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保护制度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医疗保护制度，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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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老龄化；高龄化；长期护理保险

本项研究为河北省高等学校社科研究2014年度项目：“河北省人口老龄化下养老服务供给模式优化研究――基于福利多元主义视角”（课题立项编号：SZ141026）

中图分类号：F84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5年10月21日

一、日以长期医疗护理保险制度的建立

世界卫生组织（WHO）认为，长期护理的目的在于“保证那些不具备完全自我照料能力的人能继续得到其个人喜欢的以及较高的生活质量，获得最大可能的独立程度、自主、参与、个人满足及人格尊严”。欧美日等国家设立该项制度就是为持续的患有慢性疾病的人群提供医护服务，满足其生活不能自理的需求。为应对人口老龄化及高龄化老年人口长期护理需求的日渐增长，欧美等国家先后颁布了相关长期护理保险法案，建立了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美国、法国先后于20世纪70、80年代设立了长期护理商业保险；荷兰于1968年颁布了长期护理社会保险法，以色列在1988年、德国1995年、卢森堡1998年、日本2000年、韩国2008年都先后颁布了社会化的长期护理保险法案，建立了长期护理社会保险制度。

二、日以长期医疗护理保险制度运行特征比较

在建立护理保险制度的国家，根据实施主体的不同存在两种运作模式：一是由政府作为管理主体，采用强制保险方式，属于社会保险范畴，以德国、日本和以色列为代表；二是由商业保险公司作为经营主体采用自愿保险方式，属于商业保险范畴，以美国为代表。下面就日本、以色列的社会保险类型的护理保险制度的运行特征进行对比分析。

1、资金来源。日本的护理保险制度采用多方筹资的方式，被保险者缴纳50%的保险费，另外公费负担50%。公费中，中央政府占25%，都道府县和市町村各占12.5%。保险费中，33%来自于40～64岁的人员，17%来自65岁以上的人员。

以色列于1988年开始实施《长期护理保险法》，是世界上第一个实行以家庭护理保险为主的社会化护理保险制度的国家。以色列法律曾规定，雇主和雇员每月各缴纳工资的0.1%作为护理保险基金。但是，政府出于减轻雇主负担和降低劳动成本的考虑，目前雇主缴费率有所下降，不足0.1%的部分由政府补偿。

2、长期护理保险对象。日本实施长期护理保险的主体是市町村和特别区，被保险者是在该市町村有住所的40岁以上的全体国民，其中65岁及以上的国民为第一号保险者，40～64岁的医疗保险加入者为第二号保险者。第一号保险者待遇享受权利随护理需求的产生而自动产生；而第二号保险者的护理需求则限制在痴呆、脑血管等15种疾病范围之内。

以色列女性60岁、男性65岁开始享受护理保险服务。护理服务主要针对低收入和中低收入的老年人。高收入的老年人并不能享受政府所举办的护理保险服务，只能选择私人护理保险公司提供的服务。

3、长期护理保险的待遇。日本护理保险预算依据护理等级而定，每月保险费支出“要支援”为6万日元左右、“要护理1”为17万日元左右、“要护理2”为20万日元左右、“要护理3”为26万日元左右、“要护理4”为31万日元左右、“要护理5”为35万日元左右。这些费用中，90%来自护理保险基金，10%则由被护理人员自付。如果利用设施服务，还需要另外支付伙食费和日常生活费，个人支出的月额上限为37，200日元。

以色列长期护理保险数额取决于护理依赖程度，大部分依赖者为全国平均工资的25%，完全依赖者为37.5%。一般情况下，长期护理费直接支付给提供护理服务的组织机构，而非个人。只有在护理服务无法获得或由其家庭实施护理时，被护理人才可以得到上述金额的80%。残疾人的护理补贴因对护理人的依赖程度不同数额分为3个等级，即相当于全部残疾人单人养恤金的50%、100%和150%，对家庭妇女则为30%、60%和90%。

4、护理保险服务的提供。日本长期护理服务分为两种护理类型：一是居家护理；二是专门机构护理。居家护理是上门为老人提供护理，居家护理的老年人多数属于“要护理1”，其主要护理内容为：每周进行1次访问护理、1次访问看护、1次设施康复训练；专门机构护理是老人入住特定的机构接受护理服务。专门机构有“老人护理保健机构”、“护理疗养型医疗机构”等，在专门机构养老的老人可享受6个不同等级的护理服务，即“要支援”、“要护理1”“、要护理2”、“要护理3”、“要护理4”、“要护理5”。每一护理等级都有具体的护理费用规定。

以色列的护理保险服务采取“半市场化”方式运作，既有政府组织，也有非政府组织，后者包括自愿的非营利性组织和营利性组织。法律给予享受服务的种类以优先权，如给老年人的个人护理和家务提供直接服务。如果享受不到这些服务，可以津贴的形式代替。家庭护理服务倾向于那些完全或部分靠别人帮助才能完成日常生活的体弱老年人。专门护理倾向于减轻家庭护理的负担，诸如老年人洗澡、穿衣、营养和在家移动，以及对老年人可能遇到潜在危险的保护。

三、日以长期医疗护理保险制度运行效果

由于中国目前还没有全国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因此其实际运行效果和实证研究主要来自国外，国内研究主要停留在规范研究层面，实证研究比较少。总体来看，其运行效果主要为该制度的利与弊两方面。该制度运行弊端主要是道德风险问题和成本较高。Richard Wager和William Crelman（2004）从道德风险的角度分析了长期护理保险中的一些固有缺陷，认为长期护理机构本质上仍然是商业盈利性质，其追逐利润的本质将忽视被护理者的利益，而且其护理水平未必能够达到医学上的标准。此外，被护理者家属与护理机构之间信息不对称情况的存在，导致护理机构可以对对方进行欺骗，造成不必要的损失。Christopher M Murtaugh、Brenda C.Spillman和Mark J.Warshawsky（2001）对美国的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有效地将年金与长期护理保险两种产品糅合到一起开发一种新型保障产品，该种产品能够有效地降低成本。

该制度运行利好主要是提高了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减轻了家庭经济负担和增加了就业岗位。在日本该制度实施不到一年，护理保险在日本社会就获得了85%的民众支持率。由于被保险人都不同程度的承担了缴费义务，从而减轻了需护者及其亲属的经济负担，也提高了需护者的生活质量。同时日本中央财政节省资金达4万亿日元，老年人从普遍性的住院护理转移到社区和家庭护理，减少了新建福利设施的费用。另据日本有关资料统计，仅在2000年财政收入中有4.2亿日元就来自护理产业，并对日本以5%速度上升的失业率起到了缓解作用。

四、对我国的启示

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本质上是一种面向社会尤其是老年人医护需求的服务，欧美日等不同国家采取了不同性质的供给模式，不论是商业保险性质的还是社会保险性质的都取得了一定利好的社会效果，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是应对老龄化的一个积极的举措，中国应该考虑开设该项制度；但是中国是采取商业保险，还是社会保险，还是先商险后社险，笔者认为走社会保险的路线，主要原因是中国社会老龄化具有明显的未富先老的特点，加之年老人的护理依赖具有广发性的特点，因此走社会保险模式比较适合当前中国的情况。但是，由于医药费具有刚性上涨的特点，单靠社会保险难以做到资金的可持续性，因此建议将社会医疗保险的个人缴费部分按照一定比例划入商业保险领域，并通过竞标的方式交由资质优良的商业保险公司运作，通过这种模式设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

主要参考文献：

[1]戴卫东.国外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分析、评价及启示[J].人口与发展，2011.17.5.

[2]程永主编.21世纪的朝阳产业――老龄产业.北京：华龄出版社，2001.

[3]刘燕斌，赵永生.德日美以四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构架比较[J].中国医疗保险，201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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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肺功能；呼吸道合胞病毒；毛细支气管炎

毛细支气管炎是一种婴幼儿较常见的下呼吸道感染，主要由RSV引起，发生于2岁以下的小儿，多数在6个月以内。病变主要侵犯直径75～300 um的毛细支气管，造成毛细支气管腔狭窄甚至堵塞，出现呼气性呼吸困难、呼气相延长伴哮鸣[1]。本研究通过检测RSV毛细支气管炎患儿治疗前后潮气肺功能的动态变化，从而为临床治疗提供参考。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择我院2013年12月～2014年04月住我院儿内科的急性毛细支气管炎患儿128例，采用免疫荧光法检测128例患儿鼻咽部分泌物七项病毒抗原，其中48例仅呼吸道合胞病毒抗原阳性，将其作为研究对象，其中男29例，女19例，平均年龄6.48个月。临床以咳嗽、喘憋、呼吸困难、发热及双肺闻及呼气性喘鸣音为主要表现，X线检查见全肺不同程度的梗阻性肺气肿，可见支气管周围炎或有肺纹理增粗表现 。另选择20例同年龄组无呼吸道症状的同期儿外科住院患儿作为对照组，其中男13例，女7例，平均年龄8.5个月，无被动吸烟史、一级亲属无哮喘史、无影响心肺功能的先天性疾病史，且近1个月内无呼吸道感染史。

1.2方法

1.2.1 RSV检测 患儿入院第2 d，用鼻咽拭子送入患儿鼻腔5～8 cm处轻微转动，将留取标本的拭子装入特定试管内即刻送检，采用直接免疫荧光法检测RSV抗原，腺病毒抗原，流感病毒抗原A型，流感病毒抗原B型，副流感病毒抗原I型，副流感病毒抗原II型，副流感病毒抗原III型，试剂盒购自Diagnostic Hybrids，Inc.公司、荧光显微镜为德国LEICA DM500，由专业技师按说明书进行操作，仅RSV单独感染者作为研究对象。

1.2.2肺功能检测项目 患儿入院第2 d，首先清除患儿呼吸道分泌物，保持呼吸道通畅，在安静入睡后由专业人员应用德国GmbH厂商生产的肺功能测试仪检测潮气呼吸流速容量环及其各项参数指标，包括呼吸频率（RR）、公斤潮气量（VT/Kg）、达峰时间比（Tpef/Te）、达峰容积比（Vpef/VTex）、潮气量（VT）、吸气时间（Ti）、呼气时间（Tex）、吸气呼气时间比（Ti/Te）、潮气呼气峰流速（TPEF）、剩余25%潮气量时的呼气流速（TEF25%）、分钟通气量（MV），以RR、VT/Kg、Tpef/Te、Vpef/VTex、Ti/Te为主要观察指标。观察组于治疗后缓解期（7～10 d）再次复查肺功能。

1.3统计学方法 数据用（x±s）表示，组间比较用t检验，治疗前后比较用配对t检验，P

2结果

2.1结果48例RSV毛细支气管炎患儿均存在不同程度的肺功能减低，急性期与缓解期呼吸频率（RR）、反映小气道功能指标的达峰时间比（Tpef/Te）、达峰容积比（Vpef/VTex）及吸气呼气时间比（Ti/Te）检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3讨论

肺功能检测是一项非创伤性的诊断技术，不需受试者的理解和配合，不需特殊的呼吸动作，特别适合婴幼儿，可以很好地反映RSV毛细支气管炎时的肺功能改变。本文研究显示观察组急性期RR显著增快、VT/Kg下降，缓解期VT/Kg有增加， RR明显下降，说明VT/kg、RR可作为判断通气功能的临床敏感指标。急性期反映小气道功能指标的达峰时间比（Tpef/Te）、达峰容积比（Vpef/VTex）及吸呼比（Ti/Te）与正常对照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故肺功能是检测RSV毛细支气管炎患儿病程及预后的较理想方法，Tpef/Te、Vpef/VTex作为反映小气道阻力及流速变化的指标， 小气道阻塞越重，其比值越低，与吴冀川等研究报道相同[2]，可以用来判断RSV毛细支气管炎气道病变的程度、临床治疗效果及预后情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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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调查对象

本次调查共涉及北京市、烟台市、滨州市三个地区的6所医院的600名住院患者。问卷调查对象平均年龄为42岁，年龄区间15～85岁。工作涉及到农民、工人、教师、医生等不同领域。学历涉及小学、初中、高中、中专、大专、本科、硕士、博士等不同层次的文化程度。

1.2研究方法

分析运用信息不对称理论对个人医疗信息法律保护研究的文献资料，设计个人医疗信息法律保护调查问卷。问卷内容主要包括患者的基本信息、对个人医疗信息的法律保护的认识、个人医疗信息的法律保护方面遇到的问题及处理情况、需求及意见建议等。发放问卷进行调查，然后对回收的问卷进行核实计算，找出有效问卷。所有数据资料全部经过审核，没有错误或者遗漏项目的资料为合格资料，其余为不合格资料，对所有合格资料进行双轨录入，用EXCEL，SPSS17.0等统计软件进行统计描述，对部分变量进行R×C列联表χ2检验。

2结果及其分析

2.1被调查群体的特征

本次调查人群为北京市、烟台市、滨州市三个地区的6所医院的住院患者。发放问卷共计600份，收回600份，其中合格问卷582份，合格率97%。经统计，在600名被调查者中男性246人，占41%;女生354人，占59%。北京市200人，占33.3%;烟台市200人，占33.3%;滨州市200人，占33.3%。

2.2有关个人医疗信息保护的法律法规了解程度的分析

医院患者对个人医疗信息保护的法律法规了解比较欠缺。不同学历的患者，在信息了解程度上，总体存在随学历升高了解程度升高的趋势。所调查的了解情况，北京市两所医院总体上有13%的患者相当了解，27%的患者比较了解，46%的患者了解一点，14%完全不了解。烟台市两所医院总体上有7%的患者相当了解，23%的患者比较了解，39%的患者了解一点，31%完全不了解。滨州市两所医院总体上有5%的患者相当了解，19%的患者比较了解，37%的患者了解一点，39%完全不了解。由此可以看出，北京地区的患者对个人医疗信息保护的法律法规的了解程度比烟台地区的患者要高，滨州地区最低，这可能和各地被调查患者的整体文化水平和经济水平有关。

2.3对我国个人医疗信息法律保护现状的看法

结果显示:对个人医疗信息法律保护现状非常满意的患者占总数的5.15%，比较满意的占14.78%，一般满意的占23.71%;不太满意的占35.40%，不清楚的患者占总人数的20.96%。总起来讲，不满意、完全不清楚的患者占总数的56.36%，所以，患者对我国个人医疗信息法律保护现状并不是很满意，还需要采取相应的措施来改善。

2.4影响个人医疗信息法律保护的信息知晓情况的相关因素

2.4．1学历程度差异

根据统计数据，得出结果:P＜0.05，有统计学意义，可以认为不同学历人群对个人医疗信息法律保护的信息知晓情况是有差异的。小学及以下学历的患者对个人医疗信息的法律保护的的信息的知晓率为9.4%，初中学历患者的知晓率为20.5%，高中学历患者的知晓率为37.5%，本科学历患者的知晓率为29.8%，硕士学历患者的知晓率为63.0%，博士及以上患者的知晓率为75%。由此，我们大致可以认为个人医疗信息的法律保护的信息的知晓率随学历的升高而升高。个人医疗信息不对称问题受学历程度的影响。可见，教育对于解决个人医疗信息的法律保护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具有较大的影响。

2.4．2生活城镇差异

根据统计数据，得出结果:P＜0.05，有统计学意义，可以认为居住在城市、城镇、农村不同地区的患者对个人医疗信息法律保护的信息知晓情况是有差异的。生活在城市的患者对个人医疗信息的法律保护的的信息的知晓率为44.8%，生活在城镇的患者的知晓率为36.6%，生活在农村的患者的知晓率为23.5%。由此可知，生活在城市的患者对个人医疗信息的法律保护的信息的知晓率比生活在城镇的患者的知晓率要高，生活在城镇的患者的知晓率比生活在农村的知晓率要高。可见，发展经济对于解决个人医疗信息的法律保护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具有较大的影响。

2.4．3生活地区差异

根据统计数据，得出结果:P＜0.05，有统计学意义，可以认为北京、烟台、滨州三地的患者对个人医疗信息法律保护的信息知晓情况是有差异的。被调查的北京地区的患者对个人医疗信息的法律保护的的信息的知晓率为44.9%，烟台的患者的知晓率为33.0%，滨州的患者的知晓率为26.0%。由此可知，北京地区的被调查患者对个人医疗信息的法律保护的信息的知晓率比生活烟台地区被调查的患者的知晓率要高，烟台地区被调查的患者的知晓率比滨州被调查的患者的知晓率要高。

2.4．4职业差异

根据统计数据，得出结果:P＜0.05，有统计学意义，可以认为不同职业的患者对个人医疗信息法律保护的信息知晓情况是有差异的。农民对个人医疗信息的法律保护的的信息的知晓率为16.9%，学生的知晓率为39.5%，医生的知晓率为66.7%，教师的知晓率为41．7%，公务员的知晓率为42.9%，其他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知晓率为36.2%，自由职业就业人员的知晓率为22.0%。由此可知，被调差的人员中，医生对个人医疗信息的法律保护的信息的知晓率是最高的，医生相对于其他职业的从业人员对个人医疗信息的法律保护的相关信息还是比较了解的。

2.5对待个人医疗信息法律保护的态度

对待个人医疗信息法律保护完全没意识的患者占总数的8.93%，不太注意的占28.52%，一般注意的占33.68%;比较注意的占18.90%，非常注意的患者占总人数的9.97%。分析数据可以得出，大家对待个人医疗信息的法律保护的意识还不是很强烈，对于个人医疗信息的泄露，患者个人也有责任。所以，个人也应该加强个人医疗信息的法律保护的意识。

3个人医疗信息不对称问题的原因分析

3.1个人医疗信息不对称产生的直接原因

统计分析显示有37.45%患者平时不会太注意个人医疗信息的法律保护，个人医疗信息的法律保护不对称产生的直接原因主要是患者对于医疗信息保护的忽略。然而，患者不主动了解个人医疗信息保护方面的法律，对于这方面的宣传工作也不会主动参与，遇到医患关系问题，采取不正当的行为解决。因此很难获得较为准确、丰富的信息，造成信息不对称问题［3－4］。日常生活中会被动的接受这方面的相关信息，但了解的比较零散，完全没有针对性。遇到个人医疗信息泄露后，不知道采取哪些合理的措施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就是这种不主动的行为，影响了个人医疗信息的法律保护进程，引起了个人医疗信息的法律保护过程中多方信息不对称状况。

3.2个人医疗信息不对称产生的间接原因

第一，个人医疗信息法律保护的机制不健全，没有专门的法律保护机构［5］;第二，医护人员管理不规范，很多医生也不完全了解个人医疗信息保护方面相关法律。此外，医学人员在信息素养方面存在不足，有关专家的调查结果显示“医学人员遵守信息道德性不够”占11.76%［6］;第三，不了解个人医疗信息的法律保护的法律政策，法律法规的宣传途径不广、力度不够，也导致了信息不对称问题;第四，没有明确的投诉、赔偿机制，由于缺少专门的投诉机制，患者很难维护自己的权利，遇到侵权行为，就会采取不当的行为维权。周而复始，就会导致个人医疗信息法律保护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4个人医疗信息法律保护的应对策略

4.1个人医疗信息主体应采取相应的措施

首先，个人医疗信息主体作为个人医疗信息的“发源地”，要从源头上做好防范工作，树立个人信息安全意识，采取自我保护的安全措施［7］。统计表明，仅有28.87%的患者注意个人医疗信息的法律保护，仍有大部分的患者没有意识到对个人医疗信息法律保护的重要性;其次，患者应与医生积极交流。调查显示，医生较之其他职业的人员对个人医疗信息的法律保护的信息的知晓率是最高的，个人在与医生的交流过程中会无形增强保护医疗信息的意识。最后，个人应加强了解医疗信息法律保护的相关知识。

4.2医院应该制定完善的法律保护机制

医疗事业具有专业性和特殊性，所以普通患者比较少能够完全理解与认识一个医疗行为。患者想要对个人医疗信息的法律保护有比较全面、准确的理解，必须要有医护人员的相应说明［8］。为了使患者能够在医护人员说明的基础上作出理智决定，医务工作者在履行告知义务的时侯应当尽到相应的注意义务。我们认为，医院应制定相应的制度，施行奖惩并行的绩效考核办法。同时也需要制定对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的监督机制，以确保其合理有效的实施其职权，为保障患者和医务人员的权利发挥指导和监督的作用。从而解决个人医疗信息的法律保护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调查的患者中有43%的患者认为我国个人医疗信息的法律保护出现信息不对称情况的原因有医护人员管理不规范，所以目前的医院在落实患者的权利方面还是有待于提高的。

4.3政府和其他相关社会机构应该通力合作

4．3.1促进经济发展，缩减区域知晓差异

目前，医疗纠纷急剧增多，媒体也频频曝光，有关医疗方面的投诉已经成为社会热点［9］。在这些纠纷中，患者的个人医疗信息权未得到充分的保护。上述分析表明，区域差异对个人医疗信息法律保护的影响比较明显，其中北京地区患者对其的了解情况明显比烟台和滨州地区程度高，这说明了地区的经济情况和文化程度对个人医疗信息的法律保护的影响比较大。因此，我国应该加快经济发展，并加大媒体的宣传力度，缩减区域差异，同时也缩短不同地区之间上层建筑的差距。

4.3．2建立健全个人医疗信息的法律保护方面的相关法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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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医疗机构；传染病预防管理水平；主要对策

传染病一般是指由多种病原体引发的能在人类或动物之间相互传播的一类疾病，具有传染性、流行性和免疫性等基本特点，可以通过消化道、呼吸道等途径传播，是危害人类身体健康的一种常见疾病[1]。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传染病的危害性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在预防和控制传染病的过程中，医疗机构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针对医疗机构在传染病预防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希望能对医疗机构的传染病预防管理工作起到一定的借鉴意义。

1 医疗机构传染病预防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1.1 管理机构不健全，管理制度有待完善

很多医疗机构尚未设立传染病防治管理组织机构，也没有独立的感染管理科，传染病的预防管理存在混乱的现象。有的医疗机构如综合医院虽然设立了专门的传染病管理机构，但由于职责不明确、分工不清、医护人员素质不高等原因，使日常化管理不符合传染病防止工作的要求，传染病管理机构不能发挥其应有的防治作用。很多医疗机构设置的传染病预防管理部门和预防制度，仅仅是为了应付上级卫生行政部门的检查，制定的传染病预防管理制度缺乏可行性与可操作性，不能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符合医疗机构自身情况的管理制度，出现无章可循、有法不依的情况。此外，很多医疗机构缺乏科学化的质量评价体系和激励机制，不能充分调动医护人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限制了医疗机构传染病预防管理水平的提高。

1.2 医护人员对传染病的认识不足，自我保护意识不强

很多传染病患者在就诊之前就已经是传染病的携带者，具有很强的传染性。很多医护人员对于传染病的认识不足，再加上自我保护意识不强，在接诊患者时没有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将自己完全暴露在患者面前，导致自己也被感染。如果医护人员成为传染病的感染源，就可能将疾病传染给其他患者，一旦患者带出医院就可能导致传染病的大规模传播。可见，医护人员如果不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对自己和社会都会造成严重的危害。

1.3 诊治布局不合理，医疗救治水平不高

目前，很多医疗机构由于专业技术和资金等方面的原因，出现诊治布局不合理、医疗水平不高等现象，降低了医疗机构的传染病预防管理水平。很多医疗机构在传染病预防管理中存在着以下现象：独立的传染科未设置；传染病门诊与其他门诊的设置区分不清；没有在相对独立的位置设置隔离病房；对污染区、半清洁区和清洁区未加详细区分等，使医疗机构存在着很大的传染隐患，降低了医疗机构的救治水平[2]。

2 提高医疗机构传染病预防管理水平的主要对策

2.1 强化传染病管理规范及制度建设

针对现阶段医疗机构在传染病预防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医疗机构要加强体制与机制建设，使传染病管理相关方面的法律法规得到有效贯彻与执行，并结合医疗机构的实际情况，制定传染病管理制度，如疫情报告流程、传染病管理规范、传染病培训制度、门诊日志登记制度等管理制度，使医疗机构的传染病预防管理工作有法可依，坚持以制度管人的原则，做好传染病预防管理工作。

2.2 重视传染病的预防管理工作

现阶段，我国很多医疗机构在传染病的预防和管理工作中存在着很多问题，有可能会造成大规模传染病的爆发与流行，对人们的身体健康乃至生命安全造成极大的威胁。因此，相关医疗机构要高度重视传染病的预防管理工作，构建完善的医疗机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改进医疗机构的传染病预防管理。要加大资金和技术投入力度，依法对传染病的防治工作进行监督，使传染病预防管理工作相关的法律法规取得实效。要加强对医护人员的宣传与培训，使传染病预防管理人员能够掌握扎实的专业技术，自觉主动地做好传染病的日常预防管理工作，增强他们的法律意识与法制观念，并积极探索医疗机构传染病预防管理的科学模式。

2.3 加强传染病预防管理的执行力度

针对医疗机构在传染病预防管理中的常见问题，要组织相关人员进行总结、讨论并逐条更改，要重点整改疫情报告的迟报与漏报、传染病患者的收治、门诊日记管理、医院感染控制、传染病诊治场所的布局、门诊预检分诊等重要环节，做到早诊断、早治疗、早隔离、早报告。此外，要构建一套医疗机构传染病管理评价标准，制定具体的传染病预防管理工作流程。要建立传染病预防管理的激励机制，以有效的奖惩措施，坚持预防管理与效果评价相结合，提高相关人员的积极性与主动性，不断提高管理质量与水平。

2.4 重视医疗机构防治义务履行和权益保护

按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和《传染病防治法》的相关规定，医疗机构具有传染病医疗救治的法定义务。在传染病爆发与流行的情况下，医务人员要接受行政调遣与征用。在诊疗过程中，要重视保护传染病患者的隐私权，对一些危害较大的传染病，医疗机构有权采取《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强制治疗措施[3]。医疗机构要设立重点传染病医疗机构救治专项资金，并开设重大传染病医疗救治费用保险，建立追讨传染病医疗救治欠费的司法机制。此外，医疗机构和医护人员在被行政调遣与征用的同时，也享有获得合理补偿、健康保护等权利。

3 讨论

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传染病一旦流行，将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医疗机构作为传染病预防与管理的主力，担负着预防和控制疾病、救治患者、报告疫情等多重任务，在传染病预防管理工作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医疗机构要高度重视传染病的预防管理工作，构建科学的传染病预防管理新模式，提高传染病预防管理水平。

参考文献：

[1] 邹培明.浅谈当前传染病疾病控制的难点及对策[J].健康必读（中旬刊），2012，11（15）：5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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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采取自愿的原则

在新医疗改革当中，大学生医疗保险采取自愿的原则，大学生自愿选择是否参与到医疗保险中。而能够参与大学生医疗保险的学生范围是比较广的，例如全日制的高校学生、研究生等。这样的规定在很大程度上扩宽了大学生就医的选择，也可以为大学生提供良好的就医环境。

(二)大学生医疗水平有了一定的保证

按照规定，大学生医疗保险由大学生所在学校的城镇医疗保险机构进行管理，相关的保障制度也遵照当地管理机构的规定，提高了大学生医疗保险的水平，这也能够鼓励更多的学生参与到大学生医疗保险中来，保护自己的身体健康。

(三)大学生医疗费用有了很大的优惠

大学生医疗保险的费用标准也充分考虑了大学生的特点，除了大学生自身需要缴纳一定的费用外，政府会在这方面给予很大的补助。除此之外，有些院校也会给予学生一定的帮助，从而减轻学生的负担。而对于家庭条件比较困难的大学生来说，国家和政府也是特别重视的，通过各种有效的方式来资助大学生医疗保险中需要个人支付的部分，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这些学生的经济负担。由此可见，大学生医疗保险制度正趋于逐渐完善的过程，在相关规定上也是比较富有人性化的，能够尽可能地帮助大学生就医，关注大学生的日常生活。

二、“新医改”背景下大学生医疗保险存在的问题

(一)政府的宣传工作不够到位，大学生对医疗保险没有充分地认识通过对某院校大学生进行随机抽样，选取了100名学生，就是否了解大学生医疗保险的知识进行调查(表1)调查结果显示，对于大学生医疗保险完全了解的学生只有5%，这是一个相当低的比重，因此也可以反映出大多数学生是不了解大学生医疗保险的。面对这个现状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其中的原因:其一就是政府的宣传力度不够。通过新医改可以了解到政府是比较关心大学生医疗保险的，但是却没有对此进行具体的宣传，大学生医疗保险的对象是学生，宣传的不到位使很多学生都不了解大学生医疗保险。其二则是大学生没有主动了解这方面的信息。很多学生都是只知道大学生医疗保险的存在，而不了解具体的情况，并且很多人没有积极去了解，觉得对自己没有多大的用处，这也是大学生中普遍存在的问题。

(二)医疗保险对大学生的保障与实际需求之间的差异大学生的年龄大多在18－25岁这个范围内，这个时期大学生的身体状况是比较好的，因而所花费的治疗费用也比较少(表2)。现有的大学生医疗保障制度中，只限于对大学生大病的医疗补助，而那些小病是不在补助范围之内的。但是通过调查我们发现，大学生的身体状况都比较好，偶尔生病也是一些小问题，而这样也使得大学生在治病上所花的费用比较少，这样的情况使得大学生医疗保险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而长期治疗费用的累积对大学生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费用，对于比较困难的学生来讲更是很大的负担，因此大学生医疗保障制度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大学生的医疗问题。

(三)我国医疗保险基金的压力不断增大近几年实行的医疗保险改革增大了政府对医疗保险事业的投入，但是我国是人口众多的国家，所需医疗费用也是非常庞大的。而政府投入的基金也有一定限制，更多是来自于社会各界的缴费，这样很难维持医疗保险基金的正常运行。我国大学生人数每年在逐渐递增，本来已经面临很大困难的医疗保险基金需要承受更大的压力，大学生的基本权益也无法得到保护。

三、“新医改”背景下对大学生医疗保险工作的建议

(一)由自愿参加原则转变为强制性原则

我国的医疗保险制度相对于国外来说是有一定差距的，国外很多国家为了给人们提供更好的帮助，早已采取强制性原则。而大学生作为我国的特殊群体，在医疗方面应该得到更切合实际的保护。鉴于大学生对医疗保险不了解，参保意识比较薄弱，应该强制性要求学生参与到大学生医疗保险中，加强学生对医疗保险的了解，保证医疗保险制度的公平性，保护更多大学生的权益。

(二)提高各高等院校校医院的医疗水平在各高等院校中，学生们往往会选择在校医院进行治疗，但是现在校医院普遍存在的问题就是治疗水平较低。首先是要优化校医院的医疗服务，关注学生的身体健康，使学生能够得到更好地治疗;其次是可以联合其他院校进行改革，汲取各院校的优势进行合并，不仅有利于提高校医院的医疗水平，也给学生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最后校医院要根据学生的就医情况来进行调整，校医院的主要服务对象是学生，从调查结果得知大学生患的病主要是小病，校医院就要针对这种情况优化治疗，与大学生医疗保险联系起来，解决大学生小病得不到补助的问题。

(三)充分发挥政府的职责，加大对医疗保险事业的宣传、投入和保障首先政府要加大对大学生医疗保险制度的宣传力度，让学生更加了解这方面的信息，也更加注重自己的身体健康，发展大学生医疗保险事业;其次就是加大对医疗基金的投入，面对我国医疗基金出现的问题，政府应该将大学生医疗保险基金与城镇医疗保险基金进行划分，给予大学生更多地支持;最后在新医改的条件下，对大学生的医疗保障范围做出相应调整，对普通的小病也给予一定补助，缓解大学生医疗费用的部分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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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　精神病人　被害人　犯罪　保护

精神障碍，是指由各种原因引起的感知、情感和思维等精神活动的紊乱或者异常，导致患者明显的心理痛苦或者社会适应等功能损害。豍患有精神障碍的人，即为精神病人。精神病人问题是中国进入21世纪一个亟需解决的突出问题，特别是犯罪后的精神病人及其被害人的保护问题。根据我国现行法律制度，不论是精神病人还是被害人的合法权益都难以得到有效的救济，因而国家应当设置和完善相应的制度，开辟“绿色通道”，保护精神病人和被害人的合法权益。

一、保护犯罪后的精神病人的法理分析

精神病人是五类残疾人中最为弱势的群体，其权利是人权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而人权是每一个人作为人应该享有的权利。保障人权，最关键的是要保障在社会上处于弱势地位的群体的权利。1971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精神发育迟滞者权利宣言》。该宣言指出，精神发育迟滞者所享有的权利，在最大可能范围内，与其他人相同。因犯罪被起诉时，应考虑其智力障碍因素，依法定程序处理。精神发育迟滞者因有智力障碍而不能明确行使各项权利或对其权利加以限制或剥夺时，必须有适当的法律保障。1989年世界精神卫生联盟(The World Federation for Mental Health)在埃及发表的《卢克索尔人权宣言》也表明，精神病人享有与其他公民同等的基本权利。《保护精神病患者和改善精神保健的原则》《残疾人权利宣言》《保护所有遭受任何形式拘留或监禁的人的原则》等公约指出，每个精神病人有权在最少受限制的环境中得到最少受约束和最少侵害性的适合其健康和安全需要的治疗，并且有权获得物质帮助。可见，对精神病人人权的保护已经成为国际人权保护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精神病人缺乏主观罪责性，明显区别于正常人犯罪，并且也不具有享受一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的能力。因此，精神病人犯罪后更需要保护，这是保障人权的要求和法治社会的重要体现。

另一方面，对精神病犯罪人的保护，最终也有利于保护好正常人的合法权益，使正常人免于精神病人的侵害，免于被精神病人。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成为精神病人，怎样对待精神病人，就是怎样对待自己。精神病人与正常人的命运同在。

二、我国现有保护精神病犯罪人及其被害人的制度

（一）现有保护精神病犯罪人的制度

1．刑事免责制度

精神病人刑事免责制度，是指精神病人由于缺乏刑事责任能力，对社会造成的危害，免除其刑事责任的制度。刑事免责制度是保护犯罪后的精神病人的基本制度，对保护精神病人的合法权益有着重要的意义。我国《刑法》第十八条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责令他的家属或者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在必要的时候，由政府强制医疗。间歇性的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的时候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2．精神病人管制制度

精神病人管制制度是关于精神病人管制主体、管制手段、管制程序等的法律制度。豎部分精神病人对自己行为后果的判断能力有限，不具有正常人的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为防止精神病人闹事，需要对该部分精神病人实施恰当的管制。我国刑法、行政处罚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均规定，精神病人有违法或者犯罪的，由监护人严加看管，必要时由政府强制医疗。

3．强制医疗制度

强制医疗是管制制度的一种最有力的手段，是指对患有精神疾病由此而成为无刑事责任能力或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人所适用的旨在隔离排害和强制医疗的刑事实体措施。它不仅有利于精神病人的健康恢复、保障其合法权益，而且还能防止疾病传播、预防犯罪，维护公共利益。我国《刑法》第十八条和《刑事诉讼法》第四章分别从实体和程序方面对这一制度予以确认。强制医疗制度是保护精神病犯罪人的核心，是预防精神病人犯罪的根本。

4．获得法律帮助

众所周知，精神病人是社会的弱势群体之一，需要借助自身以外的条件来维护其合法权益。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六条规定，被申请人或者被告人没有委托诉讼人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帮助。

（二）现有保护被害人的制度

1．获得经济赔偿

犯罪人对被害人的赔偿，即刑事损害赔偿，是保护被害人权利的一项最重要的制度。被害人因犯罪行为受到损害，都应当获得相应赔偿。我国《刑法》第三十六条和《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九条均作了相应的规定。《刑法》第三十六条是关于刑事损害赔偿的原则性规定：“由于犯罪行为而使被害人遭受经济损失的，对犯罪分子除依法给予刑事处罚外，并应根据实际情况判处赔偿经济损失。”

2．获得国家补偿

2009年3月，中央政法委、最高检、财政部等八个相关部门联合下发《关于开展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的若干意见》，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初步展开。部分地区已经得到落实，如2010年《宁夏回族自治区刑事被害人困难救助条例》与《山东省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实施办法（试行）》开始施行。

3．获得法律援助

法律援助是由政府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组织法律援助人员，为经济困难或特殊案件的人给予无偿提供法律服务的一项法律保障制度。我国《法律援助条例》第十一条规定，公诉案件中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人或者近亲属，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人的，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

三、现存制度难以保护精神病犯罪人及其被害人的权益

（一）精神病犯罪人的权益难以保障

1．监护人管制不能

依照法律规定，精神病人的近亲属或者监护人是精神病人的主要管制主体，承担精神病人管制责任。但法律没有考虑到近亲属或者监护人的管制能力，也未规定监护人管制精神病人的手段和监护人不履行管制义务的救济途径。

第一，经济贫困，医疗不能。刑法责令家属或者监护人对精神病人进行医疗，无疑加重了家属或者监护人的负担。众所周知，精神病人的治愈率很低，而且伴随巨额治疗费用，很多精神病人家庭几乎无力为病人治疗，精神病人的权益无法得到实质性的保障。

第二，自身难保，看管不能。精神病人犯罪具有不确定性和暴力性，家属或者监护人同样惧怕精神病人，法律要求其看管，无疑是把他们置于危险之地，如将一颗炸弹安放在家属或者监护人身边。一个医疗体系比较健全的医院有时都难以看管精神病人，更何况不具有专业知识的家属或者监护人？如果责令监护人看管和医疗，那么谁愿意做监护人，谁敢做监护人？如果没有人愿意做监护人，又缺乏相应的保障制度，则精神病人只有流落街头，不仅无法保护精神病人，而且更加重了精神病人对社会的危害性。

第三，其他组织没有尽到监护职责。在我国，不论是农村还是城市，到处可见精神病人的身影，他们流落街头，无人监护，相关组织缺位现象严重，没有尽到看管职责，导致精神病人频繁实施侵害他人的行为。

第四，部分监护人为防止精神病犯罪人再次肇事，常常将其关锁家中或者捆绑手脚，农村还将其关在牛棚、猪圈或者铁笼里，严重侵害了精神病人的合法权益。

2．强制医疗存在瑕疵

我国刑法规定在必要的时候对精神病人实行强制医疗，刑事诉讼法也对此作了比较完善的程序性规定，但是，这样的规定仍然有些许瑕疵。首先，没有明确精神病人的强制收治机构和费用承担。虽然我国《精神卫生法》（草案）对精神病人的治疗作出了比较详尽明确的规定，但是对精神病人的一般治疗，不同于刑法中的强制医疗。强制医疗是对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犯罪人的一种限制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对精神病人的一般治疗，不要求其犯罪，也不限制其人身自由，二者存在本质的区别。其次，强制医疗的主体仅限于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没有对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是否也应当进行治疗，没有作明确规定。如果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不能得到有效治疗，那么其在服刑期间和刑满释放后，再犯的可能性比较大，人身危害性仍然没有消除，使其预防犯罪的目的不能实现。再次，我国的精神病医疗资源短缺，难以保障其治疗。全国约1亿的精神病人中，仅有30%的病人得到治疗。根据卫生部《2009年中国卫生统计年鉴》统计，2008年全国只有精神病院598家。

（二）被害人的权益难以保障

1．被害人难以从犯罪人处获得相应赔偿

被害人获赔的范围比较狭窄，仅限于经济赔偿。精神病人犯罪，往往给被害人造成巨大的精神损害，这种精神损害在短时间内难以恢复。根据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被害人无权主张精神损害赔偿。

精神病人家庭经济困难，被害人获得的刑事赔偿难以得到执行。精神病人犯罪具有暴力性和不确定性，往往对被害人的人身攻击性很强，毁坏公私财物巨大。对于精神病人家庭来说，负担精神病人的生活、治疗等就是很大的负担，更没有经济能力去为精神病人的违法犯罪买单。显然，不管是被害人的人身伤害，还是财产损害，都很难获得相应的赔偿，单一依靠监护人赔偿是不现实的，法院的判决书也只是一张“空头支票”，无法兑现。

不仅如此，我国法律还规定，监护人尽到了监护责任的，可以适当减轻其民事责任；单位担任监护人的，不负民事责任。

据笔者调查，约有80%的被害人没有从精神病犯罪人那里获得相应的赔偿，被害人只好自认倒霉，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俗话说“软的怕硬的，硬的怕不要命的，不要命的怕有精神病的”。可见，在现实生活中遭遇精神病人暴力侵犯后无助的现状，使许多人颇为无奈。

2．部分精神病犯罪人不负刑事责任，被害人难以接受

我国刑法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更让被害人接受不了的是，犯罪人本应当受到处罚，却没有处罚。根据我国刑法规定，另外两类限制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犯罪，依法本应当受到刑罚处罚。但我国《看守所条例》规定，患有精神病的不予收押。于是实践中，对于有罪的精神病人，在客观上造成了“抓了放，放了抓”的执法怪圈。豏这样，就使被害人的心理不仅得不到慰藉，反而再一次受到了伤害。

有损害即有赔偿。被害人因犯罪行为受到损害，都应当获得相应赔偿。犯罪人也应当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承担不利后果。正如英国达雷尔所说：“犯罪总是以惩罚相补偿，只有处罚才能使犯罪得到偿还”。我国《刑法》第三十六条和《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九条也作了相应的规定。作为被害人所期望的是犯罪分子既要承担刑事责任，又要自己获得相应的损害赔偿。然而，患有精神障碍的犯罪分子在承担刑事责任上已经大打折扣，无法完全达到被害人的期望值，加上被害人难以从中获得实质的民事赔偿，被害人成了再次被害人。无救济，即无权利。对被害人如此不公，无疑损害了法律的威严，给社会的稳定性带来巨大挑战。

3．社会救助缺位

许多西方国家已经建立了被害人社会服务机构，如英、美就建立了针对被害人的社会保险制度，心理咨询机构等。但我国目前还没有针对被害人的社会服务机构，被害人的合法权益，还没有引起社会的足够重视。

四、建立健全精神病犯罪人及其被害人保护体系

对待精神病犯罪人的核心就是要加强管理和治疗，建立比较完善的管理、治疗体系。

（一）加大物质帮助力度

加大物质帮助力度，并不是说精神病人犯罪后会获得物质帮助，而是只有国家、社会和家庭加大对精神病人的物质帮助力度，才能够有利于对犯罪后的精神病人进行有效的管理和治疗，从而更好的预防犯罪和保护精神病人的权益。国家财政投入是保护精神病人最有力的举措，只有加大了财政投入力度，精神病医院等公共资源才更好的发挥作用，精神病家庭才治得起病，也才具有对被害人的赔偿能力。国家要重点加大精神病医院建设，搞好精神病防治、康复工作和社区卫生服务。民政部门首先应当与有关部门及时将其纳入最低生活保障。其次，对农村以及城市中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民政部门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予以供养、救济。

社会方面要发挥各社会组织的职能。进一步做好资助精神病人家庭参加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以及医疗救助工作。残联应当拿出部分资金，专项用于精神病人。医疗保险机构应将精神病人作为特殊群体，提高医疗报销比例，减轻精神病人家庭负担。各企事业单位应当为具有劳动能力的精神病人提供合适的岗位，同工同酬，为精神病人“开源”，增加收入。

亲属不仅仅要尽其监护职责，不侵犯精神病人财产，而且应当尽己所能，在日常生活中鼓励和支持精神病人。

（二）完善精神病犯罪人管制制度

首先，应当重新界定看管精神病人的主体。看管犯罪后的精神病人是一个比较重大的责任，仅仅依靠近亲属或者监护人是不现实的，因此要拓宽其主体范围，应当把社区和精神病医院纳入其主体范围。其次，应当明确管制的程序和方法，禁止监护人或者其他主体运用不正当程序和手段侵犯精神病犯罪人的合法权益。

（三）加强对精神病犯罪人的治疗

精神病人犯罪后的最好归宿是医院，而不是监狱。监狱是不可能改造好精神病人，也不可能达到预防犯罪的目的。对精神病人的治疗应贯穿于对精神病人保护的始终，在其犯罪后仍要加强治疗。既要加强对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治疗，又要加强对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治疗。这种治疗限制其一定人生自由，具有惩罚和保护的双重属性。

（四）刑事获赔，保护被害人

有损害即有赔偿。我国法律规定，精神病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民事责任，监护人尽了监护责任的，可以适当减轻他的民事责任；有财产的精神病人造成他人损害的，从本人财产中支付赔偿费用，不足部分，由监护人适当赔偿。因而，被害人是有权从犯罪人及其监护人处获得赔偿。

（五）建立社会救助体系

首先，建立精神病人犯罪财产保险制度。其含义是保险人对精神病人在保险期间犯罪造成被害人财产损害，给以一定比例赔偿的制度。被害人的财产只要遭到精神病人的巨大损害，被害人就可以通过一定程序向保险公司索赔，被害人为恶意的除外。

其次，建立被害人人身损害医疗基金。被害人遭到精神病人人身损害需要及时就医的，所付费用可以由医疗基金垫付。这有利于被害人及时治疗，保障其合法权益。目前，广东省已经有“红十字社会急救医疗救助”，并颁布了《广州市红十字社会急救医疗救助专项资金使用和管理暂行办法》。

再次，建立被害人心理服务机构。被害人遭到精神病人犯罪行为侵害后，特别是受到人身伤害后，正常的心理受到强烈的刺激，易产生恐惧心理，所受到的精神伤害比一般的民事侵权行为更为严重。因此，在社区建立心理服务机构，对被害人进行心理辅导意义重大。

（六）建立健全国家补偿制度

刑事损害赔偿和犯罪被害补偿虽是两种不同的制度，但却是保护被害人权益的两条不可缺少的防线。刑事损害赔偿是第一道防线，被害人补偿制度是第二道防线。当第一道防线无法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时，就应当启用第二道防线。所谓犯罪被害补偿制度，是指刑事被害人或其家属不能从犯罪人处获得实际赔偿时，由国家依照一定的条件和程序对被害人或其家属予以补偿的制度。豑2009年，中央政法委联合有关部门《关于开展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的若干意见》。可以看到，我国刑事被害人补偿制度初步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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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新出台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既让医务人员看到了我国相关法规走向健全的一面,同时也给医疗机构尽快规范医疗行为,规避医疗风险拉开了“倒计时”。法律本身对医护、对患者都是要保护其合法权益[1],从既要保护病人权益,又要保护医护人员的自身利益出发,医护人员都应主动学好法,用好法。在急诊护理工作中,存在着一些高风险的护理行为,我们曾遇到在给一名危重病人吸痰时引起反射性呼吸停止而发生纠纷的事例,原因是我们的护士在操作前未向家属解释吸痰的必要性,操作中可能出现的问题,也就是未讲明吸痰中存在着风险因素。针对这一事例,我们举一反三,将与急诊护理行为有关的高风险操作项目通过识别、评价制订出相应的风险管理措施应运于护理管理中,将每项所要进行的护理操作的目的、风险因素告知病人及家属,这样做不但可以取得病人及家属的理解,达到了配合的目的,同时也满足了病人及家属知情权的需求,最终的目的是降低了纠纷和投诉的发生率。

2实施风险管理的具体做法

2.1急诊护理操作中风险识别和风险评价

风险识别是风险管理的第一步,其主要任务是分析、识别急诊护理操作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风险事件。我们将近年来在急诊护理操作中易发生投诉、纠纷的主要项目进行了调查分析,掌握可能发生风险事件的信息,并对其可能产生的后果进行评价。如:吸痰护理操作中发生意外、易导致投诉或纠纷的发生的后果。诸如此类高风险的护理操作都可能通过风险识别和评价将筛出后进行针对性的风险处理。

2.2制订风险管理制度

风险处理是风险管理的核心内容,而最重要的是风险预防,即采取积极措施预防风险事件的发生。在运用风险识别

和风险评价对急诊护理操作中易发生纠纷,投诉的主要项目调查分析后,制订出每项操作过程中要遵守的制度和采取的措施。目前已在执行的制度有:褥疮预防告知,防各种意外告知,吸痰告知,输注刺激性药物告知,防自杀病人再自杀告知,约束病人告知等项制度。风险管理制度中的每一个项目都涵盖了3个基本内容:操作的目的,操作过程中可能发生的问题和注意事项。

2.3组织学习风险管理制度

风险管理制度制订后,首先要做好思想动员工作,教育全体护士提高对执行风险管理制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的认识,使大家统一思想。在此基础上再组织认真学习各项风险管理制度的内容,采取自学和早提问相结合的方式,在学习一段时间后,以考核的形式验收,做到人人熟练掌握风险管理制度中的所有内容,为更好的在工作中落实各项制度打下良好的基础。

2.4督导检查制度落实情况

要使风险管理制度贯穿于急诊工作的各个环节过程中,就需要每一个班次,每一位护士认真的落实在工作中。护士长严格的督导检查是保证制度落实的关键环节。鉴于急诊工作抢救频繁,工作随机性强、时间性强的特点,除要求护士长每日跟班检查督导外,在双休日、节假日、晚夜间这些薄弱的时间段,也是急诊病人就诊的高峰时段,坚持护士长和组长值班制把关检查制度的执行情况,对于工作中执行不到位的现象及时指出整改,在每月一次的护士工作例会上讲评并与奖惩挂钩。

3效果和体会

我院急诊护理操作中实施风险管理1年多来,取得了护士、病人双互利的效果,护士风险意识有了明显的提高,自我保护意识也增强了。而病人在获得护士传授的风险管理的知识后,对操作中可能出现的问题有了事先了解。例如,以往护士给病人吸痰时,有时吸痰管中带有一点血丝,常引起家属的不满甚至投诉。风险管理实施后,护士在每次吸痰前有告知意识,主动告知家属吸痰中可能出现的问题以及处理的措施,通过告知解释,很快得到家属的理解和配合,急诊护理投诉和纠纷从2000年前年均发生10起,降为年均2起,同时医疗秩序也得到了改善,提高了急诊的护理工作质量。急诊工作在多次接受上海市明查暗访中均得到好评。

4讨论

4.1实施风险管理的现实意义

风险管理是一种专门的管理经营方法,其基本的内容是通过识别、评价及处理服务或经营项目中可能出现的风险事件,以减少或避免机构或部门的经济损失[2]。美国杜克大学对医疗风险的定义是“遭受损失的可能性”,这种损失可以是对病人的伤害,也可以是医疗为此付出索赔的代价,甚至影响到医院丢失市场份额。医疗风险管理的职责就是将风险化解到最小。风险管理在国外许多大医院应用研究得较早,而且已建立了完整的医疗风险管理机制,可以有效规避医疗事故、医疗纠纷的发生。我国医院及医护人员风险意识还不强,对医疗纠纷事先缺乏针对性措施,一旦发生纠纷难以拿出有力的法律证据,以致许多正常的医疗缺陷成为医疗纠纷的起因。因此,全面实施风险管理措施势在必行。《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实施是一个很好的契机,也将促使我国医院尽快更新观念,建立完整的风险管理机制,以保证病人安全,减少医疗纠纷。

4.2实施风险管理,变“家长制”模式为“理解配合”型模式

在急诊的医疗护理活动中,存在着许多已知和未知的高风险因素。如何将高风险因素降至最低限度,光靠医护人员努力还不够的,还需要病人和家属的配合才能达到。长期以来,护士在进行护理操作中是以病人服从护士为主的“家长制”模式,如需要给病人吸痰,输注化疗药物等项操作时,护士更多的是解释治疗的目的,很少给病人及家属告示所做操作可能出现的问题具有风险性,以及解释需配合的方法等,往往由于家属和病人不理解操作中出现的问而引起纠纷或投诉。国际公认的“医疗风险,无处不在”,护理人员在急诊护理操作中也承担了较大的法律责任,在医疗法律、法规逐渐完善的今天,医护人员有告知病人实情,尊重病人意愿的义务,病人及家属有知道各项护理操作内容及可能出现问题和承担风险的权力。风险管理强调的是将护理操作中的高风险因素在护士和病人间透明化,变“家长制”模式为“理解配合”型模式,受益的不仅是病人还有医护人员,达到了双方互利的目的。

4.3护士在执行风险管理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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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知情权 医疗纠纷 法律保护

    患者的知情权与隐私权是医患关系中的两项重要的基本权利。不过,在医疗过程中,患者知情权与隐私权的行使却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着困难和冲突。事实上,权利与权利的冲突不仅是司法实践中法官们所遇到的难题,同时,它也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

    一、知情权概述

    (一)知情权是什么

    知情权(right to know)又称为了解权或知悉权。就广义而言,是指寻求、接受和传递信息的自由,是从官方或非官方获知有关情况的权利;就狭义而言则仅指知悉官方有关情况的权利。知情权的法律根据是宪法,也就是说,知情权是公民的宪法性权利。首先在宪法中明确规定这一权利的则是1949年实施的联邦德国基本法,该法第5条中规定,人人享有以语言、文字和图画自由发表、传播其言论的权利并无阻碍地依通常途径了解信息的权利。一般情况下,患者的知情权主要包括真实病情了解权、治疗措施和治疗方案知悉权、医疗风险知情权、医疗费用知晓权等,确立和保护患者的知情权是诚实信用原则在医疗关系中的体现,是患者“有效承诺”的前提,有利于患者主体地位的确立,也有利于规范医患双方的关系。

    (二)患者享有哪些知情权

    那么,患者享有哪些知情权?笔者归纳出以下几点:1,基本信息了解权;我国相关法律规定:患者有权知道自己的病情、诊断、治疗情况;2,医疗风险知情权;患者有权知道医师拟定给自己实施的手术、特殊检查、特殊治疗的适应症、禁忌症、并发症、疗效、危险性、可能发生的其它情况;3,治疗措施和治疗方案的知悉权和选择权;患者有权同意或者拒绝进行医师拟定的检查、治疗方案,在有多种治疗器械或多个治疗方案时,有选择权。 4,其他权利:医疗费用知晓权;患者有权知道医院诊疗秩序和规章制度;知道看病时应尊重医护人员诊治权;知道自己进行特殊检查和手术应该履行的签字手续;知道发生医疗纠纷应当依法解决的相关程序。我国现行的《医疗事故条例》中明文规定了“病人有知情权” ,病人有权要求充分了解病情与一切医疗措施。遗憾的是目前大多数医生尚不理解,未予重视。这也是现时医疗纠纷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医师在知情权保护中的义务

    关于患者的知情权,《执业医师法》第22条明确规定:关心、爱护、尊重患者,保护患者的隐私是医师在执业活动中应履行的义务。由此可知,患者由对自己的病情和治疗措施享有知情权,相应的链接上了医师对患者的告知义务。即医师有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履行向患者进行告知的义务;有经患者同意后才可进行相关检查、治疗的义务;有解答患者对告知相关问题的义务;有告知避免患者产生不利影响的义务;在不宜或者无法向患者告知的情况下,有向患者近亲属或其它法律规定的关系人进行告知的义务。

    但是,医师在对患者履行告知义务的时候,也要适度,要注意避免不利后果。《病历书写基本规范(试行)》第10条中明确规定,对按照有关规定需取得患者书面同意方可进行的医疗活动(如特殊检查、特殊治疗、手术、实验性临床医疗等),应当由患者本人签署同意书。患者不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时,应当由其法定人签字;患者因病无法签字时,应当由其近亲属签字,没有近亲属的,由其关系人签字;为抢救患者,在法定人或近亲属、关系人无法及时签字的情况下,可由医疗机构负责人或者被授权的负责人签字。同时,根据法律规定,为避免因手术签字而给患者造成不良影响,上述规范还规定,因实施保护性医疗措施不宜向患者说明情况的,应当将有关情况通知患者近亲属,由患者近亲属签署同意书,并及时记录。无近亲属的或者患者近亲属无法签署同意书的,由患者的法定人或者关系人签署同意书。在手术过程中可能出现临时变更手术内容或方式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仍应征得患者本人的同意,在患者无法行使该项权利时,应及时征得患者家属的同意。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规定:“在医疗过程中,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应当将患者的病情、医疗措施、医疗风险等如实告知患者,及时解答咨询;但是,应当避免对患者产生不利后果。”执业医师法也有此规定。这包含两层含义:首先,医院必须确保患者的知情权;其次,医院确保患者知情权应当注意方式,避免不利后果发生。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医护人员可选择适当的时机或方式,以避免对患者的疾病治疗和康复产生不良的影响,或向其近亲属介绍病情,视为对患者知情权保护的延伸。

    二、医疗纠纷概述

    (一)对医疗纠纷的法律界定

    医疗纠纷是医疗机构因医疗过失致患者损害这一领域的民事赔偿诉讼。根据我国的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医疗纠纷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因为医疗事故侵权行为引起的医疗赔偿纠纷案件;另一类是非医疗事故侵权行为或医疗事故以外的其他原因而引起的医疗赔偿纠纷案件。虽然这两类案件都与医疗行为有关,但发生的原因不同,前者致害的原因是以发生医疗事故为前提,后者致害的原因是不构成医疗事故的其他医疗行为过失。

    (二)目前医疗纠纷的原因

    1、 医务人员方面的原因

    1.1 医务人员法制观念薄弱, 缺乏服务意识, 在具体工作中表现为严重的不负责任, 擅离职守、玩忽职守的情况造成病员不良后果, 虽然只占医疗纠纷中较小部分, 但对整个医疗卫生行业造成了极坏的负面影响。

    1.2 医务人员专业不精、操作不当, 出现漏诊、误诊、误治, 在医疗纠纷中占有较大比例。

    1.3 医院管理不善, 如: 病房地面太滑引起患者跌倒、滑倒, 对烦躁患者管理不善而导致坠床, 等等。

    1.4 医疗单位服务态度差: 医务人员解释病情缺乏耐心,和患者沟通交流不够, 引起患者的误会和不满。

    1.5 还有一些不具备大型、复杂、疑难手术条件的医院在不具备必要的仪器、设备以及相当业务素质的医务人员的条件下, 盲目开展业务引起的医疗纠纷,等等。

    2 、病员及其家属方面的原因

    2.1 病人及其家属缺乏医学知识

    2.2 病员及其家属在治疗前存在不切实际的、过高的期望,忽视了医学本身的复杂性和风险性, 当出现与自己预期结果不同的结果时, 就认为医务人员有过失, 从而引起纠纷。

    2.3 也有极少数病人及家属是由于为了满足某种私欲无理取闹, 故意挑起纠纷的情况。

    (三)医疗纠纷的司法处理

    1、医疗纠纷的司法处理机制——举证责任倒置原则

    所谓举证责任倒置,指基于法律规定,将通常情形下本应由提出主张的一方当事人(一般是原告)就某种事由不负担举证责任,而由他方当事人(一般是被告)就某种事实存在或不存在承担举证责任,如果该方当事人不能就此举证证明,则推定原告的事实主张成立的一种举证责任分配制度。在一般证据规则中,“谁主张谁举证”是举证责任分配的一般原则,而举证责任的倒置则是这一原则的例外。2002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称《规定》)9月份正式实施,其中第四条第八项规定:“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即医疗纠纷举证责任倒置。回顾《规定》实施以前,由于医疗过程技术性强,信息不对称,患者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处于不利地位的,在医疗纠纷案件中胜诉者很少,于是医患冲突在近年愈演愈烈。《规定》实施以来,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患者的生命和身体健康权利得到了法律的切实保护。

    2、对医疗纠纷的司法处理机制的意见

    不过,也有人认为举证责任倒置会增加医疗机构的责任,导致医生趋利避害,影响了医务人员对医学新知探索的积极性。这在现实生活中确实容易存在,医生们由于对责任的畏惧,防止异常情况的出现,于是对患者的各种身体检查蜂拥而至。加之医生不轻易确诊,凡事都打太极,这个说“可能”,那个说“大概”,使患者在面对高额的结账单后对自己的病情仍然是一头雾水,其利益并没有受到真正的维护。这样,最终的受害者还是病患者。总而言之,给予医生多大的“自由裁量权”越来越成为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这不仅需要提高医务人员自身的医疗道德,还要使其严格遵守有关规定和操作规范,同时医务人员还要尊重患者的知情权。而现实生活中医疗纠纷的矛盾有着复杂的原因,某些医学上的未知难题,就是医生也很难说清楚。单靠法律是不能全部解决的,它既有社会的原因,又有科学技术的原因,使得审判人员在审理此类医疗案件时遇到很多困难。为改进医疗纠纷处理机制,公平解决医疗纠纷,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2种提升审判人员对医疗纠纷案件的司法认知能力上进行改进:

    (1)统一医疗案件的审理法官,即在医疗纠纷案件中统一由具备医学专家资格的审判员来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

    (2)若统一医疗案件中的审理法官难以实施,则可以统一医疗案件中的人民陪审员,即在医疗纠纷案件中统一由具备医学专家资格的人民陪审员来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

    三、患者知情权的法律保护

    患者知情权屡屡被侵犯,因患者知情权得不到保障而引起的医疗纠纷日益增多。这一问题也越来越受到政府相关部门,以及社会各界的关注。那么,患者的知情权究竟应该由谁来保障呢?

    (一)为何患者的知情权会被侵犯?

    患者的知情权被侵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由于缺乏足够的医学知识,患者通常处于弱势地位,需要做哪些检查以及用什么药,都由医生决定,而患者多半是无条件服从的。与此同时,人们有病都喜欢往大医院挤,造成大医院人满为患。而这些大医院的医生们一天接诊患者至少几十名,根本没时间给患者详细解释病情、治疗应该注意的事项等问题。来看病的患者往往是排了大半天的队,最后却被医生三言两语给打发了,致使不少患者糊里糊涂地看病,糊里糊涂地交钱。第二,患者的知情权被剥夺,专家认为还有更深层次的其他因素。首先在心理上,医生有着下意识的“隐瞒”基础——由于双方在信息上存在着强烈的不对称关系,使医生的隐瞒变得轻而易举。同时,在目前医疗管理的有关法规中,对这种隐瞒行为缺乏有效的监管和处罚。除非是治疗方案失败、病人疾病没有得到有效治疗而引起医疗纠纷,病人即使是花费极大代价换来病愈,也会因为病情的缓解而缺少追究的意识,无形中给这种“隐瞒”提供了很好的保护。其次,从心理学角度而言,一个人在患病的状态下,其主观判断力会相应地下降,心理和精神上的压力也会加重,既有强烈的恐惧,也会对医生有着强烈的依赖性。在这种心理优势下,医生们的“隐瞒”行为便变得太容易实现了。有的医生把患者当作门外汉,认为即使告诉他们也不能理解,“说了等于白说。” 有时甚至连治疗方案都没有告诉患者或家属。广州某三甲医院有一案例:患者是在手术的前一天,才从主刀医生递给他的“手术同意书”中得知实施该手术的风险。至于治疗的细节,包括检查、治疗、药品等项目,患者根本无从知晓每个项目的来龙去脉和具体缘由。至于需要多少治疗费用,需要治疗多长时间,患者更是“一问三不知”。由于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医生与患者缺乏有效的沟通,患者治疗时总觉得自己很被动,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茫然无头绪,只能任由医生“摆布”。还有一些医生则出于对病人的反复询问和举棋不定感到不耐烦;此外,也有医生提出“让病人知道得太多,也许会因其不接受而错失治疗时机”。患者的知情权就在这种有意或无意的情况下被剥夺了。  

    (二)完善对患者知情权法律保护的几点建议或改革的方向

    1、应进一步完善各种制度规范;

    如果知情权仅仅限于对宪法的解释或者是一般性、原则性的规定,而没有上升为具体化的制度,那么它仍然是一种抽象性的权利,在了解权、选择权、请求权等方面的作用亦无从实现。要真正使其得到保障就必须使其具体化,制定医疗公开的制度,确立公开化的原则,明确知情权的对象,公民行使知情权的程序以及对知情权的限制等。

    医方制度不够完善,管理不够规范。医疗人员对患者的病案记录是客观反映整个诊疗过程的原始资料,其书写应当慎重准确。而部分案件在质证中所反映出的病案书写不规范以及涂改、补记、漏记等现象较多,这些病案资料在诊疗过程中又实行由医院方单方保管,患者一旦发现涂改等现象,就会认为有暗箱操作和弄虚作假之嫌,就会对医院辩称的理由产生怀疑。在医疗器材方面,钢钉断裂等问题多年持续发生,是质量不好、安装不当还是患者未按医嘱休息?这是争论已久和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一些钢钉断在患者骨内,甚至是椎体内,确实给患者带来了较大的痛苦和担忧,医院应加强对钢钉质量的把关和解决技术上一些问题。无论是患者知情权的落实还是同意权的履行,我国医方都做得不够,医方没有下功夫去琢磨。目前,“同意权的实施是患者的权利还是患者家属的权利”?

    这样基本的问题,有很多医院管理者还搞不清楚,从而导致了五花八门的知情同意书签订方式的产生。这一点就足以说明,我国医疗机构面临着如何进一步完善各种制度规范,保证医疗质量得到提高的问题。如何保护患者的权益,这需要整体在观念上调整。医患沟通的有效性不是单靠一个知情同意书来体现的,这是个过程。现在有的地方在搞医患沟通制度,就是为了重建医患双方的信任。有了信任,所谓的知情同意才不是强方对弱方的强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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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缺陷；建议

我国的精神病人刑事强制医疗制度起步较晚，从1997年刑法进行了原则性规定一直到2012年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以及司法解释的出台，我国的强制医疗制度体系才较为完整的形成。

一、刑事强制医疗制度的概念和性质

（一）精神病人刑事强制医疗的概念

强制医疗是指对那些违反刑法，危害公共安全或者公民人身安全的具有暴力倾向的无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患者进行非自愿的接受治疗的保安措施。其具有强制性和公益性的特点。新刑诉法规定的强制医疗制度并不是为了处罚而是为了治疗和改善，虽然精神病人实施了刑法所禁止的犯罪行为，但是存在着法定的阻却事由，不予处罚。但是其仍存在着继续危害社会的可能性所以必须加以治疗，是一种社会防卫。具有以下特点：

1、对象主体只局限于具有暴力倾向的无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患者，这就意味着刑事强制医疗不能够对限制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适用。

2、刑事强制医疗具有强制性。因为强制医疗的对象一般都是具有暴力倾向的精神病人，不强制进行医疗不足以消除其社会危害性也无法使其得到有效的治疗。

3、强制医疗的目的在于维护社会稳定和对精神病患者的改善与治疗。只有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以消除精神病人的人身危险性为目的进行强制治疗，一旦病人康复必须允许其返回社会，不得以任何理由继续限制其人身自由。

（二）刑事强制医疗的性质

1、刑事强制医疗是一种保安处分。是为了达到社会防卫的目的对潜在的社会危险性加以防范排除的一种保安处分。[1]

2、刑事强制医疗不是刑事处罚。强制医疗的目的绝不是为了处罚，更多的是为了治疗和改善，体现的是对精神病人人权的保护。

3、刑事强制医疗不是刑事强制措施。首先强制医疗措施是对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适用的而刑事强制措施是刑法明文规定并且是对有刑事责任能力的犯罪嫌疑人适用的。其次刑事强制措施是刑事诉讼的一部分，犯罪嫌疑人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后往往会继续进行刑事诉讼，而被确定为刑事强制医疗则意味着诉讼程序的结束。

二、我国现行的精神病人刑事强制医疗制度在实践中存在的缺陷

（一）强制医疗的具体内容立法模糊有争议

新刑诉法中虽然明确了适用强制医疗的条件即“暴力行为”，但是实践中对暴力行为的理解缺乏准确的定义。而在刑法中只是规定“在必要的时候，由政府强制医疗”立法内容的模糊与滞后，带来很多的社会问题。致使有些案件中应当被强制医疗的而无法得到有效的治疗，甚至有些案件中出现“被精神病”的情况。

（二）我国适用强制医疗的主体范围太窄

依据我国现行法律，适用我国强制医疗的主体只有无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患者，这就导致了那些限制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患者无法适用，从而不能第一时间得到有效治疗。[2]在现实实践中限制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在被羁押的过程中间歇性发病，导致很难监管也对其他人员的安全造成一定损害。若放任不管，在刑满释放之后很可能会加大其社会危险性。

（三）强制医疗法律程序存在瑕疵

1、当事人的救济途径不够。与普通案件相比强制医疗案件中法律没有规定检察机关的抗诉权，这就削弱了当事人的救济途径，迫使当事人只能申请复议。并且在复议程序中检察机关也没有法律依据介入到案件审查中，缺乏出庭和表达意见的机会。

2、刑事强制医疗的法律援助不到位。适用刑事强制医疗程序的案件无法得到与其他一般刑事案件一样的法律援助救济，并且在诉讼过程中作为弱势一方的精神病人也无法得到与其他一般刑事案件中被告人或者犯罪嫌疑人同等的权利。

3、诊断周期没有明确。新的刑事诉讼法中只是泛泛的规定了精神病人在强制医疗期间对于其病情应该得到定期的评估，但是实践中诊断评估的周期不统一，导致已经经过治疗而恢复健康的精神病人不能及时的解除强制医疗措施，进而侵犯到被强制医疗人员的人权。

4、刑事强制医疗的审级太低。我国现行法律确定的刑事强制医疗的审级为基层法院。[3]但是强制医疗的对象一般都是具有严重暴力倾向的精神病患者。其中不乏杀人等可能被判处无期死刑的严重犯罪，并且强制医疗也是一种变相的限制人身自由的制度，在强制医疗机构治疗多长时间就被剥夺多长时间的人身自由，很多精神病患者终身都无法治愈，这在限制人身自由方面无异于无期徒刑。如此还把刑事强制医疗的审级笼统的定为基层人民法院不能够有效的保护精神病人的权益。

5、缺少类似于审判监督的抗诉救济程序。新刑诉法中只是规定了解除程序，但是对于案件本身错误的情况没有加以规定。如果发现被强制医疗的人不是精神病，我们不能仅仅等法院自己发现去纠正，应该参照普通案件的审监督程序，更好的完善精神病人刑事强制医疗制度，从而更好的保护当事人的权益。

三、完善我国现行的精神病人刑事强制医疗制度的建议

（一）通过法律或者司法解释细化法律概念

通过立法或者司法解释明确刑事强制医疗的准确内涵，建立统一的鉴定标准和专业的鉴定机构，杜绝“被精神病”现象的出现。

（二）扩大适用强制医疗的主体范围以及改变单一的执行方式

将限制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患者纳入到强制医疗的主体中，并且不再笼统地让所有被强制医疗的精神病人都进入强制医疗机构进行治疗，而是根据精神病的程度采取门诊治疗或社区治疗等方法。并且对于限制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采取刑罚与强制医疗相结合的方式，既能起到惩罚犯罪社会防卫的效果，还能治疗精神病人的疾病，免除了以后的这方面带来的危险。

（三）完善强制医疗的司法化

1、增加救济途径。让强制医疗这一特殊程序中的当事人以及检察院等各方拥有像普通刑事案件中当事人以及检察院一样的权利，用法律的形式增加检察院的抗诉权等权利。提前法律援助的介入时间。

2、运用法律或者司法解释明确规定在执行强制医疗过程中，精神病人受到康复评估诊断的周期时间，建议参照国外周期为6个月的规定。

3、根据案件的严重程度确定审级。最大程度上保护当事人的权益。

4、完善审判监督机制。可以比照普通的刑事案件允许当事人、法定人或者近亲属对生效的强制医疗决定向法院或检察院提出申诉，并且检察院也可以在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下依职权自行启动再审程序。[4]

总之，刑事强制医疗制度虽然是为了保护社会秩序安定的社会防卫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严重精神病患者这一弱势群体健康利益的保护。但是刑事强制医疗严重侵犯了被执行人的人身自由，所以必须在法律明文授权的范围内实施，确保做到依法应当被强制医疗的精神病患者第一时间得到治疗，也要确保被强制医疗的精神病患者恢复健康后及时获得自由，更要杜绝“被精神病”现象的出现。只有共同努力完善刑事强制医疗制度的立法，加快推进强制医疗的司法进程，才能构建出安定和谐的社会环境。

参考文献：

[1] 刘晴、秦蜻.刑事强制医疗制度相关问题思考[M].人民检察，2014（13）

[2] 何迪迪、崔晓燕.刑事强制医疗程序适用条件的反思――以比较法为视角[J].金陵法律评论，20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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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医疗纠纷呈上升趋势，并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随着人们法律意识的增强和医疗知识的普及，特别是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制度的全面出台，人们的自我保护意识逐步提高，病人在就医过程中，对医护人员的职业道德、技术水平及服务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使得在各种诊疗过程中都可能提出的疑问进行投诉，医疗纠纷呈明显上升趋势，且调解的难度越来越大。随着医疗市场的拓展、举证责任的倒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实施，认真分析医疗纠纷的原因及探讨其对策，有利于医院的发展和自身建设。

1 患者投诉的主要原因

1.1 由于患者法制意识及自我保护意识增强，对医务人员服务要求较高，对医疗保健质量的要求超前。

1.2 受经济利益的影响而产生纠纷，由于医疗制度改革使病人自己负担医疗费用的比例加大，尤其是实行医保后，病人的医疗卡上可用于医疗的费用数额有限，矛盾较为突出。现今的医患纠纷的根本落脚点是经济问题，而单单只要个“说法”的微乎其微。

1.3 绝大部分医患纠纷是由于医务人员解释不到位、服务不到位引起的医患矛盾。有人做过调查，在医疗质量、治疗收费、服务质量等投诉原因中，因服务质量而投诉的占50%左右，其次，是医疗质量和收费。

2 产生纠纷的原因分析

2.1 责任心不强，执行制度不严。投诉中反映的医疗质量问题，发生的原因大多数为医务人员在工作中责任心不强，放松了自我质量控制意识，特别在病人多、工作忙、临下班前，往往因急躁造成解说不到位、检查或处理不细致等，而造成患者的不满。有的医务人员在工作中有章不循或管理人员执行制度不严，没有按照诊疗常规操作，造成了一些差错而出现纠纷。

2.2 医德医风不良，医患沟通不够。优质服务和良好医德医风是患者对医生信任的基础。患者对医生是否信任和满意，不仅表现在诊疗水平的高低，还在于医务人员是否有耐心、细致的解说，是否怀有同情心等 。

2.3 忽视业务学习，技术水平存在差异。可能存在基础理论不牢固，基本功不扎实，诊疗水平不高，容易造成漏诊、误诊和误治。

2.4 医患双方对疾病治疗效果的期望值存在差异。治疗效果只要与患者的期望不同，患者常常会迁怒于医务人员。有许多疾病尚有许多未知因素，再加上疾病和个体差异的存在，使病情的严重程度、转归、愈合等方面千差万别，而患者由于缺乏医学专业知识，一旦期望与结果有差距，便会产生怀疑和不信任。

3 如何避免纠纷的产生

3.1 强化医院内部管理，建立健全规章制度与监督考核机制。在医疗体制改革的形势下，更新观念，以病人为中心，以竞争为动力，改革和调整医疗服务，通过强化管理来提高医院的整体水平，主动适应医疗服务市场的需求。

3.2 加强思想教育和医德医风的教育，增强服务意识。医院工作的根本宗旨是以病人为中心，救死扶伤，为病人提供优质的医疗服务，所以要求医务人员从自律做起，切实加强职业道德建设，牢固树立“以病人为中心”的思想，关心病人的疾苦，耐心解答病人的问题，细心地诊断治疗疾病，切实做到热情为病人服务。

3. 3加强医患沟通，提高服务质量。为了让患者能够更多地了解相关信息，从加强医患沟通着手，提高服务质量，有人提出“诊疗前请给病人三分钟”的服务理念，规范使用文明礼貌用语。医生在不影响治疗效果的前提下，应当让患者知道病情、诊疗方法、治疗费用等，这样有利于改善医患关系，避免一些不必要的矛盾。

3.4 加强业务教育，提高质量意识。加强医务人员的专业技术训练，尤其是要注意“三基”的培训，提高诊疗水平。在有良好的医德医风同时，要有高超的技术水平来解除患者的痛苦。

3.5 重视法制教育，增强自我保护意识。随着人们法律意识的提

高，患者用法律衡量医疗行为和后果的意识不断增强，导致医疗纠纷不断上升。这就要求医院重视法制教育，医务人员要熟悉与医疗工作有关的法律法规，规范医疗行为，依法行医，在提高医疗服务质量的同时，增强法制观念，提高自我保护能力，减少医疗纠纷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