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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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国内外通用基尼系数来衡量一国国民收入分配差距。自2000年开始，我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了0.4的警戒线，2010年为0.481，2011年为0.477，2012年为0.474，2013年为0.473。我国的基尼系数表明我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已经突破了合理限度。

我国现阶段的收入分配差距，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行业间收入差距大，垄断性、资本密集型等行业收入偏高；第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较大，虽然近些年来城乡居民收入普遍提高，但二者差距仍较大；第三，区域间收入差距大，东部明显高于中西部；第四，不同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明显，高、低收入者之间的差距逐渐拉大。

目前，国内外学者分别从政府因素、市场因素、人力资本和灰色收入等多方面角度对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进行探究，政府也从税收、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等角度的政策措施努力改观现状。然而，这些都未解决收入差距问题，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讲是在生产方式之中引起的。

二、中国经济高增长时期的资本深化与政府投资偏好

马克思经济学分析，资本对劳动的比例越来越高（即资本深化），会造成收入差别的扩大。而反观我国的工业经济发展过程，实际上就是一条资本不断深化的发展之路。

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呈现出持续快速增长，主要得益于工业化进程和对外开放。我国的工业化发展长期以重工业为主导，并高度依赖大规模的资源投资。在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的推动下，我国经济得以取得长足的发展。政府连年扩大财政支出，兴建很多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而且，推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非国有企业，其资本劳动比都在不断提高。我国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便进入了以能耗性为主的工业重工化发展趋势。而且，在过去的10年里，我国经济的资本密度发生了显著而快速的上升趋势，这说明中国经济已经出现了“资本深化”。

三、资本过度深化后的行业、城乡、区域收入差距

在市场经济中，各种生产要素、资源由效率低的部门和地区会流向效率高的部门和地区，从而促进了后一类部门和地区的快速发展。而这种生产要素在城乡、行业、地区及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之间分布的不均衡，造成了我国收入分配上的不均衡。

长期以来，金融、电力、电信、石油、交通等垄断行业，凭借其优势地位获得高额垄断利润。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统计，2005年度，12家利润超过100亿元的中央企业，其员工工资是全国工资水平的3-4倍；如果再加上工资以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实际收入差距将可能在5-10倍。

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之下，农民收入长期低于镇市居民收入。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年鉴数据，1999年我国城镇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5854元和2210.3元，收入差距为2.65倍；2009年分别为17175元和5153元，收入差距为3.33倍。

改革开放以来，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实现了超前发展，东、中、西部收入差距日益拉大。从城市来看，1981年，城镇居民收入在东、中、西三大地区的收入比为1.2：1：1.18；1991年，三大地区的收入之比为1.48：1：1.10。从农村来看，1978年，三大地区农民收入之比为1.36：1.09：1；1999年，三大地区的收入之比为2.13：1.35：1。

四、资本深化的适度是缩小初次分配领域收入差距的根本方法

一般来说，初次分配造成的收入分配不平等，政府会通过再分配政策缓和并缩小不平等，但是，这种修补和弥合是有限度的、不可持续的。从根本上来讲，要解决收入分配的差距悬殊问题，从初次分配领域就着手是更具根本性、可持续性的。

首先，资本深化应该适度。资本深化对于经济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驱动性，然而资本深化过度带来的行业发展差距，会影响不同行业、区域、阶层居民收入分配，这是国民收入在初次分配领域形成的根本性差距。因而，当前我国提倡资本优先、技术优先等应该适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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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级人才；优化配置；制度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2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24-0106-03

一、相关概念和理论阐述

（一）高级人才的概念界定

高级人才是人才的精华部分，是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键和决定性资源[1]。一般认为，高层次人才在人才结构中居于顶端的位置，拥有渊博的知识和精湛的技能，处于各专业的前沿，在国内外有较大的影响力，在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教育和文化领域中，以其创造性劳动为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做出突出贡献的人[2]。本文所指的高层次人才，是指在某一学科或专业领域有较深造诣和较高威望，在重要岗位上工作，能承担重要任务而对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创新发挥较大作用的人才。

（二）相关文献综述

1.交易费用理论。科斯（Coase）在1937年发表的《企业的性质》一文中首先提出了交易成本的概念。他认为，市场中存在着交易费用。当企业依赖外部服务商时，则把市场合约作为治理结构形式；当依赖内部员工时，则把组织等级制度作为治理结构的形式；当获得投入的质量相同时，企业将选择总的交易成本最小的治理结构。所以，当企业长期拥有高级人才的成本很高时，市场治理结构能够更有效的降低交易成本，通过市场机制，非永久的引进高层次人才是更有效率的选择。

2.人力资本理论。人力资本理论的奠基人舒尔茨认为人力资本可定义为劳动者的知识、技能和健康状况的总和。关于中国的人力资本配置制度，郑伟（2004）提出中国的人力资本配置制度应主要从配置的政策法规、市场配置制度、配置的价值观念等基本制度安排入手，进行相应的创新，进而推动整个人力资本配置制度的发展[3]。宋晓梅（2006）认为中国的经营者选拔制度以行政任命制为主，激励制度不健全，约束制度内部没有形成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外部市场约束机制也存在问题[4]。提出了对改革经营者选拔制度、激励制度和约束制度，实现经营者市场配置制度的创新。

二、中国高级人才配置现状

高级人才理应凭借其扎实的专业基础和出色的创新能力在各个领域起到领头羊的作用，但是由于体制等原因，许多高级人才并没有发挥出他们全部的知识才干。20世纪末的经济体制改革在打破垄断，构建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方面已经卓有成效，但是在人力资本配置，尤其是高级人才的配置方面，垄断的坚冰仍然存在着。体制原因导致中国的高级人才配置存在的主要问题有：第一，一些高级人才的专业素质出现下滑。为了规避市场风险，更多的高级人才倾向于一种体制内的工作，如政府机关、高校、大型国有企业等，由于缺少有效的市场竞争和激励措施，使一些高级人才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安于现状、不思进取，导致人才质量的下滑。第二，市场配置机制的不健全导致高级人才流动存在障碍。经济学家认为，任何要素只有在流动起来后，才能在生产中得到最佳利用，并实现利润最大化[5]。目前中国人才处于计划和市场的双重机制的配置下，制度的不健全人为地阻碍了人才的自由流动，把人束缚在某一地区，使人才难以按市场经济的需求流动起来，阻碍了人力资源配置的优化。

三、中国和其他国家的研发投入产出的实证研究

由于许多高级人才都处于研发领域，所以本文选取了G8国家和临近的韩国在研发（R&D）领域投入产出现状与中国作比较分析，运用DEA方法和DEAP2.1软件，试图反映中国目前R&D的人员投入和产出在国际上的水平，进一步论证中国高级人才配置方面存在的问题。

（一）评价指标的选取

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和一致性，本文选取了1个投入指标和3个产出指标。研发投入指标上，本文选择了科研人员全时当量这个个指标。研发产出指标上，本文选用了专利数量、高质量科技论文数和高技术产品出口额以作为研发活动的四大产出指标。

（二）研发的总效率评价

总效率也称综合效率或规模技术效率（crste），当某被考察各决策单元的总效率值为1时，称为有效。当被考察单元同时达到技术有效和规模有效时，则为规模技术有效，crste由B2C模型来测度。由于一些国家近几年的数据有缺失，所以本文使用了最近的2007年的数据来分析投入产出效率。表1为2007年G8国家以及中国、韩国在研发方面投入产出的原始数据。

根据表1的内容，用DEAP2.1软件中的B2C模型分析各国的数据，可以得出表2的结果。

由上表可以看出，中国的综合效率值为0.589，在十个国家中排名第九，处于落后位置，并且离最优值1有一定差距，说明中国要在短时期提升研发效率是有难度的，必须要依靠长期的制度改革才能达到理想的效率值。另外中国的纯技术效率值远远高于规模效率值，说明造成中国综合效率偏低的原因是规模效率的低下，即人员投入未达到最佳值，而规模效率处于递减状态则说明了目前中国科研人员投入相对于产出过剩，存在人才闲置、人才流动不畅等现象。

将表2中的各类效率做成折线图（如图1所示），可以直观的看出中国的科研人员研发投入产出效率较低的事实。

四、高级人才配置效率低下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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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糖尿病;血浆致动脉硬化指数;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动脉硬化(AS)是心脑血管病发病的病理生理基础,而血脂异常是AS的重要致病因素之一,主要包括高三酰甘油血症、HDL-C降低、LDL-C升高。LDL-C易于发生氧化,较大而疏松的LDL更易致动脉硬化。目前用于直接测量LDL颗粒大小的方法复杂耗时,所以临床不能广泛使用。Dobiasova[1]等研究证明TG与HDL-C比值的对数转换值可作为反映LDL颗粒直径的一个间接指标,建议将此指标称为血浆致动脉硬化指数,AIP与LDL颗粒直径具有很好的相关性。美国胆固醇教育计划成人治疗专家组的第三版报告(NCEP-ATPⅢ)提出non-HDL-C作为降脂治疗第二目标:即TG增高,会增加动脉粥样硬化危险,也应进行治疗。本文旨在探讨糖尿病患者non-HDL-C和AIP水平及临床意义,并结合临床资料,为积极防治糖尿病提供临床依据。

1 对象和方法

1.1 病例选择 选取本院2008年8至2009年10月收入内分泌科住院患者,2型糖尿病诊断采用美国糖尿病协会标准。为餐后8 h空腹静脉血糖≥7.0 mmol/L和(或)餐后2 h静脉血糖≥11.1 mmol/L或有明确2型糖尿病史。年龄42~90岁(平均67.5岁),其中男129例,女78例。对以上所有病例,均测定其IMT,然后依据IMT的25及75百分位点(P25、P75)将糖尿病患者分成3个亚组:IMT≤0.92 mm组(n=51),0.92 mm2.0 mm组(n=45);根据彩色B超结果,以动脉内中膜光滑、IMT

1.2 方法 糖尿病组于入院3 d内采血,对照组于体检当日采血,均空腹12 h以上,及时分离血清,应用全自动生化分析仪进行检测,TC、HDL-C测定采用酶法,LDL-C则以Friedewald公式计算,并计算non-HDL-C。IMT测定:使用Logico-500型彩色多普勒超声显像仪,探头频率11MHz,测定颈总动脉膨大下1 cm远端附近IMT,测定最厚处及距此远心1 cm和近心1 cm3点,左右两侧共6点的平均值作为结果。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13.0数据库,计数资料用χ2检验分析,计量资料用t检验分析。所得数据以x±s表示。

2 结果

1.1 糖尿病组与正常对照组的结果比较 糖尿病组TC、TG、LDL-C、non-HDL-C、AIP明显高于正常对照组(t值分别为4.93、7.83、2.02、10.40、8.41,P值分别为0.01、0.01、0.02、0.01、0.01),而HDL-C浓度显著低于对照组(t值为-4.40,P值为0.01)。

1.2 糖尿病患者不同IMT水平组的结果比较 不同IMT水平组的non-HDL-C、TG、TC、HDL-C、LDL-C差异有显著性(F值分别为15.28、21.94、8.86、7.23、3.79,P值分别为0.01、0.01、0.01、0.01、0.01、0.02),non-HDL-C随着IMT的增加而升高(P

3 讨论

脂质代谢异常是动脉粥样硬化最重要的危险因素。总胆固醇,三酰甘油,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特别是氧化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或极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增高,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减低,载脂蛋白A减低和载脂蛋白B增高都被认为是危险因素。而LDL的作用倍受重视,NCEPATPIII把LDL看作是血脂控制的基石[2]。

目前我国糖尿病呈上升趋势,AS是胆固醇、胆固醇酯在动脉血管内中膜大量沉积的病理改变。血管中的脂质沉积与血脂水平密切相关。由于各脂类指标之间的关联性及测定试剂的标准化问题,NCEP-ATPⅢ中则更强调HDL-C、LDL-C的检测,仍将LDL-C作为降脂治疗第一目标,同时提出把non-HDL-C作为第二目标,LDL-C水平则以Friedewald公式计算为宜。

本研究显示,糖尿病组TC、TG、LDL-C、non-HDL-C明显高于正常对照组,而HDL-C浓度显著低于对照组,表明糖尿病患者存在血脂水平紊乱。因为作为LDL颗粒直径间接指标的AIP与LDL颗粒直径呈负相关,可以认为AIP升高即意味着LDL颗粒直径变小,那么sLDL所占的比例则增高。研究认为作为LDL颗粒直径间接指标的AIP与LDL颗粒直径呈负相关,可以认为AIP升高即意味着LDL颗粒直径变小,那么sLDL所占的比例则增高。表明糖尿病患者sLDL所占的比例明显地增高,在伴颈动脉硬化时更明显,提示临床应早期采取措施进行干预[3]。

有文献报道载脂蛋白B(ApoB)可以代表除HDL-C以外的脂蛋白总颗粒数,而non-HDL-C与ApoB水平是大致相应的,是除HDL-C以外的各种脂蛋白胆固醇的总和,包括LDL-C和TG的因素在内,不需单独测定,以TC减去HDL-C直接计算,容易得到可靠结果[4]。现在将non-HDL-C作为第二治疗目标,意味着在降LDL-C的同时,如有高TG等存在,也要进行干预。本研究显示non-HDL-C随着IMT的增加而升高,动脉内中膜增厚是动脉粥样硬化的早期表现,IMT为反映动脉内中膜是否增厚的指标,故non-HDL-C水平可以间接反映动脉内中膜厚度的变化情况,而颈动脉粥样硬化是糖尿病的重要危险因素,故non-HDL-C水平对于早期反映动脉粥样硬化发生和糖尿病危险性具有一定的意义,以便尽可能早采取必要的干预措施。

参 考 文 献

[1] Dobiasova M,Frohlich J.The new atherogenic plasma index reflects the triglyceride and HDL-cholesterol ratio,the lipoprotein particle size and the cholesterols terification rate:changes during lianor therapy.Vnitr Lek,2008,46(3):1521.

[2] DobiasovaM,Frohlich J.The plasma parameter log(TG/HDL-c)as an athero-genic index:correlation with lipop rotein particle size and esterification rate in apoblipoprotein-depleted p lasma.Clin Biochem,2007,34(7):5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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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由“区别对待”到“国民待遇”

1979年以后，中国开始了以市场化为取向的改革。作为计划经济的产物，“区别对待”的政策在新的历史时期并没有被抛弃，相反，它被赋予了新的内容，成为中国的财政政策向“正轨”回归的必由之路。

比如，改革伊始，政府就着手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促进农业的发展；大幅度增加对农业和轻工业的投入，试图通过这种措施缓和农轻重比例关系严重失调的局面。又如，为扩大对外开放、吸引外资，对涉外企业实行较国内企业更加优惠的税收政策。与此同时，国家先后决定成立五个经济特区、开放十四个沿海城市，以及建立三个沿海经济开放区，这些地区享受较其他地区更为优惠的税收政策。至此，中国的财政政策又增加了按不同区域区别对待的内容。再如，为对内搞活、促进非国有制经济的发展，政府逐步放松市场管制，对乡镇企业和私营经济给予各种优惠政策。有关部门的统计表明，改革开放以来，非国有经济承担的税负要远远轻于国有经济。当然，对包括外资在内的新兴经济而言，虽然它们在某些方面享受到了优惠政策，但在相当多的领域仍然处于不利的地位。

———1998年以后，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明显趋缓， 私人投资严重不足，在这样背景下，要求政府对民间资本扩大市场准入范围的呼声日高。一旦民间资本获准进入原本由国有资本垄断的领域，那就意味着私营经济将得到与国有经济平等的市场竞争机会。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程度的加深，要求政府给予中外企业以平等的待遇，歧视任何一方都会违背国民待遇原则。中国现行的税收制度存在着许多对涉外企业的优惠政策，事实上造成了对国内企业的税收歧视。如果不及时加以调整，势必影响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能力。目前，这方面的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其出台的起因是为吸引外资、扩大对外开放。如果要对中外企业实行一视同仁的待遇，那么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

由此看来，财政政策中“区别对待”的成分会不断地削弱，相应地，“一视同仁”的成分会得到加强，这是经济体制演进的结果，也是时代进步的要求。

二、由“生产建设性财政”到“逐步从竞争性领域退出”

“生产建设性财政”是对计划经济时期财政支出政策的形象概括———国家财政资金主要用于满足生产建设的需要，而投入到非生产部门的资金却严重不足。之所以出现“高积累、低消费”的局面，与那个时期特殊的经济增长方式密切相关。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几乎掌握了全部的社会资源，所以政府自然成了社会投资的唯一主体。国家财政资金按最终用途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用于积累，一部分用于消费。在财政资金总量固定的情况下，积累率的高低直接关系到经济的增长速度。出于对高经济增长速度近乎狂热的追求，当时的决策者把积累率提高到不能再高的地步，全民消费水平则被定位在以不饿死人为底线。综观整个计划经济时期，生产建设性支出在全部政府支出中占有最突出的地位。

改革开放以后，伴随着高度集中财政体制的逐步瓦解，政府已经不再可能将全部社会资源控制在自己手里了。国民收入分配方式的变化，使社会财富开始向微观经济主体转移。一方面他们的经济力量在不断增强，另一方面改革强化了其利益主体地位，在追求自身利益动机的驱使下，全社会投资必然出现多元化趋势。除了传统的政府财政投资以外， 还应该包括国有企业的自主投资、私人资本投资、利用外资投资等。投资主体多元化决定了中国经济的增长方式的变化，财政投资不再是拉动经济增长的唯一力量。而且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推进，中国经济增长已越来越依赖于民间投资，国家预算内财政投资占全部社会投资的比重也越来越小。由于经济增长方式发生了变化，所以政府有条件放弃计划经济时期的高积累政策。改革之初所采取的一系列“归还历史欠账”的做法，以及后来国民收入分配向个人倾斜的措施，表明政府在有意识地修正计划时期的低消费政策。与之相适应，国家财政资金中用于和平建设的比例持续下降，而用于社会公共产品的投入在" 财政支出中则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从更深层次分析，将财政资金用于和平建设，意味着政府直接参与了市场经济活动；而对生产建设财政投入的不断减少，则说明政府正在从市场竞争领域退出。从改革以来的实践来看，这种“退出”既是主观选择的结果，也有客观形势的压力使然（比如，改革以来财政的困难），而后者可能起了关键作用。

三、由“苛守年度预算平衡”到“追求经济总量平衡”

改革之后，坚持财政收支平衡的原则并没有发生变化。然而，在“放权让利”的旗帜下，财政政策的重心实际上落在调整政府和微观经济主体的分配关系、为经济体制改革服务上。其结果是国家财政的集中度下降，财政收入严重不足，而财政支出却刚性增长。在这种情况下，财政收支平衡难以维持，赤字连年是对1979年后中国财政经济状况的最好总结。应该指出的是，1998年以前的政府赤字带有明显的“事后赤字”特征，也就是说，这种赤字不是政府主动选择的结果，而是被动地接受客观现实的产物。为了实现财政收支平衡，政府唯一能做的就是不断地削减经济建设支出。对于那些具有满足社会公共产品的投入的支出，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减少的，如果只是从固守财政收支平衡的角度出发而采取压缩的办法，那么实际上是对改革的否定，等于重新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上去了。这样，财政就陷入了两难境地：一方面要维持预算收支平衡，另一方面要为经济体制改革服务。在两难选择中，后者自然占了上风。于是，在经济建设支出大幅度减少的同时，提供公共产品的支出也在迅速增加，财政赤字不可避免。从1979年到1997年这段时间， 中国政府的预算政策表现为：主观上追求预算收支平衡，但客观上预算平衡却无从实现。

四、政府收入机制由“不规范”到“逐步走向规范”

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了特殊的财政收入机制，它的特殊性表现在：政府组织收入，主要不是依靠税收，而是国有企业的利润上缴。国家通过人为地压低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对城镇职工实行低工资制的政策，达到了“一石二鸟”的目的———一方面降低了国有企业的生产成本，另一方面使农业部门创造的利润转移到工业部门来实现。再通过财政的统收统支，将国有企业的利润集中在国家手中。显然，在这个特殊的政府收入形成过程中，价格、工资、企业留利都成了政府组织收入的工具，它们的高低决定了财政收入的多寡。

特殊的财政收入机制在传统体制下是行之有效的，但从改革一开始，它立刻受到了挑战：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增加职工工资、增加企业留利水平等一系列改革措施，使传统的政府收入机制变得支离破碎，国家财政陷入困境，其不规范性在市场化改革中暴露无遗。与此同时，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江河日下，而非国有经济在不断壮大，微观经济基础的变化决定了政府只能采取税收这种规范化的工具来组织收入。于是进入20世纪80年代，政府先后实施了两步“利改税”、“承包制”和“税利分流”，目的是通过建立比较规范的财政收入机制来缓解财政的困难，尽管缓解财政困难的目的没有达到，但税收作为政府收入“主力军”的地位得以确立。1994年的财税体制改革，进一步以法律的形式明确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税收的地位。至此，从税利关系的角度来说，政府收入形式实现了规范化。

但解决了“税利之争”并不意味着规范化的政府收入机制从此确立。相反，由于大量政府收费的悄然兴起，使政府收入机制的规范性面临着更严峻的挑战。

改革之初的财政困难使政府收入渠道产生了多元化倾向。最初国家允许有条件的行政事业单位通过向公众提供服务取得收入，以解决自身经费不足的矛盾。地方政府在利益动机的驱动下，也开始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组织收入。各地方政府和行政事业单位的行为导致了预算外收入和制度外收入迅速扩张。由于预算外收入和制度外收入的资金管理方式与预算内收入的资金管理方式不同，尤其是制度外收入———自收自支、自求平衡、不列预算，使得国家对收费主体的行为不能进行有效地监督，而且收费的多少与个人的利益直接挂起钩来，最终导致收费愈演愈烈，发展到泛滥成灾的地步。进入90年代，在全部的政府收入体系中，实质上已经形成了“费大于税”的格局。不规范的政府收入机制，在实践中产生了种种危害，迫使政府痛下决心，于1998年开始着手进行税费改革。由于改革涉及方方面面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所以每一项重大措施的出台，必然会遇到重重阻力。但目前的问题不是讨论要不要进行税费改革，而是怎样进行税费改革。勿庸置疑，随着各项改革举措的分步实施，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规范化的政府收入机制必定会建立。而且仅就目前的情况看，通过近几年大规模清理乱收费，已经使政府收入机制由不规范向规范化的方向前进了一步。

以上四点，通过对中国财政政策沿着市场化方向演进的历史性回顾，旨在说明其在变化中所呈现的一般规律，而政策演变的结果远未达到理想状态。以第一个要点中“一视同仁”的说法为例，中国目前的财政政策并没有完全做到“一视同仁”，而且绝对的“一视同仁”似乎永远也不能实现，但这并不妨碍政府将它作为一种政策目标取向。总之，财政政策的演变轨迹向人们传达这样一种信息：在市场化的背景下，中国财政正在向着公平、规范、透明方向发展，财政政策已经表现出一种明显的“公共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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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转型；财政转型；税收型财政；公共型财政

在欧洲债务危机爆发时，索罗斯指出："欧债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是欧元区有统一的货币政策，但无统一的财政政策。"可以看出，财政政策对于一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现在中国经济的状况深受我国财政政策的影响。同时，我国的财政状况也与我国经济状况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众所周知，现在社会上热议已久的是：中国经济转型。同时，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及社会的进步，我国税制改革的进程不断推进，如在今年二月份在上海对税制改革进行初步试点--将部分企业的营业税取消划入到消费税中。因此，中国财政转型也成为人们所关注的话题。那么，什么叫做经济转型和财政转型？我认为：经济转型可分为经济体制的转型和经济结构的转型，经济体制转型是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经济结构转型则是产业结构、技术结构、供求结构、区域经济布局结构等的转变；财政转型包括财政收入的转型和财政支出的转型，财政收入转型是指财政收入来源的转型，财政支出转型是指财政支出对象的转型。

那么中国经济转型与中国财政转型存在着什么关系？我将先对中国原经济类型与财政类型的关系进行分析论述。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经济制度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经济结构以农业为主体，由农业向工业转变。而我国当时的财政类型属于自产国家财政类型。自产国家主要是指那些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在这些国家，广泛的国家所有制使得国家的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国有企业上缴的利润。我国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于集体或国有企业所上缴的利润，而我国财政支出则由国家统一支出进行产品的供给和公共设施的建设。也就是说，如果把政府看做是一个家庭，那么当时的财政状况就属于"家财政"，因为政府财政收入增长的来源主要是农业产品的剪刀差，工人的低工资，国有企业的利润。

从这些收入来源来看，国家的财政收入与公民存在的是间接关系，也就是说国家的财政收入全部是政府所有，并由政府统一支配。在财政支出方面，政府将大部分财政投入于国防建设，工业建设以及基础设施建设并没有用于投入到民生的改进。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并不平等，形成了社会依赖于政府的关系。政府在获取财政收方面是通过行政命令等手段取得的。在这种"家财政"的状况下，政府为人民所提供的福利待遇不能得到有效的的保证，难免会影响到公众的生产积极性，造成资源的浪费，生产效率低下等。从这一点上来看"家财政"是比较危险的。而形成这种财政类型的根本原因就是当时我国实行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使得所有的生产资料，所有的自然资源均归公有（其实就是政府所有）。进而形成的"家财政"的局面。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中国经济转型与财政转型在无形中同步进行，那么现在经济类型与财政类型的关系也呈现新的一面。

中国经济类型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经济结构由以工农业为主的第一，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型；技术结构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型；区域经济的分布则由东南沿海向内陆转型。而财政类型则由改革开放前的"家财政"向"公共财政"转型。首先，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转型，我国开始逐步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在市场经济中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不再垄断"市场"。私营企业如雨后春笋，成为我国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的财政收入的来源也由以国有企业的利润向财政税收转型。在这一时期里我国开设了多个税种，目前我国的税种体系基本健全。

中国财政收入开始由自产国家向税收国家转型。目前，我国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税收，这说明现在政府的财政收入与公众存在着直接的关系，而且政府对社会的依赖程度明显加大，公众作为纳税人有权利监督政府对财政的支配。而且，私有部门所缴纳的税占国家财政收入的比重越高中国想税收国家转型就越彻底，国家对社会的依赖程度就会越大，公众对民主化的要求就会越强烈。而政府的财政支出对象也应该更多的考虑的公众的福利等内容。我认为，我国目前的财政转型的状况正在向"公共财政"转型。

从我国的宏观经济层面来看，我国经济的转型决定了我国财政的转型基，正是由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对经济产业结构的调整等。使得我国财政收入来源扩大，财政支出内容复杂化，迫使财政转型。改革开放后，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深入，国有企业的活力明显不足，经常亏损。同时，中小私营企业发展迅速。政府财政收入由以国有企业的利润为主转为依靠中小企业及公众所缴纳的税费为主。在财政支出方面，政府更应该考虑到公众的利益。

中国经济的成功转型离不开中国财政转型的支持。当前中国经济转型所要解决的问题是：产业结构的转型，技术的转型，地区经济分布的转型。而产业结构的调整，技术的转型，地区经济分布的转型需要政府给予财政上的大力支持，同时政府财政支出的转型，使得政府对社会的责任更加明确化，我在这里想说的是：政府拿社会的钱，应该为社会办事。至于如何办事，取决于中国整个经济发展的需要以及纳税人的共同意愿。

就目前来看，我国经济发势头基本良好，但是我国财政转型对中国经济转型以及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所起的作用是大打折扣的。政府财政的转型就是由"家财政"向"公共财政"转化，当今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大搞"经济建设--面子工程。我认为正就是中国财政转型过程中的不足，这就是政府财政职能的越位。然而，我们回望中国的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科技的方面的投入占财政支出比重很小。中国在偏远的山区使用原始的耕种方式，仍然有10%左右的人生活的在贫困线以下。这是为什么？这就是政府服务职能的缺位。

谈及中国财政转型，我认为中国财政转型应当服务于中国经济的转型，但不能盲目跟进。中国财政转型对经济转型的作用要切实的运用好财政政策，税收政策。中国不同于北欧，加拿大等发达国家，这主要是由于我国的风俗传统所决定的，中国的税收以及福利水平在短时期内不会达到以上国家的水平。因此，国有企业对于政府的财政收入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而我国财政转型的方向是向税收型财政转型，这有助于我国公民对政府财政的监督，使政府财政公众化。

综上所述，我国财政转型与经济转型的关系就是财政收支的转型与经济体制及经济结构转型的关系。我认为，中国经济要想成功转型，财政支出上不能过求所谓的"经济建设"--面子工程。应当将财政收支切实的做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保证纳税主体的利益，激发其积极性，我想这更有助于我国经济的成功转型。

参考文献：

[1]马骏.中国财政国家转型:走向税收国家[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1,(1).

[2]刘守刚,刘雪梅.从家财型财政到公财型财政--中国财政转型的案例分析[J].山东经济,2009,(4).

篇6

经过三周的实习练习，我们的“会计专业实习”活动已接近尾声。先前对会计专业知识的不了解，经过这几周的努力，渐渐的从不知到知之，再从知之到甚之。我很感谢老师们这样的安排，它使同学们更加深刻地了解我们所学会计学专业的知识。俗话说：一份耕耘，一份收获，有付出就有收获。的确如此，我们以小组自由结合为单位开展活动，每15—16人为一组，探讨实习内容不同模块的实习，最后作演讲。在实习当中，慢慢了解了自己不懂的那一部分，为大学的学习计划和未来的发展目标奠定坚实的基础。

会计实习报告的内容

1.会计学内容与我院会计专业相比较

很庆幸自己选择了会计专业，曾经幼稚地认为它就像古代账房先生算算账那么简单，可真正接触到这个专业却感觉并非所想。会计是一个以提供财务信息为主的经济信息系统，是随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是以货币为主要计量单位，对企业、事业、机关、团体及其他经济组织的经济活动进行记录、计算、控制、分析、报告，以提供财务和管理信息的工作。会计的职能主要是反映和控制经济活动过程，保证会计信息的合法、真实、准确和完整，为管理经济提供必要的财务资料，并参与决策，谋求最佳的经济效益。一般人认为，在知识经济条件下，会计工作广泛运用电子技术，电子计算机在各方面的使用，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代替了会计人员的手工劳动，不需要现在这么多的会计人员，这些多余的会计人员，应从会计的核算工作转向会计的管理工作，提高会计工作的水平，更好地为发展经济服务。在这种条件下，会计更重要。我国原来的会计模式是建国初期为克服国民经济极度困难的局面，在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借鉴前苏联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并以企业和预算会计制度的拟定、实施和决算的编审为主要内容。1978年党的的以后至今，我国的经济体制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直至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完成了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换。与此相适应，会计改革也正是紧密结合经济体制的转换稳步推进的。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的加快和我国加入WTO以后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完善，会计改革与发展的任务将更加繁重，工作更艰苦。

会计学是在商品生产的条件下，研究如何对再生产过程中的价值活动进行计量、记录和预测;在取得以财务信息(指标)为主的经济信息的基础上，监督、控制价值活动，促使再生产过程，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一 门经济管理学科。它是人们对会计实习活动加以系统化和条理化，而形成的一套完整的会计理论和方法体系。会计学的研究对象包括会计的所有方面，如会计的性质、对象、职能、任务、方法、程序、组织，制度、技术等。会计学用自己特有的概念和理论，概括和总结它的研究对象。在中国对会计的解释有“管理活动论”、“工具方法论”和“经济信息系统论”等三种主要不同观点。按照“管理活动论”，会计是一种管理活动，会计学就是一门经济管理科学;按照“工具方法论”，会计是一个反映和控制生产过程的方法和工具，会计学应当视为一门为经济管理服务的方法学或方法论的科学;按照“经济信息系统沦”会计是一个以提供财务信息为主的经济信息系统，会计学应当既是一门经济管理科学，又是一门方法论的科学。

我们学校的会计学专业主要发展方向是税务，把税务作为第一位。本专业培养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能在各类工商企业、会计师事务所、经济管理部门以及研究机构和学校等从事会计师实际工作和本专业教学、研究工作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高级专门人才。跟随社会的发展潮流，与时代的发展相结合，在就业方面是永远也不会垮下去的好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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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分税制 转移支付 财政国家化

分税制后尤其是农村税费改革后，国家对县财政控制加强，县级财政高度依赖于中央财政，在很大程度上要按照中央的意图行事，县级财政开始国家化。

一、政治算术：转移支付的强化

转移支付从来就是各国进行财政控制的主要手段，是调节政府间财政关系的一个相当有效的经济杠杆。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地方经济的快速发展，工商业的财政贡献率越来越大，工商各税的比例迅速提高，上级补助的份额在预算内收入中份额开始下降。同时由于当时财政“包干制”的财政分权体制催生出大量地方利益主体，因此很多地方政府开始“体制避税”，把本地资金大量从预算内转向预算外，因此就整个财政收入来看，即把预算内和预算外收入合并一起算的话，上级补助收入在财政总收入中的比重会更小。在1994年分税制后，中央实行了财力集中的财政体制，把地方工商税的主要税源上收，地方以前的主体财源――工商税的份额和绝对量都大幅度下降，因此地方各级政府普遍财政自给率下降，而县级政府是自给率下降幅度最大的一级政府。与此同时，县级财政收入中上级转移支付的比重迅速上升，取代工商税收成为主体财源。2002年在全国推行的农村税费改革，中央加大了转移支付的力度，使转移支付在县级财政收入中的数量和份额都持续上升，县级财政进入了靠国家转移支付支撑的时代。

上级转移支付成为县级的主要财政基础，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分析。

从“以工哺农”的角度理解，转移支付是国家财政补贴农业的一个主要直接渠道。回顾建国以来县财政收入的变化，可以看出，凡是县级财政收入中农业税比例较大的时候，往往是县级财政困难、高度汲取农村资源的时候，比如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和分税制后。县级财政的困境往往会使他们把财政收入重心转向最基层的农村，汲取农村和农业的有限剩余，加重农民负担，转嫁自身的财政负担。而随着农村税费改革，上级转移支付力度的加大，国家开始减免农业税，对农民进行“种粮补贴”、“良种补贴”、“两免一补”等专项补助，使转移支付成为减轻农民负担、结束“以农立国”，开始进行“以工哺农”政策的直接通道。从这个角度看，县级财政基础的转换是国家“以农立国”战略终结的一个具体体现：一方面县级财政无需再从农民和农业身上寻租来养活自己，另一方面国家把大量的专项补助补贴农民，财政支农资金的比例加大。

从地方财政收入自的角度来理解，县级财政的国家化意味着中央对地方财力的集中和上收。

我们有个有趣的发现，就是与计划经济体制时期高度集中的财政体制下相比，上级补助的收入占县级财政财政收入份额在1994年分税制后更大，在高度集权的财政体制时期，县级财政自给率比在分税制时期要高，它的主要财源是本地的税收收入，而在分税制后，县级财政自给率大幅度下降，它的主要财源变成了上级转移支付。也就是说，在号称财政分权的分税制时代，县级财政却与号称财政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时期相比，失去了更多的财政收入自。那么，分税制到底是财政集权抑或财政分权？

1994年的分税制，在确保提高中央“两个比例”的指导思想下，制度的设计让中央把税收大头拿走，在1995年迅速实现了中央提高“两个比例”的目标。由于中央把财政收入大头拿走，使地方本级财政收入大幅下降，而支出却由于政府的自利性而增加，因此地方整体财政自给率下降。在地方各级政府中，县级政府是下降幅度比较大的一级政府。

这个改革结果应该说是完全在中央的意料之中。在分税制初期，考虑到地方的既得利益，中央采取了“承认既得，增量调整”的政策。在正常的各级政府间税种分配之外，另设一块“税收返还”，以及增加转移支付的形式和数量作为中央对地方配合推行分税制的利益弥补。把中央增加的税收大部分返还给地方。中央财政对地方税收返还数额以1993年为基期年核定。按照1993年地方实际收入以及税制改革和中央与地方收入的划分情况，核定1993年中央从地方净上划的收入数额（即消费税和75%的增值税之和减去中央下划给地方的收入），全额返还给地方，保证地方既得财力，以此为中央财政对地方的税收返还基数。

因此在分税制后数量比较大、名目繁多的转移支付就成为县的主要财源，取代了以前工商税收的主导地位。

中央财政增加的大部分收入都要返还给地方，这种做法虽然和以前差不多，但实质却发生了变化，“这是因为与原有体制比较，中央税与共享税由中央税务机构征收，可以保证中央财政的税基不受侵蚀，抑制中央财政比重不断下降的趋势”。因为税收返还是按一定的条件核定的，因此有利于地方政府约束财政支出。总之，实行比较规范的中央财政对地方的税收返还与转移支付制度，能增强中央的调控能力，税收返还又是中央和很多省份作为对下级政府集中财力的手段之一。各国在解决集权问题上，都采取了控制或削弱地方自的财政基础的做法。中央政府收走了税收的大头，因此地方政府的财政必定依赖于中央，中央掌握着控制地方政府的资源，就是权力，这种权力主要体现在财权上。既然中央拿走了大部分税收，那么地方在财政上就处于弱势，中央再把它收走的税收的一大部分通过财政拨款和政府补助的形式最终用到地方上，财政拨款和补助是获得地方参与、支持和帮助的重要手段。

从地方支出的资金来源来看，县级本级财政收入远不够自己的支出，财政自给率低，而上级通过大量的转移支付控制其支出。也就是说县级不仅财政收入高度依赖于中央的转移支付，而且它的财政支出也高度依赖于中央。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县级财政的国家化也意味着中央对县财政支出自由度的控制，即县财政支出权被弱化。

因此，尽管转移支付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县的财政收入，使之可以维持运转和进行一些财政支出，但同时也意味着中央通过转移支付作为一个财政手段，对地方的收入和支出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控制，这才是政府间转移支付的政治逻辑。

这个运行机制其实就是中央和地方的一个政治算术的过程和结果。正如林尚立所说，“对地方进行财政控制的核心原理是：中央政府作为全国性的政府应该掌握国家财权的总体支配权，从而保证中央政府应有的权威和地位；为此中央政府应控制国家财政收入的大部分，并以此形成地方在财政上对中央的依赖和中央能有效地协调和指挥地方的政府间关系。”

二、财政自主性的衰微：预算内对预算外的替代

在计划经济体制、包干制和分税制时期，预算内收入和预算外收入的关系一直随着财政体制的变迁在不断的变动中。因为在地方总财力一定的情况下，“通过这两个渠道的任何一个，地方征收的钱越多，它的收入中必须与中央政府分享的部分越少，在支出上受的限制越少。事实上，中国体制中的转价定价，实质是一种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的避税。”对于县来说，预算外收入多少的变动也是此逻辑的体现。

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整体上是高度集中的财政管理体制，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比较紧，因此这个时期预算内收入在总收入中占绝对优势，预算外收入除了个别年份，总体上都处于一个非常弱小的位置。

在包干制时期，由于中央的放权让利，地方掌握了大量的经济管理权，因此地方发展经济、增加财政收入的热情空前的调动起来。同这个时期中国的整个地方政府的经济行为一样，县的财政汲取主动性提高。而每年的财政总收入是一个定量，预算内和预算外的关系总是此消彼长；一个国家的财政总收入在每年也是一个定量，地方的自有资金和中央财政收入也是成反比的。中央与地方在财力上的分布实质是总是一种你弱我强的关系，因此这个时期地方政府预算外资金的高度膨胀，预算外资金成为名符其实的“第二预算”，相比于预算外收入，预算内收入的增长幅度要明显要小。预算外收入的膨胀，意味着县的自有可支配资金权力的强化，中央对地方财政控制手段弱化。

分税制后，由于中央把主要工商税源上收，因此县的本级预算内收入陡然下降，为了弥补财政缺口，县的本级收入重心再次转移到预算外，只是包干制时期预算外资金膨胀是县为了支持本地经济发展，而分税制后预算外收入的相对强化只是为了寻求一个“吃饭财政”。在分税制后预算内收入日益被转移支付控制的情况下，县的预算内收入和支出也随之受到上级的支配和控制。但相当数量的预算外收入仍为其提供一定的自有资金和可完全支配的支出，在预算外收入里面，乡镇统筹自筹占取了相当大的比重。

2002年开始的农村税费改革，取消了乡镇统筹自筹，即县的预算外收入失去了主要财源，且其在短期内很难有反弹的空间和渠道，因此预算外收入明显衰落。它的衰落，使县的财政收入构成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预算内收入几乎替代了预算外。这种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可视为预算内对预算外的替代。

分税制后尤其是税费改革后，转移支付成为县预算内收入构成的主体，而转移支付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中央控制地方的主要财政手段。因此县预算外收入的被替代，意味着县的主要财源均在中央和省的控制支配之下，既然收入来源处于被支配地位，那么支出也相应的要按中央的意图行事。从这个意义上，预算内对预算外的替代，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县财政自主性的衰微，县财政进一步国家化。

县级财政的国家化使国家更有利于利用财政手段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经济目标，控制基层政府，县级财政高度依赖于中央和省。我国宪法规定：“一级政府，一级财政”。县级财政在宪法上仍是一级相对独立的利益主体，因此尽管现在县级财政国家化，县级财政尤其是中西部地区传统农业县更是高度依赖中央的转移支付来维持运转，但它仍是一级相对独立的财政利益主体，只是限于财政手段的控制，县级财政基础对上级的依赖，使其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自主的客观条件，财权的弱化必定使其自主性大打折扣。

【参考文献】

[1] 许正中、苑广睿、孙国英：《财政分权：理论基础与实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9月。

[2] 林尚立：《国内政府间关系》，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6月。

篇8

    【关键词】会计法制化市场经济制度会计法治目标原则条件途径

    会计作为市场经济的一个信息系统,在经济转轨和法制化进程中将呈现全方位的变化。《会计法》的修订和逐趋完善,标志着我国会计法制化已初具形态,为会计法治提供了基础环境和手段,将逐步实现从会计法制化到会计法治的过渡。本文从经济体制的视角分析会计主体和会计法律责任主体的变迁,讨论会计责任的体制根源和会计法制的体制基础;市场诸主体利益格局的形成要求会计作为一个信息系统和管理工具必须提供以法制化作保障的会计信息,以治理会计信息失真,维护市场经济秩序;会计法制作为一个历史范畴,必将随着人类社会、政治、经济的文明和进步,由法律的调整最终上升为由道德规范予以调整。

    一、会计法制与市场的关系

    会计法制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市场经济是由若干利益鲜明的主体和游戏规则构成的权责系统。会计法制通过对会计行为权利义务的设定,实现对会计关系(即国家在管理会计工作和会计人员在办理会计事务过程中形成的经济关系)的调整。从而为市场经济秩序的稳定和有序发挥作用。

    (一)从经济体制分析会计主体及会计责任主体的变迁

    会计核算的基本前提首先是要确定会计主体,会计主体是会计为之服务的特定组织或单位,旨在明确会计核算的空间范围,界定提供会计信息的边界,从而解决会计的服务对象问题。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在宏观上制定企业财政财务政策及会计制度,控制企业资金审批、划拨、调配,审定企业财务报表、年度预决算和资产经营计划,核销企业呆坏账,核实批复报损金额等,形成高度集中统管的财会模式;另一方面,由于所有权和经营权未完全分离,国家以所有者和社会管理者的身份,参与企业利润分配和所得税的征收。在这种体制下,所有者和经营者合为一体,国家和企业的利益是一致的,企业实际上是在国家直接领导下的一个部门,国家和企业共同分割和分解了企业的财务管理权限和会计的独立核算权。会计核算的范围可视为国家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一部分,企业的会计核算实质上是以国家的各项要求和指标为尺度来归集会计信息,是对计划经济予以局部的反映。会计信息提供的目的主要为了满足国家经济管理的需要,企业基于一定的管理目的,对会计信息也有所要求。因此,企业会计具有很强的宏观属性,国家在宏观上成为企业会计核算的会计主体,企业作为会计主体的观念趋于淡化和模糊。在市场经济体制下,随着政企职责分开和两权分离及产权制度改革的推进,企业成为产权清晰的独立经济实体,自身经济利益随之凸现,为适应独立核算和自主理财的需要,企业会计核算范围由着眼于宏观转向于微观,核算的目的、范围及规则等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企业遂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会计主体。

    从法律的角度看,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实质上并不具备完全的民事、刑事主体资格,其权利能力及行为能力囿于体制的框架形成很大局限。会计主体是有别于法律主体的,当把企业作为一个整体时考察,两者具有统一性。由于两种体制下存在两种不同的会计主体,基于会计主体的会计行为产生的法律责任的归属,以及承担法律责任的责任主体也就有所区别。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是企业会计核算的会计主体,企业仅作为国家计划经济末梢的终端,其会计行为是国家的宏观行为,国家是会计行为的责任主体,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理论上应由国家来承担,但实际上是行不通的。因此计划经济体制下会计法律责任模糊,难以具体落实,形成会计法律有法难依。可以说会计责任流于形式存在着体制的根由。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作为独立的利益实体,承担着资产所有者的受托责任,基于多方利益主体的要求,企业必须规范会计行为,加强内外部的会计监督。多元利益格局的形成促使会计责任从国家体制中分化出来,会计责任从单一的理论形式演变为对全社会的多元责任,企业在成为会计主体的同时也真正成为会计行为的责任主体。从会计主体和会计责任主体嬗变过程中可以看到,会计法制的发展经历了从无法可依到有法难依,从制度约束到法律化,从长官意志到依法理财,会计工作也从无序到有序,逐步实现会计法制的现代化,并最终实现会计从会计法制化到会计法治。

    会计法制化需要相应的体制基础。原因在于:在一个利益高度集中和单一化的体制架构下,是无法构筑会计法制体系的,作为会计法的调整对象,会计行为是基于会计主体相伴而生的,国家作为所有者和经营者合一所形成的体制实施会计法制化,无异于运动员和裁判员合一的体制下,自己做自己的裁判,其法制化的效果是可想而知的。

    值得注意的是,经济体制和会计法律责任这种深刻的内在联系,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伴随放权扩权和减税让利等政策的实施以及企业逐步走向市场,企业自身利益在复归的同时,由于会计法制的不完善性并缺乏有效的监督约束机制和配套措施,在会计领域出现法律管辖的真空地带,会计信息失真,会计工作秩序混乱,种种流弊丛生。由于经济和政治的不可分性,国家的治国方略必然以某种形式反映到经济中来,会计法制化便是依法治国在会计领域的具体表现。

    (二)产权经济改革与会计法制化的关系

    经济学认为,“产权是享有财富的收益并且同时承担与这一收益相关的成本的自由或者所获得的许可”。[1]同时认为产权不是有形的东西或事物,而是抽象的社会关系。从抽象的意义上,产权可以理解为由于稀缺物品的存在而发生的与该物品使用相关的关系。这是产权的本质内涵。[2]发展经济的目的就是要消灭“稀缺”,实现物质资源的共享。进一步可以理解为产权与其主体的关系具有唯一性,这种唯一性由立法予以保障;同时产权的存在方式有其量的规模,会计中的资产、负债及所有者权益均是产权的基本元素。可以说产权反映了一种“稀缺”的社会关系,这种稀缺的程度和产权的数量化形式,则是产权与会计的结合点。

    市场经济之所以以产权制度改革为突破口,目的就在于要建立产权与其主体关系的对应性和唯一性,即所谓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是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要求,从而形成利益主体鲜明的格局。这是市场主体诞生和发展的前提,也是企业实施创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条件和内在要求。进行产权制度改革是企业改革的先导。按照这一要求“谁投资,谁拥有产权”,按实际出资划清出资者的界限,明确所有权、经营权的归属,明确出资者,这是产权制度改革的核心所在。所以,产权清晰应当包括两个层面上的涵义:第一个层面是基本层面,即产权数量的清晰,这是产权清晰量的规定性。包括产权数量的确认、计量、记录以及确认标准、计量记录方式、核算规则等,实质上是一个会计过程。第二个层面是产权在法律上的清晰,这是产权清晰质的规定性,即在法律上能否作为一个产权主体出现,拥有对资产的占有、使用、收益等各项权能,包括主体条件和程序条件,这将借助于实体法与程序法来完成。

    企业在持续经营过程中,如何真实、完整地核算所有者权益,将生产经营过程中保值增值的情况恰当地反映出来,使得产权在经营的动态过程中保持完整、真实、准确的量化形式,这是会计核算的基本职能,同时涉及会计核算的全过程和收入、成本、费用、利润等各要素,会计确认、计量、记录、报告的过程同时也是对产权主体数量予以反映的过程。因此可以说产权数量清晰最根本的是会计核算的真实、完整,只有正确的以量化形式反映的所有者权益才能称之为产权清晰。

    进一步明确法律上的产权主体,才能确定权益的归属和产权主体所具备的各项权利义务,才能为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提供法律前提。不能忽视的是,产权量的大小,其精确程度如何细化和量化,如何进一步将产权清晰至产权主体,则是由会计在法制框架内予以完成的。因此会计法通过规范会计核算,明确法律责任,为产权的数量的正确性提供了法律保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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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根本目的是使人才发挥最大的效益。企业之间的竞争，也是人才的竞争，拥有优秀的人才，通过良好的管理获得最大效益。只有高度重视人力资源管理，充分挖掘企业员工的潜在能力，企业才能永保创新的活力；发展生产力，提高经济效益，才能在当今激烈竞争中求得生存发展。

关键词 国有企业 人事管理 人力资源

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建立了新经营机制，我国国有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制度发生了根本转变，也面临着巨大的改变和挑战。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多元化趋势日趋推进。如何构建整个国家社会合理的人才结构，也渐渐成为目前大家日益关注的问题。企业的发展的关键在于，怎样用好人，使企业优秀人才脱颖而出，人尽其才。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有企业的人事管理正随着社会经济逐渐发展演变成为市场经济体制的人力资源管理。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在国有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仍然存在很多问题。

一、国有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存在的问题

（一）没有认识人力资源管理的实质及时转变旧的观念

人力资源，是指能够推动整个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具有智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能力的人们的总和。人力资源管理是根据企业发展的要求，有计划的对本企业的人力资源进行合理配置，通过对企业员工的招聘、培训、使用、考核、激励、调整等一系列过程，充分的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发挥员工的潜能，确保企业发展目标的实现。也是企业的一系列人力资源政策的管理活动。这些活动主要包括:企业人力资源战略的制定，员工的招募与选拔，培训与开发，绩效管理，薪酬管理，员工流动管理，员工关系管理，员工安全与健康管理等。也就是：企业运用现代管理方法，对人力资源的获取（选人）、开发（育人）、保持（留人）和利用（用人）等方面所进行的计划、组织、指挥、控制和协调等一系列活动，最终达到实现企业发展目标的一种管理行为。

长期以来，传统的观念认为资源只包括物料、资金等，而人是掌握和使用这些资源的，以组织的工作任务完成为目标的，个人是完成组织任务的工具，只重视、解决企业内部的物质、资金、技术等问题，而忽视了企业的人力资源，把人力资源仅仅看作是固有的劳动力，只重视人才的拥有和使用，不重视开发和流动，人才既进不来，也流不出去，人才闲置、压制、浪费等等严重的现象；现代的观念则认为，资源应该包括人、财、物、信息、时间等等，认为资源分为“人”与“物”，认为人才是企业最宝贵的资源，强调个人的业绩、把对人力资源的开发作为取得组织效益的重要来源的同时，也把满足个人的需求、保证个人发展作为组织的重要目标。传统的人事管理把重点放在员工考勤、档案管理等事务性工作方面；而现代则将人力资源管理作为企业的重心。这也成为划分新旧人事管理理念的根本所在。因此，在新的时代经济背景下，我们应该转变旧的观念，把握新的企业人事管理理念的重心。

（二）管理模式单一，管理职权、体制高度集中

首先，由于国有企业机构庞大，部门繁杂，很难根据各自业务、工作的性质等有针对性地进行管理，从而也一定程度上造成责任与权力的分离，人与事的脱节。

其次，目前我国国有企业权限过分集中，走的还是一条“人管人，人治人”的道路，这条道路十分不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严重忽视了现代化企业的制度建设。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也是多种多样的：1.企业管理者的思维方式没有走出传统的人事管理的观念，不是发散于管理过程的每个环节，把人绝对化的管理起来，没有看到人在企业中的主导地位以及人在企业中的主要作用，而是运用传统的管理方法，导致人事管理脱节。2.职工思维仍然被传统的人事管理理念占据，认为被管理者管理是理所应当的事情，工作中毫无积极性，甚至有一些员工认为自己所做的工作都是为了领导而作。3.一些国有企的管理者缺乏相对管理知识导致管理企业员工的手段、方法缺乏科学性以及保守的传统管理观念，只知道一味的“人管人”的直接管理，单纯的把员工看作是被管理的对象，对企业员工实施一套死板、僵硬的纪律制度。在企业管理中忽略了对企业职工的诱导、关心、培养、缺少了有效可行的激励制度等等，从而造成了管理体制，管理系统的效率低下。管理者仍抱着传统的行政管理的思想，在企业管理中加入了太多的个人的主观因素这必定使得企业的管理受到管理者的主观影响，使得企业管理带有“人治”的“味道”，论资排辈，照顾人情等一些不正常的关系，从而一定程度上导致企业员工心理不平衡从而不服从领导的管理。

再次，我国现阶段国有企业员工就业“铁饭碗”，企业干部的任命与任职的“铁交椅”、国有企业在利益分配“大锅饭”现象，使得国有企业管理者、员工都形成了惰性状态，失去了竞争意识，没有适宜的激励制度，激发出企业员工个人能力与潜能的发挥。另一方面，计划经济时期传统的人事管理观念对现代企业管理者与企业员工的影响并没有随着市场经济时期的到来而消亡，它依然影响这现代国有企业的领导与员工。由此看来，国有企业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从某种程度上阻碍了企业员工之间的竞争机制的作用。

（三）由于受到传统的人事管理观念的影响导致人才流失问题

人才流失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主要的原因是：1.普通的国有企业薪水普遍低于非国有企业，近年来工资增长也不大，甚至部分出现降薪的现象，大多企业员工对工资，福利不满。2.个人发展受到限制，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不少国有企业员工工作感觉到知识严重不足，而企业无法提供好的培训机会，出于自身发展需要，纷纷出国或继续进修，大部分人在深造进修后感觉到国企条件艰苦都纷纷离开了国有企业，这种现象主要发生在经济不发达地区的国有企业中。3.国有企业往往是执行上级政策。在择人用人上往往也只注意资历、学历等，不注重工作能力，综合素质等方面。职位提升存在排序现象，导致真正有能力的年轻人被埋没。除此之外一些老牌的国有企业经济效益不高，发展前景令人堪忧，员工对企业丧失信心，使得真正有才能的人感到英雄无用武之地，从而导致了人才的流失。

二、改善国有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几点建议

首先，改革管理方法与管理手段，正确合理的配置人力资源。计划经济时期，在国有企业中都实行岗位责任制，由相关人员根据经验结合岗位的性质来制定，没有科学合理的规划。因此，应科学合理的规划国有企业的岗位，全面收集职务的相关信息，明确员工在企业中的职责和工作范围，根据企业的需要招聘、选拔使用员工。同时制定科学合理的开和标准，正确的开展绩效评估。此外还要设计、制定企业的组织结构，制定企业人力资源规划。

其次，虽然经济体制改革后，人员工资与企业效益挂钩，开始实行绩效工资、岗位工资和奖金制度，并对评选的先进人物进行奖励。但是我国国企现行的激励方式和手段比较单一，主要依赖于：物质报酬，指工资、奖金、各种福利等；职位的升迁；精神激励，予各种荣誉，奖励工作先进者等等。

很显然，上述国有企业的激励方式都具有计划经济体制的人力资源奖励特征，都存在一些问题：一是物质激励的现象十分严重。工资、奖金的发放论资排辈，容易挫伤绩效突出员工的积极性，对得过且过、业绩一般者反而是一种保护。这样不能有效地激励员工，反而助长了员工得过且过的心态。二是荣誉激励缺乏权威性。一些荣誉的评定没有严格的程序标准，评定的对象出现“轮流坐庄”现象，使精神激励的作用减弱。三是职位升迁，一些干部职位升迁后，工作干劲大、热情高、业绩也突出，一段时间后会慢慢消沉下去，有的甚至成了腐败分子。形成了一种不良的规律，没有更好的相关制度监督促使企业员工在升迁之后继续创造好的绩效。四是激励的的持续的周期比较短的较多。国有企业培养员工对企业的高度的、持久的归属感与忠诚心的手段比较少。由于社会与经济的发展，很多国有企业的员工希望继续学习与深造。但很多国有企业都缺乏这种继续学习和深造的机会。因此，如果对员工的奖励种类中加入深造学习的话也是一个很好的想法。

国有企业不缺乏资源、金钱、人才，国有企业如果有良好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我国的国有企业将迅速的发展起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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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转型期 政府规制 规制失灵

我国正处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转型期。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逐步完善，市场经济机制天生固有的功能局限——市场失灵，已逐步暴露出来。这为政府干预市场提供了客观的依据。一般来说，对于市场失灵，政府可以采用提供纯粹公共物品、宏观调节、微观管理等手段加以克服，特别是作为微观管理重要组成部分的政府规制在克服不完全竞争、信息的不完全性、交易费用、正外部性、负外部性等市场失灵方面能发挥重要作用；从理论上说，政府作为“道德人”，对市场失灵进行规制，维护市场经济的有序发展，这是政府必须履行的职能之一。但是政府作为现实中的“经济人”，政府不是没有自身利益和缺陷的、理性的行为主体，现实中的政府规制行为正是在责任机制和利益机制两种动机的共同左右下发生的，是两种动机产生“合力”的结果。转型期，由于历史及制度、体制不完善等方面的原因，政府在履行规制责任、实现公共利益的过程中，往往偏离公共利益的目标，这就在市场失灵的同时产生另一种失灵，即政府规制失灵。

对于什么是政府规制失灵，学术界还没有统一的界定。根据暨南大学李郁芳教授的研究，我们可以从定性与定量两个角度来对规制失灵进行界定。从定性的角度来看：首先，政府规制失灵属于政府失灵的范围，是政府失灵在微观规制领域中的表现，是政府在力图弥补市场缺陷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产生的另外一种缺陷，使之不能达到预期的社会公共目标或损害了市场组织的效率或带来自身的低效率。其次，政府规制失灵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为了克服市场失灵时引起的另一种缺陷。从定量的角度来看：经济学家更多地是从效率损失的角度来分析规制失灵，政府规制失灵意味着规制成本超出了规制收益。

一、政府规制失灵的表现

1.规制过度

我国的政府规制与西方国家的政府规制存在很大区别。西方国家规制之所以出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存在市场失灵，而我国的政府规制带有更多强制性的色彩。计划经济时期，政府规制无处不在，与其说我国政府规制是为了解决市场失灵，不如说是为了消灭市场更确切些。改革开放后我国政府规制，不是解决市场失灵，而是计划经济的惯性和本能。从政府规制的背景来看，30年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排斥市场机制的作用，资源配置方式的行政化、计划化力量，在我国经济体制运行的过程中形成了巨大的惯性，造成了无可匹敌的国家授权下的垄断力量和官本位的烙印。与此配套的政府规制是政府对微观经济主体的活动所进行的全面的直接干预，建立什么样的企业、在哪里建立、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生产的产品卖给谁、价格如何等问题都由政府确定。实行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1992年十四大的召开，首次明确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国从此进入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阶段。这个时期的政府规制是一个混合体，即不可避免地带有原有计划经济的影子，又必然包括了构建市场经济体系的一些新的制度和措施。与市场经济国家相比，我们的政府规制涉及面广，对企业的影响程度深，突出表现为规制过度。

现行的政府规制内容相当广泛。在垄断方面，主要针对传统自然垄断领域，内容涉及电力、城市供水、城市燃气、公共汽车与地铁、电信、公路、铁路运输、管道运输、航空运输、水路运输等。现行的规制措施主要有两种，一是准入规则，其形式有国家垄断、申报、审批、许可、营业执照标准设立。二是价格规制，主要针对自然垄断领域，方式主要有法定价格、地方政府定价、行业指导、标准等。现阶段，政府规制的权力归属是：从中央到地方几乎所有政府机关都拥有规制权力。

政府规制超越了其应有的弥补和克服市场失灵的范围，抑制了市场经济的内在活力和正常发展，使企业缺乏竞争活力，造成资源配置的扭曲，并为寻租活动的产生提供了土壤。

2.政府规制缺位

政府规制的缺位即指在需要行使规制的地方出现了政府缺位，市场失灵现象得不到抑制，社会福利水平下降。体制转轨中，政府规制缺位的主要表现是对市场竞争秩序维护的不足，对消费者保护、健康和卫生、环境保护等方面的不足。政府规制缺位的后果是严重的，如：产品质量低劣、假冒伪劣现象泛滥，环境严重污染得不到有效制止，消费者的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等等。

3.规制机构运行的高成本、低效率

政府规制虽达到了弥补市场失灵的目的，但成本昂贵、效率不高甚至可能出现效率低于规制实行前的情况。政府规制机构运行的高成本、低效率主要表现在：规制机构庞杂，协调困难；规制工作缺乏竞争力；缺乏降低成本的内在驱动，不能正确评估运行效率，监督信息不完备，缺乏对规制者主体的规制。

二、政府规制失灵的原因

1.一般意义上的原因

政府规制失灵一般意义上的原因指的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规制失灵的共性原因。只要是市场经济，政府规制失灵都可能出现。一般原因又可以从经济和政治两个角度来分析。

从经济角度看，政府规制失灵首先在于政府部门所得信息的不完全性决定的有限理性。政府信息不完全性是由于以下原因造成的：其一，公共部门不可能拥有完全的信息（其实任何人都不能拥有完全的信息，因为信息的完全是相对的，信息的不完全性才是绝对的），而人们对信息的识别能力则是有限的。虽然政府具有信息识别、分析和处理的优势条件，但试图拥有完全信息的能力仍然是有限的。这就意味着政府选择规制政策、制定规章或制度时可能会犯错误，从而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规制目的，甚至离目标更远。其二，企业不会把它所知道的信息告知政府，甚至还可能提供虚假信息，政企之间的这种博弈加重了政府的信息不完全性和决策失误的可能性。其三，由于缺乏有效的利益和责任激励，规制者不一定有积极性去获取有关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