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合伙人规章制度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公司合伙人规章制度，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第一条 合伙宗旨

甲、乙、丙三方本着互利互惠、共同劳动、共同经营、共同发展的原则，共同经营美容美发店事务。

第二条 合伙企业概况

名称：

经营场所：

经营范围：

经营方式：

第三条 合伙期限

合伙期限为 年，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第四条 出资方式

1、甲方：出资额为 元，以 方式出资，占注册资本的 ％；

2、乙方：出资额为 元，以 方式出资，占注册资本的 ％；

3、丙方：出资额为 元，以 方式出资，占注册资本的 ％。

第五条 出资期限

各合伙人的出资，于 年 月 日以前交齐。逾期不交或未交齐的，应对应交未交金额数计付银行利息并赔偿由此造成的损失。

第六条 出资评估

用实物（或者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土地使用权）出资，应当经有企业法人资格的评估机构评估作价，在公司注册资本验证后 天内，依法办理其财产权的转移手续，并在申请公司设立登记时向公司登记机关提交有关证明。

第七条 合伙企业登记

全体合伙人同意指定 为代表或者共同委托的人（指具有业务的公司派员或者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作为申请人，向登记机关申请企业名称预先核准登记和设立登记。申请人应保证向登记机关提交的文件、证件的真实性、有效性和合法性，并承担责任。

第八条 财务、会计

合伙企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和财政部颁布的《企业财务通则》、《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建立本合伙企业的财产、会计制度。

第九条 盈余分配

1、合伙各方共同经营、共同劳动，共担风险，共负盈亏。

2、盈余分配以 为依据，按比例分配。合伙企业分配当年的税后利润（亏损），按下列顺序进行；

（1）提取法定公积金10％；

（2）提取法定公益金5-10％；

（3）剩余利润（亏损）按合伙人出资比例分配（分担）。

3、合伙企业的利益分配、亏损，如另有变动的，其具体方案由全体合伙人协商决定。

第十条 债务承担

1、合伙企业债务由合伙企业财产偿还。

2、合伙企业财产不够偿还时，由合伙人按各自出资的比例承担债务。

3、合伙企业的债务承担，如另有变动的，其具体方案由全体合伙人协商决定。

4、由一名或者数名合伙人执行合伙企业事务的，应当依照约定向其他不参加执行事务的合伙人报告事务执行情况以及合伙企业的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其执行合伙企业事务所产生的收益归全体合伙人，所产生的亏损或者民事责任，由全体合伙人承担。

第十一条 委托执行人

由全体合伙人决定委托 方（一名或数名）执行合伙企业事务，并出具合伙的委托书。

第十二条 执行人的职责

企业事务的执行人对全体合伙人负责，并行使下列职责：

1、对外开展业务，订立合同；

2、主持合伙企业的日常生产经营、管理工作；

3、拟定合伙企业利润分配或者亏损分担的具体方案；

4、制定合伙企业内部管理机构的设置方案；

5、制定合伙企业具体管理制度或者规章制度；

6、提出聘任合伙企业的经营管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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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质量；审计风险；质量改善

中图分类号：F239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5年8月28日

会计师事务所在我国市场经济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伴随其社会地位的不断提升、业务领域的不断扩大，审计质量却被忽视了，使得我国出现了审计质量差的状况，接连频发的财务造假案件与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质量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审计质量的高低不仅会影响到会计师事务所的行业诚信，被审计单位的前途发展，而且会对我国的市场经济造成严重影响。改善我国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质量势在必行。

一、审计质量的内涵

审计是指提高财务信息的可信度，为降低财务风险而提供的一种保证服务。审计质量则被用来评价这种服务的优劣情况。审计质量涵盖了两个方面的内容，即审计过程质量和审计结果质量。审计过程质量是指在执行具体审计业务的过程中各项工作的优劣程度，是审计活动中各个环节和各审计人员工作质量的综合反映；审计结果质量，体现为审计报告的质量，是审计过程质量的集中表现和最终反映。二者紧密联系共同决定了审计质量的优劣程度。

二、我国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现状分析

从2004年开始，中注协及各地方注协每年都按照新修订的《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质量检查制度》要求采取抽样的方式对会计师事务所质量控制体系设计运行情况和业务项目质量等进行检查，并执业检查通告。

本文通过对2010～2014年共5年检查情况对比分析发现，被惩戒的会计师事务所比例整体呈下降趋势，基本控制在10%以内（被惩戒的证券会计师事务所比例5%左右），这表明会计师事务所质量得到一定改善，风险防范意识有所增强，整体执业质量有所提高，且证券会计师事务所的改善程度高于一般会计师事务所，但仍暴露出很多问题，如控制制度不健全、合伙人机制不健全、关键领域审计程序实施不到位、未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等，加之事务所内部治理薄弱、存在恶性竞争、总分所一体化进程缓慢、未充分重视职业道德建设等问题的存在，这都大大降低了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质量，事务所呈现审计质量较差的局面，形势不容乐观。（表1、表2）

三、我国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质量差的成因

深入探索我国事务所，发现其审计质量差的成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审计的外部执业环境差。外部执业环境包括很多如政治环境、经济环境、法律环境、社会环境、科学文化环境等，本文主要讨论法律环境和市场环境。

1、法律环境不完善，处罚力度不够。一方面法律法规不完善。目前我国社会审计是以《注册会计师法》为主体，以《会计法》、《公司法》、《破产法》、《税法》、《民法》及其他法律为重要组成内容，但有些实施条例不配套，法律法规不完善；长期以来我国出现“两师”、“两会”并存的局面，导致规章制度上的混乱、矛盾；现行注册会计师审计执行的规章制度由财政、审计两个主管部门，导致有些规章制度相互矛盾或不完整，这都给注册会计师执业操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严重影响了事务所审计质量；另一方面处罚力度不够。目前，我国针对事务所审计的违纪行为，监管部门主要采取责令改正、警告、暂停营业、撤销等行政方式，并处没收违法所得、罚款等经济处罚，事务所相关人员承担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的几乎没有。由于处罚力度不够，违法违规成本低，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导致事务所审计质量差的成因之一。

2、市场缺乏对高质量审计服务的需求。在现行的审计市场中，被审计单位购买审计服务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有效需求，而仅仅只是为了一个形式上的证明文件来迎合政府，作为其跨过政府这一道关卡的通行证。一方面会计师事务所在对被审计单位进行审计时，一些被审计单位会持一种不配合、不情愿、抵触的反感状态，而阻挠审计人员获得全面、真实的审计信息，这就使得高质量的审计失去了根源；另一方面另一些被审计单位会不断地迎合审计人员，其主要目的是让审计人员帮其掩盖财务方面所出现的问题。这两种情况都必然会使得审计人员在实施审计程序、获取审计证据等方面受到阻碍，不能有效获取完整的会计信息，从而影响审计人员的职业判断，对审计质量造成影响。

（二）会计师事务所行业环境竞争激烈。当前，各种大大小小的会计师事务所存在于整个审计市场中，就四川省来说，现有的会计师事务所已经有402家；就全国而言，会计师事务所的数量我们可想而知，必然也是一个不小的数目。如此多的会计师事务所的存在必然会使得审计市场出现激烈竞争的现象，而在激烈竞争的背后，会计师事务所为了牟取自身利益，其审计的核心自然也会发生改变。在实际审计中，特别是一些中小型事务所，他们在竞争力上缺乏一定的优势，同时也没有把提高审计质量作为审计的核心，而是以自身利益为中心来不断拉拢客户和维持客户关系从而进行不正当竞争，由此审计质量必然得不到有效保障。

（三）事务所高层管理意识薄弱。目前，会计师事务所高层管理人员的管理意识较为薄弱，主要表现在业务质量控制方面。在实际中，审计人员并没有有计划的针对企业的内部控制进行测试，只是通过简单的询问来了解被审计单位的情况，出现了走过场的现象，没有达到把握内控的目的；同时在审计过程中“审计抄账”现象较为严重，仅仅只是为了完成审计工作底稿而进行审计，没有严格按照要求来实施实质性程序测试；在审计报告出具阶段，事务所没有严格按照程序进行三级复核，项目负责人、部门经理、主任会计师没有尽到自己的职责，三级复核制度流于形式。而高层人员管理意识薄弱，缺乏对于审计风险的认识，并没有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对审计质量的控制，这些审计程序的欠缺势必会影响到事务所的审计质量。

（四）会计师事务所组织形式不合理。我国的会计师事务所分为合伙制和有限责任制，二者在开展具体审计业务和出具审计报告方面没有差别，但是在清偿债务方面，却存在极大差别。合伙会计师事务所的合伙人之间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如果审计失败，会严重损害合伙人的切身利益，所以合伙人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会不断提高自身积极性和专业胜任能力，进而提高审计质量；而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是以其出资额为承担债务的最大限度，这就大大降低了对注册会计师行为的约束。而我国的会计师事务所绝大多数都是采用的有限责任制，在承担风险与获得收益之间进行选择时，由于受“低风险、高收益、低成本”这一诱惑，这些会计师事务所愿意冒险而获得高利润，在有限责任这种组织形式以及利益的驱使下，审计质量必然会受到影响。

（五）审计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审计人员是会计师事务所开展具体审计任务的一个重要主体，现在很多年龄较大的注册会计师只是在事务所挂牌，一般不参加现场审计，只是在出具报告环节行使其签字权进行签字。在实际审计中，出现场的大多为年轻的注册会计师，他们尽管有着丰富的专业知识，但是缺乏与实际业务相结合来处理审计事项的能力，在处理业务时对某些特殊情况的把控就不是特别到位，存在一定的风险，会影响到项目的审计质量。同时当前中小会计师事务所人才缺乏，审计人员出现越来越年轻化的趋势，且大多为刚毕业的大学生，而这些大学生学历大多为本科，他们在专业知识和实践方面都存在很大程度的欠缺，在审计程序的实施，审计证据的获取方面存在诸多不足，他们直接出现场进行审计这必然会对审计质量造成直接影响。

四、改善我国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质量的路径

（一）优化会计师事务所的外部执业环境。制订惩处事务所及注册会计师的法律，完善已有的法律法规及其配套实施条例，各个相关部门规章制度相互协调，相互统一，并在实际中相互衔接，让这些法律规章制度成为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基本准绳，对市场经济的各参与主体发挥有效的约束力，为审计质量的提高奠定一个良好基础。同时，加大处罚力度，增加违法违规成本。除责令改正、警告、暂停营业、撤销等行政方式，没收违法所得、罚款等经济处罚外，应追究事务所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此外，针对目前我国审计需求方多为被动接受审计的情况，政府及相关部门应正确引导，使企业从根本上认识到第三方审计对于一个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使其成为企业的一种真正需求，而不仅仅只是产生法定证明文件的工具，这样可以为审计人员开展具体审计工作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条件，从根本上来改善会计师事务所的外部执业环境。

（二）扩大会计师事务所规模结构。我国的会计师事务所以中小型居多，而中小型会计师事务所人才较为缺乏，市场开拓能力不足。相比较而言，较大规模的会计师事务所拥有相对较多专业胜任能力强的从业人员且能够开拓更多业务，在审计时这些会计师事务所具有较强的竞争实力，能发现问题的概率相对较高，其审计时保持自身独立性、不被被审计单位“牵着鼻子走”的概率也越高。所以应扩大会计师事务所的规模结构，通过强强联合等多种形式建立大型事务所，整合各会计师事务所的优质资源，通过整合形成的大型事务所拥有较多的人才资源以及客户资源等，其竞争实力不断增强，这样可以缓解当前事务所的不正当竞争局面，进而提高审计质量。

（三）提升合伙人管理意识。在当前中小会计师事务所居多的审计行业中，事务所的高层管理人员基本都是从业经验较为丰富的注册会计师，同时也是公司的合伙人，在实际中，合伙人所处的位置不仅仅只是简单的一个审计人员，也是审计公司的一个高层管理者。那么，作为一名高层管理者来说，合伙人在自我约束的同时，也应该提升自己的管理者意识，制定良好的质量控制制度和审计问责制度，管理好公司的审计人员，规范他们的审计行为，使公司能够至上而下的形成一种良好的工作氛围。在现场审计时杜绝出现走过场的现象；在审计阶段，严格实施审计程序，以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为审计报告的出具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在出具报告阶段，严格执行三级复核制度，提高审计质量。

（四）转变会计师事务所组织形式。对于会计师事务所而言，有限责任制这种组织形式本身有一定的弊端，相比较而言，合伙制这种组织形式对于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更加有利，在这种形式下，会计师事务所的合伙人能够受到更强有力的自我约束，保持应有的职业谨慎，运用恰当的职业判断来处理审计业务。所以，我国应积极推动会计师事务所向合伙制这样的组织形式改变，在转制过程中不断建立健全合伙人机制，大大增加合伙人在面临审计失败时所需要承担的风险和成本，增加合伙人的自身约束力，从而减少违法违规行为的发生，降低审计质量的风险。

（五）提高审计人员综合素质。从事审计工作的人员必须具备该行业应有的素质，包括专业胜任能力和职业道德两个方面。所以，首先要提高审计人员的专业胜任能力，会计师事务所应为本所工作人员提供相关的职业培训及学习机会，鼓励本所审计人员积极参加中注协或各地方注协组织的各种交流会；在实践审计中不断地学习专业知识，增长见识，对于行业新变化要及时的关注，对于新审计准则要不断的学习，与时俱进，在工作中不断研究，使审计人员的专业能力得以不断提高，以更好地胜任审计工作。另外，会计师事务所应该重视职业道德建设，加强对于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教育，使从业人员从思想上进行道德自律，以更加严格的道德标准来要求自己。这样有助于及时发现问题，降低审计风险，提高审计质量。

总之，我国会计师事务所现阶段所处的形势不容乐观，其审计质量的高低影响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着力推进审计质量的改善是会计师事务所当前工作的重中之重，我们相信事务所审计质量当前面临的困难本身也是其发展的难得机遇。所以，审计关系中的各主体应该共同出力、共同治理当前审计质量较差的问题，改善我国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质量，促进我国经济健康发展。

主要参考文献：

[1]刘胜良.我国中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质量改善研究[D].四川：西南财经大学，2008.

[2]崔丽艳.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质量的影响因素研究[D].山东：山东财经大学，2013.

[3]李瑞青，白洁.我国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质量研究[J].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1.

[4]钱光明.对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质量相关问题的探讨[J].商业会计，2012.18.

[5]刘媛等.我国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质量探究[J].现代商贸工业，2013.18.

篇3

一、私有产权结构下内部控制效率的

1．对独资企业的剖析

在独资企业中，业主作为出资人是人，而且仅仅限于一个，由于业主既是企业财产的所有者，又是企业的经营者，也可以独享全部企业的剩余索取权，并对自己的经营失败承担责任。在各国的（如《独资企业法》、《民法通则》）中，几乎都有独资企业的业主对本企业的债务承担无限责任的规定。按照惯常的独资企业制度，业主拥有企业的财产所有权与经营权，企业的治理结构比较简单，业主很少发生委托人行使经营权的成本以及监督费用，在为数较多的这类企业中，管理层的员工以家族成员为主，行使经营权的业主委托家族成员充任了监工或其他管理者的角色。经济学家张维迎认为：“我们用一个人，先不管他有没有能力，首先要信得过他，也就是他要有职业道德。而的人才市场上，缺少的并不是有能力的人，而恰恰是有道德的人。”②既然一个独资企业的业主难以找到德性与才能兼备的人才，他宁可任用与他的利益具有共向性的家族成员。显然，业主即便是雇佣一个工人，也要考虑付出监督成本，但“夫妻店”中一般不存在单独的监督成本。这里，监督意味着内部控制。

实证资料表明，各国的独资企业大多是家族式的组织，其治理结构相当简单，业主集所有权与经营权于一身，他可以借助家族内部通过血缘关系所建立的亲情关系以及某些族规或礼教下的道德约束等实现对充任管理者的家族成员的约束，这种内部控制几乎是高效率的，人们很少发现管理者的佝私舞弊。在我国，儒家文化教诲下的臣民最忌讳的莫过于族人的讨伐；对族人的效忠作为一种主流精神被推崇，这造就了家族制独资企业中普通的管理者对他人监督的积极性以及特有的“揭发”他人舞弊的人文环境。虽然这些管理者并非拥有一小部分本企业的剩余索取权，但家族企业成功所带来的“光宗耀祖”的名誉及自身的优越感可以成为监督他人的动力。从某种意义上讲，业主与作为事实上的人的管理者具有极强的亲和力，信任大于防范，这种治理结构对业主表现出很大的诱惑。然而，我们发现，在这些企业中，内部控制制度不甚完善，控制手段比较落后，控制技术存在许多缺陷，尽管也会发生员工舞弊，但却有比较好的察觉机制，使得内部控制的效果不会比想像的程度差。这一事实折射出一个：员工的素质比内部控制的其他要素更为重要。

在内部会计控制方面，独资企业的业主仍然考虑以防止资财的流失作为首要控制目标。除规模较大的企业可能聘请注册会计师设计可行的内部会计控制制度外，相当一部分独资企业主要是沿袭本企业的传统制度并在必要的情况下作出一些改进。如果进行制度的技术性分析，可以发现主要存在下述：①书面文件资料不齐备，尤其是原始记录对实物资产的控制缺乏效力。②控制标准有较大随意性，甚至有不少标准来源于业主的口述，“人治”色彩浓厚，“照章办事”的“法治精神”匾乏。③分工控制中不相容职务（如会计记账与出纳收付款项两项职务）被家族成员兼任，同时，也无法实现对业主权力的反向约束。④对管理者的授权过大，如付款限额、提款标准等，若不加控制，不诚实的家族成员也可能发生舞弊后缺少对职业化内部审计的需要，靠非专业的家族成员所实施的稽核效果往往不佳。以上问题几乎都是重要的，足以会计控制的效率，但是，独资企业中家族成员的道德力量在很大程度上抵销了部分会计控制的技术缺陷，依然能够使控制的效率达到较高的程度。

独资企业中，业主对会计的控制是十分严格的，如果说他对债权人的义务可以通过债务契约来明确表达，而他作为一个纳税人对国家的义务则是通过税法来确定，但后者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准确地说，会计账面利润只是企业实际利润的近似值，这两种利润可能会因合法或不合法的会计调节手段发生较大幅度背离，可能使前者小于后者而使国家蒙受损失。减低利润、虚盈实亏等，可能源于业主对会计实施控制的后果。在独资企业中，业主对会计控制的干预比其他任何企业组织类型更容易实现，因为业主在将所有权与经营权集于一身的条件下，行政管制的通道缩短，出资人的权威地位更易于凸现出来，增强了对管理者以及普通员工的控制能力。业主知道，他的剩余索取权国给国家纳税的增加而相应减少，控制会计利润是他必须关注的一个目标。这说明，独资企业的内部会计控制尽管对员工有较高效率，但对业主往往是失败的。

2．对合伙企业的剖析

在合伙企业中，合伙人既是出资人，又是经营者，企业的全部资产是全部合伙人的共有资产，全部负债也是全部合伙人的共有负债，从委托关系看，“在合伙活动范围内所发生的事情上，每个合伙人都是其余合伙人的人，所以外界人士有权假定：所有与合伙之事有关的任何合伙人的行动都对该合伙企业有约束力”。①由于“无限责任”的企业制度设计，合伙人将可能以私人财产承担超出企业偿付能力以外债务的支付，这种情况下，合伙企业不能作为独立的法人从事民事活动。由于合伙人共有了企业的剩余索取权，并使“剩余索取权在成员之间对称地分配”②，与此高收益配套的制度设置必然是无限责任的高风险约束。合伙企业的治理结构是优秀的，合伙人处在同一个利益体之中，每个人按合伙契约所实施的行为都可能引致无限责任的压力，这促成了合伙人之间的牵制以及对雇员的有效监督。合伙人都有一种潜意识的监督的动力，每个合伙人既要考虑对自己负责，又要考虑对他人负责，在集多人财力、集多人智慧的共有财产、共有收益的企业制度下，可以获得较高的营运绩效。

合伙契约是一个不完全契约，这一确立合伙关系的契约会因为一个人的退伙而失效。“未尽事宜”的协商会引发无休止地讨价还价或导致关系破裂，合伙企业一般总是短命的。在不少合伙企业中，内部控制制度也像合伙契约一样受到重视，但通常因内部约定事项的某些特殊性而使制度本身存在较多不完善性；合伙人对未来的收益及持续经营等缺乏明晰的预期，转而对短期行为产生较大兴趣。处在同等地位上的合伙人一旦发生争议，因为缺少必要的仲裁机构，在合伙契约存在欠缺时，大多只能依靠道德调节的力量，对此可以从合伙前的合伙人选定时的信任度观察出来。从这种意义上看，对合伙人实施的内部控制，除合伙契约这一控制标准外，还必须依靠道义规则作有效补充。合伙人的“监督是不易观察到的，而且监督的努力取决于每个合伙人的负责精神。”①实际上，负责精神本身是道义上的而不是行为规范所控制的。

合伙企业的会计控制效率比独资企业的会计控制效率要低一些。这里不存在家族成员之间的亲和力与依附感，合伙人之间的警戒心理与攀比意识在某些场合变为一种“偷懒”动机，进而形成道德风险。合伙人的自利性行为选择模式是个别合伙人舞弊的思想基础，雇员对来自合伙人的行政威慑可能采取放纵强势群体行为的态度，最终使内部会计控制在特定环境下失去预定效力。合伙人之间的互相监督与制衡能够减弱单个合伙人的个人行为对会计控制的干预，如果部分合伙人形成了一个或多个“非正式组织”，其组织成员之间的牵制力弱化，对会计控制干预的约束力不足，使会计控制效率必然下降。

合伙企业会计控制的效率高低，主要取决于在合伙契约及相关规章中对会计控制制度的设计，合伙契约是合伙人利益均衡状态下的产物，它规定了或授权其他规章规定适当的会计控制制度；而制度的设计应是合伙企业建立之前协商的，因为，一个企业开始营运，管制权利的分割业已完成并给予了各个合伙人确定的授权，再设计内部会计控制制度，势必造成权利分配的利己观与“失衡”感，这时的制度设计已进入了“对人不对事”的困惑状态，平息来自合伙人的争端颇为困难。只有制度的设计体现“对事不对人”的原则，在既定制度下考虑授权与分工，才可能防止因部分个人利益损伤而否定制度的情况发生。在一般情况下，合伙企业更倾向于寻找外部力量（如聘请注册会计师）设计一种能代表各方利益的公正的科学的内部会计控制制度，这种制度在常态上是比较健全的，或者功能缺陷并不明显，可以有效地发挥作用。但是，合伙人之间的掣肘与摩擦造成内耗，影响会计控制效率。

单纯从会计控制的技术层面看，由于合伙企业规模比股份公司小得多，其内部分工比较粗，存在会计人员兼任多种相容职务的问题，因会计人员缺乏专业化分工的工作条件，作业效率也可能减低。经验显示，会计控制在企业合伙人照章办事的支持下所获取的效果，远比合伙人违章干预的影响下所获得的效果好。

同样是私有产权，在不同国家因法律、文化观念的差异产生了不同的会计控制结果。西方国家文化观念是基于人性恶设计的，“古希腊文化中以柏拉图为代表的人性恶的思想，在罗马与基督教的原罪观念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此后一直成为西方文化中一个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①“以法治恶”是建立法制的动因，这导致以法律约束权力，以权力制衡权力（如三权分立）的思想出现，以及在企业内部不断强化内部控制制度。而中国则不同，《三字经》的开头便教导人们：“人之初，性本善”，受此主流文化的影响，我国企业家的理念中缺少提防职员作弊的潜意识，不少企业家对内部控制几乎是无知的。另外，西方国家许多有关人权的法律文典（无论是英国1628年颁发的《权利请愿书》、美国1776年颁发的《独立宣言》，还是法国1789年颁发的《人权宣言》），都贯穿着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原则，但是在我国，从《宪法》到一般法律，只提公有财产不可侵犯，缺少对私有财产的法律保护，“贪污罪”仅适用于公职人员而不适用于私营企业职员，这表明私有产权尚未获得应有的平等待遇。西方国家私有企业的内部控制制度即使不够健全，至少还有来自法律的追加防护，如果在我国，则应依靠企业自身的控制防范，最多采用民事诉讼手段去解决，而不涉及“罪”的范畴。以上两方面的陈述表明，国家的法律。文化环境也可能形成对内部控制及其效率的影响。在以往关于内部控制的中，都注重～般技术规则的探讨，似乎只要能够体现这些规则的要求，就能设计出适用于一个特定的内部控制制度，这时，似乎控制的效率必然很高。而现实告诉人们：不同产权结构下的内部控制特别是内部控制具有不尽相同的效率。这种观点也可从学原理中找出印证：“在企业存在的情况下，所有权结构就变得重要，因为不同的结构会导致不同的交易效率。”

一、私有产权结构下内部控制效率的

1．对独资企业的剖析

在独资企业中，业主作为出资人是人，而且仅仅限于一个，由于业主既是企业财产的所有者，又是企业的经营者，也可以独享全部企业的剩余索取权，并对自己的经营失败承担责任。在各国的（如《独资企业法》、《民法通则》）中，几乎都有独资企业的业主对本企业的债务承担无限责任的规定。按照惯常的独资企业制度，业主拥有企业的财产所有权与经营权，企业的治理结构比较简单，业主很少发生委托人行使经营权的成本以及监督费用，在为数较多的这类企业中，管理层的员工以家族成员为主，行使经营权的业主委托家族成员充任了监工或其他管理者的角色。经济学家张维迎认为：“我们用一个人，先不管他有没有能力，首先要信得过他，也就是他要有职业道德。而的人才市场上，缺少的并不是有能力的人，而恰恰是有道德的人。”②既然一个独资企业的业主难以找到德性与才能兼备的人才，他宁可任用与他的利益具有共向性的家族成员。显然，业主即便是雇佣一个工人，也要考虑付出监督成本，但“夫妻店”中一般不存在单独的监督成本。这里，监督意味着内部控制。

实证资料表明，各国的独资企业大多是家族式的组织，其治理结构相当简单，业主集所有权与经营权于一身，他可以借助家族内部通过血缘关系所建立的亲情关系以及某些族规或礼教下的道德约束等实现对充任管理者的家族成员的约束，这种内部控制几乎是高效率的，人们很少发现管理者的佝私舞弊。在我国，儒家文化教诲下的臣民最忌讳的莫过于族人的讨伐；对族人的效忠作为一种主流精神被推崇，这造就了家族制独资企业中普通的管理者对他人监督的积极性以及特有的“揭发”他人舞弊的人文环境。虽然这些管理者并非拥有一小部分本企业的剩余索取权，但家族企业成功所带来的“光宗耀祖”的名誉及自身的优越感可以成为监督他人的动力。从某种意义上讲，业主与作为事实上的人的管理者具有极强的亲和力，信任大于防范，这种治理结构对业主表现出很大的诱惑。然而，我们发现，在这些企业中，内部控制制度不甚完善，控制手段比较落后，控制技术存在许多缺陷，尽管也会发生员工舞弊，但却有比较好的察觉机制，使得内部控制的效果不会比想像的程度差。这一事实折射出一个：员工的素质比内部控制的其他要素更为重要。

在内部会计控制方面，独资企业的业主仍然考虑以防止资财的流失作为首要控制目标。除规模较大的企业可能聘请注册会计师设计可行的内部会计控制制度外，相当一部分独资企业主要是沿袭本企业的传统制度并在必要的情况下作出一些改进。如果进行制度的技术性分析，可以发现主要存在下述：①书面文件资料不齐备，尤其是原始记录对实物资产的控制缺乏效力。②控制标准有较大随意性，甚至有不少标准来源于业主的口述，“人治”色彩浓厚，“照章办事”的“法治精神”匾乏。③分工控制中不相容职务（如会计记账与出纳收付款项两项职务）被家族成员兼任，同时，也无法实现对业主权力的反向约束。④对管理者的授权过大，如付款限额、提款标准等，若不加控制，不诚实的家族成员也可能发生舞弊后缺少对职业化内部审计的需要，靠非专业的家族成员所实施的稽核效果往往不佳。以上问题几乎都是重要的，足以会计控制的效率，但是，独资企业中家族成员的道德力量在很大程度上抵销了部分会计控制的技术缺陷，依然能够使控制的效率达到较高的程度。

独资企业中，业主对会计的控制是十分严格的，如果说他对债权人的义务可以通过债务契约来明确表达，而他作为一个纳税人对国家的义务则是通过税法来确定，但后者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准确地说，会计账面利润只是企业实际利润的近似值，这两种利润可能会因合法或不合法的会计调节手段发生较大幅度背离，可能使前者小于后者而使国家蒙受损失。减低利润、虚盈实亏等，可能源于业主对会计实施控制的后果。在独资企业中，业主对会计控制的干预比其他任何企业组织类型更容易实现，因为业主在将所有权与经营权集于一身的条件下，行政管制的通道缩短，出资人的权威地位更易于凸现出来，增强了对管理者以及普通员工的控制能力。业主知道，他的剩余索取权国给国家纳税的增加而相应减少，控制会计利润是他必须关注的一个目标。这说明，独资企业的内部会计控制尽管对员工有较高效率，但对业主往往是失败的。

2．对合伙企业的剖析

在合伙企业中，合伙人既是出资人，又是经营者，企业的全部资产是全部合伙人的共有资产，全部负债也是全部合伙人的共有负债，从委托关系看，“在合伙活动范围内所发生的事情上，每个合伙人都是其余合伙人的人，所以外界人士有权假定：所有与合伙之事有关的任何合伙人的行动都对该合伙企业有约束力”。①由于“无限责任”的企业制度设计，合伙人将可能以私人财产承担超出企业偿付能力以外债务的支付，这种情况下，合伙企业不能作为独立的法人从事民事活动。由于合伙人共有了企业的剩余索取权，并使“剩余索取权在成员之间对称地分配”②，与此高收益配套的制度设置必然是无限责任的高风险约束。合伙企业的治理结构是优秀的，合伙人处在同一个利益体之中，每个人按合伙契约所实施的行为都可能引致无限责任的压力，这促成了合伙人之间的牵制以及对雇员的有效监督。合伙人都有一种潜意识的监督的动力，每个合伙人既要考虑对自己负责，又要考虑对他人负责，在集多人财力、集多人智慧的共有财产、共有收益的企业制度下，可以获得较高的营运绩效。

合伙契约是一个不完全契约，这一确立合伙关系的契约会因为一个人的退伙而失效。“未尽事宜”的协商会引发无休止地讨价还价或导致关系破裂，合伙企业一般总是短命的。在不少合伙企业中，内部控制制度也像合伙契约一样受到重视，但通常因内部约定事项的某些特殊性而使制度本身存在较多不完善性；合伙人对未来的收益及持续经营等缺乏明晰的预期，转而对短期行为产生较大兴趣。处在同等地位上的合伙人一旦发生争议，因为缺少必要的仲裁机构，在合伙契约存在欠缺时，大多只能依靠道德调节的力量，对此可以从合伙前的合伙人选定时的信任度观察出来。从这种意义上看，对合伙人实施的内部控制，除合伙契约这一控制标准外，还必须依靠道义规则作有效补充。合伙人的“监督是不易观察到的，而且监督的努力取决于每个合伙人的负责精神。”①实际上，负责精神本身是道义上的而不是行为规范所控制的。

合伙企业的会计控制效率比独资企业的会计控制效率要低一些。这里不存在家族成员之间的亲和力与依附感，合伙人之间的警戒心理与攀比意识在某些场合变为一种“偷懒”动机，进而形成道德风险。合伙人的自利性行为选择模式是个别合伙人舞弊的思想基础，雇员对来自合伙人的行政威慑可能采取放纵强势群体行为的态度，最终使内部会计控制在特定环境下失去预定效力。合伙人之间的互相监督与制衡能够减弱单个合伙人的个人行为对会计控制的干预，如果部分合伙人形成了一个或多个“非正式组织”，其组织成员之间的牵制力弱化，对会计控制干预的约束力不足，使会计控制效率必然下降。

合伙企业会计控制的效率高低，主要取决于在合伙契约及相关规章中对会计控制制度的设计，合伙契约是合伙人利益均衡状态下的产物，它规定了或授权其他规章规定适当的会计控制制度；而制度的设计应是合伙企业建立之前协商的，因为，一个企业开始营运，管制权利的分割业已完成并给予了各个合伙人确定的授权，再设计内部会计控制制度，势必造成权利分配的利己观与“失衡”感，这时的制度设计已进入了“对人不对事”的困惑状态，平息来自合伙人的争端颇为困难。只有制度的设计体现“对事不对人”的原则，在既定制度下考虑授权与分工，才可能防止因部分个人利益损伤而否定制度的情况发生。在一般情况下，合伙企业更倾向于寻找外部力量（如聘请注册会计师）设计一种能代表各方利益的公正的科学的内部会计控制制度，这种制度在常态上是比较健全的，或者功能缺陷并不明显，可以有效地发挥作用。但是，合伙人之间的掣肘与摩擦造成内耗，影响会计控制效率。

单纯从会计控制的技术层面看，由于合伙企业规模比股份公司小得多，其内部分工比较粗，存在会计人员兼任多种相容职务的问题，因会计人员缺乏专业化分工的工作条件，作业效率也可能减低。经验显示，会计控制在企业合伙人照章办事的支持下所获取的效果，远比合伙人违章干预的影响下所获得的效果好。

同样是私有产权，在不同国家因法律、文化观念的差异产生了不同的会计控制结果。西方国家文化观念是基于人性恶设计的，“古希腊文化中以柏拉图为代表的人性恶的思想，在罗马与基督教的原罪观念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此后一直成为西方文化中一个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①“以法治恶”是建立法制的动因，这导致以法律约束权力，以权力制衡权力（如三权分立）的思想出现，以及在企业内部不断强化内部控制制度。而中国则不同，《三字经》的开头便教导人们：“人之初，性本善”，受此主流文化的影响，我国企业家的理念中缺少提防职员作弊的潜意识，不少企业家对内部控制几乎是无知的。另外，西方国家许多有关人权的法律文典（无论是英国1628年颁发的《权利请愿书》、美国1776年颁发的《独立宣言》，还是法国1789年颁发的《人权宣言》），都贯穿着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原则，但是在我国，从《宪法》到一般法律，只提公有财产不可侵犯，缺少对私有财产的法律保护，“贪污罪”仅适用于公职人员而不适用于私营企业职员，这表明私有产权尚未获得应有的平等待遇。西方国家私有企业的内部控制制度即使不够健全，至少还有来自法律的追加防护，如果在我国，则应依靠企业自身的控制防范，最多采用民事诉讼手段去解决，而不涉及“罪”的范畴。以上两方面的陈述表明，国家的法律。文化环境也可能形成对内部控制及其效率的影响。

二、公有产权结构下内部控制效率的分析

公有产权结构企业的典型代表是国有企业，即国家作为单独出资人的企业。国家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的实际内容是在此国家特定地域上获得注册的人民。国家所有也即“全民所有”。人民作为初始委托人，以纳税形式提供财政基础，建立了代表国家行使权力的政府，政府又由人转变为第二层次的委托人，以国家出资人的形式向企业投资，委托经理人负责企业经营事项。我国历经数次给企业放权的改革后，发现经营权的下放并未触及产权改革，这促成了从1993年起建立企业制度的以产权改革为核心的深层次改革，其后，有限责任公司与股份公司等含有公有产权的新型企业不断产生，国有企业“旧貌换新颜”。

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是政府的附庸，政府既充当所有者身份，又是一个行使企业许多经营权的管理者；而企业的经营者则是一个由政府委任并完全服从政府意志的“公务人员”，企业所实施的内部控制往往被简化到近于极致的状态，这可以从现实中找到例证：极为频发的经济犯罪案件绝大多数是源于企业内部控制不力。会计人员身兼二任，既代表国家利益对本企业实施会计监督，又代表本企业利益对内部的经济业务实施会计监督，这时，借助会计监督进行的会计控制实质上代表着企业的自身利益。尽管从上讲，国有企业的全部剩余索取权归属国家，问题是，政府主张“国家、企业与职工个人利益三兼顾”原则，伴随着国有企业产权主体的事实上缺位（政府的许多部门管制企业的结果是没有真正的所有者代表），企业截留国家应得剩余索取权的例子比比皆是。在国有企业中，经营者的挥霍与浪费、决策失误不胜枚举，一方面是缺少必要的法律约束经营者，更重要的是政府缺乏一套有效的激励机制使经营者获得一定剩余索取权；当其认识到一切企业财产流失与自己利益息息相关时，他就具有强化企业内部约束机制的积极性。我国相当一部分国有企业，内部控制处在初稚状态，甚至流于形式，主要原因是：①政府对国有企业的经营者缺乏资产保值与增值的制度约束与契约规定，经营者无意于健全内部控制制度的努力；②规范的内部控制制度体现了“人人平等”的精神，这给经营者谋取私利制造了障碍，经营者缺少健全内部控制制度的自发的积极性；③政府给予企业经营者很大权力的同时忽略了给予相应的约束，诱使经营者滥用权力，绕过或干预内部控制制度的现象发生；④由于企业剩余索取权基本上由国家所有，经营者认为没有必要像私营企业业主一样对健全内部控制付出很大的时间与精力。事实上，一个国有企业是否建立或拥有健全的内部控制制度，关键是企业的经营者。美国管家赫伯特·西蒙认为：“企业家的独特性质是，其决策最终控制着员工的活动”。①依据此理，一个国有企业的经营者应对本企业内部控制的失效承担责任；职员舞弊，经营者应得到行政和经济上的惩罚。

由于政府对国有企业的经营者缺乏控制，许多企业在内部控制方面主要是沿袭本企业的旧制度，因为这种制度中包含着计划经济体制环境遗传下来的行政管制的风格，书面化的系统的内部控制制度很少能够见到，现行制度主要是作为一种习惯性做法流传下来，最多靠口授的形式推广或传授。几乎很少有企业（可能只是在发生经济犯罪案件时因来自外部的警告）自觉检讨本单位的内部控制制度的缺陷并设法予以改进。

令人担忧的是，我国一部分国有企业的内部控制制度形同虚设，这源于经营者与某些管理者借用自己的特权不断地绕过制度，以便为自己获得私利。由于一般员工缺乏知情权，必然无法对违反制度者予以检举与揭发，使违规者有恃无恐。在我国，为数不少的单位存在“团伙犯罪”，实际上意味着串通作弊，而内部控制的天敌是合谋不轨。出现这种问题的根本原因是小环境下的道德堕落。在提高内部控制效率方面，没有比配备诚实的员工更重要的控制要素。这里引发了一个问题：制度重要还是人重要？从本质上讲，人比制度重要。无论如何完美的制度都不外是人的产物；但在一个特定的空间内，人们还是相信制度比人重要。有句话可谓至理名言：“好的制度可以使坏人变好，坏的制度可以使好人变坏。”在现行企业制度下，经济犯罪之所以直线上升，实质是制度不完善，诱使良民变为罪犯。有人甚至认为，“被重典惩治的人总会被人认为属于意外情况，吓阻的效果并不明确，极刑只惩治了个别而根本没有预防一般”。因而，更倾向于主张强化监督，以“尽少地使用刑罚，从而更为人道地实现政治清廉”。内部控制的核心是权力约束与监督，它的重防范的机制是法治所首倡的。

按《公司法》设立的国有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已在我国许多地方作为现代企业制度的一种形式广为推行，由于尚处试行阶段，我们从这些企业中还能找出一般国有企业的不少痕迹，除了法人治理结构上的形式变化外，实质性的变化仍然不多。

三、混合产权结构下内部控制效率的分析

包含公私出资人股权的股份公司，代表着现代企业制度的主流与精华。所有权与经营权在这一法人组织中完全分离，股东作为委托人可以委托职业经理作为人负责经营，同时又设置了一个比较庞杂有序的治理结构。股东大会是一个由股东组成的最高权力机构，它选举产生董事会和监事会，再由董事会委托经理人经营企业，由监事会对董事会与经理人实施监督。从这个意义看，公司治理结构是一个多极权力相互制衡的控制系统。然而，由于“股东的分散加上管理者在权的斗争中的优势，使管理者的权力上升，并减低了他们对所有者的依赖”，这时，“管理者在某些程度内能追求他们自己的目标，因而会将企业导向偏离所有者所期望的利润最大化状况。”②当股东无能力控制经营当局或者对经营业绩不满时，他们可以采用“用脚投票”的方式在证券市场上实现产权交易。在股份公司中，基于上述控制系统并在其之下建造的是整套比较健全的内部控制制度，它的特点是：①书面资料比较齐全和真实，由于内部利益多元化的制衡，以及对外信息披露的法定要求，会计控制的过程比较规范。②大多数企业拥有计划、预算、定额、目标以及责任管理的控制标准，再加上内部各种规章制度，控制标准相当完善。③由于委托层次多、关系复杂，授权与分工在吸取经验教训与借鉴他人长处的基础上得以科学化；由于每一个公司员工都处在内部控制的过程中，预设的牵制功能有助于阻止滥用权力。④一般业务的控制程序都可能聘请专家予以设计或指导，可以保证简化、可行和有效。⑤“几乎每一大公司都聘雇内部稽核人员，执行多种业务方面的稽核”，由于业务稽核与会计稽核、内部审计于同一控制体系，控制效率明显趋高。在Walter B· Meigs等人所著《审计学原理》一书所描绘的一般公司的组织图中，将审计小组归属董事会，并可管制业务稽核工作，说明内部审计具有很高的组织地位，这对于约束经理人以及高层次决策者，可以独立地有权威地发挥作用。③一般公司都没有人力资源部，注重对员工从录用、上岗到在职的全过程素质控制。实践表明：一些公司倡导“以人为本”战略，可以取得比单纯对物流、资金流控制更好的效果。世界著名的管理大师被德·F·杜拉克认为：“人的品德与正直，其本身并不一定能成就什么。但是一个人在品德与正直方面如果有缺点，则大足以败事。所以人在这一方面的特点，不能仅只视为绩效的限制而已。有这种缺点的人，应该没有资格做管理者。”联系我国实际，根除腐败从“吏治腐败”入手，也是看到了控制人的品德的重要性；“团伙舞弊”的盛行，从另一方面表明了我们在道德控制上的软弱。如果内部控制未控制好控制参与者本身，那么，它肯定是低效率的。

现代股份公司所提供的治理结构为实现代化的内部控制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因为，整个组织是在一个既定的规则下运作的，而不是在经营者随心所欲摆布下运作的；就如同一个法制社会，应听任法律权威，而不是听任行政长官的个人权威。用著名组织理论权威M·韦伯的言论来表达，即“法人群体的成员们服从于一个当权者，并不是服从作为个人的他，而是服从非人格化的规章。因此，可以说，仅仅是在权力合理划定的界限范围内才有服从的义务，这种权力是按照规章授予的。”在一个公司中，内部控制制度的权威大于～个经理人的权威，除非通过正式渠道对此制度进行了修正，否则，任何人都应服从制度权威。这是克服企业中实行“人治”的一件法宝；在公司制企业中，由于存在着多级复杂的权力牵制，制度权威易于实现，可以产生较明显的控制效率。

篇4

合伙人之一要求确认其与合伙企业存在劳动关系，并支付工资报酬、购买社会保险是否可行，当前司法实践对此还没有统一的认定，因此该问题引发了笔者的深思：合伙事务执行人是否必须应该是我国法律规定的合伙人之一？合伙事务执行人与其他合伙人之间是怎样的一个法律关系？合伙事务执行人与合伙企业之间的法律关系该如何界定？等问题。我国《合伙企业法》第26条的规定可以看出，对于合伙事务执行人必须是合伙人之一，如实践中存在非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情况引发的相关问题并没有相关的处理依据，而合伙人在执行合伙事务中在劳动关系层面的界定，并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也没有统一的法理意见。本文试图从合伙事务执行人与企业间法律关系的各种学说、合伙事务执行人产生、劳动关系的构成要件、合伙事务执行人与企业权利义务主要适用的法律、劳动法与合伙企业法的立法思想等方面进行阐述，力求理清合伙企业事务执行人的产生或合伙事务的执行涉及的法律关系，从而对学理和审判实践有所裨益。

关键词

合伙事务执行人；个人合伙企业；劳动关系

一、引子：一个合伙事务执行人申请确认与合伙企业构成劳动关系的案例

2011年5月原告顾某与被告马某及郑某、卿某四人签订《合伙经营协议书》，约定：四人共出资200万元在北川经营中餐和茶楼，其中马某出资100万元，郑某出资60万元，卿某出资30万元，原告顾某出资10万元；出资比例分别为50%、30%、15%、5%，该比例既是合伙份额，也是利润分配和风险承担的依据；被告马某为合伙执行人，负责合伙事务的全面管理和日常运行。合伙协议同时对相关的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2011年7月28日被告马某以其名义在北川工商局办理了北川羌族自治县永昌镇某酒店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经营者姓名为马某。北川某酒店开业后，原告以执行经理的身份参与了酒店的日常管理，也为自己制定工资为8000元/月，由原告每月在出纳处领取。后因生意经营亏损，酒店无力再继续经营，暂停营业。原告请求：北川羌族自治县永昌镇北川某酒店支付原告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社会保险、经济补偿金。对于合伙人之一的原告的请求，能否构成劳动关系，实践中存在两种观点：一种是构成劳动关系，原告作为合伙人之一要求工资是其在合伙过程中的付出的额外劳动所得，应该得到支持；另一种观点认为不构成劳动关系，合伙人之一执行合伙事务，系根据我国合伙企业法规定，由合伙协议约定或全体合伙人之间的合意决定一个或多个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系对合伙事务的协商委托管理，合伙事务执行人并非与合伙企业构成管理与被管理的具有人身依附性及隶属关系的劳动关系。本文从合伙企业事务执行人任职资权利义务、身份特点等方面区别于劳动关系构成要件上进行论述，阐明笔者观点：合伙企业事务执行人并非与合伙企业构成劳动关系。

二、合伙企业事务执行人产生、权利义务及地位

我国将合伙企业划分为普通合伙企业和有限合伙企业两种，虽然两种合伙企业的构成和出资、相竟业务等方面有不同的规定，但是两种合伙企业无一例外的做了由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的规定，当然，对于有限合伙而言，只有普通合伙人有权利进行合伙事务的执行。

（一）合伙事务执行人的产生方式《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二十六条规定，“合伙人对执行合伙事务享有同等的权利。按照合伙协议的约定或者经全体合伙人决定，可以委托一个或者数个合伙人对外代表合伙企业，执行合伙事务。作为合伙人的法人、其他组织执行合伙事务的，由其委派的代表执行。”第六十七条对有限合同企业的事务执行人是这样规定的，“有限合伙企业由普通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执行事务合伙人可以要求在合伙协议中确定执行事务的报酬及报酬提取方式。”两个法条，把合伙企业执行合伙事务的执行人的资格定格在了合伙人上，从法理上理解，这种设置可能与合伙企业法律设置及承担方式有关。当今经济发展，社会诚信度不高，合伙企业的性质及责任承担方式在维护合伙企业及第三人利益上，具有更强的法律规保障。在人合和资合问题上，合伙企业是典型的人合企业，这从一定意义上讲，是因为合伙企业的合伙人对合伙企业的债务承担着一种无限连带责任，虽有限合伙人例外于普通合伙人，但是他毕竟无法成为合伙企业事务执行人。作为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的合伙事务执行人而言，自己的行为出发点有自身利益的需要，这种利益不是劳务付出的报酬，最主要的是投资所需要的收益回报，加上对企业营业失败承担一种无限连带责任，激发了合伙事务执行人争取合伙企业利益最大化的初衷。因此，法律对于合伙企业事务执行人身份的特殊规定与一般公司经理、董事有所不同的理由就显而易见。

（二）合伙企业事务执行人的权利义务合伙企业事务执行人根据合伙协议或全体合伙人的约定执行合伙企业经营的相关事务，对外代表合伙企业进行业务经营，对合伙企业负责，可以自行决定除合伙协议约定或者法律规定需由全体合伙人表决的合伙事务，这种对外经营权与代表权，是合伙事务执行人根据约定或者法律规定的权利。合伙事务执行人对于合伙企业其他合伙人而言，负有报告事务执行情况以及企业经营和财务状况的义务，为其他合伙人查阅合伙企业会计账簿、经营资料等提供便利和条件。同时，对于根据协议约定或法律规定需要其他合伙人共同表决的事项，应承担提请义务。亚当•斯密经济学中将从事经济活动的所有人都假设为“理性人”，认为每一个从事经济活动的人所采取的经济行为都是力图以自己的最小经济代价去获得自己的最大经济利益。当人合伙企业事务执行人也是“理性人”，对合伙企业的尽职尽责、忠诚义务而言，因与其他公司法定代表人或者企业负责人不同，基于对合伙利润分配及对合伙企业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的对外债务承担方式，合伙事务执行人为合伙人之一的特殊身份，其自当会尽职遵守，这点勿需特殊强调。

（三）合伙事务执行人与公司法定代表人地位区别合伙事务执行人首先是合伙人之一，对合伙企业所负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而对于公司、企业的法定代表人而言，不管该法人代表所属职位为董事长、总经理或者董事也好，也无论对公司、企业出资多少与否，其资产与公司、企业相互分离与独立，不对公司对外所负债务承担个人责任。因此，在地位上，合伙人的权利与义务与合伙企业的权利义务紧密相连，公司法定代表人的权利在于领取工资或者收取红利，义务在于对代表公司义务经营，对内管理公司。这种地位上的区别表明合伙事务执行人与企业的联系更加紧密，其权利和义务比公司法定代表人责任更强，义务更多。

三、合伙事务执行人和合伙企业关系区别于劳动关系

（一）劳动关系的主要构成要件书面劳动合同作为构成劳动关系的最为明显的一个证据，一般情况下，书面劳动合同就能很直观的证明劳动关系的存在。对于实践中，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情况，如何构成劳动关系，劳社部发〔2005〕12号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对构成劳动关系有三个条件：（一）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二）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此规定较为原则性，在具体操作过程中，还需要将当事人间实际权利义务内容的事实特征与劳动关系的本质特征进行比对，在客观事实特征的基础上就劳动关系的本质特征深入进行剖析，才能得出相应的判断。劳动关系的本质特征可以概括为：一是双方都有建立劳动关系的主体资格，二是双方建立劳动关系的原因和目的只是为了实现交换（财产属性），三是劳动者一方向特定雇主提供劳动，雇主在规定的时间内可以排他性命令、使用劳动者（人身属性），四是雇主对雇员有保护义务，雇员对雇主有忠诚义务。

（二）合伙事务执行人与合伙企业之间不具有人身依附性劳动关系本身的人身依附性表现的比较强烈，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规定双方的权利和义务，用人单位对于劳动者从事的劳动时间、纪律、场所、劳动内容及劳动的成果等都具有较多的规定，因此，劳动者在人身上更多的依附于用人单位。对于合伙事务执行人而言，是自己为自己服务，对于自己的时间有随意支配的权利，即使是在合伙事务执行中与其他合伙人对合伙事务的执行有约定，但是其自身并非依附于该企业，其本身也就是整个合伙的代表，不需要对外出示任何的证明材料，与合伙企业本身是一种平等的关系。

（三）合伙事务执行人与合伙企业间不具有财产交换性合伙事务执行人本身是合伙企业的“主人”之一，根据《合伙企业法》第16条第三款“合伙人以劳务出资的，其评估办法由全体合伙人协商确定，并在合伙协议中载明。”的规定，合伙人是可以依劳务出资的，这种劳务可以是一种技术，一种管理能力，也可以是某特定的人本身所具有的隐性价值等，对于执行合伙事务即便是额外付出的劳动，这种劳动也是为谋取自身利益，具有更多的自主性，这种劳动是可以在合伙企业盈余分配上进行体现的。而即便这种多付出的劳动可以在合伙企业盈余中拿出一部分予以回报，这种回报本质上也不同于劳动者的工资。在劳动关系中劳动者为用人单位服务，是劳力与智力与财产交换，劳动者得到回报的方式体现在工资上，这种交换实质上是不对等的，一定上体现了某种资本主义式的“剥削”，而合伙企业事务执行人盈余分配中的这额外劳动回报更多体现的是一种对等交换，没有“剥削性”。

四、界定合伙企业事务执行人与合伙企业的关系

在民事法律领域，谈到关系，也就是民事法律关系。要探讨合伙事务执行人与合伙企业之间的关系，主要看双方之间权利义务关系上约定。合伙事务的执行主要是合伙协议或者全体合伙人的约定，合伙人之间地位平等，事务执行人依约定以合伙企业的名义对外进行经营。咋一看，这种代表行为看似一种委托行为，即合伙企业委托其中一个合伙人以合伙企业的名义行为，而行为结果看似也由合伙企业承担。实则，我们知道，这种行为的结果并非仅由合伙企业承担，同时，在对外合伙事务执行人也是合伙企业的拥有者之一，说其是合伙企业的人也是不妥的。实质上，合伙事务执行人也就是合伙企业的代表人，这种代表同民事诉讼中的“诉讼代表人”有一定的相似性，其所为行为的结果对合伙企业、其他合伙人及本人都有利害关系。因此，笔者认为，合伙事务执行人也就是合伙企业的“事务代表人”。因此，案例中顾某按合伙协议执行合伙事务，并非系合伙企业受雇人，仅为合伙事务执行人，其与合伙企业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中所具有的财产交换属性和人身依附性，因此，其不能与合伙企业构成劳动关系。

五、结语

篇5

在发展不断提速的社会中，协议在生活中的使用越来越广泛，协议具有法律效力，确立某种法律关系。协议的注意事项有许多，你确定会写吗?为了让您在写的过程中更加简单方便，一起来参考是怎么写的吧!下面给大家分享关于合伙股份协议书，欢迎阅读!

合伙股份协议书1合伙人一：身份证号：

合伙人二：身份证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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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伙人八：身份证号：

合伙人九：身份证号：

合伙人十：身份证号：

现合股(合伙)开办，全面实施多方共同投资、组建、合作经营的决策，成立股份制公司。经过以上方合伙人的平等协商，本着互利合作的原则，签订本协议，以供信守。

一、出资的总额为：

二、股权份额及股利分配：

1、股权份额以第一条出资金额及占有公司股份比例为准。

出资各方以占有公司的股权份额比例享有分配公司股利，各方按占有股份比例作为分配股利的依据。

2、每年一月份汇总上一年度公司盈亏状况，以作为各股东股利分配依据。

公司盈亏状况清算完毕后进行上一年度股利分配。

3、出资金额利大于等于10%，则按实际股权比例分配股利。

如果小于10%，则以入股总金额10%的利息支付股东。

三、在合作期内的事项约定

1、合伙期限：

合伙期限为________年，自年月日起，至________年_____月日止。至期限截止日后，如公司正常经营，各方无意退出，则合同期限以年为周期自动延续。

2、入股、退股，出资的转让

A、入股：①需承认本合同;②需经入股各方同意;③执行合同规定的权利义务。

B、退股：①在本合同注明的合伙期限内，如公司正常经营不允许退股;②如执意退股，对退股时公司的财产状况进行结算，不论何种方式出资，均以现金结算;③退股人的股利分配以退股时公司盈利状况结算清单为标准，按50%股利发放，入股本金三年后予以返还，如退股人三年内有从事本行业行为，入股本金不再返还。④如一方或多方不愿继续合伙，经各方共同商讨通过，而踢出一方或多方，则被踢出方，被迫退出时，将按被踢出时公司财产盈利状况进行当年被踢出前月份股利分配，并以实际股利分配金额的50%进行赔偿，与本金一同发放被踢出者如多次给公司造成损失以至于损害其他股东利益，在对公司损失进行估算及赔偿后，方可执行正常被踢出原则。⑤未经合同人同意而自行退股给公司与合伙方造成损失的，应按实际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并不再发放当年红利。入股本金三年后予以返还，如退股人三年内有从事本行业行为，入股本金不再返还。

3、出资的转让：转让人需在合同起始之日六个月后至合同终止之日前提出转让声明，在所有股权人共同商讨通过后，允许个体股权人转让自己的出资。

转让自己出资的，转让时其他股权人有优先受让权，如转让股权人以外的第三人，第三人按入股对待。如个体股权人私自转让股权，则以退股对待转让人，并私自受让人股权作废。

4、合伙的终止及终止后的事项

合伙因以下事由之一可终止：①合同日期届满，全体股东同意终止合伙关系;②合伙事业不能完成;③合伙事业违反法律被撤销;④法院根据有关当事人请求判决解散。

合伙终止后的事项：①即行推举清算人进行清算;②清算后如有盈余，则按收取债权、清偿债务、返还出资、按股份比例分配剩余财产的顺序进行。固定资产和不可分物，可作价卖给合伙人或第三人，其价款参与分配;③清算后如有亏损，先以公司共同财产偿还，合伙公司财产不足清偿的部分，由股东按出资比例承担。

5、纠纷的解决

股东之间如发生纠纷，应共同协商，本着有利于合伙事业发展的原则予以解决。如协商不成，可以诉诸法院。

四、职能分配及议定事项

在公司成立后，所有股东应以不违反国家及地方法律法规为准则，本着以公司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给公司及员工创造一个和谐、稳定的生产及生活环境。

经所有股东共同协商，委托作为公司总经理，全权统筹协调处理公司事务。其他部门负责人由所有股东共同协商指定。

公司日常运作由总经理及各部门负责人共同协作完成，其他非指定部门负责人不参与公司管理。

如有以下重大难题和关系公司各股东利益的重大事项，由股东研究同意后方可执行：

1、各部门负责人的指定及罢免

2、新产品或设备的引进;

3、公司再投资事项;

4、公司章程约定的其他重大事项等。

5、公司每月要进行一次盘点，股东一起参与结算。

6、公司公章由___保管，账目由____保管

六、本协议未尽事宜由各股东共同协商，本协议一式份，公司及股东各执一份，自各方签字确认后生效。

七、如个别股东无视本合同条款及公司规章制度，任意作为，其他股东可对其踢出，并不再分配当年红利，入股本金三年后返还。

签名处

年月日

合伙股份协议书2甲方：

住址：

身份证号：

乙方：

住址：

身份证号：

甲、乙双方因共同投资设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事宜，特在友好协商基础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公司法》等相关法律规定，达成如下协议。

一、拟设立的公司名称、住所、法定代表人、注册资本、经营范围及性质

1、公司名称：有限责任公司

2、住所：

3、法定代表人：

4、注册资本：元

5、经营范围：，具体以工商部门批准经营的项目为准。

6、性质：公司是依照《公司法》等相关法律规定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甲、乙双方各以其注册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

二、股东及其出资入股情况

公司由甲、乙两方股东共同投资设立，总投资额为元，包括启动资金和注册资金两部分，其中：

1、启动资金元

(1)甲方出资元，占启动资金的%;

(2)乙方出资元，占启动资金的%;

(3)该启动资金主要用于公司前期开支，包括租赁、装修、购买办公设备等，如有剩余作为公司开业后的流动资金，股东不得撤回。

(4)在公司账户开立前，该启动资金存放于甲、乙双方共同指定的临时账户(开户行：账号：)，公司开业后，该临时账户内的余款将转入公司账户。

(5)甲、乙双方均应于本协议签订之日起日内将各应支付的启动资金转入上述临时账户。

2、注册资金(本)元

(1)甲方以现金作为出资，出资额__元人民币，占注册资本的__%;

(2)乙方以现金作为出资，出资额__元人民币，占注册资本的__%;

(3)该注册资本主要用于公司注册时使用，并用于公司开业后的流动资金，股东不得撤回。

(4)甲、乙双方均应于公司账户开立之日起日内将各应缴纳的注册资金存入公司账户。

3、任一方股东违反上述约定，均应按本协议第八条第1款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三、公司管理及职能分工

1、公司不设董事会，设执行董事和监事，任期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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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甲方为公司的执行董事兼总经理，负责公司的.日常运营和管理，具体职责包括：

(1)办理公司设立登记手续;

(2)根据公司运营需要招聘员工(财务会计人员须由甲乙双方共同聘任);

(3)审批日常事项(涉及公司发展的重大事项，须按本协议第三条第5款处理;甲方财务审批权限为元人民币以下，超过该权限数额的，须经甲乙双方共同签字认可，方可执行)。

(4)公司日常经营需要的其他职责。

3、乙方担任公司的监事，具体负责：

(1)对甲方的运营管理进行必要的协助;

(2)检查公司财务;

(3)监督甲方执行公司职务的行为;

(4)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职责。

4、甲方的工资报酬为元/月，乙方的工资报酬为元/月，均从临时账户或公司账户中支付。

5、重大事项处理

公司不设股东会，遇有如下重大事项，须经甲、乙双方达成一致决议后方可进行：

(1)拟由公司为股东、其他企业、个人提供担保的;

(2)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

(3)《公司法》第三十八条规定的其他事项。

对于上述重大事项的决策，甲乙双方意见不一致的，在不损害公司利益的原则下。

6、除上述重大事项需要讨论外，甲乙双方一致同意，每周进行的股东例行会议，对公司上阶段经营情况进行总结，并对公司下阶段的运营进行计划部署。

四、资金、财务管理

1、公司成立前，资金由临时账户统一收支，并由甲乙双方共同监管和使用，一方对另一方资金使用有异议的，另一方须给出合理解释，否则一方有权要求另一方赔偿损失。

2、公司成立后，资金将由开立的公司账户统一收支，财务统一交由甲乙双方共同聘任的财务会计人员处理。

公司账目应做到日清月结，并及时提供相关报表交甲乙双方签字认可备案。

五、盈亏分配

1、利润和亏损，甲、乙双方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分享和承担。

2、公司税后利润，在弥补公司前季度亏损，并提取法定公积金(税后利润的10%)后，方可进行股东分红。

股东分红的具体制度为：

(1)分红的时间：每季度第一个月第一日分取上个季度利润。

(2)分红的数额为：上个季度剩余利润的60%，甲乙双方按实缴的出资比例分取。

(3)公司的法定公积金累计达到公司注册资本50%以上，可不再提取。

六、转股或退股的约定

1、转股：公司成立起__年内，股东不得转让股权。

自第__年起，经一方股东同意，另一方股东可进行股权转让，此时未转让方对拟转让股权享有优先受让权。

若一方股东将其全部股权转让予另一方导致公司性质变更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转让方应负责办理相应的变更登记等手续，但若因该股权转让违法导致公司丧失法人资格的，转让方应承担主要责任。

若拟将股份转让予第三方的，第三方的资金、管理能力等条件不得低于转让方，且应另行征得未转让方的同意。

转让方违反上述约定转让股权的，转让无效，转让方应向未转让方支付违约金__元。

2、退股：

(1)一方股东，须先清偿其对公司的个人债务(包括但不限于该股东向公司借款、该股东行为使公司遭受损失而须向公司赔偿等)且征得另一方股东的书面同意后，__方可退股，否则退股无效，拟退股方仍应享受和承担股东的权利和义务。

(2)股东退股：

若公司有盈利，则公司总盈利部分的60%将按照股东实缴的出资比例分配，另外40%作为公司的资产折旧费用，退股方不得要求分配。分红后，退股方方可将其原总投资额退回。

若公司无盈利，则公司现有总资产的80%将按照股东出资比例由进行分配，另外20%作为公司的资产折旧费用，退股方不得要求分配。此种情况下，退股方不得再要求退回其原总投资。

(3)任何时候退股均以现金结算。

(4)因一方退股导致公司性质发生改变的，退股方应负责办理退股后的变更登记事宜。

3、增资：若公司储备资金不足，需要增资的，各股东按出资比例增加出资，若全体股东同意也可根据具体情况协商确定其他的增资办法。

若增加第三方入股的，第三方应承认本协议内容并分享和承担本协议下股东的权利和义务，同时入股事宜须征得全体股东的一致同意。

七、协议的解除或终止

1、发生以下情形，本协议即终止：

(1)、公司因客观原因未能设立;

(2)、公司营业执照被依法吊销;

(3)、公司被依法宣告破产;

(4)、甲乙双方一致同意解除本协议。

2、本协议解除后：

(1)甲乙双方共同进行清算，必要时可聘请中立方参与清算;

(2)若清算后有剩余，甲乙双方须在公司清偿全部债务后，方可要求返还出资、按出资比例分配剩余财产。

(3)若清算后有亏损，各方以出资比例分担，遇有股东须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各方以出资比例偿还。

八、违约责任

1、任一方违反协议约定，未足额、按时缴付出资的，须在日内补足，由此造成公司未能如期成立或给公司造成损失的，须向公司和守约方承担赔偿责任。

2、除上述出资违约外，任一方违反本协议约定使公司利益遭受损失的，须向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并向守约方支付违约金元。

3、本协议约定的其他违约责任。

九、其他

1、本协议自甲乙双方签字画押之日起生效，未尽事宜由双方另行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2、本协议约定中涉及甲乙双方内部权利义务的，若与公司章程不一致，以本协议为准。

3、因本协议发生争议，双方应尽量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可将争议提交至公司住所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诉讼解决。

4、本协议一式贰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甲方(签章)：乙方(签章)：

签订时间：

合伙股份协议书3转让方：(以下简称甲方)

住所：

身份证号码：

联系方式：

受让方：(以下简称乙方)

住所：

身份证号码：

联系方式：

(以下简称合伙企业)于_____年_____月_____日在_____设立，出资总额为人民币_____万元。其中，甲方占_____%出资额，甲方愿意将其占合伙企业_____%的出资额转让给乙方，乙方愿意受让。

合伙企业股东会也同意由乙方受让甲方在该合伙企业拥有的_____%股权，成为有限合伙人。

现甲、乙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经协商一致，就转让出资事宜，达成如下协议：

一、出资转让的价格及转让款的支付期限和方式：

1、甲方占有合伙企业_____%的出资，根据原合伙企业合伙人协议规定，甲方应出资人民币_____万元，实际出资人民币_____万元。

现甲方将其占合伙企业_____%的出资额以人民币_____万元转让给乙方。

2、乙方应于本协议书生效之日起_____日内按前款规定的币种和金额将股权转让款以现金(或银行转账)的方式分_____次(或一次性)支付给甲方，转让款支付完毕后，乙方根据合伙人协议享有相应的收益的权利。

二、甲方保证：

甲方保证对其拟转让给乙方的出资额拥有完全处分权，保证该出资没有设定质押，保证其出资未被查封，并免遭第三人追索，否则甲方应当承担由此引起一切经济和法律责任。

三、有关合伙企业盈亏(含债权债务)分担：

本协议自双方签字之日生效，合伙企业自乙方缴足所有转让款之日起_____日内到工商机关办理变更登记手续，办理变更登记后，乙方成为上述受让“合伙企业”财产的合法出资者，本协议书生效后，乙方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的规定和合伙人之间的合伙人协议的约定分享合伙企业的利润，分担相应的风险及亏损。

四、违约责任：

1、本协议书一经生效，各方必须自觉履行，任何一方未按协议书的规定全面履行义务，应当依照法律和本协议书的规定承担责任。

2、如由于甲方的原因，致使乙方不能如期办理变更登记，或者严重影响乙方实现订立本协议书的目的，甲方应按照乙方已经支付的转让款的_____向乙方支付违约金。

如因甲方违约给乙方造成损失，甲方支付的违约金金额低于实际损失的，甲方必须另予以补偿。

五、协议书的变更或解除：

甲、乙方经协商一致，可以变更或解除本协议书。经协商变更或解除本协议书的，双方应另签订变更或解除协议书。

六、有关费用的负担：

在本次股权转让过程中发生的有关费用(如见证、评估或审计、工商变更登记等费用)，由_____承担。

七、争议解决方式：

凡因本合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任何争议，甲、乙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向企业登记注册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

八、生效条件：

本协议书经双方签署生效。双方应于本协议书生效并且乙方付清转让款_____日内依法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变更登记手续。

九、其他：

本协议书一式四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存档一份，到工商机关办理变更登记一份。

转让方：

签订日期：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受让方：

签订日期：_____年______月_____日

合伙股份协议书4转让方(甲方)：

身份证号码：

住址：

受让方(甲方)：

身份证号码：

住址：

现有_________________公司由甲乙双方合伙经营，各占50%股份，甲乙双方经过友好协商，就甲方持有_________________公司50%股份转让给乙方的相关事宜，达成如下协议，以资信守。

1、甲方转让给乙方_________________公司50%股份乙方同意接受。

2、股份转让价格为人民币大写：_______万_______元(￥______________)转让款在本协议签订后于_________年_______月_______日一次性支付给甲方。

3、_________年_______月_______日止，本合伙公司债权债务已核算清楚，无隐瞒，甲乙双方均已认可。

4、自转让之日起，甲方不再是本公司合伙人，不得以公司的名义对外从事任何活动。

5、本协议签署之日起，_________________公司全部财产和经营所有权归乙方所有。

6、合同如发生纠纷，双方进行协商，协商不成时，双方均可向本协议签订地的仲裁机构仲裁或向本协议签订地的人民法院起诉。

7、本合同一式_______份，甲乙双方各执_________份，_________________公司一份，_________机关留存_________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8、本合同自双方签订之日起，甲方须配合乙方办理一切转让手续。

9、本合同自甲乙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

甲方(公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签订地：

_________年_______月_______日

乙方(公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签订地：

_________年_______月_______日

合伙股份协议书5一、共同投资人资料

甲方：_________身份证号：

乙方：_________身份证号：

丙方：身份证号：

丁方：身份证号：

戊方：身份证号：

甲、乙、丙、丁、戊五方共同投资人(以下简称“共同投资人”)经友好协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规的规定，就五方共同出资筹办公司，达成如下协议。

二、共同投资人的投资额和投资方式

共同出资人的出资额为人民币_________元，其中甲方出资_________元，占出资总额的_________%;乙方出资_________元，占出资总额的_________%;丙方出资：_________元，占出资总额的_________%;丁方出资：_________元，占出资总额的_________%;戊方出资：_________元，占出资总额的_________%。

三、利润分享和亏损分担

1、共同投资人按其出资额占出资总额的比例分享共同投资的利润，分担共同投资的亏损。

2、共同投资人各自以其出资额为限对共同投资承担责任，共同

投资人以其出资总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

3、共同投资人的出资形成的股份及其孳生物为共同投资人的共有财产，由共同投资人按其出资比例共有。

4、若共同投资的股份转让后，各共同投资人有权按其出资比例取得财产。

四、事务执行

1、共同投资人委托方代表全体共同投资人执行共同投资的日常事务，包括但不限于：

(1)在行使及履行作为公司发起人的权利和义务;

(2)在公司成立后，行使其作为公司股东的权利、履行相应义务;

(3)收集共同投资所产生的孳息，并按照本协议有关规定处置;

2、其他投资人有权检查日常事务的执行情况，方有义务向其他投资方报告共同投资的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五方协商经营状况、财务情况为一季度一次);

3、方执行共同投资事务所产生的收益归共同投资人，所产生的亏损或者民事责任，由共同投资人承担;

4、共同投资人可以对方执行共同投资事务提出异议。

提出异议时，应暂停该项事务的执行。如果发生争议，由共同投资人共同投票决定(小数服从多数)。

5、共同投资的下列事务必须经所有共同投资人同意：

(1)转让共同投资于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

(2)以上述股份对外出质;

(3)更换事务执行人。

五、投资的转让

1、共同投资人向共同投资人以外的人转让其在共同投资中的全部或部分出资额时，须经共同投资人同意;

2、共同投资人之间转让在共同投资中的全部或部分投资额时，应当通知其他共同出资人;

3、共同投资人依法转让其出资额的，在同等条件下，其他共同投资人有优先受让的权利。

六、其他权利和义务

1、方及其他共同投资人不得私自转让或者处分共同投资的股份;

2、共同投资人在公司登记之日起三年内，不得转让其持有的股份及出资额;

3、任一共同投资人不得从共同投资中抽回出资额;

4、公司不能成立时，对设立行为所产生的债务和费用按各共同投资人的出资比例分担。

司货物盘点单、固定财产清点单、员工工资发放清单、杂项支出清单方在处理对外事务时，如若涉及经济支出，应问询共同投资方，征得多数人一致意见后，由甲方全权处理。

七、运营责任

为保证公司高效运营，方有权对公司的各个岗位人员的任命及工作安排，组建正规化的财务人员及财务系统，并委任方为公司运营的全职副总经理，协助方工作。

八、其他

1、本协议未尽事宜由共同投资人协商一致后，另行签订补充协议。

2、本协议经全体共同投资人签字盖章后即生效。

本协议一式_________份，共同投资人各执一份。

甲方(签字)：_________

乙方(签字)：_________

丙方(签字)：_________

丁方(签字)：_________

篇6



〔摘要〕资本市场既有智慧告诉我们，任何一项商事组织或融资工具的创新与成长，均植根于本土法律环境，有着独特的演进路径，依赖于配套制度的动态修正，难以孤立地论其优劣。作为推动资本市场融资与企业创新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是否存在一种最优商事组织形态的追问，必须理性地回归到商事组织形态的基本原理，客观地审视我国既有商事组织立法体系配套机制的中国元素，观察历经市场验证的域外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组织载体的变迁轨迹，而非简单化地给出一个终局不变的答案，或许是走出中国特色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商事组织立法体系的现实路径。

〔关键词〕商事组织形态；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公司；有限合伙；信托

〔中图分类号〕DF43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12）06-0078-06

引言

若从2006年我国第一部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立法《创业投资企业管理暂行办法》以及同时期修订的《公司法》与《合伙企业法》起算，短短六年期间，我国已经建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商事组织形态法律体系的基本框架，初步勾勒出公司型、有限合伙型和信托（契约）型三大组织形态，力图以“后发优势”完成域外近百年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商事组织形态生长过程。在立法体系长足发展，各类型组织形态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繁荣成长的表象之下，衍生出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在实践操作中的法律困境与商事组织学理层面的分歧。“何种商事组织形态是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最优组织形态”成为实务界和学术界热议的话题。基于有限合伙在美国私募股权投资基金领域广泛应用，流行说法纷纷认为，有限合伙已经成为私募股权基金最优组织形态。①而基于本土信用体系薄弱，主管机构则持有不同观点，认为公司型是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最优组织形态。②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作为一种组织化的投资机构，基金组织形态的选择对于参与群体任何一方均意义深远，而学理研究的目标并非简单化地给出终局不变的单一答案。本文试图回归到商事组织形态的基本原理，客观地审视我国既有商事组织立法体系的中国元素，分析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运行中各利益主体的诉求，借鉴历经市场验证的域外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组织立法体系变迁的背景与过程，以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发展为中心，观察我国三种商事组织形态的生长。立足于保有各商事组织形态利益安排的差异性，消解公司、有限合伙、信托因既有法律制度缺陷而造成的失衡，为商事主体提供可供选择的组织形态清单，这一清单类似于法律公共产品，不仅有选择空间，且成本适度从而富有竞争力。而采取何种商事组织形态，则由商事主体根据自身利益博弈结果自愿选择，以此满足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本身的内在需求。

一、我国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三种组织形态困境观察

纵向浏览我国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商业组织形态的比重与走向，发现在2007年《合伙企业法》修订案实施后，虽然有限合伙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有了较大幅度增长，但是总量所占数量比例较少，公司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处于绝对主导地位，而除2006年经国务院特批成立的渤海产业投资基金外，信托（契约）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鲜有出现。根据国家发改委备案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数据统计：公司型创业投资企业大约占据总数量95%左右的比重；有限合伙型创业投资企业占比为3.8%。参见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金融司、中国投资协会创业投资专业委员会 《中国创业投资行业发展报告2011》，中国计划出版社，2011年，9页。三种商事组织形态不均衡的发展，恰恰是对本土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生长法律环境的映射，沉淀三种组织形态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在现实运行中面临的困境，助力于明确立法修订及完善工作的靶向。

（一）公司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税收困境

公司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是我国最早出现并相对成熟的组织形态，尤其是在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发展初期，对于增强出资人信心，培育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产业的成熟和发展，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公司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是指以公司作为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组织形态，而基金本身取得独立法人资格。实际上公司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即是多个投资者采用集合投资的方式共同投资所成立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商事组织。在公司型基金中，投资者以出资额为限对基金承担有限责任，而基金则以全部资产为限对自身债务承担无限责任。公司组织因其对出资人的保护、完善的治理结构、成熟的救济措施等方面都有明显的优势。而对于私募股权基金出资人与管理人在“控制权-受益权”、“投资效益-报酬激励”的特别诉求，可以通过“意思自治”约定而成的《公司章程》以及《委托管理协议》中实现。

然而，公司型组织形态被人诟病最多的是其“双重征税”制度，与有限合伙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相比，二者的差别在于对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税收差异。有限合伙企业实施“穿透税率”，也就是说，在有限合伙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层面不发生企业所得税。而公司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需要按照25%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向出资人分配利润时如果出资人为公司，则需要再次缴纳25%的企业所得税，如果出资人为个人时需要缴纳5%—35%的个人所得税，由此，一次投资行为产生了两次征税的事实。

对此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于2007年2月15日联合了《关于促进创业投资企业发展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第1条规定，创业投资企业可按其对中小高新技术企业投资额的70%抵扣应纳税所得额。该税收优惠政策出台目的在于消除公司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存在的“双重征税”问题，但是在实际应用中收效微弱。由于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特别是创业投资基金主要针对初创期的高新技术企业进行股权投资，属于高风险、高回报的投资行为，在实务操作中，成功投资案例回报率常常是初始投资总额的十几倍甚至几十倍。所以仅按照投资额的70%抵扣应纳税所得额，对于成功的公司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而言无异于杯水车薪，仍然摆脱不了“双重征税”的困境。

（二）信托型（契约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移植困境

信托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引进我国后，由于我国法律制度环境和信用机制，导致信托型基金异化为“契约型”基金。而唯一采取契约型组织形态的渤海产业投资基金在实务操作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很大程度上阻碍了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正常运行，在此之后，几乎没有私募股权投资基金采取契约型组织形态。

症结在于：第一，契约型组织形态产生的较大的成本导致出资人知情权受限，基金出资人为降低道德风险过度干涉管理人的自主管理权，导致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丧失制度价值。渤海产业投资基金的出资人与基金管理人之间无法建立高度信义关系，基金出资人几乎全部进入基金管理公司，成为基金管理公司股东，参与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日常投资决策，私募基金管理人名存实亡。第二，由于信托型（契约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没有法律主体资格，导致其对外进行股权投资，只能以基金管理公司名义进行，由此形成了“隐名出资”的问题。渤海产业投资基金已经完成的对外投资中，其中一项是对成都商业银行的股权投资，而根据我国现行法律规定，银行的股东必须连续盈利3年，显然渤海产业投资基金不符合法律规定，最后经银监会特批后，方完成成都商业银行股权投资。

由于上述原因，在实践操作中，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出资人和管理人通过订立信托契约发起设立基金，基金管理人作为显名基金资产所有人，负责基金的管理操作，获得收益后出资人根据信托契约取得投资收益。对于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出资人而言，一旦选择契约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从法律物权归属上就意味全部资金已经归基金管理人所有。基金管理人如果因为自身事务出现债务困境，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资产必然遭受损害。同时，由于我国目前司法中商事审判原则并未确立，所以即便出资人及时采取诉讼救济手段，也仅能适用民事赔偿原则得到微弱的补偿，无法对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资产以及其收益获得有效、全面的司法保护。1契约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给出资人带来的巨大风险以及出资人为应对该风险而对基金管理人投资决策权利的侵占，导致了继渤海产业投资基金之后，在私募股权投资基金领域，鲜有人问津信托（契约）型商事组织形态。

（三）有限合伙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信义困境

有限合伙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有限合伙型基金），即由投资者与基金管理人签订有限合伙协议而共同设立，投资者作为有限合伙人（limited partner），不参与基金的管理运作，以其出资额为限对基金承担有限责任；基金管理人作为普通合伙人（general partner），直接管理基金的投资运作，并对基金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的一种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类型。由于该组织形态将有限合伙人（出资人）排除在投资决策机制之外以及“穿透税制”的特性，使其从产生之日起便与风险投资行为伴生，时至今日成为现代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重要类型之一，特别是在股权投资产业最为发达的美国，有限合伙制已经成为主导的基金组织形态。

然而2007年至今，我国有限合伙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实践运行效果与立法预期出现了差距。如有限合伙人（出资人）和普通合伙人（管理人）信息严重不对称、普通合伙人资质难以确认、无限责任实现路径不清晰等等。由于对普通合伙人（管理人）配套约束制度的缺失，导致“出资人”和“出智人”失去了平衡，扩大了成本，动摇了有限合伙制度中的出资人与管理人的信任基础，限制了有限合伙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持续发展。

我国《合伙企业法》尚无普通合伙人信义义务的完整规范，无法对其行为进行必要的约束，进一步影响了有限合伙型基金的运作效益。在实务中常常看到由注册资本100万的基金管理公司担任无限合伙人，管理上亿资产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以此规避有限合伙企业中普通合伙人（基金管理人）的无限连带责任，尤其是掌握实际决策权的高级管理人员个人无限连带责任的追诉，巨大的利益和薄弱的归责机制之间的失衡必然导致基金管理人的逆向选择频发。

二、回归商事组织形态法学原理分析与组织形态功能性比较观察

法学应回应现实生活中提出的问题，面对三种组织形态在我国私募股权投资领域发展困境，回归到商事组织形态的法学原理角度观察，并对三种组织形态功能差异性给予准确定位，有针对性地消解因法律制度的缺陷造成的公司、有限合伙、信托商事组织法律制度的失衡。

（一）商事组织形态法学原理的分析

良好的商事组织立法体系需要实现以下目标：其一，考虑到不同的商事主体的需求。由于从事商事主体的资产规模、决策机制、风险控制的要求不同，立法者在倾听多方利益参与群体各自内在情况的基础上，提供不同的组织形式，以满足不同商事主体进入商事交易的诉求；其二，不同的组织形式间成本适度。基于商事主体所从事商事活动的规模以及对市场造成的外部影响的差异，立法者需要平衡不同组织形式之间的成本，使其商事交易的成本适度，避免由于对于组织形态不同选择产生交易成本的偏离，保证各类型组织形态的适度竞争性；2其三，为不同商事判断能力的商事主体提供法律关怀。兼顾风险认知与教育薄弱的弱势金融产品受众的公平权益，明确权利义务以及责任的边界，为其提供最低法律保障，确保商事交易的相对稳定。

（二）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组织形态功能性比较观察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作为一种商事企业，可以把其法律组织形态界定为，按照法定构成要件和程序设立的，独立参与商事法律关系并享有商事权利、承担商事义务和责任的结构组织形态。从既有的法律空间看，可以承载或可供选择的企业形态有三种，即公司制、信托契约型与有限合伙制。“公司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是按照公司法的规定设立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投资基金，投资者即为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股东，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享有由股东投资形成的全部法人财产权，依法对外行使民事权利，承担民事责任。“有限合伙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因其在管理与税收方面的优势而备受私募基金的青睐，有限合伙中的有限合伙人对企业承担有限责任，普通合伙人享有企业的管理权，对外代表企业从事商事活动，对企业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契约型私募股权基金”基金持有人以其持有的基金份额为限对基金承担责任，但持有该基金份额的管理人按基金契约承担无限责任的除外。基金持有人和基金管理人之间按照所签订契约处置基金资产，由基金管理人行使基金财产权，并承担相应民事责任。关于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组织形态的比较，参见北京大学周丹博士论文《私募股权基金的主要组织形态——有限合伙研究》，2007年，69-74页；张胤：《我国私募股权基金的组织形态选择研究》，《金融经济》2009年第24期，125-126页；厦门大学何德凌博士论文：《中国私募股权投资组织形态的选择》，2008年，25-28页。

公司、有限合伙、信托（契约）三种商事组织形态对于“控制权的争夺”、“利润分配的机制”、“基金运行的成本”、“管理人声誉的保有”四个功能性方面给予差异性的安排，正是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出资人和管理人在选择组织形态时权衡的标尺。而最终选择何种组织形态，取决于出资人与私募基金管理人力量博弈，也有赖于立法者提供的清单中各商事组织形态的运行成本、风险分担是否安排适度，以及本土信用环境的成熟与否。

三、我国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商事组织形态立法体系的完善路径

良好的立法者并非提供单一商事组织形态，而是倾听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运行中各利益主体的诉求，立足于保有各组织形态的竞争力，均衡运行成本、控制权及利润分配机制，为商事主体提供可供选择的差异性的组织形态清单，同时努力提升本土信用环境的成熟。而商事组织形态最终的选择权应该交由利益相关者根据自身利益博弈结果自愿选择，以此满足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本身的内在需求。但如果立法者提供的商事组织形态在“控制权的争夺”、“利润分配的机制”、“基金运行的成本”、“管理人声誉的保有”四个功能性方面明显失衡，也会扼杀商事组织形态之间合理的竞争力，导致商事主体被迫选择单一商事组织形态后，再通过内部契约重新校正。这有违于商事立法节约谈判成本、便捷交易的初衷，增大了交易成本。

我国私募股权基金商事组织形态的成长可以说是我国商事组织立法体系生长的一个缩影，这一历程中难免存在立法零散与市场经验不足的欠缺，经由观察我国私募股权基金商事组织发展的困境和梳理私募股权基金商事组织立法体系经验，可以归结以下几点基本理念和具体立法建议：

（一）商事组织形态立法体系完善的基本理念

其一，私募股权基金商事组织形态的选择，必须理性回归到商事组织形态的基本原理。良好的商事组织形态法律制度的设计必须充分考虑到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满足不同商事主体进入商事交易的诉求，照顾到多方利益参与群体各自内在的情况，以此提供不同的商事组织形态，差异化的决策机制和风险控制机制；其次，不同的商事组织形式之间应该成本适度，避免由于对于组织形态不同选择产生交易成本的偏离；最后，为不同商事判断能力的商事主体提供法律关怀，提供最低法律保障，保障商事交易秩序安全。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对于商事组织形态的选择取决于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出资人与管理人，即“出资者”与“出智者”博弈的结果，需要根据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出资人的风险承受能力，基金管理人的信用等级，组织形态的运营成本等方面最终确定。目前既有的公司型、有限合伙型、信托（契约）型的商事法律组织立法清单充分满足了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内在不同的利益诉求。但是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三种组织形态功能的充分展现，需要依赖系统化的法律体系和完善的信用机制环境，只有在良好的法律和信用体系下，组织形态才能保障私募股权按投资基金内在价值诉求的实现，否则将会导致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背负着先天性缺陷而步履蹒跚，不仅不利于其功能的发挥，还可能引发潜在的风险。

其二，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组织形态递进式的演化路径及其所占比重变化，受制于其所在资本市场的传统商事理念、行业成熟度、信用环境、法律体系的变化，立法者必须基于对本土商事环境的全面深刻观察，结合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行业发展阶段，及时对商事活动中的试错予以纠正，美国立法者针对公司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中业绩报酬的限制和双重征税制度分别进行了修正。198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小企业投资促进法》修正案，创造性地对于集中进行中长期股权投资，同时投资者人数超过14人的公司制私募股权基金，取消了最初的限制实行业绩报酬的条款制约。1997年美国国税局制定了“打勾规则”（Check-the-Box Rule），公司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终于获得与有限合伙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平等的税收待遇。以确保能够为商事主体提供一份满足不同商事主体需求、成本适度、给予不同商事判断能力的商事主体提供法律关怀的商事组织形态清单，确保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健康发展。

其三，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应该确立政府适度监管理念。我国对私募基金管理人采取“自愿监管”模式，根据私募基金管理人自己意志到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或者地方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及地方金融服务局备案。参见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2005年颁布的《创业投资企业管理暂行办法》第3条；《关于实施创业投资企业所得税优惠问题的通知》第2条。自愿监管减少了政府干预，推动了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发展，但是在2011年民间借贷危机中1059家有限合伙型基金较大面积地发生了非法集资问题，根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统计，2011年底全国有1059家有限合伙型基金较大面积地发生了非法集资问题。参见《发改委剑指非法集资“伪PE”或将穷途末路》，《中国经营报》，2011年12月17日。针对此有必要对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确立政府适度监管。适度监管是指监管主体的监管行为必须以保证融资便利为前提，不得以通过监管而压制、限制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竞争和发展活力。3金融危机后，美国前财政部长梅里特·保尔森在《美国金融监管改革蓝图》中提出宽松监管时代必须终结，建议构建最为广泛的金融监管体系。作为金融改革的一部分，2009年美国《私募基金投资顾问注册法》出台，使得“15名客户豁免”不再适用于任何在美国成立或在美国境内有业务地的基金投资顾问， 取而代之是以管理人强制注册、私募发行注册、高管资质核查、反欺诈规则等制度。4

从保护金融市场安全角度，建立政府适度监管制度，明确监管的重点。首先，要求私募基金管理人注册保存记录，并不定期检查记录，定期向监管部门报告提交；其次，授权监管部门可出于保护投资者利益和预测金融风险的原因，根据情况对私募基金管理人的记录进行专项检查；再次，要求私募基金管理人至少每年都要向出资人进行信息披露，汇报基金运行的情况等相关财务数据；最后，强化私募基金管理人的归责机制， 要求私募基金管理人内部建立规章制度，要求私募基金管理人保持良好的职业操守，如果存在欺诈可能遭受禁制令，限制其从事相关行业，并通过诉讼使其承担民事责任、行政责任以致刑事责任。

（二）商事组织形态立法体系完善具体立法建议

1.公司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立法建议

应该说公司作为我国最为成熟的商事组织形态在内部决策机制、治理结构、投资人保护等方面都具有一定优势，经过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善，其与既有法律体系中各项制度均有合适的对接。目前公司型私募股权基金运行障碍主要集中于双重征税，我国虽然创造性地建立了“70%抵扣应纳税所得额”制度，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双重征税”的问题，但未能从根本上消除“双重征税”给公司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造成的超额成本。

解决公司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双重征税问题，需要实际考虑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特性。第一，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公司商事组织与其他实体性公司不同，其不从事实际经营活动，更近似于一个独立的账户。采取公司组织形态的目的是为了实现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资产既独立于基金出资人，同时也独立于基金管理人，在法律制度上实现“破产隔离”。不因出资人或管理人的债务风险而波及至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保证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相对稳定性。如果按照现行税法制度进行征税，就会导致公司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层面需要缴纳一次企业所得税，在对出资人和管理人进行剩余资产分配时又发生一次企业所得税或者个人所得税，单次投资行为产生两次税赋，此现状也违背了税法的初衷。第二，需要考量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对国民经济的作用。个人或者企业以其自有资产对外进行股权投资，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小企业融资难题，汇集了民间财富推动了本国经济发展，促进了本土企业尤其是新兴产业的升级。股权投资行为尤其是针对中小企业的股权投资行为，在各国都是受到鼓励和支持的。所以解决公司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双重征税问题，从长远来说对我国中小企业乃至国民经济的发展都大有利益。

借鉴美国、德国、英国、澳大利亚的成功经验调整现行税赋征收对象，变“主体征税”为“行为征税”，德国、英国、澳大利亚，无论是合伙型或者公司型投资基金，如果能够满足“已将每年所得收益全部分配给投资者”等条件，均可申请作为“投资管道”而在投资者环节纳税。参见中国部委联合赴欧创业投资考察团、刘健钧《欧洲创业投资发展及启示》，《证券市场》2012年第1期。1997年美国国税局制定了“打勾规则”（Check-the-Box Rule），即任何企业都必须在纳税申报表上以“打勾”方式，申报是否属于免税主体。在打勾规则的安排之下，即便一个企业按照公司模式设立，但如果该公司当年即将其收益分配给投资者并由投资者交纳所得税的企业，则同样可以享受免税待遇；对于即便采纳了有限合伙模式的私募股权基金，若该企业未能将当年收益分配给投资者并由投资者交纳所得税的企业，则即便该企业带上合伙形式的外衣，仍然不能享受免税待遇。参见宋永新《新型的美国有限责任公司法评述》，《外国法译评》1999年第4期。不再机械地针对于商事主体进行征税，而是考量具体的商事行为。只要是一次股权投资行为，在收回投资收益时征收过所得税，就可以凭借完税凭证豁免重复征税，从而从根本上改变投资行为的双重征税问题，同时也保障了国家税收的稳定。

2.信托（契约）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立法建议

客观地说，我国是缺乏信托传统和信托精神的，无论是信托制度本身还是由此而衍生的信托型（契约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都面临移植困境。要改善此种情况，除了需要全面构筑全社会的信用系统外，还需要完善以下制度：

其一，首先要确保信托财产的独立性，建立信托财产登记制度，确保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可以信托公示及对信托财产的登记，使基金财产的权属明晰，确认信托关系的有效成立，并在此基础上明确信托关系中各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使信托关系保持稳固，保证交易的公平和安全，同时，还有利于监管机构对信托型基金的监督和管理。

其二，建立强制性信息披露制度。对于信托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建立强制性信息披露制度，一方面强制性向基金出资人定期进行信息披露制度，确保信息对称，契约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可以健康稳定发展；一方面对外监管部门的信息披露制度。按照证监会的要求，拟上市企业必须披露实际股权持有人，防止关联持股等问题，而信托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持股是基于投资者的委托，通常认为在被投资企业层面股东关系无法确认。因此，实施信托公示制度，可以妥善解决信托型基金通过股权上市实现收益的问题。

3.有限合伙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立法建议

有限合伙型商事组织形态是我国最晚产生的商事组织形态，其表现出蓬勃旺盛的生命力。由于对控制权的重新配置使得私募基金管理人获得了日常投资决策权，充分发挥了“智力资本”的优势，推动了基金管理阶层的成熟。但也正是因为其是新型商事组织形态，在很多方面尚不成熟，并且由于我国归责机制的缺位，导致私募基金管理人滥用身份，侵蚀出资人利益现象屡屡出现。法律需要平衡出资人与管理人之间的法律地位，使权利义务能够达到平衡，保护出资人利益是确保该商事组织形态可以在我国持续、稳定发展的根本。

首先，确立普通合伙人的信义义务，普通合伙人应当对有限合伙人负有信义义务。第一，明确信义义务范畴，具体包括：（1）对于其因基金管理而取得的利益或商业机会，都应当向有限合伙人如实披露，并获得其同意；（2）应当避免自己在管理基金的同时与基金进行交易，或代表他人从事有损有限合伙人利益的行为；（3）避免与基金构成竞争。第二，明确信义义务的主体，实践中多数有限合伙型基金中的普通合伙人通常由专业的基金管理机构担任，并由基金管理机构指派专职的投资管理人员负责基金的日常管理。根据公司法等法律规定，这些投资管理人员只对基金管理公司负有信义义务，而并不直接对基金的有限合伙人负有信义义务。如果在投资基金领域严格遵循此项原则，则可能导致在基金管理人与有限合伙人利益发生冲突时，投资管理人员为履行对基金管理人的信义义务而损害有限合伙人的利益。为防止此种机会主义行为的出现，证监会专门制定了《基金管理公司投资管理人员管理指导意见》，其第6条第1款明确规定“投资管理人员应当维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在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与公司、股东及与股东有关联关系的机构和个人等的利益发生冲突时，投资管理人员应当坚持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的原则”。该规定颇具合理性，亦应当准用于有限合伙型基金的投资管理人员。

其次，明确无限责任的实现路径。第一，建立普通合伙人财产登记制度，普通合伙人以“智力”出资而享有有限合伙的控制权，最重要的风险控制制度就是无限连带责任，无论普通合伙人是个人还是机构，需要建立普通合伙人财产登记制度，以确保有限合伙人清晰判断商业风险。第二，明确有限合伙人对普通合伙人的诉讼权。公司法中当股东发现管理层出现了违反忠实义务的情况，法律赋予其“股东诉讼权”，以便能够追溯管理层责任，该规定应同样适用于有限合伙人中的普通合伙人。第三，建立个人破产制度，保证基金管理人的职业生涯。当基金管理人非因道德问题而触发了无限责任，应为其“重生”提供合理的制度路径，保证普通合伙人职业生涯的持续性。

最后，建立“声誉制度”，设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人行业协会，以加强行业自律监管，继续加强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人信用体系建设，特别是信用评级的。在此基础上，建议对声誉机制有进一步的行政处罚的手段，如美国纽约州的检察长在对私募基金管理人相关信息进行核查时发现有不实陈述 ，可以传唤证人，要求基金管理人出示账簿和文件。若经核查后检察长认为构成欺诈行为，可以提讼，根据情况颁发“禁制令”，永久禁止被告以任何身份出售任何证券。5

〔参考文献〕

〔1〕赵万一.商法的独立性与商事审判的独立化〔J〕.法律科学，2012，（1）：54-64.

〔2〕〔美〕Henry Hansmann，Reinier Kraakman ，Richard Squire.企业演变史〔J〕.谭津龙译.研究生法学，2009，（2）：145-151.

〔3〕刘健钧.《投资基金法》修订若干问题的探讨〔N〕.证券市场导报，2009-12-10.

篇7

〔摘要〕资本市场既有智慧告诉我们，任何一项商事组织或融资工具的创新与成长，均植根于本土法律环境，有着独特的演进路径，依赖于配套制度的动态修正，难以孤立地论其优劣。作为推动资本市场融资与企业创新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是否存在一种最优商事组织形态的追问，必须理性地回归到商事组织形态的基本原理，客观地审视我国既有商事组织立法体系配套机制的中国元素，观察历经市场验证的域外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组织载体的变迁轨迹，而非简单化地给出一个终局不变的答案，或许是走出中国特色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商事组织立法体系的现实路径。

〔关键词〕商事组织形态；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公司；有限合伙；信托

〔中图分类号〕df43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12）06-0078-06

引言

若从2006年我国第一部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立法《创业投资企业管理暂行办法》以及同时期修订的《公司法》与《合伙企业法》起算，短短六年期间，我国已经建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商事组织形态法律体系的基本框架，初步勾勒出公司型、有限合伙型和信托（契约）型三大组织形态，力图以“后发优势”完成域外近百年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商事组织形态生长过程。在立法体系长足发展，各类型组织形态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繁荣成长的表象之下，衍生出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在实践操作中的法律困境与商事组织学理层面的分歧。“何种商事组织形态是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最优组织形态”成为实务界和学术界热议的话题。基于有限合伙在美国私募股权投资基金领域广泛应用，流行说法纷纷认为，有限合伙已经成为私募股权基金最优组织形态。WWw.133229.coM①而基于本土信用体系薄弱，主管机构则持有不同观点，认为公司型是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最优组织形态。②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作为一种组织化的投资机构，基金组织形态的选择对于参与群体任何一方均意义深远，而学理研究的目标并非简单化地给出终局不变的单一答案。本文试图回归到商事组织形态的基本原理，客观地审视我国既有商事组织立法体系的中国元素，分析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运行中各利益主体的诉求，借鉴历经市场验证的域外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组织立法体系变迁的背景与过程，以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发展为中心，观察我国三种商事组织形态的生长。立足于保有各商事组织形态利益安排的差异性，消解公司、有限合伙、信托因既有法律制度缺陷而造成的失衡，为商事主体提供可供选择的组织形态清单，这一清单类似于法律公共产品，不仅有选择空间，且成本适度从而富有竞争力。而采取何种商事组织形态，则由商事主体根据自身利益博弈结果自愿选择，以此满足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本身的内在需求。

一、我国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三种组织形态困境观察

纵向浏览我国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商业组织形态的比重与走向，发现在2007年《合伙企业法》修订案实施后，虽然有限合伙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有了较大幅度增长，但是总量所占数量比例较少，公司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处于绝对主导地位，而除2006年经国务院特批成立的渤海产业投资基金外，信托（契约）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鲜有出现。根据国家发改委备案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数据统计：公司型创业投资企业大约占据总数量95%左右的比重；有限合伙型创业投资企业占比为3.8%。参见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金融司、中国投资协会创业投资专业委员会 《中国创业投资行业发展报告2011》，中国计划出版社，2011年，9页。三种商事组织形态不均衡的发展，恰恰是对本土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生长法律环境的映射，沉淀三种组织形态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在现实运行中面临的困境，助力于明确立法修订及完善工作的靶向。

（一）公司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税收困境

公司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是我国最早出现并相对成熟的组织形态，尤其是在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发展初期，对于增强出资人信心，培育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产业的成熟和发展，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公司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是指以公司作为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组织形态，而基金本身取得独立法人资格。实际上公司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即是多个投资者采用集合投资的方式共同投资所成立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商事组织。在公司型基金中，投资者以出资额为限对基金承担有限责任，而基金则以全部资产为限对自身债务承担无限责任。公司组织因其对出资人的保护、完善的治理结构、成熟的救济措施等方面都有明显的优势。而对于私募股权基金出资人与管理人在“控制权-受益权”、“投资效益-报酬激励”的特别诉求，可以通过“意思自治”约定而成的《公司章程》以及《委托管理协议》中实现。

然而，公司型组织形态被人诟病最多的是其“双重征税”制度，与有限合伙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相比，二者的差别在于对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税收差异。有限合伙企业实施“穿透税率”，也就是说，在有限合伙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层面不发生企业所得税。而公司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需要按照25%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向出资人分配利润时如果出资人为公司，则需要再次缴纳25%的企业所得税，如果出资人为个人时需要缴纳5%—35%的个人所得税，由此，一次投资行为产生了两次征税的事实。

对此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于2007年2月15日联合了《关于促进创业投资企业发展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第1条规定，创业投资企业可按其对中小高新技术企业投资额的70%抵扣应纳税所得额。该税收优惠政策出台目的在于消除公司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存在的“双重征税”问题，但是在实际应用中收效微弱。由于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特别是创业投资基金主要针对初创期的高新技术企业进行股权投资，属于高风险、高回报的投资行为，在实务操作中，成功投资案例回报率常常是初始投资总额的十几倍甚至几十倍。所以仅按照投资额的70%抵扣应纳税所得额，对于成功的公司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而言无异于杯水车薪，仍然摆脱不了“双重征税”的困境。

（二）信托型（契约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移植困境

信托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引进我国后，由于我国法律制度环境和信用机制，导致信托型基金异化为“契约型”基金。而唯一采取契约型组织形态的渤海产业投资基金在实务操作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很大程度上阻碍了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正常运行，在此之后，几乎没有私募股权投资基金采取契约型组织形态。

症结在于：第一，契约型组织形态产生的较大的成本导致出资人知情权受限，基金出资人为降低道德风险过度干涉管理人的自主管理权，导致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丧失制度价值。渤海产业投资基金的出资人与基金管理人之间无法建立高度信义关系，基金出资人几乎全部进入基金管理公司，成为基金管理公司股东，参与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日常投资决策，私募基金管理人名存实亡。第二，由于信托型（契约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没有法律主体资格，导致其对外进行股权投资，只能以基金管理公司名义进行，由此形成了“隐名出资”的问题。渤海产业投资基金已经完成的对外投资中，其中一项是对成都商业银行的股权投资，而根据我国现行法律

规定，银行的股东必须连续盈利3年，显然渤海产业投资基金不符合法律规定，最后经银监会特批后，方完成成都商业银行股权投资。

由于上述原因，在实践操作中，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出资人和管理人通过订立信托契约发起设立基金，基金管理人作为显名基金资产所有人，负责基金的管理操作，获得收益后出资人根据信托契约取得投资收益。对于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出资人而言，一旦选择契约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从法律物权归属上就意味全部资金已经归基金管理人所有。基金管理人如果因为自身事务出现债务困境，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资产必然遭受损害。同时，由于我国目前司法中商事审判原则并未确立，所以即便出资人及时采取诉讼救济手段，也仅能适用民事赔偿原则得到微弱的补偿，无法对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资产以及其收益获得有效、全面的司法保护。1契约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给出资人带来的巨大风险以及出资人为应对该风险而对基金管理人投资决策权利的侵占，导致了继渤海产业投资基金之后，在私募股权投资基金领域，鲜有人问津信托（契约）型商事组织形态。

（三）有限合伙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信义困境

有限合伙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有限合伙型基金），即由投资者与基金管理人签订有限合伙协议而共同设立，投资者作为有限合伙人（limited partner），不参与基金的管理运作，以其出资额为限对基金承担有限责任；基金管理人作为普通合伙人（general partner），直接管理基金的投资运作，并对基金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的一种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类型。由于该组织形态将有限合伙人（出资人）排除在投资决策机制之外以及“穿透税制”的特性，使其从产生之日起便与风险投资行为伴生，时至今日成为现代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重要类型之一，特别是在股权投资产业最为发达的美国，有限合伙制已经成为主导的基金组织形态。

然而2007年至今，我国有限合伙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实践运行效果与立法预期出现了差距。如有限合伙人（出资人）和普通合伙人（管理人）信息严重不对称、普通合伙人资质难以确认、无限责任实现路径不清晰等等。由于对普通合伙人（管理人）配套约束制度的缺失，导致“出资人”和“出智人”失去了平衡，扩大了成本，动摇了有限合伙制度中的出资人与管理人的信任基础，限制了有限合伙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持续发展。

我国《合伙企业法》尚无普通合伙人信义义务的完整规范，无法对其行为进行必要的约束，进一步影响了有限合伙型基金的运作效益。在实务中常常看到由注册资本100万的基金管理公司担任无限合伙人，管理上亿资产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以此规避有限合伙企业中普通合伙人（基金管理人）的无限连带责任，尤其是掌握实际决策权的高级管理人员个人无限连带责任的追诉，巨大的利益和薄弱的归责机制之间的失衡必然导致基金管理人的逆向选择频发。

二、回归商事组织形态法学原理分析与组织形态功能性比较观察

法学应回应现实生活中提出的问题，面对三种组织形态在我国私募股权投资领域发展困境，回归到商事组织形态的法学原理角度观察，并对三种组织形态功能差异性给予准确定位，有针对性地消解因法律制度的缺陷造成的公司、有限合伙、信托商事组织法律制度的失衡。

（一）商事组织形态法学原理的分析

良好的商事组织立法体系需要实现以下目标：其一，考虑到不同的商事主体的需求。由于从事商事主体的资产规模、决策机制、风险控制的要求不同，立法者在倾听多方利益参与群体各自内在情况的基础上，提供不同的组织形式，以满足不同商事主体进入商事交易的诉求；其二，不同的组织形式间成本适度。基于商事主体所从事商事活动的规模以及对市场造成的外部影响的差异，立法者需要平衡不同组织形式之间的成本，使其商事交易的成本适度，避免由于对于组织形态不同选择产生交易成本的偏离，保证各类型组织形态的适度竞争性；2其三，为不同商事判断能力的商事主体提供法律关怀。兼顾风险认知与教育薄弱的弱势金融产品受众的公平权益，明确权利义务以及责任的边界，为其提供最低法律保障，确保商事交易的相对稳定。

（二）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组织形态功能性比较观察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作为一种商事企业，可以把其法律组织形态界定为，按照法定构成要件和程序设立的，独立参与商事法律关系并享有商事权利、承担商事义务和责任的结构组织形态。从既有的法律空间看，可以承载或可供选择的企业形态有三种，即公司制、信托契约型与有限合伙制。“公司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是按照公司法的规定设立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投资基金，投资者即为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股东，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享有由股东投资形成的全部法人财产权，依法对外行使民事权利，承担民事责任。“有限合伙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因其在管理与税收方面的优势而备受私募基金的青睐，有限合伙中的有限合伙人对企业承担有限责任，普通合伙人享有企业的管理权，对外代表企业从事商事活动，对企业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契约型私募股权基金”基金持有人以其持有的基金份额为限对基金承担责任，但持有该基金份额的管理人按基金契约承担无限责任的除外。基金持有人和基金管理人之间按照所签订契约处置基金资产，由基金管理人行使基金财产权，并承担相应民事责任。关于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组织形态的比较，参见北京大学周丹博士论文《私募股权基金的主要组织形态——有限合伙研究》，2007年，69-74页；张胤：《我国私募股权基金的组织形态选择研究》，《金融经济》2009年第24期，125-126页；厦门大学何德凌博士论文：《中国私募股权投资组织形态的选择》，2008年，25-28页。

公司、有限合伙、信托（契约）三种商事组织形态对于“控制权的争夺”、“利润分配的机制”、“基金运行的成本”、“管理人声誉的保有”四个功能性方面给予差异性的安排，正是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出资人和管理人在选择组织形态时权衡的标尺。而最终选择何种组织形态，取决于出资人与私募基金管理人力量博弈，也有赖于立法者提供的清单中各商事组织形态的运行成本、风险分担是否安排适度，以及本土信用环境的成熟与否。

三、我国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商事组织形态立法体系的完善路径

良好的立法者并非提供单一商事组织形态，而是倾听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运行中各利益主体的诉求，立足于保有各组织形态的竞争力，均衡运行成本、控制权及利润分配机制，为商事主体提供可供选择的差异性的组织形态清单，同时努力提升本土信用环境的成熟。而商事组织形态最终的选择权应该交由利益相关者根据自身利益博弈结果自愿选择，以此满足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本身的内在需求。但如果立法者提供的商事组织形态在“控制权的争夺”、“利润分配的机制”、“基金运行的成本”、“管理人声誉的保有”四个功能性方面明显失衡，也会扼杀商事组织形态之间合理的竞争力，导致商事主体被迫选择单一商事组织形态后，再通过内部契约重新校正。这有违于商事立法节约谈判成本、便捷交易的初衷，增大了交易成本。

我国私募股权基金商事组织形态的成长可以说是我国商事组织立法体系生长的一个缩影，这一历程中难免存在立法零散与市场经验不足的欠缺，经由观察我国私募股权基金商事组织发展的困境和梳理私募股权基金商事组织立法体系

经验，可以归结以下几点基本理念和具体立法建议：

（一）商事组织形态立法体系完善的基本理念

其一，私募股权基金商事组织形态的选择，必须理性回归到商事组织形态的基本原理。良好的商事组织形态法律制度的设计必须充分考虑到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满足不同商事主体进入商事交易的诉求，照顾到多方利益参与群体各自内在的情况，以此提供不同的商事组织形态，差异化的决策机制和风险控制机制；其次，不同的商事组织形式之间应该成本适度，避免由于对于组织形态不同选择产生交易成本的偏离；最后，为不同商事判断能力的商事主体提供法律关怀，提供最低法律保障，保障商事交易秩序安全。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对于商事组织形态的选择取决于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出资人与管理人，即“出资者”与“出智者”博弈的结果，需要根据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出资人的风险承受能力，基金管理人的信用等级，组织形态的运营成本等方面最终确定。目前既有的公司型、有限合伙型、信托（契约）型的商事法律组织立法清单充分满足了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内在不同的利益诉求。但是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三种组织形态功能的充分展现，需要依赖系统化的法律体系和完善的信用机制环境，只有在良好的法律和信用体系下，组织形态才能保障私募股权按投资基金内在价值诉求的实现，否则将会导致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背负着先天性缺陷而步履蹒跚，不仅不利于其功能的发挥，还可能引发潜在的风险。

其二，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组织形态递进式的演化路径及其所占比重变化，受制于其所在资本市场的传统商事理念、行业成熟度、信用环境、法律体系的变化，立法者必须基于对本土商事环境的全面深刻观察，结合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行业发展阶段，及时对商事活动中的试错予以纠正，美国立法者针对公司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中业绩报酬的限制和双重征税制度分别进行了修正。198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小企业投资促进法》修正案，创造性地对于集中进行中长期股权投资，同时投资者人数超过14人的公司制私募股权基金，取消了最初的限制实行业绩报酬的条款制约。1997年美国国税局制定了“打勾规则”（check-the-box rule），公司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终于获得与有限合伙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平等的税收待遇。以确保能够为商事主体提供一份满足不同商事主体需求、成本适度、给予不同商事判断能力的商事主体提供法律关怀的商事组织形态清单，确保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健康发展。

篇8

A公司是一家跨国知名金融机构。A公司与吴先生签订自2011年6月1日起为期三年的劳动合同，约定其工作岗位为投资部高级经理，基本工资为税前每月18,000元。2012年6月28日，A公司以吴先生在劳动合同期间严重违反公司考勤休假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为由，解除双方劳动合同。2010年7月1日，吴先生向仲裁委员会提出申请，要求A公司恢复劳动关系，继续履行劳动合同，并补发仲裁期间工资。

庭审中（1）A公司提供2012年6月15日、6月19日考勤监控录像，该录像显示吴先生在2012年6月15日8时41分21秒、8时49分10秒各打卡一次，17时22分56秒、17时24分34秒各打卡一次， 2012年6月19日8时40分 46秒、8时41分38秒各打卡一次，证明吴先生存在代他人打考勤卡的严重违纪行为，A公司据此与吴先生解除劳动关系。经质证，吴先生辩称不知谁的考勤卡放在其办公桌上，与其考勤卡混在一起，无法辨别。一直以来，A公司均不允许代打卡，但究竟哪张考勤卡是自己的，吴先生无法辨别。由于害怕同事见到自己连续刷卡，而引起“明目张胆地代人打卡”的误会，故在刷第一次卡后，看看周围无人再刷第二张卡。因不存在主观恶意，故不属于违纪行为；（2）A公司提供《考勤及休假管理办法》，该《考勤及休假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公司严禁代打卡行为，一经发现，代他人打卡者将给予警告处分，并罚款60元，请他人打卡者当日按旷工处理，代他人打卡或请他人打卡在一个月内累计超过三次（含三次）者，视为严重违反公司的规章制度行为，公司可解除劳动合同并不支付经济补偿。”且尾部载有吴先生的签名，证明A公司规章制度规定代人打卡累计达到三次以上，属于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的行为，A公司可以据此解除劳动合同，无须经过警告、记过等程序。经质证，吴先生确认知晓该规章制度；（3）A公司提供告知函，证明已将解除吴先生劳动合同的决定通知工会。

仲裁委员会经审理认为，劳动者负有遵守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基本义务。吴先生作为劳动者有依法维护其权益的权利，A公司作为用人单位亦有依法行使管理职能的权利。A公司提供的吴先生工作考勤录像显示，吴先生的确存在上班期间重复打卡的行为。对于吴先生对监控录像的解释，吴先生完全可以将两张卡交由人事部门鉴别这一更为简单有效的办法来解决自己无法辨认考勤卡的困境，而不必明知A公司不允许员工代打卡而小心翼翼地重复打卡，吴先生的上述解释不具有合理性，不予采信，故确认吴先生系代他人打卡。根据A公司规章制度，吴先生代人打卡在一个月内累计达三次，属于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的行为，A公司据此解除与吴先生的劳动合同，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故对吴先生要求恢复劳动关系的申诉请求，不予支持。

律师点评

本案是一起用人单位以劳动者“严重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为由解除劳动合同的纠纷案件。

按照《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二）项的规定，劳动者严重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吴先生的工作单位是知名金融机构，其企业性质要求员工应秉持诚信品德，合法合规提供劳动。A公司规章制度中规定代人打卡累计达到三次以上属于重大违纪行为，公司有权立即解除合同，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也不存在明显不合理的情形。吴先生明知公司上述禁止性规定，仍实施了该等违纪行为，应属故意违纪。因A公司规章制度中明确将吴先生的这种行为列为应当解除劳动合同的严重违纪行为，故仲裁委员会认定吴先生行为构成严重违纪行为成立。

违纪解雇处分是用人单位行使用工管理权的重要手段，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他用人单位解雇犯类似错误的员工都会得到法律上的支持。滥用解雇权对劳动者工作权利造成的侵害是“致命的”，故法律对用人单位滥用解除权的应承担的法律后果也是相对严重的，包括用人单位应恢复劳动关系或者支付二倍的经济补偿金（选择权通常在于劳动者，而非用人单位），并且劳动仲裁委员会或法院裁决用人单位与劳动者恢复劳动关系的，用人单位还应当支付劳动者在仲裁、诉讼期间的工资（即使劳动者在该段期限内未提供任何劳动）。

用人单位如何才能正确以严重违纪为由解除劳动合同，司法实践中应当满足以下三个条件：

第一，规章制度合法有效并告知劳动者。用人单位制定的规章制度，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及政策规定，经过《劳动合同法》第四条第二款规定的民主程序，并已向劳动者公示或者告知的，可以作为司法机构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依据。程序合法，内容合法、并履行告知义务，是一个有效规章制度必须符合的三个条件，三者缺一不可。

第二，劳动者的行为违反了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劳动者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因此发生的劳动争议，由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用人单位在处理违纪员工时可以提供的证据形式包括照片、录音、录像、证人证言等，当然当事人的事件说明或者检讨书也是证据的形式之一。

第三，劳动者的违纪行为在劳动合同或规章制度中被列为应当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劳动者遵守用人单位的劳动纪律及规章制度，是其应有的基本职业道德。规章制度应事先树立明确的行为规范，列明“严重违纪”范围并公布施行。如违纪处罚方式“缺位”，势必使企业在处理违纪员工时陷于“无法可依、无章可循”的尴尬局面。

此外，从解雇程序上看，以严重违纪为由解除劳动合同固然不必提前通知，但做出解除时仍要通知劳动者本人，并办理相应的签收手续。《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三条还规定：“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应当事先将理由通知工会。用人单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劳动合同约定的，工会有权要求用人单位纠正。用人单位应当研究工会的意见，并将处理结果书面通知工会。”前述案例中A公司在解雇程序上做的比较完善，也是最终获得法律支持的一个重要因素。

篇9

与20世纪后半叶发生巨大变革的技术、生活方式相比，管理就像一头缓缓行动的蜗牛。当我们惊叹于今天实时供应链的灵活性、全天候的服务能力时，我们仍会发现其所在的组织鲜有变动。

源自工业时代的管理模式已经到了S型曲线的尽头，已经没有发展的余地了。制约我们前进步伐的，就是我们头脑中固有的“以效率为中心，以科层为导向”的管理范式。许多高管发现，丢弃他们心中固有的管理理念远远难于采用一种突破性的商业模式。

管理不是最佳实践的简单模仿，而应该是重新设计持续创新的体系，以便组织获得长期持续的发展。创新包括多个层次：营运创新、产品创新、战略创新和管理创新，其中系统化的管理创新――多层面的管理流程改革是竞争对手难以模仿的，往往导致竞争力的转移，给企业带来持续的竞争优势。

什么是管理创新

管理创新是对传统管理原则、流程和实践的明显背离，改变了管理工作的方法，改变了管理者的做事方式。我们来看看几个背弃传统管理的管理创新企业做了些什么。

创建目标社区

美国全食超市定位于经营有利于人体健康、有利于环境保护、有品位的商品，拥有194家分店，每年有近60亿美元的市场销售额，15年间公司的股价增长了近30倍。全食超市的成就更多得益于其独特的、奇异的管理模式。

全食超市基础的组织单元是团队而不是门店，每个门店约由8个被赋予高度自治权的团队组成。对员工充分授权的基础是对员工的极大信任，而信任来自于管理透明与公平。以薪酬为例，全食超市所有员工的薪资状况都是透明的，且高层管理人员的最高薪水不得超过普通员工平均薪水的19倍。

全食超市认为决策应当由那些受该决策影响最大的人决定，因此，应聘者要获得团队成员2/3以上的赞成票才能加入团队，团队可以自由决定能吸引当地顾客的产品品种及库存。每个团队就像一个利润中心一样运作，采用劳动生产率来评价绩效，在高度授权的同时，职员也担负高度的责任。这样，来自同事间的压力替代了传统科层制中自上而下的管理压力，而同事间的压力所促成的高度忠诚是规章制度所无法实现的，团队成员形成了共生的命运。

将3万多名员工凝聚在一起形成共生社团的核心是全员的共同目标：转变世界食品供应的工业化现状，给人类提供更好的食物。对于许多公司员工而言，在全食超市工作展示了他们的生活风格与价值理念，他们愿意为共同的目标、使命作出更多的贡献。

社区是建立在共同的感知和目标基础上的，全食超市员工对共生命运的分享、对共同使命的忠诚，使全食公司成为一个以共生社区模式运作的公司。

倡导民主创新

在太多的公司里，太多的创意因为管理层的冷漠而被埋没，戈尔公司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戈尔公司如薄煎饼一样扁平，它没有管理层级和组织结构图，几乎没有人拥有头衔，没有人有老板。

戈尔公司是“网格状”的，没有像梯子那样的层级。网格状的结构可以将组织中的任何一个人与其他任何人联结，沟通的线路是直接的：个体对个体，团队对团队。在网格结构下，同一层面有多元的节点，有密集的人与人之间的联结，信息可以流向各个方向，不需要中间层的过滤。在网格结构下，你为你的同级工作，而不是为老板，同事间的合作不需要通过“特定渠道”。

在戈尔公司，高层领导并不委任低层领导，而是采用自然领导方式，“你召开一个会议，人们来参加了，那么你就是领导”。同级选举产生的领导必须持续地获得同事们的忠诚从而维持他的权力，确保领导的主要责任总是为了被领导者。合伙人需要对他们的团队负责，而不是对老板，它反映了戈尔的核心原则之一：在一个高信任、低敬畏的组织，员工需要指导和支持，而不是老板的时时左右。

每个员工每周都保证有半天的“自娱时间”，可以来启动自己选择的项目。戈尔赋予合伙人研究他们感兴趣事物的自由以及在公司范围召集人才的自由，所有的创意都是在同一竞技场上竞争：没有一个受宠的项目可以免费入场，也没有人可以扼杀未成形的创意。戈尔并没有定义公司“核心业务”的界限，合伙人拥有相当大的发挥空间。

一个有潜力的项目可以一直尝试，只要能吸引一部分合伙人的兴趣。然而，戈尔还存在着判断和避免不必要的投资风险的管理流程：在项目的不确定性解决之前，公司绝不会做出重大投资。当一个项目的发展超越了自娱自乐阶段，就需要接受跨部门的评审过程。

虽然戈尔公司独特管理系统的所有不同元素都非常奇特，但都服务于一个首要目标：持续地、打破常规地创新。

关注进化优势

谷歌如工业革命一般彻底改变了信息技术行业，让谷歌与众不同的不是其以网络为中心的业务模式，而是其崭新的管理模式。谷歌的创始人布林和佩奇认为，“最重要的不是公司在某一时点的竞争优势，而是公司长期的进化优势”。谷歌的管理层确定，明天的赢利能力来源于今天的进化能力，非搜索收入成为衡量公司进化进程的唯一指标。

谷歌形成了一套独特的“70―20―10”法则来保证创新不被忽视：谷歌公司70％的资源用于基础业务的提升，20％投入到可以明显拓展核心业务的服务，10％用于萌芽中的创意。20％法则保证没有人因为自己的嗜好而离开谷歌，同时也让每个人知道，创新是所有人的责任。

谷歌的组织结构像互联网：高度民主、密切联系和扁平化。在谷歌的会议上，员工可以自由表达意见，几乎没有顺从，很难搞清与会人员的职位高低。谷歌公司的决策是高度协商的――当你的员工是一些地球上最聪明的人时，命令和控制就不是一种好选择。谷歌几乎一半员工是在自我管理的小型团队工作，这样需要说服的人更少，需要管理的相互依赖关系更少。

谷歌设有季度“创始人奖”，相当于拿出上百万美元的受限股票给那些为公司的成功作出杰出贡献的团队。谷歌清楚，如果没有创业激励奖金，就不能期望员工像企业家一样工作。

谷歌公司拥有让独立的团队和低度管理的工程师们结合在一起的机制。内部透明和持续的同事之间反馈的模式，保证了公司与众不同的原创性。在这种情况下，唯一的“管理”就是让组织的集体智慧来解决大大小小的决策问题。

一个零售商、一个工业产品制造商、一个互联网的代表，它们的成功告诉我们，不用传统管理取得经营的成功是完全可能的。

如何进行管理创新

重大的问题、全新的原则、非正统的思维、非主流的智慧，这些能够提升人类创造力的“放大器”，无论对于管理创新还是其他任何类型的创新，都是至关重要的。

突破管理思维

我们从商学院和管理开发项目中，从导师的辅导和同事的交流中学习基本的管理理念，实际上是间接地从著名的CEO、管理泰斗那里继承了管理理念。经过这么多的发展变化，为了给管理创新创造空间，是时候系统解构那些阻碍我们接触新观念的管理传统了。

发现管理的教条之处需要问对问题――不断重复地问对问题。这个理念值得挑战吗?这是普遍有效的理念吗?有反例吗?这个理念是事实，还是因为我们使之变成了现实?

管理创新是永无止境地探索更好地解放和组合人类能力的方法，它以最简单的“为什么”开始。你对管理传统的挖掘越深，革命性创新的机会就越大，还有助于了解传统管理实践会带来什么样的差别、变化。

接纳新规则

在20世纪管理理论的基础上，无法建立明天所必需的组织能力。为跃上一个新的管理S型曲线，我们需要接纳一些新规则。

在快速变化的世界中，公司过于适合一个特定的生态定位是非常危险的。与生命的进化相似，业务竞争环境将“选择”那些已经学会如何快速调整核心战略的企业，而“淘汰”那些适应能力差的企业。

适应能力需要资源的柔性与之匹配，我们可以将市场灵活配置资源的逻辑转移到公司的创新“市场”中。然而，大部分公司没能建立起类似硅谷创新市场那样的开放式内部环境。

适应能力需要有备选方案，而备选方案需要有反对的声音。这就需要激发员工的参与意识，建立民主制度，民主制度是可以利用普通员工“平常”智慧的流程。

另外，信仰般的使命(如全食超市的目标)和富有柔性的社区对管理创新也有推进作用。我们可以看到，以“提高适应性”为目标的21世纪规则和强调“控制”的20世纪规则是格格不入的。

在边缘中学习

你必须寻找“积极的出轨”，因为不寻常的观点通常来自于不寻常的地方――那些离奇的、没有预兆的、超越“最佳实践”的地方。如果一直站在主流之中，你就不可能看到未来。

寻找管理突破之前，你需要掌握搜索策略――首先识别那些你想要解决的困扰你的管理问题，然后去寻找已经提出了新的解决方案或者提出了备选办法的组织。

目前，困扰我们的问题主要有：如何创建一个每个员工的声音都能达到上层的组织?如何使普通员工变成不普通的创新者?如何加快资金和人员的重新配置?如何确保组织决策充分反映了集体智慧?如何使高管过时的理念远离迫在眉睫的战略更新?如何将大批被动工作者转变成一个自发自愿的团体?

面临这些管理挑战，是否有一些可供参考的案例，可以使你大胆思考或者能提供潜在方案的线索?针对以上管理问题，我们可以寻找使创意民主化、增强员工的想象力、重新动态地配置资源、集聚集体的智慧、最小化陈旧心智模式的拖累和让每个人有机会选择参与的管理实践边缘，在边缘中学习。

成为创新管理者

有一些关键的原则，可以帮助你成为有影响力的创新者：处理系统问题，你必须理解问题的根源；在开始阶段补充总比扩大容易和安全，让新旧制度共存；设立变革性的目标，但采取渐进的步骤；设立清晰的评估标准来持续改进；让你的政治风险最小化，从自己的领地开始试验；与志愿者合作；设计成游戏形式，保持非正式化；保持重复的实验、学习、再实验、再学习；永不放弃，坚持创新。

迎接管理2.0

一些管理者开始了解网络能颠覆旧的商业模式，但少有人承认在不久的将来，网络将彻底改写我们从前的管理模式。互联网力量导致的社会变革必将影响未来的管理走向，管理将伴随互联网的升级进入2.0时代。

篇10

夯力基础务实稳健发展

海达电器开的店在1～3年内经营可能有赚有赔，但三年之后每个店均能实现稳定的盈利。正如海达电器的常务副总经理袁忠文所说“对于区域家电零售企业来讲，开店扩张，资金不是问题，最大的问题在于人才的培养”。开好一个门店，前三年一定是需要企业大力投入打基础的时期，一是各类人才队伍的培养需要实战经验的历练，二是门店信誉的积累需要时间的沉淀，三是回头客的积累必须是建立在一定顾客量的基础之上。因此，海达电器在门店的扩张上，多年来一直坚持着稳定滚动发展的模式，每年保持开三四个店的速度发展，七年多，共成功开出分公司直营连锁店二十三家。

在发展直营零售门店的同时，依托企业强大的采销资源优势，加强与区域内经销商、分销商的沟通与合作，细化管理，扶植培育分销商成长，扎根三级市场的同时，实现进一步向县、乡镇市场渗透，使公司的营销网络进一步细化。在赤峰及锡林郭勒盟的县级市场覆盖率达100%，乡镇级覆盖率达94%以上，整体市场的占有率达到60%以上。

正因为海达电器的多年发展中，本着量力而行的方式，不论是零售门店的经营还是分销网络的开发，都是注重先把基础工作做扎实，所以经营状况良性，在今年整体市场不太好的情况下，海达电器整体规模还在快速增长，甚至有的门店与去年同期比增幅达到70～80%。以稳定的消费群体，极高的美誉度，成为赤峰市及周边地区家电龙头企业。

用信誉立足于市场

区域家电连锁要想在一方市场获得长足的发展，一是要有资金，二是要有适合的人才，第三是要有信誉。信誉包括对员工、对消费者，对合作伙伴的信誉。对员工的信誉建立，海达电器通过合伙人机制来保障。对消费者的信誉，首先就是为他们提供好的产品。在这方面，海达电器严守商品质量关，为坚决杜绝经销假冒伪劣商品，确保公司只经销名优商品，从客户审查、合同保证、索证建档、销售把关、售后建站等五道环节进行控制，从而保证为顾客提供满意和优质的商品。而且海达电器的运营模式是采销制，企业与全国100多家知名品牌厂家的直接合作，不仅保证了公司所经营商品质量的可靠性，还能保证价格的优势。因此，在促销活动中，无论是与品牌企业联合促销，或是企业自己做活动，都能够做到实打实的给消费者优惠，从来不搞弄虚作假的活动，以诚信经营获得消费者的认可。

海达电器的卖场是全营业员制，所以，对终端的掌控极强，但在与供应商的合作上，是以共赢的理念，让整个供应链条都相对有利，实现良性运转。企业不会看供应商赚钱了，就以自己对终端的遏制力，对供应商进行克扣。因此，与海达电器合作的供应商赚钱的指数在全国基本都是靠前的，而且销售额很好。例如，赤峰TCL王牌彩电的办事处就是全国的金牌办事处。海达电器采用的是采销制的运营模式，对于厂家给予的信用额度，在每年年底都能将所授额度一一归还，赢得供应商的信赖。

合伙人机制保障企业健康发展

海达电器之所以在市场竞争中得以健康的发展，与企业逐步推行员工持股计划，将短期和长期利益兼顾，使企业与员工形成一种合伙人的机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企业规模扩大之后必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而影响企业发展的，除了外部因素以外，企业内耗更是不可忽视。例如，为了在卖场中获取竞争优势，供应商可能会贿赂卖场的管理人员。尽管每个家电零售企业都有自己的内部监督体系，以防止在业务活动中的种种不利因素发生。但在实际的工作当中，即使是采取一对一的盯防措施，也不可避免出现因私利所驱动，脱离或不完全脱离规章制度行事，谋取个人私利的行为。因此，监督并不能完全杜绝产生腐败，必须是要靠管理机制的建设来不断减少产生腐败的可能，打造一个积极向上的团队结构才是推动企业蒸蒸日上的核心动力。袁总认为，目前来看，分配机制其实是企业的生命机制，最为有效的手段还是在利益链的适当分配上，来引导员工与企业的健康成长。

在海达电器，中层管理人员被视为企业不可多得的财富，被视为公司的人力资本，参与公司分红。同时企业把员工也当作经营的伙伴，按部门、按岗位、按业绩，以经营成果的好坏为准绳，决定员工的薪酬。年终对优秀的业务组、优秀营业员、优秀柜组长等按业绩、按比例给予配股，针对基层优秀员工的股权奖励覆盖面达到10～20%的比例，让更多的员工参与到公司经营管理中来。这样公司上下，都以公司的发展为己任，真正的做到了以公司为家，踊跃为公司的发展出谋划策，而不会想着去干有损公司利益的事。因为企业让他们成为真正的股东，所给予他们的股权收益要远远大于灰色收入，一旦收取灰色收入，丧失的是其所拥有的股权。

海达电器实行股份制已经有十多年的时间，在人才管理上重点是抓核心，抓关键点。关键点就是一线人员，核心是管理层的人员即人力资本，已经形成了相对固定的模式，每当开一个新店时，都采用同样的合伙人机制，因此开店成功率高。同时，企业内部的竞争机制、激励机制、内部淘汰机制等，从管理上实现员工价值的自我体现与良好回报，使每个人都能在公平与良好的竞争中发挥潜能，将业务骨干慢慢都变成企业的股东，逐步建立起完善的人员组织结构和良好的人才储备机制，在市场中保持企业的竞争优势。

用服务为发展护航

家电零售企业为消费者提供的是产品和服务，区域家电零售企业的竞争优势在于对当地消费者需求的研究更为深入，能够及时捕捉消费者需求的变化，尽而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在家电行业产品的同质化严重的情况下，相对于产品的经营来讲，服务是更能够全面满足顾客需求的方式，而且，未来售后服务会更加的重要。因此，海达电器自成立之初就一直重视对服务的投入，使服务为企业的发展护航。

对于售后服务的建设，海达电器采用了制度建设和机构建设双重保障。区域广，人口密度低，运输路途远，交通不方便，因此，物流及售后成本非常高。为保证企业对消费者的各项服务承诺的落地，使顾客真正感到购物放心，除依托品牌商的服务网点以外，海达电器采取了自己建网点的方式，在每个门店都建立自己的售后队伍。针对下级分销网站，服务好三四级市场，在公司业务覆盖的旗县区设立了近百家维修网点，形成专业化的售前、售中、售后一条龙服务体系，尽而在当地获得很高的美誉度。

在海达电器，将售后人员作为技术人员对待，他们的工资待遇比一线销售人员还高。因售后服务是个性化的作业方式，工作过程和服务过程很难控制，又是劳动力型的岗位，而且售后人才断档的问题也比较突出。很多售后服务人员称自己是“垃圾桶”，消费者有什么不满都往他们身上倒，上门服务还要同时承受消费者的抱怨情绪，自身感觉社会地位低，不愿意做。所以，想建立一支有竞争力的售后服务队伍，并且保持售后队伍的稳定，就必须要提高福利待遇。在海达电器，售后学徒工平均月收入达到3000元，普通的工人月收入要达到5000元左右，都高于一线的销售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