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资平台公司政策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融资平台公司政策，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公司；财务管理困境；对策

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是地方政府为解决经济发展中的资金问题，有效履行政府职能而设立的。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职能主要有两个：一是配合当地政府融资，取得经济发展及相关项目建设所需资金；二是协助当地政府投资，进一步说投资方向主要是公益及民生类建设项目。一般来说，此类公司多注册为有限责任公司，企业高层多为政府职能部门领导兼任或任命，带有很强的政府控制力及非市场化色彩。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公司财务管理中存在管理不够规范、与政府关系不清晰、财务人员缺乏主动性与责任感等问题。因此，积极改善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财务管理方式，寻求系统化、组织化及高效化的财务管理模式成为有效需求。

一、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公司财务管理面临的主要困境

（一）数量众多，没有规范统一的财务管理模式

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公司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创立以来，经历了快速的发展时期。此类公司在创立之初，是为了有效推进城市化建设进程，解决地方政府在经济建设中面临的资金缺乏问题而产生的。截止到目前，全国已创立各种类型的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公司近9000家，其中多数属于中小型公司。从近两年来的发展趋势来看，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公司的数量呈快速上升态势，但目前缺乏健全、规范、统一的财务管理模式。

（二） 体量小，业务依赖性强，财务管理意识薄弱

地方性投融资平台公司，大多规模不大，业务链短，依赖性强，财务管理意识相对较弱，无论是公司高层还是基层，更多时候认为财务管理部门只是收付资金、记账报账的职能。基于企业经营创造价值的财务管理意识谈化，导致此类公司的财务管理水平与经济高速发展不相适。

（三） 业务性质复杂，财务处理方法超越现行准则

一般来说，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公司多执行企业会计准则，但很多经济业务行使的却是政府职能，这就给企业的财务处理方法带来诸多挑战。例如，同为国有全资的2家企业，以资抵债的债权债务核销问题（资产公允价值不能完全覆盖债务金额），通常情况下，按照企业财务准则规定，主体双方按照债权债务金额与抵债资产公允价值之间的差额确认损益，但此处，更可能将次事项拆分为两个独立事项来处理：一是，股东收回或追加投资，减少或增加资本公积；二是，股东调入或调出资产，增加或减少资本公积。

（四）与政府关系纠缠不清，财务管理职能不能独立有效发挥

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公司与当地政府之间关系纠缠不清，导致公司不能完全按照市场机制来有效安排企业活动，也不能独立行使公司的财务管理职能。这主要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表述：首先，公司基本丧失对高层财务管理人员的任命、监督及罢免权力。由于此类公司基本由当地政府控制，尤其在高层管理者的任命方面，基本依赖于当地政府部门的指派或者安排。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公司由于缺乏独立运营中的人事管理权限，故不能在财务管理中做到独立自主。其次，公司的经济活动会受到政府的经常性干预，如投资项目的选择，因此财务管理很难做到独立自主。

（五）财务人员缺乏主动性与责任感

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公司由于发展体制的特殊性，决定了财务管理人员带有的政府及行政管理色彩。由于公司业务大部分是政府参与的投融资发展类型，因此财务人员在业务处理的过程中，容易忽视企业财务治理要求，并极易形成政府官本位下的财务管理优越感。一方面，就财务人员本身来说，由于公司自身带有的非市场特点，决定了财务人员在实际的财务处理过程中会带有导向性，并且在业务发展过程中极易逃避责任。另一方面，就财务人员的业务处理流程来看，由于其本身缺乏自主性与独立性，决定了财务管理者在实际工作中主动性缺失，不能按照实际发展的需求，而是按照指令或者标准结构进行财务工作的处理。

二、 改善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公司财务管理的对策建议

（一）把控数量，实施市场化的财务管理方式

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公司作为地方政府进行融资、投资活动的有效组织形式，在量与质上需要受到一定的约束。就目前来说，此类公司的数量已经达到了能够有效满足地方政府进行投融资活动的限度，因此有必要加强管理，把控数量，将公司的实际数量控制在合理有效的范围之内。具体来说，对于在当地有过多投融资平台公司的当地政府来说，可以选择缩减规模、减少此类公司数量或者进行相关公司的合并，并进一步增强现有公司的发展能力。

为了有效控制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财务管理不够规范的风险，必须积极寻求有效的财务管理方式。具体来说，转变公司原有的政府主导的会计制度，形成市场化条件下的财务管理机制。如公司财务人员在业务处理过程中要严格执行企业会计制度，使公司的财务管理活动更符合市场化运营的标准。

（二）减少政府干预，发挥公司制财务管理优势

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公司作为带有政府性质、公司制形式运营的发展组织，具有复杂性的影响作用。为减少政府干预，发挥公司制财务管理的优势，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好工作。第一，给予公司独立任命及任免高层财务管理人员的权力。一个公司要想在市场化环境中独立运营，并取得市场的认可，公司自身必须拥有基本的人事任免权。具体来说，财务管理层及业务人员的安排要适度脱离政府的相关管制，以公司选举制取代政府任命制，提高财务管理部门的组织灵活性。第二，公司的经营管理活动要尽量减少政府的干预。该平台公司投融资活动大部分依赖于政府信用，不可避免与政府管理之间发生一定的交叉，可以采取政府引导与监管、企业市场化运作、科学决策、防范风险的原则运行，这样，公司可以逐步实现财务的独立性，然后以发展的方式取得市场地位，为公司形成有效的财务管理机制打下基础。

（三）提高财务人员的专业水平，增强主体意识

为有效改善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公司的财务管理现状，必须致力于提升财务人员的专业水平，增强主体意识。具体来说，财务人员的专业水平主要体现在两点：一是财务人员的业务处理水平，为了提高财务人员的业务处理技能，必须不断学习财务知识，完善自身的结构网络，尤其是学习关于该平台公司财务管理的经济管理知识、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性文件；二是财务人员要提高自身的素质与修养，财务管理者作为公司极其重要的人事组成，其作用不容忽视。在当前市场化条件下，财务管理人员作为公司的重要资源，必须有效把握业务处理独立性、制度化、流程化等原则，尽量减少财务处理中的人为操控风险。此外，公司财务人员还要增强主体意识，将财务部门员工个人的发展与整个公司的未来发展相连，成为公司的有效建设者。

三、结束语

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公司作为地方政府有效融资，合理投资的载体，在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及改善公益民生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当然，该平台公司财务管理在实际发展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需要我们在提升财务管理风险防范水平、减少甚至避免政府干预及有效提升财务人员管理水平等方面做出努力。这些改进将有效促进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公司的多元化、市场化和规范化。

参考文献：

[1]刘峰.政府投融资运作研究[J].建筑经济，2007（2）：23-25.

篇2

2 0 1 6年第三季度我国GDP同比增长6.7%。8、9月的部分指标有转好迹象，中、西部地区前三季度基础设施投资分别增长23.6%和32.7%，比去年同期提高0.7和7.8个百分点。但当前国内实体经济所面临的“三期叠加”的下行压力仍在加大，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是否恢复，经济是否触底反弹难以预期。从基础设施投资占投资的比重、投资的效率，以及地方政府负债和投资能力来看，基础设施大规模扩张的空间与条件有限。房地产在库存依然较大，同时制造业投资顺周期的特点也愈发明显，自发性和自主性投资的可持续性不被看好。本文选择对经济较快发展的我国西南地区某地市（州）的经济和金融生态状况进行考察，发现政府投资驱动发展的特征更明显，传统优势产业升级乏力而较强的路径依赖，战略新兴产业尚未发展起来。此背景下的地方房地产的去库存压力骤增。与此同时，平台公司长期债务比例大，实体化转型缓慢，地方政府因此面临较大财政压力和债务管理压力，地方金融生态也出现恶化。因此，本文认为：在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的大环境情况下，我国西部欠发达地区与其一味深化政府投资驱动、竞相提速经济增长，莫如深入挖掘当地经济资源禀赋，对传统产业优化升级，把握产业未来发展；深入把握实体经济（房地产及其他产业）与金融生态的深刻内在联系，优化金融结构，降低融资成本，化解金融风险；妥善把握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提高债务与资本管理能力，撬动社会资本，恢复经济发展内生动力。

经济与金融生态面临严峻形势

房地产去库存压力大，开发与个人抵押贷款增速下降明显

在房地产进入高库存阶段，市场分化加剧，西部不少城市的房地产投资增速大幅放慢，甚至进入负增长。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 2015年贵州、云南、宁夏等西部省份的房地产投资增速大幅度持续下降，房地产供大于求的矛盾不断加剧。西部地区房地产价格偏低的同时，住宅新开工面积也在下降，其中云南、贵州、重庆、四川分别为-38.4%、-19.8%、-18.9%和-16.9%。

作为西南某省的二线城市，该市的房地产产业发展反映出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现状。该城市目前城镇化率仅为38.2%，比全国、全省平均水平分别低16.6和8.3个百分点，但近几年房地产业由于投资开发放缓，有效需求下降等因素影响，也面临较大的去库存压力。2014年某市商品房空置面积30.56万平方米，其中空置1～3年的为19.42万平方米，占比63.57%。2015年某市土地供应总量为8811.62亩，是“ 十二五” 期间最低水平， 较上年（16983.84亩）下降了48.12%。 2015年全市房地产开发施工面积达1 1 5 3 万平方米，较上年（1334万平方米）下降13.57%。截至2015年11月，房地产开发贷款余额（37.30亿元）与房地产开发贷款新增额（仅5.84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速均明显下降。由于市场不景气和融资约束，一些开发商守地不开发，造成土地闲置和资源浪费。同时，从需求角度看，2015年个人住房抵押贷款为101.02亿元，新增额为11.79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速均明显下降。总体上，供给过剩和有效需求不足，造成了房地产高库存，可能需要较长时间消化。这种情况也给地方经济、财政与银行金融体系带来了较大的风险压力。

金融抑制下的银行抽贷、压贷，企业融资难普遍存在

该市也存在本地法人金融机构数量少、融资渠道窄的约束，直接融资比例明显偏低。目前该市有6类16家银行业金融机构，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分支机构相对较少，本地法人金融机构少，实力弱，支持力度非常有限，非银行金融机构，如信托、租赁、典当、保理等业态也较为缺乏。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担保机构的实力偏弱，运营能力难以为继。融资担保公司运营困难。全市11家融资担保公司中，仅剩两家政策性担保公司还在维持业务运营，其他9家民营担保机构由于代偿风险加剧，流动性约束，或者银行业金融机构中止业务合作等原因而处于停业状态，两家政策性担保公司也因为代偿压力加大而难以继续扩大业务规模。总体上看，存在信贷融资规模偏低，特别是大量中小微企业获得信贷融资非常困难，而且融资成本较高，目前全市大中小企业银行综合利率7.83%，加上担保、评估、保险等其他支出后，综合融资成本平均为12%左右。

银行信贷不良骤升，涉农保险发展缓慢

银行贷款不良率明显升高。从银行业贷款数据来看，截止2015年10月，全市信贷资产不良率为5.33%，不良贷款与不良率仍然存在双升的势头，大中小微型企业的贷款不良率均处于较高水平。其中，涉农企业经营困难，农业企业坏账风险集中爆发。如农发行某某分行各项贷款余额在2015年11月末为107.91亿元，较年初增加25.9亿元，不良贷款15.93亿元，较年初增加12.14亿元，不良率14.76%，较年初增加10.14个百分点，不良率和不良贷款余额均居全省第一，导致大型银行该市的分支机构信贷权限被上收，农合机构与部分担保公司停止合作，影响了涉农信贷投放。同时，农村金融服务深度和广度不足。农村信用社仍存在产权结构、管理体制与运营机制方面缺陷，并且资本严重不足、不良资产包袱过重，服务功能有限。

另一方面，保险意识薄弱也制约着农村经济社会运转。某市保险业既涵盖了农作物保险、生猪等养殖保险、柠檬保险、柠檬价格指数保险等服务“三农”险种，稳定农业经济发展；还开发出农村家庭财产保险，森林保险，农村小额人身保险，学生意外医疗保险，为农村社会安居乐业提供了保障。然而农村群众风险防范、风险转嫁意识不强，保险知识欠缺，投保意识不够，还需加大宣传引导，启发投保意识。

平台公司实体化转型困难，财政拨付压力大

近年来，随着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加剧，将融资平台公司政府融资功能剥离，进行市场化、实体化转型是新的政策要求与发展趋势。目前，该市各融资平台公司转型中普遍存在以下问题和障碍：一是为了使该市融资平台公司正常运转和发挥融资功能，地方政府向融资平台公司注入特殊办理的土地、公益资产、特许经营权等资产，如城市道路、公园、桥梁等，以满足其项目建设评估需要，但经营性、可抵押资产少。就该市情况而言，截止2014年底，市属国有企业（大部分为融资平台公司）资产总额虽高达412.93亿元，但总资产周转率仅为0.02，净资产收益率仅为0.15%，营业利润率为-6.76%，成本费用利润率4.79%。以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为例，公司现有的76.64亿元资产中，唯一有收益可作抵押物的有效资产只有在某某燃气公司的10%股权（账面价值为188.9万元），占总资产0.03%，占净资产的0.06%。其余都是不能变现、不能实现经营收益也不能作为融资抵押物的无效资产。其他几家融资平台公司也面临资产流动性低的问题。二是融资平台公司治理不规范。市级六大投融资平台企业，多沿用管委会代替董事会行使大部分职权，又不履行企业决策层的职责。部分市级国有企业出于融资需求，虽然建立了董事会、监事会，但企业董事会、监事会与经理层高度重叠，未形成科学的决策机制和有效的监督机制。公司的管理层选拔机制和薪酬机制也亟待市场化改革。三是政府融资平台信贷政策收紧，融资项目资本金不足。近年来由于政策调整，融资平台公司从银行金融机构新增信贷融资面临困难。根据银行融资要求，融资项目资本金至少不低于项目总投资的20%，融资平台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经营收益非常少，项目资本金基本只能靠财政拨付，而市财政资金较困难，造成项目资本金也难以落实，企业的再投资能力不强。

财政资金使用效率低，地方债务风险较大

一是财政投入机制创新不足。目前某市财政支持企业以补贴和奖励等形式为主，未能更加充分发挥财政资金对于社会资本的杠杆和引导作用，即产业基金、创投基金、PPP基金等专业化规模化利用社会资本的机制和机构没有成立，也缺乏财政支持的金融风险防范基金制度化机制。二是财政资金有机整合不够。如该市涉农资金在各部门和各层级间存在重复设置、分散使用和多头管理等问题，导致资金使用缺乏效率和效益，不能集中高效解决制约“三农”发展的关键问题。在归类、协调部门、制定规则而有机整合资金后，通过集中支持某类农业任务和建设，可以发挥更大作用，也会减少部门扯皮和寻租情况。 三是财政与金融互动机制效率不高。目前，财政资金还没有在金融机构关注的风险共担机制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财政对于金融机构的奖励，对于调动金融机构服务于实体经济的积极性是否有效尚待观察。此外，在银行等金融机构非常关注的PPP基金等方面，财政资金还没有发挥引导和放大作用。如何调动金融机构增大对实体经济金融供给是两者合作机制的核心问题。四是财政资金监管尚未强化绩效管理理念，对规模较大、关注度较高的资金没有进行重点绩效评价，评价结果与项目资格和资金安排没有直接挂钩。业务主管部门和资金使用单位责任亦需强化。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增加。从2011～2014年，某市政府债务余额从134.99亿元连续增至345.56亿元，债务率也从56%增加至97%。政府债务中，一般债务157.50亿元，专项债务188.06亿元。除银行机构贷款外，债券82.27亿元，BT模式负债139.26亿元，信托融资负债16.7亿元，融资租赁负债8.53亿元。后三者属于表外的“影子银行”系统，融资共计164.49亿元，占比达47.60%，其中BT融资额的过高也表明企业垫资程度之大。随着房地产业去库存压力增大，某市土地的收储与供给对于政府收入的增加的贡献将明显减少，未来该市面临的政府债务压力较大。

原因分析与探讨

西部地区产业结构不合理。一是经济新常态下，产业结构区域分化特征更加明显，西部地区产业的粗放化和单一化特征明显。与东部地区不同，西部地区优势产业以资源密集型工业为主，呈现出低端化、高投入、高消耗等特征；西部资本密集型行业的竞争优势主要集中在中低技术的矿产资源深加工行业。 同时，除重庆成都等区域核心城市外，战略新兴产业处于起步阶段，没有产生产业集聚规模和辐射效应。环境成本的上升和能源结构的调整也对东部和中部相关产业的梯度转移构成障碍和挑战。二是产业低端、单一导致区域经济金融风险骤增，人口的区域集聚效应差，西部房地产面临更大的去库存压力，鄂尔多斯“空城化”就是一例。三是经济好转不能依赖投资力度的加大和房地产投资的反弹，央行宽松货币政策效率正在递减。一段时间以来，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各地房地产库存的膨胀以及价格的暴涨，西部地区也在此过程中通过国有银行体系将信用短时间扩张至房地产以及其具有资产优势的传统产业，从而加剧了产能过剩、房地产库存高的矛盾，自发性、主动性投资持续低迷。

西部地区金融生态更加脆弱。一是西部欠发达地区金融抑制特征明显，往往面临本地法人金融机构数量少和渠道窄的约束，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比较突出。二是金融结构不合理。由于地方企业一般资质不够高，地方又缺少提供专业服务的证券类机构，进入资本市场比较困难，导致直接融资比例明显偏低，融资成本高企。三是对银行依赖性加剧地方金融风险。欠发达地区企业习惯性依赖传统的银行业机构进行信贷融资，但在当前宏观经济风险持续释放的压力下，银行业金融机构收紧信贷，尤其是辖区外银行抽贷、压贷较多。政府力量难以独撑投资驱动快速发展。一是政府“家底”（财政收入）有限，与金融互动机制尚未有效建立，资金杠杆作用未充分发挥。二是政府内嵌“融资”功能，难以减负。政府传统的资产注入包装方式造成融资平台公司的财务报表中净资产量非常大，但能抵押变现、产生现金流的有效资产普遍不足，成为融资平台公司市场化和实体化转型的最大障碍。三是平台公司政企不分。融资平台公司长期在政府体制框架内运作，是政府融资的重要平台和抓手，政企不分现象非常普遍，现代企业制度远未建立。四是存量债务较大，“庞氏”风险显现。政府融资平台公司承担着基础设施建设的重任，多年的债务积累使得融资平台公司债务负担重，同时不断新增债务，造成其“借短还长”、借新还旧现象普遍，偿债风险较高。除此以外，在当前宏观经济下行，信用风险积聚的环境下，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和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债务可能引发债务代偿风险。

政策建议

在结构转型升级和供给侧改革不断推进背景下，西部欠发达地区的金融生态在支持实体经济中面对诸多问题和挑战，需要在如下方面加以规划和改进。

首先，优化地方金融结构。一是采取多种措施激励，促进银行业金融机构扩大信贷投放，改善金融服务。加快推进重大投资项目规划建设，增强对全国性银行机构资金运用吸引力。对于银行业金融机构开展中小微企业与“三农”融资服务，提供必要风险补偿；强化银企沟通服务网络平台建设，实行金融例会制度，建立银行、企业、政府三方合作长效机制，改善银企之间信息交流靠性与准确性，克服信息不对称问题，降低交易成本。二是贯彻国发[2015]43号和国发[2015]74号文件精神，地方政府通过适当新增预算，为政策性担保机构增加资本金，切实提高担保机构信用能力，健全法人治理结构，完善市场化运作体制机制，提高专业经营与风险管理能力，重点服务于中小微企业和“三农”领域。同时，探索市级财政与区县财政共同出资在各区县设立政策性担保机构，通过股权与再担保业务纽带，形成覆盖全部县域和重点乡镇的政策性融资担保体系。三是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扩大直接融资规模。关注新三板市场发展，发展地方性产权柜台交易市场。根据发展规划和产业调整政策，吸引有实力的证券机构到本地设立分支机构和开拓业务，组织本地重点企业了解资本市场，筛选优势骨干企业建立上市（及挂牌）后备库。积极推进符合条件企业发行公司债券、企业债券、中期票据、短期融资券，申请绿色企业债券和国家专项建设基金等。四是积极探索发展资产证券化业务，提高地方存量资产流动性，扩大融资供给能力。利用国家相关政策和自身资产特征，开发以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房地产、汽车消费等相关存量贷款类资产证券化产品。

第二，优化产业结构。一是积极推进住房保障货币化，加快房地产去库存。根据本地房地产市场库存情况，合理规划土地供给与房地产市场增量供给，合理控制公租房、定向安置房等各类保障性住房新建规模，积极推进住房保障货币化工作。进一步加大棚户区改造力度，有效利用国家开发银行等专项资金，积极推进拆迁居民货币化安置补偿，消化本地房地产库存。二是西部地区传统产业的优化升级是未来发展的基础。在“十三五”规划发展战略新兴产业的同时，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加大传统产业的创新投入也是应有之义。三是新常态需抓新机遇。“一带一路”战略发展机遇，以及创新驱动、消费升级、互联网等发展趋势为西部地区探寻经济增长新动力带来契机和途径。西部地区可以通过设立战略新兴产业投资基金、创业投资产业基金、绿色产业发展基金等整合社会资本，挖掘和建立比较优势，谋划产业未来发展。

第三，规范政府债务管理，加快融资平台市场化转型。一是加强地方政府债务限额与风险管理，举债要遵循市场化原则，公开透明，强化约束。加快建立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全面掌握政府各种负债、还本付息、资产与财政运行相关情况，编制政府资产负债表，为政府信用评级、资产处置、资产证券化等创新融资渠道奠定基础。通过多渠道融资，合理控制融资成本，提高投资效率，合理规划和控制债务规模，及时分析评估政府债务风险状况，实时风险预警。二是加快推进融资平台公司市场化转型。资产归类融资角度，对供水供气、垃圾处理、污水处理等吸收社会资本参与公益性项目，政府按约定承担特许经营权给予、财政补贴、合理定价等责任，不承担偿债责任；对难以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基础设施投资项目，根据政策要求申请国家专项建设基金与开发性、政策性银行融资；对需要举债公益性项目，由政府按规定发债融资。平台公司治理角度，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完善法人治理结构，规范董事会制度建设和运行机制，按照公司法和企业章程规定落实董事会在重大决策、薪酬考核、选人用人等方面职权。三是建立地方国有资产经营管理公司，采取“管资本”方式，统筹国有企业产权、存量土地资源、标准厂房、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收益权，以及水务、燃气、加油（气）站、健康养老等公共服务资产，车站、城市广告位经营权及文化旅游、交通运输等城市经营性资产，将这些国有性质资产进行科学估值后注入国资公司。四是各融资平台建立混合所有制，国有资产经营管理公司将相关资产作为政府股本注入融资平台公司，结合平台公司中原有国资委所控存量资产，成为控股股东，引入社会资本，优化平台公司资产结构。五是财政金融联动，撬动社会资本。通过财政资金引导启动，在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汇集财政资金、融资平台公司与社会资本，吸引银行、保险等金融机构资金，引入既有相关产业基金（如国开城市交通投资发展基金）等，共同发起成立PPP投资基金，支持土地一二级开发、棚户区改造和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建设。

篇3

【关键词】地方债务；地方融资平台；风险防控

一、引语

2014年9月21日，国务院办公厅对外下发《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号（以下简称《意见》）。《意见》不仅通过明确举债主体、规范举债方式、严格举债程序等措施，解决好“怎么借”的问题，而且通过控制举债规模、限定债务用途、纳入预算管理等措施，解决好“怎么管”的问题。还通过划清偿债责任、建立风险预警、完善应急处置等措施，解决好“怎么还”的问题。此外，为确保改革平稳过渡，明确提出妥善处理存量债务，既要确保在建项目后续融资，又要切实防范风险。有关地方政府债务的偿还风险及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发展，也再一次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

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历史发展

从历史上看，我国地方政府债务扩张与财政政策的扩张联系紧密。宏观政策所导致的地方政府债务扩张以两次金融危机为标志：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为应对通货紧缩，国家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1998年地方政府债务余额较上年增长48.2%；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央推出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2009年地方政府债务月较上年增长61.9%。

无论从融资平台数量还是负债金额来看，2008年之后的地方政府债务扩张较快，这种快速的扩张，一方面保持了宏观经济增长的弹性和稳定性，但另一方面，债务扩张也使得中国经济增长背负的债务负担越发沉重。地方政府无法主动进行阳光化举债，因此绕道融资平台公司的模式，导致政企责任无法厘清，融资风险难以控制，同时留下大量权利寻租空间，滋生诸多腐败问题。从现实看，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发展面临诸多的问题和与挑战。

三、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内涵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指由地方政府及其部门和机构等通过财政拨款或注入土地、股权等资产设立，承担政府投资项目融资功能，并拥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经济实体。其表现形式主要以不同类型的城市建设投资、城建开发、城建资产经营公司。政府划拨土地、股权、规费等资产，以便从资产和现金流上达到融资标准，以财政补贴作为还款承诺，以实现融资目的，并把资金运用于市政建设、公共事业等项目。

地方融资平台资金来源主要包括银行贷款、债券融资、信托融资和股权融资等其他方式。根据2013年底的审计结果数据显示，以银行贷款、债券融资、信托融资三大类为代表的融资渠道合计占地方政府总债务的74.84%。其中，银行贷款占地方政府总债务的比重为56.56%。根据银监会网站援引的尚福林主席的讲话，截至2013年6月末，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余额为9.7万亿元。

四、地方融资平台发展中存在的风险

1.随着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增大和宏观政策的转变，地方融资平台面临较大的流动性风险

相关政府报告认为按当前发展速度，2020年后我国政府的总体债务规模可能超过目前居发达国家之首的日本。相比日本，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隐患更大。其一，日本政府债务主要为中央政府债务；其二，日本政府债务大多形成于高速增长期之后，我国政府债务在高速增长期尚未结束时就已形成，一旦经济增速放缓，风险暴露的冲击更大。此外，我国地方政府负债对应的资产变现能力弱，流动性风险不容忽视。

2.当前地方融资平台还款仍然严重依赖土地出让收入，在房地产周期下行时存在较大的偿债风险

土地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主要抵押品和还款来源，地方政府依靠土地出让收入偿还的债务较高。然而，2014年以来土地市场走冷，1-5月份全国40个大中城市土地出让总价同比增长15.1%，增速比去年同期回落70.8个百分点；其中二线城市仅同比增长0.06%，三线城市同比下降20.09%。土地出让收入下降将影响地方政府的偿债能力，并波及金融市场，存在较大安全隐患。

3.地方融资平台各类创新融资方式加大了管理难度，存在内控合规和项目管理风险

由于大多数融资平台公司都是在原国有企业或事业单位的基础上整合而来，普遍缺乏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各个部门权、责关系不清晰。并且，由于之前一直考虑财政会为融资平台债务最后“兜底”，融资平台的还款意识和风险意识非常淡泊，风险控制手段也相当缺乏，不少融资平台资产负债率居高不下。

五、加强地方融资平台管理的对策建议

1.逐步剥离地产融资平台公司政府融资职能，引导地方政府公开市场化发行地方债券

根据《意见》，对以前主要通过融资平台公司融资建设的项目，规范后主要有三个渠道，一是对商业房地产开发等经营性项目，要与政府脱钩，完全推向市场，债务转化为一般企业债务；二是对供水供气、垃圾处理等可以吸引社会资本参与的公益性项目，要积极推广PPP模式，其债务由项目公司按照市场化原则举借和偿还，政府按照事先约定，承担特许经营权给予、财政补贴、合理定价等责任，不承担偿债责任；三是对难以吸引社会资本参与、确实需要政府举债的公益性项目，由政府发行债券融资。

2.市场化推动地方债市场发展，建立地方债务市场的硬性约束

目前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债务大都以土地、公共产品收入等作为抵押，融资成本高昂。如果构建以地方政府债券市场为基础的多元化的地方政府公共资本融资模式，推进地方政府债务证券化试点，将促进地方债务的显性化和透明化，将会大幅降低融资成本，这对于化解地方融资平台流动性风险可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从中长期来看，地方债务市场发展必须建立硬性约束，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将逐步实现政企分开，实现市场化的商业运作。

3.积极拓宽交易对手，多样化融资渠道化解资金压力

第一，积极与央企对接，拉动经济增长：央企投资项目一般体量较大，拉动经济增长效果显著。第二，积极与险资合作，创新合作模式：保险资金的基础设施债券投资计划、股权投资基金、不动产投资计划、项目支持计划等多样化的融资渠道设计，以及险资天然的长期性、安全性能很好地与政府融资需求匹配。第三，积极引进社会资本，深化体制改革：鼓励和吸引社会资本特别是民间投资以合资、独资、特许经营等方式参与建设及营运。

4.全面建设地方融资平台风险管理制度，完善风险管理的技术及工具

包括但不限于：成立债务危机管理委员会，着手应对突发性风险；设立风险处置基金，多方筹措救助资金；制定风险应急预案，确立危机救助原则；判断风险性质程度，采取不同处置方式。具体比如，“存款保险模式”：针对已超过警戒线但尚未发生债务危机的地方政府，强调责任自负的基础上，风险管理委员会提前干预，制定重建规划。

5.规范融资平台内部控制管理，强化债务风险意识，建立投融资责任制度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的治理机制应进行两方面的制度重构：首先，应将地方政府的出资人角色与经营者角色相分离，地方政府对融资平台公司行使投资者权，同时，融资平台公司有独立的经营管理权。其次，应建立“内外并济”的监督机制。在公司内部监事会的建设中，地方政府可委托具备一定资质的专业人士担任监事。在公司外部，国资委应有权就融资平台公司的运作、投资方向进行监管；同时，国家审计机构也可依法对其财务活动进行严格审计。

六、地方融资平台未来之路

上文提到，作为特殊时期的产物，地方融资平台或许使命将近。近期，国家发改委频频对地方融资平台的主要融资方式的企业债券进行整顿，发改委审批地方融资平台发债将更加严苛，从抵押资产到负债率以及申报间隔时间、资金募集使用等都有更加严苛的规定。发改委做出上述指导符合市场预期，主要针对城投债及城投或平台公司，是这些发行主体逐渐退出中国资本市场的信号。

首先，地方融资平台债在过去几年的快速发展集聚的风险值得关注；其二，地方融资平台债发行过程中存在的一些利益寻租和腐败事件频繁发生，地方融资平台债和地方融资平台整顿正在进行；其三，地方融资平台债逐渐被“市政债”所取代是大势所趋，而且地方融资平台债火爆发行的背景是配合当时4万亿的财政刺激政策，其历史使命基本结束。目前，地方融资平台转制自2014年6月份就已经拉开大幕，也许未来几年之后，地方融资平台就成为历史产物。

无论如何，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推动地方举债的阳光化，是未来地方债务融资发展的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1] 张平.我国地方投融资平台债务运行现状及其治理之道[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2（3）

[2] 曹大伟.关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融资的分析与思考[J].商业研究，2011（4）

[3] 唐洋军.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发展――国外模式与中国之道[J].金融与经济，2011（3）

篇4

德国复兴信贷银行（简称KfW）成立于1948年，是一家比德国联邦政府更早成立的银行，也是唯一一家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全资拥有的政策性银行，代表着政府经济合作与发展部，承担着促进德国和欧洲经济发展以及德国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合作中的融资、贷款等职能。

从性质上来看，KfW是典型的政策性银行。它在《德国复兴信贷银行促进法》的框架下成立，不受该国中央银行监管，而是依法由联邦政府的财政部门进行监管。《德国复兴信贷银行促进法》通过法律的形式明确制定了KfW的架构和治理特点。KfW没有股东大会，而是通过设立董事会、监事会来保证经营按照法律规定进行。其董事会成员为37个，并设有执行委员会、信用委员会、审计委员会三个专门委员会，分管各部门职能。执行委员会负责法律和行政事务以及有关业务、政策问题，同时负责在紧迫的事件下做出决策；信贷委员会负责信贷和融资的批准审核；审计委员会负责会计和风险管理问题，监控会计过程、内部控制、审计系统和风险管理系统，以及审计年度财务报表的合并。KfW的监事会主席和副主席由联邦政府任命；监事会成员包括数位联邦政府部长、联邦议会指定议员、社会各行业及工会的代表等；公司成员数目、结构和董事职责通过《促进法》确立和制定。董事会根据KfW章程批准和审议年度财务报表及其他相关决议，对联邦财政部门、经济技术部以及联邦审计署负有监管职责。从这些规定和要求可以看出，作为负有特殊使命和责任的政策性银行，KfW的组织架构、公司治理等都上升到了法律层面，并在股东会设立、董事会及监事会成员、审计和监管等方面与商业银行有所不同，这给KfW政策业务的实施和使命的达成提供了条件。

2000年以后，KfW经历了一系列组织结构调整。2001年6月，为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合作，德国复兴信贷银行收购负责民间开发融资的DEG公司。DEG原来是负责振兴发展中国家和体制转型国家民间企业的德国政策性金融机构。2003年8月，作为政策金融机构结构调整工程的重要一环，KfW兼并了负责中小企业金融业务的德国调整银行（又称德国清算银行，DtA，Deutsche Ausgleichs bank）。DtA成立于1950年，是国家机构，主要职责是对中小企业和起步项目发放贷款并行使调控银行的职能。合并后，KfW和DtA将各自负责的中小企业业务统一转给新成立的KfW中小企业银行（KfW Mittelstands bank），该机构随之成为负责所有中小企业金融服务的窗口。2004年1月，负责商业金融的KfW国际项目融资和出口信贷银行（KfW IPEX-Bank）成立，并于2008年1月成为KfW的独立子公司。

综上，KfW部门和组织的调整历程展现的最大特点是，政策性银行的纯粹化和综合化。KfW通过设立子公司—KfW IPEX-Bank，实现了政策金融与商业金融的分离；另外，通过收购DEG、DtA，成为了综合性的政策性金融平台，将促进对外信贷、金融援助和合作，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支持等业务都纳入旗下。政策性金融的纯粹化使得优惠政策、考核模式等的实施更有针对性；综合化有利于发挥资源的规模效应和整合效应，提高经营效益。

目前，KfW由4个业务本部和5个子公司组成，业务领域包括德国和欧洲的投资信贷、出口信贷和项目融资、与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财政合作以及咨询等业务。各项业务由相应业务单元、子银行（公司）来完成。旗下四个子银行（公司）分别是中小企业银行、促进银行、国际项目融资和出口信贷银行及开发银行，分管KfW的几项主要业务。

KfW中小企业银行（KfW Mittelstands bank）和KfW促进银行（KfW Forder bank）承担在德国和欧洲的投资信贷业务，两家银行业务各有侧重。KfW中小企业银行主要面向中小企业、创业者和新建企业，负责对中小企业和创业初期的企业、自营业者提供资金支持（包括贷款、选择性贷款、获得股份、咨询等）；KfW促进银行主要是促进住房业、环境气候保护、教育、基础设施和社会设施的发展。KfW国际项目融资和出口信贷银行（KfW IPEX-Bank）从事出口信贷、项目融资、投资及公司贷款业务。财政合作业务主要由KfW开发银行（KfW Entwichlungs bank）及其下属的德国投资与开发有限公司（DEG）承担，旨在促进德国和发展中国家以及经济转型国家的合作。KfW银行的集团品牌和组织结构如图1。

德国复兴信贷银行的职能演变

1948年，战后重生的联邦德国成立的德国复兴信贷银行（KfW），成为一家为百废待兴的西德产业和经济提供金融支持，促进出口并管理马歇尔援助资金的政府金融机构。作为德国最大的银行，KfW的发展并非一日之功，其成熟、成功的政策性银行运作模式也是在实践中逐步摸索出来的。

在上世纪50年代，由KfW提供的低成本贷款主要用于重建德国的能源供应体系。使一些大型企业在重建中平稳过渡，其中大部分是采矿业、钢铁业和电力生产商等大型企业。农业在战后机械化的过程中，也成为KfW的主要客户（农业经济占KfW的贷款有时达到20%），此外，KfW还为德国出口商提供长期资金（短期融资则由商业银行提供）。

上世纪60年代开始，KfW进入国际舞台，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在国际社会承担起更多地责任。此时，由于冷战的影响，尽管项目援助很多基于政治需求，但其努力为发展中国家能源供应、运输、灌溉部门等大型基础建设提供较低的贷款标准。到60年代末，3/4的KfW资金用在了国际项目上。

到了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1972～1974年、1978～1980年）使德国经济重陷困境，KfW重新审视国内推广项目，并开始调整策略。1971年，KfW进入国内中小企业市场，专门为中小企业提供资金支持，此后获得贷款的中小企业数逐年增长。

80年代初，债务危机笼罩的发展中国家财政负担沉重，KfW的资金也变得稀缺，资产负债表日益膨胀，实现可持续、有效的管理变得尤为重要。因此，KfW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方式由资金援助变为资金合作（目前，KfW在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有超过55个办事处）。同期，KfW开始迈入金融市场，进行市场化融资。1985年，KfW成为德国首个经过信用评级的银行，并被授予AAA评级。1987年，KfW成功注册证券交易委员会（SEC）。

到了90年代，随着苏联解体、两德合并，KfW开始致力于东德经济的恢复。90年代中期，其70%的贷款投向新联邦州，并借助自身在金融合作中的经验为中欧、东欧的过渡方案提供咨询服务。1992年，联邦政府批准KfW提供总体战略咨询服务。

进入2000年，KfW经历了史上最大的职能调整。根据欧盟（EU）的意见，KfW与商业金融部门分离。2008年，KfW出口和项目融资活动被转给旗下独立子公司——KfW IPEX-Bank。同年，KfW为遭遇1932年来最严重经济危机的联邦政府提供了巨大支持，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国内最高融资额。借助KfW的特别计划，德国经济得以迅速回到正轨。

伴随着KfW的职能演变，其资金投放分布也相应变化。上世纪60年代以前，德国国内投资和信贷占总资产的80%；60年代后，伴随着经济发展和德国国内产业的复兴，其对德国国内投资和信贷的比重降低到总资产的30%，而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大幅扩大；进入70、8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导致世界性经济低迷，KfW再次扩大了对德国国内的投资和贷款，比重恢复到50%左右，而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比重则降到20%。

从行业分布看，东西德统一以前KfW对服务行业的资金支持占到50%以上（原材料、生产资料、消费品所占比重一直维持年均30%以上），农业、煤炭和电力部门所占的比重较低。两德统一后，KfW优先对东德地区经济发展提供资金支持。1990～1998年，KfW重点支持了东德地区的产业投资、住房现代化、公共部门三个领域，同期发放贷款77.6万笔，贷款金额达1364亿马克，资金总投入达到2440亿马克；自1993年开始，其对东部地区的支持比重维持在85%～95%，远远高于对西部地区的支持。

综上，KfW组织架构和职能演变历程是一个关于政策性银行的典型范例：政策性银行在促进经济增长、民生发展和国际合作中应该做什么和如何做。具体而言，KfW有对国内经济促进、出口及项目融资、发展中国家融资和特殊任务共四方面使命。第一，国内促进使命帮助了很多德国人民。KfW提供教育贷款、学术资金支持，同时提供房屋建设支持，特别是节能、环保建筑，并为中小企业尽可能提供贷款以及营运资金贷款，支持小企业的长期发展。第二，出口和项目融资使命是指为德国和欧洲出口公司提供资金，确保其在全球市场中的竞争力。KfW提供量身定制的融资解决方案，通过子公司——KfW IPEX-Bank为国外新项目提供咨询支持。KfW IPEX-Bank是法律上独立的公司，专门从事出口和项目融资，为德国及欧洲出口基础设施，为气候、环境保护项目和原料供应项目提供融资支持。第三，为发展中国家融资使命是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社会进步提供支持，为世界许多贫困地区提供帮助。KfW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开发银行，在100多个发展中国家开展援助计划，涉及领域包括教育、卫生保健、气候和环境保护等。第四，特殊任务使命指的是KfW代表德国联邦政府执行特殊任务，其内容从德国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到前东德的索赔管理。例如，KfW代表联邦政府对德国电信公司和邮政公司进行私有化；KfW的全球性贷款为其他国家提供融资，使其能够为中小企业中长期的投资和私人住房建设项目融资。目前，KfW的贷款集中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和提高能源效率的项目。

对中国政策性金融发展的启示

第一，通过法律确立KfW的地位和作用。在其成立时，德国专门成立了《德国复兴信贷银行促进法》，确立其法律地位和作用。该法还制定了KfW的组织架构，例如，KfW虽没有股东大会，但设立监事会，以保证其经营能够按照法律规定进行，监事会的成员数目、结构和董事职责等也均明确法律规定。

第二，国有化的所有权和独立、自主的公司治理结构。KfW是国有银行，却能够独立，不受政府的干预，项目决定权由银行董事会所掌控和决定。KfW设有政府部门领导组成的监事会，对业务进行监督，监事会主席和副主席由联保政府任命。为了更有效行使公司监管职能，它设立了三个委员会来分管各个部门的职能，分别为执行委员会、信用委员会、审计委员会。其中，执行委员会负责法律和行政事务以及关于银行的业务和公司政策问题；信贷委员会负责处理信贷问题和融资的批准审核；审计委员会负责会计和风险管理问题。

第三，联邦德国政府提供信用担保。KfW在国际资本市场上融资，政府会为其提供担保。因此欧洲、亚洲国家，包括央行、资产管理基金在内的机构投资者在认购过程中一定程度上将其等同为德国的债券。KfW的信用等级为3A级，具有较低的融资成本；发行的债券中，期限大于1年的债券占比大于80%，以长期资金为主。稳定、长期、成本较低的国际债券市场融资为KfW的发展提供了保证。

第四，政府赋予政策、税收优惠等支持。由于是国有银行，KfW不用向国家缴纳股利，也不用上缴所得税，这为其盈利增长提供了帮助和保证。

篇5

小微企业的角色定位

1.小微企业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根据2013年修订的全国企业类型标准划分，我国的小微企业发展取得重大突破，占据到全国企业的90%，分布地区也十分广泛，涵盖大中城市、小型新型城市，以及乡村。在行业上，涵盖面从改革开放初期的单一类型发展到现在多元、综合的类型。小微企业创造的价值十分可观，实体产品的价值和潜在的服务价值占到了国内生产总值的60%以上。在这个层面上，小微企业已经成为我国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发展动力。

2.小微企业是改善和服务民生的重要渠道

小微企业在创办阶段，手续比较简单，审核周期较短通过率高，准入门槛较低。由于小微企业大多以劳动密集型为主，在招收员工的时候要求较低。因此，能够创造大量的就业岗位。据调查，小微企业的从业人员占全部企业从业人员的40%左右，这个比例已经证明了小微企业服务民生的作用。在全国来说，东部沿海地区的小微企业发展最为突出。经过可靠的数据分析，东南沿海居民的可支配收入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

3.小微企业是促进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载体

小微企业从初期的传统领域向各行各业延伸。当今阶段，小微企业已经不仅仅涵盖传统加工制造业、简单商贸服务业，并且更加注重高新技术的运用，向新兴产业发展。21世纪，小微企业充分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发挥自身的灵活的优势，通过学习世界上先进的技术，采用全新的工艺，尝试新的设备，完善了企业规划，增强了自身的竞争力，推动了我国高新企业产业化的步伐。同时，小微企业为锻炼管理人才做出了贡献，其注重人才挖掘，为企业家的培养提供了平台。

强化金融支持，助力小微企业成长

小微企业的迅速发展，给国家经济发展增添了一份力量，但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需要得以解决，必须强化金融支持，助力小微企业的发展。首先，需要从制度方面做出调整，为小微企业发展打好基础。再者，着眼于金融创新投入，引导各类资源向小微企业倾斜。为此，建议可采取以下措施助力小微企业发展。

1.加大政策扶持力度

在加大信贷支持、降低融资成本、完善金融服务网络、推进资本融资等方面制定具体可操作的政策。建议政府部门在搭建服务平台、建立保障机制的同时，出台包括税收、融资等在内的支持金融机构服务小微企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为小微企业提供金融支持。金融监管部门应引导和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小微企业专营机构适当降低贷款利率、延长贷款期限，建议金融监管部门适当提高对小微企业贷款不良率容忍度，对小企业贷款不良率进行单独考核，并进一步完善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尽职免责有关制度。同时，应制定具体的考核指标，加强对有关政策落实的监管，使小微企业实实在在地享受到各项政策优惠。

2.搭建银企沟通平台

政府有关部门应定期组织小微企业融资对接会，向金融机构推荐生产经营好、发展潜力大、贷款风险小的优秀企业。同时，加大对小微企业融资培训力度，提升经营者素质。要求小微企业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制度加强科学治理，树立诚信意识，练好内功，满足市场化融资条件的要求，赢得金融机构信任和支持，进而实现小微企业与资金供应方的顺畅对接。

3.建立小微企业风险补偿机制

一是建立政府和金融机构共担风险的风险补偿机制。对逾期无法收回的小微企业贷款，对有抵质押品的部分，按照市场化原则处置；对无抵质押资产的不良贷款发生的损失，由政府、银行、担保和保险公司分别承担部分损失，以缓解金融机构为小微企业提供贷款融资发生损失赔偿的压力。二是建立小微企业融资风险补偿奖励资金。对向小微企业提供信用担保、发放信用贷款的担保公司和银行（包括小额贷款公司）、创投机构、保险机构给予一定的风险补偿奖励。三是对金融机构支持小微企业所发放的贷款给予所得税前扣除贷款损失专项准备金、担保赔偿准备，免征营业税等税收政策支持，调动金融机构服务小微企业的积极性。四是对于从事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有突出贡献的金融机构，政府有关部门应通过通报表彰和奖励等形式，激发金融从业人员服务小微企业热情。

4.提升政策性和小型金融服务机构发展能力

充分发挥政府背景机构。如，投资公司、担保公司政策导向和示范引领作用，带动民间资本进入和规范发展，与商业性机构实现错位竞争、互补发展，切实履行社会责任。加强对小型金融机构扶持力度，引导大型金融机构加大对小型金融机构的市场引导和业务合作，强化小型金融机构服务小微企业的市场定位，支持小型金融机构增加基层服务网点，与大型金融服务机构错位发展，实现小型金融机构与小微企业联动协调发展。

5.完善融资担保体系建设

建立健全为小微企业服务的融资担保体系，研究建立小微企业信贷风险补偿基金，建立专业再担保机构，建设多层次担保体系，更好地为小微企业、科技型企业、农业发展和全民创业服务。鼓励保险机构创新服务形式，为小微企业融资提供保险服务，支持小微企业贷款保证保险产品发展，拓宽保险业务服务领域。

6.加快中小企业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

扩大新型融资方式的业务规模。引导小微企业运用融资租赁、债务性融资工具以及上市等新型模式融资。引导和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针对小微企业的产权性质和业务特点，采取灵活的抵押担保方式，大力推进金融产品创新，积极开办商标权、专利权、著作权质押贷款，仓单质押贷款，企业联保贷款，有价证券质押贷款等，努力解决小微企业贷款难问题。要积极改善服务环境，大力推广“信贷工厂”模式，对小微企业贷款的设计、申报、审批、发放、风险控制等业务按照“流水线”作业方式进行批量操作，提升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效率。为小微企业提供更方便、快捷、安全、优质的金融服务。不断探索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的新举措，为小微企业提供个性化、专业化、灵活多样的金融服务。

7.建立和完善沟通协调机制

一是建立金融支持中小企业发展专项工作委员会。搭建信息交流平台，定期召开专题会议，加强协商交流与信息共享，通过召开银企对接会等多种方式，积极向金融机构推荐重点项目，向小微企业介绍金融产品，实现银企双赢。采取多种形式开展中小企业帮扶活动，深入基层了解企业生产经营状况和融资需求，做好融资顾问，帮扶小微企业破解经营困境和融资难题。二是抓住国务院部署制定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的有利时机，做好对小微企业政策宣传和诚信文化的培育、引导，做好小微企业征信系统建设工作。优先支持小微企业信贷政策执行好的农村信用社、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保险公司以及担保公司等各类融资机构接入征信系统，满足其信息需求。

结语

篇6

其中，在存量债务认定的过程中，必然会抛给金融系统一个又一个“烫手的山芋”，据了解目前很多从事信托人士就非常担心划给市场的债务中蕴含的金融风险。

为此，记者特别采访了两位资深市场人士平安证券资产管理事业部执行副总经理、北大光华新金融中心客座研究员宋光辉和中国金融证券化实战首席专家单光，听他们从业务实操的角度解读PPP如何与金融结合以及43号文新带来的连锁反应。

PPP与资产证券化结合

此次地方政府存量债务的清理整顿中，PPP被赋予了较高的替代性意义。按照新《预算法》和43号文的规定，未来规范的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仅限于：政府举债、PPP以及规范的或有债务。

宋光辉表示，PPP项目的回收周期都比较长，因此不能唱独角戏，一定需要金融的承接，否则很难吸收到足额的资本。他认为，考虑到当前的银行脱媒与资本市场大发展的金融环境，资产证券化可作为PPP的重要工具，让风险收益相匹配的资金在资本市场上完成对接。

单光也对此持有相同的观点。他表示，社会资金进入PPP项目首先要考虑资金安全性、效益型、流动性的特点。PPP项目本身存在三种形式，全覆盖、半覆盖、纯公益性的，因此社会资本进入的形式也就不同，全覆盖的就需要有长期稳定的现金流，后面两种需要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进行必要的政府补贴。

同时单光还认为，“项目启动，金融现行”，在项目初期，就要设计资金的进入和退出机制，要按照现行的综合性法律法规，来进行结构化金融设计.比如PPP模式一定要加金融工具才能完成，PPP项目可以考虑按照各项进度验收后形成应收账款，再通过资产证券化方式进行融资，使其项目资金加快流动性的方式退出，再投入到后续的项目中去。

不过，单光称PPP是解决政府和平台公司债务分离比较好的模式，他认为可分为两个层次：一是平台公司与社会资本组建的特殊载体公司，二是根据项目设立特殊载体的项目公司，该项目公司的架构搭建也要有金融工具来嫁接，并且资产证券化亦可以处理好尚未解决债务问题。同时“资产证券化的金融评级不仅需要按照正常程序进行，还需要评判当地政府现有的负债情况和未来几年的财政收入还债情况相匹配，防控债务风险，避免造成系统性的金融风险。”

宋光辉也表示，资产证券化和PPP二者虽然互为表里、互相支撑，但不能忽视二者的区别。PPP是强运营的资产，而资产证券化一般是轻运营的资产。他认为，PPP的资产证券化更适合于用特殊目的公司而不适合用特殊目的信托和一般双的特殊目的载体。

“从实操层面来讲，PPP的资产证券化无论是转让还是流通都会涉及到税收。这就牵涉出资产证券化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即税收中性原则。因为，有时投行做一些业务，利润空间有限，而收税很可能就将大量的利润磨平了，市场主体参与的动机就会弱化。这也是为什么在发达国家PPP实际上并不是一个非常主流的项目融资的产品。”宋光辉称。

宋光辉认为，不可否认PPP对于界定政府和市场的手、塑造市场化游戏规则作用非常大。但是，PPP一定不可操之过急，他需要的是耐心细致的市场化培育过程，形成市场化合力。这其中涉及到投资者培育、国外先进技术的引进、从业人员培训及典型案例的形成与推广，这些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

地方债改革思考

PPP无疑在此轮地方债改革中意义重大，但在宋光辉看来，PPP只是地方债治理体系中的一环，他起到的是短期止血和中期缓解的作用。因此，他认为对于地方债的改革来说，脱离整个大的财政改革体系而仅仅强调PPP这类具体的产品，这肯定不是对43号文的科学理解。

目前各地正在进行存量债务的甄别，据了解，对于具有地方属性的债务，其中收益性部分划给地方融资平台，公益性部分将由地方政府、省政府承担。因此，目前市场人士的顾虑多集中在划归到地方融资平台的部分债务是否会引发局部性金融风险，毕竟地方融资平台未来没有政府信用兜底。

面对诸多存量债务，未来势必要进行统一的制度安排。单光建议首先选择一些城市对于政府的债务和平台债务之间的融资的性质来进行界定，并进行试点。即根据具体项目性质，融资渠道，标准和非标进行试点研究调整，在政府和平台之间进行合理的分配，最后根据试点的情况做出制度性安排。

宋光辉也认为，面对地方财政债务问题急需纾困的现状，首先要认清当前的形势，是特殊形势还是一般形势，如果是特殊形势，可以创新一些金融手段，多开展试点交给市场检验。

对于下一步地方债改革的方向，宋光辉表示，从短期来看，降低地方融资平台的融资成本刻不容缓。他称，43号文就是在收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举债的权力，目的是降低融资成本、开源节流，“松开发债的流、同时在预算端控制项目流。”

从中期来看，宋光辉认为要把握好央地政府间财政关系，做到“收放结合、张弛有度”。他称，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后，相比之前，一般预算更多上收中央、土地收入则下放地方，这其中的重要作用除了加快中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推动市场经济发展之外，还有一个好处是削弱了地方政府自身创办企业做实体经济的动机，而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基础设施等营造企业发展的环境上面。

但是中央放权久了，难免出现因土地财政的大规模发展、而造成大量的社会资源被吞噬的现象。宋光辉认为当前国内存在一个普遍的误区是地方政府因为事权与支出责任不相匹配才去发展土地财政。“事实上，只要边际收入大于边际成本，地方政府就有动力去搞土地财政。因此，下一步一般预算收入适度下放的同时，土地财政应该适度上收。”同时，宋光辉表示，收放之间的“度”一定要把握好，避免地方政府搞国资冲债。

从长期来讲，宋光辉认为，中国未来的发展大势需要央地之间建立起战略性的长期稳定的规则，而这无疑需要进一步深化财税体制改革。

政信合作新局

按照43号文，政府债务不允许以“非标”的形式进行举借。政府性债务未作规定，但是政府直接和间接担保不被允许，所以政府性非标债务和城投债面临一样的发展趋势，即未来融资主体地方国有企业、或者平台公司都是按照PPP主体形式来运作。

单光称，地方融资有标准化产品和非标产品之分，因为非标的融资成本非常高，所以降低融资成本需要用标准化产品替代非标产品，因此下一步也会有地方政府借新债还旧债的局面，“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不要让有些人和部分机构勾结起来忽悠政府。”他举例称，现在地级政府要求融资成本不得超过10%，但是有些平台公司就出现了利用融资租赁的方式，表面体现的只有6个点利率，但是合同约定是每个季度都要还本付息，一年算起来要达到13%以上。借款时间越长，综合利率越高，但是目前政府的项目很难实现10%以上的收益，平台公司财务报表光看收入和利润尚可，但是经营性现金流每年都出现很大的负数，这是造成地方债务风险集聚的主要原因。

篇7

【关键词】营运资本 投资政策 融资政策 营运资本控制

一、营运资本概述

1992年，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一次提出了营业资本这一概念，但是营运资本的概念在西方很早就有。由于不同的研究目的，对营运资本的定义不完全相同，行业主流观点里，主要有营运资本、净营运资本两种不同的定义范畴。前者指公司生产经营活动投入在流动资产上的价值，流动资产指可以在一年或者一个经营周期（超过一年的）之内变现或者运用的资产。具体有存货、应收及预付款、短期投资及现金等形式。净营运资本则指流动资产减去流动负债，流动负债指一年或者一个经营周期（超过一年的）之内需要给付的债务。具体有预收债款、应付账款、应付票据及短期借款等形式，流动负债具有成本低、偿还期短的特点，净营运资本实质是用以支持日常营运的净投入，其变化会影响公司经营的稳定性及盈利能力。营运资本的特征包括：变现方便、占有时间短、形式多样、数量变化快及来源广泛等。

从管理角度看，分为营运资本投资政策、营运资本融资政策，前者主要是涉及流动资产数量的确定，后者解决的是如何合理配置流动资产与流动负债。我们将流动资产先区分为永久性流动资产（保证公司政策稳定经营最低需求的流动资产数量）以及临时性流动资产（受季节性或周期性以及一些临时性因素影响而变动的流动资产），在此基础上探讨选择何种融资方式（包括长期资本或者短期资本）为企业的永久性流动资产及临时性流动资产进行融资。

关于营运资本投资政策。根据反映的收益与风险的关系，分为3类：稳健型、激进型和匹配型。稳健型营运资本投资政策是指相对总资产，流动资产数量占比较大，该政策的特点为收益低、风险小；激进型营运资本投资政策则与稳健性恰恰相反，指公司根据产出水平或者销售规模安排尽量小规模的流动资产，以降低流动资产对资本的占用，相对匹配、稳健型而言，激进型的营运资本投资政策的特点是收益高、风险大；匹配型营运资本投资政策则介于两者，指公司持有流动资产适中，维持正常销售活动，收益与风险适中，使得流动资产保持最佳数量。

关于营运资本融资政策。营运资本融资政策根据公司负债结构与公司资产的寿命之间的配置情况，风险与收益的对应关系与营运资本投资政策一样分为3类：稳健型、激进型和匹配型。稳健型是指公司不仅使用长期资本支持永久性流动资产，而且用长期资本支持一些或者全部临时性流动资产，稳健型政策特点是偿债能力大，风险小，但是加大了公司的资本成本，降低了收益。激进型政策与之相反，指短期融资不仅支持临时性流动资产，而且支持部分甚至全部永久性的流动资产，激进型政策资本成本低，收益率较高，但是面临较高财务风险。匹配型是一种资产的期限结构与债务的期限结构完全吻合的状态，使得短期负债的借入与偿还与扣除自然负债后的流动资产的波动一致，减少了资产与负债之间不协调的风险，并能够较好地平衡收益与风险。

最后是营运资本投、融资政策的配比问题。不同的组合，可以给公司带来不同的风险敞口，在既定的风险偏好下，也必须使两者在期限、金额上配合，才能找到收益、风险的最佳组合。

二、营运资本管理效率衡量

30多年前，对营运资本管理的评价局限于对存货等单个科目的管理效率上，注重管理单个项目的周转期，并衍生出应收账款周转期、存货周转期等指标，用于衡量流动资产的管理效率。虽然对流程资产的变动具有跟踪、评价作用，但是这类指标忽略了流动资产之间的相互影响对营运资本的影响程度，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程度的局限性。20世纪70年代，Hampton C.Hager发表了《现金管理和现金周期》，文中提出了“现金周期”的这一新的概念，这一概念指企业从支付生产原料款项到生产、售出产品、回收款项整个时间周期。他认为具有“现金周期”短的企业往往意味着具有不错的运营管理效率，并认为通过加速资金周转，可以提高营运资本的运用效率，提出一系列的具体管理手段。

波士顿咨询公司首次了营运资本生产率（销售净额/年度平均营运资本额）指标，它表示每一元营运资本所带来的销售净额，这一指标给同行业竞争对手提供了相互比较的平台，若一家公司与其竞争对手相比有着同样的销售收人但却投入了更少的营运资本，则意味着该公司节约了更多的资本和劳动力。

三、营运资本管理效率高低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国外学者Schifih和Lieber于1974年，Smith于1980年，Kim和Chung于1990年先后对应收账款、存货、应付账款等三项营运资本重要要素对企业绩效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并且都认为对上述三项进行整体管理能对企业绩效产生积极的影响。

实证方面，2009年，我国张宁宁、张新民、吕娟发表了《营运资本管理效率对公司盈利能力的影响——基于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该文以2004—2006年深、沪两个交易所上市的制造业公司为样本，对营运管理效率与企业额盈利能力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研究样本表现出，营运资本的管理效率与企业的盈利能力显著相关，随着经营资产利润率的增大，应收账款周转期、存货周转期、应付账款周转期及现金周期都呈下降的趋势。

因此从理论以及实证上，均证实了加强营运资产管理效率对企业绩效将产生显著的正面效应，营运资产管理是企业管理的重要方面。

四、加强营运资本管理的措施

（一）实施有效的内部控制制度

切实合理的内部控制体系对于公司的营运资本管理十分重要。内部控制制度是对公司风险的整体管理，有利于规范业务运作流程，防止业务错误、舞弊，确保包括财务管理在内的企业管理的有效性，从而有效预防相应的风险，确保企业安全运营。有效的内部控制制度，是提高营业资本管理效率的前提与基础。

（二）加强存货管理，加快存货向现金转换的速度

首先应当加强采购管理，正确编制采购预算，严格控制采购成本，降低资金占用率。其次，加强存货日常管理，防止存货灭失，控制发货，杜绝浪费。另外，需要建立对存货量的全程监控，对已滞销的存货要通过各种途径及时处理，对今后可能导致大量滞销的存货要及时调整采购计划、流程。最后的问题即销售为王，加快销售，最大限度压缩存货的资金占用。

（三）加强应收账款的管理

首先，应当建立合理评估交易对手信用的专门机制，合理决策是否赊销以及赊销的数量。其次，针对应收账款应当制定规范的账务管理机制，由专人负责催收，并由公司后台管理部门监控回收情况，形成良好的反馈机制，使管理层及财务管理部门及时掌握应收账款情况。再次，在衡量真实资金成本的情况下，合理使用优惠政策，加大应收账款回收速度。最后，企业可以考虑适时将应收账款转让给商业银行，提前释放风险，在损失一定利率的情况下，加快应收账款回收期，从而降低企业营运资本。

（四）合理延长支付应付款，利用商业信用融资，增加无息负债比例

企业可以在合理范围内适当延长款项支付期，降低支出。延长应付款时，应当考虑商业信用的成本问题，即以放弃优惠条件的情况下，延长应付款项。实际上，商业信用融资成本不必然低于银行短期贷款成本，应当必须在比较两者影响后，做出理性决定。特别注意，放弃优惠条件，往往说明企业的财务状况不佳，有损公司信誉。因此应在当衡量实际成本，保证企业信誉的前提下，利用商业信用融资，增强负债经营的效果。

参考文献

[1]李心愉.公司金融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2]金枫.国外营运资本管理理论的发展及其演进[J].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02）.

篇8

正如马云是中国最懂政治的企业家之一，阿里巴巴也许是中国最懂政治的企业之一，这种懂并非流于纸面，而是在于其股权结构：既有国字号，又有海外大型投行，既有员工持股，又有风投安排。利益关系，面面俱到，在面对众多政策问题的时候，马云总是游刃有余。

而阿里最大的问题，或者说最后一个难题也在于此。因为阿里最大的股东为软银，持股约31.9%；第二大股东为雅虎，持股约23%；马云本人的持股仅有7.43%，就算加上其他管理层的持股，也仅有10.38%，其它为员工、中投、博裕资本、国开行、俄罗斯互联网投资公司DST、淡马锡等机构持有。这个股权结构下，如果在同股同权的香港上市，马云为代表的管理层可能会失去对公司的控制权。

无疑，这是一次关于企业控制权的企业政治课题，也是饱经大风大浪的阿里所面临的最大的问题。

入彀

软银显然更擅长打太极，很难像雅虎那样被钱搞定。

从股权结构上说，阿里是一家日本公司，或者说日、美、中合资公司。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阿里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与马云所主导的融资历史休戚相关。

1999年10月，阿里成立不久后，即获得高盛、富达等500万美元投资，可以说从一开始的融资就具有国际视野。但是，当时主要还算是VC，企业控制权完全在马云等18个创业者手里。

一个关键节点是2001年1月软银的介入，它联合投资了阿里2500万美元，又在2004年联合投资了阿里8200万美元，成为阿里巴巴股权结构里一个实质性的玩家。当时其持有的股份已经超过管理层团队，成为事实性的大股东。

最具标志性和转折性的投资来自于2005年雅虎的入局。雅虎通过10亿美元和雅虎中国资产换取了阿里巴巴40%的股权，这次股权交易为阿里巴巴后续发展淘宝提供了资金，却也让马云失去了对这家公司的控制性股权。此时的阿里巴巴，已是美国雅虎为第一大股东、日本软银为第二大股东、管理层和员工为第三大股东的公司。

这是一个巨大的“死扣”。彼时的马云未必能想到将来淘宝和天猫的巨大成功，也未必能想到这个纠结的股权结构会成为它此后数年一直为之奔跑号呼的暗礁，以至于成为今天上市的第一大风险点。

8年后，彼时如日中天的雅虎已成明日黄花，它投资的阿里巴巴已经拥有了全球最大的C2C交易平台淘宝和快速发展的天猫，成为比肩亚马逊和eBay的全球第一大电商平台。而此时的阿里巴巴，通过引入中投、中信资本、淡马锡和博裕资本等无数外力，通过76亿美元的代价，才合力从雅虎手里“赎回”了20%股份，将其降格为第二大股东。直到日前，雅虎中国宣布正式停止运营，成为阿里巴巴的慈善门户……个中挣扎和纠结，充满了故事性，或不足为外人道也。

但是，雅虎易除，软银难缠。

软银依然是横亘在马云前面的一座大山，它持有的股权极大。当阿里没有上市的时候，它是一家管理层控制的公司，由马云为代表的管理层实质性控制；但是，当这家公司上市之后、完全成熟之后，没有人能够阻挡孙正义的软银真正控制这家公司。马云和他的管理层永远无法排除被扫地出门的可能。

而软银显然更擅长打太极，很难像雅虎那样被钱搞定。面对全球第一大电商平台，面对一家市值将有望超过1000亿美金的公司，软银不会轻易让出对公司的控制权。虽然它不会轻易和马云团队发生矛盾，但是，它在法律上始终牢牢控制着这家公司的权束。

当年被视为极大成功的融资手段，今年成为公司一个难解的死扣。

解扣

即便阿里此后出现任何变故，支付宝都可以成为制约其它股东的一个后手。

马云所能做的，就是在这个既定事实之下，尽量增加自己的筹码，并选择一个折中的方案，以求在决策大盘中谋取最大的权力。

马云的第一个手段，可以算当年沸沸扬扬的支付宝事件，这个力量和机遇来自于国家政策。正是因为支付宝涉及敏感的金融，所以，马云得以将其移出阿里巴巴的大盘，成为一个“盘外招”。这是一个后手，即便阿里巴巴此后出现任何变故，支付宝都可以成为制约其它股东的一个后手。从这个意义上说，马云当然要感谢政策的机遇。

马云的第二个手段，来自于对雅虎的逼宫，也就是引入中投、中信资本、DST等资本，稀释和回购雅虎的股权。雅虎的股东结构相当分散，雅虎的日子相当窘迫，雅虎的管理层早非当年入股阿里的杨致远，而是职业经理人，这时候，它有意愿把阿里的股权部分兑现；而如果雅虎不进行此次股权交易，阿里的管理层将不会急于推进这家公司上市，雅虎的股东也会给管理层很大的压力――这是一次裸的交易，一次双方都满意的交易。

而在上市前夜，三国演义已经成为楚汉相争，孙正义和马云成为棋盘上最后的玩家。孙正义岿然不动，不出让股权，无法用钱赎买，马云也无计可施。唯一能做的就是，在上市的时候，虽然无法掌握第一大股权，但是力求在决策的时候，和管理团队拥有最多的投票权。

换句话说，希望“孙有马营”。

如果公司不上市，那么，这就是目前阿里的实际情况；但是如果上市，这种管理层控制的局面必须用法律的方式约定下来――所以，马云希望在香港上市，获取最大的估值。同时，又需要面临香港股市同股同权的现实问题，甚至不惜大费周折，希望港交所改变香港的规则，一个专门因为阿里而改变的规则。

教训

在这之前，中国最好的互联网公司的大股东们却基本都是“外人”。

马云和阿里遇到的问题并非独有。

1997年网易成立以来，几乎所有的中国互联网公司都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最典型的莫过于腾讯、百度、新浪和土豆。

当年的腾讯也因为多次融资需求，先后将股权出让给电讯盈科、南非MIH等公司。前者匆匆退出，丧失了中国近10年来最好的投资机会；后者却持之以恒，始终保持着腾讯第一大股东的地位，成为一个隐藏在幕后的大赢家。虽然MIH和腾讯管理团队关系融洽，但是，这也确实是一个存在治理风险的隐患。

与腾讯不同，百度的股权结构虽然也是流行的VIE，但是，它的模式模仿的是Google的方式，李彦宏夫妇掌握着公司最大的投票权。Google的两位共同创始人佩奇和布林，加上CEO施密特一共持有Google大约1/3的B类股票，由于B股的投票权十倍于A股，稳控Google的决策权；Facebook的情况也比较类似，加上扎克伯格个人拥有28.4%的B类股，总计拥有58.9%的投票权。

因为股权过低而失去公司控制的典型是新浪，当年的创始人王志东被资本力量扫地出门的历史让人唏嘘，此后的新浪，一直是一家股权超级分散的公司，战略上的摇摆也与这种股权结构干系甚大。而与之类似的是土豆，虽然王微并非被直接扫地出门，而是被迫流血上市，很大程度上也是受到投资人的巨大压力，并最终被迫与优酷合并。

篇9

“现在大家所看到的是贵阳市党建红云‘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云平台，通过这个平台大家可以看到，目前全市18万名党员中有超过5万名正使用‘两学一做’手机APP进行学习。”

在“云上贵州”平台展示中心，讲解员肖庚正向观摩人员介绍“贵阳市党建红云”数据运行情况。

“贵州对大数据的应用早已颠覆了我们之前对贵州‘贫困落后’的认知，尤其是在‘政府+’智慧治理领域，我们都是来学习的。”来自江苏溧阳市政府的王先生感慨道。

互联网飞速发展的今天，大数据正成为支撑政府重大问题决策研判、促进政府管理改革、提高政府服务群众水平的有效手段。如何运用大数据提升政府治理能力，贵州做出有益尝试――数据“聚通用”，即以“政府+数据聚集”“政府+数据互通”“政府+数据共享”，搭建汇聚全省各部门数据的“云上贵州”，一场关于大数据提升政府现代治理能力的系统性实践，正在贵州深入推进。

“政府+数据聚集”

精准决策降低行政成本

在“云上贵州”系统平台，“拨”开贵州省地方税务局系统“云”，分别设有新闻中心、信息公开、网上服务、公众参与、税收知识等5个栏目，9个市（州）和贵安新区10个地税局子站每天或每一个时段税收、政策法规学习等工作动态信息一目了然。省地方税务局副局长高嘉鸣介绍，门户网站“迁移”后的利好有两个，一是通过不断更新的数据，可适时掌握各地方税务局工作动态，一旦发现什么问题，及时网上处理，转变工作模式，提高工作效率。二是之前由局里自建门户网站，不但要安排专人维护、管理，购买设备也得花钱。现在既节省了人力也省财力，大大降低了工作成本。

2014年10月，“云上贵州”系统平台开通运行，这也是全国第一个省级政府数据集聚共享的统一云计算平台。贵州省利用“云上贵州”平台，把分散在部门的数据统一汇聚到一个平台，统筹存储、统筹规范、统筹交换、统筹安全，奠定数据应用的基础。

全省各地州市及省直部门不再自建数据中心，纷纷“搬家”“迁”入“云上贵州”平台，并全部使用“云上贵州平台”所提供的存储和云计算服务，让资源集约不再是空喊口号。

对此，贵州省“云上贵州”开发有限公司政务事业部副总经理王仕品作了一个生动的比喻：“云上贵州”平台就如一个大的公寓，各部门就如房客，住入各个房间后，至于房间如何布置、需要什么家具，可自行安排。

“这场‘迁云’不仅仅是简单的‘搬家’，还实现资源集约，初步估计各部门节约建设成本和管理成本会相应呈对半减少。”王仕品说。

王仕品的话在他随即给出的3个数据中得到佐证：截至目前，全省已有78个部门（包括省直部门、市州及部门区县）“迁移”到“云上贵州”平台，481个应用系统登顶“云端”，累计节约建设和运营费用达52%以上，随着应用范围的扩大，建设和运维费用节约的比例还将提高。

“政府+数据互通”

高效管理倒逼机制改革

海量数据汇聚于“云上贵州”平台之后，第二步便是“通”。如何让数据在政府部门之间相互共享，相互交换？

本着“可用不可见，数据不搬家”原则，“云上贵州”建立了数据交换标准，建设了数据交换平台和共享机制。政府与企业间、企业互相间的数据交换也“开市”了，数据体量超过60PB的贵阳大数据交易所自挂牌运营以来，现已有会员600家，全国70多个省市政府及200多家企业的相关数据24小时不打烊，面向全国提供数据交易、结算、交付、安全保障、数据资产管理和融资等综合配套服务，交易品种有金融、法律、税务等3500多种，截至目前，交易额总量已突破1.06亿元。

“政府无偿提供数据孵化市场，大数据交易所解决数据不对称的问题，并对数据加以分析，挖掘其价值，政府再以购买服务的方式购买，进一步实现智慧行政、服务民生。”贵阳大数据交易所市场总监唐匏怠

打破数据壁垒，推动各个层级政府之间、政府部门之间、部门内部之间的数据开放共享和互联互通，14576条数据目录，近8000万条浩瀚数据在“云上贵州”共享平台上多维度实施交换，33个部门178个数据集“云上开放”，尽收群众眼底，在实现数据共享的同时，也亮出各部门“家底”，权力“数据铁笼”，逐渐推开，贵州政府权力监管开始进入“全透明时代”。

“哪一个部门在工作开展中偏离正常轨迹，出现违规操作或者制度有漏洞，都会拉响数据预警，这样一来，倒逼各地体制机制改革完善！”王仕品说。

管理有无漏洞、有无企业偷税漏税、税额下降原因……进入贵阳市国税局“数据铁笼”平台，诸多问题都能找到答案。“只要发现以上情况，我们会立即进行调查，并在最短时间内予以解决处理。”贵阳市国税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工作在监督下开展，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阳市交通民警聂谷虽有压力，但更多的是群众对自己工作点赞的幸福感。执法有无偏差、任务有没有在规定时限完成、有无到岗或迟到早退等，所有数据都会传至“数据铁笼”报警系统。“这样也让我们执法更规范，更加严格要求自己，群满意度也高了！”

从被动改变到主动改变，从行为改变到思想改变，数据互通后的“透明行政”，正瞄准政府行政的难点、痛点和群众关注的热点，推广开来。

“政府+数据共享”

信息“跑路”代替群众“跑腿”

家住重庆市的刘昌荣在贵阳市云岩区相宝山开了一家广告公司，2月15日，刘昌荣一大早来到云岩区行政服务中心大厅办相关证件，原以为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社会保险登记证和统计登记证5个证件办下来需要几天。“没想到在工商局窗口填了一个申请表，不到3个小时，所有证件都办好了。”刘昌荣高兴地说。

省工商局副局长丁琨说，依托“云上贵州”系统平台推动企业基础信息与信用信息共享互认，让信息“跑路”代替群众办事“跑腿”，五个证件一个窗口办理，“部门的办事效率提高了，群众也满意了”。

据介绍，目前，省工商、税务、质监、人社、统计共5个部门已经共享数据近400万条。畅游在大量有价值的数据洪流中，相互融通、相互支持的数据形成聚合效应，推动部门业务流程变革，一系列基于政府数据的应用系统被开发出来，不同程度地满足政府、企业和个人应用的需要，大数据商用、政用、民用价值得到充分体现。2016年，省直各部门在网上政务服务大厅服务事项办理时限平均压缩50%，省、市、县、乡四级统一协同办公平台相继基本建成，全省以大数据为引领的电子信息产业规模总量增速达40%。

篇10

新一轮的“救市”措施呼之欲出。在中国，在保增长、抑通胀、调结构的议题平衡上，形势并没有变得明朗，反趋复杂。

2011年，从美国华尔街蔓延开来的经济危机非但没有出现结束的曙光，反而正在政府债务危机的泥淖中越陷越深。欧美的政客们在互相扯皮，工人罢工、社会骚乱、“占领华尔街”运动，不一而足。

3年前，为了应对那场危机，中国政府祭出的4万亿救市计划正在暴露出负面的效果，2011年来通货膨胀高企，资产泡沫飙升，民众财富缩水，民企资金链紧张，资源分配格局被进一步扭曲。

后危机时期的问题正在持续浮出水面，这是混乱而又困顿的一年。

救与不救

不管东方，还是西方，政府的经济决策者总企图在经济出现周期性波动时快速熨平周期，保持持续的增长，然而在事实上，经济问题总是两难，繁荣时期政府权力的扩张为下一个萧条埋入错误的种子，而为了弥补错误，他们不惜以更大的错误行为去进行掩盖和矫正，结果便是错误的累积，直至积重难返，引发政治危机和严重的社会问题。

2011年的世界正在为这样的错误埋单。

2008年的经济危机不仅仅是贪婪的金融家们过度使用高杠杆的财务运作导致的金融体系信用破产，更是政府货币发行权和举债权犯下了错误。

当有朝一日这样的泡沫繁荣难以维持时，问题便显现无遗。泡沫破灭导致经济萧条，为挽救经济和社会信心，政客们继续启动宽松货币政策，进行政府救市，为市场注入更多的流动性，重新进行“国有化”。但这并不能解决结构性的矛盾，反而导致政府财政支出的急剧膨胀，带来了政府债务危机。

2011年，欧美债务危机成为贯穿整年的头号世界经济难题，美国债务等级被评级机构标准普尔下调，希腊、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等国政府债务危机深重，整个欧洲经济一片低迷。

经济萧条也使得高福利国家的弊病显现出来，懒惰的欧洲人要为此付出代价，但没有人会心甘情愿地接受事实，他们选择了罢工和骚乱；美国人则大印钞票，进行全球性的通胀输出；整个欧美发达经济体变得保守起来，为了保护本国的制造业，他们正在维护他们曾经极力反对的贸易保护主义。

对于欧美国家而言，去杠杆化，削减政府债务，抑制高福利，调整制造业结构，这将是一个长期的艰巨过程，经济危机何时能够过去，现在仍然是一个很大的未知数。

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手握3万亿美元巨额外汇储备的中国被焦头烂额的西方政客们吹捧为“救世主”，成为座上宾。救与不救的争议，持续了2011年的后半年。

中国问题

相对于中国极有限度开放的金融体系而言，经济危机对中国最大的打击来自于那些以出口为主的制造业，欧盟和美国分别是中国的第一大和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制造业高度依赖于这些国家的居民消费。

对出口贸易的恐慌，导致中国政府在2008年出台了4万亿的救市计划。但这些巨量的财政资金和银行货币并没有投向支持出口贸易和制造业转型，而是大量的投向能够短期带来增长效应的基础建设项目和房地产，为了“扩大内需”。

在一拥而上的项目争夺战中，中国国有体制的弊病大发作，不考虑投入和产出比的大项目、大工程纷纷上马，政府大包大揽式的投资模式再一次得以固化。也因此，相对应于欧美国家出现的政府债务危机，2011年，中国迎来了地方政府债务的严重危机。

“高铁”之后，截至2011年9月末，铁道部负债合计为2.23万亿元；最保守估计，截至2010年底，全国融资平台公司政府性债务余额共4.97万亿元。巨额的地方政府债务成为随时可能会引爆中国“次贷危机”的一个定时炸弹。

为救市而实施的极度宽松货币政策带来了通货膨胀，自2010年来，中国进入全面通胀时期，从“豆你玩”、“蒜你狠”到2011年的猪肉、鸡蛋等轮番而动，整年CPI在高位运行，在今年7月达到高峰的6.5%。

商品房价格也在极度宽松货币政策中再获高杠杆动作，并在整体通胀形势中不断飙升。

2010年下半年，中国央行为纠正之前宽松货币政策错误，控制通货膨胀，转向紧缩政策，回收流动性，并不惜在2011年采用各种行政管制手段，包括限贷、限购、限价。这一年，政府出台了史上最为严厉的房地产限购令，对投资需求进行严格控制，并先后约谈各类型企业，要求产品不得涨价。

大放之后的大收，在某种程度上，这些行政行为扭曲了商品市场的价格信号，实质是政府之过由市场来承担。

倒退与争论

每一次危机发生的背后都必然是矛盾的长期积累，随经济萧条相伴而来的，则是政治、经济与文化体系面临的信仰危机。旧体系光环不复，新体系仍未稳定成型，这样的时期注定充满浮躁、困顿和迷茫，人们满腹狐疑。

当失业人群和持保守思想的人走上街头，“占领华尔街”之时，关于经济自由主义的争论再度喧嚣。但这样的争论并没有太多新意，支持华尔街与反对华尔街的人们在纠缠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分歧时，却面临着一个模糊的命题：今日这些问题到底是政府权力扩张造成的，还是万恶的自由资本扩张所造成的？

正所谓“没有人会喊着‘自由主义万岁’的口号就义”，人们认知的分歧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个体的生活感受。是的，或许并没有一种万能的制度能够解决这个复杂世界里所发生的问题，计划经济的那一套虽然早已被证明失败，但新自由主义者的论说同样也不避免地出现了问题。

在中国，当一些人热衷于谈论“中国模式”时，从现实和逻辑的层面，却无法总结出中国过去30多年的经济增长奇迹有着什么样的中国特殊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概念如果指向的是集权和计划，无疑又和现实南辕北辙。

我们所看到的，一方面是某些领域的开放和改革带来的积极改变，一方面又是在某些领域里行政垄断和国有企业垄断造成的低效、腐败和不公平，看到的是个人财产被无端地侵害和掠夺，民营企业的生存环境恶劣，整个国家的创新并没有得到更大的释放。

2011年，并没有出现人们期待的以危机促变革的动力，在某些领域还正在面临着进一步恶化的情况。比如，救市资金并没有投向可能引发中国经济危机的制造业，大部分却投向了那些同时生产着大量无效GDP数字和有利于官员个人权力寻租的基础设施建设，政府强力推动和规划的新能源产业，正面临着泡沫的破灭。

在救市资金的分配上，这些信贷资金大部分流向了国有企业和国有部门，比如铁道部和地方融资平台，国有企业特别是央企手握巨额资金在相关领域里攻城略地，进行大肆的收购，地方国企和民企也纷纷傍央企，以寻求政策与资金上的庇护，出现“国进民退”现象的反复。

权力与市场

大热之后大冷，中央人民银行不断地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提准不加息的货币操作方式再次加剧了资金分配上的不公平―这即是在扩张时期，国企和国有部门获利最大，在收缩时期，受伤害最大的也就是民营企业和长期在银行信贷上杯水车薪的中小企业。

2011年，中小企业的倒闭潮比往年更甚，这并非完全如官方所宣称的是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的自然淘汰现象，而是与宏观调控政策的变动具有莫大的关系。外需的下滑，投资热情的下降，货币和财税政策的不公平，共同造成了这种“倒闭潮”现象。

在紧缩政策的压力之下，商业银行放贷数量减少，导致民间借贷比往年更高涨，2011年可以称之为“全民借贷年”，信托、小额贷款公司、担保公司、典当行、民间借贷、委托贷款、地下钱庄、网络借贷等影子银行大行其道。

在这其中，一些手握国有商业银行系统信贷资源的国有企业、公务员、信贷机构人员纷纷从事高利贷，成为隐性的“放贷机构”，进一步扭曲了金融权力网络，加大金融行业的权力寻租行为。

信贷资金大量的投向了获利更快更方便的房地产业，但在房地产调控令的严格限制下，房产投资渠道被压缩，高风险高回报的游戏玩不转了，造成民间信贷的断裂，引发了“跑路潮”。

竞争环境的恶化，对身份和财产的不安全感，也导致部分富人采取了移民的“跑路”方式。

中国的企业家阶层在面临着困难的选择，一方面，人民币升值在所难免，环保和人工成本的提高是大势所趋，低福利保障或零福利保障的状况在整个人口结构变化的大趋势下已然难以为继，中国制造业的低成本优势正在丧失，转型势在必行。

另一方面，在这样一个非完全自由竞争性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中国民营企业，新的商业文明仍然没有建立。受权力的制约，又主动向权力靠拢，形成了权贵资本的滥觞，企业社会责任的缺失。从“温州模式”到“温州跑路潮”，从某种程度上也反映出了民间实业精神的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