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监管政策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金融监管政策，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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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超低利率政策。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主要发达国家相继实行扩张性货币政策，美联储、英格兰银行、欧洲中央银行连续降息，基准利率分别从5.25%降至0%-0.25%，从5.5%降至0.5%，从4.25%降至0.75%，均为其历史最低水平。量化宽松政策。量化宽松政策是指在基准利率降低为零或接近于零的情况下，中央银行通过购买长期国债、机构债和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等，向市场投放流动性。2009年11月，美联储实施第一轮量化宽松政策，共计购债1.725万亿美元；2010年11月，美联储实施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共计购债6000亿美元；2012年9月，美联储推出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每月购买400亿美元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同时继续进行扭转操作；扭转操作到期后，每月将增加450亿美元的长期国债购买，2013年元月，美联储的资产购买规模将增至每月850亿美元。由于欧洲中央银行具有超性质，无法实施真正意义上的量化宽松政策，它选择通过长期再融资操作向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

全球金融监管框架改革。防范系统性风险。各国金融监管改革法案都将防范系统性风险放到非常重要的位置。美国新成立的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不仅负责监测和处理系统性风险，还对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提出在资本金、流动性和杠杆率等方面的监管建议。欧盟将建立一个主要由各成员国中央银行行长组成的欧洲系统性风险委员会，负责金融风险的监测和预警。整合监管框架。危机之前，美国采取双重多头的监管模式，容易造成监管重叠和监管空白，多德——弗兰克金融改革法案整合了各监管部门的监管职能。欧盟成立了欧洲银行管理局、欧洲证券和市场管理局、欧洲保险和职业年金管理局，分别负责对银行业、证券市场和保险业实施监管。英国通过了金融服务法案，赋予英格兰银行和金融行为管理局更多的金融监管职责。

加强宏观审慎监管。传统金融监管的核心是微观审慎监管，主要目标是维护金融机构安全。然而此次危机表明，微观稳定不等于宏观稳定，为了防范系统性风险，必须加强宏观审慎监管。近年来，金融稳定理事会、巴塞尔委员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分别从不同方面推动了宏观审慎框架的建立和宏观审慎工具的开发。

篇2

（一）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具有内生的不确定性

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中有四个重要角色：（1）中央银行；（2）金融机构，包括商业银行、储蓄银行及信用社；（3）资金供给者；（4）资金需求者。在这四大角色中，每个角色又由无数个体所组成，每个个体在不同时点有着不同的行为模式，因此，从数理角度来，四大角色具有多种行为模式组合，而且随着客观条件的变化，各种组合模式又会相互替代，具有多重均衡的特点，不可能找到最优均衡点，在多重均衡的运行过程中，往往潜伏巨大的制度变迁风险，原因在于每个个体追逐单个利益的理性行动很有可能造成集体的非理性后果。因此，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具有内生的不确定性，它决定了金融风险与货币政策的矛盾与冲突在所难免。

（二）金融风险会加大货币政策的执行难度

货币政策的真正实施，通常要求在货币工具、操作目标、中期目标或指标变量以及最终政策目标之间存在相对稳定的关系。扰乱金融体系，会这些关系。当一个银行体系越来越资不抵债（即金融风险越来越大），操作目标（如利率）、中间目标（如货币或信贷总量）和政策目标（如稳定物价）之间的联系就会改变。也就是说，金融风险会影响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会影响货币政策的目标，会加大货币政策的执行难度。当金融风险程度越来越高时，政策工具与目标之间的正常关系变得越来越难以预测。例如通过货币供应和利率来传导货币政策，会受到银行流动性不足或资不抵债的影响（有银行的风险表现），因为这些银行不能根据货币政策措施调整储备或贷款，还会降低对利率反应的敏感性和预见性。不会对市场力量作出反应的银行是不能靠它们来传导利率变化的。

在那些有风险的银行体系中，各种货币工具被用来执行货币政策时均会受到不稳健银行亦即有问题银行的极大影响。例如，货币市场不会拆借资金给不稳健的银行用来弥补准备金的不足，由此造成的市场分化会进一步阻碍央行对整个银行体系的货币管理，最终扰乱金融市场的运行。而货币政策正是通过金融市场传导的，当银行体系中有很大一部分银行无法依靠时，同业拆借市场会发出极端的信号，或迅速瓦解。

当银行体系不稳健时，通过公开市场来进行流动性管理也会受挫。在公开市场央行售出其持有的证券来降低信贷扩张，可是该影响会被高风险的借款人对利率的非弹性需求而减弱，他们会提出更高的利率来谋求同额贷款。当银行极为脆弱时，执行货币政策的工具会变得不对称，货币政策的放松比紧缩容易。

市场力量脆弱的银行体系，尤其是那些国有银行为主的体系，传导政策效率相对较低。在金融风险高的银行体系中，信贷供应不会受资本或利率的限制，因为银行为了创造收益而可能无视风险因素。当银行允许借款人将应该支付的利息资本化（即以贷收息，将应收的贷款利息转为新贷款的本金），或当借款人根本就不打算归还贷款时，信贷需求和银行贷款对利率变得不太敏感。之间、企业与银行之间普遍存在信用观念淡薄，赖帐现象屡见不鲜。这是地地道道的道德风险，的债转股工作要谨防道德风险的发生。

（三）不适当的货币政策会放大金融风险

货币政策会影响银行体制，放松银根的宽松政策可以提高银行的盈利，但是当实施紧缩的货币政策时，银行可能会很难调整经营策略。因为尽管稳健的银行会有足够的灵活性资产来调整流动性状况，但银根突然抽紧会在不稳健的银行中引发流动性危机。经验表明，放松的货币政策可能会在短期内给银行带来好处，但是长久会造成资产价格泡沫和通货膨胀，扰乱银行的经营，侵蚀银行资本的真实价值，导致银行出现有问题贷款，形成风险。

用来执行货币政策的工具也会对银行体系产生影响。没有运行良好的“最后贷款人”的信贷便利，会打乱支付系统的正常运转；通过抛售资产增强流动性会使流动性不足的银行变得资不抵债；信贷或利率控制会迫使银行过多的持有不产生利润的准备金；限制银行的流动性管理，会导致银行中介功能的丧失，减小银行的客户基础和盈利水平。法定准备金不能按市场利率获取利息，实际上是对银行体系征收的一种税。例如，我国以前的存款准备金率（加上备付金率）高达18％－23％。国家一边采取放松银根的货币政策，一边又采取高的存款准备金制度，放松银根的货币政策的效果被高的存款准备金制度所抵消，同时削弱了银行的获利能力。

由此可以看出，严重的风险会损害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导致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受到，甚至会导致货币政策的完全失效。同时不适当的货币政策又会影响银行体系的稳定，导致银行出现，放大金融风险。

二、金融监管对货币政策的支撑与抑制

金融监管的主要目的就是化解金融风险，建立稳健的金融体系，确保货币政策的实施。

金融监管作为一种不同于政府宏观调控和中央银行货币政策、介于自由市场和之间的特殊的政府管制行为，具有特定的内涵和特征：（1）有效管理和控制货币供给，为增长和创造一个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2）保证金融机构特别是商业银行的健全性和生存能力，以提高金融市场运行的内在稳定性；（3）保护存款者利益，约束债务人行为，以维持正常的信用秩序；（4）改善金融体系中资金流动的微观和宏观效率，以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公平。

金融监管有积极监管与消极监管之分。积极监管是指金融监管当局通过对金融市场主体的市场行为进行正面引导所实现的市场控制；而消极监管是指金融监管当局通过对金融机构在金融市场中各种偏离行为进行限制所实现的市场控制。当前应改变金融监管的传统做法，变单一的“消极监管”为“积极监管”与“消极监管”并举的监管模式。要实现积极监管首先要对金融机构进行主动道德化过程；其次是正确地进行市场协调；最后是对社会公德进行影响。也就是由以前的对金融机构违规行为进行批评、训斥、处分、处罚转变为对金融机构的合法有益的行为进行表扬、奖励，由处罚变为激励，引导金融机构树立合法经营、公平竞争的道德观念。同时帮助金融机构建立完善的内控制度，增强其内部控制的能力。通过央行的正确监管，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与安全，培育充满活力的金融机构，为货币政策的良好实施提供先决条件。

然而，监管法规缺陷、监管宽容以及监管时机选择不当和过于严厉的监管都会导致金融机构要么肆意妄为，要么死气沉沉、缺少金融创新的动力，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抑制货币政策的顺利实施，增加货币政策实施的社会成本。监管法规缺陷和监管宽容问题可以从许多国家找到例证。更为可怕的是，与二者相伴随的往往是银行危机以及货币政策失灵。阿根廷在1980－1982年银行危机期间，金融法规框架的调整滞后于金融监管的放松，尽管审慎管理规定比较全面，但监管机构缺乏适应金融业发展变化的应变能力。监管者检查的是规定是否得到执行，而不是检查贷款的质量，在金融危机出现的前几年就停止了现场稽核检查，而且缺少有问题银行市场退出的机制。

这里需要特别关注的是监管宽容问题。对监管当局来讲，在银行出现危机（如支付危机、资不抵债）以后，往往采取一种“等等看”的态度，希望困难是暂时的，没有对金融体系产生严重威胁，而且认为问题自身会得到解决或者将问题掩盖下来直到其他人接任。结果是监管当局对采取有争议的行动非常审慎，好大喜功和缺乏可靠性，可能会造成对问题的推倭、拖延和掩盖。在比较发达的国家如美国和日本已发生过类似的问题，美国和日本的监管当局变得更关心其监管工作的荣誉和不出现明显问题，而不是解决银行体系存在的问题。存款保险制度可能使问题进一步恶化，因为它消除了存款人潜在敦促银行采取正确行动的压力。而推迟处理有问题银行的行为几乎都没有什么好的结果，因为，有问题银行可能会采取风险更大的做法，如高息揽存、高风险投资等，它不仅会最终增加解决问题的成本，而且使货币政策传导的主要载体商业银行面临巨大的外部不确定性，货币政策的实施变得困难甚至导致货币政策失灵。

监管时机选择不当也会对被监管对象特别是银行机构产生负面影响，从而抑制货币政策的顺利实施。这里可以从法国、日本和找到例证。法国虽然金融法律、规定和实施权力都很充分，而且监管当局（银行委员会）也拥有所需的权威、技能和管理资源，但在监管的时效性上存在问题。监管者早在1991年就了解里昂信贷银行的问题，但在1993年第一次援救工作之前没有披露任何情况，而是继续听之任之，以至于在1995年需要进行第二次援救工作。其错误在于，没有及时对里昂信贷银行实施有效监管，而是默许其迅速发展和持有高风险的不动产以及贷款集中于少数几个大的借款人身上。日本进入1990年代以后，泡沫经济崩溃，银行的巨额房地产贷款变成了不良资产。1992年，银行不良资产高达20万亿日元。但在1993年，日本银行机构有能力处理全部不良资产。因为日本银行机构持有大量的1955年左右陆续买进的低价格股票，尽管此时股票价格下跌，但银行仍有庞大的帐外利润。如果此时抛出这些股票，用以冲销不良资产，就不会出现1995年银行陆续倒闭事件。但是，银行担心公开不良资产问题会降低银行信用，也害怕因此而被追究经营者的责任。作为监管当局日本大藏省也担心银行丧失信用，造成存款外流，引起金融体系崩溃，因此而承担全部责任，故此也抱着侥幸心理，一再拖延解决银行不良资产问题。1998年，日本又有三家大银行破产，金融秩序濒临崩溃。从中国来看，中国人民银行为配合国有商业银行剥离不良资产、进行债转股的实施工作，1999年下半年对国有商业银行进行了信贷质量、贷款投向、贷款利率的全面检查，这是非常必要的。但在监管时机选择上值得商榷。因为信贷质量检查与央行启动内需、增加信贷投放的货币政策的出台几乎是同时进行的。信贷质量检查使得处于“信贷权利与责任不对称、收益与风险不对称”机制下的商业银行信贷人员更为谨慎，他们在没有十足把握的情况下不会轻易发放贷款，以免因此遭受经济和行政处罚，这无疑加剧了我国信贷市场中的“逆向选择”问题。其结果是央行货币政策难以贯彻落实，这就意味着央行的货币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失灵。

三、强化监管，为货币政策的实施创造良好的金融环境

（一）尽快创立积极监管与消极监管相结合、激励相容的监管制度

1．建立金融评先制度。其形式是由当地的央行组织该地区的金融机构参加该活动，每年按照一定的比例评选出合规经营、态势良好、获利能力强的金融机构，予以表扬，并在业务与机构发展方面给与一定的鼓励措施。

2．建立金融监管季度联席会议制度。该制度的参与者是各地区央行监管部门的负责人，以及该地区各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人员包括人事部门、机构管理部门和稽核检查部门的负责人。具体形式是由当地的央行监管部门组织，当地金融机构内部控制部门的负责人参加，于每季度初召开一次金融监管季度联席会议。实施此项制度的主要目的在于：（1）将金融机构的外部监管与其自身的内部控制相结合，使两种力量形成合力，更加有利于对金融机构的监督管理。（2）便于监管者与被监管对象沟通交流信息，解决金融监管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3）便于监管者与被监管对象交流感情，融洽彼此的关系，为金融机构的发展提供宽松的环境。

3．建立金融机构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制度。该制度的形式是由当地的央行组织考试，参加考试的人员是要获得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的金融机构从业人员。只有考试合格后，这些人员才能获得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才能到金融机构担任主要负责人。

4.建立金融机构高级管理人员上任报告制度。金融机构高级管理人员上任后应按照以下要求，以书面报告并签名盖章的形式向当地央行监管部门报告：一是要求各行在收到央行关于被审核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批复十日内，将被审查对象职务聘任的文件报送给当地央行监管部门；二是高级管理人员通过资格审查上任后，2个月内就其分管事项从“基本情况”、“存在的问题”、“改进措施”等三个方面形成书面材料，报送当地央行监管部门。通过实行该制度，控制金融机构擅自变更各级负责人的现象，便于对金融机构的违规情况划清责任，对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跟踪监管。该制度的突出功能在于防范金融机构高级管理人员的道德风险。

至于消极监管，它是我国金融监管的传统方式，其制度基础主要是一些金融法规，例如《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金融机构管理规定》、《金融违法行为处罚办法》和《金融机构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暂行规定》等。当然，这些法律法规有待进一步修改和完善。

（二）适当鼓励金融创新

从某种意义上说，金融创新是为了逃避或者绕过金融法规的限制和监管当局的监管，可以说是与金融监管相矛盾的。但是金融创新对金融机构如此重要，监管当局应适当鼓励金融机构进行金融创新，并促使金融机构的金融创新与积极监管相适应。

1．金融创新的前提条件是健全金融法律制度，规范央行的监管行为。对待金融机构的金融创新，原则上要持宽容态度，不搞事后追究。对于法律所禁止的事项坚决不能违反，违反了就按照违法违规来处理；对于法律未明确规定禁止的事项，可以允许金融机构进行操作，监管部门不要对其作违规处罚。但是金融创新必须在注意风险防范的基础上进行。

2．金融创新所带来的收益必须大于其新增成本，这样的金融创新才能充满活力，才能由单个金融机构内部的强制性制度变迁转为整个金融系统的诱制性制度变迁，从而在整个金融体系中产生“正外部性”（即收益外溢）。

3．鼓励金融创新的目的在于最终为我国银行业由分离银行制向全能银行制过渡作准备。要特别鼓励银行业进行中间业务的创新。

（三）解决金融市场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信息不对称就是金融合约的不同当事人不能拥有相同信息的事实。其直接后果就是导致金融体系产生重要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给金融市场带来巨大风险。解决金融市场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的具体措施是：（l）健全金融法规体系，对违反法律法规的交易活动严加惩处，尤其对提供虚假信息牟利的交易者严惩，净化金融市场环境，理顺金融市场秩序。（2）将金融机构标准与国际接轨，使会计信息能全面反映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状况，金融机构的会计制度必须坚持客观、严谨、审慎的原则，必须能真实、全面反映金融机构经营活动的潜在风险。（3）建立和完善金融机构的信息公开披露制度，促使金融机构特别是商业银行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同时，对流动性、安全性给予充分的重视，同时也可以减少“内部人控制”现象。（4）加强会计、审计、信用评级等中介机构的建设和发展，借用社会中介机构的力量强化金融监管。（5）加大央行对金融机构的现场监管力度，注重金融机构特别是商业银行资产质量的监管，对违法违规经营行为给予严惩，提高违法违规经营的成本。（6）采取相应措施消除或减少银企金融交易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包括：银行贷款专业化，签订限制性契约，与企业保持长期联系，向企业提供贷款承诺，办理抵押和补偿余额，对企业进行信用配给等。

通过以上措施的实行，可以有效地解决市场中的四大信息不对称：（1）中央银行与金融机构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2）金融机构与借款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3）金融机构与存款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4）金融机构与金融机构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四）构筑有问题金融机构特别是有问题银行机构的市场退出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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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际金融监管；博弈解析；中国政策

中图分类号： D922.23 文献标识码： A

前言

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促进了世界经济进步也改变了国际金融运行格局。金融市场和金融创新产品的国际化发展，一方面对世界经济发展起到积极的带动作用，另一方面也暴露出了日益严重的国际金融风险问题，世界各国金融监管部门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金融自由化、技术进步以及金融创新等因素对国际金融市场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金融风险本身具有一定复杂性，同时是内生性与外生性的综合体。金融监管是控制金融风险和预防金融危机的最有效手段。

1.金融监管合作的定义和模式

金融监管合作是指在一定的时间内，监管主体采取合作的策略共同维护金融稳定、优化监管金融资源分配和促进金融行业健康发展。金融监管合作机制作为一种制度，需要重点关注监管主体的合作性。一部分学者认为应该加强金融监管竞争。金融监管中加入竞争机制有利于提高效率，金融市场的监管竞争与其他市场中的竞争一样，能够改善金融资本和金融资源的分配，进而提高整体福利水平，监管合作会干扰金融市场的有效运行。由于监管者所承担的成本很小，所以监管者有强烈的动力通过竞争来吸引金融资源，竞争主体的非经济性将扭曲竞争，这种扭曲竞争带来的最直接后果是金融危机。而对于如何通过把握国际金融市场发展趋势，提高我国预防国际金融危机能力的研究相对较少。通过对目前国际金融市场发展形势的分析，以及对已有研究成果的阐述可以看出，对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国际金融监管问题研究，提出中国在这一历史契机中政策的选择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2.国际金融监管体系中存在的问题

2.1、金融监管体系很难以满足全球化的发展

在金融创新的推动下，金融资本在不同地区、国家之间的流动性逐渐增强，加之各国金融机构对金融监管的放松，使得全球金融市场迅速成为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全球金融市场的整体化发展表现出了脆弱性、结构复杂性和虚拟性。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在国际上建立统一的金融风险预警机制、金融监管框架、监管标准以及金融危机防范和处理机制。目前的国际金融监管体系中发达国家更多的是金融制度的制定者，由于发达国家之间的金融监管体制和监管框架存在差异，所以很难建立统一的国际金融监管框架，这也客观上提升了不同国家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监管合作成本。

2.2、解决问题不够及时，导致金融监管滞后

金融监管机构的错位和缺位主要表现在几家主要的金融监管协调机构并未能够发挥应有的国际金融监管职能。虽然现在金融稳定论坛已经进一步成为金融稳定委员会，并在国际金融监管中被赋予很高的期望，是否能够与其他金融监管机构职能有效衔接还需要时间和实践的检验。在现有的国际金融监管框架下，国际金融监管机构尚不能发挥切实有效的国际金融监管作用。

2.3、监管机构的管理模式，影响了金融市场

资产市场中的需求缺乏弹性，如果资产价值下降，直接引发资产负债表的减值损失，同时导致内生的资产出售，进一步加剧了资产价格的下降，从而使金融风险在金融机构之间扩散。如果资产价格上升，直接引发资产负债表的价值增值，金融机构在财富效用影响下购买资产，更进一步提升了资产价格。所以在经济处于上行周期时，银行会保持较高的资本充足率和较好的资产负债表。而经济处于下行周期时，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恶化，并收缩资产负债规模，市场中的资本流动性不足，从而加大金融市场崩溃的压力。现有金融监管制度在金融危机爆发后加重了危机的扩散和影响。

3.金融监管的演化博弈模型

首先，在国际金融监管过程中，国家的金融监管机构是国家完整的代表，博弈模型中以国家作为直接的博弈参与人，国际金融监管是一种持续的、重复的行动；其次，每次随机选择两个国家进行博弈，参与博弈的国家事前没有进行沟通，不能确定对方选择的策略，每个国家拥有自己的金融系统、金融产品，并且都是以实现本国利益最大化为根本目标，而不会过多地考虑全球福利问题；最后，选择银行业资本充足率监管作为博弈模型分析的对象。短期内如果某一个国家银行的资本充足率降低，那么将会有其他国家的资金流入，资金的流入增加了本国资本的供给量，同时提升了本国银行的放贷能力，进而达到了降低资本成本的目的。再充分考虑预期的影响，当实际资本充足率与预期资本充足率变化不一致时，就能够引发资本成本的波动。

其中，Ci代表i国家的资本成本；c代表均衡资本成本；Ki代表i国家预期资本充足率变动，Kie>0；代表资本成本对资本充足率变动的系数，。

每个国家都以资本成本最低为目标，可以得出成本函数作为博弈参与人的收益函数：

其中，系数代表国家对资本成本和资本充足率变动的重视程度，的取值越高说明国家越看重资本充足率变动，希望预期本国资本充足率保持稳定，取值越低说明国家更看重的是资本成本。由上文两个公式结合可以得出：

4.中国政策的选择

4.1、参与国际金融监管，提高国际监管效率

在各国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的前提下，强化与其他国家金融监管部门的金融监管协调合作，建立与其他国家之间的信息共享机制，对于重要的金融问题要做好及时信息沟通和反馈。其次，改革我国的金融监管手段和方式。目前我国对国际金融机构的监管还非常有限，对我国的金融监管手段和方式进行改革，同时培养高素质的国际金融监管人才，提高我国对国际金融机构的监管水平和效率，防范国际金融风险和预防国际金融危机的再次发生。最后，设立专属的国际金融监管协调机构。

4.2、促进国际金融机构改革

首先，加强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之间的合作。其次，促进国际金融机构的改革，提高中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各国联合共同努力提高国际金融机构的有效性，提高国际金融机构的融资水平，更好地应对可能的金融风险和金融危机。最后，增强与G20集团各成员国之间合作对话。进一步确定各方在国际金融系统中的责任和义务，提高集团成员国之间在国际金融监管合作中的效率。

结束语

随这些超国家组织的成立并逐渐发挥作用，中国应提升在这些国际金融监管合作组织中的话语权，推动国际金融监管一体化的发展，在未来的国际金融监管体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1]于维生，张志远.国际金融监管的博弈解析与中国政策选择[J].国际金融研究，2013，01:1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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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电子货币发展对货币政策的影响

电子货币产品，主要被设计用来替代流通中的通货，而中央银行发行的用于流通的通货是整个货币供给的一部分，因此对流通中通货的影响会直接影响到货币供给，影响最大的是狭义货币M1。许多国家都将M1定义为：流通中的通货加活期存款。由于流通中的通货在M1中占的比重较大，因而电子货币的替代作用会对它产生较大影响，而其他层次的货币供给，如M2和M3，由于流通中的通货在其中所占比重较小，因而影响也较小。电子货币对M1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的存款规模；(2)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所要求的准备金规模；(3)传统上对M1的定义。

在现代银行体制下，存款是通过对基础货币的再创造过程而产生的，货币供给等于基础货币量与货币乘数之积。基础货币等于流通中的通货加上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的存款，也就是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的准备金数量。电子货币对流通中通货的替代作用会通过三个途径影响M1：(1)由于流通中的通货数量减少而影响M1；(2)通过改变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的准备金数量而影响M1；(3)通过货币乘数对M1产生影响。

由于电子货币的替代作用，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的规模会缩小，中央银行一般通过公开市场业务调节货币供应量，缩小的资产负债规模将会加大调节难度。

在货币需求方面，流通中通货的减少加快了货币的流通速度，根据货币数量理论，电子货币的替代作用使得利用通货进行交易的次数减少，因而对货币的需求减少。而电子货币在信用创造方面的作用，又使得对货币的需求处于不稳定状态，从而导致利率波动。根据凯恩斯货币需求理论，货币需求与利率直接相关，利率的波动反过来又导致货币需求的不稳定。这样金融当局在利用货币政策工具通过影响利率而实施货币政策时，会由于上面的反作用而使利率的传导作用减弱。

电子货币的发展会逐步减弱人们对流通中通货的需求，降低通货在广义货币和金融资产中的比重，使得只盯住基础货币的货币政策效力不可避免地大打折扣。

商业银行作为直接货币供给者，其进行创造存款货币的存贷活动，提供货币供给的数量，都建立在基础货币这个基础上。基础货币及其增减变化直接决定着商业银行准备金的增减，从而决定着商业银行创造存款货币的能量，而电子货币对流通中通货的替代作用使得这种能量减弱。电子货币的发展不可避免地使传统的基础货币结构和内涵受到冲击，如果电子货币对流通中的通货只是完全的替代作用，那么只需将电子货币余额加入到基础货币中，即基础货币应由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的存款准备金、流通在银行体系之外的通货和电子货币余额三者构成。但是，由于目前发行电子货币的机构可能不是中央银行，因此电子货币还没有起到对创造货币产生作用的高能货币的作用。同时由于电子货币的信用作用，也使得它的创造货币能力与传统的存款货币创造能力不同。

电子货币的发行，扩大了货币供给主体，加大了货币乘数，对现实货币供应量产生影响，使货币供应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中央银行的控制，从而使货币供应越来越多地受到经济体系内部因素的支配，以及市场因素的支配。货币供应内生性的增强，要求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及货币供给体系进行变革和完善。

二、电子货币与金融监管

目前金融监管的内容主要包括市场准入、市场运作过程和市场退出。其中市场运作过程监管又包括资本充足性监管、流动性监管、业务范围监管、贷款风险监管、外汇风险监管、准备金管理和存款保险管理等几个方面。

电子货币的发行使流通中的货币需求减少，减少了金融当局的货币发行数量，从而减少了金融当局的铸币收益。

电子货币的流动性也同样影响电子货币的发行规模和余额。其发行的规模越大，可用于结算的余额就越多，但同时也要求有更多的传统货币随时准备赎回相当数量的电子货币。这一点要求中央银行有足够的货币储备，以便应付可能出现的人们对某一电子货币系统产生的信心危机。因此，电子货币的发行和流通对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提出了挑战，对货币当局的货币供给调控能力提出了质疑。

中央银行不仅应当有效控制电子货币的发行数量，还必须对电子货币的发行主体和电子货币的种类进行必要的限制。目前，国外主要有以下几类发行机构：银行、受管制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及非金融机构。但是多数国家发行电子货币的机构主要还是信用机构，这—点非常重要。我们认为，在中央银行制定电子货币的监管措施时，应当首先考虑电子货币发行机构的信用等级，并根据其信用等级决定获取电子货币发行资格、发行电子货币的数量、种类和业务范围。而电子货币发行机构的信用等级应当每年进行核定，考核的指标可以选择资本金、已发行电子货币的数量及其余额，流通速度、外汇交易额、准备金和存款保险等内容。

此外，要对发行电子货币的机构，特别是发行电子货币的非银行金融机构进行有效管理，必须将非银行金融机构与商业银行进行同等的控制与监管，对其发行的电子货币余额要求在中央银行存有相应规模的准备金，以便加强对货币供给的控制。当然，目前世界上发行电子货币的大多数国家对电子货币的发行机构没有额外的准备金要求，仍然按照现有金融业的规则进行管理。但从风险控制的角度来看，如果能够将电子货币和传统货币区分开来，分别制定各自的准备金率，更有利于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稳定。

为了实现对电子货币信用创造功能的有效监控与测度，还应建立一套完备的监控体系，增加对货币需求以及货币流通速度的定量测度，以便控制货币供求，使货币政策得以有效实施和贯彻。

三、网络银行与金融监管

网络银行通过因特网或其它公用网络与客户直接联系，进行各种资产、负债业务或表外业务，它与传统意义上的银行不同。网络银行具有方便、快捷、超越时空等特点，它所使用的运作工具更是有别于传统银行。与网络银行的发展相适应，电子货币在其业务传递中占据了主要的地位。过去传统银行使用的票据和单据等将全面电子化、改用电子货币；所有银行业务文件和办公文件也将完全电子化，采用数字签名、数字验证技术和公共钥匙密码技术等；而银行与客户之间的联系则直接使用数据通信和网络传递等方式。

网络银行的整个交易过程几乎全部在网上完成，金融交易的“虚拟化”，使银行业务失去了时间和地域的限制，交易对象变得难以明确，交易过程更加不透明。由于多种原因，银行对客户的了解往往是不够的，这也加大了贷款监测的难度。网络银行业务的开展，使习惯于集中管理的金融监管当局和监管制度变得难以适应这一新变化。特别在对网络银行业务范围的划分上，到底采用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和尺度，显然是必须最先考虑的问题。

通过计算机与网络，可以在瞬间将巨额资金从地球的这一端传送到地球的另一端，大量资金的突发性转移无疑加剧了金融市场的波动，而网络的快速传播特征，会使这种波动迅速蔓延，造成整个金融体系的不稳定。例如，大量资金短期涌入某个国家，会造成该国汇率和利率的大幅波动，造成该国本币的急剧升值或贬值，甚至会影响该国的货币信用，造成该国金融市场的剧烈波动。而这种波动会迅速蔓延到其他国家，造成整个金融市场动荡，甚至全球经济动荡，金融风险演变成金融危机，而金融危机会造成社会经济的动荡与衰退。网络银行资金的大规模快速流动还将导致中央银行难以准确了解其资产的实际情况，造成信息不对称，使风险集中，速度加快，风险形式更加多样化。显然，传统的金融稽核手段尚没有非常适合网络银行金融监管的方法。

在网络银行面前，现行金融监管体系中的现场监管将变得苍白无力。网络银行金融服务的延伸，扩展了金融业务空间，也使金融监管的范围变得更加广泛，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监管力度。网络银行主要通过大量无纸化操作进行交易，不仅无凭证可查，而且一般都设有密码，使监管当局无法收集到相关资料做进一步的稽核审查。同时，许多金融交易在网上进行，其电子记录可以不留任何痕迹地加以修改，使确认该笔交易的过程复杂化，监管当局对银行业务难以核查，造成监管数据不能准确反映银行实际经营情况。

因此，就稽核方式而言，在对网络银行进行具体稽核时，报表稽核应当成为重中之重。而报表稽核的重要性和效率性，使得报表格式的统一化和数据转换接口的标准化问题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由于过去整个金融系统的电子化建设规划不统一，各家银行的电子化水平参差不齐，软硬件系统缺乏必要的兼容性，非现场监督电脑体系网络化和信息资源的共享程度很低，这些均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监管效率。同时由于稽核指标体系缺乏层次性和统一性，导致宏观和微观监管指标比例出现失调。所以，中央银行在对网络银行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时，应当首先考虑整个金融系统电子化建设的全面规划，建立统一和规范的非现场监督体系，将报表格式标准化，并按银行会计数据管理规则建立科学的监控指标体系，从而达到非现场稽核和报表稽核高效准确的目的。报表稽核的结果也可作为电子货币发行机构的信用评级依据。

与传统银行的信息披露不同，对网络银行的信息披露要求应当更加严格，特别要强调其信息披露的公开性。所谓信息披露是指网络银行及时向公众其经营活动和财务状况的有关信息，良好的信息披露制度可以促使投资者和存款人对其运作状况进行充分的了解，影响他们的投资和存款行为，以避免可能造成的被动。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现有的银行信息披露内容和方式还存在许多问题。随着我国金融企业逐步实现股份制，并最终步入上市公司的行列，对于那些从事网络银行业务的上市金融机构，更应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及时准确地披露其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

除上述技术操作方面的问题外，网络银行还面临以下几类风险，如法律风险、信用风险、管理风险和网络犯罪风险

四、结论和建议

根据上面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电子货币的快速发展对金融体系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对传统货币政策体系产生的影响更是不容忽视的，而电子货币和网络银行业务的开展对金融监管的内容和方法提出了挑战。

电子货币的产生减少了原有系统的风险，使得封闭和孤立系统由于信息不完备而造成的风险基本消除，但同时也派生出一些新的问题，技术的进步使得风险更加难以测度和控制。

新的电子支付系统发展的关键是要有整体规划，涉及的部门也不仅限于金融当局，我们要将电子支付系统及电子商务涉及到的有关法律、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监管内容方法、税收问题、电子货币的发行体系的建立等统一规划，分步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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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综合经营 风险管理 金融监管 政府推动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2）05-188-02

金融业综合经营一般是相对金融业的分业经营而言的，主要是指金融机构通过一定的组织形式向客户提供银行、证券、保险等不同种类金融服务的经营方式。“十二五”规划纲要明确指出，要积极稳妥推进金融业综合经营试点，这是顺应全球金融业发展趋势的必然要求，是提升我国金融业整体综合实力的重要举措。

一、我国金融机构综合经营的现状

我国的金融机构一直以来都是实行“分业经营、分业监管”，但2006年，国家通过的“十一五”规划纲要和次年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均提出“稳步推进金融业综合经营的试点”，逐步放开对综合经营的限制。业界逐步形成了四种不同的综合经营模式：一是以商业银行为主的综合经营模式，依靠银行的客户资源、销售渠道和管理经验，以银行的业务单元或非银行子公司的形式提供多样化的金融服务，如中国银行、工商银行等；二是以非银行金融机构为主体的综合经营模式，其中以中石油、银河金融控股公司和新希望公司为代表，它们中有的以金融为主，有的以实业为主；三是完全的金融控股集团模式，主要有中信集团、光大集团、招商局集团，在保险机构中则有平安保险，母公司一般情况下不从事具体的业务，主要是对旗下的子公司进行统一的规划、管理，而不同种类的子公司则提供多元化的金融服务和其他非金融服务；四是区域性的金融控股公司，如上海国际集团、山东省鲁信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等。

二、金融业综合经营的风险特征

（一）金融综合经营带来的经营管理风险

综合经营尤其是金融控股公司和单一金融机构一样，面临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等，同时由于它本身的特殊性而需要应对一些特殊的风险。

1.内部交易风险。金融控股公司及各跨业经营的子公司间由于相互持股、相互担保、资金和商品的相互划拨、相互转移利润等复杂的资金与业务往来关系,容易导致非银行业务的风险直接或间接传递到银行业务，造成风险在机构内部放大。

2.信息披露风险。跨行业的综合化经营，内部组织架构和管理框架趋于复杂和多元，针对不同金融业务和机构的会计核算规定不同，造成金融控股公司与综合经营子公司财务数据、重大事项等信息的披露范围宽、披露难度大、披露要求高，导致综合化经营中的信息披露风险。

3.风险传染风险。风险传染主要指财务风险的相互传递与蔓延。由于集团成员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可以想象当其中一成员面临破产的境地时，其他成员能够完全不受其负面影响。因此，当一个集团成员陷入财务困境时，过去的资金往来会使其他集团成员为避免更大的损失而选择救助，也因此会卷入更多的资金，愈发不可收拾导致牵一发而动全身。

4.子公司的经营不规范风险。现行的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模式，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较为严格，而对综合经营子公司跨行业经营的监管缺位，造成综合经营子公司的业务违规。如超授信额度放贷，或金融控股公司通过综合经营子公司变相对国家宏观调控行业如“两高一剩”行业、政府融资平台、房地产行业等进行信贷投放。

（二）金融综合经营带来的金融监管风险

金融控股公司下属各子公司的业务往往会涉及多个行业，不同行业有着不同的监管机构、监管标准和监管手段，这就难以避免各监管机构在监管的过程中发生摩擦、碰撞，而彼此之间又缺少直接有效的信息沟通渠道，因此难以掌控集团整体的经营风险状况，一些金融机构也容易借此疏漏逃避监管。另外金融控股公司旗下的子公司往往遍布世界各地，而各国的金融监管内容又不尽相同，协调金融控股公司的跨国监管也就成为摆在金融监管部门面前的又一个难题。

三、发展我国金融综合经营的政策建议

金融综合经营必然是中国金融业发展的趋势。西方国家金融综合经营的模式必将对中国金融业现行的分业经营制度带来强烈的冲击。近年来，国内金融法规的不断完善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金融综合经营的风险；与此同时新的会计准则和信息披露机制的完善也为金融综合经营的规范化提供了相应的保障。在有效控制风险的前提下，鼓励金融机构创新，通过渐进的方式逐步实现综合经营，是我国稳步推进综合经营的途径。风险的控制成为推进金融综合经营进程的关键问题，采取严格监管和政府推动相结合的发展模式，并通过建立良好的公司治理机制和有效的金融监管机制来控制风险。

1.采取严格监管和政府推动相结合的发展模式。政府推动型的金融综合经营发展模式是指在政府的主导下为了实现赶超或者为了脱离经济困境而进行的金融体制改革。在金融改革创新的过程中，政府部门出台的相关政策往往是能够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但也离不开企业自身的探索。金融创新是必须的，但不容忽视的是中国的经济体制正处于一个不断变化的转轨阶段，因此控制风险更为重要。政府的相关部门必须在这一过程中发挥更积极充分的作用。

2.加强金融监管和完善法律法规。对于商业银行的综合经营活动，发达国家已经形成了风格各异、相对完善的监管机制，这本身就能为我国的金融综合经营提供很多借鉴。比如，美国对进行综合经营的银行采取基于分业监管的“主监管人”模式。我国则依据“分业经营、分业管理”的原则，形成了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并根据主业比重的份额确定监管的主要机构，这种模式的优势就是能够提升监管的专业水平。但由于这三家监管机构彼此并没有从属关系，因此在信息沟通和协同监管上的合作还是比较有限的，不能够适应金融综合经营的新体制。考虑到我国综合经营的主要形式是金融控股公司，首先应建立健全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由于金融控股公司的立法必将会涉及到金融行业的基本法和分业经营制度的重大调整，需将公司法、银行法、证券法、保险法等法规中的相关部分汇总修改，以达到对金融控股公司监管有据可依的目的。

3.建立合理的公司治理机制。西方商业银行建立健全了金融综合业务的运营模式，这些突出表现在精良的内部组织设计、有效的风险防范体系、独立的审计制度以及复杂的外部监管制度上。在政府有效的监管下，相应地减少了综合经营的风险，才能最大地显示出综合经营的优势。总的说来，我国金融机构的经营管理水平较为落后，内部监管制度不完善，风险监控体系也不健全，不能够有效地对综合经营风险进行监控。合理的公司治理机制应包括健全的董事会、科学的决策机制、完善的激励约束机制。尤其是目前各大金融机构在董事会下通常会设立关联交易委员会、风险管理委员会等，给防范关联交易及相关风险提供了良好条件。因此，合理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对于防范综合经营的风险至关重要。

参考文献：

1.魏诗博，郭牧炫.对金融综合经营下公司流动性风险管理的反思[J].当代经济，2011（8）

2.省部班课题组，袁长清.渐进稳妥地推进我国金融综合经营[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0（8）

3.伍李明，郑高明.我国金融业综合经营模式选择、比较和建议[J].生产力研究，20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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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际旅游岛；离岸金融业务；离岸金融模式

Abstract： In January 4， 2010， the State Council issued the “ Some certain opinions of the State Council o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Hainan international tourism island “， explicitly referred to “ Hainan province can explore on developing offshore financial business “， then giving the upgrading of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transformation and the new development road .This paper makes the analysis of Hainan province in the process of the external potential “Environment”， develop offshore financial business and adaptive plan for internal framework in the light of Hainan province offshore financial business. Beginning from the “ bud “ of the offshore financial business in Hainan province， we can strengthen economic of Hainan province， expand the economy influence of the region.

Key words： International tourism island； Offshore financial business； Offshore financial model

一、引言

离岸金融（Offshore Finance）是指设在某国境内但与该国金融制度无甚联系，且不受该国金融法规管制的金融机构所进行的资金融通活动。传统的离岸金融业务包括货币信贷、投资、结算、外汇买卖、黄金买卖、保险服务和证券交易等金融业务。伴随着新一轮全球性经济衰退，各国对游资监管力度加大，离岸金融业务的发展前景逐渐黯淡，离岸金融业务也积极寻求着转型发展之路，在此背景之下，海南省发展离岸金融业务的相关研究更显必要、紧迫。

二、海南省离岸金融业务发展的宏观环境

（一）天然优势的地理区位

海南省位于华南和西南陆地国土和海洋国土的结合部，内靠我国经济发达的珠江三角洲，外邻亚太经济圈中最活跃的东南亚。海南省独特的地理区位优势对海南省离岸金融业务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首先，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立亟需大量的资金及金融服务的支持，海南省离岸金融业务能有效满足此类需求；其次，毗邻香港有利于海南省离岸金融业务的加快发展，海南省离岸金融业务的兴起能有效辅助、巩固香港确立全球离岸金融中心的地位；最后，海南省与祖国大陆间的天然屏障可以作为防范省内与大陆境内金融系统协同干扰的“防火墙”。

（二）增长迅速的国民经济

海南省2010年国民经济总值达2064.5亿元，同比增长24.8%，增速位居全国首位，同年地区产业产值均达到历年来的最高点，且第三产业增加值达953.67亿元，同比增长27.1%，较2009年同比增速5.27%①。

（三）发展迅猛的金融行业

银行业快速健康发展。2010年末，全省银行类机构本外币存款余额4217.30亿元，比上年末增长32.8%。金融机构效益显著提高，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总额5470.36亿元，比上年增长32.8%。证券业发展势头强劲，全年通过发行、配售股票共筹集资金122.14亿元，比上年增长8.16倍。保险业务规模迅速扩大，全年保险机构承保金额21727.19亿元，比上年增长23.9%。实现保费收入47.95亿元，增长45.0%。

（四）持续加快国际化进程

随着海南省国际旅游岛建设进程的不断深入，海南省抓住与国际市场、机构、法人等接触的契机，推动海南省产业升级转型。一方面，海南省不断强化自身在中国-东盟自贸区内的核心地位，加强与东盟国家在旅游、交通、商贸等方面的互惠合作，另一方面，海南省寻求与欧美等发达国家在旅游、金融、环保等领域的交流。

三、海南省离岸金融的模式选择

通过对现有国际离岸金融市场模式特征及要素需求的考量，不难发现海南省省域内要素不满足内外一体型关于区域建设环境的需求。而避税港型模式本身即为了让离岸公司机构规避母国关于税收等非运营支出而诞生的一种形式，且随着近年来全球性受游资冲击而导致的全球、区域性金融危机频发，黑市洗钱现象不绝，现阶段相关国际组织、合作国联盟加强对此类模式地区的监管，从而使得一些区域离岸市场“形同虚设”，不仅如此，海南省较其他避税港型地区并不具有明显横向竞争优势，因此本文认为海南省不适宜避税港型模式。

剔除了以上两模式后，本文侧重与海南省选择以内外分离型为基础的适用性模式。首先就内外分离型模式而言，海南省现阶段国际旅游岛建设亟需相应配套资金的支持，据中国发展改革委员会相关专家的测定，海南省国际旅游岛至少需要15万亿元资金的注入建设，而相对于海南省入不敷出的财政资金而言，数目之庞大犹若星河，因此本文认为海南省应采用单向渗透型的离岸金融市场模式（OUT IN），即允许离岸市场内资金有限渗透到在岸市场的模式。但受限于现阶段海南省金融软硬件实力，初期阶段仍以内外分离型模式，待业务发展到一定规模档次，再权衡利弊适当冲破“屏障”，施行有限渗透的策略。

四、海南省离岸金融市场发展目定位

（一）助力海南省经济增长产业升级为核心

必须遵循关于“十二五”时期的规划路线，从而进一步助推海南省经济增长、产业升级等改革目标的实现升华规划中关于相关产业发展的理念，拓展海南省经济、产业发展的可行域，创造海南省与国际优秀产业、高新技术接触的契机，争取将海南省提升为“离岸金融-旅游服务”复合型海岛特区。

（二）开展以境外人民币离岸业务为内容

人民币国际化是指人民币能够跨越国界，在境外流通，成为国际上普遍认可的计价、结算及储备货币的过程。尽管目前人民币境外的流通并不等于人民币已经国际化了，但人民币境外流通的扩大最终必然导致人民币的国际化，使其成为世界货币。

（三）形成“港琼”离岸金融犄角为目标

香港作为全球范围内重要的国际化金融中心，离岸金融业务规模大、服务水平高、市场监管有效性强。海南省离岸金融业务就其本身规划而言，具有浓烈的地域性特色，因此可以有效完善犄角内“业务池”构建，且海南省离岸金融的发展可以有效减缓香港受指向性游资的冲击，发挥犄角规模优势，有效规避相应风险。

五、海南省离岸金融业务的内容框架

（一）海南省离岸金融业务品种遴选

1.银行类离岸金融业务

一是离岸存款业务。可接受开立“非居民”的美元、港币等可自由兑换货币的存款账户，亦可接受开立人民币非自由兑换货币存款账户。

二是离岸结算业务。海南省可以依托离岸金融机构为平台，开展一系列如客户办理汇兑、接受和开立信用证、提供保函、光票托收、跟单托收等业务。

2.证券类离岸金融业务

海南省证券类离岸金融业务也应选取金融机构债券、利率掉期（SWAP）等为主的相对低风险性业务为主，从而做到降低风险，有限提升市场流动性。

3.保险类离岸金融业务

开展有利于海南省海洋产业发展的船舶险种，根据海南省特殊海洋、渔业状况，推陈出新具有离岸属性的创新型保险品种。

（二）海南省离岸金融业务监管体系

1.离岸金融机构准入及退出机制

海南省离岸金融机构的准入应遵循“机构规模优先、良性内控优先、业务面广优先、效率服务优先”等原则，准入机构在进驻省内以前应具备外汇汇兑、业务办理、业务结算等基础性资质，并在此基础上报备国务院、国家外汇管理局、海南省政府等相关机构审批、备案等基本程序。

2.离岸金融业务范围约束性

主要监管海南省离岸金融业务的五项原则主要：一是审慎性原则，以风险相对较易控制的业务为主；二是可操作性原则，即以简单可行出发，以传统业务为主；三是灵活性原则，在监管下适度放宽业务选择的区域；四是锁定交易性原则，通过账户的分设和严格管理，确保离岸业务的有效监控；五是差别监管原则，对外资银行及中资银行进行区别性管理。

（三）海南省离岸金融业务优惠政策

1.税收优惠政策

借鉴国内外离岸金融市场的税收优惠政策，结合海南省实际，对在离岸区内开展离岸服务外资金融机构，可考虑在2020年以前按10%税率减征所得税，免征印花税，对风险较大的离岸贷款实行专项贷款风险准备金，由金融机构申请，报外汇管理部门备案，同级主管国税机关审批后准予在所得税前扣除；对金融机构高管个人所得税按三免两减半征收。

2.费率优惠政策

对进驻海南省内的金融机构，给予分支机构登记、注册等注册服务类费用以一定额度折算收取，并比较横向区域离岸金融业务费率水平，从而促使域内具有比较竞争力。在机构运营过程中给予场地、办公硬软件等办公设备费用予以一定额度补贴或减免，规模以上机构享受政府后续保养维护等服务。

注释：

①数据来源与2011海南省统计年鉴

参考文献（Reference）：

[1]巴曙松.中国外汇市场运行研究[M].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2]华钧.在天津建立离岸金融中心初探[J].产权导刊，2006（10）.

[3]王宏伟.离岸金融与反洗钱法律问题研究[D].大连海事大学，2007.

[4]宋亮华.我国离岸金融发展和监管问题研究[J].国际金融研究，2005（12）.

[5]李振光.大力拓展深圳联金融市场，特区理论与实践[J].特区理论与实践，2001（06）.

[6]巴曙松.香港能成为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吗？[J].经济月刊，2002（11）.

[7]宋斌.香港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一个可望而暂时不可即的设想[J].学术论坛，200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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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后金融危机时代；青年就业；政策；经济发展。

金融危机导致的大规模的失业属于“周期性失业”，一般情况下，经济增长一个百分点，可以创造一百万个就业岗位，也就是说2009年我国依靠经济增长为社会创造了800万个就业岗位，相对于2400万劳动供给数量来说，劳动力市场上出现了严重的供大于求的现象。中国社会科学院预测2010年全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速度约达到9.9%，经济增长所创造的就业岗位仍远不能满足社会需求。当前，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青年农民工就业不稳和青年白领就业压力已成为当前青年就业的主要问题，必须引起重视。

一、当前青年的就业现状及问题。

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造成的不利影响有一个“滞后期”，由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由外向型企业向各类企业，由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向规模以上企业，由农民工向城镇劳动力特别是高校毕业生蔓延，劳动供给数量与劳动需求数量上严重不平衡将进一步扩大。很多单位都不招人、少招人，就五百强企业高校招聘会而言，岗位减少40%，大学毕业生就业问题凸显出来。青年人失业（包括待业）占失业总数相当大比率，是我国历年存在的问题。特别是传统的就业制度被打破之后，这一问题显得尤为严峻，改革开放后的20多年基本呈上升趋势。

1978年失业青年人数为249.1万人，占城镇失业人数的47.0%，1988年245.3万人，占城镇失业人数的82.8%，与10年前相比几乎增加了一倍；1997年失业青年人占城镇失业人数的68.9%，与10年前相比虽有所下降，但仍高于1978年的水平。由于第三次生育高峰时期出生的人口开始逐步进入劳动年龄，中国劳动力资源呈持续上升趋势。“十五”期间增加5697.23万人，即每年平均增长千余万人，2006年为1603万人。城镇每年新增的1000万左右劳动力中，绝大多数是青年。农村有1.5亿～2亿富余劳动力需要向非农产业转移，大多数也是青年。教育论文" target="_blank">高等教育连续扩招，大学毕业生人数连续上升，而我国2009年大学毕业生的初次就业率达到74%。［1］1.大学毕业生就业形势严峻，派生出新的问题。现在，全球经济虽然出现了逐渐复苏的迹象，但是全面复苏仍是一个缓慢而复杂的过程。国内经济资源在人为因素影响下，片面流向重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与大学生就业相匹配的知识型服务业则长期低迷。这种产业结构所对应的人才需求状况，就是低端岗位需求旺盛。我国很多企业处于产业链的低端，需要的只是生产工人和技术工人，所以金融危机给大学毕业生就业带来了很大压力，而且还要持续几年。

在我国，高等教育连续扩招，大学毕业生人数连续上升，2007年和2008年毕业的大学生分别还有100万人和150万人没有找到工作，他们与2009年610万应届高校毕业生一起竞争工作，加在一起有860万人。根据以往大学毕业生的就业比例，估计有约36%的人能找到工作，还有约500万人面临就业的困难。

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给我国实体经济带来的冲击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海外市场业务的缩减，二是国内市场需求的低迷。劳动力市场上，劳动供求数量矛盾突出。不少应届大学毕业生被迫选择考研，国家也在扩大研究生的招生人数以延缓就业。大学生就业难派生出新的问题：一是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群体已经形成。这是由于高等教育中一个重要的转变是大学毕业生就业分配制度改革将大学毕业生推向了市场，作为一种资源，大学毕业生也要受价值规律的作用和影响，同样要通过使用价值和价值来判断，和供求关系紧密相连。就业状况的变化对培养大学生的高等学校提出了新的要求，也是对大学生及家庭的一种考验。目前，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流入就业困难群体。这一群体的教育程度普遍较高，容易冲动，有可能成为社会冲突的制造者。二是加大受教育不平等。目前，我国的高等教育对于贫困家庭绝对是高投资，如果投资没有产生回报，势必影响人们对教育的投入，由就业问题引发公众教育投资的进一步拉大，会加大受教育的不平等，产生一系列社会问题。

2.青年农民工基数大，就业的稳定性不强国家统计局农村司的监测调查报告指出，2009年内我国外出从业6个月以上的外出农民工为14533万人，在本乡镇以内从业6个月以上的本地农民工为8445万人。据预测，未来几年，城镇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力每年都将达到1000万人以上。

随着城镇化建设的推进，大规模转移农村劳动力是中国解决“三农”问题、推进经济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十一五”期间，从农村劳动力供给看，虽然乡镇企业和进城务工转移了2亿人，由于土地容纳的农业劳动力有限，按1.7亿计算，则农村富余劳动力还有1.2亿以上。有资料显示，2010年，中国农民将减少至7亿人左右，这就意味着至少有近2亿农民要转移到城镇；另外，目前中国人均0.3亩以下包括完全失地的农民已接近5000万人，而且每年以百万级的数量在增加，这部分人的就业问题也是一个现实的压力。随着我国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的加快，我国大量的农村富余劳动力需转移到非农领域，向城镇转移的规模会不断增加，而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大多为青年人。

由于找不到工作的农民工是不会长期滞留于城市中，并且农民工对条件较差的工作大多也可以接受，所以，相对于大学毕业生来说，青年农民工的就业率较高，但是就业质量不好，就业的稳定性不高，作为城市的一个边缘群体，他们属地位较低的收入阶层。农民工作为城市发展中的一支生力军，承担着城市中的很大一部分基础设施建设、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工作，为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已经逐渐成为城市生活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群体。然而，现实表明，由于种种因素，他们始终被排斥在城市社会的边缘，无法平等享有和城市居民同等的权利和待遇，无法顺利融入城市社会，成为真正的“城市人”。这不仅不利于城市社会的发展，而且严重地阻碍了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影响到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发展。目前，农民工群体的人口特征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就是农民工群体内部代际分化已经形成，主要表现为青年农民工群体已成为农民工群体的主体，他们占整个农村流动劳动力中的大部分，是农村劳动力中的高素质人员，更是未来城市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的后备劳动力资源。

监测显示［2］，农民工外出务工目的地仍以东部地区为主，但在中西部地区的比重提高。经调查，进城务工青年年龄大多在18—28岁之间，文化程度普遍不高，以初中及以下学历为多。进城打工的主要目的就是想多挣点钱，增加家庭收入。据上海市金山区团委对来沪青年农民工的调查，［3］青年农民工就业存在的主要问题在于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青年农民工求职渠道基本依靠熟人介绍。

74%的青年农民工是通过亲戚朋友和老乡的介绍找到“目前这份工作”的，并且学历越低越是依靠这种关系（P=0），初中以下学历占80.6%，没有文化的农民工更是占到100%。通过分析发现，这一现象同来沪时间的长短没有关系，而同跳槽的次数、所从事的行业和工种有直接有关（P=0.008、P=0.000、P=0.000）。也就是说，跳槽的次数越多越是依靠熟人，反之，也是因为熟人之间的强关系，促使跳槽增多，工作环境和待遇逐步改善。

二是青年农民工的工作时间普遍较长。本次调查显示，外来务工青年平均每天工作时间在8小时及以下占少数，工作8小时以上的占绝大多数。

延长工作时间在农民工这里是较普遍的，每月的工作日在20以下的仅占13%。

三是青年农民工最大的烦恼来自于经济收入少。数据显示，农民工的收入大多在1000—2000元之间（77.8%），没有文化的农民工更是100%在2000元以下，1000元以下的占6.4%，虽然长三角地区规定了最低工资标准，可是目前来说全覆盖还需要一个过程和相关部门的监管。

四是青年农民工的社会融入度还有待提高。

关于“如果让您对目前的身份做一下定位，以下那种说法最符合您”的问题，选择“半个上海人”的比例为16.2%，选择“新上海人”的比例高达21.8%，选择“外地人”的比例为51.9%。关于“您离开家乡外出工作多久了”的问题，选择“四年以上”的比例高达41.6%，选择“三年左右”的比例为14.9%，选择“两年左右”的比例为18.6%，选择“一年左右”的比例为16.5%，选择“半年左右”的比例为8.4%。根据人口学关于居住在一个城市的时间达到半年以上的为常住人口，可以认为务工青年倾向于长期在上海生存的意愿和能力都是非常强的。

3.青年白领的职业压力大，对生存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当前，青年白领（本研究所调查的对象为工作3—5年的大学毕业生）在就业上的困惑与压力众所周知，作为扩招后的大学毕业生，在经历选择与被选择的矛盾冲突后，无论满意与否，最终都要选定某一职业，迈向社会，这无疑是人生的一大转折。大学毕业生由“自由人”向“职业人”的角色转换成功与否直接影响着他们的事业成败和价值定位。

在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形势下，大学毕业生在职场能拚得一席之地已属不易，面对金融危机加剧下格外严峻的就业行情，早两年已就业的大学生更感庆幸。但是，生存压力普遍较大，不同群体存在较大差距，渴望破解发展瓶颈愿望强烈。作为高知识群体，当前白领青年的压力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社会上庞大的大学毕业生求职群体的压力。我国目前估计有约500万大学毕业生面临就业的困难。以上海为例，2009年上海高校共有毕业生15.8万人，而上海高校毕业生就业岗位需要数目的同期降幅超过20%，其中以金融、航运、国内贸易和部分制造业的降幅尤为明显，部分上海金融财经类、外语外贸类毕业生的需要数目同期降幅甚至超过了30%。社会上存在大量的待就业人员，对已就业的大学生来说会产生很大的压力，一些人有被后来者取代的危险，所以，不管目前工作如何，必须加倍珍惜，不能失去，而有跳槽打算的人就更会慎重，大多持保守态度。

二是用人单位工资持续走低的压力。在高校扩招后，随着大学生数量的大幅度增加，大学生就业供给大于需求。在供需定律的推动下，必然导致大学生的工资价格降低。上海团市委于2010年1月对毕业3－5年的大学生进行抽样调查显示，月工资在1000—2000元的占13.2%，2000—3000元的占21.1%。目前，毕业生工资中位数为2492元/月。据媒体测算，一个无房上海大学生要维持基本的生活水平，每月开销大概需要2000元左右。而在上海安家置业简直就是一个“遥不可及”

的梦想。可想而知，在中国一线城市，一个刚毕业大学生的经济状况可谓捉襟见肘。

三是就业稳定性下降的压力。大学生就业稳定性主要源于高等院校的培养机制，学校没有遵照市场为导向的原则培养大学生，致使学校教授的专业与劳动力市场的需求脱节。尤其是2003年以来，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稳定性呈现了持续下降的态势。另一方面，当前“先就业后择业”的就业导向，可能会导致大学生在首份工作选择上的轻率和盲目，降低了大学毕业生对专业对口的关注和重视。

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共同导致了就业中的专业不对口问题，从而影响就业的稳定性。

二、促进青年就业的政策建议。

今后几年，城镇需要就业的人数每年仍将保持在2400万人以上。劳动力供大于求的基本格局长期存在。而在现有经济结构条件下，按经济增长保持8%的速度计算，新增岗位和补充自然减员只有1100万人，供大于求缺口在1300万人左右，矛盾十分尖锐。国际贸易摩擦、人民币升值压力等国际和国内宏观经济的变数，也将对一些地区和行业的就业产生影响。青年就业应得到格外的重视。政府部门首先要采取措施，缓解社会就业压力，促进青年成长。 转贴于

1.加大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力度。

大学生就业难，技校生职场走俏，九成未毕业就被预订一空。但技校、职校不可能替代大学教育，当大学毕业生纷纷回潮读技校寻找就业出路时，拷问的就不止是教育体制，更深层次折射的是当前经济结构的问题。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中国一些重要产业目前仍停留在资本与劳动双密集阶段，接纳的劳动力是大批蓝领工人，对大学生需求有限。白领岗位需求不足，主要是因为我国的产业结构特别是第三产业不够发达造成的。第三产业特别是像金融、法律、理财、高级家政、高科技还有中高档的服务岗位需求不够，第三产业只占到全部GDP的36%－38%，而一般市场经济发达国家达到60%，甚至70%。从长远来说，只有一个完整的产业链才能解决更多大学生就业问题，当我们的产业不再高度依赖于外向型，形成自己完整的产业链，大学生的就业压力或许能缓解很多。

2.相应提高青年农民工工资水平和工作稳定度。

外来人口的就业情况直接决定了他们的经济地位。城市居民的工资与福利一直由政府有关部门做出规定，由用工单位强制执行。而外来人口则没有这样的规定，他们的工资完全由企业主说了算。由于中国现存巨大的就业压力以及企业主的短期行为，很多外来务工青年只能接受低薪。同时他们也没有城市工人合法的劳动权益，超时间工作、超强度劳动是城市农民工的普遍际遇。

青年农民工对于增加收入的期望很高，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增加农民工工资的迫切性。数据表明：收入不能完全维持生活的青年农民工比例较高，［4］因此，有必要适当地提高工资水平。具体的工资提高过程可以依照两个指标进行，一是农村以及小城镇生活水平提高幅度，二是国家经济的发展速度，客观上也要求劳动者的工资水平有所增加。

发展和完善政府部门等正规就业渠道，规范农民工非正规就业渠道，是促进青年农民工工作稳定的重要手段。对上海郊区的调查表明，青年农民工进城务工多是通过“亲朋好友介绍”、“偶然找到”、第三才是“职业介绍所”，要依靠法律规范非正规就业渠道，发展正规的农民工就业渠道。要建立全国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网，尽快完善农民工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措施，使他们在国内任何一个地方都能够享受到公民待遇。其一是畅通就业信息渠道，在各地设立就业咨询中心，凡有用工必须提前公告，招工信息要透明，并开通全国联网，以帮助农民工有序流动，减少不必要的“盲流”。其二必须保证每一个公民有个人的社会保障账户，并实行全国通联制度，便于农民工的职业变动。总之，政府有责任采取有效措施规范就业市场，而不能把问题都推给市场。

3.建立大学毕业生最低工资制度。

大学生由于对市场缺乏足够认识，容易“眼高手低”。在职业搜寻的过程中，当意识到工作机会正在一个一个流失而竞争人数却在不断增加的时候，又丧失了冷静和理性，不顾一切地把自己“卖出”，这就天然地为用人单位降低薪水创造了条件。然而，政策空白也是大学毕业生起薪降低的原因之一。现在不少城市针对农民工制定了最低工资标准，对大学毕业生却没有相关规定，尽管上海制定了针对大学毕业生的工资指导价，但并未引起用人单位的重视，也不具有法律上的强制性。因此，建议制定大学毕业生最低工资制度，为大学毕业生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和事业发展的基础，增强大学生的社会认同感和融入度。有人认为工资由市场决定，只要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就无可厚非，但为了约束企业的恶意行为，政府应有所作为。

4.鼓励灵活就业和异地就业。

近年来，国内的就业方式呈多样化发展趋势，灵活就业的比重不断上升，出现了非全日制就业、短期就业、季节性就业、家庭就业、派遣就业、远程就业、自营就业、临时就业等多种形式。这些相对灵活的就业形式主要吸纳的是青年群体。灵活就业方式在欧美得到承认和保护，并享受到多重优惠。而国内，目前的优惠政策偏重于解决下岗失业人员的再就业问题，对于诸如大学生自主创业和其他新增劳动力、灵活就业从业者的问题考虑较少。

应对吸纳失业人员或实现新增就业岗位的企业提供优惠政策，对青年非全日制就业、临时性就业、季节性就业等灵活就业形式，政府给予一定的暂时性补贴，以缓解青年就业问题。比如，上海的父母很不希望孩子出去，但是，如果政府能给他们一个保障，就是如果出去，户籍还可以保留，可以来去自由，这样他们就可以放心地出去工作。对于到中小城市、甚至到乡镇、农村，到基层去锻炼的大学生，几年后再回到上海再就业时有关部门可以提供优惠政策，以促进就业。

5.大学生创业的扶持工作还要加强。

大学生创业是缓解就业困难的有效方法，然而，现实的情况是大学生创业成功率非常低。问题在于：一是大学生创业有热情没信心，真正创业的大学生少。大学生创业热情来自于国家的大力支持和高校举办各种创业讲堂、创业比赛。可是，由于他们缺乏社会经验，创业高成本、风险又大，所以真正实现创业的大学生并不多。二是，大学生创业有氛围缺教育，多数大学生是没有创业经历的，急需一批创业指导老师，大学生创业有政策，但由于大学生对创业了解不多，申请时困难多。三是，大学生创业注重高科技轻“草根”。这是源于创业资金的申请门槛仍然较高，还得有科技含量等硬性条件，这导致了大学生创业不得不注重高科技而轻“草根”的现状。所以，加强大学生创业教育是当前急需要做的事情。通过创业教育使学生树立创业意识，有助于他们在初次就业时保持良好的心态，充分了解市场，寻找创业机会。要建立专门的创业指导机构，有专业的创业讲师队伍。要调整创业政策，更加切实可行，要多扶持立足于社区服务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大学生创业。发挥大学校区科研园区的优势，降低大学生创业的风险和成本。

注释：

［1］教育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新闻中心－中国网news.china.com.cn，2010－3－2.

篇8

    关键词:金融监管目标;金融监管方式;金融监管体制

    金融业的开放是我国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正式成员后对外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在银行业、保险业和证券业方面也都作出了相应的承诺并且已经付诸实施。金融业的这种进一步开放,必将使我国的政治与法律环境、市场环境、金融商品价格杠杆作用以及金融业与其他相关产业的关系等发生较大的变化。这些变化不仅给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经营活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且更为重要的是给我国的金融监管带来了更大的难度。若我国的金融监管不能适应这种新的格局及其带来的各种变化,必将给我国的金融业甚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带来极为不利的影响。本文将结合国际金融监管的趋势及国内金融监管的实践,对我国金融监管体制的重新构建作一探索。

    一

    按照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所谓监管就是指依据一定的规则对构成特定社会的个人和经济主体的活动进行限制的行为。相应地,金融监管就是指通过立法和管理条例对金融机构的业务、资金的价格、市场准入、分支机构的设置以及市场退出机制等方面实施限制,其目的是为了促成建立和维护一个稳定、健全和高效的金融体系,保证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健康地发展,从而保护金融活动各方特别是存款人的利益,推动经济和金融业发展。

    由于各国的历史发展、政治经济体制、法律与民族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差异,各国所采用的金融监管模式也不尽相同。若按监管机构的监管范围作为标准,各国的监管模式墓本可划分为两种类型,即:集中监管模式和分业监管模式。所谓集中监管模式,就是将金融业作为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统一进行监管,一般是由一个金融监管机构承担监管的职责。从实行集中监管模式的国家的实践来看,绝大多数国家是由中央银行作为金融监管机构并实施对整个金融业的监管。所谓分业监管模式,就是根据金融业内不同的机构主体及其业务范围的划分而分别进行监管,一般是由多个金融监管机构共同承担监管责任。如果对这两种金融监管模式作一仔细分析,我们就会发现其中包含着这么两个值得我们思索的问题:其一是中央银行作为货币政策的制订者和执行者与监管职能的相容性问题。我们知道,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中央银行首先是作为货币政策的制订者和执行者而存在的,若认为制订和执行货币政策职能与实施金融监管职能相容,一般会采用集中监管模式。在这种模式下,中央银行不仅是货币政策的制订者和执行者,同时还是金融监管的实施者。反之,若认为中央银行不应兼容制订和执行货币政策与实施金融监管职能,则通常会采用分业监管模式。在分业监管模式下,中央银行则主要行使制订和执行货币政策职能,而由其他专门的监管机构来实施金融监管职能。其二是中央银行如果要实施金融监管时,是仅仅实施对银行业的监管,还是实施对整个金融业的监管。在集中监管模式下,中央银行不仅是金融监管职责的实施者,而且是惟一的监管机构;它不仅实施对银行业的监管,而且还实施对保险业、证券业的监管。而在分业监管模式下,如果对银行业的监管是由中央银行而不是由一个专门的银行监管委员会来实施,中央银行也只能实施对银行业的监管,而不能对保险业、证券业实施监管。

    考察当今世界各国金融监管的发展状况,不难发现,世界多数国家的金融监管体制发生了较大变化。金融监管权力越来越趋于集中,而且也倾向于将金融监管职能从中央银行中分离出去,由一家专门的监管机构实施金融监管。英国是实施金融业集中监管的典型代表,过去多年来一直由英格兰银行承担着对整个金融业实施监管的职责。但是,自1996年巴林银行倒闭以来,鉴于其暴露出来的监管方面的缺陷,英格兰银行增设了一些分支机构,分化职责,实施就近监管;为提高监管效率和质量,成立了资本与批发市场部和专家运作部,建立了质量保证系统,强化了英格兰银行的现场检查。在此基础上,1997年5月,英国大臣又宣布了对金融业监管实施重大改革,最重要一项是由调整后的金融监管委员会接管英格兰银行对商业银行的监管。该委员会于1997年10月成立,成为对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实施全面监管的独立集权机构。这样,英格兰银行今后就只侧重于实施货币政策目标,控制通货膨胀,而较少考虑金融监管和操作;投资银行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受到证券与期货管理委员会和中央银行双重管理的制度也不复存在,从而减少了管理上的成本,并适应了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界限模糊的发展需要。日本也拟将金融监管职能从大藏省分离出来,设立单独的“金融监督厅”,对金融业实施统一的全面的管理,从而实现财政与金融监管的彻底分离。美国的金融监管是以机构重叠而闻名于世的,其中央和地方两级均有对金融机构的监督管理权;同时各级又有若干个监管机构共同来完成监管任务。这种模式兼顾了地方利益,使之可实施结合地方具体情况的监管政策,并可减少监管的空隙。但多重监管机构的并存,也使美国金融监管机构具有多种监管标准的处理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监管的效力;同时机构的重叠,使重复劳动增加。因此,从20世纪80年代起,简化或集中监管机构的呼声一直很高,虽然多头监管的模式至今仍然保留并运作着,但在各界提出的改革议案中,倾向于把各监管机构统一起来建立一个统一的联邦级监管机构的观点占有绝对多数。

    金融监管趋于集中统一的这种潮流,将给过去传统的金融监管模式赋予新的内容。在这种趋势下,将会使中央银行越来越集中执行货币政策的制订者和执行者的职能,而逐步放弃对金融业实施监管的职能;在对金融业的监管方面,也将会通过一个专门的监管机构来实施全面统一的金融监管,而不再是过去那种银行业、保险业和证券业的分业监管。尤其是在金融自由化、金融监管国际化的潮流越来越影响各国经济、金融状况的条件下,这种趋势将快速蔓延。

    二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金融业的迅速发展,呈现出金融机构多元化、金融工具和金融业务多样化的局面。为了适应这种局面,中国人民银行于1982年设立了金融机构管理司,负责研究金融机构改革,制订金融机构管理办法,审批金融机构的设置和撤并等。后来又从该司中分设出条法司、非银行机构司和保险司,原金融机构管理司改称银行司;另外,还成立了外资金融机构管理司。1986年国务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管理暂行条例》中,突出了中国人民银行的金融监管职责。1995年颁布的《中国人民银行法》首次以国家法律的形式赋予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的职权。

    为了加强国家对证券、期货市场的监管,1992年成立了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及其监督执行机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1998年3月撤销了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其职能由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使。根据1998年7月23日证券监管机构体制改革方案,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为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是全国证券、期货市场的主管机关,依照法律法规对全国证券、期货业进行集中统一监管。随着我国保险机构的增多及保险业务的不断发展,1998年11月又专设了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专门负责对保险业进行监管。

    伴随上述金融监管机构的设立及其运作,我国的金融监管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金融法制建设取得了积极进展,金融监管已向法制化迈进;金融机构的业务稽核检查进一步加强,金融机构的经营正在逐步走向规范化;金融监管的基础性工作正在趋于完善,金融秩序大大好转;制定和实施了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制度及其相应的指标体系和考核办法,金融机构的经营风险得到有效控制。但是,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及其中国金融业本身的局限性,在我国的金融监管中仍然存在着许多问题。这些问题集中表现为:

篇9

1金融危机与宏观审慎监管的提出

1.1金融危机的爆发及原因评析

2007年引爆于美国的次级住房抵押贷款债券市场危机持续升级，影响逐渐加剧，最终演变成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表面上看，此次危机爆发于金融体系最完善、金融创新最前沿以及金融理论和人才最丰富发达国家——美国，而且起端次级住房抵押贷款债券市场这一金融创新领域。危机似乎不同于八、九十年代爆发于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主要集中在货币和银行的危机。然而，IMF前首席经济学家罗格夫等人根据有关金融危机的标准研究，通过将此次危机的资产价格、增长和政府债务等指标同二战以来发生的重大金融危机进行一系列对比，研究结果表明此次危机和以往的危机并无本质差别。

但是在客观忽略资产价格泡沫极度膨胀的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宏观经济理论，以及以资本监管为核心的微观审慎监管理论的指导下，形成的忽略金融监管的宏观政策框架，必然催生资产价格泡沫，积聚系统性风险，在金融体系内埋下重大隐患。泡沫一旦破灭，积聚的风险迅速释放，最终演变成全球性的金融危机，给实体经济造成巨大的冲击。

1.2宏观审慎监管的提出

危机爆发后，国际理论界和实务界都对金融监管进行了深刻反思。为维护金融稳定，金融监管变革在所难免。综合G20、FSB、BIS和IMF报告文件来看，金融监管改革目的是保证金融稳定，防止类似的危机的冲击，预防系统性风险。

改革主要集中在六大块：

（1）增加资本和提高资本质量，同时改善流动性和缓冲机制，缓解资本监管顺周期性。

（2）改革薪酬制度，维护金融稳定。

（3）增强会计准则实效性。

（4）改善场外衍生品交易市场。

（5）对具有系统性重要影响的金融机构妥善处置。

（6）加强全球金融监管合作，强化遵循统一监管标准。其他方面还包括对冲基金、信用评级公司和证券化等方面的监管和改革。部分改革已在逐渐付诸行动并进行了效果评估，有些改革尚处在讨论和研究阶段，监管改革的机遇与挑战并存。

当然，以往的微观审慎监管对于保证单一机构安全，从而保护金融消费者（存款者和投资者）的利益有着积极意义。但是由于微观监管的固有弱点表明了其不仅强化了顺周期性并且未能有效防范系统性风险，在保证单个金融机构安全的同时却有可能最终导致整个金融体系的崩溃。因而需要加强宏观审慎监管。

“宏观审慎监管”的概念提出已久，地位也随着此次危机的爆发显着上升。“宏观审慎监管”目前尚无明确定义。据已有的来看，宏观审慎监管主要是相对“微观审慎监管”而言，金融监管当局从金融体系而非单一机构的角度实施监管，降低金融危机发生的概念，维护金融稳定，密切关注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宏观审慎监管同微观审慎监管在监管目标、最终目标、风险性质的对待、机构间风险暴露相关性的重要性和审慎控制的实现方式上都有着本质区别。

当前，金融监管改革依然处在成型阶段。为维护金融稳定，总的改革趋势将向立足于微观审慎监管的宏观审慎监管模式的方向发展。其主要的新特征将体现在逆周期性监管政策工具的选用和宏观审慎监管框架的构建。

2我国当前金融监管体系存在的不足与改良1我国当前金融监管体系的形成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金融业的快速发展，我国的金融监管模式也在不断变革。总得来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84年至1992年的统一监管体制时期，人民银行履行统一监管职能。

第二阶段为统一监管向分业监管的过渡时期。1992年10月证监会的成立标志分业监管的开始，1998年保监会的成立标志人民银行、证监会、保监会明确分工，分别对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进行监管的分业监管模式初步形成。

第三阶段为1998年后的分业监管体制时期。

其中2003年银监会的成立标志着我国“一行三会”为基本格局的金融监管体系最终形成，即分业多头监管的格局形成。为加强协调沟通、信息共享，形成安全有效的监管网络，监管联席会议制度被引入。2004年三会签署了《三大金融监管机构金融监管分工合作备忘录》，在明确各自职责分工的基础上，建立定期信息交流制度，经常联席会机制。然而监管联席会已长时间没召开，没有达到预期效果。目前主要由一位国务院副总理定期召开金融旬会来加强监管政策协调。

2我国金融监管体系的不足

尽管我国目前分业监管有利于提升监管专业化水平，有效防止了金融风险传染效应，但如同大部分分业监管模式一样，我国当前的监管体系存在不足。钱小安认为我国监管体系不足体现在监管重复与监管空缺并存、监管资源配置低效、监管协调机制较弱等方面。根据引发此次金融危机金融监管方面的缺失，从宏观审慎监管角度来看，我国金融体系存在三大方面的不足。

首先，缺乏稳健的宏观审慎分析平台。系统性风险的有效防范，必然需要对金融体系的数据信息进行整合、分析、检测和评估，发现金融系统不稳定性的来源，发出风险警示。这就需要一个专门的分析平台，一方面整合各微观部门的信息数据，另一方面同时整合分析宏观部门和微观部门的信息数据。而目前，我国并没有搭建这样一个平台。

其次，系统性风险防范不足，存在监管盲区。此次金融危机表明，由于缺乏对具有系统性重要影响的金融机构（集团）有效监管，致使这些金融机构过度承担风险，最终加剧金融危机程度。

最后，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工具不完备。有效的金融监管需要先进监管理念的同时，还需要有效的完备的金融监管政策工具。而无论是在时间维度上的逆周期监管政策，还是在行业维度上的对系统性风险的有效监控政策，我国都存在不足。3我国宏观审慎监管的框架构建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分析提出了我国在金融监管上存在的不足，因此在我国未来的金融宏观审慎监管框架的构建中，我们要提出针对性的对策。总得来看，我国宏观审慎监管框架有赖于宏观审慎分析平台的搭建、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工具的完善以及组织合理安排下的政策协调机制健全。

首先，搭建宏观审慎分析平台，建立预警机制。宏观审慎分析平台的构建，对系统性风险进行分析、评估和预警，对系统性风险的防范具有重要意义。我国在这一环节的构建大体可分为四步。首先确定平台，即明确微观和宏观数据整合分析的职能的具体承担部门，可以是“一行三会”当中一个也可以新建一个部门。其二，信息数据的收集和整理。平台构建后，相关职能部门就得强化对系统性风险相关信息数据的收集和整理，特别加强微观和宏观数据的有效整合，全面掌控系统性风险变化趋势。其三，系统性风险评估体系的构建。即从金融体系宏观层面又从银行、证券和保险等行业微观层面加强对系统性风险的检测与评估，加大各行业微观层面风险评估对金融体系宏观层面风险评估的支持力度。

第二，完善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工具，建立危机处理机制。从时间维度上说，我国应完善包括逆周期贷款损失拨备和逆周期的信贷政策等在内的各种逆周期监管政策机制。同时，要加强对杠杆倍数的检测，从微观和宏观角度有效控制金融体系的风险过度承担。完善相机抉择机制，有效避免危机扩大和扩散。从行业维度上说，要加强对金融控股集团监管立法，完善对交叉性金融业务的监管政策工具，有效监管金融创新、金融衍生产品。完善危机处理机制，设计多层次的应急处理监管政策工具。加快建立存款保险制度。

最后，合理架构组织，健全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协调机制。组织结构铺排，各部门政策协调是宏观审慎监管框架能否成功搭建的最关键因素。首先，系统性风险信息的获得、预警机制的建立、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工具的设定需要各部门明确职责并加强沟通协作。其二，宏观审慎监管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需要各部门的密切配合。组织架构设定对宏观审慎监管的效果有极大的影响。我国宏观审慎监管框架中的组织安排，首先是确定宏观审慎分析平台，作为宏观审慎监管总的召集人；其次是三会要加强对各自监管行业的宏观审慎监管和微观审慎监管结合意识；其三，要加强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同宏观货币政策之间的协调；最后，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实施部门要加强同人民银行、财政部以及发改委等部门协调，制定科学的监管政策并有效执行，提高监管水平和效率，维护宏观金融稳定。

3宏观审慎监管与货币政策调控的联系

在金融监管中，有一项监管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即银行监管。这是由于：首先，银行业在金融体系占主体地位。其次，在各类金融机构中，银行是最基本最重要的，也是最容易引发金融危机的部门。因此，作为我国货币政策执行机构的中央银行——中国人民银行的监管必然在宏观的金融监管中占据极其重要的作用。

而在新的金融机制改革中，基于对资本充足率监管的要求，必然要改革在此前大行其道的硬约束监管机制。但在当前的新的金融运作形势下，对于资金的过于严格的监管可能会导致雁行的信贷减少，进而导致整个社会总投资的下降，这自然不是金融监管希望的结果。

但是在新的宏观审慎的监管机制下，政府实行货币调控政策则可以利用这样较为完整系统的机制来进行整体的调控，不仅可以提高货币政策在有效引导国民经济向更好的发展方向上进步，还可以在这一较为拔高的视角上有效的规避一些金融风险，更加有效的将我国经济引导至又好又快发展的康庄大道！

4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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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危机；金融监管；政策

1 金融危机下金融监管缺失分析

（1）对次贷过程监管缺失

通过住房贷款经纪人的推销、，房贷银行(Mortgage Bank)的信用审查和审批，一笔住房贷款往往就这样完成了。但是本应在此过程中发挥指引作用的美国金融监管当局并没有对次级贷款的发放机构、发放标准进行监管，危机发生前，依然没有对其引起高度的重视，因此美国金融监管当局对次贷过程的监管存在缺失。

（2）二级市场监管缺失

商业银行通常会把贷款卖给证券公司和投资银行，而后者通常会利用一些金融工具把这些资产重新打包，变成以以贷款的债权做担保的证券，然后把这种已经放大了收益的金融产品卖给相关的投资机构，从中或许手续费等收益。在这种资产证券化过程中，由于杠杆作用，使得资产的实际价值已经被防范，而同时由于资产证券化的过程是较为复杂，就进一步掩盖了其真实的风险信息，并将这种带到了市场中，而美国的金融监管机构对于这种金融产品创新和衍生品的泛滥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也没有对其进行干涉，同时由于金融衍生品的信息公布是不需要在资产负债表中显示，因此监管当局也无法得到准确的产品信息。

（3）信用评级公司监管缺失

从金融危机的发展过程来看，信用评级机构也成为了推手，危机前，其把大部分的次级住房贷款都给予很高的评级级别，而其后又迅速降低所有次级贷款的评级，加剧了市场的恐慌，存在着 “利益相反”的问题，这严重影响了信用评级的“公正性和严正性”。

     2 金融危机后美国、英国金融监管改革方案分析

     （1）美国“伞+双峰”式改革的制度分析

     金融危机后，美国政府也对金融监管体系进行了改革，此次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最终模式是在“伞”的基础上吸收了“双峰”的结构特点。新的监管体系具备了以下三个职能：从稳定整个金融市场出发进行的市场稳定监管；二是从加强市场规范的审慎金融监管；三是从投资双方出发的商业行为监管。在这其中,市场稳定监管者(美联储)充当“伞+双峰”的“伞骨”，两个监管机构充当“双峰”来执行目标型监管职能。

     （2）英国的金融监管政策改革分析

     为了修改完善现行金融管理体系，英国了《反思全球银行系统危机，重建国际监管体系》的报告，大胆地提出了全球金融监管系统重建建议。报告主要提出了如下建议：1.加强国际协作以增强跨境监管的效率。2.提高针对大型企业的监管标准。3.提高跨国企业集团的监管效率。4.重建国际监管体系。金融监管局为了解决国际监管准则的制定者和监管机构监管效率的差异和跨境监管力度的差距，希望通过在早期预警系统（EWS）、执行已达成的国际监管标准、国际协作监管、危机管理四个独立而相互关联的领域的国际协力合作来推动国际监管体制的重建。5.国际分支和准入。

     3 后危机时代美英经验对我国金融监管创新的启示

     （1）大力推进功能监管模式

     当前，我国 “一行二会”的监管制度尽管为我国金融市场监管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也显示出其固有的一些不足。在混业经营的时代，金融机构之间的界限也没有那么清晰，以往由由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中国人民银行对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银行间债券市场、外汇市场分类监管的模式已经不适合，要实现在混业经营模式下有效的金融监管，就必须大力推动当前金融监管模式改革，逐步把适用于混业经营的功能监管模式推出，从而更能有效防范风险，实现金融安全。

     （2）加强对系统性风险的防范

     　尽管我国金融市场还没呈现出系统性分析，但随着我国经济的加速发展，系统性风险是存在的。因此，在金融监管的过程中，要对风险有充足的认识，并建立系统性风险的方法体系，时刻关注宏观经济政策、金融市场利率变化等预兆风险的因素变化，从而能够对风险有足够的防范措施。

     （3）推动国际间金融监管交流与合作

     随着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加快，我国与国外金融金融市场的联系也原来越紧，因此就必须要我国金融监管机构及时推动与国外监管当局及国际组织的合作与交流，不断学习和吸收好的监管经验，使我国金融监管实践与国际标准接轨，从而在国内建立有效的金融监管体系。

     参考文献：

     [1]胡滨.完善金融监管与立法，积极应对金融危机[J].中国金融，200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