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与法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社会与法，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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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浅析和谐社会与能源立法

1.和谐社会的基本理念。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和谐社会是更加符合民意、更加具有现实针对性、更加值得我们追求的目标。然而。和谐社会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需要一代又一代的人为之奋斗。然而能源是当今经济发展的又一重要因素，必须协调好二者之间的关系，才能使社会既和谐又繁荣，达到双赢共赢的效果。

2.我国能源立法的必要性。能源立法是调整能源开发、利用、管理活动中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总和。它是调整能源领域中各种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能源立法的调整以能源开发利用及其规制的法制化、高效化、合理化为出发点，以保证能源安全、高效和可持续供给为归宿。

能源问题是关系到国民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的重大战略问题，而能源立法在解决能源问题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也已取得社会共识。

3.和谐社会与能源立法的关系。能源立法的发展与社会支持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新能源产业想要走上正轨，初步达到赢利，离不开国家和社会的大力扶持；而能源立法的发展也可以解决能源危机、通货膨胀、环境问题等许多社会问题，帮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源立法是经济法制建设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经济法制建设在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经济法制建设是和谐社会得以构建的基础。任何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都离不开经济法制建设的推动。能源立法的建设不断推进将有力地促进和谐社会的全面实现。

二、我国能源立法中的不足

由于可再生能源的研究和开发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使用成本仍高于传统能源，因此必须依靠政府的干预才可望得到推广。目前，我国相关立法中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政府干预不足。二是政府干预过度。

1.政府干预不足。第一、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开发上政府干预不足：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政府是关键性的力量，所需的补贴、激励、税收、低息贷款、加速折旧、市场开拓等一系列的优惠政策是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的初始动力。新能源品种很多，但国内很多单位和企业没有把主要精力放在自主研发上，而是走捷径模仿和抄袭，使我国新能源技术创新乏力，没有形成高新技术产业集群。这主要因为政府部门负责新能源技术开发研究的机构少，专业研发人才匮乏，技术设备落后。

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利用上政府干预不足：首先，我国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的利用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新能源最开始进入的时候，应该由政府加以扶持，然后逐步进入价格降低的过程，产生规模效应。可是，现实中有些政策的制定恐怕更强调其市场竞争的主体地位，而采取市场竞争的策略强调开发主体。我国《可再生能源法》的第20条规定“电网企业依照本法第19条规定确定的上网电价收购可再生能源电量所发生的费用，高于按照常规能源发电平均上网电价计算所发生费用之间的差额，附加在销售电价中分摊”。

其次，我国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的利用缺乏有效的保障机制。如果不能建立一个有力的执法主体，没有一个强有力的管理机构，没有配套的可操作的实施细则，新能源的相关法律将很难得到有效的实施。

2.政府干预过度。政府干预过度主要体现在目前混乱的能源管理体制上。传统能源体制所产生的能源生产和管理的弊端，也给新能源的开发利用带来负面影响。

三、我国能源立法的完善

完善的能源立法是能源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保障和实施手段。因此，应当以节能和可持续发展理念作为我国能源立法的指导原则，结合我国的能源发展现状和社会发展实际需要，并借鉴国外优秀的能源立法经验，构建我国完善的能源法律体系。

第一，制定能源基本法是当务之急。能源基本法的制定应当遵循以下原则：一是法制统一性原则，即要与宪法、同位阶其他法律及有关能源的国际条约协调一致：二是保障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原则，即能源基本法应将能源安全作为首要目标，应当将能源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纳入能源基本法内容，使其成为制订和修改能源单行法贯彻始终的法律依据。

第二，加快现行能源法律法规的修订完善。确立节能标准制度、节能审计制度、用能单位定期报告制度，明确节能主管部门和专门的监管机构，加重对浪费能源和其他违反法律的行为的处罚力度，规定严格的法律责任等。

四、协调能源立法与和谐社会之间的关系

经济法制建设在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经济法制建设是和谐社会得以构建的基础。任何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都离不开经济法制建设的推动。针对上面分析的问题，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协调我国的能源立法建设与和谐社会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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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契约；市场职向；雇主与雇工

全球化的开放性以及研究生教育对创新能力专门人才的要求，迫使整个研究生教育对法学界的经典论文提倡探究式、研究性的学习。对经典文本的直接研读，既可以提高我们的阅读理解能力，又可以掌握文本的第一手资料，更好地把握文本的真正含义，体悟经典文本作者们论证思路，了解他们的时展脉络，并从经典著作中吸取法学理论精华，指导我国法学理论的研究。由德国马克思·韦伯著、张乃根翻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论经济与社会中法律》是一本力求通过整套丛书反映外国法学与法律的概貌，为学术研究提供素材，为一般读者提供有益于增进法学知识和培养法治意识的读物。

一、私法中的契约成了市场取向的法律反映

“在市场取向和货币必不可少的经济制度中，私法中的契约日益重要，因而成了我们经济中市场取向的法律反映。”法律，就其性质而言，反映的是社会的现实。法律的产生以经济为前提，并以经济为服务的对象。契约在整个私法领域中，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从各国的民法理念可以看到：基于法律行为而发生之债，除法律另有规定外，须有当事人间的契约，此为契约原则。从我国民法债篇中，将契约列为债之发生原因之首，乃在强调当事人自主决定其权利义务的重要性。更为重要的是，契约制度肯定个人自主及自由选择的权利，是促进经济发展及社会进步的最有效制度。市场经济是以市场为中心的资源配置，是由生产者和经营者通过持续不断的各种交易构成，可以说市场经济是契约自由的生存土壤。市场的交换以契约为媒介进行，而货币在市场中起到了交换和支付的作用。从市场契约与货币之间的关系中，我们可以看到：市场和契约是生产者和经营者实现经济目的的方式和手段，市场经济的活跃和经济效益的实现反映了契约对市场经济的重要关系，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有关契约的法律也反映了市场经济对契约的需求。以上所有关系都体现为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一致，即达成合意，订立合同，以达到交易的经济目的。例如《经济合同法》第9条规定：“当事人双方依法就经济合同的主要条款经协商一致，经济合同就成立。”

二、雇主与雇工关系

“可容许的契约安排之多样性和根据某人意愿以及官方形式确定契约内容的形式授权，其本身并不能保证所有人都会利用这种可能性。”这是韦伯对劳工市场雇主与雇工关系的精辟论断。依照契约自由原则，劳动契约当事人之间可以对诸如工资、工时、工作场所、休假等契约项目进行合意。然而事实上，以商业资本为基础、以营利为目的的所有权活动，尤其是劳动契约化之后，商业资本组织庞大，劳动者根本无法抗拒大企业的优越经济地位而处于被迫订约状态。该社会现状的存在与发展完全印证了韦伯的断言：“契约自由的结果首先是提供这种机会，即通过在市场上巧妙地利用财产所有权，从而在没有法律限制的情况下利用这些资源，以取得对于他人的权力。在市场上对这种权力感兴趣的当事人也会对这种法律秩序感兴趣。”当今市场经济的法律对劳动契约中的工资、工时、工作条件、劳动保护、解约事由等作为最低条件予以吸收，从而达到保护劳动者的契约自由的目的。但是，任何人都不可否认，法律规定的条件只是在最低程度上保护劳动者权利的基准条件，这些基准条件因时、因地甚至因人而异，因此，基准条件并不一定是当然合理的条件。恰如恩格斯所深刻指出的：“劳动契约仿佛是由双方自愿缔结的。但是，这种契约的缔结之所以被认为出于自愿，只是法律在纸面上规定双方处于平等地位而已。至于不同阶级地位给予一方的权力，以及这一权力加于另一方的压迫，那么双方实际的经济地位是与法律毫不相干的。”韦伯并非没有预见到恩格斯所指出的情况，他在本书中进一步论及：“在劳工市场，是否接受经济强制者设置的条件，是当事人的‘自由裁量权’。在社会主义共同体中，中央经济控制权威的指令比如今这种市场力量更大。这种制度控制着更多的真正的强制力。”韦伯的预测揭示了市场经济劳工市场的发展规律，为各国劳动契约社会化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础。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33条第2款：“集体合同由工会代表职工与企业签订；没有建立工会的企业，由职工推举的代表与企业签订。”此外，我国还对集体合同加以一定的权威强制保护力，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34条：“集体合同签订后，应当报送劳动行政部门，劳动行政部门自收到集体合同文本之日起十五日内未提出异议的，集体合同即行生效。”

三、契约自由的限制

韦伯曾经说过，契约是自由的，但非等同契约没有限制。韦伯在《论社会与经济中的法律》第六章第三部分研究了契约自由的限制问题：“任何契约只要没有因契约自由的限制而被排除，都在当事人中创设了法律，并且，只有基于便利，尤其是为了明白无误地规定权利和法律的担保，特定的形式才是需要的。”韦伯在本书中分五个部分来论述契约自由的限制原因以及形式，例如：“支配性的伦理道德或政治利益及考虑，对契约自由亦构成限制。”再如，“在家庭与继承法中，具有自由选择内容和由当事人自愿缔结的法律交易已受到了一定的限制。”现代社会各国的经济领域以及法律范畴都在不同程度继承和发扬了契约自由的限制理论。首先，伴随各国工商业的高度发展，缔约能力的不平等问题日益突出，不断激化的社会矛盾也推动了控制契约自由运动的发展；其次，各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下转第200页）（上接第197页）加强，越来越多的交易结果表明：契约自由所导致的结果并不一定总是符合社会公益的要求，缔约能力不平等所潜在的危险也会对国家的整个经济活动造成巨大的震荡；再次，为了防止社会整体利益的不安全，国家立法对企业活动的自由加以限制表现出了不断强化的倾向，尤其对企业严重滥用契约自由的行为进行了较为有力的监督和约束；最后，各国的社会伦理和社会义务方面的观念也发生了重大的转变。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念从个人本位转向社会本位，法律的作用也从保护绝对的个人利益倾向于对社会整体利益的协调和促进。面对契约自由的限制潮流，我国应对该潮流的表征之一，主要体现在契约从内容到形式都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制约。例如：《中华工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7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履行合同，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尊受社会公德，不得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本法第10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当事人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六条：“结婚年龄，男不得早于二十二周岁，女不得早于二十周岁。”第七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禁止结婚：（一）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二）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

回到经典，回到《论经济与社会中的法律》，我们看到了契约的来龙去脉，我们了解到丰富而全面的契约原理，韦伯的契约理论为我国的私法领域奠定了理论基础，同时，契约也是世界各国经济秩序中必不可少的交易制度。从韦伯的观点中，我们可以借鉴到许多有关契约方面的知识，相信我国的私法立法会因此而更加完善。契约会因为各国的运用而具有更加强的生命力，品味《论经济与社会中的法律》，使我们的理论水准达到一种新的水平，使我们在众多有关契约理论中，有自己独特的观点和鲜明的立场，确定契约的走向和未来，避免走进契约的死亡，陷入理论界的迷惘。 参考文献

[1]债法论文选集[C]．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

[2]傅静坤．二十世纪契约[M]．法法律出版社，1997．

[3]韦伯．论经济与社会中的法律[M]．中国大百科全社出版社.

[4]民法学原理[M]．中国大学出版社．

[5]梁慧星．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附理由[M]．法律出版社，2006．

[6]梁慧星．民商法论丛第6卷，第15卷[M]．法律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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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至2008年由法律人推动的司法制度改革，其主要内容之一就是构建法律人的职业蓝图，追求权利至上的形式主义司法理念主导的“法官(检察官)职业化”，并最终指向对司法体制的系统性改革究。这些推动实务运动的当代中国主流法学家们，都有意无意地将古典自由主义法学理论所形成的“权利--侵权--司法救济”理论模式作为其学术阐述的出发点或者真理式的理论假设。2008年以后，随着司法政策的转变、司法腐败以及司法技能回应社会需求不足等问题的持续恶化，作为其主要改革内容的法律人职业蓝图也显示出了阶段性挫折的一面：（1）愈行愈远的职业自治；（2）不尽人意的职业准入控制体系；（3）不争气（腐败、专业能力有限）中国法律人；（4）遭遇国家与社会的批评。

中国社会转型的这一特点，预设了建立在古典自由主义基础之上、无法正视社会不公现象、存在道德真空的司法改革观及其职业蓝图，必然要遭遇一种幅度不小的挫折。因为它们不仅在适应福利国和安全保障国的内核改造方面，还有很长的理论改造的路程，而且还必须将具有福利国部分面目的社会主义性质视为理论起点，以及适当吸收己经碎片化了的中国文化传统的内容。更重要的是，法律职业蓝图的背后实质暗含着通过“公民权利中心模式”的程序理性来实现中国社会“自下而上”的自组织化改革的逻辑。但这种理想化的方式，在中国实际运行的难度显得很大。

中国的司法改革和职业蓝图建设需要注意用更加宽广的视野，来突破传统形式主义法学观的局限，分别从法律职业与统治精英、法律职业与当事人以及法律职业与公民社会的关系中，以一种满足心理期望的契约方式来寻找填补自由主义权利论和程序理性的价值真空的途径，具体而言就是:（1）在政治上，要努力地从能统合解决“自由”和“平等”的思路出发，在与执政党和社会各界求得共识的基础上，超越“对抗式诉讼结构”的改革思路，在坚持正当程序的前提下，有效发挥司法能动性，在化解社会矛盾和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工作中，适时、技术性地推动政治权利在司法审查中的落实。（2）与当事人的关系，改造自由主义权利论，导入一种沟通理论的新程序主义，特别重视以公众参与为主旨的信息交换机制的构筑等，以此来寻找资源配置和权利保护的最佳均衡点。(3)与社会的关系，要超越市场化和技术化的现代职业思维，积极将法律服务视作为一种社会公共产品，通过“公有化的律师’、“人民的律师”等职业结构的改造，以及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弘扬美德伦理，依此来缓解大众和职业之间的紧张关系。

（摘自《中国法学》201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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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消费社会 需要 消费 发展

〔中图分类号〕F06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7）05-0080-11

一、问题的提出

消费社会的到来，标志着人类社会彻底告别商品稀缺、奉行适度与节俭生活方式的生产社会，进入到商品丰裕、刺激消费与讲求生活方式风格化的消费社会。新的社会形态的到来，意味着马克思所预设的解决一切匮乏的总根源的先在条件，即经济匮乏已经得以解决。① 如果经济匮乏得到解决后，消费社会中还存在匮乏吗？如果存在，其匮乏状态究竟是怎样？在马克思看来，匮乏产生于需求的未满足状态，对需求的满足无疑是克服匮乏的根本途径。② 本文试图从需求这一西方文明的逻辑生发点出发，通过探讨消费社会的需求满足状况，来揭示消费社会的发展状况，并就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做出展望。

二、需要满足的可能性空间

个体需求的满足同个体的消费活动有关，一切消费活动都是为了寻求需要的满足。需要的满足是从事消费活动的前提。这也是许多学科如经济学和行为学等赖以建立的前提。需求的观点最初来源于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Aristotelian physics）。在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看来，首先，不同时代的社会制度安排，特别是资本―工资劳动制度的安排，限制了个体的需要“视野”，比如富人对日常生活领域边际效用的忽视和超越以及穷人只是关注对自己的胃的。其次，认为人类有着独立于任何社会文化背景的同样的需要结构是错误的，人类的需要不仅在生理需求上，更是一种社会文化的设计。

消费需要是人们的消费行为以至一切行为的动机和驱动力（王宁，2001：19）。只不过不同的学科从不同的学科视野出发，看待需要满足的角度和侧重点不一样。经济学和行为学关注消费满足的效度和过程，即研究消费能够发挥最大效率的满足条件和研究从动机出发，消费需要得以满足的各种条件和过程。在经济学和行为学看来，从需要满足的动机出发，到采取行动，最后到需要的满足，这中间是一个连续的不间断的过程。然而社会学的视角则不一样，在社会学家看来，需要满足的过程是一个不连续的间断的过程，甚至，由于种种社会的原因，需要可能无法满足或者只能得到了部分的满足。分析导致需要无法满足或无法完全满足的社会原因就是社会学研究的主题（Per Otnes，1988：70）。

在社会学家看来，需求之所以无法得到满足或者只是部分得到满足主要可以归为两个根本原因：首先，由于个体的意识受蒙蔽或操纵导致个体的需求无法满足或得到虚假的满足；其次，尽管个体已经意识自身的真正需要，由于社会结构导致的社会资源分配的不均，个体由于资源的贫乏而导致其需求得不到满足。前者又可以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社会意识形态通过阶级消费标准的划分导致下层阶级意识被蒙蔽，致使其只能从事与其阶层相适应的消费。如果说在前一种形式中，社会意识形态强调阶级壁垒，压抑下层阶级消费需求满足的话，那么，当社会积累的财富日渐增多，消费需求成为激发经济增长的契机时，社会意识形态又可以通过消除阶级壁垒来激发消费需求，这就出现了另一种形式。这种形式称为人为操纵的需要（artificial needs）或者虚假的需要（false needs），这也是社会体制性的原因造成的，因为社会体制决定需要体系，而社会需要体系决定个人需要的人为操纵性。在资本主义需要体制中，需要的满足是建立在牺牲个体需要的多样化的基础上。这种人为操纵的需要也称为虚假的需要（false needs）。虚假的需要是建立在伦理和本体论的基础上。与虚假需要相对的是真实需要。真实的需要无非是真实而合理的，是符合伦理道德规范的需要，而虚假的需要无非是不真实的、操纵的和人为制造的，不符合伦理道德规范的需要。

由社会资源匮乏导致需要满足的缺乏主要表现为奢侈需要与必要需要的对立。这两种需要主要属于社会历史的范畴，是一个经济的、社会关系的分类。奢侈需要与必要需要的对立是相对的，由于不同阶级所掌握的社会资源的不同，往往一个社会阶级或群体将另一个群体的需要定义为奢侈需要，反之，其本身的需要可能被定义为必要需要。一般来说，任何形态的社会根据其经济发展水平，会定义出一个必要需要，而超出或者大大超出必要需要的需要则称为奢侈需要。

由此可见，需要具有重要的政治经济学意义。如何解除个体需要匮乏呢？无非一方面要求解除个体的意识蒙蔽；另一方面使生产关系更加透明、公正（至少这是马克思的理论宗旨），解除个体的资源匮乏。要解除个体意识蒙蔽，使个体真正认识到符合他们自身的需要，如果说在传统社会中，主要通过大力发展生产，积累财富，提高人民的教育水平便可提升他们的需要意识水平的话，那么到了物质丰裕的消费社会，就要使个体能够辨别真实需要与人为操纵需要或虚假需要的区分，这正是西方者对二战后的资本主义社会展开批判的理论宗旨。同样，如何解除资源匮乏所导致的需要满足的缺乏状态呢？在马克思看来，无非是解除生产关系中不公正状态。然而自进入消费社会以来，不少学者认为马克思的生产理论范式已经过时，并各自提出了相应的取代方案。① 尽管马克思的生产理论范式受到了诸多的批判，但是其理论范式并未过时，仍是解释现代社会的主导解释范式。①

要真正达到个体需要的满足，除了在社会层面提高个体的需要意识以及解除个体的社会资源匮乏状态之外，还必须看到需要主要是一个主观概念。个体是否得到了满足，以及个体的满足程度都是一种主观感受。然而，一旦涉及主观需要时，这个问题就显得非常复杂。Per Otnes就指出，从个体层面来说，尽管社会从社会财富和消费结构定义个体的需要，但是需要主要是主观概念，然而，一旦涉及到主观层面，就使得需要的满足显得非常复杂。需要的相互主观体制（inter-subjective system of needs）的确立并不是无懈可击的；而且相互主观的需要与主观内的需要（intra-subjective needs systems）是不相吻合的。也就是说，首先，由于种种社会制度性原因或者个体自身因素的限制，个体并不一定能真正认识到符合自身的需要；其次，个体之间对彼此需要的认识、赞同，甚至建立共识性需要体系也是非常困难的。

不仅如此，从社会层面来说，要满足每个个体的全面需要，除非人类活动从社会劳动分工中独立出来，进行重新组织，或者取消劳动的社会分工，因为劳动分工只会强化个体某方面需要的满足，而忽视其他需要；伦理法则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建立一个统一、恒定的伦理法则是不可能的；怎样合理安排社会资源的分配，协调各种利益群体的利益也是困难的。最后，在本体论层面上说，怎样协调需要与社会生产的关系，怎样界定区分真实、虚假需要的合法性是非常困难的，“除非在我们认识到我们认为是真实的需要体系对我们现存的体系构成了威胁的情况下才讨论这种情况”（Per Otnes，1988：40）。

为了解决以上问题，Bookchin认为需要除了有数量和性质的满足之外，还有时间的纬度(Bookchin,1982：70)。因为对需要的选择要受到时间的限制。既然，统一的伦理规则无法建立，任何社会的制度安排无法导致均等无差异的利益群体的产生，个人需要满足的最大化只能通过需要的选择表现出来。需要选择的空间是在必要（necessity）和可能性(possibility)之间。必要与可能性的范围是由每一个时代的需要体系结构决定的，不同时代的生产力水平和制度性安排决定了需要结构体系的不同。必要需要同义务性的时间相联系，而可能性需要则是同个体可支配的休闲时间相联系。Per Otnes则进一步指出，尽管在不少的社会学家看来，个体的工作同必要性需要或者义务性时间相联系，而工作之外的自由大多与可能性需要相联系，但是工作如果是在可能性范围之内的话，工作的需要不一定是一种异化的活动。总之，“需要的选择性范围最终在于休闲的数量和时间使用的内容”（Per Otnes，1988：45）。

由此可见，受种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从理想层面谈论需要的绝对满足没有什么意义。因此，需要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还必须有一种纵向的历史角度，使我们能够认识到每个时代的需求满足现状，以及在其可能提供的经济发展水平下，需求满足的可能性空间。

三、消费补偿：自由、民主、正义社会的实现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生产体制之所以存在深层危机，在于生产资料分配的不均导致无产阶级资源的匮乏。正因为生产资料分配的不均，使得生产过程中工人与劳动产品以及工人与工人之间的疏离。不仅如此，工人所能从事的消费仅仅只能满足其基本生存需要，而无法满足自身的享受和发展需要。总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导致了其生产方式本身生产了匮乏，而经济上的匮乏是一切匮乏的总根源。为了解放被束缚的生产力，新的生产关系必将取代旧的生产关系，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的需要也将得到满足。

随着福特主义的推行，特别是凯恩斯的刺激消费政策的采纳，资本主义并没有呈现者所预期的晚期资本主义的特征，而是在克服其经济危机的“痼疾”上以更快的速度发展，然而，尽管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得以进一步发展，是否意味着个体的需要得以充分满足呢？继马克思之后，西方者认为消费社会的到来，国家的控制并不仅仅是经济和政治控制，国家的控制已经渗透到消费控制，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所有领域。如果说，经济危机的爆发是由于生产能力无限扩大与人们需求有限之间的矛盾的话，那么福特主义的推行，特别是凯恩斯刺激消费政策的实行，一方面提高了工人的工资水平，另一方面，通过刺激人们的需要，通过新的需要的开发，把经济的发展建立在对人的需要的激发与满足上。由于这些需要仅仅是为了达到追求最大利润的目的，并不是真正为个体所需要，只是人工（artificial needs）或者虚假需要（false needs）。消费社会使个体在对各种需求的满足中，甚至虚假需求的追逐中，丧失人的批判思维和自我意识，堕落、沦丧为“单向度的人”，即只懂得物质享受而丧失精神追求的人，只是被动接受而没有主动创造的人，只能屈从现实而不能批判现实和改变现实的人（欧阳谦，1986：125）。

从西方的批判中，特别是葛兰特的文化霸权的提出，除了打破经济决定论的幻想，使人们关注文化和意识形态的重要影响之外，生产与消费之间简单的决定与被决定关系被打破，消费具有了前所未有的政治经济学意义。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的最新发展已经把人类通过生产资料的重构来追求民主、解放的企图转变为通过日常生活来谋求个体解放的“生活政治”上来。① 如果说，消费仅仅使个体堕落为“单向度的人”的话，那么，消费社会是怎样唤起个体对美好生活的企盼和追求？

作为对此问题的回答，不少学者探讨了消费研究中的理论解释范式，主要有三种理论范式（Per Otnes，1988）。第一种研究范式是象征（symbol）消费理论（如Hirsch，1976；Lancaster，1966；Douglas & Isherwood，1978）。从象征的视角出发，认为消费不能仅仅被理解为购买和使用商品和服务的活动，它还有着更深的含义，即作为个性和文化归属的表达。如在Mary Douglas 看来，他把消费看作是信息体制，认为消费是文化因素的展示，是当地社区和家庭特征的表达。“如其说商品是为了满足物质需要与进行炫耀性展示，不如说商品是为了使文化分类变得可见并稳定化”（Douglas & Isherwood，1978:59）。第二种研究范式是补偿（conpensation）消费理论(Ahrne，1974；Marx，1968；Foa，1974)。由于人们在生产过程或工作中无法获得自尊和自我实现，于是通过对高消费方式的追求来予以补偿（Per Otnes，1988：67）。这种消费理论被称之为补偿性消费（conpensation consumption），意在获得社会的尊重和自我价值的实现。从批判的视角出发，消费行为被认为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疏离状况和拜物教有关，由于社会中真实人类关系的缺乏以及人与自身劳动的产品、人与人之间的疏离导致消费行为的产生，也就是说消费行为的产生被认为是对以上疏离状况的克服。“工业社会组织越来越复杂，强化了人们隶属于不能控制的事件和结构中，对物质消费的强调，如汽车，单一家庭房子，是企图去补偿对其他方面的影响的缺乏。面对社会生活中和工作中的限制，人们投身于私人们的消费模式中寻找补偿的自由”（Per Otnes，1988：79）。象征消费理论与补偿消费理论相同之处在于它们都给个体的消费偏好提供了意义和内涵，都尝试探讨了消费行为是某种个人或文化的表达；不同之处在于，前者认为消费是作为生活方式的表达，后者认为消费是作为补偿行为的尝试。第三种研究范式是角色距离（role-distance）消费理论（如Berger & Luckman，1966；Per Otnes，1988； Goffman，1961）。认为工作和生活既是个体生活的两个不同的领域，又是个体扮演的两种不同角色行为。工作被认为必须经过训练才能获得，并且是对需要的取代，而消费被认为是自发产生的，仅仅用来满足自身的需要，根本不涉及个人表达，也没有任何深层次的含义。社会世界是由不同制度或不同习俗形成的相互竞争、相互矛盾的不同小世界构成的，而且在同一个人的角色行为中也存在种种分歧与不一致，因此在个体的主我（自我意识到的自我）与客我（他人眼中的自我）之间以及在整个主我与扮演特定角色的部分自我之间存在距离，这便是角色距离理论。对角色距离理论作详尽论述的Erving Goffman，他把角色距离的存在作为自我调整与拒绝外界的中介。有时，人们使用这个概念表示非真实的自我或掩盖对自我的直接表达。Goffman 主要使用这个概念来解释这样一种现象：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从消费中寻求需求满足的饱和，人们对消费采取不重视的态度。尽管人们每天忙于工作与消费，但是自我并没有得到发展。把消费当作文化的表达或寻求补偿的方式，是对消费的一种夸大，因此，社会发展的动力并不在于消费者的需要，而是受市场研究者引导的资本积累的利益在推动社会的发展（Per Otnes，1988:59）。

由此可见，以上三种消费理论范式的共同之处在于，都把消费与工作对立起来，作为两种不同的领域或过程看待。象征理论与补偿理论更多看到了个体间的共同之处，认为个体间能够形成或产生共同的消费看法或消费表达，相反，角色距离理论则更多地看到了个体间的差别与分歧，认为个体间并不能形成或产生共同的消费文化，消费活动仅仅是个体不同角色应对外在社会机制的策略而已。Per Otnes把马克思的消费理论归为补偿理论，但是笔者认为这是对马克思的消费理论的歪曲。尽管Per Otnes的补偿理论也是试图从社会制度的安排来探讨个体价值的实现问题，但是与马克思的消费理论是根本不同的。首先，在Per Otnes看来，生产与消费是两个不同的独立的领域，所以消费才是对生产中的挫折感的一种补偿，而在马克思看来，生产与消费是同一的过程，正是因为生产中异化的生产方式导致工人消费方式的异化，为了克服消费的异化，必须打破旧的生产方式。这样看来，消费并不是对异化的生产关系的一种补偿，而无疑是异化生产关系的超越和解放。

在后现代主义大师鲍德里亚看来，消费更是一种社会的拯救。在现代消费社会中，现代消费就是一种通过物而拯救的等级逻辑，是一种要通过自身努力来实现的拯救办法（鲍德里亚，2001：47）。社会地位这个东西在传统社会中是通过恩赐和继承得到的，在无法从血缘上继承社会地位的情况下，消费社会提供了满足向往心理的替代力量，即人们在“无法通过恩赐的情况下通过自身的努力来拯救”。① 鲍德里亚认为，在消费社会中，以能力、责任、社会机遇、幸福等为标志的真正平等被物品拥有上的平等所取代，同样，以体现社会关系的透明和充分体现个体价值为标志的真正民主被“在物以及社会成就和幸福的其它明显标志面前的”地位民主或形式民主所取代。“当个人的生活同物质过剩相联系的时候，自由更多是同商品的拥有相联系，而不是个人的自主；更多的同商品的管理相联系，而不是同生活相联系”，“而以个人拥有的房子和其他物质拥有在一个更复杂的官僚社会中成为个人自由的幻觉”(Per Otnes，1988：41)。因此，消费的补偿并没有导致一个真正平等、民主和公正的社会的出现。由此可见，不管是西方，还是Per Otner、鲍德里亚，他们对消费社会的批判，并没有脱离开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体制批判的视域。在消费社会中，消费之所以仍然是以“异化”的形式出现，关键在于消费不是作为与生产过程或工作的结合，而是作为同生产相对立的异己的领域出现。② 而消费之所以作为与生产相对立的领域出现，最关键在于生产体制中资源分配的不公正以及生产关系的不透明。因此，如何做到生产资源分配的公正以及保持社会关系的透明度无非是实现自由、公正、平等社会的关键。

四、消费认同：个体自我价值的实现

随着消费社会的出现和“生活政治”的时代转型，个体是否在私人生活中拥有更多的实现自我的手段呢？在马克思看来，要实现个体的自我全面发展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个体能获取充分的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第二，避免了劳动分工，个体能充分自由地选择职业，并且能拥有充分的休闲时间。也就是说，在马克思看来，取消了劳动分工意味着个体能自由地选择自己所喜欢的职业，自由发展各项能力，从而克服因劳动分工对个体能力发展的限制。伴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社会就能为个体提供充分的各项资料，同时，个体有充分的休闲时间从事各项有益于提高自身的活动。马克思所设想的个体自我全面发展是建立在生产关系透明、公正和生产力水平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其生产力水平能够为个体提供充分的生存、享受和发展资料。尽管在消费社会中，已经基本上具备了为个体的自我发展提供充分的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的生产力水平，但是不论是在生产关系上，还是在休闲时间上，并没有具备马克思所论述的实现个体全面发展的条件，那么在消费社会中，个体如何实现自我价值呢？

首先，我们看一下不同时代的社会价值观念的变化。不同时代的消费概念和内涵的变化深刻反映了社会运作体制和社会价值观念的变化。而这种变化无疑通过青年价值观念的嬗变最充分地体现出来。在以强调勤奋、节俭、禁欲为主要价值观念的传统社会中，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为实现资本的高速积累，通过媒体大力进行勤奋、节俭、禁欲和注重自制力等美德的宣传，鼓励人们努力工作，加强资本原始积累。随着消费社会的到来，人类社会进入到以强调激发人欲，刺激消费为主要特征的消费文化阶段。在过去的60年中（即自20世纪40、50年代以来），在整个社会里，愈来愈多的人觉得已渐渐脱离企业型的性格及美德了。个人的价值，及个人在他人眼里的价值，已逐渐变为由个人的生活方式、消费方式及职业地位来决定了（川崎显一，1996）。因此，今天的西方青年，不像他们的先辈那样推崇在竞争中靠努力工作获得成功的传统价值观，而是把注意力转移到如何追求享受上来。

美国学者大卫・理斯曼根据人类社会人口的增长规律，结合特定社会对社会性格的塑造，把人类社会分为三个阶段，即传统导向型社会、内在导向型社会和外在导向型社会，并分析每一种类型社会的社会性格塑造方式和社会性格特征，如表2所示。在大卫・理斯曼看来，社会性格是指在社会和历史因素或多或少的作用下，形成的个人驱动力和满足需要的结构，即个人用来接触世界和他人的一种“套路”（大卫・理斯曼，2002：4）。理斯曼揭示了从传统导向型社会到外向导向性社会，个体从遵循传统到注重内心世界再到内在人格的培育和展示内在的发展轨迹。由于他是以不同时期人口增长的态势来说明不同时期个体人格的变化，因而，有必要从社会运转的主轴和时展的重心来予以补充。尽管有不少学者批判马克思对消费关注得不够，其实这也是受时展的视域所限。马克思当时所面临的时代是物质匮乏时代，物质匮乏时代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大力发展生产，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因而，在物质匮乏时代（相当于内在导向型阶段），个体的个性都打上了深刻的生产社会的烙印，具有明显的“生产”特征，当时社会伦理主要强调工作伦理，克勤克俭，“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便是工作伦理的表现。而到了物质极大丰裕的消费社会后（外在导向型阶段），物质匮乏时代的问题已经得以解决，需求成为刺激经济发展的契机，需要一种能够享受奢侈、闲暇和富余产品的“富裕心理”，即养成一种消费伦理。“所谓消费伦理，鼓吹的是得过且过、享乐主义、自我表现、美的身体、异教主义、逃避社会义务、向往异域风情、培养生活情趣，使生活有独特的格调”（迈克・费瑟斯通，2000：166）。消费者的个性不是通过其做事的风格体现出来，而是通过其消费的物品表现出来，注重外在型的表现方式。

按照吉登斯的说法，现代社会正在实现由解放政治向生活政治的转变。生活政治是自我决策的政治，也就是关于自省关系的政治，个人不会动不动就对其他人的行为提出抗议，而更关心通过探讨个性问题来控制他或她自己的生活状态。“一种在自我反省的、井然有序的环境中实现自我的政治，在此环境中，反省将自我及身体与整个认识体系联系起来”（吉登斯，1991：214）。尽管消费社会提供了个人发展的多种可能性，但是越来越多的自由是与越来越多的责任相关联的，而且由于艺术-文化体系领域内的多元文化或者多元评价体系的增多，导致社会对实现个人意志的普遍焦虑。在消费社会中，物质的丰裕使得人的需要摆脱了社会集体或者工作的束缚，而具有更多的选择机会，因而，个体的人格摆脱了社会本位的价值取向，而具有更多的个性色彩，“伴随着消费文化的发展，人们已经从宣扬自己的美德转变为宣扬自己的个性人格”（迈克・费瑟斯通，2000：167），个性则必须吸引并拥有朋友的必要性，强迫别人喜欢你，具有个人魅力和吸引力。正如齐美尔所认为的，每个时代有其特有的时尚，在传统社会中，时尚提倡竞争、平等和仿效，而在现代社会中，时尚则显示差异、个性和区分，力求表现自己的主观性而将内在的东西风格化。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讲，消费选择能力是影响个人特色或个性概念的重要概念，“消费者选择仍然是一种方式，我们的社会借此思考个人和自并评价个性。――社会和个人不再以更大范围的肌体的或外在的道德观为参照（家庭、社区、所有人的更大的利益或上帝的旨意）来评价自我，也不根据他们完成任务和职责的好坏来评价自己，而是根据他们实际的（消费者）选择能力的大小来评价之。”（西莉亚・卢瑞，2003：247）然而，由于社会中相当一部分人生活在贫穷中，限制了他们参与消费选择的能力，另一方面由于政治、种族等等原因，也导致消费选择能力是极其不平衡的。

在虚拟不定的符号编码支配下的现代媒体时代，不仅代际冲突加剧，而且青年一代之间也出现了鸿沟，形成了不同生活风格的群体。如在20世纪60年代大学生风潮之后，日本社会出现了一种称为Peter Pan或Moratorium类型的人，或“感觉派人”、“玩乐型人”，日本学者称之为“延缓成为社会人”。他们拒绝承担任何社会责任，对社会漠不关心、无动于衷、无责任感等。渐渐地，“新的表现主义”开始取代“延缓成为社会人”，成为新的青年类型。他们只管享受着现成的优裕，追求玩乐领域中的自我表现。西方把这些在20世纪60、70年代出生的青年称为“X”代，日本则把这代人称为“新人类”。他们所持的价值观不同于以往的几代人，当他们在20世纪80年代成为成年人时，他们被称为“新人类”。之后，当西方又把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的人称作“Y代”（指雅皮士），日本媒体则视之为“新新人类”。他们坐享着现成的富裕，履行着最低限度的责任，醉心于外在表现与他人的差异。在他们看来，内容与实体本身已是无关紧要的。差异只是表现在外观上，内容如何并不重要。个性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经由商品而被建构或加强的，尤其是那些显而易见或容易辨认出来的东西，如服装、汽车、房屋等。

对于这种在大众传媒时代新出现的精神价值，即表现主义文化，学者们做出了诸多的探讨。A・托夫勒在他的《第三次浪潮》中，把农耕社会的价值意识称为“第一次浪潮”，把产业社会的价值意识称为“第二次浪潮”，把新的富裕社会的价值意识称为“第三次浪潮”。在第三次浪潮中，社会将朝进一步的个别化、少量化以及需求与生产相结合的订货生产型方向发展，将会出现人与人之间的差异。E・弗罗姆也认为，商业社会的社会价值意识出现了新的变化，从“拥有”变成“表现”，即从to have转向了to do。甚至有学者认为形成了物主自我(possessive self)或者物主个体（possessive individual）（西莉亚・卢瑞，2003：49）。物主自我是这样一个人：人们根据他所积累的财富数量来评判之，而且，对他来说，身份本身就是一种财富（物质财富、知识财富、记忆财富和经验财富）。而且，个体不是被动地享用消费的技巧和快乐，而是通过积极地占有和重新加工商品来构建一种表达其特性的生活方式。甚至在以前提到的“角色距离”理论看来，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从消费中寻求需求满足的饱和人们却对消费采取了一种不重视的态度。尽管人们每天在忙于工作与消费，但是自我并没有得到发展。

总之，由于现有的理论研究强调工作领域与消费领域的分离，将生产的消费性与消费的生产性加以割裂，并过多地强调前者。即使讨论了消费的生产性，也是过多为现存的不合理的资本主义生产体制作辩护，没有真正在消费的视域中，突出消费对完善个性、促进个人全面、自由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生产作用，导致消费社会中的个体不能真正实现其自我价值。① 比如理斯曼在论述内在导向型阶段的个体时，认为在内在导向阶段，个体消费的目的或者是为了炫耀其财富，或者是为了逃避工作的压力，而在外在导向型阶段，个体消费的目的则是对工作的补偿。在Per Otner看来，消费也仅仅只是一种生活的成功（achievement）。他把消费定义为生产之外的活动（outside of paid employment），消费大多局限于日常的消费活动中。所谓消费的成功则主要表现为日常生活中的学习和创造性。同样，在鲍德里亚看来，消费是对工作的拯救，消费被定义为社会关系的建构。由此可见，他们都没有关注消费的生产性。只有真正关注消费的生产性，才能真正实现个体的自我发展。如何规范这种重视享乐、不思进取的表现主义文化，并将其改造成一种有助于个人发展、完善及人、社会、自然和谐共处的新的创造性文化无疑成为时代探讨的主题。①

五、消费文化：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

人类学的研究发现，消费本来就是一种表达的实践，是对自身的价值与身份的诠释。消费也是一种沟通，是并不局限于物质满足的信息交流，消费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以符号作为首要的载体。只不过，由于某一特定时代阶级文化的建构，过分地夸大了消费品的物质属性，而相应地忽视了消费品所内含的社会文化属性。如传统政治经济学把消费定义为对商品的使用价值的使用和消耗，用以满足基本需要的活动。二战后，葛兰西提出的文化霸权理论，即知识和道德上领导权，不但纠正了人们对经济的决定作用过分看重的偏见，开始重视文化对社会生活的制约作用，而且还使人们更多地关注消费所体现的文化体系构架。可以说在葛兰西之后，人们对消费所展示的社会与文化过程的研究才真正凸现。有关消费研究的第二次转折是美国哲学家兰吉提出的象征概念。在把象征纳入到消费分析之后，消费分析不仅停留在宏观的社会制度层面的文化上，而是深入到常常被人们所忽视的日常生活深处，甚至是个体的潜意识深处。这样对消费的研究拓宽了。因此，可以说，从人类学的基础看，消费本身就是使用价值、交换价值和符号价值或象征价值的结合。只不过，在不同时代，有着不同的消费符号，体现着不同的社会区分和社会建构。现今社会，符号价值或象征价值的凸现更反映了人们在物质需求得到满足之后，对精神消费的更深层次的追求。

在贝斯特看来，德波的景观社会是从马克思的商品社会到鲍德里亚关于模拟社会思考的中介，也是从、西方到后的中介，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的中介（Stven Best，1994：42）。在德波看来，“景观是商品实现了对社会生活全面统治的时刻”（Debord，1983：42）。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景观社会是商品社会的完成阶段。但是，德波的景观社会与马克思的商品社会是有着重大的差异的。如果说在商品社会，物或现实被分解为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话，那么在景观社会中，则分解为现实与意象，景观社会就是一个被意象统治的社会，“景观社会不是意象的收集，而是指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被意象所中介”（Debord，1983：3）。电视等大众传媒的发展，特别是时尚与广告的弥漫，使得广告中所宣传的产品意象成为人们消费的依据，也就是说，物的消费过程，首先必须转变为符号的生产与传播过程，只有通过广告的影响，在人们心中形成了一定的消费意象之后，人们才会去购买物品。秉承德波的景观社会理论，鲍德里亚发展他的符号社会理论。在鲍德里亚看来，德波的分析还是停留在传统媒介的分析层面上，着重于大众传媒的内容分析。鲍德里亚从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出发，对德波进行了符号学的批判性解读。按照麦克卢汉的观点，“媒介即讯息”（马歇尔・麦克卢汉，2000：33），不是媒介传达的内容影响着人们，媒介本身就直接构成了人们的存在方式。现代媒介的基础，就是符号的运作，广告创造出来的意象，其基础就是符号。因此，在鲍德里亚看来，进入消费社会之后，人们面临的不是以意象方式呈现出来的景观社会，而在其深层是符号社会。

对消费文化的解释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称为生产主导论，认为生产决定或者形成消费本身，又由此间接地形成了特殊的消费文化结构。在生产主导论看来，消费文化的出现受到产品生产方式的约束，商品的生产已经被“合乎文化标准的制造方法”所支配。首先，资本的扩张，扩大了市场的时空，而劳动过程中的强化和重组改变了消费规模和本质。广告的出现是商品生产者控制消费者的工具，通过生产和分配产品过程中运用专门的美学知识，生产者将消费者并不需要的商品交给他们。其次，生产者对消费者需求的操纵之所以成功，还跟现代化过程是一个使商品美学得以产生的环境。现代化使人摆脱了熟悉的家庭、社区模式和思维方式，而商品提供了个人自我认同的方式，因为个体在现代化过程中有异己感，感到无所适从。从而导致了个人的人格从内在导向型向他人导向型的转变，即由内在的或主观的道德感和伦理价值角度来理解自我认同感到通过外在的、表象的、通常看得见的特点来定义自我。生产主导论在一些方面受到批判：第一，认为生产或工作是人类自我创造中唯一真实的手段；第二，夸大生产商品模式对产品分配或消费的影响，而忽视消费者的主动性；第三，贬低了艺术-文化体系在消费文化发展中的重要性，忽视了消费者创造性地使用文化商品在消费文化中的意义。

另一种称为消费主导论，认为消费本身是一系列有组织的社会实践活动。消费者频繁地将商品当作社会地位和文化方式的标记，他们试图以自己和其他消费者的关系来界定自己的社会地位。总之，生产主导论强调消费需求是生产者活动的结果，而消费主导论强调消费需求是消费者活动的结果。消费主导论认为消费既不是对生产的自动的反应，也不是对意义的自动的反应，而应该被看成源于自主的、独立的源泉。如坎贝尔认为消费者对新奇事物无止境的追求是现代消费固有的动力。同样，费瑟斯通也认为个人具有模仿艺术家的亚文化生活方式的冲动，即适度的享乐主义，适度的情感宣泄，导致人们惯于从唯美主义角度看待日常生活，也就是说，美学已经成为日常生活决策的基础。同时，高雅文化阶级壁垒的消除，艺术家的生活方式成为时代的消费英雄，导致符号和概念的快速流动渗透到当代社会的日常生活。而波德里亚却更进一步认为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并不能解释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因为对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强调，使人认为交换价值导致了错误需求的产生。其实，所有需求都是社会制造的。生产的逻辑不再是最重要的，相反，意义的逻辑成为至关重要的。这样，消费不应该理解为和使用价值有关的物质用途，而是作为意义，主要与符号价值相关。符号价值的逻辑代表了资本主义强加一种与商品的大规模生产需要相适应的文化秩序的胜利。总之，在消费主导论者看来，消费文化是自我意识创造生活的一种方式，不管是在商品的设计方面还是商品使用的美化模式方面，即商品被作为艺术品、概念或符号使用，通过幻想、游戏、想象和制造意念的过程产生联想，用以表达人与自我之间的反省关系，制造和变革个体的身份认同。

消费社会的到来，反映了宗教的世俗化和科学的世俗化。一方面，消除高雅文化的阶级壁垒，使其为大众所掌握，无疑提高了大众的精神文化水平；但是，另一方面，艺术瓦解了道德的基础，新教的工作伦理让位于对新感觉、惬意的享乐主义的追求。消费不再仅仅是为满足特定需要的商品使用价值的消费。影像的过量生产和现实中相应参照物的丧失，也是消费文化中的内在固有趋势。国内外学者对消费社会造成生态破坏，环境的不可持续性进行了批判，并就如何看待消费、如何确立一种合理的消费文化来促进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进行了探讨。主要提出了三种变革办法，即消费正名法、颠覆取代法和历史建构法。

消费正名法是指要求对消费的含义进行正确的定义，从而建立起一种健康的消费文化。如日本学者见田宗介认为消费的本来涵义是指一种对生命的充溢和喜悦的直接追求，建立在消费原义基础上的消费社会应该是一种对自然和社会掠夺少的社会（见田宗介，1988）。建立在一种以“活着的喜悦”作为需求基础上的消费社会，能克服原有的消费社会的弊端，从而建成一个健康有序的消费社会。美国学者杜宁认为要突破消费社会的“樊篱”，首先必须打破“不消费就衰退的神话”（艾伦・杜宁，1997）。更重要的是，发达国家应该实现价值观的转化，培育一种持久的文化。人们不再以物质的成功来定义生活，而是以社会关系、有意义的工作以及休闲作为衡量生活的准则，从而寻找一种简朴的、回归自然的生活。

颠覆取代法主张对消费社会采取颠覆性变革或要求以另一种符号体系代替现有的符号体系，主要以鲍德里亚为代表。鲍德里亚认为消费社会是一个彻底异化的社会。消费逻辑不仅支配着物质产品，而且支配着整个文化、、人际关系以至个体的幻象和冲动。“这是一个充斥着白色的饱和的社会，一个没有眩晕及没有历史深度的社会，一个除了自身神话或者不断生产，消费神话之外，没有其他神话立足点的消费社会。只有激进的革命的突发事件和意外的分化瓦解才能打碎这白色的弥撒”（鲍德里亚，2001：231）。

历史建构法在看到网络时代电子符号的意指方式和编码作用的同时，更看到了主导符号生产的资本的生产机制和运作机制所发挥的作用，同时认为个体在消费社会中并不是消极、被动的符号吸纳者和盲从者，而是现实社会积极、主动的建构者和创造者，在此过程中走出消费社会的困境。如迈克・费瑟斯通认为文化消费之中的这种文化失序不仅是由于广告人、设计者、文化媒介人生产出一系列体验，而且还决定于这些机构的所有者、赞助者、受托人及财政支持者之间结成的联盟（迈克・费瑟斯通，2000：154）。①

由此可见，消费社会的到来，标志着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建立与消费社会时代相适应的价值观念势在必行。任何形态的社会都有其精神价值，以工商业为主的现代社会也不例外。只是现代富庶社会的精神基础不容易为传统社会了解而已（汉宝德，1986：58）。 这就要求建立一种通过提升人们生活品质和增进个体自我发展来促进经济发展的消费文化。但是最关键的是这种消费文化必须是建立在生产过程或工作基础上的文化，即不是作为逃避生产或工作场所的枯燥、训诫而出现的消费文化，这就要求使消费具有生产的性质和特征。要求在继承和发扬马克思的生产理论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消费的生产性质，即在消费的视域中，研究消费对完善个性，促进个人全面、自由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生产作用。以消费生产作用的充分发挥来促进生产体制中资源分配的革命，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北京大学高丙中教授在《消费就是生产》一文所说的“消费帮助生产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生产着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从而真正建立公平、正义、自由的社会，推进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六、结论

消费社会的到来，一方面由于其经济的发展建立在刺激需要的基础上，因此个体的需要得到了极大的激发和满足，但是，另一方面，对这些需要的满足仅仅停留在“物以及社会成就和幸福的其它明显标志面前的”地位民主或形式民主以及物品拥有的平等上，并没有导致一个真正民主、平等、自由社会的出现。同样，就个体的自身发展而言，尽管消费社会给个体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用以发展和完善自身的手段和机会，但是个体并没有真正实现自我的价值。消费社会是一个自我决策的社会，但是，由于受社会体制的限制，一方面，个体受自身“视野”的约束，不能真正认识到符合自身的需要，从而做出合理的决策；另一方面，由于个体社会资源的匮乏，导致个体在自我决策方面也是不平等的。尤其是对商品符号价值外在表现意义（凸现个体的身份、地位等）的重视，而对符号价值的精神内涵意义（如创造性、哀、社会关系的和谐等）的忽视，② 形成了以物主个体为核心的表现主义价值观。不管是消费正名法、颠覆取代法和历史建构法等消费文化变革方案的提出，要克服消费社会的弊端关键在于全新地看待与处理生产或工作与消费的关系。如何克服不公正的生产关系对个体生产、发展选择的限制；工作分工对人性和个体能力发展的约束；克服工作与消费的对立状态，工作与消费，而不是强调一方是另一方的陪衬与补充，③ 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种注重物品的符号精神意义的消费文化才能走出消费社会发展的困境。当然，就目前的社会发展而言，要完全实现生产关系的透明与公正以及取消劳动的社会分工，毕竟是乌托邦的幻想，但是通过减少工作时间、增加休闲时间，克服工作的规训和约束，增加个体利用休闲时间发展自身的空间，无疑朝一个更美好的社会前进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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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外在于漳州社会以及社会的主体(漳州人)去寻求滞后的原因,也可以说是传统的实证主义方式。现象学哲学的反思方式则与此不同,在胡塞尔看来,与人脱离的所谓外部世界是否存在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把它存而不论,或悬置或加括号,现象学要探讨的是呈现在意识中的世界即关于世界的现象学。在这种视域中,没有脱离主体的客体,也没有脱离客体的主体。也就是说,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原因是深层地内在于漳州社会以及普通的漳州人。这些因素普遍而深刻地起作用,需要现代哲学的素养和哲人的眼光才能穿透。如何把握现象学哲学的反思方式呢?胡塞尔认为,这个我们在清静时生活于其中的生活世界总已经在哪儿了,先于我们的存在,而且是所有实践的基础,不管这些实践是理论的或超理论的。现象学哲学的一项主要任务就是专门描写这个观念的生活世界的结构。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现象学哲学不再以庞大而严密的思辨体系来推演生活的逻辑,也不采用经验主义的归纳方法来解释生活,而是采用现象学的描述方法,即具体的、严格的方法直观生活世界。从这种现象学哲学的反思方式来考量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原因,就不能采用传统的实证经验归纳方法来解释漳州市的社会发展与社会生活,而是采用现象学的描述方法,即面对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本身,我们融入进漳州人的生活世界,体验着、直观着这个特有的生活世界。体验与直观的结果就是所谓的现象学剩余。这种现象学剩余就是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因素。这些因素是体验与直观的结果,这些因素是普遍而深刻地起作用。反思对象和反思方式确认后,更为重要的和艰难的、甚至带有一些神秘色彩的是现象学的反思过程:关于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我有一个或几个个别直观,我抓住纯粹的内在,我关注现象学的还原。并且我纯粹直观地完成一般的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原因的种类,现在个别性本身不再被意指,而是一般的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

    我们直观它,它便存在于此,我们意指的是它,便是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性质。这不是指这种个别单一的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现象,而是指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种类、程度本身是相似的;这种相似关系在这里正是一种总体的绝对被给予性,因而这种被给予性也是一种纯粹内在的被给予性,不是保持在个别意识范围之内这种错误意义上的内在。这里谈的是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总本质以及在总的直观中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被给予性。在经过多重反思后,最终得出的反思成果(现象学剩余)是: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原因属于普遍而深刻其作用的文化深层次。具体说来: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内在原因(内生变量或现象学剩余)是:①落后低效的时空观念;②地方狭隘的言语意识;③休闲第一的价值取向;④传统封闭的行为方式。其相应的对策理路是:①提升时空观;②推广普通话;③改变价值取向;④转换行为方式。现象学的反思是可以重复进行的,有时也是应该重复的,所以必须对反思结果进行再反思。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内在原因无论那一条因素,对于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都是内在地起作用(内生变量),无论那一条都不是针对某个或某些漳州人,甚至还可以不是针对某个时空的漳州人或事。

    因为这些因素是普遍而深刻地影响和作用于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比如,这里的时间观念是一种“内在时间观”。对于时间的内在化理解,是由其现象学方法所要求的“明证性”所决定的。我们日常生活中所说的“时间”概念,是基于第三人称视角而设定的超越实存,不具备现象学思维所要求的“自身被给予性”,所以必须首先对其进行还原。漳州落后低效的时空观念像遗传基因一样内在于漳州社会,在整个社会生活中普遍而深刻地起作用。它作为一种背景意识,伴随着所有意识行为,我们只有通过反思,将我们的目光从排列着的连续的感知对象回溯到感知对象的连续本身,才能以我们意识的意向功能将这种连续本身构造为一个内在的对象,通过这种构造行为,一般意义上所说的“内在时间意识”才得以与我们照面,我们才能由此得出落后低效的时空观念(内在时间意识)是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内在原因。再比如,地方狭隘的言语意识在意识的深层次上有了一个假设:所有人都会讲漳州话。在这样的假设中,普通话不是普通话,闽南话才是普通话。这样就普遍而深刻地影响了人们的交往和效率。如何言说绝不是一个单纯的语言问题,而是社会实践问题。如何言说涉及观念的表达,涉及观念如何从理智的内在世界外显于一个公共的世界,涉及观念的传递和交流,地方狭隘的言语意识不利于观念的传递和交流,所以,它成为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内在原因之一。对休闲第一的价值取向和传统封闭的行为方式这二者的反思与对落后低效的时空观念和地方狭隘的言语意识的反思类似。最后,需要对“对策理路”进行反思。显然,这四个对策理路都是对应于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四个内在原因而提出的。

    如果是实证性课题,接下来要做的就应该是对如何提升时空观、如何推广普通话。如何改变价值取向以及如何转换行为方式等提出在实践层面可操作的具体措施。但是,本文属于哲学课题,只提出对策理路而不是对策本身,对策的实施与展开是在对策理路的开启下进行的。本文的意义就在于开启一个崭新的视域,为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提供一个方面的智力支持。我们只需要对“对策理路”再反思即可。比如,“提升时空观”就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增强时间观念,而是在意识的内在维度上反思内时间意识对人的始源性作用。或者说,内时间意识在深层中影响了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它是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内在原因之一。只有从哲学层面认识到这一点,才能真正提升漳州人的时间观念。再比如,在漳州市推广普通话,绝对不是那种应付式的至上而下的行政行为,也不是简单的提升漳州人民的普通话水平,而是在现象学语言哲学的意义上根本改变漳州人的言语意识,普遍改变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人际交往方式,普遍提高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人际交往效率,普遍而深刻地内在性地作用于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可以这样说,用三年时间、花两千万元,在漳州市整个社会(特别是广大农村)像普法一样推广普通话,会极大地改变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发展态势,极大地提升漳州市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水平。总之,本文通过由对漳州社会与经济发展的客观世界的考虑转向对思想主体(漳州人)的现象学反思,寻求一种普遍合理的关于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内在原因的深层可能性。在漳州人的意识主观性中,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内在原因,意向性地显现于反思主体的意识中。这是绝对的、客观有效的关于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内在原因的先验源泉。在这种意识主观性(时间、言语、价值、行为)中,而且只在这些主观性中,客观性的存在(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才是绝对的。

篇6

居委会完全不能替代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居委会在法律上虽然是群众自治组织，但它受托行使了街道办事处的一些公权力职能，这与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的性质完全不同。居委会代行公权力职能，维护的是全体公民利益，而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维护的是业主利益。业主自治是构建和谐社区、解决纠纷的最佳方式。我国城市居民大多居住在小区中，粗略计算有近5亿人，人与人之间也难免发生一些摩擦和矛盾，居委会人员往往编制有限，如何处理众多的业主纠纷？更何况大量的事务是业主间的私人利益，不涉及到公共利益，怎能请求居委会进行公共管理？ 既要保护业利，也要尊重业主自治。业主自治要通过召开业主大会、设立业主委员会、制订管理规约等方式来实现的。

业主自治是社会自治的一种形式。所谓社会自治是指市民社会中的成员通过法定或者约定的程序自主决定、管理共同事务，自我负责的一种治理方式，以业主自治、公司自治、行业自治、团体自治等为表现形式。社会自治与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的概念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现代社会，实现了国家管制和市民社会自治的有机结合，这是社会治理方式的重大转变和完善。社会自治本身也是一种社会治理方式，作为市民，个人在市民社会中按私人利益行事，并在平等的交往中形成一些共同的规则，这种平等者之间的关系，发展成为私法关系。这种治理模式的特点在于：一是治理主体和事务的私人性。治理的主体不是公权力机关，而是与相关事务密切结合的利害关系人。 二是治理方式的自主性。在社会自治过程中，自治团体的成员可以通过达成一定的决议来调整自身的行为。 三是治理方式的程序性，社会自治通常体现为一些自治团体的团员通过一定的程序形成有关的决议，一旦形成该决议后对全体团员具有约束力，该决议对成员而言就是具有法律效力的行为规范。四是违规行为和治理结果的自负其责性。 在我国，一些行业协会、行业组织对于本行业、本领域内部纠纷也应当依法发挥调解和纠纷处理的功能。社会自治必然要求强化对私权的保护。正是在私权得到充分保障的环境下，私人才享有自主决定和自主处理自己社会关系的基础。

法治社会中要尊重社会自治，预留社会自治的充分空间。其原因主要体现在：一方面，社会自治事务涉及自治主体的私人领域，而每个人都是自己事务的最佳判断者，也应当对其自主判断自我负责。另一方面，国家法律不能包办一切，法律不是万能的，其无法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社会自治需要法治的保障。法律在社会自治过程中的作用也不能被忽视。一方面，社会自治并不是要形成一个外在于法律的独立王国，它也必须严格受法律规范。社会自治中团体规约的效力也是由法律规定的，团体规约并不能与法律平起平坐，其起草程序、具体内容、效力来源等方面都要受到法律的约束和调整。另一方面，违反团体规约产生的法律责任也需要依法进行，不能随意乱设私刑，也不能通过团体规约强制个别成员从事有违法律和公共道德的行为。

篇7

关键词：社会学视角；体育运动；社会发展；古奥林匹克竞技

中图分类号：G8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590(2007)04-0054-02

Abstract:From a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society, composed of human groups, is a living community where people communicate with each other under the established rule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a harmonious society, our vision should be broadened from political administration to all the fields of social life and the problems concerning coordinated social developments should be comprehensively solved through multiple means. The ideological resource of sports, as a component part of social culture, will inevitably play an important rule in social development.

Key words: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sports; social development; the ancient Olympics

1 提出问题

所谓“社会和谐”，就是社会系统中的各个子系统、各种要素处于一种相互依存、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状态。可以说，社会和谐是社会稳定和协调的理想状态。那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的《决定》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个科学命题，既是一种价值目标的追求，也是一种不断推进的现实社会历史过程，它是价值目标和社会历史过程的统一。也就是说，我们要建立起整体性思考的视角，统筹各种社会资源，综合解决社会协调发展的问题。体育是伟大的文化运动，其魅力和生命力是伴随人类社会始终的，自然，体育运动中形成的价值观念以及思想资源必然地影响到社会文化的发展。那么，把治国理政的视野拓展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人等各个方面，并运用经济、法律、政策和道德等手段，综合解决社会协调发展的“和谐社会”理路，必然要汲取体育思想资源。

2 体育运动为社会发展提供了法的理念

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创始人顾拜旦先生讲过一段很典型的话，他曾说，“体育运动可以激发最高尚或是最邪恶的欲望……人们既可以利用它巩固和平，也可以利用它准备战争。”顾拜旦先生此语，至少道出了体育运动的三个基本特征，一是体育运动本质是中性的；二是体育运动的手段功能；三是体育运动的手段和目的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古希腊人在运动场上捕捉到的社会文化价值意义，也是今人把体育运动作为生活方式的重要内容的根本意义所在，即体育运动跨文化的为人的基本价值，决定其在本质上是中性的。

这可以从体育运动的基本原则上见出。“游戏规则”是体育运动得以进行的基本原则，有章可循是体育运动的前提。这个“章”之于体育运动就是“公平竞争”，西方叫Fair Play，要求一个运动是将一场比赛视为一个整体，不仅有运动员与本国队队员的关系，而且有他与其竞争对方的关系。这种运动员精神（Sportsmanship）承认自己所处的地位，自动服从于这地位的应有行为。可见，“公平竞争”的体育运动原则是与社会公道、法的精神具有内在一致性。

我们讲和谐社会，必定是指有序的社会。社会有序就是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有章可循，这里的“章”包括法律、制度、体制、机制、秩序、规范等等，当然也包括体育运动中的“公平竞争”的游戏规则。有序体现在社会生活中，表现为每个社会成员各得其所，努力使每个成员各获其岗、各司其职、各守其则、各享其成。各获其岗，就是人有其岗，而且要使他们的努力与岗位相匹配。这与体育运动中讲的“费厄泼赖”原则是一致的。文化哲学家赫伊津哈说“从某种意义上说，文明这一游戏将永远根据某些规则来玩耍，而真正的文明永远要求公平游戏，公平游戏只不过是用游戏术语所表达的忠诚信仰。”这就是和谐社会有序所要求的各司其职、尽职尽责。和谐社会要求社会成员具有职业精神，能够认同并恰当地承担自己的职业角色和社会角色、做好本职工作。每个人各司其职，具有职业意识和职业规范，整个社会就会有序、和谐，这就是“运动员精神”的实质。

3 体育精神是善性目的论的基础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其名著《理想国》中讨论了这样一个问题，以在不同时段领跑的运动员为正义者与不正义者的福祉作比较，“一个正义者从中得到什么呢？如果应当讲真实，情况不是如下述这样吗？狡猾而不正义的人很像那种在前一半跑道上跑得很快，但是在后一半就不行了的赛跑运动员。是吗？他们起跑很快，但到最后精疲力竭，跑完时遭到嘲笑嘘骂，得不到奖品。真正的运动员能跑到终点，拿到奖品并夺得桂冠。正义者的结局不也总是这样吗？他的每个行动、他和别人的交往，以及他的一生，到最后总是能从人们那里得到光荣取得奖品的？”柏拉图这段话，说明了正义作为福祉的善性目的论基础。前半程跑得快的运动员与一直坚持跑并达到终点的运动员的区别在于，前者追求的是荣誉，而后者追求的是善性的目的性存在。柏拉图的人文理念寄予运动竞赛和运动文化对社会教育的意义，显示运动教育本身的目的论图景。这就是柏拉图以两个运动员竞赛的比喻人文理念的关键。换言之，就柏拉图而言，自由不是片面的，它是有限度的敞开，不然，自由就会导致欲望的滥用，以至于剥夺他人之于共同体的分享。因此，自由的真谛在于灵魂的不朽，人类也通过灵魂的不朽延续正义在人间的福祉。

4 体育运动身心合一体现社会谐和的追求

古希腊人的信念是：形体的完美神秘地激发出精神的完美。古希腊著名诗人品达的诗作是对这种契合的贡献。希腊的运动会主要有四个――德尔菲附近的皮提亚运动会、科林斯的地峡运动会、阿戈利斯的尼米亚运动会，还有最著名的在奥林匹亚举行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品达在其写的颂歌中，描写体育上的成就，战争或冒险，一次胜利意味着一生的光荣。激荡人心的狂欢和盛大的场面应是一个正合诗人心思的题目。他把胜利者看成贵族的高贵代表，表现着人生的真正理想。他把胜利者看成是一个宗教人物，在以神明的名义举办的运动会上，把他以全部的体力和意志的力量赢得的胜利的荣光献给神明。夺得奥林匹克的胜利是一个人能够达到的最高成就，在另一种意义上说，庄严、辉煌、远离一切都粗鄙事物的伟大的君王的殿堂，也是一个人能达到的最高的成就。希腊人重视体魄的健美，充满游戏精神，热爱竞争，同时又十分讲求规则和公平，这种体育精神成了希腊的突出标志。希腊没有职业运动员，他们不会明白为什么我们会把一个小孩子从公众生活中隔离开来，用各种技术和仪器去训练他，最后制造出一个类似于获取金牌的运动机器。古希腊的竞技运动就是一种社会教育方式，是人的成长生活中必须的，我们说的“全面发展的人”，几乎只能在古希腊找到了。

面向更高的生存，是希腊人的理想。2500年前就刻在希腊埃拉多斯山崖上的格言：“如果你想健壮，跑步吧！如果你想健美，跑步吧！如果你想聪明，跑步吧！”最典型地体现了古希腊对身心完善的理解。在他们眼里，体育运动与人的生理状态、心智发展和审美趣味都有密切的关系，体育运动使人获得全面发展。5 古奥林匹克竞技体现的社会卓越观与谐和社会的庆典意义

古希腊人观念中有一个词，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卓越”，后世也把这词译为“品德”、“德性”。这个译名也是对的，没有更高的品位，谈何德性。不过，卓越和现在所谓“有道德”还是很不一样。现在所谓道德，几乎变成了个人的、甚至内心的语词。以古希腊人的率真，他们不会把卓越当做只求内心满足的德性。这种品行在运动竞技中，是以崇高感体现的。就以田径短跑为例来说，从理论上讲，气势的崇高是指一种磅礴的氛围效应，即是从运动体中迸射出的，继而激发并挟带着观赏者的情绪，在一个相对有限的空间里猛烈地翻腾、澎湃的结果。这完全是以沸腾般的动势显示着的崇高，完全是以激荡着的气氛显示着的崇高。然而，在它的内部、在它的发生构造上，却是因为巨大的内容和短促的形式之间突然地发生了断裂。这也就是说，巨大的能量突然地冲破了阻碍，在一个极其有限的时空里喷射了。这样由内在冲突引起的剧变，便产生出了崇高的气势。就短跑而言，那就是因为在发令枪响的霎间，运动员的速度能力突然地从潜在状态变成了激发状态；突然地从相对静止状态变成了显著的运动状态，加上跑距很短，又是数名运动员并肩争先，这种人的速度能力的迸发就更显示出了强烈的刺激性和感染性。

体育作为一种目的性的活动，是人类理智计划的结果。但是包含的重要内容――运动，其原始风貌却在庆祝人类的生命，抒发人类生命的动感。在传统上，一个社会中成员的行为最能代表社会文化的是仪式性的公众行为。从原始社会的祭祀、巫术、成丁礼、庆典等等活动开始，公众活动一直在各民族的社会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经过几千年文明发展过程的洗礼，原始仪式的神秘性逐渐褪去，演变成了以欢乐的庆祝活动为主要内容的各种节日。真正具有较大的群体向心力的当代公共活动主要是体育运动。奥林匹克运动有一句口号是“重要的是参与”。体育运动把这个世界上大多数人的兴趣维系在一起了。从城市社会中公共活动的角度来看，体育运动成为最主要的节庆活动。“奥运热”风靡全球。《奥林匹克》中说：“奥林匹克运动的活动是持续的、全球性的。其最高层次的活动是使世界上的运动员在盛大的体育节，即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上相聚一堂。”顾拜旦先生也说：“奥林匹克理想是一个很强的体育文化概念，它一部分建立在你如此向往称之为‘费厄泼赖’的骑士精神，另一部分建立于对优美和温雅狂热崇拜的美学理想。”可见贯穿体育运动与运动竞赛的一条主线，就是文化的庆典。这也是当代社会谐和发展需要的社会心理条件之一。

参考文献：

［1］ 谢亚龙（主编）. 奥林匹克研究［M］. 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1994.

［2］ 赫伊津哈. 游戏的人［M］. 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4.

［3］ 常乃军，王岗. 20世纪的奥林匹克运动［M］. 北京：中华书局，2001.

篇8

    [关键词]公民资格；社会权利；“新社会权利”；

   一、社会权利的理论来源与经验指向社会权利一个重要的传统是欧洲社会模式的完整性。随着欧洲社会的发展，社会权利的引介与公民权及历程紧密关联。欧洲社会对于社会权利的追求与公民资格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公民资格的发展追诉的历史更长。

    公民资格(citizenship)与各种民主形式的政治参与相伴而生且相伴成长的，特别是投票权。著名的历史学家波考克(j·g．a．pocock)考察希腊和罗马公民权特点之后，提出公民权古典模式，不仅因为希腊与罗马属于历史上的古典时期，而且因为后来的诸多争论术语都由此开始创设。罗马权力模式主要特点是作为法律统治者或制定者都是平等的公民，并且推延到全体罗马帝国成员。这便激发后来公民权理论家：视法律地位平等作因为为公民权的主要元素。希腊公民权模式主要从亚里斯多著作《政治学》中总结而出，他把人类视为政治动物，因为生活在政治共同体当中政治是我们的自然属性。

    他认为，公民是那些分享轮流分享统治与被统治市民生活的群体。

    社会权源于公民资格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项权利即政治权，罗马公民权模式非常强调公民法律地位的平等，希腊公民权模式强调普通公民统治权与被统治权的平等，两者其实都是将人框定在政治权图式里面，都是在政治共同体认同之下享受的公民权。

    正如希腊规定，“凡现为他城公民者．不能为雅典公民……罗马及雅典并令外人皆选认一主人，做为客人，而属于公民。外人于是由公民间接属于邦。他方能得到几种公权，亦得受到法律的保护”3j。这也就为后来社会权利提供重要的法律基础与法律援引，社会权利的发展一定是在公民法律上拥有并被国家认可的平等权和投票权基础之上的。

    雅若斯基同样认为，公民权利需要得到法律意义上的确认。他提出，公民权利是指这样一种个人和社会(国家)的关系，个人被赋予正当的理由向社会(国家)要求得到某种能够保证自己和其他社会成员一样的地位和待遇，以使他获得一种自由与合法支配某些社会资源来满足自己需要的能力；而对国家来说，则要承担起保证个人有充分的自由来进行他作为一个“私人”和“公民”(社会成员)所需要进行的正常活动的责任。

    雷蒙德·普拉特(raymondplant)对此进行了驳斥，他认为：因为社会权利隐含对资源诉求，故社会权利不能在法律意义上执行。理由是所有权力只要实施都有对资源的要求。实际(社会)权利应不低于诸如言论与行动等的消极(公民)权利，因为他们能确保实现值得自由的能力。第一，在民主社会里，自由从社会权利角度的应有不同的宪法地位。

    第二，现实中有工作权利必须在政治上是可行的，必须有多数意见同意支持他们的愿望与要求得以实现。第三，福利的程序权利一定程度上是公民权与社会权的混合。这种反驳是基于社会权利实践与理论是否具有一致性层面进行的。这就说明经验事实的不断发展，为社会权利理论积累提供了更多的素材。在论及社会权利时，还有学者从社会自我(socialself)和资源约束的角度展开。“社会的自我是社会性的依赖。人类是基本的社会存在，基于他们的发展需要社会联系。然而，许多社会联系被社会中物质资源的分配严格地制约着。获取物质资源的途径影响着人们做出机会的选择和哪些人能够做出选择。

    马歇尔给公民权定义为：“公民权是给予那些某个共同体的完备成员的一种地位，就这种地位所授予的权利和义务来说，所有拥有这种地位的人是平等的”【。从t·h·马歇尔始，社会权利理论进入了学者的视野，使得社会权利第一次真正向其他国家传播一个理念，即社会权利是义务与权利的对等。无论这是理念层面，还是经验层面的反馈，都说明社会权利既有理论的深度，又有经验的指向。

    发展社会权利要求政治权利的参与帮助，虽然我们应该忽略政府设定的公民机会能施展诸如税收减免和养老金法律等的规则框架。政治权利指作为政权许可设立团体的一员或作为这类团体成员的参选者或选举者j。在欧洲，社会权利有两大基石。

    第一，在国家层面上，社会运动根据福利国家有严格的界定和场合要求，在西方就是凯恩斯主义模式(thekeynesianmode1)。第二，在国际层面上，欧洲议会的决议和建议当中包含了一系列规则和法律措施，联合国和后来的欧盟致力于建立社会权利和社会聚合的国际标准和程序j。国家与国际层面，都需要从政治权利维度，借助一系列运动、规则、标准、法律等措施，给予社会权利以保障。

    雅诺斯基认为，社会权利是公民权利的最终实现。公民权利包括法律权利、政治权利、社会权利和参与权利。社会权利实现需要有理论准备，同时，欧洲社会及其他国家经验使得社会权利理论的深化做了充分准备，极具经验指向的社会权利理论又为实践指引了方向。

    二、社会权利理论发展的三个阶段马歇尔对社会权利的描述中，社会权利的出现属于“浪潮式”公民权利的第三波，即民事权主要发展于18世纪，政治权对应于19世纪，社会权则对应于2o世纪。

    社会权利实质是底层群体追求自身权利，获取与上层社会平等地位的过程，这个过程与社会的结构、性质和历程紧密关联。对社会权利的追求彰显了人的存在，尤其是作为群体和社会的存在，这也就意味着社会权利理论发展的脉络与人的发展脉络是息息相关的。“人权”的实质是，尽管它们应该独立地(毕竟，它们意味着这种让某人自己的差别得到承认并因而可以保持这种差别的应有权利，而用不着担心被训斥或被惩罚)被享受，但它们不得不被集体地来争取和赢得，而且只有被集体地争取，它们才可能得到承认。根据社会发展的阶段性与社会权利的特质，社会权利发展经历了三个主要时期。

    (一)前市场经济社会：社会权利缺失。

    在进入市场经济社会之前，无论雅诺斯基所讨论的社会权利，还是马歇尔界定的社会权利，均难以找到。前市场经济社会中，政治权利居于核心和主导地位，西方公民社会处于启蒙与发育阶段，底层的行动逻辑是按上层政治权利精英意识指引的，他们缺乏谋求自身权益的路径、意识和力量，因此，这一时期，社会权利处于缺失状态。当然，随着公民社会的逐步兴起，西欧城市市民公民意识的逐步觉醒，他们在自愿与自觉的基础上形成非地缘、非血缘性的群体组织，并且这种群体组织正打破前市场经济社会的松散状态。

    正如迪尔凯姆所言，前工业社会民众呈现的是一种机械团结状态，他们在这样一个共同体当中，“凡是在统治权力树立起权威的地方，它的首要职能就是为信仰、传统和集体行为赢得尊重，换句话说，就是为了保护共同意识去防范任何内部的或外来的敌人”_1。此意即为，为了权力共同体内共同的意识和共同的行动，必须抑制底层群体作为权力外来者的挑战。与此同时，底层群体形成的共同体需要其成员兑现如下承诺，“为了得到‘成为共同体中的一员’的好处，你就需要付出代价——只要这一共同体还存在于梦想中，它就是无害的，甚至是无形的。付出的代价是自由，……‘自主’、‘自决权’或‘成为自我的权利”14]。自主权利的丧失也就意味着只要坚守着共同体，任何超越内在共同体的权利追求都成为不可能，权力精英共同体无法撼动，底层群体的社会权利无从追求底层群体权利代言还未真正成长与成熟起来，他们的社会权利处于缺失状态。

    (二)工业社会：社会权利市场化或商品化。

    步人工业社会以后，t·h．马歇尔以英国的经验事实论述了社会权利的产生、变化与属性。在马歇尔看来，社会权是一种要求获得实际收人的普遍权利，而实际收入并不按人们的市场价值来衡量。

    就此而言，社会权实际上使人脱离了市场力量，甚至是从市场力量下把人解放出来。卡尔·波兰尼从国家、市场和社会三维视角探讨社会权利获取的合理性，他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形态把市场的规则运用到人们生活的社会中来了，真正的市场社会需要国家在管理市场方面扮演积极功能，并且这种角色要求政治决策，市场与社会发生着“双重运动”，即由力图扩展市场范围的自由放任运动，以及由此生发出来的、力图抵制经济脱嵌的保护性反向运动组成。艾斯平一安德森认为，社会权利界是一种“去商品化(de—commodification)”的容纳能力。其衡量标准应是人们不依赖于纯市场力量去制定他们生活标准的程度j。学者从理想的图景探讨了现代社会权利的属性，社会权利应然状态是去商品化或去市场化，底层群体有权免费享受的社会共同成果，而不是货币化的。实然状态却是，现代社会中，社会权利需要通过货币去购买，按市场规则去运作的。因此，社会权利真正实现需要国家的介入，社会权利嵌入于市场经济社会之后，尤其是凯恩斯革命之后，国家干预市场的力度呈现盘旋上升态势，国家享受了市场带来的巨大成果，同时，社会权利被市场规则左右之后，底层群体倍受市场经济社会控制。

    如此一来，国家角色需要转换，以保证底层群体社会权利的实现。

    市场经济社会中，形成了诸多共同体：国家权力精英共同体、企业共同体、职业人士共同体④、底层共同体等。从社会权利享受的维度看，前三个共同体社会权利完全有能力通过市场规则获取，而底层共同体却无法做到，并且前三个共同体是内在联系在一起的，底层共同体则成为一种“第四方共同体”②。

    整个社会被市场规则分割成了四个共同体，而社会权利方面则分成了两大阵营，一方是完全可以通过市场或权力获取社会权利的群体，而另一方两条路均无法走通。社会权利是公众干预私人领域，以支持公民对维持经济生计和社会存在的要求。它们能收变私人市场的资源分配。社会权利大多是个人权利，包括四个部分。使公民具备能力的权利，包括医疗卫生和家庭服务，以保证公民在社会中的基本活动。这样，社会权利便失去了其最初的义涵，社会权利从运行逻辑层面看，应当是国家为底层群体争取的非市场化的公共利益。

    在工业社会的前中期，社会权利市场化与商品化趋势非常明显，到了工业社会后期，国家权力公共性增加，公民社会的成长，底层群体集体权利的增强，社会权利去市场化和去商品化才逐渐得以实现。

    (三)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权利全球化和人本化对于t·h．马歇尔的社会权利理论，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给予评价。并由此探索工业社会之后社会权利的特征。

    工业社会中，知识精英从诸多层面论证了社会权利去商品化和去污名化的特性，但是后现代诸多学者从后工业社会的现实出发，从国家制度、时代划分、国际化等视角进行了综合评价。安东尼·吉登斯认为，马歇尔并没有真正去探讨自由主义民主的吸引力或局限……一个没有议会民主制的福利国家将会导致威权主义的出现¨。这就意味着国家制度的类型影响甚至决定着社会权利的实现程度和福利国家的属性。

    马歇尔理论中存在一个困难，那就是，在中世纪，如果公民权利、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已经存在(不管是以一种如何“融合”了的形式)了的话，那么，为了以马歇尔所假设的形式和顺序重新出现，它们在有些时候就必须以秘密的形式发展。……因此，公民身份的连续性即使只是在一相对短暂的时期被打断了，但它在历史上毕竟出现过断裂]。马歇尔公民身份包含三种权利的划分及相应的时代划分遭遇了批判，其原因在于三种权利在中世纪以融合的形式出现后，且随后出现了断裂。

    随着全球化的到来，美国社会学者莫里斯通过全球化背景下公民权社会功能的讨论，直接挑战马歇尔的公民权理论，认为公民权在国民内部是制造平等的制度，而对于外来移民而言，公民权也是一种社会排斥和制造底层阶级的社会制度。特纳认为，全球难民的出现，在当代政治体系中制造了无国籍民众新的危机。稍显不太激烈的是，随着欧洲共同体制度建设加快，提出了关于公民权地位的重要问题，它不仅针对少数民族，同时针对各类短暂的移民的劳工_2引。社会权利作为底层群体的争取“国民待遇”的利刃，一旦跨越国界融人全球，便成了双刃剑。

    随着世界经济和政治联系的日益密切，社会权利而呈现一种不同的样态，通过它们，个人和家庭被赋予了与市场经济相抗衡的权力，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们还须被赋予了尽可能远离商品化劳动的权力，去从事那些既迫切需要又有利可图的工作。

    通过全球化公民收入的推进，个人和家庭获得了去商品化、能获得收入、可选择性的工作，社会权利逐步向其本质即人本化靠近。同时，公民权可以指权利，但它也能用来指义务、行动、品行和评价_2。与公民权一样，社会权利的权利与义务对等，不仅是对公民自身的一种尊重，更是对他人的尊重与机会的均等。

    三、全球化与“新社会权利”兴起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权利发展出现了新的动向，安娜·库特(annacoote)在托马斯·马歇尔社会权利理论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出“新社会权利”(newsocialrights)理论。与此呼应的是，西方正步入乌尔里希·贝克所说的另一种社会形态即风险社会，他从反思现代化角度探讨了风险社会两大特征，一方面，财富的社会生产系统地伴随着风险的社会生产，另一方面，通过家庭和职业，社会不平等个体化倾向明显_2。“新社会权利”正是从风险社会财富分配、个体不平等的视角，赋予社会成员弹性的权利，从而消解社会积聚的风险，增强个人和群体发展能力。

    在工业社会发展后期，随着人本化与全球化特质的发展，社会权利逐渐超越了传统社会权利内涵，“新社会权利”在内容和理念两个方面均有了新的发展。

    (一)“新社会权利”内容更加丰富和有层级，与人的发展更加契合。

    在托马斯·马歇尔那里，社会权利指健康照料、居住、教育(不仅包括对特殊阶级或身份实施教育，还包括让每个个体和个性得以充分发展的教育机会，包括义务教育、中级教育和高等教育、职业培训、成人教育)、得体的收入[2。后续社会权利进一步拓展，涵盖就业(经济和金融政策制定必须考虑可以为全体人民提供有益职业、为了保证最大程度就业，充分组织就业市场、为了保证工作有效性，无论何时私营企业充分就业容量不能获得，政府都必须提供相应的职业)、工作环境(公平报酬、工作时限、每周休息制、带薪休假、员工健康、安全和福利的提供)、食物和住房、社会保障(医疗照顾是社会保障的基本项目，应该得到从摇篮到坟墓的保障，覆盖出生、疾病、事故、伤残，确保共同体全体成员任何时候都能享受预防性的和医疗性的照顾)e27]。

    随着全球化、人需求的多样化和风险加剧，社会权利呈现多样化趋势，“新社会权利”主要包括：社会福利中的程序权利，申请程序公正；健康与健康照料权；通过地方服务合同的知情权；孩子与年轻人的权利，重点是程序权利。“新社会权利”不仅注意社会老年群体问题的解决，同时，并从年轻人参与政治开始，关注年轻人社会权利。在当代政策中，年轻人参与政治越来越成为一个问题，从而导致政府开展义务公民身份教育j。

    基于个人生存与发展的“新社会权利”在不断延伸，同时，群体的“新社会权利”通过公民权利的获取在不断扩展，从少数民族公民权、多民族公民权，直到世界性公民权，内在包含的社会权利也在不断丰富。为少数民族争取的公民权：自我管理权利、多民族权利即给予少数民族一定的财政支持和法律保护、特别代表权利0_。另外，多民族公民权利主要包括：国内亚民族和土著拥有自我管理的民主和平等权利、认可权利、认同权利和信任权利[31]。世界性公民权(cosmopolitanorworldcitizenship)强化对其他政治共同体的世界性义务；拥护在发展世界性法律的领域提出的公民权利；认可创造世界性公共领域的政治项目_3。“新社会权利”的出现丰富了社会权利内涵，增强了社会权利人本化和全球化特性，较之传统社会权利，“新社会权利”更注重个体法律意识、自觉意识和全球合作意识，增强抗击风险和谋求发展的功能。

    (二)“新社会权利”理念发生转变，从关注集体转向关注集体中的个体，从附加接受义务到追求纯粹权利，从享受线性社会权利转向寻求弹性社会权利，“新社会权利”将风险、公正和发展的理念统合于一体，实现人、社会和国家的共同发展。

    第一，新的社会权利给了每个人，成为他个人地位的一部分，给了他在经济竞争中从事独立活动的力量，由于他具备自我保护的方法从而可以拒绝社会的保护。虽然如此，“新社会权利”在注重个人权利(individualrights)争取的同时，还努力追求集体权利(collectiverights)，并积极协调个人权利和集体权利。第二，新社会权利与以往公民和政治权利基本的不同点还在于，后者需要接受相应的公民义务才能获得相应的权利。而前者是一种积极的权利，不以接受义务为交换条件。第三，传统社会权利以线性的追求社会权利为目标，这与人的生命周期是相背离的，人生与变化着的历史时空是相互作用的。个体生命嵌人于其所经历的历史时间和特定的地域，并为这一历史时空塑造。斯图亚特·怀特从经济权利视角探讨新社会权利，将主要社会利益连接起来，签订一项有效新社会协议(newsocialpacts)，实现工资适度化和就业弹性化，即在工作方式、工资水平和工作时间弹性)改革税负，以此发展新社会权利，使得新的、有弹性的劳动力市场持续，不仅关系高就业，同时也为了可观的收入、更好的工资保障、家庭生活机会(弹性保障)l36j。怀特从经济权利维度将“新社会权利”引向弹性化，实现人的不同生命阶段有配套和适宜的保障。

    伴随着工业社会向全球波及和全球化到来，“新社会权利”有助于风险社会中个体风险和社会风险的释放，推进了社会权利理论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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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 要:陈寅恪先生是中国近代着名的学术大师,他在文化的研究上打通了文史哲,从根本上分析历史现象,阐释历史原因,从而解释文学上的现象。这种历史社会文学研究法对古代文学研究,尤其是小说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中国近代的学术大师中陈寅恪是其中非常有特点的一位。正如学界所说的,是哲学家,俞平伯是文学家,王国维的优势在政治和理论,而陈寅恪却是历史学家。与在学术研究上主要采用考证的方法不同,陈寅恪是在文化的研究上打通了文史哲,从根本上分析历史现象,阐释历史原因,从而解释文学上的现象。他将考证的方法与与文化研究相结合,打通了文学的内部与外部。陈先生正是以这样的研究开辟了古代文学一种新的研究方法。

陈寅恪用这种历史社会与文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最着名的例子就是对唐传奇的研究。对唐传奇兴起原因的探讨一般认为“温卷”起了很大的作用。陈先生亦引用赵彦卫《云麓漫钞》中的记载说明这一点。但认为对唐传奇影响更大的是古文运动。早期写传奇小说的人,如元稹等人都是古文运动的主将。所谓的古文与小说是二者一也。而古文运动的兴起与安史之乱有很大的关系,由安史之乱上推到了唐代前期河朔文化的兴起,河朔文化与唐代的种族分布又有很大的关系。通过这样的研究方式,就说明了唐传奇的兴起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文学现象,而是深入地指出了其兴起与唐代社会种族之间的关系。具有文化研究的意味,同时加深了研究的深度。陈先生的学生刘开荣在《唐代小说研究》一书中继承了他的这一研究方法。目前学界,陈寅恪关于唐传奇的研究仍然具有很大的影响。

其实,陈寅恪先生对学界的影响不仅仅体现在唐传奇的研究上,而是他的这种社会历史与文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成为了后世文学研究的一种基本方式。在明代的小说研究中,这种社会历史与文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得到了广泛地运用。

在《金瓶梅》成书时间与作者的考证上这种方法运用得最为充分。着名的明史研究专家在20世纪30年代先后写了三篇文章论述了《金瓶梅》的成书时间是在万历年间。他的依据主要是,《金瓶梅》中有皇帝向太仆寺借马价银的细节。历史上只有在万历十年以后,皇帝借用马价银的次数和数量越来越多,先生据此推测《金瓶梅》成书时间的上限是万历十年。其次,根据小说中戏曲的演出情况,《金瓶梅》中文秘站:的戏曲唱的都是海盐腔,而此唱腔在万历时期很盛行。再次,根据历史上万历时期佛教的兴衰情况。确定了《金瓶梅》成书于万历年间,先生以他深厚的历史功底与史实的证据使得万历说压倒了嘉靖说。

黄霖先生的《金瓶梅作者屠隆考》认为《金瓶梅》的成书时间在万历17年到万历24年之间。黄先生认为《金瓶梅》的成书时间与两个壬辰年有关系。一作者选择小说的开场时间是在壬辰年即政和三年。二由于作者仓促成书,全书年月干支甚是混乱,独人物生肖从其壬辰年为立足点推算往往不误。说明作者可能是从这一年开始创作的,因为用生活中同一干支来构思历史故事的发生和借用现实生活中人物的生肖年龄都比较方便。黄先生更进一步由此推测《金瓶梅》的作者不可能是这时已故的李开先、薛应旗、冯为敏、和将死的王世贞、徐渭,尚年幼的沈德符、未出世的李渔。并且认为笑笑生在抄《水浒传》时所作的改动,暴露了他习惯用吴语和对山东地理十分模糊情况,而且如果是山东人的话也没有必要在描写山东发生的事情时加入吴语。并且在小说中存在着不符合山东口气的地描写。所以作者应该是一个南方人,懂得北方的官话、方言和习俗,但又不是十分的熟悉。黄先生发现了屠隆曾经用过笑笑先生的化名。所以,推测《金瓶梅》的作者试屠隆。

黄霖先生对《金瓶梅》成书时间与作者的推测也是建立在社会与历史的基础上进行的,亦是一种文化的阐释方式。

这种历史社会与文学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明代小说史中也是常见的研究方法。陈大康的《明代小说史》应该是典型的例子。陈先生主张,当涉及某一作家作品或事件现象时,一般都应将它置于“竖”与“横”的交叉点上现实价值与意义。所谓“竖”是指考察它所受先前小说创作的影响,以及它对后来小说创作的推动作用;而所谓的“横”则是把握它与当时的小说创作以及时代、环境之间的关系。这种横向考察时,小说与时代环境之间关系的考察也就是一种历史社会与文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只有将小说与它所产生的时代环境结合起来才能真正的揭示它所具有的不同于前代小说的特点以及这些特点产生的原因。在《明代小说史》中陈先生提出了自宣德以下的7朝是通俗小说创作的萧条期,通俗小说在这一阶段中的创作竟是一片空白。对这一特殊的小说史现象进行解释时论述了明初文学创作的概况与氛围,通过对明初诗文、戏曲与说书等文学样式发展状况的考察,说明在当时阴冷肃杀的环境与氛围中,整个文学的创作都步入了低谷,在这样的环境下,作为文学样式的之一的小说自然也不能例外。从文学创作的大背景上为小说创作的萧条进行了解释。随后,从政治的角度解释了小说发展停滞的原因。考察统治者对小说的具体态度。明初统治者一方面对意识形态领域进行高压控制,同时又在全国大力推行儒学。文化思想界这种环境与气氛,正是《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已问世的作品在很长的时期内无法广泛流传的重要原因之一。最后从传播的角度上,阐释了小说创作空白的根本原因是明代初期印刷业的落后。这就将通俗小说的流行与明初的经济技术的发展情况联系起来了。陈先生的这种观点,在明代小说史的研究上是眼光非常独到的。陈先生在对明代小说的研究上运用的亦是历史社会与文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这种将明代初期社会政治经济情况与通俗小说联系起来的考察方式填补了明代小说史研究上的空白。

陈寅恪先生这种社会历史与文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是目前学界广泛运用的一种研究方法。它有利于揭示文学现象背后社会历史经济上的深层原因,加深研究的深度。但是在运用的时候,要注意以文本的研究为根本,不能本末倒置,把文学作为某种社会历史经济现象的注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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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法的本质

民法一词从罗马法中的市民法演变而来，是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法典。根据我国《民法通则》规定，民法是调整平等主体的公民之间、法人之间、以及公民和法人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从本质上看，我们可以从三方面解读民法。第一，民法是人法。我国的民法把一个自然意义的人确定为一个法律意义上的人，而且人格平等。之所以人格平等，既是人性使然，也是财产关系调整的要求;第二，民法是私法。现今社会对私法有着不同的解读，有的学说认为产生平等对立关系的为私法，有的学说认为保护私益的为私法，有的学说认为没有规定统治主体生活关系的为私法。无论怎样解读私法，民法作为私法都有着巨大意义。它承认与尊重私法关系主体的人格与利益，公权利不直接干预私法关系主体间的活动，即使干预私法活动，也要有法律依据，而且，充分保护私权，维护了私法关系主体的人格权和财产权;第三，民法是权利法。民法是一种以权利为本位的法典，其一切制度的建立都以权利为中心，其中的条文多是授权性规范，而不是义务性规定，更体现了民法是权利法的本质。民法作为调整社会关系基本法典，从法律层面为社会经济生活提供了准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谐发展与社会生活规范的条件和基础，在市场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市民社会的内涵

市民社会是一个内涵及其丰富的科学概念，其思想可追溯到18世纪以前。在古希腊时期，市民社会指的是政治共同体。到了古罗马时期，这一概念失去了部分原有含义，可其作为自由、民主、平等的市民在合法界定的法律体系中结成的伦理共同体这一层含义并未根本改变，而且一直延续至今，成为维护自由、民主、平等的一种历史性理论资源。18世纪以后，黑格尔在吸收各家思想基础上提出了“市民社会”，认为市民社会介于国家与家庭之间，政治国家不等同于市民社会，彻底的把市民社会与国家分离开来。从黑格尔的市民社会思想看，市民社会其实是“各个成员作为独立的单个人的联合”，而各个成员的需要、人身和财产的保障、公共福利和特殊利益的维护等，都要以法律为凭依，所以这种联合要通过法律和外部秩序建立起来。黑格尔提出的市民社会，不再从政治结构层面界定社会，而是透过市场来界定社会。随着思想认识的加深，马克思对黑格尔提出的市民社会思想产生异议，并进行了批判，纠正了被黑格尔颠覆了的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进一步完善了市民社会思想。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思想认为，“市民社会包括各个个人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交往，它包括该阶段上的整个商业生活和工业生活”。从中可以看出，市民社会受生产力及其交往形式的制约，可以说，有什么样的经济关系，就有什么样的政治国家，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基础。到了20世纪，西方一些学者对市民社会又进行了研究，从不同层面解读了市民社会的内涵。尽管具体的思想观念有所差异，但总体而言，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已经区分开来，市民社会是特殊的私人利益关系的总和已经得到普遍认可。不同的历史阶段对市民社会的内涵有着不同的解读，无法切确的解读市民社会的本质与内涵。现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强调拥有个人自由，无论是行动上的、还是思想上的，亦或是财产上的，自由、民主、平等是市民社会的基础，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基础。

三、民法与市民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

(一)民法产生于市民社会

市民社会是经济基础，民法是上层建筑，二者总是相伴而生。从市民社会发展过程可以看出，其本质上就表现为市民间的权利关系，所以市民社会天然的就具有自由、民主、平等特征。市民社会作为与政治国家对立的一个“私领域”，“私权利”的出现必然引发与“公权力”的矛盾，要想调和这种矛盾需要找到一个合适的方法，而民法就是最有效、最权威的方法。从权利角度看，民法中的权利与义务关系非常突出，这实际上来源于市民社会中对市民权利与义务的规定，可以说民法的立法从市民社会中汲取养分，市民社会是民法发展的“土壤”;从私法角度看，民法的理念也来自于市民社会中的契约形态，要求市民在权利与义务关系上协调解决民事纠纷。

(二)民法是市民社会价值理念的载体

市民社会被界定为“私领域”，这一领域的“法”必然是私法，而私法的核心是民法。民法通常被认为是市民社会的一般私法，体现着市民社会的根本要求和一般规律，反映着市民社会的价值追求和内在精神。从民法的本质与市民社会的内涵可以看出，民法与市民社会的价值理念是一脉相承的，都追求主体平等、契约自由、意思自治等，市民社会的价值理念在民法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民法是市民社会价值理念在私法层面上的延伸。所以，可以把民法看做是市民社会价值理念的载体，承载着市民社会的内在精神与价值追求。

(三)民法是市民社会的基本法典

民法是市民社会的一般私法，在市民社会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只有在市民社会，民法才具有其存在的语境空间。在市民社会中，各成员的需要、人身权利与福利及各种民事关系等都要有民法的保护，唯有这样才能保证市民社会秩序稳定。从这个意义层面讲，民法是市民社会的基本法典，是市民民事权利的基本保障。市民社会本质上体现的是市民间权利与义务的关系，强调人格平等、契约自由等，而民法调整的社会关系(人身关系、财产关系)正是市民社会中的最主要关系，通过对这些社会关系的调整实施人格平等、契约自由等。因此，民法是市民社会的基本法典。在市民社会中，民法是基本法典，不仅调整着市民间的人身关系、财产关系，也通过权利与义务的互动关系约束着市民行为，维持市民社会正常的社会秩序。所以，市民社会离不开民法，要有民法作为基本法。

(四)民法是市民社会发展的保障

从以上论述中我们知道，民法是市民社会的基本法典，除了随着市民社会发展而发展，对市民社会的发展更有着保障的作用，民法与市民社会的这种关系已经被国内外诸多法学家认可。而且，一些法学家明确表示民法保障着市民社会，如美国的伯尔曼提出民法是市民社会的权利保障法，这与文中提及的民法保障着市民社会的关系论不谋而合。基于相关法学家的研究成果可以知道民法对市民社会的保障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对市民人格独立、人格平等的保障。人身关系是民法调整的主要关系之一，而人身关系与市民的人格独立、人格平等密切相关。在西方社会思潮大变革阶段，一些学者提出“人人生而平等”、“天赋人权”等思想，这些都是提倡私人人格独立、人格平等的重要价值理念。随着社会的发展与人们自由意识的增强，这些理念逐渐被更多的人们所认同，并把其纳入司法系统中，升为一种法律形式，所以民法成为了人格独立、人格平等的基本保障法;第二，对市民财产的保障。民法强调契约自由，在市民社会中调整着财产关系，能保障市民财产的安全。在西方资本社会，提倡“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为了保障私人财产安全，民法变成了财产的保护法。其实在18世纪以前，罗马的民法中就有了对物权与债权的规定，所以从很早开始民法在私人财产保障上就发挥着作用。总之，民法中的相关规定及其对社会关系的调整，保障市民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是市民社会发展不可缺少的有力支撑。

四、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