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经济和经济计划的区别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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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体制机制;资产经营;自负盈亏;利润;国民经济核算

中图分类号:F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0)01-0015-06

我国当前经济体制仍然处在不断变化和改革的过程当中。整个经济体制模式在发展中出现和形成了一些带有阶段性标志的特征。计划与市场经过兼容、结合和过渡,形成了特定的经济模态。分析计划与市场的构成和结构,可以客观认识当前我国经济体制的特点,有利于确定未来经济体制改革的走向和政策的制定。

一、计划体制特点及其与市场体制的关系

当前对我国经济体制在认识上的差别还是非常大的,这其中的原因是对计划与市场观念理解的差距。认为计划经济已经从当前经济体制中消退的观点的主要根据是指令性计划的退出,这个观点是不全面的,因为计划经济不等于一个单纯的经济计划,计划是一个体制概念。计划体制包括四个构成方面:指令性计划、经济行政体制、公有制制度、地域管理[1]。因而,为了客观分析我国经济体制的特点,完全有必要对当前经济体制类型的构成要素作出更为确切的分析,从而分清其体制要素的构成成份。

(一)作为指令的宏观经济计划

从1980-1994年指令性生产计划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由40%下降到4.5%[2],可见计划指令性生产已经接近消失。有人据此认为我国当前经济体制中计划经济已经退出,目前实行的基本是市场经济体制。实际上,认为计划指令已经不存在的观点忽略了一个重要观念:计划经济体制对整个经济的指导和管理包括宏观层次和微观层次。宏观层次指的是整个国民经济,微观层次指的是经济实体。从当前的情况来看,所谓指令性计划已经不存在,实际上指的是对微观企业实体的指令性控制已经不存在,而作为我国五级政府自上而下的国民经济宏观指导和管理仍然存在,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率仍然是政府经济管理能力和任务的主要指标,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按照一定速度增长仍然是各级政府的经济责任。各级政府仍然按照国民经济总体发展要求提出本地区符合总体增长要求的计划速度,有的甚至在本地区行政区域内实行经济增长末位淘汰制,凡是当年不能实现增长目标的,要追究行政责任。因而,政府部门为了实现经济发展计划目标,对国有经济和投资进行过度干预,要求地区或行业性生产总值的增长达到指标要求,催促生产总值的扩大累计是不可避免的。

(二)计划体制行政架构

计划经济不止是政府对一定时期内经济发展作出的计划要求,它还拥有为贯彻这种要求所必备的经济组织结构和运作方式。这种经济组织模式特点与市场体制的最大不同就在于一切经济单位必须附属于政府的行政机构,或者说就是经济机构的行政化隶属关系,而不是像市场体制那样经济机构是无行政隶属关系的独立机构。虽然目前政府已经减少了相当一部分对口各个行业的行政管理部门,但经济机构在名义上的隶属关系仍然存在,基本的架构仍然是单位行政归属和行业归口。在这种情况下,经济机构要完全按照市场机制运作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们作为组织机构的自是虚掷的。同时,经济体制改革主要集中在实体经济机构上面,事业单位体制改革还没有作为正式的题目,因而目前的事业单位就是更典型的行政机构附属物。由于计划体制下事业单位性质的行业范围归属得过大过宽,许多本来在市场体制下不属于公益事业的行业也都划分到了事业性质里面,造成许多行业至今实行事业单位的政府附属体制,一直不能够按照市场机制运作,致使整个行业发展缓慢。

(三)财产所有权制度仍然是公有制占据主导地位

所有制既是经济体制的基础构成,同时也反过来折射出经济体制的构成模式。目前虽然实行多种经济成份所有制同时并存,私有制允许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国有制经过了承包制特别是股份制改造之后,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公有制。但是,这些变化并不能说明我国所有制体制已经发生了根本改变,更不能说明公有制已经不是主导性所有制形式。

1. 主要自然资源仍然属于国有制。按照我国《宪法》和《物权法》规定[3,4],包括土地、矿藏、海洋、森林等主要自然资源,都归国家所有。同时,一些重要的能源开发领域只允许国有资本进入,私人资本原则是禁止进入的。一些自然资源如土地等,即使允许私人资本介入开发,国家也要收取高额使用费。一切生产都离不开对自然资源的利用,如果自然资源都归国家所有,那么这种所有制体制就仍然是公有制体制。这与计划经济体制要求的在社会主义阶段生产资料必须实行公有制,虽然有一部分不相吻合,但是它把一切生产都必须依赖的自然资源实行了公有体制,所以,我个人认为整个社会经济仍然是公有制占据主导地位。

2. 国有制经济并没有发生真正的产权变革。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对公有制的理论批评莫过于指出国有制产权主体缺位和所有者模糊不清,但这个批评并没有导致国有制财产的变卖和有计划的私有化过程,而是产生了一个改造国有制形式的所有权模式发明,就是将财产所有权与经营权两权分离,允许把公有制财产交给私人去经营,进行所谓“虚拟私有制”运作。在吸收私有制运行效率的同时,又不改变公有制性质,而是将这两者相互结合形成国有制经济的改革模式,称之为“公有制实现形式”[5]。目前国有制改造中实行最多的股份制就属于公有制实现形式之一。但是,从所有权转移规律来说,股份是将集团性资本变成个人资本的方式,任何实体或着国家不能继续拥有已经出售资本的股份。同时,西方国家普遍把股份制和发行股票当作出售国有制企业实体从而实现国有经济私有化的方式和手段。这一切说明,股份制与公有制的实现形式是“虚拟私有制”一样,是脱不了私有化和私有制嫌疑的。但是我国一些人不承认已经出售给个人的股份属于私人资本所有权,认为股份制公司仍然是国有企业而不是私有化企业。这种不符合产权转移规律的含混股份所有权说明,把股份制当作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初衷,不仅是对股份制在概念上的误解,而且说明不能放弃公有制才是所有制形式改革的最大前提。

(四)地域管理与国际市场

计划体制的地域管理在国际经济体制方面表现得更为突出。由于经济行政体制的不同,计划体制国家与国际市场经济组织存在很大的沟通障碍。2001年我国以非市场经济国家的身份加入世贸组织(WTO)[6]。这就很容易产生一个问题,这个时期我国已经进行了市场化经济体制改革,并且已经有了足够的广度和深度,但在一些国际经济组织中却仍然被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仍不能成为市场经济国家间国际经济组织的准会员国。笔者认为,确认一国经济体制类型是否属于市场经济体制的最终标准,应当是国际公认的共同市场条约,单纯国内自行理解的市场标准实际上带有很大的片面性。

二、体制效率与体制机制和经济规律

显然,目前我国实行的仍然是计划与市场各占一部分的混合经济体制。计划体制与市场体制不仅构成要素不同,而且运作方式和运作效率也不相同。虽然至今实行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体制已经有30年,但对于两种体制效率不同的原因并不十分清楚,有必要通过对运作机制及其产生效率的方式分析来弄清这一点。

(一)计划体制与经济效率

计划体制的主要优越性之一是能够指导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实现良好的经济效益[7],但计划体制的运行结果却与理论上的设想和要求有相当大的差距。

1. 投资效率低。投资失败率高、资金浪费严重是体制效率低的第一表现。计划体制时期投资亏损损失是长期的和巨大的(见表1)。

表1的统计数据说明,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第六个五年计划长达30年的时间里,以政府为主导的投资建设失败率是非常高的。在建设投资总规模中交付使用的固定资产约在60%～80%,不能形成固定资产的失败浪费投资占总投资额的20%～40%。也就是说,有相当一部分建设工程根本就没有按照计划形成生产能力就宣告失败而“胎死腹中”,还有的长期滞留在建设过程中长达10多年形成“烂尾”工程,与建设失败几乎没有区别。显然,计划体制并不能保证任何经济投资能够全部成功,政府投资同私人投资一样具有盲目性和失算率,事实上甚至失败率还要高于自由投资的体制。建设投资亏损巨大和失败率高必然会导致整个经济发展的速度缓慢。

2. 经营效率低。经营业绩不佳是效率低的又一表现。国有企业长期面临经营亏损问题,说明了计划体制的经营效率处于低下状态。1961年国营工业企业亏损总额相当于全部工业利税总额的1/3,到1976年国营工业亏损超过1/3的水平[8]。1978年实行放权让利和市场化改革之后,在市场竞争中,国有企业的亏损问题不但没有解决,反而在一定时期内有所扩大,甚至相当严重(见表2)。

表2数据中亏损最严重的年份是1991年,亏损率为91.2%。如果亏损率为100%,也就是亏损总额=利润总额,那么就是整个国有工业利润与亏损相抵之后,利润等于0。这种情况下,在上缴税收之后,国有工业将是无利润生产或经营。国有工业企业亏损问题说明,计划体制或者国有化并不能避免经营亏损,经营亏损是在任何经济体制下的经济实体都有可能发生的结果。即使经济部门或者生产经营机构在完全按照计划指令生产和运作的情况下,也不能避免亏损的发生。因为,很多在经营过程中遇到的偶然事件或者意外情况,是在制定计划的时候所不能提前预料的。当开始执行计划的时候,企业实体的经营环境和条件,产品供求状况等各种因素,很可能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从而造成企业实体不能按期完成计划任务,形成经营损失。

3. 产值产出效率相对低下。在国有与私营经济在同一个体制内共同竞争的情况下,国有企业效率相对低下的情况表现得更加突出和明显(见表3)。

表3数据显示1978-1995年17年间国有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从77.63%下降到的33.99%。产值比重下降说明即使在放权让利和一定程度的自主经营的体制下,国有企业的经营效率和灵活性、适应性也明显不如私营或者混合制企业,国有企业的价值产出效率不能避免逐渐下降,甚至在整个国民经济价值产出当中退居次要地位。

(二)国民经济核算和经济规律

计划体制下企业出现长期亏损从而造成效率低的原因应当有两个:

1. 国民经济的核算方法问题。计划指导下的高速度增长经常是指社会总产品或者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这其中并没有将投资亏损和经营亏损在社会总产品中加以扣除。这就造成了国有企业亏损的难以核销和长期挂账,致使亏损长期存在,甚至越拖越大。这种不计亏损的国民经济核算方法,在短时期内可能不影响产值的增长,但从长期来看对速度不产生影响是不可能的。

2. 对经济规律的认识问题。计划体制的经济规律论认为,社会经济体系由一系列的经济规律构成,包括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按劳分配规律、价值规律、生产资料优先增长规律、劳动生产率增长规律等各个规律。在这些经济规律系统中,最重要的经济规律是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规律[9]。这样,均衡发展就势必放在经济体制的第一位,而国民经济全面及时的核算方式只能退居次要地位。这也是亏损不能在国民经济核算中及时得以扣除的重要原因。

(三)经济体制与经济运作机制

显然,亏损损失是造成整个国有经济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之一。那么,非计划体制的经济制度下企业实体同样发生亏损,经济效率反而相对更高。这其中的原因不仅在于国民经济的核算体制不同,更重要的在于不同经济体制带来的经济运作方式不同。

1. 处置损失的机制。经济目标不同,处置亏损损失的方式也就不同。私有制实体的投资和经营目标是为了获取利润。如果投资或经营的结果不是利润而是亏损,那么建设或经营活动会及时停止,亏损不会继续扩大。公有财产的资产所有者是政府,而政府的经济发展目的是如何扩大生产规模和实现计划目标,如果企业破产将减少产值,进而影响到整个计划目标的实现。因而,规模扩大的继续生产从表面上看总量和规模得到了扩大和增长,但投资和经营亏损随之也跟着扩大。

2. 盈亏自负机制。对经济规律的不同认识,也同样会形成不同体制的亏损处理机制。市场体制的第一规律就是投资者自负盈亏规律,而计划体制遵循的第一规律是计划目标的实现,并不是资产盈亏责任。私有制体制承担经营后果的是投资人个人,如果发生亏损受到损失的同样是具体的个人,不存在无人偿付债务或承担损失的问题,实体完全可以按照自负盈亏的机制运作,不涉及政府的责任。而公有制企业实体的投资人和资产所有者是政府,企业实体只有产品生产责任,并无资产经营责任,企业不需要按照自负盈亏的机制去运作,是否发生亏损与企业利益无关,完全是政府的责任。因而,国有实体经常出现无人愿意偿付债务或制止亏损的问题。[10]

3. 宏观国民经济的运作机制。计划体制在设计之初就不是制止亏损而是补贴亏损。政府弥补亏损的制度只能使得实体亏损持续下去,甚至越积越大。政府用以弥补亏损的资金,只能是其它实体上缴的利润。这样,就造成了国有经济在一定时期里和一定范围内低利润甚至无利润状态下持续简单循环生产。而私有制下的亏损实体由于及时进行破产处理,不会存在资产亏损越积越大的问题,因而具有更高的价值生产效率。宏观经济的投入资金,只能出自微观经济的积累。如果国民经济的产值增长,并没有带来可利用利润的增加,那么整个国民经济的再投入资金就没有来源,整个经济就只能停留在原有规模水平上进行重复生产。这就是计划体制效率低下和国民经济处于停滞状态的机制原因。

三、实现经济体制和国民经济运行机制的转变

不难看出,不同的经济体制伴生不同的经济运作机制,从而有不同的经济效率。对效率而言,计划体制的最终标准是产品和产值的总量增长,而对市场体制而言是有效利润的产出。因而,要实现国民经济的持续高效发展,就必须把实现效益作为整个国民经济的目标,推动经济体制进一步向市场化方向转化。

(一)变单一制政府投资为多元化投资体制

1986年我国颁布《破产法》,标志着对国有企业资产进行清算和市场化改造的开始。从1994-2008年,部分严重亏损的国有企业通过实施政策性破产,关闭项目6 000户,核销坏账5 000亿元人民币,破产下岗人员超过1 000万人[11]。目前,国有企业仍然占有约1/2工业资产,占用工业贷款的2/3,但创造的产值却只有全国工业总产值的约1/3[12]。可见,破产只是减少了不必要的损失和浪费,并不能解决国有制经济运作机制效率低的问题。在此情况下,如果要通过增加政府投资来增加国有经济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有的比重,改变国有经济已经不在国民经济活跃因素当中占据主要地位的状况,并不会取得好的效果。因而,单纯依靠政府投资来带动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思路,已经不适应当前的经济构成状况。所以,要采取多元化投资体制来实现经济增长,尤其是要放开目前仍然不允许私人和外资进入的自然资源、交通、金融、文化等产业领域,保证投资的增长而产生的持续带动效应。

(二)改革国民经济核算方式,实现科学计划和科学发展

国民生产总值是国民经济核算的基本范畴,又是制定经济计划的目标和基础。因而,科学合理的国民经济核算方式是产生客观国民生产总值的模式依据。市场体制与计划体制的国民经济核算是不同的,产生的国民生产总值也不同。计划体制的国民经济核算以产值为目标,其中并不包含资产核算的因素。因而,无利润甚至亏损企业的产值是可以计入国民生产总值的。而在市场体制下,亏损企业会及时自动破产关闭,其产值几乎没有可能计入国民生产总值。这样,由于体制不同,计入国民生产总值的内涵也不同,两种产值没有可比性。推行市场体制后,国有工业产值占整个工产值的比重逐渐缩小,与大量亏损国有企业破产关闭,产值不再计入总产值,使得国有经济在国民生产总值当中占有的比重大幅度缩水有直接关系,这是不同体制因素产生的结果,也是对国有经济状况更加真实的核算和反映。因而,要把经济计划建立在适应当前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体制要求上,更多地采用市场体制的国民经济核算方式,客观反映国民经济的真实情况。尤其是应当采取消费法国民经济核算方式,与国际国民生产总值核算方式接轨,才能使得我国国民生产总值与国际经济增长速度有更为客观的可比性。在相同国民经济核算方式产生的客观国民生产总值下制定出来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和增长速度,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指导才更具科学性和合理性,从而避免过快的或盲目的引导。[13]

(三)建立符合多种所有制产权规则的财产所有权制度

目前我国所有制体制和财产所有权制度已经非常落后于当前的财产占有关系的实际情况。由于长期在公有制下生活,人们对不同所有制之间财产体制的规律缺乏基本的观念化认识。在公有制体制下,全部财产转移和使用权关系变动都在行政体制内部进行,不存在财产易主的改变,当然更不存在所有者之间的产权矛盾。而在多种所有制体制下,财产转移必须通过易主的方式来进行,同一个财产实体在不同财产所有者之间是排斥关系,同一笔财产不可以同时有两个主人。这一点是计划体制与市场体制之间财产权利规律的基本不同点。这个规律从改革之初就没有得到应有的认识和重视,房产市场多次发生一套房卖给两个主人的产权矛盾直到2008年还在发生[14],足以说明对市场体制财产规律缺乏观念化认识的状况至今没有太大的改善。个人消费品私有化是我国近年来国民生活发生的重要变化之一。从1998年全面房改到2008年,全国可售公房的80%已经出售给城市居民,城镇居民住房自有率达到70%[15]。变卖公有房产给个人的住宅私有化,是启动我国房地产业市场化进程的必经步骤,应当成为国有资产股份化等启动市场化进程的经验和典范。现在亟需解决的问题是,是否应当在法律上明确已经出售给个人的公产,不再归政府所有,以避免政府与私人之间发生产权矛盾,致使市场化成为虚假的形式。2007年我国颁布的建国以来第一部《物权法》,虽然对私人财产的合法地位给予了强化,但作为体制化的市场经济而不是单纯的局部经验,还有相当长的路程要走。

参考文献:

[1]陈锦华,江泽春,等.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兼容[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2]郭克莎.工业增长质量研究[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8.

[3]中华人民共和国常用法律大全[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

[4]李国际.物权法原论[M].北京:中国法律出版社,2007.

[5]范恒山.虚拟私有制论[J].开放时代,1987,(5).

[6]王世春,叶全良.“非市场经济地位”与对华反倾销对策性研究[J].财贸经济,2005,(5).

[7][9]何建章,王积业.中国计划管理问题[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8]马洪,等.中国工业经济效益问题研究(下)[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10]郭新京.相对自负盈亏论[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

[11]陈天妮.我国政策性破产实施进程及遗留问题研究[J].经济体制改革,2008,(5).

[12]李楠.中国现阶段所有制结构及其演变的理论与实证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

[13]钱伯海.国民经济核算原理[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

[14]中国宏观数据挖掘分析系统・建筑房产・公有住房面积[EB/OL].省略.

[15]同一套房子卖两次,开发商被判赔偿双倍购房款[N].南宁晚报,2008-12-17.

Analysis on Conception of System, Structure Model and Operating Pattern

Wang Xiangcheng

(Periodical Office, Shandong Finance College, Jinan 250014, China)

篇2

关键词：红字会计分录 相反会计分录 会计核算

新《企业会计准则》中对各项会计核算内容都做出了相应的规定：材料的成本差异需要按照指定的内容来完成，包括“成本管理”、“销售费用”以及“委托加工物资”等相关科目；而如果计划成本高于实际成本，要进行相应的反向会计分录。同时，在《企业会计制度》中也明确提出：在计划成本高于实际成本差异时，需要明确的进行红字标注登记。在《企业会计准则》和《企业会计制度》中，二者对所规范的内容也有了明显的区别，同时，结转发出材料应负担的材料成本的处理方法也有了一定的变化，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用相反会计分录代替红字会计分录的变化。而目前从实际的情况来看，会计核算无论是在目的还是在结果上都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通过对会计准则的研究发现，相反会计分录与红字会计分录在某些方面还是有着本质的区别，因此依然不能够将二者随意的进行替代。

一、对相反会计分录和红字会计分录二者的分析对比

会计记录要求对正数记录采用蓝字，而负数记录采用红字，这样的记录方式能够将记录的信息表现的更为明显。红字会计分录中对于已经过账的错误会计分录需要用红字将多记的金额部分进行相应的改写，从而表明对会计分录中的错误信息的更正。而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会将会计红字分录的内容看成是按照经济业务的分类而进行的账务处理。而在出现于经济业务相反的情况发生时，还要对原来的账务处理进行相应的红字账务处理，处理原则按照借贷方向相同的原则来进行。而相反会计分录在进行会计结算时，所包含的会计科目是一致的，但借贷方向是相反的，记账金额相同或者不同的会计分录之间的会计信息为相反的分录。这种相反的会计分录在经济业务上表现出了明显的对立特征，并且与红字会计分录的形式也有着明显的不同。因此，红字会计分录所强调的是对于过去已经过账的错误信息进行相应的更正，同时也包含了对于已经发生的经济业务的变化的调整，被更正和被调整的会计分录和红字会计分录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因果关系。而相反会计分录则更多的强调了对于会计主体中存在的不同的经济业务，两个经济业务之间的不存在一致性。所以从上述内容也可以看出，相反会计分录与红字会计分录之间还是有着本质的区别的。

二、相反会计分录代替红字会计分录的分析

（一）在《企业会计准则》中用相反会计分录代替了红字会计分录，这种变化也正说明了会计准则的一种发展趋势。在最早的会计工作中，红字所代表的往往是差额的部分，这部分内容也可以理解为我们通常所说的“赤字”，并且在会计核算时并不把这部分内容核算在内。我国的会计核算理论基础是从前苏联的会计理论中传入的，当时苏联所实行的经济政策也是计划经济，对于国民经济计划的严肃性较为重视，所以在会计核算时，所涉及到的国民经济的相关指标账户都需要反映出监督本期发生额指标，在出现相反记录或者取消原交易等业务的前提下，还用通过红字的方法来对负数的作用进行相应的处理，这样才能够明确的反映出计划指标的各项信息。但是在西方的一些市场经济国家中，他们很少利用“红字”来进行会计信息的处理，因此我国在实行市场经济体制以后，也逐渐的建立起了新的会计准则，其中对于红字会计信息处理的方式也相应的有所改变，这也是我国向国际会计准则逐步统一的过程，因此相反会计分录代替红字会计分录也成了一种必然的趋势。

（二）红字会计分录的主要内容

1.红字会计分录所反映的是经济业务中反向运动的内容，其中会计核算要对企业的各项资金活动进行相应的记录，包括企业在经营过程中的各种业务信息等，按照不同的经济活动类型来表现出企业在经营过程中的财务状况和经营信息。如在会计实务中，对于企业经营所进行的经济业务，这里所指的是企业正常经营情况下的经济活动等，在记账时都需要用蓝字来进行。而企业经营过程中出现的经济业务如果是反向的，如采购退回或者业务中断等情况，这种业务的资金运行都被看做是反向的，而反向的资金活动需要用红字来进行记账。所以，红字会计分录中正方向的资金活动和反方向的资金活动需要明确的进行区分，二者之间不能够有错乱的现象发生。

2.红字记账也是会计核算信息系统的基本要求。从会计核算的过程中来看，无论是红字记账还是蓝字记账都没有太大的区别，所针对的会计主体都是一致的，但红字记账和蓝字记账为什么还要有所区分呢？这里所涉及的内容一方面体现在对资金活动的反向反映，另一方面也说明会计核算的目的是建立在高质量信息系统的角度上，会计主体的各个活动方向在会计信息上都需要有明确的标识。如果借方和贷方出现混淆或者二者出现错乱，那么会计的信息核算也将会出现问题，整个会计核算系统也不能够实现获取高质量会计信息的目的。

三、相反会计分录与红字会计分录举例分析

（一）结转发出材料应负担的材料成本差异。

例：某制造企业按计划成本进行原材料核算。本期发出材料计划成本为100万元，其中：60万元用于基本生产车间生产产品；30万元属于车间一般耗用；10万元用于工厂管理部门。本期原材料成本差异为节约5%。

1.结转发出原材料的计划成本。

借：生产成本 600 000

制造费用 300 000

管理费用 100 000

贷：原材料 1 000 000

2.结转发出材料应负担的材料成本差异。

按照《企业会计制度》的规定，用红字会计分录处理如下：

借：生产成本 30 000

制造费用 1 5 000

管理费用 5 000

贷：材料成本差异 50 000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用相反会计分录处理如下：

该例的生产成本用T型账户表示：

1.用红字会计分录登账。

2.用相反会计分录登账。

（二）销售退回与销售折让。

例：某企业发生销货退回，货款50 000元，增值税额8 500元。销货方根据购买方送来的进货退出证明单，开具红字专用发票并登记入账。

1.新《企业会计准则》规定：本期发生的销售退回或销售折让，按应冲减的营业收入，借记“主营业务收入”科目，作会计分录如下：

借：主营业务收入 50 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8 500

贷：应收账款 58 500

2.运用红字会计分录，账务处理如下：

借：应收账款 58 500

贷：主营业务收入 50 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8 500

结语：在会计实务中，红字会计分录对于准确反映经济业务的变化过程，以确保对过程反映的正确性、可比性有重要意义。用红字会计分录还是用相反会计分录应加以区分，不能混淆。

参考文献：

篇3

首先，简要地概述《民法通则》的历史功绩，其功绩主要有：确定了正确的调整对象；确定了科学的民事基本原则；涵盖了民商事法律的主要内容；采用民商法合一的立法体例符合我国的国情；全面地规定了公民、法人享有的各种民商事权利。

《民法通则》的主要缺陷有：第一、《民法通则》的有些规定带有旧的计划经济体制的烙印，与市场经济体制格格不入，完全应该废止；第二、《民法通则》的不少内容已被后来的民商事单行法予以修改或废除，《民法通则》的相应条文徒具形式，失去了法律意义，应予修改或废除；第三、《民法通则》作为民事基本法的许多规定过于原则，简单也不够科学，不具有操作性，这既使民事主体的民事活动不能很好地依法进行，也给民事审判实践的法律适用带来了困难；第四、《民法通则》作为民事基本法存在不少的立法空白和漏洞，这使得许多问题不能依法予以解决；也使得许多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行为不能依法予以追究；第五、《民法通则》采用民商法合一立法体例，作为商事基本法，对商事内容规定得原则、简单，也存在立法空白和漏洞；第六、《民法通则》作为国际民商事基本法对国际民商事内容规定得原则、简单，也存在立法空白和漏洞；第七、《民法通则》作为民商事基本法过于落后，很难统率大量先进的民商事单行法。

从《民法通则》的种种缺陷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民法通则》应予修改，制定出一部优秀的民法典。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于一九八六年四月通过，自一九八七年元月一日起施行至今已有近二十年了，如果对《民法通则》进行客观、事实求是地评价，那就是：既有功绩，也有缺陷。从当时制定时的实际情况来看，其功绩是主要的，其缺陷是次要的；而从目前的现实情况来看，其缺陷表现得相当突出。《民法通则》缺陷的存在既有先天性的，也有后天性的，也就是说：有些问题在制定时就已存在了，有些问题是在颁布、实施之后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而暴露出来的，笔者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法律爱好者，在长期的学习、研究《民法通则》的过程中，深深地感到：《民法通则》在整个法律体系中处于极为重要的地位，与人民的生活息息相关，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也有很大的影响。同时，笔者也深深地感到：《民法通则》制定得很仓促，制定时就存在着不少缺陷。随着社会的不断向前发展，《民法通则》的缺陷表现得越来越突出，已很难适应社会的需要，很有修改的必要，本文试图通过对《民法通则》缺陷的探讨这一角度来剖析修改《民法通则》，制定民法典的必要性。

一、简要概述《民法通则》的历史功绩

在分析《民法通则》的缺陷之前，我们首先来简要地分析一下《民法通则》的历史功绩，《民法通则》诞生于结束后不久，改革开放刚刚开始、经济体制处于转型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法制建设刚刚起步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它的颁布、实施标志着我国民商事活动与国家的政治活动不分、私法公法不分的法律制定、法律意识开始改变，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法律建设的进程中，《民法通则》的颁布实施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它是其它任何一部法律都不能取代的，在民商事领域，它毫无疑问地处于基本法地位，统率着众多的民商事单行法律，是民商事领域立法、执法、司法的基石，它既肯定了前一个阶段改革开放的成果，也为以后进一步的改革开放提供了法律依据，《民法通则》的历史功绩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民法通则》正确确立了民法的调整对象，确立了民法的私法性质，《民法通则》第二条规定：民法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这一规定在现在看来算不上什么，显得极为普通、平常，但在当时却极为先进，极具前瞻性。有着极为重要极为深远的意义。因为围绕民法调整对象的问题，在民法学派和经济法学派曾经经历了一场长期的、复杂的、尖锐的学术思想之争，民法学派主张；按民法的传统理论来确定民法的调整对象，法人之间的财产关系与公民之间的财产关系是一样的，都统一由民法来调整；而经济法学派则主张；人身关系由民法调整，在财产领域，民法仅仅只能调整公民消费性财产关系，法人之间的生产经营性财产关系则由经济法来调整1。这就是影响较大的《经济合同法》调整法人之间合同关系的立法依据，《民法通则》调整对象的规定以基本法的形式肯定了民法的私法性质，确立横向的财产流转关系统一由民法调整，这纠正了横向的财产流转关系由民法和经济法调整这一错误理论，从而也纠正了《经济合同法》不科学的调整对象这一实际做法，也为统一的、科学的《合同法》提供了立法依据。

2、《民法通则》确立了民法的基本原则，既遵循了传统的民法理论，也符合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基本要求，为我国民商事立法、司法以及保护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提供了重要指导思想，《民法通则》第三条至第七条，确立了平等原则、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原则，遵守法律和政策原则，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破坏国家经济计划、扰乱社会经济秩序原则，毫无疑问，这些基本原则与民法的调整对象一样，不仅在制定的当时是很先进的，极具前瞻性，就是在我国经济体制已转换成市场经济的今天。大部分原则也仍然是科学的、先进的。

3、《民法通则》基本上涵盖了民商事法律的主要内容，《民法通则》关于民事基本原则、民事主体、民事法律行为和、民事权利、民事责任、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这几大部分的内容，虽然有些原则、简单、笼统，总共也只有一百五十六个条文，但因采用了与通则相适应的体系结构却极具包含性，基本上涵盖了民事法律关系的主要内容。

4、《民法通则》根据我国的国情采用了民商法合一的体例，这一体例符合我国民商法理论研究薄弱、立法经验不足、经济体制处于转型时期、商事立法刚刚起步这一实际情况，这一体例经过近二十年的实践检验完全应该予以充分肯定，理论界对这一体例也给予了高度评价，即便将来修改了《民法通则》，制定一部民法典，我国将会仍然采用民商法合一的立法体例。

5、《民法通则》全面地规定了公民、法人依法享有的各种民事权利，是一部民事权利的大，被我国知名专家、学者梁慧星教授赞誉为“中国的民事权利宣言书：2我国是一个有二千多年封建社会的国家，封建统治者“重农抑商”、裸地强制掠夺地方财富的“土贡①”制以及政府垄断经营、压制民营经济发展的“禁榷②”制是一种基本经济制度，人民的民事权利无从谈起，《民法通则》一章三十五个条文规定了所有权、债权、知识产权、人身权等基本权利，紧接着又用一章三十六个条文来规定民事责任，对它宣告的财产权和人身权一一规定了法律保护措施，这样，民事权利部分的内容就有二章七十多个条文，这占了《民法通则》的一半篇幅，也就是说，民事权利是《民法通则》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这就以立法的形式确定了人民享有的各种民事权利，从而唤醒了中国人民压抑了数千年的民事权利意识，据统计，我国各级人民法院一九八六年受理民事案件仅有九十八万多件，到二OO三年即增加到四百五十多万件，平均每年增长了百分之二十多，另外，还出现了许多新型的民事案件如：精神损害、网络侵权等案件。

二、《民法通则》的缺陷主要有

以上从五个方面简要地归纳了《民法通则》的功绩，其功绩完全应该予以肯定，但我们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也不得不清醒地认识到，由于种种原因，《民法通则》也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陷，王汉斌先生在《关于（民法通则）草案的说明》中指出：“……由于民法牵涉范围很广泛、很复杂、经济体制改革刚刚开始，我们还缺乏经验，制定完整的民法典的条件还不成熟，只好先将那些急需的，比较成熟的部分，制定成单行法，……但是，民事活动的一些共同性问题如公民和法人的法律地位、民事法律行为、民事、民事权利、民事责任、时效等还缺乏法律规定，……现在已有可能对民事活动中的一些共同性的问题作出法律规定，但是，仍有一些问题还看得不很清楚，考虑到《民法通则》还不是民法典，草案对比较成熟或比较有把握的问题作出规定，一些不成熟、把握不大的问题，可以暂不规定。”④王汉斌先生的这段话表明，《民法通则》是在制定民法典的历史条件还不成熟，将民事法律化整为零的情况下制定的，这就注定了它作为过渡性立法存在着种种缺陷，十多年过去了我国的改革开放深入发展，经济体制也由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转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整个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此时再审视《民法通则》，其种种缺陷就显得尤为突出，《民法通则》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民法通则》的部分内容带有旧的计划经济体制的烙印

《民法通则》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制定的，不可避免地要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民法通则》中带有旧的计划经济体制烙印的内容与市场经济体制格格不入，已经明显过时，完全应该予以废止。

例如：《民法通则》的第一章基本原则的规定中，第七条明确规定：“民事活动不得破坏国家经济计划，扰乱经济秩序”，在当时的经济体制下，一方面淡化了这一原则，没有用专门条文来规定，也没有放在靠前的显要位置，而是放在了基本原则的最后位置，但另一方面还是作为一项基本原则来规定，很明显，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这一原则确有存在的必要，但在市场经济已经建立十多年情况下，这一原则就显得与市场经济体制格格不入，另外，与不得违反国家经济计划这一原则相适应，第五十八条规定无效民事行为时，规定违反国家指令性计划的经济合同是一种无效民事行为，现在这一规定也与市场经济不相符，应予废止。

2、《民法通则》的不少内容已被后来的民商事单行法予以修改或废除。

《民法通则》颁布后制定、修改了一大批民商事单行法，这些民商事单行法对《民法通则》的部分内容进行修改或废除，《民法通则》中的相应内容已失去了法律意义徒具法律形式，完全应该予以修改或废除。

例如：《民法通则》第二条规定调整的主体仅限于公民、法人，而不包括其他组织，而后来的《合同法》、《民事诉讼法》则包括了其他组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其他组织 例如：没有取得法人资格的乡镇企业、中外合作企业、外资企业、独资企业等也是非常重要的经济主体，作为民事基本法应该将“其他组织”包括在民事主体之中，又如：《民法通则》第八十条规定，土地不得买卖、出租、抵押或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一九八八年《宪法》修正案已删除了“出租”，并且明确规定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而《担保法》第三十四条也规定“依法有权处分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可以抵押”，这样《民法通则》的这一规定就失去了意义，再如：《民法通则》第九十一条规定合同债权、债务可以转让，但同时又规定“不得牟利”，“不得牟利”的规定与市场经济的主体利益最大化不相符，因此被《合同法》所取消，相应地《民法通则》的这一规定也应废止 。

3、《民法通则》的不少内容过于原则，简单也不够科学，不具有操作性。与民事基本法的地位不相称，这既使民事主体的许多民事活动不能很好地依法进行，许多民事问题不能很好地依法予以解决。也给民事审判实践中的法律适用带来了困难，《民法通则》总共只有一百五十六条，毫无疑问，它是世界上最简短的民事基本法，以成文法为主的大陆法系的代表法法国、德国、日本三国的民法典的条文均远远多于我国《民法通则》条文，法国民法典有二千二百八十三条，德国民法典有二千三百八十五条，即使较短的日本民法典也有一千零四十四条。5《民法通则》条文过少，必然要过于原则、简单，缺乏操作性，因此，其实施仅仅只有一年，最高人民法院不得不以执行意见的方式补充规定了二百条，并且这二百条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缺陷。

例如：《民法通则》第二十九条笼统地规定了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的债务承担范围，但却忽略了公民既有个人财产，又有夫妻共有财产，还有家庭共有财产，这一复杂情况，最高人民法院用了三个条文以司法解释的方式予以明确。又如：第二十条要求“企业法人应当在核准登记的经营范围内从事经营”，但是对企业法人超越核准登记的经营范围实施的民事行为的效力问题没有作出明确具体规定；对这种行为以前往往认定为无效，但与市场经济有明显冲突，最高人民法院以《合同法》解释的方式区别情况予以认定。再如：第六十六条规定了无权，但是却忽略了对善意相对人权利的保护。《合同法》予以补充从而赋予了善意相对人催告权、撤销权。

4、《民法通则》存在不少立法空白和漏洞。

《民法通则》存在不少的立法空白和漏洞，这使得民事主体民事活动不能依法办事，许多问题不能依法予以解决，也使得许多损害国家和他人利益的行为不能依法予以追究，使法律的公正性受到了质疑。过于原则、简单的规定可以通过司法解释的方式予以补充完善，但对于立法空白和漏洞，司法解释就无能为力了，因为依最高审判机关的职权，它只能根据已有法律原则、简单的规定作出明确、具体的解释，无权对法律没有规定的问题作出规定。

例如：《民法通则》没有对法人的投资者转移财产，恶意逃债损害债权人利益的行为作出规定，这样就增加了交易的风险，损害了债权人的利益，又如：《民法通则》也没有对法定代表人损害法人利益、造成法人损失的行为承担民事责任作出规定，《民法通则》应该作出明确规定，以此来弥补法人所受到的经济损失。另外，也没有对法人、个体工商户等商事主体的雇佣人员承担忠实义务、竞业禁止义务、保密义务，这就使得雇佣人员在多处兼职，泄露商业秘密、损害雇主利益行为不能得到法律的应有处罚，再有，传统民法理论的许多重要制度《民法通则》也没有作出规定，如先占制、取得时效制、善意取得制，这方面的缺陷使我国的民法与国外的民法相比显得更为落后，差距也更大。

5、《民法通则》作为商事基本法的缺陷

《民法通则》采用了民法和商法合一的立法体例，我国商法理论界的学者们也大多认为，采用民商法合一的立法体例是科学的，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6，既然如此，《民法通则》也应是商事领域的基本法，商事法律方面的内容也应占“半壁江山”，至少也应规定得比较具体、详尽，但是，我们也能清楚地看到，商事方面的内容仅仅只有不足二十个条文，与民事方面的内容相比，商事方面的内容规定得很原则，很简单，很笼统，立法空白和漏洞也很突出，与商事基本法的地位也极不相称，很难起到统率商事单行法的作用。

例如《民法通则》规定了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个人合伙以及企业法人这些商事主体的规定，一方面表明了我国采用了民商法合一的立法体例，但另一方面又过于简单、原则，仅仅只有十多个条文，不便于操作、执行，因此不得不采用《合伙企业法》、《个人独资企业法》、《个体工商户管理条例》等单行法律、行政法规及司法解释的方式予以补充完善。又如：中外合资企业、中外合作企业、外资企业这些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外开放方面极为重要的商事主体在《民法通则》第四十一条虽然涉及到了，但仅仅只占一款，只赋予了其合法的地位，其它并没规定具体内容，甚至连最简单的原则性内容也没有规定，这样，作为商事基本法的《民法通则》在促进对外开放方面几乎没起什么作用。另外，商事方面的大量重要内容在《民法通则》上根本没有涉及，形成了大量的商事基本立法空白的漏洞，这主要表现在：作为最重要的商事主体——公司在商事基本法的《民法通则》中根本没有涉及，而证券、保险、海事海商这些商事方面的重要内容也没涉及到，由于作为商事基本法的《民法通则》在这些方面处于立法空白，因此就更谈不上对商事单行法如《公司法》、《证券法》、《保险法》、《海商法》的统率作用。

6、《民法通则》作为国际民商事基本法的缺陷。

《民法通则》第八章规定了“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问题，这是我国国际民商事法律的具体规定，是国际私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国际私法学理论界的学者们大多也认为《民法通则》在国际民商事领域内处于基本法的地位7，但是，我们也能清楚地看到，该章的规定简单、原则，仅仅只有九个条文，另外，大部分国际民商事领域的重要制度均没有涉及到，立法的空白、漏洞极为严重，这既不利于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总人口为十三亿多人的我国人民的对外交往，也不利于我国经济的对外开放，与加入WTO之后我国作为贸易大国的国情也明显不符，与国际民商事领域基本法地位也不相称。

例如：涉外民事法律关系的部分内容虽有规定，但规定得极为简单、原则，不具有操作性，这样最高人民法院不得不对其规定几乎是一条一条地作出司法解释，这些方面的内容主要有：涉外民事法律关系的调整对象，涉外法律关系中自然人的民事行为能力，涉外侵权行为的法律适用、不动产的法律适用，《民法通则》的规定只有借助于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才具有操作性，才能予以实施。又如：许多国际民商事领域的重要制度《民法通则》基本上没有涉及，为了弥补这方面的不足，最高人民法院根据审判实际的需要作出了司法解释，这些司法解释主要有：国籍的积极冲突和消极冲突，住所的积极冲突和消极冲突，外国法人的国籍，外国法人营业所的积极冲突和消极冲突，外国法的查明、涉外监护，无人继承的外国人财产的处理等，无疑，这些司法解释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民法通则》不足，使现实生活中的此类问题能得以圆满解决，但是，仍有相当一部分的内容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也没有涉及到，这些问题主要有：识别③、自然人居所、反致④、法律规避无效后的处理、涉外、涉外取得时效、区际法律冲突等，由于缺乏相应规定，现实生活中遇到此类问题或者无法解决，或者很难解决，既不利于涉外民事主体的活动，也给司法界留下了难题，严重地影响了我国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7、《民法通则》作为民商事基本法过于落后，很难统率大量先进的民商事单行法。不可否认的是：现在的《民法通则》是很落后的，而同样不可否认的是：现在我国的大部分民商事单行法经过修改，甚至是反复修改，是很先进的，《民法通则》作为民商事领域的基本法的落后性与单行民商事法律的先进性形成鲜明的对比，极不协调，这与民商事法律体系的基础地位也极不相称，如果说前几种缺陷是《民法通则》的内在的、纵向缺陷，而这一方面则是《民法通则》的外在的、横向缺陷。

例如：《民法通则》颁布、实施前颁布了少量的民商事单行法，主要有：《经济合同法》、《专利法》、《婚姻法》等，《民法通则》颁布实施后又颁布实施许多重要的民商事单行法；诸如：《著作权法》、《海商法》、《合同法》等，近年来，尤其是我国加入WTO之后，我国既制定了一些新的单行民商事法律，也对原来的部分民商事单行法进行了修改、补充、完善，有的已进行了多次修改、补充、完善，这一大批民商事单行法既吸收了国外非常先进的民商事法律理论，也符合我国的国情；既立足于现实，也着眼于未来；既有专家的理论支撑，也有普通群众的心声；既巩固了我国改革开放的成果，也与WTO的规则相符；既有科学的法律内涵，也有完备的立法技术，对这一大批民商事单行法，从总体上来说，我们完全应该予以高度评价，其先进性完全应该予以充分肯定，在这里我们应该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地位仅次于《民法通则》作为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的统一的《合同法》，在《合同法》颁布之前，合同领域由《经济合同法》、《涉外经济合同法》、《技术合同法》三部各自独立的法律调整，不统一、不协调、不科学、不严谨，可以说是非常落后的，但是修订后的统一的《合同法》却极为先进，吸收了世界上最优秀的合同理论成果、要约、承诺、代位权、撤销权、缔约过失责任⑤、先履行抗辩权、不安抗辩权⑥、预期违约等许多重要的先进合同制度均被《合同法》所采纳、吸收，《合同法》实现了跨跃式的修订，从世界上最落后的合同法修改成了世界上最优秀的合同法，现在，我们可以自豪地说：我国《合同法》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合同法之一，与世界上优秀的合同法相比，我国的《合同法》毫不逊色，另外，《公司法》、《专利法》、《证券法》、《婚姻法》……等等均极为优秀和先进，但是，与单行民商事法律的先进性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作国民商事基本法的《民法通则》却显得极为落后，与其民商事基本法的地位极不相称，很难起到民商事法律体系的统率作用，这不能不说也是《民法通则》的一种明显缺陷。

三、综述《民法通则》存在种种缺陷，应予修改，制定民法典

以上从七个方面简要地论述了《民法通则》存在的缺陷，《民法通则》的制定是一种临时应急措施，限于当时的种种限制，《民法通则》制定时就存在这样那样的缺陷，近二十年来，社会各个方面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民法通则》又暴露出了许多新的缺陷，并且越来越突出，可以这样说，《民法通则》很难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已经完成了其特殊的历史使命，从《民法通则》中的种种缺陷，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修改《民法通则》已非常迫切，但是，我们也应该意识到，修改《民法通则》，制定民法典要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进行，否则，从某种程度上说“恶法”，比无法的危害会更大。为了制定一部优秀的民法典，全社会尤其是立法、司法、法律理论界的专家们都应共同努力，应加强对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大陆法系的代表国家法、德、日民法典、民法理论的研究，同时应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情况进行研究、论证，将《民法通则》的种种缺陷予以修改，删除掉那些与市场经济不符内容，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补充、完善国外科学的、先进的民事法律制度，共同为制定一部完善的、科学的、先进的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相适应的有中国特色的优秀民法典而努力奋斗！ 注释：

①“土贡”指封建社会各个地方无偿地将地方最具特色的优质产品无偿地敬献给朝廷的一种制度。

②“禁榷”是指在封建社会盐、铁、酒、茶等销量大、盈利多与人民生活关系密切的产品由封建政府专卖经营、禁止私人经营的一种制度。

③“识别”是指在适用冲突规范时，依照某一法律对有关事实或问题进行定性、归类，从而确定何种冲突规范适用何种事实或问题的过程。

④“反致”是指对某一案件，法院按照自己的冲突规范本应适用外国法，而外国法的冲突规范却指定应适用法院地法，结果该法院使用了本国法。

⑤“缔约过失责任”是指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给对方造成损失，应当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

⑥“不安抗辩权”是指先履行债务的当事人，在有确切证据证明对方可能丧失履行债务能力的情况下享有中止履行合同的一种权利。

参考文献资料：

1、李昌麒《经济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8年3月第67页。

2、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 1996年6月 第7页。

3、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公报》 2004年第6期 第18页。

4、王利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及立法资料迭编》中国法制出版社 1987年3月 第5页。

5、李功国《民法学》兰州大学出版社 1999年6月 第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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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奇迹；对外开放；分权改革；经济转型；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12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848-2008（06）-0001-09

一、引言：分权的悖论

自1978年以来，中国在从传统的以国有制为基础的中央计划经济转变为基于多元产权制度的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迅速发展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最具经济活力的国家和地区之一，创造了“中国奇迹”［1,4］。为什么中国能够在经济转型和增长方面创造“中国奇迹”？杨瑞龙、杨瑞龙和杨其静注意到，在中国制度变迁的过程中，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行为起到了很大的作用［5-6］。Qian and Weingast进一步指出地方政府的激励来自于分权改革，并提出了“维护市场的经济联邦制”（market-preserving federalism）来从更一般的层面上分析分权化与经济表现之间的关系［7］。这带动了后来的一系列关于分权改革、地方政府激励和经济转型、增长之间关系的理论和实证研究。①相应地，分权理论也成为转型经济学研究中的一个热门话题。我们认为，时至今日，虽然分权理论已经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如王永钦等（2007）系统地总结了分权改革的收益（对地方政府的正面激励）和成本（地方政府的行为对社会目标的负面影响）［9］；杨其静和聂辉华（2008）对“保护市场的联邦主义”的理论框架的内在缺陷进行了系统的剖析，并且提出了可以改进现有研究的一些思路［10］。但是作为一个解释中国经济转型与增长的理论框架，分权理论并没有对分权改革为什么能够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产生出“趋好的竞争”这一问题做出真正的回答，因而并没有解释为什么中国的经济转型与增长能够创造“中国奇迹”。在这方面我们依然可以发现分权的悖论。事实上，由于传统的以国有制为基础的中央计划经济采取高度集中的全面直接的指令性计划管理方式，其社会经济活动具有高度集权的特点，因而对这种体制的改革就必然要扩大经济中的横向联系，减少纵向联系，所以分权改革并不是在中国改

革开放以后才出现的。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以前，在前苏联、东欧国家――尤其是在匈牙利（1968-1989）、波兰（1981-1989）、苏联（1985-1988）的社会主义改革中，分权改革都曾经被广泛推行。那么，为什么前苏联、东欧国家的分权改革都失败了，而唯独中国的分权改革取得了成功？

Blanchard和Shleifer通过对中国和俄罗斯进行对比提供了一种解释，认为分权改革的成功有赖于中央政府政治集权能力［11］。中央政府的政治集权能力越强，对地方政府的奖励或者惩罚就越有力度和实现能力，越能促进地方政府按照中央政府的意愿去发展经济。因此与俄罗斯等一些前社会主义国家相比，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所进行的分权改革之所以能够成功，原因就在于中国的中央政府一向较强。①但是中国早在20世纪50-60年代就已经尝试过分权改革，为什么当时的分权改革没有成功反而是改革开放以后的分权改革取得了成功呢？要知道，在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中央政府的政治集权能力要比改革开放后强得多。

周黎安提供了另外一种解释，认为中国在分权改革的同时创造了一种独特的政府治理模式――以GDP为核心指标的“晋升锦标赛”，将关心仕途的地方政府官员置于强力的激励之下，正是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创造了“中国奇迹”［12］。由于在一种严格的中央计划体制下不可能出现真正意义上围绕着经济增长的行政竞争，因而在改革开放前的分权改革不会取得成功。当然，前苏联、东欧国家的分权改革也就不会成功。但是应当看到的是，这种“晋升锦标赛”说到底是一套中央政府为实现与地方政府的激励相容所设计的一套激励机制，其实质是按照参赛人的竞争结果的相对位次来评价竞争的胜负，并给予相应的奖励或者惩罚。虽然在中央计划经济体制下不存在以GDP为核心指标的“晋升锦标赛”，但却广泛存在着“争标兵”、“评先进”等类型的以能否超额完成计划以及超额完成计划的程度为核心指标的锦标赛竞争。那么，为什么为增长而竞争的“晋升锦标赛”能够较好地实现中央政府的目的，而其他诸如为完成经济计划而展开的锦标赛竞争却没有取得很好的效果呢？显然，为增长而竞争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其背后还存在着更深层次的原因。

我们认为，中国在1978年以后所进行的分权改革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其原因在于中国同时实行了对外开放的政策，因而“中国奇迹”的取得是对外开放政策与分权改革良性互动所产生的效果。在下面的第二部分，我们将对周黎安所提出来的地方政府官员晋升博弈模型加以改进，加入我们所要考察的对外开放因素，在此基础上分析其对地方政府官员行为产生的影响［13］。我们认为，对外开放能够改善对地方政府官员的激励，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化解分权改革所造成的消极后果。正是对外开放与分权改革的互动，在不削弱“晋升锦标赛”强激励的同时实现了地方政府官员自身利益与社会福利最大化目标的相容。在第三部分，我们将进一步提升对外开放在促进中国经济的转型与增长方面的作用，指出正是对外开放为分权改革提供了更为广泛的运作空间，把地方政府间竞争引入到一个更为健康的发展轨道之中，使中国经济逐渐走出了“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恶性循环，创造出了“中国奇迹”。第四部分将对全文作出总结，进而指出对外开放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分权改革所造成的地区分割问题，只有重构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关系，从全局的角度统筹各区域的发展，才能够从地区竞争走向地区合作、从地区分割走向区域整合进而实现社会整合，实现社会的全

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二、理论分析：一个改进后的锦标赛竞争模型

总的来看，社会主义国家在20世纪50-90年代初经历了三次比较明显的“改革浪潮”：50年代到60年代的第一次改革浪潮；60年代到70年代的第二次改革浪潮；在经历了70年代的“改革低谷”后，80年代掀起了第三次改革浪潮［14］。这三次改革浪潮存在着许多共同之处：首先，改革的起因往往都是由于过度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出现了困境，因而每次改革都是以提高生产效率，促进经济增长为目标的。其次，由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社会经济活动具有高度集权的特点，因而对这种体制的改革就必然要扩大经济中的横向联系，减少纵向联系，因而分权改革构成了这三次改革浪潮的最主要内容。再次，每次改革都带来了社会经济生活的混乱，其结果是，中央政府不得不重新采取集权、控制的方式，使经济体制再次向计划经济体制回归，直到再次遇到困境发起新一轮的改革，因而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经济生活都呈现出“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周期性波动状况，形成了改革的政治经济周期。

三次改革浪潮的失败原因在于，分权改革虽然通过向地方政府放权给予其提高本地区社会经济产出效率的动力，但是却又引发了各地区之间的恶性竞争，地方政府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地方保护主义，宁肯采取“大而全”式的发展战略也不愿意进行合作，这种乱投资的行为带来了严重的重复建设问题，最终引致了社会经济生活的混乱和失控。对此，周黎安建立了一个晋升博弈中政府官员的激励与合作模型来揭示为什么分权改革后地方政府之间总是倾向于采取地方保护主义的方式而不是彼此之间展开合作。这一模型很具有启发性，但还存在着一定的不足，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对之加以改进：

第一，周黎安主要针对的是中国的地方保护主义和重复建设问题，虽然其结论颇具有一般性，但是模型中变量的设定却没有考虑到分权改革在原社会主义国家的普遍性，因而过于强调地方政府之间相互攀比恶性竞争的消极后果，未能对随着改革进程的推进逐渐产生“趋好的竞争”现象给出比较严谨的解释。事实上周黎安所强调的以GDP为核心指标的“晋升锦标赛”只是锦标赛竞争的一种方式，而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还存在着其他形式的锦标赛竞争方式，只不过评价标准和奖惩措施有所不同。因此我们将建立一个更为一般的锦标赛竞争模型来分析分权改革下地方政府的行为，并着重解决为什么只有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分权改革能够产生“趋好的竞争”这一问题。

第二，周黎安假定不同地区之间地方政府官员努力程度的外部效应（也可称为“溢出效应”）是相同的，这是不符合现实情况的，即使是具有相似性和可比性的平行的地方政府之间的经济发展的相互作用程度也是存在显著差异的，并且这样的差异对处于政治晋升锦标赛制下的地方官员的决策和努力行为来说具有实质性的影响。比如，浙江省的两个平级地方政府金华市和宁波市之间的经济决策的对双方的影响就存在显著差异，除了趋同的历史和地理环境之外，二者经济发展现实中的禀赋存在着巨大的差别，这是处于晋升锦标赛制下的地方官员一定不会忽略的问题。因此，我们在模型中引入了ri(i=1,2)来解决这个问题。

第三，周黎安的晋升博弈模型是在一个完全封闭的环境之中运作的，即地方政府面临的选择只能是与其竞争对手合作达到“双赢”或采取“冷酷战略”不择手段地进行恶性竞争或者“让利竞赛”。事实上，随着改革开放步子的迈向前进，这样的封闭环境显然已经无法很好地解释现实。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国的地区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与招商引资、做大加工贸易的经济发展战略是分不开的。因此，我们对该模型的改进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考虑了地方经济的对外开放，把分权改革下地方官员之间的锦标赛竞争置于一个开放的背景下，通过引入变量λi(i=1,2)来解释为什么在国内不断上演形形的“大战”却可以跟国际市场实现良性互动。这也是本文所要阐释的关键问题，我们认为，正是把分权改革和地方竞争放在了对外开放的环境之中，才出现了中国经济的自觉、持续、快速的市场化和经济增长的“中国奇迹”。对外开放是化解我们在本文中第一部分所提出的关于分权改革的悖论的关键。

我们假设有两个相邻的平级地方政府①，官员1和官员2分别是两地政府首脑，他们处于同一上级的考核之下，由于所有的分权改革都是以提高经济效率为目的的，因而对他们进行考核的依据是当地的经济绩效yi(i=1,2)，绩效较高的政府官员将获得中央政府的青睐。

地方官员1的努力与其所在地区经济绩效的关系可以表示为其绩效函数：

y1=a1+λ1b1+r2a2+e1

其中a1代表地方官员1对对内经济事务（如促进本地区的国有企业改革，提高国企的经济效益等）的努力程度，b1表示地方官员1对对外事务（如改善投资环境，招商引资等）的努力程度。政绩函数表明，官员1的政绩y1除取决于他自己的努力程度a1和b1外，还与竞争对手官员2的努力程度a2及其产生的外部效应r2①有关。λ1表示地区的对外开放程度，即市场开放程度。为简化问题起见，假定0≤λ1≤1,λ1=0表示地区1完全封闭，与国外市场无联系；λ1=1表示地区1市场完全开放。“努力”包括选择各种政策、采取各种行动来最大化自己的政绩。假定上级政府能够观察到经济绩效y1，但无法观察到地方官员1的努力程度，官员1的努力程度a1和b1只有他自己知道。这样，上级政府所能采用的激励机制将只能基于可观察的经济绩效。

相应地，地方官员2的绩效函数对称地表示为：

y2=a2+λ2b2+r1a1+e2

式中e1和e2是外生随机变量，e1和e2相互独立，我们假定(e2-e1)服从一个期望值为0、独立同分布的对称分布F(x)，其密度函数为f(x)。另外，我们定义C1(a1,b1)和C2(a2,b2)分别为官员1和官员2努力发展本地经济所付出的成本，并且C1(a1,b1)和C2(a2,b2)分别是其对内和对外努力程度的增函数②。由于经济绩效yi(i=1,2)与Ci(ai,bi)正相关，所以地方官员的努力程度亦与经济绩效yi(i=1,2)正相关。③

假定锦标赛竞争的规则是：如果地区1的经济绩效超过地区2，即y1>y2，那么，官员1将得到足够的奖励④，获得V的效用；官员2则只能得到非常有限的鼓励，获得v的效用，其中V>v⑤。地方官员的目标是胜出的概率最大化。

地方官员1胜出竞争的概率为：

以上式子说明地方官员自身的努力（无论是对内经济事务还是对外经济事务的努力）都会使他自己在锦标赛竞争中胜出的概率增大，而竞争对手的努力则会相应地降低其胜出的概率。

设官员1的效用函数为U1(a1,b1)，则官员1的期望效用函数为：

E［U1(a1,b1)］=VF(・)+v［1-f(・)］-C1(a1,b1)

同理，官员2的期望效用函数为：

E［U2(a2,b2)］=V［1-F(・)］+vF(・)-C2(a2,b2)

对效用函数求偏导，分别得到官员1和官员2实现期望效用最大化的必要条件。⑥

相应的，官员2取得期望效用最大化的必要条件（一阶条件）是：

为了理解（1）、（2）、（3）、（4）式所隐含的福利含义，我们构建一个社会福利最大化函数与之相比较。在社会最优安排下，官员1、2将分别选择(a1,b1)、(a2,b2)使得社会剩余期望值最大化。记社会剩余函数为W=W(a1,b1,a2,b2)，则

W=W(a1,b1,a2,b2)=max{［a1+λ1b1+r2a2-C1(a1,b1)］+［a2+λ2b2+r1a1-C2(a2,b2)］}

显然，社会剩余实现最大化的必要条件是：

我们对以上模型的分析将建立在对锦标赛竞争条件下和社会福利最大化条件下，地方政府官员为了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行为选择的比较上。我们认为，对外开放因素的注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地方政府官员行为，使分权改革带来了“趋好的竞争”。

首先，如果不进行对外开放，在一个封闭环境下的分权改革会引致严重的地方保护主义，进而形成改革的政治经济周期。在上述模型中，令λi(i=1,2)，即是封闭环境下地方官员之间的锦标赛竞争。此时，从（1）式和（3）式（二者实质上是对称的）我们发现，在锦标赛竞争条件下，地方官员的努力程度与与其努力所产生的外部效应，即ri(i=1,2)负相关，这就意味着如果一个地区的官员发展经济的努力对其他地区也有积极（或消极）影响，那么，这种影响的存在会削弱（或强化）对该官员努力工作的激励。而从（5）式和（7）式可以看到，在社会剩余最大化的情况下，地方官员的努力程度与其努力所产生的外部效应是正相关的：正的外部效用越大，官员努力的社会边际收益越大，所受到的激励也越大；相反，负外部效应的存在要求地方官员降低努力程度，即要求其尽力避免能产生负外部效应的决策和行动①。

可见，在封闭环境中下的锦标赛竞争中，地方政府官员的行为是与社会福利最大化要求相背离的，这一点通过比较（1）式和（5）式［或者（3）式和（7）式］也可以看到。其原因就在于，在封闭条件下的锦标赛竞争中，竞争对手效用的提高相当于官员自身效用的降低，其谋求的是相对效用的最大化，此时对竞争对手越有利的事情对地方官员的激励越小，对竞争对手越不利的事情对地方官员的激励越大。也就是说，此时地方官员会尽量内化自己的正外部效应，而放任负外部效应的发生，将对竞争对手有利的外部效应当作对自己不利的事情来加以避免。而这恰恰是与社会福利最大化目标的实现对官员努力程度的要求是相悖的，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地方政府官员会对一些明明是“双赢”的合作机会反应冷淡，而对那些可以在提高自己的政绩位次同时降低竞争对手位次的恶性竞争和“让利竞赛”等情有独钟②。在地方保护主义情结下，地方政府之间不愿意进行合作，因而都追求“大而全”的经济发展战略，这必然会在全国范围内造成了大量的低水平重复建设，会引发混乱和失控，造成更严重的负面影响。而这种现象只有在中央政府重新集权，通过国家计划协调各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才能得到遏制。因此社会主义国家早期的经济改革一直呈现出“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周期性波动状况。

其次，分权改革所带来的诸如地方保护主义、重复建设等问题会随着对外开放的逐步深入而有所缓解，对外开放有利于打破改革的政治经济周期。当我们在模型中考虑到对外开放的因素后，分别比较（2）、（6）和（4）、（8）不难发现，地方对外开放程度λi(i=1,2)在锦标赛竞争条件下和在社会福利最大化条件下对地方官员的激励是一致的，都是λi(i=1,2)越大对地方官员的激励越大。在封闭条件下的锦标赛竞争中地方官员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位置，此时的地方官员为了提高经济绩效yi(i=1,2)而付出的具有“溢出效应”的努力ai(i=1,2)却与其本身竞争胜出的概率呈现一种负相关的关系，虽然这样的努力能够带来社会总体福利的增加，所以地方官员为了确保不改变自己与竞争对手的相对位次，宁可牺牲社会总体福利来达到胜出的目的。但是随着经济环境从封闭走向开放，地方政府官员有了更大的选择余地，其在对外经济事务方面的努力bi(i=1,2)不仅能够增大上级政府考察的yi(i=1,2)，而且也能增加社会总体福利。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关官员的个人目标与该地区的社会福利是一致的。因此，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在强化了对地方政府官员激励的同时也优化了地方的竞争行为，这有助于缓解和改善分权改革所造成的地方保护主义和重复建设问题。这可以很好地解释为什么与中国在1978年以后的分权改革能够如此不同，带来了“趋好的竞争”。

三、进一步的讨论：对外开放与中国经济的转型与增长

从第二部分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分权改革虽然可以创造一种促进地方政府间竞争的激励机制，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善生产效率，但是这种锦标赛竞争也会产生一些消极的后果，地方政府为了在锦标赛竞争中胜出不惜“以邻为壑”，这导致严重的地方保护主义和重复建设，这种情况是与整个社会的福利最大化相背离的。因而仅凭分权改革所带来的生产效率改进也是有限度的。也正因为如此，虽然前苏联、东欧国家在20世纪50年代、60年代和80年代曾经三次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进行改革，都因为产生了严重的地方保护主义和重复建设而形成了“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治―乱”循环，始终没有走出改革的政治经济周期，最终放弃了社会主义，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之后走上了激进式经济转型之路。而中国在改革开放前，分别于20世纪50年代末和70年代所进行得两次分权改革，也都因为导致“诸侯经济”的出现，社会经济生活混乱而宣告失败，事实上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的分权改革依然存在着较为明显的“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治―乱”循环。

我们的研究提升了对外开放在促进中国经济的转型与增长方面的作用。我们认为，正是因为1978年以后所进行的对外开放实现了分权改革后地方政府目标与社会福利目标的激励相容。虽然对外开放没有从根本上消除地方政府间恶性竞争所引发的一系列消极后果，尤其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经济中的市场分割问题。但是它改变了原来地区经济发展所面对的封闭环境，为其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因而在相当程度上缓和了因地方政府间恶性竞争所引发的经济混乱。从上文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在考虑进对外开放因素（即地方政府努力推进的开放地方市场与国际市场接轨、招商引资等等）之后，地方政府的行为，至少是对外部经济事务的努力，这是与社会总体福利最大化相容的。积极招商引资，改善投资环境，推进本地区的对外开放，促进本地区的市场化，既可以为地方政府带来丰厚的税基，又可以提升本地区的整体福利状态。可见，在对外开放与分权改革的互动作用下，中国地方的经济发展比以前更健康了。这其中一个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随着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加深，中国经济逐渐走出了改革的政治经济周期，没有出现明显的由分权改革引发的“治―乱”循环。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分权改革与对外开放的互动为地方政府提供了有效的强激励来推动中国的经济转型和增长，但正是对外开放使中国的经济转型和增长成为可能。首先，对外开放推动了中国的经济转型进程。在原来封闭的发展环境下，中央政府的分权改革效果之所以不尽如人意，是因为对与地方政府来说，由于各地区的社会经济产出是由国有企业创造的，因此为了实现本地区社会经济产出的进一步增长，地方政府只能执行利改税、拨改贷以及企业承包制等措施来提高国有企业的生产积极性。而随着对外开放的实行，发展环境逐渐从封闭走向开放，“三资企业”的出现使沿海地区的社会经济产出不再仅仅来源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中的国有企业，这让各地区的地方政府都看到了体制外的非国有经济的活力。与发展国有企业相比，发展非国有经济使地方政府可以在不增加任何生产资源的投入的情况下达到更高的社会经济产出水平。于是在地方政府的推动下，走在对外开放前沿的沿海地区大力发展“三资企业”，一时无法与世界市场接轨的其他地区则大力发展“乡镇企业”，这带来了全国范围内非国有经济部门的迅猛发展，并逐渐改变了传统的国有制一统天下的局面。随着非国有经济经济部门的迅速成长，它们提供的社会经济产出份额占全地区社会经济产出的部分日益扩大，各地区社会经济产出的增长不再依赖于国有企业，在这种情况下，对地方政府来说，需要不断投入大量生产资源但却难以实现产出增长的国有企业日益成为本地区社会经济产出进一步增长的障碍，因此地方政府希望能够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从根本上改变国有制占主体地位的所有制结构，这样在地方政府的要求和支持下，中央政府从1992年开始正式确立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和方向，在此基础上一方面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范围，另一方面开始实行股份制，从存量上对国有经济部门进行改组。从而形成了以国有制经济为主导、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使中国经济转型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其次，对外开放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增长。正如前文所述，分权改革所带来的生产效率之所以有限，是因为在锦标赛竞争下地方政府之间为了保持或者超越竞争对手的政绩不愿意进行合作，大搞“大而全”的经济发展模式。这必然导致各地区生产结构趋同，不利于各地区充分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而为了实现对外开放，各地方政府则必须充分挖掘自身在自然资源禀赋、地理区位、劳动力成本等方面的比较优势。这在全国层面上促进了各地区生产结构的差异化，有利于中国经济走出重复建设的怪圈。当然，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更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国对外开放的过程正适逢因西方发达国家金融革命和信息革命不断加速的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产业分工在全球范围内的重新整合，中国抓住了这一历史契机，实现了与世界市场的良性互动。西方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产业，并不是简单的产业搬家，产业转移的依托是产业分解和产业融合，即发达国家通常是将产业链进行分解，然后采取直接投资、生产外包、设备供应等形式把一部分生产环节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以实现国际间的生产分工和资源配置［16］。因而拥有丰富劳动力资源的中国就成为承接这些产业转移的理想地区。正因为如此，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发达国家加工制造业技术向中国的大规模转移和扩散，我国企业尤其是非国有企业通过承接西方国家的直接投资、生产外包订单以及设备供应等形式，迅速提高了生产能力，从而带动了经济增长。

可见，中国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在经济转型和增长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实际上是分权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相互配合的结果。虽然分权改革促进了地方政府间的竞争，但正是对外开放为分权改革提供了更为广泛的运作空间，把地方政府间竞争引入到一个更为健康的发展轨道之中，使中国经济逐渐走出了“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恶性循环，创造出了“中国奇迹”。

在这里还应当说明的是，对外开放在前苏联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也曾经受到高度重视，1986年9月，前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通过了《关于完善对外经济联系的管理措施的规定》和《关于完善同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与技术合作的管理措施的决定》两项决议，规定一些企业可以直接对外联系，同时鼓励引进外资、兴办合资企业。1987年1月，前苏联部长会议又通过了《关于在苏联境内建立由苏联组织和资本主义国家及发展中国家的公司参加的合资企业及其活动的制度的决定》，不仅和原社会主义国家合资办企业，而且还积极开展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兴办合资企业。因此，实行对外开放实际上是戈尔巴乔夫经济改革的一项重大举措，而且总的来看，苏联在引进外资和技术方面与中国相比，引进的数量更多、引进的规模更大［17］。但是由于前苏联的对外开放并不是在地区层面上进行的，而是交由国家授权的20个部和70个大企业执行，未被授权从事对外经济活动的部、委和企业的一切对外经济联系都只能通过对外贸易部所属专业总公司开展进出动，因此对外开放并没有改善地方政府间的竞争，没有与分权改革形成良性互动。这也是戈尔巴乔夫时期改革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四、总结性评论

从传统的以国有制为基础的中央计划经济转变为基于多元产权制度的市场经济体制是原社会主义国家在20世纪后期所面临的共同任务。然而相似的转型任务却在中国和前国家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后果。应当如何从理论上来对中国和前苏联、东欧国家的转型绩效差异加以解释，对这一问题的进一步研究形成了转型经济学的早期研究范式，即仅仅在抽象的意义上理解市场经济，在“市场经济比计划经济好”的前提假定下，通过对中国和前苏联、东欧国家经济转型方式和路径的比较，肯定中国所采取的渐进式转型道路，并检讨苏联、东欧国家的激进式转型道路。转型经济学早期的研究范式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遇到了挑战。由于前苏联、东欧国家的经济开始复苏，并且在进入到21世纪以来逐渐呈出较为强劲的增长态势。在这样的背景下，经济学家开始认识到不能简单地把经济绩效的差异归结为经济转型方式的不同。因此一些学者开始试图超越“激进”与“渐进”孰优孰劣的争论，而在此基础上所进行的一系列研究引发了转型经济学的一场范式变革，那就是注意到了政府在经济转型中所发挥的作用，产生了一系列关于分权改革、政府治理和经济转型、增长之间关系的理论和实证研究。

我们的研究认为，目前基于分权改革和地方竞争视角的分析虽然较好解释了中国经济的转型和增长，但却没有发现造成中国和前苏联、东欧国家经济绩效差异的根本原因，也没能指出中国在20世纪八十年代和五六十年代分权改革的根本区别，因而也就不能解释为什么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的分权改革能够产生“趋好的竞争”，创造出“中国奇迹”。为了化解目前理论界所存在的分权的悖论，更好地解释“中国奇迹”，我们在本文别关注对外开放对分权改革和地方竞争产生的重大影响，特别是对外开放和分权改革的良性互动对中国经济转型和经济增长的关键作用。我们发现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在强化了对地方政府官员激励的同时也优化了地方的竞争行为，在很大程度上缓解和改善了分权改革所造成的地方保护主义和重复建设两大“顽疾”，从而走出改革的政治经济周期。在对外开放的大背景下，为了更好地与国际市场接轨，地方政府开始注意发挥本地区的比较优势，从而走出原来的低水平竞争，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增长；也正是在对外开放的大背景下，地方政府开始注意到非国有经济的活力，从而主动调整所有制结构，推动了中国的经济转型。分权改革和对外开放，就像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两翼”，两者相互配合，使中国在进行体制转变的同时实现了经济的崛起，创造了“中国奇迹”。

当然，虽然对外开放为分权改革打开了运作空间，使中国走出了改革的政治经济周期，并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地方保护主义和重复建设问题，使中国发挥出了自身的比较优势从而融入到世界市场当中，但是由于在这一过程中地方政府之间依然缺乏深入的合作，因而对外开放政策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分权改革所带来的地区分割现象，这就突出地表现在：

第一，各地区发展水平之间的差距因受到自身区位状况的限制而呈现出日益扩大的趋势。东部沿海地区由于具有地缘优势，因而可以在较深层次上融入世界市场，并在这一过程中实现自身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度化；而西部地区则大多难以直接利用世界市场上的各种有利条件来带动自身的发展。

第二，能够融入世界市场的各地区大多是以相似的方式，尤其是通过发挥自身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优势融入世界市场的，所不同的仅仅是在其他配套政策优惠方面存在的差异，这使各地区之间的发展模式严重趋同，虽然在产业选择上存在着差异，但大多处于全球产业分工的下游。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一过程中各地区之间的关系往往是竞争而非合作，这使得在一定程度上难以实现通过对外开放来实现技术升级、推进工业化进程。

第三，虽然各个地区都在不断扩大对外开放的范围和领域，从而形成了全国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但大多没有在这一过程中同步推进对内开放，各地区之间的经济关联度依然较低。从全球产业分工格局来看，中国各地区之间依然是大量的低水平重复建设，使中国经济出现了增长很快但发展相对滞后的局面。

面对这些问题和矛盾，我们需要反思和调整的不是对外开放政策，而是分权改革政策。因为正是分权改革加剧了各地区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时至今日，在各地方政府具有较大独立性的情况下，既不利于从宏观上加以统筹，从而深化经济转型，促进经济可持续增长，也不利于缩小地区间的发展差距，从而建设和谐社会。面对新的情况，我们需要对分权政策做出调整，全面统筹地区之间的相互关系，变地区间的竞争为合作，加强地区间的横向经济联系，在全社会范围内优化产业布局，实现各地区协调发展。只有及时进行政府转型，重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才能够使各地区能够在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同时实现对内开放，从地区竞争走向地区合作，从地区分割走向区域整合进而实现社会整合，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经济转型和发展之路。

还应当说明的是，虽然我们的分析同样强调在经济转型的下一阶段，政府转型、政府治理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应当注意的是，如同建立市场经济不是经济转型的全部一样，政府转型也不是经济转型的全部。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确立，经济转型进入到深化与完善阶段之后，为了建构起能够支撑其长期经济发展的制度基础，应该从一个更高的层次上来统筹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而在这方面不应当忽略的是社会的作用。一方面正如波兰尼（K.Polany)对经济史的研究所表明的，市场是根植于社会之中的，它不能够“脱嵌”于社会而孤立地存在的［18］。另一方面，只有使政府的决策受到社会的监督和制约才能够最终实现“善治”。更为重要的是，一个运作良好的社会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替代政府来提供市场运行所需要的各种公共产品，尤其是提供秩序。因此在经济转型的过程实际上涉及到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之间关系的重建过程。只有同时协调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使之在互惠共生的基础上实现耦合，才能够建立起支撑一国长期经济发展的制度结构。

参考文献：

［1］ 樊纲. 两种改革成本与两种改革方式［J］. 经济研究,1993(1):3-15.

［2］ 林毅夫,蔡,李周. 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和经济改革［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3］ Stiglitz J. Whither Reform? Ten Years of Transition［C］. In Pleskovic and Stiglitz (eds.) Annual World Bank Conference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Washington: World Bank, 2000：27-56.

［4］（波兰）科勒德克. 从休克到治疗――后社会主义转轨的政治经济［M］. 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0.

［5］ 杨瑞龙. 中国制度变迁方式转换的三阶段论――兼论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行为［J］. 经济研究,1998(1):5-12.

［6］ 杨瑞龙,杨其静. 阶梯式的渐进制度变迁模型――再论地方政府在我国制度创新变迁中的作用［J］. 经济研究,2000(3):24-31.

［7］ Qian Y， Weingast B. Chinas transition to market: marketpreserving federalism, chinese Style［J］. Journal of Policy Reform, 1996:149-185.

［8］ 张军,周黎安. 为增长而竞争：中国增长的政治经济学［M］.上海： 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9］ 王永钦,张晏,章元,陈钊,陆铭. 中国的大国发展道路――论分权改革的得失［J］. 经济研究,2007(1):4-16.

［10］ 杨其静,聂辉华. 保护市场的联邦主义及其批判［J］. 经济研究,2008(3):99-114.

［11］ Blanchard O. and Shleifer A. Federalism with and without political Centralization: China Versus Russia［EB/OL］. NBER working paper, 2000, no.7616.

［12］ 周黎安. 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J］. 经济研究,2007(7):36-50.

［13］ 周黎安. 晋升博弈中政府官员的激励与合作――兼论我国地方保护主义和重复建设问题长期存在的原因［J］. 经济研究,2004(6):33-40.

［14］ （法）贝尔纳・夏旺斯. 东方的经济改革――从50年代到90年代［M］.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15］ 何智美,王敬云. 地方保护主义探源――一个政治晋升博弈模型［J］. 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7(5):1-6.

［16］ 金碚. 中国工业的技术创新［J］. 中国工业经济,2004(5):5-14.

［17］陈孔伦,纪洪江. 苏联经济体制改革史［M］.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9.

篇5

内容提要文章认为经济法的独特功能，将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更好地体现出来。在WTO规则下的更加完善的市场体系中，民商法是基础，经济法是保障。经济法之功能就在于对社会经济关系进行综合系统调整；对社会经济发展施加直接、导向性影响；最有效实现经济效益；最充分体现社会公平。

关键词WTO经济法功能综合系统调整直接导向影响实现经济效益体现社会公平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国法学界在经济法与民商法的调整对象、价值取向、功能作用①及相互关系等基础理论方面的研究和争论从未间断过，可以说是成果颇丰，但其中一些问题至今尚无定论。对于这些问题的探讨，学者们大都是沿建国50年以来我国自身的发展历程，着眼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并以之为背景而进行的。如今，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已成定局，问题的焦点已不再是我国自身经济体制的转型与发展，而是如何将我国融入WTO这样一个真正的、完全意义上的市场运作机制之中②。因而我们不仅要探寻自身发展过程中的规律，更要分析世贸组织所确立的规则，亦即世界其他国家业已形成的一般规律，以WTO所确立的全球通行的交易规则为背景对经济法和民商法的一些基础理论问题做出重新认识。拟就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经济法的功能问题，谈些许思考。

引论：

考察经济法的起源与发展，我们不难发现：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克服经济发展过程中市场调节的盲目性与滞后性，排除市场竞争障碍垄断、限制竞争与不正当竞争行为等，制定了现代意义上的“经济法”，其功能就是对付社会经济发展中因市场失灵引发的经济危机。所以有学者分析指出当时的经济法就是“危机对策法”。而在东方，“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直接刺激了社会主义经济法的出现”①。那时的经济法，功能也比较单一，即作为国家推行经济政策、实现经济计划的手段。在改革开放前的我国，经济法实质上“已经成为国家行政权力命令的翻板”②。当前，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与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化，经济法被赋予了新的活力，它具有其他部门法所无法替代的独特功能，因而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也日益重要起来。当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进入攻坚阶段，当我们面临社会转型时期的当代中国而思考我国经济法体系构建，当我们最终选择“入世”并准备面对WTO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时，我们就不得不重新审视经济法在人们社会生活中所具有的独特功能了。这不但有助于经济法自身基础理论的完善，而且能够重新明确“入世”以后我国经济法与民商法的分工及其相互关系。

本论：

世界贸易组织theWorldTradeOrganization,简称“WTO”由三个总协定货物贸易总协定、服务贸易总协定、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总协定及下属附件和许多专门协定构成。WTO及其法律体系的宗旨，是逐步减少和消除成员方政府以关税、数量限制、管制立法和其他国内立法与行政措施设置的国际贸易壁垒，以及其他对国际自由贸易平等竞争的扭曲行为；通过多边贸易谈判达成协定，规定所有成员可以接受的贸易自由化程度和所允许的国内贸易保护措施，逐步推进国际贸易自由化进程①。其主要职能有三：解决国际贸易争端、制定和实施多边贸易规则以及组织多边谈判。其主要原则也有三：最惠国待遇原则、国民待遇原则和透明度原则。世贸组织的所有成员方和申请加入方最重要的义务承诺，就是接受世贸组织规范对国内政府贸易管理活动的约束，接受世贸组织通过争端解决机制、贸易政策审查机制和透明度制度对国内贸易行政活动的监督。

通过上述世贸组织的基本情况，我们不难看出WTO规则是以民商法为根据确立的，其核心就是推进自由贸易、使各成员在此过程中谋求各自的发展。然而，WTO的实践也不断提醒我们，仅有民商法规制是不够的，纯粹的贸易自由，必然导致垄断、倾销等诸多妨害经济进一步发展的不合理现象产生。因而在WTO达成协定的同时，各国都会或多或少做些保留条款，并且一定限度之内的贸易壁垒也被视为是可以接受的。这实质就是经济法手段的运用。以民法为基础、经济法为保障来发展经济的模式，已为世界多数国家的发展所证明。因而，我国的市场经济建设也应在依靠民商法作基础性调整的同时，辅以经济法的保障。让经济法扫除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形成的障碍，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并进行宏观调控，将一个没有“瑕疵”的市场还原给民法去调整，成为民法调整经济关系的“环境法”。

加入世贸组织，将使我国面对一个完全的、绝对的市场运作体系，经济法在其中所特有的功能将表现在以下四方面。

一、对社会经济关系进行综合系统调整之功能

经济法能够以全局观念，对社会经济关系进行综合系统调整，并实现“微观规制”与“宏观调控”两种手段的有机结合。

现代社会化大生产是社会分工细化与社会协作强化的对立统一。随着市场经济的高度发展，社会经济关系必然同时朝着分化和综合两个方向不断跟进。这就要求法律对各类具体的经济关系既能区别对待，进行分别调整；又能一视同仁，进行综合系统的调整。传统法律部门对经济关系的调整正是按分类调整和分段调整进行的，但彼此间缺乏应有的连贯性和协调性。这就需要运用具有综合系统调控功能的经济法，综合协调国家、市场、企业三者之间的关系，建立市场规制与宏观调控相结合的市场经济模式。

以民法为核心的传统法律部门只能在微观领域对社会经济做有限的调整，自身的修正并不能完全消除其局限性。自由商品经济市场自我调节的盲目性导致垄断的产生，使得社会经济运行秩序紊乱、经济结构呈不平衡状态。而从个人立场出发的民法，只能从微观领域对此作些修补，无法解决社会经济的整体运行和总体结构问题，无法从全局进行调节。

以全局观念综合调整是经济法特有的功能。随着社会化大生产和现代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经济关系复杂多样，相互联结、相互渗透、综合发展的趋势日益加强。经济法正反映了经济关系分化与综合两个方向发展要求，实现了微观规制与宏观调控手段的有机结合。一方面通过众多的具体的部门经济法分别调整各类经济关系，另一方面又从总体上对各种具体经济关系进行全面综合调整。1、在微观规制方面，经济法运用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责任法等法律对社会经济进行个别调整，干预私人经济，保护市场中的弱者，减少资源浪费，降低社会交易成本。例如，反垄断法的适用，可以保障有效竞争，提高经济效益和保障经济公平；反不正当竞争法的适用，可以保障市场主体营利行为的正当性，促进经济的良性运行，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适用，可以保障弱者的权益，实现社会正义，促进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2、在宏观调控方面，经济法运用财政法、金融法、税收法、投资法以及产业结构调整法等法律，对国民经济发展的任务、方针和原则这些根本方面进行综合调控，使整个社会经济均衡高效地发展。例如，财政法的适用，从总体上调控经济运行；金融法的适用，从总体上调控货币资金的运行；税收法的适用，可以调整社会分配，限制或激励某个行业的发展；投资法的适用，将有限的资金合理分配，集中于重大建设项目；产业结构调节法的适用，可以干预扶持第三产业的发展，使产业结构加速现代化从而推动全面经济增长。

二、对社会经济发展施加直接、导向性影响之功能

市场机制的重大缺陷集中体现为市场配置资源的间接性、盲目性和滞后性，造成资源浪费。这就需要国家的直接调控和指导，由国家在遵循社会经济自身规律，在市场经济机制自发运行的基础上，运用“国家之手”进行调节、控制和指导，排除社会经济正常运行中的障碍，引导社会经济按照国家意志所期望的途径，朝着国家意志所希望的方向运行，以达到社会经济良性运行、协调发展的目的。与此同时，必然少不了有相应的法律手段作为保障，而这种法律又必须具备能够对社会经济施加直接的、导向性影响的功能。

市场经济的运行虽然离不开民法，但民法只为现代市场提供一般规则及市场活动的行为规范①，对经济运行的保护主要是消极的。其一，民法对社会利益的维护是间接的，基于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分野的理论，反对国家直接干预私人经济活动。它主要是通过调整社会一般私人利益冲突来实现个人利益之间、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的平衡，而不是直接协调国家、社会和个人之间的利益。其二，民法对经济生活的影响是非导向性的。民法从尊重个人意思出发，对市民之间的相互关系采取放任自由的态度，只是要求人们消极地不违反公共利益、社会秩序和善良风俗，而不是引导人们积极地维护它们。其三，从调整方法上看，民法主要由任意性、授权性规范构成。任意性规范就是为主体提供一种选择，与强制性规范不同，民事主体可以根据意思自治原则形成合意而随意排除任意性规范的适用；授权性规范在于指明权利人可以取得何种资源，即对人们的需要和利益的确认。民法的这种调整方法，决定了它不可能具备对社会经济施加直接、导向性影响的功能。要想实现社会经济按预期、良性发展和协调运行，就必须超越民法的界限。

经济法的法律本质就是国家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调控社会经济，使之良性运行、协调发展之法①。其一，经济法对社会经济关系的影响是直接的。与国家不介入私人经济生活领域的民法相反，经济法赋予国家直接介入经济活动的权利，通过直接调整国家和经济主体的社会关系以促进社会经济协调稳定和发展。由于国家是整个社会利益的代表，它可超越个人主义立场，从社会经济发展全局出发，通过强制、直接参与宏观调控等手段调节社会经济，实现经济结构和比例关系的均衡，促进经济的合理运行和发展。因此，经济法弥补了民法只能通过调整私人经济关系、间接保障社会经济正常有序运行的不足，尤其是克服了民法对有关社会经济整体结构和运行的社会关系无力调整的局限。其二，经济法对经济生活有导向性的影响。较之民法对社会关系所采取的放任自由和消极限制的态度，经济法对经济生活采取限制、禁止、和积极促导的态度。这是基于国家直接调节社会经济和以社会效益为追求目标的要求。为保障国家调节经济、促进社会效益的提高，既有必要依照强制方式禁止、限制某些经济行为，也有必要运用计划、经济政策和经济杠杆对社会各种经济活动主体进行引导和促进。其三，在调整方法上，经济法也与民法不同。后者多由任意性规范调整社会关系，有少部分依强制性规范；而前者则由必要的强制性规范和大量的义务性、禁止性规范构成，并采取制裁和奖励相结合的方法对社会关系进行调整。

可见，经济法就具备了其独有的对社会经济施加直接、导向性影响的功能。因而，当今世界各国正日益重视通过经济立法，运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等工具有意识地调节社会经济，使其朝着经济法所设定的

方向前进②。日本在

六、七十年代制定大量的以基本法为主导的产业政策法，就是成功的一例。从1961年到1967年日本先后颁布了《农业基本法》、《农业现代化资金促进法》、《石油业法》、《中小企业基本法》、《中小企业现代化促进法》、《中小企业指导法》、《沿海渔业振兴法》、《林业基本法》、《中小企业现代化资金促进法》、《中小企业振兴事业团体法》等，对产业结构和产业组织进行规范和调整。实践表明这些法律对日本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为日本经济进入二十年的高速增长奠定了基础。

三、最有效实现经济效益之功能

经济法的实施能最有效地节约交易费用、最有效地保障社会经济健康发展。

一、经济法可以最有效地节约交易费用。关于这一点，已有学者作了精彩的论证①，笔者在此仅为简单阐述。“交易费用”的概念是由科斯提出的，他运用交易费用范畴分析制度的产生及其功能，认为交易费用的存在必然导致制度的产生，而制度的运作又反作用于交易，降低了交易成本。随着商品经济由低级向高级发展，交易费用逐渐增大，民法、商法、经济法相继产生，其降低交易成本的能力依次增强。

民商法的基本精神就是在产权界定清晰的法律基础上，充分肯定和保障权利的自由交换，即“私法自治”。当交易成本为零时，民商法足以使市场主体自愿、高效地达成交易，不需要经济法的介入。亦即通过维护和保障自由交易，防止交易费用由零到正。随着生产社会化程度日益提高和市场经济的高度发展，垄断和限制竞争等市场障碍出现，交易费用继续增大，市场经济秩序崩溃，市场经济合理地走向了自己的反面。民法的经济基础被扭曲，因而它对降低此类交易费用无能为力。交换社会化要求建立一种对交易双方都进行规范并能解决社会生产无序性的制度。

较诸民商法，经济法能够最有效地节约交易费用。它借助政府干预，同时赋予了政府用抽象行政行为进行干预的权力，通过灵活积极的干预从而降低成本。经济法降低的不是两个交易者之间的小交易费用，而是关乎整个社会公共利益、关乎整个经济秩序的巨额交易费用。例如，当交易行为有直接负外部性，即有强烈的社会危害两个大企业进行垄断兼并，或买卖双方达成倒卖国家文物的契约等危害行为之时，由于该交易不直接针对特定的第三者，既无法依据民法的合同责任，也无法依据侵权责任对其，因而政府选择了以经济法直接禁止这种交易，不仅可行，而且交易费用低。

二社会经济发展不能没有法律的保驾护航，资本主义社会之前，诸法合体，以刑法保护为重；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则主要得益于民商法；而能够最有效地保障社会经济健康发展的应是经济法。因为“经济法调整人们在社会化生产中的增量利益关系，是公正地保护人们的发展权益，进而使发展达到秩序化的法。”①

以民商法为核心的私法并不直接保障经济发展，其涉及经济的部分主要是调整商品关系或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例如，民法的所有权就是对人们的既得财物和利益的法律确认；民法的债权主要就是人与人之间进行商品交易的权利。强调所有权和债权并不能直接解决创造财富问题。虽然民法为经济主体提供了反映价值规律的法律环境，虽然民商法是市场调节的法律保障，但它们对于市场固有的各种缺陷却往往无能为力。例如对垄断和限制竞争这种市场障碍，依据民法便难以排除。至于对市场的盲目性、唯利性和滞后性，民商法更是完全无法解决。因而，民法能够间接地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却并不能保障社会经济持续、健康地发展。

经济法为什么能够保障社会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呢？这就要从经济法与民商法产生基础的不同谈起了。民商法根源于社会分工、个人占有和个体小生产；经济法则根源于集体协作、共同占有和社会化大生产。这就决定了民商法以调整个体利益关系为主要任务，通过协调个体利益，进而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但此过程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而经济法则直接以调整人们在社会化生产中的相互关系为首要任务。例如，通过企业法等经济组织法为市场经济活动创造合格主体；通过财政法和金融法来调控社会经济，促使社会经济总量平衡、结构合理、效益优化；通过税法来实现社会分配公平；通过产品质量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保护处于弱者地位的消费者的权益；通过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反垄断法维护公平的竞争环境等等。所以经济法能够保障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从当今世界各国的实践上看，二战后日本和德国的经济迅猛发展，令世人瞩目，与这两个国家具有完善的法律制度密不可分，经济法的作用尤为突出，有完善的法律制度规范保障的经济是“理性的经济”，能够持续、快速、稳定、协调发展，中外的实践无不证明了这一点。

四、最充分体现社会公平之功能

经济法通过对社会经济关系的调整，力争创造一个有利于各社会个体共同发展的公平环境，从而实现社会整体利益与个体利益的衡平。

在一个法治的社会中，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应当保持平衡，然而个体利益与社会利益冲突是市场经济本身内在的本质矛盾，表现为垄断、不完全竞争、不公平分配、经济投机、总量失衡和周期性经济危机等市场缺陷。这些缺陷表明个人利益只有与社会整体利益平衡发展才能得到实现，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利益主体多元化、经济关系复杂化，各经济主体均以追求自身最大利益为目的，因而不可能自觉地反映社会需要及其长远变动趋势，也不可能自觉地实现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有效结合。这就需要我们妥善处理各类矛盾，平衡各种经济行为，协调各种经济利益，尤其是社会整体利益与个体利益的关系。

最能反映个体利益的基本法是民法，传统民法以个体、权利本位为指导，强调社会个体的权利、平等和自由，忽视甚至对抗社会整体的意志和利益，忽视个体为国家、社会所承担的义务和责任。民法的价值观决定了民法不可能由注重个体利益转向注重社会利益或者转向个体利益与社会利益并重。随着自由资本主义迅速发展而出现了一系社会问题，尤其是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和分配的严重不公，使人们对市场制度的正义性及其功能产生了怀疑。在民法领域，社会性立法活跃，这一趋势被描述为“从个人本位到团体本位”，包括公共利益原则，诚实信用原则和禁止权利滥用原则的确立、严格责任的产生和发展等等。事实上，民法所做的努力正是为了尽力避免个体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冲突。然而，民法朝着社会本位所做的一切努力最终也只能是保证个人追求自身利益时不损害他人和社会公共利益，其核心又是不损害其他个人的利益。民法所调整的一切仅限于私权领域，它首先要关怀的仍然是个人。

经济法正是为补充民法的不足，解决这些矛盾，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兼顾个体利益，坚持全局观念，对各类主体的意志、行为和利益进行平衡协调，从至高点维护社会整体利益，从而达到社会整体利益与个体利益的衡平。与民法相比，经济法更侧重于结果意义上的公平。民法鼓励追求自身财富的最大化，而经济法则强调少数人为了社会整体利益必须做出牺牲。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所得税法。世界各国无一例外地采用累进税率制。收入低于法定纳税水平的公民不纳税，反之则要对超出部分按比例纳税。从实际纳税额上看，收入越高则纳税越多，高收入的人可能将用近一半的收入来纳税。这是一种“剥夺”，但它又是符合社会利益的。从缴纳比例看，应纳税额随收入增加而上升之比例是有上限的，而不是无止境的。其结果，通俗点说就是不能让高收入的个体有“干了白干”或“为他人做嫁衣裳”的感觉。这是一种“鼓励”，在保障社会利益的同时，兼顾了个体的利益，以保证个体积极性的充分发挥。人类社会中每个人都应当有生存权、财产权、安全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民法在这些方面功不可没。但人与人是有差别的，法律不仅要保护那些有能力的人创造财富的自由，也要保护弱者生存的权利。归根结底，经济法突出了社会整体利益，旨在创造一个有利于各社会个体共同发展的公平环境，促进社会整体利益与社会个体利益的协调发展，在推动社会全面进步的同时，实现社会利益与个体利益的衡平。

结论：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就意味着我们将自己完完全全地放到了世界大市场之中，只有按照WTO规则校准自己，才能从中获益。市场经济“是民主与法制的经济”①，它不是市场主体单纯的自由竞争，而是一个有序化、制度化的过程。这一过程是通过一系列法律制度来实现的。与计划经济不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权力关系和经济权利关系是统一的复合关系体。如果将经济活动主体看作是国民经济的“细胞”，民法就是要激发它们的活力，为其参与市场经济活动提供了最基本的法律准则。经济法则把这些“细胞”组织起来，使之按照国民经济运行的要求有规律、有秩序地进行自主经济活动。经济法必须考虑到与鼓励私人竞争的民商法相协调才能实现其价值。总之，在功能上，民法着重于创设一种自由竞争的市场秩序，是“无形之手”市场机制运作的法律保障；而经济法着重于从外部维持这种市场秩序，引导市场避免走向盲区，是“国家之手”政府干预在经济领域运作的法律保障。

＊王继军：山西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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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场经济中，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追求效用最大化的消费者和追求收益最大化（或风险最小化）的投资者构成了经济运行的微观基础。满足了这种定语限制的经济主体是与市场经济运行的内在要求相适应的或者说相容的，反之则反是。这几个看似简单的修饰语，可以作为判断经济主体是否市场化的标准。以此标准来衡量，目前我国各种经济主体尚未实现市场化或者尚未完全实现市场化。换言之，目前我国经济的微观基础与市场经济是不相容的或者说是不完全相容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手段，而宏观调控手段与传统计划经济条件下的“经济计划”手段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后者是—种对经济的事前规制，因为它是计划者对被计划者的直接控制，所以它发挥作用不需要市场作为媒介。而前者即宏观调控是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从而导致经济总量非均衡对政府提出的调控经济的内在要求，以减少市场机制自动调节的时滞所产生的高昂成本。可见宏观调控既是市场机制作用的结果又是提高市场经济效率的必然要求。同时，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又必须以市场行为人能够对各种市场信号作出灵敏的反应为前提。这就是说，财政货币政策有效性是基于与市场经济相容的、完善的微观经济基础之上的。那么，要提高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效应，就必须首先改善这种微观基础，具体包括：

1.从宏观层次和微观层次改革国有企业。从宏观层次改革国有企业就是站在全局的高度对国有企业进行战略性重组和结构性调整。这需要进一步完善国有企业的退出机制，以全面收缩国有企业的经营战线，使其尽可能地从一般竞争性领域退出，让位给比它具有更高效率的其他所有制企业。这既是非国有企业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国有企业自身和整个经济发展的需要。事实上，国有企业的巨额亏损不仅使中央和地方财政难以承受，也给银行造成了沉重的负担。因为一个充斥着不可持续的信用扩张的经济结构以及一个充斥着大量的不良债权的经济体系都是不可能持续下去的。一个很明显的经验事实是，在传统国有企业经营体制下，由于预算的极度软约束，为了追求控制权的扩大，国有企业普遍存在无效率的规模扩张，在这种情况下它对贷款利率信号是极不敏感的。国有企业累积的风险可以转嫁给银行，银行最终又转嫁给国家。在这种微观基础上，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由于缺乏效率）都将无效。从这个意义上说，从宏观层次改革国有企业是提高财政货币政策效应的首要前提。而从微观层次改革国有企业是指对那些经战略性重组后保留下来的有存续必要的国有企业，按照其行业性质和对国家经济安全影响程度等方面的不同。分别建立适合他们各自特点的企业制度和企业经营机制。但总的趋势应该是，除极少数企业继续保持国有独资外，对绝大多数国有企业都要进行规范的股份制改造，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进行全面的制度创新，建立起与市场经济体制相容的微观运行机制，从而强化它作为市场主体的性质和功能，参与市场的公平竞争，或发展壮大，或退出消失。

2.保护非公产权。财政投资对民间投资的带动不足，是扩张性财政政策效应偏低的一个重要原因。而民间投资不足的原因主要有两个：其一为银行对非公企业贷款的歧视性政策，另一则为对非公产权保护的法律框架不健全。在这种情况下，非公财产所有者特别是私人财产所有者的不确定因素多，保卫自己财产的交易成本过高。这种不确定使企业家无法形成对未来的稳定预期，从而导致非公投资者缺乏全力以赴投资的长期行为。这样，作为市场经济微观基础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各种非公企业，就很难发展到其应有的规模、水平和实力。

3.进一步打破垄断，向非公企业开放更多的领城。第一，减少对传统国有垄断部门的准入障碍，即向民间资本（非国有经济）开放这些投资领域，这一方面为竞争格局形成提供基本前提，另一方面达到启动民间投资需求，增强社会对未来经济良好预期之目的。第二，正如国有部门垄断地位形成靠的是国家力量一样，打破这种垄断也必须依靠国家力量，对诸如电信、民航、电力、铁路、教育、金融等传统垄断领域，科技进步及社会发展已为它们成为竞争性领域提供了可能性，国家不仅要允许而且应以优惠政策鼓励新人者，同时对目前居于垄斯地位的企业赋予更多的逆补贴方式，以促使竞争格局的早日形成。

二、完善金融市场。逐步实行利率市场化

1.完善金融市场。金融市场是货币政策以及耐政政策传导和发生作用的重要条件，培育和呵护市场特别是金融市场，其本身就是实施有效财政货币政策的前提和内容之一。随着我国金融自由化步伐的加快，金融市场的发展极为迅速，在这种条件下，原有的市场管理原则已不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且发生这种变化后，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传导过程也会相应发生变化，所以必须对有关方面进行改革。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角度来看，主要应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一是逐渐增加同业拆借市场的市场参与者，根据有关规定允许符合条件的合作金融机构、证券公司以及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参与同业拆借市场，从而扩大同业拆借市场的资金需求，降低银行信贷资金滞留在同业拆借市场的比例。二是发展国债回购市场，建立国债回购的一级交易商制度，这不仅能完善我国的金融市场体系，而且还能为中央银行公开市场操作提供交易场所与交易对象。三是加快商业信用票据化的步伐。实现企业间资金融通的票据化不仅有助于解决长期以来困扰我国的“三角债”问题，而且还为中央银行货币政策调控增加了一条有效的途径。四是发展资本市场，增加企业直接融资的比率，提高企业和居民户资金安排的利率敏感度。五是大力开发金融产品，鼓励和引导各种金融机构进行产品创新和有利市场化改革方向的制度创新。

2.采取措施逐步实现利率市场化。利率作为资金的价格，在成熟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它对资金这种稀缺资源的配置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故常被用来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然而在存贷款利率受到严格管制的条件下，利率的这种作用受到极大的限制。市场化的利率作为货币政策有效性的重要条件之一，从提高货币政策效应的角度上说，实行利率市场化是有益的。但实行利率市场化必须具备一定的前提，他们至少包括：第一，对利率变化具有较高敏感度的存、贷款主体；第二，完全商业化运作的银行机构，它们既有严格的风险控制机制和能力，又有追求利率最大化的有效的激励机制和动力；第三，中央银行具有较高的监管水平。目前，中国的通货膨胀负增长，总体利率水平较低，商业银行自我约束加强，利率扩张机制受到抑制，是实行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有利时机。可以在扩大银行贷款利率浮动幅度的基础上逐步放开对贷款的直接利率管制，让商业银行根据贷款对象的资信状况和贷款的风险大小，灵活确定贷款利率。此后，对存款利率实行上下限管理，扩大浮动幅度，最终实现存款利率的自由化，让利率真正成为资金的“价格”，居民户可以充分自由地选择金融商品，各类企业可以在利率约束条件下一视同仁地获得贷款，这样必能反过来提高居民户和企业资金需求的利率弹性，从而促进货币政策效应的提高。

三、改革国有商业银行的产权制度和经营机制

在通货紧缩条件下货币供应的内生性加强是货币政策有效性降低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商业银行对央行调控行为的不配合又是货币内生性增强的原因。目前我国四大商业银行的存贷款总额仍占全部存贷款总额的近70%，它们的行如何对货币政策效应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而目前我国四大商业银行不仅有着一般国有企业的通病，而且还存在大企业病。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四大商业银行普遍缺乏风险控制机制，形成了大量烂帐、坏帐（当然原因是多方面的）。吸取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危机之后我国商业银行普遍加强了风险控制。但现在的问题是它们似乎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即在强化风险控制的同时没有构建与之相匹配的激励机制，以致出现普遍的消极“借贷”的行为，这种行为加剧了这次的通货紧缩。究其根源，这种消极“借贷”与当初缺乏风险控制一样，都是产权制度的缺陷所致。基于此，目前理论界和银行实际部门都在探索深化国有银行改革的措施，比如，“多级法人制”、“切块上市”等等。尽管在改革的具体措施上有不同争论，但在总体改革方向上是比较一致的，那就是国有商业银行也必须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在实现产权多元化的基础上建立有效的企业治理结构。使之成为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真正的企业。

四、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

投融资体制缺陷是我国重复建设严重、经济结构不合理和财政政策效应低下的重要根源之一。实践表明，缺乏微观指引的扩张性宏观政策往往只能大量增加存货而使资金沉淀，从而不能带来较大的乘数效应。那么如何发挥微观指引作用呢?这就需要深化融资和投资领域的改革，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使资金流入有效益的行业和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减少政府在投融资领域的干预，建立符合市场规律和国际标准的投融资体系。具体而言，一方面要求商业银行提高贷款回报，并从外部“硬化”企业的财务预算。另一方面，则需要建立和发展新型的中介机构，尤其是高水准的专业化投资银行和基金管理公司，以识别高回报的投资项目，进行有选择的融资和投资提高投资的效益水平。不仅如此，这些金融机构可以依托市场对国有企业进行资产和债务重组，从而将国有企业改革、经济结构调整与投融资有机结合起来，造就行为端正的微观经济单位，为包括财政货币政策在内的各种宏观政策的实施提供良好的微观基础和机制。

五、提高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和中、高收入阶层的消费倾向

消费是驱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无论是对财政政策乘数还是对货币政策乘数而言，都是边际消费倾向越大则乘数越大。所以提高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和提高全体居民特别是中、高收入阶层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对于提高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效应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为此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采取措施：

1.提高农民收入，降低贫困人口比重。第一，增加对农村的财政投入，努力改善农村的自然条件、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这是提高第一产业相对生产率进而提高农民收入的物质前提。第二，改革现行农村土地使用权的管理方法，研究农民具有固定土地使用权并可进行交换的具体方法，以促进土地的规模化经营。这是改变落后耕作方式，提高相对生产率进而提高农民收入的制度前提。第三，逐渐取消户籍制，坚决取消对农民的歧视性就业政策，彻底清除限制农民向城市流动的体制障碍，使进入城市并能在城市以合理合法方式生存的农民获得体制内生存，享受公正的体制待遇。这既是农业规模化经营的前提，也是迅速降低贫困人口比重的有效途径。第四，实行优惠（至少是公平）政策，进一步促进乡镇企业的发展，并在政府的规划及其相关政策配合下通过市场机制引导乡镇企业向一定的地域适当集中，以产生集聚效应，促进农村城市化进程。农村城市化是农民非农化进而降低贫困人口比重的最根本途径。

2.加快建立社会保障体制，引导居民消费伦理合理转变。居民对未来预期收入与支出的不确定性，是居民预防性储蓄的主要动因。居民的这种不确定性越大，预防性储蓄的比率就越高，相应地即期消费也就越少。如果建立社会保障体制，可以消除或减少居民的不确定性，使消费持久上升。同时应积极发展消费信贷，促进居民消费伦理合理转变。居民在从低收入的生存型消费转变为高收入质量型消费时，消费占其收入的比重增加，周期变长，若靠居民自己储蓄，则需要很长时间，使消费波动性较大，容易出现消费的“断层”。消费信贷的介入使居民可以“花未来的钱”，从而使居民消费结构的转变在支出上得以平缓地实现，降低消费的过度敏感性，避免消费“断层”的出现。如果说低收入阶层的消费疲软可以通过收入调节来激活的话，高收入阶层的消费疲软则只能通过供给调节来激活。应通过供给主体性质的多元化来增加有效供给，从而消除供给结构“折层”，这对启动高收入群体的消费进而提高他们的消费倾向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六、优化经济结构，增加有效供给

无论对于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而言，其效应的形成机理都是通过最初的政策变量的改变进而经过该变量在一定经济结构内与其他变量的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如果经济结构不合理，即使是适当的财政货币政策也不能发挥应有的效应。

我国目前经济结构不合理突出表现在：第二产业的地区产业结构趋同、同一类型的企业低水平重复建设严重；第三产业发展滞后；第一产业现代化程度太低，劳动生产率低下。这些问题的存在，使社会总供求的结构错位，既抑制了有效需求，使得需求严重不足，又造成了大量的低效供给与无效供给，使供给相对过剩，亦即供给相对过剩与有效供给不足并存，在这种情况下，扩张需求仅依靠财政货币政策往往难以凑效，而必须通过调整结构改善供求的结构性关系来实现。调整经济结构一是要促进传统部门的产品升级换代；二是要治理低水平重复；三是要促进新兴产业部门的发展，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例如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促进生物工程产业的发展，促进以教育产业化和旅游产业化筹为特征韵精神产品产业的发展，使新的需求得以较快增长：四是要加大对农业的投入，提高第一产业的现代化水平；五是要减少对第三产业的准入障碍，向民间资本开放第三产业投资领域，形成有效竞争的格局，全面提高第三产业的产值比重和质量水平，以增加第三产业的有效供给。总之，只有在结构调整中，才能在形成新的供给（有效供给）的同时形成新的需求，使供求结构相衔接。这样财政投入和货币政策引致的投资增加才不会以存货的形式沉淀下来，从而为财政货币政策乘数的形成提供必要前提。

七、改革财税体制，提高政策之间的协调性

财税体制从根本上说是关于资源和收入在社会成员与政府部门之间以及在各级政府机构之间进行配置和再配置的制度安排。因为这种制度安排对社会成员的经济行为有着巨大影响，进而也通过这种影响对财政货币政策效应的形成发生作用。目前我国的税制主要是1994年在治理严重通货膨胀的背景下产生的，现在的宏观经济背景与当年显著不同，故现行税制与经济发晨不相适应的矛盾日益突出，税收政策与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的目标取向显得极不协调，也因此降低了财政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比如现行增值税，其模式是生产型的，即是一种对投资征高税的制度，越是高新技术或者机器设备越多的大型企业，不能抵扣的税金就越多，企业税负就越重，这种抑制投资需求的税种阻碍了投资的扩大，不符合加强技术创新、优化经济结构的要求，从而也不利于提高财政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内部各工具之间（如利率、税率、汇率）以及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之间，都应围绕宏观调控的总目标彼此协调一致、相互配合，避免相互冲突而使政策效应弱化。

【参考文献】

[1]张舂霖.结构调整的制度基础和判断标准[J].经济研究，2000,(9).

[2]汤在新，吴超林.宏观调控：理论基础与政策分析[M].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2001.

[3]董辅réng＠①.宏观层次与微观层次的国有企业改革[J].经济研究，1999.(6).

[4]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组.正视通货紧缩压力.加快微观机制改革[J].经济研究，19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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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WTO 经济法 功能 综合系统调整 直接导向影响 实现经济效益 体现社会公平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国法学界在经济法与民商法的调整对象、价值取向、功能作用①及相互关系等基础方面的和争论从未间断过，可以说是成果颇丰，但其中一些至今尚无定论。对于这些问题的探讨，学者们大都是沿建国50年以来我国自身的发展历程，着眼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并以之为背景而进行的。如今，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已成定局，问题的焦点已不再是我国自身经济体制的转型与发展，而是如何将我国融入WTO这样一个真正的、完全意义上的市场运作机制之中②。因而我们不仅要探寻自身发展过程中的，更要世贸组织所确立的规则，亦即世界其他国家业已形成的一般规律，以WTO所确立的全球通行的交易规则为背景对经济法和民（商）法的一些基础理论问题做出重新认识。本文拟就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经济法的功能问题，谈些许思考。

引论：

考察经济法的起源与发展，我们不难发现：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克服经济发展过程中市场调节的盲目性与滞后性，排除市场竞争障碍（垄断、限制竞争与不正当竞争行为等），制定了意义上的“经济法”，其功能就是对付社会经济发展中因市场失灵引发的经济危机。所以有学者分析指出当时的经济法就是“危机对策法”。而在东方，“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直接刺激了社会主义经济法的出现”①。那时的经济法，功能也比较单一，即作为国家推行经济政策、实现经济计划的手段。在改革开放前的我国，经济法实质上“已经成为国家行政权力命令的翻板”②。当前，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与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化，经济法被赋予了新的活力，它具有其他部门法所无法替代的独特功能，因而在我国体系中的地位也日益重要起来。当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进入攻坚阶段，当我们面临社会转型时期的当代中国而思考我国经济法体系构建，当我们最终选择“入世”并准备面对WTO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时，我们就不得不重新审视经济法在人们社会生活中所具有的独特功能了。这不但有助于经济法自身基础理论的完善，而且能够重新明确“入世”以后我国经济法与民商法的分工及其相互关系。

本论：

世界贸易组织（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简称“WTO”） 由三个总协定（货物贸易总协定、服务贸易总协定、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总协定）及下属附件和许多专门协定构成。WTO及其法律体系的宗旨，是逐步减少和消除成员方政府以关税、数量限制、管制立法和其他国内立法与行政措施设置的国际贸易壁垒，以及其他对国际自由贸易平等竞争的扭曲行为；通过多边贸易谈判达成协定，规定所有成员可以接受的贸易自由化程度和所允许的国内贸易保护措施，逐步推进国际贸易自由化进程①。其主要职能有三：解决国际贸易争端、制定和实施多边贸易规则以及组织多边谈判。其主要原则也有三：最惠国待遇原则、国民待遇原则和透明度原则。世贸组织的所有成员方和申请加入方最重要的义务承诺，就是接受世贸组织规范对国内政府贸易管理活动的约束，接受世贸组织通过争端解决机制、贸易政策审查机制和透明度制度对国内贸易行政活动的监督。

通过上述世贸组织的基本情况，我们不难看出WTO规则是以民商法为根据确立的，其核心就是推进自由贸易、使各成员在此过程中谋求各自的发展。然而，WTO的实践也不断提醒我们，仅有民商法规制是不够的，纯粹的贸易自由，必然导致垄断、倾销等诸多妨害经济进一步发展的不合理现象产生。因而在WTO达成协定的同时，各国都会或多或少做些保留条款，并且一定限度之内的贸易壁垒也被视为是可以接受的。这实质就是经济法手段的运用。以民法为基础、经济法为保障来发展经济的模式，已为世界多数国家的发展所证明。因而，我国的市场经济建设也应在依靠民商法作基础性调整的同时，辅以经济法的保障。让经济法扫除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形成的障碍，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并进行宏观调控，将一个没有“瑕疵”的市场还原给民法去调整，成为民法调整经济关系的“环境法”。

加入世贸组织，将使我国面对一个完全的、绝对的市场运作体系，法在其中所特有的功能将表现在以下四方面。

一、对经济关系进行综合系统调整之功能

经济法能够以全局观念，对社会经济关系进行综合系统调整，并实现“微观规制”与“宏观调控”两种手段的有机结合。

社会化大生产是社会分工细化与社会协作强化的对立统一。随着市场经济的高度，社会经济关系必然同时朝着分化和综合两个方向不断跟进。这就要求对各类具体的经济关系既能区别对待，进行分别调整；又能一视同仁，进行综合系统的调整。传统法律部门对经济关系的调整正是按分类调整和分段调整进行的，但彼此间缺乏应有的连贯性和协调性。这就需要运用具有综合系统调控功能的经济法，综合协调国家、市场、三者之间的关系，建立市场规制与宏观调控相结合的市场经济模式。

以民法为核心的传统法律部门只能在微观领域对社会经济做有限的调整，自身的修正并不能完全消除其局限性。自由商品经济市场自我调节的盲目性导致垄断的产生，使得社会经济运行秩序紊乱、经济结构呈不平衡状态。而从个人立场出发的民法，只能从微观领域对此作些修补，无法解决社会经济的整体运行和总体结构，无法从全局进行调节。

以全局观念综合调整是经济法特有的功能。随着社会化大生产和现代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经济关系复杂多样，相互联结、相互渗透、综合发展的趋势日益加强。经济法正反映了经济关系分化与综合两个方向发展要求，实现了微观规制与宏观调控手段的有机结合。一方面通过众多的具体的部门经济法分别调整各类经济关系，另一方面又从总体上对各种具体经济关系进行全面综合调整。1、在微观规制方面，经济法运用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责任法等法律对社会经济进行个别调整，干预私人经济，保护市场中的弱者，减少资源浪费，降低社会交易成本。例如，反垄断法的适用，可以保障有效竞争，提高经济效益和保障经济公平；反不正当竞争法的适用，可以保障市场主体营利行为的正当性，促进经济的良性运行，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适用，可以保障弱者的权益，实现社会正义，促进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2、在宏观调控方面，经济法运用财政法、法、税收法、投资法以及产业结构调整法等法律，对国民经济发展的任务、方针和原则这些根本方面进行综合调控，使整个社会经济均衡高效地发展。例如，财政法的适用，从总体上调控经济运行；金融法的适用，从总体上调控货币资金的运行；税收法的适用，可以调整社会分配，限制或激励某个行业的发展；投资法的适用，将有限的资金合理分配，集中于重大建设项目；产业结构调节法的适用，可以干预扶持第三产业的发展，使产业结构加速现代化从而推动全面经济增长。

二、对社会经济发展施加直接、导向性之功能

市场机制的重大缺陷集中体现为市场配置资源的间接性、盲目性和滞后性，造成资源浪费。这就需要国家的直接调控和指导，由国家在遵循社会经济自身，在市场经济机制自发运行的基础上，运用“国家之手”进行调节、控制和指导，排除社会经济正常运行中的障碍，引导社会经济按照国家意志所期望的途径，朝着国家意志所希望的方向运行，以达到社会经济良性运行、协调发展的目的。与此同时，必然少不了有相应的法律手段作为保障，而这种法律又必须具备能够对社会经济施加直接的、导向性影响的功能。

市场经济的运行虽然离不开民法，但民法只为现代市场提供一般规则及市场活动的行为规范①，对经济运行的保护主要是消极的。其一，民法对社会利益的维护是间接的，基于市民社会和国家分野的，反对国家直接干预私人经济活动。它主要是通过调整社会一般私人利益冲突来实现个人利益之间、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的平衡，而不是直接协调国家、社会和个人之间的利益。其二，民法对经济生活的影响是非导向性的。民法从尊重个人意思出发，对市民之间的相互关系采取放任自由的态度，只是要求人们消极地不违反公共利益、社会秩序和善良风俗，而不是引导人们积极地维护它们。其三，从调整上看，民法主要由任意性、授权性规范构成。任意性规范就是为主体提供一种选择，与强制性规范不同，民事主体可以根据意思自治原则形成合意而随意排除任意性规范的适用；授权性规范在于指明权利人可以取得何种资源，即对人们的需要和利益的确认。民法的这种调整方法，决定了它不可能具备对社会经济施加直接、导向性影响的功能。要想实现社会经济按预期、良性发展和协调运行，就必须超越民法的界限。

法的本质就是国家从整体利益出发调控社会经济，使之良性运行、协调之法①。其一，经济法对社会经济关系的是直接的。与国家不介入私人经济生活领域的民法相反，经济法赋予国家直接介入经济活动的权利，通过直接调整国家和经济主体的社会关系以促进社会经济协调稳定和发展。由于国家是整个社会利益的代表，它可超越个人主义立场，从社会经济发展全局出发，通过强制、直接参与宏观调控等手段调节社会经济，实现经济结构和比例关系的均衡，促进经济的合理运行和发展。因此，经济法弥补了民法只能通过调整私人经济关系、间接保障社会经济正常有序运行的不足，尤其是克服了民法对有关社会经济整体结构和运行的社会关系无力调整的局限。其二，经济法对经济生活有导向性的影响。较之民法对社会关系所采取的放任自由和消极限制的态度，经济法对经济生活采取限制、禁止、和积极促导的态度。这是基于国家直接调节社会经济和以社会效益为追求目标的要求。为保障国家调节经济、促进社会效益的提高，既有必要依照强制方式禁止、限制某些经济行为，也有必要运用计划、经济政策和经济杠杆对社会各种经济活动主体进行引导和促进。其三，在调整上，经济法也与民法不同。后者多由任意性规范调整社会关系，有少部分依强制性规范；而前者则由必要的强制性规范和大量的义务性、禁止性规范构成，并采取制裁和奖励相结合的方法对社会关系进行调整。

可见，经济法就具备了其独有的对社会经济施加直接、导向性影响的功能。因而，当今世界各国正日益重视通过经济立法，运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等工具有意识地调节社会经济，使其朝着经济法所设定的方向前进②。日本在六、七十年代制定大量的以基本法为主导的产业政策法，就是成功的一例。从1961年到1967年日本先后颁布了《农业基本法》、《农业化资金促进法》、《石油业法》、《中小基本法》、《中小企业现代化促进法》、《中小企业指导法》、《沿海渔业振兴法》、《林业基本法》、《中小企业现代化资金促进法》、《中小企业振兴事业团体法》等，对产业结构和产业组织进行规范和调整。实践表明这些法律对日本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为日本经济进入二十年的高速增长奠定了基础。

三、最有效实现经济效益之功能

经济法的实施能最有效地节约交易费用、最有效地保障社会经济健康发展。

（一）、经济法可以最有效地节约交易费用。关于这一点，已有学者作了精彩的论证①，笔者在此仅为简单阐述。“交易费用”的概念是由科斯提出的，他运用交易费用范畴制度的产生及其功能，认为交易费用的存在必然导致制度的产生，而制度的运作又反作用于交易，降低了交易成本。随着商品经济由低级向高级发展，交易费用逐渐增大，民法、商法、经济法相继产生，其降低交易成本的能力依次增强。

民商法的基本精神就是在产权界定清晰的法律基础上，充分肯定和保障权利的自由交换，即“私法自治”。当交易成本为零时，民商法足以使市场主体自愿、高效地达成交易，不需要经济法的介入。亦即通过维护和保障自由交易，防止交易费用由零到正。随着生产社会化程度日益提高和市场经济的高度发展，垄断和限制竞争等市场障碍出现，交易费用继续增大，市场经济秩序崩溃，市场经济合理地走向了自己的反面。民法的经济基础被扭曲，因而它对降低此类交易费用无能为力。交换社会化要求建立一种对交易双方都进行规范并能解决社会生产无序性的制度。

较诸民商法，经济法能够最有效地节约交易费用。它借助政府干预，同时赋予了政府用抽象行政行为进行干预的权力，通过灵活积极的干预从而降低成本。经济法降低的不是两个交易者之间的小交易费用，而是关乎整个社会公共利益、关乎整个经济秩序的巨额交易费用。例如，当交易行为有直接负外部性，即有强烈的社会危害（两个大企业进行垄断兼并，或买卖双方达成倒卖国家文物的契约等危害行为）之时，由于该交易不直接针对特定的第三者，既无法依据民法的合同责任，也无法依据侵权责任对其起诉，因而政府选择了以经济法直接禁止这种交易，不仅可行，而且交易费用低。

（二）不能没有的保驾护航，资本主义社会之前，诸法合体，以刑法保护为重；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则主要得益于民商法；而能够最有效地保障社会经济健康发展的应是经济法。因为“经济法调整人们在社会化生产中的增量利益关系，是公正地保护人们的发展权益，进而使发展达到秩序化的法。”①

以民商法为核心的私法并不直接保障经济发展，其涉及经济的部分主要是调整商品关系或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例如，民法的所有权就是对人们的既得财物和利益的法律确认；民法的债权主要就是人与人之间进行商品交易的权利。强调所有权和债权并不能直接解决创造财富。虽然民法为经济主体提供了反映价值的法律环境，虽然民商法是市场调节的法律保障，但它们对于市场固有的各种缺陷却往往无能为力。例如对垄断和限制竞争这种市场障碍，依据民法便难以排除。至于对市场的盲目性、唯利性和滞后性，民商法更是完全无法解决。因而，民法能够间接地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却并不能保障社会经济持续、健康地发展。

经济法为什么能够保障社会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呢？这就要从经济法与民商法产生基础的不同谈起了。民商法根源于社会分工、个人占有和个体小生产；经济法则根源于集体协作、共同占有和社会化大生产。这就决定了民商法以调整个体利益关系为主要任务，通过协调个体利益，进而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但此过程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而经济法则直接以调整人们在社会化生产中的相互关系为首要任务。例如，通过法等经济组织法为市场经济活动创造合格主体；通过财政法和法来调控社会经济，促使社会经济总量平衡、结构合理、效益优化；通过税法来实现社会分配公平；通过产品质量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保护处于弱者地位的消费者的权益；通过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反垄断法维护公平的竞争环境等等。所以经济法能够保障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从当今世界各国的实践上看，二战后日本和德国的经济迅猛发展，令世人瞩目，与这两个国家具有完善的法律制度密不可分，经济法的作用尤为突出，有完善的法律制度规范保障的经济是“理性的经济”，能够持续、快速、稳定、协调发展，中外的实践无不证明了这一点。

四、最充分体现社会公平之功能

经济法通过对社会经济关系的调整，力争创造一个有利于各社会个体共同发展的公平环境，从而实现社会整体利益与个体利益的衡平。

在一个法治的社会中，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应当保持平衡，然而个体利益与社会利益冲突是市场经济本身内在的本质矛盾，表现为垄断、不完全竞争、不公平分配、经济投机、总量失衡和周期性经济危机等市场缺陷。这些缺陷表明个人利益只有与社会整体利益平衡发展才能得到实现，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利益主体多元化、经济关系复杂化，各经济主体均以追求自身最大利益为目的，因而不可能自觉地反映社会需要及其长远变动趋势，也不可能自觉地实现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有效结合。这就需要我们妥善处理各类矛盾，平衡各种经济行为，协调各种经济利益，尤其是社会整体利益与个体利益的关系。

最能反映个体利益的基本法是民法，传统民法以个体、权利本位为指导，强调社会个体的权利、平等和自由，忽视甚至对抗社会整体的意志和利益，忽视个体为国家、社会所承担的义务和责任。民法的价值观决定了民法不可能由注重个体利益转向注重社会利益或者转向个体利益与社会利益并重。随着自由资本主义迅速发展而出现了一系社会问题，尤其是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和分配的严重不公，使人们对市场制度的正义性及其功能产生了怀疑。在民法领域，社会性立法活跃，这一趋势被描述为“从个人本位到团体本位”，包括公共利益原则，诚实信用原则和禁止权利滥用原则的确立、严格责任的产生和发展等等。事实上，民法所做的努力正是为了尽力避免个体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冲突。然而，民法朝着社会本位所做的一切努力最终也只能是保证个人追求自身利益时不损害他人和社会公共利益，其核心又是不损害其他个人的利益。民法所调整的一切仅限于私权领域，它首先要关怀的仍然是个人。

法正是为补充民法的不足，解决这些矛盾，从整体利益出发，兼顾个体利益，坚持全局观念，对各类主体的意志、行为和利益进行平衡协调，从至高点维护社会整体利益，从而达到社会整体利益与个体利益的衡平。与民法相比，经济法更侧重于结果意义上的公平。民法鼓励追求自身财富的最大化，而经济法则强调少数人为了社会整体利益必须做出牺牲。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所得税法。世界各国无一例外地采用累进税率制。收入低于法定纳税水平的公民不纳税，反之则要对超出部分按比例纳税。从实际纳税额上看，收入越高则纳税越多，高收入的人可能将用近一半的收入来纳税。这是一种“剥夺”，但它又是符合社会利益的。从缴纳比例看，应纳税额随收入增加而上升之比例是有上限的，而不是无止境的。其结果，通俗点说就是不能让高收入的个体有“干了白干”或“为他人做嫁衣裳”的感觉。这是一种“鼓励”，在保障社会利益的同时，兼顾了个体的利益，以保证个体积极性的充分发挥。人类社会中每个人都应当有生存权、财产权、安全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民法在这些方面功不可没。但人与人是有差别的，不仅要保护那些有能力的人创造财富的自由，也要保护弱者生存的权利。归根结底，经济法突出了社会整体利益，旨在创造一个有利于各社会个体共同的公平环境，促进社会整体利益与社会个体利益的协调发展，在推动社会全面进步的同时，实现社会利益与个体利益的衡平。

结论：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就意味着我们将自己完完全全地放到了世界大市场之中，只有按照WTO规则校准自己，才能从中获益。市场经济“是民主与法制的经济”①，它不是市场主体单纯的自由竞争，而是一个有序化、制度化的过程。这一过程是通过一系列法律制度来实现的。与计划经济不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权力关系和经济权利关系是统一的复合关系体。如果将经济活动主体看作是国民经济的“细胞”，民法就是要激发它们的活力，为其参与市场经济活动提供了最基本的法律准则。经济法则把这些“细胞”组织起来，使之按照国民经济运行的要求有、有秩序地进行自主经济活动。经济法必须考虑到与鼓励私人竞争的民商法相协调才能实现其价值。总之，在功能上，民法着重于创设一种自由竞争的市场秩序，是“无形之手”（市场机制）运作的法律保障；而经济法着重于从外部维持这种市场秩序，引导市场避免走向盲区，是“国家之手”（政府干预）在经济领域运作的法律保障。

ON THE FUNCTION OF ECONOMIC LAW

AFTER CHINA'S GETTING IN WITH THE WTO

------- Also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 law and civil law

Abstraction: the specific function of economic law will be showed more thoroughly after China's getting in with the WTO. Civil law is the basis and economic law is the guaranty in the world market system that operated by the WTO rules. Economic law can adjust the social economic relations generally and systematically， can affect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directly， can mostly achieve the economic efficiency and can mostly embody the social equity.

Key words: WTO， economic law， functions

＊ 王继军：山西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硕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