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性经济与市场性经济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计划性经济与市场性经济，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 厂用电运行方式经济运行

淮北发电厂8号机组(QFQS-210-2型)于2005年7月并网发电，为发电机一变压器组单元制接线。厂用电接线见图1，低压厂用变压器共有11台，由于厂用变压器配置数量多、容量大、负荷轻，造成低压厂用变压器容量不能充分利用，多数低压厂用变压器长期在轻载状况下运行。根据厂用电运行方式的制定原则：安全性，经济性、方便操作和事故处理等要求，经过2年多的机组运行，实践证明厂用电的运行方式存在诸多不合理现象，不能满足经济运行的要求。为此，探讨分析了厂用电运行方式的优化方案，拟付诸实施，以期达到提高本厂经济效益降低发电成本的目的。作者抛砖引玉，以期与同行业工作者共同探讨厂用电经济运行方案。

1 厂用电存在的问题

1.1 低压厂用变压器容量大，数量多。多数低压厂用变压器长期在轻载状况下运行，出现了“大马拉小车”的现象

由图1可知，低压变压器包括37号、38号低厂变，甲、乙脱硫变，甲、乙输煤变，甲、乙循环变，甲、乙除尘变和照明变共计11台。

容量最小的照明变400kVA，37号、38号低厂变1600kVA，其余的容量都是1000kVA，全部采用顺特公司的SCB9节能型的干式变压器。每一台低压变压器带相应的低压母线上的负荷，并配备成套接收和分配电能装置。由于母线上运行的设备负荷少，造成低压厂用变压器长期运行在轻载的状态下，从而使变压器容量不能充分的利用。变压器效率低下，空载损耗相对较大，增加了不必要的厂用电能耗。在正常运行时，除照明变压器和三产变压器2台低厂变之外，其它9台低压厂用变压器，高压侧额定电流为91A，但在实际运行中，变压器高压侧电流最大时仅50.7A，最小只有1.2A。表1列出了机组带200MW负荷时各台低压厂用变压器的实际电流与额定电流对照表。从对照表中可以看出，在正常工作时低压厂用变压器的轻载情况，这说明低压厂用变压器容量没有充分利用，存在厂用电的浪费现象，厂用电接线设计不合理。

1.2 低压厂用变压器使用功能划分过细。接线复杂，操作烦琐。

在所有的低压厂用变压器中，除两台低厂变供发电机的主要辅机负荷以外，其它的厂用变压器全部是供发电机的辅助设备负荷的运行，而且接线较为复杂。有的是母线分段用分段刀闸，有的母线分段用分段断路器，给运行人员的倒闸操作和巡检带来了困难，同时也增加了检修人员的工作量，安全生产系数降低。淮北电厂现有的4台200MW机组中，只有8号机组有照明变压器(400 kVA)，而且负荷率极低，高压侧额定电流为36.7A的变压器长期运行在5A左右，运行实践证明，照明变压器不须独立设置。

2 运行方式优化方案

2.1 改变现有的运行方式

将输煤A段、B段、循环A段、B段、脱硫A段、B段、除尘A段、B段的分段刀闸或开关合闸，使分段母线合环运行，在保证安全的基础上，两段由一台变压器供电，将另一台的变压器转为热备用。可以根据6kV母线37段和6kV母线38段负荷情况，确定哪台变压器运行、哪台变压器备用，并且定期切换，以确保设备状态和工况良好。必要时A、B段两低压母线相互间装设自投装置，以确保安全运行。

2.2 拆除照明变压器

将照明段的工作电源改为400V母线37段，备用电源不动。因为照明变的长期正常运行负荷极低，实际情况也说明照明变可以不用。

3 方案实施后的效果分析

通过运行方式的改变，将有4台变压器长期备用，1台变压器拆除。这种运行方式有以下几个优点：

(1) 1台做为工作变压器，另1台可做为备用变压器。这样不但优化了运行方式降低了变压器的轻载损耗，而且也为变压器的检修提供了充足的时间，提高了设备的完好率，奠定了安全基础。

(2) 由于变压器的长期停运，降低了厂用电率。在新的运行方式下，将有4400kVA容量的变压器停运，按变压器空载损耗参数计算，1年将可以节省厂用电约70000kw.h(尚未计及低压厂用变压器冷却系统等的损耗)，经济性明显提高。

(3) 工作变压器可以运行一段时间后，定期与备用变压器互相切换，这样能延长变压器及电气设备的使用寿命。例如：循环段A和B都由循环变甲做为电源，则循环变乙作为循环段A和B段的备用电源。重要负荷所在的母线还可以从低压备用母线取一路电源做为备用电源，加装备用电源自投装置(AAT)，从多个方面提高供电的连续性和可靠性。

通过对照明段的改造，首先能提高其安全运行系数。如果照明段的工作电源改接至400V母线37段，备用电源将有相对可靠的保安电源。从设备实际位置测量距离小。整改的工作量将大大减少。可节省1台变压器及开关柜的占地面积(或空间)，同时可减少运行人员、检修人员的操作和检修工作量。

篇2

关键词：土地储备；城市规划；良性互动

将土地进行有效的规划不仅有助于我国的土地资源能够更加合理的利用，还能促进城市的发展与建设，因此，相关的土地资源部门应该更加严格的对土地资源进行审批，充分掌握土地的使用情况，这样才能为城市的进一步发展做出贡献。但是当前土地的相关管理部门存在一些问题，影响着土地的合理使用，造成资源的严重浪费。在这种情况下，长期发展下去将会对市场经济的繁荣与稳定产生不利的后果，因此有必要在第一时间将这些问题加以解决，实现二者之间的良性互动。

1 土地储备与城市规划两者间的互动关系

1.1 研究城市规划对土地储备的引导机制

城市的发展离不开对土地的开发，当前城市中如雨后春笋般崛起的高楼大厦都是占用着宝贵的土地资源，只有充分利用土地资源，才能改善城市的整体环境，实现各种基础设施的规划，最终促进城市的繁荣发展，使人们的生活更加美好。在这一过程中，土地资源受到价格波动的影响较大，土地的价格越高并不代表其价值越大，反而过高的价格是一种扰乱市场秩序的表现，在这种情况下，要想有效的改善这一问题，必须要从对土地的合理开发入手，严格控制资源的使用，这样才能避免不利后果的产生。

另外，城市中对于区域的划分较为明显，不同的区域所具有的功能也不相同，因此，对于区域中的土地也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在对区域进行规划的过程中，应该充分考虑到这一问题，加强城市空间的布局建设，完善各区域的基本设施的建设，这样才能有效的控制土地资源的使用，提高土地的储备效率。随着时代的发展，城市的发展建设一定会朝着更加美好的方向发展，而土地资源的使用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只有适当的使用土地资源，才有助于未来的发展建设，以达到理想的效果。

除此之外，在发展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的过程中，土地价格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波动，这一波动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城市的发展建设受到众多因素的影响，投资者会根据土地的不同价值而进行投资，因此，所获得的收益也具有一定的差异性，为了为土地资源的合理分配创造更加良性的环境，就应该以市场经济的发展为前提，吸引更多的投资者进行投资，这样才能为城市的发展建设创造更加优惠的条件。

1.2 分析土地储备对城市规划的反馈机制

在发展建设的过程中，为了进一步规范土地资源的使用，国家制定了关于土地储备的相关管理政策，以起到约束性的作用。加强对土地的储备，可以使城市的发展建设变得更加稳定与和谐。这一过程中，主要包含两部分。其一是对城市的空间布局进行重新的分配与构造，其二是对于新城市而言，这是一项重要的举措，能够提高城市扩张的效率。土地的合理使用不仅能够达到上述的要求，同时还可以使城市的发展水平朝着更高、更好的方向发展。

当前的城市规划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城市规划，而是需要在城市空间的合理利用的基础上实现对土地资源的配置以及储备。相信通过对土地资源的大力发展，能够使城市的整体形象得到进一步的提高，达到另一个崭新的层次。在这一发展前提下，市场经济的发展一定会更加具有可行性。

2 土地储备和城市规划互动存在的问题

通常情况下，要对市场经济进行事先的考察，找出其中存在的不合理的因素，主要的问题在于规划与实施应该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前者虽然具有可行性，但是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以及精力，在此种情况下，土地资源的合理使用应该以市场为主要的向导，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进一步加强对市场的规划。体制的不完善也是影响城市发展与建设的重要因素之一，这与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极为不想符，一些不属于土地资源规划师的工作也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造成分工的不明确，以至于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土地资源缺少必要的价值，严重阻碍了土地的储备。

3 构建两者良性互动机制

3.1 土地储备计划

3.1.1 土地和规划部门互动反馈的直接源头。土地储备计划为两部门反馈机制的形成，提供了渠道。

3.1.2 促进城市建设资金实现良性循环。土地储备制度建立后，城市建设逐步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就是经营性用地前期整理开发并出让的土地储备过程。前者是政府巨量资金的投入，后者是土地资产变现后政府收益的回笼。政府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必将改善设施延伸区域的环境，带来土地升值，将这些即将升值的土地预先纳入政府储备，由土地储备机构制定储备计划，进行整理、养地，再适时出让，是实现城市建设资金良性循环的关键。

3.1.3 有效整合了各方面实施计划。土地储备计划是一个系统计划，它不仅结合了城市近期建设规划，各区县和各行业的城建计划、土地供应计划、土地市场和城建资金需求等方面的内容，使得计划促进城市建设和发展，而且为所涉及的每一块土地制定了详细征地、拆迁、配套、供应以及资金计划，为储备土地由“生地”转为“熟地”，“毛地”转为“净地”，制定详细步骤，实现储备土地精细化管理。

3.1.4 有效弥补现有土地出让计划的不足。在城市土地管理日益由资源向资产管理转变的背景下，土地储备计划能有效弥补当前土地利用计划的不足，符合当前城市土地利用管理的特点，并与城市规划相衔接，为土地精细化管理奠定基础。

3.2 土地储备规划

3.2.1 有利于建立政府土地储备库，增强政府的调控土地市场能力。土地储备规划从政府专项规划层面出发，明确了在储备规划范围内的储备土地全部由土地储备机构来组织实施土地的前期工作，促进了土地储备库的建立，有利于形成统一储备的局面，增强了政府调控土地市场的能力。

3.2.2 明确规划实施主体，促进规划实施。土地储备规划为土地储备机构明确了储备土地的范围、量及其空间分布，创造了城市规划的反馈渠道条件，是为实施土地储备而专门制定的总纲，控制了城市的非理性扩张。

结束语

随着当前经济和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人类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如何促进大都市空间的理性成长成为关注城市化问题专家热议的焦点。政府通过积极有效引导构建土地储备与城市规划互动的相关体制，以及合理的利用和实施有关土地使用政策，有助于实现城市建设资金实现良性的循环，促进城市的健康更加有序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尹继洁，侯守军，周丽.城市土地利用与可持续发展的城市交通[J].山东交通科技，2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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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经济转型过程可以大致划分为3个阶段：在第一阶段（1978～1993年），通过引入正式的激励机制、强化预算约束和竞争机制对原有旧体制进行改革。在第二阶段（1994～2000年），我国试图建立一个以市场规则为基础的市场体系并引进国际先进经验。在这一阶段，国家在统一汇率、经常项目可兑换和国有企业重组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同时对财政税收体系进行了重构和完善。在第三阶段（2001～2015年），将通过改变收入分配格局，优化产业结构，重新配置经济机会，保持制度绩效，进一步提高市场效率①。

目前，我国现正处于由“起飞”向经济持续发展的“双重过渡”阶段。从发展水平看，正从低收入水平（或不发达经济）向中等收入水平（或中等发达经济）过渡；从体制模式看，正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在这个阶段，如何培育市场并保持其发展趋势，是经济转型中的一个重要任务。

二、转型时期的税收效应与市场效率

在西方财政学中，税收效应是描述税收对资源配置和经济运行影响状态的一个范畴。从总体上说，税收效应分为正效应和负效应，具体来讲主要包括以下4个方面：

（一）总量效应

一方面，税收总量要适度，其增幅不应超过gdp的增幅，更不能因为强调财政困难而损及税源。国际上通常用税收弹性系数作为衡量指标：当税收弹性系数大于1时，表明税收增长快于经济增长；当税收弹性系数等于1时，表明二者同步增长；当税收弹性系数小于1时，表明税收增长幅度小于经济增长幅度。政府可针对不同的经济形势，以此作为调节税收总量的依据。当经济过热、通胀率过高、投资过旺时，税收弹性系数应超过1，给经济降温；在供给与需求总量基本保持平衡时，税收弹性系数应维持在1左右较为适当；当经济不振、市场疲软、投资萎缩、需求不足时，税收弹性系数应调低在1以下，以刺激投资和需求，促进经济增长②。另一方面，税收总量的调节不仅要靠所得税发挥“自动稳定器”的作用，而且还要靠流转税发挥制约性调节和引导性调节作用，也就是通过税收的奖限政策，改变市场利益信号，发挥收入效应。

（二）结构效应

在转型时期，税收结构要着眼于促进经济结构的合理配置，刺激经济增长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目前，税收结构效应主要体现在税收政策向国家鼓励的产业和产品倾斜，对限制性行业和产品采取抑制政策等方面。

（三）周期效应

税收的周期效应包含3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税收的周期调节如增税、减税措施的运用等可以在一个经济周期中有效使用，以熨平经济周期的波动。二是根据经济增长原理，在一个经济增长周期里采用最优的税收政策，可促使经济实现持续增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经历了4次比较完整的经济周期，相应地税收政策也进行了微调，经济周期与税收周期虽不同步，但通过调整而出台的一些税收政策对这4次经济增长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三是根据税收次优原理，一些非传统的“过渡性周期制度”可能在某一时期里比所谓的最优制度具有更高的效率。一些具体的经验是：激励、硬预算约束、竞争不仅应当实施于企业部门，而且也应当体现在税收周期政策和措施中，使改进的税收政策可以在不导致很多或巨大损失的情况下在一个短周期组合中改进效率。

（四）关联效应

税收的关联效应主要包括3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创造激励、施加硬预算约束、引入竞争性制度不仅应当适用于企业而且应当适用于税收本身。实际上，对税收的改革是经济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税收具有正的激励并受硬预算约束限制和引入竞争理念时，改革的结果将是生产性的。如果税收是非激励、软预算约束并呈全封闭状态时，则改革结果将是有问题的。二是成功的经济改革依赖于税收的政治性支持，而这又将取决于为大多数人口提供可见的实惠。三是税收设计应当使税收与经济协调增长，而不是同步增长。经济增长与税收增长呈正相关，但不等于相关程度强。在这种情况下，要跳出就税收论税收的思路，转变税收增长越快越多越好的观念，实现税收的最优化而不是最大化。在解决现实税收与经济相关问题时，要冷静地分析纳税人负担与承受力问题，正确处理纳税人负担重和国家财政吃紧的矛盾，实事求是地把握理论与实践、长远与短期、依法治税与完成收入计划任务的关系。

三、优化税收，提高经济转型过程中的市场效率

税收产生至今，经历了4次革命性变化：一是以征收货币税取代劳役和实物税；二是以法律和国际税收条约为标志的依法课征取代专制课征；三是税收的专业化分工、程序化管理；四是计算机进入税收征管领域，现代管理手段被广泛使用。这个依次以便利规范科学高效为标志的演进过程，体现了税收对效率的追求与改进。我国现阶段优化税收应以提高效率作为出发点及总目标，并对税收的效率改进有全面的认识和可行的办法。

（一）提高效率要体现在税收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方面

高新技术进步可以概括为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为主体、以产品为龙头、以技术创新为基础、以技术改造为重点，通过采用国内外先进和适用的科技成果，优化产品结构，提高产品质量，降低物质消耗，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在转型经济中，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与日俱增，远远超过其他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成为现代企业发展的重要基础和动力，特别是知识经济的兴起，对于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更具有战略性意义。

1.税收与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关系的实证分析。

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各方面资金的投入。世界各国为刺激企业技术进步，普遍运用税收政策鼓励企业加大对研究与开发的投入。其税收政策主要有：（1）减免税。通过减免公司所得税，减轻企业税收负担，增加企业税后所得，增强企业技术研究与开发投入的能力。（2）企业研究与开发费用允许在所得税前列支。这一方法最早由美国提出，现已为大多数国家采用。（3）加速折旧。如日本在20世纪50年代设立新技术机械设备特别折旧制度，规定在购置设备的第1年可提取50%的特别折旧费，并在所得税前扣除。（4）税收抵免。美国、日本从20世纪80年代起相继对企业当年用于研究与开发的投入超过上年投入的部分，不仅继续给予所得税前列支，还给予其投资额20%的所得税抵免。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仅公司研究与开发费用列支一项，联邦预算每年就少收20亿美元的公司所得税。上述税收激励政策，不仅给企业研究与开发带来资金，而且也激活了企业加大技术进步投入的积极性。

2.建立和完善税收促进高新技术进步的新机制。

（1）对科研单位、高等院校以及企业技术研究开发机构转让科技成果取得的收入，改征增值税。为保证增值税链条的完整性，可给予“先征后返”的照顾。对其技术性所得减征或免征所得税，调动其知识创新、技术创新的积极性。

（2）完善增值税税制，有选择、分步骤地实行“消费型”增值税。对企业购进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规定的先进设备以及科技成果中所含的已征增值税，允许作为进项税额进行抵扣，加速企业技术改造和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进程。

（3）企业研制属于国家产业政策重点开发的高技术含量、高市场占有率、高附加值、高创汇、高关联度且对全省乃至全国经济发展有重要影响的新产品，其缴纳的增值税，可给予定期“先征后返”的照顾。

（4）对属于国家产业政策鼓励发展的行业和产品，其技术改造措施贷款项目新增利润缴纳的企业所得税，在归还其贷款本息期间，给予“先征后返”的照顾。

（5）对企业用于研究与开发的投入允许按实际支出在缴纳企业所得税前列支；对当年研究与开发费用超过上年实际支出的部分，给予其投资额20%的企业所得税抵免。

（6）对技术含量高且属于国家产业政策鼓励发展的行业和企业，可缩短其固定资产的折旧期限，实行快速折旧制度。

（7）对经省级以上有关部门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无论其是否设立在国家批准的高新技术开发区内，均给予定期减征企业所得税的照顾。

（8）对属于国家产业政策鼓励进口的设备、技术，可进一步降低关税税率。

（二）提高效率要体现在税收促进生态环保产业发展方面

1.税收要有利于保护、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

我国现行对资源课税的税收政策还远不能满足切实保护、合理开发和有效利用自然资源的要求，主要表现在：税制不规范，征收范围窄，调节软弱无力，激励措施过少等。针对上述问题，在实行其他行政、法律手段的同时，需要采取以下税收对策：（1）应合并现行各种资源课税的税种，设立统一的资源税，并扩大征收范围，把森林、草原、海洋、名贵中药材和淡水等需要实行保护性开发利用的自然资源纳入征税范围；（2）实行分项课征制，对土地资源等大幅度提高税负水平；（3）扩大消费税的征税范围，对利用不可再生资源或相对稀缺可再生资源生产的消费品普遍征收消费税；（4）对利用替代资源和综合利用自然资源生产产品的企业制定全面、系统的“税收激励计划”，在一定时期内实施一揽子税收优惠（各种协调优惠）予以激励。

2.税收要有利于保护和治理环境。

从我国的现实国情考虑，解决环境问题的根本出路，一要靠技术创新，二要靠制度创新。通过技术创新，使企业在追求内部发展的同时解决一些外部不经济问题，或者将外部的不经济性降低到最小程度；通过制度创新，包括健全法律制度，制定科学的产业政策，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管理与监督力度等，使环境治理与保护的成效达到或超过政府的预期目标。

税收是政府制度创新的重要内容，现阶段可以采取两方面的对策：一是税收限制，二是税收引导。

所谓税收限制，就是借鉴国际经验，对环境污染企业和产品征税。具体设想是：（1）取消征收排污费的做法，开征排污税和环境保护税，主要以排放工业废气、废液和汽车尾气为征税对象，实行差别定额税率从量计征，税负以污染的治理费用为标准设定；（2）扩大现行消费税的征税范围，除对鞭炮、焰火等征税外，将“白色污染”制品等对环境有害的消费品纳入征税范围，实行税收限制。

所谓税收引导，就是利用税收优惠与鼓励措施引导投资，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具体设想是：（1）在流转税方面，对采用高新技术生产的环保产品或有利于环保的产品，分别情况给予免税、减税等优惠；（2）在企业所得税方面，除对以废气、废渣、废液和垃圾为原料生产的产品实现利润给予免税外，还可对投资于环境治理与保护项目的企业实行投资抵免和再投资退税政策等进行鼓励，即允许企业在所得税前的实现利润中抵扣一定比例的投资额，或对企业用税后利润投资于上述项目的，退还其全部或部分已缴纳的所得税，以鼓励和引导更多的企业重视、参与环境保护活动。

（三）提高效率要体现在税收促进第三产业全面发展方面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产业结构明显改善。三次产业的gdp结构，由1978年的28.1∶48.2∶23.7变为1998年的18.0∶49.2∶32.8；三次产业的劳动结构由1978年的70.5∶17.3∶12.2变为1998年的49.8∶23.5∶26.7.但这一结构同世界其他人均收入相当的国家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

综合来看，目前我国第三产业中，劳动生产率较低的批发零售业、餐饮业、交通运输业、仓储业等传统产业仍居主导地位，但增长已放慢；劳动生产率较高的房地产业、金融保险业、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等新兴产业以及社会服务业、邮电通信业、文化教育卫生等服务部门虽规模较小，但增长较快。这一发展趋势符合产业结构演进规律。与消费结构相联系，1997年我国城市居民的恩格尔系数比1992年的日本高28.5个百分点，农村高36.2个百分点；而住房、文教、医疗、交通和通信的支出却明显低于日本，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今后我国经济发展及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预计“十五”期间，伴随我国工业、商品流通业比重的稳中有降，房地产业、金融保险业及社会服务业比重将明显提高，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信息、咨询等服务部门比重也会有所提高①。

在这种情况下，发展第三产业，不应该只局限在鼓励发展那些一般业，而要大力发展能够支持第一、第二产业能量释放，服务和支持高科技产品开发与生产的行业与部门。在发展方向上，应充分利用税收的产业配置优势和优惠政策，全面实现从传统的产业平面扩张与结构调整向产业纵向升级与深化高次产业代替低次产业的政策转变；实现从重点依据产业发展规模衡量产业发展质量的政策理念，向重点依据产业附加值高低衡量产业发展的政策理念转变；实现从保守的产业静态划分与静态管理政策操作模式向新的产业动态划分与动态管理政策操作模式转变。

在这个大前提下，发展第三产业首先要求调整投资结构，加大对第三产业的投资力度，宏观产业政策及税收政策应当引导社会投资更多地进入第三产业部门。目前，我国服务业很不发达，不论是城市还是农村，交通运输、邮电通信、金融保险、教育、科研、技术服务、咨询服务、公共服务、居民服务等的发展都远远落后于经济发展阶段的需要。这些产业的发展前景非常广阔，其高速增长至少能够对我国今后10～15年的经济快速增长提供重大的支撑作用。只要社会投资尤其是民间投资的重点转向了这些第三产业部门，第三产业的投资和发展相对规模就会趋于合理。其次，要通过产业体制改革促进第三产业协调发展。我国第三产业中的铁路和航空运输业、邮电通信业、金融保险业、教育、科研和技术服务业以及公用事业、卫生体育、文化艺术和广播电影电视业，非国有经济的比重都很低，由于缺乏竞争，经营效率相对较差。随着我国加入wto和对外开放的扩大，迫切要求在对外开放的同时，实现对内开放。通过相应的改革措施和政策调整，减少以至消除非国有企业进入这些产业部门的体制障碍和限制，推动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和协调发展，促进国有企业生产率的提高和民族产业竞争力的增强。

主要参考资料：

（1）钱颖一《中国市场化过渡的基础》（载《世界银行发展经济学年会论文集》1999年）。

（2）胡世文《积极财政政策中的税收取向》（载《税务研究》2000年第1期）。

（3）郑玉歆、樊明太《中国cge模型及政策分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

（4）武义青、陈永国《中国第三产业结构及发展态势分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①参见钱颖一《中国市场化过渡的基础》（载《世界银行发展经济学年会论文集》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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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健全工作机制，落实经常性工作为主

计划生育工作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在各级目标管理考核中占有重要地位，并实行“一票否决”，在工作实践中，必须坚持“经常抓，抓经常”，才能确保工作任务落到实处。

为推动全镇计生工作，我一直把制度建设摆在第一位，通过建立健全各项制度，推动经常性工作。今年以来，党委、政府先后联合下发了《关于对计划生育工作经费的考核办法》、《关于推行计划生育村民自治的补充规定》，镇人民政府以《督办通知》的形式对节育手术实行月清月结。这一系列措施强化了责任区和村支两委的工作责任，基本做到每月一小结、每季一考核、年终大评估，从而真正实现了计划生育“以经常性工作为主”。同时，镇里还出台了《关于计划生育重大责任追究的实施意见》、《关于加强机关干部职工计划生育管理的规定》等，使全镇的计划生育工作有章可循，有制度管人，有人做事。

二、完善村为主和村民自治机制，实现工作重心下移

计划生育村为主和村民自治，是新时期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发展之路、改革之路、必由之路。我镇自去年推行计划生育村民自治以来，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今年5月31日，在全市的“计划生育村为主村民自治经验交流会”上，洪山殿镇作了经验介绍。会后，镇党委、政府又对村民自治工作作了专门部署。按照党委、政府的工作思路，我着手起草了《计划生育村民自治章程》和《计划生育村民自治协议书》的指导性条款。各村在此基础上，结合各自实际，对相关条款进行了修改和补充，如：柞子村、前塘村规定对两女户的小孩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全免费入学；永忠村规定对两女结扎户一次入500元养老保险，并在其小孩义务教育期间每年补助100元学费；梓木村规定对自愿放弃再生育的家庭一次性奖励1000元……到7月底，已有37个村按法定程序通过了新的《计划生育村民自治章程》，有26个村与农户签订了《计划生育村民自治协议书》，从而使我镇的计生工作走上了村民自治的良性发展轨道。

三、加强流动人口管理，提升基层基础工作水平

流动人口管理一直是计划生育工作的重点和难点，我镇的违法生育90%以上是流出人口造成的。为了破解这一难题，我们积极向县局请示，县计生局于4月7日到新檀村就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管理办点示范。5月13日，全镇流动人口管理现场会议在新檀村召开，之后，“八个一”的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模式迅速推向全镇。现在，每个村的流出已婚育龄妇女，都按照上级要求与村上签订了合同书，找出了担保人，并按时向村上通报居住地的地址和联系方式，及时寄回有效的孕检证明；村上也及时为每个对象办理了婚育证明，建立了计划生育管理卡，流动人口以户籍地和现居地共同管理的工作格局初步形成。以加强流动人口管理为基础，我们对基层基础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根据上级指示，对村务公开的内容进行了进一步的补充和完善，并督促责任区、村对环境较差的服务室进行了整体搬迁。

四、抓好奖励扶助和整治两非，促进工作全面发展

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是缓解实行计划生育家庭的特殊困难，引导农民自觉实行计划生育的一项基本的计划生育奖励制度。按照上级要求，计生办于元月24日组织摸底培训，2月24日进行二次复核，4月29日以后又进行多次核实，先后共进行了五次调查核实，三次村组公示，最后确定了22个村的37名对象享受奖励扶助金。

集中整治“两非”是贯彻落实省政府194号令、有效遏制性别比失衡的一项重要举措。4月份以来，我们先后对扶冲村吴爱香等13名对象终止妊娠的情况展开调查，并于7月8日对洪山实业公司职工医院的b超医师王计华进行立案查处，在全镇形成了集中整治“两非”的良好氛围。

经过计生工作工作和全体镇村干部的努力，我镇计生工作水平进一步提高，到7月底，共出生婴儿479人，其中计内457人，计划生育率达95.4%，比去年同期提高0.7个百分点；村为主比率达93.2%，比去年同期提高4.5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婚育新风进一步深入广大农户，几个月来，有68对育龄夫妇自觉领取了《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42对两女户主动落实了结扎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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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风险

虽然目前看起来市场的力量弱于行政干预，但胡晓炼表示，中国人民银行一直坚持向市场化方向迈进，包括今年的种种改革，所以“我们并不是说要奉行新凯恩斯主义，我们觉得政府还是要干政府应该干的事。”

胡晓炼称，央行非常注重改革和开放，各项改革也都在寻找时机推动。金融改革目标已非常明确，不管是在人民币汇率、利率的市场化改革方面，还是在资本项目可兑换、人民币的国际化等方面，改革都相辅相成的。

目前中国人民银行已观察到，在这次利率市场化中，县域机构等小的金融机构为了争夺业务，提高了存款利率。如果小机构现在可以自主决定存款利率，势必会提高利率，这样虽然能解决存款问题，但成本会大大提高，这是否会影响利润？如果影响到利润，小机构将可能会提高贷款利率，而贷款利率非常高的话，可能就会形成风险。按照一般经济学理论，风险高才收益高，因此它可能追求高风险的资金使用，导致这种机构出现很大问题。

“一旦企业使用这些高风险的资金，将存在很大的风险和隐患。而老百姓只会将钱存在利息更高的机构，觉得即使有风险也会有国家承担，这不符合我们的改革目标。”胡晓炼称。

而据《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此前调查，央行将存款利率浮动区间上调至基准利率的1.1倍之后，国有大行和其他银行陆陆续续上浮了一年期及以下期限的存款利率。但大行更长期限的存款利率则未见松动。直到6月下旬，迫于年中存款压力，17家地方银行集体将两年及以上期限的存款利率一浮到顶。南京银行、江苏银行、恒丰银行、广州银行、重庆银行等17家城商行两年及以上的定存上浮至1.1倍，也就是两年期利率为4.51%，三年的定存利率为5.115%，五年的为5.61%。

改革路径

胡晓炼强调，在各项改革层面上，第一个举措就是扩大汇率浮动区间，今年4月16日，央行宣布在银行间即期外汇市场，人民币兑美元交易价浮动幅度由千分之五扩大至百分之一。第二项改革是扩大的利率整个幅度的区间。6月8日，央行下调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允许金融机构存款利率浮动区间的上限调整为基准利率的1.1倍。这种非对称特性意味着银行存贷款利率浮动空间增大，实际利差将收窄，而商业银行的利差收入将有所减少。

“这项改革起到了一箭三雕的作用，首先是利率水平的下降，有利于降低贷款的成本；其次，存款利率上浮，可以保护我们的存款客户；第三个好处就是有利于银行的深化改革，改变银行过去对于利差的依赖。”

胡晓炼还表示，中国人民银行从2009年开始一直在积极推进人民币跨境使用，到目前为止，在人民币资本项目中，外商投资企业可以用人民币境内投资，中国企业可以用人民币去境外投资。我们现在国内的金融机构可以给境外企业发放独立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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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有经济 改革 市场经济 社会主义

一、根据市场经济体制背景，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

传统意义上的经济体制直接决定了国有企业本身便属于政府的附属物品，其根本意义上仅仅是一名生产者。但是从市场经济体制看来，他所要求的企业必须是一个具有独立个性的市场主体，并且是自负盈亏、自主经营的经营者以及生产者。只有企业具备了这样的性质以及地位，在能够拥有自主经营的自负盈亏以及决策机制的激励机制甚至是约束机制，同时才能对市场所反映出来的信息正确地接受，才能够起到对资源合理配置的作用，才拥有运行稳定的市场经济。所以，对于国有企业而言，其改革的根本就在于让企业自己成为能够自负盈亏、自主经营、自我发展的市场竞争中的核心。能够实现这一目标的最有效方式，就是建立起符合市场经济相关要求的权责明确、管理科学、产权清晰以及政企分开的现代化企业内部管理制度。

但是，从我市的实际情况看来，就大多数的大中型企业而言，其本身的经营机制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善，并没有达到国有企业改革的要求。其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政府、企业之间的权责并没有有效地区分开来；企业本身也没有形成良好的自我约束机制。

而这些问题的成因就在于并没有解决企业本身的资本形式。国，乃国家，国有企业，乃是国家的企业，其所有的权益都隶属于国家，而那大部分经过改革的公司都是采取的“国有控股”或者是“国有独资”的办法，只是名称变了，性质还是国有企业。在国有企业进行现代化企业制度相关的改革过程中，应该以十五大所提出的多样化公有制度为主要的改革思想，并且根据实际规模以及对国民经济层面实际的地位以及领导作用，进行内容不同的企业组织形式。

针对我国经济名牌企业——国有企业而言，其直接影响给我过经济的成长以及发展，所以笔者建议可以实行国家控股或者是独资形式，对于一些国家的经济发展责任，其应该尽量地多执行，并且将企业经济与社会效益进行有效的结合，同时在结合的过程中，应该以社会效益作为重点。

针对其他领域或者是行业来讲，特别是针对一些具有较大竞争力的国企而言，其中包括有大量的中型企业或者是大型企业，从原则上来讲，应该将其改造成通过国家进行控股的股份公司或者是有限公司，这也是所说的企业所有制，对于一些规模较小的企业，应该选择合作股份制度，从而使其成为一个真正独立的主体。

二、根据我国社会主义环境下经济体制实况，根据国有经济的作用以及地位，对国有经济进行改组调整

对于国有经济而言，其在计划经济体制以及社会主义方面的经济体制下所起到的作用以及实际地位是完全不同的。在传统意义下的计划经济体制中，国有制经济实际的地位，是对国民经济领域内的各个环节实现独占，其作用只是对国家指令性计划的实施进行保证。而在社会主义方面的经济体制下，公有制经济的地位，是主体，而并非是独占；而对于国有制经济而言，起作用也不是对国家指令性的计划的实施进行保证，而是在整个国民经济环境中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

对于我国而言，现有的经济（国有）格局，其形成环境也是计划性经济体制，其主要的特点是：规模小、企业分散；涉及的领域过宽；整体素质低，实际工作效率低。正是这种情况，使得我国国有经济的自我发展极大程度地受到限制，并且对社会主义方面的市场经济对国有经济所提出的要求不适应，所以，必须对国有经济的布局进行战略调整、改组。

首先，应当按照社会主义方面的市场经济体制中公有制经济所起到的主导地位对国有经济进行调整。并且对公有制经济本身的主导地位进行保证，增强其竞争力，加强国有经济所有内容，实现对国有经济市场竞争力的提高。例如组建政府特大型独资公司集团——重庆渝富集团有限公司积极参股、控股国有企业，利用渝富公司入股平台，政府参与国有企业的管理、改革和经营，发挥政府特有的优势促进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等。

其次，必须根据社会主义方面的市场经济体制中国有经济所占有的主体地位，对国有制经济进行一定的调整。但是在调整的过程中必须保证：（1）必须将对市场经济以及本身的认识进行提高；（2）在执行调整的过程中，必须保证坚定不移的调整意志；（3）在进行调整的过程中，对于调整方案必须有条不紊的进行，对国有企业坚持“抓大放小”的针对政策，并且这里的放小指的是通过改组联合等手段对小型国有企业实行非国有制度的改革。

三、国有经济发展建议概述

在进行现代化国有企业制度改革的过程中，该必须进行更深层次的改革，那就是建立在国有经济的基本特性上的，对国有经济管理形式的改革。其改革的管理对象及时国有资产的者。管理地目的就是为了这些称呼上的所有者变成企业资产的实际所有者；具体的管理办法就是将西方的委托经验以及我国改革成功的中国案例进行取长补短，合则自用，建立一定的各风险分配以及激励制度，给国有资产的实际管理者们一个金饭碗和一个紧箍咒。

整合国企的资源，组建国企企业集团，发挥集团优势。如重庆市政府组建的化医集团、水务集团、燃气集团、经纺集团及地产集团等国有企业集团，积极整合集团优势，优化配置资源，发挥国企领头作用。加强股份性改造，引入民营资本和国外资本，让优秀民企和国外企业参与国企的管理和改革。推行国企整体上市，让市场改造国企，增加国企信息透明度，增加国企的市场竞争意识和危机意识，拓展国企的融资渠道等。

参考文献

[1]胡钧.关于讲好国有经济改革与发展问题的几点认识[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1（11）.

[2]郝书辰，陈保启."十二五"时期深化山东国有经济改革的起点、要求和思路[J].理论学刊，20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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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案例生动地讲述了两个经销商的发展历程，如今，一个是“迷茫困惑”，一个是“闲庭信步”，他们代表了经销商发展的不同阶段，也是目前许多经销商的真实写照和缩影。

这两位经销商创业的起步时间、资金都差不多，但到现在，各自的成就却不同。经销商付庆斌目前还处于转型期，对未来发展有思考，但尚不清晰；而经销商张永生则是找到了自己的定位，初步形成了“核心竞争力”，所以显得“从容和淡定”。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他们不同的境况呢？笔者分析认为，最本质的是“准确的定位和核心竞争力”。张永生的发展一帆风顺，表面上是运气和机遇，实则是其良好的理念、坚定的信心和持续的努力，通过多年的经营，积累了客户和资金，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而且初步形成了核心竞争力；而付庆斌却经历坎坷，不断寻找产品，处于被动应对，对自身的定位不清晰，没有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按照常规套路来做，想进一步发展却方向不明。

笔者早在几年前就“中国经销商的出路”作过论述，在当今的形势下，市场的渠道越来越向扁平化、多样化和复杂化发展，企业的产品规模化、差异化和跨区域经营会愈加显示出强劲的发展势头，给经销商也带来了较大的冲击。新的分销时代，将是以理性的科学手段，精耕细作的营销方式，全面打造分销体系的核心竞争力。

经销商的变革，正经历着集中——裂变——再集中的过程。从国营大型批发站，到个体分散经营，再到细分市场，专业化、公司化经营。

在这种形势下，经销商张永生和付庆斌的路该怎么走呢？笔者建议可以从三个方面思考：

1、进一步转变理念思想。

整体来讲，酒类经销商的思想还比较落后保守。许多经销商根本不懂什么叫经营，有的是厂家叫怎么干就怎么干，有的是别人怎么干就怎么干，跟风比较严重。这种缺少计划性和目标性的经营方式，随着市场竞争的日益加剧，迟早要被懂经营管理的经销商所替代。面对未来，经销商必须改变这种落后的思想观念，应积极地学习、借鉴现代经营管理理念，提高自身的理念，最终能长久生存的必然是那些理念先进、能力强、“与时俱进”的经销商。

2、更加专业化。

在中国，只要有流通市场，经销商就会有生存发展的机会。中国的市场非常大，即使是通过“万村千乡工程”也不可能一网打尽的，厂家也不可能直接去做所有的市场，它必须依靠经销商来完成铺货和后期管理维护，只要有流通这个阵地在，经销商就不愁没有生存和发展的机会。因此，经销商还是必须立足于流通市场，从中寻找发展机会。对自己进行重新定位，从专业、细分市场差异化优势和垄断性经营中赢得竞争优势。从产品、品类选择到目标客户选择，从业务流程到管理方式，从经营目标定位到硬件、软件配置，整个系统从如何“做大”调整到如何“做精、做细、做专、做强”上来。

经销商一般经过几年的经营，都会在该领域积累一定的资源和客户，通过对自身的优劣势分析，锁定自身的优势，在专业上下功夫，深度挖掘，做的更专业。比如案例中的经销商张永生，他找到了适合的产品泰山生力源，也将重要精力和资源投入到当地的白酒市场，因此取得了成功。

3、打造最适的盈利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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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医院 经济特点 管理 机制

医院实施经济管理主体依据市场发展经济客观规律，采取良好的经济手段，进行各项经济活动的科学组织与计划性管控、完善引导以及监督，并实施有效的经济分析与核算。通过各类资源的科学配置、有效应用，良好地节约劳动消耗，获取了优质的保健服务方案技术以及经济效益。因此，为符合大众持续扩充的医疗救治需求，应全面依据时展特征，创建符合医院经济特征的创新管理机制。

一、医院经济管理现状及存在问题

由管理层面来讲，医疗单位欠缺经济责任管理体制，进而对医院医疗质量、各类经费应用、设施管理效果产生了不良影响。为此，医院应明确实施分级经济责任管理，完善经济立法，方能预防不良经济损失，实现医疗行为的规范约束，确保经济管理的科学、优质。目前，较多医院注重医疗工作，却忽视了科学管理，令医疗质量的优化提升欠缺良好的经济基础保障。医院经济效果，为成本管理的全面反映，因此，应在开创优质医疗环境、提升医学科技水平的基础上，履行节约成本费用的有效途径，最大化提升医疗质量，优化经济效果。为此应注重经济核算，预防医疗物资、各类精密仪器设施的不良浪费与能源消耗。

当前，一些医疗改革体制发挥了一定管理效果，然而却令医院经费成本的支付扩充，而政府无法实施针对性补偿，进而令医院面临着一定的政策性负担，对其持续、全面的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另外，较多医院欠缺市场管理机制影响下的有效、合理成本核算系统。该系统建立应明确各类成本要素、资料数据汇集方式、有效计算分析方案。成本构成的明确需要进行目的分析、重点考量，掌握医院发展状况。

二、根据医院经济特点，建立管理新机制

1.契合社会发展，优化分配管理制度。医院为公益单位，应考量区域经济发展状况、病人经济承受力，承担救死扶伤的职能，管控预防过度医疗消费，令患者蒙受的经济压力有效减缓。医院应将岗位工作属性、整体技术难易性、风险等级、整体任务量、服务质量等业绩效果以及医德、医治水平，视为考核管理以及待遇分配的科学依据，实施人性化奖惩管理。同时，应平衡医院病人、医院自身以及员工的综合利益，遵循多劳多得、依据业绩分配、效益优先、注重公平的科学原则。令员工的工资通过业绩以及岗位贡献有效的分开等级，创建完善的激励管理制度，预防开单提成、、开大方的违规医疗行为。

2.更新医院经济管理服务模式与组织结构系统。医院成本核算管控为其经营发展的核心内容，组织机构体系应同医院经济管理实践模式契合适应。伴随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卫生事业完善改革持续深入，成本核算则逐步受到经营管理人员的全面重视，医院实施经济管理的机构体系、运行管理模式也随之产生变化。对组织机构发展运行状况全面研究，更新不科学管控体制与运行模式，为确保医院开展优质成本核算的核心路径。为此，医院应依据经济管理核心需求，利用权力集中以及岗位分工负责、全面配合的扁宽机构模式，提升运营管理水平。

3.创新财务工作模式，完善经营管理。医院虽然为公益单位，然而，在经济建设快速发展的今天，已不能单独地通过预算管理符合现实需求。因此只有创新理财理念，推进业务管理向着创新经济管理科学发展，利用测算、研究，通过客观信息数据映射各单位运行发展状况，明确实践工作包含的问题，符合经济建设规律特征，实现节约支出、增加收入。同时，应科学应用资金，弥补以往重视收入、忽视支出，重视数量、忽视效益，重视投入、忽视核算管理的不足问题。医院经济特征决定，创建科学合理的经营机制尤为重要。因此，应履行必要的经济补偿管理制度，优化调节医院经营管理理念、发展对策以及各环节关系。同时，应通过有效的竞争管理，就医疗市场发展的特殊性，全面明确医院在市场发展竞争中同他类商品的自由竞争存在的显著差异性。另外，应实现各部门、医院各科室在提升管理质量、创新医疗技术、创建丰富效益层面的良性经营竞争。再者，应创建绩效管理制度，通过公平合理的物质利益划分、精神的有效激励，利用权责利科学统一策略，令利益分配管理形成良好的激励影响。还可创建经营管理质量保障体制。领导决策层应明确质量保障管理指导工作思想，提升医院全员质量管理意识，优化医院内部经营管理综合系统，进而促进其实现优质、健全的持续发展。

总之，依据医院经济特点，我们只有制定科学有效的应对策略，方能提升医院发展经营水平，创设综合效益，优化医疗服务环境，提升核心竞争力，实现现代医院又好又快的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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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速公路；客运企业集团组建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以及经济发展对公路运输的需求，促使我国公路快速地向高等级化发展。根据我国高速公路客运的特点，提高经营管理效益既是运输行业发展的要求，又是充分发挥高速公路效用的重要方面。因此高速公路客运对车辆配置、驾驶员素质和运行组织管理等提出了更高、更严格的要求。

一、目前高速公路客运存在的主要问题

运力与运量失衡，运力资源浪费严重。由于人们对高速公路客运的特殊要求认识不足，对经营者的准入条件要求不足，运输行业管理部门对运力调控采取的手段不利，造成运力发展过快，大大超过运输需求，使客车使用高速公路的经济效益得不到充分地体现，运输的整体效益不佳。

集约化程度低。由于地方保护主义严重，加上人们对竞争的理解偏重于形式，把“准入”作为放开市场的控制条件，这就造成经营者分散、独立。而高速公路客运对车辆的档次、技术状况要求高，在短期内投入大，这对于一般的中小企业、个体运输业乃至国有大型公路运输企业都很难做到，也势必造成车辆档次、技术水平上不去，极易造成车辆时好时坏、班次时开时停的弊端，导致客运服务质量的下降，从而车辆的平均行驶速度和通行量都受到限制，高速公路所应有的优势得不到充分发挥。

客运组织秩序混乱，妨碍运输网络的形成。由于运输经营主体众多、分散，利益主体很难统一，不利于运输组织的统一调度，给高速公路客运的高效组织管理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另外，由于经营行为的不规范和不平等竞争，造成了对客源的垄断和对外来企业在本地区范围开展经营的限制，人为地将统一的客运系统进行分割，妨碍了运输网络的形成，无法体现出高速公路客运应有的品质、档次和效益。

造成上述问题的根本原因是目前高速公路客运企业离散的经营机制导致了高速公路客运经营主体过多、经营方式和利益主体分散。在高速公路客运中继续沿用这种经营模式，就难以发挥其高效、快速、便捷的运输效果，直接影响高速公路整体功能的发挥。

组建企业集团，实行集约化经营，促进高速公路客运的发展。要真正发挥高速公路客运安全、舒适、便捷、低耗的优势，实现以市场机制为主的资源配置，建立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企业经营优势，高速公路客运的营运组织是关键之一。高速公路客运线路长，要求网络化程度高，运行组织严密，目前按行政区划分散独立经营的企业和单车承包经营体制是难以适应的。高速公路营运组织只有彻底改革现有的经营机制，根据高速公路客运的特点和当前客运市场的现状，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打破区域界限，以产权关系为纽带，实现资产重组，组建和发展跨区域的大型高速公路客运企业集团，实行集约化经营，才能使高速公路客运真正成为高水平的旅客运输形式。

二、组建高速公路客运企业集团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1)组建集团是规范客运企业经营行为、形成统一一致的通讯系统的客观需要。对企业的规范经营，单靠行管部门是不够的，只有把主要的运输企业组织起来统一管理，才能建立并维护良好的市场秩序，规范企业的经营行为。另外，当今车载通讯、卫星定位跟踪系统已不是新东西了，为了车辆的运行安全、合理配载，必须加强高速公路客运的通讯能力。从运输单元体来说，实现通讯跟踪的现代化是不客观的，也是不可能的，只有通过规模化的集团公司，才有可能普遍实现。

(2)组建集团是培育高速公路客运新的经济增长点，实现公路客运产业更新的迫切需要。高速公路客运的迅速发展，使在城市之间开展大规模公路客运成为可能，老的公路客运企业或因投资能力不足、或因运输组织管理水平较低而无法在新一轮客运业发展中获利，迫切需要组建企业集团，使各企业的优质资产集中运行，在规模经营中增强企业的获利能力。这样，在搞活一大批小型公路客运企业集团的同时，使干线高速公路客运成为公路客运新的经济增长点。

(3)组建集团是打破地区分割、构建干线公路客运网络的需要。我国目前高速公路尚未联网，每一条高速公路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市场，企业集团通过资产纽带把公路客运枢纽和中心城市的客运企业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使过去在跨地区干线公路管理和经营中的地区分割行为，转变为企业集团在实现资产经营利润最大化目标下的企业整体性经营管理与组织行为，从而有效地解决多年来困扰交通管理部门和企业的地区分割现象，有利于全国干线公路运网络的形成，促进全国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公路运输市场的形成。

(4)组建集团是适应高速公路发展，发挥高速公路作用的迫切要求。由于高速公路的建设投资巨大，必须提高其使用效率和水平，才能发挥高速公路的优势。组建企业集团，由集团组织高效和规模经营的高速公路客运，是发挥高速公路投资效率的有效途径，也是发挥高速公路作用的迫切要求。

(5)组建集团是加快公路客运企业改革、增强企业活力、提高车辆使用效率的迫切要求。目前，公路客运企业因经营管理落后，企业负担较重等原因，市场竞争能力较差。建立企业集团，通过集团对客运老企业经营资产进行重新优化组合，将分散于现有企业的、单个实力较差的运输经营资产集中统一经营，获得规模经营效益，以增强企业改革信心与积极性，加快企业改革步伐，增强企业活力。同时，企业集团将大量运输车辆在跨省干线上统一调度经营，使班线分布更合理，班次安排更科学，运力投入的计划性更强，将有效提高车辆的使用效率。

(6)组建集团是抗衡外资参与高速公路营运竞争的需要。我国高速公路客运发展的良好市场前景已为许多国外大企业和大财团看好，在国内公路运输企业资金缺乏、技术装备落后的情况下，他们纷纷投入资金和车辆与国内企业合资经营高速公路客运，对国内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构成威胁。因此，组建集团，以集团化优势加强国内企业的竞争能力，有利于抗衡外资参与高速公路客运的竞争。

总之，高速公路客运系统要实现高效率运作、高品质服务、达到高产出的目的，必须遵循“合理规划、额度控制、严审资质、集约经营”的原则，组建企业集团，走集约化经营的道路，这是保证高速公路客运市场秩序、发挥高速公路效用的重要条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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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合同市场内生社会化联合计划

一般地，人是有意识的动物，计划就是人类活动的本性。或者说，自发性必将向计划性发展，自发性只是人类意识和计划发展过程的一个环节。这意味着，从长远看，传统的自由竞争的商品经济－－它的盲目自发的市场调节－－是一种短暂的现象，具有过渡性质。总的来看，人的活动，包括经济活动是有目的的，计划性是其基本特征。如果从这一角度来分析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我们将得到新的启发。例如，我们就会发现，自发调节的商品市场经济（经典的市场经济）在人类历史上原来是很短暂的现象，它不过是从自然经济向社会化计划经济发展的中介或过程。商品市场关系的确与私有制有着内在联系，因此，随着现代市场经济向社会联合计划经济的转变，私有制和商品价值关系也日益解体，出现了一种超越商品经济的“订货经济”。等等。

一、市场既是经济调节机制，也是一种基本的制度形式

过去，人们是将计划看作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而市场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现在，人们普遍同意计划和市场不具有经济制度的含义即两者都是经济调节手段的看法。但我仍然认为，这个问题并未就此简单地解决了。一般来说，计划指主体的有意识的控制，而市场是一种自发调节，反映了有关主体的不自觉状态。从这一点来看，在有限范围内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也是一种计划经济。但是，原始社会的自然经济中的计划和奴隶、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中的计划其实是有重大区别的。因为，前者的计划是直接地反映了所有人的共同意志和行动，而后者的计划实际上只反映了少数统治者的意志和行动。另外，自然经济中的计划控制的范围和程度都是非常有限的，我们并不把它看作是一种计划经济，通常所说的计划经济是指现代国家的计划控制。尽管如此，我们也不难发现，至今的国家计划仍然还只是少数人的意志的直接体现，虽说大多数普通市场主体的意见也可以供少数人作决策时参考，但决策者可以采用也可以不采用，主动权在少数人手里，广大市场主体决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完整的计划决策者。这就是说，与原始社会相类似的能够直接体现所有人的共同意志的计划还没有出现过。这也意味着，国家计划经济中包含着一种人与人之间的直接依附关系。所以，我认为，传统国家计划是封建关系的现代形式，即使是国有制基础上的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如果它在社会生活中直接居统治地位，也难免演变成一种封建性的“特权所有制”（孙冶方语）和“计划统治”。

以卖为目的的商品生产，虽然每个生产者是自主决策的，但在生产者不能把握产品能否卖出去的情况下，就只能听凭客观经济规律的摆布，即由市场调节。在这里，人与人的关系以物为中介，直接依附关系不存在了，政治与经济分离了，人在形式上自由了，市场无疑反映了是一种自由平等的经济关系形式。从这一角度看，市场是有利于人的自由发展的一种经济制度形式。

由此观之，经典的计划经济和经典的市场经济所反映的生产关系性质和类型是不一样的，前者是自上而下的调节方式，也决定了一种直接的依附关系，则后者是自下而上的调节方式，也决定了一种平等的自由联合关系，计划与市场具有经济制度的含义。

但是，计划和市场本身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有一个发展过程。从历史发生学上看，分工－商品生产－私有制是一个有着内在联系的互动链条。马克思认为，分工是商品生产产生的原因，而商品生产的发展又极大地促进了分工的发展，从而使原始共同体日益解体，私有制得以产生和发展，最终则是以机器大生产为基础的社会大分工和彻底的、纯粹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和自由市场经济的出现。从这一点看，如果我们不是表面地、错误地将私有制看作仅仅是人对物的占有关系，而是将它的本质看作是复杂的生产关系体系的话，那么，就应该看到传统商品市场与私有制、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确是有内在联系的，更具体地说，私有制是商品经济的基础，商品市场经济是私有制经济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是私有制经济关系的发达体系。

可以这样认为，从一般的意义上来看，市场意味着某种平等关系的建立，而从具体的意义上来看，作为经典市场经济的传统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它本质上所包含的是资本所有者之间的平等合作关系。（资本在市场中追逐获得平均利润，而资产阶级的国家则维护着这种私有制——资本的共同利益）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要求在所有的劳动者（他们同时也是所有者）之间建立平等协作关系。由此看来，市场作为一种基本的经济调节机制，同时也是一种比所有制更为基本的制度形式，它反映了一种形式上的自由平等关系。我们不难看到，现代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已超越了经典的市场经济。如现代市场经济中，企业按合同组织生产，各行各业的主要垄断者发展了新型的资本联合关系，实际上从市场中已内生出一种新型的“社会化联合计划”［1］，从市场角度看，这也可看成是一种新型的市场经济，它更大程度上适应了“生产社会化”的要求，抵御了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巨大破坏作用，为生产力和人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新的条件。二、现代市场的社会化计划性突出表现为订货系统日益发达

二战以来，资本主义世界再未出现大的危机，我认为一个重要原因是出现了超越传统商品市场调节的新型计划控制的结果，这种新型计划是以众多企业的自主联合决策为基础的，我称之为“社会联合计划”。我们知道，经典的商品生产中，一般是在优势资源的基础上组织生产经营活动，形成产品优势并在竞争中获胜，是资源导向型。早期阶段基本上是卖方市场，生产出来的产品要卖出去还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商品的日益丰富，卖方市场逐渐向买方市场转移，生产出来的产品卖不出去的风险就日益增加了，于是，资源导向型的经典商品生产出现了危机。最终，危机迫使厂商改变生产经营策略，一开始就将需求和市场放到战略高度来考虑，生产程序变成了先“跑市场”，签订各种合同，再根据市场和订货情况组织生产经营和决定进一步的新选项目、投资和资源开发活动。所以，现代市场经济是市场导向的。例如，宝钢的生产计划95%以上都有合同和销售方向，而且生产组织的节奏由过去的半年一次订货、按季度考核合同，缩短为双月订货，按月组织生产，更能适应市场的变化。这种变化可称之为经济合同化[2]。

与此相反的例子是，2000年“五一”节都放长假，促进“假日经济”，扩大内需。一开始，全国各大旅游点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火爆场面，忙煞苦煞也乐煞。而“国庆”节也放长假，各旅行和旅游景区作好了接待的充分准备，却出现了人丁稀少，又急煞了旅行社和景区。原因是人们的预期国庆节也火爆，许多人不堪忍受拥挤的旅行之苦，放弃了凑热闹赶假期旅游的计划。这也说明企业缺乏市场调研凭主观经验决策的不可靠，是不适应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的。不得已，国家旅游局决定出面搞一个信息预报系统。同时坦言，这只是一个权宜之计。最终来说，还得靠企业自己把工作做到家。

在发达国家，企业往往有很完善的服务，如某一位游客什么时间，什么路线，乘哪一次车转哪一次车，在哪里住，逗留多久，甚至住哪一间房和在坐哪一个座吃饭等等一些细节，都是预订好了的，这样客人能得到周到和方便的服务。因此，服务产品也具有“订货生产”的形式了。

再如期货市场、期权市场的发展。一般认为，期货交易并不涉及到实际货物的所有权转让，而是转让与这种所有权有关的价格变化的风险。它被看成是期货交易的主要功能。但我认为，期货交易远不只是转移风险，而且降低风险。因为标准化合同的交易过程也是参加交易的众多厂商在共同修改和调整它们的生产经营计划及它们的复杂关系的过程，而国民经济计划也在它们相互之间的复杂关系的调整过程中相应地得到合理的修改和调整。表面上看，宏观计划的这种调整过程是自发的、盲目的，但又是在共同决策，在进行模拟计算，则具有事先的预见性，从而大大降低了整个经济运行的风险。如果限制投机者的参与，期货交易降低风险的作用就更加突出。对于个别厂商来说，在商品价格变动时做套期保值交易（对冲交易），平衡价格偏差和转移价格风险。生产者能通过期货市场稳定其原材料的来源和价格。而就国民经济整体来说，在期货市场交易中，所有的交易价格都是由买卖双方公开竞价来决定的，而且所有交易者皆有同等机会在其现有的供给或需求的情况下，以其认为最适当的价格来成交。因此期货交易反映出许多买卖双方对目前、三个月或一年，甚至一年以后的供求关系和价格走势的综合观点，也反映了一种真正社会化的计划调节过程。从世界范围内期货市场发展的实际情况看，利用期货市场作套期保值的生产者的收入比不这样做的人更稳定。他们既不获得最高利润，也不获得最低利润。期货市场为其提供了稳定的收入，而且使他们能减少销售成本而取得市场竞争优势。从宏观上看，则是整个经济体系更加有序和平稳，有利于避免破坏性的严重经济波动和危机。

三、企业成为社会化计划的基本主体与合同市场

从经济计划本身来看，它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呢？原来，国民经济计划，即所谓总量平衡、比例、结构、协调发展等等内容，并不是一种独立于劳动者和企业的存在物，而是存在于众多劳动者和企业相互之间复杂的联系总和之中，而一当他或他们进行相互谈判、协商并联合作出决策并以合同的形式将其合作关系正式确定下来之后，整个国民经济的计划也就相应落实下来了。而这样的计划，显然能更快、更全面和更真实地收集到各种经济信息，作出的联合计划也更能兼顾各方面的具体情况和特殊利益，并且也更能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及时修改的联合计划。这意味着，在经济合同化的发展中，众多的企业日益成了经济计划的主体，而且，市场本身（一切经济主体互为市场，这是大市场；而作为专门场所的市场则可称之为小市场）日益成了众多企业通过相互谈判、协调、签订和修改合同的场所，在这里，期货市场则可看作是企业相互交换合同从而调整经济计划的场所、体制。由此可见，现代市场经济已发展成为一种以众多企业的自主决策为基础的、通过面向市场的经济合同来实现的新型社会联合计划。

显然，经济合同化的程度也就是生产直接社会化的程度，也是经济计划化的程度，我们应该转变“计划观”。传统的计划观是以传统的国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的唯一主体是国家，计划的方式和过程是由国家计划部门收集各种经济信息进行处理后再自上而下作出统一安排。这种计划体系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经济结构比较简单的历史条件下，应该说不至于出现严重问题，在一定时期，甚至它能集中调度有限的宝贵资源而发挥出最佳效率。但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及经济结构的多样化和复杂化，其弊端就日益暴露出来了。因为这种统一计划难以很好兼顾、协调不同劳动者和不同企业之间方方面面的具体情况、特殊要求和利益，国家计划就难免逐渐变成脱离复杂多样的客观经济联系的主观命令。实施“抓大放小”战略后，国家直接干预企业的领域很有限。在这种情况下，真要搞好国民经济计划，就不能单靠国家，还要依靠广大的劳动者和企业。因此，传统的计划观和计划方式就不适应了，而要树立新的计划观和采用新的计划方式，这种新的计划观以劳动者（联合劳动者）和企业（劳动者最基本的自主联合体形式）为重要的计划主体，把劳动者、企业相互之间直接的协商、谈判和合作看作制定计划的过程，把他们或它们相互之间签订的合同的总和看作计划的基本形式和计划的落实，而把交换合同的期货市场等看作是社会计划的调整过程与机制。特别是，当我们最终确立以非国有化的公有制形式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主体时[3]，也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以社会化企业为主体的计划观。

为方便广大劳动者和企业作为联合主体共同制定联合计划，就必须为他们直接面对面进行协商、谈判、签订合同和制定各自开放性的企业计划创造条件。我认为，一是要大力发展互联网，从长远来看，这上点是极为重要的，是经济信息化的必然；二是设置专门场所，全面建立一种合同市场[4]——众多经济主体（主要是企业）共同制定社会联合计划的市场体系。近年层出不穷的各种形式的“洽谈会”、“博览会”和所谓“文化艺术搭台、经贸唱戏”的这节那节”，均可看作是合同市场的初级形态或雏形，相当于合同“集市”，大多存在着自然自发性，位置不固定，开放时间短和周期长（大多一年一次，只有短短几天）等局限性，远远不能适应越来越多的企业相互选择和优选直接发展合作关系的需要。因此，今后国家要进行干预和加强管理，不仅要统一规划和布局，好好选育一些条件好的“会”、“节”开辟为位置固定、长期开放的合同市场；而且，要尽快建成包括不同等级层次和不同专业分工特点的合同市场体系，为计划转型提供条件。同时，国家对企业等经济主体所签订的合同可以进行规范管理，例如，可硬性要求企业有占多大比例的产供销等方面的合同才允许组织重大项目的投资开发和产品的生产经营活动，否则，可责令暂停生产经营或转产等。在此，国家的直接干预是明确的和具有可操作性的，依据是企业所签订的合同是否达标。当然，不同部门、行业和生产的特点的企业，应区别对待，制定不同的标准。

如果这种合同市场是一种合同生产市场的话，那么期货、期权市场可看作合同交易市场。

我们创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只有清醒地认识到现代市场经济正向社会联合的新型计划经济发展的本质和趋向，才能自觉地建立以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体系或以市场联合计划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新型计划经济体系。我认为，这种联合计划是国民经济计划的主体和基础，其中，大公司对市场的控制是一个核心，抓起来的国有企业那一块，则基本上仍可在传统计划系统范围内操作，它将是计划的次要部分。在上面三个层次的基础上，有国家的宏观调控计划，它是真正全局性的战略计划。实际上，大量的中小企业、垄断性大企业、国有企业和国家四类主体是各有其活动范围和适应范围，各司其职，则较好的维护国民经济的良好运行。四、社会化计划经济（订货市场经济）中的文品生产、价值淡化和企业市场化

由于现代市场经济中社会化联合计划的发展，人与人之间直接协作关系也就得到发展，于是，反映人与人之间间接协作关系的传统商品价值关系也必然出现消解的趋势和因素，新的生产关系则日益发展起来，不过它不是传统计划经济中的那种产品生产，也不是传统市场经济中的那种经济商品。

在这种订货生产形式中，价值形式或价格的经典含义发生了变化，越来越只具有计量各种直接劳动的作用和性质，特别是日益重要的创造性劳动，由于它不存在所谓“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但对其贡献仍需用价值或价格来衡量，这实际上是一种预期价值［5］。企业活动不仅是一种产品的交易，也是一种文化交流、传播和知识创新活动（内生增长理论更强调这一点），表达出人的感情、企业的商誉和创新能力，因此，经典的商品就被包装和提升为一种“文化品”，商品生产也就转化为“文品生产”。文品生产是按合同订货来组织生产的，形成一种具有社会化计划性质的订货市场经济。

在这种生产形式中，价格不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甚至也不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相反，各种非价格因素，特别是相互合作关系－－合作时间的长短、合作的规模和程度以及信誉－－等等因素，日益产生重要的影响。价格是可协商的合作价格，企业通过相互谈判分享合作带来的好处。特别是对于那些大公司来说，对市场的控制是最重要的，它们对市场价格起着领导和示范作用，获得比较稳定的和较高的收益，这有利于它们保持较高的投入和技术进步，也有利于市场的稳定，并有利于保证其他中小企业从可能爆发的恶性价格竞争中摆脱出来。

在此，我们也不难发现，与商品生产相比，“文品生产”不只是内涵上的变化，也是社会关系性质上的变化。这就是传统价值关系的淡化。不少论者对“劳动价值论”表示怀疑，有的提出“生产要素价值论”、“效应价值论”，或者将生产劳动推广为所谓“社会劳动价值论”，以之补充、修正甚至替代劳动价值论。在我看来，这些观点并无新意，多是重弹历史老调。其错误在于，它不知道商品价值关系是一种历史关系，也看不到现代市场经济中商品价值关系已经淡化、趋向解体的事实，而是企图将其永恒化。相应地，也就不知道劳动价值论（实际上是重复劳动价值论）本来是一种历史理论这一根本性质。所以，我认为，正确的说法是，劳动价值论所反映的客观关系是一种历史关系，在这种关系趋向解体的现代经济条件下，反映这种关系的劳动价值论也趋向于完成它的历史使命。但这并不能否定作为一种历史理论的劳动价值论本身是科学的、正确的，存在什么理论局限性，也就不需要作什么重大的补充或修正。正如关于原始社会的理论一样，原始社会已经进化到更高级的社会形式，已经不存在了，但不能因此就认为有关原始社会的理论存在局限性、是错误的，而只能说它是一种反映历史存在的历史理论（当然，对原始社会的认识可以深化，会有改变，这是另一个问题）。

许多人在批判市场经济、市场调节的缺陷时，其实也是针对传统商品市场及其“事后调节”的；而看不到现代市场经济中“经济合同化”及与其相联系的“事先调节”的事实。这种情况反映了理论研究的落后性。

我们还应该注意到，现代市场经济中社会化联合计划因素的增长又反过来促进了现代企业组织结构发生新的变革，这就是“企业的市场化”。如西方新出现的所谓“企业重组”。企业重组将过去那种建立在部门职能分工基础上的等级化组织结构日重构成以任务作业流程为基础的灵活性更强的扁平化网络结构。在这种新的企业组织结构中，任何部门、单元甚至劳动者个人均可直接参与市场合作，签订合同，根据合同组织项目小组（组织者成为“项目经理”），联合企业内外有关部门和人员，负责与该项目有关的一切生产经营活动。这意味着企业内部通过相互协商、谈判和进行相应的“经济核算”来实现协作的可能性和机会增加了，有的企业甚至在企业内部设置自己的劳动力市场、物资采购市场、信息技术市场，企业也市场化了，或者说企业管理出现了模拟市场运作的管理模式。如邯钢，实行“模拟市场价格、成本否决”的管理改革，即意味着在车间、工段、班组甚至在劳动者个人之间进行市场化的等量劳动相交换关系的核算，也反映出类似的变化趋势。

一方面是市场联合化、计划化，另方面是企业内部关系灵活化、市场化，企业和市场的界限也就相对化、淡化了，这正是现代企业和现代市场发展的特征，也是社会化的公有化和联合计划的共同演进过程的反映。

总之，随着现代市场经济中直接合作关系、经济合同化及事先调节因素等等的增长，一方面，我们应该认识到价值规律作用的变化和合理限度，不要把利用价值形式或价格来对种种特殊劳动及其所创造的使用价值的质与量的评价和计量绝对市场价值化，从而正确对待一切有益劳动和劳动者，特别是不断发展且日益重要的非直接生产劳动（科学劳动、教育劳动和社会管理劳动等）。另方面，还应认识到价格、完全的自由价格并不存在，价格形成日益具有联合计划价格（基于预期价值）的性质，具有“预期均衡”的性质。

注释：

1朱正国：市场经济——计划化商品经济阶段，亚太经济时报1996年8月6日；

2同上：应建立社会主义“合同市场”，广西教育学院学报1996（3）；

3同上：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新论，南方经济，1996（10）；另见：产权结构重心转移和社会主义劳动股，学术研究，199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