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财政体制改革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推进财政体制改革，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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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推进部门预算改革，切实保证预算统编

传统的预算管理方式，一年一定，一定一年，造成一些部门热衷于跑关系、争资金，容易滋生不廉洁行为。因此，我们通过参与预算编制，规范程序，细化内容，加强约束，切实做到了“双百”：推行财政综合预算的部门达到，纳入预算单位的资金解缴率。

一是编制范围上突出“广”。通过规范的“项目管理”方式，进一步细化机构经费预算编制，审核和编制专项支出预算。为科学界定编制范围，区监察局会同财政等部门，认真组织资产清核、专项审计等工作，逐一“过堂”，盘清家底，规范财政供给范围，杜绝了“会哭的孩子多吃奶”、“肉烂在锅里”等现象。

二是编制内容上突出“细”。细化预算是部门预算编制工作的关键。我们从预算起始环节抓起，坚持人员经费标准化，公用经费定额化，项目经费统筹化，彻底改变了过去“基数加增长”、“资金按系统切大片”等预算编制方法。

三是预算执行上突出“硬”。为确保预算严肃性，近几年，我们每年都对部门预算执行情况进行专项执法检查，针对存在的问题，督促整改，建章健制，加强管理。同时，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会同相关部门制定相关制度，明确纪律规定，要求各部门必须严格按批复的预算执行，切实做到先有预算、后有支出。

二、强化会计集中核算工作，切实保证会计统配

一是抓运作。协助主管部门成立全区会计核算中心。每个单位的资金入账、报销、取现等都在“中心”办理。

二是抓协调。会计集中核算是财政主管部门的一项主要业务工作，我们注意摆正位置，既组织协调，又不包办代替，充分发挥财政部门牵头主抓的作用。一方面，组织相关部门深入调研，充分酝酿，科学论证，不断完善实施方案，积极争取区委、区政府的支持。另一方面，发挥职能作用，为财政部门的具体落实创造良好条件。如对一些进展迟缓的单位，区纪委领导找该单位主要领导进行专门谈话，要求按规定时间纳入，确保改革工作顺利进行。在招考会计集中核算中心的人员问题上，我们态度十分明确，决不降低标准搞照顾，会计人员全部公开招考上岗。

三是抓规范。实行会计集中核算，如果不加强对核算中心自身的监督和管理，可能会出现变分散腐败为集中腐败的现象。因此，我们针对会计集中核算运行中遇到的实际情况，注重从制度建设入手，及时认真督促和配合财政部门根据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要求，结合实际，制定了《中心操作指南》、《经费报销审核程序》、《中心工作纪律》等多项制度，完善一整套内部监督制约机制，接受社会监督。

四是抓巩固。规范的运作流程离不开纪检监察机关的全程介入、全程监督。通过中心的远程监控终端，监察、审计等部门在线审核和监督各单位资金收支的全过程，资金往来笔笔可查，一目了然，及时发现和制止违规操作。同时，加大执纪力度，××年来，我们查办了起“小金库”案件，发挥了震慑作用。

三、监督政府采购行为，切实保证采购统办

紧扣政府采购的四个主要环节，改进方法，加大力度，推动工作深入开展，促进工作有效落实。

⒈强化计划编制环节的监督。一是监督采购计划的全面性。实行“由下到上”与“由上到下”相结合的方式，详细分解和核实行政事业单位会议、修缮、工程项目、设备购置和其他一些专项经费的安排。二是监督采购计划的合理性。对进入采购计划内的商品，所购标准严格实行“一条线标准”，切实做到采购计划适时、实用、有效。三是监督采购计划的有效性。对已确定的采购计划，我们督促有关单位不折不扣严格执行。去年我们对区某部门瞒报采购计划，擅自购买电脑的违规行为发出了《限期整改通知书》，并对该部门负责人予以诫勉谈话。

⒉强化对供应商准入环节的监督。在实施政府采购的初期，我们就通过公开招标的方式，对全区行政机关、事业单位的机动车辆实行了定点维修、定点加油、定点保险。在此基础上，制定了供应商资格审查、资格年检、“黑名单”等制度，有效保证了供应商的总体质量。

⒊强化对招投标环节的监督。我区于年制定了《政府采购实施办法》。区纪委、监察局也制定了相应规定。明确要求区财政局要定期向区纪委、监察局通报采购机关在招标投标中履行职能的情况。对重要的招投标活动，纪检监察机关全过程参与监督，发现问题及时予以纠正和处理。这些措施的实施，有效把住了政府采购的“公平关”，招标人满意、供应商满意、政府有关单位满意。

⒋强化对资金运行环节的监督。抓住采购、验收、付款等三个环节，健全财政部门、采购中心和委托采购单位之间的相互制约机制。推行“三单操作规程”，即用《政府采购申请单》解决“买不买”的问题，进一步明确财政部门的责权；用《政府采购通知单》解决“怎么买”的问题，进一步明确政府采购中心的责权；用《政府采购物资验收单》解决采购物资“行不行”的问题，进一步明确委托单位的责权。“三单法”的实施，环环相扣，相互制约。在此基础上，我们再通过加强督促检查、受理群众举报等方式实施再监督，确保这种相互制衡机制正常运转。

四、实行奖金补贴统一发放，切实保证国库统付

一是规范运作机制。取消各部门自定、自筹和发放的各种奖金、补贴项目，简化为季度奖金、市区目标奖、综合考核奖等三项，统一科目，明确标准，对号入座。

二是深化激励机制。通过抓考勤、抓考绩、抓兑现，切实做到统发工作与目标管理挂钩，与遵纪守法情况挂钩，与岗位特点挂钩，逐步形成“干多干少有区别，干好干坏不一样”的激励机制。结合机关作风评议，根据群众评判的结果排定名次，兑现奖惩。

三是完善保障机制。建立健全分工负责、核查审批、逐级督查及责任追究等多项制度，明确要求，严格纪律。加大检查力度，充分运用经济处罚、组织处理、纪律处分等手段，切实做到以查促教、以查促改、以查促管。

从近三年的实践看，统一发放奖金补贴，从根本上遏制住了“三乱”的源头，切断了“小金库”的财路，也优化了投资环境。据抽样调查，投资者对我区投资环境的认同率同比上升近个百分点，认为“三乱”现象得到有效遏制的超过了。

五、积极开展职务消费货币化改革，切实保证招待统支

一是核定基数。认真审计、核定试点单位—三年招待费实际支出情况，按前年消费水平平均值核减的幅度，确定职务消费基数。

二是明确标准。单位职务消费总额分为公共消费与个人包干费用两个部分。综合考虑以前基数、分工情况等因素，确定岗位的年度职务消费标准，兑现到岗，包干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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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报告中，有一句总括性表述：“稳步推进大部门制改革，健全部门职责体系”。

据此前曾参与十报告建议性课题研究的专家透露，其中有关“改革布局”的诸多阐述，实际上已经暗含对未来大部制改革的思路。

大部制新端倪

今年初，国家行政学院即开始着手一项内部的重点课题研究，核心内容是就十报告中的“改革布局”提出建议参考。

作为隶属国务院的一个智囊机构，国家行政学院一直将解决“行政职能的碎片化”作为研究领域。其中，有关大部制改革的相关课题，自2008年国务院机构调整以来，备受各界舆论关注。

参与上述十报告改革建议研究的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时红秀，是研究行政改革问题的专家。他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他们年初提出的某些建议，与十报告中提及的许多改革论述相仿。“当然，报告的表述权威且更加规范”。

时红秀发现，如果对报告中的某些表述作进一步引申，则可能瞥见大部制改革下一步的某些端倪。

如在“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一节，十报告提出要“健全现代市场体系，加强宏观调控目标和政策手段机制化建设。”

这或许意味着，建立跨部门的协调机制，将成为今后大部制改革破解行政体制障碍的一项重要措施。

“体制”和“机制”的内涵并不一样。机制是对原有机构的权力分工进行协调，体制则是对机构本身的职能做出调整。相比之下，机制建设比体制改革的阻力要小得多。

以金融业“一行三会”为例。长期以来，有关金融大部制的提法一直存有争议。曾有人主张，中国应该效仿当前美国模式，对银行、证券和保险实行混业监管。但自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金融混业监管模式屡遭诟病。甚至有人认为，华尔街之所以出问题，恰恰是因为这种混业监管模式，给证券、保险和投行提供了上下其手的机会。

然而，金融监管职能的碎片化，确实也降低了行政效率。比如发行企业或地方债券，按照中国现行体制，需要经过发改委、银行和银监会审批。如果在公开市场发行，还要经过证监会审批。这一体制性设计，可能影响地方和企业的融资。

鉴于此，既要推动金融业大部制，又要维持一行三会的既定格局，争议双方最终结果，可能是加强跨部门协调的机制化建设。

“首先在机制上要保持相互通气，摒弃各自为政；其次又不至于伤筋动骨。”这一旨在减少阻力的改革路径，显得更符合当前中国国情。

十报告还提出：“加快改革财税体制，健全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完善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主体功能区建设的公共财政体系，构建地方税体系，形成有利于结构优化、社会公平的税收制度。”

有专家注意到，“财力和事权相匹配”的表述，有别于过去人们常说的“财权和事权相匹配”。虽一字之差，却意味深刻。它明确了财政体制改革的一个原则，即坚持单一制国家的原则，财权不下放。地方财力不足，中央可以通过转移支付等手段予以安排。

目前，在分税制体制下，各地方仍旧设有国税和地税两套机构。时红秀说，对国税系统和地税系统有无可能朝合并的方向进行“大部制”改革，一些专家已给予了关注和研究。

十报告中有关“公共财政体系”的相关表述还留下一个悬念，那就是财政部的职能调整问题。业界专家普遍关心的是财政预算的监管。

相当长一段时期内，财政部门是一个“出纳”的角色。具体“分盘子、切块”的财政预算工作，由当时的计委负责，财政负责落实。后来发改委越来越部门化，重点是搞项目审批。财政慢慢开始主导预算。在专家看来，这实际上是与发达国家建立的现代公共财政体系建设有距离。

比如，在美国，财政部可以管宏观调控、货币监理和金融市场，等等。“几乎什么都能管”，但就是不能管预算。预算由国会来主导，设有专门的预算管理办公室；而在中国，预算编制在财政部。在专家看来，如果对财政预算制约不足，“可能就会是个问题”。因而下一步，可能会是如何处理好“国家财力的统管和分管问题”。这也是一些学者研究讨论的问题。

稳字当先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时红秀一贯主张在某些重点领域，如交通、市场监管、金融、财政和文化等领域，率先展开新一轮大部制改革，并寻求的新突破。他将这些观点悉数呈现在年初的十报告建议性课题研究报告中。

十报告对行政体制改革有着宏观和原则性表述。报告指出：“行政体制改革是推动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的必然要求。要按照建立中国特色行政体制目标，深入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建设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

同时，在改革的总体方法和路径上，报告提出诸多关键词，如“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继续简政放权”、“稳步推进大部门制改革，健全部门职责体系”和“完善体制改革协调机制，统筹规划和协调重大改革”，等等。

在专家看来，这些关键词中，显然已包含了对大部制改革下一步的思考。

“过去搞开发区、搞重大项目，成为建设型政府；后来又强调对各类经济活动的指导和审批，变成了管制型政府。现在，十报告明确提出，今后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做一个服务型政府。这就明显与以往区分开了。”

总体来看，十报告渗透出的大部制改革思路，“稳”字令人印象深刻。专家分析，前期的大部制改革实践中，还有一些暴露出来的问题需要理顺。“总结前期经验和不足”将是继续推进大部制改革的重要工作。

有专家举例说，在医疗和教育改革领域，人们习惯于将医疗、教育当成公共产品，认为提供医疗和教育通通都“应该由政府来干”。实际上，如果从可分性、消费不竞争、收益排他性三个基础经济学指标来衡量，教育和医疗都还不能绝对地算作公共产品。也就是说，“在某个方面、某个层面市场也是可以发挥作用的”。

对医疗和教育属性的认知不一，会影响这些领域的大部制改革。目前，卫生部门内既有医政管理部门，又有医疗监管部门。各省市区只有9个省市区成立了医疗监管部门，其他的大都还是医政部门。然而，政府办医院和政府监管医院，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这就形成了该领域大部制改革进程中，一道棘手的难题——管办不分。

应当说，“深化对大部制改革的认识”，仍将是未来改革进程中需反复强化的一项内容。时红秀此前曾撰文：大部制改革本身并不是目的。政府部门是大而少（即由较少但更综合的部门组成）还是小而多（即较多但更专业化的部门组成），取决于行政资源配置是否在不损害市场功能的同时对市场实现了有效的监管，是否在充分激发全社会活力的同时向社会提供高效率的公共服务。

国土资源部一位司长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达他对大部制改革的审慎意见：“在科学发展的关键时刻，如果把国土资源部简单分开，或许会给发展带来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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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省以下财政 体制思路 对策

我国目前实行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运行至今已有10年，总体上看虽然基本确立了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分配关系，但从体制的规范性和改革的彻底性来看仍有较大差距，特别是省以下各级政府间的分税制体制改革目标还远没有实现，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地方政府职能的发挥和地方财政经济的发展。本文分析了现行省以下分税制财政体制运行效果及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进一步完善省以下分税制财政体制的建议。

一、现行省以下财政体制运行特征分析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财政体制进行了多次调整和重大改革，初步形成了符合现阶段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中央和地方政府间的分税制财政体制。但不可否认的是，现行省以下财政体制建设，并没有充分考虑地方多级政府职能要求，也没有严格的遵照国际上通行的地方多级政府下的分税制体制运行模式。

规范化程度普遍不高。省以下分税制体制改革没有明确制定全国统一的总体改革方案，尤其是县以下财政体制形式更是多样化，县对乡确定财政体制时，多带有某种程度上的主观随意性。

自上而下逐级推进。首先在省级与地市级之间落实分税制体制，然后在地市级与县级落实，最后在县乡两级之间落实。

省以下财力分配呈集中趋势。大部分地方存在省级财政“二次”集中财力、市级财政“三次”集中财力的情况，致使低层级政府的财政困难进一步加剧。

二、现行省以下财政体制存在的突出问题

现行省以下分税制财政体制，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由于体制设计基础的偏差，加之新老体制并存，各级政府间事权界限不清，权责不明，转移支付不规范等因素的影响。

转移支付制度建设滞后，欠发达地区失去财力保障和自我发展能力。从理论上讲，财政收人分配体制的规范划一无可厚非，然而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各地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在这种基础上硬性实行“一刀切”的收人体制，加上现时的转移支付能力低下，势必出现“将小鱼穿到大串上”的问题，从而给这些弱势地区的经济发展带来体制。

财权与事权严重错位，上级政府干扰下级政府事权、财权现象普遍发生。现行分税制留给县级财政的收人能力十分有限，而县级财政承担的支出项目和内容却极为宽泛。各省分税制体制方案中，虽然大体规定了省、市、县的支出范围，但在实际运行中，随着各项事业的发展和支出水平的提高，市县级的事权不断增加。

分税体制及其转移支付制度的某些不完善，导致地区之间苦乐不均。分别始于1994年、1997年的分税制改革及转移支付改革，均程度不同地沿袭了基数法的痕迹。在保留不尽合理的利益格局的同时，又创造了新的不公平，导致新的苦乐不均。从分税制看，它的基本思路是注重收人的划分，且主要调整收人的增量部分，而存量部分被视为地方既得利益加以保留，从而把旧体制下不尽合理的利益格局带人了新的体制。

三、完善省以下财政体制的思路与对策

财政体制改革的实质是对既得利益的调整，而注重体制创新是完善财政体制的根本动力。因此，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既要借鉴国际经验、符合分税制体制的惯例，又不能脱离我国的具体实际。

通过“弱市虚乡”减少预算级次，明确各级政府事权。当前我国财政体系共有中央、省、市、县、乡镇五个层级，预算级次过多不仅造成机构重叠、人员臃肿、财政养人过多、不堪重负，而且降低了行政效率，形成层层集中、层层截流的局面，严重阻碍了改革和发展的进程，因此建议在现行行政管理体制暂时难以改变的情况下，逐步弱化市级财政―取消市管县体制，实行省级财政直管市、县财政，市级财政只管市区，区作为市级政府的派出机构与乡镇一样不享受一级政府的财政体制；虚化乡财政―将乡镇财权上收到县级财政进行管理，乡镇作为县级政府的派出机构，不承担一级政府的财政职能。

合理划分税种，确定各级政府财权。要本着调动基层积极性的原则，正确处理各级政府间的财政关系。根据增加固定收人、减少共享收人的原则，确定各级财政的主体税种，将目前中央和省级财政集中的部分专项收人按其不同的性质和责任分别下划到县级，分别设置省税和市县税，将税基较广、收入稳定、流动性不大的税种作为县级政府的主体税种，改变目前县级没有主体税种和共享税过多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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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确立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财政分配关系的基本框架，而其中如何完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一直是这一体制运行的核心环节。因为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很不平衡，由此所造成的地方政府间财力差距也十分悬殊，如果没有一套完善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予以调节地方政府间财力分布格局，就很难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社会目标。在实施这一体制的过程中，由于我国对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不断调整和完善，尽管省级政府间的财力差距依然很大，但省级间人均政府财力的差距却在缩小，这对各地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具有积极地促进作用，表明分税制的实施，有利于平衡省级间政府财力和推动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社会目标。因此，在近年来加大民生财政制度建设的背景下，要实现全社会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社会目标，在不断完善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前提下，未来对地方政府间财政分配关系的改革方向是继续推进和深化省以下政府财政体制的改革。

一、推动省以下财政体制的改革

长期以来，我国省以下财政管理体制是以“省管市―市管县―县管乡”的基本架构来设计的，实践证明，在这一体制架构内对财政资金的拨付和上解所产生的根本缺陷是管理层次多，导致财政资金被截留的现象十分严重和财政资金运行效率低下。为消除这一体制的积弊，从2002年起，我国在部分省推行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试点，鉴于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是一项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循序渐进。到目前为止，基本形成三种改革模式：浙江模式、湖北模式和广东模式。2009年国家又明确提出全面建立省直管县财政体制的目标，并先将粮食、油料、棉花和生猪生产大县全部纳入改革范围，积极稳步推进扩权强县改革试点，鼓励有条件的省份率先减少行政层次，探索省直管县财政管理体制的新模式。由于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差异比较大，各地社会经济发展情况也千差万别，不可能搞一种模式，而且推行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要从当地实际情况出发，因地制宜，稳步实施。因此，从公共财政的角度出发，税费制度改革十分迫切。（1）根据公共财政理论，普遍的无选择的服务，其费用的取得只能采取向全体公民征税的办法，并以政治权力为基础，因此在政府收入体系中，税收是基本财源；对特定公民提供服务，其费用不能也不应当用全体公民缴纳的税收进行弥补，只能对直接享受服务的公民个人采取规范性的政府收费（如规费或使用费），因此在政府收入体系中收费只能起补充和辅助作用。（2）财税部门一定要统揽政府收支（包括预算内收支、预算外收支和制度外收支），并按照政府政策通过财政收支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和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现行的以费挤税、费强税弱和不规范的政府收支管理格局已经成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极大障碍，因此税费制度改革迫在眉睫。

二、推进结构性税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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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财政体制改革；分税制；支出结构；预算管理；债务管理

中图分类号：F812.2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1.07.44 文章编号：1672-3309（2011）07-103-03

一、我国现行的财政体制

财政体制是处理政府间财政关系的基本制度，它包括政府间支出责任划分、收入划分和财政转移支付等基本要素。改革开放后，我国财政体制改革经历了包干体制和分税制财政体制两个阶段。1992年我国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后，通过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相继实施了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所得税收入分享改革和出口退税负担机制改革等一系列改革措施，初步理顺了政府间的财政关系，并逐步形成了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般要求的政府间财政关系框架。

1994年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后，中央本级支出占全国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呈逐步下降趋势。1994年，中央本级支出占全国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为30.3%，2010年下降到17.8%，与1994年相比下降了12.5个百分点，相应地，地方本级支出占全国财政总支出的百分比提高了12.5个百分点。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和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呈现大体逐步上升的趋势。2010年全国财政收入为83080.32亿元，其中，中央本级收入为42470.52亿元，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51.12%，比1993年提高了29.1个百分点，其主要用于对地方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地方本级收入为40609.8亿元，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48.88%，比1993年下降29.1个百分点。

现行财政体制与行政管理体制是相适应的，遵循着“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中央政府只与省级政府进行收支划分和转移支付等体制安排，省级以下财政体制是由各地省级政府在中央指导下结合本地实际情况确定的。大部分地区都是按照分税制的要求，划分了省以下各级政府的收支范围，建立了比较规范的省对下转移支付体系，部分省还积极采取了“省管县”和“乡财县管”的政策。

二、当前财政体制改革的问题诊断

（一）部分地方财政自给能力不足，转移支付依赖程度较高

尽管地方财政收入增长较快，但多数县（市）依然靠财政转移支付过日子，困难的局面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以吉林省为例，2007年吉林省40个县（市）的平均转移支付依赖程度高达67.66%，比2004年的66.22%还增加了1.44个百分点。如此高的转移支付依赖度，一方面说明县（市）财政缺乏自我增长能力，经不住任何经济波动和风险；另一方面也说明这种“输血式财政”目前对缓解县（市）财政困难还是非常必要的，但县（市）也同时失去了对财政资金的相对自。近年来，虽然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逐年增加，但仍然达不到20%的水平。而按照发达国家的一般经验，这一比例在30%左右才能够提供较为稳定的保障。可以说，财政收入规模在提供均等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方面还是捉襟见肘的。

（二）转移支付制度不够完善

我国尚未制定关于财政转移支付的法律、条例，现行转移支付主要是依据1993年国务院《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和财政部制定部门规章，立法层次较低，约束力不强。

1.转移支付结构不合理。财政转移支付中，多数是由专项转移支付构成的，很多地方甚至占到一半以上，而财力性转移支付比重偏小，具有均等化意义的一般性转移支付的比重更小，这样就使本身财力困难的县乡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受到一定的限制，同时也影响转移支付作用的发挥。

2.硬性要求配套对地方财政形成较大压力。专项转移支付大都要求乡镇财政提供配套资金, 而一些经济较为落后的乡镇是没有足够配套资金的, 申请不到足够的专项转移支付, 从而加大了同发达地区乡镇财政的财力差距。这违背了科学发展观统筹兼顾和各地区协调发展的要求，因此，完善转移支付制度，是亟待解决的。

3.无条件转移支付政策引导能力不强,不利于发挥地方政府的积极性。由于无条件转移支付对资金的使用没有明确规定，上级政府无法利用其实施国家产业政策和调节地方政府支出行为，地方政府基本上处于简单的收入就受地位，对地方政府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缺乏激励机制。

（三）财权与事权不对称的问题依然存在

财权与事权不对称的问题是大部分地方财政普遍存在的问题。公共财政职能严重缺位越位，由于省以下各级政府的事权没有明确的划分，有些社会事务由多级政府共同承担，又由于政府间职责不明，结果形成基本事权下移，而财力层层向上集中的现象，造成基层财政困难，使地方政府很难为城乡居民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再加上中央财政和省、市、县上级财政对农村基层乡镇政府的转移支付不足，更是加重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短缺。

（四）债务负担沉重普遍存在

由于一些历史遗留问题，县（市）债务一直不断增长，债务规模仍然很大，而且旧债无力偿还，新债还在增加，面临着较大的偿还压力。这种状况不改变，不仅会给县（市）造成巨大的债务压力，也会给县（市）财政造成潜在的巨大风险。

乡镇财政作为财政体系最基础环节，在税费改革后，面临着收入相对减少而支出基本不变的尴尬局面，进一步加大了乡镇财政收支矛盾。随着债务规模的膨胀，乡镇财政反而对债务形成了较高的依存度，债务风险不断增加，有些乡镇甚至出现“吃饭财政”向“讨饭财政”转变的现象，这已严重制约了农村经济发展，违背了我国财政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三、“十二五”时期财政体制的改革走向

（一）提高地方财政自主增长能力

要改变财政困难局面，根本出路在于加快本地经济发展，提高财政收入自我增长能力，从信贷资金、财政贴息、立项审批、建设用地等方面实行更加优惠的政策措施，鼓励地方扩大招商引资，加快重点项目建设，通过项目建设拉动地方经济发展，扩大税源，变“输血财政”为“造血财政”，走出一条自我发展、自我生长、自我调控的财政增收道路。

（二）完善分税制财政体制

1.合理划分事权关系，理顺各级政府的财政关系。在科学界定政府职能的基础上，合理划分市与区县、乡镇政府的事权关系，进一步调整各级地方政府间的财政关系。在下放事权的总体原则下进行结构性调整，将一些有利于县级区域性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社会福利改善、地方性公共产品和服务等方面的事权下放给县级政府，并相应下放财政权力，杜绝不规范行为，缓解地方财政压力，保证县级经济增长与公共产品均等化供给的能力和质量。对近年来上划到省级管理的地税、工商、计量和质量检验、药品监督等部门的一些经费，不应再由县级财政负担，应划入省级财政支出范围。在进一步研究确定各级政府间财政支出责任的前提下，按照责权利相统一的原则，相应调整现行财政体制，并以法律、法规的形式固定下来，以保持政策的连续性，调动县乡政府发展经济、增加财源的积极性，切实缓解县乡财政困难。

2.进一步改革和完善转移支付办法。加大并规范一般性转移支付，控制专项转移支付规模。综合考虑人均收入、公共服务成本、主体功能区建设等多种因素，完善转移支付因素法计算公式，逐步缩小地区间财力差距，实现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通过确定合理的指标和方式对地方经济发展水平进行衡量，针对贫困地区应因地制宜、区别对待，适当增加对贫困县均衡性转移支付资金的总量。从政策上规范转移支付资金的分配方法，解决分配中的人为因素，体现公平公正的原则。

（三）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

1.以人为本，加大对民生和社会公共事业的投入。对于纯公益性项目的支出要确保到位，不能留有缺口；对准公益性项目，应采取“市场提供为主，财政适当补助”的提供方式，财政的补助也需到位。

2.推进行政事业机构改革，控制和压缩人员经费开支。按照“精简、统一、效能”和因地制宜的原则，可以考虑减少机构部门，把性质相同或职能相似的机构部门进行合并，以减少部门机构和人员数量，明确各自职责，提高机构的运行效率。然后把节省的资金投入到农民生产生活必需的公共产品中, 完善公益事业支出项目预算,促进经济与社会全面发展, 从而落实科学发展观对“全面性”的要求。

（四）加大预算管理制度的改革力度

预算管理是财政管理的核心，地方预算管理是国家预算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地方财政必须根据国家宏观经济目标，建立统一的地方预算管理改革目标模式，并通过不断深化地方预算管理，优化资源配置，缓解日益紧张的收支矛盾，保证重点支出需要，逐步推进整个财政管理体制走上法制、科学、规范的轨道。

1.推进复式预算，强化部门预算。改革预算收支科目，要进一步细化预算编制内容，提高政府预算的透明度。在科目的设置上尽量体现复式预算和部门预算的要求，既要包括财政预算内收支，也要包括预算外收支。预算大类科目按部门设置，下设明细项目，大类科目下再按具体支出项目编制款、项、目级明细预算。同时应将政府性的资金统一纳入预算管理，保持预算的完整性。把预算内外两块资金有机结合起来，建立统一的政府预算管理体系。从而规范、充实政府预算的编制内容，确保政府预算的科学性、完整性。

2.健全政府采购制度体系，扩大政府采购规模。一是不断加强法制建设。二是强制推行招投标制度。各级政府必须强制推行公开招标方式，在广泛范围内展开竞争采购。与此同时，要建立健全招投标制度；加强对招投标采购的监督和管理。三是应逐步扩大政府采购规模。

（五）加强政府性债务管理

政府性债务是一把“双刃剑”，适度举债对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社会政治的稳定是有利的，但若管理不当则可能产生债务风险，因此应合理制定举债计划，进一步优化债务结构，防范和化解债务风险，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共同发展。

1.建立风险预警机制。根据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财政综合预算收支及政府性债务的状况建立科学合理的政府性债务风险预警体系和债务监控指标体系，对本级政府性债务进行风险评价，对债务规模进行跟踪监控。对于债务风险评价指标超过预警值的，应采取停止举债、加大偿债力度和督促及时还债等措施，将债务风险降低到安全程度。

2.完善地方政府性债务偿还机制。首先，本级政府设立偿债准备金。为维护政府信誉，要确保地方政府借贷项目及时、足额还本付息，各地要按照当期政府性债务余额的一定比例设立本级政府性债务偿债准备金，纳入当年预算，实行专户管理，专项用于未能及时偿还债务的临时垫付以及承担清偿责任。其次，对偿债准备金进行补充。各级财政应结合本级政府性债务和财力情况，通过年初预算安排、项目单位或其投资主体按项目投资总额的一定比例解缴、处置资产等多种形式多渠道筹集资金，对偿债准备金进行补充。再次，各债务资金使用单位应根据实际，建立并合理安排偿债准备金，专项用于支付债务项目出现的偿债风险。最后，对当年到期的且必须由财政部门偿还的债务，应在年初预算中作出妥善安排，避免因上级财政扣款影响预算的执行。

参考文献：

［1］ 贾康.正确把握大思路、配套推进分税制[J].中国财政，2008,(13).

［2］ 姚怡昕.完善我国财政转移支付立法的思考[J].中国财政，2008,(03).

［3］ 裘石.调整完善财政体制、促进老工业基地振兴[J].中国财政，2008,(13).

［4］ 闫坤.分税制改革的评价与展望[J].中国财政，2008,(18).

篇6

摘要：税收在我国财政整体收入中有着重要位置，为充分实现资源优化，要不断进行财政税收体制改革。本文将结合加强企业单位财政税收体制改革的重要意义，对现阶段企业单位财政税收体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积极探索出有效改革对策，以实现财政税收高效管理，推进我国经济进步，提高人们生活综合水平。

关键词 ：企业单位；财政税收；体制改革；创新探索

新形势下财政税收体制不断发展变化，传统税收体制在经济快速发展的现代社会已经无法满足社会基本需求，因此要加强改革创新。财政税收体制改革对提升人们生活质量水平，加强人们生活保障都有着重要作用。为实现高效财政体制改革，要制定符合现阶段经济发展的现状的税收制度，为国家经济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提升打好基础。

一、财政税收体制改革的重要意义

加强企业单位财政税收体制改革，对促进社会资源优化配置，促进社会经济体制完善，有效调节收入分配收入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同时，有效的财政税收体制创新能够推动社会产业经济转型，促进社会经济协调发展。财政税收体制改革背景下，主要采取政府采购管理制度，使社会支出结构进一步优化，实现政府行为转变，即管理型转为服务型。对现阶段企业单位预算管理体制进行改革，实现预算体制创新和优化。同时，税制改革对实现以增值税为主的流转税体系的建立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促进新型税制转变。

二、现阶段财企业单位政税收体制存在的问题

1.财政税收体制局限性

在我国当前的财政税收体制中并没有将非税收入纳入到政府收入体系的管理范围内,在没有加入到我国财政税收体制中的重要税种,往往具有极其重要的调解社会分配功能,所得税以及增值税的设计方面存在不合理性, 对于技术创新的进一步发展不能够起到促进作用。此外,我国并没有将当前的国有资本的经营收入纳入到我国财政的收入范围内,致使当前各级政府的财政收入呈倒“金字塔”式,过于向上集中,财力分配严重失衡。中央与地方在分税机制划分中存在一定的不合理性,个别税种界限不够清晰,分税制改革并不彻底,并不能够建立出一套合理的分税管理体制。

2.地方政府财力不均衡性

地方政府关于财政税收问题主要体现出的问题为财力的不均衡性。地方各级政府之间的职能划分缺乏灵活性，对复杂财政问题无法进行高效处理，直接将低了政府财政管理效率，同时使政府职能与其财务情况存在不均衡问题。这种财务管理结构不合理，以及财务转移处理不合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痕迹性并没有完全转化, 专项转移支付与一般性转移支付在规模上存在两个极端性,且各级政府间资金分配、转移支付以及财务管理方面存在不透明、不规范,主观随意性很大等特点,致使财政效率低下,政府公信力度下降,负面作用大。

3.财政预算体制不完善

现阶段我国企业单位主要面临财政预算问题为预算体制涉及范围较小，且资金流转与挪用问题严重。在财政预算阶段性管理中缺乏周期预算，直接影响我国财政预算的功能效用，这对进一步规划我国财政发展有着一定影响，不利于财政宏观手段干预。另外对财政预算体制缺乏有效的监督管理，令预算审批缺乏实际效用，并使财政预算体制失去自身公信力。

三、加强企业单位财政税收体制改革与创新分析

1.加强管理者综合能力培养

为有效提升地方政府管理者以及企业单位领导者的重视力度，首先要提高管理者的综合能力。针对地方财政税收体制改革，要对企业单位相关管理者进行定期培训，并在培训学习的同时不断应用于实践，以巩固学习内容，有效提升管理度财政税收的管理能力。培养管理者的综合能力，还包括管理者的沟通协调能力，提升自身税收意识，通过自觉性约束自身税收行为，实现良好的财政税制改革环境的创建。

2.制定全面税收体制

要调整直接税与间接税比例，实现以间接税为主的税制改革。为达到这一目的要增加直接税比例，并改革个人所得税的缴纳情况，促进税收优惠政策的实行，进而形成相对全面、完善的税收体制。对现阶段的税收管理体制进行合理调整，减少人为影响，以增强其体制的法律权威性，实现传统税制体系管理突破与创新。

3.创新预算管理体制

针对预算管理体制的创新，要从预算范围管理出发，扩大其范围，并在各级政府成立预算管理独立部门，在企业内部成立预算委员会办公室等。要不断加强预算体制的监督，保证预算管理与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相一致。在扩大预算范围的同时完善复式预算模式。复式预算体系的建立，是指对资本性预算以及常规性预算等进行统一管理。要将政府相关财政活动尽可能纳入预算管理中，并加大财政活动监管力度。

4.实现分权财政体制建立

中央对地方要合理进行分权，促进地方财政自主权进一步扩大。针对分权财政体制要通过管理人员进行科学分配，并缓慢有序实现税收征管一体化。在分权体制下要将税种属性作为中央和地方划分依据，实现合理比例的中央与地方政府财政管理，与此同时能够降低地方政府在财政方面的压力。对各基层政府进行财政体制创新，对各级政府实现分层财政体制管理。要对各级政府财政收入加强监管，保证收入来源的可靠性，对政府收入机制进行严格的法律规范，促进公共服务平等，同时扩大资金转移支付的规模性。

5.加强经济发展与财政管理协调性

在现阶段的经济体制影响下，各级政府对市场竞争干预过多，对相关企业财政补贴及资金支持过度，直接降低了财政资金的应用效率，对社会的经济发展有着制约性影响，对实现公共财政目标也有着一定的扭曲性影响。针对现阶段的财政制度管理要在公共财政原则下进行，对基础设施的建设力度要不断加大，完善公共领域建设，以达到为市场经济竞争提供一个有序、公平的环境。要在经济发展和财政管理之间探索出一个有效方案，加强两者互动，促进经济结构完善和优化，促进我国经济质量的提升，最终促进经济与财政两者协调发展。

综上所述，现阶段加强企业单位财政税制改革和创新，要结合我国实际发展情况，总结经验的同时借鉴国外经验，进一步深化体制改革的同时，促进我国经济稳定发展。为完善税制改革，要加大对公共财政体系建设，完善财政制度，规范各级政府行为，以促进财政税收体制改革进一步科学化和规范化。

参考文献：

[1]杨建国.转型期中国财政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绩效研究———基于四川“省管县”财政体制改革试点分析[D].成都：西南财经大学，2012（06）.

[2]张俭.对财政税收制改革创新的认识与探究[J].财经界(学术版)，2012，03.

篇7

国务院第六次机构改革已尘埃落定。正如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的名称所示，这次机构改革的重点是围绕转变职能和理顺职责关系，稳步推进大部门制改革。这是它同以往几次改革的最大不同。

改革开放以来，国务院一共进行了六轮机构改革。但几次改革均未达到预期目标。

这几次机构改革为本次改革提供了经验和教训。总的来看，本次机构改革和职能转换相对以往有三个明显特点：一是深入推进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体制机制上加强社会建设，保障和改善民生。二是把职能转变放在更加突出位置，强调以更大力度，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上加快国务院机构职能转变，重在向市场、社会放权，减少对微观事务的干预，同时改善和加强宏观管理，严格事后监管，努力做到不该管的不管不干预，该管的切实管住管好。三是坚持积极稳妥、循序渐进、成熟先行，注重改革的连续性、系统性和前瞻性。抓住重点问题，既巩固以往改革成果，又着力破解重大难题。对条件成熟、形成共识的就先推进，对条件尚不成熟、还需要研究探索的，在进一步创造条件、累积共识后，适时加以推进。

在上述三点中，需要强调的是第二点。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向市场、社会和地方放权。如果说，职能转变是此次改革的最大特点，那么，简政放权则是职能转变的最大亮点。

本次国务院机构改革在这方面有所突破，在推进机构调整的同时，着眼于权力的下放：向市场放权，该归市场的逐步归市场；向社会放权，更好的发挥社会组织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向地方放权，着力解决国务院部门管得过多过细问题。向市场放权如减少投资项目审批，减少生产经营活动审批事项，减少资质资格许可，减少行政事业性收费，这“四个减少”使向市场放权的做法具体化，有利于市场的活跃，促进创业。向社会放权如降低四类社会团体登记门槛。中国对各类社会组织向来控制得很严，门槛很高，只有降低门槛，才能加快公益类、科技类、社会服务类等各种公益组织的发展，从而有益于社会的自我管理。

机构改革最难的是自我削权，本次国务院机构改革同简政放权和职能转变紧密结合、同步推进，难能可贵。

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建立与职能转变

中国的各级政府本质上还是一个经济建设型政府，这在地方表现尤甚。尽管我们早已明确将政府的职能定位于“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然政府实际上是以一个公司化的角色参与乃至主导经济建设，成为和企业一样的另一个市场主体。例如，从各地方政府来看，其机构设置中经济类机构占比过高。有学者统计，省一级政府经济类机构占总机构的比例一般在35%以上，地市和县市级政府中一般在40%以上，有的多达50%；而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类机构比例在省级是25%左右，地市级是23%左右，县一级则是20%左右，两者严重不对称。再就是不当设置和计划经济色彩太重。

政府公司化原因当然很多，且在改革初期确有必要，但时至今日，政府公司化泛滥的结果，不但挤压民营经济的发展，也使得政府本应提供的公共服务严重匮乏，滞迟社会发展。中国社会目前发生的各类社会矛盾，乃至经济发展的质量不高，都与政府所扮演的角色及职能过于注重经济建设有着直接的关系。

按照公共管理的基本理论，政府存在的理由和基本职能是进行规制和提供公共服务。如果一个政府不能创造有效的司法环境以提供社会公平和正义；不能通过对市场进行强有力的管制，提供优质的环境、水源、安全的食品、便利的公共交通和优质的教育；不能通过税收等财政手段有效进行转移支付，消除地区和收入差别；如果中央政府的政令不能在地方被有效贯彻和执行，这样的政府就很难称得上是一个公共服务型政府，也很难称得上是一个有效率的政府。

我们当前恰恰就是这样。客观来看，最近几年来，政府加大了对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提供力度，初步建立起了覆盖全社会的社会保障体系；政府也在强调努力转变发展方式；另外，在公开和透明性方面，政府也取得了一定进步。然而，我们亦须承认，由于历史欠账太多，加之政府公共服务的供给严重不足，大多数人只能享受低水平的公共服务；由于各级政府过深地卷入市场，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也变得更难。

目前，多数民众在教育、医疗、住房保障、劳动就业、社会保险、公共文化等方面所能得到的公共服务有限，导致他们不得不用大部分劳动所得，去应付这类开支。要减少民众此类支出，政府就必须补上这块短板，加大公共产品的提供力度。这就需要我们按照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要求，重新设置政府机构。

客观地说，从1998年机构改革后，政府机构的设置基本趋势是经济管理部门减少，市场监管部门增加，社会服务部门得到加强。但近年来政府对经济的直接干预之所以又回潮，一个背景就是金融危机的爆发。

政府应逐步退出微观经济领域的直接管理，把更多经济和社会事项交由市场和社会去调节，侧重做好宏观规划、政策制定、公共服务及监督管理工作，为社会创造一个好的发展环境。

当然，对政府的职能转变，我们也不能狭隘理解。政府固然不是越大越好，但也不是越少越好，尤其在面临繁重公共服务需求的当下。职能转变的正确含义是，政府要管自己该管的，并把自己该做的事情做好，不该管的，则要把它转移出去，在这个基础上，再看这个职能应由哪个部门去行使。

具体来说，为使政府部门更符合市场经济宏观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角色定位要求，职能转变在当下有四个方面的含义：

一是政府部门应回归自身，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现在很多政府部门做了许多与自己本职工作无关的事情，这不但浪费资源，也势必会影响它原本的管理事务和应提供的服务，导致本职工作反而做不好；并且职能外溢，也易造成部门扩权和部门之间的互相扯皮。

二是政府整体上应减少经济建设职能，增强公共服务职责。政府理应把职能更多地往公共服务转变，为民众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产品，重点是解决收入差距拉大、城乡差距严重、公共安全、社会福利等突出问题。

三是政府应减少对经济的直接干预，变社会管理为社会治理。政府部门必须逐步退出微观经济领域的直接管理，把更多经济和社会事项交由市场社会调节，还权于市场和社会，大力发展社会组织。

四是政府也须依法行政。权力总是天然具有扩张性的，改革后的政府部门如果不受法律的制约，它造成的危害势必会比原来更大，更严重。所以，需要对大部制改革更多强调守法的重要性，政府须严格按照法律的规范从事管理和服务。

上述四点应成为政府下一步机构改革和职能改革的重点和方向。

厘清政府边界，破除部门利益

中国改革以来，经济已经连续30多年处于接近2位数的增长，这在世界发展史上是少有的，由此确也给政府增强了合法性。因为尽管在这一过程中，伴随着贫富差距的扩大，可谁也无法否认，从绝对意义上讲，几乎所有的中国人，其福利都比改革前有本质的改善和提高。福利不仅仅指收入和物资，还包括自由的精神和行动。这是政府取得合法性的基础。不过，可惜的是，到晚近，随着经济增长的放缓，包括环境等在内的代价越来越大，增长成果的公平分配也出了问题，从而导致以经济增长为支撑的合法性呈现递减效应。今天单纯的经济增长不会给民众带来激动，因为民众从增长中所享受的福利效应在减少，加之政府在具体的行政工作中，态度粗暴，政府的合法性受到损害。

从这个意义上说，今次国务院的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是政府的一次自我救赎，和对政府合法性的一次再造。

如前所述，我们今天政府机构的臃肿，职能的混乱，确实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中央政府还好一点，省以下的地方政府，尤其是市县一级，政府机构的设置和人员安排，完全没有章法，计划色彩太重，经济建设的职能太浓。这样的机构设置和政府职能，是无法体现和满足社会治理和人们的公共之需的，必须再造。而再造就需要处理好两个问题。一是界定清楚政府和市场，政府和社会的权力和责任边界，避免政府越界干预；二是消除部门利益的干扰。

市场、社会和政府，是人类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自然形成的三种制度安排。作为规范人们交易行为的形式，它们有着各自的适用范围，也即边界。目前政府与企业及其他组织之间，显然没有这样一个清晰的边界。掌握着社会公权力的政府及其官员，可以经常借之越界与后者争利，造成泛行政化的后果。除此外，没有边界或边界不清，还会造成以下后果：一是凡有利可图的领域，政府都会以发展经济为由进入；凡无利可图或要政府承担很大公共责任的领域，政府则会以市场经济的话语加以退出，从而使得政府的经济功能畸形强大，而公共职能很弱。二是导致政府执法功能弱化，因为人们看待执法不是依照法律本身的权威，而是依照执法单位的级别。三是依据权力大小，也会导致无穷无尽、大大小小的行政垄断。

至于部门利益，本就是政府边界不清的产物。但在当前，它已构成部门行政向公共行政转型的最大障碍。我们要打造公共服务型政府，就必须破除部门利益的干扰。这次国务院机构改革的一个原则是成熟先行，稳妥推进，根本原因就是受到部门利益的制肘，以致只能在那些社会有高度共识、呼吁多年的部门先改。

部门利益的掣肘，还在于我们现在的改革路径，依赖的是部门自我改革，它不可能超脱部门利益、集团利益的狭隘眼界。部门利益的问题，根本上是一个与民争利的问题，是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公平、公正的问题，如果不能建立起权力制约机制，政府的行为不公开和透明，要遏制部门利益很难。这就须有政治体制层面改革的配合，至少，改革必须在整个政府层面推进。

统筹设计政府改革

政府改革或者说政府的行政体制改革是中国全面改革的关键。我们目前被冠以大部制的政府机构改革，只是整个行政体制改革的一部分，而行政体制改革又是整个政府改革的一部分，政府改革又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部分。因此，后续的改革任务非常繁重。

但是，行政体制改革涉及党政关系、政民关系、政企关系、政事关系和政社关系的调整，涉及政府内部权责关系的调整、组织结构的调整和人员的调整，涉及公务员的切身利益，这就要求我们不能就行政体制改革而行政体制，必须从一个更宏观的视野，按照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的现实需求，推进行政体制改革的总体设计和统筹安排，使行政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相互促进，相互协调。

改革要抓住要害。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总体设计应该是：建立和完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与民主政治相配套，既符合国际规则与国际惯例，又兼顾中国实际的公共行政体制。它的主要特征包括科学决策、权责对等、立足服务、依法行政、注重绩效、有力监督，目标是使政府管理成为一个获得公民认可、依托公共财政、提供公共服务、满足公共需求、奉行公共参与、恪守依法行政、承担公共责任、接受公共监督的公共行政体制。

为此，政府管理创新和改革的触角要有计划、有步骤地进入财政民主化改革、行政层级调整、政府间关系重构、民间组织发展、党政关系模式再造、制约权力体制的完善等敏感而关键领域，正确处理好党政关系和政企、政事、政社关系，加大政府职能转变力度，继续推进政府机构改革，依法规范中央与地方的职能和权限，积极培育和发展社会中介组织。

当前而言，以下两方面又具有迫切性。

一是依法明确政府的职责权限，包括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职责权限、垂直管理部门和地方政府在相关领域的管理权责、政府各职能部门的职责权限、政府职能部门和内设机构各个岗位的职责，做到责任清晰，各司其职，事事有人负责。

二是将财政预算制度改革纳入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范畴。公共财政是政府管理的基础，预算体现了政府职能的轨迹。但长期以来，我们将财政预算制度改革游离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之外，导致行政体制改革与财政体制改革相脱节。其实，预算改革对于政府职能转变来说是一根重要的指挥棒，对社会来说是促进公平、改善民生的重要手段。从此一角度看，财政预算制度改革是政府改革在管理和技术层面的最佳切入点和突破口。

篇8

现行的财税体制仍存在着一些矛盾和问题，与日益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要求尤其是与当前实施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还存在着较大差距，财政税收体制需要进一步的改革创新。军区医院作为我国的事业单位，在财政税收制改革创新方面也必须做好相关工作。以自身实际情况，分析现阶段自身存在的弊端，探讨解决问题的方针思路，提出深化财政税收体制改革创新的对策。

一、深化财政税收体制改革创新

(一)财政税收体制改革创新的重要性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改革进程的不断深入，改革的难度也在逐渐增加。财政税收体制改革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口，财税体制改革的快速推进，是关系着改革和发展全局的重要任务，也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事业提供更加强有力的支持和体制保障。财政体制建立的基础是政府体制，由政府体制决定各级政府的基本职能，决定各级政府间的财力分配，这是我国现行财政体制的现状。我国财政税收体制是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实行统一财政预算和分级管理，从财政政策和各项财税规章的制定和实施，到财政预算安排和财政收支模式、收支结构的确定等，都是由中央政府决策。而地方政府仅在中央集权统一决策或授权下对财政活动进行管理的责任和权力。一直以来，我国财政管理体制改革遵循着“集权—分权—再集权—再分权”的模式。分税制改革使得我国分税分级财政的框架初步形成，既促进我国的经济发展、产业结构的调整和资源的优化配置；也在梳理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关系，建立财政收入稳定增长机制方面实现预期效果，显著提高了财政总体实力与中央的宏观调控能力。

(二)现行财政税收体制的现状

财政税收体制改革创新，是关系着社会经济不断高效发展的重要任务。因而对当前财政税收体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要综合分析，明确清楚现时状况。伴随着改革的逐步加深，现行的财政税收体制的问题越来越明显的暴露出来。目前，我国财政税收体制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主要有：财税管理难以控制；监督监管不到位；民主管理不够完善；体制机制不够健全。在现行的财政税收管理体制下，业务、行政双重管理体制影响着管理人员，难以有效控制和管理对有关财政税收，产生诸多弊端。

（三）财政税收体制改革创新的分析

伴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现在我国处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时期，财政税收体制的改革创新关系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必须立足我国国情，借鉴外来有益经验，在新形式新环境下坚定不移的深化财政税收体制改革创新。改革创新的基本要求是在继续深化改革部门预算，政府采购和收支管理制度的基础上，逐步建立健全与事权相匹配的财政管理体制，建立有益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财税制度。现行财政税收体制已不适应推动经济协调发展的要求，新一轮的财政税收体制改革势在必行。

深化财政税收体制改革的对策有：一是建立健全与事权相匹配的财政体制，以符合我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和改革发展的需要。按照财权与事权相匹配的原则，理顺省级以下财政管理体制。合理划分各级政府的事权与支出责任，以及收入权力和收入能力。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的收入比例，适当减少地方政府的支出责任和财政压力，按照科学发展观深化财政税收体制改革需要赋予地方必要的财政权力，逐步实现从财力性分权向制度性分权过渡。军区医院也应梳理和政府的权责关系，依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深化军区医院自身财政管理的体制。二是规范各级政府的财政收入来源、收入机制。一直以来，经济体制改革都是制约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道关卡。改革是从“放让权力”开始的，在改革不断向前推进的同时，建立和健全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财政税收制度是必须的。政府需要承担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新只能，严格规范收入机制，避免乱收费现象的出现。三是完善政府间财政转移制度，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逐步取消税收返还，对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专项资金进行撤并，增大一般转移支付资金的规模。四是建立健全宏观税负水平适中、税负结构公平合理、主体税种设计科学、有利于促进科学发展的税收制度。合理的税收制度，是加快推进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内容。

篇9

关键词：经济转型；财政转型；关系探讨

一、中国经济与财政背景

如果说改革开放前30年的改革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那么作为后转型时代的新的30年改革，必将触及深层次的体制矛盾。前30年改革增长发展的动力主要是数量扩张，并且主要增长是靠投入，而不是靠技术进步。“十一五”末，投资对经济的拉动能力在减弱，增强消费的拉动作用，成为主导内需的动力，使中国经济从原来的投资型经济、出口型经济转向消费型经济，已经逐渐成为共识。［1］

中国财政模式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转型，即从传统的生产性财政模式转向与市场经济模式相适应的公共财政模式。［2］构建公共财政框架体系正是经济转轨时期财政职能根本转化的客观要求。所要构建的财政体系，必须从体制转轨的要求出发，要符合市场经济的一般原则，符合财政预算的范围、结构和方法；必须与政府职能的范围和方向相适应，要充分体现和满足公共需要。服从政府职能转变以及与我国国情和财力水平相适应的原则，因此，我们提出把中国公共财政体系构建为“有中国特色的公共财政”，即：为了适应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政府代表国家为市场提供公共服务、增进市场效率，并借以改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制度基础的分配活动或经济活动。［3］

二、财政体制障碍制约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

由于地方政府层级多、职能重叠使得财政资金支出的效益考核与责任难以落实到位;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资金不能直接到达承担公共服务的那一级政府,资金调拨路途远,时间长,效率低,浪费重,政策意图大打折扣。另一方面，政府体制改革进展十分缓慢。由于“省直管县”和“乡财县管”与当前的行政管理体制相冲突导致财力向上集中,而事权向下传递,使地方政府的事权与财权不相适应。财政体制的改革依赖于政府管理体制的改革,政府管理体制的改革不到位,财政体制改革举步唯艰。

三、财政体制监督与问责缺陷降低了市场经济体制效率

在法律上财政既受人大的监督,也受审计与上级财政部门的行政监督,还受媒体与社会公众的监督,但实际上由于中国的政治体制客观上存在的行政强权,使得法定的监督制约机制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因信息不对称,公众与媒体缺乏行使监督权的现实基础。财政预算走程序是当前财政部门履行的重要法定职责,经过人大审查批准是财政预算合法的前提。同时，由于未建立财政资金使用效果的考核评价机制,导致法律责任制度也不完善。这些财政体制的弊端，都会大大降低市场经济运行效率，制约我国经济市场化的发展

四、经济发展模式转型促进财政体制的转型

2008年上半年,为了应对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减速的问题,中国政府在宏观调控上采取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和银根紧缩的金融政策,政府投资和贷款额度双双收紧。企业面临出口受阻的困境,使其无力投资扩张,甚至濒临破产。出口和投资拉动经济持续增长的两驾马车失去了往日的威力,扩大内需成为经济持续增长的根本因素。

此时，中国经济必须走科学发展之路,即通过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使经济转型和科学发展相适应,过去那种以资源、项目为载体,行政为主导,权力推进为特点的粗放型投资驱动模式,财政职能发生重大转变。这意味着财政的经济职能体现为弥补市场缺陷与市场不足,政府应当退出市场竞争领域的投资,通过财政政策和财政资金的收支活动来引导经济的发展方向,通过公共服务促进企业技术创新,推动产业结构的调整,并拉动内需,发展高端服务业,实现中国制造逐渐走向中国服务,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

市场机制的健全促使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转变,包括财政职能在内的政府经济管理职能由过去的经济性向公共性转化。十年来,财政资金的使用由竞争性领域逐步转向公共服务和公益事业;转移支付的规模不断扩大、结构日趋优化,均等化的效果初步显现;预算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初步建立包括经常性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和社会保障预算的复式预算体系和公共财政的框架体系。

篇10

这些听起来不禁令人莞尔，正好映射了当前“简政放权”背景下的一些瑕疵。虽然这些被指为权力下放中的“错放”、“空放”、“乱放”，是推进服务型政府改革中必须要经历的过程和面对的问题，但这些瑕疵的确成为影响“简政放权”方向的诱因。

以建设“服务型政府”为主旨的“简政放权”，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集体智慧，更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所指定的“深化改革”内容。早在2008年，我国就推出了新一波行政体制改革，那一轮的重点放在了“管理体制”的改革上，如引入电子政务、大部制机构改革。2008年的改革并没有太多触及“权力改革”，仅只是对权力作了方式上的处理或是作了重新的组合，如大部制。此轮“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必然要碰触处于“深水区”的权力关系，难度之大也可想而知。

防止“简政放权”形式化，首先，应对权力两端的主体目标函数不一致有清晰的认识。放权方可能考虑更多的是下放什么审批权限，而受权者则考虑的是什么权限需要放下来。而从审批权限来说，有“前置性审批权限”，有“后置审批权”，是一起下放，还是逐渐下放，抑或只下放一半，这些都可能成为“放权方”拿捏不准的问题。考虑到受权者的事权能力，放权方甚至有时会把某一裸权拆分成数权，以凑数来应对中央文件的要求。这些技术性的“粗糙”，反而令受权者感受不到“简政放权”后的工作效率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