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地产税改革方案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房地产税改革方案，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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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房地产税费；土地出让金；物业税；年租

近些年过高的房价已影响到我国社会经济的运行与发展。而开征以物业税为代表的房地产保有税成为税费体制改革和房地产市场调控诸项举措中备受关注的内容。然而自中央于2003年提出“物业税改革”以来，截止目前仍没促成一套全国性的物业税改革方案和实践办法。即便在试点房产税的上海和重庆，房地产市场调控效果也并没有达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程度。与此同时，自梁季阳表达了“房地产市场的病根在于土地垄断，在于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过度依赖”观点以来，长期存在的土地出让制度改革困局也再次受到全面关注。

在学术界，许多学者曾提出“土地出让金纳入物业税按年征收”思路，白彦锋阐述了“部分土地出让金纳入物业税征收”思路。然而，类似的房地产税费改革思路皆因可行性不强、争议不断而难以付之实施。上述两种房地产税费改革思路为什么不可行?房地产税费改革的核心难题是什么?围绕上述两个问题，本文展开深入研究。

一、我国房地产税费体系改革的必要性

1.房地产税收费用体系和土地出让金制度问题严重

我国房地产税费体系主要包含房地产税收体系、土地出让金和其它费用项三大类。

现行房地产税收体系为促进经济发展、城市建设、市场管控起到积极作用，但是也呈现出“重流转、轻保有、增长慢、租税费混乱且不均衡、免税范围过大、内外税制不统一”等等与经济科学发展不相符的诸多问题，亟待改革优化。

现行的土地出让金制度增加了地方财政收入，为我国早期的城市化快速发展做出重要贡献。但是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该制度已经呈现出两大不足：(1)在我国土地资源有限前提下，现有土地出让金制度下产生的“土地财政”现象既剥夺了后届政府和后代子孙公平使用土地及其权益的权利，又严重削弱了地方财政收入的可持续性。(2)房价、地价相应影响，高地价高房价的恶性循环在挤占生产资料、资本和人力资源的同时，也在不断蚕食中国居民非住房产品消费能力最终会导致全国性产业结构扭曲。

2.同步开征物业税和优化土地出让方式的必要性

邓宏乾等多位学者从抑制房地产投机行为和泡沫现象，完善所得税、财产税、商品税三大税制，统一地方政府财权事权，提升土地利用效率等方面论证了开征物业税的必要性。杜雪君也做了大量的实证研究来探析房地产价格、地方公共支出与房地产税之间的关系。

由于地价与房价的紧密关系，房地产税费(物业税等)与房价、民众税负、政府财政收入之间直接关联；与此同时，物业税与土地出让金的征收还必须进行产权明晰行为。因此，改革现有房地产税费体系，寻求一条既能实现物业税开征又能优化土地出让方式的物业税与土地出让金同步改革、兼容共存之路成为共识。

二、两种房地产税费改革思路的不可行性分析

1.“土地出让金纳入物业税按年征收”思路

该思路主体为将土地出让金和现制的房产税、城市房地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以及房地产开发领域的各种费用等税费进行合并，转化为房地产保有阶段按年统一征收物业税。该思路着力于同步改革物业税、土地出让金制度和现有房地产税费体系整体，兼顾政府财税和社会大众以及房地产企业的利益。

然而该思路存在两大争议：

第一，理论层面。土地出让金是资本化地租，依托于(土地)所有权，是土地所有权的经济实现，属于国民收入初次分配；而物业税是税收，依托于公共管理权，是国家政治权力的体现，属于国民收入再分配。租税的性质、功能不同，反映不同的经济关系和分配关系，不可混同。

第二，实践层面。一方面，土地有偿使用制度来源于土地资源的稀缺性，取消土地出让金将难以合理调控土地资源配置，严重削弱土地资源价值属性，政府对宏观经济和产业布局的管理能力势必将弱化。另一方面，现阶段的土地出让金对于地方财政至关重要。土地出让金纳入物业税按年征收会直接危及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继而恶性传导为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和产业发展引导能力地巨大削弱。

2.“部分土地出让金纳入物业税征收”思路

白彦锋认为，我国应在保持现有土地出让制度的前提下赋予物业税一定土地出让金的功能，将由于政府公共支出或投资建设而使房地产增值才收取的“土地出让金”纳入到物业税中统一征收。该思路继承了“开征物业税和优化现有土地出让金制度对于我国房地产市场和国民经济健康发展至关重要”的观点，重点关注土地出让金中具有物业税政府财税特征的部分，突出物业税与土地出让金之间的联系。

然而，该思路也存在两大问题：

第一，理论层面。尽管土地出让金中存在具有物业税相应特征的部分，但是这部分始终是资本化地租，依托于(土地)所有权，是土地所有权的经济实现。不管该部分土地出让金以何种方式何种时间征收，均不能和物业税混同，更不能使用“以支定收”的国际惯例和整合现有房地产税收。

第二，实践层面。住宅市场的高需求，土地供给市场的刚性，再加上土地获取成本的高度可转移性和以“价高者得”为指导方针的“招拍挂”土地供给方式，使得土地供给价格居高不下，高房价远远超出居民支付能力。该思路因为既不能有效降低土地出让金，又不能减少新购房者房地产保有税费额，反而会增加房屋保有期“税费贷”支出总额，最终受限于居民实际收入约束而无法实行。

三、国际(地区)经验启示

国际上物业税通常是发达国家(地区)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西方国家的财产税收入能占国民收入的5％左右，占全部税收的10％以上；财产税作为主体税种在国家调节收入过程中往往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相比之下，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8)数据，我国31省市2007年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为9609453元，占地方税收比重4.99％，占全国GDP比重为0.37％，占全国税收比重为1.94％，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如此低的比重使仅合并我国现有房地产保有税种的物业税改革方案不足以支撑使物业税成为地方财政主要来源。征收具有现代意义的物业税为是我国房地产税费改革的重点。

国际(地区)上物业税征收体系比较成熟的国家(地区)绝大多数是实行土地私有制，物业税实质上是财产税，是对私有财产征税。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是土地所有权归国家或集体所有，因此，我国的物业税征收对象不能包含地产。

注意到香港地区按照《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规定实行土地公有制，与内地一样。香港的土地出让金主要包含“地价”和“年租”两部分。地价是一笔总付的费用，须在30日之内付清除；除此外，承租人须由批出之日起，每年缴付相当于当时物业价值3％的年租。大陆的“土地出让金”类似于香港的“地价”，但是大陆并没有土地“年租”。因而大陆土地市场有三大弊端：一是土地市场准入门槛过高而不利于市场发育，二是政府无法获得未来土地增值的收益，三是政府容易形成短期利益依赖，存在“寅吃卯粮”现象。香港房产保有税是指“差饷税”，其计税依据为(土地和建筑物)应课差饷的租值，是假设物业在一个指定估价依据日期空置出租时，估计可得的年租。香港房地产税收体系的重要经验在于指出了同样土地资源稀缺的大陆应该将现行土地出让金分离出按年征收的部分，在房地产保有阶段征收年租。

四、房地产税费改革的核心难题

1.房地产税费改革的核心难题

解决我国目前房地产税费体系和房地产市场诸多问题，并且适用于我国土地公有制度的关键措施在于开征以物业税为代表的房产保有税和以年租为代表的地产租用年金，而核心难题仍在于“解决物业税和土地出让金的兼容性以及由此而引发的地方财政收入主体变换和民众税负变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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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a税应是我国地方主体税的不二选择

齐鲁周刊：目前，房地产税的受重视程度，已经远远超出其他税种。房地产税立法却迟迟难以推出，其改革复杂性可窥一斑，是否也折射出我国房地产税制改革存在的一些问题？

郭健：房地产税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地区普遍征收的一个税种，并已成为各国地方政府的主体税种和主要税收来源。从各国房地产税制改革实践看，忽视政治制约的改革往往难以实现改革目标，因此如何平衡各利益主体的冲突才是我国房地产税改革步履维艰的症结所在。

从居民个人看，开征房地产税意味着对个人住房从多年免税到重启征税，作为直接税，房地产税会直接减少个人的现金流，相比间接税以及代扣代缴的个人所得税，纳税人对该税种的反应也更为敏感和直接，预计将成为个人“税痛之首”。从地方政府看，地方财政收入长期倚重“预算外收入”在各地已是司空见惯，作为规范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房地产税自然不受地方政府青睐。其次，开征房地产税从长期看可有效增加地方财政收入，但能否弥补地方政府各方面的成本和损失是不确定的。更重要的，开征房地产税会影响地方政府来自土地的收入，这是地方政府首要考虑的问题。

齐鲁周刊：2011年1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同意在部分城市进行对个人住房征收房产税改革试点。随后，上海、重庆出台房产税试点方案并实施。上海和重庆的实践，有哪些值得总结的经验教训？长远看来，房地产税的征收是否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房价上涨？

郭健：沪渝两市房产税试点前后，有关合法性的争论就不绝于耳。应该说，房产税的试点不同于营改增试点，前者是增税、后者是减税，纳税人本身的心理排斥感较强，加之缺乏程序的公正性和权威性，实际的执行结果难免不尽如人意。因此，下一步房地产税改革先立法、后改革，并要做到充分尊重民意、维护纳税人财产权益，才能保证房地产税的顺利开征。

近年来我国房价飞涨，已不是真实的供求因素所能完全解释。房地产税对房价的影响，最终取决于房地产税改革方案。如果出台的房地产税税率低于房价预期上升幅度，房屋所有者会选择继续持有房地产，或增加房地产购置，抑制房地产价格上涨的功能作用相对有限。反之，作用就会有所增强。房地产税对商品房价格影响还取决于房地产税征收方式中的税基决定。理论上，同时对存量和增量商品房产开征房地产税，将通过增加商品房持有成本，改变市场主体对未来房地产预期，抑制不合理房地产需求，促进房地产市场供求向均衡方向发展。

齐鲁周刊：不动产统一登记实现是否为房地产税提供了更加充分的条件？有专家认为，房地产税应当成为地方政府的重要税种，也有专家表示，房地产税的征收最关键问题是“是否符合当前主流民意”，对此，您怎么看？

郭健：不动产统一登记并非开征房地产税的前提条件，但不动产实行统一登记后，特别是不动产登记信息管理基础平台建成并全面运行后，能够为房地产税提供更加充分的依据和基础信息，提高房地产税征收效率。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偿债高峰到来将使地方政府面临巨大财政压力和风险。由于土地的稀缺性等因素，土地财政收入呈下降趋势，培育税源稳定可靠、税基宽广的地方主体税，以确保地方政府财力与事权相匹配，已是我国当务之急，同时房地产的不断升值也会使得可征收的房地产税收入水涨船高。为此，地方政府需要开辟新财源，而房地产税应是我国地方主体税的不二选择。

税收制度的改革和发展对于进一步完善市场环境、促进社会公平具有重要意义

齐鲁周刊：去年年底，福耀集团董事长曹德旺计划赴美投资10亿美元做汽车玻璃的消息再次引发“中国企业税负是否过高”的讨论。经济学家马光远认为，中国现有的税率之重，接近企业的“死亡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则认为，“死亡税率”的说法太夸张，如果拿中国的税负与发达国家比其实不算高。您怎么看企业税负重不重这个问题？

郭健：企业税负，是指企业作为纳税人承受国家税收的状况或量度，反映一定时期内社会产品在国家与企业之间的税收分配数量关系。由于各方采用的指标、使用的方法、分析的视角、研究的口径不同，相关研究结论存在一些差异，但目前对我国企业税负水平的主流观点是偏高和适中，认为我国企业税负低的研究结论相对较少。

齐鲁周刊：德国媒体5月2日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表明，多数德国经济学家主张德国应当推出普惠式减税政策，尤其应减轻中产阶层过重的税负。目前很多国家也都在谈减税之事，那么对于我国中产阶层的减税问题您怎么看？

郭健：2015年，我国工薪收入个人所得税的征收率为73.63%，而经营净收入个人所得税的征收率仅为28.75%。说明个人所得税收入主要来自工薪阶层，也即中等收入群体。但也要看到，发达国家个人所得税比重较高，对中产阶级减税具有较大的空间和余地。而我国个人所得税占全部税收收入比重仅为7%左右，位列第四大税种。个人所得税的调整方向应为适当简化税率结构并降低最高边际税率，同时努力遏制税收流失，提高高收入者的实际税负。

齐鲁周刊：税制的差异是历史形成的，与不同国家发展阶段的人均收入水平相关联。对于发达国家的税制，有哪些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

郭健：20世纪70、80年代以来，国际竞争的加剧使得发达国家不得不从对公平的倚重转为对效率与公平的兼顾。比如所得税方面，发达国家改革思路均为“低税率、少级次、宽税基”，并对资本所得给予不同程度的税收优惠，使其更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率；增值税方面，很多国家实行差别税率，除制订标准税率，还对生活必需品设定低税率甚至零税率。同时发达国家税制变迁的过程表明，要处理好税制改革要与税收征管的关系，一方面征管条件会制约税制优化的速度。另一方面，税制改革可以“倒逼”征管条件进步，从而更好地实现税制结构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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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税制改革，2006年是逡巡不前的一年：中国市场经济急需的一些税改进展缓慢，如增值税转型在东北地区试点两年有半，原计划试点一年后就在全国推开，可是直到不久前才着手推向中部部分城市；燃油税节约能源和保护环境的意义不言而喻，改革方案早已确定，至今未见实质进展；企业所得税“两税合一”本早已形成共识，却因利益难以平衡而延迟至今。

与之恰成鲜明对比的是，2006年，针对城市房价的税制政策频频出台。以稳定住房价格的名义，一系列增加税负的政策相继登场。而房价依然我行我素，持续上涨，政府以税收参与宏观调控面临“信任危机”。

“以税收稳房价”无效

2006年，中国经济增长与固定资产投资过高、信贷投放过快、外贸顺差过大如影随行，城市房价持续高涨更牵动公众神经。宏观调控遂成为持续全年的关键词，税收则作为一种手段被频频使用。

以“抑制投机、投资性购房需求”为目标，从2006年6月1日起，一系列税收政策相继作出调整：征收住房转让环节营业税，对购买住房不足五年就转手交易销售的，按照取得的售房收入全额征收营业税；转让住房的个人所得税政策开始实质执行，自2006年8月1日起，个人转让住房按照“财产转让所得”项目缴纳个人所得税；刚刚踏进2007年，国家税务总局下发通知，加强征收房地产开发企业的土地增值税，以调节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增值收益和利润。

除了提高房地产交易环节税负，企业保有土地税负也大幅提高。2006年12月30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城镇土地使用税每平方米年税额提高到原来的三倍。

这些政策举措，试图通过提高房地产交易税务成本，降低房地产投机、投资性需求，达到降低房价的目标。基于对“房价下降”效果的期盼，以上调整虽然导致税收负担增加，普通民众却给予了理解和支持。

然而，年末盘点税收调控房价的效果，住房价格的持续上涨让相关部门多少有些尴尬，政府却从政策调整中收获了真金白银――2006年，全国税收收入增长21.9％，增收6770亿元，其中部分应归功于房地产业的税负增长。

逆向而行

四年前的2003年，中国开始了新一轮税制改革。其时，政府确定了“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的总体原则。这无疑是税制改革的正确方向。

以此来衡量，2006年的房地产税收政策调整，则与这个方向有背离。

其实，在房地产领域，税制改革的方向已是共识，即“实施城镇建设税费改革，条件具备时对不动产开征统一规范的物业税，相应取消有关收费”。

目前中国房地产业税费制度中，“价、税、费”并存；税收共有十几种，收费项目更是繁多。中央政府出台的收费项目有20多种，地方政府出台的收费少则几十种，多则几百种。房地产税费改革的方向，是将对原有房产税、城市房地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土地使用费等进行整合和改革，统一后或者变为一种税。

除了对税费进行整合重组，同时还应将征收环节向后推移，由开发建设、交易环节承担的税收，改为由拥有或使用物业的单位和个人承担。

可是，2006年的税收政策调整方向，是大幅提高房地产转让交易环节税负，同时大幅恢复向个人征收涉及房地产的税收。结果导致流转环节税负也大幅攀升，房地产税费制度进一步复杂，偏离了既定的房地产税制改革目标。

另一个结果也许为政府乐见其成――房地产宏观调控增加了税收，为政府带来了收入增量；且这个增量通过政府年底追加预算支出的方式，当年即转变为政府的刚性支出。

此结果造成的后患是：由于中国财政支出实行“基数加增长”的模式，即政府部门的年度预算支出在原有规模基础上按一定比例增长，这就决定了嗣后即使进行税制调整，也不能降低税收收入，否则必然遭遇既得利益的巨大阻力和支出刚性压力。

按市场经济的要求，税制不应干扰资源的有效配置；税制应易于管理，遵从成本较低；能够容易地对经济环境的变化作出反应；税制应当是同等条件同等对待；税制应当透明，以保证纳税人知道自己的纳税额，并能评估税制在多大程度上准确反映他们的偏好；等等。以此来衡量，2006年的房地产税收政策不能不说偏离了这些要求。

税改不能承受之重

回顾过去，2006年税改领域发生的故事并不是偶然的。事实上，中国税制改革近年来沿两条脉络前行：一是依据市场经济要求对税制本身不断完善，二是与宏观调控相结合。

对于财税部门来说，同时做好两者殊非易事。因为税制需要相对稳定，宏观调控则需随经济周期性波动相机抉择，寻求两者间平衡恰如“走钢丝”。

因此，针对宏观调控的税收政策与税制改革发生冲突难以避免，在特定经济环境下制定的税收制度，常明显带有当时经济特点的影子。

追溯到1993年税制改革，其时税种设置和税率水平的确定，考虑了当年抑制经济过热、固定资产投资过快的需要，因而采用生产型增值税、设置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且税率水平普遍较高，对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项目和标准也限制较多。

增值税采用生产型是为抑制投资，但由于生产型增值税对购进固定资产进项税不予抵扣，对地方政府的税收贡献相应较高；其结果，生产型增值税在抑制了企业市场化投资的同时，却激励了地方政府推动固定资产投资的热情。这与投资领域“官退民进”的目标相背离，更造成企业投资行为和资源配置的扭曲。

时至1998年，中国经济出现通货紧缩，1993年确定的税制弊端便暴露无遗；而要作出调整，实行减税，受阻于既得利益又难以实行。于是只好连年扩大支出以拉动经济增长，此举又成为2003年底经济出现过热的诱因。反思当年的改革，有专家认为还不如直接采用消费型增值税。

到2004年7月，以实行消费型增值税为目标的增值税转型改革启动。此项改革先在东北三省试点，后又决定推广到中部六省，决策者并不讳言这是为了“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税改又被赋予了本身并不应该承担的重任。

问题是，增值税作为流转税，在征纳环节环环相扣，而为了支持地方经济发展，在局部地区实行，增值税链条就会被人为割裂，加大了税收征管成本和纳税成本，带来新的扭曲。税制改革在消除原有扭曲的同时，又制造了新的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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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房产税 财富公平 制度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迅速发展，社会财富不断增加的同时也在加速向少数人集中。我国居民房产占有的差距较为悬殊，因此考察我国居民财富差距不能忽视房产占有差别。房产税是以房屋为征税对象，按房屋的计税余值或租金收入为计税依据，向产权所有人征收的一种财产税。1986年房地产税制改革以来，我国对个人居住房产免征房产税，不符合普遍征税的原则。房产税以房产原值为计税依据，政府无法从房产税中获得房产增值的收益，有悖公平原则。2011年初，重庆、上海正式对部分个人住房征收房产税，房产税改革进入到实质阶段。政府针对居民高档、多套房产征税，一定程度上可以将少数人过度集中的财富收归国有，通过转移支付等制度，改善收入分配不均。但是试点房产税方案适用范围狭窄，无法有效调节财富公平分配。

因此，本文首先在回顾有关税收公平文献的基础上，提出了衡量房产税公平的六个维度。其次分析了六个维度对房产税财富公平的作用机理。最后提出促进财富公平分配的房产税制度。

相关文献综述

从传统的税收公平角度来看，税收公平主要指横向公平和纵向公平。横向公平指具有相同经济能力的人，负担相同的税收；纵向公平指具有不同经济能力的人，负担不同的税收（马斯格雷夫，1987）。传统的税收公平主要指税收在纳税人之间负担公平，而忽略了纳税人与征税人之间权利与义务分配的公平问题。广义的税收公平要求，就社会作为整体而言，纳税人因缴纳税款而减少的价值至少与政府使用税款而增加的价值一致，即要求政府使用税款要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政府用税公平是税收公平的重要体现（杨杨，2009）。现代税收公平理论认为，有了公平、合理的税收制度，还要有一套公平、公正、公开的执法体系（尚力强，2006）。合理的税收征管程序、合法的税收征管过程也会对纳税人的实际税收负担造成影响，所以征税公平也是税收公平的一种体现（石卫祥，2009）。综上所述，广义的税收公平，不仅包括定税公平，而且包括征税公平与用税公平（林晓，2002）。

对于房产税来说，增强房产税公平功能的途径有：扩大房产税征税范围、以房产市场评估价值为计税依据、确定适当的税收优惠（刘军，2006）。房产税的比例税率能够体现纵向公平（朱为群，2012）。因此，就房产税税收负担而言，税基范围、税率结构、税收优惠、计税依据是影响房产税公平的四个维度。结合政府征税公平、用税公平两个维度，影响房产税公平的六个维度是税基范围、税率结构、税收优惠、计税依据、政府征税公平与政府用税公平。

影响我国房产税财富公平的维度分析

（一）税基范围

房产税税基范围要体现普遍征税的原则，进一步房产税改革需将房产税征税范围扩大到居民个人住房。受到税收法定原则中禁止溯及既往的制约，有必要对我国存量房和增量房普遍征收房产税的公平性分别进行探讨。

对增量房征收房产税有两种方案。方案一是对房地产开发流通环节和保有环节的相关税费进行整合，形成“重保有轻交易”的房地产税收格局。方案二是将土地出让金中由于政府公共支出带来的土地增值部分扣除，将其放在房屋持有过程中逐年征收。由于我国房产税改革处于探索阶段，考虑到土地出让金改革的复杂性，本文认为应该先采取第一种方案，然后向第二种方案过渡。就第一种方案而言，降低房屋交易环节税收有利于降低新增房屋的购买成本，节约的成本将在房产保有环节以房产税的形式征收，并未增加购房者的成本。

对于我国存量房而言，政府在出让土地时征收的土地出让金就已经包含了由于公共支出带来的土地增值部分，而这正是政府提前预收的房产税（王智波，2011）。如果对存量房按照方案二征收房产税，则属于重复征税。如果按照方案一对存量房征税，由于居民购买存量房时没有享受到房地产税收整合的优惠，所以居民第一套存量房享受免税优惠是合理的。但是出于政府调节财富公平分配的职能，对居民多套存量房征税是有必要的。

（二）税率结构

由于我国中东西部经济发展水平、人均可支配收入、房产价值等存在很大的差异。考虑到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有必要为房产税税率设定一个弹性区间，各地区政府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确定合适的税率。房产税税率分为定额税率、累进税率和比例税率三种。定额税率采用固定税率按建筑面积征收，不能体现税收负担公平。累进税率体现量能负税原则，房产价值越大，税率越高。累进税率对于有效调节财富分配效应有重要的作用，但累进税率容易影响人们对持有房屋的信心（刘余健，2012）。比例税率按照房屋价值采用统一的税率，比例税率成本低、容易操作。随着房屋套数的增加，比例税率越高，也体现了累进性。所以对不同套房产采用不同档的比例税率，能够起到调节财富公平分配的目的。

（三）税收优惠

1.基于居住房产的税收优惠。在我国富人的财富结构中，房产的占比并不是很高，而房产却是我国中层收入者的主要财富形式。如果按照房产税税收财富比来衡量房产税的累进程度，则可能发现房产税是累退性税收。因此，我国有必要为中低层收入者规定房产税免征额、人均免征面积等税收优惠，尽量将中低层收入者的首套房纳入免征范围。

2.基于特殊人群的税收优惠。居民的房产价值可能与居民的收入并不匹配，政府对收入能力有限的特殊人群征收过高的房产税不符合税收负担公平的原则。所以，参照国际房产税税收优惠惯例，房产税有必要对特殊人群给予减免税收的优惠，如对退休职工、孤寡老人、残疾人、低收入居民的首套住房免税（刘余健，2012）。

（四）计税依据

世界上开征房地产税的国家和地区的计税依据主要有房地产面积和房地产价值。按房地产面积征税，对处于同一地区不同地理位置的居民是不公平的，而且房产税收入很难反映由于房产增值带来的经济收益。而以房屋市场价值为计税依据，不仅体现了对处于不同位置房屋的公平性，而且可以将房屋增值带来的收益反映在税收收入中。目前，国际上大多数国家按房屋的评估价值或市场价值计税。这样做的好处是，随着房产升值相应增加税收，有利于有效组织税收收入。同时，房地产的市场价值反映了纳税人的承受能力，使多占有财产的纳税人多缴税，少占有财产的少缴税，体现了房产税的公平性（蔡红英，2011）。

（五）政府征税公平

政府在征收房产税的过程中涉及到评估房产价值、工作人员征税、防止偷税漏税等。房产价值评估的基础是健全的房产信息，房产价值评估的核心是完善的评估制度和先进的评估技术。健全的房产信息是防止偷税、漏税的客观依据，也是房产评估顺利开展的条件。客观、公正的房产评估程序与技术使纳税人感到相对公平。征税过程中，征税人员平等、公平对待每一位纳税人，对于拒不纳税的人进行严厉惩罚也是影响人们公平感知的重要因素。

（六）政府用税公平

税收取之于民，也要用之于民。我国征收房产税要促进财富的公平分配，所以政府如何分配税收也会影响到税收的公平。Michael L. Roberts（1994）经过实验发现，政府将所得税用途通过电视等媒体公布于众时，纳税人公平感知和纳税遵从度有所提高。所以，政府不能随意使用纳税人的血汗钱，使用税款时必须接受纳税人的严格监督，以保证税款被用以增进全社会的福利。本文提出的房产税改革方案面向所有存量和增量住房，涉及面广，所以依据税收的受益原则，政府要针对性地将房产税用于公共服务支出和保障性住房建设，绝不允许政府官员的随意挥霍。

促进财富公平分配的房产税制度设计

为了发挥房产税促进财富公平分配效应，我国首先需要改革房地产税制，形成“重保有轻流通”的税制格局。在设计房产税税收要素环节，通过税基、税率、税收优惠、计税依据体现房产税税负公平。在设计税收配套制度环节，考虑到保证政府征税公平的各种配套制度。

（一）房地产税制调整

将房产税与城镇土地使用税合并为统一的房产税；取消土地增值税、耕地占用税；取消印花税、扩大契税的征税范围并降低契税税率。

（二）房产税税收要素设计

税基范围：土地、城乡居民房产；计税依据：房产评估价值；税率：各套房采用不同档的比例税率。对于增量房，家庭第一套及以上住宅分别按增加的比例税率征收房产税。对于存量房，家庭第二套及以上住宅分别按增加的比例税率征收房产税；税收优惠：对于增量房，家庭第一套自用住宅，人均建筑面积不超过30平方米的免征房产税，超过面积按照市场评估价值征收房产税。对于存量房，家庭仅有一套自用住宅，免征房产税。对拥有两套住宅的家庭，人均建筑面积60平方米以上的部分视为奢侈性住宅消费，超过面积按照市场评估价值征收房产税。对农村居住用房、农业用地、国家机关用地、公益用地等免征房产税。对退休职工、孤寡老人、残疾人、低收入居民的首套住房免征房产税。

（三）房产税税收配套制度

建立房地产产权登记制度。我国建立健全的居民个人房产信息登记制度，不仅有利于房产价值的评估，而且能够防止偷税、漏税行为的发生。针对我国土地产权和房屋产权由不同部门登记的状况，要尽快实现对土地、房屋统一登记、集中管理。

建立房产价值评估制度。我国首先需要选拔一批专业的房产评估技术人才，并建立以税务部门下属评估机构为主、中介机构为辅的房产评估体系。我国要借鉴国外房屋价值的评估方法，在市场法的基础上进行批量评估。而且要对评估结果建立有效的争议解决机制，这样才能实现征税公平。

合理的征管方式。房产税减免采取申报的形式，凡符合条件享受减免优惠的纳税人应该在规定期限内向税务机关申报，提交相关证明，经税务机关审查后确认。房产税缴纳合理的方式是由征税机构向纳税人下发缴纳税款的通知书，而后由其自行缴纳，这样才能保证税收征管的顺利实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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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刘余健.房产税全国推行的可行性研究[D].重庆大学，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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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房产税改革；房产市场调控；收入分配调节；地方财政收入；土地财政；住房制度体系；房产税扩围改革；房产税税制设计

中图分类号：F293.31；F810.4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131（2014）01004607

一、引言

2011年1月，上海和重庆分别印发了对个人住房征收房产税试点的暂行办法，拉开了房产税改革试点的序幕。2013年5月底，国务院明确提出将扩大房产税改革试点范围。2013年7月北京、南京、青岛、深圳等地已上报房产税试点方案，有望成为房产税试点城市。有人认为房产税是降温房地产、缩小不平等差距、为地方政府提供可持续收入的终极“黄金子弹”；也有学者基于房产税试点城市房价依然上涨的事实，对房产税的实施效果持怀疑态度。

近年来大量学者围绕房产税对社会经济系统的影响进行了较多探讨，其研究成果对房产税改革实践起到了一定的指导作用，房产税的改革是促进税收公共化和推进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公共财政体制建设的良好契机。但由于相关基础数据缺乏，国内学术界关于房产税的区域政策效应研究的文献并不多，尤其缺乏利用计量模型进行的实证研究。同时，房产税是地方财政税，针对某一个区域深入研究房产税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比宏观层面的分析更具现实意义。

上海、重庆的房产税试点改革，是在房价上涨过快的背景下出台的，是国家一揽子调控措施的组成部分，但房产税试点方案偏离财产税属性而表现出商品税的特征，其具有的组织财政收入和调控经济的功能也需重新衡量。重庆属于中等房价的内陆城市，其房产税实施的是“存量模式”，研究重庆房产税的改革效果有利于房产税在全国的推广。因此，在房产税扩围大讨论的背景下，本文以重庆的房产税试点改革为案例，从房产税调节居民收入分配、调控房产市场和组织财政收入三个层面分析房产税的实施效果，进而提出进一步改革的建议。

叶发强，陈西婵：重庆房产税试点改革的实效分析

二、房产税的功能

1.房产税与居民收入分配

房产拥有量的多寡是社会财富分配不均的表现。房产税作为财产税属于直接税，由于税负难以转嫁，纳税人缴纳房产税直接减少其税后收入，房产税征收过程实际上就是收入再分配过程。Netzer（1966）认为财产税相对于现行货币收入来说是均衡的，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累退性。财产税是基于住宅单元价值的比例税率，因为低收入家庭在住房上的支出比例大于高收入家庭，所以，相比之下承担的财产税义务也较重。Melszkowski（1972）认为房产税资本收入比例会随着总收入的增加而上升。Aaron（1975）认为短期内，对资本征收财产税将归宿于资本所有者头上，高收入家庭承担的税负相对较多，即不动产税具有明显的累进性。理论上讲，房产税作为政府调节财富分配的有效工具，对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具有独特作用。

2.房产税与房价的关系

国外学者对房产税与房价关系，有三种代表性观点。第一种观点是“传统观点”，认为开征房产税会导致房价上升，并最终将税负转嫁给消费者。第二种观点是“受益观点”，认为房产税仅是当地居民对本地公共服务的一种支付，房产税仅是一种使用费，类似人头税，不是资本税，对资本和资源配置没有产生任何扭曲，而且对住房价值也没有任何影响。第三种观点是“新观点”，认为传统观点的部分均衡分析是高度误导的，因为他们忽视了所有辖区均有房产税；房产税导致了当地不可移动生产要素和商品价格的变化，因此，房产税是资本税，会使房价下降。

关于房产税与房价的关系，国内学者也进行了一些研究，他们没有延续国外的观点继续讨论房产税是资本税还是流转税，而是从房产税影响供求关系角度研究，得到三种观点：房产税推高房价、房产税对房价无影响和房产税降低房价。例如，夏商末（2011）认为房产税对房价的影响取决于其方案设计，在我国房产税更有可能推高房价，原因是Tiebout提出的居民“用脚投票”的假设在我国并不成立，居民总是从农村流向城市，从二、三线城市流向一线城市。睢党臣等（2011）分析认为房价的变动主要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从短期看，房产税能在一定程度上遏制房价的快速上涨，但从长期来看，房产税抑制房价高涨的作用非常有限，需借助于其他手段。骆永民等（2012）构建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分析结果表明从长远角度看房产税改革可以有效遏制房价的上涨，且能够平抑房价变动对宏观经济的冲击。上述观点哪种更具说服力，目前还没有形成统一结论，但其研究方法为后续的研究提供了启示。遗憾的是，现有文献大部分是宏观层面的分析，而对于试点城市的个案研究较少。

3.房产税与财政收入

房产税属于财产税，它是许多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房产税与其他税种相比，具有税基较为稳定、税源非流动性、税收收入稳定的特征，且房产税与地方其它税种结合，具有为地方政府筹集财政收入的功能。Fischel（2000）、Oates（2001）、Mckenzie（2003）等认为房地产税是地方政府的重要收入来源。Oates（2001）总结了美国财产税与地方政府的关系，认为财产税为地方政府提供了一个既能提供所需财政收入又能鼓励有效地制定财政政策的税收杠杆。

国内研究房产税的财政功能则更多地强调房产税改革应该朝着公共财政的方向发展。杜雪君（2009）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房地产税对房价具有抑制作用，而地方公共支出则有助于房地产价值提升，最终房产税对房地产价值的影响，主要取决于房产税、地方公共支出与房地产价值的关联性。符育明（2010）认为房产税作为一种地方税，可以让地方政府能够按当地的城市建设要求和居民对公共服务的需求机动地调节税收。

三、重庆房产税改革试点效果分析

由表1数据可知，2009―2012年，重庆商品房施工面积

从房产税改革实施效果看，2011年别墅、高档公寓销售面积显著下降，仅为142.19万平方米，比2010年实施房产税试点前下降了36.23%，说明房产税试点改革对别墅、高档公寓销售影响较大，然而房产税改革所涉及的范围有限。重庆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的数据显示，2012年重庆主城九区新建商品住房成交建筑面积均价为6 389元/平方米，而2011年的建面成交均价为6 390元/平方米。

表1 重庆2009―2012年房地产开发和销售主要指标/万平方米

资料来源：2009―2011年数据来自《重庆统计年鉴》，2012年数据来自《2012年重庆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1.房产税改革调节收入分配的效应分析

重庆市集大城市、大农村、大库区、大山区和民族地区于一体，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突出。作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重庆到2020年的目标是城乡居民收入达到全国平均水平，收入差距明显缩小，形成统筹城乡发展的制度体系。重庆在全国率先将基尼系数写入“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将衡量社会贫富差距的指标基尼系数由0.42降到0.35。因此，调节收入分配，缩小贫富差距是重庆房产税改革的题中之义。

上海市财税局的相关数据显示，上海2012年税收收入总额约为1.04万亿元，而2012年全年上海房产税收入约为92.5亿元，占比约0.8%，2011年这一比例约为0.7%。重庆房产税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比上海更低。重庆的相关数据显示，重庆2011年共征收个人住房房产税近1亿元，即使按照1亿元来计算，这笔收入占重庆地方财政收入的比例也仅为0.3%。其中，2011年重庆应税住房为8 791套，而2012年的新增应税房源只有2 236套。2012年，重庆房产税征收金额为1.4亿元，比2011年略有增加。同时，重庆房产税试点方案明确规定，房产税收入主要用于公共租赁住房等保障性住房建设。虽然现阶段重庆房产税改革方案税收收入并不显著，但政策的出发点在于减少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均。从长远看，房产税改革对于调节收入分配，缩小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和谐仍具有一定意义。

2.房产税改革调控房产市场的效应分析

根据重庆市政府公布的房产税征收方案，其限制高端消费的意图十分明显。从征收对象来看，房产税的征收对象主要是城市中的独栋别墅、高档住房以及在重庆同时无户籍、无企业、无工作的“三无”人员新购房。其中独栋商品住宅和高档住房建筑面积交易单价在上两年主城九区新建商品住房成交建筑面积均价3倍以下的住房，税率为0.5%；3倍（含3倍）至4倍的，税率为1%；4倍（含4倍）以上的税率为1.2%。

2011年重庆市进行房产税改革试点，且试点范围主要针对重庆主城九区的独栋别墅存量房、增量房及房价达到当地均价两倍以上的高档公寓。从房产税改革实施效果看，房产税改革试点对别墅、高档公寓销售影响较大。然而房产税改革所涉及的范围有限，相关数据显示，2012年1―11月新增别墅（包括少量独栋）的成交量还不到商品房成交总量的5%，而高档住房占总成交的比例也不高。重庆房产税改革试点后，高档公寓、别墅销量的大幅下跌对总体房价影响有限，由于供需不均衡，重庆房价仍可能继续上涨。

综上所述，重庆房产税改革对房价的降价效果不明显，但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稳定房价的作用。重庆房产税改革对房产市场的重要作用体现在房源结构调整上，公租房、安置房的大力推进和对别墅、高档公寓征税同时并进，有利于形成“低端有保障、中端有市场、高端有约束”的住房制度体系。

3.重庆房产税组织财政收入的功能分析

房产税的财政收入功能与其能否成为地方政府的主体税种有关，同时还受以下因素影响：一是房产所有者是否具备纳税能力。因为房产税的征税对象与税源的分离，征税对象是房产，但房产税来源于房产所有者的收入，而对个人基本住房免税将会抑制房产税收入的规模。二是土地财政的制约。在我国现有的土地供给制度和土地补偿制度背景下，地方政府能够从土地价格上涨中得到更多的土地出让金收入，对土地财政的依赖抑制了房产税财政收入功能。

房产税是地方税，其显著的特点是具有可延续性、有稳定的税源，其基本功能是缓解政府部门的财政资金压力，减少政府对土地的依赖性。下面分别计算重庆土地出让金与房产税在地方财政收入中的比重，其结果如图1所示。

从图1中可知，随着房地产市场的不断发展，重庆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与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在政府部门的财政收入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其在财政收入中的占比超过35%，并有进一步上升的趋势。与之形成明显差别的是房产税在财政收入的占比有下降的趋势，且近几年的占比不超过1%。上述结果表明重庆地方财政收入对土地出让金的依赖性较高。

由于重庆个人房产税试点2011年才开始，且其征收成效不能完全反映房产税在财政收入中的作用，因此，仍然采用重庆统计年鉴上的房产税数据分析房产税在财政收入中的作用。根据相关参考文献、理论及数据的可得性，在分析的过程中选取如下变量：（1）房价，采用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衡量，使用Y表示，单位为元/平方米；（2）房产税，使用地方财政决算收入中的房产税衡量，使用X1表示，单位为万元；（3）房屋建造成本：采用商品房竣工房屋造价衡量，使用X2表示，单位为元/平方米；（4）家庭收入，使用城镇家庭平均每人可支配收入代表该地区居民的收入水平，使用X3表示，单位为元；（5）地方财政收入，使用X4表示，单位为万元；（6）人均GDP，代表该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使用X5表示，单位为元；（7）土地出让金，采用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与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衡量，

图1 重庆土地出让金与房产税在财政收入中的占比/%[TS）]

使用X6表示，单位为万元。

由于部分数据缺失，最终选择了重庆1999―2011年上述变量的数据用于分析，并以2000年为基期用CPI进行平减，消除通货膨胀的影响。同时，对上述各变量取对数，以消除变量的不平稳性，分别记为LNY、LNX1、LNX2、LNX3、LNX4、LNX5、LNX6。本文数据来自各年的《重庆统计年鉴》及EPS经济分析数据库。

采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分析房产税与财政收入间的因果关系，结果见表2。从统计角度看，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房产税是财政收入的Granger原因。上述结果表明虽然房产税在财政收入占比较低，但对财政收入的构成仍具有显著影响。因此，扩大房产税的征税范围或提高房产税税率将有利于地方政府降低对土地财政的过度依赖性。

表2 重庆房产税与财政收入间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回归方程的参数估计结果表明：房产税每增加1%，房价将降低0.006%；房屋建造成本每增加1%，房价将增加0.458%，财政收入每增加1%，房价将增加0.211%。上述结果说明，房产税的变动将对房价产生负向影响，但其影响不显著；而房屋建造成本、地方财政收入将对房价的变动产生正向影响。其中，财政收入对房价的正向影响可解释为，由于财政收入有很大一部分是由地方政府转让土地获取收入（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这将增加开发商的建房成本，并将其转嫁给消费者，并表现为房价的上涨。同时，房屋建造成本对房价变动产生的影响最为明显，房产税对房价的变动影响最不明显，因此，目前居民不能寄希望通过房产税来调控房价。

四、结论与建议

由于征收范围狭窄、税率设计不成熟等多种因素，重庆房产税试点改革实际效果并不显著，其试点的制度建设意义远大于实施效果。重庆的房产税方案虽涉及存量房产，但仅针对主城九区内的独栋别墅、新购的高档住房等征税，征税范围偏小；同时，房产税税率低，没有从根本上提高房屋持有成本，降价效果有限。因此，一方面，虽然重庆房产税试点方案明确规定，房产税改革收入主要用于公共租赁住房等保障性住房建设，政策的出发点在于调控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均，但由于房产税税收总额较小，其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有限；另一方面，重庆房产税试点改革虽然限制了高端消费，但对整体房价影响有限。重庆地方财政收入对土地出让金的依赖性较高，虽然房产税对的财政收入的构成具有一定的影响，但房产税在财政收入的占比很小，且有下降的趋势。此外，房产税的变动对房价产生负向影响，但其影响不显著；而地方财政收入对房价的变动产生显著正向效应。虽然重庆房产税试点改革的近期效果并不显著，但从长远来看，试点方案的实施有利于对房地产市场的结构调整，并对推进住房制度体系建设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基于以上研究结论，对进一步深化改革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积极推进公租房、安置房建设，合理引导刚性需求，构建“低端有保障、中端有市场、高端有约束”的住房制度体系。房产税本身并非决定房价走势的主要因素，房产税改革只是房地产调控的一个环节，区域经济发展必然会推动房价的上涨。重庆是中国西部地区重要经济增长极之一，“两江新区”建设、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和首个内陆免税区等多个利好事件持续推动了城市快速扩张，地价持续上涨。为了巩固房产税改革对房地产市场结构调整的成果，需要继续推进住房制度体系建设，尤其应重视住房保障体系建设。加大公租房、安置房的建设力度和对别墅、高档公寓征税同时并进，将有利于形成“低端有保障、中端有市场、高端有约束”的住房制度体系。

二是提升房产税对财政收入的贡献度，降低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性。重庆房产税在财政收入的占比有下降的趋势，且近几年的占比不超过1%，政府部门对土地出让金有严重的依赖性。虽然房产税很难在短期内实现“地方主体税”的目标，但是房产税对地方的财政收入构成仍具有一定的影响。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居民收入水平逐步提高，为扩大房产税的征税范围和逐步提高税率奠定了基础。房产税作为一种地方税，税源稳定且持久，可以减少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性，缓解地方政府的财政资金压力。

三是改进房产税税制设计，稳步推进房产税扩围改革。目前，重庆房产税所涉及的范围有限，实施效果不明显，需要进行房产税扩围改革。但是，当前我国的房产税扩围改革面临诸多难题，尤其是存量房产权的多样性给房产税的税基确定带来了困难，加大了对存量房开征房产税的征管成本。此外，对存量房产进行合理的市场价值评估也存在管理上和技术上的障碍。因此，还需要我们积极探索，根据各地区的实际情况设计适宜的税制方案，不断推进和深化房产税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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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永明.2012.房产税改革与房价变动的宏观经济效应――基于DSGE模型的数值模拟分析[J].金融研究（5）：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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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个人住房房产税 税制设计 全国推广

1986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房产税暂行条例》中规定：个人所有非营业用的房产免征房产税。重庆、上海针对个人住房征收房产税已经试点一年半时间。房产税作为财产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本身功能之一在于筹集财政收入，伴随着经济发展也成为地方财源支柱的作用将逐渐显现。但目前我国房地产价格居高不下、投机蔓延、保障性住房政策仍待完善，房产税仍还要肩负着调节房产市场，缩小贫富差距的作用。

一、沪渝两地个人住房房产税比较

从2011年1月28日，重庆和上海两大城市正式开始房产税试点征收，但两市对个人住房房产税征收方法不同。试点本身的价值不在于收了多少税，而在于对税基范围、评估方式、征管办法等技术层面的问题进行试验，其指向意义远大于实际意义。

对比《重庆市个人住房房产税征收管理实施细则》和《上海市开展对部分个人住房征收房产税试点的暂行方法》，可以得出以下几点不同点：

（1）在对存量和增量房征税问题上，沪渝两地个人房产税政策存在显著差异。重庆的房产税偏重对高档房、别墅的征收，存量和增量房均包括在内。上海强调对增量房产征税，而对存量不征收。上海对增量房产征税是一个重大的创新举措。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房屋是一辈子辛苦劳动的积累，征收房产税会使人心里难以接受，特别是已经拥有个人住房的人。在新的房产税政策下，新购房者表明已接受了房产税。我国房屋产权为70年，即使房屋所有者在产权期限内不交易房屋，一段时间后，所有的房子也都会变成增量房，从而房产税能适用于所有的住房。这就很好的解决了遗留的存量房的问题。而重庆房产税征收范围只涉及约10%的人群，主要针对高端房产业主和炒房者，不会增加普通老百姓的负担。房产税改革试点采取分步实施，首批纳入征收对象的住房是高档房，但是房产税的征收对象会不断扩大，最终也会对普通居民住房征税，重庆模式对存量和增量住房的问题就会暴露出来。

（2）对待外地居民征收房产税。上海提出非本市居民家庭在本市新购住房须纳税，重庆提出仅对新购的第二套（含第二套）以上的普通住房征税。相比而言，在对外地居民的政策上，重庆政策相对来说较上海更为宽松和公平。

（3）上海、重庆两地对免税面积的规定也有所不同。重庆对一套应税住房扣除免税面积，其中存量房产免税面积为180平方米，新购住房免税面积为100平方米；上海则按照人均 60平方米扣除。同时，实际纳税时，上海按应税住房交易价格的70%计算缴税。经调查发现，重庆的纳税人负担的税负比上海的纳税人要高。

（4）上海税率较固定重庆实施累进制。在最受关注的房产税税率上，上海房产税适用税率暂定为0.6%；成交均价低于上年度新建商品住房平均销售价格2倍（含2倍）的，税率暂减为 0.4%。应税住房以市场交易价格的70%计算缴纳。重庆则实行的是累进税率。根据试点方案，独栋商品住宅和高档住房建筑面积交易单价在上两年重庆主城九区新建商品住房成交建筑面积均价3倍以下的住房，税率为0.5%；3倍（含3倍）至4倍的，税率为1%；4倍（含4倍）以上的税率为1.2%。在重庆市同时无户籍、无企业、无工作的个人新购第二套（含第二套）以上的普通住房，税率为0.5%。

（5）关于退税机制，是上海房产税的一大亮点，上海市居民在新购一套住房后的一年内出售该居民家庭原有唯一住房的，其新购住房已按本法暂行方法规定计算征收的房产税，可予以退还。。相应的退税机制可以降低纳税人的税收负担，更利于推广。

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的 2011年1月至2012年1月的七十个大中城市住宅销售价格指数显示，重庆房价调整效果比上海的要明显。重庆的个人房产税改革政策显得更为严厉，当然房价的调整还与国家限购令有很大的关系。我们不能笼统地说重庆模式和上海模式哪个更好，而是根据这两地取得的经验设计出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房产税税制，并向全国推广。

二、房产税试点范围扩大的必要性

在1998年我国住房制度改革之初，私人购房面积仅占城镇住房竣工面积的30%，而如今，这个比例已达到70%。居民购买商品房代替了原来的公有住房分配，房产逐步成为个人财产重要的组成部分以及财富积累的重要方式，房产税改革条件基本具备。2012年1月10日，财政部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指出："今年我国将继续推进结构性减税和税制改革，资源税、房产税将是重头戏。" 同时，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财政部部长谢旭人就明确表示，财政税务部门正在研究推进房产税改革方案，拟适当扩大试点范围。由此可见，房产税税制改革势在必行。房产税试点范围扩大的必要性在于：

首先，对个人住房征收房产税，充分发挥税收政策对住房消费和房地产收益的调节作用。具体来说，包括：一是有利于合理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二是有利于引导居民合理住房消费，促进集约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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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一部分人真正先富起来了。但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演进，分配不公现象日益突出，贫富差距越拉越大，对由此产生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必须给予高度关注。

按照国际标准；大众富裕阶层是指个人可投资资产在10万美元（约63万元人民币）至100万美元（约630万元人民币）之间的群体。受益于经济高速增长，中国私人财富近年来快速增长，大众富裕阶层迅速扩大，2012年年末达到了1026万人，预计2013年年底将达到1202万人。大众富裕阶层的人均可投资资产在133万元左右。

随着富裕阶层人数的增加，阶层之间的财产差距也在不断扩大。据统计，目前收入最高的10%家庭的财产总额占城镇居民全部财产的比重接近50%，收入最低的10%家庭的财产总额占城镇居民全部财产的比重约在1%左右，而80%中等收入的家庭仅占有财产总额的一半。

缩小贫富差距的意义在于防止贫富差距的代际传承和社会阶层固化，避免发生大的社会冲突，保证社会持续稳定发展。2013年2月5日，国务院同意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新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案特别强调收入分配领域仍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收入分配秩序不规范，隐性收入、非法收入问题比较突出，部分群众生活比较困难。

缩小贫富差距的基本原则是：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初次分配要注重效率，创造机会公平的竞争环境，维护劳动收入的主体地位；再分配要更加注重公平，提高公共资源配置效率，缩小收入差距。坚持市场调节、政府调控。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要素配置和价格形成中的基础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控作用，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增加低收入者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坚持积极而为、量力而行。妥善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反映突出的矛盾和问题。突出增量改革，带动存量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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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茂名市 存量房 交易税 税收征管

土地资源的有限性必然导致存量房交易呈现持续上升的趋势，交易税收的征管工作越来越引起税务部门的重视。笔者从理性的角度，分析茂名市茂南区交易税征管相关制度完善程度、存在的问题等现状，试图找出解决问题办法，更好得促进存量房交易市场的良好发展。

一、茂名市存量房交易税收征管的现状

房地产包括增量房地产与存量房地产两大类，增量房地产就是新建商品房，存量房即我们通常所说的二手房。一般来说，房地产市场可分为三级：一级市场、二级市场及三级市场。房地产第一级市场，又可被称增量住房市场，是指新建房屋产权的在市场上第一次转让，例如：新建商品房的出售、租赁等，主体是开发房地产的企业，购置者有个人消费需求的，也有从事房屋租赁服务的个人和中介机构。房地产第二级市场就是二手房市场，是现有的房屋通过出租、出售或者置换等多种产权形式变更的市场。第二级市场买卖双方具有不确定性，交易主体几乎涵盖所有企事业单位、机关、个人，价格也是在市场中销售逐渐形成的，是房地产通过市场进行重新的调整和配置。二级市场的交易是小批量的、较分散的，交易的房产也是旧产品，就更加突出了房地产经纪人的媒介作用。第三级市场是指公房使用权交易的市场，拥有公房的使用权的人，可以自由的出租、转让和出售公有住房的使用权，三级市场相对一级、二级较简单。在房地产市场上，存量房市场是房地产市场的主体，在交易过程中涉及的税种类也较多，存在的问题也比较突出，具普遍性和典型性。因此，存量房交易税收征管质量的提升，对地区整体税收工作的发展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1、茂南区存量房交易税的特征

一般情况下，存量房交易环节的税收征管难度较大，其特点主要有以下方面。

（1）征税群体特殊。存量房交易纳税征税群体90%以上是自然人，而且大多数交易双方是中、低收入阶层，他们的税法知识贫乏，缴纳的存量房交易税是一次性的。受利益的驱动，有些人不惜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各种不正当的手段达到少缴税的目的。这就要求税收征管人员不仅要具有丰富的税法知识，还要作广泛的税法宣传。

（2）税源分布零散。存量房交易征税的对象不集中，容易受房地产市场波动的影响。一年中，存量房交易都存在淡季和旺季交易期，而且税基不大，征管难度却很大，税收较不稳定。

（3）涉及税种较多。在存量房交易所征收税种中，可能涉及的税收有：在购买土地时有耕地占用税、契税;在房产开发环节时有营业税、土地使用税、房产税;在交易环节中有营业税、印花税、契税、城镇土地增值税;涉及其他税种有车船使用税、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等等。

（4）税费计算繁杂。有些税费不是简单的由应缴税所得额×适用税率得出，计算相对复杂，如：土地增值税，在实际征收土地增值税计算中，应税收入比较容易确定，但扣除项目繁杂。在扣除大项目中（土地取得成本、房地产开发成本和房地产开发费用、与转让房地产有关税金和其他扣除项目等）又可分成若干个可扣除的小项目，使土地增值税计征繁琐，且征收阻力较大，征收效果不佳。

（5）征管体系复杂。在存量房交易中所征收的税款，它既不是以单一的税种征税，也不是用单一的方法核算，而是由一套较为复杂的税收体系构成。征收中，不同的税种税收优惠大多不一样，有的项目需要征税，有的项目则可以免税。而且，在税收优惠政策中，免征税条件受各种因素的制约，如：房产面积、受交易形式、取得产权证的年限等等，税收征管人员的工作压力较大，同时也对征管人员的综合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6）综合素质要求高。在征收存量房地产交易税中，涉及到诸多税务专业之外的知识，如：在计算扣除项目时，会涉及到建筑工程专业知识;转移价格的确定时，会用专用计算机软件来确定;可能还会用到财务管理、市场营销等方面的知识，需要征管人员具有较高专业水平的综合能力。

2、茂名市茂南区存量房交易税收收入基本情况

（1）存量房交易数量小。从房地产市场较为成熟的欧美国家情况看，存量房交易量一般是新增商品房交易量的4―5倍;从广东省（广州、深圳等一线城市）情况看，存量房交易量与新增商品房交易量的比例较大，已经超过了新增量房地产交易量;茂名市2012年存量房交易量与总房地产交易量的比例还较小。从房地产市场发展的趋势看，未来存量房交易量占房地产交易市场的份额将不断提高，与之相关的各项税收在房地产税收中的比重将越来越大，其税收征管工作也将越来越重要。

（2）存量房交易税收入不大。茂名市茂南区2011―2012年存量房交易面积分别为431017平方米、273445平方米;存量房交易税税收收入总额分别为6136万元、6157万元，存量房交易税税收收入占地方税收总额的比例约为1―2%。

（3）采用了计算机信息批量评估系统。存量房交易过程中，计税依据比较难确定，一方面，纳税人为了尽量少交税，另一方面，税收征管人员有多种征收方式，一方想少缴税，一方想多征税，这样就会出现征纳双方的矛盾，增加税收执法过程风险。应用房地产信息，利用软件批量评估系统，核定计税价格，不仅比较接近真实交易价格，而且公平、公正、公开，也可以增加税收收入，规范税收执法，降低执法风险等效果。同时，由于运用计算机信息批量评估计税价格，减轻了税收征管人员的工作，也节约了征税成本。

（4）近两年存量房交易税税收收入构成情况。

从表1可以看出，2012年存量房交易税税收收入中，营业税收入为2347万元，占总收入的38.12%;契税收入为1583万元，占总收入的25.71%，两项目收入占总收入的68.83%，是存量房交易税税收收入的主要来源。

从图1可以看出，2011―2012年各类税收收入的变化幅度不大，总收入也趋于平稳。2012年存量房交易面积为比上年减少了157572平方米，税收收入增加了21万元。

需要注意的是茂名地处粤西不发达地区，地方税源不足，投资于地方税收征管方面的资金与发达地区相比，差距很大，对地方税收征管理的制约作用明显。作为存量房交易税来说，存量房交易税的征管，既需要较高技术、较高水平征管人员，又需要相关设备、计算机信息批量评估计税价格软件等多方投入，茂南区地方税务局，在人力、财力方面投入明显不够。

二、影响茂名市茂南区存量房交易税的因素分析

存量房交易环节之所以存在偷、逃税行为，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税务征管部门监管不到位、打击惩治不力的因素，也有纳税人缴税意识薄弱，纳税人纳税遵从度不高的因素，除人为因素之外还有以下几方面因素。

1、部门职能相对独立，缺乏沟通与合作

存量房税收征管具有较强特殊性，存量房税收的征收和管理，不仅是地方税务局的工作，还需要国家税务局、地方财政局、土地资源管理局等多个职能部门联合管控，信息共享，共同完成征税工作。但是，茂名市茂南区地方各部门之间，仍存在很大程度的信息壁垒。各部门之间受本部门利益和业务管辖范畴的制约，没有与税收征管部门深度合作的积极性。

2、信息技术滞后，没有形成信息共享

地税机关征税，使用自己独立的税收征管系统;房管交易部门管理房产，使用自己的房产管理系统。虽然两个部门所掌握的信息很多是相同的，现代信息技术的优势在这方面上却没有得到充分体现，没有形成资源共享，无法做到信息对接，更无通过网络连通。这样，势必造成税收征管部门对相关信息采集不及时、不充分。还有的地税机关和房管部门，仍采手工报表以纸质的形式进行传递信息，导致相关涉税信息不能及时得到了解和掌握，信息传递过程中容易出现误差。

3、征管基础条件较差，信息采集不完整

在对存量房税收征管中，没有建立完整的房地产信息登记系统，对部分纳税人所交易的房产，较难界定是否是家庭唯一住房。例如，纳税人出售自用五年以上房产，在申请免征个人所得税时，税收管理部门对是否为“唯一住房”的认定，仍停留在纳税人“保证”的层面上，缺乏硬性的征管条例和措施。对纳税人的隐性住房更加无法掌握。这样，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税收征收管理的力度，从而导致部分税款流失。

4、交易价格不实，造成税收流失

在目前存量房交易中，部分存量房在协议上记载的成交价格，与实际交易价格偏离，价格偏小易造成税收流失，使用软件评估技术之后，有时候人为操作因素，也使评估价格低于市场价格。

5、纳税人的遵从度不高，纳税意识不强

部分纳税人依法积极性不高，存在最好能少缴税或者不缴税的思想。一方面，目前的税收征管方式，发现纳税人偷漏税行为机率很低，即便发现，处罚也不够严厉，纳税人的有很强的侥幸心理。另一方面，税收征管部门宣传力度不够，纳税人的纳税意识不强。

6、房地产中介机构管理混乱，人为操纵纳税

在存量房交易市场中，二手房中介机构是搞活市场的媒介，但实际上，有些中介机构就是纳税人的“顾问”。

7、现行房地产税制构成不合理，存在明显缺陷

就二手房而言，在流转税环节，税种多、税负重，在保有环节，税种少，税负轻。由于流转环节的税费重，势必增加增量房的开发成本，导致整个房地产市场价格上升，提高了消费者购房的门槛，势必造成大量商品房的积压和闲置，制约了房地产生产和再生产过程，而二手房保有环节税负种类过少，成本低，鼓励了存量房的保有，等待二手房价格的上涨来获取利益。

三、完善茂名市存量房交易税收征管的对策

针对上述存在问题，笔者认为要从以几方面积极采取有效策略和措施，加强对存量房地产交易税的征税与管理。

1、大力推行一体化，强化征管，实现信息共享

（1）以网络为依托，通过现代科技提高信息利用率，大力提高征管水平。利用一切可能的积极因素，加快相关部门间的网络建设和软件开发，优化业务操作流程，整合各种信息资源，简化办事环节，进一步提高税收管理水平，努力实现存量房税收征管现代化、智能化、标准化，提高税收征管效率。

（2）提高信息共享质量。把重点放在提高管理人员的业务水平，提高对税务数据分析水平质量上，特别是在数据共享和税务信息分析方面，要充分发挥计算机的管理效能，提高税收征管水平和效率。

2、明确税费项目范畴，严格监管，提高税收征管水平

存量房交易税收征管工作中，涉及方方面面的问题，不仅包括土地出让、土地的转让、房地产的开发、房地产的建设，而且包括存量房地产的计税依据、优惠政策等等因素。做好相关的基础工作，对提高存量房交易税收征管工作有很大帮助。

（1）土地出让与使用中简化税费种类，合并收取。国家拥有土地所有权，按规定收取土地出让金;国家又有对土地征收税权利，又按规定征收土地使用税、有耕地占用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所有收入统一管理，全部上缴国家财政。笔者认为：为了简化税制，可以将土地出让金、耕地占用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合并成征收。这样可以简化房地产交易税的征管工作，减少政府官员在土地买卖上的腐败行为，可以清理乱收费情况。

（2）彻底清理、规范收费项目。针对现行我国房地产行业收费项目较多的实际情况，应加以清理规范，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区别对待。没有法律根据的收费项目应予以坚决取消;有法律依据，确实需要保留的收费项目，要合并到税收项目中，由税务部门统一收取。

（3）加强对各项收费款项的监管。征管机关对各项收费要严格按照相关预算管理规定处理，首先，按照财政资金管理的规定，将所有收入全部纳入财政预算管理，各级政府不得随意使用预算资金，也不得得先清算，后上缴。其次，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实行“收支两条线”，将所有收费收入全部上缴财政，待财政再下拨给使用单位后方要使用。支出时也要严格按照相应的预算管理制度安排支出。第三，严格执法，防止存量房交易过程中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和腐败孳生。最后，发动人民群众和社会舆论的监督作用，有效监督存量房交易过程中各项收费。

3、规范房产计税基础，建立数据库，提高信息管理水平

在评估标准房价时选用市场比较法。当前，存量住宅基础房产交易较频繁，有充足的市场交易案例，具备选用市场比较法的有利条件。应用评估系统来测算交易房产的评估价格，一般来说，根据目前市场相同或者像类似的价格进行对比，通过课税房产，与对应标准房价格的比较，再应用修正体系确定相应的修正系数，对标准房价进行某些修正，来测算课税房产的市场价格。首先，控制区域的划分一般以各因素和条件基本一致的一个小区为一个划分单位，因而，在设立评估平台修正体系中就不再考虑区域因素的影响。其次，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因素，一般有以下十种：建筑物的结构;楼层总高度;建成完工的年代;所在的楼层;房屋的使用面积;内部装修的状况;建筑物的朝向;室内采光情况;楼与楼间的距离;供气的状况。最后，测试评估平台的可操作性，可以先综合选定建成年代、楼层高度、房屋面积、采光朝向四个因素形成影响因素体系，再收集试点小区的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再把同区域、同类型的房屋交易样点资料进行详细的对比，测算出四个房屋价格影响因素的修正幅度，形成因素修正体系。

（1）从多角度、多方面了解存量房的价格信息。税务人员应该对自己辖区内各地段、各时期房地产的交易价格做到“心中有数”，充分利用各种途径了解房产市场的价格的变化情况，准确分析把握各种因素可能给房产交易价格带来的不同影响。

（2）通过各专业咨询机构、房地产评估价机构和相关管理部门，利用多渠道收集不同地段的、不同结构的、不同性质的房地产交易基本参考价格，制定各个种类、各个地段房地产交易基本计税价格，并建立详细的数据库管理。

（3）利用相关模型或者指标对存量房价格进行调整，结合房屋所在区域、楼层、朝向、使用年限等因素，设计价格修正系数表，以此为依据计算出每套房屋的最低计税价格，再与交易价格比较，选择价格高者为计税依据。

4、减少交易中涉税种类，调整税负，提高税收征管效率

由于存量房交易征收税种较多，税收体系组成复杂，纳税人有可能涉及的税收有11种之多。其中有的税种征税金额小，有的税种部分重复征税，为了提高存量房交易征税效率，笔者建议如下。

（1）取消印花税。目前税收征管中契税与印花税存在部分重复缴纳现象，纳契税是法律有明确规定在取得房产证时必需缴纳的，其作用主要是确认房产转移书据的法律效力，近年来税收收入规模增长较大，而且在我国存在的历史较长，人民的认可度也较高;印花税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契约、借贷凭证之类的单据，因缴纳印花税后成为合法凭证，收入规模相对较小，调节作用有限，因此建议保留契税，取消印花税。

（2）取消土地增值税。理论上随着房地产市场的不断发展和完善，行业、企业间的竞争日趋激烈，其行业利润率会趋于平均，土地增值税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在实际征收工作中，土地增值税计征较繁琐、征税难度很大，效果也理想。建议将土地增值税取消，计入所得征收所得税。同时为了抑制投机，将房产增值部分实现随持有房产年限的增加而税率递减的所得税政策。

（3）适当增加存量房地产持有环节税负。除居民的一般基本住房免税或享有低税率外，超过基本住房标准的投资性房地产，可实行较高的持有税税率，使投资者的税收成本增加，达到抑制房地产价格过度膨胀的目的。

5、利用纳什均衡博弈理论，治理逃税，加强税务的稽查力度

根据博弈理论，税务机关与纳税人之间的税收博弈是一个纳什均衡。税务机关一般是靠纳税人凭诚信自觉纳税，为了防止纳税人逃税，税务机关只在较小的范围对小部分的纳税人进行稽查。这样，纳税人就会在逃税与税务机关的稽查之间进行博弈。因此，对税务机关而言，治理逃税的最有效的措施就是加大对逃税行为的惩罚和提高稽查力度。存量房交易税收的征管由于种种原因，征收过程复杂、所涉税种多，容易出现偷税、漏税情况。充分利用纳什均衡博弈理论，加强税务的稽查力度，当逃税预期收益小于零时，就不会有偷税、漏税行为的发生。

6、建立风险管理机制，完善制度，提高风险管理水平

税务机关要将管理重心适当前移，重视宣传，积极引导，充分利用纳税人的遵从意愿，按照单位内部控制管理要求，建立风险管理机构、设立风险管理岗位，加强风险识别和评估，制定应对风险的策略和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正确引导纳税人自我纠正，防范税务违法行为的发生，避免存量房交易纳税人声誉受到损害，将税务风险防范于未然，提高税法执行的透明度。

7、利用纳税人权利意识，监督管理，提高税收征管质量

存量房交易税收征管工作，关系到广大纳税人的利益。存量房交易纳税人大部分为自然人，对税法的了解相对较少。税收机关要保护纳税人合法权益，并且利用纳税人监督税收作用，提高税收征管质量。

首先，要普及基本的涉税知识及相关法律常识，使纳税人在处理基本的涉税事项时能够依法正确进行;其次，要进一步的完善我国的税务制度，税务机关的存在不但降低了征税成本，而且起着双重监管的作用，作为税收征纳主体的第三方，为纳税人提供服务的同时也对征税机关起到了监督作用;最后，成立纳税人协会，为纳税人提供一个用来相互交流的平台，纳税人协会与纳税人个体相比，显然具有更强维权能力，也为我国的税收法治建设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因此，存量房交易纳税人权利保障的实现不但要纳税人个人的努力，更需要全社会的力量，维权能力提高了，才能保障实现纳税人权利，才能有效监督存量房交易税收征管工作，从而提高存量房交易税收管理水平。

8、提高服务质量，优化服务，提升纳税人主动纳税意识

存量房交易纳税人大多数为自然人，对税法知识了解的相对较少，这就对税收征管和纳税服务工作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做为税收征管人员，不仅要求有较高的业务水平，还要根据“服务质量差距分析模型”分析引起纳税人不满意的原因，查找认知差距、标准差距、执行差距、宣传差距，从多方面提高服务质量，优化纳税服务。在实际征税过程中尽量缩小这四方面的差距，实现“基于纳税人满意”的目标，提高纳税人主动纳税意识，达到提高存量房交易税收征管质量的目的。

总之，做好存量房交易税收征管前期的准备工作，可以大大减少税收征收的工作量，减少征纳双方的矛盾，有效提升存量房交易地方税收征管水平。

（注：本文系茂名市地方税收研究会项目“茂名市存量房交易税收征管问题研究――以茂南区存量房交易税收征管为例”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SSYJ2013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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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税制结构；营改增；现状；措施

中图分类号：F810.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21-0157-02

自1954年法国开始征收增值税以来，目前，已经有170多个国家开征了增值税，是大多数国家的主体税种。随着经济的发展，世界各国越来越有扩大增值税征收范围的倾向。Bird和Gendron（2007）指出，增值税既不是已经完美无缺，也不可能臻至完美无缺。国内也是各抒己见。汪德华和杨之刚（2009）提出，中国增值税未能覆盖到服务业所造成的市场扭曲，阻碍了服务业的发展，这种扭曲在增值税转型之后将更大，为此需要加速增值税“扩围”的改革。孙钢（2011）认为增值税实行“扩围”改革，必然引发收入分配体制调整的需要。而中国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一直存在增值税与营业税两税并存的局面。2009年1月1日，中国开始实行增值税转型，即对企业当年购入的固定资产所付的全部款项，其进项税额允许抵扣，从而减轻了企业税负。2011年11月16日中国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正式公布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方案，明确从2012年1月1日起，在上海市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开征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十二五”规划对于改革和完善税收制度，明确提出要“扩大增值税征收范围，相应调减营业税等税收”，即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扩围”改革。

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需要注意的问题

（一）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减少，需要寻求新的主体税种

营业税是地方政府的主体税种，而且是几乎唯一的主体税种，是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增值税是中央与地方共享税，75%归中央，25%归地方。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后，增值税的征收范围势必扩大，营业税的增收范围相对缩小，营业税由地方税变成了中央与地方共享税，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必然减少，导致地方政府会失去主要的财源，自然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因此，要顺利实现营改增，就要为地方政府寻求新的主体税种来满足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的需要，避免财政收入的减少。

（二）税制结构的分成比例发生了变化

中国现行的财政体制以“分税制”冠名。所谓分税制，其实就是两种共享税。其中，增值税75∶25分成，75%归中央，25%归地方；所得税60∶40分成，60%归中央，40%归地方。当营业税并入增值税后，营业税成了共享税，所以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分成比例必须要进行协调，以保证地方政府的财源，所以分税制财政体制要重新构建。

（三）存在重复性征税问题

营业税是价内税，是对取得收入的全额增税，从生产到消费的整个流转环节，流转次数越多，税负越重，存在重复征税的现象；而增值税是价外税，采用购进扣税法，只对销售收入和劳务收入的增值额增税，税负较轻，避免了重复征税。营改增后，由价内税变为价外税，税负相对较轻，但是需要选择适合的税率。税率设定过高，不利于结构性减税政策，不利于产业结构调整，不利于第三产业服务业的发展。而税率设定过低，不利于保证国家财政收入。所以，营改增后，增值税如何调整税率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四）税收征管问题，财权与事权不匹配

目前营业税主要是由地方政府地税局征管，而增值税是由中央政府国税局负责征管，与地方分成。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后，由地方税变成共享税。那么国税部门和地税部门的税收征管权限也必然发生变化。原先征收营业税的地税局由于业务减少，会出现人员冗余，导致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的不相匹配；征收增值税的国税局由于增值税的征收范围扩大，业务量激增，会出现人员短缺，使税收征管陷入两难的境地。营改增扩围后，税务机关的职责分配问题也是必须重视的。

（五）营改增后，增值税“一税独大”，不仅风险提高而且有可能导致通货膨胀

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后，一方面，增值税的征收范围扩大，税负更易转嫁到商品价格之中，最终由消费者承担，进而引起通货膨胀；另一方面，使增值税占国家税收收入的比重过高。以2011年的数据来看，税收总收入为89 720.31亿元，增值税为24 266.64亿元，占税收总收入的比例为27%，营业税为13 678.61亿元，占税收总收入的比例为15%。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后，增值税占税收总收入的比例为42%，将近税收总收入的一半左右。从税制角度讲，增值税比重过大，将严重阻碍其他税种的作用发挥，使税收整体的杠杆作用减弱，风险性提高。

二、解决营业税改征增值税难题的措施

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后，会存在上述一系列问题，牵动各行业及全社会的改革与发展。立足于中国现实国情和税情的基本情况，认真的推进渐进式税收改革整体方案，破解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出现的难题，进一步优化中国税制结构。

（一）推进渐进式税改方案，在财力雄厚的地区试点推进

中国目前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经济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因此，我们还只能在经济发展比较快速的富裕地区推进税改试点。国务院常务会议近日决定，自8月1日起至年底，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范围，由上海市分批扩大至北京、天津、江苏等10个省、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作为“十二五”规划的一个重要税改项目“营改增”，中国仍将保持增值税与营业税并存的局面，在以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必须先在财力雄厚的地区逐步推进，逐步提高税收征管水平，逐步扩大增值税征收范围，逐步缩小营业税征收范围，最终实现增值税取代营业税的税改局面。

（二）增加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开设新的主体税种

营业税改增增值税后，原属于地方政府主要财源的营业税归中央与地方共享了，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必然减少。为了满足地方政府公共支出的需要，就要开征新的主体税种。在现行税制的框架内，这样的税种，或并不存在，或难有变更归属关系的可能。几乎唯一的可行方案，就是按照既有的税制改革方案开征以房地产税为主体的财产税作为地方政府的主体税种，来替代营业税，扫除营改增的障碍。在不远的将来，也可以逐步开征资源税和社会保障税作为新的税种增加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在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过渡时间内，在找到新的主体税种前，中央政府也应该加大对地方政府的财政补贴和转移支付力度，以保证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不致减少。

（三）结构性减税，设定适合的税率

我们知道，营业税的税率有3%、5%和20%，而增值税的税率是17%和13%，小规模纳税人是3%的征收率。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实际上是为了适应经济转轨的需要，为了促进产业结构的发展，是结构性减税的必要措施。营改增后，对部分现代服务业开始征收增值税。服务业普遍具有种类繁多、范围广泛、经营规模小的特点。一些特殊的服务业在营改增后，达不到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标准，进项税额抵扣很少，税负反而加重，有悖于结构性减税。所以，一些企业要健全会计核算标准，提高档次。而营业税的税率要根据税收中性的原则科学合理地适度上调，增值税的税率要适度地下调，以达到真正结构性减税的目的。

（四）逐渐增加直接税比重，减少间接税比重，优化税制结构

中国的税制结构不合理，流转税比重过高，所得税比重低，使得中国税制结构以间接税为主，直接税为辅。营业税改征增值税，一方面，使得增值税比重占据绝对优势，出现“一税独大”局面，国家取得财政收入的风险性也提高；另一方面，使得增值税的征收范围变大，税负更容易转嫁，最终由消费者承担。这样，以增值税为主的间接税所占比重过大，而所得税所占比重低，导致政府强化了税收收入的职能，弱化了收入分配的职能，使贫富差距增大，不利于社会和谐。所以，由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政府必须反思并逐步增加直接税比重，减少间接税比重，并运用经济周期、收入分配和货币政策影响增值税与通货膨胀之间的传导，抑制价格上涨，达到经济稳定，为中国的税制改革政策增加前瞻性和预防性。

（五）强化税收征管机制

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后，作为地方政府征管权限的营业税的业务量减少，地税人员过剩，出现人浮于事的状况；而征收增值税的国税部门由于营业税改革，业务量激增，内部管理方式也可能发生变化，人员短缺，急需有专业能力的人员迅速补上空缺。面对国税和地税部门人员需求的变化，必须精简地税人员，并把一些地税人员相应地调整到各个国税部门中去。这样，既可缓解地税人员失业的压力，又解决了国税部门人员不足的现状。当扩围改革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将国税和地税进行合并，整合现有机构和人员，建立从中央到地方的垂直管理机制，根据税种不同划分不同的职能部门，加强征管信息化建设，优化税制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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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增值税扩围；分税制；营业税；地方财力；财政转移支付；税收返还；理想征税范围；税基估算方法；财政管理体制；地方主体税种

中图分类号：F810.4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131（2012）05—0102—07

从1994年至今，我国分税制财政体制已经走过了18个春秋，经历了三个五年计划。在这期间，增值税经历多次改革，但增值税和营业税并存的局面始终没有改变。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这种两税分立征收的做法，已经日益显现出其内在的不合理性和缺陷，对市场经济的运行造成了一定的扭曲，不利于经济结构的转型。因此，增值税扩大征收范围改革（以下简称“扩围”）被提上了日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在“改革和完善税收制度”方面就提出：“扩大增值税征收范围，相应调减营业税等税收”。这预示着我国增值税扩围改革已迫在眉睫，势在必行；这也将是我国继2009年实现增值税转型之后的又一次增值税重大改革，而且其意义和难度将远大于增值税转型。正因为如此，增值税扩围成为目前财税领域所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增值税扩围理论、增值税扩围的总体思路及收入估算方法、扩围对地方财力的影响及应对增值税扩围后地方财力缩减的对策等方面。本文旨在对这些研究成果进行梳理，以期全面地展示当前增值税扩围改革及其相关研究情况，并为改革实践和有关研究提供参考。

王 辉，黄 玮：我国增值税扩围改革研究文献述评一、增值税的理想征税范围

增值税理想的征收范围是限于生产环节，还是包括批发、零售环节？是限于对商品课税，还是包括对劳务课税？中外学者对此进行了广泛研究。

爱伦·A·泰特（1992）在比较了各国增值税制度及执行效果后认为，增值税包含从生产到零售各个环节更加可取。因为如果只对进口商品和制造环节征税，则税基太小，且纵向联合的企业会将利润移向下游单位，侵蚀增值税收入；而“批发”不是一个明确的概念，给批发价下定义是困难的，依靠提高标价或降低标价的解决办法是不公正的并带有歧视性质。同时，他还认为，不仅应对商品征收增值税，而且当劳务是作为一种投入使用时，也应对其征收增值税。斯蒂芬·R·刘易斯（1998）认为增值税实质上是一种具有一系列抵免以前每一加工和分配阶段所付税额规定的一般零售税，抵免制可以避免如周转税所带来的税额累计，而易管理、税基广的增值税可以减少一些其他形式销售税所具有的不良属性，特别是可以消除税额在行业成本结构中的意外积累。因此，他提出增值税应该具有更宽广的征税范围，某些“必需品”因为政治压力而不能被纳入征收范围的现象减弱了增值税的普遍性。

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国内众多学者对增值税理想的征税范围进行了研究。王金霞（2009）认为理想的增值税应该充分体现其“中性”特征，征税范围应覆盖经济活动各个领域，形成一个连接紧密、环环紧扣的链条，链条中的各个环节形成足额抵扣的相互稽核、相互制约的有机整体。蔡昌（2010）提出理想的征收范围趋向于覆盖所有的货物和劳务，横向上覆盖制造业、采矿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商业和劳务等各行业，纵向上涵盖原材料、制造、批发和零售等环节。涂京骞等（2010）指出增值税的最大优点在于能够使整个社会再生产过程实现税负公平，而其前提是整个征税环节不能被中断，一旦中断某个环节就会使过程陷于混乱，导致税负不公，与实施增值税的宗旨相悖。因此，选择宽税基是实行增值税的合理要求，也是增值税改革的最终目标。

二、增值税扩围的必要性

21世纪以来，随着增值税在我国社会经济活动中地位的日渐上升，增值税和营业税并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也逐步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关注，大部分学者也都赞同增值税扩大征收范围。

从公平与效率的角度出发，王金霞（2009）认为我国增值税征税范围与增值税“中性”要求还有一定的距离，即便是在实行消费型增值税改革以后，征收范围仍然不规范，导致了不同行业分别属于不同的流转税征收区域，从制度上人为地割裂了增值税抵扣链条，也造成税负失衡。靳东升等（2011）则提出由于现行增值税征税范围不完整、增值税转型不彻底，使得行业间税负不公、税收非中性以及未完全消除重复征税等方面的问题仍然存在。

从征收管理的角度出发，贾康等（2010）认为增值税与营业税分立并行的状况破坏了增值税的抵扣链条，不利于服务业的发展，造成了税收征管实践的一些困境。路春城等（2010）也认为增值税征税范围过窄导致流转链条中断，从而出现重复征税、管理成本高和操作难度大等问题。

从影响服务业发展的角度出发，胡怡建（2011）认为我国现行增值税是不健全增值税型，征税范围仅限于产品，不涵盖服务，从而导致流转税领域中的产品和服务税制不统一，不利于服务业的发展。汪德华等（2009）也提出增值税和营业税并行的税制在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对服务业都有扭曲作用，导致在中国经济整体服务化的同时，制造业反而减少了外部服务投入，而且2009年的增值税转型改革将使税制安排对服务业发展的制约作用进一步凸现。汪德华等（2008）的研究证实了这一点，他们发现，在1992—2002年，虽然中国服务业产值占GDP比重上升了近8个百分点，但是制造业的外需服务投入占总投入的比重却下降了约1.3个百分点，表现出与其他国家显著不同的发展趋势。

但是，就在增值税扩围呼声持续高涨的时候，也有学者对此持保留观点。高培勇（2010）指出增值税扩围在短期内存在难以跨越的三个障碍：一是在现行税制的框架内，能够替代营业税成为地方新的主体税种的这样一种税，或并不存在，或难有变更归属关系之可能；二是增值税扩围涉及现行税制体系框架以及既有税制改革方案的一系列变动，这对于现行税制体系框架和既有税制改革方案具有颠覆性的影响；三是增值税扩围后，原有的增值税与营业税的分成比例要重新谈判，这意味着现行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要推倒重来、重新构建，这需要相当大的魄力和周密的调研才能推进。因此，他认为增值税还未到“一统江湖”的时候。

此外，也有部分学者反对增值税现在扩围。李林根（2001）认为，由于税收管理及财政条件不具备，我国不宜进行增值税外延式扩围，即使是建筑安装和交通运输行业，也不具备扩围的条件。熊嵘（2003）提出短时期内大范围地调整增值税征税范围很可能会导致营业税收入急剧减少，影响分税制下的地方财政利益，同时增加原先缴纳营业税企业的税负。肖绪湖等（2011）则认为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间接税税制选择上应呈现多样化特征，单一的增值税并非最好选择；现阶段我国营业税税制的优越性仍然存在，统一增值税制并不成熟。

三、增值税扩围的思路及收入的估算

1.增值税扩围的总体思路

我国增值税扩围改革的最终目标，就如胡怡建（2011）所说，是建立具有统一性、现代化和消费型三大趋势性制度特征的现代增值税制度。这一目标是毫无争议的。但在当前的条件下，我国增值税应如何扩围，是“分步实施”还是“一步到位”，业界内可谓众说纷纭。

（1）“分步实施”说

刘尚希（2009）指出，如果征收营业税的行业全部被纳入增值税征收范围，那么这项改革不亚于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需要对整个财税体制都进行调整。他提出，改革首先得确定思路，分几步走，一次全部替代非常困难。大部分学者都支持这种观点。但即便如此，如何“分步”也是“百家争鸣，万花齐放”。

陈锋（2002）提出，首先应纳入增值税征收范围的行业包括交通运输业、建筑业、业、仓储业、租赁业及广告等；而诸如金融、保险、咨询业等，则继续课征营业税。刘明慧（2010）和孙钢（2011）认为首先应将交通运输业纳入增值税的征收范围；刘明慧建议按照13%的低税率征收这部分增值税；孙钢则提出可暂不调整增值税中央与地方的分享比例，地方因运输业“扩围”而短收的部分，可以通过中央财政的税收返还来解决。董其文（2010）主张首先把交通运输业、建筑业和邮电通讯业纳入增值税范围，待各种社会经济条件成熟后，再逐渐扩大到全部行业、劳务。王金霞（2009）认为扩围应分三步进行：第一步涵盖交通运输业和仓储保管业、物流业；第二步纳入建筑业、建筑业生产的产品以及土地使用权（土地使用权出让免税）；第三步将金融保险、邮政电信纳入增值税征税范围。赵丽萍（2010）则认为扩围范围应首选金融保险业和交通运输业，不宜在房地产业和建筑业首先推开；此外，扩围后应适当延续营业税行业差别税率政策。

（2）“一步到位”说

也有部分学者支持“一步到位”说，如韩绍初（2008）认为，除特殊行业（如金融保险业）外应最大限度地把商品及劳务服务纳入增值税征税范围，将现行的增值税、营业税及其附加合并，统一征收增值税；同时，增值税可改为单一税率。龚辉文（2010）则认为原则上应将服务业全面纳入增值税征收范围，但服务业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界定标准应与征管水平相协调：改革之初，适当从严控制服务业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规模，随着征管水平的提高，再逐步扩大认定范围。靳东升等（2011）提出最理想的改革方案和改革目标应是对增值税全面扩大征税范围，一步到位，从根本上解决目前增值税、营业税并行所带来的重复征税、出口不能实现彻底退税等积弊。

2.增值税理论税基及收入的估算方法

国际上有多种估算增值税理论税基的方法，并且已被各国广泛应用于增值税收入的预测。Aguirre等（1988）提出用行业核算账户法（也称为生产法）来估算增值税税基及收入，即以各个行业的产出为基础，对各行业的进口、出口、中间投入品、投资、免税和零税率的产出和中间投入品进行调整，估算各个行业的税基及收入。Jenkins等（2000）介绍了三种增值税税基的估算方法：总计法、产业部门法和投入产出法。总计法利用统计年鉴中的国民账户，以GDP为基础，通过对进出口、资本、零税率、免税消费、其他部门对免税产品和服务的中间购买等项目做出相应调整，得到增值税税基；产业部门法同总计法类似，对各产业部门的GDP进行上述调整，最后加总各部门税基得到总计增值税税基；投入产出法利用投入产出表生产和使用矩阵的数据，根据消费型增值税税基同最终消费大体相当的数量关系，以最终消费为基础估算增值税税基。与Jenkins等（2000）以数据来源为依据进行分类不同的是，Pellechio等（1996）将增值税税基的估算方法分为生产法和消费法，生产法以总产出为起点，消费法从最终消费出发，两种方法得到的税基在数量上等价，选择何种方法需要综合考虑研究目的和数据可获得情况。

国内也有部分学者从事了这方面的工作，如胡怡建（2011）基于Aguirre 等提出的行业核算账户法，运用投入产出表模拟计算了增值税扩围改革在不同方案下对财政收入的影响，并对相关影响因素进行了具体分析。姜明耀（2011）也以投入产出表为基础，以统计年鉴为辅助，利用生产法估算了各行业的增值税税基，模拟测算了增值税“扩围”改革在不同税率下对工业和服务业各行业理论税负的影响。

四、增值税扩围对地方财力的影响

增值税扩围是大势所趋，在这种背景下，受冲击最大的当属地方财政收入，这也是目前这一改革难以推行的最大障碍，国内学者对其的关注自然不在少数。

胡晓奇等（2006）指出如果按照“完整链条论”扩大增值税征收范围，将导致地方税收收入大幅下降，带来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重新分配等更复杂的问题。胡怡建（2011）认为若不改变增值税收入归属和分享比例，就意味着会将地方全额征收的营业税转变为地方只能分享25%的增值税，从而极大影响地方财政利益。因此，增值税扩围改革涉及的最为核心和敏感的问题是收入如何在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分享，以及由此引发的中央与地方分税制财政体制如何推进的问题。张斌（2011）也认为在中央分成比例不变的情况下，增值税扩围后地方财政所分得的增值税收入绝对量虽然有所提高，但远远不能弥补减少的营业税收入，这会加大地方经济增长阻力，增加地方财政风险。魏陆（2011）更是直接指出如果将现行的营业税改为增值税，在我国目前地方财力已经比较紧张的情况下，对现行财政管理体制势必造成冲击，这恐怕是增值税扩围改革最为棘手的问题。孙钢（2011）甚至认为增值税扩围后，地区之间的利益纷争（主要表现在进项税额上）有可能浮出水面。王金霞（2009）和刘明慧（2010）等也持相同观点。

也有学者通过实证分析的方法得出了类似的观点。如董其文（2010）通过测算得出如果营业税被增值税代替，直接的后果是地方政府预算内可用财力的大幅减少；张悦等（2010）模拟估算了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对地方分享收入的影响幅度，结果表明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后，各地增值税收入相比以前的两税之和都有所下降，地方财力出现缺口，而降幅则取决于营业税所占比重。

五、应对增值税扩围后地方财力缩减的对策

地方财力受增值税扩围的影响不可避免，学者们最为关心的问题自然就是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因为这个问题解决的好坏将直接影响地方对这一改革的积极性以及改革的成败。施文泼等（2010）就明确指出增值税全面扩围后，营业税将被增值税所取代，如何保证地方财政收入不受影响就成为首当其冲必须解决的问题。对此，国内众多学者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1.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合理划分增值税收入

在中央和地方的分成比例方面，汪德华等（2009）认为应由中央和地方协商重新确立增值税分享的比例，中央分享的比例应适度降低，适用于所有国内增值税。刘明慧（2010）指出应提高地方在增值税收入分享中的比例，并重点把握比例调整的尺度。杨之刚（2004）、蔡昌（2010）、杨默如（2010a）和张斌（2011）等也提出了类似观点。

也有学者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董其文（2010）通过简单测算，认为如果把中央与地方分享增值税收入的比例由现行的75∶25调整为69∶31，则可以保持目前中央与地方的收入规模基本不变。张悦等（2010）研究得出，即便提高地方增值税分享比例至46.8%后，大多数省级行政区基本维持现有的财力水平，但仍有约三分之一的省级行政区的收入与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前有较大差异。胡怡建（2011）则提出应根据历年营业税与增值税增长差率来调整中央与地方分享比例，按此计算地方分享比例应不低于50%，而中央分享比例应不高于50%。

在增值税税收返还的核定依据方面，施文泼等（2010）还提出扩围后增值税分成的依据不再仅是各地征收的增值税数额，而是要在综合考虑各地的人口数量、消费能力、基本公共服务需要以及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能力等诸多因素后确定。刘明慧（2010）也认为税收返还不能仅仅依据税收来源地这个单一标准，还应考虑增值税负担在生产地与消费地之间的实际承受情况，故应适当降低发达地区的税收返还数额，同时提高落后地区的份额，使生产地和消费地都享有一定的税收收益权。

2.健全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加强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力度

对于增值税扩围后地方财力缩减的问题，业界一致认为应加大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力度，逐步提高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的均等化水平。但较少有人从实证的角度对增值税扩围改革下的转移支付方案选择进行研究，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陈少晖（2011）以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的财政数据为基础进行的相关分析：他从财政均等化的维度来考量各转移支付方式，指出增值税的扩围改革重构了中央和地方的利益关系，对于地方政府的利益损失可以通过转移支付制度加以弥补。具体来说，增值税扩围改革下的转移支付应逐步取消税收返还，重构一般性转移支付与专项转移支付；一般性转移支付应根据各地财政收支的差别，设计科学合理的计算公式；同时，加大对专项转移资金使用的监管，以此来促进我国公共财政目标的实现。

3.完善地方税收体系，加强地方主体税种建设

施文泼等（2010）认为营业税被增值税取代后，从国际经验来看，可作为地方主体税种的当属在不动产保有环节征收的房地产税，也包括资源税。魏陆（2010）提出应通过改革资源税、房产税和开征环境税来夯实地方财政主体税种税源。胡洪曙（2011）通过构建地方财力缺口测算模型研究发现，开征财产税不仅不会对地方财力造成难以承受的缺口，而且能为地方政府创立带来持续、稳定收入的主体税种。王金霞（2009）也认为应构建以财产税为主体税种的地方税体系。张斌（2011）则提出应适时开征如社会保障税、遗产税等新的税种，加强地方税征收管理体系建设和地方税保障体系的建设。

4.进一步推进财政管理体制改革

在财政管理体制调整的总体思路方面，贾康等（2002）指出应减少政府层级和财政层级，并按“一级政权，一级事权，一级财权，一级税基，一级预算，一级产权，一级举债权”的思路推进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同时健全自上而下的转移支付制度。胡贺波（2007）认为我国政府间财政关系改革首先是要在立宪层次“分事权”，然后是进一步“分财权”，最后是建立规范、透明、合理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贾康等（2005）则提出了对整个分税制财政体制进行系统化调整和规范的措施：在公共财政框架下明确地方职能、逐步划清政府间事权，鼓励通过“省管县”和“乡财县管”等方式减少财政体制层级，逐步完善地方税收体系、调整各级政府间的财力划分，加大转移支付力度、调整转移支付结构。谢旭人（2010）、贾康等（2010）、朱青（2010）、蔡昌（2010）、杨默如（2010b）、王振宇（2006）、焦国华（2003）等也提出了类似观点。

5.调整中央和地方财力分配的政策和力度

在调整中央与地方财力分配方面，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声音。龚辉文（2010）倾向于“彻底改革型”思路，即营业税改革与进一步的分税制改革同步进行，根据新的税制体系和改革要求，在原有分税制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重新设计，明确中央、地方的收入归属，规范国税、地税系统的职责分工。王金霞（2009）则认为目前比较切合实际的解决方式是采取“稳健调整型”的方式，保持原有的分配格局以及税务机构的设置，在增值税扩围的过程中，进一步完善地方税体系，构建以财产税为主体税种的地方税体系，遵循“宽税基、少税种、低税率”的原则，完善房地产保有环节税收制度，根据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逐步开征物业税、社会保障税，使因增值税扩围而减少的营业税通过多渠道得以弥补。

六、简要评价

自2009年1月1日我国增值税转型改革起，业界、学界及社会民众对增值税下一步改革的目光都集中在增值税的“扩围”改革上。目前，各界已基本达成共识推进改革，但在具体的实施方式上仍然存在分歧，主要集中在这项改革是“一步到位”，还是“分步实施”？是应结合我国分税制财政体制进行“彻底改革”，还是进行“稳健调整”？笔者认为，从我国目前的经济形势考虑，特别是考虑到财政承受的压力，营业税纳入增值税的改革不宜一步到位，建议根据经济情况分步完成改革。而且从增值税转型改革看，也是分步实施、逐步推进，化解了各种矛盾和风险，确保了改革的顺利进行。因此，我国应采取渐进式改革，分步扩大增值税征收范围，应先将部分行业、劳务纳入增值税范围，待各种社会经济条件成熟后，再逐渐扩大到全部行业、劳务。

虽然国内学者对我国增值税扩围的必要性、扩围的难点、扩围的方案设计等问题进行了较为细致的研究，但专门研究扩围对地方财力的影响则较少。即便有的学者提到了这个问题，也仅仅是从定性的角度指出地方财力会因取消营业税而减少，这只是浅层次的研究。毫无疑问，为地方政府设计出一套能保证其财力不因增值税扩围而减少的收入分配方案，是推行增值税扩围的前提。因此，如能使用定量分析的方法，模拟估算出增值税扩围对我国地方财力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应对增值税扩围后地方财力缩减的政策建议，无疑是更好、更稳妥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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