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执法机构改革方案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农业执法机构改革方案，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一、切实转变政府职能

中央和省委、省政府文件都使用了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的标题，并把职能转变放在机构改革的前面，这在历次改革意见中是第一次，充分说明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对转变政府职能的重视。政府职能转变是这次改革的核心，各地要牢牢把握这根主线，把上级的总体要求和当地实际结合起来，研究提出3到5年职能转变总体安排和工作规划，制定具体的措施办法，加快实现政府职能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转变。

首先，要以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为突破口，大力推动简政放权。去年以来，省编办围绕省委、省政府提出的本届政府省级审批事项削减二分之一的目标，采取有效措施，大力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目前已减少下放省级行政审批权262项；基本完成了省级行政审批事项目录编制工作，近期将在网上公示，面向社会征求意见；制定出台了今年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意见，明确了改革任务。这些改革措施激发了市场和社会活力，取得了积极成效。各地要按照省委、省政府11号文件要求，与省里搞好衔接、同步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要承接落实好上级政府取消、转移、下放的行政审批事项。承接后的审批事项原则上都要纳入同级政务服务中心办理，规范审批行为，提高审批效率，方便企业和群众办事。要抓紧对本级审批权限进行全面清理，年底前编制完成本级行政审批项目目录，并向社会公布，未列入目录的审批事项一律不得实施。要集中清理以“红头文件”设定的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彻底消除审批管理中的“灰色地带”。今后严禁以“红头文件”等方式设定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这要作为一条红线，防止行政审批事项边减边增、明减暗增。除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外，政府职能转变还包括改革完善财政专项转移支付制度、清理规范行政事业性收费、改革工商登记和社会组织管理制度等内容，这些工作虽然不是编办的职责，但我们要发挥牵头部门作用，积极协调相关部门落实好改革任务，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取得实效。

其次，要发挥市县政府贴近基层和群众、就近管理的优势，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简政放权不能一放了之，必须正确处理“放”和“管”的关系，有所为有所不为，放给市场和社会的事项，要从严管理、监管到位。要适应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新要求，推动政府部门更新管理理念，改进管理方式，真正把工作重心由事前审批转到事中事后监管上来，避免管理缺位，防止“一放就乱”。要强化监管机构和能力建设，调整充实人员力量，推动监管重心下移，逐步建立功能完善、防控严密、执行高效的监管体系。要加强对市场主体和市场行为的监督管理，对一些侵犯知识产权、蓄意污染环境、违背市场公平竞争原则的行为要严加监管、严厉惩处，切实维护市场经济秩序。

第三，规范行政权力运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要制定“两个清单”，即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和政府权力清单。对企业而言，法无禁止即可为；对政府而言，法无授权不可为。政府转变职能的过程，也是规范权力运行的过程。各地要抓紧完善依法行政的各项制度，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制定政府权力清单是规范权力运行的重要手段。前段时间，省编办专门到安徽、湖北等地进行了考察学习，总的看，这项工作繁重而艰巨，各地要结合审批制度改革和部门“三定”，在全面梳理政府部门行政职权的基础上，研究制定权力清单，向社会公布。要积极推进行政权力行使依据、过程、结果公开，规范行政裁量权，严格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履行职责，保证权力不被寻租、不被滥用。

二、积极推进大部门体制

推进大部制改革是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近年来，山东省在探索实行大部制方面迈出了坚实的步伐，2009年政府机构改革时，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经济和信息化、文化等领域实现了大部制，在优化职能配置、减少职责交叉、提高工作效率等方面取得了较好效果。这次改革，省里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确定在农业、城市管理、文化等领域继续推进大部制改革。

一是农业领域。从全省涉农机构设置情况看，大部分地方设有农业局、畜牧兽医局、农机局、扶贫办、农业开发办，还有的地方设有经管办、蔬菜办、水产办等，机构设置分散、分工过细的问题突出，难以形成工作合力。特别是当前农产品质量安全、动物疫病防控、农机监理等监管任务日益繁重，相关涉农部门执法监管力量相对薄弱。为统筹解决好这些问题，这次改革市县要将畜牧兽医、农机管理机构由政府直属调整为农业部门管理，其他如经管、蔬菜、水产等涉农机构全部整合到农业部门，不再单独设置；同时相应整合农业、畜牧兽医、农机等涉农领域执法队伍，充实加强监管力量，实行农业综合执法。

二是城市管理领域。近年来，随着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各地城市规模不断拓展，对城市管理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从各地情况看，一些地方城市管理领域设置了城市管理、城管执法、公用事业、市容环卫、园林绿化、市政管理等机构，这些机构职责划分不清，既有交叉又有空白，城市管理工作水平不高，群众对此很有意见。城市管理是个系统工程，需要各方面共同推进，其中理顺体制机制是一个重要方面。省委学习贯彻三中全会精神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健全城市管理、执法、服务‘三位一体’大城管体制”。这次改革，各地要将分散在相关部门的市容环卫、园林、市政管理等相关机构、职责整合到城市管理部门，充实完善城市管理职能，理顺城市管理与城管执法机构关系，寓管理、执法、服务于一体，不断完善内部运行机制，着力提高城市管理水平。由于各地机构设置、编制性质不尽相同，各地可结合实际，提出具体整合方案，与省里沟通后确定。

三是文化领域。上次改革多数地方在组建文广新局时，又单独设立了文化市场执法局。从几年来的运转情况看，普遍存在职责关系不顺、配合不畅、衔接不到位等问题，县级文化市场执法局至今未经授权，不具备执法主体资格。从大的概念上讲，行政执法是行政管理的有机组成部分，现行体制下，管理机构与执法机构分设，必然造成管理执法脱节、增加工作协调难度。这次改革，省里要求将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机构统一由文化行政部门管理。

这三个领域的大部制改革，是省里确定的规定动作，必须认真实施，落实到位。同时，各地要结合实际，大胆探索，在更大范围、更多领域加大机构和职责整合力度，进一步优化政府组织机构。

三、规范机构设置

省委、省政府11号文件，在机构设置上既体现了中央严控的精神，也结合实际作了一些新的政策规定。

一是政府机构限额。大家对这个问题都比较关心。中央规定，这次改革大城市政府工作部门不超过40个，中等城市不超过32个，县级政府14至22个左右。我省在研究机构限额时，充分考虑了市县政府机构设置的现状，基本按中央规定限额的高限确定的。上次改革，我省在大城市（42个）和中等城市（32个）之间，将淄博、烟台、潍坊、济宁、临沂5个市单列一个层次，机构限额为36个。这次改革，如统一按中等城市不超过32个执行，就要比其他中等城市多压减4个，难度非常大。为保持政策连续性，省编办多次向中央编办汇报，中央编办原则同意这5个市工作部门仍按不超过36个掌握，其他市和县（市、区）严格按中央规定限额执行。既然限额已经明确，就是一条硬杠杠，必须严格执行，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二是机构设置。多年来，各地在政府机构限额外还设立了一些行政机构和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政府职能体外循环的状况不同程度存在。这次改革，各地要对此类机构认真进行清理，限额外的行政机构原则上予以撤销或转为部门内设机构，少数确需保留的要纳入改革方案一并报批。今后不得在机构限额外自行设立行政机构，不得新设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要进一步规范机构层级管理。长期以来，一些市县管理不够严格，机构层级比较混乱。比如市级部门规格为正处级，但一些内设、派出、直属机构或所属事业单位也为正处级，这样设机构不利于管理，也不利于工作，这种现象必须纠正。这次改革明确规定，部门内设机构、直属机构、派出机构及部门所属事业单位等机构的规格要低于其主管部门。现有与主管部门规格相同的机构，要结合推进大部门体制和事业单位分类改革逐步清理规范。另外，派出机构、挂牌机构、议事协调机构和临时机构的设置也要从严控制，不能用挂牌子、合署等形式变相设置机构。

三是领导职数。考虑当前市县政府部门承担的工作任务繁重，实行大部制改革后干部安置压力较大，这次改革对市县政府部门领导职数有所放宽，比上次改革增加了1职，即设区的市政府工作部门领导职数按3-4名配备，县级政府工作部门领导职数按2-3名配备，工作任务重业务面宽的综合管理部门可增配1名副职，但必须从严控制，增配副职的部门数量不得超过机构限额的三分之一。关于部门党组（党委）书记配备问题，中央和省里早就有明确规定，政府工作部门除非党干部担任正职外，不配备专职党组（党委）书记。

四、完善执法体制机制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大量的工作在基层，重点是县乡两级。目前，市县政府执法队伍设置过细、执法责任不清、监管力量分散等问题比较突出，这些问题不解决，加强监管就是一句空话，就难以落实到位。

一是积极探索推进综合执法。各地要通过创新体制机制，加大综合执法力度，凡实行大部门体制的领域，相关执法队伍必须相应整合。同时，在看得准、条件成熟的领域推行跨部门跨行业综合执法，尤其是县级，要最大限度整合县直部门的执法职能、机构和人员编制，解决多头执法、执法扰民等问题。胶州市已先行开展综合执法试点，省编办和青岛市编办要加强跟踪指导，及时总结经验，力争探索一条跨领域、跨部门综合执法的新途径。

二是完善基层执法机制。要适应乡镇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探索在乡镇搭建综合监管执法平台，把县直派驻机构执法优势和乡镇日常监管优势结合起来，建立指挥统一、运转协调的综合执法新机制。要挖掘现有编制资源，进一步加强食品药品、安全生产、城市管理、环境保护、劳动保障、海域海岛、农业、国土、文化等重点领域基层执法力量，全面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和执法经费由财政保障制度，防止“以罚代管”，确保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

三是做好部分市道路交通安全管理体制调整工作。目前，淄博、日照、临沂、德州、聊城、菏泽等市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实行市以下垂直管理体制，县级公安机关权责不一致，体系不完整，工作协调难度大，队伍管理也存在一些问题。这次改革，省里确定将这些市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由市以下垂直管理调整为市县政府分级管理体制。有关市编办要会同市直有关部门，认真制定工作方案，切实做好干部安置、人员编制、资产划转等具体工作，注意衔接好干警的工资福利待遇等问题，确保体制调整平稳有序。今后除中央和省有明确要求以外，市县政府不得自行确定垂直管理体制。

五、继续深化乡镇机构改革

乡镇在我国政权体系中处于最基础的层级，直接面对群众百姓，只能加强，不能削弱。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基层政权建设，今年以来，郭树清省长在不同会议多次提到加强乡镇机构设置和乡镇干部队伍建设问题。当前，随着农村综合改革持续深化，乡镇政府承担的经济发展、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和维护稳定的任务越来越重，抓工作落实的责任和压力不断加大，权责不对等、事财不匹配、素质能力不足等问题日益凸显。在新的形势下，如何通过体制机制创新，释放乡镇发展的活力动力，让乡镇政府有权管事、有钱办事、有人干事，可以说是各级机构编制部门面临的一项重大课题。

11号文件对深化乡镇机构改革提出了一些原则性要求，如何把这些要求落到实处，需要各级编办从多个方面深入思考、认真研究。一是在完善乡镇政府功能、明确履职重点方面，就是要适应乡镇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进一步理顺县乡层级关系，按照乡镇承担的职责任务，把该放的权放给乡镇，把该给的钱交给乡镇，进一步提高乡镇政府统筹发展的能力。二是在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配备方面，乡镇不可能与县直部门一一对应设置机构，在严控机构编制总量的前提下，可针对不同类型乡镇特点，因地制宜设置机构，不搞“一刀切”。要挖掘现有编制资源，推动编制向乡镇倾斜，以县为单位，乡镇总体空编的要及时招录急需管用的专业技术人才，有效缓解基层人员年龄老化、知识结构不合理等实际困难。三是在完善运行机制方面，探索以便民服务平台、社会治理平台、综合执法平台和社区管理服务平台为依托，进一步完善内部工作机制，合理设置岗位，统筹安排力量，确保涉及社会管理、安全生产、环境保护、农产品质量安全、就业社会保障等重点工作在乡镇有机构承担，有专人负责。各地要结合推进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试点，从试点镇入手，打破传统管理理念和体制机制的束缚，大胆创新，探索建立与乡镇管理服务需求相适应的新型基层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为深化乡镇机构改革积累经验、提供示范。

当前，改革政策已经确定，具体任务也很明确，关键是抓好工作落实。最近，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上专门强调工作落实问题，指出改革要聚焦、聚神、聚力抓落实，做到紧之又紧、细之又细、实之又实，具体任务要到人到事，凡事都要有人去管、去盯、去促、去干。这次改革，省里要求市县改革方案分别于7月底、9月底前报省里审核备案，11月底前基本完成改革任务，其他各项改革管理工作也都有明确的时限要求，时间非常紧，任务很艰巨。各级编办要牢固树立责任意识，切实增强紧迫感，对各项任务倒排工期，强化措施，合理调配工作力量，推动各项任务落到实处。

一要落实工作责任。各级编办要切实履行牵头抓总责任，认真学习领会改革精神，向党委、政府和编委汇报好改革政策、工作方案和具体措施，特别是对政府职能转变、大部门体制、综合执法、严控机构编制等重点问题，要结合本地实际，加强调研、摸清情况，研究制定具体落实措施，当好领导的参谋助手。要严格按照省里确定的时间节点，做好改革方案拟定、报备和“三定”规定修订等组织实施工作。要及时分解工作任务，与组织、纪检监察、财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等部门搞好协调配合，落实部门责任，切实形成改革合力。

二要统筹抓好组织实施。各级要把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放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局下设计和安排，统筹兼顾、协调配套，扎实推进。要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事业单位分类改革等紧密结合，联动集成式推进，大力简政放权，强化基本公共服务，推动服务型政府建设。各市在做好本级改革工作的同时，要加强对县级工作督查指导。对改革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尤其是一些苗头性、倾向性问题，要及时研究解决的措施办法；对涉及的政策性问题，要及时与省编办沟通，提前做好预案，防止扩大矛盾、出现大的问题。

三要切实加强自身建设。目前，市县正在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各级机构编制部门要把教育实践活动与推进改革结合起来，大力加强自身建设，真正把活动成果转化为做好工作的实际行动。要切实转变工作作风，树立言必信、行必果的改革新风，做到守土有责、奋发有为，坚决杜绝松松垮垮、大而化之的工作状态和推诿扯皮、拖延应付的庸政懒政行为。要适应推进改革工作需要，进一步充实加强人员力量。总的看，去年以来各级编办在队伍建设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人员配备有所加强，市级平均达到了30人，县级10人，但还有个别市和一些县（市区）人员较少，力量薄弱。现在各级编办承担的任务很重，没有必要的力量只能疲于应付，无法深入扎实地推进工作。希望各地采取措施，继续充实加强工作力量，提高队伍能力素质，为完成改革任务提供坚实的组织保障。

篇2

根据《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加强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建设的意见》（[2006]30号）、《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化改革加强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建设的实施意见》（陕政办发[2006]63号）以及《市人民政府关于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的实施方案》（延政发[2011]70号）文件精神，按照全市基层农技体系改革推进会议的要求，结合我县实际，现就全县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提出如下实施方案。

一、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改革建设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与目标要求

(一)指导思想：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中、省、市关于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有关文件精神，按照强化公益性职能、放活经营的要求，以健全体系、充实基层、理顺管理体制、优化机构设置，创新工作机制，加强队伍建设、制度建设和能力建设为重点，结合我县实际，合理布局、科学规划、全面实施，努力提高我县基层农技推广体系公共服务水平，为促进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建设、率先实现城乡统筹发展提供有效服务和技术支撑。

(二)基本原则：坚持精干高效，科学设置机构，优化队伍结构，合理配置资源；坚持以乡镇农技体系改革为重点，加强基础条件建设，理顺管理体制，实行以县为主，县建县管；坚持政府主导，支持多元化发展，全面提升政府公益职能，充分发挥社会各方面积极性；坚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有利于为群众提供便捷服务，有利于产业发展，有利于业务职能发挥；坚持统筹兼顾，与县乡机构改革相衔接，处理好改革和稳定的关系。

(三)目标要求：根据现代农业与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基层农技体系改革的主要任务是：明确公益性职能、健全体系机构、理顺管理体制、创新管理制度、改善装备条件、提升服务能力。通过改革与建设，在县建成职能综合、分工明确、协调一致、充满活力、服务到位、工作高效的公益性农技推广体系，逐步形成以县、乡(镇)基层农业技术推广机构为主导，村级技术服务站点为补充，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为基础，科教单位和涉农企业积极参与、分工协作、运转协调、服务到位、农民信赖的多元化新型农业技术推广体系，为全县农业农村经济持续发展提供技术支持和保障。

二、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改革建设任务

(一)明确公益性职能

基层农业技术推广机构是设立在县乡两级为农民提供现代农业科技指导和生产经营技术信息服务的公益性组织。其承担的公益性职能主要是：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承担全县果业生产开发技术服务指导；蔬菜技术推广服务中心承担全县蔬菜生产开发技术服务指导；农机技术推广服务中心承担全县新型农业机械的引进、试验、示范与推广工作；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负责农业技术、优良品种的引进、试验、示范与推广工作，农情信息服务，农业生态环境和肥料等农业投入品监测及使用技术推广等工作；植物保护检疫站承担法律法规授权的植物检疫执法工作，农作物病虫害监测、预报与防治工作；能源办负责农村能源建设与技术服务工作；农业市场与信息中心负责全县农业信息服务，农产品营销，村级信息服务站管理等工作；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站负责全县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农业行政执法大队（农村经营管理站）负责农资市场监管，农民专业合作社生产经营指导，农业生产统计，农民经营收入核算及经营指导等工作；农业广播学校（农民教育培训中心）负责宣传普及农业新技术，开展农民培训教育，农业机械驾驶操作人员培训和安全宣传教育等；农机监理站负责组织实施农业机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等；种子管理站负责负责种子质量检验和监督及承担农作物品种区域试验及品种管理等工作。

(二)合理设置机构

1、县级农业技术推广与服务机构设置。根据我县产业结构特点、农业技术推广业务关联度和农业事业单位改革现状，遵循利于促进产业发展，利于综合职能效应发展，利于管理指导的基本要求，机构设置如下：

①将县果业局更名为县果业技术服务中心。

②将县蔬菜局更名为县蔬菜技术服务中心。

③将县农业技术推广站更名为县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④按照延政发（2011）70号文件精神，成立县农业市场与信息中心，取消加挂于农业局的农业信息服务站。

⑤保留省农业广播学校县分校，加挂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中心的牌子。

⑥保留县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站。

⑦保留县农业综合执法大队，与农经站一套人员，两块牌子。

⑧保留县农机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⑨保留县农机安全监理站。

⑩保留县种子管理站。

改革后县级农业技术推广机构调整为10个。

2、乡镇农业技术推广机构设置

①依据中省市乡镇机构改革政策规定和方案，结合我县实际，整合乡镇农技、农机、农综、果树、蔬菜、能源、信息、农产品安全监测等职能，设立农业综合服务站，加挂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站牌子。撤销原14个乡镇农综站和7个果树服务站，成立砖窑湾、高桥、招安、建华和坪桥五个区域农业综合服务站和沿河湾、真武洞、化子坪、镰刀湾四个乡镇农业综合服务站。服务站地点设置在乡镇所在地。

②乡镇农村经营管理站依据延政发（2011）70号文件规定，不再列入农业技术推广系列，原职能、职责、人员整体划归乡镇政府，纳入乡镇机构改革中统筹考虑。

改革后乡镇农业技术推广机构由21个调整为9个。

3、村级技术服务点建设。村级农业技术服务点（站）是社会化农技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应以种养殖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为依托，每村落实2名农技推广协理员。人员选聘以现有村级科技带头人、信息员等为主体，由乡村推荐，县乡业务部门考核聘用，接受乡镇农业综合服务站指导、培训，以为本村群众示范指导服务为职责，动态管理。村级农技推广协理员服务指导报酬按照村级防疫员标准，每人每年补助960元，纳入县财政预算。

（三）理顺管理体制

1、设置的果业技术服务中心、蔬菜技术服务中心、农机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农业综合执法大队、农业市场与信息中心、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站、农广校、农机监理站、种子管理站等均为独立事业机构，隶属县农业局管理。

2、乡镇（或区域）农业综合服务站实行以乡镇为主的管理体制，即人事、劳资、资产统一由乡镇管理。业务上在县农业局的管理下受蔬菜技术服务中心、果业技术服务中心、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农机技术服务中心、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站、农业综合执法大队、农业市场与信息中心的指导。

3、改革后的10个县级事业单位除农业市场与信息中心为副科，农机监理站为股级外，其余均为科级建制，乡镇农业综合服务站均为副科建制。

（四）科学核定编制

按照延政发（2011）70号文件要求，编制核定要以确保县、乡农业技术推广机构履行公益性职能的需要为前提，以按职能设岗位，以岗位定编制，原有职能未变，岗位编制不减，新增业务增岗增编，整合机构职能编制整体转移为原则。县级机构编制除新成立农业市场与信息中心增加6个编制外，其余单位不作编制增减变化，即县级机构编制由144名增加到150名。乡镇机构本着精干高效，科学合理原则，参照陕编（1993）62号文件，结合产业规模、作物种类、种植面积、农户数量、农机拥有量和地理条件、交通状况等科学测算农业技术推广专业人员编制，在此基础上增加信息、能源、综合执法、农产品监管等岗位，综合核定编制，按程序报批（详见附件1）。改革后乡镇农技推广人员由改革前的231名调整到127名，减少编制104名。

（五）创新管理制度

改革用人机制，实行人员聘用制度。由县农业局会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和编办组织公开招聘。实现由固定用人向合同用人、由身份管理向岗位管理转变。乡镇农业综合服务站人员来源：优先从现有乡镇农技人员中进行考试考核重新聘用上岗，择优聘用，剩余部分由所在乡镇（社区）自行消化。落实《农业技术推广法》的要求，逐步实行农技人员准入制度，专业技术人员占总编制的比例不低于80%。专业技术人员必须是涉农大中专院校毕业，或经县级以上业务培训考试合格取得相应专业技术资格证书，并长期从事本专业技术业务工作的人员。建立县乡农技机构人员轮岗制度，确保在一线工作的农技人员不低于全县农技人员总编制2/3。完善基层农技人员培训机制，每年培训人数不少于全县专业技术人员总数的1/3，每三年轮训1次。

（六）健全考核考评制度

县农业局要制定具体考核办法，明确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人员的工作职责、任务和要求，将农业技术人员的工作量和进村入户推广技术的实绩作为主要考核指标。对一线农业技术推广人员的考核要由县级业务主管部门、乡镇政府、农民群众代表三方共同进行，特别要注意听取农民群众的意见。其主管部门考评分值不能超过40%，乡镇政府和群众考核分值分别不低于30%。要严格按照工作业绩考核，建立考核结果与个人工资、职称评定挂钩的收入分配与职务晋升制度，确保基层农技人员把精力全部投入到农业技术推广工作中。要形成优胜劣汰的机制，对连续三年考核不合格的人员，不得继续聘用。要加强农技人员培训，不断提高服务水平。

（七）加强基础条件建设

要将基层农技推广机构条件建设纳入基本建设规划，做到改革与建设同步推进，以建设促进改革，巩固改革成果。乡镇农技体系基础条件建设，必须优先安排在重点镇，建设项目要纳入重点镇建设总体布局，统一规划，统一设计，统一建设。乡镇站业务用房面积不得少于200平米，区域站业务用房不得少于300平米。乡镇（区域）站建设须有必要的监测仪器、信息、办公设备、培训场地和交通工具（详见附件2、3）。在争取中、省基层农技体系建设补助资金的同时，县财政先行列支专项预算，保证建设资金。可以利用原有乡镇站资产置换，或调拨撤并的乡镇中小学闲置场地房屋等方式解决乡镇站建设用房。在争取市财政今年重点投资支持33个重点镇农业综合服务站建设的同时，县政府也将加大投资力度，全面抓好乡镇站和非重点镇的区域站建设。县级农技推广机构以技术装备、能力提升建设为主，充分利用现有条件进行改造提升。对新设单位尽可能利用整合职能机构的闲置资产，设施设备坚持填平补齐，达到有场所、有设备，保证开展工作的要求。严禁超规模、超标准、超能力建设。基础条件建设的基本要求是所有单位达到办公有场所，服务有手段，下乡有工具，监测有设备。

（八）创新农业技术推广机制

基层农业技术推广机构要进一步转变观念，创新工作机制，加快构建物化、虚拟两个推广平台。物化平台着重示范辐射带动，虚拟平台着重对千家万户技术咨询与指导服务。物化平台建设上，以现代农业示范园、示范区、农业试验示范基地、农业专业合作社与龙头企业生产基地为重点，构建农技人员工作平台，让新技术新品种直接进入基地示范推广。加强村级试验示范基地建设和村级科技带头人队伍建设，建立了解农民生产经营需求与农户零距离对接的便捷通道，有针对性地做好技术推广工作。虚拟平台构建上，整合农业信息网、农业网上庄稼医院、12316热线、电子农务、农信通、农技110联网与电视、星火科技12396以及广播、报刊等传统媒体实现信息共享。构建以中省农业产业专家团队、市县农业科技专家组、“科技特派员”、乡镇农技骨干、农村土专家相结合的农业服务专家队伍。鼓励农业技术推广机构和人员以技术入股、技术服务等多种形式与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产业大户、现代农业示范园区、有机农产品生产基地合作参与生产经营活动，可以收取服务报酬，形成利益联结机制和激励机制，激发基层农技人员工作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和责任性，加快技术转化，提高农业生产水平。

（九）加快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发展

要积极稳妥地将基层农业技术推广机构中承担的农资供应、种子销售、能源沼气运行维护、苗木良种繁殖生产，农产品加工、营销等业务分离出来，按市场化方式运作，推进与扶持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发展。鼓励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种子、种苗生产企业、研究开发等其他经济实体依法进入农业技术推广行业和领域，采取独资、合资、合作等方式，参与农业科技示范园区产品基地、种子种苗生产基地等产业经营方面的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并按市场化机制运营，要认真落实国家关于涉农产业开发优惠政策，扶持社会化服务组织发展。

四、加强组织领导，搞好协调配合

（一）加强组织领导。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改革建设事关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全局，涉及面广，政策性强。县政府决定成立由主管县长任组长，县编办、经发局、人社局、国土局、住建局、财政局、监察局、农业局、畜牧局、科技局等单位主要负责为成员的基层农技体系改革建设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在县农业局下设办公室，负责农技体系改革与建设的具体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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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强领导，优化方案。成立了以市长为组长，常务副市长为副组长，其他相关领导和部门主要负责人参与的改革领导小组，协调督促落实相关改革，确保改革工作稳步推进。深入学习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试点经验，广泛征求试点镇和相关职能部门意见，科学制定改革方案。（二）下放县级管理权限。根据试点镇实际需要，经充分沟通，重点在产业发展、规划建设、环境保护、安全生产、市场监管、社会治安、民生保障7个方面，从登封市“五单一网”制度改革行政权责清单事项和行政审批清单事项中，选择327项县级管理权限事项作为拟下放权限，涉及国土、规划、环保等28个部门。按照行业分：产业发展44项，规划建设161项，环境保护32项，安全生产37项，市场监管23项，社会治安2项，民生保障28项。按照权限类型分：行政许可44项，行政处罚245项，行政强制7项，行政确认9项，行政征收6项，行政检查3项，其他行政权力6项，基本公共服务7项。（三）优化机构编制配置。结合试点镇自身特色对其内设机构及下属事业单位进行整合，设置党政办公室、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办公室、经济发展局、组织人事和社会保障局、规划建设管理局、综合执法局、社会事业局、文化旅游局、农业发展服务局、便民服务中心。在编制总额内，调剂增加试点镇内园区管委会的编制，补充急需的管理专业人才，由试点镇统筹使用。将试点镇原有和承接的各类行政审批及公共服务事项，统一入驻镇便民服务中心，实行一站式服务。整合试点镇原有和承接的行政执法事项，由综合执法局实行综合行政执法，坚持行政执法重心下移，整合、充实基层一线执法力量，充分发挥属地管理优势，从源头上解决多头执法、重复执法、执法缺位等问题，切实为试点镇经济社会又好又快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法制环境。（四）理顺试点镇与派驻机构关系。强化对派驻机构的统一管理，派驻机构统一更名为“登封市伊伊镇伊伊分局”，其承担的行政审批和公共服务事项统一入驻镇便民服务中心。对派驻到试点镇的机构实行双重领导，业务工作接受主管部门指导，并接受试点镇人民政府的协调和监督，日常工作以试点镇为主。派驻机构的主要领导采取主管部门领导兼任或直接配备为副科级的方式配置。派驻机构工作人员的调动、任免事项按照干部管理权限进行管理，科级干部由组织部门负责，事先征得试点镇党委的同意，其他人员由主管单位或相关业务部门负责，事先书面征得试点镇党委的同意。试点镇党委、政府的意见作为主管部门对派驻机构工作考评、考核和干部任用的重要依据。（五）实行经济发达镇目标考核。围绕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推动新型城镇化和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改革目标，就部分县级经济社会管理权限下放后机构设置是否合理，职责关系是否顺畅，职能配置是否优化，行政环节是否减少，工作流程是否优化，经济发展能力、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能力是否提高等行政体制和运行机制问题，对试点镇进行跟踪式目标考核，加强目标动态考核评估，确保改革落到实处。

二、存在的问题

（一）财政压力巨大。近年来，受宏观经济形势影响，经济运行下行压力增大，传统产业企业效益下滑，财政收支矛盾突出。此外，随着新型城镇化步伐的加快，需要大量财政投入，但是在现行财政体制下，乡镇的财政收入大部分要上缴分成，试点镇可支配的财力远远不能满足其基础设施、社会保障、民生事业投入的需要。（二）人员编制不足。2005年乡镇机构改革以来，乡镇机构编制管理日趋严格，行政事业编制控制在80名左右，人员得不到及时补充，老龄化现象严重，因此迫切需要增加人员编制来满足不断增加的职能需要，随着部分县级管理权限的下放，人员编制缺口的问题也日益严峻。（三）配套改革不到位。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一系列的改革相配套，但目前与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相关的配套改革，如公共财政改革、人事制度改革等进程不快，没有及时跟进。（四）用地指标瓶颈。乡镇产业的培育，需要有一定数量的土地支持，但目前在土地指标使用上仍以县为单位进行规划，且按一般乡镇对待试点镇，没有明确其具体份额。

三、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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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监利县食药体制改革的“三步曲”

1、大力宣传改革，明确改革目标，营造改革的有利氛围。在食药体制改革中，新闻单位和涉及改革的各部门在县委、县政府的引导下，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宣传教育活动，大力宣传食品药品安全形势和政策，让广大干部群众充分了解改革的目的和意义、明确改革的目标和任务，全县上下统一了思想、凝聚了共识，形成了干部群众支持改革、参与改革的良好氛围。

2、反复深入调研，制定合理方案。2013年11月29日，监利县收到省编办关于县级食品药品监管体制改革通知后，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在2013年12月初，成立了县食品药品监管机构改革领导小组，由编办牵头，联合工商、质监、药监、卫计、人社、组织、财政等部门组成工作专班，开始对食药体制改革中涉及的机构设置、职能调整、人员编制划转等进行调研。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按照鄂编办[2013]133号文件精神，制定了改革初步方案，其中乡镇监管所的人员主要从乡镇卫生院和乡镇政府中进行划转调配。初步方案在提交县委常委讨论后，当场予以了否决，常委们明确指出乡镇卫生院和乡镇机关本就人手不足，再从中划出人员不妥。之后，工作专班和省、市编办联系，了解到质监和工商即将下放，于是工作专班和质监局、工商局的领导班子反复商讨，在明确改革走向后，质监局同意在省里规定名额的基础上多划32人，同时把检测人员也划过来。这样我们又重新制定了人员划转方案，并得到了县常委会和市编办的一致认可。至此，改革方案最终得以形成。

3、积极稳妥部署，仔细做好职能交接、人员安置、资产移交等方面工作。在大会召开之前，监利县编办把各单位的职能、职责划转情况制成表格，并得到各单位认可。4月29日，监利县召开了食药体制改革及人员调整大会，当场宣读职能调整、人员划转文件，当场办理职能交接仪式。在人员划转安置上，先期制定了细化到每个人每个岗位的征求意见表，让每个人填写自己的意愿，了解每个人的心理期望，同时在严格保密的状态下，先期确定了内设机构和乡镇监管所临时负责人，并在大会开始前1个小时内与他们分别交心谈心。在大会上，当场公布了每个人的具体岗位和工作地点，当场办理了人员交接手续。对固定资产、办公用品和公务车辆，也进行了均衡分配。由于前期工作细致、周密，在所有涉及到的改革部门和划转的114人参加的大会上，各项交接手续顺利完成。

（二）改革后的运行情况

新组建的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设置了9个内设科室和13个乡镇监管所。2014年5月4日，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尺八监管所率先挂牌，随后2天所有乡镇食药监管所全部挂牌运行;县公共检验检测中心也在5月底顺利组建，质监、畜牧、农业、粮食、水产人员陆续划入，初步构建起覆盖全县的食品药品监管网络。

二、改革中存在的问题

（一）派出机构的混编问题。在此次改革中，结合监利县实际情况，按照乡镇工商所的设立方法，分区域在乡镇（管理区）设立了13个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所，作为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派出机构，承担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委托的对本区域内食品药品安全进行执法监管的职能。按理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作为县政府工作部门，其派出机构也应是行政机构性质，人员应使用行政编制。但实际上，由于工商、质监下划的行政人员有限，还划了很多事业编制人员，导致各派出机构中既有使用行政编制的人员也有使用事业编制的人员，虽然在“三定”方案中对人员编制的置换有所规定，强调过渡性事业编制随自然减员逐步消化，但是由于事业编制人数较多，在县级范围内短期消化基本不太可能，如不能迅速解决的话，这种混编现象将长期存在。

（二）城区监管机构的设置问题。根据荆编[2014]4号文件有关机构设置的规定：县市区所在城区乡镇和街道办事处不再设立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所，其职责直接由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承担。但是监利县作为一个人口大县，城区人口超过30万，同时还是全县最大的中小企业集中地，监管工作量占全县的60%以上，如果由县局直接对中心城区进行监管，仅靠局机关20多人根本无法监管到位，还会影响监管工作的效率和质量。监利县为不与上级政策冲突，在设置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内设机构――稽查科时，同时加挂了城区监管所的牌子，单独定事业编制23名，专门负责城区监管工作。

（三）人员工资差距问题。此次改革涉及人员数量多、来源复杂，工资也高低不一。同时由于质监局、工商局是属于省直管的部门，工资待遇相对于县级公务员要高一些，这样从质监局、工商局划出去的人员在划拨前后的工资也会存在一定差距，出现改革前后同一人员的工资不升反降问题，会导致工作人员产生不满情绪，挫伤其工作积极性，进而影响整个改革的平稳发展，甚至改革有可能出现反复。

三、有关建议

（一）合理置换事业编制，解决混编问题。派出机构作为政府工作部门所设立的专门从事某项工作的部门，从本质上来说，仍是行政机关，其人员的编制性质应与设立它的政府工作部门一样。在食药体制改革中，针对省工商局和省质监局划转到地方的事业编制，应由省编办增加相应的行政编制予以置换;对改革过程中产生的过渡性事业编制，也应设置时间段，由省编办按一定比例逐步予以置换。

（二）科学设置城区监管机构。省市相关文件要求在县市区所在城区乡镇和街道办事处不再设立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所，其职责由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承担，其本意是为了精简机构，提高办事效率，但各地在进行具体的机构设立时也应考虑本地实际情况，尤其是监利县作为人口大县，城区人口所占比例大，监管难度高，针对这样的实际，笔者认为还是应该设立专门的监管机构对城区的食品药品安全进行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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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来，全市质监系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牢牢把握强化源头质量监管这条主线，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加强源头质量监管工作新路子，突出工作重点，完善工作机制，有力地推动了目标任务的顺利完成。一是完善了整体联动机制。建立了划片监管的工作体制，实行质量、打假、特种设备安全监察“三责合一”，稽查机构、技术机构和行政管理部门在监管与服务中做到密切配合、信息共享、整体联动，提高了工作效率。二是完善了督查督办机制。每月召开工作例会，每季度召开系统工作调度会，整体把握全系统目标任务完成情况，对一些重要工作实行重点督办，加强了对县局、分局的工作指导。三是完善了部门协调机制。结合源头监管方案的实施，加强与政府、部门、基层单位的协调与配合，采取联席会议、报告、移送、联合整治等方式，丰富了监管手段，形成了监管合力。四是完善了考核激励机制。年初市局将年度各项工作列入目标考核内容，规定完成时限，明确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半年进行一次考评，年终进行全面考核，考核结果作为奖惩依据，并依照规定予以兑现。完善的工作机制，促进了各项工作任务的全面完成，为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放心满意的消费环境和安全可靠的投资环境发挥了积极作用。名牌发展战略稳步推进。确定9家企业11种产品为名牌产品培育对象，制定了切实可行的名牌产品培育计划，加强引导和扶持。经过精心培育，__集团、__新型建材有限公司的3种产品喜获“安徽名牌”称号，是我市历年来一次性获得省级名牌产品最多的一年。至此，全市已拥有__等11种安徽名牌产品。名牌效应使优良资产和生产力要素不断积聚，企业核心竞争力不断增强。

认证认可工作态势良好。认真贯彻国务院《认证认可条例》，积极引导企业加强质量体系建设，推进ISO9000、ISO14000等质量体系认证，强力推行3C认证，提高质量管理水平和质量保证能力。组织开展了ISO9000系列质量管理体系内审员与计量检测体系培训，帮助6家企业通过了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完成了6家实验室机构计量认证/审查认可监督评审。截至目前，全市已有43家企业通过了ISO9000质量体系认证，分别有1家企业和1种产品通过了HACCP食品安全体系认证和产品认证，为我市企业产品提高竞争力奠定了技术基础。

标准化工作迈上新台阶。帮助、指导企业制修订产品标准27项，新发展条形码系统成员16家，完成产品采标标志数3个，帮助2家企业建立了标准体系。完成了《__风景区服务质量要求》和《__风景区解说要求》2项服务业地方标准初稿。精心打造农业标准化这一“亮点”工程，推进我市农业产业化进程。制定5项省地方标准，建成农产品质量标准体系1个，开展了__国家级农业标准化示范项目建设，完成__示范项目建设并以优异成绩通过省级验收，__单产由示范前的50公斤/亩增长到100公斤/亩，产值由不足20__元/亩上升到4000元/亩以上，全市面积由示范前的4000亩发展到现在的16000亩，并通过示范区建设逐步辐射到__等市，实现单产增长一倍，面积翻了两番。经过精心挑选和项目论证，将__项目申报为国家和省级农业标准化示范项目，指导市供销社将__项目申报为国家标准化示范项目。我市的农业标准化工作已经走在全省前列，在今年7月份召开的全省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及农业标准化工作会议上受到省政府表彰。扎实有效的农业标准化工作，对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和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发挥了积极作用。

法制计量工作扎实开展。全市26051台（件）强检工作计量器具基本做到按周期检定。大中型企业强检计量器具受检率达98.82，较好地发挥了计量工作对促进企业技术改造、节能降耗、提高经济效益、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的基础和保障作用。推进计量检测体系确认，提高企业计量保证能力，__供电公司通过了一级计量检测体系确认，__公司通过了定量包装商品生产企业计量保证能力现场核查，“C”标志评价实现了零的突破>:请记住我站域名/<。加强了农资市场商品量的监督检查，对市场上的“公平秤”及时进行检定，使“公平秤”公平、准确，真正成为“放心秤”。深入开展集贸市场和加油站专项整治，进一步规范集贸市场和加油站的计量活动，有效地打击了短斤少两等计量欺诈行为。在春播秋种、午季和夏粮收购季节，对农资销售市场和粮、油、棉收购站点用于贸易结算的计量器具进行监督检查，全年共检查站点200余个，计量器具达600余台（件），维护了广大农民的合法利益。

市场准入体系逐步完善。组织43家企业进行了人造板、眼镜、建筑外窗生产许可证管理细则的宣传贯彻，完成了白酒、水泥、汽车制动液等16家企业换发证工作。目前全市已有31家企业获得了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14家企业通过审查评审。全面推进许可证年审工作，完成了26家企业的生产许可证年审。加大无证查处力度，查处生产、销售无证产品违法行为9起。深入实施食品质量安全市场准入制度，受理小麦粉等五类食品生产许可证办证申请39家，新十类食品生产许可证办证申请2家，组织对已获证的55家企业进行了逐户复查，顺利通过了省局检查验收和抽查复审。完成了肉制品等十类食品生产加工企业生产必备条件调查，对新十类食品生产许可实施细则进行了全面宣贯。对获证企业，继续加强证后监管，保证企业生产条件符合发证要求。通过严格市场准入，获证企业生产条件、卫生环境、质量意识、质量管理都有了明显提高。

市场经济秩序得到规范。今年以来，全市质监系统实施质量打假行动60余次，办理质量案件382起，端掉制假售假窝点3个，查获假冒伪劣产商品货值达500余万元，净化了市场,产品质量总体水平逐年提高，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合格率逐年提升，前3季度，共抽查892批次产商品，合格755批次，合格率85， 全市市场经济秩序得到进一步规范。

二、狠抓源头、强化措施，扎实推进质量监管工作

（一）全面落实质量工作责任制，深入开展“质量兴市”工作。

认真组织实施市政府“质量兴市”工作意见和“质量优秀产品和质量管理奖管理办法”，初步形成了政府推动、部门联动、企业主动的“质量兴市”工作机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__县“质量兴县”工作顺利通过省级考核验收，获优秀等次。__县启动了新一轮“质量兴县”工作。开展了20__年度__市质量管理奖和质量工作先进个人的评选活动。全市的产品质量、服务质量、工程质量得到了稳步提升，前3季度全市生产企业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合格率89.5，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建筑竣工工程一次性验收合格率100％，服务质量大为改善，诚信氛围更加浓厚，发展环境进一步优化。

（二）积极探索监管模式，进一步强化生产源头监管。

为将“从源头抓质量、提高工作有效性，从基层抓落实、提高依法行政水平”的目标落到实处，市质监局积极探索生产源头质量监管的路子和方法，根据企业分布状况划分监管片区，成立片区监管组，履行质量、打假、特种设备安全监察三个责任制，实行综合服务、综合管理、综合执法，形成“统一领导、各负其责、系统协调、划片监管”的管理工作体制。建立了源头质量监管的协调指挥机制、工作运行机制、许可准入机制、部门配合的联动机制、质量诚信机制和责任追究奖惩机制，规范了工作流程，制定了环环相扣的工作措施。一是建立企业档案，二是实施分类监管，三是加大检查力度，四是加强监督抽查和后处理，五是实行检验检测分析报告制度，六是突出源头打假，七是强化安全监察，八是优化服务质量。新的监管体制运行以来，全面摸清了辖区内生产企业基本状况，建立了电子监管系统，根据企业质量状况及规模，结合企业质量信用记录和监督检查结果，实行分类监管。并且在全市83个乡镇、街道办事处聘请了84位联络员，在市区20个社区居委会聘请了31位信息员，构建了覆盖全市的执法打假信息网络。这项管理体制的创新得到了省局的充分肯定，并向全省质监系统推广。

（三）加快建立质量信用体系，引导企业实现自律。

组织开展了大规模的质量状况普查工作，整合标准、计量、安全、许可证等信息资源，建立了全市生产企业质量档案库，实行动态管理。及时在质监网站上质量信息，在媒体上报道产品质量抽查情况，接受社会监督。在此基础上，制定了质量信用体系建设实施意见和质量信誉等级评价细则，建立企业质量信用征信和授信体系。对失信企业建立“黑名单”制度，实行“曝光”等惩戒措施，逐步形成政府依法监管、市场规范运作的信用管理和服务机制。通过扎实开展质量诚信活动，企业的诚信意识普遍增强。

（四）扎实开展专项整治，规范市场经济秩序。

以维护人民群众健康和生命安全为主题，坚持执法检查与监督服务相结合，打假与扶优相结合，全面履行整顿和规范市场的重要职责。全系统出动执法人员2200多人次，先后组织开展了两节市场打假、农资、知识产权、汽车配件、奶粉、生活生产资料市场等专项整治活动，同时积极做好禽流感、非典疫情的防控工作。重点抓了四个专项整治工作。一是扎实开展食品市场专项整治。阜阳劣质奶粉事件刚在媒体曝光，市质监局就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政治敏锐性，率先行动，组织执法人员并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行风监督员参加，开展了对奶粉市场的全面清查，赢得了社会的普遍赞誉。以此为契机，深入开展了食品市场的专项整治活动。把粮、肉、奶制品、豆制品、水产品、白酒、饮料、桶装饮用水、非B瓶啤酒、炒货、儿童食品等列为重点产品，把城乡结合部、生产比较集中而产品质量不稳定的地方以及食品制假售假活动易发地区作为重点区域，把生产、加工、使用环节作为监控重点，查获黑名单所列或有质量问题的奶粉5种0.8吨，无QS标志的小麦粉3吨、大米0.5吨，封存涉嫌质量问题的大米近40吨。二是积极开展农资市场的专项整治。在春播秋种季节，重点对生产、销售企业的农药、化肥、农机配件等生产生活资料产品进行监督抽查。同时，开展了“送法下乡”活动，向农村经销户、农民宣传农资产品标准要求和识假方法，发放宣传材料，引导经营户依法经营，增强农民的自我保护意识。三是加大节日市场的专项整治力度。在元旦、春节等节日到来之前，组织了对白酒、饮料、绿豆糕、月饼等节日食品、消费品的专项监督抽查，不合格品责令停止生产、销售。抽查结果在节前进行公布，引导消费。四是认真开展了建筑用钢材的专项整治工作。在20__年下半年对小轧钢生产企业查处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了监督检查力度，联合经贸委和供电部门切断了电力线路。彻底停止了全市小轧钢企业轧制螺纹钢筋的行为。

（五）加大安全监察力度，确保特种设备安全运行。

制定了全市特种设备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完善了安全监察责任制度，建立了分工明确、责任落实、监管到位的动态监管机制。集中开展专项整治和重大事故隐患的督查整改，出动安全监察和行政执法人员550多人次，组织开展了冬季、“两会”、安全月、黄金周等安全大检查、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专项检查以及重点场所锅炉安全专项检查等10个检查活动，检查锅炉、压力容器、电梯、起重机械、客运索道等特种设备538台次，发现事故隐患180处，下达安全监察指令书145份，取缔土锅炉8台，立案查处29起，消除了2处特大安全隐患，确保了全市无一起特种设备安全事故的发生。全面完成了压力管道普查工作，建立了压力管道普查数据库，通过了省局验收。加大监察力度，严厉查处充装非自有产权气瓶行为，引导企业建立行业自律机制，做到产权转移、充装许可、定期检验三个基本到位，规范了液化气充装市场。

（六）充分发挥技术优势，提高服务工作成效。

进一步贴近企业需要，服务经济发展，从夯实质量基础入手，积极推行“一揽子”服务，针对企业需要，开展质量、标准、计量 、安全、认证等全方位、多层次的服务，运用咨询、培训、“诊断”、检测等方式，向企业提供政策此文来源于法规指导、人员培训、信息咨询和技术支持。今年以来共签订“一揽子”服务协议170余份，为企业解决实际问题近400个，成效十分明显。针对水泥生产企业生产许可证年审中发现的问题，不是一罚了之，而是积极帮助整改，召开了企业座谈会，分析原因，采取解决措施，受到企业的衷心欢迎。组织开展了对全市非金属矿产业及其产品质量状况的调研，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对策措施，为有关部门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得到了市委主要领导的充分肯定。为扩大__非金属矿产品的知名度，提高市场竞争力，市质监局已着手完善标准体系，并积极筹建省级非金属矿产品检验中心，为我市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提供标准、技术支持。

（七）积极开展宣传培训，普及质量法律法规和质量知识。

通过报纸专栏、电台热线、电视专题、自办简报、知识竞赛、主题演讲、质量论坛、培训讲座、座谈交流等方式，以3?15、安全月、质量月等大型服务咨询活动为平台，创新宣传形式，提升宣传层次，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全社会质量法制意识，不断增强质监工作的社会影响力。与市电办了2期“981”热线栏目，在《__日报》上开辟宣传专版2个，在__电视台制作专题宣传片12期，市电台对我局3?15宣传服务活动进行了全程现场直播，上报的政务信息被市委、市政府采用6条，省政府采用1条，在中央电视台、《中国质量报》等市级以上媒体播发稿件75条。开展质量法律法规、质量管理、标准、名牌产品、计量、生产许可证、特种设备安全等方面的讲座和培训20多次，培训企业负责人和各类技术骨干500多人次，编印并发放各类资料5000多份。质量月期间，与市工商联联合举办了68家企业80余位负责人参加的__市质量管理论坛；邀请国家级质量专家为我市大型骨干企业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举办了ISO9000质量管理体系内审员培训班，普及先进的质量管理方法，提升企业质量管理理念；与市发改委等部门联合举办了多家企、事业单位参加的“天方杯”我为质量作贡献演讲比赛，营造了全社会进一步关注质量、创造质量、享受质量的良好氛围。以市人大常委会听取质量监管情况工作报告为契机，为在更高层次、更广范围上加强宣传，将《质量技术监督常见问题50问》、《政务公开服务指南》、《农业标准化工作手册》和《__质量信息》等资料分别呈送给市人大常委会委员和列席领导，进一步宣传质量工作，宣传质监职能，宣传质监部门，取得了良好效果。

（八）推进技术机构改革，提高技术保障能力。

大力实施科技兴检、人才强检战略，本着实事求是、量力而行的原则，确立了“立足现有、着眼发展、分步实施、扎实推进”的改革思路，制定了技术机构改革方案，明确了改革方向和措施。强化内部管理机制，推行企业化管理、全过程成本核算，实行人员聘用制和岗位工资、绩效工资为基础的工资模式，以岗定薪、绩效挂钩，极大地调动了干部职工的积极性。加大投入，添置了一批先进设备，提高了装备水平，提升了检验检测能力。结合__实际，突出特色，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积极筹建省非金属矿产品检验中心，为我市非金属矿产业发展提供技术支持。在“项目市场化”和“投资多元化”的前提下，开展项目合作，拓宽投融资渠道。已有多家企业主动提出融资意向，项目洽谈已取得了积极进展。

（九）强化行风政风建设，提升依法行政水平。

全系统按照“优化发展环境、转变政府职能、树立行业形象”的总要求，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队伍建设为根本，大力加强行风、政风建设。一是以提高队伍整体素质为目标，建设学习型机关。系统地学习了十六届五中、六中中全会《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和《党内监督条例（试行）》、《纪律处分条例》等，深入开展了“学、比、查、树”学习教育活动和查问题、查认识、查措施的“三查”活动，进一步增强了干部职工保国安民的责任感。局党组制定了学习计划，以政治、法律、业务学习为重点，坚持周五职工学习日和执法人员周六集中培训制度，努力打造学习型机关。通过学习教育，干部职工讲政治、讲学习、讲奉献、讲团结的氛围日益浓厚，队伍的凝聚力、战斗力进一步增强。二是以提高依法行政水平为核心，建设效能型机关。制定了行政效能建设意见，全面推行政务公开、服务承诺制度，实行“阳光行政”，建立并实行办文办事限时制和首问责任制，扎实开展效能监察工作，强化机关内部管理，树立机关廉洁、高效形象。认真学习贯彻《行政许可法》，组织系统学习3次，加深了对《行政许可法》的了解，为依法行政奠定了基础。市局代表队在全市《行政许可法》知识竞赛上荣获第一。规范行政执法工作，严格执法程序，完善并认真执行行政案件办理程序和各项制度，对案件审查严格把关，全系统共办理案件382起，无一件行政诉讼、行政复议案件。加强行政执法的层级监督，开展了实施法律法规回头看活动和执法检查，促进了执法行为进一步规范。三是以行风、政风建设为抓手，建设廉洁型机关。集中开展了反腐倡廉警示教育，认真执行国家质检总局“八严格”、“七禁止”的规定，不断增强干部职工责任意识和法制意识，真正做到依法行政，廉洁从政，有力地促进了全系统的行风建设。认真推行服务质量跟踪督查卡制度，开展了服务质量问卷调查，对企业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认真梳理、分析，并在工作中合理采纳。全年全系统没有发生一例违法违纪行为。全面开展文明创建工作，深入开展“人人都是质监形象，个个都是质监窗口”活动，以创建促政风、行风，市局和__县局积极申报了文明单位，市局被评为双拥工作先进集体，市行政服务中心质监窗口被评为“红旗窗口”。进一步强化服务地方经济的宗旨意识，坚持诚信引商、服务安商，介绍引进投资项目1个，引资额950万元，占全年任务数的380，超额完成了招商引资任务。__县质监局引资120万元，也超额完成了引资任务，并填补了我市锅炉制造业的空白。四是以迎接省人大对质监系统工作评议为契机，树立部门良好形象。召开了迎评动员大会，制定了实 施方案，细化工作任务，确保工作落到实处。市、县局党组成员主动登门，虚心听取省人大代表的意见与建议，接受人大代表和企业的监督。认真开展了实施产品质量法律法规情况自查自纠，查找工作中的不足，落实整改措施。同时，加强与市人大的联系，向市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报告了全市产品质量监管情况，进一步展示了质监部门服务经济、促进发展的成绩，得到了市人大常委会的充分肯定。

三、正视困难、超前谋划，理清20__年工作思路

回顾一年来的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与市委市政府和人民群众的要求相比，面对新形势下质量技术监督工作的新任务、新要求，还存在一些差距与不足，主要表现在：一是对新形势下加强产品质量监管的重要性、紧迫性认识不足，企业质量意识、质量基础有待提高，长效监管机制有待在实践中逐步完善。二是质量监管工作还存在薄弱环节，特别是边远地区、作坊式小企业的监管力度需要进一步加大。三是检测手段和检验能力亟待改善，技术机构改革和能力建设有待实现新的突破。四是队伍建设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工作机制和管理方式需要进一步改进，管理水平、服务质量需要进一步提高。

20__年，市质监局将在市委市政府和省局党组的正确领导下，创新思路、锐意进取、艰苦创业，推动全市质监工作再上新台阶。总的指导思想是：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十六大、十六届五中、六中中全会精神为指导，继续坚持“三转变”、“三不变”、“三贴紧”的工作原则，树立科学发展观，按照规范化、法制化、科学化的要求，牢牢把握服务经济建设“一个主题”，突出抓好食品质量安全和特种设备安全“两个重点”，强化发展意识、责任意识、服务意识“三个意识”，认真抓好队伍建设、技术机构建设、基础设施建设、政风建设等“四大建设”，努力实现源头抓质量、执法打假、文明创建、技术机构改革、质量信用体系建设等“五个突破”，达到“建立一流队伍，培育一流作风，树立一流形象，创造一流业绩”的“四个目标”，努力将质监部门建设成为政府需要、企业欢迎、社会赞誉、群众信赖的部门。重点抓好以下工作：

一是坚决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强食品安全监管的重大决策和部署，全力打好食品质量安全攻坚战。

二是推进名牌战略，坚持监督与服务相结合，建立全面高效的服务工作机制，加强标准化、计量、质量认证等质量基础工作，加大从源头加强质量建设工作的力度，引导企业走品牌效益发展之路。

三是把“质量兴市”工作引向深入。认真贯彻落实《关于进一步开展“质量兴市”工作意见》，真正做到政府重视、部门联动、企业参与，将“质量兴市”工作抓紧抓实，抓出成效。

四是围绕监管任务，完善工作机制。对源头质量监管进行“流程再造”，确保监管责任主体明确、过程环环相扣，使源头监管的各项措施真正落到实处。同时，积极推进技术机构改革，加快技术创新，增加检验、检测机构投入，不断提高检验检测能力。

五是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切实加强安全监察工作。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追究制度，进一步加大对安全事故隐患的检查、监管和整治的力度，坚决杜绝重特大事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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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财政局的指导下，我局根据五五普法工作安排和自身实际，以管理为重点，以提高素质为目的，按照“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基本方针的总体要求，坚持法制宣传教育与法制实践相结合，广泛深入的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积极推进依法行政、依法理财工作。现将我局五五普法的自查情况报告如下：

一、积极加强组织领导，认真抓好规划落实

普法教育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作，我局始终把加强领导和狠抓规划落实作为普法的首要任务。

（一）加强组织领导

为加强“五五”普法教育工作的领导，我局成立了“五五”普法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由局长担任组长，分管法制工作的副局长担任副组长，各科室负责人任成员，并在局综合科设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日常工作，健全了法制工作机构。普法工作始终做到了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负责抓、职能部门具体抓，工作目标层层分解到位，具体任务专人负责落实，有效的促进了工作开展。

（二）狠抓规划制定

为使“五五”普法教育工作规范化、制度化，根据财政工作的职能和特点，我局制定并印发了《**县财政局“五五普法”规划》，明确了我局“五五”普法教育的指导思想、主要任务、教育对象、工作要求、方法和实施步骤，全面指导“五五”时期普法工作。不仅如此，在各个年份我局还根据新情况、新形势对规划作适当的调整或补充，并制定各年度的法制工作计划，使普法工作真正做到年初有部署、年中有检查、年末有总结。

（三）狠抓实施落实

为使《规划》落在实处，局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经常协调各部门，按照“统一规划，各负其责”的方针，认真落实

“五五”普法教育的各项工作。我局将法制工作列入全局年度目标管理考核内容，实行责任制管理，对考核不合格的科室、个人实行一票否决制，取消其参评先进的资格。在主管局长的指导下，我局建立了兼职法制员制度，每个科室确定一名同志具体负责本科的法制工作，并引导他们积极有效开展工作。通过这些措施，逐步使普法宣传教育工作走上规范化、制度化的轨道，全局干部职工的精神面貌进一步振奋，法制意识和执法水平进一步提高。

二、强化法制宣传教育，营造良好法制氛围

加强财政法制宣传教育，对于促进财政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根据《**县财政局“五五普法”规划》要求，我局把财政法制宣传教育分为三个层次进行。

（一）加大领导干部的普法力度

坚持定期向领导干部宣传财政法制工作在社会和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讲解财政方面的基本法律知识，不断提高领导干部的依法行政水平。

1、坚持领导班子成员学法制度。局里明确规定：在每月最后一周的周一局长办公会上，由法制部门负责人组织领导班子成员学习财政法律、法规，以增强局领导班子依法理财的自觉性。几年来陆续分章节认真组织学习了《预算法》、《会计法》、《政府采购法》、《行政许可法》及有关辅导材料，切实增强了领导的依法行政意识。

2、明确法制部门负责人列席局长办公会。局里要求法制部门负责人要参加局长办公会，并参与全局各项方针政策的制定。全局事业单位机构改革方案、对镇级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改革方案、每年财政局长在人代会上所做的财政预决算报告等重要文件，法制部门都参与了决策过程，保证了相关政策、文件的合法性和规范性，也提高了科学决策的水平。

（二）开展对财政干部职工的法制宣传教育

我局采取多种形式组织干部职工学习有关法律、法规，不断提高其法制意识和依法行政的水平。

1、制定工作计划，规范普法教育工作。每年年初，根据总体普法规划、上年普法进展情况和本年工作重点，我局制定普法工作计划，明确要求各科以集中辅导与自学相结合的形式学习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全年每人学法时间不少于40学时，并认真做好学习笔记。

2、举办各类法律知识讲座。几年来我局先后邀请了县司法局领导为我局干部职工举办法制讲座，专题讲授《行政许可法》、《行政处罚法》、《会计法》、《政府采购法》等知识。同时为巩固和保障学习的效果，我局积极组织相关考试，组织全局人员参加了《行政法知识测试》，并对成绩优异者给予了表彰，不仅极大的提高了人员的法律素质，而且使依法理财的观念更加深入人心。

3、组织财政干部参加各类法制培训。一是组织办理行政许可事项的工作人员以及专职负责、保密、档案、安全保卫的工作人员，参加市里或区里有关部门举办的培训班，分别对他们进行《行政许可法》、《条例》、《保密法》、《档案法》、《交通安全法》等法规的培训，提高其依法行政的能力。二是在全局公务员中开展学法用法和依法行政培训：组织全体公务员参加集中培训，提高公务员的法律素养。组织了《行政许可法》、《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公务员法》集中辅导，全体人员参加，收到良好效果。

4、办好法制宣传橱窗，创办法制宣传刊物。多渠道进行普法宣传，我局利用宣传橱窗、标语专题宣传《行政许可法》、《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公务员法》等法规。创新宣传形式，着力宣传《行政许可法》和财经法规，交流法制工作动态，增强全局人员的法制观念。

5、结合“12.4”法制宣传日，加强全局普法工作。配合县妇联开展“三八”维权周和县工商部门开展“3.15”消费者权益日、配合县国土房管部门开展“4.26”世界产权日和县公安机关开展“6.26”国际禁毒日、“7.13”反宣传日、配合县卫生局开展“12.1”世界艾滋病日、县财政部门的“12.4”税收宣传日等重要宣传节日。开展各种有针对性的法制宣传教育活动。特别是每年的12.4的全国税收宣传日，积极向广大群众宣传《会计法》、《预算法》、《税收征收管理实施细则》。全面发动，大力宣传，营造和谐的普法教育工作氛围，通过办板报12期、宣传栏12期、张贴标语100张、悬挂横幅20幅等形式，做到人人知道，个个明白。通过各种宣传的形式，提高了财政干部依法决策、依法行政、依法管理的水准，提高依法办事、依法行政的能力。

几年来，我局人员较为全面地学习了《预算法》、《会计法》、《政府采购法》、《行政许可法》、《行政监察法》、《国家赔偿法》等法律法规，有效的提高了干部职工的法律素质。

（三）面向社会宣传财经法规

通过财政法制宣传教育，使广大公民、法人、财务人员及时了解与自己的工作、生产和生活密切相关的财政法律、法规，懂得依法行使自己的权利和依法履行自己的义务。

1、组织人员上街宣传。结合全局的中心工作，我局组织干部职工到财政局联系的高坪乡政府以展板卡片、赠送资料、现场咨询等形式宣传相关法律。几年来，相继进行了《宪法》、《会计法》、《政府采购法》、《财政普法读本》等法律法规的宣传，累计发放材料近万余份、现场咨询解答逾六十小时、投入工作人员过百人次，有效地普及了财经法规。

2、发挥网络优势面向公民普法。我局充分利用财政局网站和政府采购网向网民宣传相关的政策法规，在网上公开了《预算法》、《会计法》、《政府采购法》、《**县会计从业资格管理实施办法》、《财政资金拨付暂行办法》、《财政监察工作程序》、《监督检查人员行为规范》等内容，为公民了解、学习、查阅相关法律条文提供了方便，也为我局的法制宣传开辟了新的途径。

3、与时俱进，突出重点进行宣传。根据各个时期的工作重点和实际需要，对有关法规进行专门宣传。一是倡导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廉洁自律、不做假账等会计职业道德为主旋律，收到了良好效果，获得社会和上级部门的普遍认可；二是针对政府采购活动在整个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巨大影响和重要作用，组织人员持续宣传《政府采购法》，特别是对采购的内容、范围等有更新完善的地方进行了认真仔细的宣传，这些工作为完善政府采购行为起到了积极作用。

三、严格依法行政，推进依法理财

普法目的在于知法、守法、用法。我局结合县委、县政府依法治县工作，大力推进依法行政、依法理财。

（一）贯彻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

根据县政府行政执法责任制实施方案，我局制定了相应实施意见，对行政执法责任进行量化分解，确定了执法责任和工作目标，确保落实到各科室和各执法人员，完善了《**县财政局行政执法责任追究制度》并发到各相关科室，要求在工作中予以落实，实行了严密的内部管理控制制度，形成了相互联系的两个管控体系：一是局领导、科长、工作人员之间纵向的管理控制体系，二是科室之间、科室内部人员之间横向的牵制控制体系，通过两个体系的紧密配合，充分实现了组织、人员、职责三落实，有力的保证了执法责任制的贯彻执行。

（二）加强制度建设

为推进依法理财，我局重视加强制度建设，取得良好效果。

1、为了认真推进依法理财，我局转发了《**市财政局关于印发〈**市财政局执法过错责任制追究暂行办法〉的通知》的通知，从制度上进一步明确工作内容和方法，从实践上进一步规范了工作的事项和流程，夯实了各项工作的基础。

2、制定行政执法相关制度。为更好的贯彻《行政处罚法》，我局制定了行政处罚相关配套制度，对行政处罚工作进行严格规范，并认真制定了行政处罚听证相关制度和法律文本，为规范实施听证奠定了基础。为贯彻实施好《行政许可法》，参照市局的有关规定，我局相继制定了行政许可工作规程等配套制度，明确了行政许可实施全过程的工作内容、监督方式、违规责任；对原从事会计记账业务机构设立批准实施程序进行重新修订，有力的促进了行政许可的高效便民办结；保证了实施行政许可每一环节、每一方面都有章可循、有据可查。

（三）加强规范性文件的审核备案

规范性文件是财政法制工作重要内容，我局制定了**县财政局关于印发《**县财政集中核算支付中心管理制度》的通知、协助县府出台了**县乡财县管乡用改革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并严格贯彻落实。为实现决策的科学合法，由领导提出修改意见，有效地保证了文件的规范合法。对各科室起草的规范性文件，我局从三个方面加强审核：一是审核是否符合现行法律法规的要求，保证其符合财政上位法的规定，同时与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相衔接；二是审核执法主体是否明确，做到文件规定的执法行为有明确的执法主体，着力避免权力滥用、越职权执法。三是审核作出决定的依据是否充分，要求规范性文件必须以相关的法律、政策为依据作决定，否则就是不合法。我局还将制发规范性文件及时向市局法制处作了备案。

（四）开展检查监督

为了进一步严肃财经纪律，我局认真开展财政行政执法检查，先后开展了专项资金检查、票据稽查、会计信息质量检查等工作，及时发现问题，提出整改措施，维护了财经秩序。通过实行社会监督，虚心听取社会各界对财政工作的批评、意见和建议，提高财政依法理财、依法行政的质量和水平，构建起社会化的检查跟踪监督机制。

目前，全局干部职工在局党组的直接领导下，学习、工作的热情高涨，部门的工作职能得到明显转变，依法行政、依法办事的意识明显增强，为民服务的本领和水平逐步提高，服务内容也更加丰富，从技术，信息到政策，法律，已经扩大到整个农业和农村经济工作的方方面面，乡村干部、群众对财政部门的法制建设、服务态度、服务水平、工作成效都基本满意。财政部门在群众心目中的地位和形象有了良好的改变。

当然，在“五五”普法工作中，充分肯定工作成绩的同时，对照依法行政工作的要求，我们也发现了不少问题，主要是少数干部和群众对法制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的思想认识还有待于提高，普法教育的深度和广度还有待于不断深化，普法教育与行政执法都面临着机制创新，基础设施的改善、经费投入严重不足等问题，法制教育工作仍是相当长期的艰巨任务。当前我们着重抓好四项重点工作：一是圆满完成“四五”普法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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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坚持以人才工作为核心,人才瓶颈制约正初步得以突破

人才瓶劲制约是*经济发展的核心障碍,破解人才制约是人事编制工作的重点目标。*书记在市二次党代会报告中明确指出“人才危机是*最大的危机。要着重研究制定和落实培养人才、留住人才、引进人才、重用人才的激励措施和办法,让人才留得住、引得进、受重用。”按照这一要求,以“能干事、肯干事、干成事”为标准,坚持“科学用人、规范用人、有序用人和公然用人、公平用人、公正用人”,两眼向外抓引进、两眼向内抓盘活,着力优化人才环境,缓解人才需求矛盾。一是创新人才引进政策。围绕“让能干事的有机会、给肯干事的以舞台、使干成事的得重用”的用人导向和坚持“以待遇吸引人才、以感情留住人才、以事业成就人才”的要求,在*书记的强力主导和高度重视下,在对我市人才队伍现状、人才开况进行认真分析和广泛征求听取各界人士意见建议的基础上,出台了《*市引进硕士研究生等优秀专业人才试行办法》,采取“给编制、给岗位、给待遇和营造良好人才环境”的8条优惠政策,引起了良好的社会反响,全国各地各院校毕业的研究生踊跃报名,志愿到*发展。已登记志愿到*工作的优秀人才36名,其中硕士研究生15人、“211工程”学校重点专业本科生21人。特别是开启引进优秀人才的“绿色通道”之后,在20*年11月*师范大学举办的面向*省第三届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月人才招聘大会上,我市引进人才的8条优惠政策吸引了2000余名高校毕业生排成长队咨询和应聘。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魏宏等领导亲临我市展区,与应聘学生亲切交谈。华西都市报等媒体对高校毕业生踊跃应聘我市职位的壮观场面给予了报道。当天现场登记705人,其中硕士研究生10人、“211工程”学校重点专业本科生8人,其他本科生687人,涉及13个专业。二是优化人才选用环境。坚持以市场化配置人才为导向和考试选人用人为手段,逗硬坚持公务员“凡进必考”、事业单位补充工作职员“凡聘必考”、公务员提升职务“凡升必考”、专业技术职员职称评审“凡评必考”的“四必考”制度,构建了公然公平公正的用人机制,切实规范了用人环境,促进了人才资源公道配置和人才队伍结构优化。全年共组织录用公务员、招聘事业单位工作职员考试和职称评审考试37次,参考人数19724人。通过网络、现场报名共有8530名高校毕业生应考我市机关事业单位职位和村(居)岗位,其中硕士研究生1人、本科生2604人(重点本科生114人)、专科生5052人,市外生源1305人分布于23个省(区、市)。已录用到岗2009人,其中硕士研究生11人、重点本科生37人,其他本科生337人,市外生源421人。“三支一扶”计划录用242人,“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录用141人、“西部志愿者”计划录用45人,招考公务员33人、招考人民*290人、招考教师1017人、其他事业单位招考209人。三是激发人才内在活力。在抓好人才引进、优化人才环境的同时,着力加强对现有人才的治理。积极组织实施机关中层干部及重要岗位工作职员轮岗交流工作,已有市规划和建设局、财政局、林业局、民政局、政府办、农机局、农业局、发改委等8个单位全面完成了内设机构和重要岗位负责人的轮岗交流,其他部分正在抓紧思想动员、方案制定,酝酿实施,预计20*年3月底前可全面结束。同时按照建设规范化责任型政府要求,开始研究思考完善行政机关公务员考核机制,改进公务员考核办法,建立分类分级考核制度,充分发挥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新闻媒体和服务对象在评价公务员业绩中的重要作用,切实进步公务员考核的针对性、实效性和社会公认度。四是统筹城乡人才开发。主动把人事人才工作的服务领域向农村延伸,服务对象向农村人才延伸,服务重心向农村人才开发延伸,充分发挥牵头抓总开发农村人才的职能作用,建立农村人才开发工作联席会议制度,有效整合组织、人事、劳动保障、科技、科协、教育等部分职能,全面开展职称评审进农村、培训教育进农村、科技智力进农村、就业服务进农村、表彰激励进农村的“五进农村”活动,为新农村建设提供了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全年共评审认定农民(农业)技术职称7405人,其中农民技师46人,开展农民工职业技能鉴定4*8人;组织培训贫困农民5.7万人次;派遣科技特派员进村300人;选派高校毕业生499人到村“三支一扶”;下派优秀干部到乡村任职1184名;建立农村人才开发示范乡(镇)10个、示范村60个、示范岗870个;推选优秀农村实用技术人才153名,从优秀村(居)干部中公然考录公务员13名。我市“五进农村”助推新农村建设的做法,得到省人事厅充分肯定,并在全省推广。

二、坚持严格规范治理,依法行政进程有了明显加快

始终把坚持规范化治理,作为提升部分形象,优化工作环境,构建公然公平公正的用人机制和推进依法行政、依法治理的重头戏和杀手锏。一是以实施公务员法为重点,有效规范公务员治理。按照公务员登记规定,严格坚持登记范围、登记对象、登记程序、登记纪律,全面完成公务员首批集中登记。针对公务员法实施反映出的突出矛盾和题目,组织气力,先后多次深进县(区)、深进基层单位专题调研,认真梳理和研究分析存在的题目,提出切实可行的处理建议,稳妥地化解了矛盾。对参照公务员制度治理的事业单位进行了全面清理和审核。在公务员进轨登记基础上,积极启动集编制实名制治理、身份现代化确认、财政供给规范化治理于一体的公务员实名制治理办法,建立了动态的公务员治理数据库。为提升公务员科学化、规范化治理水平奠定了坚实基础。二是以实行职(务)级(别)工资制为重点,有效规范工资收进分配制度。在公务员登记的基础上,全面完成了机关事业单位工资制度改革和离退休职员增加离退休费工作。会同财政部分积极做好机关事业单位工作职员各项津补贴清理规范工作。积极指导和探索事业单位搞活内部分配的办法,在广电总台、*日报社和规划、卫生等部分的事业单位试行打破档案工资、推行绩效工资制度,推动了收进分配向关键岗位、优秀人才和突出贡献人才倾斜的激励分配机制与导向的形成,切实搞活了内部分配。三是以优化职能配置为重点,有效规范机构编制治理。围绕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科学破解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按照新形势下党委、政府中心工作前移和快捷高效服务要求,超前思维、事先谋划、精心预备,顺利设立了市委常委办和市政府应急办两个机构;整合市委办、市政府办和群众工作职能,设置市委市政府和群众工作局,在市纪委、人事局、市法院等20个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部分设立了群众与工作科;强化和完成了政务服务工作机构的职能配置,对铁路、防雷防雹、人才和老干部治理等职能进行了明确,积极理顺市区广电机构治理体制,促进了部分职能更加明晰、治理机制更加科学、事业发展更有保障。推进“三项改革”,不断健全行政和事业单位治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积极探索行政体制改革,对全市行政部分和政府直属事业单位履行职能情况进行全面清理,清理出2个部分职能偏移;对职能交叉、重叠的国资治理部分予以职责回位;对建设、国土、民政、农业等7个部分的25项职能纳进政务服务中心窗口集中办理;对2个部分履职不力而引发的群体矛盾进行协调化解。全面启动乡镇机构改革,按照省委、省政府关于推进乡镇机构改革的同一部署和要求,狠抓工作汇报、政策宣传、情况摸底、意见反馈、方案上报等“五个到位”,及时编报了全市乡镇机构改革方案,做好了全面实施的各项预备。拉开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序幕,按照“规范、发展、搞活”的改革思路,积极稳妥地开展事业单位分类改革试点,完成了社区卫生服务体制改革的前期4个机构设立和编制调整、卫生执法编制分解核定等,积极鉴戒外地经验,研究界定具有公共事务治理职能办法,着力整事事业单位公共事务治理资源,逐步推进事业单位职能社会化。创新事业单位治理、机构编制治理、机构编制监视检查等“三大体制”,对事业单位走向市场、走向社会进行跟踪治理,坚持依法登记、变更、注销、备案、审批、公告、治理“七到位”;出台《行政机构设置和治理办法》,在办事程序、协调机制、治理方式上全面系统界定,严格执行机构编制治理“三个一”制度,使机制编制治理形成了体系;就机构编制治理三个法规执行情况,会同人事、监察、财政等部分历时5天,深进三县一区,以随机抽查完成对1个党委工作部分、7个政府工作部分,2个政法执法机构、2个事业单位等12个机关和事业单位进行了一次全面深进检查,对超编进人、职员编制混用、行政机关职员在下属事业单位兼(任)职、超职数配备干部、吃财政“空饷”、分流职员反弹等题目进行了查纠,对整改不力的单位进行了通报,维护了机构编制治理法规的严厉性。

三、坚持统筹兼顾重点突破,各项工作围绕*发展有序开展

在抓好重点突破的同时,努力把各项工作置于构建**的大局中来思考、来部署、来安排。一是广开就业渠道,有效缓解高校毕业生就业矛盾。坚持把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与吸引人才、用好人才和维护社会*稳定紧密结合,采取腾出岗位公然招考、出台引进人才办法公然引进、组织现场招聘会搭建就业平台、择业指导咨询提供职业导航、开展人事给予倾力帮助、鼓励自谋职业和自主创业等多种措施,有效促进了高校毕业生就业,全市机关事业单位公然招考录(聘用)高校毕业生2009人,通过人才市场推荐就业和引导自谋职业实现就业2375人。二是强化帮扶责任,有效解决企业干部实际困难。为实现企业干部“零上访”、“零赴省”、“零进京”这一目标,层层签订《企业干部解困维稳帮扶工作目标责任书》、做到责任到部分、责任到人头;加大政策宣传和思想疏导力度,深进企业、深进企业干部家庭宣讲政策、排解矛盾、做到政策宣传到家、走访慰问到家、困难解决到家、心里话儿说到家;坚持重点稳控,对企业干部维稳重点人实行“定领导、定科室、定职员、定措施、定时限、定责任、包稳控”和“六定一包”责任制,采取“一对一”、“一

帮一”办法,落实包案责任,确保稳控对象不脱控;坚持典型引导,开展向转业干部林强学习活动,引导干部顾大局讲团结。通江县企业干部自觉主动向该县遭受洪灾的农民群众捐款3万余元,并表示不上访、不串联、不成立维权组织;坚持排查化解,树立居安思危、防患未然和积极主动的维稳观,变被动处置为主动排查、变转业干部上访为主动下访,认真排查隐患,依法、依情、依理解决企业干部的生活困难和公道诉求。巴州区企业干部代表白明顺曾两次到京,是有名的上访典型,在该同道生病期间,帮扶领导经常到家看看问候,帮助解决困难,使其非常感动,现已转化成为维护企业干部稳定的政策宣传员、矛盾化解员、维稳信息员;坚持依法处理,对个别长期违法违规上访的“重点人”,依法予以训诫,并收集、把握、固定证据,收到了“教育一个、引导一片”的良好效果。我市企业干部解困维稳做法得到了省委办和省办的高度重视和充分肯定,并分别用专刊先容通报全省。三是维护公平正义,切实加强人事争议仲裁。针对社会不*因素逐渐增加、人们的法律意识和自我维权意识普遍增强的实际,我们成立了人事争议仲裁中心,从机关内部选配工作职员,配强班子、充实队伍、加强培训,为依法开展人事争议仲裁,及时公正受理人事争议案件,化解人事争议矛盾奠定了基础。四是强化内部治理,确保人事编制工作有序推进。为认真落实*书记提出的“严格遵循政策法规,做到科学规范有序;全面推行阳光人事,做到公然公平公正”的要求,我们全面实施了以打造“阳光人事”为核心的“阳光人事”、“法治人事”、“人秀士事”、“*人事”建设,在全市人事编制系统着力开展了“全面推行阳光人事,争做人民满足公务员活动”。以开展领导讲党课、专家讲理论和警示教育到监狱、法制讲谈到机关、作风纪律到军营、廉政教育到家庭、扶贫济困到农村等“七个一”活动为载体,强化廉政建设;以贯彻“能干事、肯干事、干成事”的十条意见和开设职工互动学习讲堂为抓手,强化能力建设;以落实人事编制机关“八个坚持、八个不准”规定和人事编制工作规范为重点,强化制度建设;以编制实施《*市人事人才和机构编制工作行政审核审批和服务事项办事指南》为途径,强化效能建设,以树立人事编制干部十种意识为导向,强化思想作风建设,以开通人事人才网、人事考试网为平台,强化阳光党务政务建设,切实加强部分自身建设,提升了治理服务水平。为使干部懂得监视、习惯监视、自觉接受监视,邀请市人大常委会领导和市法制局长到机关给职工专门讲授监视法和行政许可法;建立了人事编制工作监视员制度,从各界人士和人事编制工作服务对象中择优选聘一批监视员,切实加强了对干部职工及其行政行为的监视。深进扶贫村宣讲省九次党代会、市第二次党代会精神,第一时间深进抗洪救灾第一线为灾民送往救灾物资和现金,并指导抗灾自救、恢复生产。按照“六个一”要求,投进2万多元建起“关爱留守学生之家”1个,41名干部结对关爱41名留守学生。中秋节日当天,局领导率领机关干部,邀请市卫生局、团市委领导和市妇幼保健院7名医师为留守学生送月饼、送亲情、送热和、送健康,与留守学生共度中秋佳节,受到广大村社干群和留守学生的欢迎和好评。大力支持平昌县基层政权建设和为加快通江发展尽心出力,开展军民、警*谊活动,学习军营好作风好纪律,支援驻巴部队建设。先后在局机关有限的业务经费中分别挤出5万元、1万元支援平昌乡镇建设和驻巴武警支队营房建设,协助配合市委组织部为通江县选派干部30多名,有力支援了通江发展。

四、加强队伍建设,切实提升治理水平

为建设一支高素质的人事编制干部队伍,不断提升机关治理服务水平和机关形象,更加注重加强队伍建设、制度建设、规范机关治理,围绕构建“阳光人事”、“法治人事”、“人秀士事”、“*人事”这一总体目标,在全市人事编制系统着力开展了“全面推行阳光人事、争做人民满足公务员”活动。以开展领导讲党课、专家讲理论、警示教育到监狱、法制讲座到机关、廉政教育到家庭、扶贫济困到农村等“六个一”活动为载体,强化廉政建设;以贯彻“能干事、肯干事、干成事”十条意见和开设职工讲堂为抓手,强化能力建设;以制定人事编制机关“八个坚持、八个不准”规定和人事编制工作规则为重点,强化制度建设;以编制实施《*市人事人才和机构编制工作行政审核审批和服务事项办事指南》为依托,强化效能建设;以树立人事编制干部十种意识为导向,强化思想作风建设;以办好“*市人事局”网站为平台,强化阳光政务建设。特别是今年来我们牢牢捉住领导干部作风整顿建设有利契机,按照市委*书记、*市长、*常务副市长、光远部长等领导对人事编制工作提出的新要求,以打造“阳光人事”为抓手,围绕人事编制干部社会形象更加良好、阳光人事运行更加规范、人事编制工作全面推进“三大目标”,扎实开展互动学习设讲堂、为民服务到基层、开放公务强监视、警示教育到监狱、法治讲座进机关、公务运行重规范、开门纳谏查题目等一系列主题教育实施活动,丰富活跃了机关作风整顿建设内容和形式,突出了作风整顿建设的针对性、实效性,进一步增强了全局干部职工廉洁意识、法制意识、进取意识、自律意识和依法执政、科学执政、为民执政、廉洁执政能力,进步了人事编制工作的治理服务水平和社会公信力,为圆满完成各项工作目标任务提供了坚强有力的保证。

五、加强*集中制,切实增进班子团结

个人的聪明和气力究竟有限。工作中,我十分注重团结,象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团结。十分注重发挥全局干部职工整体气力和作用。在班子中,我认真坚持*集中制原则,从不搞个人说了算。无论是局党组会、局长办公会、局务会研究各项事项,还是出台一项大的政策或规定,事前均充分预备,深进调研,广泛听取班子成员及干部职工的意见建议,尽力做到科学决策,*决策,开门纳谏,集思广益,以*的作风、务实的态度,增强了班子和队伍的团结,促进了机关*。

篇8

“好字优先”，就是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要坚持“好”字当头，把结构优化、资源节约、生态良好、民生改善放到比经济增长速度更重要的位置。要着力推进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变，努力实现速度质量效益相协调，消费投资出口相协调，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改革发展稳定相协调，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稳中求进”，就是要努力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防止大起大落；要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同时又要善于利用宏观调控形成的“倒逼”机制，趋利避害；要在加快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稳步推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让人民共享发展改革成果，保持社会和谐稳定。“稳”是经济发展的基础，“进”是经济发展的方向。

发展改革系统要根据创业富民、创新强省总战略的要求，结合自身职能，着力做好八个方面的工作。

一、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家宏观调控政策

继续调整投资结构。一是加大对经济社会发展薄弱环节和重点领域的支持力度。政府投资要重点用于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节能减排、生态环保、自主创新、社会事业领域，继续支持欠发达地区发展，以及接续的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二是加强产业政策与财政、信贷、土地、环保政策的协同配合，加快项目前期工作，促进项目尽快开工建设；科学合理组织实施滩涂围垦规划，做好低丘缓坡土地资源开发工作，着力解决发展空间问题。三是完善政府投资项目储备库，建立政府投资项目咨询评估制度，继续抓好政府投资项目代建制试点。四是会同有关部门,切实规范新开工项目管理,抓好工业用地招拍挂政策相关办法的制订和实施。五是加强重点建设项目尤其是政府投资项目的稽察，强化事中、事后监管。

努力扩大直接融资规模。一是认真做好企业债券项目的申报工作，进一步扩大企业债券发行规模。二是加强企业上市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初审工作，积极引导上市募集资金投向创新领域。三是认真做好创业投资企业备案管理工作，全面开展创业投资企业税收抵扣工作。争取设立省级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牵头开展产业投资基金的设立和申报工作。

抑制价格总水平过快上涨。一是认真做好粮食、食用植物油、肉类等重点农产品的供需平衡工作，健全大宗农产品、初级产品供求和价格变动的监测预警制度，做好市场供应和价格应急预案。二是抓好教育收费、医药价格、通信资费、农资价格及涉农收费等监督检查，依法打击各种价格违法违规行为。三是进一步完善和落实因基本生活必需品价格上涨对低收入群体的补助办法。

加强经济监测、预测和预警。一是健全经济形势分析制度，完善监测指标体系，密切跟踪投资、价格、粮食、房地产市场等发展变化，及时发现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提出操作性强的对策建议。二是搞好煤电油运和重要原材料的供需衔接。加强上下游行业和区域之间的协调配合。

二、努力优化和提升产业结构

大力推进工业结构调整。一是加大三大产业带规划年度实施计划的执行力度，强化与城市、土地等重大专项规划的联动，协同引导和解决产业的空间布局和项目落地问题。二是加强产业发展规划工作。抓住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局部修改试点的时机，做好工业园区扩容、升级的准备工作，特别是要突出抓好临港重化工业、装备制造业等标志性产业集群和重大集聚区块的规划建设工作。三是引导各类资金支持重点产业发展，重点扶持产业集聚区的研发、标准、培训等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四是大力推进装备国产化项目的前期和组织实施工作，争取我省装备制造业在“技术、等级、规模”三个方面取得重大突破。

积极推进高技术产业发展。一是继续组织实施以软件、微电子、生物技术等高技术产业化重大专项为重点的国家和省级高技术产业化示范工程项目，推进高技术产业加快发展；积极运用高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二是加强产业创新能力建设。进一步加大国家和省级工程实验室、工程研究中心的争取和建设力度，大力推动企业技术中心的国家认定工作，努力争取国家创新能力专项项目和资金支持，加快区域创新服务体系建设。

进一步促进服务业加快发展。一是建立部门分工明确、有较强综合协调能力的服务业工作机制，抓紧研究制定引导我省服务业加快发展的政策意见。二是以生产业为突破口，引领服务业加快发展。围绕产业集群构建区域生产体系，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联动发展。加强布局规划，在中心城市建设和发展一批各具特色的现代服务业集聚区。三是进一步抓好服务业试点示范项目。做好全省首批服务业试点示范项目的跟踪服务和管理工作，从规划指导、政策协调、资金扶持等多方面对试点示范项目给予支持，必要时适当扩大试点示范项目的覆盖范围和领域，充分发挥标杆作用。四是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制定推进我省服务业品牌建设的实施意见，完善服务业品牌认定办法，加快推进服务业品牌建设。

三、扎实推进重点项目建设

抓好重点建设计划的组织实施。突出抓好以“三个千亿”工程（千亿基础设施网络工程、千亿产业提升工程、千亿惠民安康工程）为主体的重点项目建设，2008年省重点建设初步安排投资计划约850亿元，建成投产约60项。围绕“三个千亿”工程着力推进“四个一批”重点项目建设，即争取一批项目建成投入使用，加快一批项目的建设进度，争取一批项目开工建设，全力推进一批项目的前期工作，与此同时，要着力破解重点项目土地、资金等要素制约，进一步完善重点项目推进机制，以落实“四制”（项目法人制、招标投标制、工程建设监理制、合同管理制）和“四控制”（质量控制、进度控制、投资控制、安全控制）为突破口，提高重点项目建设的规范化、科学化、法制化管理水平。

继续加强能源建设，进一步优化能源结构。一是加强电力项目前期和建设工作，力争全年开工建设机组422万千瓦，投产机组超过370万千瓦；建设500千伏变电容量400万千伏安，线路439.5公里；建设220千伏变电容量531万千伏安，线路571公里。二是做好天然气供气计划的衔接和落实工作。积极推进川气东送工程浙江段的建设。继续推进西气二线、LNG等重大项目前期工作。三是加快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开发利用力度。开展“十一五”后续风电、潮汐能电站工程规划选址和生物质能开发利用发展规划的编制工作，认真抓好可再生能源规模化发展项目的实施管理。加强水电的梯级开发和综合利用。进一步加大沼气、太阳能的推广应用。

统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实现各种运输方式协调发展。一是按照铁道部与省政府签署的会谈纪要，加快推进宁杭铁路、杭甬客运专线的前期工作，争取开工建设，确保杭州东站扩建项目开工建设，积极推进金温铁路扩能等项目的前期工作。二是落实省政府与民航总局签署的会谈纪要，加快推进杭州萧山机场二期扩建等工程，提升机场运输能力。三是按照成网互联互通的要求，重点加快国家高速公路网、省际及区域联网路、城际扩容路及重要疏港公路的建设。四是围绕港航强省战略的实施，加快沿海港口、内河航道和集疏运网络的建设及改造。

四、加强循环经济和节能减排工作

加大循环经济发展力度。一是确定一批循环经济试点区和示范企业，开展循环经济先进市县和示范单位评选工作，充分发挥示范带动作用。二是滚动实施循环经济百项重点项目，加大对重点项目的财政支持力度。三是制定和完善节能、节水和再生产品标准，积极研究建立循环经济评价指标体系和统计监测制度。四是积极开发节能、节水、节地、节材和资源综合利用技术，重点研究开发能源消耗、建筑垃圾、工业固体废弃物、农业废弃物的减量化和资源化利用技术。

进一步推进节能减排工作。一是建立和完善体现资源稀缺程度的价格形成机制，全面推行分时电价和高能耗行业差别电价制度，全面开征和提高城市污水处理费。二是继续做好重点区域污染防治工作，实施太湖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方案。三是组织落实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加强节能减排统计、监测及考核工作。

五、推动城乡和区域协调发展

扎实推进新农村建设。一是进一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积极争取国债资金支持大型灌区改造、农业综合开发示范镇建设。大力支持农村水电路建设，加快大中型和重点小型水库除险加固。做好浙东引水萧山枢纽、舟山大陆引水二期工程以及一批小型供水工程、三类地区农民饮水安全的协调工作。二是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配合有关部门，加强农业科技推广、良种、防疫、农产品质量安全和防灾减灾体系建设。三是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引导农民优化种植结构，转变养殖业饲养方式，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支持现代农业示范项目建设。采取多种方式，帮助农民进一步增加工资性收入。四是全面推进“中心镇培育工程”。科学布局中心镇，使全省中心镇数量达到200个左右。五是全面实施农村综合改革。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健全支农资金稳定增长机制；开展乡镇行政执法体制改革试点。

大力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一是做好全省主体功能区规划编制工作。会同有关部门，抓紧制定保障主体功能区规划有效实施的相关配套政策、法律法规及绩效评价考核体系。指导市县开展功能区规划工作。二是进一步加大对欠发达地区生态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等方面的扶持力度。坚持资金项目扶持与产业政策扶持相结合，促进欠发达地区通过发展特色产业和生态经济增强自我发展能力；对若干特别困难的县区和少数民族县区，实施更加有力的扶持政策。继续推进下山脱贫、内聚外迁和“低收入农户奔小康工程”。三是深入推进“山海协作”工程，重点实施特色产业合作、农村项目合作、劳务就业合作、社会事业合作四大专项。继续做好结对帮扶工作。四是进一步加强沪苏浙经济合作与交流，加快推进交通、能源、科技、环境四大平台建设，着力做好打破市场壁垒、信息一体化建设、法规政策、区域合作机制完善等专题调研，推动长三角经济协调发展。

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

加快建立三大省级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区。一是设立统筹城乡发展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区，率先探索城乡统筹的规划、管理体制、基础设施、社会事业、就业和社会保障制度。二是设立民营经济发展创新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区，率先完善和落实促进民营经济创新发展的政策措施，营造公平竞争的发展环境。三是设立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区，率先探索科学高效的政府管理体制、改善民生的社会管理体制、充满活力的创新创业体制。

加强改革面上指导。一是制定出台年度改革实施意见，部署改革工作，分解落实改革任务。加强督促落实，及时掌握重大改革进展情况，进一步做好省级部门重大改革任务的目标责任制考核工作。二是加强改革宣传工作，营造良好的改革氛围。及时发现总结基层群众的创新经验。做好年度改革形势分析工作。三是重点推进县级改革工作机制建设，形成以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为平台、省市县三级联动、部门横向配合的组织领导体系。

扎实推进各项改革。一是推进居住证制度改革试点工作，加快试点探索，及时总结经验，适时在全省推开。二是全面开展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扩大试点范围和试点品种，提高政府保费补贴标准。三是推进政策性农村住房保险工作，进一步健全工作机制。四是探索研究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建设，研究缩小收入差距、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思路。五是深化药品流通体制改革。深入研究和完善药品联合集中采购制度，积极推进县级以下医疗机构药品集中采购试点，研究制订全省医疗机构药品网上集中采购管理办法。六是结合国家即将出台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方案，提出我省建立和完善城乡基本医疗服务体系和医疗机构管理体制的改革建议。七是深化行业协会和中介机构改革。研究提出规范行业协会发展的政策措施。推进全省统一的中介机构公共服务平台建设。

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一是进一步调整优化出口产品结构，提高出口产品档次和质量，鼓励能源原材料、先进技术装备和关键零部件进口，推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促进进出口平衡发展。二是加强外商投资产业引导，鼓励外资重点投向高新技术产业、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现代农业和节能环保产业，促进传统产业的改造和技术升级。做好重大外资项目的跟踪、协调和服务工作。三是鼓励企业“走出去”，抓好重大境外投资项目的服务和协调工作，积极培育跨国企业、国际品牌，建设一批海外能源原材料基地、研发基地和市场网络。

七、大力发展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各项社会事业

一是优先发展教育，促进教育公平。继续推进农村中小学四项工程，推进城乡教育资源的合理布局与配置。推进职业教育六项行动计划，建设一批技能型人才培训基地。二是加强公共卫生和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建立和完善医疗救治体系，加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机制建设，加快建立社区卫生服务网络。三是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加强图书馆、文化馆等公益性文化设施建设，积极实施新一轮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四是加快体育事业发展。积极实施体育小康工程、奥运争光工程和体育产业培育发展工程。五是切实加大农村和基层社区社会发展工作力度。在资金安排和国债争取方面切实向农村和基层社区倾斜，重点支持农村基础教育、技术培训、公共卫生、基层文化及城乡社区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六是做好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作。深入开展城乡统筹就业工作，完善就业援助制度。七是着力扩大城乡居民消费。配合有关部门，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推动建立职工工资正常增长和支付保障机制，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足额发放。继续引导住房、汽车合理消费，扩大通信、旅游、休闲、文化、健身等热点消费。八是搞好房地产市场调控。配合有关部门落实房地产市场调控的各项政策。加大对廉租房建设的投资支持力度。九是强化安全生产和应急保障。加强重点行业和领域的安全基础设施建设，做好防灾救灾工作。

八、进一步加强发展改革系统建设

进一步转变职能。重点放在三个方面：一是立足市场、管少管好。自觉为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创造更好的环境。对应该放开的，坚决放开，并做好衔接工作；对应该管的，坚持原则，坚决管好。二是统筹兼顾、综合协调。妥善处理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等各方面的关系，突出发展改革工作的宏观性、战略性、政策性和导向性，强化统筹协调和综合平衡。三是依法行政、规范有序。加大立法、执法、普法工作力度，把发展和改革工作纳入法制化轨道。

篇9

民生问题——

他说，当前，一定要把监管的重点放到人民群众反映强烈、对经济社会发展可能造成大的危害的领域上来。比如食品安全问题就涉及千家万户，关系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人是一日三餐，民是以食为天，从中央到地方政府都要加强监管。最近，“掺假羊肉”、“毒生姜”事件接连发生，加重了群众对食品安全的担忧。这些虽然只是局部的、苗头性的问题，但影响恶劣，危害很大，一定要高度重视、严格监管、严厉打击，重拳方有效，重典才治乱；要让犯罪分子付出付不起的代价，决不能再出现问题奶粉那样的信任危机。虽然现在我们财政紧张，也要在加强基层监管手段上舍得用力花钱，让老百姓对食品安全有信心。还有环保问题，不仅是重大发展问题，也是重大民生问题。

发展问题——

他说，改革方案把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有机结合起来，把职能转变作为核心，把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作为突破口和抓手，这是我们思路的进一步创新。转变政府职能，就是要解决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问题，通过简政放权，进一步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激发市场主体的创造活力，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就是要把政府工作重点转到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上来。也就是说，既要把该放的权力放开放到位，又要把该管的事务管住管好，这不仅是当前形势下稳增长、控通胀、防风险的迫切需要，也是保持经济长期持续健康发展的重大举措，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到这一阶段的客观要求。

机制问题——

他说，制约服务业发展的最大障碍是体制机制问题，无论是金融、通信、物流，还是养老、医疗产业、非义务教育，都存在行政性垄断、审批过多的问题，市场准入的门槛较高甚至很高，而这些产业恰恰是中等收入阶段发展潜力巨大的产业。相比之下，信息消费领域由于市场化程度较高，近几年快速发展，2012年我国网民总数已达5.6亿人，电子商务交易规模超过8万亿元，今年一季度达2.4万亿元，同比增长45%，这方面仍有文章可做。

创新问题——

他说，今年前几个月，在经济增长放缓的情况下，就业形势保持了稳定。但就业的压力依然存在，特别是大学生就业难问题突出。今年高校毕业生达699万，是历史上最多的一年，而扩大就业仅靠大企业、国有单位是有限的，必须大力发展中小微企业、多种所有制经济。目前中小微企业就业已占城镇就业80%以上，成为我国吸纳就业的主体。前不久，我看到了一组数据，今年一季度，全国新登记注册的企业同比下降6.7%，而有些地方率先试行工商登记改革，取消前置审批，新登记注册企业增幅高达40-50%，其中多数为中小微企业。这两次已取消和下放的133项行政审批等事项，很多都是有利于促进中小微企业发展的，下一步还要加快企业工商登记等制度改革，为人民群众增加更广的就业门路和更多就业机会，激发社会的创造力。

创业问题——

他说，就业创业难，也与政府部门的资质资格要求多、认定多、考试多、证书多有相当大的关系。据统计，目前国务院部门许可的个人资格有110项，各级政府部门颁发的资质资格证书有229种，名目繁多的资质资格认定，事实上抬高了就业门槛，一纸证书漫长的认定过程挡住了不少人的就业创业之路。要通过转变职能、减少审批环节，继续清理不必要的资质资格许可和认定，注意发挥和落实行业协会的作用与责任，在不降低资质资格水平的前提下，降低就业创业门槛，营造就业创业的公平环境，调动创新创造的积极性。

管理问题——

他说，最近我们研究一个省现代农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时了解到，仅中央部门到省的涉农资金就有约100个专项，多头管理、撒胡椒面、跑冒滴漏，弊端很多。我们要下决心较大幅度减少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项目，“合并专项，扩大一般”，将适合地方管理的专项转移支付项目审批和资金分配工作下放地方，为地方政府更好履行职能提供财力保障。同时，有权必有责，地方政府要切实负起统筹资金使用的责任，把钱用到中央要求的方向上来，用到科学发展上来。该管的事必须管住管好，创新行政管理方式，提高政府治理能力。

监管问题——

他说，大量减少行政审批后，政府管理要由事前审批更多地转为事中事后监管，实行“宽进严管”。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发现问题就必须叫停、处罚，这往往要得罪人，甚至要做“恶人”，比事前审批难得多。工作方式也不一样，事前审批是别人找上门，事后监管则是自己要下去，到现场了解情况，实施监管。同时，我们一些政府机关和干部在行政审批方面通常是轻车熟路，但在市场监管方面办法还不多、经验也不足。这主要不是因为干部水平本身的问题，还是体制不对头，所以事倍功半。这种管理方式上的转变，对各部门、各级政府都是新的考验和挑战，责任更重了，要求更高了。我们作为人民的政府和国家的公务员，要对人民负责、对国家负责，就要担这个责任，不断提高自身水平，这是无法回避的。

服务问题——

他说，总体上看，现在我们的产品供应是充足甚至有些方面是过剩的，而服务则存在短缺问题，质量也需要提高。增加服务供给，满足社会需求，必须把政府的作用与市场和社会的力量结合起来。要把政府的工作重点放到“保基本”上来，加快织就织好一张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安全网”，特别是要“补短板”、“兜底线”，为人民基本生活提供保障。凡适合市场、社会组织承担的，都可以通过委托、承包、采购等方式交给市场和社会组织承担，政府办事不养人、不养机构。这样既能加快解决公共服务产品短缺问题，又能形成公共服务发展新机制，对企业、老百姓和政府，都是“惠而不费”的好事。当然，在公共服务领域引入市场机制的同时，政府也要加强监管、搞好服务。

执法问题——

他说，在宏观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时，国务院经统筹考虑采取必要的干预措施，地方也要理解并坚决执行。

这里，我还想特别强调的是，政府履行职能必须依靠法治。市场经济的本质是法治经济，转变政府职能本身就是建设法治政府的要求。国务院及各部门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带头维护宪法法律权威，无论履行哪一项职能，从行为到程序、从内容到形式、从决策到执行都必须符合法律规定，让行政权力在法律和制度的框架内运行。要依法规范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的行为，维护市场经济运行秩序，保障各类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我们一定要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履行政府职能，推动改革发展，建设现代政府。

篇10

第一节 政府扩张的进程

在最近一个世纪里，人类社会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同时政府的规模和范围也大幅度地扩张了。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是如此。OECD国家政府规模扩张尤其突出。而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规模自60年代以来也出现了持续增长的势头。人们日益感到政府的作用，政府的行为关系到人们的祸福，人们也越来越关心政府的规模和效能。

1997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以叙事笔法描写了加拿大人和象牙海岸人的感觉：

一个世纪以前，一位加拿大农民和一个象牙海岸人可能会感觉不到他们与政府有多大的关系，他们之间更是没有一点关系。政府对他们生活的影响只是体现在它提供一些传统的公益物品，比如法律和秩序以及基本的基础设施，并从他们那里征集税收。

今天，政府已明显地扩大了，而世界却变小了。那位农民的后裔送他们的孩子到政府办的学校上学，从政府扶持的医疗机构接受医疗护理，他们依赖于公共提供的服务，也还能从政府对他们所购买的种子和化肥或出售的麦子或咖啡的价格控制中受益。

政府规模的扩张，并非一日之功。说起来，这一进程实际上可以追溯到19世纪公认为是“小政府”的时代。在19世纪时，在理论上来看，大家都承认国家与公民个人的关系，只涉及国家利用公共资源来提供重要的公益物品，以提高个人的生产率。比如国防等公益物品以保证个人生命和财产的安全，使公民获得足够的教育，并执行契约。但从事实来看，即使19世纪时代的市场经济国家，政府的实际作用也超出了最低限度政府的框架。在那时，欧洲、日本和北美地区的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确也起到了不少的作用。自由主义以及对政府不信任，是美国政府的基本框架，美国是产生并信奉“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这一格言的国度。但即使在19 世纪时期的美国，政府实际上也起到了促进市场发展和经济增长的作用。如19世纪 40年代美国政府帮助建设了全球第一条电报线路，从而促进了电信业的发展；美国政府自1863年开始实施《莫里尔法案》，帮助进行农业研究与技术推广；1785年和 1787年的《西北法令》使政府承诺支持教育，并将出售某些土地收入用于该目的，在1863年，联邦政府帮助建立了公立大学制度；1863年，国会通过了《国家银行法》，建立了第一家全国性的银行监管机构。在后来的若干年里，政府建立了联邦储蓄制度即美国的中央银行，以及一系列公共金融中介机构；美国政府还修建跨州的高速公路以及支持修建铁路，这也有助于美国市场空间的扩张。19世纪末，德国首相俾斯麦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全国性的社会保障制度。这说明，即使在号称是小政府时代的19世纪，西方国家的政府规模与范围实际上并不限于小政府理论所界定的界限。

不过即使如此，19世纪时代各国政府的规模与范围依然是非常有限的，国家尤其在收入再分配方面的功能非常有限。欧洲的收入再分配主要通过私人慈善活动实现，政府的税收制度只限于关税、国内消费税、垄断行业税和商品税，法国和英国自18世纪就开始征收所得税，但并不构成财政收入的主要方面。

政府规模与范围的扩张，是20世纪发生的一系列大事促成的。1917年俄国革命建立了第一个无所不包的计划经济国家。30年代大萧条，使所有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面临崩溃的厄运，导致了世界各国政府采取种种措施进行反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努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19世纪建立的殖民体制土崩瓦解，发展中国家开始了发展的努力，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开始扩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市场经济国家开始了大规模的福利国家实践。

在这些因素影响之下，世界各国的政府规模与范围都大大地扩张了。在这些国家中，计划经济国家的政府无所不包，并且因此而获得了“全能国家”的称号。福利国家次之，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规模虽然比不上前两者，但也有很大的扩张，对许多采取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尤其如此。

政府规模和范围的迅速扩张，导致了很多病症。到70年代，问题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所有的国家不约而同地开始了缩减政府规模，收缩政府范围的变革。计划经济国家因此而开始了市场化的变革，不管是渐进的还是激进的。除了极个别例外，如北朝鲜、古巴等，所有前计划经济国家都放弃了计划经济的做法，开始了亲市场的策略。有迹象表明，北朝鲜和古巴，也即将采取亲市场的改革。许多福利国家也开始了国有企业私有化、公共服务市场化为内容的新公共管理变革运动。而六七十年代采取国家主导发展模式的发展中国家，也开始采取以市场为基础的发展战略，开始转变为小政府模式。市场化，以市场为基础的发展战略，成了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的共同行动。到90年代，世界各国政府继续走亲市场的发展道路，并且开始注重制度的激励效应。

那么，何谓政府的规模与范围呢？如何确定政府的最佳规模与最佳范围呢？这一问题，恰恰是世界各国政府所面临的重要问题，也是各国政府进行政府改革的核心难题。

转贴于 第二节 政府规模的数量和质量

政府是过大，还是过小，首先需要回答的问题就是政府的规模到底有多大？这就需要进行量的考虑。这就好象是给人称体重，先需要确定到底有多重，然后才知道是太重了，还是太轻了，根据需要来减肥或者增加营养。当然，除此之外，也有一个质的问题，人的健康状况到底是好，还是坏，不仅仅取决于是肥胖还是瘦小，可能还取决于其他指标。前者就是政府的数量问题，后者则是政府的质量问题。

一、数量指标

衡量政府规模的数量标准有许多指标，一是公务人员数量指标，二是机构数量指标，三是财政指标，四是公务指标。人们也是从这些指标意义上来评判一个政府的规模的。

1.公务人员的数量

从公务人员数量指标来看，政府工作人员数量越多，则政府规模越大，政府工作人员数量越少，则政府规模也越小。由于各国人口不一样，同一国家在不同时期人口规模也不一样，因此在进行国际或者跨时间的比较时，人们常用政府工作人员占人口的百分比、占总就业人口的百分比来比较政府规模。在这个意义上，如果说一个国家的政府规模太大，就意味着政府工作人员过多，相应的改革办法就是精简人员。反之，则说明政府规模过少，公共行政不足。因此，公务人员数量指标除了绝对数量之外，还可以用官民比、公私就业人员比来表示。后者可以用来比较不同人口规模的地区和国家的政府规模。此外，也可以用官地比，即每一平方公里土地上有多少官员，考虑到人口密度，还可以每一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进行加权；如果考虑到经济发展程度，还可以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进行加权；如果考虑到公务人员的工资，还可以公务人员的工资水平进行加权；如果考虑到公务人员的学位，甚至可以用公务人员的学位进行加权，计算公共人员的教育水平是否存在浪费或者不足现象。

中国历次精兵简政的政府改革，实际上都是这一意义上的政府规模改革。根据这一指标，1995年中国全国总人口121 121万人，全国从业人员人数68 910万人，国家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从业人数1 027.1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0.85％，占全国从业人员人数的1.49％，其中国家机关939.4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0.78％，占全国从业人员的1.36％。1993年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规定，国务院机构定员共精简20％。

美国政府也曾经以此来判断政府规模的大小，如查尔斯·比尔德写道，1933年联邦政府大小机构的文职雇员有50多万人，1938年增加为84万，1943年激增为300 万。政府中人浮于事。进入90年代以来，克林顿政府也以裁减人员为缩小政府规模的标准，到1997年，他精简了28万人，从而实现了1993年改革方案的目标。

2.机构数量

机构数量也经常是判断一个政府规模大小的常用标准。它意味着一个政府内部所设机构的数量越多，则政府规模越大，所设机构的数量越少，则意味着政府规模越小。在这个意义上，如果人们说政府规模过大，他们就会用机构林立、机构臃肿等字样来进行描述。相应的改革措施就是合并政府机构。机构数量应该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计算，一是横向规模，比如一个政府各职能部门和办事机构的数量。二是层级规模，比如一个政府上下级组织的层次。三是综合指标，包括横向规模和纵向层级规模，综合计算。

中国政府历次精兵简政改革也包括精简机构的改革，但精简政府机构一般只倾向于考虑横向规模。如1982年3月8日进行了机构改革，精简机构也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国务院各部委、直属机构、办事机构从100个减少到61个。1988年4月七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改革方案，国务院部委由45个减少到41个，直属机构从22个减少到 19个，非常设机构从75个减少到44个。1993年国务院机构改革撤销7个，组建、新建6个，更名1个，国务院组成部委为41个(含国务院办公厅)，比原来42个减少1个。国务院直属机构13个，办事机构5个，共设置18个，比原有44个减少26个。这样，国务院组成部门设置41个，直属机构和办事机构18个，共设置59个，比现有86个减少27个。国务院非常设机构也大幅度裁减，由原有的85个减少到26个。中国政府改革开放以来历次机构改革均没有考虑到机构的层级结构维度，也许正是这一原因，各次机构改革方案均没有考虑到如何精简国务院的层级结构，并且无意之中还增多了部委与总理之间的中介机构，如国务委员，也增加了副总理的职数。

1998年3月国务院决定再次进行机构改革，这次改革精简15个部、委，拟新组建4个部委、更名3个部委、保留22个部、委、行、署，改革后除国务院办公厅外，列入国务院组成部门序列的共有29个部、委、行、署，它们是外交部、国防部、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教育部、科学技术部、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公安部、国家安全部、监察部、民政部、司法部、财政部、人事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国土资源部、建设部、铁道部、交通部、信息产业部、水利部、农业部、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文化部、卫生部、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审计署等。这次机构改革也没有考虑到机构的层级维度，自然也没有考虑综合指标。

许多国家的政府都因机构林立、机构臃肿的原因，进行过机构改革。比如美国在50年之前，就进行过一次较大的机构改革。当时，美国政府部级单位很少，只有十几个，但独立执行机构却很多，这导致了机构臃肿、人浮于事、职能重复和混乱等问题。美国独立机构的发展始于上个世纪。1883年建立三人文官委员会来独立执行新的功绩制，1887年仿效这一先例建立了洲际商务委员会，负责管理铁路。到 1929年经济大萧条开始时，一共才20多个委员会、署和局。自1933年起，美国国会开始接连建立许多具有很大行政权、财务权和管理权的联邦特别行政机构。而且国会还不以自己建立的机构为满足，还授权总统建立其他独立的机构，并授予其一般的和特殊的权力。在这种情况下，大批局、署和委员会如雨后春笋般相继成立，通常以其开头字母闻名，如NIRA(全国工业复兴署)、AAA(农业调整署)、SEC(证券交易委员会)、TVA(田纳西河流管理局)、WPA(工程进度管理署)、NLRB(全国劳工关系局)等等。到最后，用命名这些美国政府的‘字母机构’的字母简直都搭配完了。 “由于旧的编制添加了许多机构和雇员，老的机构又一分再分，国会往往很少注意或根本部注意它所授予的新的职能与已经承担的老的职能之间的关系。由于这种飞速的发展和缺少规划，结果联邦行政工作的特征就是混乱、重复、浪费以及权力和管辖权的冲突。”在这一背景之下，美国开始了新的行政改革设计。其中涉及独立机构的改革设想的主要内容是：将全部或接近全部五花八门的政府办事处、机构和机关合并为少数几个大的部，每个部各由一名负责的部长领导，部长又向总统负责。将所有性质相同或相仿的政府职能并入同一个机构或机关，以防止权力重叠和工作重复。将一切机构按照各自工作的性质加以分类，并成立一个文职人员管理局或人事局来选择条件合格的人去做各种要做的工作。

如果这一设想得以实现的话，其结果将是彻底取消独立机构，把所有行政部门变成彻底的官僚性质的部门体制。战后美国各届总统实际上也在努力这么做，他们都试图精简这些利益狭隘、独立的组织建制，不过由于三权分立的体制的原因，总统们并没有完全取消独立的行政机构，独立执行部门的数量依然很大。几经折腾，当代美国公共行政体制实际上由三个部分组成：一是几乎全能的总统，二是数量少 (仅十几个)且没有多大权力的部，三是大量的规模大、权力大的独立执行局。

1987年，澳大利亚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机构改革，其主要内容是合并政府职能，整个中央政府的部的数量从28个减少到18个，许多政府部门合并到一起，从而产生了超级大部，如外交和外贸部，教育、就业和培训部，交通和通讯部。建立大部体制的目的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主要的是想通过减少部门数量使各部部长进入内阁，从而在总体上改善政府部门的管理。

政府机构迅速膨胀，也往往作为政府管理的一个问题被报道。并且往往与前面所说的人浮于事相提并论。1997年世界银行以专栏形式报道了孟加拉国政府机构迅速膨胀的事实。该专栏说，自从1971年独立以来，孟加拉国政府的规模实际上增加了一倍。20年间从21个部增加到35个部，1990-1994年间，局、署从109个激增到 221个。1971年，公务部门雇员为45万人，1992年接近100万，每年增加3.6%，而同期人口增长率只有2.5%。公务员的工资大幅度下降，特别是高层官员。常务秘书( 最高级公务员)的实际基础工资自1971年以来下降了87％。乌克兰政府也是机构林立的典型。1991年独立之后，乌克兰建立的中央政府机构反映出许多前苏联体制的特征。决策仍旧高度集中，部长会议机构依然负责制定政策，协调和支配中央政府各部的工作。中央政府的机构仍旧很多，有110多个，它们的职责常常重叠，责任范围划分不清楚，整个结构臃肿，很难协调，决策拖拉，透明度不强。所幸的是 1996年7月通过新宪法之后，乌克兰政府已经开始了改革进程。

3.财政指标

财政指标是最常用的政府规模衡量指标。政府总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就是公共财政学统计政府规模的指标。在这个意义上，政府总支出越多，政府规模就越大；政府总支出越小，政府规模就越小。不知因为什么原因，中国政府很少用财政支出指标来判断中国政府的规模，这为只做表面文章的政府规模改革提供了机会。如精简政府的人员规模，往往只是在形式上做文章，精简掉的人依然在“公共部门”工作，唯一的区别是他们只占用企业编制或者事业编制。

财政指标既可以计算绝对值，可以计算财政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也可以计算财政支出相对于可用财政的比例。如果考虑到公务人员的人头经费，还可以计算公务人员人头费在可用财政中的比例。中国政府历次改革在要求进行人员精简时，多次强调的理由是人员太多，吃掉了大部分财政，是“吃饭财政”。1998年机构改革也强调，现在要科教兴国，但是科教兴国需要钱，目前的财政是吃饭财政，因此要精简人员。

不过，计算财政支出规模，一般只计算财政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这是用得最多的比例。目前，发达国家的政府规模都比较大，一般都在50％左右，从30 ％到60％不等。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规模一般都较小，一般都在25％左右。

表2.1列出了OECD国家的政府规模。由表可以看出，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政府规模有很大的差别，但一般都在50％左右。如表2.1所示，美国政府总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一直在33％左右，英国政府则一直在43％左右，德国政府一直在48 ％左右，1994年以后已经增加到50％以上，并且根据德国行政学者布尔教授的看法，还有可能进一步增加到59％左右。瑞典、丹麦则在60％以上。这说明，发达国家的政府规模都比较大，一般比发展中国家要大一倍左右。

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转轨国家的政府规模也有很大的差别。在中东欧(CEE) 国家和新独立的前苏联共和国(NIS)，通过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预算以及所谓预算外资金拨付的政府开支总额，1989年平均占GDP的将近一半，几乎等同于富得多的国家的水平。1994年，CEE国家的平均开支占GDP的比重下降到45％，NIS降到35％。在波罗的海国家和其他NIS，目前剔除通货膨胀因素后的名义政府开支为改革前的一半或更低。在中国，政府规模自1978年以来有大幅度的缩小，1994年政府开支总额不足GDP的20％。越南的政府规模正在扩大，超过了同等收入水平的国家。政府规模与经济改革的进程情况似乎也没有多大关系。在自由化和政府改革进展都很快的国家，既有大政府，也有小政府。如在维谢格拉德国家，1994年政府开支超过 GDP的一半，而在智利、哥伦比亚、韩国、泰国和土耳其，这一比例平均只有20％多，而这些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等同或略高于维谢格拉德国家。而1994年的波罗的海国家和罗马尼亚国家的政

表格2.1部分经合组织成员国政府总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比(1970－1994)

国家 澳大利亚 英国 比利时 加拿大 德国 美国 法国 日本

1970

-

37

42

34

38

31

39

19

1975

31

44

51

38

48

33

43

27

1980

32

43

59

39

48

32

46

32

1985

37

44

62

45

47

33

52

32

1990

35

40

55

46

45

33

50

32

1991

37

41

56

49

48

34

51

31

1992

38

43

56

50

47

35

52

32

1993

34

44

57

50

48

34

55

34

1994

38

43

55

48

49

34

55

35

府开支约占GDP的三分之一，比1989年将近低20％。改革进程最慢的土库曼斯坦，政府规模在所有转轨国家中最小，1994年政府开支总额不足GDP的10％。但在改革同样缓慢的阿塞拜疆和乌克兰，1994年的政府开支占GDP的一半或更多。世界银行认为，许多转轨国家的财政支出规模都在精简，但许多转轨中的欧洲国家的政府规模依然过大。“在转轨国家，有充足的理由认为，大政府无益于经济业绩：尤其是高水平的政府开支，效率总是相当低的，因此，与市场经济国家相比，对增长的贡献也就较小；此外，为政府支出提供资金的成本更大，诱发通货膨胀的危险性也更大。”

4.公务指标

政府规模的第四项指标是公务指标。这一指标很难数量化，但是在特定的场合，也可以用数量来表示。如警察的逮捕量、出击的次数、企业许可证的审批量、护照的批发量等。政府公务越多，意味着政府规模越大，而政府公务越小，则意味着政府规模越小。美国放松管制的改革，实际上就是减少公务的改革。在这一方面，学术界一般以政府的范围(Scope)来加以描述。我们将在下文详细探讨政府的范围。

二、规范指标

政府的统计规模说明了政府有多大，但是没有说明政府应该有多大。那么政府到底应该有多大呢？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能够说，某个国家的政府规模应该多大比较合适。但我们至少可以从理论上分析它们。

首先，我们至少可以找到政府规模的理论空间。比如从人员规模来看，政府工作人员规模有一个很大的空间，它最高上限是全体可工作的人口，最下限是1个人。显然这两个极限是不可能的，但政府工作人员的规模肯定在这个空间的某一点。从政府机构规模来看，它的最高上限是一个政府工作人员一个机构，而下限则是一个机构。从财政支出角度来看，政府规模的上限是把所有的国民收入都用于政府收入，整个社会的支出都为政府所支出，它的下限则是维持1个工作人员、1个政府机构所需要的支出。从公务角度去看，政府可以囊括所有人的事务，政府包办一切，从生到死，从灵魂到身体，都管。这是政府规模的上限，而政府规模的下限则是管极少的事情，或者干脆就是无为而治。

以此我们可以看出，政府规模的理论空间是非常大的。这一分析并不能确定政府规模的规范标准。同时这也表明，从这些概念本身去寻找规范的标准，是不可能的，我们必须超越这些概念，从其他角度来分析这一标准。

因此，第二项确定政府规模规范标准的办法是对不同的变量进行相关分析。第一步，我们可以考察实际存在的政府规模。这时我们会发现，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政府规模，同一国家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政府规模。第二步，我们还可以去看一看各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这时我们发现不同的国家其经济发展水平是不同的，其发展速度也有差异，同一国家在不同时期也处于不同的经济水平。然后把这些变量加以交叉分析，我们会发现政府规模与经济发展有一定的相关关系，与经济发展速度也有一定的相关关系。

通过事实考察，并且与经济发展的价值相联系，有些学者发现，经济生活不相协调的过多的行政管制和与之相应的过大的政府规模对经济的正常运转是极为不利的。其原因一是与私人部门相比，政府的经营效率较低，浪费也较严重；二是对整个经济系统来说，过多的政府管制会加重运转负担和成本；三是许多政府的财政、金融政策扭曲了经济动机，导致了生产率的下降。现在，东西方的一致意见是，政府规模过大，对经济活动干预过多，经济组织就会缺乏活力，整个经济就会丧失活力。因此，无论是市场经济国家，还是转轨国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在进行削减政府规模的改革。它们精简机构，裁减人员，缩减财政支出，把许多公务留给私营部门去运作。

不过，也有一些学者持不同的观点。如罗宾斯认为，在发展中国家里，较大规模的政府可以通过摆脱对别国的依赖来促进本国经济的增长。许多学者则持折衷的观点，认为政府活动仅限于私人部门无法做到的范围之内。某些统计数据也表明，并不是说政府规模越小越好。适当规模的政府在多数发展中国家里仍然起着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如克拉维斯·萨莫斯和赫斯顿等人在1984年对115个国家进行了大量的计量样本统计调查，对大量跨部门(cross-sections)的经济数据进行了二十年的定量分析，得出的基本结论是：一是政府规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方向是正的；二是政府规模对其他经济部门的（边际）外在影响也是正值的；三是与其他部门相比，政府部门的要素生产力(factor productivity)更高一些；四是与60年代相比，70 年代政府规模的边际外在经济更加突出，而相应的要素生产力则有所下降；五是这些特征在收入较低的国家中表现得更为突出。

当然，目前有关政府规模的研究还是不够的，许多结论还为时过早。至少从实证角度去看是如此。比如发达国家的政府规模都比较大，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规模是否也需要扩大呢？或者说目前发达国家都在通过私有化、缩减社会福利项目等改革努力缩小政府规模，发展中国家就应该预留余地，继续保持目前的政府规模呢？这些结论都很难令人信服。因为事实并不意味着价值。这说明，实证分析依然需要规范分析加以补充。在我们看来，经济分析就是一个比较好的规范分析。在此有必要说明，除了经济分析之外，还有政治分析等规范分析的方法。并且在联系实践时，除了经济分析之外，应该还有政治分析的视角。从经济角度来看，国防和治安可以由私人干，也可以由国家来干。清朝末年就运用经济的思维，在国家无法提供有效的军事统治力量的情况下动用、李鸿章来建立湘军和淮军，利用建立新军，但结果是培养了军阀。从经济角度来看，应该如此，但从政治角度来看，应该由国家垄断国防力量。这可能就是政治考虑和经济考虑的不同之处。下面主要从经济角度考虑政府规模和范围问题，在此基础上再考虑政治的因素。

比如从政府工作人员角度来看政府规模，首先我们要考虑录用人员的成本收益比较。这时我们就应该看公共部门雇用人员的边际成本是否等于其边际收益，假定超过其边际收益，说明人员规模过分，如果小于边际收益，说明依然可以考虑再雇用人。如果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那么就不应该再雇用人了。其次，我们还要考虑到政府工作人员的雇用是有机会成本的，在公共部门雇用，就不能在私营部门雇用。这时就需要使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的收益率相等，从而达到均衡。如果市场是充分竞争的，那么通过充分竞争的劳动力市场，就可以实现这一均衡，最后也可以确定最合理的政府规模。从政策意义上来看，建设充分竞争的劳动力市场，促进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的人员流动，是确定合理政府规模的最佳选择。

其次，就政府机构的数量来说，应该考虑一体化与专业化的成本收益比较。也就是说，如果一体化的组织成本高于多个机构的协调成本，那么多个机构就比一体化的组织好，机构数量可以增加。如果一体化的组织成本低于多个机构之间的协调成本，那么就应该精简机构数量，把若干个机构合并起来。至于到底多少个机构比较好，这可以通过多次试错的办法来达到。当然，某些技术因素如组织技巧和协调技术也能够决定政府机构的数量，但这些因素是可以通过一体化与专业化之间的替代得以平衡。许多国家机构数量较少，并且能够运转得较为令人满意，这说明这些国家的组织水平高于协调水平。90年代以来，许多发达国家如新西兰、英国、丹麦和荷兰不再强调职责分明，不再指责机构林立，而是开始建立大量的执行局。其原因是它们引入了市场机制，通过大量执行局之间的半市场性质的竞争，提高了这些国家政府的协调能力。

第三，就政府的财政支出来说，首先要考虑政府财政支出的收益成本比较，其次要考虑政府财政支出所引起的收益的机会成本，即假定该笔支出由私人支出，则其收益有多大。其结果是显然的，假定政府财政支出的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政府财政可以进一步扩大，而其边际收益小于边际成本时，政府财政则应该紧缩，而当两者相等时，政府财政规模就达到了最佳的水平。如果与私人部门相比较，如果计算征税成本以及财政支出的行政成本，如果财政支出的机会成本很高，高出其收益，那么政府就应该紧缩财政，而当财政支出的机会成本很低，远远低于其额外的收益，那么政府财政就可以扩张。当两个方面都均衡时，那么政府的财政规模就达到了最佳的水平。

第四，就政府的公务数量来说，就需要考虑公共事务的范围，以及政府的能力。如果政府的能力很大，那么政府不妨多干一些。但是如果政府的能力很小，连最起码的公共事务都干不好，那么政府就不妨少干一些，并让私人的力量多参与一些。用经济的标准来看，如果一项事务，由私人干比政府干好，那么就应该由私人干。如果由政府干比私人干好，那么就可以由政府干。也就是说，如果政府干某一事情的成本收益比好于私人，那么就可以由政府干，反之则由私人干。如果政府与私人干得一样好，为了鼓励私人的积极性，并避免官僚主义的危害，也应该由私人干。在此，市场是弱者，因此应该优先考虑市场，建设以市场为基础的政府。

经济分析表明，政府规模有一个适当的度，过大、过小都是不经济的。关键在于计算政府规模的边际收益是否与其边际成本等价。而这时，政府的能力也得到了充分的利用。在经济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就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一是政府的规模与政府的能力呈正相关关系。政府的能力越大，其边际成本就较低，而边际收益就越大，其均衡点就比较高，这时政府的规模也就可以相应地较大。政府的能力越小，其边际成本就较高，边际收益也就越小，其均衡点就比较低，因此政府的规模也就相应地较小。因此，政府规模首先取决于政府能力约束条件下的均衡。

二是政府的规模与市场的能力呈负相关关系。一个国家市场能力越大，政府的作为就越小，而一个国家市场能力越小，则政府的相对能力就较大。因此，政府的规模还取决于一个国家市场能力的大小。市场能力越大，政府的规模越小，而市场能力越小，则一个国家政府的规模也就相应地比较大。因此，政府规模还取决于市场能力约束条件下的均衡。

三是政府规模是有限的，但有限的标准应该是比较灵活的，各国应该根据政府的能力，如取得更大收益或者节约更多的支出的能力，来调节政府的规模；同时也应该考虑市场能力的大小。政府规模在经济上没有绝对的度，只有相对于政府能力和市场能力的度。政府规模归根到底取决于政府与市场的总体均衡。

四是政府规模要有一个动态的视角，我们需要利用政府来加强市场的力量，如为市场提供有效的产权条件，提供宏观稳定条件，法律条件等，同时也需要加强政府本身的力量，如加强政府的组织建设，强化公务员的竞争性等来强化政府本身的活力，最后还需要利用市场来强化政府的能力，如在公共服务领域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把市场的范围扩展到公共领域等。政府与市场互强，在这一进程中政府规模不断地处于动态调整的进程中，不断地趋向动态的均衡，就是确立适当政府规模的动态之路。

当然，经济分析只是给政府的规模提供了一个进一步思考的思路，并没有给出一个确定的答案。而且循着这一思路去思考，还需要做很多技术性的工作。此外，政府规模的确定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学术分析的领域，而是一个公共选择的领域，它本身就是由政治力量博弈决定的结果。但这并不意味着思想是没有用的。人毕竟是理性的动物，一旦人们对于某一问题有了更多的理解之后，人们自然而然地会受思想的影响来调整自己的行为。学者的思考可能未必马上起作用，但一定能够影响事物的进程。经济分析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影响政治选择的进程。

在有关政府规模问题上，世界银行的报告可能是对的，它说：“各类国家政府的规模直接取决于为政府规定的作用和功能的大小，这归根到底依然是一个社会选择的问题。有关政府开支水平与经济增长关系的一般性实证研究未能得出有说服力的结论。但在转轨国家中，有充足的理由认为，大政府无益于经济业绩：尤其是高水平的政府开支，效率总是相当低的，因此与市场经济国家相比，对增长的贡献也就较小；此外，为政府支出提供资金的成本更大，诱发通货膨胀的危险性也更大。”

对于市场经济国家来说，尤其是对正在建设市场经济的国家来说，政府的规范规模最终取决于三个方面的标准：一是市场经济的能力，二是市场经济的需求，三是政府本身的能力。也就是说，我们先要确定市场能够干什么，市场需要政府干什么，然后确定政府该干什么，确定政府规模的语法结构，然后才能确立政府的规模。而对于作为转轨国家的中国来说，最主要的矛盾就是建设市场的需求很大，而政府本身适应市场经济的能力却很小。前者决定政府规模较大，但后者又需要政府缩小自身的规模。就如前面所分析的，政府规模毕竟取决于政府与市场的均衡。

第三节 市场经济的结构与功能

市场制度的能力在于，它既不依靠人的善心，也不必依靠恶欲，而依靠每一个人的自我关怀之心和对他人的同情心，依靠每一个人的互利行为，依靠每一个人的创造力，来实现有限资源的最优配置。它游刃于善恶之间，以特有的机制化私为公，通过每一个人的自我关怀来实现公共利益。

一、善恶之间

人类行为的基本特征是理性的思考、理性的计划，一切都是以理性为指导的。通过理性的手段来达到人人富裕的社会，这是唯理主义者构建的乌托邦的理想。这种乌托邦认为，人们只要按理性行事，摒弃私念，为了共同的富裕而奋斗，朝一个方向使劲，人类就能够实现共同富裕。善，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

但是，历史发展的进程却否定了这一观念。历史学家不无痛心地断定，恶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正是人类的贪欲，导致了人类的进步，正是人类的懒惰导致了种种发明，正是战争导致了发展。黑格尔历史哲学就是这一思想的典型。

但是，亚当·斯密却认为，善，即一心损己利人，未必能促进公共利益，未必能促进发展；恶，即一心损人利己，也未必是发展的动力。相反，追求互利的理性的经济人的分散的努力，却能够既导致个人利益的增进，又能够导致集体利益的增进，反而比善人更能够促进公共利益，而且也完全没有必要作恶，就能够实现自己的利益。看不见手的机制，刺激每一个追求自利的人朝着不同的方向努力，大量的、分散的个人努力的结果，导致了内在和谐的、具有内在稳定性的秩序。

现代福利经济学以数学模型严格地证明了在一定的条件下，由追求最大化利益的个人组成的市场是帕累托有效的，它可以形成一种和谐的秩序，从静态意义上说，就是每种商品的供给等于需求，而建立这种秩序的手段就是靠自由竞争形成的价格。这样，每一个人都实现了自己的最大利益，消费者获得了最大的满足，厂商获得了最大利润，同时他们各自分散（信息、决策两个方面）的努力由导致了一个和谐的结果：每种商品要买进的恰好等于要卖出的，这样一个体系的确堪与牛顿的宇宙体系相比，在那里，导致和谐的是神秘的引力。

不过，市场经济导致富裕、实现公共利益、推动人类经济发展的力量并不神秘，它实际上只不过为人类提供了一个分散的决策结构，在这一结构中，每一个人都能够自由选择，根据自己的理解，根据自己掌握的理性，进行自由选择，并且自己承担自己选择的后果；这一结构还具有奖惩的意味，它惩罚特定的行为，奖励特定的行为，从而使得有限的资源得到最优的配置，使喜欢知识的人拥有知识，使喜欢权力的人得到权力，使喜欢金钱的人得到金钱，使喜欢萝卜的人当然得到萝卜，使喜欢青菜的人得到青菜，至少是它能够激励人们为他们所喜欢的东西而努力，为更喜欢的人去生产，因为只有更喜欢萝卜的人才能不滥用萝卜，只有更喜欢金钱的人才会珍惜金钱，而一旦这一切都是那么地来之不易，才使得人们更加珍惜。而一旦有人改弦更张，那么滥用金钱的人就会更快地失去金钱，滥用权力的人就会更快地失去权力，不珍惜知识的人就会很快失去知识。只要给予自由，任何有限的自由都能够实现帕累托有效的配置，在不损害任何人的利益的基础上增进其他人的利益。分散的决策结构和奖惩机制正是市场机制的致富致强的奥秘所在。

二、分散的结构

从决策结构来看，市场经济的决策权分配或决策结构是完全分散的，生产者和消费者自己决定生产什么，不生产什么，消费什么，不消费什么，并且完全由生产者和消费者自己承担决策的后果。政府在经济决策中不起任何作用，即所有经济决策都是由企业和家庭在微观层次上作出的。消费者自己决定自己的工作时间和消费支出。企业完全由自己的意愿决定自己投资的数量和构成。

当然，企业和家庭作出经济决策时，并不可以随心所欲，它们的决策面临着一系列的约束。这些约束包括效用最大化或利润最大化，可用于投资或支出的货币，尤其是它们作出经济决策时需要相当的经济信息，才能使自己的经济决策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市场制度本身具有分散决策结构所需要的信息结构。

在信息结构方面，市场经济要求生产者自己去了解消费者需要什么样的物品和劳务，并且对于这些物品的生产需要什么生产要素，自己是否有能力生产，是否有利可图等问题必须胸有成竹。此外，消费者也必须知道在什么地方可以以最少的支出购买到他们所需要的物品，以及承担购买物品行为做出后的结果。

所以，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应该有一个信息沟通渠道，这一渠道必须能把消费者的需求信息准确地传导给生产者，并且又能把生产者的生产信息传导给消费者。市场经济中的价格体制就具有这一功能。

在市场经济中，价格体制的功能就是向生产者传递消费者的需求信息，向消费者传递生产者的供给信息，并以此来协调企业的生产和家庭的消费。

对于生产者来说，价格体制可以很快地告诉他们，市场上需要什么产品，不需要什么产品，生产什么产品有利可图，生产什么产品无利可图甚至可能赔本。其告诉的方式便是价格指数的变化。也就是说，如果市场上某一产品的价格大大高于生产该产品的成本价，这就等于告诉生产者，消费者非常需要这种产品，生产这种产品有利可图。如果市场上某一产品的价格低于生产该产品的成本，这就等于告诉生产者，相对于消费者的需求而言，该产品的供给过剩，生产该产品肯定要赔本。如果市场上某一产品的价格与该产品的成本价基本持平，这等于告诉生产者，生产该产品已经无利可图，除非生产者能设法使该产品的成本价低于市场价。

转贴于 对于消费者来说，价格体制可以告诉他们，市场上同一种商品在不同地方的价格，据此，消费者就可以买到既便宜又适用的消费品。价格体制也可以告诉他们，在两种可以替代的消费品之间，他们应该怎样选择就可以最小的支出取得最大的满足。

所以，价格体制其实就是信息传递机制和生产、消费等经济行为协调机制。它既反映消费者的偏好，以及消费者为满足自己偏好所愿意出的最高价格，同时也反映生产者的供给状况，显示生产者愿出的最低价格。

不过，价格体制最重要的作用在于它能通过比较买卖双方愿出的价格，形成买卖双方都不得不满意的市场价格。从这个意义上说，价格体制其实就是供求调节机制。

供求调节的实质就是供求规律，即在需求为常数时，供给过剩，价格就会下跌，直至供求平衡。而在供给为常数时，需求过剩，价格就会上升，直至供求平衡。在这两种情况下，生产者和消费者都会根据供求状况调节自己的经济行为。在供给过剩、价格下跌时，生产者会收缩生产规模，并把资源转向其他有利可图的产品。在消费过旺，供给不足时，价格上升，生产者就会把资源从其他领域转到该产品，扩大该产品的供给，消费者则会设法用其他商品替代该产品，在无可替代时，消费者则只好接受高价，减少自己的消费。

三、化私为公

那么，价格体制运行的动力何在？也就是说，是什么因素使得价格体制能够调节人们的经济行为的呢？

市场机制的运行并不是自动的，它的动力既不来自上帝，也不来自菩萨，而是来自人本身，源自人的利己动机，或者说人的经济性。市场经济动力结构的实质性内容就是经济人。

经济人的假定认为，市场上具体的人是理性的自利主义者。也就是说，一方面，任何个人，不论他是购买商品的消费者，还是生产商品的生产者，他的行为动机都是自利的，也就是说他最关心自己的利益；另一方面，在行为过程中，他又是理性的，也就是说他能够最充分地利用他所能得到的有关他所处环境的信息，诸如商品的数量、质量、价格、供求状况等，使自身利益最大化。

在市场经济体制中，经济人可以分为两类，即理性的消费者和理性的生产者。理性的消费者知道自己的需求，了解自己的经济能力，并可以通过理性的选择，在有限的经济能力约束下，使自己的福利最大化。

理性的生产者了解消费者的需求，知道自己的投资能力，并可以通过理性的选择，使自己的利润最大化。理性的消费者追求个人福利最大化，理性的生产者追求投资利润的最大化，由此，市场经济便获得了运行的动力。

市场经济一旦运行起来，它就自动建立了一套奖惩的制度，从而促进经济人的经济积极性，同时又惩罚经济人的非理性行为。

从消费者的消费行为来看，如果消费者的消费行为有非理性的倾向，那么他必将因此而受到惩罚，其结果便是他的福利的非最大化。并且这种非理性的经济行为还可能给生产者以错误的需求信息，认为这种产品行情看好，可以扩大生产。如某一消费者在必须讨价还价的市场上未进行讨价还价便高价买下了本来可以低价买下来的东西，这时该消费者的福利就未得到最大化。市场上有大量的大白菜出售，由于供给量超过了市民的需求量，大量滞销，消费者出于好心，或者响应有关部门的号召，便不顾自己的需求，大量购进“爱国菜”，以缓解生产者的燃眉之急。生产者的一时之急得到了解救，但正确的需求信息却被好心的消费者扭曲了，于是生产者错误地认为，可以继续大量生产大白菜，反正消费者是好心的，“爱国的”，大白菜不愁卖不出去。于是，没有市场的大白菜继续大量生产出来，而市民们也必须好心下去，“爱国”下去。市民们的福利一直受损失，可用于其他有市场产品的宝贵资源也因此而未得到充分的利用，造成资源配置劣化的恶果。而这就是消费者好心的非理性经济行为直接造成的。

有一个故事很好地说明了在特定奖惩机制中好心办坏事的道理。故事是这样的：有一位游客在海边漫步，有几只海鸟在天上飞翔，海滩上有一只可爱的小乌龟探头探脑、就要破壳而出。海鸟见到后一个俯冲直袭幼龟。眼看可爱的小乌龟就要命丧九泉，葬身鹰腹，游客见义为勇，赶走海鸟，拯救了可怜的乌龟。但是，可怕的事情出现了，由于第一只乌龟出壳后安然无恙，其他乌龟便以为没有危险而纷纷出壳。被赶走的海鸟回来了，其他海鸟也纷纷赶来。游客赶之不及，幼龟避之不及，在大批海鸟的疯狂攻击之下，遭到灭顶之灾。游客的好意造成了巨大的灾难。

在这个故事中，游客的好意拯救行为尤如上面消费者的好意行为。这种好意行为如果是一次性的，那自然是道德的行为，值得提倡。但在多次重复的情况下，它只能促使好意接受者更依赖于好意，而一旦好意施予者无力承担施予好意行为引起的负担时，好意接受者便会惨遭厄运，甚至遭到灭顶之灾。市场机制的好处就是可以把消费者的理性利己行为转变为理性利他的行为，它无需提倡高尚的道德，便可以得到甚至连高尚的道德行为都得不到的利他成果。人是道德的动物，但在市场中也是现实的利己动物。人们的道德行为到处可见，但在经济生活中现实的利己行为更是司空见惯。市场机制以理性的利己行为为基础，显然是现实的经济制度。

对消费者是如此，对生产者也是如此。在经济生活中，企业家们的理性目的便是利润最大化。企业家们如果不以利润最大化为目的，反而以乐善好施为目的，其结果必然不是因微利而难以扩大苦心经营的事业，就是因亏损而破产。在保证利润最大化的前提下，企业家可以做一些乐善好施的表现性好事，如捐款办教育，集资修马路，这样做既有利于社会，又有利于改善企业和企业家的社会形象。但这样做必须以有利于利润最大化为前提，并以力所能及为限度。企业、企业家的规范涵义便是赚钱办实业，发展经济，为社会提供充分的就业机会，为社会经济发展做出最大的贡献。社会对他们的期望是如此，他们的角色使命也是如此。他们的实业越发展，他们对社会的贡献也越大。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出现了好多万元户。他们富裕不忘乡亲情，捐款举办集体福利事业，帮助未富裕起来的穷乡亲尽快富起来。这是值得提倡的善事。但是，凡事总得有个限度。在有些地方，万元户为来自四面八方的募捐者所苦，有的甚至因为募捐而贴进了全部收入，而募捐者仍然络绎不绝。万元户的贡献不在于把自己的收入全部捐出来办社会公益事业，而是继续当万元户，为农村经济的发展做出最大的贡献。好事只是一时的好处，而经济繁荣则是中国农村摆脱贫穷摆脱落后的根本之路。以来，涌现了一大批很有才干的企业家，他们辛勤创业，开创了很大的事业，也发了一笔财。像农村的万元户一样，他们周围也出现了为数不少的募捐者。有些募捐者满意而归，因为企业家认为这是应该做的，或者值得做的。有些募捐者碰壁而归，因为企业家认为不值得给，或者不该给。但有些碰壁者却不甘心，他们运用手头拥有的权力，强制企业交纳捐款，否则则给予某种不方便等等。企业家的角色是经济人的角色，而不是慈善家的角色。社会对他们的期望是发展经济，而不是办好慈善事业。把企业看成摇钱树，把企业家看成慈善家，这必然妨碍企业的长远发展。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家的理性利己行为可以在市场经济机制的作用下，变得有利于社会。这是市场经济机制的妙用之一。其原因一是企业家的努力促进了社会的经济繁荣，二是在市场经济机制的作用下，企业家只有更好地为消费者服务，才能更好地利己。在经济生活中，企业家千方百计讨好消费者，了解消费者的口味，为消费者提供善后服务，其目的虽然是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但是为消费者提供的方便在实际上却比一般的利他行为更普遍、更现实。在现实经济生活中，我们几乎不指望随时从他人的高尚牺牲中获得我们自己的福利和方便，但我们确能指望随时从他人的利己行为中获得我们的方便。市场经济鼓励理性地利己，惩罚不切实际的利他，并且以此为动力，自行运转。这便是市场经济的动力机构。如果有关方面以为企业家是摇钱树，可以想方设法甚至运用权力压制企业掏腰包，认为企业家不能唯利是图，这显然与市场经济规律逆道而行。长此以往，不仅不利于特定企业的发展，而且还会影响到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

特定的奖惩机制是经济人理性经济行为的保证，但市场经济要有充分的活力，还需要充分的竞争。就消费者而言，竞争主要在消费者自己身上发生。其主要表现就是不同需求对消费者有限收入的竞争。在这种内在的竞争压力之下，消费者在消费时，总是不得不进行各种各样的选择，既考虑特定需求的迫切性和自己的收入约束，同时又考虑各种选择的机会成本，在有限的收入范围内尽可能实现消费者均衡，即消费者本身福利最大化。在消费者之间也会有竞争发生，但是发生的条件是消费品市场是卖方市场，而且消费品是短缺的，价格是受政府管制的。在市场机制很完善的情况下，如果消费品的供给处于短缺状况，消费品的价格就会上升，生产者的利润就会提高，生产要素就会从其他部门流向该消费品，随着消费品供给的增长，价格就会下跌，一直到供求均衡，买方市场取代卖方市场为止。消费者内部各种需求的竞争、在短缺市场条件下消费者之间的竞争，其功能就是为生产者提供正确的需求信息，使有限的生产资源得到最优配置。

就生产者而言，为了争夺原料、争夺市场，生产者之间的竞争是非常普遍、非常激烈的。消费者竞争的动机是在有限收入的约束下取得需求的最大满足，其表现是尽力实现消费者均衡的条件，尽量扩大消费者剩余。与此不同，生产者竞争的动机却是利润最大化，其表现一方面是提高生产技术和管理技术，减少生产成本、管理成本和交易成本，另一方面则是加强市场营销，了解甚至引导消费者的消费口味，抢占、保住并开拓市场。生产者之间的充分竞争，可以保证有限的经济资源配置实现帕累托最优的条件。在经济生活中，我们最常见的竞争是价格竞争，即生产者为争夺市场而实施的竞相降价的竞争。正常价格竞争的正常结果是实现该产品的供求均衡，因为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低价意味着消费者剩余的增加，也意味着需求的扩大，需求增加导致市场扩大，这时不是出现供给短缺就是价格回升，这时生产者如果认为有利可图，那么他就会扩大生产，其他生产者也会插手该产品的生产，于是供给增加，短缺消除，价格又回落到均衡的水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竞争其实就是价格竞争。生产者竞争的动机是利润最大化，而竞争的压力又迫使他们把利润限制在合理的水平上，更好地为消费者服务。

第四节 政府范围的准则

从经济角度来看，政府职能的范围应该取决于市场和社会的需要。市场的需要来自校正市场失灵的需要，而社会的需要则来自对于公平的需要。对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对转轨经济国家来说，市场的需要还来自建立和完善市场基础制度。最后，政府职能的范围显然也取决于本身的能力，政府本身的能力，同样是制约政府职能范围的关键性因素。这一系列因素的均衡，就确定了一国政府职能的适当范围。

阿特金森和斯蒂格里茨认为，政府所起的基本作用非常多，在混合经济中，政府的基本作用首先是建立和贯彻“经济游戏规则”。在此规则包括合同的法定效力、破产条款、产权法规等。经济运行方式与这一基本框架有着密切的关系，政府的其他职能也受到这类私人经济运行遵循的基本规则的极大影响。这一作用实际上是维持和稳定市场经济财产关系的职能。

其次，政府还进行着众多的税收和支出活动，据此运用一系列的政策手段来影响经济。如税收、公共开支以及国家参与生产如公共企事业。此外，政府还可以运用如配给、中央计划、分区制、许可证等直接控制手段，管制(如对公共事业、对价格和工资的管制)、控制企业如反垄断、污染、安全方面或者工会的立法以及货币和债务政策(反对货币机构的管制)。这些政府活动领域也有实际的或潜在的重要性。

政府在运用各种手段时，是混合使用的。如“在汽车造成空气污染的情况下，政府可能决定汽车制造业必须遵循的防污染的最低标准。然而，政府也可以选择按照污染量收税或者对生产无污染汽车研究提供补贴的手段。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也以同样的方式密切相联。”

从实际角度来看，政府的确履行着各种各样的功能，但这并未说明政府的范围到底应该是怎么样的。有关市场失灵的福利经济学理论就为政府的规范功能提供了基本的尺度。

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政府的作用主要是补充市场失灵，从而纠正因市场失灵而引起的资源配置效率的损失。现代福利经济学原理详细地论证了市场机制何以失灵，政府何以通过公共政策校正因市场失灵而导致的资源配置扭曲。

根据福利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市场失灵是指一系列的状况，在这种状况下，市场机制不能有效地配置资源。市场失灵包括公益物品、外部效应、自然垄断、不完全的市场和信息不完整、不对称，以及收入分配的公平性。

公益物品就是非竞争性的和非排他性的物品。非竞争性是指增加一个使用者并不减少其他消费者的消费量，即消费的边际成本为零。非排他性是指使用者不能、很难或者不必被排斥在对该物品的消费之外。这些特征使得无法、很难或者不必对公益物品进行收费，因而市场机制无法激励个人去提供充分的公益物品，它只会导致供给严重不足，而消费则严重过度。国防是纯粹形式的公益物品，而乡村公路则是地方性的公益物品。与公益物品相关的物品，还有公共财产物品，它具有非排他性但具有竞争性，如公有池塘资源。由市场机制来分配公有池塘资源，其结果就会是水资源的退化，公共草场资源的“公共事物悲剧(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此外还有俱乐部物品，具有非竞争性，但具有排他性，如城际高速公路和收费公路。电影院、游泳池、公共澡堂等也是俱乐部产品。由市场机制供给俱乐部产品，往往导致效率损失。京昌八达岭高速公路是典型的俱乐部产品，建成后实行收费制，导致许多车辆拥挤在两旁的辅路，造成交通堵塞，而高速公路上的车辆却寥寥无几。这显然是效率损失。

公益物品中的一个特例是保险供给。保险是一种私益物品，但是由于信息不对称所造成的市场不完善因素，它也具有非私益物品的特性。微观经济学在分析市场机制进行资源配置时总是假定市场是完备的，信息是充分的，竞争也是充分的，消费者不会进行逆向选择，严格遵守经济人的理性原则。但是事实上，市场却是不完善的，市场所需要的信息是不完整的，或者不对称的。这都将导致市场无法实现资源配置效率。市场不完全，意味着市场上不存在某种物品或者服务的供给，虽然消费者愿意支付比供给成本高的价格时也是如此。消费者如果对某项物品的估价系统性偏低，不愿意支付足够的充分基础教育或医疗保健预防所需要费用，这也将导致资源配置低效率。信息不对称，是指生产者掌握的信息多于消费者或者少于消费者，这时也会导致资源配置低效率。在保险市场中，往往存在逆向选择和道德危害的问题。逆向选择是指保险公司会排除最需要保险的人，而只容纳不怎么需要保险的人。道德危害则是指保险消费者一旦有了保险，就会不去努力避免风险。医疗保健和保险市场普遍存在着上述问题，从而很难保证医疗保健和保险的最优供给。由于信息不对称而造成的市场缺陷，使得这些物品具有了公益的特征。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也应该起一些补充的作用。

外部效应产生于生产或者消费产生外溢成本或者外溢收益，而他人并不因此获得补偿或者付费之时。污染是典型的外部不经济效应，它对社会造成了未补偿的成本。而广泛的教育则具有外部经济效应。由于成本和收益不对称，如果由市场机制来调节资源配置，外部不经济往往造成物品的过度供给或者过度消费；而外部经济则造成物品的供给不足或者消费不足。

自然垄断是由规模经济造成的，它的特征是边际成本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张而递减，从而减少或者消除了竞争的机会。在市场机制条件下，如果任由其发展，那么就会自然而然地形成垄断格局，一旦自然垄断形成，那么垄断者就可以通过限制产出而提高价格，并获得垄断利润。这时如果没有外在的制约，资源配置就会因垄断而扭曲。

以市场为基础的发展能够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促进经济增长，从而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提高了收入，从而使大多数人都从中受益，过上比较富裕的生活。但是增长所带来的收益在不同群体、家庭和个人之间的分配是不同的，这样就会导致种族集团之间、家庭之间、男女之间、个人之间的不平等。有些人群常常不能享受因市场而导致的经济增长的成果，尤其是残疾人、经济上处于不利地位的人，以及生活在贫困落后地区的人，往往被增长遗弃。市场的特点是根据要素禀赋进行分配，其结果是缺少资产和教育的人，往往因无力把握市场经济所创造出来的新机遇，从而导致了贫困。反对贫困问题，依靠社会的力量是不够的，市场机制也很难充分地调动社会力量，来帮助贫困者。在这些方面，政府应该作出自己的努力。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市场经济所需要的基础条件非常缺乏，往往存在着法律缺乏综合症。这时，政府就要致力于提供适合于市场经济需要的法律与秩序，稳定宏观经济，提高政府行为和政策的可信度，保持自身行为的连续性和可预见性，积极反腐败，制约政府对市场经济的不正当干预，为市场经济的充分发育提供有限且有效政府的条件。

第五节 政府的限度

当然，说市场会失灵，只是意味着市场不能充分最优地解决这些问题。实际上，市场本身也能够有效地解决公益物品的供给、外部效应的内在化、信息不对称和收入分配不均问题，只是根据福利经济学的原理来说，它不能保证有效地使供给和消费达到最佳的水平。一些技术变化，很可能改变市场失灵的格局。比如由于技术条件的变化，邮电、电讯业已经可以利用市场机制进行有管制的竞争。而即使亚当· 斯密认为政府应当起主导作用的基础设施问题上，市场机制也已经开始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即使在这些场合，政府也只能起补偿的作用。何况政府也会失灵，而当政府失灵时，它连市场所起的有效作用都会破坏干净。因此，政府一定要慎用，有且只有当市场处理显然失灵，并且政府显然有效时，方能采取行动。

在过去，市场失灵理论为政府的普遍干预和政府规模的大规模扩张提供了理由，现在市场更能够导致发展，政府往往是发展的阻碍，政府的作用仅仅限于根据其能力来补充市场，促进市场，利用市场。这一观念不仅在传统的私人部门已经深入人心，在传统的政府应该干预的领域，也已经成了常识。比如连亚当·斯密都认为提供基础设施是政府三大天职之一(另外两项是国防和治安)，但到了90年代，1994年世界银行发表的有关基础设施问题的报告中，市场也成了发展基础设施的主力。而在我们看来，政府也没有垄断也不可能垄断国防和治安，各国政府，包括中国政府在内，任何政府都没有企图独家垄断国防事业和治安事业。

世界银行在报告中以专栏的形式阐述了1994年世界发展报告的主旨，这就是倡导运用市场的方法来提供发展所需要的基础设施。专栏认为，基础设施可以为经济增长、减轻贫困和环境可持续性创造重大的收益，但只有在它提供的服务可以对有效需求作出反应而且效率较高时才会这样。服务是目标，也是基础设施发展的尺度。基础设施存量方面的大型投资一直在进行，但在很多国家，这些财产并没有产生需要的服务数量或质量。这种浪费的代价是放弃经济发展，丧失减轻贫困和改善环境的机会，代价是高昂的，也是不能接受的。

该报告认为，为了高效率和负责任地提供基础设施服务，需要通过使用三种手段来变革激励机制：商业化管理、竞争和有关人士的参与。政府和私营部门的作用也必须改变。技术革新和试验，再加上提供基础设施的替代方法，标志着改革应遵循下列原则：

像企业家那样管理基础设施，而不能像官僚。应把基础设施的提供看作是对消费者需求作出反应的一个服务行业并按此原则来经营。业绩不佳的原因是目的不明确，财政自主权和财经纪律几乎没有，以及不存在由消费者衡量的最低满意度。许多愿意为绝大多数基础设施服务付费的人为收取使用费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为了确保基础设施的商业属性，私营部门对管理、融资和产权的参与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必要的。

引入竞争──可行时直接引入，否则就间接引入。竞争能给予消费者更多的选择，以更好地满足其需求，它对提供者形成了压力，使之提高效率并对消费者负责。直接引入竞争的方法可以是对没有技术阻碍的活动实行自由准入。间接引入的方法是，对那些存在自然垄断条件的专有服务的提供权进行竞争性投标，以及使服务提供市场化。

赋予使用者和有关人士更多的发言权和实际责任。如果基础设施活动会产生重大的外部影响，不管是好是坏，或者财经纪律还不足以确保使用者和其他有关团体负责，政府就要通过其他手段解决问题。在设计和规范基础设施服务方面，使用者和其他有关人士应有代表参与，在某些情况下，他们应在设计、经营和融资方面发挥重要的积极性。

在融资方面有希望建立公共─私人的伙伴关系。私营部门对新设施能力融资的参与正在扩大。其经验教训是，政府应从简单的项目入手，从而取得经验。投资者的收益应与项目进展情况联系起来。所有必要的政府担保都必须仔细斟酌。

在情况发生变化时，政府将在基础设施领域继续发挥作用。在政府的直接控制下，除了采取改善基础设施提供业绩的措施以外，改善环境状况，以及协调部门间的作用，不论是服务是由国有部门还是私营机构提供的。政府还要负责创建法律和规章框架，支持私人参与基础设施服务的供给。

政府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公益物品，它的许多服务具有不可分性，其许多服务具有边际成本为零的特点。但是这并不是说，政府提供的服务是不需要成本的，是不需要努力的。实际上，各国政府的规模与其能力是一致的。西方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高，政府财政虽然也非常紧张，但其规模要比发展中国家要大得多。因此，西方国家的政府的职能范围也要广泛得多，它们不仅为市场经济提供了广泛的经济自由，提供了充分的法律与秩序，提供了充分的产权保障，而且还在公益物品的供给、外部效应的纠正、完善保险市场、通过收入再分配解决贫困等方面提供了非常广泛的服务。

当然，即使政府能力水平很高的西方国家也开始感到力不从心。70年代末以来，西方国家所进行的治道变革(Governance Transitions)或者新公共管理(New Public Management)运动，实际上就是政府职能超过政府能力、政府财政入不敷出所导致的。

对于中国政府来说，也需要讲究政府职能与政府能力相适应的问题。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国防的公益物品需求不大，可以节约这一方面的财力。而市场经济所需要的最基础的条件如经济自由条件、产权保护条件以及法律和秩序条件，以及市场经济所需要的政府行为的规范化和可预见性水平，却是最缺乏的。计划经济遗产所导致的对经济自由的过分管制，如形形的对私有经济的歧视性规定、繁琐的项目申报和审批程序、有关成立公司的过高的限制性规定、缺乏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法律、执法力度不够、司法不够独立、权钱交易、不公平竞争、假冒伪劣、三角债等，都是市场经济的威胁。政府应该在这些方面加大力度，力争在下个世纪初建立市场经济所需要的最基本的制度条件。

中国政府的职能范围应该与其能力相适应，而且还需要抵制特殊利益集团的压力。199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把所有工业部门全部改为总局，并且在3年之内彻底撤销这些总局；完全撤销8个行政性公司。这一改革顶住了各部门的压力，是一个很有魄力的举动。在其他方面，中国政府也应该不怕得罪人，根据市场经济的需要，来重新确定自己的职能，来重新调整财政支出的重点。比如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中国医疗保障体制由公费医疗制度、劳保医疗制度、农村合作医疗和个人自我保障制度构成。到90年代的今天，除了增加了商业性保险之外，大体格局依然没有什么变化。这一体制中，政府实际上只负责各级政府机关、党派、人民团体和文化、教育、科研、卫生等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二等乙级以上革命残废军人和高等院校的在校学生。在50年代初期，享受公费医疗制度的仅400万人，每人每月经费标准为旧币 15 000元，1991年底享受人数增加为2 800万人，医疗费支出约60亿元人民币，人均支出220元。公费医疗中极少数老革命干部、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享受“医疗照顾”。除此之外，国有企业的职工则由企业自我保险，社会化程度低，经费由企业单位按国家规定自提自用。农村合作医疗是农民群众或集体经济组织自愿组建的。在计划经济中，政府实施的医疗保障政策，实际上是与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原则是一致的，它实际上也违背了计划经济的大锅饭、大平均的原则。

改革开放以来，公费医疗制度基本依旧。但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却因为集体经济的家庭化而遭到了破坏，目前虽有恢复，但依然不可能解决真正的医疗保障问题。国有企业的医疗保健，则由于国有企业的经济状况每况愈下，下岗职工到去年已经达到1 000万人，许多下岗职工虽然有医疗保健之名，实际上却已经不再享受医疗保障。

在医疗保障制度问题上，中国政府的能力是非常有限的，不可能像英国等西方国家那样，实现全面免费医疗。因此，政府应该集中力量，解决一部分的问题。那么，中国政府应该如何选择自己的职能重点呢？这可以根据不同的原则来进行取舍。如根据行政管理效率的原则，可以继续过去的做法，把政府的财力继续集中在公费医疗领域，这样管理起来方便，也适应政府能力有限的实际情况，并且也不会引起特殊利益集团的抵制。但根据公平原则，中国政府应该把有限的财力放在基本医疗方面，并且不分干部、职工或者农民，一律实施。根据这一原则，应该废除目前带有劫贫济富性质的作为计划经济遗产的公费医疗保障制度，集中力量解决因市场化改革而产生的贫困阶层的医疗保障问题。自然，在这个问题上，公平原则显然应该压倒劫贫济富的原则。1999年开始，中国政府开始公费医疗制度改革，实行普遍的城镇医疗制度，个人账户与大病统筹相结合，这种制度既解决了城镇居民得大病的风险，也解决了个人节约医疗费用激励不足的问题，并且使得公费医疗在城镇领域里面普遍化。这是一个非常可贵的进步。在此基础上，中国政府还需要把这一制度推广到全国，对全体公民实行同样的医疗制度，并对于贫困阶层实施医疗救济的特殊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