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行业税收优惠政策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证券行业税收优惠政策，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通知关于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优惠政策规定，软件生产企业实行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所退还的税款，由企业用于研究开发软件产品和扩大再生产，不作为企业所得税应税收入，不予征收企业所得税；境内新办软件生产企业经认定后，自获利年度起，第一年和第二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三年至第五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集成电路设计企业视同软件企业，享受上述软件企业的有关企业所得税政策；集成电路生产企业的生产性设备，经主管税务机关核准，其折旧年限可以适当缩短，最短可为三年。

通知对证券投资基金从证券市场中取得的收入，包括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股权的股息、红利收入，债券的利息收入及其他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对投资者从证券投资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对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运用基金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对于外商，通知指出，2008年1月1日之前外商投资企业形成的累积未分配利润，在2008年以后分配给外国投资者的，免征企业所得税；2008年及以后年度外商投资企业新增利润分配给外国投资者的，依法缴纳企业所得税。

按照通知，为保证部分行业、企业税收优惠政策执行的连续性,对原有关就业再就业,奥运会和世博会,社会公益,债转股、清产核资、重组、改制、转制等企业改革,涉农和国家储备,其他单项优惠政策共六类定期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自2008年1月1日起,继续按原优惠政策规定的办法和时间执行到期。

通知还要求，除《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国务院关于实施企业所得税过渡优惠政策的通知》(国发[2007]39号)，《国务院关于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新设立高新技术企业实行过渡性税收优惠的通知》(国发[2007]40号)及本通知规定的优惠政策以外，2008年1月1日之前实施的其他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一律废止。各地区、各部门一律不得越权制定企业所得税的优惠政策。

外企退税免税调整方案出台

国家税务总局3月6日发出通知，明确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原执行的若干税收优惠政策取消后的税务处理问题。

篇2

[关键词] 税收优惠企业社会责任保护环境节约能源

众所周知,税收是国家调控经济的重要杠杆,所得税的调整可以刺激企业调整投资,而企业可以通过投资方向的改变承担本应当承担的责任,这种能影响到企业社会责任的政策集中体现在税收优惠政策中。新的企业所得税法通过完善税收优惠体系,进一步对企业的社会责任承担做出选择,加大了企业在环境保护、节能节水、鼓励企业技术进步、保障劳动者权益、提倡企业慈善等各个方面的社会责任。

一、税收优惠政策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关系

提及企业社会责任,经常会有到底是法律责任还是道德责任的争论。首先,毫无疑问,企业社会责任是一种商业道德,但不仅仅是一种商业道德,因为道德只能通过舆论这个无冕之王对企业进行约束,起不到实质的作用。其次,作为“社会人”的企业,在股东取得营利的同时,与其他的利益相关者的关系却日渐紧张,这对于企业的长期发展显然极为不利。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今天,在巨大的社会竞争压力之下,公司必须承担社会责任。这是公司在社会生活中以其合理的行为方式与他人进行交往并以现其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一种妥协,是社会共同价值观对公司行为的考量。所以,06年,社会责任入律。新公司法第五条中明确规定:“公司从事经营活动,必须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遵守社会公德、商业道德,诚实守信,接受政府和社会公众的监督,承担社会责任。”

显然,公司拥有更为强大的经济力量,公司有推动社会利益实现的社会义务,公司承担社会责任与其追求营利的目标并行不悖。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不仅是一种道德义务,更是一种法律义务,也是企业与周围其他利益相关者在和谐相处的环境下追求利润的必备要件。那么,如何在道德之外在法律的层面上约束企业承担社会责任?

任何一种法律责任都有相应的法律规范进行规制,可是对于企业社会责任这个法律概念来说,我们应该拓展思路,不仅仅是没有履行义务要惩戒,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另外一种方式,即进行鼓励,而这种鼓励,可以上升到法律的高度。

让我们再看两段话:

1979年强生公司就在“我们的信条”中承诺“我们必须成为好公民―支持良好的行为以及慈善事业,缴纳我们应该承担的税赋。我们必须促进人类发展,让人类拥有更加健康的身体,并接受更好的教育。我们必须维护我们有权使用的财物的良好秩序,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

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劳工秘书瑞奇(Robert Reich)的建议:“可以考虑对那些行为表现良好的公司予以税收优惠待遇。法院作出相应裁决之后,也可考虑向相关税务部门提出类似的建议”。

从这两段话不难看出,一个企业对社会对国家所承担的最基本责任就是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缴纳税收。而国家同样可以通过税收优惠待遇的方式对表现良好的企业进行奖励。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在企业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后对企业进行税收的奖励,同样,我们可以通过税收的立法对鼓励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进行政策的指引让企业在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后享受实质的税收优惠政策。

二、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社会责任内容的影响

税收优惠是指国家运用税收政策在税收法律、行政法规中规定对某一部分特定纳税人和课税对象给予减轻或免除税收负担的一种措施。通过比较新旧企业所得税法我们可以看出:税收优惠政策调整的主要原则是促进技术创新和科技进步,鼓励基础设施建设,鼓励农业发展及环境保护与节能,支持安全生产,统筹区域发展,促进公益事业和照顾弱势群体等,有效地发挥税收优惠政策的导向作用,进一步促进国民经济中国税务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企业社会责任的主要目的就是最大限度地为股东关怀和增进股东利益之外的其他所有社会利益,包括消费者利益、职工利益、债权人利益、中小竞争者利益、当地社区利益、环境利益、社会弱者利益以及整个社会公共利益。从企业是否自愿出发,企业的社会责任可以分为自愿性的和强制性的,而强制性的社会责任又可以分为基于法律与基于道德或其他强制的社会责任。如《企业法》第五条的“企业……必须……承担社会责任”规定,仅仅是原则性规定,无法通过司法程序强制执行。但是新企业所得税法中的税收优惠政策却为企业的社会责任的内涵提供了影响和偏好的法律强制性的选择。下面我们从具体的规定一一进行分析:

1.税收优惠政策在调整中小竞争者利益方面规定:

新企业所得税法为了更好地发挥小型微利企业在自主创新、吸纳就业等方面的优势,利用税收政策鼓励、支持和引导小型微利企业的发展,参照国际通行做法,新法规定对符合条件的小型微利企业实行20%照顾性税率。实施条例将小型微利企业的条件具体界定为从事国家非限制和禁止行业。

新企业所得税法在条文中明确对小型微利企业的照顾政策,体现了制度的前瞻性,在国外金融海啸愈演愈烈的情况下,小型企业的长足发展显得弥足珍贵。新税收优惠政策体现了企业社会责任对中小竞争者利益的平衡。

2.税收优惠政策在提高企业高新技术方面的规定

新企业所得税法确定将我国目前对高新技术企业实行的15%优惠税率政策扩大到全国范围,以继续保持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促进全国范围内的高新技术企业加快技术创新和科技进步的步伐,推动我国产业升级换代,实现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实施条例规定为是指拥有核心自主知识产权,并同时符合一些列具体条件的企业:如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收入占企业总收入不低于规定比例等。

这样的规定使享受税收优惠的高新技术企业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化,会促使企业努力提高技术,申报符合国务院相关规定的高新技术,重视自主知识产权的构建。无疑是对企业社会责任中所承担的消费者的利益产生助益。

3.税收优惠政策在安置特殊人员就业方面的规定

为了进一步完善促进就业的税收政策,新企业所得税法对鼓励安置就业人员的优惠政策由直接减免税方式,调整为按照企业支付给符合条件的就业人员工资的一定比例加成计算扣除的办法。一是扩大了享受政策鼓励的企业范围,即安置符合条件人员就业的企业,均可以享受所得税优惠,有利于鼓励社会各类企业吸纳残疾等特殊人员就业,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更好地保障弱势群体的利益。二是实行加计扣除政策并取消了安置人员的比例限制。企业安置残疾人员就业的工资“加计扣除”的比例,实施条例中具体明确为在按照支付给残疾职工工资据实扣除的基础上,按照支付给上述人员工资的100%加计扣除。

不难看出,新税收优惠政策一方面扩大享受此政策的企业的范围,使各种企业只要愿意接纳残疾等特殊人员,就能享受到所得税优惠。另一面取消企业安置残疾等特殊人员的比例限制。通过此政策极大的促使企业有动力安置特殊人员就业,一方面减轻社会压力,缓和社会矛盾,同时真正使企业受惠,一举两得,此政策突出了企业对社会弱势群体应当承担的责任。

4.税收优惠政策在环境保护、资源再利用方面的规定

加强环境保护、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节约型社会,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新企业所得税法确定对企业从事环境保护、节能节水项目的所得减免企业所得税,对企业综合利用资源取得的收入减计收入,对企业购置环境保护、节能节水、安全生产等专用设备投资实行税额抵免,这些优惠政策,可以有效发挥税收独特的调节经济功能和政策导向作用,充分体现国家政策对企业从经纪人到社会人再到生态人的转变的要求。

地球上的资源是有限的,人类在进入工业社会以来,企业大量的工业废水、废气向大自然排放,导致臭氧层的破坏和酸雨的产生以及大规模的环境和生态污染,严重危害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的机会。过去几十年企业在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占用了多数的环境与能源资源,甚至为了一己私利造成对环境无可挽回的伤害。随着可持续发展观点的提出,循环经济理论被社会大众以及具有长远眼光的企业逐渐接受。新企业所得税法在环境保护和资源再利用方面对企业优惠政策的规定,会吸引企业购置环境保护、节能节水、安全生产等设备。会引导企业综合利用资源。并且使企业乐于投资环境保护和节能节水项目。税收优惠政策有利于促进环境保护和资源再利用。

5.税收优惠政策鼓励企业参与公益事业方面的规定

《企业所得税法》第九条规定:“企业发生的公益性捐赠支出,在年度利润总额12%以内的部分,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扣除比例由3%一下子提高到12%,使从事公益性捐赠事业的企业获得了巨大实惠,给了企业投入公益事业更大的动力。

从万科这次汶川地震的捐款事件可以看出,社会对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是有一定要求的,当这种要求达不到的时候,直接对企业产生恶劣的影响,反映在万科的事件中就是万科的股价大幅下滑,在6个交易日内公司市值蒸发了204亿元,万科的品牌价值与去年相比缩水12.31亿元,多年经营的品牌声誉一朝尽丧。假设当时王石考虑到社会责任的承担,同时又能够利用到税收优惠政策进行扣除,未尝不是一件一举两得的美事。既赢得了人心,又享受了税收优惠政策。对今后的企业都是一种警示。

三、完善企业社会责任体系

企业不愿意承担社会责任的根本就是与企业认为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与自己追求利润的本质相冲突。现在税收优惠政策在保障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同时,减轻了企业在税负上的负担,无疑是使企业减轻压力,更好的追求自己的利润。企业一方面能够承担自己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另一方面能更好的追求利润,是双赢的一种举措。

从现实中看,新的税法颁布以来,极大的调动了企业参与公共事业的积极性。并且据证券日报报道:上市公司最近最关心的问题大多是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对未来公司利润影响如何。据深圳市《2006年深圳市高新技术产业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06年底,深圳市共认定高新技术企业1505家。深圳市政府人士透露,赶在《企业所得税法》正式实施前,深圳市2007年认证的企业总数达到约3000家。而据各地科技系统的不完全统计,上海市历年获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已经突破上万家,排在各市之首。另外,江苏省科技厅公开数字显示,截至2007年底,江苏省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达5286家。这一切皆因我国法律规定:2008年1月1日之前已经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的,在按照新税法有关规定重新认定之前,暂按25%的税率预缴企业所得税。已经被认定为高新技术的企业将享受新税法中优惠政策15%的税率。由此可见税收优惠政策的现实指引作用有多巨大。

在完善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方面,我们可以通过以下三点进行分析:

首先,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范围,还是具有很大的争议,但是从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来看,企业社会责任大体有个轮廓,大致包括以下内容:公平经营(在税收优惠中给予中小企业更大的发展空间,以克服他们竞争力的先天不足);科技创新的问题(在税收优惠中使企业革新技术,重视自主知识产权,使产品性能进一步提升,使消费者和整个社会受益);人权(税收优惠政策能够鼓励企业安置弱势群体);环境问题(节省能源、资源再利用);公益事业(促进公司所在地和所在国的经济发展的同时平衡社会公共利益)。

其次,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方式与程度受税收优惠政策的影响。比如税收优惠政策给予一定的幅度鼓励企业参与公益事业,在保障自己营利的同时适度的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设想在企业的决策机构甚至有可能在公司章程里面就会考虑到会涉及到税收优惠而更利于企业勇于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

再次,在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社会责任的促进上面,我们仍然有改进的空间。2007年通过的《企业所得税法》第九条也规定“企业发生的公益性捐赠支出,在年度利润总额12%以内的部分,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但我国对于捐赠的税收减免措施还可以进行更为完整、丰富的立法,对于可享受税收减免的捐赠主体、不同捐赠形式(如直接捐赠或委托捐赠,现金、实物、劳动捐赠)等问题还可以进行更为细化和明确的规定。

企业社会责任是构建企业与社会和谐关系的一种理念,其核心内容在于要求企业在谋求股东利润最大化的同时肩负增进社会利益的责任。通过以上一系列的税收优惠政策,可以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使企业更注重环境保护和节能发展,更能使企业积极开展公益奉献活动。忽略企业不尽义务时的惩戒,加大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激励措施,不失为一种新颖的思路,积极的方法。税收优惠政策对于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影响是深远而深刻的。

参考文献:

[1]李晖:《企业社会责任的法理分析》.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叶姗:《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的法律分析》.载于《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

[3]刘磊:《新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中税收优惠政策的解析》.载于《中国税务》,2008年第1期

[4]元海刚:《我国的企业社会责任》.载于《法制与社会》,2008年第10期

[5]同:[2]

[6]《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万科受损10元门品牌缩水12亿》.载于《北京晚报》,2008年6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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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小微企业；税收优惠；纳税筹划

一、大企业纷纷争当小企业，以追求少缴税多补贴

通过搜索企业信息发现，大众所熟悉的品牌“老干妈”其企业性质为小微企业（见图1）。继续查询发现，中国烟草、万达集团、滴滴等大企业也都可以查到作为“小微企业”的部分。不得不佩服大企业的税收筹划，万达集团的资产和营收都超过了千亿规模，但仍能够根据不同行业对小微企业的标准进行拆分，从而享受小微企业税收优惠政策（见图2、图3）。

二、小微企业税收优惠与政府补贴总结

（一）增值税

纳税期间在2021年4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间，对月销售额小于等于15万元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以及以季度为1个纳税期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季度销售额小于等于45万元的免征增值税；另外对于小规模纳税人月销售额虽然超过15万元的，但扣除本期发生的销售不动产的销售额后小于等于15万元，对其销售货物或无形资产、提供劳务和服务取得的销售额免征增值税（余亚丽，2021）。纳税期间在2021年4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小规模纳税人适用3%征收率的，月销售额小于等于15万元（季度销售额小于等于45万元）的，可以选择减按1%缴纳增值税。

（二）企业所得税

纳税期间在2021年1月1日－2022年12月31日间，在《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实施小微企业普惠性税收减免政策的通知》（财税〔2019〕13号）第二条规定的优惠政策基础上，再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樊其国，2020）。原小微企业所得税政策如图4所示。新的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为，对小型微利企业年应纳税所得额小于等于100万元的部分，在现行优惠政策基础上，再减半征收所得税，小微企业的所得税负将低至2.5%，这对小微企业又是一项重大利好。从2021年1月1日起，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继续执行75%的优惠政策，同时提高制造业企业加计扣除比例到100%。也就是说企业每投入100万元研发费用，就可以除200万元的应纳税所得额。允许企业自主选择按半年享受加计扣除，让企业尽早受惠，可将上半年的研发费用改为在当年10月份预缴时扣除，原有政策是由次年所得税汇算清缴时扣除。

（三）其他税费和残保金

财产和行为税。根据《关于实施小微企业普惠性税收减免政策的通知》（财税（2019）13号）的规定，各省或自治区、直辖市级人民政府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对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可以在50%的税额额度内对资源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印花税（不含证券交易印花税）、耕地占用税、城市维护建设税以及省级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费附加进行减征。印花税。2018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间，对金融机构与小型或微型企业签订的借款合同免征印花税。残保优惠。纳税期间在2020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间，在职职工总数小于等于30人的，免征残疾人保障金；安排残疾人就业比例大于等于1%的，按应缴纳费额50%征收；安排残疾人就业比例小于1%的，按应缴纳费额90%征收。

三、各地对小微企业的政策扶持举例

（一）北京市完善融资担保支持政策，优化小微企业发展环境

放宽条件，将原试点代偿补偿政策的支持范围由500万元以内的小微企业贷款担保，扩大到1000万元以下融资性担保业务。有效分散经营性风险，对再担保机构的政策性再担保企业业务提供再补偿。实时监控代偿补偿资金使用情况，及时启动资金补充程序。

（二）山东省增加政府采购份额，优化营商环境

截取对小型微型企业实行份额预留和价格扣除政策部分，在满足采购需求的基础上，采购人向小微企业预留本部门年度采购预算总额不少于60%的份额。切实推进政府采购合同融资，金额超过一亿一千万元。搭建“财金通”平台，合作银行按照单笔授信金额不超过政府采购合同总金额的90%，为政府采购业务中的中标企业提供纯信用贷款，已落地首笔金额100万元贷款，银行利率低至4.85%。缩短合同签订时间，将采购人与供应商签订合同时间压缩为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10个工作日内；加快资金支付进度，对满足合同约定的支付条件的，支付时间压缩至5个工作日；取消政府采购投标保证金，为企业减轻经营压力。

四、小微企业判定标准

我国对小型微利企业的判定，应同时满足以下条件：第一，资产小于等于5000万元，从业人数小于等于300人。从业人数是指与企业建立劳动关系的职工人数，以及企业接受的劳务派遣用工人数。应按企业的全年季度平均值确定从业人数和资产总额指标。第二，应纳税所得额小于等于300万元。《企业所得税法》第五条规定，应纳税所得额是指扣除不征税收入以及免税收入、各项扣除、允许弥补的以前年度亏损后的企业该年度收入总额余额。第三，非限制或禁止行业。国家限制和禁止行业可参照《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年本）（2013年修订）》规定的限制类和淘汰类，和《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17年修订）》中规定的限制外商投资产业目录、禁止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列举的产业加以判断。

五、如何利用小型微利企业身份进行税收筹划

（一）合理合法进行账务处理

入账凭据合法有效。入账凭据合法有效是企业进行账务处理的前提条件。由于小型微型企业业务人员的财务知识普遍匮乏，加之会面临“不开票或少开票交易金额会下降”的利益诱惑，而忽视了相关合法凭据的取得。财务人员有义务对企业各级人员进行涉税知识的培训，讲明票据合法的重要性，使企业领导层加强重视，以避免因为票据不合格导致偷漏税风险（杨烁丹、郭松克，2020）。遵守《小企业会计准则》，财务人员离职应做好交接。小微企业会计核算要严格按照《小企业会计准则》要求进行，只有会计核算规范，才可以实现查账征收。查账征收可以根据企业的盈亏水平合理申报纳税，而一旦被税务机关采取“核定征收”的征管方式，那么无论企业是否盈利，均需要按照核定金额纳税。小型微型企业人员相对流动较大，财务人员也不例外，在财务人员办理离职手续时，一定确认其工作是否交接完成，从而避免因为人员离职、业务交接不及时等因素给企业财务核算以及纳税申报带来不必要的影响。及时学习国家税收法规，对财务人员税收优惠政策节税给予奖励。小微企业财务人员在会计继续教育的基础上，还要及时进行税收法规知识的学习。对此可以将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各省、区、市人民政府以及各地方税务网站的网址收藏，也可以关注各地方人民政府、税务机关微信公众号，及时了解最新税收优惠政策。近年来，国家大力扶持小型微型企业发展，现阶段给予小微企业最大的税收优惠，小微企业财务人员一定注意税收优惠起止时间，合理合法节税、避税。小微企业要从自身做起，重视企业的正规经营，重视国家税收政策法规的使用，对财务人员提供的税费优惠政策组织研讨。因会计人员的建议和账务核算确实为企业带来了经济利益增长的，应该给予相应奖励，这有利于激励企业财务人员学习和思考，形成利益共同体。充分利用行业税收优惠政策。除了对小微企业整体税收优惠，还应该把握好个别行业小微企业优惠政策的倾斜。分行业的小微企业税收优惠政策也有很多，免征增值税的有：“对从事技术转让、技术开发业务的企业，以及与技术转让、技术开发相关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业务的小微企业收入免征，对于提供国际运输劳务的小微企业收入免征。”减征增值税的是：“对于从事农、林、牧、渔业项目实现的收入减征企业所得税。”从以上减免税政策可以看出，国家对节能服务和国际运输劳务业务的扶持与支持力度较大。

（二）掌握小微企业划定标准，控制调节企业规模

企业会计在平时做账时，应合理调整资产总额，使企业满足小型微利企业的认定标准。按照企业行业资产总额标准，合理控制企业资产规模，使其符合小微企业划型标准规定。财务人员要辅助企业管理者做好企业生产经营及纳税筹划工作（邢明权，2021）。合理拆分公司进行有效避税。如果一个公司人数或资产超过了小型微利企业的认定标准，可以采取分立或分散经营的方式考虑拆分公司，根据不同业务类型划分，将企业的不同经营范围内容进行拆分、注册新公司开展业务。比如农产品初加工的税收优惠政策显著，而进一步深加工或进行相应工业生产则不享受税费减免，这种情况下就应当将企业的业务进行分拆，以合理利用税收优惠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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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经国务院批准，现将有关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问题通知如下：

一、关于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优惠政策

（一）软件生产企业实行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所退还的税款，由企业用于研究开发软件产品和扩大再生产，不作为企业所得税应税收入，不予征收企业所得税。

（二）我国境内新办软件生产企业经认定后，自获利年度起，第一年和第二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三年至第五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三）国家规划布局内的重点软件生产企业，如当年未享受免税优惠的，减按10％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四）软件生产企业的职工培训费用，可按实际发生额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五）企事业单位购进软件，凡符合固定资产或无形资产确认条件的，可以按照固定资产或无形资产进行核算，经主管税务机关核准，其折旧或摊销年限可以适当缩短，最短可为2年。

（六）集成电路设计企业视同软件企业，享受上述软件企业的有关企业所得税政策。

（七）集成电路生产企业的生产性设备，经主管税务机关核准，其折旧年限可以适当缩短，最短可为3年。

（八）投资额超过80亿元人民币或集成电路线宽小于025um的集成电路生产企业，可以减按15％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其中，经营期在15年以上的，从开始获利的年度起，第一年至第五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六年至第十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九）对生产线宽小于0.8微米（含）集成电路产品的生产企业，经认定后，自获利年度起，第一年和第二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三年至第五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已经享受自获利年度起企业所得税“两免三减半”政策的企业，不再重复执行本条规定。

（十）自2008年1月1日起至2010年底，对集成电路生产企业、封装企业的投资者，以其取得的缴纳企业所得税后的利润，直接投资于本企业增加注册资本，或作为资本投资开办其他集成电路生产企业、封装企业，经营期不少于5年的，按40％的比例退还其再投资部分已缴纳的企业所得税税款。再投资不满5年撤出该项投资的，追缴已退的企业所得税税款。

自2008年1月1日起至2010年底，对国内外经济组织作为投资者，以其在境内取得的缴纳企业所得税后的利润，作为资本投资于西部地区开办集成电路生产企业、封装企业或软件产品生产企业，经营期不少于5年的，按80％的比例退还其再投资部分已缴纳的企业所得税税款。再投资不满5年撤出该项投资的，追缴已退的企业所得税税款。

二、关于鼓励证券投资基金发展的优惠政策

（一）对证券投资基金从证券市场中取得的收入，包括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股权的股息、红利收入，债券的利息收入及其他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二）对投资者从证券投资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三）对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运用基金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三、关于其他有关行业、企业的优惠政策

为保证部分行业、企业税收优惠政策执行的连续性，对原有关就业再就业，奥运会和世博会，社会公益，债转股、清产核资、重组、改制、转制等企业改革，涉农和国家储备，其他单项优惠政策共6类定期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见附件），自2008年1月1日起，继续按原优惠政策规定的办法和时间执行到期。

四、关于外国投资者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利润的优惠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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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数据显示，从2014年至2020年，健康险年均增速预计可达25%以上，到2020年健康险赔付支出占比将从目前的1.3%提升至4.5%左右。

保险新“国十条”和《关于加快发展商业健康保险的若干意见》的接连出台，将商业健康保险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从权威渠道获悉，保监会正在与财政部等有关部委协调，争取落实三项利于健康险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

这是保监会主席项俊波近日在一次行业闭门会议上透露的。知情人士告诉记者，这三项税优政策具体包括：争取制定出台个人购买商业健康险的税收优惠政策；研究完善城乡居民大病保险业务保险保障基金政策；研究减免基本医保经办的营业税。

从国际经验来看，税收优惠是发展商业健康险最有效的政策杠杆之一，如美国对企业为员工、公民个人和自由职业者为自己购买健康保险免税。但目前我国仅对企业购买补充医疗保险在工资总额5%以内税前列支，对个人购买商业健康险的税收优惠尚为空白。

不过，就在上述闭门会议上传出，为鼓励个人运用商业保险做好健康保障财务安排，保监会正在争取制定出台个人购买商业健康险的税优政策，协调相关部委研究利用城镇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资金购买商业健康险，盘活医保个人账户资金，将简单储蓄转变成互助共济，大幅提升保障能力和保障水平。

此外，完善城乡居民大病保险业务保险保障基金政策也正在研究中。上述人士透露说，为更好实现大病保险的“保本微利”，保监会表示，可以比照根据不同风险计算大病保险最低资本的思路，研究根据风险特征，降低、减免大病保险业务保险保障基金的征收标准。

再者是研究减免基本医保经办的营业税。上述人士说，“现在已对一年期及以上的商业健康险免征营业税，而商业保险机构经办各类医疗保障业务比一般商业健康险政策性更强，属于准公共产品服务，要争取免征营业税，这也有利于进一步降低基本医保经办的运行成本。”

事实上，除上述正在积极落实中的税优政策外，业内人士也提出建议，是否可对保险公司经营的健康管理业务扣除体检成本之后再收取营业税。“随着健康险市场的不断发展，健康保险公司的产品也涉及以服务为主的健康管理产品。由于这类产品的业务营业额中向保险人收取的体检费用所占的比重大，而体检费用作为成本并未转换成直接营业额。”

毋庸置疑的是，税优政策是促进商业健康险发展的主要杠杆，能够将潜在需求有效转换为现实购买力。记者获悉的一组内部数据显示，从2014年至2020年的7年间，健康险年均增速预计可以达到25%以上，到2020年全国健康险保费收入将达到6000亿元，赔付支出可达到4000亿元。若按照平均16%的增速计算，预计到2020年，我国医疗卫生费用支出将为9万亿元，届时，商业健康险的赔付支出将从目前的1.3%提升至4.5%左右。

知情人士透露称，除落实税优政策尽快落地之外，保监会也在加快健康险监管制度的完善，做好制度顶层设计，包括对《健康保险管理办法》和大病保险有关制度进行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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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税收优惠的现状及问题

（一）税收优惠实施的现状分析

我国的税收优惠政策是改革开放的产物。为了大规模地吸引外资，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适时、分阶段地提出了不同的税收政策目标，经历了鼓励特定地区投资──鼓励向基础设施投资──鼓励向技术密集型项目投资的过程，这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主要表现在：（1）外商投资企业在我国从无到有，且成为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一支重要力量。截至1997年底，全国已累计批准外商投资企业30．49万户，其中已开业者近15万户，合同利用外资金额5211．66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金额2218.73亿美元，近5年来，我国已成为发展中国家利用外资金额最多、增长速度最快、在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受资国；（2）带动了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使我国在电子计算机、通信、家电、汽车、电梯、农药等行业缩短了与发达国家先进技术水平的差距，刺激了一些工业迅速更新换代；（3）外企的成长为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下建设现代化企业提供了良好示范；（4）催化了市场经济体系的发育；（5）增加了财政收人。

（二）税收优惠实施存在的主要问题

与十几年前相比，我国经济发生了很大变化，而十几年不变的税收优惠模式也日渐显露其弊端。主要是：

1．侧重东部沿海的“区域”优惠，不利于鼓励公平竞争。

这种十几年一贯制侧重东部沿海的“区域”优惠模式，不但加大了区域间经济发展的差距，而且随着区域经济的不断发展变化，税收优惠的政策调控力度也逐渐弱化，在同一特定区域对内资和外资实行不同的税收政策，极不利于内、外资企业间的公平竞争，也由此制约了民族工业的正常发展。

2．产业优惠政策滞后，不利于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

产业优惠没有突出高新技术产业、知识经济的政策导向，而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知识经济恰恰是我国经济发展的薄弱环节。产业优惠实施的滞后势必拉大我国与世界经济发展的差距，不利于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和高新技术产业、知识经济的超前发展。

3．“普惠制”导致政府收入流失。

“普惠制”下合乎规定的投资都能获得政府的税收优惠，而这些投资很多可能是政府不希望鼓励或市场已饱和的领域，不利于产业结构调整，加剧了经济的无序竞争和政府收入的流失。

4．优惠操作主要采用对税收的直接减免，易引发税收行为失范。

我国在税收优惠的操作上基本采用降低税率、定期减免、再投资退税等直接优惠措施。这种形式的特点是政策的透明度高，征、纳双方易于操作。但这种方式是针对企业利润进行船，主要适应于盈利企业，而对那些投资规模大、经营周期长、获利小、见效慢的基础设施、基础产业、交通能源建设、农业开发等项目的投资鼓励作用不大。另外，优惠期从获利年度起开始计算，企业通过人为推迟获利年度、利用“接力优惠期”、实行假合资、假新办等手段，很容易进行偷逃避税，不利于规范管理。而且直接减免优惠的操作容易造成国家税收收入的流失。

5．税收优惠没有投资额度的限制造成投资规模偏小，投资行为短期化。

从实际情况分析，那些投资小、见效快的企业基本上都是简单加工和劳动密集型企业，投资于上述企业直接导致投资的短期化发展，而且这些投资规模偏小的项目恰恰是我国不需要的项目或是凭借我国自己的能力能够解决的。外来投资的涌入必然加大税收效益流失和外来资本的投机性，不利于我国投资结构的良性发展。

二、各国税收优惠政策及借鉴分析

综观世界各国，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在利用税收优惠措施引进外资，但其做法和侧重点以及所实施的政策方案不尽相同，最终实施效率也不同，大体上可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一）区域性优惠

区域性优惠不仅被发展中国家广泛用于吸引外资发展地区经济，而且也被发达国家采用，作为发展地区经济的有效措施，所不同的是发达国家实施区域优惠相对较少，而发展中国家实施区域优惠居多。

（二）产业性优惠

根据本国经济的实际需要，有选择、有重点地引进外资发展本国的特定产业和项目，是国际上的普遍做法。发达国家偏重实施产业优惠，尤其是对加快科技进步、加大科技投入的税收优惠更为突出，且这种鼓励措施是全方位的。如日本对企业的研究开发费和科技发展支出，可选择作递延资产处理，也可选择即期全额扣除；或两者兼用。此外，对符合条件的费用（包括研究人员的工资、材料费、设备折旧费）还可直接抵免应纳税额；用于基础技术开发、研究的折旧资产，可按当年这项支出的5%抵免税额；已缴股本在1亿日元以下的中小企业的科技投入，其研究开发费支出可按当年这项支出的6%抵免税额：有效利用能源、废物利用等方面的专项支出，按6%额外抵免税额；在科技开发区的高科技公司用于研究开发活动的新固定资产除进行正常折旧外，在第一年可按购置成本实行特别折旧扣除。这些规定对促进日本企业的科技进步，提高产品质量和竞争力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发达国家由于科技进步创造的价值占整体的60%－70%，远远高于我国25%－30%的水平。

（三）税收优惠操作形式的多样化

对外资的税收优惠很多国家都不局限于一种形式，比较普遍的做法有两大类：一是实行直接优惠操作方式，通常表现为定期减免所得税、适用低税率、税额扣除等，多为发展中国家鼓励外商直接投资所采用。二是实行间接优惠操作方式，通常表现为：（l）加速折旧；（2）投资抵扣，即对资本投资按其投入额依照规定比例计算的金额抵扣当期应缴纳的所得税税额；（3）亏损结转，企业亏损可以通过以后或以前年度的盈利抵补；（4）费用扣除，规定特定范围费用开支的应纳税额扣除，如加拿大规定，科技开发费用可在当期应纳税额中全额扣除等；（5）特定准备金，为减轻企业投资风险而设置的资金准备，如德国税法允许建立可在税前扣除的准备金，包括折旧准备金、呆账准备金、亏损准备金等。

实行直接、间接减免优惠操作运行的结果是不一样的。直接减免优惠方式的特点是对税收直接免除，这不但造成税收收入的流失，而且还容易造成钻政策空子逃避税收。间接减免优惠的特点是对税收的间接减免，表现为延迟纳税行为，是对资金使用在一定时期内的让度，这种形式是允许企业在合乎规定的年限内，分期缴纳或延迟缴纳税款，其税收没有放弃，有利于体现公平竞争，维护市场经济的平稳发展，保障税收收入。

（四）依投资规模制定区别优惠

如罗马尼亚对外资企业按照投资额的大小。可免征所得税1年至7年；马来西亚的《投资法》规定对超过一定数目的大额投资或与经济有重大关系的投资，可视情况给予全额免税优惠。

（五）适应经济形势的发展适时调整税收优惠

为保持优惠政策的实施效率，须依据客观经济发展状况对税收优惠做及时修正、调整，无限度实施只能导致税收优惠调控方向与经济发展目标相扭曲。如日本在战后初期，因国内经济实力薄弱，经济秩序混乱，为有效地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产业结构的改善，采用限制的方式，把利用外资的重点放在利用外国贷款和吸引外国的证券投资方面，也就是利用外国的间接投资。当时日本的产业技术和设备十分落后，但考虑到外汇承受能力和技术消化能力，对引进技术也严格控制，坚持循序渐进，使之适应国内经济的发展现状和承受能力。到60年代后，随着本国经济发展和国际收支状况好转，从1967年到1973年的6年里，实施资本自由化，逐步解除了引资和引进技术的限制。进入80年代，日本经济进一步向开放体制转化，明确提出要积极地、多方位地采取措施引进外国的直接投资。日本利用外资和引进技术的政策从限制到开放的演变过程表明，税收优惠要符合经济发展的整体需要。

（六）对内资与外资实行同等优惠但要保护本国产业

许多国家对允许私人资本投入的地区和行业项目，不论是内资还是外资都实行同等的税收优惠政策。同时大多数国家都很注重对本国产业采取保护措施。比如对有碍于本国生产的项目和已经饱和的行业，控制审批或原则上不予审批；对允许审批的行业项目外资比例一般不超过40％，但对专门生产出口产品的保税工厂和设在自由工业区内的企业，可以允许外资比例达到100％。

从各国的税收优惠实践中，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点供设计政策时借鉴：其一，区域性优惠的实施要保持区域内政策的统一，以利于内、外资企业间的公平竞争；区域优惠要根据客观经济发展变化适时调整，以保持优惠政策的调控力度和实施效率。其二，产业优惠要充分体现产业导向，重点促进高科技产业、知识经济发展；产业优惠的设计要体现全方位，以增强调控力度。其三，税收优惠形式应从主要侧重直接优惠转向侧重间接优惠。其四，适度控制投资规模，保障投资的优化和操作运行的规范化。

三、完善我国税收优惠的方案选择

（一）根据客观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适时调整区域性税收优惠的实施方位

区域性税收优惠要突出促进落后地区经济发展或满足区域经济整体均衡发展客观需要的特点。政策实施周期不能过长，视区域性经济而定，一般在实行10年-15年之后即应进行调整。调整的标准视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而定，一般以赶上或超过全国经济发达（先进）地区、区域经济实现了根本性转变为标准。如我国沿海一些经济特区，已经从过去贫穷落后的渔村变成了现代化的国际大都市。与初期相比，其投资环境、城市功能、基础设施、市场建设、社会需求、城市整体经济发展水平与实力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远远超过了国内发达地区、城市的发展水平。区域优惠已从过去的主要表现为投资补偿改变为额外收益。继续保留税收优惠，只能导致愈益严重的不公平竞争并严重扭曲税收优惠政策的调控方向。因此，根据客观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建议适时调整、取消区域税收优惠。此外，建议选择对经济落后的中、西部边远地区和长江库区实施区域性优惠，操作上可选择区域性普惠制的优惠政策。同时，借鉴国际经验，规定优惠区域内的投资不分内资、外资，一律实行同等的税收优惠，以体现税收的公平原则和保持内。外资企业投资的公平竞争环境。

（二）区域优惠范围外设置的税收优惠，要突出产业性税收优惠导向，全方位加大调控力度，加大科技发展、科技投入的税收优惠，加快知识经济发展的税收优惠

建议我国今后的税收优惠政策实施要以国家产业政策为导向，对于需要扶持的产业，税负要轻些。需要鼓励的产业，税负更轻些，以正确引导投资方向，优化产业结构布局。根据我国国情，在能源和基础原材料工业、交通运输和通信、水利等基础设施，高新技术、知识产业以及产品出口企业，应实行产业性税收优惠。对高新技术、知识产业应实施全方位优惠政策，以加大科技投入，加快科技发展。建议选择如下优惠政策：其一，对高新技术产业的科技开发、研制，固定资产实行加速折旧，其中机器设备等可规定3年折旧期；其二，鼓励加大科技投入。对企业当年用于科技研制、开发的投入超过前3年平均开支50％以上的，其超过部分可允许一定比例或全部抵扣应纳税额，但不能超过当期应纳税额；其三，加快科技成果的转化，建议政府每年拿出一定比例的资金用于科技成果的转化和形成生产能力，并为科技产品培育市场；其四，允许企业按一定的比例提取科技开发风险基金以弥补科研失败造成的损失；其五，对高新技术产业投资继续给予税收优惠，以引导投资方向。其六，对重点鼓励发展的产业，可实施消费型增值税。

（三）税收优惠操作方式应从目前的直接优惠转向间接优惠为主

间接优惠的主要操作方法应选择加速折旧、投资税收抵免、税前扣除、延迟纳税、亏损结转等措施，以防止税收流失。对现有的直接优惠应逐步调整、取消。选择间接优惠实施既不违反税收公平原则，又能体现鼓励导向，提前收回投资可减少投资风险，同时也有利于应税行为的规范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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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企业年金税收优惠选择

一、企业年金的税收优惠模式

企业年金的税收优惠包括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企业年金的涉税环节包括缴费、积累、领取三个阶段。相关的税收优惠主要在这3个环节展开,受惠方包括企业和员工,其中缴费阶段主要涉及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积累阶段和领取阶段主要涉及个人所得税。

对三个涉税环节实行不同的税收政策,可以组合成不同的年金税收优惠模式。如果以E代表免税,T代表征税,综合表示三个环节的课税情况,本文将其组合成五种税收优惠模式。

(一)EET模式

在该模式下,缴费阶段免征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积累阶段免征个人所得税,只是领取阶段征收个人所得税,即缴费和投资环节不征税,领取环节征税。其特点是实现税收递延,确保不重复征税。EET模式推迟了一部分个人收入及其投资回报的确认时间,从而推迟了个人所得税的交纳,既可以保证国家税收收入总体不减少,又给予个人延迟纳税的优惠,因此有利于吸引企业和职工参加企业年金计划。

从理论上讲,退休职工领取的企业年金实质上是一种推迟支付的劳动报酬,应当视同工资薪金缴纳个人所得税。特别是当企业缴费和投资收益已经享受了税前扣除待遇时,这种推迟支付的劳动报酬就更应当纳税。因此EET模式规定在年金领取环节纳税是有理论依据的,它既可以避免重复交税,又可以防止人们利用企业年金计划进行避税或偷税。目前大多数西方国家均采用EET模式。

(二)TEE模式

该模式只在缴费环节征收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积累环节和领取环节均免征个人所得税。与EET模式比较,TEE模式不影响政府当期财政收入,但是员工履行纳税义务与享受权利在时间上的差别过大,不利于吸引企业和雇员参加企业年金计划。而且由于这种征税模式放弃了未来的征税权,随着人口老龄化及企业年金基金的成熟,政府在以后阶段的财政收入可能因税基缩小而受到影响。

(三)TTE模式

该模式对缴费环节和积累环节征税,对领取环节免征个人所得税。实际上TTE模式对举办企业和年金受益人均无任何税收优惠,可能会挫伤企业和员工的积极性,不利于企业年金的发展,但是可以保证国家财政收入,适用于国家财政状况不佳的情况。例如,新西兰在1990年就因财政困难放弃了EET模式,转而实行TTE模式,其目的就是希望使税收收入提前实现,以弥补当时的财政赤字。

(四)ETT模式

该模式只对缴费环节免税,在积累环节和领取环节均要征收个人所得税。ETT模式虽然能够推迟个人所得税的交纳时间,但由于对积累环节的投资收益即时征税,与一般储蓄和投资收益的税制没有区别,而且年金受益人还要牺牲存取款的自由,因此,ETT模式不利于鼓励员工参加年金计划。

(五)EEE模式

该模式对年金缴费、积累、领取三个环节均实行免税政策,无疑会提高企业和员工参加年金计划的积极性。缺点是对个人所得的免税过于宽容,有损社会公平,也使国家财政收入下降。该种模式在实际中运用较少。

上述五种模式各有利弊,EET模式推迟了纳税时间,EEE模式则完全免税,这两种模式都有助于鼓励企业和员工参与企业年金计划,适用于年金发展初期阶段且国家财政收入十分充足的情况。但是EET模式会给政府带来即期财政压力,EEE模式则完全放弃了一部分财政收入,因而这两种模式在财政状况不佳的国家较难实行。

TEE模式和TTE模式将纳税时间提前,不会影响国家即期的财政收入,但是对于年金受益人来说,纳税与受益的间隔时间过长,一旦政府税收政策有变,年金受益人就可能得不到政府许诺的税收优惠,因此这两种模式对企业和员工的吸引力较小。ETT模式给年金受益人带来的实惠很少,很难提高人们参与企业年金的热情。

二、我国现行的企业年金税收优惠模式

2000年国务院的《关于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的试点方案》中规定:企业年金实行完全积累制,采用个人账户方式进行管理,费用由企业和职工个人缴纳。企业缴费在工资总额4%以内的部分,可从成本中列支。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缴付的企业年金缴费,都要并入个人当期的工资、薪金收入,计征个人所得税。

对年金积累环节,我国没有明确的税收政策,只能参照国家对投资收益的税收规定,即除了国债利息收入外,其他均不能免税。对股票、投资基金等分红按20%征收资本利得税。

对年金领取环节,我国没有税收优惠政策。国家税务总局1999年的《关于企业发放补充养老保险征收个人所得税问题的批复》中规定,职工领取补充养老保险时须比照工资薪金所得计算并缴纳个人所得税。

可见,目前我国有关企业年金的税收优惠政策仅限于缴费环节,没有涉及积累和领取环节;从缴费主体看,也只对企业缴费给予税收优惠,对个人缴费没有作出规定。总体上看,我国对企业年金的税收优惠面较小,优惠幅度偏低,与ETT模式比较接近。从个人所得税负担的角度看,我国年金受益人在缴费、积累和领取阶段均要交税,实际上存在重复纳税问题,只是由于我国企业年金历史短,大部分年金尚未进入领取阶段,该问题还未引起足够的关注。

三、我国企业年金税收优惠模式的选择

(一)我国不宜采取高税收优惠政策

是否对企业年金实行税收优惠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能否推动企业年金制度发展;二是兼顾社会公平。

随着人口老龄化速度的加快,我国面临着巨大的养老金缺口压力,由国家、企业和个人共同承担未来的养老压力是必然选择,而发展壮大企业年金规模有利于减轻政府的养老负担。从这个角度上讲,我国应该大力发展企业年金。

企业年金在我国出现十余年来,虽然发展较快,但总体规模和覆盖率还都比较低,与预期存在较大差距。曾有业内人士预计,2010年我国企业年金将达到1万亿元,参加人员将超过1亿人。世界银行也预测,2030年中国企业年金规模将达1.8万亿美元。截止到2007年底,我国企业年金规模实际只接近1500亿元,总量远远低于市场预期。其制约因素虽然很多,但是与税收优惠政策缺失、企业年金市场的需求主体动力不足有直接关系。为此,很多业内人士极力主张采取EET模式,提高税收优惠幅度。

笔者认为,由于我国企业年金存在较大的制度性缺陷,实行EET模式和高税收优惠的结果很可能会强化这种缺陷,进一步扩大社会不公平,因此从社会公平角度考虑,目前不宜实行较大幅度的税惠政策。

1.企业年金覆盖面小,难以发挥养老保障的第二支柱作用

我国政府对于企业年金计划的态度是“自愿和有条件的实行”。除了举办企业必须依法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外,还需要企业有一定的实力和良好的持续盈利能力。企业达到规定条件的可以实行年金计划,不符合条件的可以不实行;企业经济效益好时可以多缴费,企业经济效益不好时可以少缴费或暂时不缴费。目前在银行利率、原材料价格、人工成本不断上涨的情况下,我国大部分企业处于微利状态,特别是大量的中小型企业,养老、医疗、工伤、失业四项社会保险加上住房公积金,总的费用已超过工资的50%,早已是不堪重负,举办企业年金更是力不从心。截至2007年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为2亿多人,而同期企业年金缴费职工人数仅为1000多万人,不足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的5%,年金替代率也很低。可见,我国的企业年金还远远不能成为养老保障体系的第二支柱。在这种情况下实施高税惠制度,其作用是十分有限的。

2.不同行业与地区的企业年金规模差别很大

企业年金是一种普惠制度,应该惠及所有企业和雇员。但目前我国90%以上的年金基金来自大型国有企业,已经建立企业年金计划的基本上是工资水平较高的大型垄断性国有企业和经济发达地区的国有企业。

从行业分布看,国有垄断的电力、石油、石化、民航、电信、金融、高速公路等行业明显高于其他行业,其中电力行业的企业年金规模和待遇水平最高。从地区分布看,也呈现出明显的不平衡。上海、广东、浙江、福建、山东、北京等地区基金积累较多,东部沿海地区高于中、西部地区。从企业规模和职工收入水平看,小规模企业普遍缺乏企业年金制度,平均工资水平高的企业,建立企业年金的比例高于工资水平较低的企业。截止到2006年2月,全国只有50多家中小企业向各地劳保部门备案,规模不到1亿元人民币,所建立的企业年金占我国年金总额不足1%。这些中小企业大多分布在沿海经济开发区,大多属于电力、烟草、IT等高利润行业。也就是说,创造我国GDP55%、出口总额60%、税收45%、就业机会75%的大量中小企业还游离在企业年金计划之外。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给予企业年金更多的税收优惠政策,受惠的只能是一小部分已经享受垄断利益的高收入人群,企业本身的高工资再加上企业年金,进一步扩大了劳动者的待遇不公,使不同行业和地区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

3.企业年金缺乏配套管理制度

对企业年金实行税收优惠相当于国家给予了税收补贴,一方面可以激励企业和员工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也可能成为企业和高薪雇员偷税漏税的工具。高薪雇员适用的边际税率较高,如果没有最高缴费额的限制,相当于国家给予的税收补贴就很高。低收入者适用的边际税率很低,甚至无需纳税,国家给予的税收补贴也就很少,甚至没有。因此,最希望通过缴纳企业年金避税的是高薪雇员,最有权力决定年金制度的也是高薪雇员,如果国家在给予企业年金税收优惠的同时,没有制定禁止优待高薪员工的相关规定,那么企业年金的公平性就会大打折扣。

为了使税收优惠政策体现公平性,西方国家在制定企业年金税收优惠政策时会设置很多限制性条件,包括个人最高缴费限额、年金受益的最高限额、领取年金的年龄等等,以迫使企业对高薪雇员和低收入雇员一视同仁,使企业年金成为覆盖全体雇员的普惠性保障。而我国目前尚无这方面的规定。如果片面强调税收优惠,无疑会给高收入者偷税漏税带来可乘之机,背离建立企业年金的初衷。

(二)现阶段我国应采取TEE税收优惠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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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基金业；税收制度；税制改革

中图分类号：F81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06)05―0022-05

证券投资基金在促进金融结构调整，提高金融市场效率方面的积极作用，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在影响证券投资基金发展的众多因素中，税收政策发挥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力。国际经验表明，没有一个合理的基金税收政策，就不可能有基金行业的健康快速发展。

一、我国基金业税制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我国现行的基金税制于1997年慨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渤颁布实施后逐步建立起来。根据财政部、国税总局先后制定的《关于证券投资基金税收问题的通知》(财税字[1998]55号)和《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部门税收问题的通知》(财税字[2002)128号)两个文件，国家对基金业主要征收营业税和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同时征收印花税、城市维护建设税等小税种。

我国现行的基金税收政策存在着很多弊端，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国基金业迅速发展的步伐。

(一)基金业税收负担过重

1．基金行业的所得税税率偏高，且存在严重的重复征税问题

首先，发行债券的企业和上市公司在向基金派发股息、红利、利息时代扣代缴20％的个人所得税，”将大大加大企业投资者的负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规定，企业应当就其生产、经营所得和其他所得缴纳企业所得税。其他所得是指股息、利息、租金、转让各类资产、特许权使用费以及营业外收益等所得。若上市公司或发行债券企业在向证券投资基金派发股息、红利、利息时代扣代缴20％的个人所得税，势必造成重复征税，加大企业投资者的负担。此时，作为信托财产的所有人，总体上企业投资者需缴纳的税率达50％以上，极大地损害了投资者的利益和投资积极性，不利于投资基金的进一步发展。当然，上述分析仅来自于理论上的推理，在我国的税收实践中，其中多数条款还属于“暂免征”状态，因而目前实践中的重复征税现象并不严重，但是问题只是被暂时回避了，“暂免征”并不等于“不征”，在理论上会产生两种不同的影响，需要加以澄清。

其次，混淆了投资者取得的股息收入与利息收入的区别。投资者取得的利息，它已经在被投资企业所得税税前进行了扣除，减少了被投资企业的应纳税所得额；而股息收入则是被投资企业缴纳了企业所得税后收入的分配。根据我国税法相关规定，如果派发股息的上市公司适用的所得税税率高于或等于企业投资者的税率，那么企业投资者不必对该项收入再缴纳任何所得税款，企业投资者收到的股息收入是一种免税收入。因此，对上市公司在向基金派发股息、红利及利息时不区分收入性质而一并代扣代缴20％的所得税的做法，与税法的其他条款是冲突的，尽管便利了征管，但加大了企业投资者的税收负担，造成了税制的混乱。

再次，开放式基金的企业投资者获得的派息、分红收入就承担了双重税负。因为开放式基金与封闭式基金不同，其价格等于单位净资产值，当开放式基金获得者派息和分红时，基金单位净值提高，若投资者在此时赎回基金单位，按规定企业投资者需为赎回和申购的差价交纳企业所得税，而这一差价中已经包含了由被投资企业代扣代缴的20％税收的派息分红额，这导致了开放式基金的企业投资者在赎回时可能承担双重税负的现象。

此外，就储蓄存款利息收入来说，税法规定只对个人的储蓄存款利息才征收个人所得税，而基金存款的利息收入不应被当作个人储蓄存款利息收入来课征个人所得税，因为一方面基金是以基金本身的名义开立银行存款账户的，另一方面基金存款中有一部分是来自于机构投资者，因而基金存款利息收入中也有一部分是属于机构投资者的，而在实际操作中，基金存款是作为机构存款来对待的，基金存款的实际利息也是按照银行同业存款利息给付的，因此，对这一部分收入征收20％的个人所得税，理论上说不通，实践中也难以操作。

2．基金行业的营业税相对为高

基金管理公司和基金托管人，基于各自的服务分别收取管理费收入和托管费收入。基金管理公司和托管人作为法人实体，在对这些收入进行必要的扣除后，应缴纳公司所得税。同时，由于该两项收入都是劳务收入，从理论上讲属于营业税或增值税的征税范围，应征收营业税或增值税。但从实际情况来看，对于基金管理公司和托管人的这两项收益，大多数国家征收公司所得税，而豁免营业税或增值税。而我国税法规定，对基金管理人和托管人取得的管理费或托管费收入，应征收5％的营业税。这样，与国际惯例相比，我国基金管理人和托管人的税负较重，不利于我国基金业的发展。

3．基金业适用的印花税税率也较高

我们可以将基金投资和股票投资作一对比。如果投资者用购买股票的同样一笔资金购买基金，假定要按同样的税率征收证券交易印花税，那么当这笔资金再由基金用来购买股票时，又要按交易额交纳一笔印花税，假定这笔资金在流动过程中没有发生漏损(实际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当初的申购费可能会吃掉一部分资金)，那么这笔资金就要承担两次数额相等的印花税，加大了基金资产的税收负担，且有重复征税之嫌。这样与投资股票相比，基金投资会面对不同的税收待遇，削弱了基金的优势，这将不利于基金市场的长期发展。

(二)基金税制设计不甚严谨，且缺乏合理性

现行关于基金税收的政策规定中，对纳税主体身份的认定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探讨，如企业所得税、营业税的纳税主体等。此外，对基金投资者的投资收益应当如何征税，也存在着不同的看法。

1．我国基金税收政策规定，基金本身应对其从证券市场取得的收入交纳企业所得税，只是目前“暂不征收”。然而，我国的证券投资基金(包括封闭式和开放式)负有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义务吗?笔者认为，基金本身并不适用企业所得税。根据现行税法，我国基金不应该属于企业类，也不可归于“其他组织”，显然也不是事业单位或社会团体。此外，目前我国所有的基金，不论开放式或封闭式，都属于契约型基金。从理论上讲，只是一种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集合证券投资方式，一种投资工具而已，不具备独立的民事主体资格。因此我国的证券投资基金不属于企业所得税纳税人的范畴，不应该被课征企业所得税。

2．根据国税总局下发的俭融保险业营业税申报

管理办法》的规定，证券投资基金和基金管理公司同属于营业税纳税人的范围，即“单位”纳税人或“个人”纳税人。基金管理公司可以被认定为“单位”，属于契约型的基金却没有任何理由被认定为“单位”或“个人”。因此，此项规定应予以废除／我国证券投资基金本身不应该缴纳营业税。

3．现行基金税制中关于基金投资者获得基金分配时缴纳个人所得税的规定，考虑到获取投资者纳税身份变动信息的技术困难，被投资企业无法根据投资者的身份确定代扣代缴的适用税率，为了便于征管，无论是企业或个人投资者，一律按20％的税率征收个人所得税。这一规定没有区分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意味着对机构投资者的投资所得错征了个人所得税，而在我国税法中个人所得税与企业所得税的税负是不等的，因此这种做法明显混淆了两种不同性质的所得税。

(三)税收优惠政策存在较大缺陷

从现行的基金税收政策来看，税收优惠主要体现在：(1)所得税方面，对基金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对个人投资者买卖(或申购与赎回)基金单位取得的差价收入，均不征收所得税。(2)营业税方面，基金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个人和非金融机构买卖(或申购和赎回)基金单位的差价收入，均免征营业税。(3)印花税方面，投资者买卖(或申购与赎回)基金单位免征印花税。现行的税收优惠政策对我国基金行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支持作用，推动了大量的合格资金进入基金市场，增强了基金市场的吸引力，但也带来了不同纳税主体的税负不公现象。从长远看，现行的优惠政策存在以下缺陷：

首先，税收优惠政策过于笼统与宽泛，特别是没有着眼于建立基金市场发展的稳定资金渠道这个大方向，因而对特定资金的引导作用不明显。具体来说，现行税收优惠政策对社保基金、养老基金和企业年金等社会资金进入基金市场还缺乏明确的免税优惠，从而限制了我国基金市场的产品创新，无法形成类似于西方成熟资本主义国家那样，一方面具有丰富的基金品种，另一方面又有充足的资金来源。

其次，我国基金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在制定和执行上还很不规范。对于所得税、营业税和印花税的优惠，基本上是每年出台一个临时性的补充规定，一年一减免，缺少法律上的固定性。而随着我国基金市场的迅速发展，整个行业逐渐走向成熟，税收将会成为基金运作过程中的一项重要成本，基金市场对税收优惠也将更加敏感，因而，一套规范可预期的税收优惠政策对促进基金市场的有效运行和健康发展影响深远。

(四)基金税收的所得税扣缴制度不合理

现行扣缴制度有利于税款在来源处征缴，确保了税款及时入库，但是有损于税收公平原则。

首先，损害了个人基金投资者的利益。我国绝大多数的基金合同对基金分配制定了三项限制条件：(1)若基金投资当期发生亏损，则不进行收益分配；(2)基金收益分配后，基金单位资产净值不能低于面值；(3)基金当年收益应先弥补以前年度亏损，才可进行当年收益分配。现行的扣缴制度在来源处扣缴投资者的股息、利息收入的个人所得税，必然导致以税后收入来弥补基金前期和当期可能拥有的投资损失，甚至可能因提前扣税，致使基金单位资产净值低于面值，进而不能满足分配的条件。

其次，提前了未分配收入的纳税时间。我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规定，基金收益分配不得低于基金净收益的90％，若在来源处预先扣缴了个人所得税，则意味着基金未分配的那部分收入提前承担了税收负担。

最后，违背了“投资者收入确认原则”。按照国际惯例，基金投资者不是在基金获得收益时，而是在基金分配时才被确认获得基金收益，从而产生纳税义务，也就是所谓的“投资者收入确认原则”。我国现行的扣缴制度明显违背了这一原则。

二、基金税收制度的国际比较

下面，我们主要对不同国家基金行业的所得税和交易环节税收(印花税等)进行比较。

(一)所得税的比较

所得税对基金行业的影响相当大，纳税主体以及税率、应税所得额的计算等方面的不同都会对基金业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

1．对基金本身课征的公司所得税

对基金本身的课税问题，一般讨论的是关于对基金投资收益的税收处理，大致分为以下几种方式：一是契约型基金不在基金层次征税，而对公司型基金则在基金层次征收公司所得税；二是无论契约型基金还是公司型基金，都要在基金层次征收公司所得税；三是契约型和公司型基金均不在基金层次征收公司所得税。理论上看，这三种税收处理方式体现了两种课税理论，即“虚拟法人理论”和“实体法人理论”。第一种税收处理方式明显是将契约型基金视为虚拟法人，而将公司型基金视为实在法人；第二种则将两者都视为实在法人；第三种将两者都视为虚拟法人。综合英、美、日、德、澳等国的实践来看(见表1)，不论采取哪种税收处理方式，都体现了对基金本身的轻税或免税的政策倾向。

以美国为例，受传统的“实在法人理论”影响，美国联邦税法对共同基金，无论是契约型还是公司型，均视为纳税主体，征收公司所得税，然而在实践中，对符合“受控投资公司”条件的共同基金，仅对占总收益2％的未分配部分征税，占总收益98％的已分配部分在基金层次所缴纳的所得税，可以在投资者取得分配时予以抵扣，实际基金本身的税负很少。而对日本、德国等新兴资本国家来说，受“虚拟法人理论”的影响，对基金本身的课税更轻，甚至在法律上并不赋予基金的实体法人地位，如德国公募基金和日本的契约型基金，从而无须承担纳税义务，较好地避免了双重课税的问题。

2．对基金投资者课征的所得税

对基金投资者的课税主要针对其获得的收益分配，一般分别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征收。在收益课税的计税依据方面，各国普遍都将现金收入和股票再投资合并计人应税收入。对于不同的收入来源，分别课征了不同的税率，且有些国家实行累进税率，有些国家实行单一税率；有些国家中央政府征收所得税外，地方政府也会对其征收。

如，英国对居民投资者(个人和机构)分别红利收入和利息收入，实行不同的税率。对居民个人投资者取得的红利收入，要缴纳所得税，最高税率为32．5％，但允许有不超过10％的纳税扣除，实际最高税率为29．25％；而对获取的利息收入，则以代扣代缴的方式课以20％的所得税。对居民机构投资者，其红利收入不须缴纳所得税，而对其取得的利息收入则代扣代缴20％的所得税。

美国的基金税收法律规定，对公司型海外基金来源于美国的收入，须按公司累进税率(最高边际税率为35％)申报纳税。此外，美国的国内投资者的投资收益应缴纳联邦所得税，而多数州政府也规定对市政债券或货币基金中获得收益的投资要征税。

在税收征管方面，各国根据各自所得税制度的特点，制定了不同的扣缴制度，一方面避免双重课税，另一方面体现税收政策的差别待遇，发挥税收对基金

市场的调控功能。此外，由于发达国家的资本市场是一个开放的市场，在各国基金市场上存在大量外国投资基金和外国投资者，因而，各国的基金税收政策上都包含有针对外国投资者和外国投资基金的有关规定，一方面筹集收入，另一方面加强对流人国内市场的国外资金的监管，这对于WTO框架下我国的资本市场很有借鉴意义。

(二)交易环节税收的比较

基金交易环节涉及的税种主要有资本利得税、证券交易税和印花税。除了英国和澳大利亚，很少有国家对源于基金的资本收益征收资本利得税，而在澳大利亚，对资本利得税的征收也根据持有基金的时间长短，课征不同的税率，以体现对长期资本收益的税收优惠。

就印花税和证券交易税的征收情况来看，一般适用税率都比较低，而且都在出售和赎回环节征收，很少在募集资金阶段征收，尤其在美国，对基金的交易和赎回根本不存在证券交易税。此外，日本政府对投资者申购基金要根据金额征收一定的证券收益印花税，但限定最大金额为2万日元；对买卖基金及基金买卖证券，取消征收证券交易税。德国税法也规定，公募基金在公开募集资金时，不征经营税。

三、明确基金市场税制设计的总体思路，改革我国基金业税收制度

借鉴国外经验，结合我国基金业的现状和发展趋势，笔者认为，我国证券投资基金市场税制设计的总体思路是：简化对基金交易环节的课税，以避免对基金市场造成扭曲；通过税收政策的差异化设计，增加基金市场的产品创新能力，以增强税收对基金市场的调控功能。

为了维护相对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发挥基金市场对社会资金的集聚功能，提高税收对资本市场、进而对国民经济的调控功能，根据以上思路，我国的基金业税制应当进行适当的改革与调整。主要的改革途径有以下几点：

1．在所得税上，可以考虑在基金层次免税，而对于基金投资者获得的投资收益，在税收征管上选择更为合理的方法。此外，适时将基金资产列入遗产税和赠与税的征收范围。

关于是否对基金就投资收益课税的问题，笔者认为，应该根据“虚拟法人理论”，在基金层次免征税。既对基金取得的股息、利息或其他收入予以免税，对基金实现的资本收益也应免税。只有当基金对其所取得的综合收入向基金持有人进行分配时，或持有人对其在基金中所持的股份或基金单位进行处置时，才征收相应的税收，于是课税环节顺延到下一个层次。

而对基金投资者获得投资收益的环节课税，既是基金对其所获得的投资收益进行分配也是受益人实现收益的环节，选择这个环节进行课税符合国际上通行的“投资者收入确认原则”。在征管方法上，为了避免可能的重复征税，应改变现行由上市公司或发债企业代扣代缴20％个人所得税的做法，建议在基金收益分配环节由基金管理公司代扣代缴所得税。由基金管理公司代扣代缴有两个优点：一是扣缴义务人的减少有利于降低征管成本(现行做法的扣缴义务人既有上市公司、发债企业代缴红利和利息的所得税，又有基金管理公司代缴个人投资者的企业债券差价收入的所得税)；二是由基金管理公司代扣所得税，有利于避免重复征税，因为基金管理公司在认定投资收益上可以做到更明确，只对基金收益中用于分配的部分征税，不会对未分配部分征税，从而更合理。

在国外，基金份额以遗产的形式或其他形式赠与他人，要缴纳遗产赠与税。建议我国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后，应把基金资产列入征收范围。

2．营业税上，主要涉及基金设立环节与对基金管理人和托管人征税的改革。

基金设立环节的课税问题，一般是以基金的设立行为为课税对象，征收登记税或营业税，目前只有少数国家在这一环节征税，且多是定额征收，征税动机往往只是出于税收收入的考虑，如日本。对于我国现行的契约型基金来说，本质上是一种资金信托行为，它是根据基金契约的约定，通过发行的方式公开募集资金来完成基金的设立，在这一过程中确实发生了资金的转移，即从投资人手中转移到基金账户，但是这里的资金转移只是形式的转移，并没有发生所有权的转移，而且作为一种信托行为，将来此笔信托资金所产生的收益，也归于委托人(即投资人)，也就是说委托人与受益人是一致的，对于这种情况，参照国际上信托税制的惯例，均免征营业税。根据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的通知规定，现阶段我国对基金的设立行为是暂免税的，但是考虑到我国基金业的现状以及国际惯例，为促进我国基金业的迅速发展，应从立法上明确规定对基金的设立行为实行永久性免税政策，改“暂免征”为“不征”。

对于基金管理人和托管人从事基金管理和托管服务取得的收入征收所得税，这是国际通行的做法，但是很少有国家对这一劳务收入征收营业税及其他相关税种。基于此，从提高我国基金管理人和托管人的竞争力考虑，建议对基金管理人和托管人的服务收入免征营业税。

3．在印花税方面，建议对投资者买卖(或申购和赎回)基金单位不征印花税，且基金投资股票债券，依持有期限实行差别税率、以卖方为义务人实行单向课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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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蒸蒸日上，特别是科教兴国战略的提出和深入实施，是我国科技事业有了长足的发展，一大批重要成果涌现出来，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的贡献越来越大，科技竞争力不断增强。但是，政策、资金以及市场环境等方面的不完善也给企业自主创新带来严峻的挑战，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企业自主创新的推进。特别是企业创新资金的不足以及科技创新风险的存在企业的科技创新很难在市场上进行成功的融资。因此，从税收政策和金融政策两个方面探讨企业自主创新的现状和建议是非常必要的。

一、支持科技自主创新的税收政策分析

（一）税收激励政策现状

近些年来，为推动企业技术进步，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我国制定了一系列的税收扶持政策，鼓励企业科技创新。这些税收扶持政策对于推动我国企业技术进步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从总体上看，税收政策对于推动企业自主创新没有形成足够能量的激励机制。主要表现在：

1．对研发环节给与支持的税收激励政策只占很小的比例。税收激励只是对已经形成科技实力的高新技术企业以及已经享有科研成果的技术性收入实施优惠，而对技术落后继续进行技术更新的企业以及正在进行科技开发的活动缺少鼓励措施，使企业只关心科技成果的应用而不注重对科技开发的投入，不利于增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

3．税收政策的制度性缺陷，抵消了政策优惠的力度。生产型增值税对高科技企业发展的抑制作用；企业所得税内外有别导致内资企业税负偏重，严重制约企业的积累和发展能力，是长期存在的制度性因素。总体而言，税收政策产生的效应，制度性缺陷的抑制力更强。

4．税收优惠政策并没有根据各个税种之间的内在联系和税收优惠形式的特点形成科学的激励机制。由于忽视了税种之间的内在联系，一个税种少征，往往另一个税种多征，形成各税种之间政策效力相互抵消。

5．对于高科技人员的优惠措施较少。我国现行税收政策中对高科技人才的收入并没有明确的个人所得税优惠。这些问题的存在既不利于调动科技人才的积极性，又降低了高科技行业人才的积极性，又降低了高科技行业对人才的吸引力，使大量人才外流。

（二）鼓励企业自主创新的税收政策建议

税收作为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和政府宏观调控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建立和完善国家创新体系中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税收是建立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财力基础，而且运用税收政策还可以激励企业逐渐成为国家创新体系的主力军，有利于创新成果的转化。因此，必须创造更适合的税收扶持与激励政策，来适应目前科技进步，尤其是自主创新以及科技成果产业化的要求。

1．制定上下游产业链协调的税收政策.就我国目前的情况而言，企业自主创新的重点应该放在自主创新和引进技术再创新的环节上，因而我国针对技术创新的税收优惠政策应该由偏重产业链的下游向产业链的上游转移，即从生产销售环节想开发研究环节转移，确立企业的研究开发环节为税收激励的重点。

2．建立起对所有企业适用的具有普惠制的创新激励机制。现行的许多优惠政策仍然存在诸多限制，只有部分企业可以享有优惠政策，而自主创新不是局限在部分企业，而是所有企业。因此，应当取消现行优惠政策中不合理、不公平的限制性条件，使特惠制变为普惠制。

3．改革增值税，加强对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加速推进增值税转型改革，扩大增值税改革的试点范围，实行地区与行业相结合的办法。扩大增值税增值范围，实行全面征收。适当扩大高科技行业享受增值税优惠的范围。对出口的高新技术产品实行零税率，做到彻底退税，使其以不含税价格进入国际市场，增强其竞争力。

4．加大对科技人员的税收优惠政策，拓宽高新技术企业的筹资渠道。我国现行税法几乎没有针对高科技人才的税收优惠政策，高新技术企业在实际企业发展中缺乏必要的人才激励机制。强化对高科技人才的优惠主要体现在个人所得税方面，具体可采取以下措施：提高高科技人才个人所得税免征额，对高科技人员在技术成果和技术服务方面的收入减征，特殊成绩获得的各类奖励津贴免征个人所得税。

5．完善税收制度，形成制度性的税收激励。建立起临时性与制度相结合的税收优惠政策体系，并在税收制度的设计上从整体上考虑税种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各税种优惠形式的特点，各有侧重，从各个层面、各个环节共同发挥作用。

6．增加对科技环境保护的政策倾斜。针对环境保护、节约能源等有利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技术创新活动，税收应给予特别优惠，这种优惠政策能加强我国的政策导向，有利于我国经济社会的长远发展，推动我国节约型、生态型社会的建设。

二、支持科技自主创新的金融政策研究

（一）金融支持政策现状

近年来，为了促进科技产业的发展，提高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我国已推出了一系列金融扶持政策及相关优惠政策，如加大科技贷款的投入总量，鼓励企业的技术创新行为等，这些都对促进科技型企业的自主创新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我们也看到，当前我国仍处于经济转轨时期，投融资渠道比较狭窄，金融产品较少，尚不能完全满足投融资主体的需求，在一定程度上，高新技术企业发展和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受到了金融环境的制约与影响，许多自主创新企业面临发展困境，整体技术装备水平也较低。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政府资金的引导作用发挥不强。目前我国政府资金主要针对产业的支持，直接针对产业项目，计划经济比较浓厚而时常经济较为发达的国家，则更多的采用间接平台，建立机制，营造环境，相比之下，后一中方式更容易发挥政府资金的引导作用。

2.目前我国的金融机构可以利用的投资工具形式单一，从而导致了金融机构在针对中小企业开展业务时，所承担的风险与可能的收益之间不对称的问题，结果严重影响了金融机构支持中小企业特别是科技型中小企业的积极性。

3.风险共担机制。在努力实现双赢的同时风险共担也非常重要。目前我们只能实行全额的担保，这样的作用基本将金融机构的风险转嫁给担保机构，不利于发挥各方面的作用。

（二）鼓励企业自主创新的金融政策建议

发达和完善的金融业是推动企业自主创新顺利进行的重要因素之一，尤其是强大的资本市场将对促进企业自主创新行为发挥重要的作用。因此，我们必须努力完善企业创新的金融机制，将金融服务重点转向自主创新，加大金融系统对企业创新的支持力度，通过金融改革和金融创新，促进自主创新更好更快的发展，实现金融改革与科技创新的良性互动。加强和完善对企业自主创新的金融支持机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要充分发挥政府导向作用，完善鼓励企业创新的信贷政策和投融资政策。一方面，要整合政府资金，加大扶持力度，充分发挥财政资金对激励企业自主创新的引导作用；另一方面，积极运用政策调节手段，引导各类金融机构支持企业创新，加强政府资金与金融资金的相互配合，通过基金、贴息、担保等手段引导更多的资金支持自主创新与科技成果产业化。

2．政策型银行要加大对自主创新的支持力度。政策性金融机构对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国家重大科技产业化项目的规模化融资和科技成果转化项目、高新技术产业化项目、引进技术消化吸收项目、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项目等提供贷款，给予重点支持。在政策允许范围内，对高新技术企业发展所需的核心技术和关键设备的进出口，提供融资支持。

3．通过改善金融环境，促进商业银行对自主创新企业的服务。商业银行对国家和省级立项的高新技术项目，应根据国家投资政策及信贷政策规定，积极给予信贷支持。商业银行对有效益、有还贷能力的自主创新产品出口所需的流动资金贷款，要根据信贷原则优先安排、重点支持，及时提供多种金融服务。政府可以建立企业自主创新的贷款风险补偿机制和担保基金，引导商业银行开展对自主创新企业提供差别化、标准化的金融支持。

4．加快中小企业板建设，设置中小板“绿色通道”一是加快发展对创新型企业的支持力度。尽快恢复中小企业板的融资功能，为具有自主创新能力的中小企业发展上市设立“绿色通道”，降低门槛，简化程序，缩短时间，减少费用。二是强化中小企业板监管措施。三是推动中小企业板制度创新。推进上市准入制度创新，建立适应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优胜劣汰”的退市机制，推进全流通经济制下的交易与监管制度创新。四是加大中小企业上市资源的培养力度。

5．积极推进金融工具创新。金融机构要努力进行金融工具创新，如对重大科技专项资产实行证券化、发放可转换债券、票据贴现等低风险业务等，既可以使银行降低风险增加收益，又可以有效弥补企业创新的资金缺口，实现科技和金融、企业和社会多赢共利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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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9日早，一场不期而至的大雨浇灭了连日来的闷燥，但没有浇灭创投业内人士的参与热情。9点整，首届中国创业投资行业峰会暨评优表彰颁奖仪式开幕，会场内座无虚席。此次论坛一改以往动辄让政府官员、业界名人在台上侃侃而谈的例行安排，进行了大胆创新。

国家发改委财金司处长刘健钧总结指出，目前中国创投业走到了十字路口，一些创投机构“赚快钱”心态较浓。从现场的《中国创业投资行业发展报告2011》来看，近年来持股不到1年的短期投资案例数量和投资金额均持续增长，不利于真正发挥创业投资的作用。只有更多关注并投资支持中早期创业企业，才能更好肩负起“创投支持创业创新”的使命。

刘健钧认为，中国未来创投业发展的基本思路是：“扶持、引导、规范、自律”。之所以要突出“扶持”，是因为创投企业作为商业性投资主体，必须首先考虑为投资者谋取最大回报，并实现风险和收益的平衡。因此，光靠政府号召不行，而应拿出实实在在的扶持政策，引导创投企业更多地支持中早期创业企业，而不是热衷于Pre-IPO投资；同时需要适当监管，确保创投企业规范运作。

税收政策捉襟见肘？

中外实践证明，税收优惠是扶持创业投资发展最直接、最有效的政策。但是，现实的状况是，大量的资本集中在成熟项目，对早期项目投资支持力度明显不足，创投机构专业化能力、管理化水平还参差不齐，行业规范和统一管理问题越来越迫切。而这正需要综合利用各种手段尤其是税收优惠政策加以引导。

江苏高科技投资集团总裁张伟指出，目前享受创投税收优惠政策，需要按“中小”和“高新”双重标准认定。从主观愿望上讲，这样规定可以引导资本更多地流向中小高新技术企业，但在实施过程中效果不佳，因为，能满足双重标准的企业数量偏少。

一方面，在创投基金所投资企业中，不少属于非技术性创新、应用性创新以及引进吸收再创新性的“二次创新”，这些创新也实实在在地促进了中小企业发展，但不一定符合“高新”标准。另一方面，一些涉及战略性核心技术的重大项目，虽然处于早期阶段，但其对资本要求高，投入动辄要以亿元计算，很容易突破“中小”标准。但它们的发展壮大，对助推新兴产业发展、促进结构转型升级重关重要，也应该是创投的重点支持对象。

因此，他建议享受创投优惠税收的标准应进一步放宽，门槛进一步降低。具体可考虑，在投资符合“中小”标准即可直接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基础上，同时又符合“高新”标准的，给予更大力度的扶持。

同时可按照“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将符合特定条件的创业投资机构，均视为“投资管道”，避免因组织形式、资本性质不同，而产生税收政策不均衡。当前，创投机构无论哪种形式、什么性质，其本质都在按照市场规则开展投资业务，扶持中小企业发展，应该有相对统一的、比较均衡的税收优惠政策。

张伟认为，目前公司制创投需要在企业和投资者环节双重纳税，显然有失公平。公司制创投也因此无法得到社保基金垂青，融资和发展受限。而合伙制创投只需在投资者环节征税，这客观促使众多创投机构在设立时倾向于选择合伙制，但《企业所得税法》第一条明确规定，“合伙企业不适用本法。”因此，合伙制创投无法享受“31号文”和“87号文”有关投资早期项目的税收优惠政策。这又使得无法运用税收政策鼓励合伙制创投企业投资早期企业。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靳海涛则指出，在国家配套政策方面，应加快完善鼓励创业投资发展的税收政策，进一步完善实施细则，将优惠政策真正落实到位。例如对于税收抵扣和投资损失税前扣除的审批问题，应建立出台具体的实施意见，明确和简化申报财政加快审批。对于个人投资未上市的股权，上市后取得所得全额征税的问题，建议在IPO价格到卖出价期间进行免税。促进创业投资企业发展的税收扶植政策。

对于加大对创投企业的所得税优惠力度，国家税务总局所得税司副司长孙午珊表示，在国家宏观层面，目前首先需要对中小企业进行更多扶植，因为大型企业要获取融资渠道比较多，也比较容易，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比较突出。是不是今后我们要考虑对这一项政策适当放宽？目前我们对高新技术企业实际上已有很多优惠政策，比如可以执行15%的税率。今后是不是可以考虑把投资于符合一定条件的中小企业，不一定是高新技术企业，比如说其符合一些国家鼓励发展的产业的中小企业，就可以给它创投企业的税收优惠。

提起公司制创投企业和合伙制创投企业的税收待遇问题，她指出，“现在大家都提到待遇不平，存在双重苛税。现行的税收制度，要从几方面考虑：我国现在税收的基础就是古典制，古典制意味着对公司所得和个人所得作为两个税种，不同的征税依据，而且不考虑由于两个所得税可能有一部分的所得税是重合的，要消除重合是不可能的。不只是对创投企业，对其他企业也同样执行。从实际税赋来看，已经对公司制的创投企业，在企业所得税上给予了税收优惠。合伙制企业虽然没有征两道税，但是一道税是按超额累计来算。所以，在目前税收优惠条件下，公司制创投与合伙制创投待遇是否平等还需要测算。”

孙午珊表示，国家税务机关将会适时制定对创投企业税收政策具体的操作办法。

外资创投疏堵无致？

在创业板推出前，中国创投行业一直是外资创投在唱主角；本土创投在创业板的表现，外资创投看在眼里，自然心有不甘。然而，它们能够改变“两头在外”的宿命？

深圳市创业投资同业公会常务副会长王守仁指出，引进外资创投应重点实行由引进资金为主转为引进人才为主。国内资金充足，流动性过剩，但缺乏具有国际视野的创投专业人才和管理经验。在引进人才方面，要完善与国际惯例接轨的体制和机制，使人才得以充分发挥其能力和潜能；要引导外资创投在境内合法注册并专注投资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同时加强监管其投向。

他认为，同时应将国外先进经验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实施创业投资与并购投资专业化基金并行发展战略，从根本上解决PE认识误区问题；将《创业投资企业管理暂行办法》上升到法律法规层面，强化其法治权威，并完善配套措施细则；要加快制定专业化并购投资基金管理办法，发挥并购投资基金对产业结构重组的重要作用，不应将创业投资和并购投资基金的规范化发展纳入修订的《证券投资基金法》，更不应为所谓的PE（股权投资）单独立法，以避免造成更加严重的认识和实践上的混乱。

商务部外资司综合处处长王军回应指出，“十二五”的主线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问题。在吸收外资的战略方针上，我们鼓励更多的外资引进更多的品牌管理人才。对外资创投来说，我们更多要转向人才，但人才这个载体还涉及资金问题。对于外资踏踏实实地来发现企业、发现价值、培育企业、提升价值这样的一些投资，我们还是希望在“十二五”期间从政策的方面，包括引导基金，包括企业的各种运作方面给予一定的支持、引导和鼓励。

现在，内外资创投基本的政策都已经有了，但在很多政策衔接、配套方面可能还有待完善。创投这种新的投资方式，本身是一个创新。它的运作、管理模式，包括投融资、退出都会带来很多制度的创新。尤其是外资的管理体制和制度，确实也对我们从事公共政策研究和管理的政府部门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和亟待研究解决的问题。

王军指出，“希望在下一步的工作中，就创投包括私募股权投资在运营过程当中出现的新问题和各个部门去沟通，去研究相应的方案。同时我们也希望创投机构，尤其是外资VC/PE，能够借鉴国外相关的制度经验来给我们提供一些宝贵的建议。”

引导基金名不副实？

创投引导基金的独特毋庸置疑。2008年引导基金管理办法出台前，苏州创业投资集团已经和国开行成立了一个引导基金，之后也成为了国内引导基金行业的另类。2010年，苏州工业园区创业投资基金改为国创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年底，苏州创业投资集团与国开金融共同发起的“国创基金”的前身，也可以认为是国创基金的一个雏形。作为国有创投和当地政府如何用“国有创投”的市场化运作和政府的引导基金相结合？

苏州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总裁林向红建议：在现有的引导基金的管理办法上，对引导基金运作有更细的规定，能够真正发挥引导基金、引导创投资本投向种子期和初创期的作用。因为，在现在的引导基金管理办法中明确规定，引导基金不用参与市场充分竞争，不与市场争利。

他同时指出，“我们希望发挥从国家到省、市三级的财政引导基金的作用，从中央财政的层面一个全局性的引导基金，通过其来引导地方引导基金的设立与规范。中央的引导基金的用途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可以作为阶段性参股由产业引导的基金，即产业导向的基金。二是可以跟地方政府合作成立地方引导基金，来引导地方财政引导基金的投向。对地方政府的引导基金，它的导向应该是可以参与设立区域导向的基金。但重要的用途应该用于跟进。这样在中央和地方设立的引导基金，有一个明确的功能划分，又有明确的体系，这样才能够正确发挥财政资金设立创投引导基金对社会资本的引导作用。”

王守仁也指出，应尽快设立较大规模的国家级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吸引更多民间资金设立和运作专注投资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创投基金，并重点扶持后进地区发展创投引导基金，从而建立和完善全国纵横交织而又高效规范运作的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