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经济理论来源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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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商业经济 商业理论 立场 历史方法

经济理论的研究方法是建立经济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独特的研究方法可以形成一个学派或流派。从分析方法的角度分类，经济理论以及有着内在的逻辑关系的诸理论组成的理论体系或经济学，大体上包括三大类别：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的区别；均衡分析与非均衡分析的区别；纯经济分析与制度、结构分析的差别。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商业是计划经济时期商业的传承，同时在社会制度方面有别于资本主义，决定了商业经济理论的研究方法是世界观，历史观和发展观的辨证统一。

商业经济理论研究的立足点

当前我国商业经济理论的危机，表现在西方经济理论的涌入，反映西方经济思潮的市场营销学替代了商业经济学，而市场营销学主要研究流通领域人和物的关系，忽视了流通领域生产关系的研究。在揭示生产关系的运行规律方面，由于社会制度的不同，商业经济理论只能是以为指导的，解决我国实际问题的，中国式的商业经济理论，是西方经济理论无法取代的。我们认为，作为反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征的商业经济学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首先要研究流通产业所有制结构、国有商业的地位、商业劳动的地位、商业企业人与人的关系，是符合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发展观就是以人为本的发展观，也是建立和谐社会的需要。

政治经济学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根本对立，在于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对立。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成分表现在它提出了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类似的理论命题。但是，它不能揭示劳动价值是创造商品价值的惟一源泉。发展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根据“新的活劳动价值一元假设”以及马克思关于劳动创造为市场交换而生产的商品价值的观点，商业劳动价值同样也是商品流通领域创造商品价值的惟一源泉。我国社会主义的性质决定流通产业要充分肯定商业劳动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地位，保护和解放劳动者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固有职责和根本任务。必须尊重劳动，尊重劳动者，不断提高商业劳动者的素质和劳动效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商业，承认商业企业独立商品经营者的地位，同样也承认商业资本追逐剩余价值的本性和在增进社会财富的作用，不论是国有企业，还是私有制企业都表现为企业人格化资本的特征。也必须根据“按劳分配”的原则，正确处理好劳资双方的利益关系，切实保障商业劳动者在分配领域的合法权益。

比较的动态分析的历史方法

历史和现实的比较是总结经验、展望未来的重要分析方法。安岗（2005）的研究表明历史方法的重要地位：中国经济学界的首要问题是了解国情，发现经济学研究中的问题，找到问题的结症，并寻求解决问题的思路。这就需要我们应特别重视历史方法，从实际出发来研究问题。不容否认，计划经济时期的商业结构模式存在许多缺陷，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商业理论，离不开计划经济商业的历史背景，一味否定并不是历史辨证的观点，既然是计划经济时期商业的传承，就要定性和定量的比较相结合。既吸收历史的长处，又展望未来。我国公有制为基本经济制度的社会主义发展历程经历了计划经济、转型经济、市场经济三个阶段。计划经济时期的商业，从总体上说，符合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对我国社会主义的发展也起了积极的作用。在转型时期表现出来的企业小型化、极度竞争等问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补课”，是迈向市场经济过程中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反映。是对计划经济流通模式的第一次否定，是极不成熟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建立以后，商业的竞争必然走向商业的垄断则是第二次否定。经过否定之否定，是计划经济时期流通模式的扬弃。计划经济时期的大流通观点，经过所有制改造以后拓展为国际市场商品流通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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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会经济体制；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121 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9-9166（2010）029(C)-0034-01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的经济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市场经济诞生在西方发达国家，我们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要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西方经济学作为西方国家市场经济建设的指导理论在我国大学的经济学、管理学等专业的教育中得到了快速的普及。随之而来的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大学课程设的地位却有所下降。大家似乎已不再区分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本文拟对这一问题进行一个回顾和总结。

一、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我国的政治经济学一般也由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部分组成。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走的是一条不同于前人的道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只能在实践中不断地成熟和完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思想的指导下，改革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并成功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加入了WTO，实现了与世界经济的对接，我们的生产关系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之后，中国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我们先后提出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理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并最终决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理论的进步和认识的深化大大解放了生产力。与此相应的是，我们在生产关系上也做了许多改革，提出了公有制的主导地位应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在分配制度上提出了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模式。在这一时期，作为研究生产关系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也做了许多修订，从哲学上说这也是一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是一个不断从相对真理走向绝对真理的过程。同时也出现了一些理论上的争论，理论层面的争论主要还是和我国当前的社会主义建设处于探索阶段有关，也正是这些争论推动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不断前进。今天回过头去看我国早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可以说我们已经在理论上取得了许多重大突破，也正是理论上的突破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体制方面的改革提供了指导。可以相信，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也会不断趋向成熟和完善。

二、关于西方经济学

当前，国内有许多学者将西方经济学改称现代经济学或干脆称其为经济学。这种称呼的改变与我国当前的改革实践有着密切的关系，现在我国正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许多方面，正在走西方发达国家曾走过的道路。我们现在所学习的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来源于二百多年前的亚当•斯密，每一个学习过经济学的人都知道亚当•斯密于的名著《国富论》其著名的“看不见的手”的理论及经济人假设奠定了现代市场经济理论的基石。在后来的经济学发展中，特别是随着新古典经济学的兴起，经济学家们抛弃了“道德人”，而将经济人作为惟一的分析出发点，而经济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分析思想也迎合了数学工具在经济学中的的广泛应用。随后，新古典经济学就走上了一条公理化、标准化、机械化的道路。这种数理化的分析方式赋予了经济学家共同的分析语言和工具，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经济分析中的争议和不确定性，但是，这种机械高度抽象化的分析方法对现实的大量问题也失去了解释力。经济学的主要任务是对社会经济现象做出解释，片面追求经济学的形式化，事实上是与经济学解释现实、指导社会实践的使命背道而驰的，这是西方经济学当前所受到的诸多批评之一。当前，尽管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已经较为成熟和完善，但是对于实际经济生活和经济政策的制定影响却非常有限，这也表明了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局限性。

三、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

我们认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资源配置。二者的研究对象不同，那么为什么还会有冲突呢？根据西方经济学的解释，土地、劳动、资本是西方经济学中所说的几种基本资源或者，按照西方经济学最大化的分析方法，各种资源根据各自的边际生产力获得报酬或者说是利润，那么利润从哪里来的呢？这必然又会涉及生产关系，涉及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这种边际分析方法最终还是回到了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范畴之中，这也说明我们无法摆脱对生产关系的研究而单独研究资源配置问题。今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重点还应是生产关系，我们要坚持与时俱进的态度，认真研究现实问题，把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推向新的高度。对资源配置这样微观层次的问题，我们应更多地运用西方经济理论进行处理和解决。总之，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研究，二者相互补充，相互配合共同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出贡献。

作者单位：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

作者简介：樊艳丽，籍贯陕西榆林，西安交大经济与金融学院08级本科生，专业：财政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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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经济学被边缘化，研究成果和研究团队萎缩

在中国经济学被边缘化，甚至已无立身之地。目前，高校马思主义经济理论课程已被严重压缩，中国经济学界研究成果，主要是有关西方经济学的内容，有关经济学内容的不到十分之一；有的虽然打着经济学的招牌如《劳动价值论》，却在宣扬资产阶级要素价值论的观点。

其次，经济学专业的研究生对经济学的学习不感兴趣，更谈不上研究。在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十七年招收的330名博士生中，他们在学期间发表的经济学论文一千多篇，其中真正研究经济学的不到10篇。经济学专业的教学队伍中从事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者也日益缩小。

1.2中国经济学传统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严重滞后于国际化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改革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仍严重滞后于国际上经济学专业的新发展。首先，教学内容重复。以经济学专业学生为例，大学本科阶段学习的政治经济学内容在高中就曾经完整的学习过，研究生阶段则开设专题性课程，但在体系性、知识抽象性程度上基本没有差异。其次，理论体系被人为割裂。一是将政治经济学从体系中分割出来。二是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在范畴与原理上没有科学衔接，尚未建立整体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再就是，教学方式的“封闭性”。当前中国经济学教学缺少足够的教学参观或社会调查等课外活动。

1.3经济理论脱离经济现实，教学方式扼杀学生的创新精神

首先，理论脱离经济现实，难以满足本土化的要求。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理论来源于实践，目前，中国经济学的教学方法基本上都是教师选定一本教材，以教材为中心开展教学活动。国内经济学教材出版周期一般较长，教材内容与现实经济问题极易产生距离与脱节；再者，由于国内教材大多直接照搬西方理论，西方理论与中国经济现实本身也有距离。其次，“满堂灌式”教学，忽视教学过程，扼杀了学生的创新精神。在课堂教学中，老师不可能讲清楚全部的经济学理论，这就要求老师主要传授学生科学合理的学习方法，提高学生自学能力和解决分析问题的能力；而偏重于死记硬背和机械化训练，则缺乏课堂交流和学习能力的培养。

1.4理论研究缺乏规范性，对两个范式关系的认识上存在偏差

在过去几十年间经济学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相当数量的重大基础理论问题还认识模糊。这一点在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认识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例如：以什么作为切入点开始经济学分析？用什么作为主线将这种理论体系贯穿起来？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究竟有哪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存在的原因是什么？市场经济怎样才能真正与社会主义、与公有制有机结合起来？对这些根本问题的认识尚缺乏基本规范，认识相当混乱。

在研究过程中，明显地存在着对两个范式关系的认识上的偏差问题。学术界存在两种片面倾向：一是排斥和轻视西方经济学理论，对于现代西方的经济学理论采取一种简单否定的态度；一是把西方经济学特别是主流经济学当作唯一科学的经济学理论，忽视它所具有的意识形态的成分，否定经济学的科学意义和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作用。总起来看，后一种倾向在当前呼声甚高。此外，中国经济学研究中也存在诸如选题过于宽泛、研究结论草率等其它问题。

2中国经济学的目标

中国虽然已经初步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还存在两个方面的缺陷：一方面，计划经济体制的核心部分尚未彻底触动，深层问题没有完全解决；另一方面，一些新建立的重大制度仍是框架性的，尚不稳固，在具体实施中还有不少漏洞。因此，建设一门能反映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特点和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特色的中国经济学是有必要的。这也是中国经济学的根本目标所在，而中国经济学的具体目标可分为体制结构、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三个部分。

体制结构目标主要从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来分析，所有制结构和个人收入分配制度及其保障体系较为完善。经济运行目标主要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经济运行目标和宏观经济运行目标。微观经济运行目标主要包括企业和企业制度的完善及国企改革的推进、社会主义市场机制、市场体系、社会主义市场秩序和规则较为完善。宏观经济运行目标是实现总供给与总需求及其相互关系的平衡、宏观经济调控目标顺利实现、政府职能得到完善等。经济发展的目标就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增长目标（包括经济增长的目标和经济增长方式等）和经济发展目标（包括经济发展方式、经济发展与经济结构、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对外开放和经济全球化的关系、科学发展观及经济与社会的和谐发展等）。

3中国经济学的构建

在这种背景下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将西方经济学中意识形态理论与市场经济理论相分离，将市场经济理论的科学成份嵌入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之中，实现两种经济学说的整合不仅必要而且可行。

3.1整合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和西方经济学均衡分析理论

劳动价值论更多关注的是市场经济运行的本源性问题，为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及其运动规律提供了理论依据。均衡分析理论更多描述的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外在表现，为揭示价格与供求的内在关系及其资源优化配置规律提供了分析工具。中国经济学研究对象和任务已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资源优化配置，将均衡分析工具嵌入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可以克服马克思经济学说价格变动分析的不足，赋予劳动价值论以新的时代内涵。

3.2整合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劳动者行为动机假设和西方经济学经济人假设

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劳动者行为动机假设注重全社会成员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并认为劳动仅仅是谋生手段，这种分析框架揭示了社会主义劳动者之间生产关系及其行为动机的本质特征，但难免带有计划经济的局限。西方经济学中关于经济人“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假设，反映了市场经济主体行为动机的某些重要特征，但却“往往具有非社会性和非历史性的倾向”。将两种行为动机理论整合为在全社会各阶级各阶层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经济人“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假设。

3.3整合马克思广义政治经济学思想和西方发展经济学

马克思晚年时期未能构建起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的广义政治经济学。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兴起发展经济学，先后经历了从结构主义到新古典学派，再到以人为本的发展经济理论；从宏观模式的经济增长理论到微观分析的人类发展理论。这些理论均从不同程度上揭示了经济落后国家摆脱贫穷落后、实现工业化、经济市场化、社会化、现代化的发展规律。将西方发展经济学的科学因素嵌入马克思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建立中国特色的发展经济理论，是中国选择适合国情的科学发展战略的需要。

3.4整合马克思阶级分析理论和西方新制度经济学

在马克思的分析模型中，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然而他未能深入分析未来生产方式技术持久进步、经济充满活力的动力源及各劳动者阶级之间以及阶级成员内部潜在的利益矛盾对其的影响。而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制度经济学则从供求关系、均衡价格的技术分析转向了产权关系、交易费用的制度分析，从而揭示了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在私人成本和收益与社会成本和收益不一致条件下，产权界定、国家干预以及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制度创新和制度安排对技术持久进步、经济充满活力的重要作用。尽管新制度经济学自身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但不妨碍我们将该学说中的科学因素嵌入经济学阶级分析理论框架中。

4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趋势

4.1走向规范和实际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的研究视野不断开阔，方法不断创新，比较成功地实现了传统经济学研究范式向现代经济学研究范式的转型，越来越走向规范化。但是，中国经济学从总体上看还是不成熟的。基础理论还比较薄弱，研究方法还比较落后，学科规范还不够严格，中国经济学作为一种科学体系还在形成，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走向规范。建立学术规范，发展学术评价，是中国经济学进一步发展和提高的重要条件和必由之路。

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中国经济学理论仍然落后于实践，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仍受着传统思维方式的束缚。为此，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走向实际。对于中国经济学来说，当务之急是要从实际出发，搞清楚中国所面临的究竟是什么样的经济问题，仔细分析问题背后的原因，找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和途径并且揭示出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

4.2走向开放和世界

经济学的开放是不可避免的。既勇于肯定，又勇于否定，一切取决于是否经得住实践的检验，而不论源于何时，出于何人，来自何方。经济学走向开放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坚持引进来，将外来的理论综合到中国经济学理论和中国实践中去；二是坚持走出去，要加强交流和不同学科间的联系，进行多学科理论、多元研究方法与手段的综合运用。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学也正在逐步走向世界。但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必须首先立足本土，其次必须立足经济，关注技术，立足当代，面向未来，使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始终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参考文献

［1］祝茂.转型期中国经济问题探索——第四届中国经济学年会观点综述［J］.南开经济研究，2005，（1）:100-103.

［2］赵凌云.中国经济学研究与教学存在的基本问题与解决思路［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6，（4）:6-7.

［3］严飞.《西方经济学》教学方式改革与实践探讨［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3）:181.

［4］斯蒂格利茨.经济发展需要对经济规律深刻理解［R］.“中国经济学教育回顾与展望”系列研讨会，2006.

［5］程恩富，王中保.现代政治经济学研究进展评述［J］.山东社会科学，20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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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体育经济制约因素发展对策论文毕业论文

随着经济的发展．体育本身所蕴含的巨大经济功能与价值越来越被人们认同．在发达国家．体育产业是在20世纪60年展．目前己比较成熟。体育产业的发展．所带来的经济增长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据的比例越来越大．体育经济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因此重视和加强我国体育经济的研究，不仅对我国体育经济的发展而且对推动社会和经济的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我国体育经济发展的现状分析

据统计目前全世界体育产业的年产值约在4000亿美元而且每年以20％的速度增长。写作毕业论文在体育产业发达的北美．西欧和日本．体育产业的年产值都排在国内十大产业之内。美国NBA1997年～1998年赛季的总收入为22亿美元．平均每支球队约7600万美元。1977年美国体育的总营业额超过了1000亿美元．居全美经济各大产业的第22位。美国1998年的体育产值达631亿美元．超过了国内的石油化工业汽车业．占GNP的13％．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已超过3000亿美元。意大利的“足球产业”闻名世界．一个星期日举行的“足球日“中．全国足球球迷的总开支就达2000亿里拉。澳大利亚90％的国民经常参加体育活动．运动和休闲创造的产值达到国民生产总值的8％。国际足联的研究表明．与足球有关的营业额每年高达2500亿美元其中包括运动员的工资、门票．广告、电视转播．运动器材销售、机票．住宿费用旅游以及相关的工业等等。据统计足球运动直接和间接雇用的人数高达45亿人。2002年．日本体育产业的总收入为4。2万亿日元．居十大支柱产业的第六位。可以预见．在现代经济发展的大潮中体育经济的发展正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趋势．而且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体育消费已转而成为一种刚性的需求．美国经常参加体育活动和体育消费的体育人口比例达到77％．德国为67％．日本是65％加拿人是50％正是这种刚性的需求给了体育经济强有力的支撑。而目前我国体育专业市场规模还很小体育产业经营性机构只有两万多家尽管总投资额超过了2000亿元人民币年营业额超过600亿元人民币但体育产业总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还不到0，3％体育人口比例约为31％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但这种差距其实就是一种潜力．那么．怎样尽快地找出制约我国体育经济发展的因素．开发这种潜力，使体育经济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小可或缺的重要支撑．则是迫切需要的。

二、制约我国体育经济发展的障碍性因素

自20世纪80年代伴随着经济改革．被誉为“朝阳产业的中国体育经济发展势头也十分喜人．但体育经济的发展却明显落后于其他行业的发展究其原因笔者认为制约我国体育经济发展的障碍因素主要表现为：

1体育消费意识相对滞后

在计划经济时期．人们的思想受到严重束缚．视野不开阔．认识不到体育与经济的关系．造成两者之间严重脱节。对体育的消费也仅停留在低层次消费上而没有将其引向货币化．市场化的高层次消费。目前．我国除北京．上海．深圳．大连等城市以外．居民的体育消费意识不强。花钱买“健康”的体育消费观还没有真正深入人心。体育消费的结构不尽合理。据调查，我国城市居民对体育的投入主要以运动服装等体育用品消费为主占体育消费支出的81％不少年轻人情愿把钱花在卡拉OK娱乐场所或网吧上网聊天方面却不愿花钱参加体育锻炼。

2．传统体制的制约

我国体育赛事以前一直都是由国家体委包办．形成一种法定的计划运转。在改革过程中．尝试性地使体育从政府行为向企业行为转变。这一举动虽然带有一定的市场经济成分但在某种程度上仍带有计划经济的烙印。企业在与体育部门联合办体育的过程中．往往不能获得足够的自，严重影响了企业投资体育的积极性形成了“居民低收入一政府投资一福利分配一投资萎缩的经济流程。

3，体育消费有效需求不足

发达国家之所以能形成体育消费和体育投资热．而中国目前还不能形成这个热点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国民消费率还处于较低水平。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统计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平均消费率水平为78％～79％。在所统计的36个国家中．只有8个国家的消费率低于7O％．其他国家的消费率均在70％以上．而我国的消费率一直徘徊在60％左右比美国低24个百分点．比印度低18个百分点。这一差距表明．在我国单位劳动成果中．可供消费的部分较少．用在体育消费的部分就更少了。

4．缺乏专门的体育经营管理人才

体育产业的开发需要既懂体育．又懂经济和管理的人才，而现有的体育经营管理人员大都是退役的运动员、教练员和下岗待业人员．他们一般只熟悉体育工作而缺乏对市场运作及其规律的深入了解体育管理和经营人才严重缺乏没有形成一个体育产业人才群体。

三，加快我国体育经济发展的对策和措施

我国体育经济的发展进程，目前正处于起步阶段，整个体育行业部门还仅仅处于场地出租和有偿指导等浅层次的经营阶段。写作硕士论文在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的情况下．如何促进我国体育经济的快速增长解决体育经济在运行中出现的问题．就成为迫切的急需解决的问题。为了保障我国体育产业快速、健康、持续的发展应采取以下措施：

1提高全民体育消费意识

体育市场是沟通体育消费与生产的桥梁．是满足居民体育消费．推动体育发展的动力。要加强对体育消费的宣传和引导．强化城市居民体育消费意识。要广泛开展全民健身运动，不断增强毒健身意识，努力倡导健康科学的健身理念，人力发展农村体育、妻社区体育、职工体育、青少年体育和老年体育．加强全民健身苑点建设，提高体育人口比例．培养更多的体育消费群体。积极引妻导居民的体育消费朝合理正确的方向发展。

2．深化体育产业市场化程度

我国体育在计划经济时代是完全依赖国家预算。这种现象随着市场经济的到来将逐步消失．体育也处于改革的大潮中。各级体育部门应充分发挥体育的多元功能，加快体育的产业化进程．将有条件的体育事业单位推向市场，使之从以全额拨款向差额拨；款过渡．差额预算向自收自支过渡．从自收自支向企业化过渡。体育经费的来源，应以国家拨款为主，社会集资为辅．把国家办要和社会办结合起来．开辟多种资金来源渠道．使之有主有从．互：为补充。

3应加大对体育经济发展的政策扶植力度群

加大对体育经济发展政策的扶植力度．应从以下方面做起：一是要尽快制定体育投资法规．规范财务运作，确保体育投资者的利益二是要规范现有体育产业中的税制．税率及征收年限：三是要在政策鼓励和支持分散的体育场所．实行土地置换，集中建设．以利于体育经济的综合开发。新晨

4加强培养体育经营管理人才培养

体育产业要发展．必须要有一支高素质的经营、服务和管体育产业要发展．必须要有一支高素质的经营、服务和管理队伍．有一批优秀的经营、服务和管理人才。写作医学论文缺乏熟谙体育和经济两门学科的经营人才是制约我国体育经济发展的关键性因素。因此，要努力造就既懂经济理论又懂技术的经营管理型人才。首先是要引进一批高水平的经营管理人才．其次是要对现有的体育经营管理人才通过多种方式、多渠道地加强培育与培养，逐步建设一支懂管理、善经营知识面广结构合理的体育管理、体育经营的人才队伍。

5．完善市场体系建设

体育市场建设体系是体育经济赖以发展的载体和导向。因此．体育市场体系建设．要以gI导和刺激体育消费为核心．大力发展体育用品市场、劳务市场、人才市场、观众市场、信息市场、技术市场、文化市场等等，要逐步形成一个结构完整、功能互补的体育市场网络．为体育经济的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参考文献：

[1]韩京：关于我国体育经济发展的理论分析．生产力研究，2007(09)．105～106

[2]任慧莹：影响我国体育经济发展因素的研究．集团经济研究，2007(06)，247

[3]周清明：浅谈体育经济．商场现代化，2007(02)，264

[4]康建敏：探析我国体育经济的障碍与途径．商场现代化，2007(02)381～382

[5]姚春立：对现代体育经济发展的理性思考．内蒙古煤炭经济，2006(09)．1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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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体育经济 制约因素 发展对策

体育产业的发展,所带来的经济增长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据的比例越来越大,体育经济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重视和加强体育经济的研究,不仅对我国体育经济的发展而且对推动社会和经济的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我国体育经济发展现状

我国体育产业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很快,产业的领域不断拓展,发展规模也不断扩大,产业的质量也有所改善,产业的效益也明显增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已经构成了一个独具特色的产业门类。

1.体育消费潜力不断提高增长。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处于结构调整阶段,居民消费能力有限,买方市场和通货紧缩特征明显。但是,在这种大环境下,从90年代以来体育消费增长速度却非常快,体育潜力不断提高。

2.以本体市场为主题的体育市场形成了一定的规模。以本体市场为主题的体育市场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市场体系的基本框架已趋清晰。这个框架就是健身娱乐市场,竞赛表演市场,技术培训与咨询市场,体育无形资产市场,体育旅游市场,形成了一个体育产业的主体市场。

3.体育产业开发的领域不断拓宽。体育产业开发的领域不断拓宽,体育产业的质量和产业效益逐步提高。许多体育资产和资源显示了巨大的开发潜力和潜在的市场优势。

二、制约我国体育经济发展的障碍性因素

1.体育消费意识相对滞后。在计划经济时期,人们的思想受到严重束缚,视野不开阔,认识不到体育与经济的关系,造成两者之间严重脱节。对体育的消费也仅停留在低层次消费上而没有将其引向货币化、市场化的高层次消费。目前,除北京、上海、深圳、大连等城市以外,居民的体育消费意识不强。花钱买“健康”的体育消费观还没有真正深入人心。体育消费的结构不尽合理。据调查,我国城市居民对体育的投入主要以运动服装等体育用品消费为主占体育消费支出的81%,不少年轻人情愿把钱花在卡拉OK娱乐场所或网吧上网聊天方面却不愿花钱参加体育锻炼。

2.传统体制的制约。我国体育赛事以前一直都是由国家体委包办,形成一种法定的计划运转。在改革过程中,尝试性地使体育从政府行为向企业行为转变。这一举动虽然带有一定的市场经济成分但在某种程度上仍带有计划经济的烙印。企业在与体育部门联合办体育的过程中,往往不能获得足够的自,严重影响了企业投资体育的积极性。

3.体育消费有效需求不足。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统计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平均消费率水平为78%～79%。而我国的消费率一直徘徊在60%左右比美国低24个百分点,比印度低18个百分点。这一差距表明,在我国单位劳动成果中,可供消费的部分较少,用在体育消费的部分就更少了。

4.缺乏专门的体育经营管理人才。体育产业的开发需要既懂体育,又懂经济和管理的人才,而现有的体育经营管理人员大都是退役的运动员、教练员和下岗待业人员,他们一般只熟悉体育工作而缺乏对市场运作及其规律的深入了解体育管理和经营人才严重缺乏没有形成一个体育产业人才群体。

三、加快我国体育经济发展的对策和措施

1.提高全民体育消费意识。体育市场是沟通体育消费与生产的桥梁,是满足居民体育消费,推动体育发展的动力。要加强对体育消费的宣传和引导,强化城市居民体育消费意识。要广泛开展全民健身运动,不断增强毒健身意识,努力倡导健康科学的健身理念,大力发展农村体育、社区体育、职工体育、青少年体育和老年体育,加强全民健身设施建设,提高体育人口比例,培养更多的体育消费群体,积极引导居民的体育消费。

2.深化体育产业市场化程度。各级体育部门应充分发挥体育的多元功能,加快体育的产业化进程,将有条件的体育事业单位推向市场,使之从以全额拨款向差额拨款过渡,差额预算向自收自支过渡,从自收自支向企业化过渡。体育经费的来源,应以国家拨款为主,社会集资为辅,把国家办要和社会办结合起来,开辟多种资金来源渠道,使之有主有从,互为补充。

3.应加大对体育经济发展的政策扶植力度群。加大对体育经济发展政策的扶植力度,应从以下方面做起:一是要尽快制定体育投资法规,规范财务运作,确保体育投资者的利益;二是要规范现有体育产业中的税制,税率及征收年限;三是要在政策鼓励和支持分散的体育场所,实行土地置换,集中建设,以利于体育经济的综合开发。

4.加强培养体育经营管理人才培养。体育产业要发展,必须要有一支高素质的经营、服务和管理队伍,有一批优秀的经营、服务和管理人才。缺乏熟谙体育和经济两门学科的经营人才是制约我国体育经济发展的关键性因素。因此,要培养既懂经济理论又懂技术的经营管理型人才。首先是要引进一批高水平的经营管理人才,其次是要对现有的体育经营管理人才通过多种方式、多渠道地加强培育与培养,逐步建设一支懂管理、善经营知识面广结构合理的体育管理、体育经营的人才队伍。

5.完善市场体系建设。体育市场建设体系是体育经济赖以发展的载体和导向。体育市场体系建设,要以引导和刺激体育消费为核心,大力发展体育用品市场、劳务市场、人才市场、观众市场、信息市场、技术市场、文化市场等等,要逐步形成一个结构完整、功能互补的体育市场网络.为体育经济的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参考文献:

[1]韩 京:关于我国体育经济发展的理论分析.生产力研究,2007(09).105～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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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古典政治经济学；经济学；价值理论

西方经济学和经济学一直以来被人们认为是经济学的两大理论体系。经济学是无产阶级的经济学，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也就是为大多数人的利益服务的。因此，有人把他的鸿篇巨著《资本论》称为工人阶级的“圣经”。而西方经济学实际上是指资产阶级经济学，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也就是为少数人的利益服务的经济理论。这个本质上的立场区别，使得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许多理论问题上有着或大或小的差别。当然，经济学也是在借鉴西方经济学特别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建立并不断发展起来的。而提到古典政治经济学，就不得不说到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一位是古典经济学集大成者，一位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者；前者的《国富论》，后者的《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都成为了经典中的经典。以下本文将分析比较古典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关于价值理论的异同。关于古典学派和马克思之间的联系，列宁曾经是这样概括的：“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研究经济制度的时候奠定了劳动价值论的基础。马克思继续了他们的事业。他严密地论证了并且透彻地发展了这个理论。”

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派是近代劳动价值学说的开拓者。从十七世纪中叶到十九世纪初，古典政治经济学派通过辛勤的理论研究，从日常实践中发现和发展了劳动时间为形成价值得到唯一因素的原理，为此后科学的价值理论的提出奠定了基础。可以说，劳动价值学说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理论贡献。作为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创始人，威廉・配第在他的《赋税论》中比较系统地阐发了劳动价值论的思想。他在劳动价值论上主要有两点突出的贡献：第一，他将价格分为“自然价格”和“市场价值”，并且认为市场价格的涨落以自然价格为中心，自然价格就是价值，价值的源泉就是劳动。第二，他根据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得出价值的大小以劳动生产率为转移的结论。他不了解价值的社会性质，也就没能区分价值和交换价值、价格，并且还将价值和使用价值混为一谈。

如果说配第奠定的劳动价值论是经济学中发现的“新大陆”，那么，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则是这块新大陆的开拓者。斯密的价值学说主要在他的《国富论》中系统地阐述，他第一个宣称了任何一个生产部门的劳动都是国民财富的源泉。他的研究以商品为出发点，而在一开始，他就把商品生产和劳动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他鲜明地站在产业资本利益的立场上，一方面批判了站在商业资本利益上的重商主义者主张的只有对外贸易才是财富来源的错误观点，另一方面又纠正了重农主义者所持的只有农业劳动才创造财富的观点。在劳动价值论方面，斯密继承了配第的一些观点，正确地说明了劳动是价值的源泉。他说：“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价值的真实尺度。任何一个物品的真实价格，即要取得这物品实际上所付出的代价，乃是获得它的辛苦和麻烦。”在提出商品价值问题时，他第一次区分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他说：“价值一词有两个不同的意义。它有时表示特定物品的效用，有时又表示由于占有某物而取得的对于他种货物的购买力。前者可以叫做使用价值，后者可叫做交换价值。”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这两个概念的区分，推进了前人的认识，而指出任何生产部门的劳动都创造价值也是古典经济学的一个进步。但是，斯密的价值理论也有缺陷，他时而认为生产商品时付出的劳动决定该商品的价值，时而又认为商品的价值是由交换来的商品中包含的劳动量决定的。由于他没有从理论上把一种商品在生产中耗费的劳动与交换来的商品中所包含的劳动区分开来，没有把价值如何决定与价值如何表现的问题分辨清楚，因而把价值和交换价值相混淆了。斯密还提出了“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和“商品的真实价格”两个概念。在《国富论》中，他曾实际上赋予了二者以不同的含义。他说：“一个人占有某物，但不愿自己消费，而愿用以交换他物，对他来说，这货物的价值，等于使他能购买或能支配的劳动量。因此，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在这里，劳动指的“是购买或能支配的劳动”。而“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也就意味着“购买或能支配的劳动。”接着他又说：“任何一个物品的真实价格，即要取得这物品实际上所付出的代价，乃是获得它的辛苦和麻烦……劳动是第一价格，是用以购买一切货物的代价。”在这里，劳动指的是“辛苦和麻烦”即生产时所耗费的必要劳动。“商品的真实价格”意味着耗费的劳动。这样“交换价格的真实尺度”和“商品的真实价格”显然具有截然不同的含义。但在叙述的过程中，斯密将二者等同起来。他先写到：“以货币或货物购买物品，就是用劳动购买”“它们含有一定劳动量的价值，我们用以交换其他当时被认为有同等劳动价值的物品。”而他做出的结论却是：“所以，对于占有财富并愿用以交换一些新产品的人来说，它的价值，恰恰等于它使他们能够购买或支付的劳动量。”综上所述，可以看到斯密虽然对于价值问题做了一个系统的论述，却没有建立一个前后一贯的、科学的劳动价值理论。

在斯密之后，大卫・李嘉图不仅成功地继承和发展了配第和斯密建立的价值理论，而且成为了古典经济学的完成者，但同时他也终结了古典经济学劳动价值理论的发展。他的价值理论的主要成就在于他坚持了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的原理，排除了斯密在商品价值规定性上的二元论。在价值的决定上，他否定了斯密关于价值取决于所购买的劳动量的说法，并且批评了斯密关于三要素决定价值的错误，始终坚持认为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商品的劳动决定的。特别地，他还肯定了商品的价值量取决于生产商品所消耗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并正确的指出了商品的交换价值与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量成正比，与劳动的生产率成反比。这些观点都把劳动价值论推进到了资产阶级经济学范围内所能达到的最高点。但是，李嘉图的劳动价值理论有一个根本的缺陷。这个缺陷就是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其他各经济范围的超历史观念。他从来没有认识到在什么条件下产品会表现为商品，创造商品的劳动会表现为价值。他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看为自然的、永恒的。于是产品成为商品，劳动创造价值，表现为价值也成为自然的、永恒的。尤其是他不认识在商品经济最发达的阶段，即资本主义阶段，劳动力已成为商品；从而不认识在资本主义阶段，商品所有者的劳动已经转化为雇佣劳动者的劳动，商品不只是当作商品来交换而是当作资本产品来交换。李嘉图的这个根本缺陷为他的理论的进一步发展设置了不可逾越的界限；使他的价值学说在涉及利润问题时，遇到了两个不可克服的困难，一个是资本与劳动的交换如何同价值规律相符合的问题，另一个是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与价值规律的矛盾问题。但在当时，英国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历史条件下，站在资产阶级立场的李嘉图不可能真正解决这两个矛盾，因此他也未能提出一个真正科学的劳动价值论。

真正提出科学的劳动价值论的是马克思，他在批判地继承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彻底的改造了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学说，建成了科学和完整的劳动价值学说，并为其剩余价值理论奠定了理论基础。他在《伦敦笔记》中关于价值理论的研究是他实现劳动价值论科学革命的重要前提。他肯定了李嘉图的价值理论，特别是肯定了李嘉图对商品的效用即使用价值与物品具有购买其他商品的能力即交换价值的区分，肯定了李嘉图关于生产商品的劳动量决定价值的观点，即他在论证商品相对价值量同资本的不同部分的比较关系时，说明资本采用劳动生产率高的机器进行生产，可以降低产品的成本和价值，可以在销售中处于有利地位。这实际上是对李嘉图的劳动时间决定价值的观点的深化。古典的经济学家都混同了价值和交换价值，始终没有把价值从交换价值中抽象出来。而马克思运用了唯物辩证法，揭示了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统一体，提出了商品的二重性。其中，作为商品的使用价值，即商品的有用性或效用，是它的物质的自然属性；作为商品的价值，它是商品的社会属性。交换价值是价值的形式，价值是交换价值的内容。在提出了商品二重性后，马克思又提出了劳动具有二重性的概念，他认为，一切劳动，一方面可以看作是人类劳动力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作为相同的人类劳动即抽象劳动；另一方面可以看成是人类劳动力在特殊的有一定目的的形式上的耗费即具体劳动。他进一步指出，抽象劳动创造价值，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劳动二重性决定商品二重性，因而商品的价值量由抽象劳动的量来确定，也就是由平均的简单劳动的量来决定。在随后的分析中，马克思又进一步提出了劳动时间的二重含义，揭示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本质的规定性。劳动时间的二重性，表现在一是商品生产各自特殊的劳动时间，二是决定交换价值的一般劳动时间，显然决定交换价值的是后者。此处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与李嘉图所说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不同的。前者指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时间；后者指在最不利条件下生产产品所必须耗费的劳动时间。对于李嘉图价值理论中的两个不可克服的困难，均由马克思进行了解决，而且是科学地解决。首先，马克思区分了劳动和劳动力。工人出卖的是劳动力而非劳动。这一区分，一方面避开了“劳动的价值由劳动创造”这一荒谬，另一方面也为建立剩余价值学说提供了一块基石。他指出，劳动力是一种特殊的商品，不同于一般商品之处是他的使用即是劳动，而劳动能创造价值。这就解决了劳动与资本相交换是与价值规律相符合的。然后，马克思又区分了价值和生产价格，之所以发生价格向生产价值转化，是各部门相互竞争使得利润平均化的结果。而利润平均化是因为各资本家追求最大化利润，否则就要转移资本，而资本和劳动的自由转移是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的条件所允许的。从而马克思解决了导致李嘉图理论解体的两个根本矛盾。

从上面对于古典政治经济学派和马克思关于价值理论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出，由于资产阶级的局限性，古典经济学的价值学说存在着许多重要的缺点和错误。他不能说明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价值的实质和范畴的历史性；不能辨别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关系，不能从后者抽象出前者，不能分析价值如何转化为生产价格和二者相背离对于价值规律作用的意义；更不能认识到等价交换的价值规律如何转化为资本主义占有规律，从而说明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虽然说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是科学的价值理论，但是仍然需要进一步完善和改进。尤其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正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就需要从客观实际出发，从我国具体的国情出发，正确的把握劳动价值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本质上说不同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但在运行的规则上却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着相似之处。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体制，也是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样，是制度性和体制性相统一的经济形式。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不可能选择如马克思和斯密所设想的没有商品货币关系的，实行单一全民所有制的经济形式。由于有社会分工，存在不同经济实体之间的物质利益差别，并且生产力整体水平相对落后且发展不平衡，使市场经济成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必然采取的一种经济体制。因此，要在我国具体国情下发展和完善价值理论。从亚当斯密到李嘉图，再到马克思，前人已经为创造出了一套比较系统的价值理论，而目前的任务就是要将前人的理论成果更好的运用到现实中，来解决现实生活中的经济问题，踏着前人的足迹，继续探索。

参考文献：

1、国民财富性质和原因研究(上卷)[M].商务印书馆,1972.

2、彼罗.斯拉法.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M].商务印书馆,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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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统计学是统计学的重要分支之一。近年来，社会不断进步，经济不断发展，当前社会对于经济统计学的应用需求越来越多，且为统计学提供了很好的发展机遇，但是对于经济统计学的相关研究却不够深入，且统计理论相对落后。因此，应充分了解经济统计学的发展方向，正确看待经济统计学存在的弊端，并针对相应的问题提出有效的解决策略，这对于我国统计学的进一步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与意义。

一、经济统计学的发展方向

关于统计学的性质，业界不同专业人员有不同的说法。一般认为，统计学包含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两个领域，与数学具有非常密切的关系。而以上两个领域可互相融合，形成统一学科。

长期以来，数理统计学在国际上占据重要地位，且社会统计学对国家的发展也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据相关学术会议报告显示，现如今，统计学发展趋势为统计学与计算机的关系日益密切，与经济等实质性学科有一定结合，而与数学的关系逐渐分离。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学者对于经济统计学的理解较为片面，且在一定程度上对数理统计学产生忽略，对我国统计学的发展造成不利影响，进而对经济的发展产生一定的阻碍。改革开放后，数理统计学的重要性逐渐凸显，并受到许多学者的重视，其地位逐渐得以提升。

正所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统计学理论得到重视的同时，应将其付诸实践，将理论作为实践的重要指导思想，并以实际研究结果为依据，对理论内容适当补充，促进统计学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二、经济统计学存在的弊端

（一）理论基础相对薄弱

对于经济统计学而言，应用性与实践性均较强。在确定研究目的、设计统计公式与指标、研究统计分析等方面，都需要社会经济理论的指导。但是，当前阶段，经济统计学内容缺乏社会经济学理论根据，仅仅采用统计定量方法分析社会经济现象，因理论基础薄弱，缺乏深度，使得社会经济现象分析仅仅停留在表面阶段，在很大程度上对统计学在社会经济领域的应用产生一定局限，进而制约经济统计学的发展。

（二）统计学应用性相对较差

当前，就经济统计学内容设置来看，受计划经济影响较大，过多涉及对相关指标的解释、计算，导致统计学应用性较差。不仅难以满足当前市场经济背景下，经济发展对经济统计学的实际需要，而且随着社会的进步，统计学逐渐不能满足当前社会对统计专业人才的需求。当前，许多统计学理论知识在实际工作实践中很难发挥其有效作用，很少能解决真实问题。

（三）理论知识难以满足实践需要

统计学理论源于实践，应高于实践。如果理论知识不能对实践发挥指导作用，那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但就当前阶段而言，许多统计学分析方法及相关指标，并非专业统计人员提出，只是针对实际需要，提出的非专业指标，包括贡献率、区位商及结构效应等。很显然，统计理论知识以难以满足当前实践需要与社会需求，导致经济统计学的发展受到一定阻碍。

三、经济统计学的改进措施

（一）提高经济统计学理论基础

对于经济统计学的改进，首先应提高其理论基础，积极吸收相关学科理论知识，融合先进统计理论中的合理成分，将经济学提升到社会经济统计学的高度，强调经济学与统计学的密切联系与有机结合。当前，在市场经济背景下，经济统计学应面向全社会，以社会需求为依据，向全社会反馈信息，并对其提供咨询与监督功能，为经济决策的制定提供有效指导。在对经济统计学课程的设置上，应涉及多个领域，以满足社会各行业、各部门对于统计人才的实际需求。

（二）完善统计工作模式

在经济统计学的应用过程中，要想充分发挥其作用，就要建立健全科学、合理的统计工作模式，不管是在统计数据的收集、统计方法的应用上，还是在统计数据的分析、报告格式的整理上，都应以科学统计工作模式为坚实的后盾。同时，作为政府或企业方面，应对当前经济工作特征、自身面临的困难以及实际发展需求等方面进行全面分析，建立完善的统计工作模式，进一步提升统计工作的实效性，保证其作用的充分发挥。

（三）改进经济统计方法

通常而言，统计方法不同，会导致相同的数据信息出现不同的统计结果。经济统计方法的使用过程中，其应用数据主要来源于实际科学调查，其中包含了多种真实反映经济发展水平及变化趋势的变量，如果一味地采取一种经济统计方法，统计数据中许多变量的作用就会很容易被忽视，导致统计结果存在一定的片面性，缺乏科学性与准确性。因此，应进一步改进经济统计方法，不断创新统计手段，进而保证统计结果的科学性，为经济决策的制定提供科学合理的依据，促进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从而为社会的发展发挥重要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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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确立我国目前公共财政职能的理论依据

1.财政职能是由财政本质决定的。只有回答财政是什么,才能明确它应该干什么,即它所承担的基本职责、活动范围和运行方式等问题。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财政改革的不断深化,经过理论界和财经界的共同努力,财政理论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基本上适应了转型、创建社会主义公共财政理论体系的要求。在紧紧结合中国经济改革的实际,借鉴西方公共财政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对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发展市场经济必然要实行公共财政模式以及突出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等重大问题上,取得了基本的共识。这些都对重新加深对财政本质的认识,提供有利的条件。在我国建立公共财政,已成为共识,转变政府职能问题已做出相应决定,体现了从现实国情出发。很多专家学者也认识到,我国建立公共财政,不仅要矫正市场失灵,同时还要培育市场、弥补市场发育不健全出现的“市场残缺”,不仅要通过相应的经济和法律手段调解收入分配、解决社会分配的不公问题,还要在生产流通领域加大对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的财政投入,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提高经济效率,保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在《领导干部财政知识读本》中,把财政这一经济范畴的定义概括为:“财政,也叫国家财政。是以国家为主体,通过政府的收支活动,集中一部分社会资源,用于履行政府职能和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经济活动。”对财政本质的这一代表性认识,是探讨财政职能的根本依据。

2.借鉴吸收现代公共财政理论。既然我们国家已明确把发展市场经济,建立符合我国市场经济环境的公共财政体制作为改革的目标模式,即理所当然地应该认真学习、借鉴西方公共财政理论,为界定转型时期的财政职能提供理论依据。实际上,我国财政理论界和实际部门在这方面已经做了很大努力,取得了很大成就。诸如在强调财政在资源配置中应发挥的职能作用,正确界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等重大问题上基本上取得了共识,一些相应的措施已付诸实施。

3.依据转型理论和政策探讨现阶段财政职能。转型的理论,也是来源于西方。二战以后,世界各国在推进工业化和现代化经济发展过程中,社会体制都经历了转型,表现出谋求共同发展的趋势,又呈现出多元化转型模式。在总结世界各国各种转型方式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依据我国的国情,我们党采取渐进的转型模式,稳步推进改革开放,经历了20多年的艰苦努力,确立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社会经济得到巨大发展,人民生活得到明显改善。但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看,我国经济转型,本质上又是在近代工业化远没有完成的条件下,超越阶段,合二为一地走向现代化社会转型,包含着既要完成工业现代化,又要实现现代化的双重目标的转型。由此又规定了我国社会的转型,同时又要推进文明转型和体制转型。所谓文明转型,就是要完成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以至更快地进入现代信息社会的转型;体制转型是指适应现代社会生产力发展,在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完成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也势必要规范政府行为和界定政府与市场等重大分配关系,在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程度越来越增强的条件下,公共财政应承担矫正市场失灵和弥补市场缺陷的职能作用就越来越明显。由此可见,建立公共财政是转型社会结构变迁的必然结果,又是形成新的社会结构框架的支撑,它的发展必然以促进微观经济主体的发展与保持活力为先决条件。我们应该看到,转型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这正如党的初级阶段理论所一再强调的。这一过程,既是计划经济特征逐渐消退的过程,又是市场经济因素不断成长的过程,新旧交替,此消彼长,不同于健全的市场经济。因此必须从这一过程的特殊性出发来促进公共财政的发展,用现实的观念来探索这一过程中财政职能所表现出的特殊性。

(二)对我国公共财政职能的基本认识

对于我国公共财政的基本职能,理论界曾有过不同意见,有人提倡三职能说,即资源配置职能、收入分配职能和调控经济职能;也有人提倡四职能说,即在上面所述三个职能上再增加监督管理职能。本人更赞成四职能说,尤其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强调财政的监督管理职能更有其特殊意义。财政的监督职能不同于审计监督,审计监督是一种事后行为,而财政的监督职能却能够监督整个过程;财政监督也不同于法律监督,它是一种行政监督。

1.资源配置职能。财政的资源配置职能,主要是将一部分社会资源集中起来,形成财政收入,然后通过财政支出分配活动,由政府提供公共物品或服务,引导社会资金的流向,弥补市场的缺陷,最终实现全社会资源配置效率的最优状态。财政资源配置职能的范围大小应由政府的职能范围来确定,是市场配置无效而又是社会需要的公共物品和劳务。

2.收入分配职能。收入分配职能是指政府收支活动对各个社会成员收入在社会财富中所占份额施加影响,以实现收入分配公平的目标,这是财政与生俱来的一项职能,不过在不同历史阶段分配的内容和形式会有所不同。在计划经济条件下,财政收支活动的突出特征是高度集中,统收统支,政府包揽过多,存在大量越位与缺位的问题,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分配活动主要应集中在公共需要的范围里,这是财政职能的一个重大的转变。

3.经济稳定发展职能。在市场经济中,由于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不可避免地造成经济的波动,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失衡、通货膨胀、失业、经济危机是经常发生的,这也需要政府通过财政手段对市场进行干预和调节,以维持生产、就业和物价的稳定。因此,经济稳定发展就成为财政的基本职能之一。在经济转型阶段,这方面的作用显得更为突出。西方经济理论认为,财政的稳定发展功能有两个方面,一是自动稳定器的作用,另一个是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政策工具作用。具体到我国的实际情况,财政调控经济的实现方式应有四种:一是针对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分别采取不同的财政政策,实现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基本平衡。当经济下滑时,社会总需求不足,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增加财政支出,减少税收,刺激总需求的扩大;当经济膨胀时,社会总需求过度,采取紧缩性的财政政策,减少财政支出,增加税收,抑制总需求。二是通过发挥累进的个人所得税等制度的“内在稳定器”作用,协助稳定经济。三是通过财政投资和补贴等,加快企业、能源、交通运输等公共设施和基础产业的发展,为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基础和环境。四是逐步增加治理污染、生态保护以及文教、卫生等方面的支出。

4.监督管理职能。在财政的资源配置、收入分配和经济稳定发展的各项职能中,都隐含了监督管理的职能,那么为什么还单独列为一项职能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尤其是转型时期,由于利益主体的多元化、经济决策的分散性、市场竞争的自发性和排他性,某些旧体制还在起作用,新体制还不健全,漏洞很多,资产流失、损失浪费、侵占挪用、问题大量存在,放松财政的监督和管理是不行的。财政监督管理职能的内容主要应包括:一是通过对宏观经济运行的监督管理,跟踪、监督宏观经济运行指标,及时反馈信息,发出预警信号,为国家宏观调控提供决策依据,从而为经济正常运行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二是通过对微观经济运行的监督管理,规范经济秩序,主要是建立健全和严格执行财政、税收、会计法规,为市场竞争提供基本的规则,保护正当的市场竞争,同时严肃财经纪律,依法治税,依法理财,保证国家财政收入。三是通过对国有资产营运的监督管理,主要是实施价值形式的监督管理,在搞活搞好国有企业的同时,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和增值。四是通过对财政工作自身的监督管理,不断提高财政分配效益和财政管理水平。

二、探讨财政职能问题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财政职能是财政区别于其他经济范畴的重要标志之一,是规范财政活动的基本准则。概括地说,财政是以政府为主体的分配活动,也就是通过政府的收支活动,通过征税、举债以及收取各种规费、使用费等途径集中一部分社会资源,用以实现政府职能和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经济活动。这就是财政范畴与其他任何经济范畴的主要区别之处,从而为研究界定社会主义公共财政的职能范围提供了客观依据。

其次,财政职能是实现政府职能的重要手段。财政是随着国家的产生和发展而产生和发展的。我国主流派财政理论称财政为“国家财政”,公共财政理论把财政称作“政府财政”,在这一点上认识是一致的。那就是说,财政是与国家密切相连的,财政职能须依据政府职能来确定,研究财政职能需要从这一点出发。

第三,实行公共财政模式的国家,财政职能有共性的一面,但又必须从各自国家的国情出发,表现出各自不同的特征。即使在西方市场经济国家里,都实行公共财政模式,也都是从本国实际情况出发,有各自的具体特征,何况在我们这样一个从长期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大国里,照搬国外某些理论、做法都不行,必须从我国当前的具体情况出发,借鉴国外公共财政的理论和经验,与我国的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建立起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公共财政理论体系和方法特点来。探索财政职能,也必须从这样一个总的要求出发。

第四,财政职能有其相对固定的内涵,但又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内容和形式都会有所不同。所以,研究财政职能,必须与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结合起来进行考察。在经济发展的新形势中,摆正财政的位置,明确自身面临的任务,寻求切合实际的运行方式。总之,要用发展的观点,开拓的精神,探索新形势下的财政职能。

三、我国财政职能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对策建议

1.财政供给制分配方式尚未完全打破,国家财政仍包揽过多,通常说的“越位”问题仍然存在。这些年来,财政改革多半着眼于旧体制存在的统收问题,而政府大包大揽的传统思想和财政统支的局面依然存在,财政职能范围仍没有进行相应的调整,在很大程度上仍受着计划经济体制下供给制分配方式的影响,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也不利于财政支出结构的调整和优化。这里面突出的问题,一是财政补贴仍过于沉重。财政补贴主要包括价格补贴和企业亏损补贴两大类,但长期以来,为了维护社会经济的稳定,保持物价水平的平稳,使相当一部分国营企业的产品价格水平,虽然放开了,但仍与价值存在着严重背离的情况,企业亏损负担沉重,财政承担着价格补贴和企业亏损补贴不断增加的双重压力。有关资料表明,20世纪80年代以来,财政补贴快速增长,由1980年的250.14亿元增加到1990年959.68亿元,年均增长14.4%,占同期财政支出的比重由18%上升到24.9%,上升了6.9个百分点。二是财政支出供给范围仍然过宽,不仅包括了公共需要范围里的开支,而且还承担着大量竞争性经营领域里的开支,如补充企业的资本金,安排重点企业生产建设性支出等等。三是在现行的转移支付制度中对基数的确定,是根据“保存量”(即保证1993年地方政府的既得财力)的原则,利用基数法得到的。这样一来,原体制中一切合理不合理的因素都囊括在内,等于承认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不合理所得。为此,主要应加快国有企业的改革步伐,尽快建立起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并与此同时尽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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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国者为了维护一定的义理性水平，需要随着时间的推移提供越来越多的公共产品，这就造成了财政压力，财政压力积聚到财政危机时，国家开始寻求改革，改革的最佳路径是先“甩包袱”再“向新兴财富征税”，但由于某些原因，改革的次序会被颠倒，并导致改革的失败。

关键词：治国者、义理性、公共产品、财政压力、制度变迁。

引言

如何解释中国近20年来的经济改革，解释一个传统计划体制国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渡过程，这对于现有的经济学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一方面，根据新古典经济学为一些转轨国家制定的改革方案，在实施中却不断遇到许多始料不及的巨大困难。这似乎能够表明，新古典经济学对市场经济的理解存在某种缺陷，对过渡经济的认识则准备不足。另一方面，新制度经济学在分析过渡经济问题时却显示了相当的解释力。新制度经济学把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理解为一个渐进的制度变迁的过程，并在分析制度变迁过程时强调组织和制度的互动关系。在新兴的过渡经济学领域，新制度经济学可能会成为主流的研究方法（Clagueetal.1992；盛洪，1994Lichtenstein,1996）。现有的过渡经济学或者侧重从总体上比较激进和渐进这两种改革方式的效果，或者具体分析过渡过程中不断出现的新问题。本文则试图在已有的各种研究的基础上，寻找某种可以进一步解释中国改革进程的分析框架。本文尤其关心的问题是，能否从历史经验和经济理论中找到重大改革的一般性的最初起因，同时，在我们看来，对改革的起因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之后，才能更好地解释改革之路径。本文的思想可以概括为一个中心命题，即财政压力决定了改革的起因和路径。

和许多其它的过渡经济学文献一样，本文也受到新制度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影响。我们也认为，改革是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而改革的最终结果则取决于改革过程中各种组织的相互博弈。在本文中，我们想更为明确地提出：

一、改革的实质是国家主导型的制度变迁

国家的主导作用未必就是说国家会按照长远而详尽的纲领和计划领导改革，在我们看来，所谓国家的主导作用指的是，改革是在保持原有统治之稳定性和连续性的前提下，由国家对既有的政治经济体制作出的自我调整。从历史经验来看，这种调整主要表现在国家逐步放松对市场的管制，以及国家不断退出原有的特权领域，而放松管制和主动退出都是国家出于自身利益考虑理性决策的结果。国家的自我调整意味着对于治国者而言，维持统治的外部条件发生了较为持久而重大的变化。一般而言，影响国家政权稳定的外部条件主要包括：（1）人口压力。人口的数量变化不仅会影响到经济增长的绩效（Forgel,1994），诱发制度的变迁（诺斯，1981），还在很大程度上与国家政权的兴衰有着紧密的联系；（2）外部竞争。在相对开放的条件下，一国的长治久安不仅取决于内部稳定，还取决于和其它国家之间的某种竞争，比如相对其它国家而言的更高水平的福利和安全；（3）制度僵化。从长期来看，没有任何一种良好的体制能够一劳永逸地保证国家的经济增长。随着时间的推移，“制度僵化症”往往会阻碍经济增长，甚至可能引发政权危机（奥尔森，1982）。

二、国家与各种组织的博弈决定改革的路径

尤其要指出的是，改革的最终成功可能取决于国家能否和新兴组织达成合作和结盟。在已有的过渡经济学文献中，经济学家们几乎已经达成一种共识，即，在转轨时期新兴组织的寻利活动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Krueger,1992）。此外，除了在经济方面对改革的贡献之外，新兴组织的壮大还能给治国者提供新的义理性支持。当然，这种可能性的实现需要看国家和新兴组织之间能否达成稳定的合作，具体地说，这种稳定合作的内容就是新兴组织用稳定税收换取国家提供的产权保护。

三、现有的过渡经济学文献主要采用两种不同的模型

一种是决策模型，即强调国家行为在制度变迁中的主导作用。另一种是博弈模型，即假定制度变迁的结果是社会各种力量与国家博弈的均衡结果。我们在研究方法上试图综合这两种不同的模型。在我们看来，向市场经济过渡是一个由决策模型向博弈模型过渡的过程。传统计划体制的起源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家意志的产物，因此适合用决策模型加以分析。但随着国家在某些领域的主动退出，给各种社会力量的出现和成长创造了条件。最终，有效的产权制度是这些新兴组织与国家长期博弈的结果。

我们感到，新制度经济学在研究制度变迁时，最需要，可能也是比较欠缺的就是一个分析国家行为的经济学模型。我们希望能在本文中能对这个方面的研究作出一些补充和改进：首先，本文假定国家（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治国者）是在约束条件下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并进而定义国家（治国者）的目标函数为追求义理性最大化。其次，我们认为，财政预算可能就是国家追求义理性最大化的约束条件。根据我们的上述假设，可以得出一个假说，即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财政压力是国家推动改革的直接原因。财政压力犹如一个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望见人口压力、外部竞争和制度僵化等影响国家义理性的更为宽广的背景。我们所谓财政压力，是指不断增加的财政支出（或财政需求）和相对不足的财政收入（或财政供给）之间存在持续的紧张状态。

在阅读有关文献的时候，我们多少感到有些意外的是，对于国家财政与制度变迁之间的关系这样一个重大问题，在主流经济文献中却几乎很少讨论。但是，从熊彼特（Schumpter,1918）和希克斯（1969）对这一问题的先驱性研究中，我们受到了很大启发。

熊彼特在1918年发表了《税务国家的危机》一文。他指出，研究财政历史使得人们能够“洞悉社会存在和社会变化的规律，洞悉国家命运的推动力量”。熊彼特还有一段特别精彩的议论：“从国家财政入手的这种研究方法，在用于研究社会发展的转折点时，效果尤为显著，……在社会的转折时期，现存的形式相继殒灭，转变为新的形式。社会的转折总是包含着原有的财政政策的危机……。”熊彼特认为，财政体制与现代国家制度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以致于可以把现代国家直接称为税务国家。他还指出，财政不仅有助于国家的诞生，还有助于其发展。这不仅是因为支持国家正常运转的官僚体系就是随着税收体制的建立而建立起来的，而且更重要的是，国家借助财政可以日益扩大其管辖权，并把其意志逐渐渗透到市场经济活动中。因此，熊彼特说，“一旦税收成为事实，它就好象一柄把手，社会力量可以握住它，从而改变社会结构。”

篇10

设施融资所组建的城市建设投资公司、城建开发公司、城建资产经营公司等各种不同类型公司的总称。常规的做法是,政府搭建平台公司,以各种形式注入资产(或以部分政府性收入作为公司收入来源,形成银行贷款所必需的资金流),然后通过资产抵押和政府信用担保的形式获取银行贷款,实质上是利用公共资产和政府信用来获取银行贷款。通过融资平台融入的资金重点投入市政建设、公用事业等基础设施项目中①。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由于我国缺乏多样和有效的直接融资方式,导致目前政府融资平台债务主要集中在银行贷款上,债务集中度较高。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扩张性经济调控措施成为主流,具体来说就是扩大政府支出。中国政府也出台了一系列刺激经济的政策措施,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4万亿投资,从构成上看,其中只有1.18万亿是中央政府投资,其他则来自社会资本和银行信贷。现行财政体制下的地方财政基本上是吃饭财政,日益高涨的民计民生需求已经让地方政府疲于应对,更无力提供配套财政资金,将近3万亿的资金投入缺口只能由银行信贷来承担。2009年初中国人民银行与中国银监会联合《关于进一步加强信贷结构调整促进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政府组建融资平台,发行企业债、中期票据等融资工具,拓宽中央政府投资项目的配套资金融资渠道”。可见,由于市场发育不足,在地方配套融资有限的政策选择中,组建融资平台应是地方政府所能采取的最好方式。

从实际运行效果看,融资平台既从形式上满足了合规市场主体的要求,也及时有效地充当了扩张性资本向实体经济转移的桥梁。通过分析融资平台刺激经济复苏的政策力度,我们发现,正是这些融资平台实际担当了刺激经济迅速恢复的主要力量。因为,在刺激经济政策的一揽子方案中,民营和个人只是非常小的部分。在出口、投资、消费“三驾马车”拉动经济的格局中,由于出口受挫,诸如“家电下乡”等扩大消费、启动内需政策对于国民经济在短期内复苏只发挥了有限的作用,政府的注意力不能不聚焦在投资上。可以说,地方政府组建的融资平台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融资平台的最大特点,是在特定时期内强化了政府的政策导向性。新公共管理(NewPublicMan-agement,NPM)理论①认为,政策是政府机构的“产品”和影响社会关系的工具,政策的传导机制具有多样性。政府性融资平台设立的初衷是代替政府实现市场机制无法完成、但却为社会发展所必需的功能,最为典型的是基础设施和公共事业领域,由于存在较强的外部性,逐利的社会资本难以进入,按照传统逻辑,在市场失灵的条件下,政府天然地要担当起责任,于是,这些融资平台也就自然地发挥了极强的政策导向作用。可以说,融资平台的任务目标充分体现了政府在特定时期的政策导向精神。

从融资平台的产生和发展来看,这些机构实际承载着政府公共管理职能从计划经济模式向市场经济模式的转变,其发展、成熟、分化的过程也同时引导着政府公共管理制度上的创新。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投融资的主体是政府(银行可以视为政府职能部门之一),由此风险也可以表述为政府风险。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投融资的主体主要是市场活动主体,也就是具有独立风险承担能力的机构,政府参与投融资也要遵守市场规则。新公共管理理论认为,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公共部门应师法私人部门管理,建立“企业家型政府”。按照世界银行专家的观点,生态宜居、经济竞争力、政府善治与融资能力四个要素共同构成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②。四个要素之间相辅相成,互为因果,投融资能力不但是城市经济竞争力的直接体现,还为生态宜居、政府治理提供了经济上的保障。

我国地方融资平台不乏成功的案例,以天津城市基础设施投资集团(以下简称天津城投)为例,天津城投成立于2004年,是市政府授权的国有独资公司,主营业务有:海河综合开发、市区快速路网、地铁、城市环境绿化等四大类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建设、经营开发与运营管理。下属四个子公司:天津市海河建设发展投资有限公司、天津市城市道路管网配套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天津地下铁道有限责任公司、天津市环境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从公共管理角度看,天津城投是部分政府职能延伸的载体。从这种体制设计运行结果看,几年来,天津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进展迅速,市容市貌都得到了很大改观,应该说,效果非常明显,基本达到了预期目标。

尤其是在应对金融危机的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目前,融资平台风险之所以成为争论的焦点,主要是因为其过大的规模和负债集中度。相关资料显示,在2009年全国新增贷款中,投向融资平台的贷款达到了3.8万亿。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调查显示,截至2009年末,天津市主要金融机构对各类政府融资平台发放人民币贷款余额为4325亿元(不含票据融资),同比增长101%,占全市各项贷款余额的39%;2009年,这些政府融资平台公司全年新增贷款2171亿元,占全市新增贷款的62.5%。这些贷款由众多行政机关担保,但行政机关既无担保债务的资格,也无担保债务的能力。因此,有学者质疑这种贷款风险有可能因为地方财政无力偿付,进而不得不由中央财政埋单,将其最终转嫁给纳税人。

此外,融资平台负债结构也是形成风险的原因之一。通过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进行的基础设施建设,一般周期比较长,属于中长期贷款。如果从国家开发银行等拥有稳定长期资金来源的政策性银行融资,借贷期限相对匹配,风险有限。但如果从商业银行获取大量资金,就难免使信贷风险在短期内聚集。同时,在基础产业融资项目筛选上,如果对优化产业结构目标实施力度不够,还有可能造成新的产能过剩,资源浪费,给长期经济发展带来隐患。另外,大量的信贷指标投向融资平台意味着对其他领域资金供给不足,这种信贷挤出效应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社会经济结构整体的平衡发展。

上述问题的产生,归根结底在于投融资平台把地方政府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事业产生的债务信贷化(尹中卿,2010)。这种信贷化的主体是地方政府,深层次原因是地方政府背负着发展经济的任务,并且核心指标GDP是上级部门考核的主要内容。此外,地方政府还背负着众多上级部门赋予的社会发展、民计民生、节能环保等责任(周汉华,2009)。相比这些指标和任务,地方政府能够正常调动的资源却非常有限。1994年财政体制改革后,财政收入的中央集权化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趋势,而地方政府可支配财力增长速度远远落后于中央。一方面地方政府的责任层层加码,另一方面地方财政收入却捉襟见肘。由于财政体制不完善,进而导致公共管理制度问题。面对金融危机带来的有效需求不足,我们通过组建融资平台来带动银行信贷投放,成功实现“保八”目标。但危机过后,我们不得不面对接踵而至的新问题:治理政府性融资平台的债务风险。政府相关的公开数据显示,2009年9.5万亿元人民币新增贷款中,投向融资平台的贷款占新增贷款总量近40%。换言之,融资平台的风险大量集中在银行系统。

如何理性地看待融资平台风险需要从多角度综合分析。首先,风险只是一种预期。有学者认为,风险是指在一定条件下和一定时期内,由于各种结果发生的不确定性而导致行为主体遭受损失的大小,以及这种损失发生可能性的大小,风险以损失发生的大小与损失发生的概率两个指标进行衡量。科学评估融资平台风险可以分为发生风险的概率和发生风险所造成的影响。因此,需要掌握此类负债的总规模(占GDP的比重等),并与发生债务危机国家的相应数据进行对比。至于发生风险的概率,需要综观中国经济发展的宏观情况,虽然目前我国的经济结构存在诸多问题,但整个经济层面是好的,并且处于向上快速发展的良好态势。而且,庞大的经济总量也为管理层应对风险提供了较大的空间,因此爆发系统性、全局性风险的可能性不大。作为一种政策工具,融资平台的产生也是我国社会经济转型的一个标志。

二、在这种具有中国特色融资平台风险背后,更多地映射出公共管理机构职能转变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尽管从经济理论上分析,融资平台风险完全可以按照市场条件下各个主体的角色、职能和权限进行测度,并按照优胜劣汰的机制运行,但在实践中并非如此。因此,必须结合我国国情,循序渐进、有条不紊地完善财政管理体制,健全地方财政融资机制,通过合理调整、规范运作等手段化解风险隐患。

1.区别对待,有序化解。在防范和化解风险的工作中,既不能搞“一刀切”,也不能简单地“急刹车”,重点应以规范和限制为主。2010年上半年,银监会采取了“解包还原、重新立据”等诸多方式控制信贷规模,与2009年的基调完全相反,这种“急刹车”式的做法,使得一些在建工程和项目面临资金链断裂进而“烂尾”的风险。政策急转带来的风险已经大于政策调控对象自身的风险。从全国范围看,主要的问题是县级融资平台膨胀得太快,且管理不完善,存在着较大风险;而在一些经济和财政增长能力较强、负债水平相对较低的发达地区,适当的政府信用支持不会导致实质性风险;还有一些地区已经探索出对融资平台风险管控的有效措施,如天津、重庆等。因此,对于管理规范的融资平台国家应继续予以政策支持,对于存在较大债务风险的平台公司要制定全面的处置方案,避免将风险简单地转嫁给社会。

2.科学分类,规范运作。按照责任主体、工作任务和资金来源等标准对现有的平台公司进行分类,明确界定政府性平台公司和市场性平台公司。对于政府性平台公司要严格监管、规范运作,明确公司在完成政府交办任务后要及时退出,同时给予公司相应的公共资源保障,做到责权利相匹配。由于政府性平台公司具有比上市公司更透明的公共性,是典型的公众公司,因此,引入外部监管机制能够有效确保此类公司规范运作。其中重点要把握好:一是公司设立之初的可行性分析,要引入第三方论证,超过一定规模可以试行提请同级人大审议、政协评议;二是动态控制,平台公司的资金属于公共资金,使用过程中在一定程度上向社会公开,接受公众监督;三是引入交叉审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