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危机本质特征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经济危机本质特征，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日本的农民协会已经经历了半个世纪，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这里介绍日本鸟取县东伯町采取公司法人的模式来运作农民协会的做法和经验供参考。

一、

东伯町农协形成的历史

鸟取县的东伯町位于日本列岛西南部，北部临日本海，总面积82.2平方公里。年均降水量2，100毫米，平均气温16.8度。町内共有耕地面积1，697公顷，人口1.2万人。畜产品和梨是东伯町的主要农产品。1947年11月日本公布了《农业协同组织法》以后，东伯町的农协就同日本众多的其他农协一起建立起来了。当时，日本农协组织规模非常之小，如东伯町的小鸭农协只有41家农户参加。1965年日本公布了《农协合并助成法》，政府鼓励和促进农协的合并。

当时东伯町有八桥、浦安、下乡、上乡和古布庄等五个小规模的农协，受到规模和资金的制约协会在组织销售、购买等方面遇到的困难很大。在《农协合并助成法》的推动下，通过协商，这五个协会终于在1965年12月合并成为现在的东伯町农业协会。

1995年东伯町农协一共有会员2320户，其中正式会员1805户，非正式会员515户。同年该协会的固定资产达到191.3亿日元（13.4亿人民币）。农产品产值10.2亿日元（7140万人民币），水果产值12.22亿日元（8554万人民币），畜产品产值57.3亿日元（4.01亿人民币）。农产品加工产值121.8亿元日元（8.53亿人民币），其中农产品加工2.1亿日元（1470万人民币），肉鸡加工36.3亿日元（2.54亿人民币），肉食品加工56.9亿日元（3.98亿人民币），其他产品加工26.53亿日元（1.86亿人民币）。

二、东伯町农协的管理组织

东伯町农协的管理组织机构如图1所示。农协的最高权力机构是协会的总代会。总代会是由各村民小组选举产生的代表组成，共375个席位。总代会代表任期为3年，具体工作包括：（1）讨论和通过协会的年度报告和年度决算；（2）认可新的年度计划和预算；（3）讨论当年的议案；（4）选举和委任协会的行政管理人员。

理事会是协会是总代会的常设机构，具体工作是决定协会经营的基本方针，并把具体工作与任务交付协会组合长去执行。协会组合长由总代会任命，他的责职是对协会进行具体管理，如同公司的总经理。

监事会的作用是对理事会和协会组合长的工作进行监督。监事会由总代会领导，直接对总代会负责。

东伯町的生产部门包括农业振新部，畜产部两大部门。农业振新部主要是为协会成员农户提供种植业的产前和产后服务。如东伯町的水田共有933公顷，协会的育秧中心，为全协会农户提供培育的秧苗和机械化插秧等多项服务。协会大米中心为会员提供包括收割、烘干，脱粒、进库和销售等一体化服务。

设立农产品加工部的目的是提高协会农户产品附加价值。如酱菜加工厂收购协会成员的萝卜，制成酱菜，然后直接销往协会在町外各地区的市场。水果部是农产园艺科的重要组成部分。二十一世纪梨是东伯町的代表水果产品。70年代初期，东伯町采用公司法人形式促进梨生产的团地化，促使梨的种植面积不断扩大。1972年以后町内的梨生产完全采用一体化模式经营，即农户分散种植，协会统一技术指导，会员收获的梨由协会统一分档，储存和销售。

畜产部工作包括肉鸡、牛肉和猪肉生产，堆肥加工，畜禽的屠宰、加工、物流和销售等，协会统一的一体化经营。

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大批量购买可以节省各种成本。东伯町农协会设立购买部就是为了节约会员购买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费用。在生产资料购买方面，协会通过对会员提供数据的统计，掌握町内生产资料，包括饲料、化肥、农药等需求数量制定购买计划，并按照会员的需要及时把各种生产资料送到协会成员手中。协会商店提供的生活资料不仅价格便宜，而且减少会员去城市购买日常生活品的时间。

信用和保险部。协会有自己的小银行，会员把钱存在协会的信用部门，在必要时也可以通过信用部贷取所需的资金。

指导部。协会的指导部包括技术指导和经营指导两部分。协会除了自己的技术人员以外，还同国立和县立大学、研究所建立密切的联系，使协会成员的农业和畜牧业生产经常获得各种技术支持。经营指导包括教会协会会员记帐，合理避税以及怎样有效地运作资金。

相关的公司。随着农协生产和销售规模不断扩大，协会利用积累的资金投资经营两个由协会直接控股的公司。“东伯振兴株式会社”就是其中之一。东伯振兴株式会社经营的有（1）兄弟购物中心；（2）鸟取肉鸡加工厂；（3）鸟取车站商店；（4）大阪物流中心；（5）岛根营业所。兄弟购物中心是设立在町内的零售商店，主要销售生活用品。鸟取肉鸡加工厂是肉鸡加工处理工厂，年加工能力达到200万羽鸡，主要满足大阪和京都地区市场需求。鸟取车站连锁商店设立在鸟取县各车站附近，销售东伯町生产和加工的牛肉、鸡肉、猪肉和肉制品。大阪物流中心从事农产品的第三方物流工作，把鸟取县的农产品、畜产品和水产品配送到日本关西地区的各大超级市场。岛根营业所为协会成员提供综合服务，包括销售农畜产品的、食品、衣服、日用品、汽车。房产和地产的买卖。此外还经营贷款和保险业务。

三、东伯町农协肉牛产业一体化

为了具体了解东伯町农协的运作情况，我们在这里介绍东伯町肉牛一体化经营的案例。东伯町的肉牛生产的方式是肉牛的饲养由各协会成员分户进行，此外的所有工作由协会通过一体化经营方式来完成。这些工作包括种牛的繁育，小牛的生产、架子牛的育肥，屠宰、加工和销售活动。同这类活动配套的公共设施和设备包括小牛繁殖中心、小牛哺乳中心、育肥牛试验场、草场、奶牛中心，屠宰加工厂、营业所和牛肉专卖店。

1．肉牛的繁殖和育肥

1991年日本开放牛肉进口以后，国内的养牛产业深受影响。原来东伯町农协生产牛肉以小公奶牛的育肥为主。随着进口牛肉迅速增加以后，小公奶牛育肥肉同进口牛肉之间的价格差异很小，受到冲击特别大，销售额显著下降。为了改善这种不利状况，町农协决定开发不受进口牛肉影响的高级黑毛日本和牛牛肉。为此，他们建立了肉牛繁殖中心和哺育中心。繁殖中心任务是繁殖优质黑毛品种小和牛，哺育中心的任务把由哺育和饲养由繁殖中心送过来的黑毛小牛，以及部分从牛奶生产农户家里收购来的小公奶牛，卖给本町养牛农户，通过他们来培养优质黑毛和母牛和肉牛。

2．繁育中心

繁育中心的主要任务快速繁殖优质黑毛和牛。采用的方法是人工受精或者胚胎移植等方式使得母牛怀孕。胚胎移植不仅可以确保胚胎品质，还有可以借助普通母牛借腹生产价格昂贵的黑毛和牛，达到加快优质牛的繁殖速度，降低生产成本。繁育中心内一共有50头供卵牛，平均每头牛在一年中间采卵3到4次。

图2、东伯町农协畜产部一体化组织结构图

资料来源：“东伯町农协的轨迹”。

繁育中心除了把大部分未断奶的小牛送到哺育中心以外，还保留着部分小牛。这些小牛养到9月龄以后，小公牛卖给育肥农户，母牛卖给繁殖牛饲养农户或者是送到鸟取县经营的牧场中放养。这些母牛成熟以后，再在其中挑选品质优良的母牛送回农协繁殖中心，作为繁殖种母牛使用。

3．哺育中心

哺育中心除了哺育繁殖中心转移过来的小黑毛和牛以外，它们还向牛奶生产农户购买奶小公牛或杂交牛。东伯町内有共有87户牛奶生产农户，饲养了1，260头奶牛。哺育中心通过人工哺乳的方式把这些小牛饲养到9个月以后，作为架子牛卖给育肥农户或者是町的育肥试验场。哺育中心有职工4名，通常的饲养规模为600头牛，每年架子牛的出售数量约900头。

4．

篇2

关键词：有效需求不足；信用危机；过度消费；生产过剩

中图分类号：f8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2）05-0025-07

此次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发生以来，国内外学界对这场危机的实质作了大量的研究，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但是，也有一些观点，如果联系危机发生的过程和现实，运用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加以分析，就会发现其中的非科学性、荒谬性以及为资本主义制度的辩护性。本文在对当前国内外学界一些观点进行评析的基础上，对此次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实质、形式、特点及相关问题进行探讨，以求真理。

一、国内外学界关于此次金融和经济危机实质问题的观点及其非科学性

源自美国次贷引发的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发生以来，国内外学界对这场危机的实质作了大量的研究，其中，有以下观点值得关注：（1）此次危机在本质上是“有效需求不足”[1]、“储蓄过剩”或“储蓄相对于投资过剩”的危机[2]；（2）此次危机实质上是一场“支付危机”[3]、“具有高度传染性的清偿力危机”[4]或“信用危机”[5]；（3）此次危机的实质在于“过度消费”[6]；（4）当前的危机“是一场国家干预的危机”[7]；（5）“这场危机是盎格鲁——萨克逊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危机，是华盛顿共识的危机”[8]；（6）美国危机的本质是“信心危机”[9]；（7）道德危机“可能是我们面临的问题的症结”[10]；（8）这是一场“资产负债表引起的风暴”或“资产负债表的危机”[11]等。

上述观点，从表面看，似乎有一定道理，但如果联系危机的历史和现实加以分析，就不难发现其中的非科学性。

拿“有效需求不足论”来说吧。早在19世纪初期，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西斯蒙第就有“群众消费不足”的说法。但能否以“消费不足”来解释危机的实质呢？答案是否定的。认为，“群众消费不足”或“消费水平低是数千年来的经常的历史现象”，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中“普遍的商品滞销”，只是资本主义大工业时期到来之后“才变得明显”。[12]“群众的消费水平低，是一切建立在剥削基础上的社会形式，从而也是资本主义社会形式的一个必要条件；但是，只有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才使这种情况达到危机的地步”[13]。在说明当代资本主义金融和经济危机时，应当承认“群众消费不足”这个事实，但只能把它放在应有的从属地位，而不能用它来解释危机的原因和实质。从历史到如今，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每一次都恰好有这样一个时期作准备，在这个时期，工资会普遍提高，工人阶级实际上也会从供消费用的那部分产品中得到较大的一份。”[14]“群众的消费水平”可以作为“危机的一个先决条件”，“但是它既没有向我们说明过去不存在危机的原因，也没有向我们说明现时存在危机的原因。”[15]20世纪30年代，作为对“群众消费不足论”的发展，凯恩斯又提出“有效需求不足”论。按照凯恩斯的说法，有效需求由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构成。有效需求不足，系由消费太低和投资萎缩所致。消费太低和投资萎缩，则是由消费倾向、资本的边际效率和灵活偏好三大基本心理因素或心理规律决定的，由于消费太低和投资萎缩，结果导致生产过剩，危机随之发生。经济危机在实质上就是由上述三大基本心理因素或心理规律导致的有效需求不足而发生的经济萧条或生产过剩的危机。此次危机在本质上是“有效需求不足”的说法，实际上是19世纪初期西斯蒙第“群众消费不足”论和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有效需求不足”论在21世纪初期的再现，它不是把危机的原因归结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而是归结于人民群众的“消费不足”或“有效需求不足”，掩盖了危机的真正根源，歪曲了危机的实质，带有浓厚的主观唯心论色彩。

把此次危机的实质说成是“支付危机”“清偿力危机”或“信用危机”也是不科学的。首先，“支付危机

“清偿力危机”或“信用危机”，只是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常见现象和重要组成部分，或者说只是危机的起点或爆发点，而非危机的实质和原因。“在危机期间，支付手段感到不足”，清偿能力丧失，“这是不言而喻的。“[16]研究和揭示危机的实质，不能只看现象和发生的始点，而必须由此出发，深入问题的内部，揭示其内在的联系和根据。“在再生产过程的全部联系都是以信用为基础的生产制度中，只要信用突然停止，只有现金支付才有效，危机显然就会发生，对支付手段的激烈追求必然会出现，所以乍看起来，好像整个危机只表现为信用危机和货币危机。”[17] 事实上，“只要再生产过程不断进行，从而资本回流确有保证，这种信用就会持续下去和扩大起来，并且它的扩大是以再生产过程本身的扩大为基础的。一旦由于回流延迟、市场商品过剩、价格下降而出现停滞时，产业资本就会出现过剩”，“只要再生产过程的这种扩大受到破坏，或者哪怕是再生产过程的正常紧张状态受到破坏，信用就会减少。通过信用来获得商品就比较困难。要求现金支付，”“每个人都想卖而卖不出去，但是为了支付，又必须卖出去，”“正是在这个信用最缺乏（并且就银行家的信用来说，贴现率也最高）的时刻，不是闲置的寻找出路的资本，而是滞留在自身的再生产过程内的资本的数量也最大。”“这时，由于再生产过程的停滞，已经投入的资本实际上大量闲置不用。工厂停工，原料堆积，制成的产品充斥商品市场”[18]。因此，整个经济运行突出地表现出来的虽然是支付手段缺乏，清偿能力衰竭，信用崩溃，但究其原因，却是由生产过剩引起。经济危机，实质上就是生产过剩的危机。这次由美国次贷引发的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也不例外。2000年，美国互联网泡沫破裂之后，房地产业即成为支撑经济增长的支柱，为了加强房地产业，刺激经济增长，美联储连续13次降息，实行扩张政策，结果房地产业迅速扩张，形成过剩局面。为了缓解过剩，银行家、商家和美国政府沆瀣一气，采取各种措施鼓励居民举债消费，结果使居民债务迅速膨胀。2006年，美联储为抑制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又连续17次加息，致使购房者还贷负担加重，市场需求急剧下降，房产价格急剧下跌，次贷违约率急剧上升，诸多贷款机构和投资机构相继破产，危机随之发生。这次危机也突出地表现为支付手段短缺，清偿能力枯竭，信用崩溃，但危机的实质却不在这些，而在于房地产业的过度扩张，生产过剩。“支付危机”“清偿力危机”“信用危机”论，实际上只是“那些根据自身的个人需要来判断危机的小资产者所想象”出来的幻境[19]，而非这种幻境背后的真谛。 实质在于“透支消费”或“过度消费”的观点，其非科学也是显而易见的。就这次危机来说吧，本来是由于美国政府为了刺激经济增长，实行扩张政策，引起房地产业膨胀和过剩所致，是生产出了问题，而不是消费出了问题；本来是由于美国政府、银行和商家为了推销过剩的住房商品，相互勾结，采取各种措施，鼓励居民举债消费，导致居民债务膨胀，债务锁链拉长，最后由于政府紧缩政策，利率上升，购房者还贷负担加重，次债锁链破裂所导致，而不是居民透支消费、过度消费所造成；本来由于剩余价值规律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所决定，一方面房地产业过度扩张，生产极大过剩，另一方面，广大群众，无力购买，不得不在政府和商家的引诱下，举债购房和消费，而不是广大群众追奢求侈、豪华消费。把危机的实质归结于“透支消费”和“过度消费”的观点，割裂了生产与消费的辩证关系，是“消费决定论”在危机实质问题上的反映。

把“国家干预”或“华盛顿共识”说成是危机的实质的观点，也不是什么新鲜异见，而是新国家干预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两种经济理论在危机实质问题上的反映。前一种理论以凯恩斯经济学为基础，以批判新自由主义理论、揭示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在经济运行过程中造成的恶果、以致引发危机的弊端为宗旨，主张以新国家干预主义理论和政策来拯救经济，解决经济崩溃问题。后一种理论，则是以斯密和李嘉图古典自由放任的市场理论为渊源，以经过改进了的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为基础，以治理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滞胀为背景，以“撒切尔主义”“里根经济学”和“华盛顿共识”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集合体。这种理论是盎格鲁—萨克逊模式即英美资本主义模式的理论基础，主张以某些改良的经济政策来治理危机，目的在于防止和避

免建立在西方经济学假设和理论基础之上、经过几十年构建的资本主义“知识大厦”和“理智大厦”的轰然崩塌、危及资本主义制度的生存。两种理论观点貌似相互对立，不可一世，但细究起来，却有明显的一致性。它们都把制度性危机说成是经济体制或经济模式危机，从而掩盖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和剥削本质；都把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和政策体系的失灵当作危机的实质，回避资本主义制度及其基本矛盾必然产生的、普遍而基本的经济现象即生产过剩这一危机的实质；都把危机的责任推给对方，歪曲或掩盖危机的真正根源和实质，带有明显的辩护性质。把危机说成是“信心危机”的观点，同样没有什么新意，完全是在现代西方经济学中十分流行的凯恩斯、庇古和拉文顿等关于“心理危机论”的翻版。这种理论认为，当资本家对社会和自己的经济状况充满信心并抱有乐观情绪时，就会增加投资，扩大经营规模，从而推动经济的高涨和繁荣；而当资本家过度乐观，对经济形势误判，产生错误时，悲观情绪就会油然而生，压缩投资规模，导致有效需求减少，引发危机。把危机归结为资本家缺乏信心，完全颠倒了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状况与这种状况在资本家心理上的反映即“信心“之间的关系，把属于意识范畴的心理状态说成经济运行状况的决定性因素，把危机的现象当作危机的实质，歪曲危机的根源和原因，以其荒谬的理由，呼吁政府通过财政“补贴”，对贪婪成性的金融财团进行“市场救助”，使之摆脱破产倒闭的境地。这种理论的唯心主义世界观基础和阶级本质是再明显不过的了。

至于把危机说成“道德危机”的观点，更是荒谬绝伦。认为，道德是一个意识形态范畴，是一定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思想、观念、意识的产生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观念、思维、人们的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关系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的。”[20]“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21]。还认为，道德“在阶级社会中，始终是阶级的道德；它或者为统治阶级的统治和利益辩护，或者当被压迫阶级变得足够强大时，代表被压迫者对这个统治的反抗和他们的未来利益。”[22]。“每一个阶级，甚至每一个行业，都各有各自的道德，而且也破坏这种道德，如果它们能这样做而不受惩罚的话。”[23]“在历史上剥削阶级的道德，都是虚伪的，都是剥削和压迫广大劳动人民的工具。”“绝大多数的人民都不过是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充当了一小撮特权者发财致富的工具。但是所有过去的时代，实行这种吸血的制度，都是以各种各样的道德、宗教和政治谬论来加以粉饰的”。[24]在这次金融和经济危机中，华尔街金融巨头似乎只是个人的行为，但历史已经证明，这些个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的历史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25]华尔街金融巨头的贪婪和道德缺失，决不是这些人的天性，而只能是资本的天性，或者说，只能是现存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天性。对此次金融和经济危机的本质和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26]把此次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实质说成是华尔街巨头的“道德危机”颠倒了物质和意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政治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关系，在世界观方法论上“从天上降到地上”[27]，陷入了历史唯心主义的思维定式之中；三是在谈论此次金融和经济危机时，不涉及资本主义制度，不涉及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及其运行规律，或者故意掩盖在上述因素作用下的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普遍的、基本的现象和特征，歪曲危机的根源和实质，自觉或不自觉地投入金融垄断资本的怀抱，充当了垄断资本的辩护人。列宁曾经说过：“当人们还不会从任何一种有关道德、宗教、政治和社会的言论、声明和诺言中揭示出这些或那些阶级的利益时，他们无论是过去或将来总是在政治上作受人欺骗和自

己欺骗自己的愚蠢的牺牲品的。”[28]在研究和分析此次由美国次贷引发的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时，这句话应当成为这些人的警钟！ 危机也绝不是“资产负债表的危机”。谁都知道，“资产负债表”只是经济或资产经营运作状况的记录，是经济或资产运营信息的反映和提供者，是经济或资产运营的现象，而决非经济或资产运营危机的根源、原因和实质。把作为经济或资产运营状况的记录、信息的反映和提供者也说成是危机的根源、原因和实质，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在此，就不浪费笔墨予以评价了。

二、此次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实质是什么

从当代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状况以及危机发生的过程和特点来看，此次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在实质上，依然是一场生产过剩的危机。

从理论上看，自19世纪2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第一次生产过剩的危机发生以来，资本主义已经经历了若干发展阶段。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又由私人垄断经过国家垄断发展为以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国际垄断同盟为特征的国际垄断。目前，国际垄断已发展为以金融资本垄断为龙头，金融、经济、政治、军事以至意识形态话语权垄断为一体的超级国际霸权垄断的资本主义。与古典资本主义相比，当代资本主义在各个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是，在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运行中，其固有的基本规定性仍然未变，引发危机的各种因素依然存在。这些因素虽有深化和发展，但它们作为系统性因素发生作用的结果，仍然推动着资本主义经济不断走向周期性过剩，引发危机。

第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特点依然存在，并向世界范围发散，日益具有普遍化的品格。商品关系的普遍化雇佣劳动制度以及剩余价值生产的直接目的和决定性的动机，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突破其有支付能力需求的界限和走向无限扩张的激素，使资本主义始终不能走出生产过剩的怪圈。

第二，作为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剩余价值规律和竞争规律依然存在，其作用的力度越发增强，以其强制性的内在动力和外在压力，推动资本以无限的规模和深邃的内涵进行扩张和发展，从而使资本主义生产不能不具有过剩的趋势和特点。

第三，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虽然经过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多次改良和调整，仍未得到解决，并且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导的国际体系蔓延和扩展，演变为经济全球化与占有制的私人性的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这一矛盾的深化和发展，必然导致资本、生产和贸易的无序扩张，经济结构的失衡，资本剥削的加强，贫富差距的拉大，劳动与就业、生产与消费、供给与需求等经济运行的各种矛盾在对抗中进一步发展，不断把世界经济推向结构性过剩和全面过剩，走向危机的深渊。

第四，资本主义的发展，垄断规律的产生和作用，使自由资本主义发展为垄断资本主义。但由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存在，垄断虽然限制了自由竞争，但并未消除竞争，反而使竞争更加剧烈，具有垄断竞争的特点。垄断竞争的产生，使竞争的对手、竞争的内容、竞争的手段都发生了变化，竞争的程度更加惨烈，破坏性更加巨大。各垄断组织为了扩充自己的经济实力，加强自己在竞争中的地位，获取高额垄断利润，无不利用自己雄厚的资本和先进的生产能力，进行生产规模的扩张。这样，就不能不使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进一步深化和发展，从而使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无政府性和国民经济各部门发展的不平衡性迅速增长，供给与需求、生产和消费的矛盾进一步加剧，生产过剩的局面进一步发展，危机发生的机率进一步增大。

第五，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自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以来，这一规律作用的深度、广度和强度也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顶点。这一规律的作用，不仅导致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国际垄断同盟的产生，而且也引起各国垄断同盟实力对比的变化。实力对比的变化，不仅引起各国垄断同盟之间更加剧烈和更加残酷的竞争，而且还引起资本主义各国之间对经济领土乃至殖民地的争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新殖民主义出现，虽然许多原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在名义上获得了独立，但垄断资本在经济和政治上瓜分和重新瓜分世界的阴影依然笼罩在世界的上空。资本主义瓜分世界是靠“实力”说话的，而实力是随着经济发展速度的变化而变化的。各垄断资本主义国家为了维护和巩固自己在国际上的垄断地位，必然会运用雄厚的资本和先进的生产

能力，推动经济的扩张，使生产越过市场的界限，走向过剩。

第六，在当代国际经济政治格局中通行的是霸权规律。美国作为一超独大国家，处于霸主的地位。美国利用国际货币体系实质上的美元本位制和金融霸权，不断向国际市场输出美元，吸收发展中国家的物资输出，从而提高国内的消费水平和对外资产的控制权，同时又利用贸易霸权大肆提高高新技术产品和高端产品的价格，并以国家安全为由，制定相应法规严格限制这些产品的出口；而发展中国家为了赚取外汇和引进外资，求存图强，又纷纷采取以出口导向为特征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这样，就必然导致美国国际收支赤字越来越大，广大发展中国家手中结余的美元越来越多，从而不得不循环回美国用以购买其政府的债券。这样，就不能不造成美国的债务过剩、国际流通中的美元过剩和发展中国家用于出口的商品过剩。在美国国内，为了构建“一个人人拥有住房的社会”，美联储又推行了信贷扩张政策，结果推动了房地产业的扩张和金融机构之间、金融机构与居民之间债务锁链的延长。房地产业和金融业的扩张，又带动了建筑、建材、钢铁、汽车等相关产业的发展。这样，不仅造成以房地产为龙头的各项产业的全面过剩，而且还造成了信用膨胀、流动性过剩、投机过剩、金融商品及其衍生商品过剩、债务和次级债务过剩。这样，国际经济与美国国内经济的各种过剩就相互作用、相互结合，导致此次深重的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发生。

从现实来看，在此次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过程中，生产过剩的内涵与马克思在《资本论》及相关著作中所揭示的相比，显著地扩大了。马克思依据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危机的情况，认为生产过剩一是指商品的生产过剩[29]，二是指资本的生产过剩[30]，其中商品的生产过剩是指“作为按一定的利润率剥削工人的手段的劳动资料和生活资料的过剩”[31]，而资本的生产过剩实质上“就是危机中出现的产业资本过多的现象，即产业资本的过剩”[32]。在当代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中，生产过剩虽然也包括商品的生产过剩和资本的生产过剩，但商品的生产过剩除了包括生产资料商品和生活资料商品等物质商品过剩之外，还包括金融商品和金融衍生商品过剩。而资本的生产过剩，除了马克思所说的产业资本过剩之外，还扩展到金融资本和以各种有价证券形式出现的虚拟资本。 次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实质的生产过剩，在形式和规模上也有了较大发展。

第一，货币过剩。2001年以来，美联储为了防止因互联网产业泡沫破裂和“9·11”事件所导致的经济持续衰退，放宽信贷管理，实行扩张政策。2001—2003年间，连续13次降低利息率。同时，还利用短期标售、定期证券借贷、一级交易商信贷等货币政策工具，直接向金融市场的多个子市场注入流动性；利用贴现窗口直接向商业银行贷款，鼓励社会客户从银行大量提取现金；结果使流通领域的货币量超常增长[33]。美国货币的超量发行，又通过一定渠道传染到欧盟和世界各地，结果，又导致国际流通的货币过剩。据统计，至2006年底，在全球流通的纸币，美元为7 600亿，欧元为7 600亿[34]。国际流通货币过剩，使世界各国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通货膨胀，推动了许多商品尤其是大宗商品诸如石油、粮食等价格大幅上扬。

第二，房地产过剩。2001年之后，为走出经济衰退的低谷，美国对产业结构作了相应调整，把房地产作为支柱产业，加大对房地产业的投资，企图以房地产业带动经济增长，结果使房地产业迅速扩张，楼市价格迅速上涨。据统计，2000—2006年许多城市住房价格上涨幅度超过了100%，住房价格总水平上涨了60%以上[35]。到2007年初，美国房地产市场总值约达21万亿美元[36]。但好景不长，从2004年6月起，美联储为了控制流动性过剩，抑制房地产业过度扩张，实行紧缩政策，连续17次加息，结果又使房地产市场一落千丈。到2007年，美国全年新房销售量仅为77.4万套，比上年减少24.8%，旧房销售量只有562.5万套，比上年减少12.8%，新房开工率比上年低24.8%。[37]美国房地产业由盛到衰，处于崩溃的境地。

第三，金融过剩。房地产业的扩张，带动了金融业的发展，刺激了金融创新业务的增长，从此次以“次贷”为始点的金融创新来看，涉及此类业务的金融机构有2 500多家，全球45家大银行和证券商都卷入其中。2007年，美国次贷金额有1.2万亿美元～1.5万亿美元，经过包装之后，其衍生品证券在二级市场流通的总规模达到1

0万亿美元，其中国际市场流通额占2 / 3以上[38]。据国际清算银行2008年3月公布的调查结果，在金融创新的推动下，全球金融衍生商品总值从2002年的100万亿美元增加到2007年的516万亿美元，为全球gdp总额48万亿美元的10倍多，其中近300万亿美元在美国。[39]金融资产也呈现出迅速增大的趋势。1980年，全球金融资产价值仅为12万亿美元，与当年全球gdp相当；1993年，全球金融资产价值为53万亿美元，是当年全球gdp的2倍；2003年，全球金融资产价值为118万亿美元，约为当年全球gdp的3倍；到2006年，全球金融资产总值则高达150万亿美元。[40]美国金融资产的规模更是大得惊人，2006年美国金融资产市场规模达到46万亿美元[41]，2007年美国金融资产占世界金融资产总量的34%、世界gdp总额的25%、世界贸易总额的11%[42]。庞大的金融商品和金融资产规模与实体经济的规模形成了鲜明对照，过剩的程度可谓登峰造极。

第四，投机过剩。随着货币过剩、以房地产业为典型的生产过剩、以金融商品及其衍生商品的炒作和次贷规模的增长，各类资本家不断遭受“资本太多”的痛苦。最大的金融机构和投资银行为了摆脱困境，便对债务抵押债券（cdos）和结构性投资工具（sivs）等金融工具进行层层包装，借助信用评级机构的虚假信息向社会出售，进行欺诈活动，于是投机活动便猖獗起来，以致造成投机过剩的局面。据《华尔街日报》披露：2007年3—7月，花旗债务抵押债权等用于欺诈的金融工具，规模之庞大，在高峰期竟达390亿美元。自2007年8月以来，投机触角又急剧向石油、小麦、大豆、大米等市场扩展，结果导致市场各类商品包括运输价格迅速上扬[43]。有人估计，在美国，仅房地产市场的投机泡沫就达8万亿美元[44]。难怪有人把美国经济称作金融投机经济[45]。

第五，债务过剩。由于美国过剩的经济靠贷款刺激消费来消解，居民消费靠信贷来支撑，国家和地方财政亏空靠发行债券来弥补，结果使美国经济沦为债务经济。截至2006年，美国国债已达10多万亿美元[46]。2000—2004年，家庭债务余额达11.4万亿美元[47]。2006年，美国内外债务余额为53万亿美元，为当年gdp的1.6倍[48]。日益繁重的债务负担，给美国经济罩上阴影，此次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从直接原因来说，系由美国债务过剩及其锁链断裂酿成。

第六，虚拟经济过剩。上面所列过剩，除房地产过剩以外，均属虚拟经济范畴。毫无疑问，金融、投机、债务过剩的发展，推动整个虚拟经济向过剩发展，1973年以来，随着美元与黄金脱钩，货币、信用和资本日益虚拟化起来，加上新自由主义理论及其政策的推动，金融资本急剧膨胀，虚拟经济加速发展，日益脱离实体经济这一物质基础。据统计，1952—1979年美国金融资产流量与gdp之比为257倍；而1980—2007年则迅速增长到418倍。非金融公司的金融资产与实际资产之比，20世纪70年代为40%多，到90年代则接近90%。金融部门获得的利润，20世纪70年代还是非金融部门的1 / 5，到2000年则达到70%左右[49]。长期以来，在美国gdp中，由实体经济创造的份额逐年下降，1950年为61%，2007年则为33.9%。同期，虚拟经济创造的gdp，则由11.37%上升到20.67%[50]。虚拟经济的过剩，给实体经济造成日益繁重的压力，当实体经济不堪重负时，必然崩溃而发生危机。

第七，对外贸易过剩。上面说过，美国利用国际货币体系实质上的美元本位制和金融霸权，向世界输出大量美元，吸收发展中国家的物资和商品，以提高国内的消费水平和对外国资产的控制权。同时，美元本位制及其霸权又使美元成为国际贸易中的结算货币、外汇资产的储备货币，广大发展中国家为了引进外国资本和先进技术，振兴民族经济，纷纷采取以出口导向为特征的外向型经济战略，于是，便引起了这些国家外贸产业的迅速发展、出口产品的生产过剩。外贸产业的迅速发展和出口产品的生产过剩，又带动了相关产业的迅速发展，结果导致了国内经济结构的失衡和全面的生产过剩，从而使本国对外贸易依存度不断提高，变成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为中心的外围依附性经济。按wto和imf的数据推算，2003年，全球平均贸易依存度接近45%，其中发达国家平均水平为38.4%，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则高达51%。而我国2004年和2006年的外贸依存度则为68.4%和65.51%，大大高出世界平均水平[51]。在如此国际贸易格局中，美国发美元，外国卖商品，美国贸易逆差加大，外国贸易顺差攀升，美国

进口过剩，外国出口过剩。一旦美国经济过热，对内实行紧缩政策，对外实行保护政策，遍布全球的生产过剩的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就会爆发。对外贸易过剩，是2008年发生的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的一个突出特征。 经济危机所表现出来的现象和特点，虽然千奇百怪，变化多端，但万变不离其宗，生产过剩仍然是普遍的、基本的、一般的、具有实质性的现象和特征。事实证明，此次危机的实质不能是别的，只能是与劳动群众有支付能力需求相对应的生产过剩。任何否认、掩盖、歪曲和偏离生产过剩这一实质的观点和做法都是不妥的。

三、结论和启示

生产过剩这一金融和经济危机的本质特征，并不是直观地呈现在人们面前的，而是运用抽象法，通过对金融和经济危机过程一系列现象由表及里的分析揭示出来的。许多西方经济学家由于其阶级和思想方法上的局限性不能也不愿揭示生产过剩这一危机的本质特征。而我国一些崇拜西方的学者，在此次危机的实质问题上，也不能越雷池一步。研究当代资本主义金融和经济危机的现实，正确认识和把握此次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实质，必须坚持和运用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生产过剩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历史阶级的产物。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由于那时人们追求的不是交换价值而是使用价值，根本无所谓过剩的生产。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后的一个很长时间，由于生产力仍处于较低水平，市场狭小，经济结构仍具有自然经济色彩，经济过程中的各种矛盾因处于萌芽状态而未突出并发展起来，因而也不存在生产过剩和生产过剩的危机。只有到了资本主义大工业时期以后，生产力获得了极大发展，社会化程度有了显著提高，封建所有制关系已经解体，被资本主义私有制尤其是大私有制所代替，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已经成熟并充分展开，剩余价值规律和竞争规律成为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主导规律，各国经济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资本主义制度带有国际的性质，生产过剩及其危机才得以发生。生产过剩随着资本主义统治的产生而产生[52]，生产过剩及其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显著特征”[53]。

生产过剩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永恒伴侣和不治之症。自资本主义脱离幼年时期而进入大工业时期以来，生产过剩及其危机的幽灵一直环绕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周围。“资本主义的所有政党，资本主义的所有稍有名望的活动家，从最‘英明’的到最平凡的，都曾经试用自己的力量‘预防’或‘消灭’生产过剩的危机”，“但是他们都失败了。”[54]“问题不在于资本主义的领导者或政党，虽然资本主义的领导者和政党在这里也有不小的作用”[55]，而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只要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生产过剩及其危机就不能“消除”。要消除生产过剩及其危机，就必须消灭资本主义制度。

有人可能会以我国经济被卷入这次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出现结构性生产过剩特点为由，怀疑上述论断的真理性，这显然是不对的。事实上，我国经济之所以被卷入这场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出现结构性生产过剩的特点是由我国所处的国内外经济环境造成的。从国际上看，全球化的发展、我国对外开放战略的实施，在使我国分享世界经济、科技发展成果的同时，也使我国经济融入国际垄断资本主导的现代国际经济体系之中。这样，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经济出现了问题，我国经济也难以独善其身。从国内来说，当前，我国的所有制结构已是公有制为主体、公私经济并存；在经济规律体系上也是公有制为基础的经济规律与私有制为基础的经济规律并存。在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失衡，出现生产过剩，甚至发生危机有时也难以避免。在改革开放过程中，要使我国经济少走弯路，减少震荡，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就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巩固、发展和壮大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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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554页。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554-555页。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546-547页。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63页。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9页。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8页。

篇3

[关键词]政策性银行;关键转型期 ;政策取向;发展模式

一、三年来国家开发银行商业化转型的实践

国家开发银行(以下简称开行)成立于1994年,是直属国务院领导的政策性金融机构。成立16年来,开行的业务领域从“两基一支”等重大建设项目,扩展到历届政府所关注和力争解决的中小企业、中低收入家庭住房、“三农”、助学贷款等社会民生领域和国际业务,成为我国中长期投融资领域和对外合作的主力银行。截至2010年3月底,开行的资产总额4.6万亿元,其中人民币贷款余额3.2万亿元,外汇贷款余额超过1010亿美元,金融债券余额3.3万亿元,资本充足率11.6%,不良贷款率仅为0.9%,拨备覆盖率达到277%,2009年实现净利润超过300亿元,[1]保持了优良的经营业绩。

2007年,根据国务院的部署,国家开发银行开始推行商业化运作。3年以来,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和国内外复杂多变的经济形势,开行充分发挥中长期投融资在逆经济周期波动中的调节作用,积极贯彻国家“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的战略部署,成为政府应对危机的重要政策工具;与此同时,抓住国际金融危机导致资源价格大幅下跌的历史机遇,成功运作了中俄石油、中巴石油等一大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贷款换资源、贷款换能源、贷款换市场”的战略性重大项目,充分体现了开发性金融的独特优势和机构价值。在此期间,逆势中推进的商业化运作也取得阶段性成果,股权结构和治理结构得以改进,科学决策机制不断优化,综合化经营的业务协同优势更加明显,在商业化改革中没有剥离一分钱的不良资产。但实事求是 的讲,3年来,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开行面临的新风险不断凸显,深层次矛盾不断积累,改革成本和制度转换成本不断加大,开行的商业化转型进入到关键转折期。

二、国家开发银行改革进入关键转型期的本质特征

(一)国际因素: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政策性金融机构、国家信用、市场化运作重 新出现相互交织融合的新动向

一是欧美各国政府重视采用政府信用,甚至采用注资、担保、增信、接管、购买债务等直接 救市手段,增强金融机构,特别是带有政府背景的金融机构的信用,并迅速 稳定了金融体系。比如英国政府向皇家苏格兰银行注资455亿英镑,使其国有化比例达到84% ;美国政府向花旗银行注资450亿美元,并对其3060亿美元的有毒资产提供担保,接管了陷 入困境的“房利美”和“房地美”,维持其准级的机构债信,取消了对其未来三年的资 助上限。

二是政策性金融机构的作用进一步显现。比如作为日本“国策银行”①――日本兴业银行 虽然早 从2000年开始民营化转型(后更名为瑞穗实业银行),但在债券筹资和拓展海外业务上,仍 然享有日本政府强有力的隐形信用支持。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在日本政府的授意和窗口 指导下,瑞穗实业银行对陷入危机的大型企业和实体经济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性救助措施。

2010年1月,根据日本政府“必须保证航空业继续正常运行"的要求,瑞穗实业银行牵头组成 银团向困境之中的日本航空公司(JAL)提供2000亿日元的贷款承诺,并为其债务提供担保 ,成为日本政府应对日航危机的重要金融工具。德国复兴信贷银行向危机中 的金融机构提供了122亿欧元的援助,并负责管理德国政府1000亿欧元的企业救助基金。

反思和借鉴应对危机的经验教训,各国政府开始重新审视并重新定位政策性金融机构的作用 与价值,特别是在经济危机时期的制度安排。欧美各国政府对政策性金融体系的重构,直 接影响到中国金融改革的决策层和金融监管机构对政策性银行的改革方向和最终定位,并导 致目前改革方向的暂时“缺失”。

(二)制度因素

长期以来,我国对储蓄类商业银行的制度安排比较健全,但却一直没有建 立与开发性、中长期、批发性、债券融资等与政策性金融特征相适应的制度安排、监管标准 和法律规定,比如对承担政府使命的业务缺乏明确的政策补偿、缺乏持续的资本补充机制和 渠道、对债券银行的债信缺乏全面的通盘规划和制度说明、对中长期批发性业务缺乏区别于 商业银行差异化的监管指标和评价标准、对开发性金融的创新模式缺乏专利保护等。这些 制度安排的“缺失”,导致国家开发银行的改革得不到持续的制度保障,改革方向不断出现 争议和偏离,改革的成本和隐含的危机不断累积和扩大。

(三)改革关键转型期的本质特征

改革方向的 “暂时缺失”与外部制度安排的 “长期缺 失”,这“两个缺失”的同时并存是国家开发银行改革进入关键转型期的本质特征。导致出 现“两个缺失”并存的根本原因,是后危机时代中国政策性银行改革的探索性、复杂性和 艰巨性的经济规律使然,而并非人为因素。这时候,如果在改革方向上不予以明晰,在 外部制度安排上不予以明确的话,国家开发银行的可持续发展甚至生存都将处于危险的边 缘,甚至影响中国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

三、 对处于关键转型期的国家开发银行改革的分析与评价

毫无疑问,处于关键转型期的国家开发银行,国家银行的性质没有变,其服务于国家中长期战略的目标没有变,从事“两基一支”、基层民生金融、“走出去”的开发性业务没有变,债券银行的筹资渠道没有变、中长期批发性的业务模式没有变。“国家开发银行”的名称和定位,决定了开行就是要用开发性金融的方法,想国家之所想,急国家之所急,围绕国家中长期发展战略和目标发挥作用,切实实现和维护好国家核心利益,这是开行的责任和价值所在。[3]但是,为完成这一任务所必须解决的问题和外部的环境发生了变化。2007年之前,开行一直在立足于政策性银行框架下从事开发性业务,2007年之后,开行则要不断适应在商业银行框 架下从事开发性业务。但无论在哪种框架下,有四点是必须要予以澄清的。

(一)政策性银行的商业化转型不是简单的“去政府信用化”

实践表明,政府信用是维护金融市场稳定的最后一道防火墙,它具有不随市场波动的能力, 是保持市场系统性稳定的基础。总结国外政策性金融机构的转轨实践,反思这次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我们得到的基本经验就是: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开发性金融机构是政府信用的重要载体,是嫁接政府和市场之间的桥梁,是平抑经济周期波动、稳定市场信心的重要手段。居安思危,未雨绸缪,我们不仅要考虑经济增长时期,而且更要考虑在经济下行和危机时期的制度安排。通过政府信用和开发性金融机构的有效融合,达到既防控风险、又体现政府意图的目的。比如作为日本“国策银行”①――日本兴业银行从2000年开始民 营化转型(后更名为瑞穗实业银行),但在债券筹资和拓展海外业务上仍然享有日本政府强有力的隐形信用支持。[4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在日本政府的授意下,瑞穗实业银行对陷入危机的大型企业和实体经济采取了一系列的救助措施。2010年1月,根据日本政府“必须保证航空业继续正常运行"的要求,瑞穗实业银行牵头组成银团向困境之中的日本航空公司(JAL)提供2000亿日元的贷款承诺(约21亿美元),并为其债务提供担保,成为日本政府应对日航危机的重要金融工具。

政府信用在国家开发银行的商业化转型中的作用更为明显。开行是中国最大的金融债券发行行,如果简单的“去政府信用化”,硬性切割国家信用在开行转型期和转型后的连续性,必将造成3.3万亿存量债券的大幅贬值,数千亿新增债券的发行困难,开行资金链的断裂将波及整个金融系统,形成系统性风险,进而危及国家的经济安全。

(二)开发性业务与商业化运作不是相互排斥,而是相互兼容

开发性业务就是在中国目前的国情和发展阶段下,把政府的组织优势和开行的融资优势相结合,把服务国家战略和商业化运作相结合,通过构造市场化融资平台,发挥融资先导作用,以融资推动整合资源,打通和培育商业金融不愿进入的瓶颈领域,变为商业运作和可持续发展的竞争性成熟领域,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并为实现国家战略和政府意图提供强有力的金融支持。[5]简单的讲,开发性业务就是政府财政力所不及、商业银行不愿意做、资 本市场无法覆盖,没有成熟的信用、机构、制度、市场建设的战略性或导向性业务。商业化运作,通俗的讲就是按照银行规律办事、防范风险、讲求效益、确保贷款项目阳光运作,保证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多年来,开行良好的经营业绩以及在电力市场、城建领域、 助学贷款、国际合作业务的成功实践表明,无论是在政策性银行框架下,还是在商业银行框架下,开发性业务与商业化运作能够有效融合、相互兼容,发挥协同作用的,这也必将是政策性银行商业化转型后的必经之路。

(三)开发性业务在中国现阶段不是或有或无,而是大有作为

1.中国的国情和发展阶段决定了中国将长期处于工业化、城市化的建设阶段,这与西方发达国家后工业化、消费经济阶段的金融需求有根本不同。开发性金融机构在中长期投融资领域的独特优势,决定了在推进中国城镇化、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等领域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6]此外,与中长期债券融资相匹配的中长期大额信贷投资 ,有效避免了商业银行“短贷长借”的期限错配风险。

2.开发性金融机构“保本微利”与“承担社会责任”的经营理念和上市后的商业银行“利润最大化”的经营目标有根本不同。因此,开发性金融机构在融资支持基层民生业务、中西部、“三农”、资源开发等薄弱环节和瓶颈领域,在融资推动信用建设、构建健康市场主体的制度领域,具有天然的内生动力。

3.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和多样性,决定了金融生态和金融体系的多样性。实践证明,功能完善的金融体系既要有中短期的储蓄银行,又要有中长期债券银行。中国不缺乏同质化的零售银行和储蓄银行,过度竞争理论告诉我们:清一色商业银行之间的过度竞争反而不利于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和金融体系运行效率的提高。开发性金融机构与商业银行的特点有根本不同,它承接了中长期投融资领域内的优势,保持了中长期债券银行的特点,贯彻国家意图,缓解社会瓶颈,有利于形成分工合理的金融布局,有利于在经济下行期平抑经济非理性波动,稳定市场信心。[7]

4.开发性金融机构具有服务国家“走出去”战略的特殊优势。国际市场中“贷款换资源、换能源”重大项目多是国家战略性、政策性业务,中资企业的国际并购业务和资本、产品与服务的国际化往往受到西方国家在政治、外交、经济上的重重阻拦。工、农、中、建等商业银行大多已经上市,受外资股东、治理结构和信息披露的限制,不适合承担此类业务。而开行具有中长期项目运作优势,具有国际惯例所认可的开发性机构优势,具有成功运作多个重大项目的先行优势。目前正是中西方力量此消彼长,我国在经济上争夺更大话语权的历史契机,也是算政治利益帐、算国家战略帐、算利益全局大帐的关键时刻,如果能给予开行大额外资资金来源等政策支持,则一定能够为国家谋求更大利益。

(四)处于关键转型期的开行改革具有制度性和系统性特征

处于关键转型期的国家开发银行,其改革是具有制度性和系统性特征的。任何单一层面上的举措,都不可能使转型顺利进行。我们分析的逻辑为:

1.通常业务模式举措得当,能使开行进入新的“利润空间"。但是,国家信用的缺失、持续的资金来源与资本补充机制的缺位,足以使得开行开创的新事业和提升的高效率化为乌有。

2.新定位的调整和重构,可以明确改革方向,释放组织效率。但是,定位的调整和重构存 在着一条底线,这就是与中长期、债券类银行向适应的制度安排和监管标准。缺失或背离这条底线,将无法激活现有模式的活力,无法客观评价真实绩效,导致开行竞争能力下降甚至影响生存,为进一步的改革设置障碍。或者说,今天取得的所谓“改革成果”,将成为下一步改革的对象。

3.对“商业性”机构属性考虑的过多,可能会导致短时间内效率的提高。但是,离开了开发性金融业务,我们无法告诉各部门做什么是正确的,怎样做是合理的,做到何种程度是可以接受的,这使得“商业化”的改革难以到位,不足以形成组织力量,去实现整体的战略目标。

鉴于此,处于关键转折期的开行改革路径也变得清晰,那就是:必须从机构定位、制度安排、监管标准、业务重点、发展模式等多个层次上做出系统的思考,才能抓住关键,找到系统的突破口,成功地走向未来。[8]

四、 国家开发银行成功走向未来的政策选择和发展模式

(一)主管部门应明确国家开发银行的定位和改革方向

定位:开发性金融机构,而非单纯的商业银行;改革方向:在商业银行框架下,开发性 业务的商业化运作。在开发性金融机构的定位下,开发是国有全资的,主要从事中长期投融资领域,保持中长期债券银行的特点和优势,发挥开发性业务与商业化运作的协同作用,服务国家发展战略和长期目标,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缓解社会发展瓶颈制约。

(二)保持国家信用的连续性,建立与中长期、债券银行相适应的制度安排

从目前开行改革的风险看,债信和国家信用的连续性问题是最亟待解决的当务之急。第一,对债券银行给予政府信用支持,既是保障债券银行稳定运行的基础,又是国际惯例的通行做法。考虑到未来经济形势面临极大不确定性,为保持我国债券市场和金融市场的稳定性,建议继续保持政府信用在开行债券筹资中的连续性。第二,扩大开行债券筹资的发行渠道,直接吸纳社会投资者、机构投资者的资金,提高资金来源的稳定性。第三,对大额外汇资金来源给予政策支持。

(三)建立稳定的资本金补偿机制,近期内不宜上市或引入国外战略投资者

开行作为国有全资的政府的金融机构,担负开发性业务和履行社会责任的职能,资本市场高盈利回报的要求和信息披露的限制与开行的机构定位不符合,外资股东的掣肘也不利于开行贯彻国家战略。因此,建议在资本金补充机制上,一方面采取“放水养鱼”的政策,给予税收返还、减少分红、股东持续增资等扶持措施;另一方面“广开财路”,积极引入社保基金 、地方政府注资等带有国家性质的战略投资者,增强开行可持续发展能力。

(四)建立区别于传统商业银行的监管标准

1.在资产负债比例管理、贷款集中度、收益率等核心监管指标方面,建立与储蓄类商业银行差异化的监管标准。

2.完善与支持发展、承担社会责任相适应的非经济因素的评价体系。

3.完善与“走出去”和国际合作业务相匹配的监管标准。

4.完善对混业经营模式下的金融控股集团的监管标准。

(五)业务模式上大力推动银团贷款业务

大力拓展银团贷款业务是开行在信贷限额约束下迅速做大资产规模和突破贷款集中度约束的现实选择。借鉴日本兴业银行等国外政策性银行的转型经验,第一,成立独立的银团业务部门专业推动银团业务;第二,采用双重记帐的利益分配制度实现不同部门的密切合作;第三,通过人员交叉派遣和双重考核机制的人事制度打破不同部门利益界限和框框。[9]

(六)打造国际一流的、金融控股公司下的混业经营的发展模式

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推动了金融机构从分业经营走向混业经营。国际一流金融集团大多采用金融控股公司框架下的混业经营模式。比如日本瑞穗金融集团,包含银行、证券、信托、其他业务等四大板块,以及瑞穗实业银行、瑞穗银行、瑞穗证券、瑞穗信托四大具有独立法律地位的核心子公司。②

借鉴从国际一流金融机构的发展模式,国家开发银行改革的现实选择必然是从政策性银行走向商业银行框架下的开发性金融机构,从单一信贷业务走向混业经营,从国内优秀银行走向国际一流金融机构的历程。其发展模式,要走“混业经营 + 资本经营 + 国际化经营”之路;在组织结构上,要采取金融控股公司下“银行母公司―非银行子公司”的模式;在经营策略上,主要从事中长期业务和基层金融民生业务,通过打造完整的金融产业链,形成“银行业务+投资银行+管理资产”的业务模式。

注 释:

①日本兴业银行由于具有政策性背景的中长期信用业务又被称为“国策银行”,即贯彻政府政策,介于政策性银行和商业银行之间,又被称为准政策性银行。

②瑞穗实业银行在中长期信用和大客户融资中具有优势,主要从事公司业务和海外业务;瑞穗银行则在日本国内零售业务和中小企业业务中保持着领先地位。

主要参考文献:

[1]2009年国家开发银行年报,[N/OL]. 省略,2010.04.07

[2]陈 元. 后经济危机阶段:加速发展路径的强制性变迁 [J]. 管理世界,20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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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日本瑞穗实业银行瑞穗综合研究所. 关于原日本兴业银行的资金筹措及银行 资产负债管理(ALM) ,[R],2008.03,7-9

[5]国家开发银行 中国人民大学联合课题组. 开发性金融论纲 [M].北京:中 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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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贺 晨,孙 杰.瑞穗金融集团整合经验和转型历程[J].现代日本经济,2009(1) .

The Policy Orientation and Development Model of China Development Bank in the key Transition Period

―― The Reform Strategy of Chinese Policy-Related Bank

He Chen1 Sun Ji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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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生态；可持续发展；资本

自从可持续发展概念被提出后，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研究一直是理论工作者关注的重点，国内外学者从不同学科对可持续发展理论进行了研究。在诸多理论流派中，生态对可持续发展理论的研究可谓独树一帜。奥康纳指出，“在生态危机的问题上，谱系的理论要比自由主义及其他类型的主流经济思想更有发言的机会”。生态理论早期代表人物除马克思外，还有傅立叶、拉斯金、莫里斯、克鲁泡特金、布克钦、弗洛姆、伊利奇、歌德曼、麦克弗森和马尔库塞等人。20世纪70年代以来，生态研究逐渐繁荣，产生了许多重要研究成果。生态对生态危机的分析对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

一、生态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产生原因的剖析

“现实地描述生态与资本主义的冲突，目前需要某种形式的知识性抵抗，即对进行掠夺式开发环境的现存生产方式和观念进行无情的批判”，而对生态危机原因的考察“需要超出生物学、人口统计学和技术以外的因素做出解释，这便是历史的生产方式，特别是资本主义的制度”。因此，生态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为基础，同时并未囿于这一对基本矛盾，分析视角由资本主义生产的非生态性扩展到消费的非生态性，深刻剖析了资本主义生态危机产生及其自身不能可持续发展的原因。

(一)资本的本性是资本主义生态危机产生的经济根源。资本主义社会中严重生态危机的背后有深刻的经济根源。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资本主义社会“支配着生产和交换的一个一个的资本家所能关心的，只是他们的行为的最直接的有益效果。……出售时要获得利润，成了唯一的动力”，工业文明时代“激起人们的最卑劣的冲动和，并且以损害人们的其他一切禀赋为代价而使之变本加厉的办法来完成这些事情的。卑俗的贪欲是文明时代从它存在的第一日起直至今日的起推动作用的灵魂；财富，财富，第三还是财富，——不是社会的财富，而是这个微不足道的单个的个人的财富，这就是文明时代唯一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目的”。因此，只要能获取利润，资本所有者就会不顾一切的进行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而以资本积累为本质的资本主义制度“特别适应资本与利润的生产”。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整个工业体系弥漫着不计后果的滥用人类与自然资源的现象，追求金钱的目标支配着理性生产。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企业是以利润为目标指向的，其首要的关注目标不是“如何实现生产与自然的相平衡、与人的生活相协调，如何确保所生产的产品仅仅服务于公众为其自身所选择的目标，使劳动变得更加愉快。它所关注的主要是花最少量的成本而生产出最大限度的交换价值”。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不会将自然环境作为影响其生产的内生性因素来考虑，可持续发展问题的解决与“冷酷的资本需要短期回报的本质是格格不入的”。由于资本主义制度“以资本的形式积累财富视为社会的最高目的”，“把追求利润增长作为首要目的”。因此，“那些只是在晚些时候才显现出来的、通过逐渐的重复和积累才产生效应的较远的结果，则完全被忽视了”。对利润的狂热追逐必将导致资本的自我扩张和积累，而由于资本对自然界存在价值的低估，以自然和人的自由的破坏来换取利润的增长就成为必然，其后果就是通过经济危机的形式来反映生态的危机，同时生态危机的产生又会推动经济危机的产生。

(二)物质代谢链条的断裂是资本主义生态危机产生原因在生产领域的具体表象。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整个自然界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人、自然与社会都处在这一循环过程中。在这一过程中，人、自然与社会间的物质循环应严格遵守物质代谢(新陈代谢)的基本规律。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时，不仅深刻揭示了资本对人的剥削，而且揭示了资本对自然的剥削。在马克思看来，“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这意味着马克思、恩格斯将人及社会经济活动与外部自然界之间的关系作为人类社会经济系统与自然生态环境系统之间的关系来看待，并且这一物质生产关系的本质特征就是物质代谢。对马克思新陈代谢理论研究最为系统的是福斯特，他认为，“在马克思的分析当中，经济循环是与物质变换(生态循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而物质变换又与人类和自然之间的新陈代谢的相互作用相互联系”。新陈代谢概念为马克思提供了一个“表述自然异化概念的具体方式”，而自然异化是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社会异化特征进行全面批判的核心概念。因此，马克思的新陈代谢概念对揭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生态危机发生的原因及其不可逆转性具有重要意义。

蒂姆·海沃德(1994)认为，马克思的社会——生态学新陈代谢概念“在自然方面由控制各种卷入其中的物理过程的自然法则调节，而在社会方面由控制劳动分工和财富分配等的制度化规则来调节”，由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劳动分工和财富分配制度取决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这一制度体系下的所有制度安排都服务于利润的获得。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导致物质代谢的断裂是一种必然，“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这样一来，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成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这样，它同时就破坏城市工人的身体健康和农村工人的精神生活。但资本主义生产在破坏这种物质变换的纯粹自发形成的状况的同时，又强制地把这种物质变换作为调节社会生产的规律，并在一种同人的充分发展相适合的形式上系统地建立起来”，可以说，马克思对新陈代谢链条断裂的分析不仅体现在其对由于大规模资本主义生产对土地过度“剥削”而造成的人类与土壤之间的新陈代谢链条断裂，而且马克思还将其扩展到社会层面上与城乡对立分工相联系的新陈代谢链条断裂上，并且将其视为全球层面上新陈代谢链条断裂的一个证据。福斯特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是从一开始就建立在城市与农村、人类与地球之间物质交换裂痕的基础上”，马克思运用断裂的概念表达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类对形成其生存基础的自然条件的物质异化，资本主义制度内含着物质新陈代谢关系的断裂，其实质是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自然和社会关系的异化，后果就是生态危机的产生。

(三)异化消费与虚假消费的存在是资本主义生态危机产生原因在消费领域的具体表象。生态认为，对“我们称之为‘异化消费’的现象，即异化劳动的合乎逻辑的对应现象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探寻生态危机出现的原因，是大多数者所忽视的一个命题。那么，异化消费与虚假消费是怎样由生产决定和强化现有生产方式并最终导致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出现呢?

对异化消费与虚假消费的产生，莱斯将其归结为“控制自然”的意识形态指引下的资本主义生产无政府状态，其发展和满足是受外界支配的，“无论这些需要有多少可能变成个人自己的需要，并由他的生存条件所重复，无论个人怎样与这些需要相一致并感觉到自己从中得到满足，这些需要始终还是它们从一开始就是的那样——要求限制的势力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产物”，结果是异化消费与虚假消费进一步强化了异化的生产制度，并使资本积累和再投资得以继续进行。而过度生产满足异化消费与虚假消费的目的是“对人们在异化劳动中所花费的时间进行补偿”，并最终实现对利润的获取。这样，资本主义生产和异化消费与虚假消费之间互动的一个循环周期结束，紧接着下一周期又会在新的得到强化的生产方式中开始。在这种周而复始的循环中，消费的“人类生活过程”的含义隐蔽了起来，“消费”的概念从属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而处于异化状态，资本主义社会也正是通过制造虚假需求以实现“强迫性的消费”，使发达工业文明“把浪费变为需要、把破坏变为建设的能力，这都表明现代文明使客观世界转变为人的精神和肉体达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异化概念本身因而成了问题。人们似乎是为商品而生活。……把个人束缚于社会的机制已改变，而社会控制就是在它所产生的新的需要中得以稳定”，以至于消费现象演变为“资本制市场经济社会赖以维持和扩大其再生产的有机构成”，消费已不是单纯为了人们的生存，而是服务并强化资本追求无止境的利润欲望。在异化消费与虚假消费存在的条件下，资本主义“并没有将其活动仅局限于人类基本需要的商品生产和人类与社会发展必需的服务设施上。相反，创造越来越多的利润已成为生产的根本目的，产品的样式和它们最终的实用性变得无关紧要，商品的使用价值越来越从属于它们的交换价值。生产出的使用价值主要是为满足虚浮的消费，甚至对人类和地球具有破坏性(从满足人类需求的意义上讲毫无用途)。而且在现代市场力量的驱动下，人类还产生了追求这些具有破坏性商品的欲望”。也就是说，异化消费与虚假消费必然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导致生态危机，消除生态危机的手段就是改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其不再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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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社会经济发展过程表现为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四个环节同时存在并且相互转化的过程。这四个环节之间存在着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对立统一关系，但是生产在其中始终起着支配的作用，社会生产过程的性质和特点始终决定着经济发展的性质和特点。因而，必须始终重视生产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决定性地位，同时又必须高度重视分配、流通和消费对于生产的巨大反作用。认识经济发展问题，必须始终坚持从生产出发去进行分析的方法论原则。颠倒生产与其他几个环节的关系的观点是错误的。第二，在社会生产中，始终存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两个方面及其对立统一关系。从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过程来看，生产力的不同发展阶段决定着生产关系的不同性质；但是，在一定的社会形态下，生产关系及其具体形式对生产力具有巨大的能动作用甚至决定性作用。因而，片面强调生产力的决定作用是一种庸俗机械的唯物主义观点，片面强调生产关系的反作用或决定作用则是一种唯意志论和唯心主义观点。第三，社会经济发展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其中既存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对立统一运动这样的一般规律，同时，不同性质和阶段的社会条件下的经济发展又具有不同的特殊规律。因而，仅仅从抽象的、一般意义上去谈经济发展是没有意义的；仅仅从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出发去解释和解决特殊条件下的经济发展问题则是无效的。第四，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经济发展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其特殊性在于它以追求无止境的价值增殖或赚钱为目的，因而，剩余价值规律支配着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全部过程，剩余价值规律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发展生产力是资本获得剩余价值的手段，与此同时，生产力的发展又与资本的内在要求相矛盾。第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表现在各个方面：（1）生产力发展的基本含义正在于同一劳动时间内生产的商品更多，从而单位商品的劳动量及价值量必然下降，可是资本追求的恰好是剩余价值，而不是物质财富。这样，资本生产的商品越多，单位商品的价值以及剩余价值就越少，从而平均利润率具有一种下降的内在趋势，这就迫使资本更快地积累并进一步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劳动生产率的进一步提高，使同一单位的资本获取的剩余价值会更少，平均利润率进一步趋于下降。这就形成一种循环，正是这一循环推动着资本主义的技术创新和经济发展。（2）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商品的实现以及剩余价值的实现需要一系列严格的前提条件，这些条件最重要的是：必须有足够的市场购买能力能够消化或购买大量生产出来的商品。可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恰好不能保证这一点，原因在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与生产供给相比总是不足的，因为资本积累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以及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必然造成财富占有在资本一方和劳动一方的两极分化。除此之外，资本主义生产表现为一种无政府状态，即使是资本之间的相互需求也具有不确定性和经常的不平衡。因而，生产之间的矛盾以及生产与最终消费之间的矛盾，是一个标准的资本主义经济模型无法解决的问题。于是，这些矛盾总是以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的方法来进行一种强制性的解决。（3）资本为了获得利润或收益的最大化，在职能资本的基础上又发展出一个庞大的信用制度和信用系统。信用的发展一方面促进了资本的集中和一定阶段的经济增长，但是另一方面它又创造出一套投机和欺诈机制，使现实资本更多地转化为虚拟资本，从而产生了国民经济金融化，并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两极分化，最终必然产生金融危机并进一步引发经济危机。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实践来看，自1825年以来，正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身的矛盾产生了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于是，产生了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和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但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以及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对于经济的干预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所以，出现了1970年代长达十年的滞胀。滞胀之后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又采取新自由主义政策，虽然短时间内经济增长状况有所改观，但是最终又产生了新的国际金融经济危机和经济发展的持续低迷。政治经济学关于经济发展的基本理论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实践都表明：迷信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没有出路的。因此，在我国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必须坚决反对新自由主义的理解和思路，必须坚持以政治经济学为指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只有这样，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方向。

二、经济体制的改革才是治本之策

之所以必须坚持运用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来看待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问题，不仅是因为政治经济学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理论基础，而且是因为改革开放以来所形成的中国经济发展状况越来越接近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做的分析。概括起来说，由于中国选择了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同时又发展出大量的私人资本，并且公有的生产资料也采取了资本的形式，市场与资本叠加，使中国的经济发展状况更加接近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进行的分析及其所得出的基本结论。因而，运用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分析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问题，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具有现实性和有效性。但是，我们不能将中国经济完全等同于资本主义经济，这是因为中国不仅存在大量的公有企业和农村土地集体公有制，而且我国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始终起着主导性作用。这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实践表明，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同时又必须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从理论上来说，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决定了一定的经济增长和发展模式。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角度来看，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在于地方政府在实际职能上的企业化。这种经济发展模式一方面造就了中国经济在一定阶段的高速增长，另一方面又是产生一系列问题的体制性根源。自2012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表现出一系列问题：对外贸易增长乏力、部分产能严重过剩、产业结构失调、技术创新能力不足、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脱节、资源生态危机等等。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这些问题都具有供给侧的性质。因而，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符合实际的。但必须深究的问题是，产生供给侧问题的原因又是什么呢？不找出产生问题的真正原因，必然只能是治标不治本。对于当前的中国经济问题，可以从多种不同的角度去分析，但是，必须抓住中国经济发展的“牛鼻子”，这个“牛鼻子”就是改革开放以来所形成的特殊经济体制以及由此产生的特殊经济增长模式。正如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中指出的那样，全面深化经济体制的核心问题是进一步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其中，如何处理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以及地方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尤为重要。因而，改革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模式才是治本之策。因而，改革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特别是改革地方政府的行为模式，如何通过改革，使地方政府一方面在经济增长中继续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又能够贯彻落实中央制定的综合改革和发展目标，这是能否解决供给侧问题以及能否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目标的重要环节和关键。

三、全面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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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家实物储备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国家分配论公共财政论

储备，是一种有目的的储存实物资产、金融资产或无形资产的行为，也是对这种有目的的行为和其对象总体的称谓。储备的主体可以是国家、企事业单位或其它经济组织，也可以是个人。储备的对象可以是实物资产、金融资产或其它无形资产。本文研究的对象主要限定于国家储备，即以国家为主体的国家实物（物资）储备，即国家作为后备而储备的粮食、石油及其它实物资源。

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与国家实物储备

商品储备问题是马克思关于再生产理论的一个重要问题，从理论上搞清楚商品储备存在的意义、商品储备产生的原因、商品储备的类型、规模、费用等问题，对进一步研究国家实物储备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社会再生产包括了生产、交换（流通）、分配、消费四个环节，生产是起点，消费是终点，交换和分配是中介，四个环节分别承担各自不同的经济职能，周而复始。物质产品并不是马上从社会再生产的前一个环节直接进入到下一个环节，中间要经过一定时间的停滞。在生产环节停滞就形成了生产储备，“生产过程和再生产过程的不断进行，要求一定量商品（生产资料）不断处在市场上，也就是形成储备”。生产储备又分为原材料储备和产成品储备，原材料储备是保证生产连续进行的物质条件，是企业主动的存储，产成品储备是生产的结果，是违反企业生产意愿的产品停滞，因为企业总是希望生产出来的产品能够迅速进入市场流通并为其实现剩余价值。产品在交换（流通）环节形成的停滞就形成了流通储备，流通储备是使市场供求关系得以平衡的必要条件，与生产储备一样，流通储备既是正常流通的条件同时也是流通的结果，作为流通条件的储备是商品连续销售的必要，是销售企业主动的存储，“没有商品储备，就没有商品流通”；而作为流通结果的商品储备大多是流通停滞，商品滞销的结果。消费储备一般是指消费者为了应急或者方便而进行的工作生活物资储备。

分配环节发生在交换价值实现之后，最终消费发生之前，在分配与消费环节之间形成的停滞就形成了分配储备，分配储备是没有马上用于消费的资金或物资停滞。由于市场经济以货币价值分配为主，因此分配储备主要以货币形态存在。居民个人把分配所得进行储备就是居民个人储蓄的来源；企业单位的分配储备就形成了企业储蓄；国家把分配所得的财政资金进行储备就形成了财政盈余；国家使用分配所得的财政资金购买物资进行储备就形成了国家物资储备，也可称为国家财政实物储备；国家把外贸所得的国际货币（主要是美元）进行储备就形成了外汇储备。作为发展中国家，财政收入的停滞大多被认为是一种无效浪费，但是坐吃山空不进行适当的储备又会给可持续发展带来危险，国家实物储备是没有马上进入政府投资或者消费而是作为财政后备的财政收入，与财政货币储备、社保基金、外汇储备一起构成财政后备。

根据以上分析，国家实物储备形成于分配环节，来源于国家参与社会再生产分配所得的财政收入，不直接以生产再生产为目的，是暂时或较长时间脱离了生产的后备产品，因此国家物资储备本质上属于财政范畴，也可称为财政实物储备。

国家财政论与国家实物储备

“国家财政论”、“国家分配论”是我国传统财政理论的主要流派之一，在对财政本质问题的研究方面，其区别于其他财政思想与观点的最具特色之处，当数它以国家学说为依据，通过层层“剥笋”式的剖析，以财政活动满足国家职能的需要作为理论研究的起点，揭示出财政与国家之间所存在的本质联系。

国家分配论认为财政的本质是社会主义国家财政的本质……是无产阶级的国家为实现其职能，并以其为主体无偿地参与一部分社会产品或国民收人的分配所形成的一种分配关系，简称为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关系或财政分配关系。

国家财政理论虽然没有专门论述储备问题，但是它的理论体系对于储备理论的研究具有很重要的指导意义。在自然经济以粮食为主体的实物分配年代，实物储备的财政属性很容易理解，当时的国家无偿参与粮食等物资的实物分配从而形成了实物储备，“皇粮国税”说的就是以粮纳税，金文中的“贮”字，代表了地租与赋税双重含义，体现了租赋合一性质，当时的财政收入主要以粮食储备的形式存在；在实物分配与货币分配共存的年代，粮食储备来源的另一个重要环节是财政资金政府采购，当时的“国库”由“粮仓”和“钱仓”两部分组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不再掌握各种物资，国民收入分配不再直接分配实物，而是以货币分配为主，财政收入体现为货币价值形态，国家储备、财政收入主要以货币形式存在，财政占有了货币资金后，将一部分资金形成储备基金，通过商品采购获得所需实物（物资），形成了国家物资储备。

因此，从国家财政的角度看，国家实物储备的本质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和实物积累关系，是国家为了实现其稳定和发展的职能而进行的后备性保险性实物积累，是国家财政的实物组成部分。由财政资金建立，是财政资金中停滞的部分，它与以货币形态体现的财政收入一样，是国家财政储备的实物形式，是国民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时甚至比货币更重要。

公共财政理论与国家实物储备

实物储备不仅在自然经济和封建经济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人类进入市场经济，实物储备依然发挥其独特的作用。在公共财政理论的基础上研究国家实物储备对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国家物资储备体制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市场失灵与公共财政

市场失灵主要包括以下几种类型：

1.资源配置失灵。公共产品提供。公共产品具有供给（所有权）上的非竞争性和消费上的非排它性，使得每一个消费者都不愿意主动向生产者支付对价，也不愿意主动表露需求，于是就出现了“免费搭车”、“公地悲剧”，最后就出现了消费者不愿意表露需求，不愿意支付对价，追求利润最大化生产者不愿意提品，游离于公共产品之外，人人都无车可搭的局面，因此单靠市场难以有效提供公共产品。自然垄断和资本垄断。亚当?斯密描绘了一个完全竞争市场蓝图，“这种看不见的手的作用通常是同一切市场模式中最熟悉的模式，即完全竞争的模式联系在一起的……完全兑争的市场体制是完全分散的体制，有许许多多决策者在生产每种产品和劳务，除了在价格上做些微小的变动外，他们之中任何一个人都不能对价格发生显著的影响”。但是，在现实的全球化的市场经济中，自然垄断没有消失，大量卡特尔组织依然存在，资本垄断日益猖獗，在石油、矿产资源等至关重要原材料领域，大量金融资本涌入大宗商品市场并操纵价格，使得大宗商品的市场价格不再由市场供求双方决定，而是由金融寡头决定。由于交易价格经常大幅偏离帕累托最优的市场均衡价格，社会总福利受到损害。外部性。外部性是比公共产品含义更广泛的一个概念。所谓外部性是指由于外部性的存在，私人经济活动因生产成本上升而受损或因从他人处受益而得到额外利润，由于未将这些外部影响计入市场交易的成本价格之中，从而扭曲了市场机制。外部性可分为外部经济（正外部性）和外部不经济（负外部性），公共产品可被视为具有正外部性的“私人”物品，提供正外部性的行为人没有得到应有的收益，于是有了“公地悲剧”，市场机制无能为力。2.收入分配失灵。私有财产的继承制度使每个人的初始票赋悬殊，市场分配“优胜劣汰、按劳取酬”的标准看似公平高效却带来了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形成穷者越穷、富者越富的“马太效应”。即使在市场作用发挥得很好的地方，市场分配也很难实现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和社会公平。如果单凭市场分配而不加以适当的调控，将会引起社会经济的不稳定。

3.稳定性失灵。市场经济自身无法避免经济波动和经济周期，而市场经济下的企业和个人的顺周期理往往导致“合成谬误”，进而加剧周期的波动。在经济繁荣时期，市场前景看好，企业盲目扩大投资，个人增加消费，进而引发经济过热，通货膨胀，直至形成泡沫经济。一旦生产过剩、经济衰退，企业削减产量，个人减少支出，市场进一步萎缩，通货紧缩，经济更加萧条，甚至导致经济危机。在这种情况下，单靠市场机制的力量很难走出经济危机，因此需要政府进行宏观调控。

（二）国家实物储备的公共产品的属性分析

公共产品的存在是导致市场失灵的重要原因之一，它为政府干预和调节经济提供了重要依据。萨缪尔森在《公共支出的纯粹理论》（1954年）一文中给出了公共产品的两个本质特征：供给上的非排他性和消费上的非竞争性。供给上（所有权上）的非排他性指的是公共产品的拥有不会形成对他人的排斥，消费上的非竞争性指一个人对公共产品的消费不会影响他人对这一公共产品的同时消费，消费者之间不存在冲突，即增加额外一个人消费其边际成本为零。

市场中的生产者为了追逐利润最大化，必然尽量降低原材料和产成品的库存，更不会主动储备与生产和经营无关的物资。由此决定了承担着国防建设、赈灾备荒和宏观调控所需的国家实物储备领域存在着市场失灵，需要由政府来提供，或者政府颁布法律强制企业承担部分义务储备。国家储备的物资，从供给上看，具有非排他性；从消费上看，具有非竞争性。国家实物储备所提供的稳定应急服务，使全体国内公民受益，个人也无法拒绝服务，政府也无法排除拒绝付费的个人。政府进行物资储备，需要花费公共财政资金，储备不足可能在需要时造成社会危害，而规模过大也会增加公共财政负担，降低公共财政效率。由此可见，国家物资储备具备了典型的公共产品的属性，且按照作用和目的的不同可以分为纯公共品，如国防安全、赈灾备荒为目的的战备后备物资和半公共品，如以经济安全为目的的经济调控物资。

国家物资储备的公共产品属性还体现在国家储备的物资不受商品流通规律的制约和支配。商品流通要求加快商品周转，尽量压缩商品库存，以提高经济效益。但国家储备的物资一般不要求周转快，有些战略性资源还必须长期储存，尽量多储。国家储备的物资的多少是国家实力的体现。

（三）国家商品储备的公共财政职能

国家商品储备既然是“公共产品”并由政府提供，它就成为财政支出的一部分，是政府实施财政支出政策的重要工具之一，理应体现财政的基本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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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经济；经济增长方式；经济转型

[DOI]1013939/jcnkizgsc201704031

经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经济改革，我国的经济发展态势始终保持稳定增长的趋势，并且在世界上被公认为世界经济第三大国。但我国传统的经济时代中经济增长方式是凭借能源的消耗为支撑的，这样的经济生产方式是一种粗放型的经济生产，因此众多专家和学者认为传统经济时代中的经济增长方式一定要进行改革转型，这种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是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必然要求，全球经济危机以来国际经济的格局发生较大动荡的形势和国内经济发展形势的压力都迫使传统经济增长方式要进行改革转型，同时也要考虑新经济时代条件下经济增长方式的改革与转型问题，以便实现新经济时代中经济的持续性发展。

1“新经济”的含义

新经济与传统经济有较大的区别，新经济是一种以网络经济作为核心内容的，以知识要素作为有效驱动力的，以信息技术作为重要基础的新型经济，新型经济简单地可以总结为“新经济是网络经济与知识经济的综合”。新经济含义中所提到的知识经济则是指建立在时代科学技术核心基础之上进行生产、储备、使用以及消费的经济形式，知识信息是知识经济的重要载体。在当代新经济迅猛的发展形势下，人力资源逐渐成为新经济的核心构成要素，正因为新经济是一种知识经济，所以在新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掌握先进技术的技术型人才和具有大量知识储备的知识型人才在新经济的发展中必将成为核心供给者。关于网络经济可以做如下简要概述，网络经济是一种建立在信息网络基础上的现代化经济，其中消费、信息资源、现代通信、生产交换和电子计算机等在网络经济中相互交织渗透，网络经济除具有传统经济所具备的全球化的性质外，还具有较强的综合性，并且网络经济以其低成本、高效率的强大优势在全球的各个国家受到广泛的青睐。

2新经济的本质特征分析

与传统经济相比，新经济将网络经济与知识经济进行了有机的结合，充分运用网络的有利途径和知识的创造性等两者的优势创造更多财富，满足人类在生存和发展进程中所需要的物质需求。新经济的本质特征具备正反馈性、适者生存性和追求市场垄断等特性，同时新经济注重经济竞争中时间价值的主导地位。

21新经济的正反馈性分析

传统的旧经济是一种负反馈性质的经济，价格与生产产品的数量正相关，消费者与价格的高低和产品生产的数量负相关，这种消费者与生产者的负反馈机制对市场的均衡发展起到调节作用。对新经济而言因为其正反馈的特性不存在均衡市场的性能，在新经济的发展中，更高报酬和更高效率的创造依赖于需求量的增加，使得供给方进一步下调价格，促进需求的进一步增加，供给和需求在新经济中表现的关系是一种互为因果的关系，是正反馈机制促进新经济发展的一种自我实现效应。

22新经济的适者生存性分析

由于信息成本与交易成本均较高的缘故，传统的旧经济市场处于一种被分割的状态，使得在市场竞争中处于相对劣势的企业能够保持不被淘汰，但在新经济形势中经济市场的竞争法则就有所差异。新经济形势下经济市场的竞争是一种优胜略汰、适者生存的经济市场，市场竞争规则类似于达尔文式的竞争规则，这种新经济的适者生存的特征属性是新经济本质属性的体现，新经济下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与传统经济相比降低很多，使得经济市场竞争变得更加有效，在新经济下具有市场优势的企业必将把处于经济竞争市场劣势的企业淘汰，从而实现新经济市场下优势企业的市场垄断，追求企业的最大效益。

23新经济的追求市场垄断分析

新经济下生产出来的知识产品与信息产品具有很低的边际成本和很高的固定成本，这一新经济的内在属性就直接决定了新经济是一种追求市场垄断的经济形式，新经济只有通过这种垄断市场的力量才能够在经济市场上获得利益，若新经济生产出来的知识产品与信息产品不能形成有力的市场垄断力量，那么其产品的价格存在被压制到边际成本的风险，难以与极高的固定成本相适应，新经济的这种垄断是某些产品生存的客观需要，这种新经济下垄断的打破需要借助新的经济创新。

24新经济的时间价值性分析

在传统的旧经济中，生产某种产品所花费的时间决定了产品的价格高低，但是在新经济形势下，新经济产品的价格高低的决定因素已不是在社会劳动中花费时间的长短，其价格的高低受到新经济产品在生产出来的短时期的排他性。新经济在时间方面的价值与传统经济相比较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新经济下的时间价值在新经济产品的市场经济竞争中所起到的作用越来越大，对产品价格起到决定性作用。

3新经济下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分析

31新经济下经济增长方式分析

传统旧经济的增长由社会分工、资本积累以及国民技术的动态技术进步和储蓄等因素决定，而新经济形势下经济增长的方式有所变化，企业的创新成为新经济增长的决定要素。新经济增长方式决定因素的转变，说明企业微观方面的创新活动在企业经济增长方面的贡献要比传统经济形式中资本储蓄与社会分工贡献大，因此在新经济形势下，企业经济的发展方式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在考虑传统经济中资本积累、社会分工等宏观因素的同时，也要加大对新经济时代中经济增长转型具有重要贡献的创新性等微观因素的考虑，在微观的基础上对新经济下经济增长方式进行深入研究，发展和建立一套符合新经济时代经济增长和增长方式转型所需要的新增长理论。

32新经济下经济增长转型所需社会经济条件

新经济下经济增长转型需要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作为基础，以为新经济时代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提供有利条件，需要的社会经济条件可以简要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需要提供良性的发展所有权，在新经济中促进经济增长的各种知识是一种可供多人同时使用、拥有的非竞争性知识，因此知识的配置与生产就不能由市场的竞争力量进行决定，否则新经济所带来的价值大大降低或难以受益，因此必须创造知识所有权；二是发展风险融资，新经济时代存在结构性的资金短缺和极大的投资风险问题，风险金融的发展是新经济发展的有利保障；三是发展企业创新，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需要经济方面创新的有力支持，任何经济体都离不开创新能力l展这一微观基础的支持。

4结论

在新经济时代，国家经济的增长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要依据新经济下时展的需求进行不断探索。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过程中要对“新经济”的含义深入理解，要对新经济的正反馈性、适者生存性、追求市场垄断性的特性进行科学把握，要对时间价值在新经济增长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型进行合理掌控，深刻理解新经济与传统旧经济在增长方面的区别，积极创造新经济发展所需的社会经济条件，从而实现新经济时代中国家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丁伟杰浅析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和可持续性探究[J].现代商业，2014（24）：75-76

[2]林毅夫谈经济增长方式转型[J].科学发展，2014（2）：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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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公允价值;经济后果;利益博弈

一、金融危机中公允价值计量会计政策的两难选择

金融危机爆发后,由于公允价值计量与金融危机的相关性,使公允价值成了金融危机的元凶之一,成了金融界与会计界在危机拯救中的一个争议热点。金融界认为,公允价值计量原则在次贷危机中造成了顺周期效应,认为该准则关于金融产品按照公允价值计量的规定,在金融危机中起到了发生器与助推器作用。会计界则认为,公允价值计量会计准则与金融危机无关,它只是跟随市场,并非领导市场。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在国会作证时指出:“如果废除了公允价值计量会计准则,那么将没有人知道这些公司的资产按市值计价到底是多少”。

面对越来越大的对公允价值质疑声音,在美国参众两院表决通过的救援法案中,赋予了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暂停使用公允价值计量的权利。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投票通过放宽公允价值会计准则的决定。

金融界和会计界对于金融危机中公允价值计量产生的分歧在于二者的会计目标定位不同。金融界的主张立足会计调控论,要求“怎样是对经济有利的,会计就应怎样反映”——会计应选择“按有利于经济运行的会计制度”进行反映。会计界的主张属于会计反映论,要求“现实是怎样的,会计就应怎样反映”——会计应选择“按反映现实的会计制度”进行反映。体现在金融危机拯救行动中,会计界立足会计反映论,选择捍卫公允价值计量会计准则,其目前采取的主要行动是优化非活跃市场条件下的公允价值计量。金融界立足会计调控论,将会计作为一项金融调控手段或金融危机拯救工具,选择终止公允价值计量。两种观点的角力体现了公允价值计价会计政策的两难选择,其实质是会计政策的选择产生的经济后果形成的一种经济和政治利益的博弈。

二、会计政策选择的本质特征

(一)会计政策的选择本质上是一种经济和政治利益的博弈和制度安排

会计政策选择也称会计选择,是在既定的可选择域内(一般由各国的会计准则、相关经济法规等组成的会计规范体系所限定),根据特定主体的经营管理目标,对可供选择的会计原则、方法、程序进行定性、定量的比较分析,从而拟定会计政策的过程。至于企业会计政策选择,即指企业利害集团(包括股东、债权人和企业管理当局等)选择会计目标和会计准则的行为。会计准则的制订过程实质上是会计报告的编制者与会计报告相关利益集团合作博弈达到均衡的过程,已出台的会计准则大都是各方利益均衡与妥协的产物。企业选择不同的会计政策产生不同的会计信息,导致企业利害关系集团不同的利益分配结果和投资决策行为,进而影响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和结果。所以企业各相关利益集团都很重视和关注会计政策的制订和选择问题。从企业会计政策及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定义可以看出,企业会计政策在形式上表现为企业会计过程的一种技术规范,但其本质上却是一种经济和政治利益的博弈规则和制度安排。

(二)经济后果观揭示出会计政策的选择本质是不同利益相关者在会计和政治两方面达到的微妙平衡

为了形成一致会计政策的契约安排,各利益主体双方或多方之间存在一个博弈的过程,即通过会计政策选择来实现对自己有利的经济后果的过程。威廉姆R.斯科特(WilliamR.Scott)在其《财务会计理论》中对经济后果产生的根源进行了阐明,提出对经济后果的定义:不论有效市场的含义如何,会计政策的选择会影响公司的价值。瓦茨和齐默尔曼早期的实证会计研究表明,企业会计政策选择过程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受簿记成本、契约成本、政府管制成本和政治成本等因素影响,同时各相关利益集团都会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参与会计政策的选择,企业管理当局往往通过借助于形式多样的会计政策选择与博弈实现对于自己有利的经济后果。由此可见会计准则的制订过程实质上是会计报告的编制者与会计报告相关利益集团合作博弈达到均衡的过程。不同的会计政策选择产生不同的会计信息,导致企业利害关系集团不同的利益分配结果和投资决策行为,进而影响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和结果,所以相关各方利益集团都很重视和关注会计政策的制订和选择问题。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经济后果作为会计规则制定中一个实质性问题开始在美国突显出来。企业各利益相关者通过与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的不断交涉和博弈,以寻求有利于自身利益的经济后果。从实现方式上讲,会计准则的经济后果往往借助企业政策选择最终体现出来。一直以来会计准则制定者假设会计效果是中立,即使不是中性,也不为其后果向公众负责。经济后果问题的提出改变了这种看法,认为会计不是绝对中立的,可能会给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带来不同的经济后果。由于经济后果的存在使会计政策选择备受关注,进而影响会计准则的制定,这使得准则的制定复杂化,因为其要求在会计和政治两方面达到微妙的平衡。

三、金融危机环境下公允价值计量政策选择的博弈分析

(一)利益冲突——公允价值计量会计政策选择的博弈基础

金融危机爆发的元凶之所以被认定为公允价值计量的会计政策,是因为公允价值计量的会计政策导致了相关利益集团的冲突,即以银行为代表金融企业管理者的利益集团与银行的投资者利益集团的利益冲突。二者的冲突源自于两权分离订立契约的委托关系,这份契约便形成了以银行的投资者为委托人,银行等金融企业的管理者为人的委托关系。公允价值计量的会计政策要求投资银行的所有证券进行公允价值计价,而且对所有的金融资产和负债进行公允市价估价,对由于价值波动所引起的未实现的利得与损失也要包括在报告净利润中,公允价值计量将完全消除银行管理者进行利得交易的能力,执行公允价值计量的经济后果是提升会计报告的决策有用性,使得银行的管理者看到的不仅是利得波动会增加,同时管理者操纵利润的能力将被大大削弱,这样二者的利益发生冲突也就自然而然了。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目前存在的会计政策选择的目标偏离,以及会计政策选择过程中的逆向选择、道德风险等行为具有必然性。在资本市场下假定所有利益相关者在对会计政策做出选择或提出建议时,都是为尽可能维护自身利益以达到其预期效用。信息经济学认为:在商品交易中一些人可能比其他人具有信息优势,当这种情况发生时,一般认为该经济机制中存在着信息不对称。显然,会计政策选择主体和信息使用者之间的委托关系,决定了两者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即人拥有不易直接被委托人观察的私人信息。以管理者和投资者为例,管理者对企业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比投资者具有信息优势,此时管理者可能会通过会计政策选择,扭曲和操纵提供给投资者的信息,将信息优势转化成利益。很多研究表明存在管理者利用信息优势掠夺投资者和债权人财产的现象。与此对应,投资者、债权人由于担心信息的可靠性而选择谨慎的投资方式,这将使得资本市场无法正常运行。一方面,管理者的信息优势及监督成本的存在使其在会计政策选择上存在自由性,管理者可以通过政策选择获得优势利益,另一方面,管理者可以拒绝政策的实行来保护自己的即得利益。如果存在一项会计政策使得当期报告净收益降低从而影响管理者的报酬,虽然管理者努力程度不变,由于契约的刚性提高奖金比率的要求一般难以达到。此时尽管会计政策的选择有助于提高财务报表的决策有用性,管理者往往也会干预会计政策的选择。公允价值计量政策的选择对于银行的管理者而言又何况不是如此呢?

(二)金融危机经济后果条件下的公允价值计量会计政策的博弈分析

由于监督成本的存在,管理者作为信息优势方,具有对经济后果产生影响是否进行充分披露的选择权;同样投资者期望管理者作出有利于自己的选择。依据威廉姆.R.斯科特在财务会计理论中实证分析:由于管理者应致力于降低未来契约签订的成本,避免竞争加剧及吸引潜在投资者等原因,可以将管理者偏好假设为,存在有利经济后果时管理者偏好于充分披露,存在不利经济后果时管理者偏好于不充分披露。通过分析发现,只要管理者充分披露时投资者获得高效用的概率偏大,管理者不充分披露时投资者获得低效用的概率偏大。

当出现金融危机这种极为不利的经济后果时,银行管理者会反对披露这一对己不利的经济后果,由于公允价值这一会计政策的使用会提升会计决策的有用性,使金融危机带来的不利后果得以充分披露,投资者则会持赞同态度,赞同充分披露,支持使用公允价值计量。由于这两者之间不会就披露问题达成有约束力的协议,所以双方的冲突可以看作一种非合作博弈。假设在此情形下,管理者选择采用公允价值计量的充分披露时,若投资者选择购买,则投资者能达到的效用比投资者选择拒绝购买的效用更低,即投资者会认为该银行金融机构不具有投资价值。所以,当遭遇金融危机时,银行管理者若选择公允价值计价进行充分披露,而投资者拒绝购买,此时的银行管理者获得的效用也最低。若银行管理者不采纳公允价值计量进行歪曲披露金融危机造成的经济后果,则投资者选择购买的损失程度更大。博弈的最终预测结果只能是:银行管理者反对公允价值计量的不充分披露与银行投资者的拒绝购买。这个博弈最终走入“囚徒的困境”,这种情况的出现对资本市场具有损害性,会打击投资者的投资信心,造成资本市场的低效率运转,阻碍经济发展。

然而幸运的是,FASB作为准则制定部门在考量了各方利益的基础上采纳了达成一些妥协的公允价值计量原则,这些妥协是相对于完全公允价值的最初目标而言的。由于计量的难度,负债被排除在外;公允价值只适用于正在交易或是准备交易的证券;为了进一步减少波动性,准备交易证券的未实现利得和损失不计入净利润,而在其他综合收益中反映。也许,上述的妥协是为了减少管理层的反对,或者是银行的管理者在这个妥协的结果中能够获得满意的效用。然而当金融危机爆发后,这样一个博弈之后的妥协结果又会使得银行的管理者的效用大大降低,因此才出现了文章开始处的关于公允价值计量的争议。

基于会计与环境的共生互动关系,当经济环境产生突变经济危机爆发时,过去各方利益集团通过博弈达成的平衡势必被打破又重新回到博弈的起点,回到非合作博弈的“囚徒困境”,而这样的博弈是低效率的。因此,美国政府作为一方利益集团为了维护政府的利益和政治形象,减少政治成本,同时为了维护投资者的利益,在SEC的督使下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于2009年4月2日出台了放宽按公允价值计价(以市值计价)的会计准则,给予金融机构在资产计价方面更大的灵活性。此准则的放宽意味着新一轮的博弈达到了暂时的近似均衡。

四、金融危机下基于公允价值计量的会计政策选择的启示

一是金融危机环境下的公允价值会计政策的选择是一个会计适应突变环境、反作用于环境的过程,是一种基于经济后果的社会各利益集团博弈的过程和会计准则逐步完善的必要过程。会计政策制定和选择的有限理性,在现实中表现为市场主体钻营、牟利和准则制定机构防范、堵塞的反复博弈过程。这样,经过多次博弈之后,会计准则的制定也会达到一种螺旋式的不断发展和完善。

二是公允价值计价的会计政策在此次金融危机中的原罪之争,虽然是利益相关者经济和政治利益博弈斗争的过程,但也是会计准则制定部门反思的过程,虽然公允价值计量称不上是金融危机爆发的诱因或助推器,但也应该看到公允价值计量的不完善之处。虽然公允价值计量能提升信息的相关性,但也有其天然的缺点,比如由于缺乏可供参考的市场价格和计量技术上的原因,不活跃市场中的主体交易价格的公允价值较难合理确定;当市场处于急剧变化时,“以市值计价”存在放大风险的作用,当市场存在泡沫时会给投资者传达过于乐观的信息,反之则过于悲观等等;这些缺陷都是会计准则制定部门亟待解决的问题。虽然公允价值计量会计准则的完善会受到各利益集团的经济利益博弈的影响,但是提供公允、相关有用的会计信息始终是会计界所追求的终极目标,否则会计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根本。所以,金融危机之后的公允价值计量政策应是自我完善自我发展的过程,是自身完成蜕变的过程,但绝不是终止公允价值计量的结果。

【参考文献】

[1]何力军.会计准则制定的利益博弈与经济后果[J].上海金融学院学报,20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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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与现状：文化产业的“口红效应”

历史经验表明，经济危机或萧条时期，往往正是文化特别是文化产业得以发展与繁荣的机遇期。这是由于：从消费角度看，危机来临，人们可能会砍掉很多大额消费项目，于是房地产、汽车、外贸出口等多个支柱性产业遭受到了冲击，但口红、香水、看电影、K歌、网络游戏……这些看似“非生活必需品”，却“廉价而使人愉悦”的消费反而逆势飘红，形成经济现象中的“口红效应”。从投资的角度看，当经济危机来临时，资本投入日趋谨慎且减少，高投入低附加值的企业被淘汰出局是一种必然，文化产业科技含量高、环境污染小、发展潜力大、资源消耗少，往往能成为新一轮经济发展的增长点或加速器。

机遇常在历史中“惊人地相似”。

例1：经济危机与美国文化产业

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正值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美国东海岸的百老汇和西海岸的好莱坞双星辉映，创造了美国娱乐业的巨大繁荣，同时也为美国走出经济大萧条作出了独特的贡献。美国人即使领取救济、节衣缩食，也要挤出几个铜板，走进剧院，涌入电影院，寻求心灵的慰藉与快乐、生存的温暖与希望。也正是在那个年代，美国涌现出了大量艺术经典作品，比如卓别林的小人物影片，诙谐有趣的“猫和老鼠”，“微笑天使”秀兰・邓波儿主演的电影等，成为美国人逃避现实的“疗伤”良药。文化的繁荣给美国人带来了信心和希望，文化的发展造就了后来被津津乐道的所谓“美国精神”。当年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就曾说：“只要我们有邓波儿，我们的国家就会没事。”在美国经济最糟糕的1929年，借助于演艺业的繁荣，好莱坞顺势举行了第一届奥斯卡颁奖礼，每张门票售价10美元，奥斯卡此后即成为迄今在影响力和商业效益方面最成功的电影节庆活动之一。在2008年拉斯维加斯国际大型综合电影业博览会Sho-West展会上，美国影院业联合会主席菲西安指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美国遭遇了7次经济不景气。但是在这7次里头，有多达5次，电影票房反而强烈地攀升上去。”

例2：发展战略调整与日本文化产业

近现代以来，日本的国家发展战略大致经历了从“军事立国”到“经济立国”，最终落实到“文化立国”的调整。在二战后满目疮痍的废墟上，日本创造了世界的经济奇迹，但随着经济的增长，环境与资源对经济发展的约束越来越严重，人们的生活质量并没有随经济增长而随之改善，日本因此而开始考虑新的增长方式。1995年日本确立了面向21世纪的“文化立国”方略，把发展文化经济作为国家战略，并通过一系列立法来保障和推进这一战略的实施。目前，日本文化产业的许多领域在全球范围居于领先地位，尤其是动漫、游戏这些新兴文化产业和行业，在给日本带来巨额经济利润的同时，还发挥着巨大的文化功能，人们通过Hello Kitty、机器猫等动漫形象大使，重新认识日本，认可日本文化，进而在日本文化产品走向国际市场过程中，帮助消解了其他国家和地区因不了解日本文化而产生的接受障碍，在带来巨大经济效益的同时，还提升了日本的国际形象。

例3：亚洲金融危机与韩国产业发展

韩国在1997年金融危机期间，对外向型经济带来的国民经济脆弱问题进行了深刻反思，痛定思痛，认识到发展具有本土优势和本土活力的经济产业，对于国家经济发展和核心国际竞争力的培育的重大价值。韩国政府因此及时提出了“文化立国”方针，文化产业被确定为21世纪国家经济的支柱产业，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明确了文化产业发展战略和中长期发展计划，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有力地推动了文化特别是文化产业的发展。凭借电影电视在东亚乃至全球掀起了一波巨大的“韩流”热潮，2005年韩国文化产品的出口额高达7亿美元。仅2004年一年，中国30多家电视台共播出了60多部韩国电视剧。2004年韩国网络游戏业的销售额已达到15亿美元，几乎占全球网络游戏市场的一半，其相关产业链的价值超过了汽车业。

机遇在现实生活中有其基础和依据。

2008年末至2009年初的贺岁档，让我国电影从业人员喜出望外。“这是我们影院开业以来票房最好的一个档期，不管是高成本、大制作，还是小成本、引进片，几乎每一部的成绩都相当好。”――南京新街口国际影城营销部经理崔恒斌如是说。最新公开的票房数据也印证了这一说法：2008年中国电影市场票房达到43.41亿元，同比增长10.14亿元，增幅达30.48％，加上国产电影的海外销售收入25.28亿元和全国各电，影频道播放电影的广告收入15.64亿元，去年电影综合效益达到了创纪录的84.33亿元，中国首次挤进了全球票房前10名。

在日本和韩国，近来一群米黄色的“快乐小鸡”卡通形象风靡两国，并受到上至家庭主妇与老人，下至青少年与上班一族的热烈追捧。形象清新、淳朴的一群快乐小鸡(Piyodamari，中文译名：阳光鸡)，在动画片中演绎了辗转于私宅、地铁、都市、办公室之间的一系列“博君一笑”的轻松生活故事，被媒体称作“治愈型”卡通形象典范。设计师末政光女士谈到设计理念时说，希望通过这样一群人抱团而聚的迅速振作，鼓舞都市人的信心重塑。而正是由于其可爱的形态、温暖的色调，毛绒版“阳光鸡”早在上市试销期间便在日本创造了“一百万枚神话”的手机挂件年度销售奇迹。

相隔数十年中外相似图景表明，文化产业的“口红效应”并非一种想象，越是经济不景气，文化娱乐业越是红火，这几乎已经成为观察经济景气指数的参照系之一。不过，文化产业在金融危机中的这种“口红效应”，并不是自动实现的，而来自于外界与业内的共同努力，这是最需要我们仔细梳理和认真思考的!

启示与思考：文化产业的振兴之道

总体来看，美日韩三国文化产业在经济(金融)危机后的迅猛发展，政府的大力扶持是外因，业界的共同努力是内因。

外因：政府的大力支持

文化产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需要政府的扶持才能充分实现，通过及时而恰当的文化产业政策来推动这一战略性产业的快速发展，是许多发达国家的共同经验。

(一)提供政策扶持，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

美国对文化的管理一向是间接管理，没有直接的管理机构。但对电影是特殊对待。1927年美国成立了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以改善电影媒介的艺术质量，为行业内从业者和各种机构提供一个日常论坛，支持技术研究和文化进步。1934年制片公司关系委员会更名为制片法典管理机关、获得更大权利对

电影进行自行检查。1941年美国国家电影保护局建立。

日本国会2001年通过了《振兴文化艺术基本法》，2004年颁布了《文化产品创造、保护及活用促进基本法》，该法规认为文化创意产业不仅可以改善生活质量、促进经济发展，而且还可以让世界认识日本文化，因此各级政府和部门有义务积极扶持，在财税、融资方面给予优惠待遇。

1997年金融危机后，韩国致力于发掘新的经济增长点，当年即成立了“文化产业基金会”，2001年设立文化产业振兴院，致力于文化产业的发展。1999年至2001年问，韩国先后制定了《文化产业发展5年计划》、《文化产业前景21》和《文化产业发展推进计划》，并先后成立了“文化产业局”、“影视振兴委员会”及“文化产业振兴院”等专门扶持文化产业发展的机构，有力地推动了文化产业的发展。

(二)加大投入，增强发展动力。

美国政府一直鼓励非文化部门和外来资金投入文化产业，为此他们积极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吸引大量资本在文化产业中寻觅商机。早在1917年，美国联邦税法就规定对非盈利性文化团体和机构免征所得税，并减免资助者的税额。同时，美国政府还注重通过制定优惠政策，鼓励各州、各企业以及全社会对文化事业进行赞助和支持。

1998年起，韩国对文化创新企业实行资金援助。在投融资方面，韩国设立了文艺振兴、信息化促进基金、广播发展基金、电影振兴基金：出版基金等专项基金，扶持相关产业发展，同时还运作“文化产业专门投资组合”，计划每年通过“投资组合”至少融资1000亿韩元。金大中政府执政后，因为金融危机，政府裁减各部委人员，只有文化部门人员不减反增，文化总预算也逐年递增，1998年韩国政府的文化经费只有4848亿韩元，占国家总预算的0.62％，之后政府文化经费逐年增加，到2002年已经超过1.2兆韩元，文化预算突破政府总预算的1.09％，可见其对文化事业的支持。目前，全世界只有法国和韩国的文化拨款达到国家预算的1％。

(三)大力培养人才，提供智力支持。

人才是第一生产力，是参与市场竞争的有力武器。1929～1933年经济危机时，美国政府针对大批的文化工作人员失去工作、一些文化活动由于没有资金开始衰退的情况，采取了一系列扶助政策，包括联邦戏剧计划、联邦音乐计划、联邦艺术计划、联邦作家计划和历史调查记录计划。罗斯福政府对文化领域所采取的救济政策不仅救济了大批的文化人，还为美国培养了众多的优秀人才，为美国的文化产业崛起提供了人才保障。今天，美国文化产业更是利用其雄厚的资金和广阔的市场前景，每年从世界各地吸收大量优秀文化艺术人才，源源不断地给美国文化产业市场注入新鲜血液。好莱坞之所以成功，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从国外引入大量人才，将世界上最著名的演员、最好的电影制作人和最大的投资人汇聚于此，参与电影制作，经典影片因此而层出不穷。在人才引进的同时，美国还根据产业发展的需要，通过多种方式，培养了一大批高素质的文化产业人才，目前美国能够提供游戏专业课程的学校已经超过了50家。丰富的人才储备是美国文化产业保持竞争优势的一个重要原因。

韩国政府在培养文化产业人才方面也是不惜重金。1997年韩国开办了专门游戏学校，2002年共派遣两批人员出国学习交流，培养CEO、中层管理人员、业务人员，国家为每人补贴经费。2000--2005年韩国共投入2000多亿韩元，着力培养文化产业复合型人才。

(四)推动出口，扩大文化影响。

美国商务部于1927年建立了电影部门，以帮助电影行业海外销售。在中国加入WTO的谈判中，美国政府坚决要求中国开放文化市场，并强烈要求中国取消文化产品进口配额，接纳美国的各类影视制品。美国的文化商品之所以能够遍布全球，与政府在国际上对文化产业的保驾护航不无关系，美国文化产业既是商业的摇钱树，又是政治的传声筒。

2002年8月，日本经产省与文部省联手促成建立了民间的“内容产品海外流通促进机构”，并拨专款支持该机构在海外市场开展文化贸易与维权活动。该机构由17个社会团体和19家文化企业组成，主要目的是促进日本文化产品的出口，推动和管理海外市场反盗版活动，代表日本文化产业界参加国际知识产权保护论坛，参加海外市场诉讼关联活动。

2002年韩国政府则拿出17.1亿韩元支持企业参加在国外举办的12项有关文化产品的展销活动。另外，还通过驻外机构和企业办事处及网络等多种途径和手段，加强调研，针对地区特点开发不同产品，在文化出口战略地区建立办事处。

(五)制定法规，保护知识产权。

文化产业的方方面面都与知识产权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可以说，知识产权是文化产业安身立命之本。美国是世界上较早实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国家之一。1790年美国就颁布实施了第一部《版权法》，此后，根据美国经济、科技和社会发展的需要，美国国会不断地对《版权法》加以调整和完善，以加强对文化产业的保护。2003年1月15日，美国最高法院再次作出裁定，决定维持1998年国会通过的延长书籍、电影、音乐和卡通人物知识产权保护期的法律，并将个人著作权保护期从著作人终生及死后50年延长至70年，公司版权保护期从75年延长到95年，从而进一步保障了迪斯尼、好莱坞等集团的利益。在国际上，从1986年开始，美国利用《关税和贸易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的机会，全力推动建立与国际贸易相关的国际版权保护体制和机制。1994年TRIPS协议的达成，使美国日益强大的文化产业获得了广泛有效的国际保护机制。美国实施的知识产权战略，在国内为文化产业的发展开辟了肥沃的“法治土壤”，在国外为其文化产业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空间。

日本早在1970年就颁布了《著作权法》，该法经过20多次修改，于2001年10月更名为《著作权管理法》并开始实施。近来，根据文化产业发展的新形势，日本又制订了多部新的法律，如IT法、知识产权基本法等等，为文化产业发展保驾护航。

内因：坚定不移的文化创新

文化产业发展的好与坏，法律保护、政府支持是一方面，但最根本的，还是要尊重、熟谙和能动运用产业规律来经营文化产业。发达国家文化产业始终坚持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在市场竞争机制下，依靠商业运作，让最好的文化产品流行于市场，为社会认知和接受，继而打动和影响民众。

一是大量采用新技术，保持行业领先地位。以电影为例，在上世纪的经济大萧条时期，美国电影迅速地容纳了全球最领先的技术，为快速发展创造了基础。如1926年华纳兄弟制作了第一部运用了同步音带唱片的长片《唐璜》，1927年第一部有声电影和福克斯的第一部有声新闻片问世，1928年第一部完全有声电影面世，1932年迪斯尼首先使用三带染印法制作彩色影片等。有声电影极大地刺激了美国电影市场，观众蜂拥前往观看这种更加“新奇的玩艺儿”，因此尽管经济萧条，电影业却很繁盛。

今天，美国文化产业依然非常注重加大对科技的投入和应用，网络传输、数字化、通讯卫星、数字电视等高新技术的广泛应用，使美国文化产业拥有了向全世界扩展的“桥梁”和“利器”。在图书和唱片业，利用因特网技术开发的网上售书业务，极大地促进了产品销量的飞速增长，去年出版的《哈里・波特(7)》在亚马逊的全球预定量达惊人的220万本：百老汇音乐剧的科技含量之高，是许多传统表演艺术根本无法比拟的，其美轮美奂的场景，高品质的灯光和音响效果，让人仿佛身临其境，大大增强了艺术感染力：在好莱坞影城和迪斯尼乐园，融现代科技、舞台表演、特技与一身的各种表演惟妙惟肖，惊心动魄，让艺术和科技真正融会贯通、大显神通。高新技术的使用，不仅带来美国文化产业技术上的革命，更加快了产业的发展进程，还带来消费者思想观念上的革新。

二是坚持“内容为王”，推进文化内容创新。创新是文化的本质特征，也是文化富有生机与活力的不竭动力。美国文化在发展文化产业过程中，不断汲取世界其它文化的精华，大胆进行创新，成为世界文化舞台上一支生机勃勃、不断进取的文化力量。《花木兰》、《角斗士》、《3D。勇士》等由外国传统文化改编的好莱坞电影在全球热卖；跨国公司制作的流行音乐大行其道：由国外“进口”的百老汇音乐剧，一年四季热闹非凡，长盛不衰……凡此种种，无不突显美国文化产业的巨大汲取能力，也显示出美国文化产业巨大的内容和形式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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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民营企业家；投资移民；企业家精神；社会责任

中图分类号：F2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21-0080-02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中国民营企业已经是中国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民营企业在技术创新、吸收就业、积极参与市场竞争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对中国市场经济的活力注入了新的因素。但是最近几年尤其是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民营企业家海外投资移民的趋势愈演愈烈，经济、制度环境是其外因，企业家精神的缺失是内因。

一、民营企业家海外移民现状

（一）民营企业家海外移民的现状

中国近三十年来移民潮以北美、澳洲为主。最近几年，澳大利亚对投资移民的财产要求不断地提高，2010年商业投资门槛大幅上升；加拿大移民政策也在调整，2008年以后向投资移民政策倾斜，移民人数不断增长，同时最低投资额度不断上升，由40万加元上升到去年80万加元，2012年7月份，加政府叫停了投资移民；金融危机给美国带来了巨大的创伤，美国政府也加紧了吸引投资移民的政策，2010年6月，美国联邦政府有30亿资金作为贷款群担保，推出了针对美国中小企业借贷的最新“EB5投资移民计划”，引入信贷审核的风险管理模式以规避风险，这一政策使得短期内投资移民美国的人数迅速增加：2007年EB-5获批总人数806人，2009—2011年分别为3 688人、2 480人、3 340人。

（二）民营企业家海外移民的影响

民营经济是市场经济的细胞，对国民经济起着重要的作用，民营经济不仅是经济发展的活力，重要的创新源泉，而且民营经济能吸收闲散的劳动力，对于促进就业，促进社会和谐有着不可低估的力量，是中国经济的重要动力。其次，民营企业家海外移民还会影响市场经济的活力，民营企业积极参与市场竞争，可使企业改善经营管理、进行技术创新，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如果部门都被国有企业垄断，会降低市场的效率。再次，民营企业家大量海外移民影响国内的就业，减少吸收就业的人数，对社会的稳定不利。另外，民营企业家对于国内环境的失望，失去信心，会起到一定的“示范效应”，会降低员工的忠诚度，不利于企业的凝聚力。

（三）民营企业家海外移民的成因

第一，国际投资环境。为了吸引投资移民，美国、加拿大等国都不同程度地调整了移民政策。伴随着全球的经济危机，尤其是美国的次贷危机带来的打击，欧美国家经济一度停滞，这些国家有很强的吸引海外投资的愿望，财富效应使投资移民升温：一方面，金融危机使美国移民政策放宽以刺激本国经济；另一方面，汇率效应使投资移民成本降低。

第二，国内投资环境。为防止经济过热应对通胀压力，国家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伴随着央行的连续加息和存款准备金率的调高，民营企业的融资成本越来越高，生存环境也日益严峻：随着工人工资的不断增加，能源原材料成本的上升，民营企业的生产成本不断上涨，加之，融资渠道单一，导致融资越来越困难；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税负较重。

第三，民营企业家精神的缺失。多数民营企业是家族式管理，经营理念落后，制约、监督机制缺失。民营企业家知识结构和精神境界参差不齐，享受了改革开放带来的机会与红利，不愿去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很难将企业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统一起来。

第四，财产的法律保护的法律法规不健全，尤其是产权制度不明晰，缺乏可行性和可操作性；加之，当前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社会上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仇富现象，民营企业家不满意国家目前对私有财产的保护政策，普遍缺乏安全感，担心政策的变化而危害到自己的财产利益，不利于其财产的保值增值，不利于保障其根本权益。

第五，资本市场没有对民间资本开放，民间资本无出路和投资渠道。民营企业家融资渠道单一，导致部分企业资金链断裂，在国内很难生存；同时国家对民间的资本管制，资本市场不对其开放，这都导致了民间借贷的地下发展，且缺少法律的监督与管制，非法集资高利率借贷，实体经济遭到了进一步的破坏。

二、民营企业家精神的缺失

企业家精神是善于发现和把握机会敢于承担风险和勇于创新。具体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创新精神，创新是企业家精神的灵魂，熊彼特认为创新精神是企业家精神的本质特征，是企业家精神的核心。创新精神反映了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是企业发展的源动力。第二，社会责任感，企业的根本目的是不断地创造更多的利润，满足股东、投资者的利益，同时还要承担对员工、消费者、环境等方面的社会责任。企业的社会责任感不仅是道德范畴，而是影响企业的生存与发展，是企业的一笔重要财富，有助于推广企业的品牌。第三，济世精神，儒家思想中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赋予企业家的责任就是“经邦济世”；19世纪后期兴起了民族企业，著名的企业家、教育家张謇先生提出了“实业救国”的思想。另外，企业家精神还包括合作精神、冒险精神、敬业、不断学习等。

由于国内环境的原因，使民营企业家失去了创新精神、社会责任感和济世精神，片面追求个人的生活品质、财富的积累，忽略了社会责任心和济世的精神，导致大量的民营企业家海外移民，或转做资本市场，不做实业。民营企业家精神的缺失原因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从民营企业内部层面来说，首先，大多民营企业家知识水平比较低，知识结构比较单一，不能根据时代的需求不断地丰富发展自己，不符合当代企业所需的复合型人才。其次，经营管理理念落后，多数民营企业是家族式管理，缺乏现代企业的经营理论，缺失完善的制约、监督机制，往往不能根据市场变化及时调整。再次，精神境界不适应，一些民营企业家缺乏一种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往往是小富即安，不愿为了企业的长远发展去承担风险，使企业停滞不前。

外部环境主要包括：第一，文化因素，儒家思想中的“重义轻利”的思想，道家的师法自然；改革开放后西方的思想被广泛接受，个人利益最大化的驱动，个人主义为中心，导致社会的人格精神在民营企业家心中十分的淡薄。第二，企业创业、经营环境方面，近几年国家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民营企业发展愈发的困难。2009年以后，中国出现了“国进民退”现象，许多民营企业在一些竞争领域被国有企业挤了出来，这种现象在温州普遍存在。这都造成了企业的实体精神在削弱，资本开始逃离实体经济。第三，制度因素，其一，制度体系不合理、不健全。如当前金融体制不是很完善，金融体制的垄断使民间资本无法进入，导致民营企业融资单一，融资难。其二，制度执行未到位。政府出台的针对民营企业发展的政策执行不力，结果民营企业遇到政策的“玻璃门”现象。

三、民营企业家精神的重塑

企业家精神是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对于企业在市场中的竞争，企业的发展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是企业在市场上屹立不倒的重要法宝。民营企业家精神的重塑，不但需要企业家自身的努力，还需要政府、制度的保障、包容的社会氛围。

第一，民营企业自身改善：首先，民营企业家要不断丰富自身的知识水平，不断学习先进的管理理念，做一个新时期的管理者。其次，不断改善企业的管理，如果企业发展达到一定规模可以考虑引进公司治理结构，从根本上解决家族式“一言堂”管理模式。再次，民营企业家要有国家思想，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把企业的发展与社会进步逐步统一起来。

第二，政府应该转变职能，进行行政体制改革，切实发挥在社会职能、公共服务职能方面的作用，真正实现“服务型政府”。改善企业的创业、经营环境，培育企业家的创新创业精神。具体可以做以下几个方面：可以采取结构型减税方针，降低民营企业的税基；政府可以利用利率优惠政策支持民营企业的发展；国家应调整经济结构，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对非国家命脉的领域央企或国企可以进行适当的收缩，国家应当站在公正的立场上支持“民进国退”。

第三，完善法律制度，强化执法政策，充分保护民间资本的合法地位，逐步形成健全的制度环境。首先改革金融体制，建立完善的多层次的金融市场体系，逐步放开垄断，放宽民间资本的市场准入，使民间借贷阳光化、规范化、法制化。其次，要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民营企业家的资产，以保护其合法权益，让民营企业家有安全感、有归属感。再次，加大制度的执行力度，执法部门要依法办事，防止过度执法。

第四，创造一个兼收并蓄的文化环境，营造一个宽容、包容的社会氛围，使社会要形成一个尊重与理解企业家的社会氛围。引导民营企业家把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统一起来，回报社会。要尊重民营企业家的劳动创造和价值选择，要提升民营企业家的社会地位，肯定其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做的贡献。要公平公正地对待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加强市场竞争的透明度，打破市场垄断、行业垄断，畅通要素流通机制，给予民营企业家一个真正施展才能的空间。

通过个人、政府以及全社会的共同努力，营造有利于企业家精神培养的环境，从根本上有制度的保护，才能真正地让有恒产者有恒心，才能改变民营企业家投资移民的趋势，促进中国民营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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