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经济政策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金融经济政策，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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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低碳经济;碳金融;对策

中图分类号:F12文献标识码:A

一、问题的提出

由二氧化碳的过度排放而带来的全球气候变暖问题,已经成为大部分国家都认同的世界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发展低碳经济实现节能减排势在必行。在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中国提出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的减排目标,更是说明发展低碳经济是中国今后必须要走的道路。

所谓低碳经济,是指一种以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为基础的经济模式,是人类社会继工业革命、信息革命之后的第五波革命浪潮。实质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创建清洁能源结构,核心是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发展观的转变。而以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基础的金融手段是现阶段发展低碳经济最为有效的途径,所以说对于低碳经济的金融支持研究有着不可磨灭的现实意义。赤道原则就是国际上金融机构支持低碳经济的一个很好的表现。2003年6月4日,欧美10家国际性大银行宣布采纳赤道原则。截至2009年6月,全球共有69家金融机构采纳了赤道原则。金融要在发展低碳经济的过程中发挥作用,金融本身需要新的发展。在此过程中出现了“绿色金融”、“碳金融”等新的概念。金融业要支持低碳经济,发展“绿色金融”、“碳金融”是必经之路。

二、金融支持低碳经济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中国的碳金融更多是依托清洁发展机制(CDM)进行的金融活动。截至2008年2月,中国CDM项目获得联合国CDM项目执行理事会签发的核证减排信用(CERs)达到36万吨,占联合国目前核定CERs总量的31.33%,首次超过印度成为最大的CDM碳交易量国家。如果按照每吨10美元交易,交易额将达到3.6亿美元,这一方面取得了较大的成果。

国外投资银行和从事碳交易的风险投资基金已经进入中国,对具有碳交易潜力的节能减排项目进行投融资,如成立于2007年3月的沛雅霓资本公司,旨在投资中国碳排放交易市场,盖茨基金是创始合伙人之一。另外,汇丰银行、英国益可环境集团、瑞典碳资产管理公司、气候变化资本集团(CCC)都已在中国开展节能减排投融资业务。

2006年我国“十一五”规划明确提出,到2010年单位GDP能源消耗比2005年降低20%,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要减少10%。2007年6月中国国务院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2007年7月国家环保总局、人民银行、银监会联合《关于落实环境保护政策法规防范信贷风险的意见》,目的是通过绿色信贷逐步推行绿色经济政策和环境经济制度。2008年中国发表《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白皮书,系统介绍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工作和取得的成就。

在这些政策的促进下,国内的金融机构也纷纷涉足碳金融市场。民生银行是国内在碳金融方面走得比较靠前的银行,它将节能贷款与碳金融结合,创新推出以CDM机制项下的CERs作为贷款还款来源之一的节能减排融资模式。兴业银行则引入能效融资这一新的金融产品。能效融资是兴业银行与国际金融公司(IFC)合作的气候变化类融资产品,是专门为有关节能、洁净资源和减排项目提供资金支持的。兴业银行还是首家加入“赤道原则”的中资银行,这是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举动。2008年农业银行出台了水泥等8个“两高一剩”行业和国家提示风险行业的信贷政策,考虑环保因素否决贷款项目167个,支持“节能减排”项目金额711亿元。

自2008年底至2009年9月末,我国主要商业银行钢铁、电解铝、平板玻璃等高耗能产业贷款增速分别为13%、19%、-45%,均大大低于同期31%的贷款平均增速,低碳信贷结构调整成效明显。而截至2009年6月末,北京银行绿色信贷余额已突破40亿元。与国际金融公司合作中国节能减排融资项目贷款已累计发放1.33亿元。

尽管中国在金融领域中已经作出了一些成果,但是离低碳经济的要求还有一段距离。金融支持方面做得还不够,面临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第一,碳金融的衍生产品和服务单一,创新不足。我国低碳经济的金融支持目前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碳金融衍生品单一。随着碳金融市场的形成,金融机构需要开发出更多有关的金融衍生品来满足市场的需要。目前,国内仅有民生银行和兴业银行在贷款方面先行一步,中国银行和深圳发展银行发行与碳金融排放交易的理财产品,碳金融衍生品创新滞后;其次还有金融机构在碳金融方面的服务也缺乏多样化。我国银行和其他商业性金融机构对企业低碳化生产的金融服务不足。金融服务单一,仅仅在信贷方面有所发展。国外的风险投资基金已经注意到中国碳金融市场的潜力,而中国本土的金融机构却迟迟没有行动,浪费了机会。

第二,缺乏碳减排交易市场定价权。我国虽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碳资源市场,但是在碳减排交易市场上却没有定价权,是处于全球碳交易产业链的低端。例如,CERs在中国收购价格为4～5欧元/吨,而在欧洲市场上在8～10欧元/吨,在欧美交易所被包装成CERs期货合约,价格就变为15～17欧元/吨。碳交易规则的制定被牢牢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碳排放关系着中国整个低碳经济的构建,如果无法掌握碳交易市场的定价权,中国经济将会受制于人,中国在碳交易领域就将面临着与其他低端产业同样的命运,为发达国家加工制造商品只能获得极低的利润,而发达国家却占据着产业链的高端位置,赚取高额利润。欧盟、美国等国家由于自身国家实力的强盛,以及在各个领域的领先,构建高端市场――碳交易所,掌握着碳减排交易市场的定价权。

第三,金融机构对碳金融的认识尚未到位。碳金融是随着国际碳交易市场的兴起进入我国的,对我国很多金融机构还是一个新兴的事物。所以很多的金融机构对其认识尚未到位,没有意识到其能带来的巨大收益,甚至有的金融机构对碳资源的价值都没有正确的认识。即使有的金融机构察觉到碳金融的价值,但是由于对其操作的模式、交易的规则和业务流程不熟悉,也只能放弃。目前,国内只有少数的银行关注碳金融,发行了一些相关的金融产品,其他的金融机构鲜有涉及。

第四,国内温室气体排放交易市场化不足。虽然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碳指标出售国,但是中国国内的温室气体排放的交易却并不活跃,交易的主动权仍然在国外的交易平台。并且,我国现在是通过CDM来参与国际的温室气体排放交易市场,在市场中只是纯粹的买方,而中国要想实现自己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中提出的减排目标,仅仅依靠目前在CDM项目上的成绩是不可能的,所以探索发展碳排放配额交易市场势在必行。目前,我国虽然已经成立了北京环境交易所、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天津排放权交易所等市场化减排平台,但是并没有形成一个广泛统一的市场,只是出于探索初期,故对于实现市场化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

三、金融支持低碳经济的政策建议

从目前金融支持低碳经济面临的问题来看,政府和金融机构都必须要做出行动才能解决。政策体系的完善是首要任务,金融机构自身也要增强支持经济的动力,创新产品与服务。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构建高效的碳金融市场,增强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话语权。故鉴于此,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完善支持碳金融的政策体系。对于我国来说,应当通过立法形式确定节能减排的约束性指标,并逐级分解到地方和重点企业,确立完善的监测和考核体系。确立财政支持政策,制定有关环境风险等级的评定标准,建立“绿色信贷”目录指引为银行的相关业务的发展服务,并且设立项目的环保标准来规范项目的实施。学习国外支持碳金融发展的相互配套、严密完善的政策体系,建立完善的气候变化数据库,健全碳交易监管和法律政策,提高我国在国际碳交易中的地位,为碳金融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地方政府要着眼于大局,给予碳金融的发展以政策的鼓励和支持。建议利用赤道原则来作为银行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基准。执行赤道原则需要自主制定环保原则的能力以及相应的独立执行的能力,这些能力则是建立在银行内部相关机构设置和人员配置的基础上。国家要制定政策促进银行加强内部机构设置和人员配置,提升其能力以便更好地执行赤道原则。

第二,加强碳金融衍生产品创新和服务多样化。要实施对低碳经济的金融支持,就必须加强碳金融衍生产品的创新。首先,学习外国的成功经验。例如,荷兰银行首先设计气候指数和水资源指数,然后推出收益与其挂钩的气候理财产品和水资源理财产品。其次,积极探索发展与碳排放权挂钩的理财产品。例如,商业银行可以推出挂钩低碳消耗的基金,开展碳权的质押融资贷款等等;保险公司可以推出有关碳排放的保险。最后,发展碳信托类产品。其设计理念是为那些具有环保意识和碳金融知识的企业设立碳信托投资基金,将这笔资金投资于具有CDM开发潜力的项目中,通过这些项目的开发获得相应的CERs指标。而通过发展碳指标交易、碳期权期货来完善碳金融的服务。同时,金融机构还可以为企业提供投融资咨询、担保、信托、租赁服务。中国农业银行推行的清洁发展机制融资顾问业务就是一次有益的尝试。总之,金融机构自身必须要做到创新机制灵活,提高创新能力,创造出适合中国国情的新型碳金融产品和服务,促进低碳经济蓬勃发展。

第三,掌握碳排放交易市场的定价权。全球已经形成以碳交易为主的市场体系,掌握碳交易价格定价权是争夺话语权的关键。2009年国家发改委为CERs制定了最低交易价格8欧元/吨,试图打破中国CER贱卖的困局,但是这是不够的。若要掌握碳交易市场的定价权,就必须加快碳金融的建设。中国的碳金融建设还处于初级阶段,政策、法律、设施、人才等各方面都比发达国家落后。只有国家积极扶持,金融机构积极进取,才能赶上发达国家。而要改变目前在碳交易产业链中的低端地位,就要建立自己的碳金融市场,与发达国家一起在碳交易二级市场上争夺。碳交易的定价权与碳交易是以哪种货币结算有重要作用,所以实现人民币的国际化,使其成为碳交易的结算货币是必需的。

第四,提高金融机构对碳金融的认识。碳金融是一个潜在的巨大市场,为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提供了巨大的商机。要提高金融机构对碳金融的认识:首先,要使得金融机构能够认识到“碳金融”的价值,意识到如果做好与其有关的业务,能得到多大的回报。只有先意识到这点,金融机构才有动力发展碳金融业务;其次,金融机构要了解到碳金融市场的操作模式,以及项目是怎样开发和运行的。只有了解了规则,金融机构才能正确地开展业务,不会盲目发展;最后,金融机构需认识目前碳金融需要哪些产品和服务,迅速确立自己的市场定位。例如,商业银行可以发展中介服务。中国目前作为碳排放权的出售方,与国外机构的谈判往往处于劣势地位,因此需要对项目比较了解的中介服务。商业银行可以发展这方面的业务,增加收益。

第五,建立统一的温室气体排放限额交易市场。中国要想实现通过市场化来支持低碳经济的发展,就必须建立一个可供国内企业之间进行交易的市场。世界最著名的碳交易市场是欧盟排放交易体系、英国排放交易体系、美国芝加哥气候交易所和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的温室气体减排体系,这些交易市场为我国提供了很好的经验。我们通过吸收西方国家的发展经验,建立和完善自己的多层次的温室气体排放限额交易市场。我们可以对于北京环境交易所、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天津排放权交易所进行重点建设,使之逐步发展为国际性的碳交易市场。

四、结束语

在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后,在面临着全球变暖这一世界问题前,对于低碳经济的发展已是刻不容缓。而金融的支持是必不可少的。通过金融支持,促使私人部门主动提高对能源的利用率和使用更加清洁的技术来生产,加大对于发展低碳生产模式的投资,促使中国实现低碳经济这一可持续发展之路。中国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提出的减排目标,对我们现在的经济结构来说是有困难的,但是此时金融就更应该要先一步做出改变来支持中国低碳经济的发展。碳金融的兴起为中国提供了千载难逢,中国的金融业一定要做出相应的调整,适应国内外的变化,争取在未来世界的碳金融体系中拥有更大的话语权。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经济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1]吴晓青.关于中国发展低碳经济的若干建议[J].环境保护,2008.5.

[2]任卫峰.低碳经济与环境金融创新[J].上海经济研究,20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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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金融危机；宏观经济；政策反思

中图分类号　F83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5801(2009)04-0053-05

金融危机的范围之广、速度之快、对全球经济冲击之深、其走势之不确定都堪称百年不遇。我国经济所受到的外部冲击也超过了半个世纪以来的任何一次经济危机。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以正确的视角审视危机、以科学的方法应对危机并认真总结危机应对的政策效果，是摆在每位经济工作者面前的重要任务。

一、经济稳定向好，但反转未至

目前各国经济发展有好有坏，有的从危机中恢复得快一些，有的恢复得慢一些，有的刚渡过一个危机又滑入另一个危机，总的来看，全球经济形势依然严峻。相比全球经济疲软，我国经济在政策刺激下显示出一些好的迹象。但考虑到我国经济经过多年的开放发展，已经积累了一些市场经济的弊端，即便没有金融危机冲击也要进行自我调整。断言我国经济已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并迅速反转，为时尚早。

首先。我国经济关键指标离健康还很远。到2009年5月份我国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下降25.9％，已经连续7个月下滑，现10年来最大跌幅。出口在GDP中所占比重从2008年的32％降为2009年第1季度的25％，出口对GDP增速贡献率为负。我国目前外需不足而内需又历来较弱，投资拉动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当前政府主导型的投资能量虽已得到部分释放，但民间投资仍然不足，公共支出对私人投资带动效应不明显。如浙江省1―4月全省限额以上国有控股投资同比增长30.9％。而民间投资仅增长7.9％，社会投资未明显启动。虽然消费占GDP比重从2008年的36％骤升到2009年第1季度的45％，但在缺乏社会保障、房价高企、居民预防性储蓄较高、社会失业加重的情况下，被动式增长的消费缺乏拉动经济持久增长的底气。与此同时，我国工业生产在低点徘徊。发电量和工业增加值指标并不乐观。而反映经济活跃程度的物流指标2009年第1季度同比、环比增幅均为负值，即便剔除2008年同期雪灾因素后，同比降幅仍达30％，公路、铁路、水运下降尤为明显。

其次，我国经济运行中的新问题已经出现。在财政大量投资和信贷巨量投放的推动下，虽然国民经济的部分领域出现好转，但我国已经面临通货膨胀压力。虽然CPI指数同比连续4个月为负，但2008年我国处在明显通胀期，考虑到翘尾因素，目前相对2007年已经是通胀了，预计下半年CPI指数也会揭示出明显通胀。与此同时，随着财政收入下滑和财政支出增加，我国的财政压力也相应增大。

短期来看，我国部分经济领域，如金融、钢铁、建材、水泥和房地产等似乎已经明显复苏，但短期复苏是否有利于国民经济的长远发展和实质性复苏仍待斟酌。应当看到，为迎接下一个经济增长周期做好坚实准备，理顺阻碍发展的体制机制，优化失衡的国内外经济结构才是最为关键的。

二、当前宏观经济政策反思

我国经济的根本问题是经济结构失衡，当前的首要任务是确保经济发展、解决就业困难和维护社会稳定。如何既能确保就业，又不继续加深结构失衡，实现“近期保增长、远期调结构”的总体经济政策目标，需要有一个政策衔接机制。目前的经济刺激计划尚未着力于对这种内在衔接机制的深度考量，地方重复建设问题、就业问题开始露头。应当看到，宏观经济政策的支点是保就业、保企业，而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保GDP增长率，更非单纯的大兴土木。

(一)货币政策反思――增强预见性、科学性和配套性

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和充分就业作为货币政策的三大目标，内在矛盾一直存在。在金融市场发展不健全的背景下，货币政策必须保持稳定性，而非短期的相机抉择，要在因地制宜的基础上增强货币政策的预见性、科学性和配套性。

在2006-2008年紧缩的货币政策周期。2007年连续6次上调存贷款利率，2008年上半年连续5次上调存贷款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同期美国次贷危机却愈演愈烈，“两房”被美国政府接管，其金融机构已经浮现流动性危机。但人民银行仍向外界坚称紧缩的货币政策不动摇，实施严格的信贷规模管理，过紧的信贷政策加剧了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融资困难。

雷曼兄弟破产倒闭之后，人民银行才重启新一轮的宽松货币政策，4个月内存款准备金下调了4次、存贷款利率下调了5次。这种集中而猛烈的货币政策调整引起信贷投放大增，助推了经济的大起大落。今年以来，广义货币供应量(M2)已连续3个月增长超过25％，余额达到了54.82万亿元，信贷投放继续猛涨，仅第1季度信贷投放新增就达4.6万亿，达到2008年一年贷款新增量。按常理，企业受危机冲击，负债意愿会降低，而政府类项目由于2008年紧缩政策，新开工项目较少，社会实际资金需求应不足，无法承接如此规模的贷款。但2009年1―5月份信贷市场却硬生生接下了5.84万亿元的贷款，同比多增3.72万亿元，其中中长期贷款新增就占到了49％。市场的此种反常行为至少有两方面原因：一是货币政策的反复性导致了公众预期的错判，尤其是对通胀预期的提前到来，使部分企业和银行担心信贷宽松政策突变，提前把本该分数年投放的贷款一步到位；二是地方政府“保增长”压力很大，GDP考核模式没有根本改变，面对未来预期不明朗的经济形势，地方政府投资拉动意愿强烈，政府类融资平台不顾债务承载负荷，大量储备资金。这两种内在动因表明，在信贷政策扭曲下，市场的心理预期犹如惊弓之鸟。此外，信贷集中投放可能进一步加剧了资金配置的“马太效应”。商业银行为了避险竞相将贷款投向具有政府背景的客户，导致其信贷集中度畸高。带有“指标性”烙印的贷款一方面促使信贷资金于投向分布上出现分化，最需要资金的弱势产业和弱势企业资金获得并不容易；而另一方面，信贷增长在品种分布上也出现分化，商业银行在缺乏项目的情况下，为了完成贷款投放任务，放松对票据融资的审核，仅2009年前5个月，票据融资新增就达到1.69万亿元，占总贷款新增的29％。

我国货币政策尤其是信贷政策存在的上述问题平添了我们对远期可能蕴藏风险的担忧。一方面，信贷市场潜在风险加大，信贷集中投放会导致政府负债空间大幅收窄，其承担的高成本不利于可持续发展，而强行负债则会严重透支政府后期财力。另一方面，政策转向的潜在风险也在加大，银行与政府之间博弈的结果是信贷资金堆积于政府项目，造成信贷投放猛烈的假象，一旦引起通胀预期。央行不得不适度紧缩货币政策，则可能催生银行大量不良资产。这种风险预期又进一步固化

了信贷市场负债主体的“层级化”结构：政府类客户一大企业集团一中小企业一弱势客户，这不利于经济结构优化。

(二)财政政策反思――增强前瞻性和配套性，重视结构优化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二元经济”体，要解决好“三农”问题、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财政投资还非常不足。“扩内需、保增长”可以转变一下视角，从解决“二元经济”、优化经济结构开始，避免进一步加剧经济失衡，重点解决好财力分配与切人点问题，增强政策的前瞻性和配套性。

从中央地方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看，当前的民生投入仍然比重较低，欠账较多，有必要进一步加大支持。以制度变革推动发展。中央2009年财政预算与2008年各方面基本比例类似，增加较大的是为保灾区重建的农林水务支出。社会保障支出比例有所下调，医疗、卫生、社保等关切居民生活的财政支出增加总量1343亿元，其中713亿元是建设投资，而非体制性改革投资，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支出比例远低于美国、日本和印度等国。这表明我国财政投资中存在重建设投资、轻体制改革投资的问题，社会保障包袱没有真正得到解决，缺乏藏富于民的政策力度。我国的高储蓄率是基于低保障基础而产生的，这个储蓄本质上并非居民手中的现实消费能力，而是对未来教育、医疗、养老等的自我保险，具有社会发展的阶段性制度和结构特征。目前转变的方向就是以国家社会保障逐步替代这种居民自我保险，将预防性积蓄转化为真正的消费能力。

当前政府直接和隐性负债过高，财政风险较大，财政投融资管理体制改革仍较为滞后。从中央财政角度看，国有大型银行和央企的负债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政府隐性负债；从地方财政看，政府投融资平台的负债也大部分是政府隐性负债。有观点认为我国中央财政赤字率保持在国际警戒线以内(GDP的3％)，较西方国家不高，因此风险可控。但实际上，我国地方政府隐性负债较大，高财政赤字风险不容忽视。根据财政部测算，到2007年底，地方政府性债务达4万多亿元，其中直接债务占80％，担保性债务占20％，隐性债务则无法统计。如果我们仅以地方具有政府背景的投融资平台的负债来估测一下隐性负债，则这个数字于2009年第1季度就可达到两万亿，再加上高校和公路建设等贷款，那么地方政府性或准政府性负债更大，可占我国GDP的20％以上，这对经济的长远发展有很大的危险。

地方财政在“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的政策导向下，投资配套压力很大，难以完全承担起当前投资拉动政策的任务要求。根据中央检查组的检查，至2009年4月28日，第二批新增1300亿投资中，地方配套资金到位率仅30.7％，个别省份地方配套资金甚至不足10％。社会投资没有跟进、地方财政下降、政府收入减少是影响配套的三大原因。我国经济未来发展压力还很大，改革、发展以及结构性调整的任务还很重，金融危机下一步走向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财政政策运用上需要留有余地，避免因为短期大幅财政支出，反而加紧税收征收力度，打击企业经营动力，造成“涸泽而渔”的不利局面。要使有限的财政资源发挥出最大效果，在财政资金的使用上要更加精细化。改变粗放型投入，加强集约化管理，将财政政策预期与市场预期以及最后的政策效果紧密结合起来。在制定财政政策之前就要对政策效果和市场反应进行科学评估，测算重点受益领域和受益强度，政策执行一段时期后，要及时评估其效果是否与调控目标相一致，并作相应的阶段性调整。

(三)对外经济政策反思――引导外资、改善贸易结构、建立新国际经济循环

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我国外向型企业受到冲击，尤其是沿海地区的中小企业大量倒闭。我国参与进出口贸易的企业发生了结构上的变化，国有企业占全年进出口的比重大幅上升，相反外商投资企业则明显下滑。这表明我国长期以来以外资为主的对外加工贸易经济，在抵御外部冲击方面的能力较弱。

对此，首先要反思我国吸引外资的政策。招商引资到底要引什么?中国经济失衡的深层次原因是国际制造业向中国转移，造成国内产业布局加入到跨国公司的全球化轨道，影响自身产业升级与制度改革进程。如果采用GNP来衡量经济增长，剔除30％的外资企业贡献后，外贸依存度将会下降到40％左右，经济增长速度则会较GDP指标下降2个百分点，我国并没有那么快的发展速度。故从对外经济角度看，调节我国经济结构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要改变引入外商投资泛滥的政策，对外资有甄别有选择，限制或拒绝在战略行业和产能过剩领域的外商投资。

我国出口导向战略所施行的鼓励贸易顺差政策同样需要加以反思，贸易顺差真是越多越好么?我国贸易顺差不断扩大，并呈加速增长之势，2000-2007年期间年均增速达到40.62％，远远大于1994―2000年期间的28.31％的水平。我国贸易顺差的成因主要有三点：一是长期推行吸引外资、鼓励“三来一补”的加工贸易政策，使得生产性外资输入持续增加；二是廉价土地、劳动力、自然资源和地方性税收补贴政策，造成我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低价竞争战略，创造大量出口外汇；三是产能过剩和有效需求不足，贸易品生产相对过剩和公共品供给不足，国民储蓄超过国内投资，是导致大量贸易顺差的内生性动力。因此，当前鼓励出口的贸易政策如果继续推行，将使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国际分工地位难以发生根本改变，这无疑增加了产业模式改革转变的难度，会将劳动就业能力与国民财富增长始终维持在一个相对较低的发展水平，加剧了我国国际收支不平衡。

从对外经济运行的地理布局与产业循环看。当前的贸易政策存在不对等、不匹配与不可持续问题。简单讲，我国外贸出口40％以上面向西方发达消费国家。而对亚洲传统贸易区、新兴市场和贸易国家则主要表现为进口为主，平等双向循环贸易关系并没有建立，这与跨国公司全球化布局、产业结构内在特征和资源要素禀赋密切相关。解决此问题要从两方面人手：一是与资源国开展立体经贸往来。建立起生产国与资源国之间全方位的双向贸易内循环体系，加大工业制成品在资源国的消费；二是加强外向型企业管理，适度调整产业结构。加强对引入外资的战略管理，增加外资投资与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契合度，支持国内部分资源消耗型企业“走出去”，实现资源属地化发展。通过与战略经贸国之间货币互换等高端领域合作完善新的内循环体系。

三、一些政策建议

目前，中美两国的经济刺激计划已经显现出一定效果。美国银行业通过压力测试，金融市场伤口正在愈合，地产价格下滑趋势减缓，居民消费能力反弹；中国国内信贷资金充裕，投资力度较大，国内消费逐步发展，部分产业明显复苏，宏观经济指标回暖迹象日益增多。然而。我国的产能相对国内需求仍然过剩，若长期缺乏外需，而结构调整和欠账补缺又未能实现，国内经济就可能出现通货膨胀、不良贷款上

升、失业严重等诸多困难。

目前，我国尚处于发达国家“建设、产业、消费”发展路径的前半部分，即“建设”阶段的中后期和“产业”阶段的中期，“消费”仍处于初期阶段。立足当前国情，本文从财政支持、“走出去”战略、人民币国际化、金融服务体系和城市化5个方面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以期对充分实现“近期保增长、远期调结构”的总体经济政策目标有所助益。

第一，充分发挥财政政策的对冲作用，加大对社会保障体系的财政支持力度，激发民间投资和消费。目前，应通过以下渠道确保我国社会保障建设资金来源：一是通过政府直接投资加大社会保障方面的财政支出，对弱势群体适当倾斜；二是建立国有资本运行管理新体系，委托国资委和中央汇金进行国有资本(涵盖金融和实业)资产管理，收益优先分配给全国社保基金(改组成具有覆盖全民保障的投资管理机构)进行市场化运作，实现长期资源有效配置，根本上解决内需制约；三是把城市化进程中储备的土地分为经营性土地和保障性土地，后者专用于保障性住房建设，或将土地升值纳入地方社会保障体系中，以解决地方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

第二，大力推进“走出去”战略。对金融危机从被动防御到积极应对，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和资源贸易平衡的双重目标。首先，国家要做好海外投资的长远规划，建立海外能源、资源和战略产业的海外市场，企业间根据国家战略规划和自身业务目标建立起有效协调机制，借助行业协会作用，联合对外谈判，增强议价能力，避免恶性竞争。其次，政府、国企、民企应通过政府协议和企业并购的互动模式安排，形成紧密合作的运行机制。再次，企业应有系统性战略思路，明确发展目标，制定战略规划和应对策略。例如，中铝、五矿、华菱三家在澳洲铁矿市场的并购行动在酝酿前期没有通气，缺乏协作机制，给当地政府造成倾巢而出的印象。反而延缓了资源整合进程。

第三，金融危机对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提出了挑战。我国可以从人民币的边贸化、区域化和国际化逐步实现人民币的全球性计价、结算和储藏功能，扩大人民币的国际影响。2009年1季度末，我国外汇储备19537.41亿美元。黄金储备1054吨，人民币从1998年以来一直坚挺，在周边国家中树立了信心。这为人民币作为国际支付手段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我国区域经济的发展有力支撑了人民币的边贸化，人民币逐渐成为一些国家(如蒙古、越南、柬埔寨、老挝、俄罗斯)的交易结算货币。在部分亚洲国家(如柬埔寨)，人民币已经成为储备货币，在规模上成为世界第五大货币区。从当前实践看，货币互换和贷款换石油(或资源)是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有效举措，我国已经同阿根廷、白俄罗斯、韩国等6国签订了共6500亿元人民币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下一步应通过周边化、区域化、全球化的现实路径有序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在适当时机和适当范围内实现人民币自由兑换。逐步使人民币成为多边国际贸易与投资中的储备货币。

第四，进一步加快完善我国金融服务体系，重点解决好我国金融的两个失衡问题。一是解决金融系统内部结构的失衡，加快参与主体的市场化改革，鼓励不同金融市场平衡发展，政策性机构和商业性机构自主发挥作用。我国的金融体系与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密切相关，带有浓重的政府印迹，需要通过一系列有步骤改革，尤其是银行决策与运行的公司治理机制改革，实现市场化主体建设目标，避免重回行政管理老路。二是解决金融国内外发展的失衡，提升服务国际化的能力，支持我国“走出去”战略和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增强自信心和把握时机的能力。我国拥有世界瞩目的贸易量，但是对应的避险手段非常不足，缺乏积极有效的政策调控手段和金融市场工具，有必要通过制度创新实现本国金融体系的创新，参与全球金融治理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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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际金融危机；小型浅碟形经济体；GDP增长率；ECFA

一、引言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以下简称APEC）是由澳大利亚、美国、日本、韩国、新西兰和东盟6个国家和区域性组织于1989年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会议首届部长级会议的基础上成立的。1991年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以地区经济体名义加入APEC，以积极的姿态融入亚太地区经济合作，一起为亚太地区经济发展携手共进。目前APEC一共有21个成员，涵盖区域总人口达26亿，约占世界总人口的40%；国内生产总值之和超过19万亿美元，约占世界的56%；贸易额约占世界总量的48%；APEC已在全球经济活动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作为APEC的成员之一，中国台湾地区与中国大陆在经济方面具有很强的互补性，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双方贸易也获得长远发展。自20世纪60年代台湾开始实施出口导向型经济战略以来，台湾经济高速发展，成功实现了工业化并跻身“亚洲四小龙”之列，成为人类发展指数和经济指标相对较高的准发达经济体。截止全球金融危机前夕，2007年台湾人均GDP达到17506.17美元。2008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之后迅速蔓延，并扩大为全球性金融危机，受此影响，台湾地区的外贸出口遭遇严重打击，2009年台湾的经济增长率为-1.93%，失业率达到5.85%，创近30年来新高。2010年之后随着全球经济回暖，台湾外贸环境大幅改善，外贸出口增加，国内投资回升，加之台湾当局采取一系列积极政策促进经济平稳发展。

二、文献综述

有关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台湾经济政策方面的研究文献，李非，郭涛和胡少东（2011）从近几年台湾经济增长率、进出口贸易额和失业率等宏观数据分析，台湾经济已走出国际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其经济表现容易受外部环境的影响，因此台湾应进一步深化与大陆的经贸合作。李非，胡少东（2009）则从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演变和对外贸易的视角梳理了台湾经济发展规律，文章分析发展台湾的经济增长经历了高速增长、中速增长和低速增长三个循环周期。顾国达和陈丽静（2011）通过联立方程组模拟分析了ECFA的签订对两岸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显示，ECFA的签订对台湾经济增长具有较大的拉动作用。本文在之前研究文献的基础上，进一步梳理台湾经济增长的脉络，重点分析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台湾经济政策的效果，并在文章最后提出大陆今后对台政策建议。

三、台湾经济发展历程

20世界50年代，台湾经济发展缓慢，基本上以农业为主，林业、渔业及手工业为辅。中国退守台湾岛之后，台湾在“以农养工，进口替代”指导思想下开始了初级工业化历程，一步一步完成工业化前的资本积累阶段。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美、日等发达经济体将一些已不符合本国比较优势产业大规模转移至国外，台湾适时抓住这次全球性产业转移浪潮，利用岛内的劳动力优势，承接了大量来自美、日的投资，获取了以轻纺产业为主的技术和设备，经济发展战略由进口替代战略转向出口导向发展战略。1963年，台湾的第二产业产值首次超过第一产业，这意味着台湾已进入工业化发展初级阶段。

1973年，全球性石油危机爆发，国际石油价格大幅上涨，并且之前台湾轻工业与重工业发展失调，台湾经济发展暂时面临困境。1974年，台湾加大了对能源、交通、运输等基础性产业的投入，鼓励支持重化工业的发展，“金属制品、机械-钢铁”两大系列为代表的重化工业和中间材料产业，进一步健全台湾的工业体系。20世纪80年代初，台湾的重工业产值已经超过了轻工业，为台湾进一步的产业升级打好了基础。

20世纪90年代至今是台湾的工业化后期阶段，台湾利用已有的资本和技术积累，发展高新科技产业，台湾的主导工业已从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过渡。在21世纪头10年，台湾经济依靠技术密集型产业获得长足发展。

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发展，台湾第一产业产值所占GDP比重越来越小，服务业产值比重不断加大。

如图1，从1989年到2001年以来台湾第三产业产值占GDP份额已经超过50并随时间不断上升，而第二产业和第一产业比重则不断下降。从2001年到2011年三个产业的产业份额占GDP比重相对稳定，2011年，第三产业产值占台湾GDP份额的67.43%，第二产业产值占台湾GDP比重30.71%，而第一产业产值占GDP比重仅为1.87%。服务业产值达到台湾GDP的2/3，说明台湾已经进入工业化社会后期。

图2：三产业产值占台湾GDP份额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四、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对台湾经济的冲击

2008年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及之后欧美等国为刺激本国经济采取的量化宽松政策主要通过以下几个方面影响台湾经济：

首先，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严重打击了台湾的对外贸易。由于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迅速波及到全世界范围，全球金融市场陷入恐慌，台湾的对外贸易陷入困境。

如表1，2006年和2007年台湾的经济增长率、进出口增长率和失业率各项指标都稳定在正常水平；2008年开始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台湾的经济增长率和出口增长率都大幅下降，失业率上升；2009年台湾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最深，出口下滑19.541%，进口下滑25.909%，失业率达到5.85%。之后，受到国际市场回暖和台湾政府积极刺激政策，台湾经济大幅反弹，2010年经济增长率达到10.76%，出口增速达33.87%，进口增速达41.73%，失业率下降为5.21；2011年台湾经济基本稳定。

五、金融危机后台湾的经济政策及其效果

次贷危机爆发后，台湾经济面临出口严重下滑的困境。为稳定经济，台湾当局采取的政策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财政政策方面，台湾政府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第一是刺激消费扩大需求；第二是为给中小企业提供优惠资金和政策，并为大规模的投资项目提供优惠资金；第三是促进出口，促进出口对象国多样化，使台湾对外贸易不过于依赖大陆和日本市场；第四台湾在此期间启动了多项公共基础设施项目，通过增加政府投资打动内需。台湾计划退出12项核心公共基础项目，总投资达39900亿新台币，届时提供大约120000个工作岗位①。

其次，在货币政策方面，2009年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台湾政府通过降低利率增加银行金融系统的流动性。台湾中央银行通过降低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和再贴现率，引导市场贷款利率和短期融通利率下降，并扩大公开市场买回机制，保证市场具有充分的流动性。2010年3月25日，台湾中央银行宣布货币政策由“量化宽松”转为“适度宽松”。2010年6月24日，台湾中央银行开始调高再贴现率、担保贷款融通利率和短期融通利率，这标志着台湾货币紧缩政策的开始。

最后，有关贸易政策方面，2010年9月中国大陆和台湾通过了《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以下简称ECFA）和《海峡两岸知识产权保护合作协议》，并于2010年9月12日开始实施。在ECFA签署之前，海峡两岸的贸易关系便在台湾经济发展中扮演者重要角色，从1980年到2008年，两岸贸易额从3.11亿美元上升到1053.69亿美元，贸易额占台湾贸易额比重从0.79%提高到21.24%。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严重影响了台湾的进出口贸易和经济增长。通过和中国大陆签订CEFA，可以进一步为两岸的经贸往来扫清障碍，而台湾作为小型开放经济体，ECFA的签订降低了台湾向大陆货物、服务贸易进出口的成本，也降低了台湾向大陆转移低附加值的产业的成本，使得台湾可以专注于符合自身比较优势的高附加值产业。其次，2010年1月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全面启动，东盟的货物可以享受比台湾更低的关税待遇，台湾的出口厂商因此面临不利的出口环境。ECFA的签订大大降低了台湾出口厂商对大陆的进出口关税，这将大大增进台湾产品在大陆的竞争力。因此，ECFA的实施将有利于台湾向大陆的货物和服务贸易，分享大陆经济高速增长的红利。

六、后金融危机时期中国大陆对台经济和贸易政策

大陆与台湾在经济上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大陆的经济增长需要台湾的技术和投资；而台湾对大陆的贸易和投资又使得台湾获得一个更大的市场，分享大陆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红利。两岸签订ECFA将极大促进两岸的经贸往来，使两岸的贸易和投资合作便利化。两岸在目前的基础上，应进一步强化两岸合作，推动ECFA的后续协商，增强两岸的政治互信。

其次，在目前两岸经济合作交流的基础上，要进一步推进两岸经济合作的深化，有效推动两岸间的双向经济交流，构建更加紧密的两岸经济关系。台湾目前已进入后工业化时期，服务业增加值占生产总值2/3以上。此外，大陆和台湾应寻求建立更加合理的两岸产业合作模式，台湾的许多企业在大陆有很广泛的投资，作为两岸经济合作的重要内容，加强两岸产业合作不仅有助于两岸经贸互动的深化，也可以提升两岸在国际分工过程中的核心竞争力。（作者单位：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注解：

①资料来源：台湾经济部

参考文献：

[1]李非，郭涛，胡少东.后金融危机下台湾经济形势分析[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11（3）：42-49

[2]刘亮，李卢霞，蒋静洁.论ECFA对两岸经贸关系的影响――基于双边自由贸易理论的分析[J].亚太经济，2011（1）：146-150

[3]顾国达，陈丽静.ECFA对两岸贸易与台湾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基于联立方程组模型的模拟分析[J].台湾研究集刊，2011（5）：6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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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政策房地产宏观调控影响

近几年，随着房地产投资的急剧增温和房价的持续攀升，房地产成了炙手可热的话题。无庸置疑，房地产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据研究表明，我国房地产开发企业绝大部分资金来源于银行贷款。这种对银行完全依赖的房地产业发展模式，一方面让房地产市场风险日益集中到商业银行，另一方面很容易通过银行信贷加以膨胀。当房地产泡沫越吹越大时，一国经济面临的系统性风险也就越来越大。在此形势之下，有必要用宏观经济调控来控制房地产业的泡沫成分。

一、金融政策对房地产业影响分析

1)对房地产企业的影响

加息会增加房地产企业的融资成本，但对于不同的房地产企业来说，影响也不尽相同。负债结构不同，融资渠道不同以及资金实力不同的房地产企业受加息的影响也不同。对于那些负债率较高，融资渠道单一，经营业绩较差的房地产企业，加息后企业的经营要面临强大的压力。

2)对消费者的影响

加息无疑会增加其还贷压力，促使某些消费者提前还贷或部分提前还贷。据新浪财经的一项调查显示，有七成左右的被调查者认为央行未来还将继续加息，而央行的连续加息，利率所提高的累积幅度让消费者的还贷成本增加了许多。

3)对房价的影响

房价在短期内受加息影响较小，但未来房价增长将趋于平缓。宏观金融政策本身的性质决定了其真正凸现于经济发展的成效上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加息对于购房者来说意味着购房支出的增加，这实际上是央行在削减对贷款购房者的支持力度，降低其购买力。而购买力的降低必然会减少对房地产需求，这种对需求的抑制作用将最终决定供给，从而控制过高的房价，产生积极的降温作用，使房价回归理性。

1、存款准备金率政策

根据经济学原理，上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会对货币供应总量产生乘数效应：当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时，货币乘数减小，商业银行可运用的资金减少，贷款能力下降，货币流通量相应以一定比率减少。但是据商业银行的数据显示，个人住房贷款并未因房价上涨、加息等因素影响而大幅减少。另一方面，随着房地产企业的资金渠道目益多样化，对银行贷款需求的占比逐步减少，因此通过提高法定准备金率从而使银行减少贷款来间接调控房地产市场可能收效甚微。

1) 积极影响

上调存款准备金率是直接作用于商业银行的政策措施，对减少商业银行的流动性具有立竿见影的政策效果。从这个角度来看，提高存款准备金率 0.5%能够诱发商业银行加大前期房地产调控政策的执行力度，控制房地产开发和消费贷款的增长速度，进而加速和锁定近两个月来各种调控政策的政策效率。

2)消极影响

调整存款准备金率在理论上可以遏制投资过快，但同时也将带来一定的风险。张家鹏指出，就目前国际市场形势来分析，中国和印度的房地产市场属于快速的上升趋势，投资回报率较高，如果央行单方面的减少对房地产企业的贷款，就可能给国际上的一些投资家带来机会，这样欧美大量游资将会大量涌入中国，对楼市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2、汇率调整

我国人民币汇率的变动将会影响国内金融市场上的资金流动.投资者的投资动机也会随着汇率的变动发生改变。而我国房地产业是一个资金密集型的产业,因此人民币汇率的变动将会我国地产业的发展产生多方面的影响。

1)对房地产业发展资金的影响

汇率预期的变动将对一国的资本化率产生重要影响。资本在国际问流动的原因是追逐利益和规避风险，因而汇率的变动会影响资本的流动，特别是短期资本的流动。

2)对房价的影响

供需和投机是影响房价的两个主要因素，而汇率的变动直接影响的是供需及投机行为这两个方面。目前由于人民币存在较强的升值预期.这使得大量的海外热钱通过各种渠道进入国内并将其快速转化为人民币资产.等待人民币的升值预期的实现，达到获利得目的。

3)对房地产自身价值的影响

在当前.我国房地产业尤其是大规模开发的高端房产，其销售市场不仅仅是局限于国内还面向国际。因而当人民币汇率发生变化时，对那些高端房产的自身价值就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它们的自身价值会因为受到人民币汇率的浮动而发生变化，从对拥有者会而产生额外的盈利。

3、税收政策

清算土地增值税给开发商带来的最大变数是因为拿地时间不同，成本不同，导致的税款额度不同。拿地时间较早的 项目因差额巨大将支付巨额增值税成本，且拿地越早和捂地时间越长税费越高。一旦清算土地增值税开始执行，一些以长期囤积土地为获利方式的地产企业因为持有土地时间较长，差价较大，可能遭遇较大的税负压力。

4、调整住房贷款政策

这属于选择性货币政策工具中的不动产信用控制工具。常见的控制方法有：规定金融机构房地产贷款的最高限额、最长期以及首期付款和分期还款的最低金额。

二、房地产企业应对对策

1、转换市场机制，开拓资金资源渠道

资金是房地产开发的首要因素，迫切需要通过多渠道的融资活动来满足房地产企业对资金的需求，房地产开发企业可以利用加入世贸组织和金融市场多元化的机会寻求银行以外的融资渠道。上市是理想的融资渠道，通过资本市场融资或再融资，可缓解房地产项目资金需要压力。

2、走联合开发，合作经营，集中和规模化道路

房地产业作为一个高投入，高风险的行业，特别需要房地产开发企业进行规模化、集团化经营，以提高其抗风险的能力。

3、改善经营管理，消除短视观念，提高核心竞争力

房地产企业需要完善内部机制，规范企业的经营管理。从长远放眼，做好项 目的长期规划，提高企业开发效率，提高创新能力，把观念由做“项目”、做“产品”转到做“企业”上来。

参考文献：

[1]朱崇实. 金融法教程[m]. 北京：法律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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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危机；货币政策；有效性分析

一、我国货币政策的基本概述

作为一种有效的宏观调控形式，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对于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稳定繁荣有着不可替代的关键影响。2008年末，我国的经济在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出现了增速大幅下降的现象，为此政府提出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其目的是为了防止经济的倒退。在这样的大环境之下，后一年中国的货币供应量及银行信贷出现了爆炸式增长，同年货币供应量达到了60万亿元，比去年同比上涨27%，人民币新增贷款将近10万亿，同比增长了一倍之多。我国经济于2009年实现了真正的反弹，国内生产总值迅速上升、增速大幅度提高，但是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像通货膨胀率上升、资产市场泡沫加速膨胀等一系列不良状况，市场流动性遭到了严重影响。不久之后，我国的经济逐渐回升，GDP增长速度不断加快，同时通货膨胀的压力突显出来。中央政府为了主动、稳妥地处理好保持经济增长速度、调整经济结构、控制通胀预期等的关系，逐步开始推行稳健的货币政策。这就意味着我国的货币政策开始由“适度宽松”向“稳健”的方向转变，也就意味着央行将会继续收紧银根。与此同时，货币供应量及信贷规模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回落，货币供应量及新增信贷数额、规模等增幅降低。尽管中国宏观经济之后一直保持着平稳增长的势头，然而更加紧迫的问题也随之而来，也就是通货膨胀的问题更加严重，一直处于一个高位状态。中国在面对全球金融危机时所采取的货币措施是不是有效、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及稳健的货币政策对于我国经济的作用及效果等均成为了国内专家探讨的热门话题。

二、与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相关的理论研究

我们一般通过对货币政策能否对产出、就业等实际经济变量产生影响以及其影响的程度、货币当局是否可以借助货币政策指导经济的运行以完成预期的宏观经济目标来分析和研究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作为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的关键性措施，其有效性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重视。

（一）货币内生及外生理论

一个国家的中央银行是否可以借助对货币供应量的变动来令其满足货币的需求，进而调控宏观经济活动是货币政策有效性研究的前提。根据古典经济学的观点，不论什么时候，流通中的货币量决定了交易量，因此货币具有内生性。其后，有专家人士从其他角度对货币内生性进行了实证，也就是央行必须迁就市场的需求而令货币量增加。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及货币通论》当中提出货币供给是通过货币当局充分把控的外生变量，货币供应量的增减对整个经济活动起到关键的作用，而货币供应量本身并不受到经济活动的束缚。现代货币主义学派的专家认为，货币供应量一般是由经济体系外的货币当局控制的，因此货币供给具有外生性，是外生变量。货币当局能够凭借货币发行、规定存款与储备比率等形式来操控货币供应量。国内学者在研究的基础上得出，某国的货币供应量在特定时期也许是具有外生性的，而在其他时期则属于内生性。虽然主流经济理论对于货币政策的作用形式及具体效果有着不同判断，但是在中央银行可以独立控制货币供给，并且在任何程度上都可以有效作用于实际的经济运行这一观点上却有着一致的结论。

（二）货币中性及非中性理论

货币的中性和非中性理论研究通常是针对货币供给量的变化对实物经济变量是否产生作用这一话题所展开的研究。货币供给外生理论与货币非中性都是一个国家进行经济干预的理论基础。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提出，流通中的货币量只是影响绝对价格水平，对于相对价格体系则没有任何影响，货币是中性的，货币当局不可以借助改变货币供应量的手段来作用产出及就业等一系列实际经济变量。国外经济学家凯恩斯在其《通论》中提出，当货币政策的改革对经济需求扩张产生作用、转变产出、就业就实际经济变量的前提下，便能够得到货币非中性以及货币政策有效的结论。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学派，则阐述了货币数量论，重点提出货币及货币政策的重要意义，认为货币长期中性、短期非中性，而美联储前理事弗雷德里克则采取计量分析的手段，通过论证得出了由于预期及未预期到的货币量变化对实际经济变量均具有重要的作用，因此货币具有非中性。反观中国，国内专家张晓晶依照近年来国内货币与产出的相关性得出货币非中性的结论，其对产出具有根本上的作用，货币总量控制依旧是十分奏效的宏观调控形式。与此同时，也有其他学者认为如果发生就业短缺的状况时，货币便不再保持中性了，同时货币供应量的变动能够影响实际经济变量。

三、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研究分析

所谓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指的是央行利用货币工具作用于中介指标，进一步实现预期政策目标的传导机制和作用机理。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是关乎货币政策对经济影响效果的最主要内容。

（一）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理论

从上世纪30年代凯恩斯构建起宏观经济框架以来，各经济学派从多种角度出发，逐渐形成了各自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国外学家依照货币及其他资产间的可替代性，把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分成了两种，也就是货币传导途径及信贷传导途径。一部分专家认为货币政策是借助货币供给量的变化来反映市场利率，进而作用于消费及投资水平，紧接着作用于产出。货币传导途径理论是国外占据主流的货币政策传导理论。凯恩斯在其《通论》中提到了货币政策通过利率及有效需求来影响社会经济活动的传导机制理论。另一部分专家认为，货币政策是依靠银行信誉来影响局部投资水平，进一步作用于产出的。货币政策的传导流程并不依赖利率途径而是经由影响信贷市场上的信贷来发挥自身的效用。

（二）我国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研究

中国自从构建起央行体制后开始推行货币政策。之后由于商业银行体制的创新，我国的货币政策由信贷调控为主逐渐转变为价格及数量兼顾。自从公开市场操作业务恢复后，我国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也一直在持续进步和完善。短短十几年的时间里，我国由改革开放前的完全信贷现金指令性计划，慢慢向准利率市场化的方向演变，在窗口指导、指令性信贷计划以及利率市场化等的共同作用下对宏观经济实行着全面的控制。首先，货币传导的具体渠道。中国人民银行依照货币政策实行的需求，及时采取相应的利率工具，对利率水平及结构进行相应调整，进一步影响资金供求，目的是最终实现货币政策的预期目的。现阶段国内采取的可以通过货币渠道进行传导对的策工具通常包括：央行再贷款、利率、公开市场操作、存款准备金以及再贴现等。国内专家高铁梅依据信贷渠道及货币渠道的有效性进行了论证，总结出货币供应量是货币渠道传导中最关键要素的结论。不管是利率、汇率或者财富效应途径，它们的主要传导渠道均为货币供应量及利率间的反向变动。一旦缺少了该环节，就不容易把传导链条维持下去。国内专家学者依据我国近些年来的货币政策对银行信贷供给作用进行了深入研究，得到以下结论：国内利率并没有全部市场化，存贷款利率依旧严格控制，较大的利差不但干扰了市场利率向存贷款利率的传导，同时也阻滞了公开市场操作等间接性货币政策工具发挥作用的链条，降低了紧缩性货币政策的调控能力。在此期间，国内的货币政策传导的渠道受到阻滞，信贷渠道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其次，信贷传导途径。信贷渠道理论重点是突出金融机构在货币政策传导中的关键性影响。如果对我国上世纪末期的货币政策传导问题进行探究，我们能够总结出以下结论：国内货币政策对于实体经济的作用同时通过了货币传导机制及信贷传导机制，然而信贷传导机制依然被作为中国货币政策传导的最常用机制。银行信贷是货币政策传导的关键渠道，银行等金融机构贷款总额和社会经济拥有长期的均衡关系，信贷市场对GDP有着明显的正相关性。由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尚处于起步阶段，我国的货币政策传导途径拥有区别于常规经济学理论的特点。据有关人士分析，央行对商业银行信贷规模依旧实行“窗口指导”，宏观经济政策同样起到导向性的作用，商业银行信贷根本上依然受到货币当局以及国家市场调控政策的影响，广义上的货币供应量拥有非常明显的内生性，不容易作用于连接货币政策和实体经济的重要变量，也就是利率。这也在某种意义上波及我国的货币政策信贷传导的有效性。

四、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问题的分析

一个国家应对金融危机所采取的货币政策是否有效？关于这个问题，美国很多的经济学家均认为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实施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有助于降低负面因素的影响程度，对于减弱宏观经济风险拥有更有效的作用，然而货币政策的不作为导致金融危机背景下的社会经济陷入更加紧缩的状态，国家必须使用更为主动、有效的货币政策。本文主要研究中国应对金融危机所采取的货币政策有效与否，主要从以下方面做出了详细的阐述：

（一）货币供应量及信贷规模、产出的关联性

货币供应量与产出变动间的联系是货币经济学领域中具有强烈争议的关键环节，国外学者及经济学家得出的实证结论也各种各样。弗里德曼及施瓦茨、托宾借助实例论证的方式发现，货币供应量的变动对于短期产出会有一定的影响。然而，其他经济学者及工作人员通过对几十个国家的实证研究发现，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对长期产出不会造成任何程度的影响。最近，我国专家人士对货币供应量及信贷规模和产出的有关问题作出了深入的探究和分析。经过长期的研究发现，短期内货币供应量的变化会对产出形成一定程度的影响，货币在短时期内是具有非中性特征的，然而影响的时长通常比较短，一般为11个季度以内，所以从长期看来，货币供应量的变动对产出不会形成永久性的作用，如果是长期，那么货币则是中性的。通过对我国过去20年的有关经济数据可以总结出：国内三个层次的货币供应量变化和GDP的变化呈正相关性，短时期内国内的货币具备非中性的特点。围绕货币渠道及信贷渠道，并对特定时期内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进行实证研究，结论表明从对物价及产出最终目的的作用效果来讲，贷款的影响最为明显。

（二）货币供应量及信贷水平和物价水平的关联性

即便各种各样的实证分析关于货币供应量变动对产出是否具有影响这一话题意见各异，然而关于货币供应量变动及物价变动间的联系结论基本保持一致，也就是：货币供应量的变动不管是短期或者长期都会影响物价的变动。国外经济学家韦伯通过研究得出，通货膨胀率以及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具有明显的相关性，同时从长远的角度来看，货币供应量的上升将会最终造成相同程度通胀率的上升。这一点恰好和弗里德曼的观点保持一致。也就是说货币供应量的变化最终将通过物价的变化进行反映。我国的专家人士也对通胀问题展开了广泛的探讨和分析。刘斌的研究表明不管是在短期还是长期，货币供应量的变动及物价的变动两者间的关联性十分密切，货币供应量的变化最终将会通过物价的变化进行反映。有人利用实例论证的检验手段分析了上世纪末期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得出了我国的货币政策总体上是十分有效的，货币供应量的变动对于CPI的变化会产生显著的影响。除此之外，也有人通过近些年来的经济金融数据展开了实证检查，其结果证明：货币供应量的变动对于物价水平的作用非常显著，货币政策的价格效应明显，货币供应量的产出效应远远小于价格效应。

（三）货币政策需要具有非对称性

上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时期的货币政策实践说明，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对于当时的经济增长并未发挥应有的作用。所以，西方学者逐渐开始重视货币政策效果的非对称性问题。科沃尔把货币的冲击作用分成正向冲击和反向冲击序列。经由对美国二战后经济数据的分析，可以明显地看出，正向冲击对产出的上升基本没有起到作用，但是反向冲击对产出具有强烈的减少作用，正向货币冲击及反向货币冲击对不同效果指标的影响程度不对称。国内学者通过实证检验的方式得出如下结论：经济膨胀期间，在抑制物价的方面，货币政策的强制性及财政政策的弱效应。但是，在经济衰退时期的经济恢复方面，财政政策的强效性及货币政策的弱效性。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对于经济的减速影响远远大于扩张性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加速作用。自从出现金融危机以来，我国的货币政策是否拥有非对称性也是国内专家人士探讨的热点话题。有关人士分析表明，通货紧缩时期的脉冲响应值显然小于通货膨胀时期，货币政策效应具有明显的非对称性，货币政策紧缩效应远远大于扩张效应。在通货紧缩阶段选用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增长及稳定物价的效用远不如在通胀期选择紧缩性的货币政策。有关专家结合全国各省市的面板数据，从经济增长及物价两个方面，分别检验了金融危机出现前后我国紧缩性及适度宽松两种货币政策对于经济管控的真实作用。实证检验的结论显示，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性效应真实地存在于我国，也就是在经济过热时期紧缩性货币政策平抑经济的效应，显然大于经济衰退期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对经济的促进作用。

（四）货币政策的效应需要出现时滞

货币政策时滞指的是政策由制定到公开核心的或者全部的效果需要经历的一段时期。所谓时滞就是作用于货币政策效应的关键性因素之一。西方经济学家在充分认识宏观经济运行环境的前提下，采取计量经济手段对货币政策时滞进行了大量剖析。例如，弗里德曼的研究表明，由货币增长率的变化到名义收入的变化过程通常需要半年到九个月，对物价的影响则要延后半年到九个月的时间。国内学者运用时差相关系数法，取特定时期内的样本数据计算出国内货币政策的产出效应时滞大约为5个季度，而货币政策的价格效应时滞约为4到5个月。另外，还有一些专家学者通过实证的方式得出，我国货币政策的滞后期大约为3到6个月。

五、结束语

综上所述，我们得出结论：第一，面对金融危机时，我国所采取的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是非常奏效的，对于国内经济的恢复和增长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货币供应量及信贷规模的变动对产出起到了关键影响。然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也造成了物价的上涨；其次，金融危机时期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对于经济的恢复及增长作用较弱，然而经济过热期采取的紧缩性货币政策对于控制通胀的效果较为明显，货币政策必须具备非对称性的特征；另外，在我国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当中，信贷传导机制拥有重要的位置，而在货币渠道传导机制中，货币供应量是最为关键的因素。我国利率市场化水平较低、货币供应量及利率间的传导缺失，是导致货币渠道传导不顺畅的重要原因。

作者:井一星 许凯 单位:北京北方车辆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

参考文献：

[1]李洪成,张霖.中国货币政策有效性探究——基于1998.1-2010.6月度数据实证研究[J].经济研究导刊,20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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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危机;消费信贷;适度消费

中图分类号:F83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 291X(2010)03-0067-02

2007年美国爆发了次贷危机,并逐渐演变成全球金融危机,对美国和世界经济造成了严重的影响。造成此次次贷危机和金融危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宽松的货币政策、过度的金融创新、缺乏金融监管、信用责任缺失、房地产市场生产过剩等,但其根本原因在于美国社会的过度负债消费。有数据显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美国居民储蓄率的不断下降,债务负担率却不断上升,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债务负担率为67%左右;到2007年,上升到了135%:虽然负债消费曾一度带来美国经济的高增长,但过度负债却拖累了美国经济,造成了全球性的衰退。我们应从美国金融危机中吸取经验和教训,通过合理的消费信贷来适度发展消费,发挥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一、中国居民消费不足,应高度重视

早期的经济理论强调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决定作用,忽视了消费对经济增长的直接促进作用,而是遵循“减少消费一增加储蓄一追加投资促进增长”的模式。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中国长期以来重生产、轻消费,导致屡次出现投资过热现象,而居民消费需求始终未能有效启动,导致生产和消费经常失衡。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拉动,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相对较弱。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投资率明显过高,而消费率又明显过低,尤其是居民消费率,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尚未充分发挥出来。

根据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有效需求不足会抑制经济增长和造成失业。所谓有效需求,是与社会总供给相等时的均衡需求,包括内需和外需(即净出口),消费需求是总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因素。马克思认为,消费是社会再生产过程的一个“内在环节”,是社会生产的最终目的,因而也是推动生产发展的源动力。

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美国等国家和地区消费需求萎缩,因而对中国的进口需求减少,中国外贸和出口大幅下降。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三季度,中国对外贸易累计进出口总值15578.2亿美元。同比下降209%;其中出口8466.5亿美元,下降21.3%;进口7111.7亿美元,下降20.4%;累计贸易顺差1354.8亿美元,减少26%,给中国带来了损失,拖累了经济增长。另外,在经济危机来临之前,中国已经面临结构性的产能过剩问题,过剩产能约占GDP的35%之多,只是被当时强劲的外需吸收了;经济危机爆发之后,为防止经济下滑,政府出台了4万亿元的投资方案及减税政策,投资贡献率大大提升,某种程度上加剧了一些行业的产能过剩,重复建设问题突出。而且,从长期的经济发展来看,消费需求是最终需求,投资需求是间接需求,决定于消费需求;面对中国人口众多的国情,外贸依存度过高在经济萧条时期对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更加不利。

二、影响居民消费的因素及其不足的原因分析

影响居民消费的因素有很多,既有经济方面的,如收入水平、利息率、物价水平等,也有非经济方面的,如消费者偏好、家庭特征、经济政策等。根据凯恩斯的消费理论和实际情况,收入是起决定性的因素。一般地,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也会增加,但没有收入增加的多。自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居民收入水平呈上升趋势,但相对于发达国家来说,中国居民收入水平还很低;并且,相对于中国的经济增长水平,中国居民收入增长比较缓慢,制约了居民消费的增长。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并经过计算得出。从1978―2007年的30年间,GDP年均增长速度是9.8%,而居民收入年均增长速度是7%。另外,近几年来城乡家庭人均收入之比在3.6倍以上,绝对差距越来越大;个人之间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扩大,制约了广大农村居民和中低收入者购买力的提高。

传统的消费观念也限制了消费。中国自古以来崇尚勤俭节约,形成了“量入为出”的消费观念以及做长远打算的忧患意识,非常重视储蓄和积累。现在生活富裕了,但人们节俭的习惯依然存在。

随着西方文化的渗入,中国当代年轻人越来越多地接受了“及时享乐、超前消费”的观念。但受到中国金融发展的制约,其消费需求并未得到满足。长期以来,中国银行业的服务对象主要是公司、企事业单位,主要开展对公业务,个人金融产品很少。随着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大量国际金融机构入境给本士银行带来了挑战,一些银行为提升整体竞争力开始重视个人客户,但总体上个人金融业务发展比较滞后,未能为居民消费提供融资便利,形成了“流动性约束”,从而阻碍了居民消费的增长。

三、合理发展消费信贷,促进消费增长

要解决消费不足的问题,关键在于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而当前收入分配制度体现的原则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收入水平短期内很难大幅提高,只能逐步实现。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表明,信贷消费是未来社会购买力的提前实现,一定程度上减弱了当前收入水平对消费的制约。

从美国的经验看,次贷危机爆发以前,由于大多数人得到消费信贷,满足了在其现有收入水平上无法完全满足的消费欲望。这不仅提高了个人的生活水准,还对整个宏观经济的增长也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发达国家都不同程度地采用了借贷消费促进经济增长的模式,中国现在也要从投资驱动型的模式向消费驱动型的模式转变;借鉴发达国家消费信贷发展的特色,不断提高和完善消费信贷市场,更好地发挥对经济的促进作用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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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CBD 金融业集聚 政府推动 政策选择

从国际金融产业发展和国际金融功能区所在的城市看,世界上不少国家的国际金融中心建立在首都,北京发展国际金融产业、建设金融功能区,符合国际金融发展的规律,同时也具备其作为经济中心、金融政策中心等一系列优势。从城市的具体选址而言,世界上著名的国际金融中心又都建立在商务中心区(CBD)内。因此有必要在外资金融企业和跨国公司云集的CBD集中规划发展国际金融服务业,形成北京重要的金融功能区。随着北京市金融鼓励政策的出台和北京CBD落实促进金融产业发展实施意见的,以及CBD良好的金融市场发展前景和优越的投资环境,北京 CBD 已然形成了一个国际金融产业相互补充、共同促进的环境和氛围,北京CBD国际金融产业发展已经从金融企业代表机构云集向金融总部企业集聚发展。

一、北京CBD金融业集聚发展的优势

随着北京加快和谐社会构建战略实施及金融业全面对外开放,尤其是一系列鼓励北京金融产业发展优惠措施的出台及有效落实,北京金融业得到快速发展。北京CBD,作为首都重要的国际金融功能区和高端产业聚集区,已逐步成为进入北京的国际金融机构总部首选区域。特别是近年来,中国民生人寿保险公司、韩国现代财产保险(中国)有限公司、中英人寿保险有限公司等近20家金融巨头相继落户,更进一步加快了北京CBD国际金融产业的发展。北京CBD具有国际金融产业集聚发展的四大优势。

一是CBD整体建设稳步推进,更多高档次写字楼投入使用,高品质的物业管理不断加入。自2000年以来,已开工项目达29个,地上总开工面积约480万平米。中心区在建项目27个,竣工写字楼的面积从2005年的6.9万平米增加到2007年的81.8万平方米。这些不仅创造着一个富有吸引力的城市空间,更是大大增强了区域竞争力,为持续的产业发展提供了广大、优质的空间载体。

二是金融业的聚集发展,为金融企业提供了同业紧密竞争与合作的高效运营平台。根据北京市银监局和保监局提供的数据显示,截止2007年12月,北京CBD及周边地区共有金融企业总部27家,经营性金融公司104家,外资金融机构代表处109家,占北京市经营性金融公司和外资金融机构代表处的70%以上,北京CBD已经成为首都金融业中金融机构数量最多、门类最全的区域。

三是建设金盏金融后台基地为金融企业发展提供全方位服务。根据北京市的规划,朝阳金盏园区主要为国际金融机构向亚太地区转移后台服务。随着国际金融企业总部的不断进入,对金融后台数据处理和存储、中转等服务需求也全面增加。金融后台服务与金融核心业务相对分离,是当前国际的通行做法。朝阳区金盏金融服务区交通便利,规划功能完备,为北京CBD地区的国际金融机构提供了金融后台处理、银行卡、金融外包、研发与培训等相关服务,降低了企业的运营成本。金盏金融服务区将成为推动金融后台服务业发展、完善北京CBD地区金融产业链条、打造国际金融功能区的强大后盾。

四是组建朝阳区金融工作办公室,加强政府对金融产业发展的支持与服务,完善金融产业发展体系,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政策环境、信用环境和发展金融业的舆论环境,积极吸引国内外金融机构落户北京CBD。

二、政府在CBD金融业集聚发展中的作用

1.政府在CBD国际金融业发展中发挥作用的一般分析

纵观历史变迁,CBD金融业的最初产生是一种自发的、为适应该国家或地区经济高速发展的需要而自然形成的。其发展是一种市场机制自发运转的过程,基本脱离政府的鼓励或限制,如伦敦、纽约等。而后期产生的政府拉动型金融中心如新加坡、东京等,其所具备的条件不是在经济发展和金融体系的发展演变过程中自然形成的,而是一国或地区有意识建设的结果。

政府有效推动形成的金融中心多产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新兴的国家(地区),其经济处于发展的起步阶段,经济体制处于转轨时期,金融体系尚不完备。面对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与其他新兴工业国家的经济竞争,急需发展金融业以促进经济超越式发展,便以政府力量来启动金融业的国际化与市场化进程,倾力建设本国(地区)的金融中心。这其中政府的作用是主动、积极和目标明确的,一开始便着眼于带动整个国家经济及金融业的发展,所具备的条件也不是在经济发展和金融体系的发展过程中自然形成的,而是政府有意为之的结果。其发展动力来自政府力量的介入,是人为产生的“推动力”。在政策取向上,多奉行积极干预的经济政策,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高。日本和新加坡是采取这一模式建立国际金融中心并取得成功的典范。

政府有效推动形成的国际金融中心,其形成轨迹呈突变式,即:政府主导设计――金融业务国际化――带动国内金融业发展――功能性国际金融中心。

CBD国际金融业发展的基本条件有:政治与经济稳定、高效的金融机构体系、先进的通讯设施和良好的监管环境。不同地方的相对吸引力对于金融机构选址的决定产生重要影响。

虽然金融集聚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是由经济和金融业发展的自然过程决定的,但是监管制度和政府政策也产生重要的影响。特别是由于沉淀成本、不可分性和未来的不确定性。金融机构选定机构所在地后,通常都有相对的稳定性或惯性。因此,金融集聚区形成的早期阶段需要地方政府提供具有竞争力的政策和制度环境,鼓励金融机构做出迁移的决定,从而加快金融自然聚集过程,使CBD金融集聚区尽早跨入金融机构聚集和协同效应支撑的自维持发展阶段。

2.政府在北京CBD国际金融业发展中可发挥的作用

(1)降低金融机构经营成本

地方政府应在规划和宏观调控方面,注重抑制房地产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的过热。房地产领域泡沫经济的危害已为东京和香港的经历所证实,一方面,房地产投机在泡沫破灭前导致贫富的两极分化和城市竞争力的下降。房地产泡沫的破灭则通过负面的财富效应导致较长期的经济衰退。积极发展公共交通事业,控制城市内部小汽车的流量,抑制拥挤、噪声和环境污染等城市的负聚集效应。在通讯和电力等传统公共事业领域扩大市场准入,鼓励企业竞争,以实现降低服务价格提高服务质量的目的。改革现存的税收制度,在提高企业和居民纳税意愿、拓宽税收基础、提高政府征税效率的同时,调整税制结构,降低平均税率。

(2)加强人力资源开发

政府应采取项目共建的方式,重点资助现有高等学校相关学科(金融、管理、法律、会计等)的学历和继续教育项目,促进这些学科的改造和建设,更新教学内容,适应市场需要,提高培训质量,促进个人素质、金融员工技能与金融业发展需要的同步提高。

制定实施积极有效的移民政策,提高城市居住环境的质量,降低一般生活费用,吸引国际和国内的高层次专业人才。鼓励海外著名大学与民间培训机构到城市来投资办学,培训符合国际标准的专业人才和专业从业人员。

(3)加强电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

通过政府投资、产业倾斜政策、税收减免、加速折旧等鼓励政策,促进电讯、计算机网络等产业的发展和现代化,不断提高相关公共设施的先进性、可靠性,并为金融机构相关设施的安装、维护和更新提业支撑。

(4)完善监管环境

明确政府服务意识,克服行政部门的,提高职能部门办事效率,鼓励金融创新,加强地方立法和司法的有效性,健全社会信用制度,维持投资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杜绝钱权交易、黑箱操作等腐败行为,增加市场的透明度。

三、北京CBD金融业集聚发展的政策建议

北京CBD推进国际金融业发展,首先必须坚持政府有为的原则,通过产业政策的推动,积极影响引导国际金融机构的选址决策;同时也必须准确把握产业集聚的规律,对于金融业集聚的规模、程度和辐射范围等按阶段提出切实可行的目标。为此,应采取以下措施:

一是做好规划工作及CBD核心区的开发。金融业的规划及落实必须依靠金融机构的参与,可以扩大CBD银联会的参与范围和职能,使联席会议成为政府提供服务的窗口,金融企业参与功能区建设的舞台;在核心区建设时,要按照吸引金融机构进入的要求,做好硬件配套工作。

二是处理好与金融街地区的关系。北京金融街地区经过长期衍变,逐渐形成了中国人民银行、国内各大商业银行、保险公司总部聚集的地区。随着国家逐渐放宽对金融保险业的进入限制,北京CBD作为首都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一直在吸引国际知名金融企业、保险企业上下工夫,吸引跨国的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保险机构、证券机构和基金公司等。金融街将成为国内金融资本的聚集地,而北京CBD则成为外国资本聚集、扩散的核心。它们之间应保持相互依存、相互补充、共同发展的关系。

三是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通过政府投资、产业倾斜政策、税收减免、加速折旧等鼓励政策,促进电讯、计算机网络等产业的发展和现代化,不断提高相关公共设施的先进性、可靠性,并为金融机构相关设施的安装、维护和更新提业支撑。同时,应在金融监管部门的支持下,积极推进社会诚信体系和社会诚信管理系统建设,大力发展独立、公正的会计审计系统、社会信用中介系统,为社会提供全面、准确的社会信用资料,建立相应的法律制约和监管保证措施;主动采取制度创新,废除制约金融业发展的地方性金融法规、制度和政策。

四是加快金融要素市场建设。发挥北京现有的产权交易、技术交易和地域优势、制度优势、机构优势和人才优势,建成全国规模的产权交易中心和技术融资中心;在条件成熟的条件下,加快建设证券场外交易市场、期货市场、外汇市场、黄金市场、货币市场。

参考文献:

[1]冯德连 葛文静:国际金融中心成长的理论分析.中国软科学,2004年第6期

[2]张泽慧:国际金融中心指标评估方法及指标评价体系.社会科学研究,200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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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从目前来看，中小企业的生存环境并不容乐观。在融资方面,表现为融资难、融资贵。中小企业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的贷款不到贷款总量的20%,而国有企业虽然对经济的贡献率为40%,贷款却达到金融机构贷款金额的80%。商业银行普遍提高了承兑汇票保证金份额，使实际利息增加近1倍，民间融资成本大部分在银行基准利率的4倍以上。在税费方面，中小企业的实际税负普遍超过利润的30%,除法定的税费之外,还要承担依靠行政影响力下达的会议费、协会费、评比费、捐款赞助和订阅报刊等,负担很重。从长远看,调整原有覆盖面、持续性、针对性、有效性明显不足的中小企业财政金融政策显得非常重要。

一、财政政策设计

政府通过财政资源的分配,加大科研投入，提高国家对高技术产业化的供给能力，提高科技创业资源的配置效率；通过实施税收优惠扶持,减少创业企业和高技术创业企业经营成本，降低其风险。财政政策主要采用预算编制、预算拨款、政府采购、税式支出、财政投融资、补贴、社会保障、政府奖励等措施,建立相应的财政支持体系，引导创业者在技术密集型、劳动密集型等领域进行创业，尤其是对高科技领域的高端创业活动给予更多的鼓励、支持和保障。具体来说,政府在编制国家预算时,合理安排财政支出，加大科研投入，利用预算拨款,建立和完善高技术公共设施,提高政府对高技术产业化的供给能力；加大创业教育培训投入，提升创业技能;通过对创业企业及高技术产业实施税收优惠、减免,减少创业成本，降低经营风险；通过规定政府采购中中小企业采购的比例,确保创业中的中小企业在政府采购及合同中获得公平竞争的机会和相对平等的竞争环境；以财政投融资方式，通过政策性金融机构为高科技高端创业提供资金支持；通过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为创业者提供相对良好的社会保障,减轻创业者的后顾之忧;通过政府奖励，强化社会对创业者的肯定。

(一）税收政策的调整

创业企业尤其是高科技创业企业具有高投入、高风险、高收益的特点,在创业过程中面临着巨大的市场风险、开发风险和技术流失风险等。

应站在有利于创业企业诞生、培育、发展的角度,专门针对中小企业制定以减轻负担为主线的税收优惠政策。

1.对所得税的减免。创业企业发展初期（3年以内）可以免征所得税，可以进行盈亏相抵和再投资抵免；可以大幅度提高成长期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中小企业所得税的免征额，或对其所得税进行减半征收；可以对中小企业所得税采用优惠税率,以切实减轻中小企业的所得税负担。

2. 对增值税的减免。中小企业尤其是小规模纳税人在创业起步期和成长期可以采用增值税免征或适用税率减半的减税；对创业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的固定资产购置进行税前扣除,降低增值税计税额。

3. 对营业税的减免。对创业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可以进行营业税免征,可以将营业税的起征点改为免征额,也可以调高营业税的免征额。

4. 对关税的减免。取消创业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出口退税企业类别的限制,按照统一退税标准退税,提高退税力度。

5. 加速折旧。对创业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提高其购置生产设备的折旧率,加速其折旧，降低中小企业所得税。

6. 对创业投资所得的减免。可以降低资本利得税率,可以针对低收入地区的创业投资进行鼓励，对其投资进行所得税的税收抵免。

7. 对农林牧渔业和老少边穷地区的创业投资。初期可享受相关税收更长时期的税收减免优惠,稳定期可享受优惠税率。

8. 针对科研成果的所有者。在转让成果环节,针对企业技术转让或与之密切相关的活动如技术咨询、技术培训等所获收入免征营业税和所得税；针对个人技术转让所得进行个人所得税税额减免或优惠税率政策，让科技成果研发人员得到更多实惠,调动其科研积极性。

9. 针对科研成果的购买者。允许将购买科研成果的费用进行增值税税前抵扣，对应用购买的科研成果取得的收益给予所得税优惠,激发市场上科研成果购买热情。

10. 对税收优惠环节的调整。将只针对直接生产环节的优惠转向研究开发环节优惠为主兼顾生产环节优惠，将只针对生产贸易企业优惠调整为针对创新和产业化支持体系优惠，将商业性研究开发税收优惠作为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重要手段,推动科研成果的商业化。

11. 对不同阶段的研究开发活动全面设计相关税收政策。具体而言,包括实验室阶段、中试阶段和产业化阶段的税收政策,鼓励技术引进和消化吸收的税收政策等。从税收优惠的形式上,应扩大税基式优惠的范围和幅度,对于进行了研究开发活动的企业，只要满足税基优惠的前提条件就可以享受相应的税收优惠待遇，而不以其研究开发活动是否取得了收入和利润作为评判标准。

(二）财政资金资助创业项目

由于创业活动本身具有高风险性和收益的不确定性，所以大多商业资本不愿投入。资金在创业者进入市场过程中具有关键性的意义,财政资金发挥其作用显得十分有必要,先期财政资金的支持将直接改善创业者在进入过程中所拥有的资本资源稟赋,这有利于激励更多的创业活动发生。

以创业项目为对象进行资助的政策多用于高新技术领域,可以极大地激励高新技术领域内创业者的进入活动,资助政策的激励效应、示范效应显著。所以,财政资金资助目标群体的范围可以适当扩展，使受到财政资金支持的目标群体更具有普遍性，以激励更多的人们去选择从事创业活动。

在具体支持方式上，基于公共资金的有限性和激励效果考虑,无偿资助应该只作为其中的方式之一,还应该综合使用有偿资助、低息贷款、财政贴息等方式。可以对创业企业以及

中小企业的研发经费进行一定比例的财政补贴，如法国规定对中小企业的研发经费可通过财政补贴其投资的25%;可以通过政策性金融机构提供无息贷款,如法国政府提供偿还期为15~50年的20万~30万法郎无息贷款；可以通过一些私人金融中介机构如小企业投资公司等，将政府财政资金以优惠贷款的方式提供给创业企业,如美、日等国；可以免费或低价组织中小企业到国外参加各种展览,组织中小企业代表到国外做实地考察,通过驻外使馆的经济参赞为中小企业联系外商等,进行一些间接、隐蔽性的补贴。

(三）政府采购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作为一个经济主体，是整个市场上购买力最强的买家,其集中性的采购能在一定程度上引导整个社会生产和消费的发展方向。很多国家为支持中小企业扩大国内市场份额,都制定了针对中小企业的政府采购支持政策。如美国政府在进行采购时，把包括军需物资在内的所有物品采购按一定比例分配给中小企业；韩国也规定,政府必须优先购买实行“性能认证”和“性能保险”的中小企业产品，以利于提高中小企业商品的市场竞争力，扩大其销路；在英国，为支持中小企业获得政府采购,政府编制了《中小企业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手册》,对中小企业进行全方位的指导。

(四）财政科教支出

财政资金对科学事业和教育事业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科教事业的持续健康发展不仅提升全社会的科技水平,促进科技进步,而且能够培养高素质、高技能的创业型人才,提高劳动力素质。逐步建立稳定增长的财政科技投入机制,确保财政科技投入的增长幅度超过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为促进创业型经济发展、促进创业型社会建设提供强有力的经费保障，优化财政科技投入结构，合理配置科技资源

（五）建立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和创业企业担保基金

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成立的主要目的是通过扶持创业投资企业发展，引导社会资金流入创业投资领域，通过基金的引导和杠杆作用，带动社会资本对创业的投入，增加创业投资资本的供给。其资金来源有财政性专项资金、引导基金的投资收益以及个人、企业或社会机构无偿捐赠的资金等，应不断充实扩大基金容量，加大投资,将其政策倾向和引导意图充分体现。加强科学管理,使引导基金能尽其所用，最大限度地创造引导的正效应。根据新创企业的运营情况,适时地对其进行资金支持。政府以投资人的身份参与创业企业，以阶段参股的方式支持创业企业融资。

财政出资创建针对创业企业的担保基金，为创业企业融资提供担保,以解决创业企业初创阶段融资困难。

(六）创业补贴和社会保障

创业初期是创业者面临困难最多的时期，不仅事业发展方面困难很多，来自生活方面的压力也不容忽视。增加必要的补贴和保障,对创业者来说十分必要。比如，鼓励创业者进行创业活动,在创业初期对创业者给予创业补贴，减轻创业者初创期的生活负担,为其创造相对宽松的环境。

对创业者来说,创业是一项高风险和不确定的活动。创业失败不同于一般失业，其后果可能更糟，甚至会影响到创业者的一生。因此,为创业人员提供相对优惠的生活保障,在一定程度上解除创业者的后顾之忧，无疑也是影响他们创业的一个重要因素。比如，在创业初期缴纳社会保障“三金”“五金”时,采用较低的个人缴纳比例享有同等的社会保障待遇，等企业发展处于稳定期，创业人员再按照正常标准缴纳“三金”或“五金”。对曾经创业但由于种种原因失败的创业者,国家可以给予一定期限的创业补贴,缓解其生活压力。

二，金融政策

促进创业的金融政策仍然是创业政策的重点。资金来源是困扰创业型经济发展的最大问题之一，在创业过程中知识、技术固然重要，但要把知识、技术转化为生产力，必须通过资金成立公司、雇佣员工、开展生产组织管理活动和技术创新活动。现在创业者在融资上却遇到很大的困难，主要表现在贷款程序复杂，需要提供相应的财产抵押或担保,贷款数额受到严格的限制。要想解决这一问题,政府应该通过制定相应的政策，不断改善创业者的融资环境，拓宽创业者的融资渠道,满足创业对资金的需求。

金融政策工具又分直接融资政策和间接融资政策。在直接融资方面,完善创业板市场、中小企业板市场，降低创业企业上市门槛;规范民间融资，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创业活动中来;引导创业投资流向,鼓励天使投资、风险基金、私人股权基金等进入创业领域,消除高技术创业企业发展的资金“瓶颈”在间接融资方面,主要采用创建中小企业贷款银行、低息贷款政策、财政贴息贷款政策、小额贷款政策、投资担保政策、创业企业贷款担保政策等，增加创业者融资机会，降低创业者融资成本,提供金融支持。

(一）规范中小企业的内源性融资

由于中小企业缺乏历史诚信记录和足量资产抵押，融资渠道非常有限，主要来自于内部解决。内源性融资是指创业者个人出资、亲朋好友借贷、企业发展自我积累等，是目前中小企业最主要的融资渠道。从西方国家的情况看，内源性融资占比往往也达到40%〜45%。要正视内源性融资,充分肯定内源性融资对促进小微企业发展的积极作用，将其视为合理化的、主流的小微企业融资渠道。不过，内源性融资随意性较大,利率不规范,偿还风险较大等问题不能回避。一是要积极推进中小企业的信用征信,降低内源性融资的风险;二是要做好内源性融资的担保再担保和风险准备工作,有效降低借款方的风险。

（二）发展债券融资

我国债券市场发展尚不充分，目前能够在债券市场发债的也都是大企业和金融机构，中小企业还没有被允许发行债券。与银行信贷相比,债券融资的优点不少。一是资金来源广。债券融资来源是广大的社会资本,可以满足大量中小企业融资需求。二是隐性成本低。只要按照规范的流程,符合条件的中小企业即有资格申请债券融资。三是融资方式活。既可以单个企业发行债券融资,也可以几家企业联合起来发行集合债券。四是利率弹性大。债券可以实行灵活的利率,没有银行贷款上限的局限，可以吸引社会资本购买。应适时推出适合小微企业的高收益债券、集合债券等融资方式,高收益债券可向特定对象发行,集合债券可向市场公开发行,以增强债券流动性。

（三）创新融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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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认真凝练企业品牌内涵

企业的发展在于创新,在于企业及其产品在市场中的特质和品牌特色,因此,作为金融企业,应当根据固有的优势和当前金融市场的需求,积极挖掘自身金融产品及其服务优势,尤其要从传承产品优势、特质,积累良好服务理念入手,总结企业产品的质量优势、服务优势、文化优势、技术优势,凝练出强势的、差异化、特质化的企业及其产品品牌内涵,只有以此为基础,才能打造企业成功品牌。

(二)不断提升企业品牌水准

金融企业品牌的层次定位、内涵提升和外在表现水准的提高不是一挥而就的,它是企业长期战略选择、战略实施和经营实践的结果,因此要积极从细节入手,从全局出发,实施可持续品牌提升策略,依靠不断积累,不断学习和借鉴,提升企业品牌建设水准。尤其要打造世界金融品牌,就要从国际视角出发,遵循国际标准,汲取国外经验,奉行国际金融企业通行做法,不断提升企业在国际竞争中的品牌优势和地位。

(三)注重发挥企业品牌优势

实施品牌战略的目的就是要增强企业的营销竞争力,从而最终使企业取得发展的优势。因此,金融企业应当注重将成功的品牌与日常的企业发展战略实施的结合,要坚持依靠品牌占领市场,依靠品牌发展客户市场,依靠品牌实现竞争中的取胜。这就要求金融企业,应强化日常品牌管理,增强品牌影响力应用的战略实施,金融企业应当在营销实践中,努力推动个性鲜明、品质高雅、联想丰富、评价良好、信赖有加的强势品牌与经营管理的密切联结,将品牌执行应用、渗透到金融企业经营的各个环节,内化于金融企业经营管理的各个层次,真正发挥企业品牌的优势和作用。

二、坚持营销的正确定位策略

(一)多层次的客户定位

各金融企业应当主要面向中低端客户,兼顾对高端客户的营销策略,尤其要注重在中低端客户服务中提升服务质量,建立客户信誉,树立企业良好口碑和形象,培育潜在大客户市场。所以说,金融企业应当坚持多层次营销的市场定位,以满足大众群体消费为主,实施多层次的服务策略。

(二)品牌及服务的特质化定位

金融企业无论其产品还是服务,如果趋同于大众金融企业,那么就等于自身没有自己的特色和优势,就不会实现差异化竞争优势,因此金融企业应当不断根据金融市场的需求变化,进行市场细分,以实现产品及其服务的特质、特色定位为基础,找准自身竞争优势,大力展开营销攻势,培育消费者市场。

(三)营销理念动态发展的定位

面对瞬息万变的市场,面对大众对金融产品需求的不断变化,金融企业应当以敏锐的知觉,开放的视野,动态的思维,以前瞻性的眼光,根据消费者对金融的需求变化,及时更新营销理念,调整营销模式,开拓营销渠道,创新营销方法。尤其要适应现代金融消费者的知识水平,信息获取方式的发展,不断进行营销战略思维的调整,以新的营销理念取得金融客户的信任、支持、赞誉。

(四)客户沟通中的营销文化定位

营销的成败在于是否与客户取得良好的沟通,在于是否得到客户的认同。随着大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作为消费者的金融客户来说,他们的金融消费已经由本能的金融需求转变为带有浓厚文化和精神金融消费需求,金融企业的在营销中体现出的自身的文化特质决定了客户的吸引力,金融企业自身的文化内涵成为与客户共同的重要通道。金融企业服务及其产品中所渗透出的文化特质和特色,是企业长期文化建设的结果,它使其彰显出产品及其服务独特魅力,对客户有较强的影响力和吸引力,使得金融企业易于与客户取得沟通和认同,是金融企业营销层次的较高境界。因此,作为金融企业来说,确定营销中文化定位尤为关键。

(五)营销中的客户服务定位

营销的成败不仅在于产品的质量和营销的技巧。更在于扎扎实实的对客户的服务。因此,金融企业应当树立客户至上的意识,并体现在对客户的服务中,应当确立尊重客户、方便客户、满足客户的服务定位,与客户建立一种情感式的合作关系,抛弃那种利益为先,效益至上的经营理念。所以说,要提高金融服务人员素质,不但要使他们掌握丰富的金融业务知识和娴熟的服务技能,更要培养他们服务中的精品意识,提高他们关心客户、沟通客户,培育客户市场的水平,以先进的营销价值观和现代金融营销理念,实现金融服务素养的提升。

三、选择实施多元化营销手段的策略

(一)实施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金融营销

目前我国国内的各种性质企业和跨地区跨部门的企业集团、行业集团发展迅猛,已经初步形成了以市场为导向的优胜劣汰的机制,给金融企业调整客户服务层次,重构客户服务结构,寻求新的效益增长点提供可能。因此,当前时期,应当以企业利润最大化为原则,抓住这个有利时机,突破固有行业分工限制,走出自身规模和性质的狭隘误区,积极寻求服务与发展的营销策略,扩大金融企业市场份额。

(二)注重知识营销手段的应用

金融企业应当根据市场发展变化形势,不但注重高新技术引入金融产品的创新,更应当在此过程中注重对客户进行有关金融知识的宣传、普及,使广大客户了解新的金融产品有关知识,掌握必要的投资、融资技巧,依靠知识营销扩展新的金融产品的销售。

(三)推进网络营销手段的实施

网络技术应用于金融企业产品的销售与服务,是现代互联网技术、通信技术的发展的结果,它有利于提高金融产品销售效率、提升金融服务的质量,节省金融服务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因此,作为金融企业来说,应当加强有关的产品的技术研发,增加技术投入,不断开发出能够为客户提供便利服务的新型产品,尤其要借助网络提供便利的销售服务平台,建立网络销售中与客户的互动沟通与服务,推进销售方式的现代变革。

(四)积极发展关系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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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低碳经济；财税政策；金融支持；协同发展

中图分类号：F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038（2016）12-0163-02

从19世纪的工业革命爆发至今，人类社会发展的步伐突飞猛进。然而，人们在创收经济效益和改善物质水平的同时，也因诸多竭泽而渔的破坏行为而遭到了大自然的报复，一系列环境问题引发的危机向我们敲响了警钟，如何在追求经济发展的同时兼顾环境保护，已然成为全球经济发展战略中的首要议题。对此，在21世纪初，由西方发达国家率先提出了发展低碳经济的概念。低碳经济是一种以“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为核心理念的经济发展模式，该模式的提出旨在缓解全球气候变暖和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其核心方法是依靠科技创新手段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同时降低碳排放量，从而构建以清洁能源为导向的生产和消费结构。作为一种新型的经济发展概念，低碳经济战略的实施不仅符合我国当前经济发展的目标，而且对于促进经济方式转变和优化产业结构也大有裨益，将对我国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1低碳经济的发展现状

低碳经济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正式出现，到了2003年在英国的白皮书就被当作一个正式概念提了出来，到了2008年美国的金融危机把低碳经济这一发展模式推向了世人面前，于此低碳经济正式地开始发展起来。二氧化碳的过量排放是造成全球气温变暖的主要原因，节能减排是我们人类生存发展的必然选择，这一时代背景下触发了在能源利用与经济发展领域的大变革，使得低碳经济的理念应运而生。按照当前国际通行的定义，低碳经济是人类通过技术手段和制度设计的方式方法来降低化石能源的消耗，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从而有效地遏制全球气候变暖，减少各种自然灾害的发生与生态环境的恶化，保障人类的生存安全；低碳经济是一种发展理念与一种发展模式，它是通过控制碳排放，以达到有效平衡生物圈的目标；低碳经济的实质是实现能源的高效利用与绿色GDP，并大力开发清洁能源；低碳经济的核心技术与能源技术开发，减排技术创新以及产业结构与制度的创新等都有关联[1]。

2财税政策与金融支持的协同效应

在社会主义市场化经济的发展战略中，财税政策和金融手段二者可谓相辅相成，相依相存。好的财政政策需要通过灵活多变的金融手段进一步落实，而金融手段也唯有在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财税政策框架内实施，才能得到有效地规整与监控，从而确保其有序健康地发展。二者的协同效应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1）以财政政策约束金融手段。财税政策与金融支持的协同运作是指全面发挥出政府与市场的作用，即加强金融、财政以及税收等多项政策协调与配合，使多项政策合力，从而提高政策效能，最大限度地实现目标。（2）运用信贷政策促进融资。财税政策的扶持是企业坚定跟进并克服种种现实问题的保障手段，可以实现政策扶持的效果，但财政方面投入非常有限，仅依靠有限的财政资金支持很难共同实现政府的预期目标，而金融支持方面，银行信贷投入也面临种种风险，这是因为低碳经济与传统产业相比拥有许多不确定因素，再加上市场的认定与节能减排效果的有效性，其投入的积极性并不是很高。（3）通过财政税收政策优化金融市场结构。政府与市场的职责所在，根据市场经济规律的要求，运用法律法规、税收、财政补贴、信贷、转移支付、资本市场、排放交易等相关手段措施，来调节或者影响市场主体的行为；并注重财税政策的激励作用，以金融，财政，税收等多项政策有机协同配合，发挥出多项政策合力的作用。

3将财税政策与金融支持的协同效应用于促进低碳经济的发展

（1）财税补贴和信贷融资对低碳环保事业的利好政策。财政补贴可以直接增加从事低碳产业的企业的收益情况，而且方式多变灵活，针对性较强，激励作用也比较突出明显。财政补贴可以采取价格补贴、投资补贴、亏损补贴等多种具体方式，支持新能源、新技术、新材料为代表的低碳产业的发展。预算拨款能够直接促进发展低碳产业的作用，在财政预算当中，“碳预算”是将节能技术研发，提高效能以及支持低碳产业与绿色产业发展，直接纳入财政预算之中，通过设立专项资金，明确资金额度和增长幅度，建立了财政专项资金合理投入的稳定性与长效性，并保证节能减排和可再生能源开发的必要支出，直接促进低碳产业长久的发展。（2）政府部门对节能环保科研项目的扶持。政府的低碳采购制度在发展低碳经济中具备社会引导性与间接激励性。中央专项转移支付对经济落后地区淘汰的落后产能具备财政支持与财政鼓励的作用。中央政府设立节能减排转移支付专项资金，可以最大化的提高保护生态环境，防治污染的新技术的开发与应用。税收优惠政策可以直接鼓励与支持企业积极主动地发展低碳产业。发展低碳经济的核心是减少能源消耗与污染物的排放，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其关键问题是要进行技术进步及创新。贷款贴息在企业发展低碳产业中起着具大的作用。贷款贴息指的是财政给予能效投资项目的贷款利息补贴，贴息主要是针对企业的节能减排项目贷款施行的，贷款贴息的方式对相关领域技术创新进行支持，可以有效地降低市场主体能源投资与开发的具体成本的支出，从而达到鼓励全社会主动减排节能的目的。（3）通过绿色税收来优化企业产业结构。财税政策在低碳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主要分为两方面：①根据发展中存在市场失灵急需低碳产品；②财税政策及其配套机制能够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低碳经济是在环境保护和改善的基础上降低对自然资源的依赖，实现低碳发展，而如今大气环境和水、森林等自然资源包括使用可再生能源供给的一些公共设施都属于公共物品，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在这种属性下大多数的公共物品的效益都是外在化的，因此会产生由外在性引起的市场失灵现象，在这方面政府可通过选择低碳产品，在供给公共物品中鼓励低碳经济发展。在现代市场经济运行中，金融行业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它可借助低碳经济的发展进而壮大自己：①应该全面发挥银行的信息媒介与信用创造功能；②可以充分全面发挥银行业独特的筛选功能；③可以发挥资本市场与保险业对低碳行业的投资保护支持等辅助作用。（4）通过私营金融信贷服务为中小型环保企业融资。我国是世界上目前最具有发展潜力的碳减排交易市场，同时也是最大的低碳经济项目需求方，每年排放出的温室气体达到15000万~22500万t之间，这预示着我国低碳金融市场的交易额可高达130亿元人民币，这势必将催生出许多新生产业，以及配套产业，这都将给金融业创造巨大的盈利空间，有助于提高金融行业的经济与社会效益。企业要发展低碳经济，得到金融行业的支持是关键，对商业银行来说，发展低碳经济的金融支持带来的即是巨大的业务量，又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机遇。在低碳经济发展和金融业竞争日益激烈的大背景下，中国境内银行将业务重心放在贷款业务上这样的盈利结构不利于银行的可持续发展，都在致力于战略性转型。根据我国目前的现状来看，金融业同质化竞争现象比较严重，金融产品创新能力严重不足，而低碳经济发展则需要金融业在产品服务上的创新，在客观上要求金融业支持低碳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为金融业本身提供了创新发展的良好机遇。金融业作为我国特殊的经济行业决定了其在为社会创造信用，提供资金积累和保障经济安全的同时也应该在其业务方向上倾向了绿色环保产业，以提高金融业的社会责任感，配合国家支持低碳经济的发展，促使节能减排与环境保护等举措有效地开展开来。

4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促进低碳发展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必然趋势，它即符合市场需求，也符合经济利益。在此基础上，财税政策与金融对低碳经济大发展起着关键的支持作用。将财税政策与金融支持有机的结合起来，实现多项政策协同配合运作，共同促进低碳经济在我国的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1]郑良海，侯英.促进我国低碳经济发展的财税政策研究[J].华东经济管理，2012，03：141~145.

[2]任勤.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财税政策与金融支持的协同研究[J].理论与改革，2012，04：91~94.

[3]《发展低碳经济的财税政策研究》课题组，刘尚希，魏跃华，余丽生，张学诞，邢丽，李铭.发展低碳经济的财税政策研究[J].财会研究，2011，12：6~14.

[4]郭福春.中国发展低碳经济的金融支持体系研究[D].武汉大学，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