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政策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国际金融政策，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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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此债危机概述

引起2007年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市场危机的直接原因是美国的利率上升和住房市场持续降温。利息上升，导致还款压力增大，很多本来信用不好的用户感觉还款压力大，出现违约的可能，对银行贷款的收回造成影响的危机。这场次债危机也迅速形成了波及世界的金融危机，并且很快从金融领域蔓延到了实体经济。

2.美国在危机中体现出的监管漏洞及以往政策的不当

在过去近十年美国的发展，受益于全球化的大趋势，经济不断繁荣，但这种繁荣的基础其实比较脆弱。由于其自身的储蓄相对不足，消费不断增长，经济的金融化趋势不断加强，其集中的表现就是家庭利用已有的金融资产，尤其是房地产为抵押，向银行借款来支持其日益高涨的消费。这一格局发展的必然结果就是消费信贷链的破裂，集中表现在美国的次级房贷危机。危机根源于三个方面：一是美国政府不当的房地产金融政策为危机埋下了伏笔；二是金融衍生品的滥用，拉长了金融交易链条，助长了投机；最后是美国低利率的货币政策推波助澜。

二、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

1.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的一致性

货币政策目标和金融监管目标的方向具有一致性。我国的货币政策目标是保持币值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而金融监管的目标是为实现金融稳定，维护金融安全，保护公众利益，促进金融健康有序发展而采取的各项政策和措施，两者之间并没有实质性的冲突，两者目标的方向具有相同的致性，都是为了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发展和公众的利益。首先，金融机构的稳健运行是保证实现货币政策的必要条件。其次加强金融监管目的之一是为货币政策的实施“保驾护航”的。没有金融监管的“保驾护航”，在我国现有市场机制尚不完善的条件下，仅仅有货币政策，是无法达到宏观调控的目的。

2.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的矛盾性

可以看出，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是紧密联系的。但同时，二者也是存在一定的矛盾。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既紧密联系又相对独立，主要体现在经济周期中操作方式的矛盾性。货币政策是逆经济周期而动，而金融监管则具有顺周期运行的特点。由于二者操作方式的不同，使得二者必然产生目标冲突。如近年我国紧急持续高速增长，为防止潜在的通货膨胀，央行采取了提高存款准备金的货币政策，导致银行流动性资金吃紧，周转出现困难而出现风险，与金融监管目标冲突。所以，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必须相互协调并且要建立二者相互协调的制度。建立协调机制是调和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矛盾的重要手段。只有建立紧密的协商联系制度，才有可能将货币政策的政策意图和金融监管的重点有机结合，从而实现微观主体和宏观经济的同步发展和双向互赢。

三、我国经济形势及调整

在这次金融海啸爆发后，泡沫破灭。我国也因此凸显了以前被经济过热所掩饰的问题。泡沫破灭以后，大众意识到持有的财富其实没有真正增加，股市房市暴跌，各种金融产品的低迷，使财富缩水，但是物价却并没有随着人们资产的缩水而下降，因此人们的消费大幅减少，而人民币的升值和国外消费的减少使得我国的出口贸易遭受到了严重打击。我国也从原来从紧的货币政策转为适当宽松的货币政策，这是正确的调整。可是因为我国金融监管存在的问题漏洞，以及它和货币政策之间的不适应使得一些个体能够操纵股市，而国外投资者也可以利用这些漏洞使用直接投资的钱做着间接投资，大量热钱流入国内证券市场，使得股市暴涨暴跌。因此，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不是完全相互独立的两方面，是需要互相适应与协调才能达到最好的效果，实现国家宏观经济政策。

1.货币政策的调整

在世界金融危机日趋严峻、我国经济遭受冲击日益显现的背景下，中国宏观调控政策作出了重大调整，将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并在安排资金强力启动内需，促进经济稳定增长。这是中国10多年来货币政策中首次使用“宽松”的说法。适当宽松的货币政策意在增加货币供给，在继续稳定价格总水平的同时，要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2.金融监管的调整

次贷危机表明，要减少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必须构建完善的市场纪律约束机制，加强市场化监管。以存款保险为核心的金融安全网在强调金融安全的同时也加大了金融机构经营上的道德风险。必须根除金融领域“不破产、无风险”的传统观念，并充分认识到金融破产制度的重要价值和意义。为了防范和化解国际金融风险，必须加强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

3.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的协调

对二者各自调整后，还要将其有机结合在一起，既要严格监管，防止金融市场的发生混乱，使各个监管部门发挥强有力的作用，同时还要减小对货币政策的抑制作用，调动起各企业部门的积极性，各部门相互促进，才能使货币政策的作用得到发挥，早日摆脱金融危机的困扰。

4.调整的效果

政策的调整从一定程度来说对经济的复苏起到了作用。我国上证指数的自2008年10月28日的最低点开始反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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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危机;资产泡沫;金融监管;系统性风险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428(2010)11-0045-04

一、后金融危机时代金融监管理念变革的国际经验借鉴

(一)分业和混业之争

危机过后,华尔街的投行委身于商业银行。这引起了对分业和混业监管的新讨论。投资银行的转型缓解了暂时流动性的不足。但防控金融危机的根本在于纠正为活跃金融交易而过度放大的杠杆率;否则,投行转变为银行控股公司并产生大量关联交易,会蕴藏更大的危害。

与分业经营比起来,混业经营并没有明显的优势可言。混业经营是在金融自由化的诱导下,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之间的防火墙被拆除,风险可以交叉传递。投资银行激进的文化向传统保守的商业银行渗透,加大了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可以观察到的是,在此次危机中实施综合化经营的一些大型商业银行受到的冲击相对较小。因此,混业经营与否并不是金融机构深陷危机的最主要原因。从长期来看,实施混业经营更有利于发挥协同效应,抵御经济周期波动所造成的风险。

目前,中国处于分业监管的体制。但金融综合经营正在不断推进,一些金融机构正初步搭建了金融控股集团的雏形,总体上业务结构和股权关系比较简单,同时银行和资本市场之间有严格限制,两者过度融合而放大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较小。在风险可控的基础上,综合经营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二)多头监管和统一化监管之争

此次金融危机之前,美国的金融监管体制呈现出“双重多头”的特点:“双重”是指联邦和各州均有金融监管的权利:多头是指有多个部门负有监管职责,如美联储、财政部、储蓄管理局、存款保险公司、证券交易委员会等近十个机构。这充分体现了分权和制约的原则,是美国金融业发展繁荣的坚实根基。美国新近通过的《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体现了统一化加强的趋势:美联储的权利得到进一步扩大,强化对缺失地带的监管:整合金融监管机构以有效解决监管重叠和协调问题:谋划降低监管成本和提高监管效率。随着金融的全球化发展和金融机构综合化经营的不断推进,“双重多头”的监管体制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真空,并使一些风险极高的金融衍生品成为“漏网之鱼”;再加上各部门之问的协调成本,相对反应慢和时滞长。

在全球金融监管政策选择的大国博弈中,我们必须要把握两个基本事实:一是任何一个围家的监管体制都必须要与其经济金融的发展与开放的程度相适应,尽量做到风险的全覆盖,最大限度地减少由于金融市场不断发展而带来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二是在现代市场条件下无论风险管理工具如何先进,金融机构体系如何完善,都不能避免因为机构内部原因或市场外部的变化而遭受风险事件的影响,这是由其高杠杆率、高关联度和高对称性的特性所决定的。因此,对于中同的金融监管而言。多头监管依然是近期和未来一段时间内要追寻的目标。

(三)创新过度和创新适度之争

华尔街的衍生品市场作为世界范围内的资金“黑洞”,大量依据复杂数学公式设计出来的结构性金融工具以转移和分散风险的名义被创造出来并脱离实体经济进行天量高杠杆率交易。各路风险偏好和期限不同的资金都逐利于这一市场,期待着脱离了实体经济的高盈利。在这一过程中。一旦某一环节出错,再加上杠杆的超放大效应,投资者的亏损就会出现多米诺骨牌效应。危机之后,美国的金融监管改革方案着重强调了对大型金融集团系统性风险的评估和管理;英国也提出了应建立宏观审慎分析框架,并在监管方式上从关注微观层面向关注整个金融体系和系统性风险管理转变:欧盟则将成立欧洲系统性风险委员会(ESRC),负责整个欧盟金融市场系统性风险的评估和预警。在监管部门的强大压力下,国际大银行开始业务的“回归”,产品创新呈现出“去杠杆化”倾向。

但就中国的实际情况而言,金融创新相对略显不足。产品过于单一,衍生产品品种少、交易规模小,产品设计和定价能力亟待提高。国外产品创新的回归与国内产品创新的适度发展将呈现鲜明对比。在当前推进金融创新的过程中,应时刻警惕打着创新旗号但不切实际的所谓金融改革,要从实体经济金融服务需求本身出发探索金融改革的着眼点和创新点,在金融资源的配置上强调先内后外的原则。

(四)激励过度和约束不足之争

激励过度和约束不足分别体现在信用评级机构和金融高管的行为之中。本次金融危机中,标普、穆迪和惠誉三大评级都在美国国会听证上承认“把灵魂出卖给了魔鬼”。世界公信力最强的评级公司减信程度尚且如此,说明在激励和约束的天平之前。自身的利益永远是摆在第一位的。这一事实也告诉我们:所有的金融机构必须要建设自身独立的风险评估机制,培养自身风险管控能力:同时也要加强对金融业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教育和完善约束机制。而这一过程需要监管机构的介入。

当前,中国评级市场中三分之二的份额都掌握在美国评级机构手中,中国评级机构在世界市场上没有一点“话语权”:中国本土评级机构屡次进入美国市场都被拒之门外。这种实力和准入的不对等,使得中国本土信用评级机构处于弱势地位,对中国评级机构的长远健康发展将产生极大制约。因此,建立自己的独立信用评级机构已经成为攸关金融的国家核心利益。另外,就世界范围来看,中国金融机构高管激励过度的现象并不严重,但这参考的是美欧日等金融高管薪酬水平,相对国内其他行业而青,金融高管薪酬仍稍嫌过高。因此,监管方仍应时刻告诫金融高管在分配制度上要加强自律。就中国的实际情况而言,不仅要大力创新激励机制以调动积极性,还应加强各种渠道的约束以限定在可控的范围内。

二、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金融监管政策的调整与完善

(一)形成一个中心指导:可持续发展

金融监管目标的中心应是促进本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始终引导金融业规范执行国家金融政策,使其坚持以国家产业政策为导向来配置金融资源,重点支持优势行业、重点企业、基础产业和自主创新项目,践行低碳经济:积极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把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和农村经济增长摆在长期发展的战略位置。

大力支持金融业在低碳经济发展和经济结构调整中发挥积极作用。金融机构要扮演好两个角色:一是低碳经济服务。要积极探讨金融环保机制、经营策

略、管理机制、激励考核体系,从业务流程与规则上把好项目关,完善惩戒机制。二是低碳金融创新。近年来在国际金融市场上,面向节能减排、清洁能源利用和可再生能源开发的金融衍生产品正成为具有投资价值和流动性的新型金融资产。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积极开展绿色信贷及其他碳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创新,提高产品的定价能力,争取在全球碳金融体系当中拥有更大的话语权、参与权和主动权。积极促进金融业对农村地区的金融支持。2006年底,中国推出了调整和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准入政策,是金融机构市场准入方面最为重大的一次政策调整。市场准人的放松,农村地区金融机构的种类和数量都将出现跳跃式的增长。根据以往监管的实践和经验来看。各类金融机构的风险控制将是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内值得关注和考虑的因素。

此外,在金融监管的方法上也应由标准化监管向相机选择监管转变。标准化监管不适应于风险多样、市场复杂的金融市场,灵活性的选择性监管则更能体现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中国金融业发展的目标是可持续发展,在金融监管过程中必须始终以可持续发展为中心。

(二)稳固两个平台建设:金融基础设施平台和信息共享平台

此次金融危机爆发后,对国际金融组织和相关国家金融监管当局预警不力、监管失职的批评不绝于耳,建立危机跟踪监测和防范指标体系显得尤为必要和迫切。而这离不开基础设施平台和信息共享平台的建设。

金融基础设施平台建设主要集中于金融法制建设、支付结算体系建设和征信体系建设。中国金融法制建设与金融体制改革和金融业风险管理的关系密不可分。中国应借鉴国际立法的实践,科学界定划分金融业务,对现有各相关法律规定进行相应修改以保证科学监管,并争取实现机构监管向功能监管的根本转变。功能性监管不仅能为竞争者提供公平竞争的环境,而且能确保消费者或投资者享有公正的保护与细致监管。此外,还应进一步加强金融执法水平,真正将法制化落到实处。支付结算体系是实现货币转移的制度和技术安排的有机组合。安全、高效的支付体系对于加强宏观调控、密切各金融市场的关联、加速资金周转、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具有重要意义,也有利于推动各类金融工具创新和改善金融服务等。近期,应进一步强化中国人民银行现代化支付系统的核心地位,大力支持商业银行行内支付系统和票据支付系统的联合、银行卡支付系统和互联网支付系统的相互渗透,鼓励和促进各类支付工具的发展和创新,努力改善农村地区支付服务环境。征信体系是解决市场经济中信息不对称问题的一种制度性安排,其不仅能为金融机构强化风险管理提供强大支持,也为每一市场主体积累信用财富提供平台和机制,以塑造现代信用文化。

信息共享平台建设主要集中于金融机构监督管理评级体系和风险预警机制的构建。中国应积极借鉴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联合推出的“金融部门评估规划”(Financial Sector Assessment ProgramFSAP),对金融体系进行监测和全面评估,收集原始数据并建立连续的数据系统,充分利用现代定量分析工具,实现原始数据和加工信息的全行业适度共享。

(三)夯实三个基础支持:金融稳定委员会、消费者保护委员会与创新推进委员会

一是要成立一个独立针对金融领域系统性风险进行监管的金融稳定委员会。金融机构的综合化经营目前已客观存在,而且也是对内外需求的真实反映。这也直接导致了金融机构之间差异的不断缩小以及大型金融集团的出现。随着系统性风险范围的扩大,原先监管职能在不同监管部门的重叠以及相互冲突的现象越发严重。通过组建金融稳定委员会将会对可能引起系统性危机的金融机构进行审慎性监管以保证金融体系的安全和宏观经济的稳定。当前中国还没有实施显性的存款保险制度,也可将存款保险的这一角色交付金融稳定委员会,以完善对金融机构的激励和约束。更为重要的是要持续加强宏观审慎监管,以减少金融危机事件对宏观经济造成的损失为目标,关注整个金融体系的健康状况和稳定性,采用自上而下的方法把整个金融体系当作一个投资组合进行管理,注重对整体全部风险的控制。

二是要成立消费者保护委员会。目前中国的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和保险保障基金已相继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也在加快建设的过程中。但现实来看,每年的“315”投诉中,金融机构的霸王条款都会成为公众的焦点;证券市场由于建立时间短,法制建设和信用建设还处于不断完善之中,股价操纵和“老鼠仓”等问题时有发生:部分存款机构也存在软约束和在利己动机的推动下尽其所能地肓目追求资产扩张。这些问题的出现都不同程度地损害着金融消费者的利益。此次金融危机也暴露出部分金融机构为追求机构和个人利益,不惜牺牲消费者利益。因此,应加快对消费者保护的立法工作并强化执法。

三是成立金融创新推进委员会。近几年来,全球金融体系有着非常明显的同质化倾向。在经济繁荣时期,大多数企业财务及经营状况良好,从单个金融单位来看,这时候扩大信贷规模是理性和审慎的,但如果所有金融机构都扩大信贷规模,信贷总量的快速扩张就在所难免,资产泡沫就会积聚。简而言之,个体的理性不一定带来集体的理性,单个金融机构的稳定运行不一定能带来宏观金融体系的稳定。因此,各金融机构应实行差别化战略,加强对金融创新和宏观调控政策的研究。

(四)强化四个机制推进:金融创新、市场约束、激励相容和合作协调

一是要强化金融创新机制。此次金融危机充分表明,金融创新是把“双刃剑”,它一方面能够发挥转移风险和活跃交易的功能,另一方面,如监管不力而过度创新,它对金融体系的破坏性也会很大。因此,中国应当切实强化对金融创新的联合监管和有效监管。包括对机构、市场的约束和对投资者的教育引导。要保证金融机构在开展金融创新时充分了解风险、了解市场、了解客户,避免利益驱动下的盲目创新。同时。金融监管机构也不应因噎废食,惧怕、拒绝甚至阻碍金融创新,而是应当引导各类金融机构根据客户需要、市场变化和自身能力,适度进行创新。目前中国银行业的发展路径依然以外延扩张为主,这种业务发展路径是典型的高资本消耗特点,风险权重高的贷款业务占比居高不下,对资本充足率提出了高的要求。这也进一步凸显出中国银行业金融创新能力不足的缺陷。要实现业务经营模式的根本转变,从高资本消耗型业务为主导的外延式增长模式向内涵式增长转变,就必须要强化和促进金融创新。

二是要强化市场约束机制。市场纪律是一种市场影响机制,这种机制不仅把监督和约束银行的任务授权给国内和国际的监管机构,同时也授权给市场参与者,而市场参与者的持续约束行为会让银行更加安全和稳健地经营。新巴塞尔协议也将市场纪律列为监管的第三支柱,强调市场参与者同银行监管机构共同来对银行的经营管理活动实施监督和约束。市场参与者可通过其市场行为对银行的经营管理活动进行监督

和影响,这一过程也会同时影响银行未来的经营决策。在中国当前金融综合化经营中,要始终以风险为本来控制金融机构的资产规模,对大金融机构不宜放松风险控制和杠杆率约束;对衍生产品应坚持“穿透性”原则,让客户了解基础产品,务必强调资本约束,限制衍生产品的杠杆率并纳入资本充足率监管,以防止道德风险。金融业的发展应始终围绕服务于实体经济并保持相对稳健的杠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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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以美国为源头的金融危机使得我国宏观经济的外部环境更显严峻,在贸易层面上对我国的经济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是并没有给我国的经济给予致命的打击,这主要得益于我国当前的分业经营和分业监管制度以及严格的防火墙措施使得风险相对难以在各个行业间进行传递,保证了金融体系的稳健运营。

1.中国金融管制的特点

中国的金融管制模式经历了全面的计划控制到1979至1984年资源控制型金融管制以及到现在保持一定政府控制的前提下,逐渐向市场化转型三个发展阶段,逐渐形成了以《中国人民银行法》为核心的立法体系及分业经营、分业管理为原则的监管模式。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分业监管的金融管理体制。从1998年至2003年,中国相继建立了证券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保险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和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三家行业监管机构。至此,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分工明确、互相协调的金融分工监管体制正式确立；

二是以《中国人民银行法》为核心的金融法制体系的建立。随着我国金融改革的深入和金融形势的变化,在调控金融风险、金融监管专业化趋势的要求下,我国建立和完善了金融监管法律框架,相继出台了《中国人民银行法》、《保险法》、《证券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和《外汇管理条例》等金融法律法规,确立了以公开、公平、公正为价值取向的行业监督管理制度。

三是在监管内容上强化合规性等方面的监管。在金融监管内容方面,目前的金融监管重点在于对金融机构的审批和业务经营的合规性及明确规定金融机构的业务经营范围上,要求金融机构只能在规定的业务范围内开展经营活动,违反规章就要受到严厉的行政处罚。

2.中国金融管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中国金融业的政府管制目前也存在一些问题,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行政化的计划控制体制明显。主要体现在赋予了金融监管一定的职责和权力,但在具体的监管实践中,政府的行政权力突出,并且立法、司法体系相对薄弱,行政当局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干预、影响金融机构的行为,居于实际上的主导地位;

二是金融法规体系尚不健全。目前中国金融法律体系仍存在不少问题,无法保证金融活动合理、有效、规范地实施。首先,随着领域的扩展和金融服务的扩大,相应的法制建设却相对滞后,使得现有金融法律尚不能完全规范所有的金融市场主体和市场行为。其次,专业性的法律层次低,其中关于金融监管的大法不少,但操作性强的法律、法规缺位情况严重。如监管规章不够全面,缺乏相应的实施细则。

二、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的政策选择

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中央也出台了一系列健全金融调控和金融监管体系的政策。

第一,提高了对金融风险监管的认识。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出台了《国家金融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央行、证监会、保监会、银监会联合下发了《关于支持金融服务业加快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各部委应加强金融风险监测和评估,进一步提高金融风险预警能力,切实防范系统性风险。

第二,提出了加强功能监管、审慎监管,强化资本金约束和流动性管理,完善市场信息披露的制度,加强了风险预警机制。

第三，加强了信息沟通和协调。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央银行加强了与各监管部门的沟通协调,也加强了与欧美及周边有关国家和地区监管当局的密切联系。同时,提出了建立健全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建立完善金融控股公司和交叉性金融业务的监管制度。

第四，加强对资产证券化、理财等金融衍生品的监管。金融危机后,发改委及监管当局制定了一系列完善金融市场及金融监管的政策,主要包括: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建立健全主要由市场供求决定的利率形成机制;深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增强汇率弹性;建立健全跨境资本流动监管体制。

三、我国金融管制体制改革方向

目前我国的金融监管水平与金融市场的发展还不成熟。

为了有效的防范金融风险,保持金融市场的稳定,我们应该吸取海内外的经验教训,进一步完善金融监管体系。为此必须做到:

1.完善关于金融监管的法律体系。一个国家金融体系要想稳定地运行,最根本的保证就是监管的法律要先于金融业的发展,这样才可以有效的减少先发生再治理的不必要的成本浪费问题。

2.逐步完善金融监管体系。金融监管体系的建立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展望我国金融体系的构建,主要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在分业经营的前提下,逐步构建监管机构之间的合作机制。目前,我国的金融监管仍处于向市场化转型的阶段,实行分业经营与分业监管的体制适合我国金融市场发展的国情,但是,随着金融创新与金融市场的开放,分业监管体制下的空白区越来越大,因此,我国三大金融监管机构必须加快建立部门间信息交流共享通道,同时加强各种监管资源的有效整合,提高金融监管的效率和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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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适度调整税收政策，适应国际减税趋势

为了应对当前全球范围内的金融危机，世界许多国家常常采取了相应的减税政策，提供具有竞争力的投资环境，鼓励外资的进入。据悉，近几年来，除挪威等极少数几个国家外，绝大多发达国家的综合税率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有11个国家下降了15%以上，17个国家下降超过10%，大多数国家的综合税率平均下降12%。目前，这一趋势还在继续和扩大，其减税的特点是大幅度地下调企业所得税税率。

伴随着发达国家的减税，发展中国家也加大了减税力度。如新兴市场国家纷纷降低企业所得税税率，其中比利时、拉脱维亚、立陶宛降到了15%，斯洛伐克降到了19%；格鲁吉亚从2008年1月1日起将企业所得税税率从20%降低到15%，将税率为12%的个人所得税与税率为20%的社会税合并成单一税种减按25%的税率征收；保加利亚从2008年起实行10%的统一的企业所得税税率，企业税负大幅降低；马来西亚的公司税税率已由2006年的28%降低到2007年的27%，并且计划在2009年将税率降到25%。

各国减税将影响到我国的境外直接投资。经济全球化加大了资本的流动性，资本可以自由地在各个国家间流动，税率对资本的流动具有重要的吸引力。一国的税率高低直接影响到外国资本的投资回报，低税率的国家对于投资的吸引力明显高于高税率的国家。如果一国的税率大大高于其他国家，必然会影响到该国的外国投资。当其他国家纷纷减税的时候，如果我国仍保持原来的税率必然导致投资的减少。国际倾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研究表明，低税率的国家相对于高税率的国家拥有更多的投资。

各国减税必将影响我国的税收政策。随着我国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我国经济对外依存度达40%左右。我国的产品、企业与国外产品和企业的竞争日趋激烈，而税收政策是影响我国竞争力的重要因素之一。近几年来我国税收高速增长，要求减税的呼声越来越高，世界各国的减税浪潮更加剧了这种要求。我国应采取积极的税收政策，应对全球范围的减税浪潮。我国在2008年已经实施了新的企业所得税法，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因此，我国应顺应世界减税趋势，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适时进行积极的税制调整。适时的减税可以增加国民生产总值，刺激总需求的扩大，增加就业。例如，减少个人所得税可以使个人拥有更多的可支配收入，从而增加个人消费和投资；减少公司所得税可以刺激公司的投资等。

但我们也要看到，单纯的降低税率不能解决国际竞争等问题，仍需要采取更多的措施应对全球减税浪潮。我们要从实际出发，在保持税收与经济发展同步或略高于经济发展速度的前提下，对税收作结构性调整。一方面进行减税，结合我国税收结构的实际情况，可选择增值税、个人所得税等主体税种实施减税政策，以达到促进经济发展的目的；另一方面进行增税，并辅之以财政支出政策，对支出进行结构性调整。

二、贯彻落实通知精神，助推企业兼并重组

2009年初以来，国务院相继通过了纺织工业、装备制造业、汽车产业、钢铁产业、石化工业、船舶工业、电子信息产业、有色金属工业、轻工业、物流业“十大产业”的振兴和调整计划，推出了4万亿元经济刺激方案，为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吹响了进军号。与此同时，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了《关于企业重组业务企业所得税处理若干问题的通知》（财税［2009］59号）文件，进一步明确了《企业所得税法》的有关规定，规范了企业重组的所得税处理，对特殊重组实行税收优惠，为实行十大产业调整和振兴给予了有力的支撑。

企业重组是指企业发生的产生法律结构或经济结构重大改变的交易，包括企业法律形式改变、债务重组、股权收购、资产收购、合并、分立等。企业重组往往涉及增值税、契税、企业所得税等，其中企业所得税处理是最主要的税收问题。按不同方法处理企业重组涉及的企业所得税，会形成不同的企业重组税收成本。《通知》明确了债务重组、股权收购、资产收购、合并、分立等主要企业重组方式的含义，规定企业重组区分不同条件分别适用一般性税务处理办法和特殊性税务处理办法。在企业重组中，明确的税务处理方式是收购方和出让方进行成功重组的关键。在“两法合并”前，内资企业、外资企业进行重组，在所得税处理上分别遵循不同的税收法规体系。新《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统一了内外资企业重组适用的税收处理办法，使内资企业、外资企业重组税务成本得以统一，体现了税法的公平性。

《通知》将《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的规定具体化，制定了每一种企业重组方式适用的具体所得税处理办法。规定了合并企业接受被合并企业资产和负债的计税基础，以被合并企业的原有计税基础确定；被合并企业合并前的相关所得税事项由合并企业承继；被合并企业股东取得合并企业股权的计税基础，以其原持有的被合并企业股权的计税基础确定，也就是说，符合特殊重组的企业合并，被合并企业不用确认所得或损失，也就暂不用纳税，而在普通合并中，被合并企业及其股东都应按清算进行所得税处理，计算缴纳所得税；合并企业接受的资产和负债，以原有成本确定计税基础，而不是按交易价格确定。一般情况下，被合并企业资产和负债的原有成本要大于交易价格，相当于增加了合并企业今后可扣除的成本；被合并企业的亏损可按比例在合并企业弥补，而在普通重组中，被合并企业的亏损不得在合并企业结转弥补。

在当前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一些大型企业集团内部已经或多或少出现不良资产，通过重组整合，将使大型企业节约大量管理成本。重组方式少与税务成本不确定是此前企业重组进展缓慢的重要原因。《通知》既为大型企业集团内部重组打开了方便之门，也将推动一些在国内有多处投资的外资企业集团进行并购重组。

三、破解技术创新难题，扶持中小企业发展

当今世界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国际竞争日趋激烈，技术创新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作用日趋突出。中小企业既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活力元素，也是推动技术创新、实现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的重要载体。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帮助我国中小企业走出困境，对整个国家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显得尤为重要。对于促进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税收支持，可以采取多管齐下的办法。例如，所得税税收优惠政策应针对中小企业特点，在技术研发、设备更新、再投资等企业发展的关键环节上给予扶持。具体包括：完善并合理运用税收抵扣、减免和加速折旧等政策，鼓励和引导企业加大研发、职工技术培训和设备更新改造力度；对科技创新项目收益再投资于科技创新项目的企业或个人给予免税或退税优惠；提高高科技人才个人所得税的费用扣除标准，对高科技人员在技术成果和技术服务方面的收入，按应纳所得税额给予一定比例的减征。此外，对金融机构的技术创新项目贷款，尤其是对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项目贷款给予一定税收优惠。进口税收政策的优惠要从对企业进口整机设备，逐渐转移到鼓励国内企业研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和装备所需要的重要原材料和关键零部件上。

当前，中小企业融资难也是一个较为普遍的问题，没有资金的支持技术创新也只能是一句空话。目前中小企业贷款缺乏投资风险基金的支持，因此必须建立中小企业投资风险基金和有效的金融监管机制，畅通中小企业贷款渠道，降低贷款利率，这是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当务之急。有的企业由于缺少启动资金，不得不将高科技项目和专利转让，无法扩大经营规模。我国应出台中小企业增加自有资金的税收优惠措施，如通过优惠税率引导企业向中小企业注资等。针对中小企业的外源融资制定税收优惠政策，如对向中小企业贷款的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以及担保机构，给予税收优惠。对于民间相互的投资、融资业务，予以减免税政策，如3年免征营业税、所得税，以活跃民间借贷、融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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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般意义上来说，政策金融主要指的是公共部门所从事的金融活动，是与民间金融相对应的。由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政策金融在目标、手段、规模、运作方式等各个方面的显著差别，政策金融的涵义也有所不同。

许多发展中国家(经济体)都把政策金融当作一个重要的经济手段而加以运用，但是效果差异很大.日本、韩国、台湾、新加坡等比较成功，而拉美、南亚的许多国家都失败了。在这些有限的成功者之中，韩国的政策金融最为特殊。在韩国，政策金融成为了其经济发展的极为重要的杠杆，它与韩国的产业政策、发展战略、企业模式等融为一体，共同支撑了韩国高速的经济增长，制造了“汉江奇迹”。但是它的实施也带来了韩国经济结构性、体制性的顽症，以致韩国在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中一败涂地。因此，研究韩国经济发展中的政策金融是一个重要而又复杂的问题。

一、韩国的政策金融

(一)韩国政策金融的内容、作用及特点

韩国的政策金融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政府控制金融系统；二是政府控制利率；三是通过金融机构向特定产业以优惠条件贷出资金。

1.韩国政策金融的内容及作用

韩国的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体制始于朴正熙政权的建立，朴正熙高度重视国家对金融部门的控制，认为金融应该作为政府手中的得力工具推动经济增长，于是通过一系列措施建立了“官治”金融体系，政府不但控制了政策制定权及金融监管权，而且在实际上控制了大部分的储蓄存款，这使政府在实施政策金融时具备了雄厚的物质实力，见表1。

表1韩国政府金融机构储蓄占总储蓄的比例(%)

时间

政府或邮政

储蓄机构

国有商业银行和

专业银行

总计

1971—1975年

4.8

80.7

85.5

1976—1980年

1.0

80.0

81.0

1981—1985年

2.2

57.9

60.1

1986—1990年

1.1

32.1

33.2

资料来源：《东亚奇迹——经济增长与公共政策》(世界银行政策调研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5，第191页。

利率是重要的金融杠杆，韩国政府自然要将它控制在手中。政府不但把利率作为一般的货币政策工具，而且作为政策金融的有力杠杆去刺激经济的开发，其调控范围、调整幅度都相当的大，甚至不惜形成“逆利率”、“差别利率(歧视性利率)”等典型的管制利率形态。

韩国的政策金融是与其产业政策密切配合的。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韩国执行出口导向战略，政策金融向出口部门倾斜。用于支持出口的政策性资金占银行信贷总量的比例不断增加。在强有力的金融支援下，韩国的出口迅速扩张，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战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1973年，韩国政府正式提出“重化学工业”立国的方针，把经济建设的重点转向重化学工业部门。政策金融的重点也由此转向重化工业。商业银行贷款大量向重化工业部门倾斜，至20世纪80年代初，韩国用于推动重化学工业发展的银行贷款共有298种，其中政策金融占221种。用于重化工业的政策性贷款有力地推动了韩国的产业升级，使韩国这个资本匮乏、技术落后的国家迅速实现了高质量的工业化。

2.韩国政策金融的特点

(1)在政策金融运作过程中，政府与民间部门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协商机制，并且对政策金融贷款对象进行密切的监督与管理。

韩国总统每月都要主持召开“外贸促进会”和“经济趋势碰头会”，参加人员有政府部门高级官员、产业界领导、银行家以及工会领导。这样，在政府、银行与企业之间便建立了一个紧密有效的协调机制，共同促成产业政策和发展战略的实现。政府、银行、企业三者构成了一个三位一体的系统，共担风险、共谋发展、互相支持，成为韩国政策金融，也是经济发展模式的一大特色。政策金融只支持那些完成产业政策目标出色的大企业，这样必然要加强对这些企业的监督与管理，加强对贷款使用的监督，这无疑增强了政策贷款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2)政策金融的范围广、程度深、规模大、时间长，可以说它不但支撑了高速的经济增长，而且塑造了整个国民经济结构。这与日本以及其他新兴工业经济体相比，都是非常特殊的。

(3)政策金融对中央银行依赖很大。通过商业银行贷出的政策性资金中，来自中央银行贷款的资金高达35%左右。中央银行——韩国银行的倾斜性利率比一般利率低得多，比如，出口票据贴现率只有3.5%，而一般银行是9.0%；1974年商业票据再贴现率是11.0%，比一般商业银行低4.5%。这使得政策金融中，中央银行的利率补贴比重很大，容易引发通货膨胀，造成宏观经济的不稳定。事实上，从20世纪60年代初经济起飞一直到80年代初，韩国的通货膨胀率几乎年年都是两位数，1964年和1974年甚至达到30%以上。

(4)外资也被置于产业政策之下，成为政策金融的一部分。

(二)韩国政策金融的弊病及改革

韩国的政策金融虽然对制造“汉江奇迹”功不可没，但是也逐渐暴露了它的弊端。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韩国政府就开始了渐进的金融改革，但是由于体制惰性，大量的政策性贷款依然没有取消，政策金融的核心依然没有改变，终于酿成了1997年严重的经济危机，这使人们把目光投向韩国式政策金融的负面作用，而此前却一直为人们所忽视。

1.政策金融阻碍了企业的发展。政策金融使企业的负债率过高，增加了财务风险，助长了不合理的企业扩张，使企业家养成了依赖政府、依赖银行的不良经营习惯，阻碍了企业家经营能力的提高。

2.政策金融阻碍了金融体系的发展，造成了一个非市场化的、效益低下、管理落后、缺乏风险防范机制和能力的脆弱的金融体系，在金融危机中显得不堪一击。

3.政策金融恶化了宏观经济环境。政府控股银行，特别是管理利率，这使得金融市场上信号扭曲，不能实现资金的有效配置，政策性贷款更是一种直接的人为干预，是一种根本上反市场的行为。政策金融造成了不合理的经济结构。长期对出口产业、重化工业的倾斜政策，造成了内需产业、农业、轻工业的相对落后，在部门之间造成了严重的不均衡。长期支持大企业集团，歧视中小企业的政策，造成了企业规模结构的失衡，降低了整个经济结构的弹性，增大了风险。

4.政策金融以歧视性为特征，损害了公平原则。它人为地阻碍了市场主体(包括企业，也，包括银行)间的平等竞争，造成了垄断，在长期中肯定不利于经济发展，同时也扩大了收入差距，使社会动荡日益加剧。

5.政策金融使政府权力过大，官员寻租的可能性增加，助长了腐败。

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第二次石油危机的冲击下，再加上国内的政治动荡，韩国经济大幅滑坡，在1980年出现了负增长，政策金融的弊端也随之暴露。从全斗焕政府开始，韩国进行了渐进式的金融改革，与政策金融相关的许多做法都发生了改变，经过十几年的改革，韩国的政策金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长期形成的金融体制积重难返，很难在本质上有所改变。畸形的产业结构、企业规模结构，负债率过高而又盲目扩张的大企业集团，脆弱的金融体系，仍然延续了下来而没有质的改变，这些经济深层结构中蕴藏的体制性矛盾终于在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发生了总爆发，使韩国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危机之中。在“亚洲四小龙”中，韩国的损失最大，危机最严重，应该说不是偶然的，而是与其特殊的发展道路密切相关。

金融危机中产生的金大中政府，接受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和建议，推行了一条市场化、民主化的改革路线。其四大措施(分别针对企业、金融业、劳工制度和政府机构)动作之大、影响之深都是空前的。这次改革对整个企业结构、产业结构、金融体系以及政府机构都动了大手术，原来的政策金融体系看来很难再存在下去了。这些重大措施取得的效果也是令人振奋的，韩国仅用了两年就走出了低谷，成为最先摆脱危机的东亚国家(包括东南亚)。这说明韩国式的政策金融只能是一个暂时性的措施，它在一个落后经济的起飞阶段是卓有成效的，但是“祸根”也从此埋下，当经济进一步成长、成熟起来之后，其弊端也暴露得日益明显，必须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否则就避免不了经济危机。从韩国的发展史中我们看到的是政府与市场在推动经济发展中的复杂作用，看来最终是政府向市场的复归。

二、韩国的政策金融带给我们的启示

政策金融本质上是政府对市场的一种干预，而韩国的政策金融在政府干预度上甚至超过许多政策金融失败的国家，为什么却取得了成功呢?答案归结为一点，那就是政策金融必须是对市场效果的一种逼近。也就是说，政策金融手段要达成的目标必须是市场同样要达成的目标，二者是可以相互替代的，只不过依靠政府的力量可以缩短时间，而依靠市场的力量更加耗时罢了。反过来，如果政策金融从本质上变成了一种反市场的行为，那么它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所以，对市场效果的逼近是政策金融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

(一)考察韩国的政策金融我们可以发现，它实现了对市场效果的逼近

1.虽然金融机构为政府所控股，但贷款对象却基本上都是私营企业。公营企业因其产权的公有性质，不能在市场上进行自由交易，不是合格的市场主体，同时因为公有企业缺乏利润动机和激励机制，难以避免效率低下。向公有企业提供大量政策性贷款，无疑会造成资源的非效益使用，同时也降低了金融机构的效率，引起宏观经济的一系列问题。我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比如土耳其、印度、墨西哥及一些拉美国家)长期用政策金融支持国有企业，发展绩效始终不尽人意，其根源就在于此。国有企业是人为建立的，大规模支持国有企业的政策金融是对市场的背离，与市场所要达到的目标南辕北辙，不可避免地要遭到失败。

2.韩国政策金融在运作上逼近了市场效果。首先，政策金融的实施以经营状况作为标准，出口多、效益好的企业能够继续得到贷款支持，而不成功的企业便不能再得到贷款，这就依据客观经营状况人为地实现了优胜劣汰，逼近了市场机制所能达到的效果。其次，这种做法之所以能取得成功，原因就在于政府所依据的标准是市场化的。出口工业市场在国外，经营实绩由国际市场的竞争决定，因此反馈的信息是真实有效的市场信息。发展重化工业也从一开始就是面向出口的，因此作用机理是相似的。要想达成此种效果，经济体必须是一个开放的经济，关起门来搞进口替代，市场信号不可避免地是扭曲的，政策。金融所依据的标准也不可能是客观的。

3.高效、廉洁的发展型政府是韩国政策金融成功的有力保证。政策金融的执行者——政府无疑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韩国的朴正熙政权是一个务实的军人政权，其反腐败措施非常有力，机构精简、运转高效，满足了成功的政策金融对政府的苛刻要求，保障了政策金融在逼近市场的轨道上运行良好。

(二)我国能否模仿韩国，通过政策金融推动经济发展呢?答案是否定的

1.我国的国情与韩国不同。虽然我国与韩国在50年前处于几乎相同的低发展水平，但是此后却走向了不同的发展模式，韩国融入了所谓资本主义阵营，而我国则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我国在计划经济下形成的一整套体制所带来的弊病都是韩国在经济起飞之初所不曾遇到的，这也就是说，韩国能够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起崭新的政策金融体系，而我国则扛着沉重的历史包袱，每前进一步都步履维艰。我国首先面临的是深化改革的问题，从改革中脱胎出来的各方面体制与20世纪60年代的韩国颇为不同，因而不可能简单地模仿韩国的政策金融。

2.韩国的政策金融产生了严重的负面效应，我们不可能对之进行模仿。想达到那样的效果而又不建立那样的体制是很难的，但是建立类似韩国的金融体系和企业制度必然重蹈韩国的覆辙。

3.韩国的体制性弊端从一开始就存在着，而在20世纪60-70年代之所以未遇到严重的问题，原因就在于韩国处于半保护状态下，尤其是资本市场处于关闭状态。今天，世界市场变得更加开放，经济一体化程度与60年代相比大大加深了，金融深化已是各国都普遍认同的一个趋势，对利率进行大范围的、长期的管制已经不可能，对某些产业、企业倾力支持而忽视其他产业、企业的歧视性做法也已不再是明智之举，国有银行一统天下的局面必须打破，因此我国不可能再去模仿韩国的政策金融了。韩国的政策金融无疑是一种金融压抑，而我国长期形成的金融体制是与韩国类似的金融压抑，需要的是金融深化，需要一个更加市场化的金融体系和竞争机制。

4.韩国上台的务实军人政府是实施政策金融的有力保障，而我国的文官政府是不适合韩国式政策金融的。即使在韩国，那样的军人政府也只能是—种历史的过渡。

但是，政策金融也不光是韩国一种，世界各国都存在着政策金融，而韩国政策金融由于贴近市场运行效果取得了成功，这是对所有发展中国家的良好示范。我国虽然不能模仿韩国的政策金融，但是可以学习借鉴它的许多东西，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使政府干预逼近市场效果。为此，我们在体制层面上应该做到：第一，加快国有企业改革，放弃对大部分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贷款，转而支持私营企业，把私营经济提高到战略地位；第二，建立真正的产权保护，彻底打破超经济权力的压制，实现财产权的解放；第三，扩大经济开放度，不再把进口替代战略作为基本的发展战略；第四，与经济发展相适应，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在政策金融的具体实施上，有这样几个要点：第一，控制政策金融规模，比例不宜过大；第二，政策性金融机构与商业金融机构完全分开，商业银行的政策性贷款要全部取消；第三，政策金融的主要支持对象应转向私营企业、中小企业以及高新技术企业；第四，政策金融的针对性要加强，力度也要加强而不是减弱，手段多样化，可以更多地采取政府担保等間接手段。

由于我国在许多方面仍然落后，所以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作为政府干预经济的手段之一，政策金融仍将扮演重要的角色。但是我国的政策金融将与韩国大不相同，它一方面要彻底从旧体制中摆脱出来，一方面又要适应新的世界经济形势，从一开始就带有鲜明的市场化色彩。我们相信，这样的政策金融能够逼近市场运行效果，同时又能够避免韩国政策金融的各种弊端，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

参考文献：

[1]瞿强.经济发展中的政策金融——若干案例研究[N].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2]张晓轩，于洋，王丽娟.韩国金融制度[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6.

[3]张蕴岭.韩国市场经济模式——发展、政策与体制[N].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7.

[4]徐剑峰，朴姬福.韩国中小企业[M].东方出版社，1995.

篇6

一、我国衍生金融工具会计政策现状

我国尚没有指导商业银行从事衍生金融业务的会计准则。2001年财政部颁布的《金融企业会计制度》只是简单的提到商业银行应对衍生工具交易在表外披露其计价方法。实务中，大多数金融机构都自主决定衍生金融工具信息披露的内容和方式，较常用的是历史成本会计。已实现的衍生金融工具价值损益才予以确认，未实现损益一般不作表内确认。风险信息的披露也严重不足，未交割的衍生金融工具基本上不作表外披露。这种传统的历史成本会计已为诸多案例证明了在揭示衍生交易风险上的内在缺陷。

二、衍生金融工具会计处理国际经验和研究成果

在20世纪八十年代，美国有2000多家金融机构因为从事金融工具交易而陷入财务危机；1995年2月以来又有里森违规投机日经指数期货失败造成英国有200多年悠久历史的巴林银行倒闭；日本井口十多年来违规操作带给大和银行11亿美元亏损等。这些金融机构的财务报表当时都是按照历史成本模式编制的，对未结算的衍生交易不做任何披露。危机发生时财务报告显示会计主体的经营情况良好，不存在金融风险过高的迹象，然而事实恰恰相反。这一系列事件敲响了警钟，引起各国对衍生金融工具会计的研究。

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起，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和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C）便开始着手研究衍生金融工具的会计处理问题，相继颁布了一系列会计准则，如SFAS－NO119、SFAS－NO133、IAS－NO32和IAS－NO39等，殊途同归的提出了公允价值会计，认为公允价值是衍生金融工具唯一相关的计量属性。其核心是：1、通过定义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解决了将衍生金融工具从表外“游荡”转为表内确认的确认要素问题，明确了衍生金融交易应当在表内予以确认，包括初始确认、后续确认和终止确认。2、提出衍生金融工具在表内应以“公允价值”计量，确认由公允价值变动带来的未实现损益。然而，公允价值会计本身也存在着一定的争议。在对公允价值计量相关性的实证研究中，国外不同的学者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国内学者对公允价值会计在我国应用的可靠性也提出了质疑，认为公允价值较历史成本更易于纵。在我国会计从业者的诚信有待加强以及衍生业务比例不高的现状下，采用公允价值所增加的相关性不足以弥补减少的可靠性，应当慎重对待。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1、经验教训证明了现有的历史成本会计潜伏着巨大的风险，不利于衍生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2、公允价值会计代表了衍生金融会计处理上前沿的方法和未来的发展方向，但并不意味着在现阶段的每个市场和每个国家都适应。在不成熟的市场中，一方面公允价值的取得成本较高，另一方面较之历史成本更易受到管理层的操纵，不能盲目的全盘采用。因此，本文认为，应当结合我国衍生金融市场发展的阶段特征和衍生业务量的比重，分阶段采取不同的会计政策，循序渐进地应用公允价值会计。

三、我国商业银行衍生金融工具会计政策建议

考虑到我国衍生金融工具交易量的增长空间和衍生金融市场的发展前景，可将衍生金融市场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分别实行不同的会计政策。

（一）阶段一的会计政策。阶段一，即是目前衍生金融工具交易量在银行总业务量中所占比例不高，国内衍生金融市场缺乏的情况下，可以不改变会计报表的结构和数量，只是提高衍生交易在表外附注的地位。

1、对所持有的衍生金融工具在表外进行披露，披露的内容包括：所持有的衍生工具的种类、目的、面值、合约金额或名义本金，对现金需求的金额和存续期间，采用的有关会计确认、计量和报告的会计政策和方法，各种风险情况包括市场风险、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等，其公允价值，以及取得公允价值的方法和做出的会计假设。还可以附加说明经济的可能性变动对银行的假定性影响，管理当局控制风险的政策信息，以加深使用者的理解。

2、不确认由于利率、汇率等基础资产价格变动带来的衍生产品损益，但对很可能出现的损失，应允许银行按照稳健性的原则计提损失准备。

（二）阶段二的会计政策。阶段二，随着利率市场化程度的进一步加深和汇率的波动加大，风险防范和管理成为国内银行和企业的普遍意识和客观需要，主要出于套期保值的目的积极参与国际国内衍生交易，衍生交易量在银行业务中所占比重大大提高，国内衍生金融市场也得到初步发展。

1、阶段一的表外披露内容除衍生合约的明细内容外继续保留。

2、在合约签订日，以“历史成本”在表内确认所持有的衍生金融工具。但这一“历史成本”并非传统意义上已经发生了的相关支出或收入，而是合约标的数额×交易价格×合约张数，以及签约日合约的公允价值，但并不进行后续计量。

3、引入套期会计以评价套期保值的有效性，反映经营者的管理水平。

4、本着充分揭示的原则，新增一张“金融工具明细表”，详细列明衍生金融工具的类别特征、风险系数、账面价值、公允价值、到期日、持有日等内容。并建立一张“表外表”，反映所持有的衍生金融工具在各个报告日公允价值的变动情况，以及由此带来的未实现且未确认的损益，供使用者参考。一方面增加会计信息的有用性和相关性；另一方面也可以为取得公允价值积累经验，培养人才。

（三）阶段三的会计政策。阶段三，由于对国际衍生市场参与程度的进一步加深，或者对投机性衍生交易限制的放松或规避，国内衍生金融市场已比较完善，在国家总体经济中开始发挥重要的作用，衍生业务成为影响银行盈利水平的重要因素。银行在前两个阶段也已积累了相当的经验，公允价值的可靠性基本可以得到保证。此时我们的衍生会计应该着重与国际接轨。

1、改变资产负债表的结构，将资产负债按流动性分类改为按金融性、非金融性分为金融性资产/负债和非金融性资产/负债，以“名正言顺”的将衍生工具的确认、计量、报告纳入资产负债表内。

篇7

从一般意义上来说，政策金融主要指的是公共部门所从事的金融活动，是与民间金融相对应的。由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政策金融在目标、手段、规模、运作方式等各个方面的显著差别，政策金融的涵义也有所不同。

许多发展中国家(经济体)都把政策金融当作一个重要的经济手段而加以运用，但是效果差异很大.日本、韩国、台湾、新加坡等比较成功，而拉美、南亚的许多国家都失败了。在这些有限的成功者之中，韩国的政策金融最为非凡。在韩国，政策金融成为了其经济发展的极为重要的杠杆，它与韩国的产业政策、发展战略、企业模式等融为一体，共同支撑了韩国高速的经济增长，制造了“汉江奇迹”。但是它的实施也带来了韩国经济结构性、体制性的顽症，以致韩国在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中一败涂地。因此，研究韩国经济发展中的政策金融是一个重要而又复杂的问题。

一、韩国的政策金融

(一)韩国政策金融的内容、作用及特点

韩国的政策金融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政府控制金融系统；二是政府控制利率；三是通过金融机构向特定产业以优惠条件贷出资金。

1.韩国政策金融的内容及作用

韩国的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体制始于朴正熙政权的建立，朴正熙高度重视国家对金融部门的控制，认为金融应该作为政府手中的得力工具推动经济增长，于是通过一系列措施建立了“官治”金融体系，政府不但控制了政策制定权及金融监管权，而且在实际上控制了大部分的储蓄存款，这使政府在实施政策金融时具备了雄厚的物质实力，见表1。

表1韩国政府金融机构储蓄占总储蓄的比例(%)

时间

政府或邮政

储蓄机构

国有商业银行和

专业银行

总计

1971—1975年

4.8

80.7

85.5

1976—1980年

1.0

80.0

81.0

1981—1985年

2.2

57.9

60.1

1986—1990年

1.1

32.1

33.2

资料来源：《东亚奇迹——经济增长与公共政策》(世界银行政策调研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5，第191页。

利率是重要的金融杠杆，韩国政府自然要将它控制在手中。政府不但把利率作为一般的货币政策工具，而且作为政策金融的有力杠杆去刺激经济的开发，其调控范围、调整幅度都相当的大，甚至不惜形成“逆利率”、“差别利率(歧视性利率)”等典型的管制利率形态。

韩国的政策金融是与其产业政策密切配合的。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韩国执行出口导向战略，政策金融向出口部门倾斜。用于支持出口的政策性资金占银行信贷总量的比例不断增加。在强有力的金融支援下，韩国的出口迅速扩张，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战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1973年，韩国政府正式提出“重化学工业”立国的方针，把经济建设的重点转向重化学工业部门。政策金融的重点也由此转向重化工业。商业银行贷款大量向重化工业部门倾斜，至20世纪80年代初，韩国用于推动重化学工业发展的银行贷款共有298种，其中政策金融占221种。用于重化工业的政策性贷款有力地推动了韩国的产业升级，使韩国这个资本匮乏、技术落后的国家迅速实现了高质量的工业化。

2.韩国政策金融的特点

(1)在政策金融运作过程中，政府与民间部门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协商机制，并且对政策金融贷款对象进行密切的监督与治理。

韩国总统每月都要主持召开“外贸促进会”和“经济趋势碰头会”，参加人员有政府部门高级官员、产业界领导、银行家以及工会领导。这样，在政府、银行与企业之间便建立了一个紧密有效的协调机制，共同促成产业政策和发展战略的实现。政府、银行、企业三者构成了一个三位一体的系统，共担风险、共谋发展、互相支持，成为韩国政策金融，也是经济发展模式的一大特色。政策金融只支持那些完成产业政策目标出色的大企业，这样必然要加强对这些企业的监督与治理，加强对贷款使用的监督，这无疑增强了政策贷款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2)政策金融的范围广、程度深、规模大、时间长，可以说它不但支撑了高速的经济增长，而且塑造了整个国民经济结构。这与日本以及其他新兴工业经济体相比，都是非常非凡的。

(3)政策金融对中心银行依靠很大。通过商业银行贷出的政策性资金中，来自中心银行贷款的资金高达35%左右。中心银行——韩国银行的倾斜性利率比一般利率低得多，比如，出口票据贴现率只有3.5%，而一般银行是9.0%；1974年商业票据再贴现率是11.0%，比一般商业银行低4.5%。这使得政策金融中，中心银行的利率补贴比重很大，轻易引发通货膨胀，造成宏观经济的不稳定。事实上，从20世纪60年代初经济起飞一直到80年代初，韩国的通货膨胀率几乎年年都是两位数，1964年和1974年甚至达到30%以上。

(4)外资也被置于产业政策之下，成为政策金融的一部分。

(二)韩国政策金融的弊病及改革

韩国的政策金融虽然对制造“汉江奇迹”功不可没，但是也逐渐暴露了它的弊端。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韩国政府就开始了渐进的金融改革，但是由于体制惰性，大量的政策性贷款依然没有取消，政策金融的核心依然没有改变，终于酿成了1997年严重的经济危机，这使人们把目光投向韩国式政策金融的负面作用，而此前却一直为人们所忽视。

1.政策金融阻碍了企业的发展。政策金融使企业的负债率过高，增加了财务风险，助长了不合理的企业扩张，使企业家养成了依靠政府、依靠银行的不良经营习惯，阻碍了企业家经营能力的提高。

2.政策金融阻碍了金融体系的发展，造成了一个非市场化的、效益低下、治理落后、缺乏风险防范机制和能力的脆弱的金融体系，

金融危机中显得不堪一击。

3.政策金融恶化了宏观经济环境。政府控股银行，非凡是治理利率，这使得金融市场上信号扭曲，不能实现资金的有效配置，政策性贷款更是一种直接的人为干预，是一种根本上反市场的行为。政策金融造成了不合理的经济结构。长期对出口产业、重化工业的倾斜政策，造成了内需产业、农业、轻工业的相对落后，在部门之间造成了严重的不均衡。长期支持大企业集团，歧视中小企业的政策，造成了企业规模结构的失衡，降低了整个经济结构的弹性，增大了风险。

4.政策金融以歧视性为特征，损害了公平原则。它人为地阻碍了市场主体(包括企业，也，包括银行)间的平等竞争，造成了垄断，在长期中肯定不利于经济发展，同时也扩大了收入差距，使社会动荡日益加剧。

5.政策金融使政府权力过大，官员寻租的可能性增加，助长了腐败。

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第二次石油危机的冲击下，再加上国内的政治动荡，韩国经济大幅滑坡，在1980年出现了负增长，政策金融的弊端也随之暴露。从全斗焕政府开始，韩国进行了渐进式的金融改革，与政策金融相关的许多做法都发生了改变，经过十几年的改革，韩国的政策金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长期形成的金融体制积重难返，很难在本质上有所改变。畸形的产业结构、企业规模结构，负债率过高而又盲目扩张的大企业集团，脆弱的金融体系，仍然延续了下来而没有质的改变，这些经济深层结构中蕴藏的体制性矛盾终于在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发生了总爆发，使韩国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危机之中。在“亚洲四小龙”中，韩国的损失最大，危机最严重，应该说不是偶然的，而是与其非凡的发展道路密切相关。

金融危机中产生的金大中政府，接受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和建议，推行了一条市场化、民主化的改革路线。其四大措施(分别针对企业、金融业、劳工制度和政府机构)动作之大、影响之深都是空前的。这次改革对整个企业结构、产业结构、金融体系以及政府机构都动了大手术，原来的政策金融体系看来很难再存在下去了。这些重大措施取得的效果也是令人振奋的，韩国仅用了两年就走出了低谷，成为最先摆脱危机的东亚国家(包括东南亚)。这说明韩国式的政策金融只能是一个暂时性的措施，它在一个落后经济的起飞阶段是卓有成效的，但是“祸根”也从此埋下，当经济进一步成长、成熟起来之后，其弊端也暴露得日益明显，必须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否则就避免不了经济危机。从韩国的发展史中我们看到的是政府与市场在推动经济发展中的复杂作用，看来最终是政府向市场的复归。

二、韩国的政策金融带给我们的启示

政策金融本质上是政府对市场的一种干预，而韩国的政策金融在政府干预度上甚至超过许多政策金融失败的国家，为什么却取得了成功呢?答案归结为一点，那就是政策金融必须是对市场效果的一种逼近。也就是说，政策金融手段要达成的目标必须是市场同样要达成的目标，二者是可以相互替代的，只不过依靠政府的力量可以缩短时间，而依靠市场的力量更加耗时罢了。反过来，假如政策金融从本质上变成了一种反市场的行为，那么它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所以，对市场效果的逼近是政策金融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

(一)考察韩国的政策金融我们可以发现，它实现了对市场效果的逼近

1.虽然金融机构为政府所控股，但贷款对象却基本上都是私营企业。公营企业因其产权的公有性质，不能在市场上进行自由交易，不是合格的市场主体，同时因为公有企业缺乏利润动机和激励机制，难以避免效率低下。向公有企业提供大量政策性贷款，无疑会造成资源的非效益使用，同时也降低了金融机构的效率，引起宏观经济的一系列问题。我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比如土耳其、印度、墨西哥及一些拉美国家)长期用政策金融支持国有企业，发展绩效始终不尽人意，其根源就在于此。国有企业是人为建立的，大规模支持国有企业的政策金融是对市场的背离，与市场所要达到的目标南辕北辙，不可避免地要遭到失败。

2.韩国政策金融在运作上逼近了市场效果。首先，政策金融的实施以经营状况作为标准，出口多、效益好的企业能够继续得到贷款支持，而不成功的企业便不能再得到贷款，这就依据客观经营状况人为地实现了优胜劣汰，逼近了市场机制所能达到的效果。其次，这种做法之所以能取得成功，原因就在于政府所依据的标准是市场化的。出口工业市场在国外，经营实绩由国际市场的竞争决定，因此反馈的信息是真实有效的市场信息。发展重化工业也从一开始就是面向出口的，因此作用机理是相似的。要想达成此种效果，经济体必须是一个开放的经济，关起门来搞进口替代，市场信号不可避免地是扭曲的，政策。金融所依据的标准也不可能是客观的。

3.高效、廉洁的发展型政府是韩国政策金融成功的有力保证。政策金融的执行者——政府无疑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韩国的朴正熙政权是一个务实的军人政权，其反腐败措施非常有力，机构精简、运转高效，满足了成功的政策金融对政府的苛刻要求，保障了政策金融在逼近市场的轨道上运行良好。

(二)我国能否模拟韩国，通过政策金融推动经济发展呢?答案是否定的

1.我国的国情与韩国不同。虽然我国与韩国在50年前处于几乎相同的低发展水平，但是此后却走向了不同的发展模式，韩国融入了所谓资本主义阵营，而我国则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我国在计划经济下形成的一整套体制所带来的弊病都是韩国在经济起飞之初所不曾碰到的，这也就是说，韩国能够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起崭新的政策金融体系，而我国则扛着沉重的历史包袱，每前进一步都步履维艰。我国首先面临的是深化改革的问题，从改革中脱胎出来的各方面体制与20世纪60年代的韩国颇为不同，因而不可能简单地模拟韩国的政策金融。

2.韩国的政策金融产生了严重的负面效应，我们不可能对之进行模拟。想达到那样的效果而又不建立那样的体制是很难的，但是建立类似韩国的金融体系和企业制度必然重蹈韩国的覆辙。

3.韩国的体制性弊端从一开始就存在着，而在20世纪60-70年代之所以未碰到严重的问题，原因就在于韩国处于半保护状态下，尤其是

资本市场处于关闭状态。今天，世界市场变得更加开放，经济一体化程度与60年代相比大大加深了，金融深化已是各国都普遍认同的一个趋势，对利率进行大范围的、长期的管制已经不可能，对某些产业、企业倾力支持而忽视其他产业、企业的歧视性做法也已不再是明智之举，国有银行一统天下的局面必须打破，因此我国不可能再去模拟韩国的政策金融了。韩国的政策金融无疑是一种金融压抑，而我国长期形成的金融体制是与韩国类似的金融压抑，需要的是金融深化，需要一个更加市场化的金融体系和竞争机制。

4.韩国上台的务实军人政府是实施政策金融的有力保障，而我国的文官政府是不适合韩国式政策金融的。即使在韩国，那样的军人政府也只能是—种历史的过渡。

但是，政策金融也不光是韩国一种，世界各国都存在着政策金融，而韩国政策金融由于贴近市场运行效果取得了成功，这是对所有发展中国家的良好示范。我国虽然不能模拟韩国的政策金融，但是可以学习借鉴它的许多东西，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使政府干预逼近市场效果。为此，我们在体制层面上应该做到：第一，加快国有企业改革，放弃对大部分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贷款，转而支持私营企业，把私营经济提高到战略地位；第二，建立真正的产权保护，彻底打破超经济权力的压制，实现财产权的解放；第三，扩大经济开放度，不再把进口替代战略作为基本的发展战略；第四，与经济发展相适应，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在政策金融的具体实施上，有这样几个要点：第一，控制政策金融规模，比例不宜过大；第二，政策性金融机构与商业金融机构完全分开，商业银行的政策性贷款要全部取消；第三，政策金融的主要支持对象应转向私营企业、中小企业以及高新技术企业；第四，政策金融的针对性要加强，力度也要加强而不是减弱，手段多样化，可以更多地采取政府担保等間接手段。

由于我国在许多方面仍然落后，所以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作为政府干预经济的手段之一，政策金融仍将扮演重要的角色。但是我国的政策金融将与韩国大不相同，它一方面要彻底从旧体制中摆脱出来，一方面又要适应新的世界经济形势，从一开始就带有鲜明的市场化色彩。我们相信，这样的政策金融能够逼近市场运行效果，同时又能够避免韩国政策金融的各种弊端，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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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关键词：政策性金融；商业化改革；专业化运作

中图分类号：F83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10)12-0048-09

目前中国正在进行政策性金融体系改革，这一改革的价值取向与路径选择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影响中国政策性金融的发展状况，进而影响社会资金配置框架的重新规划，影响国民经济转型与可持续发展政策的实现，必须慎之又慎。在此过程中，我们需要做的一项重要研究工作就是全面地考察政策性金融改革的国际潮流，从中总结政策性金融改革的一些基本规律和原则，为解决困扰中国政策性金融改革的一些重大问题提供思路和线索。

一、政策性金融机构发展简史及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变化

政策性金融机构以资金的有偿使用为手段来实现政策性目标，是政府调控经济的重要工具，已成为现代金融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自19世纪初期产生以来，政策性金融机构在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一直发挥着重要而独特的作用，并通过制度安排和管理技术等方面的不断改革，使政策性金融体系顺应时展的客观需求。

(一)20世纪以来政策性金融机构的简要历史沿革

20世纪以后，政策性金融机构经历了两个大规模蓬勃兴起的时期。一是20年代至30年代，为应对各种经济危机和大萧条，美国、德国、法国、英国等国由政府出资先后在农业、进出口、小企业、住房等领域成立了各种形式的政策性金融机构；二是二战之后到20世纪60年代，政策性金融被广泛应用于各国经济复兴计划或经济赶超战略，日渐成为国家及国际金融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这一时期，不仅日本、韩国、印度等赶超型国家迅速建立了覆盖领域非常广泛的政策性金融体系，而且出现了世界银行、国际开发协会等国际性的政策性金融机构。

经过上述两个时期的大发展，政策性金融机构不仅在宏观层面上支持了国家战略目标的实施，包括经济赶超、对外扩张、区域开发、粮食安全等重要战略目标，而且在微观层面上对于满足农民及中小企业等群体的金融服务需求、弥补商业性金融服务缺陷、维护社会公平、支持就业等都发挥了重大作用。

鉴于政策性金融机构的重要作用，许多国家的政府高度重视它们的发展，政策性金融体系的规范和健康程度已成为影响国家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在现代市场经济和全球化国际竞争条件下，其实没有哪一个国家会忽视或摒弃政策性金融体系的重要作用，而且越是市场经济成熟高的发达国家，其政策性金融体系的立法和覆盖领域越是完备，运作程序、治理结构和监督管理越是规范，如美国、德国、日本等。

同时也要指出，20世纪70年代以后，各国不仅顺应时展调整了政策性金融体系的业务重点和机构布局，而且经历了股权多元化、运行机制市场化、经营服务方式日趋多样化和专业化等系列改革。在私有化浪潮和“华盛顿共识”大行其道的情况下，世界金融危机之前的最近一波改革潮流，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韩国、新加坡、德国、巴西、印度等国对一些政策性金融机构进行的商业化改革。

(二)20世纪90年代以后部分政策性金融机构的商业化改革

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与金融全球化的加深不仅提升了各国市场经济的成熟度，为各国带来了充裕的资金，而且极大地加剧了金融市场的竞争。在此背景下，政策性金融机构的发展面临着经营效率提高、业务领域调整、优惠待遇减少、资金来源变化等诸多挑战。为了适应变化，一些国家对本国政策性金融机构进行了商业化改革，突出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部分政策性金融机构对股权结构进行了商业化转型或调整。随着经济发展和国家政策目标的调整，一些政策性金融机构的股权结构由单一政府股东转向多元化，或完全商业化甚至上市，或公私混合。例如，新加坡发展银行、斯里兰卡开发银行、印度产业发展银行等政策性金融机构，被认为已完成了历史使命而逐步转变为商业性金融机构；日本政策投资银行(前身是日本开发银行)退出面向大企业、骨干企业的融资领域，要求在2016年前完全民营化。

2.部分政策性金融机构进行了运作机制的市场化改革。运作机制的市场化改革涉及资金来源、经营管理、政府补偿、监管等各业务环节。例如，政策性金融机构的资金来源由国家全包模式向市场筹资模式转变。2003年，韩国产业银行客户存款在全部负债中的比例达到13.1％，金融债券比重达到45％；2001年，日本政策投资银行开始发行非政府保证债，等等(郑波，2006)。在经营机制上，政策性金融机构引进现代公司治理制度和国际化标准，建立风险管理系统，注重稳健经营和提高效率；同时随着政策性金融机构经营能力的提升，政府适当减少了对政策性金融机构的优惠政策，管理方面更为透明，监督管理方式适当借鉴对商业银行的监管要求等，促使政策性金融机构实现其财务可持续性。

3.部分政策性金融机构的经营服务方式实现了商业化转型和专业化运作。主要表现在业务种类不断增多，业务范围不断扩大，成为兼营商业性业务的政策性金融机构。这类代表性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包括：德国复兴信贷银行、巴西社会经济开发银行、韩国产业银行、韩国输出人银行、泰国农业与农业合作银行等。同时，为避免道德风险和不公平竞争，这类综合经营的政策性金融机构一般采取分账户管理或建立母子公司的方式进行不同业务的专业化运作。

从国别来看，在此轮商业化改革的国际潮流中，以日本政策性金融体系改革力度最大(白钦先、耿立新，2005)。以下简要回顾日本政策性金融体系改革的具体情况(见表1)。

二战后，日本政府为了促进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贯彻国家政策，在几乎每一个产业领域都设立了政策性金融机构。从1947年建立“复兴金融公库”起，几经演变，到1971年形成了“两行十库”的政策性金融格局，为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提供了巨额资金支持。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其格局也仍然是稳定的。

这时，日本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上达到较高水平，资金供求由短缺转向过剩，政策性金融机构贷款业务出现了“一般化”态势，如深度介入本该由民间金融经营的领域，与民间金融机构形成竞争关系等。与此同时，泡沫经济破裂后，政策性金融机构与民间金融机构都出现了大量不良资产。面对形

势变化和自身困境，日本对政策性金融体系进行改革和重组。1999年10月，政府适当精简了政策性金融机构，合并了其职能。经过改革，演变成“两行六库”的格局，以降低运营成本，使政策性金融体系更能适应国内外形势发展的需要。

在财政投融资制度下，邮政储蓄资金是政策性金融机构的主要资金来源，约占其全部资金来源的90％。邮政储蓄是政策性金融业务的资金“人口”，“两行六库”则是政策性金融业务的资金“出口”。2005年10月日本通过了邮政民营化改革法案，邮政改革使政策性金融资金来源失去了保障。同时，政策性金融体系自身也存在继续改革的必要性。如2003年末，日本政策性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仍占全部金融机构贷款余额的20.3％(张韶华、郭常民，2006)。政策性金融机构规模和投资范围的扩张使之与商业性金融机构产生了激烈竞争，影响了日本银行业的盈利水平。

2006年日本通过《行政改革推进法》，确定了政策性金融机构改革的最终方案。日本政策投资银行和商工组合中央金库于2008年10月实行股份公司化，并将于2016年3月前将政府拥有的股份全部卖出，以最终实现民营化。废止公营企业金融公库，将其业务移交地方管理。国际协力银行被分解为日元贷款部门和国际金融部门，前者并人日本国际合作机构，组成新的开发援助机构；2008年10月，后者与国民生活金融公库、中小企业金融公库和农林渔业金融公库统一合并为政策性金融机构――日本政策金融公库；冲绳振兴开发金融公库将保持现状，并将于2012年并人日本政策金融公库。经过1999年和2008年两次大规模改革，日本政策性金融体系进入统一机构的新阶段。

二、对近年政策性金融演化国际潮流的基本认识

从上述情况看，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一些国家确实对部分政策性金融机构进行了商业化改革，不仅通过商业化改革和机构整合来实现政策性金融业务覆盖领域的调整，压缩或退出原来支持的某些重点行业或者落后地区的开发性金融业务；还通过引入商业运行模式，提高政策性金融机构的自主经营能力。研究经济问题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如果深入到这些国家政策性金融改革的动因和具体效果层面考察，我们就会发现，这些国家进行各种形式的商业化改革并没有抛弃设立政策性金融的初始理念，改革之后，政策性金融的一些职能反而得到了相当程度强化，而且政策性金融的发展潮流并不仅仅是单纯的商业化改革所能够概括的。因此，分析政策陛金融改革的国际潮流，需要厘清几点基本认识。

(一)政策性金融机构的商业化改革是对政策性金融体系的局部调整，并不是对政策性金融的根本否定

要客观地评价政策性金融改革潮流，需要看政策性金融改革的动因和实际效果。目前引发政策性金融改革潮流的主要动因有以下三个方面。

1.国家金融体系设计的整体思路在新阶段发生了变化。例如，日本政策性金融改革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作为其主要资金来源的邮政储蓄系统的改革需要。

2.提高政策性金融业务的针对性，降低政策性金融带来的不利影响。

3.提高政策性金融机构的资金配置效率，降低运转成本。

从上述三种动因看，无论哪种动因，其初衷都是为了提高政策性金融效率，而不是完全取消政策性金融服务；也没有使商业性金融机构直接进入政策性金融领域，而是通过政策性金融的部分退出，扩大商业性金融的运作范围。

从实际效果看，部分政策性金融机构的商业化改革，一方面缩减了政策性金融的覆盖范围，消除了“四面出击”现象，将商业性金融能够解决的融资领域还给商业性金融机构，政策性金融机构在仍然需要政策性支持的领域运营，故政策性金融的目标更加明确，业务范围更加专一，在保留领域的专有作用得到强化。另一方面，通过对政策性金融机构的合并重组，明确了政策性金融机构的职责，降低了多个政策性金融机构相互之间的业务重叠，减少了与商业性金融机构的摩擦，有利于提高政策性金融对社会资金的配置能力、对政策性业务的支持能力以及政策性金融机构的内部管理运作水平。因此，政策性金融改革的目的并不是要取消政策性金融机构，更不是要取消政策性金融，而是对政策性金融业务“有保有压”的调整，使政策性金融的作用空间更加明确，业务功能更加完善，对政策性对象的支持力度更有保障。

(二)政策性金融改革之后，政策性金融机构的效率得到提高，功能目标更加明确

通过改革，合并撤销一些政策性金融机构，一是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人浮于事的现象，降低了运营成本；二是被保留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在管理运作机制上更加贴近市场，可以减少层层审批和内部扯皮现象，减少“黑箱操作”，提高整体资产质量；三是可以进一步明确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的边界，减少两类金融机构之间的业务摩擦，形成两类机构相互配合、相互补充的良性循环。

实践中，一些国家的政策性金融机构经过合并，确实得到了缩减，管理运作日益规范，运作效率不断提高，而且政策性目标更加明确，业务范围更加专注于保留的政策性业务，资产质量得到了明显提高，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政策性金融机构的地位。国家财政对各政策性金融机构的资金封闭供给体系被打破，并不意味着政府支持力度的减弱，而是在新形势下转换了形式与渠道，在一定程度上鼓励其以国家信用为基础，在国内外资本市场上越来越优化地筹集更多的长期性低成本资金，因此政策性金融机构离市场更近了，压力加大了，活力也增强了。

但是，从政策性金融改革的国际潮流来看，政策性金融机构内部治理结构和管理机制的改革，都是建立在一国金融不断深化、资本市场较为发达的基础上。只有这样，政策性金融机构才能在特定政策目标约束下，比较得心应手地开展各项筹资和资金运用业务，切实加强风险控制能力。

(三)政策性金融机构在商业化改革之后，政府仍然会以某种形式承担经营失败的损失

商业化改革后，政策性金融机构的基本业务领域仍然会集中于原来所从事的政策性金融领域。在这些领域的市场化程度不够的情况下，从事该领域金融业务的收益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也就是说，商业化的政策性金融机构所从事的业务，可能仍然是具有较低收益空间的金融领域。随着商业化之后所带来的利润考核压力的加大，这些政策性金融机构必然会在维持其基本业务范围的同时，不断拓展存在较高风险的业务以提高收益。但在相应的风险控制机制跟不上的时候，随着高风险业务的增加，一旦经济形势发生变化或者是社会资金状况出现改变，这些风险就很有可能会爆发，给它们带来巨大损失，导致这些金融机构面临经营困境，甚至可能面临破产倒闭。而这些金融机构原来所从事的政策性业务，往往与影响国民经济走势的最基本领域或与人们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因此，这些金融机构出现问题之后，会给整个经济运行或者社会稳定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政府最终将不得不为它们的损失“埋单”。像美国房地美与房利美两大商业化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在“次贷”危机中遭受巨大损失，美国政府就不得不出巨资重新购买其股权。

(四)如何防止“设租寻租”和提高绩效是与政策性金融共始终的重要问题

政策性金融机构具有政府支持背景，业务带有政策优惠特征，　“设租寻租”、效率低下等问题常为人诟病，也出现过因这些或有弊端而失败的案例，如20世纪50年代的日本复兴金融公库、20世纪80年代拉美国家的一些政策性金融机构等。因此，如何防止“设租寻租”和提高经营绩效，始终是政策性金融发展过程中必须着力解决的两个问题。不少国家通过改革和完善政策性金融体系，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诸多探索，积累了有益的经验。在考察政策性金融机构发展国际潮流的过程中，关注和汲取这些经验，有助于推进中国政策性金融体系的规范发展。

在防止“设租寻租”方面，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已经形成了一些行之有效的做法。

1.专家集体决策。世界银行于上世纪90年代总结日本政策性金融经验时强调了这一原则。1999年日本政策性金融体系大规模改革后，日本政策投资银行等机构进一步完善了专家评审和集体决策机制，由内外部专家构成贷款决策委员会，专门评审限定规模以上的政策性金融贷款项目，从中立、公平的立场审查项目的政策意义和效果、事业主体的项目完成能力、项目效益等，总体而言，比较有效地降低了由于政策性金融机构个别领导掌握项目审批权限而产生的“设租寻租”风险。

2.严密的内外多重审计制度。这是世界银行总结的另一条基本经验。日本政策投资银行、美国进出口银行、德国复兴信贷银行等运作较为成功的政策性金融机构，普遍建立了以内部审计与监察、注册会计师审计、政府部门评估、预算审批监督以及国家审计机关不定期审计等为基础的内外多重审计制度，对政策性金融业务开展及项目评审工作进行层层监督。实行这种内外多重审计以及形成比较高的透明度，目的就在于把寻租行为压制到最低限度。

此外，一些国家还不断优化政策性金融机构经营项目的制度设计，从业务流程上降低“设租寻租”的可能性。例如，美国为鼓励风险投资的发展，允许成立私人经营的小企业投资公司(SBICS)，向小企业提供风险资金或者长期贷款，并且政府规定SBICS的发起人每投入1美元到风险投资项目中，便可从联邦小企业署(SBA)得到4美元的仅为2％的低息贷款。由于SBICs可从SBA那里得到低息贷款，利息差的诱惑以及还贷的压力，诱使一些SBICs倾向于向那些已有现金流人的处于扩展期以后的公司提供债权融资以博取利差，而不是为那些处于种子期的初创企业提供股权融资，诱发了大量的寻租行为。1992年美国对《小企业投资公司法》进行了修改，规定SBA可以有限合伙人的身份加入私人管理的SBICs，在分担风险的同时分享利益，促使SBICs的支持方式由债权向股权转化，、从而在制度设计上避免了上述“设租寻租”问题。

提高绩效也是历次政策性金融改革所追求的目标。商业化改革单一导向虽然有助于提升政策性金融机构的效率，但也意味着政策性金融机构要退出政策性金融体系，失去了政策，因此，商业化改革仅适用于根据国情判断不需要政府再提供政策性金融支持的领域。对于仍然需要政策性金融支持的领域，各国改革的举措并不是单纯的商业化，而是不断推进政策性金融机构的“市场化运作”，即在政策性金融机构经营运作的微观层面越来越多地引入市场机制，尊重市场并面向市场，通过增强约束机制和改进管理方式来提高绩效。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政策性金融机构改革的国际潮流更是如此。

仍以日本为例。2001年，日本对政策性金融体系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目标是想继续保持政策性金融积极的一面，消除其弊端。核心内容有：一是取消原先可获的来自邮政储蓄和养老金的强制性存款制度，政策性金融机构的资金筹措需要遵循市场化原则；二是引入政策(补贴)。成本分析，实质性地扩大公开性，以保证政策性金融机构受到约束和监督；三是贷款利率将以同期限日本政府债券的市场利率为基础(贾康，2002)。H这些改革措施促使政策性金融机构以更贴近市场化的模式运作资金筹集、资金运用等业务环节，从机制上促进了政策性金融机构采取有效率的方式实现政策性目标；同时，也促使政策性金融机构的业务信息和财务信息更加透明，便于接受各方面的监督和评价，增强了政策性金融机构自律的内外部压力和约束力。

只要政策性金融存在，金融双轨制便存在，“设租寻租”的可能性也就存在，以“政策性亏损”掩盖绩效管理水平的动机也很难避免。所以，动态优化地把政策性金融控制在合理规模和必要领域之内，并防止“设租寻租”和努力提高绩效水平，是与政策性金融共始终的机制建设与管理监督问题。只要措施得当，便能处理好与之相关的“不把小孩子和洗澡水一起泼出去”的问题，发挥政策性金融之利，遏制政策性金融之弊。

(五)政策性金融是国家经济发展的长期工具，商业化并最终消失不是政策性金融改革国际潮流的全部，也不是政策性金融发展的终极目标

事实上，世界各国政策性金融机构无论经过何种合并重组，执行政策性金融业务的金融机构始终是存在的，同时，政策性金融业务更是始终存在于某些历久弥新的领域，如进出口、农业、中小企业等领域。

美国对政策性金融体系采取低调处理、充分利用的策略。美国虽然没有宣称要发展政策性金融机构，但事实上从20世纪初期开始，它就建立了相当数量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在农业、小企业、进出口、住房等领域拥有功能齐备、组织发达的政策性金融体系，尤其是在农业领域的政策性金融体系更是相当完善，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的立体支持网络。

美国政策性金融体系在其近百年的历史中，最大的变动当属对住房领域政策性金融机构的改革。20世纪70年代对住房领域政策性金融机构的私有化改革，实际上是20世纪90年代政策性金融商业化潮流的一个前奏。但是，美国政策性金融的商业化改革并没有泛化，其他的政策性金融机构仍然存在着，并且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特别是金融危机冲击到来后，更彰显了其功能。比如，2008年发生金融危机以后，美国联邦小企业署为帮助小企业渡过经济衰退，临时放松了贷款标准，直至2010年9月。再比如，美国进出口银行是联邦政府全资所有的独立执行机构，长期以来一直秉承1934年成立时的宗旨：　“通过支持出口支持美国就业”。近年来，美国进出口银行提供的金融服务规模一直在120亿美元以上，类型包括担保贷款、直接贷款和出口保险等。同时，美国进出口银行在经营管理和自身财务可持续性方面非常成功。2001年以来，该行共获得68亿美元的净收入；这些净收入除部分用于审慎性准备金外，其余全部上缴财政部。

美国拥有高度发达的政策性金融体系，美国是否也曾担心政策性金融机构会成为政府负担而要对它们进行私有化改革呢?这种担心和争论在政策性金融体系构建之初就存在，但是，除了必要的商业化改革以外，政府采取的解决思路是通过加强立法、管理和监督来控制此类机构，充分发挥它们无可替代的重要职能。例如：1945年美国出台了《政府公司控制法案》；1990年出台的《联邦信贷改革方案》要求政府改进信贷项目会计，为贷款项目评估提供了一整套程序，使联邦政府的信贷运作建立在

更好的财政基础上；1996年出台的《政府债务收集改进法案》加强了政府追回欠款的能力。更值得关注的是，美国把发展政策性金融体系作为政府的长期责任，把政策性金融业务可能带来的经营损失列入政府预算以支出弥补。

日本也是不断深化政策性金融改革的国家，但是其历次的改革过程中，无论怎样合并、撤销或者是商业化，始终存在执行基本政策性金融功能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其保留的统一机构――政策金融公库的功能仍然完整地涵盖进出口、中小企业、农业三大领域。虽然政策性金融公库经营仅半年的时间就出现了6554亿日元(约合66亿美元)的亏损，但日本政府仍然保留这样的政策性金融机构。

那么，为什么注重发挥市场作用进而大规模商业化改革的日本还要心甘情愿地承担如此巨额的亏损呢?为什么美国政府对政策性金融如此重视与支持呢?这些问题是研究政策性金融改革潮流中不可回避的。认真研究政策性金融上百年的历史，我们就会发现，政策性金融的存在自有其深刻的经济与政治原因，其需求是客观长期存在的，即便我们在总结其他国家出现的政策性金融改革中看到了商业化趋势，但必须认清的是，商业化并不是政策性金融发展的全部，也并非某种确立的终极目标!大多数国家仍然存在很多继续恪守政策性金融业务规则的“传统”政策性金融机构。

三、中国政策性金融改革与发展面临的抉择

经过10多年的运转，中国政策性金融机构也面临着改革。2007年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正式确立了政策性金融特别是对三家政策性银行改革的原则和思路。其中，国家开发银行将全面推行商业化运作，主要从事中长期业务；进出口银行和农业发展银行则按照分类指导、“一行一策”的原则，深化内部改革。对政策性金融业务，今后将通过实行公开透明的招标制来展开。从目前的整体改革思路与方向看，是政策性金融改革商业化潮流在中国的某种具体化。那么，在政策性金融改革国际潮流中，中国是否应该随波逐流?未来的政策性金融之路应该如何走下去?这些问题的答案应该在清楚地认识政策性金融改革国际潮流的实质之后，结合中国政策性金融的实际情况加以分析。

(一)结合国情，实事求是地借鉴政策性金融改革的国际经验

20世纪90年代以后，世界范围内政策性金融的发展呈现出一种多样化的状态，其中确实存在政策性银行向开发性银行转型和政策性银行商业化改革的潮流。但是，这种潮流只是政策性金融发展的一个局部特征，而不是整体特征，不宜泛化。即使对政策性金融机构进行商业化改革，也正处于不断试验之中，其理论基础并不成熟，改革的出发点并不完全一致，最终的结果更是难以预料。在这种充满不确定性的潮流中，我们若简单地试图以单一维度从中总结出经验，并且用于指导中国政策性金融改革的实践，不仅由于未来较大的不确定性导致选择面临诸多困难，而且还可能会不切合实际，使整个改革误人歧途。

在政策性金融改革过程中，不论哪个国家和地区对其政策性金融体系进行何种改革，其在确定政策性金融改革目标的过程中，都是结合自身的经济发展状况、金融体系建设与完善情况、政府能够发挥的作用、社会公众的反应等具体情况确定的，政策性金融发展的国际潮流在此过程中只能作为一种参考。因此，在确定政策性金融改革的目标与思路时，我们不能忽视国情和自己的特定发展阶段，把有着诸多背景因素和前提条件的国际经验，直接搬过来应用到中国政策性金融改革的实践之中。

如果仅仅按照追逐商业化潮流的模式来改革中国政策性金融体系，那么在有些领域，中国政策性金融体系的发展可能会面临“没有开始，就要结束”的局面。这种局面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三大差别较为严重的发展中的人口大国，无论从经济发展角度还是社会进步角度来看，都是不合时宜的。为了更好地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实现中华民族复兴，我们在学习国际先进经验时，一定要坚持结合本国国情和历史发展阶段的原则。

(二)要从战略与长远的角度看待中国政策性金融改革

从政策性金融的发展历程看，中国对政策性金融体系的认识从一开始就并不清晰，对政策性金融的发展定位也存在明显错位，仅仅将政策性银行当作专业银行商业化改革的“副产品”，其功能只是承担各专业银行留下的某些特定政策性融资业务包袱，基本上没有从国家经济发展战略角度规划政策性金融的长远发展问题；另外，对三家政策性银行所从事的政策性业务范围的界定也始终不清晰。这种情况不仅影响到政策性金融体系构建的完整性，而且也影响到决策层对政策性金融存在必要性的判断。

基于此，设计中国政策性金融体系改革思路，需要具备战略思维，从长远的眼光看待这一问题。从政策性金融体系的发展角度而言，根据中国经济发展所处阶段和政策性金融需求的实际情况，政策性金融体系所包括的领域应该是非常广泛的，而现有政策性金融机构的业务范围是远远不能包含的。因此，要从经济发展战略高度认识政策性金融的重大意义，从长远角度考虑中国政策性金融体系的设计，充分重视发挥政策性金融的作用，合理规划政策性金融发展的业务领域，不断完善政策性金融体系，增强政策性金融机构的作用；同时，不能片面强调政策性金融机构造成的不公平竞争、利润化导向不等负面问题，更不能仅将此作为确定政策性金融改革路径的主要因素与考量依据。

(三)中国政策性金融体系需要积极建设：合理发展、长期存在

政策性金融是需要长期存在的，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也存在比较强大且种类多样化的政策性金融服务，并且在政策性金融改革浪潮中，仍然坚持专门政策性金融机构负责的政策性金融业务。

对于处在“战略机遇期”的中国，政策性金融的存在，首先要满足其在进出口、农业、中小企业等领域产生的政策性金融业务这一传统需求目标；其次，在锁定“全面小康”和“三步走”战略目标的情况下，还要以政策性金融贯彻落实统筹兼顾的科学发展观，大力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落实赶超战略。中国政策性金融改革的发展方向并非单一的商业化或者“去政策化”，更不是取消政策性金融职能；恰恰相反，我们要通过政策性金融改革，进一步增强政策性金融体系的建设和发展，完成单纯依靠商业性金融无法办到的事情，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同时，从发达国家的实践看。由于社会资金配置的“市场失灵”现象将会长期存在，中国政策性金融的需求也具有长期性。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即使中国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水平进一步提高，但在农业、中小企业以及促进国内大型产品进出口等方面，中国仍然长期需要相应的政策性金融支持。

(四)需要提高政策性金融机构运作机制的市场化水平和风险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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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财政政策；金融危机；经济

全球经济尚未完全走出衰退，许多潜在风险可能尚未显现。2009年末爆发的迪拜主权债务危机和希腊的主权信用危机引发了全球的普遍关注和担忧。如何在后金融危机时期选择合适的财政政策，保持我国经济的稳定发展并借此机遇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是当下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任务。

1 财政政策的内涵以及近年我国财政政策的运用

2004年至2008年考虑到在国民经济已发生经济周期阶段转换和出现局部过热的形势下，如果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将不利于控制固定资产投资的过快增长和减轻通货膨胀压力。2005年主要的改革措施是继续在东北进行增值税转型政策试验。2006年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彻底取消农业税。

2008年末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全球性金融风暴由虚拟经济蔓延到实体经济，严重影响了我国出口贸易和国内投资信心。2009年，中央提出要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围绕扩内需、保增长，调结构、上水平，抓改革、增活力，重民生、促和谐的要求，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

2 金融危机对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的影响

美国的次贷“飓风”，引发了国际性金融危机。这场危机不仅仅损害到美国的经济发展，更严重的是逐步蔓延到世界各国。危机发生后，各国纷纷采取不同程度的应对措施，包括：金融监管、国有化、高管限薪、扶助就业、降息、退税、注入资金、收购股权、提供贷款、政府接管公司等，以拯救本国经济。

（1）从国际看来，当前的金融危机对全球各国经济都造成了不可低估的冲击。

对美国来说，主要有三大方面的影响。第一，房地产投资的萎缩严重拖累美国经济。第二，消费的下滑加快美国经济回落的速度。第三，如果美国经济出现持续衰退，美国政府继续采取大量发行美元的政策来刺激经济，那么，就可能会导致美元的大幅贬值。

对欧盟来说，也遭受到了本次危机的影响。危机发生后，欧盟各国股市纷纷大幅下跌。美国房市的不断跌深引起市场对欧洲房价的担忧，欧洲房贷市场抽紧。

对新兴国家来说，受美国次贷以及华尔街大公司破产所引起的金融危机影响，新兴国家金融市场遭受重创，股市普遍下跌。越南、南非等国家的信用风险加大，已经难以应对由于对外账户失衡和经济减速带来的不利影响。

（2）从国内看来，自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逐渐成为一个开放度较高的经济体，经济发展的外贸依存度远高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制造业规模巨大但处于国际分工链条的低端等因素，使得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首先，中国出口业遭受重创。金融危机发生以来，我国进出口出现下滑、部分出口企业出现经营困难，不少沿海外向型企业纷纷倒闭。目前，对我国的实体经济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其次，使得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形势更加严峻。我国的经济结构确实存在着不合理之处，也早已采取措施对经济结构进行调整，比如说限制“两高一资”企业的投资和出口，适度降低劳动密集型企业商品出口退税率等。

再次，威胁到我国外汇资产的安全。我国目前拥有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总量位居世界第一。这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中，有7000多亿美元表现为美国的国债。在危机因素的作用之下，美国国债的收益率节节下降，目前已趋近于零。

最后，影响我国国内投资信心。危机发生后，国内相关的投资受到牵连，国内的就业压力骤然增大，目前已经对我国实体经济的发展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 转贴于

3 选择财政政策需要考虑的主要问题

（1）政策的连续性和适度性。

我国制定财政政策必须要具有一定的连续性和适度性。

2010年3月初召开的两会要求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保持财政和货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据国家统计局，2010年2月份，2.7%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涨幅，逼近了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3%价格调控目标，也使得市场对加息的预期有所增强。

此外，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必须注意这一政策本身的局限性及其可能带来的消极效果，财政政策本身的局限性主要是其内在滞后较长，存在“挤出效应”（政府支出增加所引起的私人消费或投资降低的效果）。

（2）适当调整财政投入的重点取向。

去年我国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最具有代表性的措施，是大规模举办政府投资的六大基础设施建设，即农田水利、江河治理、生态环境，铁路、公路、电信设施，城市公用事业，国家储备粮仓，农村电网，经济适用房。这些方面的建设是必要的，对促进经济增长意义十分重大。

（3）地方性的“隐形财政风险”。

据估算，目前我国地方投融资平台负债超过6万亿元，其中地方债务总余额在4万亿元以上，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6.5%，财政收入的80.2%，地方财政收入的174.6%。一些地方政府投资的项目本身不具备充分的还款能力，主要依靠综合效益来还款，这里蕴含着城市政府以及财政性的风险。

4 财政政策的选择和运用

由前文的分析看来，世界金融危机最坏的时期已经过去，在波动与回升中，我国的国际发展环境将有所改善。但是我国国内经济尚未从次贷危机的阴影中走出，因此在宏观政策的基本框架上，还有必要保持扩张形态必要的连续性，并注意适当按实际经济走势进行宏观微调。

（1）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实施与产业结构升级的结合。

从目前情况来看，前期为“保增长”出台的一揽子经济刺激政策及时有效，但外需仍显疲弱，总需求仍然不足，产能利用率仍处于低位。未来一段时间内，需要在财政政策实施中，把落实好已出台政策和加快结构调整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在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同时我们必须更加注重产业结构调整。

（2）运用财政政策扩大我国国内需求。

调整我国产业结构也需要进一步扩大国内需求，避免对于出口贸易的过度依赖。在积极的财政政策下，扩大国内需求主要从以下个方面出发：一，增加农民收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发展。消费不足特别是农村消费不足一直是我国经济面临的突出问题，虽然2007年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现金收入的增长均超过GDP增速，但中国社科院的蓝皮书却指出，消费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仍然较低。二，建立社会保障扩大内需。二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实行了所谓“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国家”制度，战后各国财政预算用于社会保障的经费稳步上升，逐渐成为政府支出中的最大开支项目。

（3）大力支持“三农”，促进农村发展和劳动力转移。

理论界普遍认为，推动农村消费和投资，积极的财政政策比积极的货币政策更有效;新农村运动的倡导者也主张通过加大政府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力度来扩大农村的有效消费需求。

首先，建立健全政府农业投入制度，积极调整财政支出、固定资产投资和政策性信贷投放结构，确保各级财政对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投入不断增长。

其次，完善农业补贴政策，增加对农民的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和农机具购置补贴，抓紧研究建立与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波动挂钩的农资综合补贴动态调整机制，并总结经验改造能繁母猪补贴机制。

（4）规范地方政府融资。

政策扩张期带来了我国公债规模的明显上升，除规范的长期建设国债和2009年“登堂入室”的2000亿元地方债之外，地方通过“融资平台”举债融资的规模也已迅速扩大。地方政府融资的发展，在市场经济和分税分级财政体制模式下，对其做出简单禁止是行不通的。所以，大思路上应回归大禹治水“堵不如疏”的古老智慧，疏堵结合，重堵更重疏，关键是应当因势利导引导其规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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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际金融监管；博弈解析；中国政策

中图分类号： D922.23 文献标识码： A

前言

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促进了世界经济进步也改变了国际金融运行格局。金融市场和金融创新产品的国际化发展，一方面对世界经济发展起到积极的带动作用，另一方面也暴露出了日益严重的国际金融风险问题，世界各国金融监管部门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金融自由化、技术进步以及金融创新等因素对国际金融市场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金融风险本身具有一定复杂性，同时是内生性与外生性的综合体。金融监管是控制金融风险和预防金融危机的最有效手段。

1.金融监管合作的定义和模式

金融监管合作是指在一定的时间内，监管主体采取合作的策略共同维护金融稳定、优化监管金融资源分配和促进金融行业健康发展。金融监管合作机制作为一种制度，需要重点关注监管主体的合作性。一部分学者认为应该加强金融监管竞争。金融监管中加入竞争机制有利于提高效率，金融市场的监管竞争与其他市场中的竞争一样，能够改善金融资本和金融资源的分配，进而提高整体福利水平，监管合作会干扰金融市场的有效运行。由于监管者所承担的成本很小，所以监管者有强烈的动力通过竞争来吸引金融资源，竞争主体的非经济性将扭曲竞争，这种扭曲竞争带来的最直接后果是金融危机。而对于如何通过把握国际金融市场发展趋势，提高我国预防国际金融危机能力的研究相对较少。通过对目前国际金融市场发展形势的分析，以及对已有研究成果的阐述可以看出，对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国际金融监管问题研究，提出中国在这一历史契机中政策的选择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2.国际金融监管体系中存在的问题

2.1、金融监管体系很难以满足全球化的发展

在金融创新的推动下，金融资本在不同地区、国家之间的流动性逐渐增强，加之各国金融机构对金融监管的放松，使得全球金融市场迅速成为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全球金融市场的整体化发展表现出了脆弱性、结构复杂性和虚拟性。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在国际上建立统一的金融风险预警机制、金融监管框架、监管标准以及金融危机防范和处理机制。目前的国际金融监管体系中发达国家更多的是金融制度的制定者，由于发达国家之间的金融监管体制和监管框架存在差异，所以很难建立统一的国际金融监管框架，这也客观上提升了不同国家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监管合作成本。

2.2、解决问题不够及时，导致金融监管滞后

金融监管机构的错位和缺位主要表现在几家主要的金融监管协调机构并未能够发挥应有的国际金融监管职能。虽然现在金融稳定论坛已经进一步成为金融稳定委员会，并在国际金融监管中被赋予很高的期望，是否能够与其他金融监管机构职能有效衔接还需要时间和实践的检验。在现有的国际金融监管框架下，国际金融监管机构尚不能发挥切实有效的国际金融监管作用。

2.3、监管机构的管理模式，影响了金融市场

资产市场中的需求缺乏弹性，如果资产价值下降，直接引发资产负债表的减值损失，同时导致内生的资产出售，进一步加剧了资产价格的下降，从而使金融风险在金融机构之间扩散。如果资产价格上升，直接引发资产负债表的价值增值，金融机构在财富效用影响下购买资产，更进一步提升了资产价格。所以在经济处于上行周期时，银行会保持较高的资本充足率和较好的资产负债表。而经济处于下行周期时，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恶化，并收缩资产负债规模，市场中的资本流动性不足，从而加大金融市场崩溃的压力。现有金融监管制度在金融危机爆发后加重了危机的扩散和影响。

3.金融监管的演化博弈模型

首先，在国际金融监管过程中，国家的金融监管机构是国家完整的代表，博弈模型中以国家作为直接的博弈参与人，国际金融监管是一种持续的、重复的行动；其次，每次随机选择两个国家进行博弈，参与博弈的国家事前没有进行沟通，不能确定对方选择的策略，每个国家拥有自己的金融系统、金融产品，并且都是以实现本国利益最大化为根本目标，而不会过多地考虑全球福利问题；最后，选择银行业资本充足率监管作为博弈模型分析的对象。短期内如果某一个国家银行的资本充足率降低，那么将会有其他国家的资金流入，资金的流入增加了本国资本的供给量，同时提升了本国银行的放贷能力，进而达到了降低资本成本的目的。再充分考虑预期的影响，当实际资本充足率与预期资本充足率变化不一致时，就能够引发资本成本的波动。

其中，Ci代表i国家的资本成本；c代表均衡资本成本；Ki代表i国家预期资本充足率变动，Kie>0；代表资本成本对资本充足率变动的系数，。

每个国家都以资本成本最低为目标，可以得出成本函数作为博弈参与人的收益函数：

其中，系数代表国家对资本成本和资本充足率变动的重视程度，的取值越高说明国家越看重资本充足率变动，希望预期本国资本充足率保持稳定，取值越低说明国家更看重的是资本成本。由上文两个公式结合可以得出：

4.中国政策的选择

4.1、参与国际金融监管，提高国际监管效率

在各国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的前提下，强化与其他国家金融监管部门的金融监管协调合作，建立与其他国家之间的信息共享机制，对于重要的金融问题要做好及时信息沟通和反馈。其次，改革我国的金融监管手段和方式。目前我国对国际金融机构的监管还非常有限，对我国的金融监管手段和方式进行改革，同时培养高素质的国际金融监管人才，提高我国对国际金融机构的监管水平和效率，防范国际金融风险和预防国际金融危机的再次发生。最后，设立专属的国际金融监管协调机构。

4.2、促进国际金融机构改革

首先，加强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之间的合作。其次，促进国际金融机构的改革，提高中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各国联合共同努力提高国际金融机构的有效性，提高国际金融机构的融资水平，更好地应对可能的金融风险和金融危机。最后，增强与G20集团各成员国之间合作对话。进一步确定各方在国际金融系统中的责任和义务，提高集团成员国之间在国际金融监管合作中的效率。

结束语

随这些超国家组织的成立并逐渐发挥作用，中国应提升在这些国际金融监管合作组织中的话语权，推动国际金融监管一体化的发展，在未来的国际金融监管体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1]于维生，张志远.国际金融监管的博弈解析与中国政策选择[J].国际金融研究，2013，01:16-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