也会使该问题扩大化。对此，笔者认为，根据以上对登记对抗主义逻辑构成的分析，我国物权法上第三人的范围应受逻辑构成中“生效要素”的约束，即第三人应是成全“生效要素”的一方当事人，其目的在于取得或设定某一物权，而且其是否具有有利地位应由“登记对抗要素”决定。具体来看，我国物权法上登记对抗主义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以当事人意思表示作为物权变动生效要素，在此基础上规定“未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一类是以交付为物权变动的生效要素，并在此基础上规定“未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前一类主要包括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地役权变动、特殊动产抵押权变动、生产设备等动产固定抵押与浮动抵押变动等情形，在该类情形中，第三人应分别是同一土地承包经营权多个转让合同的各受让人、地役权合同的各地役权人和抵押合同的各抵押权人等，该情形如同法国、日本法上以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为物权变动生效依据采用的登记对抗主义。后一类主要是指对特殊动产所有权变动所采用的登记对抗主义，由于特殊动产所有权的转移以交付为生效要素而不是以当事人意思表示为生效要素，第三人的范围应是指那些受领交付的买受人。“善意”是对第三人范围的进一步限制，这就意味着，在登记对抗主义法律效力逻辑构成中，成全生效要素旨在取得一项物权的一方当事人只有“善意”的，才能在一物数卖或一物数押等情形中取得平等地位;如果是“非善意”的，虽然该当事人与出让人也成全了生效要素，但却不能适用“不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的规定，也就是说，其他善意第三人可基于生效要素发生的物权变动，即使不登记也可以对抗“非善意”的第三人。但善意在我国物权法上两类登记对抗主义中的涵义有所不同。在以当事人意思表示为物权变动生效依据，并在此基础上适用登记对抗主义情形下，善意第三人是指不知道在其之前已经存在有效合同而后签订合同的第三人;而以交付为物权变动生效依据(适用于特殊动产所有权变动)的登记对抗主义，善意的涵义则只需要证明对特殊动产的交付不知情就足够了，对于特殊动产交易合同是否知情并不重要，交付才是知情的对象。应当补充说明的是，善意第三人并不一定是办理了登记的权利人，这是因为第一买受人也不能对抗未登记的善意第三人，他们之间处于相互没有对抗力的状态，这种状态也应是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的法律效力的表现之一。基于登记对抗主义法律事实要素逻辑构成确定第三人范围的判断标准，以下两种“第三人”应当排除在登记对抗主义下第三人的范围之外:第一，应当区别登记对抗主义下的第三人与物权作为对世权所“对抗”的不特定第三人，不特定第三人应当予以排除。根据登记对抗主义逻辑构成确定第三人的标准，这些不特定第三人不属于成全生效要素的一方当事人。例如，侵权人、一般债权人属于物权作为对世权所“对抗”的不特定第三人，应排除在登记对抗主义第三人的范围之外，当属无疑。至于破产债权应否排除则存在争议，笔者认为，破产债权人与一般债权人一样不应属于第三人的范围，除非破产法、物权法或登记法有明确的规定，否则物权对于债权的优先效力不能任意排除，而不能直接适用关于“不登记则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的规定。另外，破产债权人的前身就是一般债权人，同样一份债权，在债务人不能清偿债务进入破产程序之前是一般债权，而在进入破产程序之后就变为破产债权，其性质的改变是因为债务人的资信发生变化，而从未登记物权人的角度，原来发生物权变动的未登记的物权所具有的对抗效力(是因为物权本身的效力)在出让人进入破产程序后却失效了，这是难以令人信服的，因而除非另有特别法的规定，否则不能剥夺已经认可的物权效力。第二，应当区别登记对抗主义下的善意第三人与无权处分下的善意第三人，后者应当予以排除。以特殊动产买卖为例，在登记对抗主义结构中，第一买受人与善意第三人之间以及多位善意第三人之间处于平等的并列地位(皆未取得登记时)，且分别与出卖人具有效力相同的买卖合同;而在善意取得制度结构中，原所有权人、无权处分人、善意第三人之间处于层进关系。登记对抗主义下善意的后买受人之所以取得所有权，其直接原因是由于登记所产生的“对抗优先”效力结合了外在因素的影响而导致了物权的顺位或最终归属，而非依据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所致。

二、依据逻辑构成对我国特殊动产物权变动的解读

关于特殊动产的物权变动，我国物权法规定了两种类型:一是总则第24条的规定，即“船舶、航空器和机动车等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二是分则第188条的规定，即“交通运输工具”或者“正在建造的船舶、航空器”抵押的，抵押权自抵押合同生效时设立;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严格来说，物权法总则第24条的规定并非适用于特殊动产所有类型的物权变动，而是针对特殊动产所有权转移的规定。虽然第24条中没有明确特殊动产物权变动的生效依据，但从规则安排上，自然会从第23条的规定推导出特殊动产物权变动的生效依据是交付，并在此基础上确立了特殊动产的登记对抗主义。但是，物权法第188条明确规定特殊动产抵押权的设定，依据的是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即抵押合同)，在此基础上确立了特殊动产抵押权的登记对抗主义规则。虽然第23条和第24条作为总则部分的条文，在形式上将交付作为特殊动产物权变动的依据，但由于并不适用于特殊动产抵押权的设定，因而实质上交付也只能作为特殊动产所有权转移的依据。所以，我国物权法上特殊动产的物权变动应根据登记对抗主义下生效要素的不同分为两种类型予以阐明:一类是特殊动产所有权变动的登记对抗主义;另一类是特殊动产抵押权变动的登记对抗主义。

(一)特殊动产所有权变动的登记

对抗主义我国物权法上特殊动产所有权变动的登记对抗主义与法国、日本法上的登记对抗主义存在明显的不同:法国、日本法上公示对抗主义贯穿始终，所有的物权变动皆以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为生效要件，在此基础上，将“交付”作为一般动产所有权变动的对抗要件，将“登记”作为特殊动产和不动产所有权变动的对抗要件;而在我国物权法上，“交付”属于动产所有权变动的生效要件而非对抗要件，“登记”是特殊动产物权变动的对抗要件。由于我国物权法对特殊动产所有权变动确立的登记对抗主义不是完全照搬传统登记对抗主义的立法模式，因而对其效力需要重新定位。针对我国物权法上特殊动产的所有权变动，就交付与登记这两种公示方式的效力关系，王利明教授认为，第24条的立法原意是在多重买卖时由登记的买受人取得所有权，这在法律效果上如同登记要件主义———登记是所有权转移的依据，从而认为登记可以独立的实现物权变动。笔者认为，这是对登记对抗主义下特殊动产所有权变动法律效力的误解。针对我国特殊动产所有权的转移，在一物数卖时，各个买受人虽皆与出卖人之间存在有效的买卖合同，但是，显然买卖合同本身并非发生物权变动的依据，因而在只有买卖合同而没有受领交付的情形，登记并不能发生对抗第三人(其他买受人)的法律效力。原因就在于，我国物权法对特殊动产的所有权变动并非采用“合一”物权变动的立法模式，而是在区分原则之下采取交付生效的物权变动模式。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登记是如何发挥其“对抗”效力的，就不能直接套用以当事人意思表示模式而适用“买卖合同+登记”的逻辑结构，但是理论是相通的，即在我国立法情形，交付在特殊动产的多重买卖中也是登记产生“对抗优先”效力的基础和前提，因而应当适用“交付+登记”的逻辑构成。在该逻辑构成中，交付应当始终在前、登记在后，二者构成层进关系而不是并列关系。因而，如果跨越交付这一过程或者要素，通过“买卖合同+登记”并不能产生对抗第三人(其他买受人)的法律效果。换言之，交付是我国物权法殊动产多重买卖情形产生登记“对抗”法律效力的必经之路，这是因为如果没有当事人法律行为基础上的交付将欠缺所有权变动的生效要素基础，而登记不是使特殊动产所有权变动的法律事实要素，登记只会产生“对抗优先”的效力，而“对抗优先”的效力只会在完成了所有权变动生效要素的权利人之间发挥作用。如果避开交付这一过程或要素，单纯的登记如果就能产生对抗第三人的效力，这意味架空了动产所有权需要交付发生变动的设计，而倾向了登记生效主义。当然，主张在多个买卖合同存在的情形，如果有的买受人已受领交付，有的买受人已取得登记时，主张登记的效力优先于交付的效力，自然也是不符合登记对抗主义下特殊动产所有权变动逻辑构成的。

(二)特殊动产抵押权变动的登记

篇10

(一)德国标准不可取

无论如何解释善意取得，都不应否认“权利外观原则”，区别只在于权利外观的限制条件。不动产善意取得应只保护信赖登记的受让人。明知登记的权利与真实权利不符，无信赖可言，属于恶意取得，不应受保护。德国的不动产登记公信力同样排除明知的恶意，在这一点上，各国并无区别。但在不明知登记错误的情形下，每个人的信赖程度不完全一样，信赖程度在0到100%之间，有确信无疑者，有基本相信者，有半信半疑者，有基本不信者，有完全不信者。主张采德国法对善意界定纯客观化的学者并未领会德国法上善意要件客观化的真正含义［34］。德国民法的善意要件客观化并不是建立在取得人信赖上，而是超越了具体的信赖［35］。即使第三人怀疑不动产登记簿的正确性，或者是对不动产登记簿是否正确持放任态度，甚至他根本不信任不动产登记簿的正确性，也不能动摇客观的权利外观［36］。德国的不动产登记公信力只要求“不知”，不要求“不应知”，不仅保护将信将疑者，而且保护基本不信者甚至完全不信者，实际上已经违背了信赖保护的本质和意义。瑞士民法和我国物权法，要求“不应知”，对信赖程度提出了较高的要求，能排除许多不信者，是真正意义的信赖保护。更重要的是，所谓不知，很可能是因为举证困难导致的结果，受让人其实明知甚至是恶意串通的一方，德国标准很容易成为当事人规避法律、玩弄法律的工具。按德国标准，只有登记簿上存在异议登记或者受让人明知登记簿上的记载不正确才排除善意。但证明责任分配给主张登记错误的权利人，即使受让人明知登记错误，只要权利人不能举证证明，仍不能否定受让人取得权利。而权利人举证证明受让人明知，绝大多数是不可能的。按德国标准，即使无权处分人将不动产转移给自己的父母、子女，权利人也未必能证明受让人明知转让人是无权处分，允许这种明显可疑的受让人“善意”取得，缺乏合理性。采“不应知”标准，增大了权利人证明受让人恶意的举证能力和范围，权利人可以各种并非直接的证据证明“应知”，例如，受让人与转让人关系密切应该知道转让人没有房产。而且，证明责任也分配给了受让人，受让人需要对权利人提供的“应知”证据提出反证，证明“不应知”，例如，受让人与转让人关系密切的时候是有房产的。德国标准即便在德国也不是没有争议的。德国司法实践中，在存在重大过失之极端情形中，司法判例就试图借助民法典有关权利不得滥用的条款施与救济［37］。大陆法系各国民法，除德国民法对不动产善意取得采“不知”标准外，其他国家采纳的均为“不知且不应知”标准。有些国家是借鉴德国民法而制订本国民法，为何在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上未追随德国，而是选择“不知且不应知”标准①，也许自有其道理，但德国标准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肯定是其中之一。在借鉴德国民法的诸国中，我国对德国民法了解最少，立法最为匆忙，学术底子最薄，所以，最迷信德国民法。迷信不需要知识的积累和独立的思考。

(二)国情决定了应采“不知且不应知”标准

法律规则的选择，需要借鉴国外同类问题的经验，但最重要的是考虑国情，因为法律规则的理解和运用是在一个特定的国家空间之中进行的，客观环境制约着法律规则的实际作用。美国卓有成效的独立董事制度在我国基本失效，不是设计和引进者主观意愿所能改变的，法律规则与环境的适应性是一个客观问题。城乡二元结构是我国的基本国情，反映在不动产登记上，城市建设用地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已建立基本的登记制度，而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基本上没有登记，宅基地使用权、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房屋所有权很少登记。正是基于这样的事实，我国物权法第十四条才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自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时发生效力。”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表述内含了有些不动产物权是法律不要求登记的或者可登记可不登记的，所以，我国物权法第一百二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自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生效时设立”。我国物权法第一百二十九条有关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互换、转让，第一百五十八条有关役权的设立，均规定“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实行登记对抗。对于宅基地，我国物权法第一百五十三、一百五十五条规定:“宅基地使用权的取得、行使和转让，适用土地管理法等法律和国家有关规定。”“已经登记的宅基地使用权转让或者消灭的，应当及时办理变更登记或者注销登记”。农村不动产物权多数未登记，少数登记的在发生物权变动时也很少及时变更登记，在这种背景下，采纳德国标准可以说是异想天开，没有实际操作的可能。其实，不仅仅在农村，城市不动产登记同样也存在着不能采用德国标准的实际状况。首先是土地登记簿与房屋登记簿分属不同登记部门，而我国物权第一百四十六、一百四十七条规定了房地一体处分，不同登记部门各自登记容易造成房、地不动产物权的冲突。其次是当事人采取欺骗手段和登记机关疏漏造成的登记错误大量存在［38］，当事人的借名登记和夫妻一方登记相当普遍，还有非因法律行为而发生的物权变动未及时办理登记。在登记本身缺乏足够的可信度的条件下，排除善意中的“不应知”除了造成更多的混乱以外，没有任何有价值的意义。要求第三人“不应知”，并非要求第三人自行调查而发现登记簿错误。有人认为由于法治不健全、社会诚信度低，登记簿错误原因很多，第三人很难进行相应的调查，从而发现登记簿的错误。通过给第三人施加义务而将此种登记错误产生的风险完全转嫁到其身上，是不公平的［39］。这是对“不应知”的曲解，“不应知”，是指“非因重大过失而不知情”，并不是要求第三人具体调查核实登记有没有错误，而可通过一些客观的方式来判断。除受让人与转让人关系密切程度可以作为是否应知的一个判断标准外，占有和交付情况可作为另一个实用的标准。如果登记权利人不占有其出让的不动产，或不能向受让人交付不动产，受让人即有理由怀疑登记不正确，何须调查。另外，试图通过排除“不应知”来强化登记簿的公信力是徒劳的。有人认为，考虑到我国不动产登记簿的公信力尚未真正建立起来，应当采取强化登记簿的公信力的立场，不将“由于重大过失而不知”作为排除善意的原因，使交易当事人更信赖登记簿的记载［40］。这过于天真。是的，法律规则不仅仅是适应环境，也有改变环境的作用，但法律规则改变环境的作用是有限的，仅仅属于主观能动性意义上的作用。法律规则永远不能改变超出其影响力的环境，很不幸，即便我国物权法只以“不知”作为判断不动产物权取得的善意标准，也无法使百姓信赖并不那么可信的登记。半个多世纪前就要求婚姻必须登记，《婚姻登记管理条例》甚至以取消事实婚姻的方式迫使婚姻登记①，可现实依然存在许多“非法同居”。如果立法真采纳了如此少不更事的建议，对于现实中常有错误的不动产登记赋予德国式的效力，其结果不会使第三人信赖登记，而是使第三人明知登记错误也放任不管，大胆进行交易，不知有多少新的纠纷无端产生。

(三)司法实践已作出正确选择

我国司法实践也选择“知道或应当知道”的善意标准。《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试行)》第十九条规定:“买受人信赖房屋登记簿中关于物权登记的记载，不知道出卖人无处分权即推定买受人为善意，但确有证据证明买受人明知或因重大过失不知房屋登记簿中物权登记错误或者登记簿中存在异议登记的除外。房屋原权利人对于买受人为恶意负有举证责任。”《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地产买卖与抵押、租赁交叉纠纷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条第二款规定:“适用不动产抵押权善意取得制度，须注意把握抵押权人认定抵押权时的善意、合理价以及办理不动产抵押权登记等法律要件。其中抵押权人对不动产登记的信赖，一般情况下可构成善意，但有证据证明抵押权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抵押物的权利存在瑕疵的除外。法官可结合抵押权人是否知道抵押人对抵押物无权处分、交易是否符合习惯等方面进行综合判断。”对于善意取得抵押权的善意标准也是“知道或应当知道”。与我国立法经常出现误信洋墨水书写出来的立法建议不同，我国司法实践的指导意见立足于解决实际问题，因而是最灵敏、最直接反映国情的意见。

二、善意的认定

(一)证明责任

判断第三人是否善意，首先是证明责任问题。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的表述是:“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动产时是善意的”，不同于德国民法第932条第1款“非为善意的除外”。有人认为德国民法的善意是消极性构成要件，证明责任在否定第三人善意的权利人一方。我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的“善意”，属积极性构成要件，须由主张适用善意取得者承担证明责任［41］。这种解读缺乏依据。在我国，判断善意的证明责任的分配，不能简单地从表述方式来判断，因为我国立法没有以立法语言表述方式表达立法本意的习惯。如何分配证明责任，应从登记的推定力和社会效果加以判定。物权法第16条已确定登记的推定力，应推定信赖登记的第三人为善意，由否定善意的权利人承担第三人非善意的证明责任。实践中，第三人要证明自己不知或不应知是非常困难的，如果将证明责任首先分配给第三人，那就很少有善意取得能够成立。前述北京高法的指导意见明确要求“房屋原权利人对于买受人为恶意负有举证责任”，是正确的。

(二)是否应实际查阅

有人认为判断是否善意，应以第三人是否实际查阅了登记簿为准。怠于查阅的推定其不构成善意［42］。这实际上修改了我国物权法的善意取得要件，将主观善意改成了法定的查阅义务。法定义务是客观的，与主观善意性质不同，前者取代后者已不是民法学人认识的善意取得。有人质疑，在登记簿错误的情况下，第三人未查阅登记簿，如何断定其是善意还是恶意［43］。但这种担心是毫无必要的，别忘了，不动产善意取得还有一个要件，是已经登记，如果第三人不相信不动产登记于处分人名下，其何以能相信自己能取得登记?第三人不直接查阅，并不代表其不可以间接了解登记状况。而且，第三人其实知道或应该知道无权处分，但履行了查阅义务，是否仍属于善意取得?第三人真不知法律上有查阅义务而未查阅，是否就由不知或不应知变成了知或应知?仔细想想，实际查阅解决的是处分人是不是登记权利人的问题，与登记是否正确无关，只对处分人持伪造或失效的不动产权利证书进行处分有意义，而这种情形下，第三人并不能取得物权，不存在善意取得的问题。对登记簿的信赖与是否进行实际查阅也没有关系。相信登记为真，查不查都相信;不相信登记为真，查阅了也不相信。再说，查阅也不是那么容易的，我国物权法第十八条规定:“权利人、利害关系人可以申请查询、复制登记资料，登记机构应当提供。”但受让人在交易之前如何证明自己是利害关系人?证明不了，登记机关会一口拒绝。建设部的《房屋权属登记信息查询暂行办法》、国土资源部的《土地登记资料公开查询办法》，就没有给非权利人查询留有余地。

(三)判断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