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关系范文
时间：2023-03-31 12:15:22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社会关系，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1、一般来讲,“主要社会关系”是指父母和配偶以外的主要社会关系,包括:叔叔、伯伯、姑姑、舅舅、岳父、岳母等等。
2、如岳父母、分居的兄弟姐妹、伯叔姑姨舅、甥侄等,还包括和本人关系较密切或本人受其影响较大的亲友、同学等。
3、从关系的双方来讲，社会关系包括个人之间的关系、个人与群体之间的关系、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一般还包括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群体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这里群体的范畴，小到民间组织，大到国家政党。这里的国家在实质上是一方领土之社会，即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就是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而个人与世界的关系就是个人与全社会之间的关系。
（来源：文章屋网 ）
篇2
阿斐
写诗，作文，编剧。著有诗集《青年虚无者之死》，随笔集《善神与恶灵之斗》，长篇小说《跑步进入中年》。
每个人都是一名演员，社会为他们提供舞台，角色由此而生。所谓角色，这里指的是一个人任一个社会或一种人群中处在某一个位置，这个位置，就是他“止于至善”的点，他的一切言行举止都恰如其分地踩正这个点。角色看起来像“名分”――名正则言顺，看起来像“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但其实与它们大不相同，建立在某种维护特权的秩序基础上的名分、君臣父子论，是一种对个性的压抑和对个人命运的强迫，而角色，却是以个体的自由（至少是思想的自山和选择的自由）为前提的，没有压抑与强迫。
对个体人而言。在角色的世界里。他需要有一个领悟角色、扮演角色、反思角色、角色再扮演的循环往复的过程。看似这是一个很机械的路途，但人的成长步骤原本就如此简陋，像植物的生长周期。角色的领悟以个体人的理性思维为基础，以超验或先验的领会为辅，领悟的结果则是认识到自己的精神趋向，这一精神趋向决定了他的角色取位。这一过程会在人心中形成系列问句：“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需要什么”、“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当自己可以回答“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并以此自我回答为基准出现在人群中时，他便开始从领悟角色进入扮演角色的过程。
做演员是一件辛苦的事情，尤其是违背自己的个性去出演一名与自己相距甚远的人物，那不只是辛苦，更是自我压抑或撕裂。所以，人类社会中，作为角色的扮演者，倘若不以角色的领悟为前提，你这名演员一定会感觉到难言的苦楚。而当你以自己的角色领悟为始去扮演某种角色，并始终不远离自己的角色定位，你的生存痛苦将会小很多。尽管活着从来没办法完全消弭苦闷感，尽管按自己的方式去生活也同样会遭遇痛苦侵袭，然而在角色的世界中，唯有此，才可能让自己趋近一个轻松自在的人。扮演角色时，看似你的一言一行都是在表演，但始终是以自己的精神趋向为出发点，因而你会发现这样的表演很舒服、很自然，甚至觉察不到自己是在表演。我们在生活中常常说到“人格”，我想，所谓人格，即是一个人在各种生活场内的角色之间架起的一道桥梁。当一个人试图在某一生活场内突破自己的角色定位，这道人格的桥梁便容易断裂。生活中，我们说一个人是人格分裂的，一定是他在某些生活场内越过或自低于自己的角色所导致的。每个人的准确的角色定位都是一个不允许高或低于它的点，高于它则为骄矜，低于它则为卑微。
中国的传统文化强调“修身”，强调“明明德”，强调“致良知”，我以为，这些都是强调个体人的角色领悟。当角色的领悟实现之后，以此领悟为基准去扮演角色，这或者就是“中庸”，而所谓的“内圣外王”，便可以实现。一个准确定位自己的角色并扮演好这个角色的人。他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就是自我之王。所谓“潜龙在渊”乃至“飞龙在天”，也一定是从领悟到自己“龙”的角色，到扮演好“龙”的过程。然而“飞龙在天”之后，即出现“亢龙有悔”，这便意味着角色的定位需要及时反思。时移世易，自己也始终是变动不居的，每个人的精神趋向都可能因时空的变幻而发生变化，自我的角色因而需要修正，需要以从前的角色领悟之法去重新领悟角色。反思之后，便又重新开始新一轮的角色扮演。
篇3
关键词：社会关系 人内传播 人际传播 组织传播 大众传播
所有的传播活动都是人的活动，而“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1972：18）。“社会是由传播关系构成的网络，主要靠传播来维持。”库利曾说，传播是“人类关系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机制，是一切心灵符号及其在空间上传递、在时间上保存的手段。”“传播是打造人类关系的素材。”“因此，研究传播时，我们是在研究人，研究人的关系，人与群体、组织与社会的关系。”正是因为有了人与人之间各种各样的关系，“传播”的行为、渠道、符号、手段乃至于类型，才有了存在的根基，也才有了存在的意义。“因此，我们必须从‘人性’――关系及其交往中来透视展示‘传播’，而不是以‘传播’一名来求实。这不仅为传播研究奠定了一个历史人文的基础，同时也使得‘传播’有了自己扎实的依托，并由此和伦理学、政治哲学、社会理论具有了共同或共通的血脉，其关注点都是社会组织中‘我’与‘他’、‘我’与‘我’、‘近’和‘远’的关系，不会是断了根基的‘行为’、‘渠道’、‘符号’或者‘手段’。这与其说是一种视野，毋宁说是对人类生存状态的一种内在体验。”
从关系的角度去对传播学进行相关阐释的已有很多。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新媒体传播已经从以技术为导向的、独自式的传统线性传播模式，转向以关系为导向的、对话式互动的传播模式。新媒介是一种传播与反馈同时进行的交互性媒介。从传播实践的角度看，数字时代是一个传播关系被彻底颠覆的时代，而传播关系的变革对传播观念将产生深刻影响。
一、类关系视野中的人内传播
“人内传播确实是发生在人体自身的讯息流动与处理，但这并不意味着其间没有双向互动的关系，而且这种关系恰恰就体现在‘我-我’之间。”美国社会心理学家、象征互动论的创始人米德认为，自我可以分解为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两个方面：一方是作为意愿和行为主体的“主我”（I），它通过个人围绕对象事物从事的行为和反应具体体现出来；另一方是作为他人的社会评价和社会期待之代表的“客我”（Me），它是自我意识的社会关系的体现。他认为“自我是逐步发展的。它并非与生俱来，而是在社会经验和活动的过程中产生的，即是作为个体与那整个过程的关系及与该过程中其他个体的关系的结果发展起来的。”主我是自身行为的主体，客我是各种社会关系的体现。用米德的“主我”与“客我”来理解人内传播，它是不同形式的自我之间进行的传播。“人的意识是社会意识的前提和基础，社会意识是人的意识的体现。无自我意识，便无社会意识，便等于没有自我意识。……自我的传播应理解为内化的社会传播。”在这里，我们将人内传播称为类关系传播，与其他类型的传播相比较而言，是一种特殊的关系传播活动。而这种类关系传播又非常重要，正如库利（Cooley，C，1972：61-62）所说，“所有人类关系借以存在和发展的机制（mechanism）――包括心灵中的所有符号，加上在空间中传送它们和在时间中保存它们的手段就是交流，传播。没有这样的交流/传播，心灵就不能生发出真正的人性，而且必定仍然处在非人非兽的状态。”
人内传播，又叫自身传播、内在传播或自我传播，指的是我们与自己进行的交流，或自言自语，或促使自己做某件特殊的事情或是决心不做。人内传播是人为了适应周围环境而进行的自我调节。它是一切传播活动的基础，其他的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都是人内传播建构的“你自己”与其他个体或群体或环境的交流。一直以来，人内传播是否是传播类型的一种一直存在争议，从关系的视野解析人内传播，为更加科学地把握人类传播类型提供一种思考，能更好地把握人的社会性。
二、人际关系视野中的人际传播
人际传播是人们参与社会生活、建立社会关系所必不可少的活动。“人际传播的问题与人际关系的问题密切相连，人际传播的动机、目的和功能最终都要落在人际关系上。”一般说来，“人际沟通是人际关系的前提和条件；人际关系是人际沟通的进一步基础，两者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人际传播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信息传播活动，也是由两个个体系统相互连接组成的新的信息传播系统。”“人际传播是一种最典型的社会传播活动，也是人与人社会关系的直接体现。”人总是生活在特定的文化氛围之中的，因而人际关系和人际传播必定存在天然的联系。二者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人际传播存在的“三种矛盾”――“亲密与距离”、“确定与不确定”、“开放与封闭”的关系必然通过其张力构成交际的多样性和多变性。
人际传播由来已久，但是直到20世纪以来才受到越来越多地关注。这也与社会关系有着密切的联系。全球经济的一体化，打破了以往“小国寡民”时代的各种壁垒，社会生产越来越精密，分工越来越细，从而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所以，人际传播研究是现时代传播学研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课题。社会的发展，社会关系的变化，这些都是研究人际传播的现实土壤，是理论根基之所在。
三、群体关系视野中的群饰、组织传播
群体是一群个体的集合。组成群体的个体之间在心理上存在联系和互动。“不管哪一种群体，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这就是促使群体成员同心同德的一种内聚力。内聚力（cohesiveness），又称凝聚力，是群体成员各种心理能量的汇聚，表现为认同感、归属感和有力感。”群体的这种特征决定了群体中的个体之间有着各种各样的关系。“群体传播是在群体内部进行信息交流的活动。从广义上讲，组织是一种有固定目标和形式的群体，组织传播是群体传播的一种。从狭义上讲，群体传播特指在非组织化的群体中进行的传播活动。”“组织传播是组织内部成员间、组织与组织间、组织与外部环境之间交流信息的活动。”对这两者的划分存在着混淆与争议。但是无论广义或者狭义的理解，无可否认的是两者都是在一定的社会群体关系中进行的传播，只是有组织群体和非组织群体之别。在群体传播或者组织传播中，大众的群体心理比如从众动机发挥了很大作用，但在实际的传播活动中，冒险转移、社会情化等消极情形也相伴而生。
（1）非组织的群体传播
相对于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来说，这里的群体传播属于小群体传播。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人以群体的形式进行传播活动是人的重要的社会性表现。“群体的成立、生存和发展需要一些条件，其中最基础的条件有三项：（1）共同的目标和关心事项，这是群体凝聚力的核心；（2）成员之间的协作意愿，也就是个人参加群体并愿意为之做出贡献的动机；（3）群体与成员、成员与成员间的传播互动机制，即群体传播。”印当个人加入一定的群体，通过合作交流，个人的某些社会需求和愿望就能得到满足，比如交流信息、丰富信息、完善自我、表达自我。但是，当人处于群体关系之下，就得受到群体规范的约束和群体压力的影响。群体传播是一种开放的传播形式，成员之间的关系靠传播过程中的心领神会、彼此认同来维系和发展，个人内心的满足程度是判断群体传播价值的主要标准。
（2）有组织的组织传播
与非组织群体不同的是，组织群体是一个结构秩序更为严密的社会结合体，有明确的目标和严格的分工，受“管理体系”约束的相对稳定的“正式群体”。在组织传播中，关系是一种对于亲密、信任及责任区分的规定与表达，既蕴含着角色规范的意义，又通过他人形成关系的复杂结构。每一个组织总是象征着形形的复杂关系存在。这些关系包括着工作关系乃至权力关系、合作与竞争的关系等等。其中人际关系也就成了我们对于组织传播核心范畴讨论的重点。组织传播所涉及的特定结构框架中的人际关系，形成了一个组织系统中权威的和惯常的人际关系结构。任何时候，组织中的个人欲想实现自己所追求的各种目标，需要与组织中的其他人进行交往，只有在相互交往的过程中，在竞争与合作中，关系交流才能获得成功。有时也可能会给人带来不和谐的暴风骤雨！在特定的组织结构语境下，影响组织的主要特质就是各种各样的关系。所以，组织传播也就是特定组织结构语境下的关系传播，是组织中人与人之间，或者人与组织之间关系的建立与意义的共享，以及为关系的发展提供传播理念、对策的活动。
四、错综复杂关系中的大众传播
大众传播活动是现代社会中最普遍、最活跃的社会活动。大众传播活动中蕴含着多重社会关系，包括传者与受者、传者与传者、受者与受者、传者与媒介等等，大众传播活动实际上就是传播中多种社会关系的互动。虽然大众传播基本上是一种单向的信息流动，但所传信息由职业把关人把关，信息经过净化、优化的处理之后，再提供给社会以满足受众的多元需求。而其中，传者（专业化的媒介组织）、接收者（混杂、陌生，文化、阶层、地位、职业等异质）以及大众传播活动赖以生存的现代传播技术、理念、工具三者之间有非常复杂的关系。其中有个人自我的人内传播，有大众与大众之间的交往，有职业把关人对信息的把关，有各方不同利益群体的不同需要和目的博弈，也有大众对媒介的选择和恐惧等等。总之，大众传播活动不是大众的传播活动，而是在工业化时代以媒介为中介在传受主体之间建立某些关系而且本身处于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中的活动。
篇4
关键词：称谓语；社会关系；情感原则
1.称谓语的定义
一般说来，称谓语是“人们由于亲属和别的方面的相互关系，以及由于身份、职业等而得来的名称”。由此看出，称谓语是一种特殊的语言符号，它不但具有一般符号所具有的指称功能，还可反映交际双方的某种关系，如平等、疏远、亲近等关系，反映交际双方的身份、年龄、职业等特征，展示说话人的思想、感情、态度等。
《红楼梦》反映了封建礼教的毒害和作为礼仪之邦的中国的传统文化精华， 贾宝玉作为《红楼梦》的主人公，对他的称谓语的研究更具有代表意义。
2.社会关系对贾宝玉称谓选择的影响
称谓原则是由社会关系决定的。传承上千年的宗法制度和伦理道德观念发展到清代，得到进一步加强，反映到称谓语上，它要求必须严格遵守“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荀子・富国》）的原则，我们称这种原则为等差原则。“比……有权势”“比……富有”“比……年长”“是……的家长”“是……的雇主”，所有这些关系带都有明显的等级差别或身份规定性，它们都是不对称的，都具有等差性。例如：贾政因问道：“跟宝玉的是谁？”……的李贵忙双膝跪下，……又回说：“哥儿已念到第三本《诗经》……”
在以上贾政和李贵的对话中，我们可以看出社会关系对贾宝玉称谓选择的影响。贾政是贾宝玉的父亲，地位高于宝玉，所以他可以直呼宝玉的名字，但是李贵是贾宝玉的仆人，他在社会地位上低于宝玉，所以他要尊称宝玉为“哥儿”。
3.情感原则对贾宝玉称谓选择的影响
称谓的选择不仅受社会关系的影响，也受会话双方亲疏关系的影响。情感原则是指人与人相互称呼时，讲究亲疏远近，注重关系的融洽和情感的交流，从“情感”和“关系”的角度选择称谓语来称呼对方。在汉语传统社会中，称呼人的最大讲究就是讲究亲疏远近，讲究情感是否深厚，因此在选择称谓语的时候，不管是亲人、朋友还是陌生人，人们一般都选用带有情感色彩的称谓语来称呼对方，所以很多时候称谓语的选择受双方关系远近和情感深厚程度的影响。例如：
麝月翻身，打个哈欠，笑道：“他叫袭人，与我有什么相干！”因问：“做什么？” 宝玉说：“要吃茶。”
麝月笑道：“你们两个都别睡，说着话儿，我出去走走回来。”
以上是麝月如何称呼宝玉的两个例子。在第一个对话中，麝月在与宝玉对话时没有用称呼语，而通常只有地位高的人称呼地位低的人才可以不用称呼语。在第二个对话中，麝月称呼晴雯和宝玉为“你们”，事实上麝月这样称呼是很不合适的，因为晴雯和宝玉并不处在同一个社会地位，通常社会地位低的人是不能和社会地位高的人一同被称为“你们”的。但是在日常对话中，除了要考虑社会关系、情感因素，会话双方的亲疏关系也是影响称谓语选择的重要因素。麝月和晴雯都是宝玉身边的贴身侍女，她们和宝玉从小一起长大，关系很亲密，所以她们在非正式场合可以这样称呼宝玉。
再看下面一个例子：
晴雯道：“这话只等宝玉来问他，与我们无关。”那媳妇冷笑道：“我有胆问他去？他那一件事，不是听姑娘们的调停？他纵依了，姑娘们不依，也未必中用。比如方才说话，虽背地里，姑娘们就直接叫他的名字，在姑娘们就使得，在我们就成了野人了！”
在这个对话中，晴雯因坠儿偷窃和坠儿的养母吵架。晴雯直呼宝玉名字，被坠儿养母嘲笑。从这里，我们可以明显看出晴雯虽社会地位低于宝玉，但因是宝玉贴身侍女，关系亲密，所以可以直呼宝玉名字而不会被责怪，但是其他仆人并不能直呼宝玉名字，因为他们社会地位低于宝玉且和宝玉情感关系疏远。
当然，社会地位和情感原则之间是存在冲突的，这时如何选择称谓语可能是一道难解的“方程式”。相对来说，最佳的称谓方式应该是既尊重对方又不失身份，还能比较准确地体现双方的关系，也就是说，兼顾社会关系和情感原则。
参考文献：
篇5
论文摘要：我国民营企业普遍采用家族式的企业组织形式。通过对家族式企业社会关系网络的分析，试图说明社会关系网络对家族式企业的治理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主要体现在减少企业内部协调成本和外部交易成本方面。我国正处于社会经济转型时期，社会关系网络的获取和积累对于家族式企业竞争优势的形成具有显著的正效应。
中国的民营企业普遍采用的是家族企业组织和管理方式。从文化角度而言，家族式企业在亚洲文化环境下显示出了特定的竞争优势，这一竞争优势主要来自于家族伦理的内部凝聚力、关系网络带来的信任和特许权以及在管理上降低监督、控制等方面的交易成本等。实际上，在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家族式企业也是一种主要的组织形式。但是，我国的家族式企业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这体现在社会关系网络在企业管理中的作用相当重要。从关系网络的角度来界定，所谓家族企业，就是按照血缘、亲缘以及地缘等特殊关系组成的网络。曾经阐述过我国传统社会关系与西方的“团体格局”的不同，即所谓的“差序格局”。他指出，一个以家文化为核心的“差序格局”社会，是由无数私人关系达成的网络。这一网络是某种在时间流程内相对稳定的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模式，其特征是相互联系和互利。家族式企业多是“弱组织和强网络”。所谓弱组织，是指以家族企业为主的组织形式；所谓强网络，是指家族企业之间以信誉为基础的联系具有长期稳定的特点。家族式企业之所以能够成功，正是这种网络关系弥补了组织软弱的不足。在市场机制不完善、市场调节能力有限、社会规则不健全以及信息不完全的情况下，强网络可以被视为一种具有明显优势的廉价组织资源。因此，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和社会背景下，应该肯定家族式企业存在与发展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一、家族式企业产生的历史背景
家族式企业作为一种企业形式，它是一种经济关系的具体表现。它的产生、发展、转变与消亡，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中国的小农经济历史悠久，家族经济的根基较之其他国家更加根深蒂固。中国的国情决定了家族式企业将会长期存在和发展，尤其是在广大农村不断城镇化、产业化的历史进程中，家族经济和家族式企业将会继续大量出现。
（一）市场竞争效率的必然
在企业组织形式中，能够在特定的市场环境、文化环境下更好地整合资源，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组织形式，就是有效率的。按照市场竞争的一般特性，国有企业的效率相对较低。而外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的时间尚短，其在中国扎根不深，不了解我国市场的文化底蕴，因此，不能担当我国配置市场资源的主力军。家族式企业在创业初期，以其小而灵活的特点，适应以市场为导向的资源配置模式。在市场竞争中，利益的一致性使得家族各成员对外部环境的变化具有天然的敏感性，外部尤其是市场变化的信息能够很快地传递到企业的每位成员。同时，家长制的权威领导，可以使公司的决策速度达至最快。因此，在改革开放初期，国有企业产权制度和管理模式在逐渐转变，而现代企业制度和管理模式尚未确立，家族制度自然而然地承担起整合社会资源的责任。
（二）管理上的家长制
家族内部的凝聚力使家族成员能够不辞辛苦、不计报酬地勤奋工作，这在创业的初始阶段发挥了主要作用。家族式企业的创立者或继承者，往往以其较大的股份、较高的辈份或独特的个人魅力，在家族企业中扮演着家长的角色。“家长”依托家族的血缘关系，将企业的决策权集中在自己手中或家族内部，从而建立了集中、稳定而强大的领导实体。 但在很多时候，资产所有者和人的目标常常不一致，客观上也存在着人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等问题。资产所有者可能面临着资产流失的危险。家族式的管理帮助企业降低了监控成本，因此家族企业的总成本相对于其他类型的企业更低。家族成员彼此间的信任以及了解的程度远高于其他非家族企业的成员，家族企业成员之间可能负担较低的心理契约成本。因此，在企业规模不大、市场范围有限、管理技术要求不高的创业阶段，民营企业所有者经营的家族治理结构是有一定道理的。家族管理模式符合最小成本的管理学原则。
二、家族式企业管理模式的优缺点
无论是内地近年成长起来的私人企业，还是港、澳、台以及在东南亚地区久负盛名的华人企业，无一不是从家族式企业起家。他们的管理理念和经营成功的文化底蕴都是中国传统文化。华人在海外的创业环境，使他们必须以自我奋斗、依靠家庭成员协作、依靠同族、同乡帮助才能获得成功。因此，家族成员、同乡之间自然产生了一种信赖和亲情，管理中也就形成了以宽容、仁爱、平均为准则的伦理型管理模式。
（一）家族式企业的优点
尽管许多家族式企业的管理平庸、技术低下，但仍有很强的生存能力和竞争能力，这就是家族式管理模式特有的优点，其集中表现在：第一，企业的员工多实行终身雇佣制，员工稳定且很少流动，因而人力资源开发投资少，员工培训成本低，且能够确保员工的整体素质较高。第二，职工对企业的依赖性强，企业有较强的凝聚力。终身雇佣和年工资制使员工不愿离开企业，一旦跳槽到新的企业，工资福利就重新从零开始。因而将员工的利益和命运与企业联系起来，提高了企业的耐久力和抗风险能力。第三，内部人际关系和谐。家族式管理讲求以情动人、以行感人、以德服人，管理者使用职位权力较少，运用个人权威较多，因而劳资矛盾冲突少，企业的人事纠纷少，不易产生西方企业那种劳资对抗激烈，罢工、示威、成批解雇工人等恶性事件。第四，对新技术、新工艺有较强的吸收消化能力，能够有效地防止企业机密和技术专利的泄露，其内部技术创新也有较强的针对性和实用性。第五，家族式企业中管理者和员工在感情上存在着“知恩图报”的内在逻辑。员工有视管理者为衣食父母的报恩心理，非亲缘员工也会有知遇之情、赏识之亲、重用之恩，他们会以加倍的努力去报答。
（二）家族式企业的缺点
家族式企业的最大缺点是管理者凭其优越感而滥用权力，亲疏分明，从而造成一些员工存有怨言。因而，这类企业成长到一定规模后，其弱点就表现得明显，常常导致企业的不攻自破。
家族式企业管理过分重视人情，忽视制度建设和管理。这种管理模式，使企业内部人际关系融洽，为企业带来了和谐的利益。但企业不是家庭，而是一个社会经济组织，其成员的个人目标和利益与企业目标和利益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和冲突，特别是没有血缘关系的员工之间以及员工与管理者以及亲属或亲信之间的利益关系的调整，必须有一个客观公正的标准。用统一的制度和纪律来约束全体成员的行为，才能够形成客观公正的管理机制和良好的组织秩序。
家族式企业管理者的作用非常突出。他们的道德、行为端正，作风严谨，起到了奉公敬业的表率作用，业务素质上也要求有一技之长。他们大多是复合型人才，不仅是某个技术领域的专家，而且也是精明的商人和公关能手。由于他们的才能而限制了许多下属作用的发挥，压制了人才的成长，容易形成个人绝对权威。因此，这类企业经常会出现“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现象。同时，当此人不在或退位，组织会出现人才断档、权力真空的现象，造成企业一段时期内处于无组织的状态。
家族式企业管理任人唯亲现象严重。在处理人际关系时，常常按照亲疏远近而非因才适用。因此，在组织内产生“自己人”和“外人”的差别，造成“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的家族主义氛围。“外人”为生存，也就趋炎附势，拉帮结派，容易造成企业内讧。因此，家族式企业管理，要么凝聚力很强、人际关系融洽，要么内部四分五裂、派系纷争严重。
总体而言，家族式企业管理模式是具有一定优势的，关键是看自己的领导能力。
三、家族式企业社会关系网络的主要特征
社会关系网络在我国家族式企业经济活动中往往起着替代正式制度的作用，而在配置资源功能上显得尤为突出。
第一，社会关系网络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企业内部的协调成本，降低道德风险。有学者指出，以社会关系网络为基础的个人中心型管理是家族式企业内部管理的重要特征。企业内部各成员之间的交易是长期的，信任程度较高。通过内部的人际网络关系，可以避免过高的行政费用和规模过大而缺乏灵活性。
第二，社会关系网络可以协调企业与外部组织环境的关系。由于家族式企业缺乏搜寻、获取资源的能力以及声望，进而在传统的市场上进行交易时处于劣势。在这种情况下，家族式企业只有依靠其外部网络，来获得资源和完成交易。
第三，家族式企业对于社会关系网络有着很强的路径依赖。由于体制缺陷以及市场法制环境的不健全，家族式企业的管理高度依赖于企业家预先存在的社会网络。无论是创业初期，还是发展壮大时期，均是如此。
第四，社会关系网络对于家族式企业的人力资本的影响是显著的。正是这种以血缘、亲缘、地缘以及业缘关系为基础形成的特殊的信任和规范的强关系，使得家族式企业在用人上具有明显的“任人不避亲”和排外性。其人力资本具有高趋同性和高紧密型的特征。而且，这种特殊的关系还深刻地影响着企业职员岗位的分配和职位的提升，也使得外部的人力资源很难融入家族式企业之中。
四、社会关系网络与家族式企业的竞争优势
家族式企业的社会关系网络作为社会资源的载体是复杂的、不可见的、独特的、隐性和专属的，因而使得其他企业难以模仿，具有可持续的竞争优势。具体而言，这种“异质性”决定了其获得高额经济回报率的可能。这些长期的、能够获取高于正常利润回报的特性，正是家族式企业在“有缺陷的”和“不完全的”要素市场中获取并开发社会关系网络的能力所决定的。
现代资源观也认为，独特资源带来的“隔离机制”是竞争优势的源泉。从内部而言，家族式企业拥有的关系资源与企业所拥有的其他资源是互补的。而且，其所带来的功效也是巨大的；从外部而言，其对市场中的制度规范有着正向的替代关系。利用外部网络所带来的暗含契约，能够更快捷地拥有信息，节约机会以及交易成本。尤其是依赖于企业动员、企业文化、外部联盟网络以及政治体系获取的关系租金，更是具有极强的制度性隔离效应，从而成为家族式企业持续竞争优势的一个主要来源。
参考文献
［1］ 郑胜利.社会资本与企业竞争力[J].广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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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王询.中国经济学家应关注人际关系问题[J].经济问题研究，2000，（06）.
篇6
关键词：远程医疗；技术；社会；关系
Abstract: In the article， showing the development of telemedicine technology on the basis of in-depth study of telemedicine technology and community relations， and further reveals the profound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way interactive integration.
Key words: telemedicine; technology; society; relations
前言
纵观人类技术史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看到：技术与社会密不可分，两者彼此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渗透，存在着一种双向互动的整合关系。没有技术的社会是不可思议的，同样，不存在于社会之中的技术也是不可想象的，技术本身就是社会的技术。所谓“整合”，“主要是指科技和社会（包括经济等诸建制）中的一方在受到另一方作用时所作出的一系列调整自己行为以配合对方的适应性反应。”远程医疗技术与社会的关系亦是如此：一方面，远程医疗技术从高科技的航天领域走向如今的寻常百姓，无不对当时和今后的社会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另一方面，远程医疗技术除了受自身的技术逻辑规律的支配外，还受到现实社会因素对它的限制、选择甚至控制，表现出显著的社会属性。深刻认识和深入了解远程医疗技术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对远程医疗技术的快速、健康地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因此，我们在充分了解远程医疗技术基本情况的基础上，从两个方面来探讨远程医疗技术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远程医疗技术对社会的影响；社会对远程医疗技术发展所起的作用。
一、远程医疗技术的基本情况
（一）远程医疗技术的发展历程及状况
狭义的远程医疗技术是指电子医务数据通过一定的通讯及计算机技术，从一个地方传输到另一个地方，以利用异地的专家及先进的医疗技术力量来解决当地的医疗难题。这些数据包括高清晰度照片、声音、视频和病历等。而广义的远程医疗技术还包括远程咨询和远程教学等内容。远程医疗技术始于20世纪，随后经历了第一代、第二代和第三代的发展历程，至今已有四十多年的历史。历史不长，但发展非常迅速，在传输方式、应用深度和广度等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首先，借助现代通讯和电子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短短40年，远程医疗技术的数据传输方式已经由普通的电话线发展到如今的Internet、Internet和卫星等，无论是传输速度、还是传输效果都有了很大的改善。其次，远程医疗技术应用了众多的诸如虚拟技术、远程手术技术以及现代医疗的高新技术，是高新技术应用聚集的领域。第三，远程医疗技术从高新技术领域逐渐走向社会各界、走向普通百姓，应用领域逐渐渗透到人们的普通生活中。它与社会的关系日益密切，影响着社会的进步和人们的生活，同时社会也无时无刻不对远程医疗技术产生深远的影响。
（二）远程医疗技术的两重性
远程医疗技术具有技术和社会两重属性。其技术属性表现在对社会个体、社会群体、组织乃至整个社会建制的影响；社会属性则表现在社会条件对远程医疗技术的发展方向、路线、速度和规模所起的影响和决定作用。
二、远程医疗技术对社会的影响
（一）远程医疗技术对社会个体的影响
远程医疗技术对社会个体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首先，人们在就医模式上有了新的选择，并且就医质量有了很大的提高。通过远程医疗技术即使是边远地区的人们也有机会接受世界顶级医疗技术的服务，节省了旧医疗模式下必须花费的交通费、食宿费、误工费等。其次，疾病诊断和治疗可以在第一时间里进行，不易延误病情，减少病人痛苦。再次，通过影响文化、教育、政治等社会建制进而改变社会个体的需求、爱好、情感、信念、性格、气质等等，使社会个体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工作方式等发生变化。
由此可见，远程医疗技术给人们带来的变化是省时、快捷、方便、节约，直接影响着社会个体的衣食住行和健康需求；同时，通过社会建制间接地影响社会个体的生理、心理、生活、工作等，从而促进社会个体实现全面发展。
转贴于 （二）远程医疗技术对社会群体、组织的影响
远程医疗技术对社会群体、组织的影响是通过改变社会群体、组织的社会认知、社会情感和社会态度等来得以实现的，这种改变促使群体和组织更新过去的各项管理制度、管理理念和管理方式，导致管理创新。这其中对医务人员和医院的影响是较为显著的。在医疗界，远程医疗技术的应用一方面明显地扩大了医疗学术交流的范围、加深了交流的深度，而且加速了新的医疗技术的学习和推广，使各地的医护人员及时、准确地获取最新、最先进的医疗技术，从而迅速提高医院的整体医疗水平；另一方面，对医院决策层的整体管理水平提出了新的要求，医院管理不得不进一步调整不适宜的管理理念和方式，使整个医院管理制度更具科学性、合理性、前瞻性。
（三）远程医疗技术对社会建制的影响
远程医疗技术在发展的过程中对文化、经济、政治、法律、军事、教育等诸社会建制均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其中对医疗体制的影响应该是最大的。在我国现行医疗体制下，医疗资源配置不合理、医药费昂贵，导致“看病难，看病贵”，社会各界普遍认为“我国的医疗体制改革是不成功的”。远程医疗技术的应用和发展，为目前的医疗体制改革注入了新的活力，它为“看病难，看病贵”提供了新的解决途径，缓解医疗配置不合理的状况，使医疗体制更趋合理、高效、更符合人们的心意。
三、社会对远程医疗技术发展所起的作用
（一）社会实践是远程医疗技术产生的根源
远程医疗技术的产生要追溯到20世纪的人类探索太空的科学实践。当时为了调查失重状态下宇航员的健康及生理指标，美国宇航局（NASA）在亚利桑那州建立远程医学试验台，为太空中的宇航员提供远程医疗服务，远程医疗技术也由此诞生。可以说人类探索太空的科学实践是远程医疗技术产生的根源。
（二）社会需求是推动远程医疗技术发展的动力
远程医疗技术是产生于高科技领域，而推动它发展的则是当时的社会需求。一直以来，由于地域的限制，许多人不能得到及时、优质的医疗服务，因此无论是繁华的大都市还是缺医少药的边远地区、战火纷飞的战场，人们都希望得到及时的救助和一流的医疗服务。远程医疗技术的产生，顺应了人们的需求，这种社会需求也就成为了推动远程医疗技术发展的动力。
（三）社会选择影响
远程医疗技术发展的方向
在社会需求下产生了远程医疗技术的发展动力，而在这种动力之下，远程医疗技术的发展呈现着诸多的发展方向，此时社会选择对远程医疗技术发展的方向起到了很大的影响作用。目前，远程医疗技术的发展方向呈现出这几个方面的趋势：首先，各项新技术的日益发展和融合，使远程医疗技术的工作质量不断得到提高；其次，应用领域不断向社区和家庭拓展，应用范围更加广泛；再次，网络的日益发展，使全球的医疗资源通过网络形成网上“虚拟医院”，医疗资源得以最大限度地共享和利用。这些方向的呈现很大程度上都是社会选择的结果。
（四）社会心理影响远程医疗技术发展的速度
新技术的应用有个社会承认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社会心理起了很大的作用。人们对远程医疗技术从一无所知到略知一二、从了解到熟悉、从被动接受到积极推动，这一心理变化过程越短，远程医疗技术发展的速度就越快。
（五）社会环境提供远程医疗技术发展的可能空间
远程医疗技术发展的目标是：随时、随地均可提供最优质的医疗服务。也就是说，到那时医疗服务已不再受时空的限制，社会环境有多大，远程医疗技术发展的可能空间就有多大，是社会环境提供了远程医疗技术发展的可能空间。
总之，远程医疗技术与社会是互动整合的。彼此因对方而改变自己，也因自己而改变对方。应该看到，一方面技术都是双面的，即远程医疗技术对社会的影响不仅有正面的，而且还会有负面的；另一方面，社会对远程医疗技术不仅有推动作用，而且可能有阻碍作用。是正面还是负面，是推动还是阻碍，都取决于远程医疗技术与社会在经过互动整合，最终能否达到协调发展。这种互动整合过程并不是一次性的，而是随着远程医疗技术和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循环反复的。深刻认识远程医疗技术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人们在远程医疗技术的发展过程中可以有意识地实施有效的行动，产生有利的影响，使远程医疗技术得到健康、快速、有序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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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2004年9月,同志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局出发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命题,同时也向全党提出当前历史任务,给全国各族人民指明了现阶段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大方向。只有和谐,人民才能安居乐业,社会才能健康稳定,国家才能长足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已成为中华民族的主旋律。构建和谐社会,就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建设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社会和谐是千百年来中华民族努力追求的理想。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尤其是在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事业中,图书馆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图书馆应该树立“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彻底改变观念,体现和谐社会精神,对此图书馆要有清醒的认识,本文拟从图书馆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重要作用、图书馆参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主要途径等方面进行论述,以求教于同行。
1图书馆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重要作用
1.1为经济建设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图书馆在体现自身价值、寻求政府支持,积极参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过程中,得到了地方政府的充分重视。公共图书馆的建设和公共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地方政府看到了图书馆在经济建设及文化建设中的作用,最大限度降低了图书馆社会效益的非直接性,凸显图书馆的社会文化价值。图书馆在调整职能的基础上,能够更好地为当地经济、文化事业做贡献,更好地为地方领导的“政绩”锦上添花,甚至雪中送炭。图书馆尽量贴近国家政治重心,紧密联系当前实际,为经济建设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一是围绕国家“科教兴国”战略,提高国民素质。发挥图书馆作为社会文化财富保存者和社会教育、知识传播者的作用,真正体现图书馆作为社会大众深造、进修、终身教育的“没有围墙大学”的功用;二是抵御文化侵略,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当前经济全球一体化趋势明显,包括中华文明在内的人类许多文明瑰宝、精神财富正受到来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腐朽文化、拜金享乐主义的无情侵蚀,许多优秀的、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传统,有的遭到损害,有的甚至已被湮灭、同化,有的危在旦夕,对人类文明安全、各国文化安全造成严重威胁,而文化生存是民族生存的前提条件,一旦一个民族的文化消失了,这个民族也就从世界民族之林中消失了。公共图书馆作为社会文化财富保存者能够担当起抵御资本主义文化侵略的责任和义务,起到保卫我国文化安全的战斗堡垒作用,因为图书馆有识之士深知,一旦文化消亡了,图书馆也就没有了存在的意义,皮之不存,毛将附焉。
1.2开展文化活动、丰富人们业余精神娱乐生活
最根本的目的是确实发挥图书馆的作用,图书馆贴近国家政治重心,发挥社会功能,密切配合国家“科教兴国”战略,开展丰富多彩、卓有成效的文化教育工作和活动。比如福建省图书馆邀请厦门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易中天到福州开题为《城市个性与城市文化》的讲座,近千人的场地座无虚席,受到了福州市民的热烈欢迎,既丰富了群众的文化娱乐生活,也使得公共图书馆的知名度和社会影响力得到提高和加强。又如,最近易中天、于丹、纪连海深受老百姓喜欢,其书《品三国》、《于丹〈论语〉心得》、《纪连海新解乾隆朝三大名臣》颇得大众喜爱,正处热销之中,尤其是易中天的《品三国》,引起了广大青少年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兴趣,公共图书馆抓住机遇,多购入这些书及相关图书,加强宣传,让更多的读者到馆借书,扩大图书馆的社会影响力,体现价值。
图书馆在提高我国公民国民素质,抵御西方文化侵略,保护传统文化,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占领文化阵地,丰富人民大众文化生活等社会建设中体现了巨大价值,图书馆在扶助社会弱势群体、缩小信息鸿沟方面也有重要作用,上述的图书馆功能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是不可或缺的。
1.3为地区实现文化战略添砖加瓦
图书馆改变观念,改善自己在社会公众心中的形象,贴近国家政治重心,体现自身社会文化价值,进而改善自己的生存、发展环境。在当前国家的经济建设、社会文化建设中确实发挥出公共图书馆的作用,作出应有的贡献,从而让政府看到公共图书馆存在并发展的重要意义,争取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为实现地区文化战略添砖加瓦,尤其是处在中国目前经济发展较好地区的图书馆,如广东、上海、北京、深圳、江苏、浙江、福建、山东等经济发展状况良好的省、市,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基础上,相继提出建设文化大省强市的战略目标,图书馆抓住机遇,调整好职能和目标,努力开展工作,在省市实现文化战略的过程中体现出自己的作用和价值,并且达到自身快速健康发展的目的。
2图书馆参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主要途径
2.1改变观念,积极参与
长期以来,图书馆工作人员意识上形成一种错误观念,认为自己是国家工作人员,岗位属于事业单位编制性质,干好干坏一个样,一不会下岗,二不会少拿一分钱工资,一旦捧上了这个饭碗就不怕失业下岗,具有浓重的“吃皇粮”、“铁饭碗”思想。图书馆工作人员应改变观念,树立“以人为本”的思想,坚持“读者第一,服务至上”的理念,积极参与和谐社会建设。
2.2建立相关制度,优化管理
当前,图书馆没有建立有效的人员“出口”和人员激励机制、工作考核制度。因此造成图书馆工作人员被动地为社会大众服务,等着读者上门借书,观念保守,甚至有的馆员素质低下,常与读者大众发生纠纷。且不论国内发生的“国图事件”和“苏图事件”,馆方和读者谁对谁错,他们已使公共图书馆甚至其馆员在社会大众心目中的形象受到一定程度的不良影响,加上图书馆与大众媒体沟通不足、有的馆员又与读者沟通不足,我国公共图书馆的公众形象已在某些程度上陷入困境,这不利于图书馆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发挥积极作用。故图书馆应建立人员分流机制和业绩考核制度,并制定相关处罚措施,对于考核不合格者应先予以教育,对屡教不改或是无法胜任工作的人员进行培训或轮换岗位,再不合格者直至分流,取消“铁饭碗”制度。此外,还应建立图书馆从业人员资格准入制度,严把公共图书馆“进人关”,逐步吸收高素质的人才到图书馆工作。
2.3加强图书馆职业精神教育
部分公共图书馆员缺乏较强的职业精神和职业荣誉感,对图书馆工作这一职业缺乏正确的认识,图书馆员敬业精神淡化。因此,应加强图书馆人才队伍建设,开展人文素质教育,提高馆员素质,在对馆员的教育和考察方面,要业务技术和人文素养并重,使馆员对图书馆职业价值的认识上升到哲学高度,意识到自身作为社会公众信息公平获得使者的巨大价值,意识到自身作为社会文化、知识传播和保存使者的重要性和不可或缺性,尤其是在保障社会底层民众信息公平获取权方面,更是不可替代。
2.4加强公共图书馆的财务管理
一是加强馆员教育,使其形成节约意识,制止铺张浪费,节省办公费用,并且建立监督机制,把节约纳入馆员考核范围,与馆员的职称评定和职务提拔相挂钩,有效制止浪费;二是要做好基础工作,强化规范化管理,要做到以下几个方面:设置独立的财会机构,配备称职的财务人员,建立健全内部会计控制制度,加强财务监督;三是要做好预算管理工作,加强和提高公共图书馆的财务管理水平,争取实现图书馆财务管理的良好运转,节约不必要的开支。四是要优化资金的配置,有的馆领导宁愿买大部头书以充当“镇馆之宝”,而对群众喜欢阅读的图书购之甚少,应当改变这种状况,把有限的资金用在购买读者喜欢的图书上面,以吸引更多的读者,促进社会公众信息公平获取,构建和谐社会。
2.5改善图书馆工作人员待遇
馆员待遇差,比如高校图书馆专业人员,在学习进修、职称评聘、职务提拔及科研条件等方面,都比高校系统的其他知识分子群体来得差。待遇差又造成社会地位低下,馆员一有机会就“跳槽”从政或另谋高就,把图书馆工作当成“副业”,另外再搞一个“正业”,做事急功近利、急于求成。只有改善图书馆工作人员待遇,才能够稳定“军心”,保证图书馆从业人员队伍的稳定性,促进和谐。
2.6积极开展公关活动,促进图书馆事业与社会文化事业的和谐发展
当前,图书馆应为保障社会公民信息自由获取权利以及社会弱势群体信息平等的实现而努力奋斗,与此同时,积极开展公关活动,并体现图书馆的社会文化价值,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贡献力量,同时也在这一过程中实现自身又好又快发展,实现图书馆事业与整个社会文化事业的良性和谐共同发展。比如广东省佛山市石湾区图书馆在促进地区文化事业发展的同时争取到作为社会公众一员的苏李秀英女士150万元捐款,图书馆在获得社会支持后既促进自身更好地发展,又回馈社会,投入到社会文化事业中,从而实现图书馆事业和社会文化事业的良性循环发展,这也是实现和谐社会相当重要的一个方面。
总之,图书馆工作人员应从思想上意识到“吃皇粮”思想的错误性以及图书馆职业精神的欠缺,彻底改变观念,确实为社会大众提供良好的服务,强化图书馆工作职业荣誉感,树立危机意识,加强沟通,力图改善并提高图书馆及馆员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和地位,积极参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尤其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推进社会主义和谐事业建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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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关键词】社会关系网络；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合
一、问题的提出
当前武汉市正大力推动国家中心城市建设，吸引着大量的省内外新生代农民工的流入。本文在社会关系网这一视角下，提出研究假设：社会关系网络越完善，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状况越好。在这一研究假设成立的情况下，探究有哪些因素会影响到社会关系网络的构建与完善。
二、研究设计
（一）分析策略。本研究将采用逐步回归法来研究社会关系网络对城市融入的影响，以验证研究假设；再通过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确定对社会关系网络的影响因素，为提出相关对策提供依据。
（二）变量测量及数据来源。
1. 因变量。本研究因变量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状况。通过对调查对象的不同选择进行赋值，并加总构成其城市融入现状得分（总分为31分），分数越高其城市融入状况越好。反之，则城市融入状况越差。
2. 自变量。本研究的核心自变量是社会关系网络。
3. 本研究选择湖北省武汉市作为抽样地点，通过简单随机抽样与分层抽样方式共获得样本488个，问卷有效率为97.6%。
（三）分析模型。依据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融入现状得分的平均分，将城市融入现状降为二分变量，从而采用二分类变量的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其影响因素。其估计模型为：
其中，p^表示接受城市融入状况良好的概率，Xc分别表示控制变量（包括学历、收入、资金困难时借钱对象、陪同娱乐的对象、社会关系网深度等变量）。bi（i=1，2，…，c）为回归系数，表示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Xi每改变一个单位，城市融入现状良好与城市融入现状较差的优势比将会平均改变exp（bi）个单位。在分析社会关系网络的影响因素时，也采取二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
三、研究结果
（一）社会关系网络对象的构成。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关系网络对象的构成以同事和朋友为主，邻居的作用明显降低。在城市融入过程中以邻居为主要社会关系网络构成对象的新生代农民工比以亲戚、同事、老乡、朋友为主要社会关系网络构成对象的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更好。
（二）城市融入现状影响因素分析。本研究建立了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影响因素的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根据社会关系网络模型简要说明不同控制变量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作用。
在发生资金困难时，首先向邻居借钱的新生代农民工相对于向朋友借钱的群体其城市融入程度要高0.252倍（e-1.376）。而在发生资金困难的时候，不依赖于老乡、朋友，首先向邻居告急的新生代农民工表明他们在城市已经形成良好的社会互动，所以相对于其他人表现出更深的城市融入。
相对于选择朋友和亲戚作为陪同娱乐对象，选择老乡和邻居的群体表现出更强的显著性，其城市融入程度分别要高0.501倍（e-0.691）和0.335倍（e-1.094）。
笔者选择了其关系圈内有血缘关系的亲戚和没有血缘关系的朋友所占比例来判定其社会关系网的深度。这是因为随着社会关系网络的不断扩大，其结交朋友的范围也在扩大，逐渐由小圈子向大圈子扩散开来，并不仅仅局限于亲戚关系圈里面。研究发现：关系网的深度每加深一个单位，则城市融入程度加深1.621倍（e0.483），可以说明社会关系网络范围越广、社会关系网络越完善，其城市融入程度也会更加深入，这也支持了研究假设。
（三）社会关系网络的影响因素。在研究假设成立的情况下，本文继续构建社会关系网络的logistic回归模型，探究可得，婚姻状况对社会关系网络的影响最为显著。同时每周工作时长也会对社会关系网络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两者之前呈现出负相关关系，这是因为每周的工作时间越短，其闲暇休息或者学习的时间将越多，更加有助于参与城市里面的各项文体活动，不断加深其城市融入程度。
四、小结与讨论
通过对武汉市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合中的社会关系网络研究的调查表明：社会关系网络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婚姻状况对社会关系网络的影响最为显著。同时每周工作时长也会对社会关系网络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在与邻居的有效互动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合过程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为新生代农民工更好更快融入城市，本调查提出以下三个方面的建议：（1）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进一步放宽各类人才落户政策，探索建立居住证制度等。（2）改变观念意识。首先，以社区为单位组织开展一系列活动，增进新生代农民工与原城镇居民彼此之间的认同感，培育农民工社区参与意识，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组织化参与水平，拓宽参与渠道；其次，搭建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群际接触的社区平台，提高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群际接触方式的效度。（3）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素质、自我发展的能力提高。首先， 各级政府应该加大对新生代农民工培训组织保障、资金保障和人员保障。其次， 培训机构也要适应市场需要，根据农民工的就业需要发挥优势，为农民工学习职业知识和提高职业技能水平服务。最后， 从新生代农民工自身来说， 要充分保持积极的上进心，不断提高自身素质， 增强劳动市场竞争力。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要得到顺利解决涉及制度改革、观念意识转换和自身素质提高等多方面问题，需要政府、社会、个人共同努力，健全和规范各项制度、树立平等尊重观念、加强劳动技能、提高就业能力。总之，尽管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是一项艰巨、复杂而有长期的过程，但各级政府和各个部门应该高度重视，不断努力，推动问题解决，从而加快我国城市化、现代化进程，推进新农村和和谐社会的建设。
参考文献
篇9
[摘要]外来劳动者一社会关系正在成为我国当下生产方式的组成部分之一。广东和浙江两地的外来劳动者一社会关系的差异和作为生产力的表现形态的模块化的两种发生机制有关：外生的模块化和内生的模块化分别推动了“脱嵌型”和“嵌入型”外来劳动者一社会关系的出现。但是，模块化的发生机制不是决定外来劳动者一社会关系的唯一变量，后者是生产力、生产关系、制度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
[中图分类号]F249.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3）03-0049-07
相对于社会学家对劳动一社会关系的研究而言，经济学界对该主题的关注与其重要性是不相称的。上述现象的出现与经济学界对生产方式的理解以及我国的劳动一社会关系的历史特征有关。
首先，一般而言，所谓生产方式指组织和进行生产活动的方式，是反映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关键范畴。但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受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影响，我国学者倾向于将生产方式理解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总和。在这样的认识之下，关于我国的生产方式的研究几近空白，与生产方式有关的劳动一社会关系问题也没有受到重视。其次，在改革之前，涵盖劳动者的生产活动和生活过程的单位体制的广泛存在意味着劳动一社会关系不是一个单独存在的问题，而是当时经济体制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劳动一社会关系问题难以独立地进入经济学界的视野。
但是，随着企业主体发生变化、全球化的影响增强，劳动一社会关系问题的重要性开始上升。第一，国企在竞争性领域的淡出、外资企业的进人和民营企业的出现意味着单位体制的覆盖面缩小，劳动一社会关系问题开始浮现出来。第二，更为重要的是，全球化推动了我国生产方式的演变，而劳动一社会关系问题在后者之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具体而言，如果说经典作家时代的生产方式主要涉及劳资关系和企业间关系的话，那么在外资大量进入的当下，劳动一社会关系则已经成为我国生产方式的组成部分。
本文试图以技术变化为起点，借助政治经济学的相关原理来把握我国的外来劳动者～社会关系的地区间差异。我们采取这种研究思路的原因有二：首先，我国的外来劳动者一社会关系问题在全球化和改革的进程中出现，而技术变化对于我国出口部门的扩张和民营企业的兴起具有重要影响。其次，政治经济学的相关原理为把握生产力的形态和作为生产方式的组成部分的外来劳动者一社会关系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基础。
本文的第二部分以相关实证研究为基础，总结最能反映改革成果和全球化进展的浙江和广东两地的外来劳动者一社会关系的特征。第三部分概括两地经济发展的技术基础，第四部分参照政治经济学的相关原理来讨论技术变化的发生机制如何影响了两地的外来劳动者一社会关系。
一、外来劳动者一社会关系的两种形态：广东与浙江
由于存在巨大的地区间差异，所以全面地把握我国的外来劳动者一社会关系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课题。在现阶段，对于具有相似的发展水平和区位条件的地区的外来劳动者一社会关系进行比较是一个现实的选择。
在我国各地区之中，珠三角和长三角的经济发展最为迅速，学界对两地的经济发展也着墨最多。从本文的视角来看，尽管两地具有相似的发展水平和地理位置，但是经济社会发展方式大相径庭，可以为关于我国各地区的外来劳动者～社会关系的比较研究提供出发点。
综合本领域的相关研究，我们发现，广东与浙江的劳动者都以外来工为主，而两省的外来劳动者一社会关系可以归纳为脱嵌型和嵌入型两种形态。脱嵌型指外来劳动者和企业所在地的社会网络脱节，前者无法融入后者或从后者获得支持；嵌入型则指外来劳动者和企业所在地的社会网络之间存在有机的联系，前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融入后者或从后者获得支持。
关于两地的外来劳动者一社会关系的比较，刘林平研究组的观察最为持续且系统。依据大规模问卷调查的结果，刘林平等人认为，在劳动权益方面，长三角的表现好于珠三角。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他们的研究所讨论的主要是两地的劳动权益问题，但是其问卷调查中的很多问题已经涉及了外来劳动者一社会关系。如下表所示，相对而言，在劳动一社会关系方面，长三角的外来工与当地社会的关系更为融洽，而珠三角的外来工与当地社会的关系则更为对立。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相对于珠三角地区的外来工，长三角地区的外来工和企业所在地的关系更为融洽，也更为当地社会所接受。这一事实极为典型地反映在广泛地存在于珠三角地区的“宿舍劳动体制”之中。所谓“宿舍劳动体制”指外来工集中地居住在由工厂或当地政府在工厂之内或附近提供的宿舍之中并被隔离于当地社会之外。从表面上看，工厂或政府提供的宿舍似乎可以理解为一种内部福利设施。但是，这种劳动体制不但建立在外来工的工资水平无法支撑其在市场上租赁住宅的基础之上，而且意味着外来工的生产活动和个人生活高度重叠。实际上，“宿舍劳动体制”的出现是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的本土组装企业为满足处于全球价值链高端的外国发包企业对加工规模、快速反应能力的要求而采取的战略选择。在这样的选择之下，通过构筑“宿舍劳动体制”，这些企业获得了通过随时调动大量劳动力来回应外国发包企业在产量和敏捷性方面的要求的能力。
二、模块化的两种发生机制
关于外来劳动者一社会关系的地区间差异，文化差异、教育背景等都可以成为解释变量。在这些变量之中，本地工人在工人总数中的比例最为有力。具体而言，在同工同酬的背景之下，企业中本地工人的比例越高，则外来劳动者的境遇越好，两地的外来劳动者一社会关系的差异即源于此。但是，需要指出的是，粤浙两地的劳动者都由本地工人和外来工构成。因此，本地工人在劳动者中所占的比例的高低本身就是需要被解释的因变量，不宜于被直接用来解释外来工和当地社会之间的关系的差异。换言之，任何关于两地的外来劳动者一社会关系的差异的研究不但必须能够解释两地的外来工和当地社会的关系的差异，而且必须能够解释两地的本地工人在劳动者中的比例的不同。
上述现象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生产力对生产方式的影响。但是，就本文的主题而言，生产关系、特别是生产关系中的所有制形态、权力关系以及制度环境对生产方式也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具体来说，外生的模块化并不必然引起“脱嵌型”的外来劳动者一社会关系的出现。实际上，尽管“脱嵌型”的外来劳动者一社会关系似乎体现了国际资本对控制成本的要求，但是其出现更多的是所有制形态、权力关系和制度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外来劳动者不但无力和资方就工资水平进行谈判，而且无力抵制资方对劳动者个人生活的侵蚀。其次，地方政府对于招商引资的热情超过了对于外来劳动者权益的重视。另外，地方政府所推行的户籍制度也强化了劳动者和当地社会的疏离。
不同于外生的模块化所引发的“脱嵌型”的劳动一社会关系，内生的模块化则与“嵌入型”的劳动一社会关系的形成有关。在浙江省，推动内生的模块化出现的主体是当地的普通创业者。这些创业者数量庞大，其创立的企业也更多地通过水平合作的方式来实现发展。在创业初期，这些企业的创立者往往集创业者、劳动者和创新者的身份于一体，其员工的主体也和创业者具有亲缘或地缘关系。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亲缘和地缘关系的存在有助于这些本土企业在发展初期克服资金约束，是推动内生的模块化出现的原因之一。
笔者认为，“嵌人型”劳动―社会关系的出现是生产力的特殊形态和生产关系的特殊性质等因素的共同产物。就前者而言，内生的模块化意味着这些企业在同业竞争对手之外无需面对外生的模块化所必然带来的居于价值链顶端的国际资本的压力，所以这些企业在提高员工待遇方面具有更大的空间；同时，由于这些企业的竞争力的主要来源之一是企业间的协调与配合，所以不同于处于全球价值链之中的企业不得不为降低成本而动态地改变企业所在地，这些企业较少改变企业所在地，而长期在同一地区经营在客观上为构筑稳定的劳动一社会关系提供了基础。就后者来说，推动内生的模块化的是本土中小企业，而不是外国企业。在发展初期，本土中小型企业往往采取家庭作坊的形式；在取得初步发展之后，企业员工的相当部分也来自当地，而且往往和企业所有者具有相对紧密的各种联系，企业所有者和劳动者之间的权力关系也相对水平一些，而这种相对水平的关系也在一定程度上传导到企业所有者和外来工的关系之中。
四、小结
篇10
关键词 社会创造性 留守青少年 互联网使用
分类号 G445
1 引言
因为各种原因造成父母双方或一方流动到其他地区，而孩子留在户籍所在地，并因此不能与父母双方共同生活的青少年称为留守青少年。以往研究指出，留守个体由于父母外出打工、家庭结构不完整而出现众多心理与行为问题，农村留守学生的主观幸福感、父母依恋、安全感、心理弹性、心理健康水平比非留守儿童低，孤独感显著高于非留守儿童。
这种差异也可能反映在创造性的发展上，即留守经历可能会影响儿童创造性尤其是社会创造性的发展。社会创造性是个体在日常的社会交往和社会活动中表现出来的创造性，是个体以新颖、独特、适当而有效的方式提出和解决社会问题的一种品质。社会创造性低的个体恪守成规，很难产生新的见解。社会创造性高的个体具有科学的怀疑精神，能在前人的经验基础上产生新颖的解决办法。留守青少年由于其家庭结构不完整、家庭关系亲密度劣于非留守青少年，而有可能社会创造性水平低于非留守青少年。但是，也有研究发现孤独感与创造力之间呈正相关，留守青少年的高孤独感可能也预示着留守青少年的高社会创造性水平。显然，有关的研究结果是不一致的。青少年的留守经历是否会影响他们的社会创造性，或者说不同留守状况的青少年社会创造性是否存在差异，对这一问题仍然有待于进一步探究。
另一方面，近年来，互联网的使用成为影响青少年发展的重要环境变量，影响着个体的创造性。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调查报告显示，中国农村青少年网民规模为6471万人。可以说，互联网为人们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展现自我的平台，人人网、QQ空间、微博等平台给个体提供了更多的进行创造性的自我表达的机会。同时，网络使人们突破了地理的限制，能够接受多元文化的熏陶，给个体提供了更加广阔的视野，有利于个体创造性的提高。Benedek，Fink和Neubauer的研究表明，以计算机为媒介的训练能够有效地提升思维的流畅性。Fischer等人的元分析结果也表明，冒险类媒体能够提高媒体接触者的冒险性，而冒险性是创造性人格的重要维度。社会创造性是创造性中的重要领域之一，青少年的社会创造性很可能受到互联网使用的影响。鉴于此，本研究将分别探讨不同的上网行为（包括在线交流、信息检索、在线娱乐和网络游戏）与社会创造性的关系。
此外，作为社会活动领域的创造性，社会创造性与个体的社会关系网络之间可能存在着更为密切的联系。青少年的社会关系网络主要包括亲子关系、同伴关系和师生关系。对于留守青少年与非留守青少年来说，他们生活环境的差异主要在于家庭方面，留守青少年父母缺少父母一方或双方的陪伴。这种家庭环境的差异可能促成他们社会创造性的差异。研究表明，亲子关系、同伴关系等社会关系都会影响个体创造性的发展，有研究表明，儿童的社会喜好和社会影响力与社会创造性存在正相关；父母教养方式也影响着个体的社会创造性，父亲的过度保护和母亲的拒绝、否认会降低个体的社会创造性，而母亲的理解包容和爱能够促进个体社会创造性的发展。良好的同伴关系和家庭关系有利于个体创造性的发展。鉴于此，本研究拟探讨青少年的社会关系网络对社会创造性的影响，这种社会关系网络主要包括青少年的亲子关系、祖孙关系和同伴关系。
就以往的研究来看，在探讨个体创造性的影响因素时，不少研究涉及互联网使用和社会关系网络，但是极少同时探讨两者对创造性的影响，实际上，互联网使用与青少年的社会关系网络可能是相互影响的。已有研究指出，子女跟父母的在线好友关系能够减少亲子冲突，增加亲子亲密性；其次，精通计算机的青少年在网络使用方面可以扮演父母的老师，从而降低了父母的绝对权威，这有利于建立新型的民主平等的亲子关系。在学校同伴关系方面，互联网方便快捷、没有地域限制的特点使青少年能够利用互联网维持已有的朋友关系，并拓展新的朋友圈子。而且，由于网络交往的保密性和安全性，人们会有更深的自我表露，并且网络交往建立在相同的兴趣和爱好上，使得网络交往更稳定、更持久。由此可知，互联网使用会直接影响个体社会关系网络，也可能通过社会关系网络影响个体的社会创造性。
基于此，本研究选取两个在理论上与社会创造性有重要关系的变量：互联网使用和社会关系网络，探索互联网使用、社会关系网络与社会创造性的关系。在本研究中，选取不同留守状况的青少年为研究对象，这是因为不同留守状况青少年的主要家庭关系是不同的，双亲外出留守青少年的主要家庭关系可能是祖孙关系和亲子关系，而非留守青少年的家庭关系主要是亲子关系；并且，不同留守状况的青少年的亲子关系亲密程度也会存在差别。探讨不同留守状况的青少年的社会创造性，实际上是探讨家庭关系对创造性的影响。另一方面，上网行为对亲子关系和祖孙关系的影响可能是不一致的，上网行为通过不同的家庭关系对创造性的影响也可能是不一致的。本研究的目的就在于，探讨留守状况不同的青少年互联网使用、社会关系网络与其社会创造性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以便为促进青少年社会创造性的发展提供某些依据。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从湖北省以整群取样的方式选取642名学生，留守青少年429名，其中男生277名，女生152名；初一195名，初二234名。非留守青少年213名，其中男生133名，女生80名；初一107名，初二106名。
2.2 研究工具
2.2.1 青少年基本情况调查表
采用自编的青少年基本情况问卷收集留守与非留守青少年的基本信息。本问卷主要包括青少年留守情况调查和互联网使用情况调查两个部分，其中留守情况主要调查儿童的留守类型。互联网使用情况包括：网络聊天频率、在线娱乐频率、信息检索频率和网络游戏频率。
2.2.2 同伴提名
采用Asher和Dodge提出的同伴提名法，包括积极提名和消极提名，考察儿童的同伴关系，要求儿童写出喜欢在一起的同学和不喜欢在一起的同学。然后，计算每个儿童被其他儿童提名的积极分数和消极分数，并分别除以班级总人数减1，得到积极提名和消极提名，二者之差为社会喜好分数，社会喜好分数反映同伴关系质量。
2.2.3 关系质量问卷
关系质量问卷（RQV）是在社会支持问卷的基础上编制而成，共包含24个条目，10个特征内容，每个特征内容均由3个条目组成，评估了关系质量中的5个积极特征：陪伴、袒露、情感支持、认同和满意，统称为亲密性。3个消极特征：冲突、批评和敌意统称为冲突性。本问卷为5级评分法。采用关系质量问卷调查祖孙关系质量，亲密性与冲突性相减反映祖孙关系质量。祖父分量表的Cronbach'a系数为0.87，祖母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8，总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为0.93。
2.2.4 亲子亲合量表
亲子亲合量表是FACESⅡ的一个分量表，由Olson等人编制。FACESⅡ有20个条目，其中亲合量表和适应量表各10个条目。中文版亲子亲合量表由张文新等人翻泽一回译并修订得到。量表共10个项目，采用5点计分法，其中3、4、8、9为反向计分题。量表分为题目完全相同的父亲和母亲两个分量表，父亲亲合量表的信度为0.79，母亲亲合量表的信度为0.82，问卷具有良好的内容效度和结构效度。
2.2.5 社会创造性倾向问卷
采用修订的社会创造性倾向问卷。该问卷最初用于小学儿童，为了确保在初中生中的适用性，仔细核对了每个题目，确保题目内容及其表述符合初中生的情况。该问卷涉及三种典型的生活情境（师生交往、同学交往和亲子交往），共包括6个维度即同伴影响力、冲突解决能力、出众性、坚毅进取性、交往能力、主动尽责性，包括24个项目，具有较好的重测信度或者稳定性。该问卷的Cronbach'a系数为0.91，说明本问卷在初中生中具有较高的内部一致性。验证性因素分析表明本问卷在初中生中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χ2/dr=2.49，GFI=0.93，AGFI=0.91，NFI=0.97，CFI=0.98，RFI=0.96，SRMR=0.04，RMSEA=0.047）。
2.3 施测过程及数据处理
由心理学研究生严格按照指导语要求发放问卷。所有数据采用SPSS19.0进行数据分析。
3 研究结果
3.1 不同留守状况的青少年社会关系网络、互联网使用情况和社会创造性
根据留守情况将留守青少年分为“非留守”、“单亲外出”、“双亲外出”三个类别，其中双亲外出青少年214名，单亲外出青少年215名，非留守青少年213名。采用多元方差分析比较不同留守状况青少年的社会关系网络，结果显示：不同留守状况青少年的社会关系网络存在显著差异（WILKS'λ=2.00，P
进一步的事后检验显示，双亲外出的儿童祖孙关系（包括祖父和祖母）要好于单亲外出儿童（p
同时采用多元方差分析比较不同留守状况青少年互联网使用情况的差别，结果显示：不同留守状况青少年的互联网使用情况差异不显著（WILKS'λ=0.66，p>0.05）。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比较不同留守状况青少年的社会创造性差异，结果显示：不同留守状况青少年的社会创造性不存在显著差异（F（2，639）=1.81，p>0.05）（见表1）。
3.2 青少年互联网使用、社会关系网络对社会创造性的预测作用
为了探测留守状况不同的青少年互联网使用、社会关系网络对其社会创造性是否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以上网频率为自变量，以社会创造性为因变量，采用Stepwise进行线性分层回归。将年级、性别和留守情况放入第一层，上网频率放入第二层。进入回归方程的变量有“在线娱乐频率”和“信息检索频率”，在线娱乐频率能够显著的预测个体的社会创造性（β=0.13，t=2.27，p
以祖孙关系、亲子关系和同伴关系为自变量，以社会创造性为因变量，采用Stepwise进行线性分层回归。将年级、性别和留守情况放入第一层，亲子关系、祖孙关系和同伴关系放入第二层。亲子关系、祖孙关系和同伴关系都进入回归方程中，亲子关系能够显著的预测个体的社会创造性（β=0.24，t=5.32，p
3.3 互联网使用对社会创造性的影响：社会关系网络的中介作用
为了进一步探明社会关系网络在互联网使用影响社会创造性过程中的作用，采用Preacher和Hayes（2008）提出的中介效应bootstrap检验法（MEDIATE程序），对不同留守状况青少年社会关系网络的中介作用进行检验。
在双亲外出群体中，以网络聊天频率、在线娱乐频率、信息检索频率、网络游戏频率和一周上网时间为自变量，以亲子关系质量、祖孙关系质量和同伴关系质量为中介变量，以社会创造性为因变量做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一周上网时间对同伴关系的预测作用显著（B=-0.06，SE=0.02，p
在单亲外出群体中进行相应的处理，结果显示：信息检索频率能够显著地预测亲子关系质量（B=0.65，SE=0.23，p
在非留守青少年群体中进行相应的处理，结果显示：亲子关系（B=1.46，SE=0.43，p
4 讨论
4.1 不同留守状况青少年社会关系网络、互联网使用和社会创造性比较
研究表明，双亲外出青少年的祖孙关系要显著好于单亲外出青少年。大部分双亲外出青少年都是由祖父祖母进行隔代抚养，相对于父母在身边的青少年，他们跟祖父母有着更频繁的接触，所以，双亲外出青少年的祖孙关系好于单亲外出青少年。不同留守青少年的亲子关系和同伴关系并不存在显著差异，这与赵景欣等人、刘霞和金灿灿等人的相关研究结果一致。在外打工的父母通常都定期给孩子打电话，关心孩子的生活和学习情况，因此，即使他们不在家，儿童仍然感受到较多来自父母的关心和支持。
在互联网使用上，不同留守状况的青少年并不存在显著差异，这可能是因为，留守青少年的家庭经济条件相对较差，家里拥有电脑的比例低于非留守青少年，但是，随着近年来人们对家庭教育的重视，家长通常会为青少年购买手机以保持亲子联系。这使得留守青少年和非留守青少年均可以通过不同的形式接触到网络，在互联网使用方面并不存在显著差异。
不同留守状况的青少年社会创造性也不存在显著差异。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例如，张孝义研究指出，留守儿童的家庭环境变化对他们创造性的影响有利有弊：留守青少年的家庭环境控制性较弱，父母管教较少，给儿童提供了更自由广阔的生活环境，青少年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更高，这反而有利于他们创造性的发展。对社会创造性而言亦然。但是，关怀和爱的严重缺失则不利于青少年社会创造性的健康发展。这种利弊并存的家庭环境有可能导致留守青少年与非留守青少年的创造性不存在显著差别。
4.2 互联网使用、社会关系网络对个体社会创造性的影响
研究显示，信息检索频率、在线娱乐频率能够正向预测个体的社会创造性，信息检索能够使个体学习到新的知识，并且信息检索本身就是一种新的学习方法、一种新的问题解决策略，它可以提高个体的创造性。当个体在日常的社会交往和社会生活中遇到问题而求助于互联网时，通过信息搜索能够检索到相关的知识，而且，众多网友也会各抒己见，分享自己的经验和解决办法。因此，信息检索有助于提高个体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提高青少年的社会创造性。在线娱乐能够增加积极情感，进而提高创造性。互联网在线娱乐中的视频和音乐是个体娱乐生活的一部分，可以放松身心、舒缓情绪，增强积极情感，进而提高创造性。由于不同的上网行为涉及的思维活动各不相同，因而不同类型的上网行为对个体社会创造性的影响也可能存在差异。
网络游戏中虚拟的空间体验、各种新奇的经验、对游戏者挑战性的激发以及游戏中玩家的竞争和合作关系都有助于提高个体的社会创造性，但正是游戏的这些特性容易使自制力薄弱的青少年沉溺其中，甚至影响到日常的生活和学习，进而降低个体的社会创造性。同时，网络游戏中也包含很多冗余无用、简单反复、消耗时间和没有新意的内容，这些因素反倒会禁锢个体的思维，导致个体思维单一化，缺乏变通性和独特性。因此，对于自制力薄弱、缺乏父母管教的青少年来说，电子游戏可能会降低个体的社会创造性。不可否认，在线交流过程可以让个体获得新的信息，接触多种不同的观点，使个体能够从多个方面或角度来看待问题，有助于提高个体的创造性（包括社会创造性）。但是，在该研究中，在线交流对创造力的积极作用和网络游戏对创造性的消极作用都没有得到验证，这可能是因为，在这两项活动中包含着纷繁复杂的事件，二者均同时包括了提高创造性的因素和损害创造性的因素。
从社会关系网络的影响来看，不管是亲子关系、祖孙关系还是同伴关系，对社会创造性的影响都是积极的，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一致，在家庭中起着主要教育作用的监护者对儿童表现出的理解、关爱以及民主平等的态度能够促进个体的社会创造性；而且，儿童的社会喜好和社会影响力均与社会创造性存在正相关。另一方面，本研究发现，亲子关系和祖孙关系对社会创造性的预测作用大于同伴关系，这可能是因为，家庭微系统中的监护人对个体的影响更加直接，其次才是朋友和学校。根据生态系统理论，对于婴幼儿，微系统仅限于家庭，随着幼儿长大，同伴关系和学校慢慢纳入到儿童的微系统中，学校是对青少年影响很大的微系统，但是家庭的作用仍然是最直接、影响最大的。同时，同伴关系对青少年的影响更加复杂，更主要的取决于同伴是谁。积极的同伴群体会给青少年带来很多积极的影响，但是不良的同伴可能诱发犯罪、斗殴等不良行为。因此，同伴关系对社会创造性的预测作用必须结合同伴群体的特点进行具体分析。
4.3 社会关系网络在互联网使用与社会创造性关系中的中介作用
进一步分析表明，在双亲外出群体中，在线娱乐频率在祖孙关系与社会创造性的关系中起着完全中介作用，而在单亲外出群体中，信息检索频率对亲子关系与社会创造性的关系起着完全中介作用。在双亲外出群体中，父母双方长期在外打工，祖父母往往扮演着父母的角色，成为青少年的主要监护人，在青少年的家庭教育中发挥主要的责任。刘丽指出，在隔代抚养中，祖父母代替父母的养育职能，使祖孙关系对青少年的身心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因此，在双亲外出群体中，爷爷奶奶对青少年的社会创造性具有重要的影响，祖孙关系对亲子关系起到一定替代作用，影响着个体的发展。
父母对青少年的教育通常偏重孩子的学习能力和社会生活适应能力，注重提高孩子的未来竞争力。在网络使用过程中，信息检索意味着个体能够积极探索新知识，孩子的信息检索频率越高，父母越能感受到孩子好学的积极品质，越可能给孩子以积极的评价，亲子关系越可能更亲密。亲密和谐的亲子关系有利于提高个体的社会创造性。通常，由于农村青少年的祖父母相对缺乏科学的教育观念，而且他们文化水平有限，常常不能在学习上对青少年进行有效的指导，他们更多地负责照顾留守青少年平时的生活起居和日常的娱乐活动。因此，青少年更可能有机会跟祖父母一起通过网络观看各种视频，或者将电脑作为一种家庭娱乐设备，因而，青少年的在线娱乐频率越高，祖孙关系质量越好，社会创造性水平往往也越高。
4.4 本研究对提高青少年社会创造性的启示
如前所述，互联网的使用影响着个体的社会创造性，而且不同的上网行为对社会创造性的影响有所不同，电子游戏可能会降低个体的社会创造性，而信息检索则可能提高社会创造性。因此，监护人要与子女进行有效的沟通，制定一定的上网规范（如严格控制上网的时间、对具体的上网内容进行指导），或者跟青少年一起上网分享网络资源，交流上网心得，避免过量上网，以保证互联网对青少年的积极影响。另一方面，互联网使用通过影响青少年的家庭关系影响创造性，家庭关系质量也是直接影响个体社会创造性的环境变量。父母应该促成和谐的家庭氛围，让孩子充分地感受到家庭的关爱和温暖，这有利于青少年社会创造性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