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联系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联系，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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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发展经济增长区域金融发展区域经济增长

金融是现代经济活动的核心，金融资源的数量及其配置效率是一国或地区经济增长与发展的重要约束条件。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也是金融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在空间上的具体化。实践证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愈高，越需要强大的金融做基础，金融的作用就愈强。区域金融活动的主要作用在于分配资金，其运作机制就是金融活动影响储蓄和投资，储蓄和投资影响资金流量结构，再影响生产要素的区域分配结构，最终影响到区域经济增长。如果是区域金融体系较完善，金融发展水平较高，则对本区域经济增长与发展必然起到促进作用，进而通过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提高资本的使用效率，调整区域产业结构，促进区域经济增长，达到金融体系和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

因此，区域金融理论不是区域与金融的简单叠加，而是将区域与金融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观察，分析其产生、发展、运动的规律，探讨的核心是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在地域上的表现，或者说是对区域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间互生共长关系的研究。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是相互依存的统一体，两者相互作用，共同发展。

一、区域金融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1、区域金融发展有利于促进区域资本的形成。一个区域若没有足够、持续的资本供给，既不能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也不能促使区域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区域资本的形成和积累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资本的积累在很大程度上又是由储蓄的规模和资本产出效率决定的。区域金融发展之所以能够增加储蓄规模，原因在于实际利率水平、资本市场的发育程度、金融资产的多样化程度以及金融部门的效率和融资机制会影响到储蓄率和储蓄向投资的转化率。金融系统越发达、金融机制和金融工具提供的选择机会就越多，金融服务越便利周到，人们从事金融活动的欲望就越强，一些非生产性的或暂时闲置不用的资金就可以被吸引到生产性用途上来，储蓄率就会提高，资本积累的速度就会加快。同时金融发展和健全的金融制度降低了信息和交易费用，从而影响到了储蓄水平、投资决策、技术创新以及长期经济增长速度，进而提高了储蓄向投资的转化率。在实际中，金融通过直接和间接两种融资方式能将区域内、外企业和居民的盈余资金通过储蓄间接转化为投资或直接转化为投资而形成资本，从而对区域经济增长起着第一推动力的作用，这也是金融的基本功能。

2、区域金融发展有利于改善和提高资源配置。金融对经济有显著的结构调整功能，其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为产业结构调整创造有利条件。资本市场中，企业资产可通过证券化形式，在不改变所有权的前提下，借助使用权的转让，引导企业资源从一个行业或企业转向利润率更高的行业和企业，改变资源配置结构，从而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和调整。二是扩大产业结构调整增量资金来源。产业结构调整需要大量的增量资金投入，以股票、债券等金融工具为主的资本市场，作为一种直接融资机制，可以根据资金的趋利性，吸引国内、外的资金更多的投入到优势产业、新兴产业。三是拓宽产业结构存量调整空间。增量投入往往会受到资金来源的约束，而改变现有资源在不同产业间分布，能迅速实现存量结构调整。不同企业间的资产重组是存量调整的一种非常有效的操作方式，借助资本市场的虚拟化资产具有较高流动性的特点，可使资金向不同地区，不同所有制，不同行业间的流动与组合，又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资产存量调整所需的资金，可加快存量调整的步伐，拓展调整空间。总之，区域金融对区域经济有显著的结构调整功能，并通过它实现资金配置效益最大化，从而实现资本边际生产力的提高。

3、区域金融发展具有引致其它资源要素流动和聚集的作用。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在经济运行中是联系其它部门的纽带，它通过资金这种特殊资源的流动，起着引导和配置其它资源在区域内和区域间的流动，从而获得本地区稀缺的资源。例如，由于物随钱走，伴随着资金在区域内的流动，相应就会带来技术、信息等要素。同样劳动力资源要素的流动也受经济利益的驱动，哪里有资金有项目，劳动力就往那儿流动。

4、区域金融发展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分工与合作。首先，金融促进区域经济的分工。区域分工是由于各地区生产要素的禀赋差异和生产要素的不完全流动而引起的产业活动在区域上的差异。金融通过区域性的信贷、区域性的资本市场及引进外资等手段，合理支持地区性优势产业的发展，并使各地区形成不同的主导产业部门，从而促进了区域分工的形成。其次，金融促进区域经济的合作。合理的区域分工是有效的区域合作的基础，没有区域的分工，就没有区域经济的协作，也就更没有区域间的开放。区域经济的协作要以统一的、开放的金融体系作为基本前提。一个按照经济区设立的中央银行分支行体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政府行为对金融系统的直接干预，这样就提高了区域经济有效协作的可能性。随着区域性、全国性的资本市场的形成，资本市场本身的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将促使区域性主导产业带动并促进区域经济的协作。再次，科学的区域性金融投向能够缩小区域间的差距。区域间“梯度”差异的存在是客观的事实，它是产业生命周期在空间上的一定程度的自然表现形式，但“梯度”的差异不能作为区域经济发展顺序的人为的出发点。落后地区可以在区域性金融政策的直接支持下，配合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和对口支援等制度，缩小区域间的差距。

5、区域金融发展能够推动科技进步，提高要素生产率。无论是社会生产力体系中诸要素面貌的重大改变，还是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抑或经济发展速度的提高和产品竞争力的迅速增强，均离不开科技进步的巨大作用。调查表明，科技投入缺乏是科技进步和科技成果转化的主要障碍。金融发展过程客观上推动了经济货币化、金融化进程，从而一方面为金融产业乃至整个社会的技术创新提供更强的资金支持。另一方面帮助科技成果迅速传播、普及，加速向现实生力的转化。

二、区域经济增长对区域金融发展的作用

1、区域的经济运行状况决定区域金融运行及其效率。在现代货币信用经济条件下，基本经济状况决定和支配着金融资源的供求及其平衡。国民经济运行对金融资源分配的决定作用主要表现为经济规模扩大，而经济规模的扩大不但会引起金融资源供给与需求规模的相应增长，而且还会直接影响到金融产业的发展。从理论上讲，经济效率决定金融效率，区域经济效率的提高在保证国民经济稳定增长的同时，会改善金融交易者包括金融资源供给者和金融资源需求者的交易地位，使金融市场的投资者和融资者的满意程度均不同程度地提高，从而提高金融效率。同时，区域金融效率还要受到区域经济结构的影响。经济结构的变化不仅可以引起金融资源需求结构的变化，从而改变融资结构，影响金融效率，而且还可以改善国民收入分配状况，从而引起金融资源供给结构的变化，进而影响金融效率。

2、区域金融创新环境影响到区域金融资源配置的效率。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进行了大规模的金融创新。金融创新是金融资源分配规模不断扩大、金融需求不断多样化和金融效率不断提高的客观要求，是金融经济迅速发展的内在动力。而金融创新的程度客观上取决于金融创新环境，从而区域金融创新环境作为区域创新环境体系中的一部分，必然影响到区域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

3、市场化进程的区域差异影响到金融资源的跨区流动。比较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种制度安排，很明显，只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资源才能随着货币信用体系的发展独立生成为一种特殊的资源，并在经济资源分配中发挥着引导作用。区域市场化进程的差异，直接造成金融资源的供求在空间上的非均衡分布。如果是过度的区域差异，必然大大降低金融资源配置的效率。

参考文献：

1、沈丽：区域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相关性研究[J]《经济师》20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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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创业活动；经济增长；区域经济；CPEA指数

中图分类号：F01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10X（2012）01-0061-07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30年多的高速增长，被誉为“中国奇迹”，而创业活动的持续活跃是“中国奇迹”出现的关键。在30多年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是非均衡的，区域之间创业活动活跃程度的差异是解释中国区域经济非均衡增长的重要因素。对创业活动与区域经济增长绩效之间差异的研究，不仅可以为解释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非均衡现象提供一个新的理论视角，而且有助于我们深入思考如何通过构建创新和创业环境促进新的创业活动的涌现以驱动中国未来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一、近期有关创业活动的讨论

自现代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创建之日起，对经济增长及其来源的探讨始终是经济理论研究的主题。早在20世纪初，以熊彼特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就认识到创新是经济增长和发展的主要驱动力。但是，随着新古典经济学价格理论和凯恩斯宏观经济学主流地位的确立，创新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逐渐脱离了经济理论研究的视野。

在主流经济理论中，经济增长仅仅被看做是一个投入产出函数。通过“增长核算”把经济增长的贡献分解到劳动、资本和技术进步等因素上，以考察经济增长的可获得性。由于研究方法的局限性，主流经济理论及其“增长核算”方法无法揭示经济增长的本质。经济增长是复杂经济系统的动态发展过程，是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难以机械地分解到每个要素①。从过程的角度看，新知识的创造及其商业化是当代经济增长最基本的驱动力量。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美国新一轮经济增长的研究表明，由于组织变革和经济激励的相关变化，科技已经在20世纪美国资本主义制度下成为一种内生变量[1](P77]。而使科技成为资本主义经济增长内生变量的，是自由企业经济体的创业和创新活动[2](P2]。

创新是新知识的创造和商业化，是一个动态发展过程。创新不仅包括新知识、新技术和新产品的创造和研发，而且包括新知识、新技术和新产品的商业化和市场的推广普及。当从过程的角度理解创新时，我们就会发现，用R&D投入和人均受教育的年限等表达技术进步的指标度量创新和经济增长仅仅是主流经济理论及其“增长核算”方法的延续。摆脱“增长核算”思维的关键，是找到一个可获得的综合性指标度量创新过程。这个指标就是创业活动。因为，创业活动是新知识的创造及其商业化的主体，新产品和新技术的研发和市场推广普及是企业创业活动的结果。当我们把创新看做是一个新知识创造及其商业化的过程时，作为创新主体的创业活动既是驱动创新和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又是度量创新和经济增长的关键指标。主要根据有三：一是创业活动是创新的主体，创业活动的活跃程度代表了创新及其扩散的质量和速度；二是包括大学和政府研究机构等在内的创新商业化过程中参与者的活动都是围绕创业活动而展开的；三是影响创新和经济增长的组织和制度创新同样是围绕着创业活动而进行的，创业活动的活跃程度本身就反映了组织和制度创新和发展的状况。从近期的文献看，熊彼特传统在经济增长理论研究中的回归集中表现在把创业活动看做是经济增长的来源和度量指标，考察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这些研究不仅仅试图用创业活动的活跃程度度量经济增长分析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而且对创业活动如何影响或决定经济增长的机制进行深入考察。例如，Carree and Thurik指出，经济系统中创业活动的缺乏将通过创新活动的减少和获利机会的丧失，带来市场竞争的减弱和经济增长的下降。参见David B. Audretsch，Zoltan J.AcsHandbook of Entrepreneurship ResearchKluwer-Academic Publishers,2003.

在Audretsch的创业经济模型中，创业活动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机制是知识外溢、对竞争的促进和市场的多样化。其中，知识外溢引致的进一步创业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AudretschD.B，Roy ThurikCapitalism and Democracy in the 21st Century:From the Managed to the Entrepreneurial EconomyJournal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 2000，（10）；AudretschD.B.，Roy ThurikA Model of the Entrepreneurial Economy.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trepreneurial Education,2004，（2）。。

作为创新的主体，创业活动不仅包括中小企业而且包括大企业。其中，大企业的创业活动主要是沿着现有技术轨迹而展开的增量创新活动，而中小企业的创业活动则主要是围绕着新产品的开发和新兴产业的启动和发展进行的。因而，中小企业的创业活动对经济的长期增长和发展具有更实质性的影响。2007年2月，美国国会竞争力委员会了一份题为《美国的立足之地：创业》的报告。该报告指出，20多年来，美国经济能够保持持续增长和充分柔性的关键驱动力是中小企业创业活动的涌现。Carl Schramm指出，美国之所以能够生存，并在世界范围内保持其经济和政治的领导地位，创业活动是核心竞争优势，除此之外，没有什么能够为我们拥有超级经济力量提供支撑的了[3]。

正是因为认识到中小企业创业活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在当前的研究中主要选取新增企业数衡量国家和区域创业活动的活跃程度，展开创业活动与经济增长之间联系的实证研究。Reynolds利用美国382个劳动市场的企业创建和倒闭数据，对经济增长与企业进入和退出动态过程之间的联系进行研究，发现新增企业数与就业增长之间存在一致性[4]（P25-31]。Acs and Armington则直接使用新增企业数据分析创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在美国劳动市场的私有经济部门高水平创业活动与高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5]。世界银行发展研究组织利用84个国家2003年～2005年正式注册的总企业数和新增企业数对创业活动与国家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分析发现，私有部门商业环境的改善对活跃创业氛围和促进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6]。为了更准确地刻画创业活动，全球创业观察项目（GEM）提出了全员创业指数（TEA指数，即一国18岁～64岁成年人口中从事创业活动的人数所占的比例），目前TEA指数已经成为被学术界广泛认可的衡量创业活动的关键指标。

借鉴TEA指数方法，本文试图通过构建一个衡量中国创业活动活跃程度的CPEA指数，对创业活动与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绩效差异之间的相关性进行实证研究，考察创业活动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和区域发展格局的影响，为探索新一轮经济增长的来源和制度变革方向提出政策建议。

二、中国区域创业活动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一）度量创业活动活跃程度的指标选取

由于TEA数据的不可获取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TEA指数的统计从2002年才在中国开始，之前的数据已经无法通过问卷的方式获取；二是相对于中国的人口数量，已有统计的样本容量太小，在显示区域差异的问题上能力有限。，本文试图选取新增企业数来衡量中国区域创业活动的活跃程度，但进一步的分析发现，由于中国经济处于转型过程之中，企业的创建与退出并不都表现为创业活动如国企的重组，国企从一些行业中退出等实际上并不是创业行为的表现。例如，2000年～2007年间，中国国有企业、集体企业、股份合作企业和联营企业的数量呈负增长，其中国有企业数量下降最快，减少了76%，而私营企业的数量却在8年间增加了7倍。。因而，发生在私人部门中的企业创建活动即新增私营企业数，是中国创业活动活跃程度更为真实的反映。为此，本文将选取中国私营企业创业指数（CPEA指数）GEM项目中国团队提出了用这一指数来衡量中国不同地区的创业活动水平。作为衡量区域创业活动活跃程度的指标。CPEA指数的计算公式为：

CPEA指数=3年新增的私营企业数量*10000/15岁～64岁人口数一般认为，一个企业从创建到成熟需要3年左右时间，因此，创建时间在3年内的企业基本都可以看做是新创企业。

根据中国资讯行业数据库和中国宏观数据挖掘分析系统中统计的1997年～2007年私营企业数据，本文计算出了2000年～2007年各地区的CPEA指数（见附录1），同时选取中国31个省市GDP增长率的年度环比数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绩效的指标。

（二）中国创业活动活跃程度的区域差异分析

1.中国区域创业活动的总体特征

如表1所示，总体上看，中国的创业活动活跃程度在区域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表现出东高西低的态势。区域创业活动最为活跃的东部地区是中国经济增长最快的区域，而创业活动不活跃的西部地区则是经济增长较慢的区域。

2.中国东部地区创业活动特征

图1显示的是中国东部11个省市2006年和2007年的CPEA指数。总体上看，我国东部地区的私营企业创业指数处于较高活跃程度。从图1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1）东部各省市创业活动活跃程度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其中，私营企业创业活动最活跃的地区是上海和北京，其次是江苏、广东、浙江、天津，再次是海南、辽宁和福建，而最不活跃的是河北和山东山东可能是一例外，一方面山东的人口基数大，人均GDP较低；另一方面山东的经济发展主要依赖国有和集体企业，私营经济则相对不发达。。（2）东部地区创业活动的地区差异基本反映了各省市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上海和北京是中国经济发展水平领先的两个直辖市，江苏、广东、浙江和天津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于其他东部省市同样较为突出。

图2描述了中国中部地区2000年～2007年创业活动活跃程度的变化情况。从中可以看出，中国中部各省市私营企业创业活动活跃程度基本保持了较为稳定且相对一致的变动趋势，创业活动活跃程度没有表现出显著的差异只有山西2006年和2007年的CPEA指数的增速超出了原有的增长轨道，这反映了山西近年来私人创业行为在增加。。与之相对应，创业活动活跃程度的变动趋势与中部地区各省份经济发展相对均衡的状态基本相符。

业活动同样存在较为明显的地区差异特征。其中，新疆、宁夏、四川、重庆属于创业活动较为活跃的省份；、内蒙古、云南属于次活跃省份；广西、贵州、甘肃、陕西、青海的创业活动活跃程度则处于10以下的较低水平。从西部各省份人均GDP增长的差异来看，没有表现出与创业活动活跃程度差异相符的特征，这主要反映了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主要不是来自私营企业的创业活动，而与国有和集体企业的规模扩张相关。

（三）中国创业活动与区域经济增长绩效差异分析

1.创业活动与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总体分析

通过分析2000年～2007年的CPEA指数与当年GDP增长率、第二年GDP增长率以及两年后GDP增长率的关系可以发现：（1）用CPEA指数衡量的中国创业活动与不同年份区域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特征差异不显著。创业活动与经济增长之间并不是简单的线型关系，反映了中国私营企业创业活动在促进地区经济增长作用上的复杂性。（2）当CPEA指数处于0～40之间（这是数据最集中的区域）时，创业活动与GDP增长率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说明，在这一阶段创业活动对活跃地方经济、促进地区经济增长方面作用明显。

2.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创业活动与经济增长分析

为深入研究创业活动与区域经济增长绩效之间的关系，本文将全国31个省市按照东、中、西划分为三个区域，分别计算出2000年～2007年每个地区的CPEA指数和GDP增长率之间的关系（见附录2）。

通过对分组数据的分析发现，中国私营企业创业活动与当年、第二年的经济增长率之间呈现出一定的正相关性，但这种相关性同样表现出一定的区域差异（见表2）。当进一步将中部和西部作为一组，将东部地区作为一组分别进行分析时，我们发现，中国私营企业创业活动与当年GDP增长率高度相关；与第二年的GDP增长率适度相关；与两年后的GDP增长率则不相关。

通过东部和中西部两组数据的对比发现，创业活动在中国沿海省市与非沿海省市对经济增长的效果是不一样的，创业活动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在沿海地区表现得更明显。根据这一结果我们可以初步推断：活跃的创业活动使东部地区获得了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和成就，而创业活动的低迷制约了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活力。

三、结论和政策建议

对中国创业活动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实证分析表明，创业活动活跃程度与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绩效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其中东部地区创业活动活跃程度较高，经济增长速度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从东、中、西部地区内部看，各省市之间创业活动活跃程度同样表现出差异，并与地区经济增长绩效总体相关。本文的研究表明，创业活动活跃程度是解释中国区域经济增长速度和水平差异的重要变量，如何有效地促进创业活动的涌现和活跃程度的提高，是实现区域经济持续增长和发展的关键。

面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创业活动尤其是创业活动质的变化，将成为影响未来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变量。创业活动质的变化主要指创新活动从以生产为导向到以创新为导向的创业活动的转变。在即将出现的新一轮经济增长过程中，如何构建创新和创业环境，促进新的创业活动的涌现和活跃程度的提高是实现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本文的政策建议包括五个方面。第一，要构建一个支撑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有效激励创业活动的制度框架。鲍莫尔指出，经济系统中有限的企业家资源在生产性和非生产性(寻租)寻利活动之间进行配置的方式是由特定的制度框架决定的，而减少非生产性寻租，增加生产性创业，尤其是创新型创业是构建有效促进经济增长和发展制度框架的方向。第二，消除对创业活动的限制，使创业更容易，成本更低。例如，进一步对民间投资放松管制，推广互联网和云计算等有利于降低中小企业创业成本的通用技术和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建立和完善创业指导和孵化体系和机制。第三，完善创业融资环境，为中小企业提供有效的资金支持。目前，中小企业融资难已成为制约企业成长的重要因素。通过推广小额贷款和其他抵押贷款等形式，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将助推中小企业的快速成长和发展。第四，建立覆盖创业和快速成长在内的有效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体系。例如，制定针对创业活动的税收优惠政策、有效促进创业企业快速成长的瞪羚计划和知识产权保护计划，可有效地促进中小企业的创业和快速成长。第五，抑制非生产性活动的泛滥，尤其是要规制现有企业的垄断行为对创业活动的影响。例如，在启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过程中，中小企业往往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由于受到现有企业的干预，政府的行业管制往往鼓励现有企业的垄断行为，不利于中小企业的发展，从而阻碍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顺利启动和发展。

参考文献：

[1]Nathan Rosenberg.20世纪美国的内生力量［M］∥[美]伊坦•谢辛斯基，罗伯特•J斯特罗姆，威廉•J鲍莫尔自由企业经济体的创业、创新与增长机制北京：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2009.

[2]［美］威廉•鲍莫尔.资本主义的增长奇迹[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4.

[3]Carl SchrammYour Place in the Entrepreneurial Economy[DB／OL]［2007-05-10］.

[4]Zoltan J.Acs,BoCarlsson，Charlie Karlsson.Entrepreneurship,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and the Macroeconomy［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

[5]AcsZ.J，Catherine Armington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and Economic Growth:An Empirical Analysis[J]Paper prepared for the Kaufman Foundation，2002，（3）

[6]Leora Klapper，Raphael Amit，Mauro F. Guillén，Juan Manuel QuesadaEntrepreneurship and Firm Formation Across Countries[R].The World Bank Development Research Group Finance and Private Sector Team,2007，（8）责任编辑：陈文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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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阶级的要求，为工人阶级政党进行合法的、和平的斗争提供可能，才使欧洲社会主义运动呈现出历史所展现的样子。人们的实践不能局限于既有理论的框架，理论应该根据实践的变化而发展。所以，西欧社会改良式的社会主义虽然背离了的初衷，但确实是在西欧社会环境剧变的背景下对自身理论的调整和适应。

由于欧洲各国的具体情况不同，它们国内社会民主主义的发展演变也不尽相同。在以瑞典为代表的北欧、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欧、以德国为代表的中欧，社会面临的问题、经历的发展也各不相同，这呈现出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的多样性。这说明，社会主义的发展并没有统一、固定的模式可言。由于世界各国发展的不平衡，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也必然表现出多元性。对于20世纪前期的俄国、中国等国家来说，由于在历史上缺乏民主传统，在现实中，无产阶级没有通过和平改良方式实现自己政治主张的可能，这些国家的工人阶级政党只能作为工人、农民的先锋队，向他们灌输社会主义思想，发动他们举行社会革命。因此，东方世界的社会主义运动走上了通过暴力革命建立无产阶级的道路，这与西方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情况迥然不同。我们不能简单地断言谁是的正统，而只能说，东西方社会主义的实践都是这些国家工人阶级政党根据本国具体情况、理论联系实践的结果。现实存在的复杂性，决定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多样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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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口红利 经济增长 产业结构 关系

随着人口不断的增长，人口红利逐渐显现出来，随之对人口红利的讨论也越来越多。为了更好对人口红利的影响和作用进行分析，下文对其概念和与经济增长、产业结构的关系进行详细论述。

一、人口红利概念和人口红利研究的必要性

1.人口红利概念

目前来看人口红利问题仍处于研究阶段，还没有明确的定义，现有的研究归纳起来主要有结构论、期限论和因素论等三种定义。结构论认为出现人口红利现象是由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而使劳动力参与到经济建设中的经济增长效应；期限轮则认为能增加劳动力和储蓄，带动投资、人力资源提升，增加就业机会并在人口结构稳定时期促进经济增长的现象就是人口红利；因素论则认为在劳动人口比重较大的情况下，人口生产性和社会储值就可能变强或变高，这种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因素就可以称为人口红利。

2.人口红利研究的必要性

基于上述对人口红利的解释和论述，可以知道人口红利对于经济增长、产业结构调整是有一定促进作用的。而现在对人口红利的研究还处于人口视窗期阶段，但学者对人口红利的研究还是达成了一定的共识。就现在人口现状来看，少儿人口比重处于下降趋势，劳动人口比重处于上升时期，这种明显的人口结构特征，对经济增长是有一定促进作用的。对于人口红利起始时间的研究，则存在不同的看法。其中一些学者认为中国人口视窗期截止到2030年就会结束，经过四十多年发展，2010年后人口老龄化比重会逐步上升而使经济负担加重，到2030年前后这种经济负担就可能和最初人口视窗时期相似。另外一些人则表示1982～2000年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贡献较大，而从2000年之后社会逐步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人口红利对经济的作用也随之降低，到2015年左右，人口红利可能出现负增长且老龄化比例迅速上升。这种情况下，不仅不会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反而会增加经济负担甚至出现人口负债现象。此外，一些人对人口红利引发的一系列的问题也有争议。一部分人认为劳动人口老龄化比例的上升可能会使抚养负担加重。而这种认识相对片面，劳动年龄阶段的人口也不一定都参与社会生产，加之被抚养的老人或少儿的消费需求也不同，单纯以被抚养人口多少对人口红利进行衡量缺乏科学性。在此基础上另一部分人提出以不同被抚养对象消费标准、社会抚养比和产业劳动生产率作为标准，来衡量人口红利则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因此，要想使人口红利更好的发挥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调整作用，还需要对人口红利进行进一步研究。

二、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之间的联系

（一） 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上述内容虽然对人口红利进行了不同定义，但是并没有得出明确的人口红利结论，相关内容也仍处于研究阶段。而可以肯定的一点就是经过人口转型的国家会出现人口红利。人口红利最早是在西方发达国家出现的，然而当时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并不是很明显，也就使得人口红利和经济增长没有太多的关联。亚洲人口红利的出现和不断的发展，使得人口结构变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逐步显现出来。从这时起人们开始关注人口红利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长期的研究过程中一些专家学者对人口红利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心存疑惑：在劳动力丰富的时候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随着老龄化人口的增多，劳动力资源很可能会随之减少，人口红利是否还会对经济发展有促进作用。对于这疑问可以从人口红利对生产影响、消费储蓄影响两方面进行分析。

1.人口红利对生产领域的影响

从上文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人口红利对生产领域的影响实质上就是劳动力资源的供给程度。就我国现在劳动力资源现在来看正处于最丰富时期，而随着老龄化人口的增多，截止2015年左右，劳动力资源可能迅速减少，劳动力不足的时代即将到来，人们对人口红利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有疑问也实属正常。但是我们却忽视一个问题，我国是农业大国，农业人口比例占总人口比例相对较大，未来仍可能会有相当一部分劳动力资源涌入城镇充实劳动力资源。况且我国现在正在进行新型城镇化建设，每一年都会有一大批劳动年龄人口参与其中。因此，未来二十年以上的时间内是不会出现劳动力资源减弱或枯竭现象，仍会有一部分劳动力资源投入到城市建设中来，并持续推动经济高速增长。

2.人口红利对消费和储蓄的影响

从消费和储蓄角度来说，人口老龄化的增长和劳动力人口的减少，在一定时间内并不一定会较少消费和储蓄值，相反可能会使储蓄值上升。老龄化初级阶段很多老人仍会有储蓄倾向，从这种状况来看，人口红利看似结束实质并非真正的结束，很可能持续促进经济增长。因此，从目前现状来看担心人口红利不能促进经济增长是片面的，但是不得不注意的是有红利也必然会有债务，老龄化人口持续增多，可能会使劳动力负担和成本加重，加之劳动力人口的减少，生产性人口比例会下降甚至影响生产率削弱竞争力，从而影响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通过完善全民社会保证和对产业结构进行调整，以使我国经济发展更具活力。

（二）人口红利与产业结构的关系

人口红利不仅与经济增长有一定联系，与产业结构也有一定联系，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从其优化产业结构的升级过程中，可以看出产业结构科学合理与否，对国家经济发展程度具有标志性作用。而人口红利又是产业生产经营中必不可少的资源，产业结构优化过程中需要大量劳动力资源，提高产业效率来促进企业经济增长和国家经济增长。就近几年实际状况来看劳动力资源和产业结构之间有明显的不协调现象。

在对人口红利和产业结构调整进行分析前，有必要对大的经济背景进行分析。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形成，国际间的竞争更加激烈。企业为增强经济竞争力，不断的研发新技术和新产品，这就使得劳动密集型产业减少，知识密集型产业增多。再加上农业科学技术的进步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越来越多，不能为更多的劳动力资源提供岗位，而我国现在正处于人口红利期。在这种情况下，就应该妥善解决好这些富余人口就业问题。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提出，给予产业结构调整以灵感，在产业结构调整中可以将劳动密集型的产业移至城镇，如农产品加工企业移到农村，不仅能就近获取资源，也能为剩余劳动力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因此，在协调人口红利与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就是协调人口迁移和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

结束语：

综上所述，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调整是有一定联系的。产业结构调整是受大经济环境影响而进行的，经济增长也是伴随着产业结构调整而实现的，产业发展离不开劳动力资源的劳动，人口红利又与经济增长有一定联系。人口红利方面的研究目前仍不成熟，为了更好的发挥人口红利作用，还需要对人口红利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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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市场分工;股票市场; 银行;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830.9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3544(2009)04-0061-04

金融与经济的关系研究近年来受到研究者的密切关注。回顾现有文献可以发现,大量的经验性研究验证了金融市场分工与经济增长在统计意义上的相关性。不同国家的金融市场分工有着很大的差别, 在对金融市场分工的比较研究中,有些研究者将其划分为银行主导型和市场主导型两种市场分工模式, 据此考察金融市场分工对经济的不同影响。但是这一通行的模式划分并不适合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金融系统,而且比较研究定义中的代表性国家的金融系统也出现了不断趋同的变化。因此基于此的复杂比较研究不能揭示出决定不同金融市场分工演进的内在因素,对金融市场的演进缺乏足够的解释力,从而需要对金融市场分工对经济的影响以及金融市场分工演进进行更深入的了解。本文试图总结前人的研究,为今后研究金融市场分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夯实理论基础。

一、 金融市场分工与经济增长的理论解释文献述评

(一)产品信息和资本配置

在进行一项投资之前,都会涉及到公司评级、管理者资信和市场状况的调查,这些都需要很高的成本。在投资过程中,投资者并不具备收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信息成本之高使得资金很难投向高利润率的项目。因此,尽管很多模型都假设了资金逐利性原则,但是这个假设前提是投资者可以较低的成本获取信息。

金融中介的产生降低了信息搜寻成本,提高了资源的配置效率(Boyd and Prescott,1986)。因此,投资者会通过金融中介获得投资项目的相关信息。金融中介能够通过降低信息成本促进经济增长。假设很多厂商缺少资本同时资本又是稀缺的,金融中介由于拥有大量信息,在提供融资便利的同时也使得资本配置效率得到了提高(Greenwood and Jovanovic,1990)。同时,由于金融中介能够识别最好的生产工艺,其能够帮助具有新产品和新工艺的企业在技术创新方面得到快速发展(King and Levine,1993b;Galetovic,1996;Blackburn and Hung,1998;and Morales,2003)。

上市公司信息的强制性披露、市场容量的日益扩大以及更具流动性的中介机构更加倾向于公司信息的深度挖掘,因此从一个大而流动性强的市场中获取信息是十分容易的事情(Grossman and Stiglitz,1980;Kyle,1984;and Holmstrom and Tirole,1993)。由于市场的容量大,流动性强,中介很容易掌握隐蔽信息从而在市场中获益,所以这样的市场会彰显信息价值,促使经济资本的优化配置(Merton,1987)。

资本市场瑕疵也会通过阻碍资本投资影响到经济增长(Galor and Zeria,1993)。由于资本投资不能细分,以及资本市场不完善,原始的财富分配会影响到谁将会赢得资源用于资本的扩大再生产。这就产生了一个次优的资源配置,不论从短期还是长期的产出上来看都是如此。

(二)公司治理和经济增长

公司治理是理解经济增长和金融资源配置的核心。资金供给方对厂商的监督会使厂商更加合理地利用资金优化资源配置。进一步讲,股东和贷款人可以有效地监督厂商,以使公司的管理层以实现公司价值最大化为目标,这有助于厂商更有效率地配置资源,也使得存款人更偏好金融产品与金融创新;反之,若没有改善公司治理的金融安排,会妨碍储蓄转化为投资,也妨碍资本流向盈利性项目。

金融市场摩擦在某种程度上会阻碍股东行使权利,弱化公司治理,这使得经理层投资于能增加其自身利益的项目,而非有助于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的项目。信息不对称广泛存在于经理层和小股东之间,同时经理层对信息的获取具有巨大的裁量权。进一步讲,小股东普遍缺少专业知识和激励措施去监督经理层,因为对经理层的监管和公司治理施加成本耗费巨大而且非常复杂。这就可能出现“搭便车”问题,因为每一个股东所持的股票数额很少,每一个投资者都希望他人承担监管费用,所以真正的监管并不存在。由此产生的信息不对称存在于经理层和分散的小股东之间,意味着投票权机制没有效果。同时,董事会也没有代表少数股东的利益。经理层可能会控制董事会, 使董事会按照经理层的意志作出决策,而不是按照股东的利润最大化这个目标作出决策。最终,很多国家的法律都没有充分保护小股东利益。因此,庞大的信息和合约成本制约着小股东参与公司治理,这不利于资源分配和经济增长。

解决小股东不能有效参与公司治理的一个途径是公司拥有一个股权集中的大股东,但是这种所有权机制本身也存在着缺陷(Levine and Laeven,2008)。大股东有获取信息,并对经理层施加监管的强烈动机(Grossman and Hart,1980)。然而,大股东的存在产生了另一个问题:控股股东和其他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Jensen and Meckling,1976)。控股股东可能会征用公司的资源,或者提供工作,使用特权,以及在商业交易上挥霍无度,从而伤害公司及社会的利益,但是这些确实使得控股股东受益匪浅。庞大的控股股东会形成金字塔式的权利家族,交叉控股,超级投票权,使得他们可以控制很多集团公司和银行(La Porta et al.,1999;Coprioet al.,2007)。

一部分模型认为运作良好的金融中介通过提升公司治理水平能够对经济增长产生作用。Bencivenga 和 Smith(1993)认为金融中介能够通过节约监管成本,提升公司治理水平, 从而提高生产率、 资本积累, 促进经济增长。Sussman(1993)、Harrison,Sussman和Zeira(1999)构造了一种通过让金融中介消除信息不对称使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模型。De La Fuente and Marin(1996)基于创新活动,构造出了另一种模型,在模型当中,金融中介承担对创新的监管工作。这提高了信贷在相互竞争的技术生产者之间的配置水平,也促进了经济增长。

(三)风险降低

金融合约、金融市场和金融中介的出现可以通过对冲的形式,分散风险集中的资源,影响了分配和经济增长。传统金融理论的重点在于截面多样化的风险。金融系统可减少与个人项目、企业、行业、地区和国家等相关的风险。银行、共同基金以及证券市场都可以提供交易工具, 集聚资金和分散风险。金融系统提供风险分散的能力可能会影响经济的长期增长,改变资源分配和储蓄率。虽然储户普遍厌恶风险,但是风险高的项目回报往往高于风险低的项目回报。因此,金融市场在提供便捷服务、分散风险时,往往诱使人们将投资组合转向具有较高预期回报的项目(Gurley和Shaw,1955;Patrick,1966;Greenwood和Jovanovic,1990)。 从技术变革上看,King 和 Levine(1993b)认为截面风险分散化可以刺激创新活动的产生。持有多样化的投资组合的创新项目,可以降低风险,促进投资增长和创新活动。因此,金融系统有助于分散风险,可以加速技术变革与经济增长。

流动性和经济发展之间产生了一种标准的联系,因为有些高回报的项目,需要一个长期承诺的资本,但储户不喜欢长期放弃他们对储蓄的控制。因此,如果金融系统不增加长期投资的流动性,就不会有人对高回报的项目进行投资。促使经济增长的关键创新是18世纪英国资本市场的流动性。在具有流动性的资本市场里,储户可持有流动资产:如股票、债券,在投资者需要现金的时候,这些金融工具可以很快变现。同时,资本市场把这些流动性的金融工具转变成长期投资的资本。因而,工业革命需要一个金融革命,使大量的资本承诺可长时间使用(Bencivenga,Smith,and Starr,1995)。

Levine(1991)表明,内源性资本市场的形成提供的流动性可能会影响经济增长。具体来说,储户遭受冲击时,增加其对流动资金的需要时可以出售他们的未来利润。市场参与者不关心其他人是否受到冲击或参与者不需进行面对面交易。因此,流动的股票市场,股权持有人可随时出售其股份,而公司已经永久地借入了来自初始股东的投资资本。通过促进贸易,减少股票市场流动性风险。由于股市交易成本下降,更多的投资者投向具有流动性和高回报的项目。如果非流动性项目能够产生足够大的外部性,那么股市的流动性会诱导经济更快的稳态增长。

金融中介机构也可以提高流动性,降低流动性风险和影响经济增长。银行可以对存款储蓄提供流动性和低回报的投资,以满足存款的需求和流动性及高回报的投资。通过提供活期存款,并选择适当的混合流动性,银行提供全面的流动性风险保险, 诱使资本投资于具有高回报的长期项目。Bencivenga和Smith(1991)认为消除流动性风险,银行可以增加投资于高回报的、流动性强的资产来加速经济增长。金融系统还可以促进人力资本积累(Jacoby,1994)。特别是财政安排,可能有利于借款的积累。如果人力资本积累在社会层面不是收益递减,那么金融安排有助于缓解人力资本压力,也有利于加快经济增长(Galor and Zeira,1993)。

(四)储蓄与规模经济

储蓄池是一种用来投资的储蓄。 减少搜寻储蓄涉及的交易成本,克服信息不对称都可以使存款人放心使用他们的储蓄。

资金集聚可以通过中介集中发生,成千上万的投资者将其财富委托给中介,用于投资于数以百计的公司(Sirri和Tufano,1995)。这种情况发生下的 “动员” 必须使储蓄得到健全的投资(Boyd和Smith,1992)。中介倾向于建立一流的声誉,使投资者可以放心地把储蓄交给中介用于投资(Lamoreaux,1995)。

金融系统能更有效地集中个人储蓄,对经济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更好地调动储蓄可以改善资源分配和推动技术创新。如果不能进行多元投资,很多生产过程都会产生经济不规模效应(Sirri and Tufano,1995)。此外,许多努力需要巨大的资本注入,而这些资本不可能通过单一途径或者单一投资者而获得。Bagehot(1873)认为英格兰和较穷国家的一个主要区别是英国的金融系统能够调动资源,这个是“巨大的工程”。因此,良好的项目将不缺乏资本。Bagehot非常明确地指出,这并不是国民储蓄率本身,这是汇集社会资源的能力和分配这些节余的最有成效的途径。此外,调动经常涉及创立小面额文书。这些文书为家庭持有多样化投资组合提供了机会(Sirri and Tufano,1995)。

(五)专业化分工

降低交易成本可以促进专业化、 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促进交易、专业化、创新、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其核心要素是Adam Smith(1776)提出的财富联合国。他认为,分工―专业化是生产力提高的主要因素。专业化可以使工人能够创造更好的机器(Smith,1776)。Smith认为货币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允许更大程度的专业化,促进技术创新。但是,信息成本可能也促使货币产生。因为它是昂贵的用来评价别的商品属性的商品,易货交易的成本是非常昂贵的。因此, 可能产生容易识别的交换媒介,以此促进交易(King和Plosser,1986;William-son和Wright,1994)。Greenwood和Smith(1996)认为在专业化和创新之间具有联系。更多专业化需要更多的交易。由于每个交易成本都比较高昂,金融安排通过降低交易成本,进一步促进专业化。这样一来,市场促进交易,提高了生产率,同时通过反馈机制促进金融市场发展。因此,经济发展可以促进金融市场的发展。

二、 金融市场分工与经济增长的实证检验文献述评

(一)实证研究:金融中介

采用多国数据研究主要集中在多个国家、较长时间(一般是10年或以上)的经济总量增长和金融市场分工的回归检验上。King and Levine(1993a,b,c)在Goldsmith研究的基础上,搜集了更多国家的数据为样本,采用初始收入、教育水平、通货膨胀、黑市交易、政府支出、贸易的开放程度以及政局稳定为自变量,研究30年内金融市场分工和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他们进一步检验了金融市场发展与产出增长率和资本积累率的相互关系。

King and Levine(1993b,henceforth KL)研究了77个国家在1960～1989年间的金融市场发展状况。 研究主要集中在金融深化,用金融系统的流动负债除以GDP来衡量。但是这种研究有一个缺点: 不能合理解释金融市场的波动。KL采用三个增长指标来估计其与金融深化的相互关系,这三个指标分别是:各个国家GDP的平均增长率,各个国家的人均股票持有量的平均增长率和总产出增长率。自变量还包括一个矩阵变量X,用来控制和经济增长相关的其他因素,建立的回归模型是:

G( j)=?琢+?茁DEPTH+?啄X+?着

回归检验结果表明,在经济增长与金融深化、各个国家GDP的平均增长率、各个国家的人均股票持有量的平均增长率和总产出增长率之间存在着统计显著性。KL同时用这个模型来预测未来30年的经济增长率、 资本积累率和产出增长率。在控制收入、教育、货币、贸易和财政政策等变量的情况下,预测结果表明:20世纪60年代金融深化能够很好地解释未来30年的经济增长率、资本积累率和产出增长率。

(二)实证研究:股票市场和银行

继Atje and Jovanovic(1993)之后,Levine and Zervos(1998, LZ)通过股票市场和银行发展来研究经济增长。他们分别检验金融市场的两个组成部分:银行和股票市场,这就提供了股票市场和银行各自对经济增长作用的信息。 因此这种分析有助于政府选择何种金融市场模式(Demirguc-Kunt and Levine,2001)。LZ采用流动性指标来测度股票市场发展和经济增长、 资本积累以及产出的关系, 研究发现股票市场流动性和银行体系发展与经济增长、资本积累和产出增长率呈显著的正相关。在测度银行部门发展水平时,LZ采用贷款/GDP来衡量。 这个研究结果和Levine(1991)、Bencivengaetal.(1995)模型是一致, 他们也认为股票市场的流动性有助于经济的长期增长。但是和Bhide(1993)模型不一致,Bhide认为股票市场的流动性和经济增长是负相关的。La Porta,Lopezde-Silanes,Shleifer,and Vishny(LLSV,1998)模型中加入法律变量来测度股票市场、 银行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LLSV(1998)法律起源(一个国家的公司法不管是起源于英国、法国还是德国法系)对贷款人制约和效率的提高都有很重要的作用,由于金融是基于合同的,法律始终保护外部投资者的权利,如果有效地实施这些法律会相应地在很大程度上促进金融的发展。Levine,Loayza,and Beck(2000)and Beck,Levi-ne,and Loayza(2000)采用了一种新的全面测度金融市场发展的方法,这种方法在模型中加入了私人贷款(金融中介对私人部门贷款/GDP)这一变量,Beck,Levine,and Loayza(2000)发现具有外生性质的金融中介发展和经济长期增长具有很密切的关系。Levine使用La Porta et al. (2001)模型得出了同样的结论。LLB(2000)采用面板技术来研究金融市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Rousseau and Wachtel(2000)将Levine and Zervos(1998)的研究成果扩展到面板数据模型来研究, 他们使用年度数据和Arellano and Bond(1991)提出的面板差异估算,因此在这个模型中,同时研究了银行和股票市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Beck and Levine(2002)在Rousseau and Wachtel(2000)研究的基础上改进了Rousseau and Wachtel(2000)模型,他们使用超过5年的数据以平缓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使用更多的最近年份的面板数据以避免面板数据偏差,以及将样本延伸到1998年,以包含20世纪90年代亚洲股票市场的繁荣带来的潜在影响。估计结果表明股票市场和银行发展是可以预测经济增长的。

我国国内也有很多学者研究股票市场、银行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陈军、王亚杰(2002)认为我国银行与股票市场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有所不同。银行的作用更多地表现在规模上,通过提高资本积累规模促进经济增长;股票市场的作用更多地表现在投资效率上,主要通过提高资金配置和资金使用效率促进经济增长(通过股票市场流动性实现)。 战明华、王忠锐和许月丽(2003)的研究包括两个内容:一是利用Granger因果检验的方法考察银行和股票市场的发展是否均是实际经济增长的原因,二是利用非嵌套分析技术考察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的发展对经济增长的相对重要性。 对于问题一,Granger因果检验的结果表明,金融中介和金融机构的发展的确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对于问题二,用非嵌套假设检验的结果证明,相比较而言,至少在我国的过去十多年中,银行的发展对经济增长有着更重要的影响。王志扬、马理(2005)通过对我国1993~2002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得出: 股票市场发展与经济增长不存在强关联,主张对货币资源进行正确疏导进而发展实体经济。杨庆翔、赵杉(2006)对陕西省信贷增速和经济增长的计量分析结果显示,信贷增长和经济增长是正相关的,信贷增长加快,经济增长则加快。陶为群、张兴军等(2007)基于安徽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得出结论,信贷投放的数量是影响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且信贷投放差异非但是造成区域经济增长不平衡的原因,而且是最重要的原因。闫章秀(2008)建立东、中、西部地区相关回归模型,分区域对经济发展和信贷增长的关系进行了比较分析,并得出结论:信贷投放和经济增长存在正相关关系,但是在我国现阶段银行信贷对刺激经济增长还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三、文献总结及存在的问题

(一)实证方法缺陷

Levine&Zeros(1998)采用面板数据回归方法对47个国家自1976年至1993年间的股市、银行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分析,发现股市的流动性和银行信贷与经济增长之间有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然而,这种运用集合数据进行回归的方法本身存在着许多缺陷, 包括变量遗漏误差和研究样本选择误差;没有对数据的非平稳特性进行处理;若干前提假设不符合经济现实,违背了使用横截面数据和面板数据的回归分析对样本数据进行平均和集合的基本原则。这些缺陷导致了模型的定式化错误,使得金融市场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统计推断建立在伪回归的基础上,研究结论缺乏可信度。

(二)样本选择偏差

在控制股市波动的情况下,Arestis(2001)采用多元向量自回归(Multivariate VAR)模型对股市规模、银行信贷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协整分析,认为股市和银行均可能对经济增长产生促进作用。但是,由于研究样本仅涉及5个发达国家,因此结论无法预示股市发展对经济发展水平尚处于初级阶段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的贡献。

(三)结论难以解释不同市场类型国家的经济增长原因

不仅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金融市场结构不同,即使是发达国家之间的金融市场结构也是不同的,如美国、英国是市场主导型的金融市场,而德国和日本是银行主导型的金融市场。如果说股市的作用弱于银行,那又如何解释美国现在是世界头号经济大国?如果说银行的作用弱于股市,又如何解释日本是世界第二号经济强国?所以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市场主导型的金融市场对经济增长作用强还是银行主导型的金融市场对经济增长作用强。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结合一个国家的现实国情来分析,探索出最适合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金融市场分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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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发展；经济增长；流派；关系；探析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世界经济发展史反复证明，金融抑制和金融过度都会损害经济增长。处于转型时期的我国经济要实现持续、健康快速发展，必须能够正确把握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建立起与经济快速增长相适应的现代金融体系，这不仅关乎金融体制改革乃至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成败，也关系到能否顺利实现第三步发展战略目标。因此，从理论和实践上深入研究这一问题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一、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理论的流派

从早期的古典经济学算起，西方经济学界对金融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探讨迄今已有三百余年历史。在这场长期论争中，有两种作用机制一直备受关注：一是货币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二是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根据对这两种作用机制的不同理解，大体上可以把金融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流派分为金融无关论、金融促进论和金融从属论三种写作论文。

金融与经济增长无关论。古典经济学家将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抽象成货币变量与实际变量之间的关系，从而形成了西方经济学中的“两分法”。在此基础上，萨伊提出货币中性论，强调货币数量的改变只会造成物价水平等比例的上升或下降，对生产供给、实际产出和就业不会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即货币只是实体经济的面纱。新古典经济学派认为，货币只不过是经济运行的剂。使得商品交换更加容易和顺畅，而对经济中的实际变量并不发生实质性的影响。货币学派代表人物弗里德曼认为，货币需求函数是极其稳定的，短期内由于存在适应性预期，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可以影响产量和物价；但从长期看，产出量是由劳动、资本和技术等非货币因素决定的，货币供应量只决定物价水平。理性预期学派认为，只有未预期的货币变动能够影响短期真实变量。从长期看，由于货币政策是可预期的，货币变动只会引起价格水平的相应变化，而对真实产量和就业没有影响。尽管理性预期学派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货币面纱”论，但仍坚信金融与经济增长无关。

金融促进经济增长论。有关货币流通对经济增长起促进作用的讨论，可以追溯到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他认为，慎重的商业活动可增进一国产业，但增进产业的方法不在于增进一国资本，而在于使本无所用的资本大部分有用、本不生利的资本大部分生利。瑞典经济学家魏克塞尔早在19世纪末就认识到古典货币中性论的不足，指出，在信用制度条件下，货币对经济活动起着积极的作用。只有在货币利率等于自然利率、一般物价水平稳定的状态下，货币才是中性的。熊彼特则从信用创造的视角突出了银行体系对经济发展的强大推动力。他认为，经济发展的实质在于创新，而功能健全的银行可以对企业家进行筛选，为创新活动提供资金支持。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指出，未来的不确定性是货币经济的主要特征，通过利率对投资的诱导作用，货币就能影响国民收入的产出水平。凯恩斯还通过总量分析，把实体经济和货币经济理论结合起来，克服了古典经济学“二分法”的不足，实现了对早期货币中性论的质的突破。20世纪50年代，约翰·格利和爱德华·肖阐述了金融中介在储蓄一投资转化机制中的重要作用，揭开了金融理论研究的序幕。此后，金融因素逐渐在经济理论中得到重视，并凸显成为同土地、资本、劳动同样重要的经济增长因素。1969年，现代比较金融学的奠基人戈德史密斯指出，以初级证券和次级证券为形式的金融上层结构加速了经济增长，改善了经济运行，为资金转移到最佳的使用者手中提供了便利。20世纪70年代，爱德华·肖和罗纳德·麦金农分别在金融深化论、金融压制论的分析中，将货币与非货币资产、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统一起来，阐述了一国金融体制与该国经济发展之间存在互相刺激、互相制约的关系。之后，卡普尔等人把麦金农和肖的静态分析发展成为动态分析，进一步阐明了金融深化对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20世纪90年代以来兴起的内生金融理论强调，资本效率的改进得益于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在把资本分配到最佳可能用途上所起的关键作用。

金融从属于经济增长论。一些经济学家认为，金融对实体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十分有限，金融发展只是经济增长的一个结果。琼·罗宾逊反对熊彼特关于金融部门引导产业部门并激发技术创新行为和企业家精神的论断，强调经济发展为某种特定形式的金融安排创造了需求，而金融体系只是对这些需求作出反应，从而否认了金融体系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多恩布什认为，金融储蓄与真实利率并不相关。

二、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的不同视角

在Shumpeter(1969)、Goldsmith(1969)、McKinnon(1973)和Shaw(1973)做出开创性研究之后，有关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逐步成为理论界研究的重点。后来的研究(包括理论模型和实证分析)，或通过证明两变量间相关关系的存在性、或通过分析两变量之间的因果方向、或通过研究两变量间的传导机制，拓展和深化了我们对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认识。近年来，国外学者DemirgucKunt＆Levine(1996)，Thakor(1996)，Levine(1997)对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很有建树；而许多国内学者也基于中国数据、利用不同方法对中国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过检验。

综述以上研究，学者们对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两变量间的相关度和因果方向具有不同的认识，大致可分为以下四种视角：第一种视角是“供给拉动性”(supply—leading)观点，即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效应。根据这种观点，金融中介和资本市场对经济增长的推进渠道有：(1)通过提升资本积累效率并依次提高资本的边际生产率(Goldsmith，1969)；(2)通过提高储蓄率进而带动投资率(McKinnon，1973；Shaw，1973)。换句话说，通过增加储蓄规模和改进投资效率，金融发展将拉动更高的经济增长，这种观点得到了相关大量实证研究的证明(如Bencivenga&Smith．1991；Greenwood&Jovanovic，1990；Thakor，1996)；第二种视角由Robinson(1952)最先提出，即金融发展“追从”经济增长的“需求引致性”(demand—following)观点。该种观点认为，实体经济的扩张增加了对金融服务的需求，从而导致金融产业的发展，对这种观点的实证支持可参见近年来的一些相关文献(Demetrides＆Hussein，1996；Friedman＆Schwartz．1963；Ireland，1994)；第三种视角认为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两变量是互为因果的，即金融发展和

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双向因果联系(Demetrides＆Hussein，1996；Greenwood&Smith，1997)；第四种视角则缘于Lucas(1988)，他认为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因果联系，而“经济学家常常过度强调金融因素在经济发展中作用”。

三、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在中国的检验

众多理论分析与计量结果显示，金融发展对我国的经济增长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但力度有限，甚至有些指标还呈现负面影响；总体来看，我国的金融发展滞后于经济增长，落后的金融体制已经严重束缚了经济的发展。我国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之间互为促进的关系体现在我国对金融体制所进行的渐进式改革具有一定的经济绩效，能够带动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同时，经济的持续性增长对我国金融的深化也具有持续的推动作用。但是，我国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两者间因果关系也存在不对称性。这种不对称性从侧面说明，我国的金融发展相对于同期的经济增长具有不匹配性，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还不及经济增长对金融发展的促进作用，考察其深层原因仍在于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滞后性。目前我国的金融体制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现行的金融体制已无法满足企业扩张带来日益增长的融资需求，加入WTO后的外来竞争压力也迫使企业和银行对融资机制做出新的调整。改善目前的落后的金融发展局面，一方面要努力拓宽企业的融资渠道，让企业更多的利用资本市场进行直接融资，改善融资机制，消除“所有制歧视”，为中小企业创造良好的投融资环境；另一方面加速资本市场的发展和规范。发掘债券市场的潜力，为直接融资提供更大空间，并且积极推进非国有银行和中小银行的发展，促成金融机构的合理竞争。有理由相信，加快金融深化和金融体系改革必将有助于推动经济增长。

四、对我国金融政策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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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交易费用 交易效率 经济增长

引言

交易费用（Transaction Costs）是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问题，也是新制度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的根本差别。1969年巴罗（Arrow）首次提出“交易费用”，并将其定义为“经济系统运行的成本”。1986年马修斯（Metthews）提出：“交易费用包括事前准备合同和事后监督及强制合同执行的成本，与生产成本不同，他是履行一个合同的成本”。1990年埃格特森（Eggertsson）也指出“一般而言，当私人交换经济资产并实施排他性权利时，交易费用作为一种成本而出现。交易费用的一个简单明晰的定义是不存在的，也不像新古典模型中定义生产成本那么好定义”。1997年巴泽尔（Barzel）将交易费用称为“与产权的转移、获得和保护相关的成本” 。

而在我国，张五常（1999）提出了一个关于交易费用更为广泛的概念，即：在鲁宾逊·克鲁索经济中不可能存在的所有的各种各样的成本。并且他还强调，交易费用实际上就是“制度成本”，只有多余一个人的经济中，就会有制度，这样才有可能出现交易费用。杨小凯（1988）模仿“冰山运输成本”技术提出交易效率这一概念：“假若一个人购买一单位（元）商品时，它实际上只得到K单位（元），那么可以把1-K单位（元）看作交易成本，而K则可称为交易效率”（转自赵.交易效率：衡量一国交易成本的新视角——来自中国数据的检验.上海经济研究，2005（11））。其实，杨小凯将交易效率（Transaction Efficiency）定义为交易费用的反向衡量，这样拓展了交易费用理论的应用。赵（2005）将交易效率称为：“一定时间内一国经济体中交易活动（与商业活动相联系）或业务活动（与行政活动相联系）进行的速度快慢和效率高低”；高帆（2007）将交易效率定义为：“经济体在特定时期内，交易参与方在开展交易活动时的投入-产出关系” 。

1973年赫舒拉发（Hirshleifer）将交易费用进行了数量化，并提出了理解交易效率的数量公式。本文在此基础上，对交易费用模型进行了重新修正，以此探讨交易费用、交易效率和经济增长的理论关系。

交易效率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分析

本文假定一个经济体中只有一种合成商品，其买价和售价分别为p+和p-，Q为购买或销售数量（此处的Q也可以看作经济体的总产量，即反映经济增长），则该合成商品的需求和供给曲线分别为：

p+=a-bQ （1）

p-=c+dQ （2）

则市场均衡时的结果为：

由式（16）可知，当Q*≤时，≥0，即随着经济的增长，总交易费用不断增大，而当Q*≥时，≤0，即随着经济的增长，总交易费用不断递减。由此可知，总交易费用与经济增长的示意图，如图3所示。

由此可知，当经济总量小于某一定值时，即0≤Q*≤，随着经济的发展，总交易费用不断增大，而增长的速度不断减小；而当经济总量超过某一定值时，即 Q*≥，随着经济的发展，总交易费用不断降低，其减小的速度也不断增大。该结论与现实的实证研究存在差异，其可能的原因是：一是在本模型中，假定经济体中只有一种商品，即为合成商品，并且达到买卖均衡时，其交易量看作该经济体中的生产总量；二是本模型的讨论是基于技术水平、制度不变的条件下进行讨论的，而随着技术的进步和制度的变迁，会使图3中的对称轴线向右移，进而提高经济增长和总交易费用；三是也有可能在现有技术和制度的条件下，经济体的发展只是落在I区，而且经济体的发展不可能落在II区，即在现有资源、技术和制度的条件下，经济发展会遇到瓶颈。因此，目前大多经济体都处于I区。

结论

随着单位交易费用的增长，交易数量或经济增长逐渐降低，超过某一定值，即UT≥(a-c)时，经济体将不进行任何交易，经济体表现为自给自足状态；而单位交易费用低于某一定值时，即0≤UT≤时，总体交易费用TTC随着单位交易费用的逐渐增大而不断增加，但该区域为不可行区域（图中用II标注）；然而当≤UT≤(a-c)时，总体交易费用TTC随着单位交易费用的增加而逐渐降低（图中记为I）（此区域正是张五常所指“（单位）交易费用降低少许，则国富，上升少许，则国贫”的区域，也是瓦利斯和诺斯（Wallis and North，1986）所指“随着经济发展，（总体）交易费用不断增大”的区域。）

当交易效率低于某一定值（即TE≤）时，经济体不发生任何交易，经济体保持自给自足状态；当≤TE≤时，总交易费用随着交易效率的提高而不断增大，该区域是经济体的交易可行域（图中记为I），当TE≥时，总交易费用随着交易效率的提高而不断降低，但并不是经济体的交易可行域（图中记为II）。

对经济增长和交易费用的讨论中发现，当经济总量小于某一定值时，即0≤Q*≤，随着经济的发展，总交易费用不断增大，而增长的速度不断减小，此处为经济体的交易可行域（图中记为I）；而在当经济总量超过某一定值时，即Q*≥，随着经济的发展，总交易费用不断降低，其减小的速度也不断增大，但该区域为经济体的不可行交易域（图中记为II）。

当且仅当单位交易费用UT=、交易效率TE=或者经济总量Q*=时，总交易费用达到最大，即。

参考文献：

1.Kenneth J.Arrow.The Organization of Economic Activity:Issues Pertinent to the Choice of Market versus Nonmarket Allocation. In The Analysis and Evaluation of Public Expenditures:the PBB System,Joint Economic Committee Compendium,91st Congress,1st Section,Vol.1.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Washington，D.C.,1969

2.R.C.O.Metthews.The Economics of Institutions and the Sources of Growth.Economic Journal,1986,96(December)

3.Yoram Barzel.Economic Analysis of Property Rights(2nd ed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

4.Thrainn Eggertsson.Economic Behavior and Institution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

5.张五常.交易费用的范式[J].社会科学战线，1999（1）

6.赵.交易效率、城市化与经济发展—一个城市化经济学分析框架及其在中国的应用[D].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

7.高帆.交易效率、分工演进与二元经济结构转化[M].上海三联书店，20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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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内学者的研究领域来看，彭水军和包群(2006)运用VAR模型，考察了我国1985—2003年期间6类环境污染指标与人均GDP之间的长期动态影响特征，研究表明环境和收入的库茨涅茨倒U型曲线关系是否存在与污染度量指标的选取有关。马树才、李国柱(2006)研究了中国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关系的库茨涅茨倒U型曲线，结论表明我国的环境污染是不会随经济增长而自动改善的，界定产权并且通过一定的政策和激励措施减少企业的单位产出的污染强度，才能阻止环境的进一步恶化;闫新华和赵国浩(2009)使用广义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对山西1985～2006年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各指标间的动态影响关系进行了研究，表明确实存在着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双向作用机制，不过环境污染对经济增长的反作用机制要弱许多。吴丹、吴仁海(2011)利用向量自回归(VAR)模型对广州－佛山－肇庆经济圈各城市的环境污染指标和经济增长指标进行分析，研究处于工业化后期的广州、佛山市及工业化前期的肇庆市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的动态性，研究表明工业废气排放是“广佛肇”经济圈环境污染的主要来源。贺彩霞、冉茂盛(2009)采用构建产出方程与污染方程的方法，考察了国内东、中、西三大地区的环境污染变量与人均收入之间的关系，表明了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存在着显著的区域差异。

二研究方法

向量自回归(VAR)模型1980年西姆斯(C.A.Sims，1980)将向量自回归(VAR)模型引入到经济学中，VAR模型是基于数据统计性质建立的模型，常用于预测相互联系的时间序列系统及分析随机扰动对变量系统的动态冲击，从而解释各种经济冲击对经济变量形成的影响。所以本文也主要基于VAR模型来考察环境污染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变化关系。

三实证结果及分析

1单位根检验VAR模型的有效性

取决于变量的稳定性，如果变量为平稳的时间序列，就可以直接构建无约束的VAR模型。本文使用ADF检验对变量lngdp、dlngdp、lngas、dlngas、lnso2、dln-so2、lnsoot、dlnsoot、lnwater、dlnwater进行了平稳性检验。通过检验得知lngdp、lngas、lnso2、lnsoot、lnwate一阶差分之后都形成平稳序列，即服从一阶单整过程I(1)。所以，对lngdp、lngas、lnso2、lnsoot、lnwate两两之间进行Johansen协整检验，判断他们能否满足协整条件。实验发现他们之间并不存在协整关系，由于篇幅问题，这里不再详述。因此，本文将使用无约束的VAR模型进行实证研究。

2VAR模型的稳定性

检验AR根估计方法是对VAR模型估计的结果进行平稳性检验，其基本原理是:如果被估计的VAR模型所有根的模的倒数小于1，即位于单位圆内，则VAR模型满足平稳性条件;如果存在某些根的模的倒数大于1，即在单位圆外，则模型不稳定，某些结果将不是有效的。VAR模型的所有根模的倒数都位于单位圆内，说明被估计的VAR模型是满足平稳性条件的，那么结果就是有效的。据此，在已经确定的VAR模型基础之上，本文将对各个环境污染指标对经济增长指标GDP产生的冲击影响做进一步的分析，找出他们之间的变化关系。

3基于VAR模型的广义脉冲响应分析

根据上文对VAR模型估计的基础之上，使用广义脉冲响应函数来分析陕西省经济增长指标GDP分别对lngas、ln-so2、lnsoot、lnwate等环境污染指标的冲击响应，以此来描绘和刻画经济增长与不同的环境污染之间的动态变化关系。本文选取了滞后期长度为20期的脉冲响应模型。在基期由于GDP的一个正向冲击，工业废气、二氧化硫和工业废水都呈现出明显的“倒U型”的库茨涅茨曲线，这就符合了已知的经济发展理论:在经济发展初期，环境污染加剧，而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人们的收入水平上升，对环境质量的要求提高，从而生态环境不断改善。工业废气在第3期达到最大，在第12期基本回归初始位置;工业废水在第2期上升到最大值，在第11期变化进本归于零;而二氧化硫的排放量则相对滞后，第6期达到其最大值，直到第15期波动才逐渐归于平静，这说明二氧化硫受到经济增长波动的影响持续时间较长，即就是说工业发展和经济增长所产生的污染主要是以二氧化硫为主的。工业烟尘排放在第2期至第6期之间可以看出“倒U型”曲线的趋势，但是这个走势也并不是严格满足倒U关系。工业废气和工业废水在初期产生一个冲击，GDP指数经过初始的沉降波动之后都在第3期达到其最大值，随后波动不断递减，分别在第13期和第11期基本恢复原始位置;GDP对二氧化硫和工业烟尘的冲击则更为敏感，直接上升达到最大值之后缓慢波动最终趋于平静。以环境污染为代价可以在短期内增加GDP，促进经济的增长，而在长期，这种影响逐渐削弱，最终并不会带来人们所期待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但是废物排放却最终污染了环境，事后对生态环境的治理却需要花费更大的成本，这种经济发展的方式是不可持续的，人类的发展最终会受到环境的制约，所以如果想要寻找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必须是以环境保护为前提和基础的，考虑到生态文明的可持续的健康的发展方式。

四结论和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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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　全民体育　经济

一、新制度经济学视角下的经济发展

现代经济发展及相关研究表明，以生产要素投入论为核心的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不能很好地解释经济增长及其方式的转变。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强调的技术进步也只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新制度经济学将传统理论中视为外生变量的制度内生化，对制度安排及其创新在宏观经济增长及微观经济绩效层面上的作用进行了经济学分析，把制度和制度变迁纳入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模型之中，确立了制度内生化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制度安排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关键是制度因素。

近年来，国内越来越多的学者也注意到制度安排与经济运行效率、经济增长质量之间的密切联系，认识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调整既是一个技术进步、生产力发展的过程，更是一个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的过程。在当前形势下，必须充分认识、强调制度作为重要的自变量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积极效应。

二、中国全民体育运动的发展及其对经济、社会的影响

自以来，全民体育运动就一直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把其作为我国跨世纪的群众体育发展战略规划来部署。伴随全民体育运动的发展，我国进行了一系列制度化建设。继《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在1995年出台后，2009年，我国第一部促进、规范全民健身工作的系统性行政法规《全民健身条例》的颁布，更是标志着我国群众体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可以说，我国全民体育运动开展过程也是一个系统性制度化建设过程。

从现有研究来看，目前大多数研究遵循传统经济增长理论，全民体育运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和作用仅局限于拉动体育消费，带动体育及相关产业发展上。此外，目前研究将全民体育运动视为经济增长的外生变量，忽略全民体育运动本身就是国家的一项重大制度安排，忽略了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致使对全民体育运动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不深入、全面，也不能充分认识全民体育运动的独特价值和综合功能。在当前形势下，不能也不应把研究视角局限于拉动体育消费，带动体育及相关产业发展上，必须把研究视角提升到我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上来进行研究。

三、新制度经济学视角下研究全民体育运动对经济发展的必要性及意义

目前，体育越来越集政治影响力、经济生产力、文化传播力、社会亲和力于一体，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在促进社会进步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此背景下，有必要从新制度经济角度，遵循新经济增长理论，全面、深入审视全民体育运动对我国经济发展影响和作用；有必要把全民体育运动作为制度工程，将其作为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的内生变量，全面、深入研究全民体育运动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机理、作用机制和路径。

遵循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开展相关研究，有利于全民体育运动更好地服务于经济发展大局；有利于全民体育运动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调整中更好地发挥作用；有利于深化对全民体育运动综合价值和功能的认识，具体有如下意义：

1　明确全民体育运动对推动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以及经济结构调整的影响机理和作用机制，提出影响和作用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调整的路径。

2　依据新制度经济学经济增长理论，将全民体育运动作为制度工程，将其由经济增长的外生变量转变为内生变量，丰富体育经济学理论和拓展研究视角。

3　将全民体育运动乃至体育与经济的联系提升了一个新的高度，有利于充分认识发挥体育的独特功能和综合价值，进一步促进我国体育事业、全民体育运动的发展。

4　对于我国全民体育运动下一步的推广提供一定借鉴，有利于我国全民体育运动更深入的推广和开展。

5　为我国体育事业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服务中心、服务大局，在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调整中更好地发挥作用提供建议和参考。

四、研究对象、步骤与假设性结论

1　研究对象。在制度经济学视角下，依据新经济增长理论，将全民体育运动视为制度工程，将其作为我国经济增长中的内生化变量，研究对象主要包括：全民体育运动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全民体育运动在推动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经济结构调整中的影响机理、作用机制和路径；全面体育运动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调整中发挥作用的措施。

2　研究步骤。遵循新制度经济学的经济增长理论，将全民体育运动视为重要的制度安排，将其转变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然后，分析全民体育运动与我国经济发展的关系、对经济发展方式与结构调整的影响机理和作用机制、作用路径。最后就其如何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经济结构调整中发挥作用提供相应的政策性建议。

3　主要观点。(1)随着体育影响力的加强，全民体育运动与我国经济发展联系日益紧密，全民体育运动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已不局限于拉动体育消费，推动体育及相关产业发展，它将对我国经济发展方式产生积极、深远的影响；(2)在新制度经济学视角下，全民体育运动作为国家重要的制度安排，在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调整的影响和作用是全方位的，这种全方位的作用从总体上可以分为直接作用和间接作用；(3)全民体育运动对经济发展的直接作用是其拉动体育消费，推动体育及相关产业发展，进而影响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4)全民体育运动对经济发展方式和结构调整的间接作用是通过其制度安排、体育文化传播等，影响个体的价值观取向、其他经济组织的文化，产生相应的制度激励作用，进而影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经济结构调整：(5)全民体育运动影响与作用于经济发展方式、经济结构的路径可以归纳为四条路径，通过这四条作用路径，全民体育运动对我国经济发展起到积极影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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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主义者认为，新古典主义者依靠从演绎逻辑推导出来的理方式的假定为出发点，通过从前提到前提的推论，预先设定某种从事经济活动的公理。他们基本上不关心特定国家的特定社会文化背景和经济结构，也不注意分析特定的社会集团及个人从事经济活动的实际动机和行为方式上的特征。他们所做的仅仅是在经济分析中以“经济人”假定来回避所有可能遇到的棘手难题。即便是在建构有关经济主体行为方式的理论模型时，也往往把经济现实同理论模型等同起来，甚至认为经验的行为方式不会超出同理论模型的假设前提相符的理想的行为方式。[1]结构学派的重要代表普雷维什(Prebisch．R，1961)[2]指出，经济发展要求生产方式、经济与社会结构、收入分配模式都发生变动，未能及时的促进这些变动或者只是部分地而不是全面地对这些变动作出反映，都将导致或加重经济失衡。从而得出结构变动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的结论。按照《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的释义，结构主义从根本上说是向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假定进行挑战的一种研究方法，其主要特征是把考察对象当作一种“体系”，即考察一个整体的各个部分之间的相互联系，而不是孤立地研究各个部分，从更特殊的意义上说，这个概念被这样一些理论家所使用，他们主张存在着不可能观察到但能产生可以观察到的社会经济现象的一组社会经济结构。[3]

二、结构主义区域均衡增长理论

(一)罗森斯坦一罗丹的“大推进”理论

罗森斯坦一罗丹(Paul，N・Rosenstein―Rodan)[4]在他的著名论文《东欧和东南欧国家工业化问题》(1943)中认为，发展中国家要从根本上解决贫穷落后问题，关键在于实现工业化。而要实现工业化，首要的障碍是资本形成不足。在增加资本形成的过程中，由于资本的供给、储蓄和市场需求的“不可分性”，小规模的、个别部门的投资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实行“大推进”战略，在各个工业部门全面地进行大量投资，使各种工业部门都发展起来，才能相互依赖，互为市场，克服“不可分性”，实现工业的大发展。因此他认为在投资时做到，按同一投资率对各工业部门进行投资。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各工业部门之间发展协调、比例均衡，按同一增长速度发展，使产品的生产与需求达到平衡。

(二)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到平衡增长理论

纳克斯(Nurkse，R)[5]在《不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问题》(1953)一书中，提出了“贫困恶性循环”理论，他认为，发展中国家穷是因为收入太低，导致供给方面储蓄水平太低，需求方面市场容量太小、投资引诱不足，从而造成了贫困恶性循环。要打破这一困境，必须同时对国民经济各个部门进行大量投资，纳克斯指出，“如果各资本同时投资于广泛不同的行业……其结果是市场的全面扩大。在若干个互补性行业中使用更多更好工具的人们相互成为客户。从他们互为对方提供市场并且互相支持这个意义上看，大部分迎合大众消费的行业是互补的。归根结底，这种基本的互补性起源于人类欲望的多样性。‘平衡增长’的论据是建立在对‘平衡饮食’的需要基础上的。”

(三)纳尔逊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

美国经济学家纳尔逊(Nelson，R．R)[6]发表《不发达国家的一种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1956)一文，以马尔萨斯(Malthus，T．R)理论为基础，利用数学模型分别考察了不发达国家人均资本、人口增长、产出的增长与人均收入增长的关系，并综合研究了在人均收入和人口按不同速率增长的情况下人均资本与资本形成问题，从而形成了“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他认为发展中国家人口的过速增长是阻碍人均收入迅速提高的陷阱。人均实际收入处于仅够糊口或接近于维持生命的低水平均衡状态，为了冲出“陷阱”，必须进行大规模的资本投资，使投资和产出的增长超过人口增长，人均收入增长率超过人口增长率。

(四)评析

结构主义区域经济均衡增长理论的贡献有两方面：第一，不仅强调部门或产业间的平衡发展、同步发展，而且强调区域间或区域内部的平衡(同步)发展，即空间的均衡化。第二，认为随着生产要素的区际流动，各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将趋于收敛(平衡)。因此，主张在区域内均衡布局生产力，空间上均衡投资，各产业均衡发展，齐头并进，最终实现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结构主义区域经济均衡增长理论的缺陷如下：第一，均衡发展理论忽略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即对于不发达区域来说，由于资本和资源的“瓶颈”，在经济发展初期很难做到均衡发展。第二，忽略了规模效应和技术进步因素。发达区域由于具有更好的基础设施、服务和更大的市场，必然对资本和劳动具有更强的吸引力，从而产生极化效应，形成规模经济，虽然也有发达区域向周围区域的扩展效应，但在完全市场中，极化效应往往超过扩展效应，使区际差异加大。另外，技术条件不同也会使资本收益率大不相同，此时的资本要素流动会造成不发达区域资本要素更加稀缺，经济发展更加困难。第三，区域均衡发展理论显然是从理性观念出发，采用静态分析方法，把问题过分简单化，与发展中国家的客观现实距离太大，无法解释现实的经济增长过程，无法为区域发展问题找到出路。

三、结构主义区域非均衡增长理论

20世纪50、60年代，结构主义者从结构变革角度分析和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不发达和向发达状况转化问题。这一理论体系的主要代表有刘易斯(Lewis，W，A．)、缪尔达尔(Myrdal，G．)、辛格(Singer，H.W．)、普雷维什(Prebisch，R．)、赫希曼(Hirschman，A．O．)和钱纳里(Chenery，H．B．)等人。其中主要的理论有以下几种：

(一)“地理上的二元经济”理论

瑞典经济学家缪尔达尔(Myrdal，G．)在其《经济理论和不发达地区》(1957)一书中，提出了“地理上的二元经济”理论，强调“扩散效应”和“回波效应”的作用。缪尔达尔提出，不发达国家的经济中存在着一种“地理上的二元经济”，即经济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并存的二元结构。由于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之间不断相互作用产生了不断增加的内部经济与外部经济，使核心地区表现为一种上升的正反馈运动，而边缘地区则表现为下降的负反馈运动，由此产生和拉大了区域差异。缪尔达尔由此提出了区域发展的政策主张“在经济发展的初期政府应当采用不平衡发展战略，通过发展计划和投资，优先发展那些具有较强发展势头的地区，以求得较好的投资效率和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但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时，

也要防止累积因果循环造成地区贫富差距的无限扩大，这时需要通过一系列特殊的区域经济政策，刺激落后地区的发展，缩小区域经济差异。

(二)不平衡增长理论

赫希曼(Hirschman，A．O)在《经济发展战略》(1958)一书中，同意发展中国家必须进行大规模投资来突破贫困的恶性循环的观点，但认为把投资分散在各个部门的平衡发展战略不能解决投资决策机制问题。一个经济发展战略必须首先解决投资决策机制问题，才有可能使有限的资源得到有效的配置，推动经济增长和发展。鉴于这种思想，他提出了“引致投资最大化”原理和“联系效应”理论来解释。他认为，投资项目序列中的偏好应当是“引致决策”最大化，即能通过自身发展“引致”其他项目最快发展的投资项目。在把“引致决策”应用于经由“短缺的发展”和经由“超能力的发展”的选择中，推导出两个诱导机制：一个是投入供应、派生需求或后向联系效应；一个是前向联系效应。这样一种“联系效应”就是新的经济增长的有效机制。赫尔希曼认为，凡是有联系效应的产业，不论是后向联系还是前向联系，都能够通过这个产业的扩张而产生引致投资，引致投资不仅能促进前向、后向联系部门的发展它反过来还可以推动该产业的进一步扩张，从而使整个产业部门都得到发展，实现经济增长。同时他指出，在选择适当的投资项目优先发展时，不仅应当选择具有联系效应的产业，更应当选择联系效应最大的产业优先发展，这就是产业部门发展优先次序选择的技术标准，是不平衡增长理论的核心。

(三)中心―理论

发展经济学家普雷维什(Prebisch，R．)发表《拉美的经济发展及主要问题》(1950)一文，最先创立了“中心―”的结构主义分析范式[7]。“中心”与“”构成一个统一和动态的世界经济体系，表现为整体性、差异性和不平等性。不平等性是这一理论的关键和最终落脚点。在技术进步及其传播机制的作用下，“中心”与“”之间形成了不平等的国际分工，中心国家主要以生产和出口工业制成品为主，而国家则以生产和出口初级产品为主。中心国家享受着技术进步带来的所有好处，生产率和收入水平不断提高，而国家则由于同质性和单一性的经济，除初级产品外其他部门的劳动生产率难以提高，工业发展十分缓慢，资本品生产几乎是一个空白，这个问题可以通过经济结构的转变过程来克服。弗里德曼(Friedmann，J.R．P．)[8]。进一步发展了中心―理论，把社会发展过程也纳入到思考过程中。按照弗里德曼的观点，中心区是创新活动活跃的地区，具有使区服从和依附的权威和力量。中心区通过优势效应、信息效应、心里效应、现代化效应、联动效应和生产效应支配着区。但是，这种趋势并非长期不变，到了一定阶段，由于中心与在权力分配上的不平等，会使中心和之间在文化、心里、政治、等方面矛盾尖锐化，争取发展过程优势的要求越来越大，必然伴随产生潜在的社会冲突，此时由于政府政策的干预，中心和界限会逐渐消失，经济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一体化，各区域优势充分发挥，经济获得全面发展。

(四)威廉姆逊倒“U”理论

1965年美国经济学家威廉姆森(Williamson，J．C．)[9]通过实证分析方法，根据24个国家的截面数据和10个国家的时间序列数据提出来的一种假说。该理论认为，注重经济效益的国家，经济的发展是通过“一系列的不平衡”实现的。在经济发展的初期，区域间成长的差距将逐步扩大，呈现不平衡增长，但经过一段时期，地区差距将逐渐保持平稳。当经济进入成熟期以后，地区差距最终将会趋于缩小。这一理论将时间因素引入区域空间结构变动分析，注意到均衡与增长之间的替代关系随时间推移呈非线性变化，强调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的时期增长对均衡的依赖。这种运用区域发展不平衡的规律达到平衡发展的目标，也成了区域规划实践的重要指导思想。

(五)评析

结构主义区域经济非均衡增长理论的贡献如下：第一，不平衡增长论强调资源稀缺对经济发展的约束，提出资源应合理配置这一重大课题，这是比较符合发展中国家现状的，抓住了经济发展初期各种问题的关键。第二，不平衡增长既强调了经济计划的必要性，又特别强调了市场机制的重要性。第三，不平衡增长论提出的“引致决策最大化”原理、“联系效应”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国民经济各产业之间的内在联系，对于人们从总体上和局部上认识一国的经济现状与特点，对于私人投资者和计划工作者制定正确的经济决策，提供了一种理论依据和有效的工具。第四，不平衡增长论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了一条新的发展路线或新的思路，它告诉人们，各个国家应当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选择适宜的发展道路或战略。缺陷如下：第一，不平衡增长理论低估了产业部门间不平衡增长可能造成的不良后果，如经济总体发展不协调或结构严重失衡；资源稀缺可能会产生垄断，阻碍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第二，高估了发展中国家市场机制的作用，忽视了其市场残缺不全、价格刺激反应不够灵敏等问题。第三，该理论更多地关注结果――倒“U”的终点，忽略了从初始到成熟的这一过程中，地区差距可能导致社会矛盾激化所带来的经济停滞的高昂代价。第四，非均衡增长模型片面地强调了累积性优势的作用，忽视了空间距离、社会行为和社会经济结构的意义和作用。

四、结构主义区域均衡增长理论和区域非均衡增长理论的关系

赫希曼认为平衡增长与不平衡增长是从不同角度、不同时期、不同阶段考虑问题的；所以他指出，“在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引起平衡增长可能性的正是过去不平衡增长的经历”。由此可见，赫希曼强调不平衡增长，目的还是要实现更高层次和更高水平增长，只不过平衡增长是目标，不平衡增长是手段。关于这一点，斯特里顿、辛格(Singer，H．)等人也持相同看法[10]。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图，绘制了区域平衡增长和不平衡增长的路线图，如图1。平衡增长的路线是一条直线，且较短；而不平衡增长是一条曲线，并且较长。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第一，在不平衡增长和平衡增长路线之间可能存在一种“校正”机制。当经济体按照不平衡增长路径发展，并达到一定的程度时，就会产生一种“压力”，迫使经济体采取措施，从而返回到平衡增长的路径；当然，也许这里会存在一种路径依赖，所以必须是采取政府干预的政策。第二，不平衡增长和平衡增长路径虽然不同，但是其最终结果是殊途同归的，即都是使经济向某一目标发展。

篇10

摘要：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二者存在动态关联，本文首先基于VAR模型分别从协整关系、格兰杰因果、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和方差分解的方法讨论了经济系统内部的经济增长和污染物的关系。进而采用Panel Data模型验证各个污染指标是否符合“EKC倒U”曲线的假说并对该曲线的转折点也做出计算，此外还讨论了人口密度、第二产业比重和污染物治理的投资对环境质量的影响。

关键词：经济增长环境质量VAR模型Panel Data模型

山东省作为我国的经济大省面临着日益突出的经济和环境的失衡发展问题。本文探讨了山东省环境质量与经济发展的动态联系与交互影响，继而进一步建立包含其他影响因素在内的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的回归模型并验证EKC假说。该假说认为环境质量会随着经济增长呈现先恶化后改善的发展趋势 ［1］。国内外学者对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做了进一步的研究和改进，认为经济增长会通过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来影响环境质量。 ［2］。本文数据来源于《山东统计年鉴》，选取1981―2007年的山东省废水、工业废水、SO2、烟尘、固体废弃物和粉尘的排放量，并将其作为环境质量指标，经济增长指标则采用以1952年为基期的人均实际GDP。

一、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关联分析

本章将采用VAR模型讨论环境质量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关系。该模型能为分析系统中各个变量之间的动态影响提供很好的分析工具，它由一组相互联系的方程组成，避免了单方程计量经济模型不能描述变量之间相互影响的缺憾［3］。

采用ADF检验对五个污染指标和人均实际GDP的对数值进行单位根检验。根据各变量的时序图确定其检验方程的具体形式，同时依据各变量检验方程中截距项和时间趋势项的系数显著性来判断方程设定的合理性，经检验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各变量都是一阶单整的序列，进而可以进行协整检验。本文采用基于VAR模型的Johansen协整检验，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各个环境质量指标和经济增长之间都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表1 各类污染变量与lnagdp的协整检验结果

接下来笔者基于VAR模型的格兰杰因果检验可知：人均实际GDP变化是引起4类污染物排放量变化的格兰杰原因（其P值分别为0.028、0.034、0.348、0.010,0.036），这是由于我省和中国大部分地区一样处于工业化发展阶段，工业产出的增加必然意味着资源品、能源品的投入上升，从而使得污染物排放量增加。而“多数污染指标都不是人均实际GDP变化的格兰杰原因（其P值分别0.645,0.6991,0.000,0.5736,0.632）”是因为长期以来物质资本积累是我国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环境质量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相对有限；并且理论假定存在着一个有效的资源品交易市场，污染产生的负外部效应能被市场定价机制内部化［4］。但我省发展缺乏一个对排污权的有效交易市场，极大的限制了环境变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力。

本文采用Sims提出的基于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来分析它们的动态特征。如图1所示，有4类污染指标对来自人均实际GDP的冲击值为正，表明人均实际GDP的变动将导致大多数污染物排放量发生同方向变动。其次在研究人均实际GDP对来自各类污染指标的新息冲击时，发现虽然冲击曲线轨迹存在差异，然而从长远来看大多数为脉冲响应值为负，证实了几类污染排放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

二、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的时空计量经济分析

本文进一步建立了包括经济增长、人口规模、产业结构、环保投资在内的污染控制变量对山东省环境质量的模型回归，采用Panel Data模型进行分析，一方面基于环境质量和经济发展的库兹涅茨倒U曲线不仅具有时序维度特征，同时也有截面维度的特征［5］。。类似已有文献，本文采用如下简约回归方程来进行分析lnHitαit+β1itInyit+β2it（Inyit）2+β3it（Inyit）3+β4itInPit+β5itInGit+β6itInIit+ωit其中，H为环境污染量；y是人均实际GDP；P为人口密度；G表示第二产业产值比重；I为治理污染投入［6］。

1、PanelData模型的计量分析结果

利用Eviews6.0可以计算出面板数据的混合模型的残差平方RRSS以及固定效应、时期固定效应和个体时期固定效应的残差平方和，分别URSS1、URSS2和URSS3，进而求得F1，F2，F3的值。其中N＝17，T＝7，K＝5,查表得F0.05（16,97）＝1.75，F0.05（3,49）＝2.84，比较得出函数的估计结果除烟尘是混合模型外，其他都为固定效应模型。

表2 4类污染排放与人均实际GDP的方程估计结果

续表

注:括号内为估计系数的t统计量,其中***,**,*分别表示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

本文对其进行模型参数的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可得出如下结论：废水排放总量、工业废水排放量、SO2和粉尘排放量都满足EKC理论的倒U形变动规律，而只有烟尘排放量与经济增长的变动轨迹不是倒U型。进一步计算得出该曲线转折点，可以得出各个污染指标的人均实际GDP的临界值。山东省废水排放量的人均实际GDP临界值为23290元，而目前我省各个地区的人均收入都没有达到这个临界值，说明目前经济增长仍然是以环境为代价。此外，工业废水排放量的人均GDP转折点也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而SO2和固体废弃物的人均实际GDP转折点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说明SO2和固体废弃物会在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情况下越过转折点达到双赢的发展阶段。

三、结论与对策

本文首先证实了山东省各个环境污染指标与GDP存在长期均衡和双向动态的关系。继而得出经济增长的变化是导致污染排放量变化的Granger原因，反之却不成立，而环境质量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却很小，二者对彼此的冲击有明显的滞后作用。证实了大多数污染指标都满足EKC倒U假说。通过对转折点的推算,发现我省各地区都处在倒U曲线的左半部分，即污染排放将随着人均实际GDP的上升进一步增加。此外，人口密度、第二产业比重和环境治理投资对污染物的排放都有显著的影响。所以应正确认识经济与环境之间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调整产业结构，加快产业升级的步伐。并且要加大环境污染治理力度，严格执法进一步加大环境污染治理力度。

参考文献：

［1］冯久田,尹建中,蒋红花.山东省21世纪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3,3

［2］顾春林.体制转型期的我国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水平关系研究［D］.复旦大学:政治经济系,2003.［3］王艳明,许启发.经济增长及其影响因素的动态关联与交互影响［J］.统计与决策,2006,4

［4］孙夫启,邵建春,李霞.进出口贸易与中国经济增长：基于VAR模型的研究［J］.统计与决策,2009,3

［5］彭水军，包群.环境、贸易与经济增长［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