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规则概念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法律规则概念，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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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律概念的研究内容规则理论

(一)法律的内容、存在方式：规则vs.命令

关于法律的内容和存在方式的讨论,奥斯汀认为法律就同一于命令，提出了主权-命令-制裁的模式。而哈特对于此种命令模式则展开了他的批评与论述，其中对法律内容多样性的讨论展现出了哈特的规则理论对奥斯汀命令理论批判的致命一击。1. 法律内容的多样性义务性规则授权性规则：在刑法和部分侵权法中，奥斯汀的命令模式是可以得以验证的。但是其他法律，比如合同法中签订契约的规则、遗嘱法中订立遗嘱的规则、程序法中规定法院管辖权的规则等，这些法律规则是法律的命令理论所无法涵盖或者类比的。哈特把这些规则称为授权性规则，并将之概括为两种类型: 授予私人权利的规则和授予公共权力的规则。

哈特认为,授予私人权利或者公共权力的规则是给予行为人得以实施某种行为的机会和条件，而非规定行为人必须做或者禁止作为的强制要求;而且，违反此种授权性规则其结果只会使其行为无法发生法律上的效果, 而不会招致制裁。在这一方面，授予私人权利和公共权力的授权性规则与刑法和侵权行为法等义务性规则存在巨大差异。

2. 法律渊源的多样性以习惯为例：

奥斯汀的法律命令理论预设的是，所有的法律来源于审慎的、经过法定程序的立法活动。换言之，法律必然表征为明文规定的权利和义务。然而，隐性的权利义务在数量上远远超过明文规定的权利义务，因为即使再发达的立法技术，也无法做到把所有的权利义务都列入一个清单。更何况，权利义务背后的利益关系始终处于流动和发展之中，难免有所疏漏。正是认识到了这一点，哈特以习惯为例，指出了奥斯汀法律命令理论的致命缺陷。

3. 适用范围的普遍性：

在奥斯汀的命令模式中，命令只对除发号命令者以外的其他人发出,对发号命令者本身并不具有拘束力。但是，类比言之，即使是在签订合同时，订约人所签订的合同对自己也是有约束力的。哈特对此也有所阐述，他认为我们是在行使由规则赋予我们这样做的一个权力，在该要约人内部区分出两个人，即一个以义务创立者的身份行为的人，和以受约束的人的身份行为的另一个人。

法律不是像命令那样，使立法者从定义上处于其命令范围之外的人。立法本质上不存在只针对他人的东西，立法存在自我约束性。法律以抽象和概括的规范形式，使立法者本身像所有公民一样享受法律权利、履行法律义务，受到法律约束。

(二)法律的检验标准：承认规则vs. 主权者

针对奥斯汀所论述的不受法律限制的主权者观念,哈特持否定态度，并在此基础上认为需要一个新的思路，因此，他提出了一阶规则与二阶规则的结合。紧接着，哈特又提出了承认规则来认定这两种规则是否属于法律规则。

哈特所说的承认规则比较复杂，并且在很多法律体系中并没有得到清晰的阐述，而主要是由法官法院等权威人士、机构在鉴别特定规则是否为法律规则时所形成和存在的。哈特还提出了终极承认规则的概念，认为在承认规则体系中有一项处于最高位阶的、最终的承认规则例如在古代封建时期君王制定的规则才是法律、在现代英国女王议会所制定的规则即是法律。

(三)遵守法律的依据：内在观点vs. 服从习惯

哈特否定了奥斯汀的服从习惯理论在法律连续性、持续性方面的解释力。关于法律连续性的讨论，哈特以古代封建君王交替期间服从习惯的缺失展开批判;而关于法律持续性的讨论, 哈特从古代法律制定者因去世而丧失人们的服从习惯展开批判。因此，哈特认为法律被遵守的依据是内在观点，而非服从习惯。内在观点理论认为只有人们真正存在的发自内心地承认、接受、服从法律规则的内在观念才是人们遵守这些法律规则的根据即应当/有义务作为/不作为而服从习惯只是一种外在表现，而非一种内在观念，即是被迫作为/不作为。法律因为这些内在观点而取得了人们对它的长期忠诚，从而得到了人们对法律的遵守和服从。

二、全新的分析框架：语义分析方法

《法律的概念》一书以创新的分析方法日常语言的法律分析手法，展开了全新的分析论证框架。

(一)纵向分析框架：语境考察

《法律的概念》的第三、五、六章中,哈特即以法律一词及其运用的具体情境，作为其展开论述的纵向分析框架。义务性规则与授权性规则的定义与划分区隔,三大规则即承认规则、改变规则、裁判规则的提出，以及法律是一阶规则和二阶规则之结合的理念阐述,是对于法律概念的纵向语境把握。哈特以棒球、板球、(国际)象棋等游戏语言来类比分析法律语词及其运用的具体情境。最初的游戏情形相当简单,就是具体规定参加游戏的人数、游戏如何进行、如何积分、如何结束等的一阶规则。但随着人数的增加、情形的变化, 人们已经不能再适用原来的游戏规则,亟待对于一阶规则进行协商承认、中途更改和争端解决的二阶规则承认、改变、裁判规则的产生，以救济一阶规则的不确定性、静态性、无效性。

(二)横向分析框架：语词比较

《法律的概念》一书中,哈特以法律与其他易混淆牵连的语词间的联系与区别，如命令、道德、正义等, 作为其展开论述的横向分析框架。通过对相关词语间日常用法之比较分析和概念语义分析的方法，在相关语词比较之下，使读者从横向上进一步加深了对于法律概念的理解。分析语言的要素和结构，考察语词、概念的语源和语境，比较易混淆语词间的联系与区别，而不是直接采用定义的方法，使语义分析哲学方法得到充分的展现，并且有助于缓解法学问题研讨中的定义泛滥的情况。

三、哈特规则理论的时代背景、思想基础和知识体系

(一)哈特规则理论的时代背景

哈特的规则理论发轫于现代国家和社会已经孕育出现代较为成熟完善的法律体系的时期，并且先进的法治观念已取代人治思想被大众公民广泛接受并得到社会的普遍实践。

(二)哈特规则理论的思想基础

正如前述，已经深入人心的法治观念成为社会治理与社会控制的重要思想武器。哈特强调法律的社会性，法律产生、存在、协调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于终极性承认规则本身即是一种社会事实的存在;哈特还强调法律之社会功能的多样性，授权性规则和义务性规则之间的主辅关系揭示了法律的主要社会功能在于引导、治理社会活动，而非自上而下的政治强制。

(三)哈特规则理论的知识体系

1. 社会学的兴起：

哈特时期，社会学开始兴起，《法律的概念》这本书也综合运用了社会学的许多研究方法,因此哈特把法律看作是一种社会控制与社会治理,强调法律的社会功能性。

2. 语义分析哲学：

现代哲学的重要特征是转向了对于语言的分析和理解，而语义分析哲学是其中最主要的组成部分,以哈特为代表的牛津学派日常语言分析学派又是其中最重要的流派。所以，哈特在《法律的概念》中精妙地运用了语义分析方法来研究法律的概念和基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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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　冲突法　冲突规范　法律规范　法的技术性规定

冲突法是国际私法的特有研究范畴，是国际私法的核心和灵魂。国际私法是调整含有涉外因素的民商事法律关系的，而冲突法就是一种主要的调整方法，通过适用冲突法规范找到该民商事法律关系应受何国实体法调整，从而确定当事人具体的权利义务关系。之所以称之为冲突法，是因为它的适用在于解决各国之间（包括各区域之间）的民商事法律冲突问题。在国际私法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冲突法理论的重要地位和深厚基础都是毋庸置疑的，然而若将冲突法纳入整个法学体系中，它的法理学基础似乎就不那么清晰明确了，以至于法学界各学者观点莫衷一是。本文通过对现有的关于冲突法性质的理论观点进行再认识，旨在探寻冲突法真正的法理学基础，明确其法理地位，以求抛砖引玉，求教于专家。

一、问题的提出与现有观点

传统冲突法理论认为，冲突法是一种特殊的法律规范，是指明某一国际民商事法律关系应适用何国法律的规范，因此又被称为法律适用规范或法律选择规范。它具有特殊的逻辑结构，由“范围”和“系属”两部分要素构成。

而传统的法理学理论认为，法律规范是一种社会规范，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具有特定内在结构并以法律条文或其他形式表现出来的一般行为规则。法律规范包括实体规范和程序规范两大类，规范本身通常由三个部分组成，即假定、处理、制裁，它们构成法律规范的逻辑结构。

可见，传统的冲突法理论虽然把冲突法界定为法律规范，但是冲突法本身的特征却没有一样是符合法律规范的，甚至是相左的。试问如此认定冲突法性质的法理学基础何在？一个没有法理基础的冲突法理论又如何能在博大的法学体系里站住脚跟，在理论乃至实践中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呢？有鉴于此，笔者也查阅了许多相关资料，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这一问题，并形成了如下几种主要的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传统意义上的法律规范所包含的范围已经不全面。在法理学中，应该把法律规范分为法律规则和特殊的法律规范。法律规则就是那些包括规定权利、义务、责任标准和准则的规范，而特殊的法律规范则包括法律选择规范、法律适用规范，还有一些定义性、解释性的法律规范，冲突规范就是其中的法律选择规范。

另一种观点虽然也否认现有法理学理论的不足和相对滞后，但是却认为冲突法并不是什么特殊的法律规范，而就是一般法律规范中的法律规则。作为逻辑上周延的冲突规范，仍然具备法律规范逻辑结构的三要素：“假定”体现在“范围”部分，同时还包括隐含的“涉外因素”；“处理”体现在“系属”部分；“后果”则体现在其他法律条文之中。

最近几年，似乎又有一种新的认识日趋成为主流观点。这种观点认为冲突法的性质不是法律规则，而是法的技术性规范。法的技术性规范是指那些不能单独调整某一社会关系，即本身并不规定权利和义务，但为调整社会关系的法律规则适用所需的那些法律规范的总称。也就是说，这种观点并不否认冲突法是法律规范，只是不是法律规则或者什么特殊的法律规范，而明确其为法的技术性规范。

二、质疑与再认识

综合以上几种主要的关于冲突法性质的理论论述，我们不难发现这种理论上的纠缠不清是源于学界并未深入研究有关冲突法的一些法理学基础问题，比如究竟冲突法到底是一种什么法？是法律规范？法律规则？法的技术性规范？抑或是其他性质？只有搞明白了这些基本问题，才能为冲突法找到其法理学基础，从而更加完善我国的国际私法乃至整个法学体系。而若只一味关注部门法内部关系，却忽略整个法律体系框架内法律之间关系，则自然阻碍了我们对冲突法性质的法理思考。因此，我们有必要先从法理学的角度来认识这些基本的法律概念，然后再更好地重新认识冲突法的性质问题。

（一）法律概念的再认识

在现代汉语词典中，规范一词的含义是明文规定或约定俗成的标准，如技术规范、行为规范。以法律的形式明文规定的标准，即为法律规范。由于法律对于一般人的行为的规范性、普遍性以及强制性等特征，人们往往把法律称之为法律规范，并用法律规范来代指整个法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冲突法与冲突规范往往被人们等同视之。然而从法的构成要素角度来说，简单地把冲突法视为冲突规范的表述是不尽严谨合理的。笔者认为，学者们习惯将冲突法表述为冲突规范，仅仅是在肯定冲突法的社会规范作用，但这并不代表冲突法在性质上就是法律规范。因为法律规范是一个法理学概念，它有自己的法理意义和逻辑构成。

规则的含义则是规定出来供大家共同遵守的条例和章程，如行为规则，游戏规则。以法律的形式规定出来的规则就是法律规则。从汉语本意上，法律规则和法律规范表达的基本是同一个意思，甚至在我国的相关法学著作中，这两个词语也往往是相互通用的。而在西方法理学中，法律规范则是法律规则的上位概念，西方法学界不仅将这两个概念加以区分，而且认为法律规则仅仅是法律规范中的一个要素。凯尔森就提出：最好不要把法的规范与法的规则混淆起来，因为法的创制权威所制定的法的规范是规定性的；法学所陈述的法的规则却是叙述性的。近年来，受现代西方法理学的影响，我国学者也多主张法律规范是由法律概念、法律原则和法律规则三要素构成。

（二）法律性质的再认识

在法理学上，冲突法并不符合法律规范的定义和构成，因为它既不是一个单纯的法律概念，也不是抽象的法律原则，更不属于法律规则，它应该是法的技术性规定。

首先，冲突法一定不是一个单纯的法律概念或一个仅具有指导性意义的法律原则。法律概念只是对法律用语所进行的立法解释，法律原则是调整某一领域或全部社会关系的概括性的，稳定性的法律原理和准则，而冲突法则是源于不可避免的法律冲突，一般来说，只要两个法律对同一问题做了不同规定，而当某种事实又将这些不同的法律规定联系在一起时，法律冲突便会发生。经济和科技的飞速发展，加剧了人们在法律上的交往和联系，同时也加剧了这种法律冲突的凸显。为了解决法律冲突带来的法律适用上的难题，法学家们早在13世纪的时候就创造出了这种特殊的解决方式——冲突法，即规定当出现法律冲突时应如何选择适用法律的法。因此，冲突法远不是一个法律概念或法律原则所能涵盖的，它是法学家们创造性地应用法律的具体体现，反映着法学本身的发展变迁。

其次，冲突法也不是法律规范中的法律规则。法律规则是对某种事实状态的法律意义或法律效果作出的明确规定，是具体规定当事人的某种权利、义务或责任的产生、变更或消灭的法律规范，具有极强的明确性和普适性。法律规则还有一套严密的逻辑结构，尽管国内外学者有“三要素说”（假定条件、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两要素说”（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新三要素说”（假定、处理、法律后果）等不同见解，但都不外乎承认法律规则有其特定严谨的逻辑结构。比如《合同法》第107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这就是一条包含完整的三要素逻辑结构的法律规则，其中当事人双方存在合同关系是假定条件），一方不履行合同或履行不合约定是行为模式，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是法律后果。而在冲突法理论里，冲突法是知名某一国际民商事关系应适用何种法律的法，是选择适用法律的法。以我国为例，2011年新出台的《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就是我国的冲突法，它用以指导我国在涉外民事关系存在法律冲突时，如何选择适用法律的问题。如该法第23条规定：夫妻人身关系，适用共同经常居所地法律；没有共同经常居所地的，适用共同国籍国法律。也就是说，当法官处理涉外夫妻人身关系案件时，在法律适用方面，首选的应该是夫妻的共同经常居所地法律，其次才是共同国籍国法律。至于法律如何规定夫妻双方的具体权利义务则不在本法的调整范围之内。冲突法里类似这样的法条占绝大多数，从性质上说，它更像是为法官设立的裁判准则，缺少法律规则具有的普遍性，同时多了一些专业性，这也是《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的普及性远不及《民法》、《刑法》等法律规范的原因所在。从结构上说，它是由“范围”和“系属”两部分构成，前者是该法条所要调整的国际民商事法律关系或所要解决的法律问题，如上例中的“夫妻人身关系”；后者是该法律关系或法律问题所应适用的法律，如上例中的“共同经常居所地法律”和“共同国籍国法律”。这和法律规则的“两要素”或“三要素”的逻辑结构也不是完全一致的。如果说“假定”体现在“范围”部分，同时还包括隐含的“涉外因素”还勉强说的过去的话，那么在冲突法的法条里实在找不到所谓的“行为模式”或者“法律后果”部分。

最后，冲突法应该属于法的技术性规定。法的技术性规定是指创制和适用法律规范时必须应用的专门技术知识和方法，是法律文件中的技术性事项，涉及的内容主要有法的生效时间、法的溯及力问题、法律解释权、宪法中有关国旗国徽国歌等的规定。法的技术性规定是法的构成要素之一，它不同于法的技术性规范。虽一字之差，但它们二者所属的法理学范畴已大不相同。在法理学中，法的概念要高于法律规范的概念，而法的技术性规定是与法律规范一样，同属法的构成要素之一，但法的技术性规范则是法律规范的下位概念，仅属于法律规范的一种。之所以说法的技术性规定是法的要素之一，是因为如果没有法的技术性规定，法律规范在执行和适用时就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有损法律的尊严。比如几乎每部法律的附则部分都会规定该法的生效时间，这种法条当然不是什么法律概念、法律原则或法律规则等法律规范，但是如果没有这样的规定也会使该部法律的适用出现各种问题，因此它也是法的构成要素之一，只是法的技术性规定而已。这种条文一般在一部法律里面所占的比重很小，因此往往会被人们忽略，并不足以影响整部法律里大多数法条法律规范的性质。所不同的是，在冲突法里，这种规定技术性事项的法条则是占绝大多数的，因为冲突法本身就是通过“系属”中的“连结点”的指引，指导和辅助法官找到该“范围”所应适用的规定当事人具体权利义务的法律规范的法。正是“连结点”的这种桥梁和纽带作用使冲突法素有“桥梁法”之称，而这也更体现了冲突法法条的技术性特点。因此，冲突法的性质应当由其中的大多数法条的性质决定，它是法的要素中的技术性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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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依法治校；法律执行力；行动中的法

中图分类号：D9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35-0132-02

自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依法治国”方略以来，“依法治X”已成流行的话语，以“依法治国”为基本模式，“依法治省、市、村”乃至“依法治山”、“依法治水”等口号充斥社会，各高校也纷纷加入“依法治校”行列中。该说法提出的初衷是好的，若能真正领悟所依之法的理念，无疑会对高校的良性健康发展、我国的法治建设进程起推动作用。但问题在于，高校有无吃透其中内涵，能否理顺一系列法律概念间关系，是否从制度设计到规定的执行都贯彻法治精神？更重要的问题是，“依法治校”在实际中依何种“法律”？在法律的执行力尤其是高等教育法律法规的执行力饱受质疑的境遇下，仅靠自上而下运动式的推动，能否实现高校的法治化目标？

一、问题的提出

（一）“法治”概念基本内涵

“依法治校”的理论预设是“法治”概念。作为从西方引入的复杂概念，法治概念至今仍在完善与发展中。简单来说，西方的法治概念经历了古代“法治”概念的“良法法治观”阶段、近代的规则法治或“形式法治观”阶段和现代的软法治或“实质法治观”三个阶段。法社会学产生后，西方法学家提出“活的法”（livinglaw）、“行动中的法”（lawinaction）等概念。与之相适应，依法治国所依之“法”已不限于国家制订的正式法律规则而包括法律原则、“活的法”等，“法治”也不仅追求形式正义，而是又回归到了亚里士多德的良法之治[1]。“法治”概念发展至今，在当今中国至少应理解为：“法治是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理性、文明、秩序、效益和合法性的完美结合”[2]，是依据内涵丰富的“良法”，追求实质正义和形式正义，保障个人权利，限制公共权力，促进社会发展，实现公平、民主、秩序等合理内涵的一种美好的社会状态。

（二）“依法治校”概念的内涵

1.通说

“依法治校”概念，在高等教育管理和教育民主法制领域中使用较多。它既是教育行政法概念，也是教育管理学术语。多数学者认为，它是“依法治国方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为贯彻落实法治国家原则，实现高校管理的法治化目标，以法律方式规范高校管理的过程。具体包括国家对高校实施管理的法治化和高校自我管理的法治化两个层面的内容：在外部关系上，学校与政府、学校与社会是在法律的框架下‘依法自主办学、独立责任、服务社会’的关系；在内部关系上，主要表现为学校作为管理、服务者与学校中接受管理与服务的教师、学生以及教师与学生之间在学校章程规范下的权利与义务关系。”[3]

高校依法治校的主体既包括学校和学生，也包括各级行政机关及其职能部门、权力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以及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公民。而所依据的法律，狭义上的“法”指与高校有关的教育方面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如《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普通高等学校设置暂行条例》等。广义上的“法”则包括从《宪法》到其他与高等院校有关的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以及学校内部的规章制度，甚至还包括被多数学者所忽略的，却恰恰是实现法治化目标关键所在的，我们随后要谈到的通行于学校内部的所谓“行动中的法”。

2.存在问题

首先，推行“依法治校”过程中存在主客体颠倒问题。在实现高校自我管理法制化中，很多高校把作为依法治校主体的教师和学生当成治理客体，把“治”理解成了“管治”，甚至将其与处罚画等号。实际上，“治”的对象是高校的管理权力和公共事务，而绝非高校的主体——教师和学生。将师生作为治理、管治的对象显然是人治思维流毒未清的表现，深层原因恰是法治精神的缺失。

其次，倡导“依法治校”存在简约化倾向，集中表现为“有法可依”唯是论，将“依法治校”简化为制定和完善法律制度，即制定校内的规章制度，甚至为制度而制度。一方面，制定者们不顾法律效力层级顺序，违背基本立法常识制定与上位法相冲突或彼此矛盾的“非法”规章制度；另一方面，制定出的规章制度缺乏必要性和可操作性，却不能在实践中得以有效实施而沦为“摆设”。规章制度成了装点门面的东西，作用仅在于挂在墙上供上级领导检查时参观。实际上，“依法治校”不能被简化为守法的代名词，也不等同于完善规章制度。依法治校要防止这样的悖论：本来是大学主体的师生员工却沦为依法治校的客体；或把立法作为法治的终极目标，忽略立法后的问题，尤其是在实际操作中的方法论问题。毕竟，“对于建立法治国家而言，重要的不是提出制度的框架和方案，而是制度设计的方法论基础”[4]。

那么，如何克服上述矛盾，使“依法治校”不再沦为简单的口号？关键问题在于破除盲目立法崇拜，厘清依法治校真正内涵。这需要引入新的概念和方法论为依法治校问题提供另外的思路。这也是本文使用“行动中的法”概念的初衷。

二、行动中的法与“依法治校”

（一）概念的引入

“行动中的法”是早期的法社会学奠基人庞德首次提出的，他在对比并区别“书本上的法”和“行动中的法”时说：“如果我们细看，书本上的法和行动中的法之间的区别，支配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法律规则和那些实际上支配的规则之间的差别，将会是很明显的，并且我们还可以发现，法律理论和司法行政之间的差别经常是非常真实而深刻地存在着。”[5]

因此，他倡导法社会学研究要注重法律实施中的实际状态和效果，把法的概念的中心从规则转向行为，转向立法、审判、行政诉讼等具体法律活动。在法律多元主义看来，法不仅以国家法的样式存在，也在不同层次的社团内存在。①不管是埃利希的“活法”概念，还是马考利“私人政府”的概念，以及马克斯·韦伯所提到的包含“特殊工作人员”和“外部强制”两方面即可称为法的概念，都在表明这样一种观点：以国家立法为中心的思维模式过于僵硬和呆板，极易在实际生活中遭到忽略或规避。只有突破立法中心论并突出普通民众建构内在社会生活秩序的能力，才能使法律充满生机与活力。行动中的法研究着力促进法律过程研究的范式转变，用真实的、实践中的、动态的法律概念代替规范性、稳定性、本本中的法律规则概念。这为我们重新认识法律执行过程、法律制定与实施关系提供了崭新视角，为推动法律制定与实施实现新统合提供了理论基础[6]。

（二）借鉴意义

对于目前在依法治校过程中面临的法治困境而言，庞德的理论也只是提供一些思路。②笔者关注的问题在于，国家强力推动的法治有时会与社会缺乏内在的亲和力，立法者制定的法律完全主宰人们的社会生活，处于弱势地位的普通民众的实际需求和意愿往往被忽视而成为治理的对象，造成法律太多而秩序较少的现实。

首先，在高校内部法的制定和实施并不是两个分立的过程。强制推行的法律，其目的往往会因与个体需求的直接冲突而面临尴尬的境地。最终的结果是要么因为政府立场和法律规则受到公然挑战而致政府和法律权威性资源流失；要么因为政府动用各种执法途径和资源执行法律而使执法的经济和社会成本变得难以承受。[7]

其次，现行的体制往往忽略了普通民众在法律制定和执行过程中的能动作用，结果束缚了高校的活力与主动性。高等院校是一个单位组织，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和封闭性，在通行的国家制定法之外，还有许多自发形成的制度维持着高校的良好运转。③以“行动中的法”为理论框架，“法”指的是普通人日常生活世界中的内在法秩序，不同的参与者在法执行过程中对法律发挥着塑造功能。能够认识到这一点，是破除“立法中心论”的前提，也对提高高校内部法律的执行力至关重要。

最后，如何有效发挥行动中的法在高校中的作用？从法律和个人行为方式的关系看，多数学者要么认为法律难以改变人们的习惯，要么认为法律只有沿着社会变迁的方向才能改变人们的行为方式。即便立法的最初目的十分正当，也会因个体的切身需求而流于失败。毕竟，人不仅仅是斤斤计较的理性人，也是随遇而安的感性人，还是不计得失、富于正义感的道德人[8]。英国学者阿蒂亚提供了另外一种解决思路。除了通常的立法模式，阿蒂亚又提出了诉讼模式，以克服立法模式的刚性和强硬。诉讼模式以进化理性主义为哲学基础，强调主体间的“相互作用”，依据合理的法律，通过授权而非苛以义务的方式，通过成员的互动和民事诉讼促使人的行为方式发生改变。这种模式更少强迫色彩，在目标和结果上更为开放[9]。

三、结语

综上，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世界中，法的秩序是真实存在的，高等学校作为一个相对封闭的团体，通行于其内部的法治秩序的建立不是通过简单的立法方式就可以实现规则的统治。唯有在其内部发掘发现符合普通民众需求的规则，在人们的实际行动中发现规则秩序，才能形成一种和谐、持续的法治秩序，真正实现所谓的“依法治校”，从而提升规范高校办学，提升高校活力。

参考文献：

[1]何勤华，严存生.西方法理学史[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454.

[2]张文显.法学基本范畴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289.

[3]徐显明.确立依法治校理念，提升依法治校水平[J].中国高等教育，2006，（5）.

[4]舒国滢，等.法学方法论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21.

[5]Roscoe Pound.Law in Books and Law in Action[J].American Law Review，1910，（44）.

[6]彭艳崇.行动中的法：中国单位组织内在秩序的个案研究[D].中国政法大学，2006.

[7]王锡锌.中国行政执法困境的个案解读[J].法学研究，20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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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法理学具有浓重的法律社会学色彩。这归因于他们的社会学观点和方法。

麦考密克和魏因伯格反复强调：“法律科学如果不考虑社会现实，那是不可思议的。我们希望，这将被认为是我们整个研究方法的根本的主导思想，尽管我们本身在本书中和在其他地方的工作主要属于哲学的和逻辑的性质。”24.“一种旨在认识法律现象-而不是停留在一种静止的对可能的体系中的逻辑关系的概略描述上-的法律理论必须研究规范体系在其社会现实中的实际存在。不考虑社会现实-它相当于与规范的存在方面-的法律科学是不可思议的。”25他们批评纯粹法学派和类似的法律理论家把法学的认知限于理解和解释有效的法律和把关于法律制度在其中运转的社会情况的思考排除于法理学之外的做法，指出人们不应对法律制度在其中运转的社会情况的思考排除于法理学之外的做法，指出人们不应对法学研究的理想的范围持过分狭隘的看法。除分析方法之外，确实还有很多有价值的和重要的研究法律程序的方法，社会学就是其中之一。在一些方面，法律只能被理解为社会学意义上的制度现象。因而，在这些方面我们必须谨慎地严格地按照社会学的研究方法行事。分析的、逻辑的方法与社会学的方法不是对立，而是互相补充的。“在某种意义上，二者都是对另一方的检验，从而可能或者证实或者削弱另一方的结论。只有我们能够创立对两方面都合适的而且协调得很好的理论，我们才能有信心说二者都是正确的。”26总之，“法理学是，而且必须继续是法学家、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共同事业。”27

三、制度法理学的本体论

在法学史上，无论法哲学体系如何复杂多样，每一个体系都必然包含有作为其理论体系基石的本体论。

本体论是一个高度抽象的哲学概念。在西方哲学中，对本体论，通常的解释是：关于存在及其本质、关系和规律的学说，或者说是关于存在的科学或研究。在中国哲学史上，大体论叫“本根论”，指探究天地万物产生、发展变化之根本原因和根本依据的学说。有时也与本源同义，本源指世界的来源和存在的依据。按照德国学者R·莫察克的观点，“在事物的进展中确立基本的东西，在知识的相对性中找出常存的东西，这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本体论的目的。”28本体论决不是什么纯粹思维的反思工具，也不是为了仅仅追求理论形式的完美，而是体现某种精神独创性的哲学思维过程及其理论表现。本体论所关注的乃是存在者的本源、性质、规律和关系。它的理论指向在于为人们解释世界提供可以遵循的出发点，为界定存在于大千世界的万事万物提供理论支点，从而确立经验世界的哲学理论系统。对于法律现象来说，法哲学本体论的研究对象是法律现象存在之根据或存在之意思，亦即“法律现象是什么”或“法是什么”这样一个古老而常新的基本问题。对此问题的不同回答形成了西方法学史中不同的法哲学体系。制度法理学正是以其独特的法律本体论建构了自己的理论大厦。制度法理学的本体论可以概括为：法是一种制度性事实。“我们用来为我们的理论方法命名的那些词语，反映了我们想要提出的大体论的观点。我们主张，法律的和其他社会的事实是属于制度的事实（institutional facts）的东西。”29

制度性事实，“这是一个既普通（因为每个人都说法律是制度上的）又含糊（因为没有人非常清楚它的含义）的命题。在我们弄清‘制度’和‘制度事实’的概念以前，这个命题将一直是这样。”30

（一）制度概念

“制度”（institution）是社会科学领域广泛使用的概念，也是一个社会常识性用语。通常人们在下述意义或之一意义上使用这个概念。

1制度指容纳人们的组织或机构。其中又分为收容某些处境相似的人的机构实体与处理社会关注的主要利益和问题的组织实体。前者如医院、监狱、精神病收容所、少年管制所等。这类机构被称之为“全控机构”，其目的常常在于有效地改变被收容者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行为模式等。后者如家庭、政党、教会、国家等。这类组织是社会的结构成分，通过它们组织起了必要的社会活动。人们对这些组织有一种使社会生活主要领域获得整合、秩序和稳定的高度的社会承诺，这些组织为社会关系和利益的明确化提供了必要的形式。

2制度指相对稳定的规范或行为模式，例如社会惯例、宗教教规、政党纪律、国家的法律等。它们或者是自发形成的，或者是有意制定的。由于它们具有形成认同的作用，通过能量和社会利益的投入，人们依着于它们之上，于是实现社会活动的制度化，即达到了某种程度不等的正式化程度，并包括了价值和情感依恋的融合。

随着社会组织化程度的提高和社会学研究的深入，人们越来越发现，组织与规范的界限常常是模糊的，并没有严格的区别。例如，政党是一个组织机构，同时也是用以挑选领导、作出决策、组织竞选、领导社会力量的一整套行动规范和程序。所以习惯于在两种意义的综合上使用制度一词，用以表示并促使人们注意存在于人类现实或社会现实与运作的思想-规范体系之间的结构上的关系和功能上的相互依赖性。

制度法理学或制度法律实证主义中的“制度”与上述任何意义的制度都不尽相同。麦考密克指出：制度这一术语的与法律有关的用法与法学家关于“法律的制度”的概念不大相同。人们经常把某些类型的社会制度或亚制度体系（如大学、医院、图书馆、孤儿院、体育组织等等）也称作“制度”。这些是由人们组成的组织，并且是以一种有组织的方式从事活动，我将把这样的组织称为“社会制度”。它们与法律的制度之间虽然存在着某些联系-法律制度的维护特别有赖于社会制度本身的或其中的行动，有赖于由制度组织起来的人民团体的行动，它们的所指是不同的。麦考密克还指出：“哲学意义上的制度（和制度事实）显然与规则有某些联系，并不与规则等同。”31 “制度及其实例并不是作为（比如说）独立的客体存在于世界上的。正如我们在这里强调并在本书其他地方一再重复的那样，它们存在于规范或规则的背景中，并为着规范或规则而存在，这些规范或规则（以复杂的组合形式）各自对人在社会背景中的行为赋予意义、使之合理、加以调整或甚至予以认可。”32对于麦考密克和魏因伯格来说，“规范（连同其他‘实践资料’例如价值、目标等等）和个人行动或社会安排就它们的可以从外部观察到的性质而言是一个事物的两个侧面。”33根据魏因伯格的分析研究，制度的普遍意义或关键要素如下：

（1）人类的生活和活动可表征为个人的行为与共同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就是制度存在的领域；制度使得相互作用（关系）成为可能，同样它本身又是个人与社会相互作用的结果。

（2）在某种程度上，制度概念是与制度化概念相连的。制度表示某种程度的稳定性，行为方式的确立，具有相对连续性的生活标准或方式。它们构成了个人行为的指南，也构成了社会现实的要素和每一种社会活动的基础。

（3）制度包括实践信息系统，如果没有实践信息系统这个核心，制度是难以想象为一个实体的。不管个人或集体是否持有某种价值观念，是否具有作出明智决定的能力，有效的行为、学习过程和各种形式的相互行为都依赖于行为动机和规范在某种程度上的固定性这个前提。因此，制度不只是保障有规律的行为程序和个人在共同体中有规律的相互作用的体系，也永远与应当-规则的确立相连。

（4）制度的进化与社会存在导源于人们的相互交往、角色组合与行为主体中间的价值协调性。价值协调不等于价值一致。只要人们对不同价值观念、态度和行为相互容忍，拥有不同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人们可以有理性地生活在一起并组成相对和谐的社会结构。所以，制度只能存在于价值态度的多样性和对不同价值的容忍基础上。

（5）制度的存在形式是社会制度化的规范性规则体系，和（或）以特殊制度的具体实例存在。比较：（a）婚姻即是一个由规则所规定的法律制度，这规则可以适用于每一个可能的个别婚例；（b）某一具体婚姻即是指某一特定的男性与某一特定的女性之间的社会的和法律的关系。

（6）作为规则，制度有某种组织性的结构。机构表明通过其功能相互联结的人的和事实的因素的存在。例如，一所大学作为一个机构实体，是由建筑、家具、设备、图书、教职工等组成的。在其中，可以看到行为的规则和应当-关系（如调控其成员行为的规则和为它们的相互关系而规定的秩序）。机构也是一种制度事实。

（7）根据制度法理论和制度法律实证主义，制度或者是制度化的规则体系-在此场合，它是法律或其他规范系统的组成部分；或者是由社会关系中的个人和与制度或制度所涉及到的与人联系的客体共同组成的社会实体。人与制度的物质基础的这些关系不仅是行为主义意义上的行为关系，而且常常为实践信息、应当价值和价值准则所决定。

（8）人们可以把制度比喻为某种“独立的”存在。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正确地把制度说成是客观现实。

（9）制度是与某个关键概念紧密联系的，正是这个关键概念赋予制度以特征，决定着它的存在和发展。这个核心概念经常被人们抽象出来，以得知该制度的根本特征。当然这个核心概念是可能由于内在的和外在的变化而改变。例如，公司的建立是为了通过满足经济需要而获利，但公司也可能成为重要的社会和权力力量。34

（二）制度性事实

“事实”这个概念在“制度性事实”命题中具有指称意义。麦考密克和魏因伯格的“制度性事实”概念来源于英国语言哲学家安斯库姆（G.E.M.Anscombe）和美国语言哲学家塞尔（J.R.Searle）的观点。这两位哲学家把世界上的事实分为两类，即纯物质性事实和制度性事实。纯物质性事实（或原始状态的事实，或纯物理性质的事实）只与物质世界的有形存在有关，即是说，与组成物质世界的物质客体的存在有关。这个世界是我们的感官知觉能够达到的，而且其中的物体有某种空间上的位置和时间上的延续。这些事实丝毫不取决于人类的意志、人类的传统或人类的努力。它们实际上是给我们的传统和努力规定条件，而不是从传统和努力中产生的结果。由于纯物质性事实完全不包括意识因素，也不受意识作用的影响，由此可以用纯粹的行为描述对纯物质性事实进行外在的描述并且可以用陈述句对之加以表述，由此方式（即唯知方式）便可以达到对纯物质性事实的认识和表达。

制度性事实则是另一种事实，即作为人类实践活动或其结果的事实，例如国内法领域的合同和婚姻，国际法领域的条约和国际机构，社会和体育生活中的比赛和竞赛。这种事实被称之为以人为条件的事实（humanlyconditioned fact）。例如，两个人签订某种协议后，就存在一个契约；两个人完成某种仪式后，在他们之间就存在着一直持续到死亡或离婚为止的婚姻关系；某些政治家达成某些协议并签署文件后，在他们所代表的国家间就存在一个条约-所有这些事实都是可被表述为正确命题的事实。但是，这种命题之所以正确，不仅仅是因为它描述了物质世界的状况和它的各部分之间的因果关系。相反，它之所以是正确的，是因为它解释了世界上发生的一切基于人类惯例和规则的事件。所以，事实的存在仅仅是因为规则的存在才有意义，规则是制度的核心内容，故可称这种事实为“制度性事实”。而规范不仅是思维的对象（客体），同时又是现实存在的，具有现实性。所以，魏因伯格指出：“制度性事实-如法律制度-是以某种特殊方式出现的复杂的事实：它们既是具有重要意义的规范的构成物，同时也作为社会现实的要素而存在。只有当它们被理解为规范的精神构成物而且同时被认为是社会现实的组成部分时，它们才能得到承认。”35所谓规范结构，是说制度性事实是一种“理想结构”，它并不直接存在于现实之中，而是作为观念实体对现实发挥作用，其观念性表现在它不存在于空间之中，从而不能被感官直接感知，也不能仅仅依靠外在的行为观察来确认。

麦考密克更明快地指出，制度性事实是行为领域中的一种事实，这种事实的存在不仅取决于实际发生了什么或出现了什么事件，而且也取决于适用于这些行为或事件的规则。这就是说，只有按照规则或规范所规定的方式行为或出现，一定的具体行为或具体事件才能造就一定的事实；反之，这一事实便不具有它所应有的现实规定性。由此，制度性事实并不仅仅是一定的现存之物，而且它还必须具有规则赋予它的意义或现实规定性。

（三）法律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制度性事实

为了理解法律体系的复杂结构，对于法律因素进行分解是必要的。在当代西方法哲学中有许多分解模式，其中哈特和拉茨把法律分解为赋予权利的规则和设定义务的规则，是法哲学中最重要和最突出的分解法。而使用制度的术语，连同它的含义，对于把法律分为两类规则的设计来说是重要的。“我认为如不以‘法律的制度’（institutions of law，在我使用该短语的意义上）为参照，是难以令人满意地或清楚地作出这种区分的。而且我认为以法律的制度为参照，还可以弄清其他的同样重要的区别和联系。”36什么是“法律的制度”或“法律的制度事实”呢？合同、所有权、信托、证据、无遗嘱的继承权、法人、人格、赔偿义务、抵押、婚姻、宣告破产、无罪推定等概念都是法律的制度或制度事实，它们把法律体系分解为一套套互相联系的规则。麦考密克指出，理解它们是理解法律理论的钥匙之一。这些概念都表示这样一些事物，这些事物从法律的意义上看，经历了时间上的存在。合同、所有权、法人和婚姻有时间上的存在，尽管没有空间上的存在；它们是由于某些行为的实施或某些事件的发生而设立或制定的，而且它们继续存在，直至某个新的行为或事件发生的那一刻为止。它们的重要性在于，法律上的权利要求和法律上的义务都是由于合同、所有权、法人、婚姻或诸如此类的存在而产生。其中任何一项的存在都是由于某种行为或事件发生的后果，但它们也由法律规定为进一步的法律后果的条件。

所有这些概念或制度都有以下三个共同的特点：（1）对每一个概念而言，当一项合同、一项所有权、一项信托、一项遗嘱等产生时，法律就作出规定。即是说，法律规定，当发生某种行为或事件时，就会出现有关的制度的具体实例，因而我们才可能用一个独立的法律规则的形式来表述对于这些制度的实例的存在来说所必须的条件。举例来讲，只有在两人之间就某事达成协议时，一个有效的合同便存在于他们之间，这样的规则就是“创立规则”（institutive rule）。（2）正如合同的情况一样，每当一项信托、一项遗嘱等存在时，法律就会有效地以权利与权力、义务与责任的方式产生出不是一个而是一整套的法律后果。从法律产生的后果而言，可以认为法律包括一套规则。每一套规则都可被构想成如下形式：“如果一个信托存在，那么……”，“如果一个遗嘱存在，那么……”等等。推而言之，每一个制度都有一套规则。这种规则可称之为“结果规则”（consequential rule）。（3）既然任何这类制度的实例的存在是因为一个创制行为或事件的发生，而且由于它被认为在一段时间内持续存在并产生法律后果，那么，对法律来说，还有必要规定它在某个时间终止。例如，关于解除合同、终止信托、解散公司、离婚等的规定。这些规则可称之为“终止规则”（terminative rules）。麦考密克还以合同这一制度为示例。他说，一项合同之所以存在，首先是因为一系列法律规则在概念上规定了什么是合同，履行了什么行为或发生了什么事件才使合同得以创立（创立规则）；由上述方式创立的合同在法律上有什么后果（后果规则）；由什么样的行为或事件才使合同解除（终止规则）。其次，是由于在现实中发生了规则规定的事件或者履行了规则规定的行为。总之，“‘法律的制度’这一术语应被理解为意味着一些由成套的创制规则、结果规则和终止规则调整的法律概念，调整的结果是这些概念的实例被适当地说成是存在一段时间，从一项创制的行为或事件发生之时起，直至一项终止的行为或事件发生时为止。”37这表明，任何一个法律上的制度都不是一个单一的规则，也不是静止的东西，而是一套规则或规则组合，是一个活动过程。

麦考密克在作出上述论述之后，指出：法律在两种意义上是一个制度现象，一是在社会学意义上，说它是制度现象是因为它是由一套相互作用的社会制度以各种方式制造、保持、加强和改善的。二是在学术界比较流行的意义上，法律意味着一套规则和其他规范，这些规则和其他规范被认为调整这些社会制度并被认为是由这些社会制度付诸实施的。我的建议是：“法律工作者使用的制度的术语只能被理解为在复杂的成套的创制规则、结果规则和终止规则之间起组织和联系作用的术语。而且，正是主题的这种复杂性为这种术语的继续使用提示出一个有力的、实际的理由。尽管合同法或公司法可能不像人们目前解释的那样是一些非常简单的主题，但是，如果我们试图解释它们而不提到合同或作为法人的公司的存在（把这种存在视为创制事件的结果和一系列进一步的法律后果的条件，这些后果一直持续到一个终止事件的出现为止）的话，它们将是不可想象得更为复杂。”38制度的概念及其实例之存在的全部在于“它使我们能够在解释法律时达到两个可能相互冲突的目标：一方面，我们能够把法律材料的复杂实体分解为比较简单的一套套互相关联的规则；另一方面，我们能够以一种有组织的和普遍化的方式看待巨大的法律实体，而不是把它看成是一堆七零八乱的东西。”39关于法律的制度的性质和意义还可以从制度与规范的关系上来理解。麦考密克和魏因伯格都指出，制度的存在离不开规则。“制度-概念是用规则或通过规则表述的，规则的任何出现、发展或进化的过程都可能是制度的出现、发展或进化的过程。这要取决于有关的机构将规则的发展或进化加以概念化的方式。”40正是因为规则的存在，既定事件发生或既定行为的履行才会导致制度实例的存在。例如“世界杯”足球赛，也许在地球的各个角落都举行着足球比赛，但如果没有国际足联的规则（包括构成国际足联的规则，创办和组织世界杯赛的规则等），“世界杯”这个概念本身并不存在，存在的只是足球赛。制度概念的存在与既定的规范体系密切相关，并决定什么样的制度在该体系内可能存在。41魏因伯格为此目的还详尽地阐述了规范的现实性：（1）规范存在于人类意识领域中，在意识里有义务地感觉这类东西，即某事应变为现实的意识。习惯、法律或其他规范体系的支持者感到它们是应被遵守的，于是人们有了对义务的认识。当然这种义务不一定为观察者所接受和期望。（2）规范在人类行为中有诱发动机的功能。这种功能发生的方法很复杂，它是一个与人的存在密切相连的奇妙过程。规范意识包括行为模式图，个人在行动时往往遵守这些行为模式。-这部分是因为它们是被自愿接受的，部分是由于人类社会中的模仿本能，部分是由于假如违反规范就会受到强制的威胁的结果，也有可能是因为其他一些因素。（3）在现实中，有效的规范对人的行为的影响并不仅表现在履行规范这一现象上，规范性规定对个人的行为和社会的结构有着广泛的、间接的影响。人们在估价规范的全部影响时，不必仅仅根据实现还是违反法律这样简单粗疏的尺度来作判断。不只是像规定利率或者进口税和对市场进行调控这样的经济法规，才会产生出复杂的社会影响。无论在哪儿，人们必须考虑规范的一系列复杂后果。（4）在许多规范领域-也许最突出的是在法律域-规范的实际存在是与如政府、法院、立法机关等社会组织的存在紧密相连的。国家机器的直接可观察到的运行和操作，对于认识规范的实际存在是重要的佐证。（5）规范的社会现实性清楚地体现在符合或违反规范的行为将产生肯定性或否定性的社会后果这个事实中。社会（规范的创制者）对违反规范者作出的反应，既有由规范事先确立的后果，也有不为规范所规定的后果。这些没有明确规定的违反规范的后果，由于是分散的，乃是道德体系中最重要的制裁形式。42

注释：

1 N.MacComick and O.Weinberger： An Institutional Theory of Law-New Approaches to Legal Positivism，（以下依照原作者的习惯，将本书简称为“ITL”）P.D.Reidel Publishing Company， 1986.

2 ITL， p.2

3 ITL， p.27.

4 ITL， p.6

5 ITL， p.6

6 ITL， p.44

7 O.Weinberger； Law， Institution and Legal Politics-The Fundamental Problem of Legal Theory and Social Science（以下简称“LILP”），p.29， Kluwer Publishers， 1992.

8 ITL， pp.116-117.

9 N.MacCormick； Legal Right and Social Democracy， Oxford， 1982， p.18.

10 LILP， p.111

11 ITL， p.45.

12 ITL，   p.8.

13 ITL， p.114.

14 ITL， pp.116-117.

15 张汝伦：《意义的探究-当代西方释义学》，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25页。

16 ITL， p.10.

17 P.M.S.Hacher： Hart‘s Philosophy of Law， P.M.S.Hacker and J.Raz （eds.） Law， Morality and Society-Essays in Honour of H.L.A.Har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pp.12-28.

18 ITL， p.135.

19 ITL， p.17.

20 ITL， p.94

21 ITL， p.44.

篇5

一、通识教育教育基础上的职业教育

本科民法教学目标的确立不应当局限于民法自身，应当且必须从法学本科教育目标考虑。概言之，法学本科培养目标有两方面，一是注重学生的人文素质的培养，使学生成为全能的通识教育；二是侧重法律实践能力培养，使学生成为法律人的职业教育。对于绝大多数法学院而言，应当将本科法学人才培养定位在以通识教育的基础上的法律职业教育。对于研究型大学，应当还存在着学术教育的目标，实质上学术教育应当是在以上两个目标基础上的提升。

法学本科招收的学生年龄偏低，社会经验几近于无，大学期间是其人生观与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法学本科教育不能仅以职业教育作为目标，应当将公民教育为主要内容的通识教育作为本科教育的重要内容。先成为合格的公民，才有可能成为合格的法律人。对于法学本科生而言，合格的公民教育是应当通过两条渠道进行培养：一是专门的公民素质教育，例如通识教育；二是通过专业学习逐渐养成对于法律体系蕴含价值的信仰。现代法律体系蕴含的价值应当指在现代社会的不同国家都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主要包括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现代法律体系正是通过具体的法律制度来实现价值。通过专业学习，学生应当逐渐树立起现代法治观念，具有现代法治观念的公民一定是一个合格的公民。职业教育是法学学科得以存在和发展的立身之本，因此在法学本科阶段应当将如何成为一个合格职业法律人作为核心的培养目标。法学本科生如果能通过司法考试，则有机会从事法官、检察官、律师、公证员等狭义的法律职业；当然也可以从事各类行政管理、社会管理、经济管理工作。从事法律实践工作必然需要解决各类在法律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具备相应的法律人职业能力是其事业成功的基础；对于从事行政管理、社会管理以及企业管理的学生而言，解决法律纠纷并不是其工作目标，但通过接受以培养法律人的法律思维、解决各类纠纷为目标的职业教育，法学本科毕业生能在众多从业者中因其自身具备的法律职业能力得以凸显出来。

基于对于法学本科培养目标的阐述，该目标应当服务、服从于本科法学教学的目标。笔者认为本科民法学的培养目标应当分成二个层面，即技术层面目标与理念层面目标。所谓技术是指：构架民法概念体系、养成民法思维、运用民事规则、解决民事纠纷、强调法学专业的职业教育属性；所谓理念层面是指，传播民法理念、弘扬权利精神、开启道德之窗，着重于法学专业学生的通识教育。

二、民法教学技术层面目标

技术层面的目标是以培养合格法律职业人为主要工作目标，在这个目标下需要实现以下具体要求：

1.构架民法概念体系

尽管对于民法典褒贬的评价均有，但不可否认民法典对于我们认识和掌握民法提供了一个非常便捷的方式，而不用像普通法系一样通过整理大量的案例来形成具有一定适用范围的规则。大陆法系的民法学家用严密的逻辑把用于解决大千世界无限多的民事纠纷的抽象规则体系化为民法典。体系化是人类认识能力发展的产物，抽象化与体系化可以降低人类学习的难度，同时有利于知识的传承与发展，即便是普通法系也非常强调体系的重要性。抽象的民法规则是由一个个民法概念组成的，换言之，民法典是由若干民法概念构成的，民法概念掌握的程度决定了民法学习的程度。能否在本科民法学习阶段通过教师课堂的讲解，逐渐将民法典中的概念转化成学习者通过学习主动构架的自我概念体系是学习中至关重要的任务。民法学习的成功与否，在于是否通过艰苦的学习，形成了自己的民法学概念体系，并能够充分认识到每个概念之间的联系，并将主动型的民法概念体系作为解决各种民事纠纷的利刃。

2.养成民法思维

凡是论及民法学教学目标的文章，均提到要培养学生的民法思维，但目前诸多文章基本没有给出民法思维的确切含义。王泽鉴先生在《法律思维与民法实例：请求权基础理论》一书中对于民法思维也没有明确解释，但通读全书会发现，王泽鉴先生所认为的民法思维应当是该书的副标题———请求权基础，即如何学会发现法律规则，或曰“找法”是民法思维的核心要求。基于此可以将民法思维解释成如何在庞大的民事法律规则中发现待解决案件的核心规则的方法。概言之，有两条找法路线：一是请求权基础路线，即通过对数量确定的民事请求权进行逐次检索，确定请求权基础；二是法律关系路线，即通过确定法律关系，并逐步确定法律关系所涉及的具体关系，通过搜索视野逐步缩小，可以圈定需要找到的法条。二者尽管有一些区别，但从本质上看，都要找到解决案件的核心法条，区别仅在对于路标的确定上。路标的确定实质上反映了在民法教学中应当如何切入的问题，是从请求权切入，还是从民事法律关系切入，但不论从哪个角度切入都需要经过长期的民法概念的系统学习，并在学习过程中逐渐的掌握各类请求权或各类民事法律关系在民事法律中的位置。

3.运用民法规则

民法思维养成的过程是学会设定路标的过程，通过路标的设定，可以很快的发现待解决案件所需要的核心法条，但这也只完成了案件解决的初步工作。民法典规则的抽象性需要使用者运用民法概念体系对于规则进行解构，使其变得具体、明晰，这个过程在民法称为某某问题的构成要件，实质上是通过对于规则所在法条的概念的深度理解，重新组合成可以供操作的规则。完成这个过程相当于完成了工作的三分之一，还需要对已经重构的规则进行解释，即便是已经被解构成一个个构成要件，但各要件依然保持着相当程度的抽象，因此需要对之进一步解构，同时运用型构的概念体系发现所需要的法条。经过不断的解构，最后形成了以核心法条为中心的若干支持性法条围绕的法律规范，这个规范构成了解决待决案件的所需要的“法”。

4.解决民事纠纷

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案件，因此每个民事纠纷的解决过程对于法律适用者而言应当是全新的。在熟悉了类似案件应当类似处理的法律思维之后，应当充分发挥法律适用者的主观能动性，发现类似案件中的特殊性，从而避免机械适用法律的指责。在充分考虑到问题的相似性的基础上，对于具有关键影响的特殊性要思虑周到，进而拿出适当的法律意见成为对于法律操作人员必然要求。

三、民法教学理念层面的目标

理念层面的目标要和通识教育结合起来，要充分认识到，我们培养的是解决平等主体之间纠纷的法律人，而不是培养仅会机械操作法律的法律工匠。

1.传播民法理念

对于民法理念，可以说见仁见智，但一般而言，都认为现代民法如果不具备自由、平等、效率等理念就不能称其为现代民法。由此可见民法的理念与市场经济和法治社会所要求的理念是一致的。自由是全部问题的基础或前提，没有自由任何其他问题都无法展开运作。民法中的平等不是从结果意义上考虑，它所关注的是向相同的人提供相同的机会，民法假定参与交易的主体具有相同的能力，因此是平等的，可以展开充分的竞争。效率其实就是充分竞争的结果，充分竞争可以极大的推动效率的提升。鉴于此，本科民法学在传播民法理念上具有特殊的作用。民法的理念对于形成自由竞争、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2.弘扬权利精神

民法是权利之法，各国民法典的结构充分展现了民法是权利之法。民法通过对于民事主体权利的确认，达到对于平等主体的保护。通过对民事权利的讲解，使受教育者清楚，所谓民事权利实质上就是公民享有的私权，在自由、平等的社会中，是每个自治的主体自由处分的对象。民法对于权利的确认充分体现了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的人文主义精神。权利精神体现为一种自主、自助、自由的精神，每个权利主体既享有权利带来的成果，也要承担因滥用权利产生的责任。弘扬权利精神更是强调私权对于权力的制约与监督，没有成熟的权利精神就不会对权力产生有效的监督，权力来源于私权，因此权利对于权力的监督和控制成为权利的应有之义。

3.开启道德之窗

篇6

关键词:法学方法论;民法解释;适用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0)03-0261-02

法学方法论,又称民法解释学,是关于法律解释适用的方法和规则的理论,属于一种以法律解释适用的技术为研究对象的实用科学。20世纪,尤其是战后以来,民法解释学也就是法学方法论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

根据逻辑学中关于形式逻辑三段论的理论,一个形式逻辑公式包括大前提、小前提和得出的推论。换成我们法律上的术语来说,一个判决做出的逻辑可以表述为事实认定、法律适用和判决的作出。因此,法官在裁判案件时需要做两种工作,第一种是认定事实,处理事实问题。这里的事实是本案事实,处理事实问题,目的在于查明本案是事实的真实。关于事实的认定,有最高院的司法解释规定的可以直接认定的事实,还有根据某种标准对证据材料的认定以及鉴定结论的认定等等。法官要做的第二种工作就是法律适用,处理法律问题。法官裁判案件,查清事实之后就要进入第二个问题,即法律问题。要找到某一具体案件应当适用哪一具体条文时,就要法官进行找法工作。此时,找法的结果就有三种可能性,其一,有法律条文,则需要确定其适用范围明确其内容意义、区分其构成要件与法律效果,这一套工作叫狭义的法律解释;其二,没有法律规定,这种情况叫做法律漏洞,则需要有法官自己创设一个规则,创设规则当然要依据一些方法和理论,这一套工作叫法律漏洞补充;其三,虽有法律规定,但属于不确定概念,需要结合本案事实将不确定概念具体化,这一套工作叫不确定概念的价值补充。这三类工作加在一起叫广义的法律解释。

法律解释对法官裁判案件、处理法律问题是非常重要的,不进行解释就不能进行法律的适用,就不能进行裁判。现在的民法解释学认为,法律都要进行解释,法律不经解释不能适用。法律适用关键在于法律解释,法律解释不正确,最后必然导致法律适用不当。因此法律解释直接关系到法律适用的正确性,其意义是非常重大的。法律解释有其必要性和可能性,由于法律本身固有的属性,法律是需要用语言文字来表达的,因此为了克服文字本身固有的模糊性,需要对法律进行解释,再者,社会生活千变万化,制定出来的法律无法完全应对纷繁复杂的社会问题,所以也需要对法律进行解释。

法律解释方法是指在找法的结果找到现行法上有一个可以适用于本案的法律条文后,为了确定这个法律条文的内容意义、适用范围、构成要件、法律效果等所采用的各种方法。现代民法解释学的法律解释方法分为四个类型十种方法。包括,文义解释、体系解释、立法解释、扩张解释、限缩解释、当然解释、目的解释、合宪性解释、比较法解释和社会学解释。文义解释是指按照法律条文所使用的文字词句的文义,对法律条文进行解释的方法;体系解释是指根据法律条文在法律体系上的位置,即它所在编、章、节、条、项以及该法律条文前后的关联,以确定它的意义、内容、适用范围、构成要件和法律效果的解释方法;立法解释是指对一个法律条文作解释时,从法律的起草和制定过程中的有关资料分析立法者与制定法律时所作价值判断及所要实现的目的,以推知该法律条文的立法者意思的解释方法;扩张解释是着某个法律条文所使用的文字、词句的文义过于狭窄,将本应使用该条的案件排除在他的适用范围之外,于是扩张其文义,将符合立法本意的案件纳入其适用范围的法律解释方法;限缩解释和扩张解释正好相反,是说某个法律条文所使用的文字其文义太宽泛了,超过了该法律条文的本意,于是把他的文义范围缩小到符合立法本意的解释;当然解释是指某个法律条文虽然没有明文规定适用于该类案件,但从该法律条文的立法本意看,该案比法律明文规定这更有适用的理由,因此使用该条文的一种解释方法;目的解释是指以立法目的作为根据,以解释法律的一种方法;合宪性解释是指以宪法及位阶较高的法律规范解释位阶较低的法律规范的一种解释方法;比较法解释适用外国的某个制度、某个规定、某个判例来解释本国法律中的某个规则;社会学解释是把社会学上的研究方法运用到法律解释上来,用社会学研究的方法就是法律。

法官审理案件,在查明案件事实以后,找不到任何法律规则,现行法律对本案没有规定,这种情形叫做法律漏洞。在这种情况下,当法官在法律上找不到规则的时候,首先要考虑的方法是依习惯,包括交易习惯、行业习惯和地方习惯。如果当事人之间或者当地有习惯规则且该规则不违反法律的基本原则和基本精神,就可以用这个习惯规则来裁判这个案件,即用习惯规则补充了法官所面临的法律漏洞。其次就是类推适用,即法官受理的案件在法律上未有规定时,采用类似案件的法律规则裁判本案。看能否找到一个法律条文,它所规定的案件类型与本案类似。类推适用的根据在于两个案件之间存在类似性,法理上的规则叫类似案件同样处理。另外还有目的性扩张和目的性限缩、比较法解释、反对解释、法官直接使用诚实信用原则和法官直接创设法律规则。

对不确定概念的价值补充,是指虽然有法律规定,但是法律规定不具体、没有明确的构成要件,因而适用范围不确定。在适用于裁判本案之前,必须结合本案事实对法律规定的构成要件和适用范围加以确定,这样的工作叫做不确定概念的价值补充。

下面通过几个案件来具体说明民法解释学在具体实践中的运用,以更加清楚地了解法学方法论在法学理论与实践中的意义。

第一个案例就是我国北方某地判决的一个有名的案件,说的是一个3岁的小孩被公鸡啄伤眼睛的案件。一个3岁的小孩逗公鸡玩,没想到公鸡有啄人的毛病,一下子把小孩的一个眼球啄掉了,受害人向法院,要求法院判决公鸡主人承担赔偿责任。这属于动物伤害案件,应当适用于民法通则关于动物伤害责任的规定,即《民法通则》第127条:“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有受害人的过错造成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不承担民事责任;由于第三人的过错造成损害的,第三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本案中的受害人只有3岁,没有过错可谈,所以按照条文就应当由动物的饲养人或者管理人承担民事责任。这样的判决明显有失公平,被告一方也会对判决有异议。我国《民法通则》第131条规定:“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害人的民事责任”。在本案中法官考虑到受害人虽然谈不到有过失,受害人的监护人却有过失,因此法官采用了扩张解释的方法,扩张受害人过失的文义,将监护人过失包括到受害人过失当中,因此减轻了被告的责任,得出了相对公平的判决。

另一个例子是河北省高级法院的一个判决。本案事实是,债务人与债权人之间签订一份借款合同,借款200万元用于购买设备,由保证人提供担保。但在借款期限届满后,债权人不向债务人要求归还借款,而是与债务人协商达成一个抵押协议,约定以债务人所有的全部资产设定抵押以担保过去该债务人的陈年旧债。这种情形,保证人向法院,要求法院判决免除保证责任。理由是,由于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达成抵押协议的结果,如果保证人承担了保证责任,其对于债务人的追偿权势必落空。办案属于法律漏洞,民法通则和担保法对此均没有做出规定。本案的判决认为,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设定抵押权的行为,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使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依法享有的追偿权不能实现,损害了保证人的合法利益。因此,根据民法通则关于城市信用原则的规定,判决免除保证人的保证责任。法院对本案事实,直接引用诚实信用原则,作为免除保证人的保证责任法律依据。

再如四川省某地方法院裁判的蓝剑啤酒瓶爆炸炸伤被告眼睛的案件,法院判决使用产品质量法关于严格产品责任的规则。《产品质量法》第46条规定,本法所称缺陷,是指产品具有对于他人人身财产的不合理危险。显而易见,不合理危险是不确定概念。本案法官指出,各种产品都可能具有或大或小的危险,如果危险发生在产品的使用价值范围内,如喝酒使人喝醉,属于合理危险;反之危险发生在产品的使用价值范围之外,例如本案啤酒瓶爆炸伤人就属于不合理危险。据此判决被告蓝剑啤酒生产商承担赔偿责任。这就是对不确定概念“不合理危险”作价值补充。本案判决对不确定概念“不合理危险”作价值补充,创立了一个判断标准,即产品的使用价值。危险发生在产品的是使用价值范围之内属于合理危险,危险发生在产品的使用价值范围之外属于不合理危险。

综上述案例我们可以看出法律解释学在法学研究与司法实践中的意义。法律有其解释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司法实践中的具体运用也需要法官对有关法律进行解释和漏洞进行弥补,以其得出公正合理的司法判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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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际法;渊源;条约;国际习惯;国际组织决议;亚国家行动者

国际法的渊源问题是国际法学中最基本的理论问题之一,也是国际法学中观点学说最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理论问题之一,很有必要在诸多的项目类别的问题上加以厘清。

一、关于国际法渊源的定义

关于国际法渊源的定义,王铁崖认为是“国际法原则、规则和制度存在的地方。”又说:“法律渊源,是指法律原则、规则和制度第一次出现的地方。”周鲠生说:“所谓国际法的渊源可以有两种意义:其一是指国际法作为有效的法律规范所以形成的方式或程序;其他是指国际法第一次出现的处所。从法律的观点说,前一意义的渊源才是国际法的渊源;后一意义的渊源只能说是国际法的历史渊源。”梁西教授、邵沙平教授也支持这一观点。李浩培说:“国际法渊源区分为实质渊源和形式渊源。国际法的实质渊源是指国际法规则产生过程中影响这些规则的内容的一些因素,如法律意识、正义观念、连带关系、社会舆论及阶级关系等。国际法的形式渊源是指国际法规则由此产生或出现的一些外部形式或程序,如条约、国际习惯和一般法律原则……国际法学者所着重研究的主要是国际法的形式渊源,因为只有研究这种渊源才能辨别一个规则是否是国际法规则。”邵津的定义是:“从国际法看,渊源是指有效的国际法规范产生或形成的过程、程序,或这些规范表现的形式。”赵建文和刘健等学者的国际法着作也有类似定义。

英国国际法学家斯塔克说:“国际法的重要渊源可定义为国际法律工作者在确定对特定情况的适用规则时所依据的实际材料。”前苏联国际法学家伊格纳钦科·奥斯塔频科说:“在法学中,所谓法的渊源是指那些表现、固定法律规范的外表形式……国际法的渊源乃是协调国家(以及其他主体)达成的协议固定下来的形式。”韩国国际法学家柳炳华说:“国际法渊源是指具体国际法规的现实存在的形态。”

《奥本海国际法》说:“法律规则的‘渊源’这一概念是重要的。因为它能使法律规则与其他规则相区别(特别是与应有规则),而且也涉及确立新的行为规则的法律效力和变更现行规则的方式……法律规则的渊源可在它最初可以被识别为法律效力的行为规则并从而产生法律有效性的过程中找到……我们还要指出国际法的形式渊源和实质渊源之间的区别。前者——在这里与我们更为有关——是法律规则产生其有效性的原因。而后者则表明该规则的实质内容的出处。”

从以上关于国际法的渊源以及法的渊源的定义中可以看出:“(国际)法的渊源”一词至少包含了“过程”、“程序”、“出处”和“形式”这么几个要素,但是“(法的)形式(一说形式渊源)”在其中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因为它(们)直接体现了它(们)是法,而不是其他。正如庞德所说:“所谓法律形式,是指这样一些形式:在这些形式中法律规则得到了最权威的表述。”在国际法渊源中,最具有“法的形式”特征的毫无疑问是条约和国际习惯。国际社会没有超国家的机构来颁布法律和法令,国际法主要是通过国家之间的协议来制定和认可。条约是国家之间的明示协议,根据“条约必须遵守原则”,条约对当事国具有拘束力;且因为条约的难以数计、它的肯定性和明确性,使其成为国际法的最主要的渊源。国际习惯是国际交往中,各国重复一致的并自觉受其约束的惯例行为,具有规则的特征。国际习惯在国际法学中也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一直以来都有对“法律渊源”或“国际法的渊源”的概念加以废弃的观点和做法。例如较早的奥康奈尔、博斯和凯尔森。奥康奈尔(O’Connell)认为,“国际法渊源的概念是不明确的。传统上,国际法的渊源有五种:习惯、条约、司法判决、学者学说和一般法律原则。但是,这五种都不是创造法律的方法,因而都不是国际法的渊源,而把它们联合在一起,作为国际法的渊源,有使国际法的性质含糊不清的倾向。”博斯(Bos)也认为。“渊源”一词根本不适合于法律领域。而应当彻底加以消除。而以“公认的法律表现”(recognized manifestation of law)取而代之。按照凯尔森的说法,“法律的渊源这一用语的模糊不明似乎无甚用处。人们应当采用—个明确的并直接说明人们心里所想的现象的说法以代替这一会使人误解的比喻语。”在有关的法理学着作中,已没有“法律渊源”的名目,而代之以“法的形式”。因为“渊源指根源、来源、源流的意思,将法和渊源联用,其含义是指法的根源、来源、源流。这同法的形式是两回事。”

但是正如王铁崖所说:“国际法的渊源还是—个有用的概念……这个概念指明国际法的存在。或者作为一些原则、规则或制度成为国际法的途径,是多数学者所采取的”。我们支持王铁崖教授关于国际法渊源有用的观点,特别是在国际法学中。在庞德法理学中,法律渊源是指形成法律规则内容的因素,即发展和制定那些规则的力量。作为背后由立法和执法机构赋予国家权力的某种东西,包括了惯例、、道德和哲学的观点、判决、科学探讨和立法,而法律形式是使法律规则得到最权威表述的某种东西,包括立法、判例法和教科书法。由此可以看出法律渊源和法律形式在法理学中都是必不可少的,且法律渊源是包含法律形式的。从《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第1款国际法院适用的法来看,不仅有国际法形式的条约和国际习惯,而且有司法判决和公法家学说的“证明材料”,而一般国际法学界都把该条款作为国际法渊源的权威表达,因此,国际法渊源的概念仅作国际法形式的狭义理解是不够的,而应作广义的理解。

如果我们对法的渊源作此广义理解的话,那么国际法的渊源就包含了条约、国际习惯、一般法律原则、司法判例和公法家学说、国际组织的决议等。其中具有很明显的法的形式特征的是条约和国际习惯,它们是离国际法最近的渊源;平时我们称之为“辅助渊源”或说“渊源的证明材料”的司法判例和公法家学说,实际上也是国际法的渊源,只不过它们是离国际法较远的渊源。在英美的普通法系,司法判例本来就是法院所援引判案的依据;公法家学说虽然不是直接的“规则”,但是有时也具备“规则”的雏形,比如格老秀斯的“海洋自由论”就影响了几代国际法学者和法官们。鉴于国际法渊源问题上仍然存有概念、分类等方面的繁杂,笔者建议把直接表现国际法渊源的条约、习惯等法律形式列为国际法的直接渊源,而把离国际

法较远特征的渊源,如公法家学说、司法判例等列为国际法的间接渊源。

二、一般法律原则和国际组织决议能否构成国际法渊源中的“法的形式”的特征?

国际法学界一般把《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1款中国际法院适用的法作为国际法渊源的权威表达。它的表述如下:

“法院的对于陈述各项争端,应依国际法裁判之。裁判时应适用:

(子)不论普遍或特别国际协约,确立诉讼当事国明白承认之规条者;

(丑)国际习惯,作为通例之证明而经接受为法律者;

(寅)一般法律原则为文明国家所承认者;

(卯)在59条规定之下,司法判例及各国权威最高之公法家学说,作为确定法律原则之补助资料者。”

它把条约、国际习惯和一般法律原则依次列在前三位,其它则为“辅助资料”,其地位的顺序不言自明。目前三项列在同一类:“为文明各国所承认的一般法律原则”似乎也具有国际法形式的特征。而按王秋玲对国际法(表现)形式的定义,它是指“按一定程序将各国的协调意志确定为对国际法主体具有拘束力的各种国际法原则、制度、规则的载体。”因此如果说“文明各国所承认的”。则也具备“协调意志”(依奥本海国际法是“共同同意”)“遵守”、“规则”的国际法的特征,所以也应属于国际法形式的范畴。一般法律原则,如果本身就是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如民族自决原则,是各国应该遵守的。当然是国际法的形式。“这些法律原则至少是与条约和习惯国际法的地位是平等的。”即便是国内法的一些基本原则。如时效、禁止反言、责任与赔偿等,只要是经各国所承认的,便具有“合意”或说“协议”——须遵守的特征,则也应属于国际法的范畴,因为是各国所同意的,不管是明示的。还是默示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只要是“文明各国所承认的”一般法律原则可以作为国际法的直接渊源,或说是国际法的形式。

国际组织的决议成为国际法的渊源已经成为普遍共识。国际组织的决议,分为内部决议和外部决议。内部决议一般管理国际组织机构内部行政、财务、人事等事务方面,只在预算、议事规则等很少方面对成员国有拘束力。外部决议是扩展到组织本身之外的决议或规则,包括建议、宣言、编纂的公约草案和拘束性决定。拘束性决定,比如联合国安理会作出的决议,是可以对成员国产生法律拘束力的。但是前三项,就其本身来说,对成员国是没有法律拘束力的,只能说会产生—定的法律效力,但是也要经过一定的过程、途径或程序。因此国际组织的决议应该不是国际法的直接渊源,不能称之为国际法的形式,但是可以作为国际法的次要渊源。正如德国法学家魏智通所说:“由于联合国大会缺少相应的权限。第11—14条规定大会原则上只能作出推荐,加之习惯法上还缺少相应的变迁,所以应当否认大会的决议属于正面的国际法渊源的观点……但是它可以是确定法律意见的辅助手段。”布朗利也说:“一般说来。(组织)决议对成员国不具有拘束力。”

三、特别性国际条约或契约性条约不能成为国际法的渊源吗?

特别性国际条约或契约性条约不能成为国际法的渊源吗?《国际法引论》中有这样的表述:“一般来说,条约,特别是特殊条约,很难说是国际法的渊源……这类条约所形成的规则并不是普遍适用于一切国家的。在这个意义上。严格地说。多边条约也难说是国际法的渊源。”同样的还有:“1982年《海洋法公约》本身不是、也不可能是普遍性国际公约。不可能直接成为国际法的渊源。”从其论述可以看出。这显然受到的是来自个别国外法学家的影响。布耐尔利说:“唯一一类条约可以允许被视为国际法的渊源的,是那些大多数国家所缔约的条约。其目的在于宣示它们对于特定主题的法律或对未来行为定下新的一般规则或设立某种国际组织。”依其意思,只有适用于世界上所有国家的普遍性条约才能成为国际法的渊源。如果是这样的话,不用说适用于世界上150多个国家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不是国际法的渊源,就是192个成员国的《联合国》也不是国际法的渊源,因为没有适用于所有国家的条约,因此,前面这种极端的结论是很难说的过去的。正如有学者所说:“国际社会成员在诸多方面的异质性,使得任何条约——无论其普遍性有多大——的当事国不可能囊括所有的国家。”

相类似的说法是关于契约性条约的,“所谓‘契约性条约’主要是双方和双边条约……它们在性质上与国内法上的契约相似,它们的主要目的是规定缔约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因此,这类条约是缔约各方的渊源,也包含有对缔约各方有拘束力的行为规则,但是这种规则的效力是有限的,只限于缔约各方,而在缔约各方之外没有拘束力。在这个意义上。契约性条约不构成法律的渊源”。在最近出版的有关着述中还有类似的说法,足可见在当前理论界就这一问题的看法还是存有很大的混乱和疑惑。

但是对于条约构成国际法渊源问题,《国际法院规约》38条1款明确规定:“不论普遍或特别国际协议。确立诉讼当事国明白承认之规条者。”即已明确指出普遍性条约、区域性条约还是双边条约,都可以成为国际法的渊源。凯尔森说:“从国际法的渊源来看,广泛的说,任何一类条约即使是双边条约,都是规定缔约国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也确立缔约国间的行为规则。这样,它们也就是缔约国间的法律。而且在这个意义上说,它们也是国际法的渊源。”很显而易见的道理是:双边之间的争端的解决如果是适用该两国之间生效的双边条约是最有力、最有效的。

四、除国际组织外,亚国家行动者似乎也是国际法渊源问题考虑的新因素

近年来,有一种对国际法渊源定义进行革命性思考的倾向,即我们在看国际法渊源的时候,我们应当不仅仅要问一下“是什么”和“在哪里”,而且要问是“谁”——即不仅仅要问什么因素赋予法律以效力,及在哪里找到了它,而且还要问是谁制定了这个法。首先,是谁制定了法本身,谁创造了法律义务,是条约、习惯。还是一般法律原则?第二,谁有权威?也即是谁使得法律的创造者已经为他们同意适用、解释或修正法?

如果有以上对国际法渊源定义问题的原发性的发问。从而使得我们对传统的《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只以国家为唯一考虑对象的状况,产生了须改进的思想。其实基手这样的思考,理论界已认识到38条的局限性,并已将国际组织考虑进去,从而在国际法渊源中加入了“国际组织决议”一项。但是,仅此是不够的,实际上,亚国家行动者(Sub-State Actors)在制定、执行、解释、修正条约方面也有很重要的作用。 亚国家行动者是与国家相联系的或依赖于国家的半自治领土,包括联邦国家的自治州、海外领土以及其他的现存国家的独立领土。虽然国家把他们看做是非正式实体。但是有时仍把他们在条约的制定中赋予了一定的角色。最早的国际组织——国际邮政联盟和国际电信联盟中——国家给予了殖民地行政当局以单独的充分的成员资格。在极罕见的情况下,一些次国家实体也能直接加入—个条约,如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就曾作为前苏联的一部分的时候分别加入了《联合国》。印度和菲律宾在独立前也是如此。

如果这还带有一点殖民和冷战色彩的话,那么当前这样的例子却并不鲜见。1983年,魁北克经加拿大授权与美国签订了关于魁北克地区特定养

老金体制的条约。英国也授权海外领土百慕大群岛、泽西群岛等与美国和加拿大签订条约。美国在1986年授权波多黎各(岛)加入了加勒比发展银行。1988年,奥地利授权其附属州与邻近国家签订条约。德国有类似条约80个,瑞士有类似条约140个。1993年。比利时授权它的三个地区政府就水和环境资源问题与法国、荷兰签订了两个多边条约。 俄罗斯也授权其自治共和国鞑靼斯坦与阿塞拜疆、保加利亚甚至波兰的个别省份签订了商业、科学、技术和文化方面的协议。1991年,墨西哥授权其两个州的中央机构签订国际协议。

2000年。美国密苏里州在没有议会授权的情况下,与加拿大的—个省(马利塔巴省)签订了一份水资源问题的谅解备忘录。走的更远的是魁北克。其与外国政府(其中60%是外国国家),在没有授权的情况下,已经签订了230个国际协定。南非也有类似情况。当然,客观地说,这种不授权下的协议在责任担当上可能会带来权责不明的情况。

另外有些公约中明确规定了亚国家实体的正式参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305条规定,允许三类自治联系国与国家和国际组织一样同等身份加入,并被授予公约下的权利和义务。新西兰的库克群岛就是这样,它们都是该公约的成员方。WTO也允许单独关税区以独立身份加人,如中国的香港和澳门。

除此之外,非政府组织在国际协议的造法过程中,其作用也不可忽视。

结语

法律渊源和法律规范等概念在法学理论中都是很重要的概念。国际法渊源问题虽然不是新鲜话题,但是由于它仍然存有相当大的矛盾和疑惑之处,且随着形势的发展,它又有了新的发展趋势,因此,使得国际法渊源问题也是一个常议常新的课题。

法的渊源的概念在国际法中仍是一个有用的概念,不管是指“源流”、“过程”或是“形式”。如果仅以条约和国际习惯——这两个国际法的形式来说明国际法的渊源显然是不够的。(国际)法的渊源涵盖了(国际)法的形式,尽管法的形式是其中最重要的渊源,因为它们直接表明自己是法。而不是其他。我们似乎也不能以国际法院适用的法中当作“补助资料”的司法判决和公法家学说当作国际法渊源的“证明材料”或“补助资料”,实行——对应,毕竟“法的适用”与“法的渊源”是两个不同概念。从“源流”的角度来看,司法判决和公法家学说就是国际法的渊源,只不过是离国际法较远的渊源。随着国际组织的出现和发展,国际组织的决议也可以成为类似司法判决地位的国际法渊源。一般法律原则,如果是经各国所承认的,那么也可以是国际法形式意义的渊源。国际法渊源的类别。依“源流”的远近从近到远可以分为条约、习惯、一般法律原则、司法判决和公法家学说和国际组织决议等。前三者也可以称之为直接的渊源。后三者也可称之为间接的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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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保定市高级技工学校，河北 保定 071000）

摘 要：民事法律行为制度是民法的核心制度之一。它是联结权利主体制度、物权制度、债权制度这三大民法理论的纽带。民事法律行为制度蕴含着深远的学术历史与学说背景，具有着广泛的适用范围，既是实现私法自治的工具，又整合和完善着整个民法体系，无论在实践中还是在立法上对完善和发展我国民法体系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法律行为；民事法律行为；适用范围；意义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11）01-0235-02

民法总则是由人、物、法律行为构成的三位一体的结构，其中法律行为市民法总则乃至全部民法中最为复杂、最为抽象和疑难的部分。民事法律行为制度是民法的核心制度之一,它是确立民事法律关系中权利的享有、义务和责任承担的正当性根据。在我国，民事法律行为制度从概念到操作仍有许多混淆甚至混乱，建立完善的法律行为制度将大大推动与促进我国民法制度的发展与完善。

1 法律行为与民事法律行为

“法律行为”一词，最早便是一个民法学上的概念。德国18世纪法学家丹尼尔・奈特尔布拉德于1748年出版的《实在法学原理体系》第1卷开始使用拉丁文“actus juridicus”（法律行为），指称“与权利和义务相关的行为”。 著名法学家萨维尼在《当代罗马法体系》中对此一概念作了系统论述，被认为是法律行为理论的集大成者。萨维尼提出法律行为的“意思学说”，将“法律行为”与“意思表示”相提并论。这一学说对后世民法理论及民事立法影响颇大。《德国民法典》即采此论,把“意思表示”作为法律行为之构件予以规定。但应当看到,民法的“法律行为”只是在民法知识框架内的一个特定概念，其准确汉译应为“法律意表行为”，与“事实行为”处于同一位阶,属于一定的法律事实。

一般意义上的“法律行为”，是各法律部门中行为现象的高度抽象，它所描述的是一切具有法律意义的行为现象。所以一般意义上的法律行为应采广义的概念――所谓法律行为,就是人们所实施的、能够发生法律上效力、产生一定法律效果的行为,包括合法行为与违法行为、意思表示行为与非意思表示行为（事实行为）、积极行为与消极行为。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说,我国《民法通则》为区别起见,在“法律行为”前加“民事”二字,组成“民事法律行为”一词,是对法律行为概念的一大贡献。然而在《民法通则》立法之初,受苏联影响，我国民事法律行为吸收了“合法性”要件，而将民事行为作为民事法律行为的上位概念。这样，我国民法学中就出现了法律行为――民事行为――民事法律行为的概念层次，难免产生混淆，因此学界才兴起重整民事法律行为概念体系的风潮，倡导取消民事法律行为的合法性要件，使其重回国际上的通说。笔者以为，问题的关键并非在于我国目前对民事法律行为的定义是否正确，是否以合法行为要件，并非是对民事法律行为制度的立法选择，只是在术语名称上有所差别，国外通用的民事法律行为概念在我国一样可以找到民事行为的概念加以指称。正如将罗马法上的市民法一词翻译成为民法一样，并无实质上的正误之分，只是为了研究的方便，又将此一概念体系加以系统化的必要而已。至于有学者提出的在未来民法典中取消民事法律行为制度规定的看法，笔者认为实属过于偏激，原因就在于民事法律行为制度有着自己广泛的适用范围和深远的制度意义。

2 民事法律行为制度的适用范围

2.1 法律行为制度适用于合同法总则无法涉及的领域

尽管法律行为是对合同法总则高度抽象的产物，但不能如某些学者所主张的将合同法总则完全代替法律行为。主要是因为:一方面，就合同而言，除了有名合同之外，法律行为对于无名合同具有适用的意义。如企业内部承包，不适用合同法，但亦可适用法律行为制度。由于法律行为制度较之于合同的规则更为抽象，所以它具有更为广泛的适用范围。另一方面，尽管法律行为制度主要适用于交易关系，但在我国社会生活中，单方法律行为广泛存在，如悬赏广告等，由于其也属于当事人以变动法律关系为目的的意思表示，也应当适用法律行为制度的规则。此外，大量的多方法律行为，特别是章程行为，还要遵守一些订立章程的规则、程序，这些都不宜完全适用合同法的规定，但可以适用总则中关于法律行为的规定。

2.2 法律行为在物权法中具有一定的适用空间

尽管在我国不承认物权行为理论，也不承认物权行为独立性、无因性，但并不意味着物权法中就不能适用法律行为制度，这主要是因为:一方面，物权法中存在许多设立他物权的合同。例如，抵押权设立合同、质押合同、出典合同、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地役权设立合同等，他们仍然是产生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行为，虽然这些合同能否作为物权合同，在学理上还存争议，但毫无疑问，他们不仅可以适用合同法总则的规定，也可以适用民法总则中法律行为的规定。另一方面，物权法中有关所有权权能的分离、侵害相邻权获得补偿、共有物的分割等，也会通过合同的方式来完成。这些行为也可以适用法律行为的规定。如果在总则中不设立法律行为制度，那么在物权法中就有必要规定这些行为适用合同法规定的准用条款，从而使法律的规定非常繁琐。

2.3 法律行为制度可以适用于婚姻、遗嘱、收养等身份关系

遗嘱行为是一种典型的单方法律行为，完全可以适用法律行为制度关于法律行为成立、效力等方面的一般规定。至于婚姻行为，我国婚姻法不承认婚约的效力，我国合同法第2条明确规定，婚姻、继承、收养不适用合同法的规定，但这并不完全排斥法律行为的适用。在婚姻收养领域，至少有如下行为可以适用法律行为制度:一是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的规定，在没有明确规定的清况下，可以参照适用有关法律行为的规定:二是夫妻财产约定的问题，完全可以适用法律行为的有关规定；三是离婚协议，尤其是离婚时双方对有关财产的分割等事项的约定；四是有关收养协议；五是遗赠扶养协议；六是委托监护等。由此可见，就身份上的行为而言，尽管法律行为制度主要适用于财产关系，但对于亲属、继承方面的双方行为，由于其也是以意思表示的合致为核心，关于其意思表示的形成与解释、其成立及效力也可以适用法律行为的规定，如收养协议的效力可以根据法律行为规则判断。

2.4 在人格权和知识产权制度中，也可以适用法律行为制度

人格权法中，虽然人格权不能移转，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肖像权的使用权等人格权的利用权的转让日渐增加，对此也可适用法律行为制度加以调整。知识产权法等法律中也涉及一些法律行为，如有关专利权或著作权的转让、许可等合同。

3 民事法律行为制度的意义

3.1 经典民法典中对民事法律行为制度意义的体现

传统的民事法律行为制度主要体现在具有世界意义的两部民法典中，即1804年的《法国民法典》和1900年的《德国民法典》。从《法国民法典》的内容来看，虽没有形式的民事法律行为制度，但其实质意义上的民事法律行为制度其实已经相当完善。法典中不仅明确规定了表意行为“有效成立的必要条件”，确立了行为能力原则、标的确定原则、内容合法原则、公平善意原则等；而且详细规定了“意思表示解释”规则，其严密和完备程度甚至超过了后来的《德国民法典》；同时规定了合意行为的不同效力，其中对无效行为、可撤销行为、效力待定行为、强制有效行为的规定与《德国民法典》的规定几无差别；此外还规定了对单方行为与双方行为等同适用的附条件和附期限行为规则。正是由于法国民法的这些规定体现了法律行为制度的一般要求，才使其成为后世各国法令与制度的立法典范。

《德国民法典》总则篇在吸取以往立法经验的基础上，以专章规定了法律行为制度。法典中不仅规定了法律行为、意思表示、行为能力、法律行为有效成立的条件和法律行为解释规则；而且肯定了法律行为理论中形成的要式行为与不要式行为、有因行为与无因行为、有相对人的行为和无相对人的行为、独立行为与附属行为、处分行为与负担行为、财产行为与身份行为、债权行为、物权行为与准法律行为等分类:甚至还承认了学理中对意思表示的进一步分析，如意思要素与表示要素、内在缺陷与外在缺陷、行为意思、表示意思与表示行为等等。 并使民法典避免再对各种具体法律行为作出不必要的重复规定；解决了意思自治原则与合同自由原则之间的关系，确认了法律行为不仅可以产生债法上的效果，而且可以产生婚姻法、亲属法及其他法上的效果，摆脱了将法律行为规则从属于债法或合同法的传统民法体系。

3.2 我国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制度的意义

我国《民法通则》第四章以“民事法律行为和”为标题对民事法律行为制度己作规定，但其中存在着很多矛盾之处。在我国民法典制定过程中，对此问题又激起新的争议。如前所述，学者对是否应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制度存在着不同的意见。笔者认为，民事法律行为制度无论是对法律实践，还是对法律体系的完善，都具有重要功能。

（1）民事法律行为制度是实现私法自治的工具。

民法的基本原理是私法自治，而民事法律行为制度正是实现全面私法自治的手段。私法自治，也符合民法的以个人利益为目的的本性:民法既然以个人福利为追求，也就应顺应人类个人生活的本性，尊崇个人自为生活的愿望。因此，私法自治原则强调私人相互间的法律关系应取决于个人的自由意思，从而给民事主体提供了一种受法律保护的自由，使民事主体获得自主决定的可能性。而民事法律行为制度充分体现了民法精神或私法精神，承认个人有独立的人格，承认个人为法的主体，承认个人生活中有一部分是不可干预的，即使国家在未经个人许可时也不得干预个人生活的这一部分。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应当是有限的服务型政府，政府的行为应当局限于法律的授权范围内，凡是涉及社会成员私人生活的领域，只要不涉及公共利益、公共道德和他人的利益，都应当交给任意法来处理，即允许社会中私人之间的财产关系、人身关系应当由私人依法依据其自己的意思加以创设、变更或消灭。这就需要明确强行法的控制范围和任意法的调整范围，对于木属于私人之间的事务应当更多地交给其自行处理。既然私法自治主要体现在民事法律行为制度中，那么，民法作为市场经济的基本法，有必要在总则中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制度，充分体现法律行为及私法自治在整个民商法体系或者整个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中的重要位置，从而合理界定国家干预与私法自治的界限，为实现建立有限政府的行政体制改革奠定坚实的法律基础。

（2）民事法律行为制度整合和完善了民法体系。

被资产阶级学界誉为19世纪德国法律科学集大成的1900年《德国民法典》，在经过数十年的法典论战后，采纳了由潘德克吞学派所提出的民法典体系，这即是今天所说的五编制的“德国式”模式。法典总则以59个有内在联系的条文专章规定了法律行为制度。而其形成的主要原因就是潘德克吞学派通过解释罗马法而形成了法律行为的概念，从而使得物权法中的物权行为、合同法中的合同行为、继承法中的遗嘱行为、婚姻法中的婚姻行为等行为都通过法律行为获得了一个共同的规则。法律行为是各种分则中的行为“提取公因式”的结果。由于法律行为的一设定使得也能够成为总则中的规则而存在。也就是说，潘德克吞学派因为设立了完整的法律行为制度，从而构建了一个完整的民法典总则的体系结构。

篇9

在学术活动中，我们常常把法与政治相提并论，而同时我们又习

惯于认为，法，法治国家和民主是不同学科的研究对象：即法理学

（Jurisprudenz）研究法，政治学研究民主，而且，前者（法理学）

从规范的角度，后者（政治学）从经验的角度，来研究法治国家。即

使法学家一边研究法和法治国家，一边又研究民主法治国家中的意志

构成，社会科学家（法律社会学家）研究法和法治国家，政治学家研

究民主进程，科学分工也不会因此而停止。法治国家和民主在我们看

来属于完全不同的对象。这样认为是有根据的。由于任何一种政治统

治总是以法律的形式体现出来，所以，在政治权力尚未受到法治国家

规束的地方，也存在着法律秩序。而在统治尚未民主化的地方，也存

在着法治国家。简言之，没有法治国家的制度，可以有法律秩序存在；

没有按照民主程序制定的宪法，也可以有法治国家存在。为了从不同

学科对这两个对象进行研究，我们提出了一些经验依据，但这决不意

味着，从规范角度来看，法治国家可以离开民主而存在。

本文将从不同的角度对法治国家与民主之间的这种内在联系进行

探讨。这一内在联系既根源于现代法律概念自身（1），也根源于如

下事实：即实在法（positives Recht）不能从一种更高的法中获得

自身的合法性（2）。现代法律是通过保障每个公民都具有自主性而

获得合法性的，并且在此过程中，私人自主（private Autonomie）

与公共自主（？ffentliche Autonomie）互为前提（3）。这种概念

上的相互关系也在法律平等（rechtliche Gleichheit）和事实平等

（faktische Gleichheit）的辨证关系中体现了出来。正是这一辨证

法第一次引出了社会福利国家的法律范式，作为对自由主义法律观念

的一种回应。今天，这种辨证法又需要对民主法治国家做程序主义的

理解（4）。所以，在结语部分，我将用女权主义的平等政治为例，

来具体阐明这种程序主义的法律范式（5）。

1　现代法律的形式属性

自从洛克，卢梭和康德以来，一种法的概念不但在哲学中，而且

在西方社会的宪法实践中也逐渐形成。这一概念被认为同时说明了强

制性法律所具有的实在性和保障自由的特征。以国家制裁作为后盾的

规范，可以追溯到政治立法者的灵活决定那里，这一事实是与合法化

要求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按照合法化要求，所制定的法律应该保障所

有法人都享有同等的自主性；反之，立法的民主程序应当能够满足这

一要求。这样，实在法的强制性和变易性，与提供合法性的立法模式

之间的内在关系便建立了起来。因此，从规范的角度看，法律理论与

民主理论之间存在着的是一种概念上的内在联系，而非单单是一种历

史的偶然联系。

初看起来，这好像是在玩哲学游戏。事实上，这种内在联系深深

地扎根于我们日常法律实践的前提之中。因为，在法律的有效性模式

中，国家法律实施的事实性与立法程序论证力量的正当性相互交织在

了一起，这种立法程序按照要求来说是合理的，因为它为自由提供了

基础。这一点表现为一种特殊的矛盾，而法律就是带着这样的矛盾出

现在其接受者面前的，并希望他们服从。这就是说，法律让接受者自

己去确定，是把规范仅仅当作对其行为活动的实际限制，并认真对待

犯法可能会导致的各种结果；还是积极遵守法律，并且是出于对具有

合法性的公共意志形成结果的尊重。康德早就用他的“正当性”

（Legalit？t）概念强调了这两个环节之间的联系，因为没有这种联

系，便不能指望人们遵守法律：法律规范必须具备这样的形式，即在

不同的场合能同时被看做是强制的法律和自由的法律。这种两重性就

是我们对现代法律的理解：我们认为，法律规范的有效性等同于这样

一种解释，即国家同时保障法律实施的实际有效性和法律制定的正当

性，因此，一方面是一般服从规范意义上的合法性（Legitimit？t），

在必要时可以通过惩罚来强制服从；另一方面则是规则本身的合法性，

它使得人们在任何时候都会出于对法律的尊重而遵守规则。

当然，这样立刻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即当规则随时都可能被政治

立法者改变的时候，应当如何来论证规则的合法性呢。宪法规范也是

可以改变的；甚至连宪法自身宣布为不可更改的基本规范（以及所有

的实在法），同样也会遭受到被废除的命运，比如在政体发生更替的

时候。只要人们能退而固守基于宗教或形而上学的自然法，那么，实

在法令人目不暇接的变化便可以用道德来加以控制。实在法是有时间

限制的，它在法律等级体系中一直都从属于永恒有效的道德法，并接

受道德法的引导。但是，在多元社会中，各种同一的世界观和具有集

体约束力的伦理早已分崩离析，撇开这一事实不论，现代法律只是由

于它的形式属性便拒斥后传统道德的直接控制，而这种道德可以说是

我们所仅有的东西了。

2　实在法与自主道德的互补关系

现代法律体系是依据主体权利而建立起来的。这些权利具有一种

用妥善的方式使法人摆脱道德义务的特征。主体权利使得行为者可以

依据自己的偏好去行事，通过引入这些主体权利，现代法律从整体上

贯彻了“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这一原则。在道德领域，权利与义务

之间一直都存在着一种平衡关系，而法律义务是资格的产物，来自于

对主体自由的法律约束。“法人”（Rechtsperson）和“法团”

（Rechtsgemeinschaft）这些现代概念说明，权利作为基本概念相对

于义务具有优先性。

道德世界在社会空间和历史时间方面是没有限制的，它涵盖了所

有的自然人，尽管他们的生活背景十分复杂；道德本身也把保护范围

扩展到了充分个体化的个人的同一性。相比之下，法团在空间和时间

方面通常都是比较具体的，只有在其成员获得主体权利的时候，它才

保护他们的同一性。因此，法律和道德之间更多地是一种互补关系，

而不是从属关系。

如果从外部来考察，结论同样也是如此。需要法律调节的事情与

具有道德意义的事情相比较，显得或是较为狭隘，或是较为广博：说

它较为狭隘，是因为法律调节涉及到的是外在行为，即强制性行为。

说它较为广博，是由于法律——作为政治统治的组织形式——不但要

处置人与人之间的行为冲突，而且要达到一定的政治目标和履行一定

的政治使命。所以，法律不但涉及到狭义上的道德问题，而且还涉及

到实际的问题和伦理的问题，并让相互冲突的利益达成妥协。与道德

规则明确界定的规范要求不同，法律规范的合法性要求（Legiti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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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艺术类院校；法律思维培养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118（2012）12-0102-02

一、法律思维的内涵与特征

（一）法律思维的内涵

对法律思维内涵的理解，学界虽有不同的观点，但至少应从以下几方面考虑：既要从法治理念的逻辑中进行理解，强调法律思维的价值取向；又要注重地方性文化知识对法律思维的影响，同时提取出法律思维可操作性中具有普遍性的内容；在具体构建法律思维的体系时，强调该体系的严密性，并重视法律思维所具有的结果指向性的内容。[1]还有学者认为，法律思维是主体在对规范（法律）与事实的认识和构建过程中利用法律解释、法律论证和法律推理等具体的法律方法从而得出法律结果的思维过程。[2]而《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中定义为：“所谓法律思维，是指按照法律的规定、原理和精神，思考、分析、解决法律问题的习惯和取向。”[3]而对艺术类院校大学生而言，以《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定义理解法律思维的本质。

（二）法律思维的特征

有学者认为从动态和开放性的视角思考法律思维的特征应为：主体具有普遍性；是一个来回穿梭于规范与事实之间的思维过程；是不断运用各种具体法律方法的思维过程；是法律结果指向性的思维过程。[4]但对艺术类院校大学生进行法律思维培养，笔者要特别指出两点：一是法律思维针对的是法律问题。因为问题的存在包含法律、政治、经济等多方面，大学生应当学会从法律角度思考问题的并得出法律结果。二是法律思维依据的是法律原则和规制，其思维形态为思考、分析，目的是解决法律问题。三是法律思维是从心理和思想形成的一种思维定式，这种思维定式要求在处理问题时，习惯地依照法律规定，从证据出发，注重法律程序进行分析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所以，笔者认为法律思维的特征就是依据法律原则和规制进行规范性思考，其本质就是运用法律概念、按照法律的逻辑规制、推理技术来观察、分析和解决法律问题。一个行为合法与否，其主体在法律上享有什么权利，应当履行什么义务，违反义务后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发生纠纷后应当遵循什么法律程序维护正当权益等问题，都需要依照法律进行规范行思考。

二、艺术类院校大学生法律思维培养的可行性

（一）基础的法律思维能帮助其解决生活中许多法律问题。对于艺术类院校大学生法律思维的要求层次笔者认为以基础的法律思维来定义更为合适。只要学生领会和掌握了法律原则和规制的要求，就能基本掌握从法律的角度收集证据、注重法律程序，并通过法律规则得出解决法律问题的方法。

（二）基础的法律思维形成的要求可以被掌握。法律思维的要求包括依据法律规定的原则和规则、程序、证据进行法律思维。首先要求学生理解掌握法律的基本概念、法律原则，并以此去分析、思考和解决问题。比如民事诉讼中的诉讼时效制度、证据规则等。其次是要使学生理解分析和解决法律问题时必须遵循法律规定的程序，比如民事诉讼中的送达、举证时效等。最后是要学生掌握处理法律问题必须要有证据为依据，而所举又需要具有合法性、客观性和关联性并具有证明力。

三、培养艺术类院校大学生法律思维的具体方法

（一）教学重心由知识传授转变为法律思维能力训练

实现由知识传授向法律思维能力培养的转变是弥补基础法律教育对学生法律思维能力训练欠缺的重要一步。法学基础知识的传授固然重要，但它只实现了基础法律教育的基础性价值，而这不是基础法律教育的唯一价值，更不是最终的价值。通过法律基础知识的传授到能形成定式的法律思维并能提高解决法律问题才是目的的所在。也只有学会并掌握了法律思维的定式才能更好的让学生们具有学习法律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二）课程设置重心由理论知识转变为案例实践相结合

法律思维方式的形成依赖于合理的知识结构。所以，如何让学生形成法律思维的定式，还应主要从课程设置上下功夫。我国现阶段基础法学教育的理论层次的课程占据主导地位，而案例和实践课程明显不足。当然，我国所承袭的大陆法系传统决定了理论知识在基础法律教育中有很重要的位置，而增加案例和时间课程决不是放弃理论教学，是使得两者保持一种合理的比例。哈佛大学法学院院长朗代尔认为：“有效地掌握法律原理的最好最快的途径之一是学习那些饱含这些原理的案例。”[5]抓住课堂教学的时间，采用生活中经常遇到的案例教学，激发学法律思维的火花。案例不仅仅是法律原理和规则的诠释，而是要对案例进行分析设计，提出能激发学生日常知识和法律思维不同的问题，在日常惯性思维与法律思维的不断对比和矫正下，逐步学会运用法律思维解决问题。过去有老师认为只要把法律概念、逻辑体系、理论框架灌输给学生，学生就可以将法律概念、法律原则等适用于具体的案例分析，但事实上这种认识是有欠缺的。老师不能过多的纠结于复杂的理论，而应重点放在“法学理论、法律概念、法律原则和法律条文与法律的具体适用之间”的转化环节中下功夫。[6]法律思维方式的形成既有赖于概念、原理、规则等理论方面的知识积累，也有赖于事实和经验知识的沉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