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经济配置资源的方式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计划经济配置资源的方式，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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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公房资源 有偿使用 优化配置

[中图分类号] F123.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437（2013）10-0141-02

在高等教育迅猛发展的同时，教学科研任务也与日俱增，公用房屋资源供需矛盾日渐突出，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制约高校发展的“瓶颈”和高校公房管理工作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笔者认为，通过探索建立科学合理的公房资源优化配置和使用管理制度，将为学校改革和发展带来更加积极的影响。

一、传统管理模式存在的问题

（一）资源分配不均

单纯地依靠统建统分的传统管理模式必然导致公房资源的分配不均、松紧不一，甚至影响学校的正常运行。这种不均衡现象既体现在单位之间，也体现在单位内部教职工之间。有的单位或者个人资源充沛，占有大量公房资源，而有的却资源匮乏，用房情况极度紧张。

（二）使用效率低下

由于传统的公房管理采用无偿使用的方式，这就不可避免地产生“多多益善”的思想。也就是说，不论实际需要与否，都想方设法尽可能多地争取资源，形成公房供给数量远远超过实际需求量的不合理现象。在公房资源普遍紧张的情况下，这种浪费严重、使用效率低下的管理模式更加剧了学校的发展困境。

（三）使用结构不尽合理

由于信息不对称，管理手段缺乏科学化、规范化的指导等诸多原因，高校公房使用结构不尽合理。办公用房挤占教学用房、公共用房替代科研用房等现象时有发生，甚至出现将正常使用的公房对外经营以谋取利益的情况。

（四）调配困难重重

调配困难是公房管理工作中遇到的最大问题。一旦将房屋分配给单位或者个人，就视为“私有财产”，逐渐形成了房屋资产“终身制”、“占有者所有制”的状况。长此以往，公房调配难度越来越大，管理工作就陷入了恶性循环的局面。

二、实行有偿使用管理模式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一）打破传统思想观念，通过有偿使用有效缓解用房紧张局面

长期以来，高校的房屋资产都是由国家拨款新建或调拨无偿使用的。因此，管理人员资产管理意识淡薄，产生重钱轻物、重量轻质、重建设轻管理、重投资轻效益的观念，由此而产生的一系列问题无法得到合理的解决。

制度要变革，观念需先行。通过推行公房有偿使用，可以打破“无偿供给”的观念，重新树立起“有偿使用”的思想。这种资源配置方式的转变，不是简单的再调整和再分配，而是一种机制的转变，是在意识层面上改变人们对公房使用的简单认识和错误看法。增强经济意识、责任意识和资产管理意识，使学校用房紧张的局面得到有效缓解。

（二）创新公房管理模式，通过有偿使用盘活公房资源当前存量

管理要提高，创新是关键。通过推行公房有偿使用，不断改进管理模式，创新管理制度，完善管理手段，逐步建立公房分配和使用的自我约束机制及有效调节机制，可以在学校现有房源的基础上，进一步挖掘公房的潜力，做到主动压缩行政办公用房，尽量满足基本教学用房，适当考虑科研用房，严格控制经营性用房，以此达到有效调整用房结构、规范使用行为、抑制不合理需求、积极盘活房屋资源当前存量的理想效果。

（三）发挥经济杠杆作用，通过有偿使用提高公房资源使用效益

效益要增加，两手都要抓。通过推行公房有偿使用，将行政干预和市场调节相结合，将客观实际需求与市场价值规律相结合，将使用权利和经济责任相结合的方式，逐步探索和完善公房管理和使用制度，最大限度地发挥房屋资产的投资效益，努力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赢。

三、公房资源配置的优化路径

（一）加强宣传动员，统一思想认识

思想是否统一，宣传是否到位，直接关系到改革工作的成效。要通过宣传动员，使全体教职工充分认识公房有偿使用和优化配置工作的重要意义。明确目标，统一认识，将思想提高到为广大学生和教师的切身利益上来，提高到从学校的整体改革和长远发展所产生的深远影响上来，从而关心、理解和支持公房有偿使用工作。只有认识正确了，思想统一了，才能避免和减少阻力和障碍，更加顺利地开展工作。

（二）转变更新观念，强化经济意识

深入推进公房有偿使用和资源优化配置工作，是对沿用了若干年的计划管理模式的彻底变革。这种改革不仅仅是由简单的行政管理模式转变为经济管理模式，更重要的是一场思想的转变和观念的更新。关键是要打破旧的“供给制”观念，转变对公房资源管理和使用的传统认识，建立全新的公房使用和管理模式。

转变思想，更新观念，说到底就是要牢固树立有偿使用的管理理念，强化经济意识和经济责任，按市场价值规律办事，用经济杠杆的强大动力助推高校公房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管理工作。这种理念的转变，既有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又有利于提高公房的使用效益，避免国有资产的“隐性”流失，从而更好地为教育事业的发展服务。

（三）坚定改革信心，狠抓落实执行

大力推进公房有偿使用和优化配置改革工作，需要全体教职员工坚守改革信念不转移、坚定改革信心不动摇、推进改革步伐不退缩。要凝聚各方智慧和共识，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坚定改革的信心和勇气，齐心协力谋划改革思路，万众一心落实改革方案。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更加坚定信心和决心，提供更加和谐的环境为改革顺利实施做好支持和保障。

强化执行，狠抓落实，才能把制度变成实践，把目标变成现实。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就要在制度落实和执行上下工夫。管理部门要提前做好落实执行的各项准备工作，其他相关单位也应该大力支持配合，积极参与到公房改革工作中去，在学校宏观政策和制度的基础上，结合本单位实际制定具体详细、操作性强的实施细则和实施办法，将制度的积极效果真正体现在工作执行力上。

（四）摸清资产家底，准确分析需求

做好公房优化配置，必须对学校所有房屋资产进行全面细致的检查核实，摸清资产家底，掌握资产状况，这是做好公房资源优化配置的基础和前提。重点是对公房面积、建筑时间以及房屋结构，尤其是对房屋地点、使用性质和使用现状进行核实及清理。在此基础上，对房屋资产进行登记建账和分类整理，逐步建立和完善数据化档案资料，为公房管理和优化配置提供准确翔实的客观依据。

在学校现有房屋资源总体存量的基础上，还要准确分析各单位实际需求情况。这种需求分析既要考虑各单位的师生人员规模，又要考虑科研任务和实验工作量；既要兼顾学科专业特点，又要统筹单位性质差异。综合考虑以上因素后，再分别制定相应的标准和调节系数。只有这样，这种资源配置手段才能具有合理量化的理论指导和科学依据，才能更符合客观实际需要。

（五）建立信息系统，实现动态管理

高校公房资产数量大、分布广、情况复杂多变，建立信息管理系统成为加强和改进公房使用及管理的必然选择。在设计层面上要注重科学性和实效性的结合，同时也要注重现实性和前瞻性的结合。在操作层面上，既要讲求对内信息的保密性，也要讲求对外信息的公开性。在系统建立的过程中，要充分利用创新思维和先进技术手段，切实将系统建设成为能为管理工作带来实效的平台和载体。

建立公房资源信息管理系统，目的是要提高公房的使用效益，实现公房配置和使用的动态管理，更好地为学校教学和科研服务。通过网络管理系统，利用信息化手段，可以使公房资源的申请、审批、查询、登记和调配等程序办理更加简化，增加管理工作的透明度，可以为日常工作带来便利，并发挥协调监督作用，促进公房资源的科学有效管理。

[ 参 考 文 献 ]

[1] 易国顺，赵邦枝，周承早，杨兵.高校公用房产资源优化配置的研究与实践[J].实验技术与管理，2010，（10）：167-170.

[2] 童燕青，曾胡强，胡继英.高等学校公共用房有偿使用的思考[J].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4）：77-79.

[3] 李刚，赵曦，王艳，李秀荣，关术勇.高校公用房管理模式优化初探[J].黑龙江教育，2008，（7）：155-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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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市场经济;高等教育;财政体制

    高等教育财政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我国财政体制和高等教育管理体制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与此相适应,我国高等教育财政体制也发生了一系列深刻变革。探讨高等教育财政体制改革与发展市场经济的内在联系,对深化高等教育财政体制改革,促进高等教育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高等教育财政体制及其弊端

    计划经济最基本的特征之一就是按照政府制定的计划进行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配置。由于高等教育担负着为社会经济发展培养高层次人才的职能,在计划经济条件下,高等教育系统是政府的整个计划体制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其运行机制大致如下:政府首先制定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计划,然后计划部门据此来确定人才需求计划,制定高等教育事业发展计划和高等院校的招生计划,财政部门再根据招生计划的定额确定高等教育的拨款计划。高等学校必须根据政府有关部门的计划要求来确定自己的工作计划、用人计划、课程设置计划和教学计划。经过按计划培养过程,国家再制定高等院校毕业生分配计划,用人单位根据国家计划接受统一分配的学生。[1]在这种体制下,国家包揽高等教育办学。财政拨款是高等教育经费的唯一来源,这种高等教育财政体制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实行“统一列支、分级管理”的体制。在过去的计划经济条件下,我国的财政体制是高度集中的。中央政府和各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被称为“统收统支”,各级地方政府都没有自己的独立核算。中央政府集中全部的财政收入并制定一个包括全部下级政府的统一预算。这种财政安排也将教育部门包括进来。教育经费列入国家预算,由国家财政统一列支,实行统一领导,中央、省(直辖市、自治区)、县分级管理的体制。财政部根据教育部和国家计委提供的教育事业发展计划,按照“定员定额”的核算办法分别给各部门、各地区核定教育经费。中央各部委所属院校的经费由财政部拨到有关部委,然后再经过各部委下达到学校。地方所属院校的经费由地方财政部门根据中央财政部下达的经费指标,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安排管理。

    第二,高等教育经费的使用实行“专款专用、结余上缴”的原则。财政部在按照“定员定额”法核定高等教育经费的同时,对经费的使用范围实行严格的限制,即“专款专用、结余上缴”。“定员定额”法核算教育经费,包括两个部分:(1)教职工人员经费开支,其中有标准工资、补助工资以及职工福利费三项;(2)学生经费开支,其中包括公务费、业务费、设备购置、修缮费、助(奖)学金。此外,还设有一些专项拨款。[2]这种拨款方法保证了人员经费的开支,但在制定各项经费开支标准的同时也限制了其使用范围。例如,教学业务费不能用于教学设备购置,行政公务费不能用于教学业务,造成了学校有限资金的分散、割裂。学校对此无统筹安排,降低了资金的使用效率,也缺乏提高经费使用效率的积极性。加上在年终决算后将全部结余款项交回国家财政,高等学校本身缺乏经费使用方面的自主权。许多学校往往是年终决算前“突击花钱”,力求把分到手的钱全部花掉。因此,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经费使用不当,降低了学校的办学效益。

    第三,高等教育经费的分配采用“基数加发展”的拨款方式。所谓“基数加发展”的方式,就是以各校前一年度所得的经费份额为基数,考虑当年度各项发展的需要和国家财力的可能,确定当年的经费分配额度。这是一种渐进式的经费分配方式。这种经费分配方式是以以往的支出结果为依据,而不是基于合理的成本分析之上。在制定预算时,决策机构参照的是往年的支出基数,往年支出越多,可能得到的经费就越多,助长了高校花钱不顾效益,形成学校追求成本最大化的现象。同时,这种经费分配方式缺乏公平、透明的竞争机制,基数的确定主观性因素极大。一些高校对决策部门的影响往往起相当大的作用。事实上,在“基数加发展”的经费分配模式下,各高等院校学生人均经费差别较大。

    这种高度集中的高等教育财政体制曾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也带来一些弊端。

    第一,在计划经济条件下,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受到国家财政及指令性计划的严格约束,高等院校的一切活动必须以按计划分配的资源为条件。学校缺乏主动筹集经费的自主权和积极性。由于国家财力有限,在这种体制下只能为很少的一部分人提供进入高等院校学习的机会,远远不能满足社会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所带来的日益增长的对各种专门人才的需求。此外,高度集权的高等教育财政体制不利于发挥地方投资办教育的积极性,影响了地方高等教育的发展。

    第二,中央各部委根据行业的发展计划和相应的人才需求计划设置为本行业服务的高等院校,促使各部门所管辖的高等教育机构自成体系,搞小而全,院校和专业重复设置,造成了我国高等教育的“条块分割”和“部门分割”。高等教育成了部门经济、产品经济的附属物。同时也造成了部门之间、行业之间高级专门人才分布不合理和高等教育科类、专业分布不合理状况。重视人才培养的部门给所属高等院校的投资就多,反之,投资就少。这样逐渐形成的人才拥有和培养状况不平衡,导致人才供求矛盾尖锐化,造成人力、物力、财力资源的浪费。

    第三,部门投资和部门办学导致专业设置过窄,培养的学生理论基础薄弱,知识面不宽,适应性不强。此外,人才的培养与分配为投资部门所有,不利于人才的合理流动,所带来的人才积压、用非所学、高才低用、近亲繁殖等消极后果也很严重,使国家有限的高等教育投资得到的宏观效益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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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产权制度；信息机制；激励机制；竞争机制；

中图分类号：F127.63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5）013-00000-02

一、概述

中国在发展的道路上一直是不断探索不断变革。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实行，中国的经济才放开了脚链，大步前行。从纯粹的公有制转变为公有制为主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所有制结构，纯粹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系列的转变使得中国的经济焕发出新的生机从而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改革开放的重头戏就是所有制和经济体制改革，因而可以说，正确且成功的体制和制度改革促成了改革开放的成功。随着改革开放的成功，同时也是制度变迁引起经济增长的成功经验，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制度创新或体质转变对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起到的重要作用，因而本文从新制度经济学角度出发，从制度和体制的变革入手，探寻改革开放的成功原因，并为正在进行的新一轮的推进提供借鉴。

那么改革开放是如何通过体制转型取得促进经济迅速发展结果的呢？如果能够找到相关措施的作用机理，那么我们就可以相应的从这些作用机理入手，寻找到促进新一轮成功的措施。

二、改革开放的成功

70年代末期，中国步入了波澜壮阔的经济体制改革大潮。于是不可避免的，改革将体制问题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现实地联系在了一起，使人们逐渐认识到制度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制约作用，于是把体制因素纳入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理论研究中。

改革开放的突出特点是如何将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现代化市场经济体制。即如何让一个利益趋动的自主经济替代命令趋动的统治经济，让经济性的市场信号引导为主的资源配置方式代替行政性计划指令为主的资源配置方式。那么为什么这种改变可以使得原来效率低下的生产变得充满活力并促进了中国的巨大发展呢？首先，是产权制度的变更起到的作用。我们可以从农村的经济体制改革研究这一问题。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至今建立和实施了以农村为核心的农地产权制度安排。这一项改革的实施，改变了农地所有权、经营权、收益权等各项权能集于一身的状况，农地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分离，从而使得集体组织与农户之间的劝、责、利关系得到一定程度的明晰。农户获得了土地的使用权、经营权和收益权，因而自动建立起了“多劳多得”的激励机制，极大地克服了农地集体产权制度下农业生产所面临的严重的外部性问题以及生产缺乏积极性的问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的到了空前的释放，从而使农村的经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我们看到，产权制度的变更激发了农地的发展潜能，原因在于产权制度的变更方向是将产权的组成进行了分离，将经营权和收益权分给农户，使得农业生产者在生产中的各项劳动与最终的劳动成果及其分配直接挂钩，从而对农业劳动者起到了最大的激励作用，努力工作，“交够了国家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劳动越多，劳动成果越多，农户得到了自我价值实现的认可，生产积极性便会提高。

因此，我们看到了产权制度的明晰化对于生产力的激发作用，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考察一下激励机制、信息机制和竞争机制的促进作用，事实上就是考察市场的作用。

我们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方面，来考察市场的优越性。前文提到，改革开放所推行的市场化，不能单纯的理解为以市场代替计划，而是一个用利益驱动的自主经济替代命令趋动的统制经济、用经济型市场信号引导为主的资源配置方式替代行政性计划指令为主的资源配置方式的过程。

国有企业是计划经济下的典型部门，国有企业改革始终处于中国经济改革的中心地位，我们通过企业改革来研究市场机制的作用。改革过程历经20多个年头，通过国家向企业放权让利，增强了企业自我激励、自我发展和自我约束能力。在市场信号的诱导之下，他们可以自主的决定投资，从而推动了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进一步促进了经济的快速有效的发展。

国家的放权让利，使得企业自增加，使得国有企业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企业，从而激发了企业的创造力和努力经营增加经济效益的动力，并且，在市场的价格及其他信息机制的引导下，自主决定资金投向，从而优化资源配置效率，使得国民经济健康快速发展。

另一方面，企业改革的又一着手点在于双轨制使得乡镇企业、“三资”企业等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得到了激发，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与国有企业形成了竞争关系，在竞争的压力之下，国有企业的发展又得到了进一步的激励和促进。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通过明晰农地的产权制度，激发了农村的生产效率提高，通过企业制度改革（包括国有企业的放权让利，非国有企业的广泛发展）使得企业从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过渡到存在于一个有激励机制激发动力、信息机制引导资源配置、竞争机制引发高效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我们可以从农地和企业这两个改革开放的缩影中看到产权制度明晰化和市场机制（包括激励机制、信息机制、竞争机制）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巨大作用。因而可以设想，新一轮的，可以从产权制度和市场机制两方面着手。

三、新一轮的推进

经过上述讨论我们知道，一方面要完善产权制度，另一方面要充分运用市场机制。

土地使用是否经济而合理，除了土地的占有制度外，主要取决于是否具有符合现代商品经济发展要求的产权制度，即所有者、经营者乃至使用者之间所形成的产权关系的明确化程度。我国的土地公有制的建立已经有30多年的历史，但从我国土地制度的内在矛盾和缺陷来看，土地生产力不高问题的根源不在于土地公有制本身，而是产权制度不合理。是中国缺少符合商品经济发展的土地产权制度导致了土地公有制未能充分发挥优越性。因此，关键任务在于，在土地公有制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深化土地所有权、经营权和使用权的分离，并且严格界定各财产利益主体的权力、责任和利益，形成各利益主体之间的经济的和法律的关系及利益约束关系。随之在确立新型产权关系的基础之上，建立一系列的相关制度，如土地有偿使用制度、土地流动及转让制度和土地收益分配及土地投入制度。产权明晰、制度完善之后，可以使责任与利益细化分摊到个人或家庭，不会出现过度开垦，过度种植等外部性问题，明晰的产权为土地要素的合理高效使用创造了条件。

另一方面，在明确了产权制度的基础之上，让土地的使用权、收益权逐步进入市场，即在土地公有制的基础之上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来配置土地资源。首先，建立土地有偿使用制度，可以保证土地所有权主体享有土地收益，使全体公民作为土地的所有者，其所有权得到经济上的实现；第二，明晰的产权制度使得让土地要素在市场上流转成为可能。土地流转的市场化可以使土地要素的资源配置合理化和最优化，市场是掌握信息最完善的一方，它可以使要素的流动最符合经济发展的需要，从而调节土地的供求矛盾，合理配置资源，从而提高土地的使用效率；第三，产权制度明晰后，可以放开土地抵押限制，从而可以是土地作为资本融通的工具和途径，从而促进非实体经济的发展。

当然，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市场化到什么程度才是效率高于政府的究竟该如何判断，这个过程也就是以市场化的方式配置资源的限度应该如何把握才能推动土地的正确转向也是问题的关键。

市场化的限度实际上是市场与政府的边界，在改革的推进中，要注意市场交易与政府交易，交易费用的比较以及资源配置效率比较。如果市场交易替代政府交易进行同样的活动，可以带来交易费用的下降和资源配置的改进，即收益大于成本，则市场化是有效的。这就是市场化的限度。以市场化的限度为标准并且加之政府的监督管理才能保证往最有效率的方向发展。

2013年5月，短短一月内国务院三次提及简政放权。总理提出，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把该放的权力放掉，把该管的事务管好，把错装在政府身上的手换成市场的手，这一自我革命，不仅对于政府自身来说是提高职能效率的良好契机，也是充分发挥市场各项机制，运用市场的力量激发社会发展活力的重要时机。相信在“简政放权”政策的指导下，我国新一轮将会面临崭新的局面。

参考文献：

[1]杜威漩.论中国农地产权制度的变迁――以农地的建立和变迁为例.2009.

[2]高尚全.土地制度改革的核心是建立新型的产权制度.1991.

[3]李萍.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制度的重要性.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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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财政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我国财政体制和高等教育管理体制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与此相适应，我国高等教育财政体制也发生了一系列深刻变革。探讨高等教育财政体制改革与发展市场经济的内在联系，对深化高等教育财政体制改革，促进高等教育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高等教育财政体制及其弊端

计划经济最基本的特征之一就是按照政府制定的计划进行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配置。由于高等教育担负着为社会经济发展培养高层次人才的职能，在计划经济条件下，高等教育系统是政府的整个计划体制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其运行机制大致如下：政府首先制定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计划，然后计划部门据此来确定人才需求计划，制定高等教育事业发展计划和高等院校的招生计划，财政部门再根据招生计划的定额确定高等教育的拨款计划。高等学校必须根据政府有关部门的计划要求来确定自己的工作计划、用人计划、课程设置计划和教学计划。经过按计划培养过程，国家再制定高等院校毕业生分配计划，用人单位根据国家计划接受统一分配的学生。[1]在这种体制下，国家包揽高等教育办学。财政拨款是高等教育经费的唯一来源，这种高等教育财政体制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实行“统一列支、分级管理”的体制。在过去的计划经济条件下，我国的财政体制是高度集中的。中央政府和各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被称为“统收统支”，各级地方政府都没有自己的独立核算。中央政府集中全部的财政收入并制定一个包括全部下级政府的统一预算。这种财政安排也将教育部门包括进来。教育经费列入国家预算，由国家财政统一列支，实行统一领导，中央、省（直辖市、自治区）、县分级管理的体制。财政部根据教育部和国家计委提供的教育事业发展计划，按照“定员定额”的核算办法分别给各部门、各地区核定教育经费。中央各部委所属院校的经费由财政部拨到有关部委，然后再经过各部委下达到学校。地方所属院校的经费由地方财政部门根据中央财政部下达的经费指标，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安排管理。

第二，高等教育经费的使用实行“专款专用、结余上缴”的原则。财政部在按照“定员定额”法核定高等教育经费的同时，对经费的使用范围实行严格的限制，即“专款专用、结余上缴”。“定员定额”法核算教育经费，包括两个部分：（1）教职工人员经费开支，其中有标准工资、补助工资以及职工福利费三项；（2）学生经费开支，其中包括公务费、业务费、设备购置、修缮费、助（奖）学金。此外，还设有一些专项拨款。[2]这种拨款方法保证了人员经费的开支，但在制定各项经费开支标准的同时也限制了其使用范围。例如，教学业务费不能用于教学设备购置，行政公务费不能用于教学业务，造成了学校有限资金的分散、割裂。学校对此无统筹安排，降低了资金的使用效率，也缺乏提高经费使用效率的积极性。加上在年终决算后将全部结余款项交回国家财政，高等学校本身缺乏经费使用方面的自主权。许多学校往往是年终决算前“突击花钱”，力求把分到手的钱全部花掉。因此，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经费使用不当，降低了学校的办学效益。

第三，高等教育经费的分配采用“基数加发展”的拨款方式。所谓“基数加发展”的方式，就是以各校前一年度所得的经费份额为基数，考虑当年度各项发展的需要和国家财力的可能，确定当年的经费分配额度。这是一种渐进式的经费分配方式。这种经费分配方式是以以往的支出结果为依据，而不是基于合理的成本分析之上。在制定预算时，决策机构参照的是往年的支出基数，往年支出越多，可能得到的经费就越多，助长了高校花钱不顾效益，形成学校追求成本最大化的现象。同时，这种经费分配方式缺乏公平、透明的竞争机制，基数的确定主观性因素极大。一些高校对决策部门的影响往往起相当大的作用。事实上，在“基数加发展”的经费分配模式下，各高等院校学生人均经费差别较大。

这种高度集中的高等教育财政体制曾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也带来一些弊端。

第一，在计划经济条件下，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受到国家财政及指令性计划的严格约束，高等院校的一切活动必须以按计划分配的资源为条件。学校缺乏主动筹集经费的自主权和积极性。由于国家财力有限，在这种体制下只能为很少的一部分人提供进入高等院校学习的机会，远远不能满足社会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所带来的日益增长的对各种专门人才的需求。此外，高度集权的高等教育财政体制不利于发挥地方投资办教育的积极性，影响了地方高等教育的发展。

第二，中央各部委根据行业的发展计划和相应的人才需求计划设置为本行业服务的高等院校，促使各部门所管辖的高等教育机构自成体系，搞小而全，院校和专业重复设置，造成了我国高等教育的“条块分割”和“部门分割”。高等教育成了部门经济、产品经济的附属物。同时也造成了部门之间、行业之间高级专门人才分布不合理和高等教育科类、专业分布不合理状况。重视人才培养的部门给所属高等院校的投资就多，反之，投资就少。这样逐渐形成的人才拥有和培养状况不平衡，导致人才供求矛盾尖锐化，造成人力、物力、财力资源的浪费。

第三，部门投资和部门办学导致专业设置过窄，培养的学生理论基础薄弱，知识面不宽，适应性不强。此外，人才的培养与分配为投资部门所有，不利于人才的合理流动，所带来的人才积压、用非所学、高才低用、近亲繁殖等消极后果也很严重，使国家有限的高等教育投资得到的宏观效益不高。

二、我国经济体制的转轨和高等教育财政体制改革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基本区别就在于资源配置方式不同。前者是严格按照政府制定的计划对社会资源，包括人力、物力、财力等进行配置，后者则是在政府的宏观调控下，按照市场的供求规律对社会经济资源进行配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应符合三项基本的原则：（1）透明性原则，即资源配置的标准和机制应确定且公开；（3）公平性原则，即资源配置要使各院校和不同社会群体得到公平的对待；（3）效益性原则，即资源配置要有利于激励高等教育系统在资源筹集和使用方面提高效益。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我国原有的在长期的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高等教育财政体制已不能适应新形势下高等教育发展的需求，高等教育财政体制改革势在必行。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我国高等教育财政体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第一，高等教育拨款体制的改革。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向富有活力的市场经济转轨客观上要求赋予地方更多自主权，以便各地能够更好地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有效的资源配置和经济发展。这种客观要求反映到财政体制改革上，即由过去中央政府“统收统支”、全国“吃大锅饭”的中央集权的财政体制，改变成中央与地方财政“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分灶吃饭”新体制。按照这种安排，财政收入按来源被分为中央固定财政收入、地方固定财政收入和中央地方共享财政收入。与之相适应，高等教育财政体制也进行了改革。高等教育经费的拨款也相应地由中央和地方两级切块安排，从而改变了原来的由中央财政部门与教育部门联合下达教育事业费支出指标的管理体制。这种高等教育经费拨款的改革，实质是中央财政只负责中央各部委所属高校的经费，地方高等院校的经费需求完全由地方财政供给。[3]在新体制下，中央财政的任务更多是宏观调控和规划。这样就把对地方高等教育的投资和管理的自主权赋予了地方政府，从而调动了地方政府举办高等教育的积极性，使他们能够更好地根据本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对人才的需求，适当调整本地区的高等教育投资，促进高等教育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我国地方高等院校的数目有了明显增长，就是这种扩大地方自主权的改革所带来的成果。

第二，高等学校经费使用制度的改革。富有活力的市场经济资源配置方式不仅要求给予地方政府更多的自主权，而且要求赋予高等院校更多的办学自主权，使得高等院校能够主动适应千变万化的人才市场需求，调整办学方向和专业设置，主动面向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自我约束、自我发展。与此相适应，高等学校的经费使用制度由“专款专用、结余上缴”改为“预算包干，结余留用”。即高等学校按照国家下达的年度预算经费，包干使用，年终结余全部留归高等学校结转下年度使用。这项改革赋予了高等学校在资金使用方面的自主权，形成促进学校提高经费使用效益的激励机制，使得学校能够把提高办学效益同自身利益有机地集合起来，充分调动其主观能动性。

第三，高等教育经费分配方式的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客观上要求资源配置上的透明性和公平性。过去“基数加发展”的高等教育经费分配方式是以以往的支出结果为依据，而不是基于合理的成本分析之上，人为的非制度化因素很多，缺乏透明的公平竞争机制，与市场经济的原则不相适应。因此，教育财政改革的又一主要方面就是经费分配方式的改革，即由“基数加发展”改为“综合定额加专项补助”的高等教育经费分配新方式。这一经费分配方法由“综合定额拨款”和“专项拨款”两个部分组成。“综合定额”指由财务部门和教育主管部门根据培养成本确定教育经费的定额标准，区别各类层次高等院校、各系科和专业，定额标准有所不同。“综合定额”部分包括：教职工人员经费、学生奖贷学金、行政公务费、教学业务费、设备费、修缮费、其他费用等几个项目。“专项拨款”部分是对综合定额的补充，是根据各个高等学校的特殊发展需要，由财政部门和教育主管部门另行单独安排给高校使用的专项经费，包括：专业设备补充费、长期外籍专家经费、离退休人员经费、世界银行贷款设备维护费和特殊项目补助。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工程中央拨款即为专项拨款中的一项。该专项的内容为：从1999年起3年中央财政共安排60多亿元，分别用于支持若干所高等学校和已经接近并有条件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学科的重点建设。该项资金主要用于项目实施中所需支出的人员经费、业务费、设备购置费、修缮费和其他费用。该计划的实施程序为项目单位按有关规定向教育部申请项目预算，报财政部、教育部审批，然后按批准的预算和现行财政渠道请领、使用资金，最后按照有关规定编制项目资金决算。专项资金的管理实行“按项核算、专款专用”的原则。专项资金一经审定，必须严格执行。但是考虑到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工程作为特殊专项，有关学校在报请教育部批准后。可在不改变项目总预算的前提下，结合实际情况，进行部分内部调整，所做调整报财政部、教育部备案。由此可见，为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政府在资金的分配方面给予学校更大的自主权。

总之，“综合定额加专项补助”的拨款方式基于对高等院校的初步成本分析，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高等院校的成本行为规律，在透明性和公正性方面都有明显进步，体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尽管这种拨款方式仍然存在着不少的缺陷，毕竟这一改革是一个历史的进步。

第四，高等教育经费来源结构的变革。在过去的计划经济条件下，政府拨款是高等学校经费的唯一来源。个人和企事业单位从高等教育中获得的收益是统合在整个国家利益之中的，其相对独立的经济收益并未显露出来。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个人和企事业单位成了相对独立的利益主体。国家的分配指导思想发生了重大转变，国民收入分配向企业和个人倾斜，由原来的藏富于国转变为藏富于民。政府财政收入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相对下降，从1978年的31.25%下降到1995年的10.7%.虽然到1999年逐步回升到14%[4]，但是仍在一个较低的水平。国民生产总值分配到个人的比例从1979年的45%上升到1998年的68%左右。在这种情况下，再单纯依靠国家财政拨款统包高等院校的全部办学经费是不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现实的。按照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民收入分配的新格局，按照市场经济的“受益者应根据其支付能力分组成本”的原则，改革过去那种单纯依赖国家拨款的高等教育经费来源结构，多渠道筹措高等教育办学经费，成为不可避免的历史选择。通过十多年的改革实践，我国已经形成了“财、费、税、产、社、基、科、贷、息”等九个高等教育经费来源渠道。“财”是指国家财政拨款。高等教育投资不仅可以为受教育者个人带来收益，而且可以为全社会带来很高的社会收益。政府是全社会的代表，其拨款应该成为高等教育经费来源的主渠道。“费”是指高等学校向学生收取的合理学费。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劳动力的市场化，高等教育的个人收益率明显提高。学生作为高等教育的受益者分担高等教育的部分成本是必要的和可能的，也是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税”是指企事业单位等高等教育的受益者根据《教育法》规定交纳的用于高等教育的税费或税收性质的资金。“产”是指高等学校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从校办企业取得的收入。“社”是指作为高等教育受益者的社会各界向高等学校提供的捐赠。“基”是指各种教育基金所形成的收入。“科”是指高等学校通过承接科研课题，或与企事业单位进行科研合作，提供科技开发、科技咨询、科技成果转让等服务所取得的收入。“贷”是指高等学校按照国家政策通过金融机构获得的用于学校发展的贷款。“息”是指高等学校按照国家政策对临时沉淀的资金进行合理的管理运作，从资本市场上取得的利息收入。这些经费来源渠道以及各个渠道所占的比重也在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不断变化着。

第五，与高等教育拨款渠道相关的管理体制改革。在过去的计划经济条件下长期形成的管理体制、财政体制导致了高等教育的“部门分割、条块分割”，部门之间人才分布不合理，以及人才难以流动的现象。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国高等教育的管理体制按照“共建、合作、合并、调整”的方针进行了改革，即采取共建共管、合并学校、化转为地方管理、合作办学等多种方式对公办高等院校进行调整。截至2000年8月，全国共有600多所高校合并组建为200多所。原国务院50多个部委直属的400多所高校除极少数改为教育部管理，多数院校下放地方或实行中央与地方共建，以地方为主，绝大多数中央部门不再办学。[5]条块分割的办学体制被彻底打破。与此相适应，高等教育财政体制也发生了变化。这些学校的经费来源仍由中央财政支付，地方政府则给予相应资助。

三、深化高等教育财政体制改革，迎接加入wto的挑战

我国加入wto在客观上对建立和完善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必将加快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为应对wto对高等教育的挑战，我们要深化高等教育财政体制改革，不断克服原有计划经济条件下遗留的问题以及在改革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使高等教育财政体制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不断完善。

第一，加大国家财政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力度。加入wto以后，随着中国高等教育市场的对外开放，国外的教育机构和跨国公司将会进入中国这一巨大的教育市场。这就要求我国高等教育树立市场意识，提高竞争力。首先，政府要继续加大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力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使我国高等教育经费来源渠道已初步形成了多元化格局，但是由于政治、经济、文化传统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国家财政拨款仍然是我国高等教育经费来源的主渠道。由于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向企业和个人倾斜，导致教育财政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一直徘徊在2%—3%之间。与国际平均水平相差甚远。为了保证我国的高等教育质量，增强高等学校的国际竞争力，我国政府应积极调整财政政策，加大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力度，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和预算内教育经费占财政支出的比例。要确保实现“三个增长”，即中央和地方教育拨款要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生均预算内教育事业费支出逐步增长，以及教师工资和生均公用经费逐步增长。其次，我们要善于利用国际合作办学的方式，利用国际的高等教育资源，加快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

第二，进一步改革高等教育经费的分配方式。加入wto以后，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高等教育的办学主体、办学形式、办学层次会进一步多样化。不同层次的学校、同一层次不同类型的学校，他们的成本行为是不同的。即使是同一层次、同一类型的学校，由于办学主体不同。国际间的联系不同，成本行为不同。我们要认真研究我国高等教育的成本行为规律、进一步改革高等教育经费的分配方式，使我国的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更加透明、公正和有效，我国目前的“综合定额加专项补助”的高等教育经费分配方式，使高等教育的资源配置在“透明性”和“公平性”方面较过去的“基数加发展”的“渐进式”分配方式有较大进步，体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但“综合定额”是一种以学生数为单一政策参数的拨款公式，过于粗糙，未能全面反映高校的成本行为，也未能反映出高校之间的差别。以学生人数作为唯一的政策参数，学生多则意味着得到的经费多，致使一些高校为获得较多经费不切实际地增加招生人数，扩大办学规模，然而师资力量和教学设备配置跟不上，结果教学质量大幅度下降。为此，我们要改革按学生人数拨款的办法，把教员及其结构、行政管理人员和后勤服务人员、学生数、以及建筑面积等纳入到拨款公式中来建立多政策参数的拨款公式。这将是今后高教财政体制改革的定向之一，也是我国高等教育财政拨款改革的方向。

第三，促使多渠道筹措高等教育经费制度化。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高等教育经费来源多元化要进一步制度化。政府除调整国家财政政策、加大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外，还应该通过立法，通过一定程度的减税和免税政策，鼓励社会各界捐资助学，推动高教事业的发展。高等学校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充分利用人才优势和科技优势，在全面完成教学和科研工作的基础上，广泛开展各种社会服务，拓宽经费来源渠道，使学校创收收入稳步增长。要完善高等教育成本补偿制度，使高等学校的收费较好地反映高等教育的成本和收益。同时学费的制定应考虑中国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人民群众的经济承受能力和心理承受能力、不同地区、不同学科、不同层次，高等学校收费比例有所不同，实施高等教育成本补偿属地化原则。[6]随着我国加入wto，中国经济更深地融入世界经济主流。中国的高等教育与世界经济的关系更加密切，高等教育应积极地组织和利用国际优质资源。与此同时，银行、金融、保险等行业将逐步对外开放，我国的资本市场将更加成熟、规范，在新的条件下能否利用、以及如何利用资本市场筹集教育基金，比如发行教育债券、建立与发展教育投资基金。以及更加积极地开展教育基金保值、增值投资活动是我们需进一步认真研究的问题。

参考文献：

[1]闵维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高等教育运行机制的基本框架[j].高等教育研究，2001，（5）。

[2][3]王善迈，周为。我国高等教育经费拨款体制[j].教育与研究，1991，（4）。

篇5

 

哈耶克是自由学派的代表性人物，其思想涉及多个领域，对计划经济管理体制的批判即是这些领域之一。哈耶克认为社会中的知识是分散的，每个人都掌握着不同的知识，每个人所拥有的知识都仅仅是社会知识的一小部分，在社会中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将全社会的知识都掌握，因此，人的知识和认识能力都是非常有限的。在对市场经济体制进行批判时，他首先对自发秩序(市场经济)和人造秩序(计划经济)进行了区分比较。他认为计划经济是通过人为构建出来的，复杂性程度较高，而市场经济是人与人之间自发形成的，复杂性程度随着自发程度而改变，在计划经济体制中，社会个体需要服从一定的命令，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中，社会个体可以按照一般的规则自由地发挥自己的智慧。哈耶克在比较两种秩序后，从公正、平等、效率三个方面对计划经济体制展开了批判哈耶克的计划经济体制批判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和促进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同时需要注意，哈耶克的批判也存在局限性。

 

一、计划经济体制思想基础的批判

 

哈耶克认为计划经济体制的思想基础是建构理性。建构理性主义者认为人是全能的，对社会各方面的实务都非常了解，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该思想将人抬高到神一样的地位，认为只要通过理性就可以对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进行合理化设计。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人并不是完全理性的，由于知识和认识的范围有限，人们也会犯错误，而且人们所拥有的知识往往是零碎的，也难以进行传递。任何一个人都无法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里对社会任何一件事情了如指掌，因而说人能够对社会各方面都进行合理化设计的说法是不切实际的。哈耶克也对这一思想进行了驳斥，他认为现代社会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系统，在任何的社会活动中都需要大量的知识和技能，而且这些知识和能力是非常零散的，凭借一个人的能力是无法完成对整个系统的运作和设计的。

 

哈耶克强调社会的知识复杂而零乱，这就决定了这些知识并不是存在于某一个人的头脑中，而是分散在不同的社会群体中，同时这些知识往往不具备传播性，即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这种唯一性的方式可以使每个人都能够独立地拥有对这些知识的所有权，这也就是人们所说的自由市场的作用。知识是社会最缺乏的资源，也只有通过市场才能真正实现知识资源的有效配置，也才能真正地发挥每一个人的智慧。哈耶克认为计划经济体制是过分推崇理性的结果，由此构建起来的社会秩序效率是非常低下的，也必然对人类的自由造成破坏，他认为想要充分运用理性，发挥人类的智慧就必须维护自发、自由的市场秩序。

 

二、对计划经济体制公正观的批判

 

哈耶克指出人造秩序强调的是社会的公正，也称之为实质公正，对社会资源按照某种标准进行公平分配;而自生自发的公正观认为公正是建立在人的权利基础上，强调对人的权利的尊重，认为只要人的行为公正便是社会公正。哈耶克对这一观点进行了批判，他认为社会的公正具有较大的危害性，其结果必然会导致政府在拥有强制力的前提下对人民的权利进行践踏。只有程序的公正才能保证人的自由，也适应经济市场的发展，个人行为准则以工作做标杆，属于个体知识的范畴，是人的理性所达不到的，正是因为这一点，没有任何一个人或组织能够对社会的行为负责任。由此产生的结果也并不能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公正。

 

自由主义追求的是正义观，并对这一观念进行全力捍卫，这种观点是一种否定性的观点，即其所告诉人们的不是应该做什么而是禁止做什么，只要人们在规定的范围内行事就符合了这一观点的要求，其结果也就是公正的。在这一过程中，社会人仅仅被告知不应该做什么，而对应该做什么并不知道;而在计划经济者眼中，社会具有高度的制度，以“理性人”的身份存在于社会中，为整个社会的行为标定旗杆，社会比任何一个人都具备超强的智慧和判断力，为所有的个人提供社会活动的方向和指导，并为整个社会群体的利益服务。从这一点来说，“社会”承担的主要是市场个体的权利和责任，因此，在对社会收益进行分配的时候也必须按照“社会主义”的法则来进行，以使社会个体得到公正的待遇。社会权力机构想要实现这一目的，就必须对社会个体的经济活动进行不同程度的干预，并将不同的责任和义务分配给不同的群体，尽管如此，由于权力机构的能力有限，想要将责任和义务分配给适当的人群是非常困难的，因此，在实际分配中并不能按照完全的公正对社会利益进行分配，此时“社会正义”便成为一种指令性的经济，使自由竞争的市场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自由经济主义者认为，在自由竞争市场中，个人的报酬与其自身的付出在价值方面是一致的，而“社会正义”要求的是以正义或更加平等的方式来对社会的利益进行分配，所分配的任务也是与社会个体的品行相吻合的。而哈耶克则认为这一点是不切实际的。如同两个医术不同的医生，其所获得报酬应该是根据为病人提供的治疗来确定的，而不是更好的品行。

 

三、对计划经济体制平等观的批判

 

公平正义中最核心的便是平等，哈耶克站在古典主义的角度对计划经济要求实质平等进行了批判，计划经济要求实质平等的依据是“人人生而平等”的思想，哈耶克首先便对这一思想进行了批判。他认为这一思想是完全错误的，根本无法成立。实际上，人人之间并不平等，对于这一说法，他用生物学的理论进行了解释。他认为每一个新生儿的基因是不同的，由此造成他们的先天构造也是不同的，即具备不同的先天气质，如果让这些新生儿生活在相同或类似的环境中，其长期所养成的性格和气质也产生差异，正是因为这些差异的存在，才使得社会能够平等地对待他们，人与人之间才能做好取长补短，互相合作，因此，“人人生而平等” 的理念是错误的。

 

计划经济体制并不考虑社会个体的差异性，为了追求计划经济的实质平等，使用强制性的手段对经济进行控制。这就好比以家长式的控制能力来决定家庭每一个成员之间的分配额度和比例，并认定其所分配的与个人的付出是吻合的。自此，人们所获的报酬并不再是自由竞争的产物，而是“社会”的强制性认定。而在追求实质平等会阻碍经济发展的这一观点上，哈耶克采取的是反证法，认为不平等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哈耶克指出经济想要获得快速发展，就必须首先使一部分社会个体富裕起来，然后采取跟进和示范的方式来拉动另一部分人群的富裕，而决不能采取平均的方式，即陷入平均主义的陷阱。这就好比一种新开发产品刚上市后价格都比较贵，仅供少部分人群使用，而等到该产品的技术等提升以后，以低廉的成本便可生产该产品，便可以使整个社会都享用到该产品。从这里就可以看出，在计划经济阻碍经济发展的这一观点上，哈耶克是赞同的。

 

四、对计划经济体制效率观的批判

 

效率体现的是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关系，哈耶克对计划经济体制的效率进行了批判，并指出计划经济是一种人造的秩序，而这种秩序的效率是非常低下的，只有市场才能真正使经济效率达到最高。市场经济具备较高的效率的主要原因是该种经济形式具备了竞争和价格这两个最基本的市场要素，现代社会是一个结构复杂、规模巨大、主体众多的结合体，每一个经济体都在自身的活动范围之内，根据自己的选择和需求选择做出自己的经济决策。这种多元化的经济决策通过相互作用反馈到市场中，由此形成了市场中较为抽象的价格信号。而其他的经济体从该价格信号中提取有用的信息，并据此及时调整自己的经济决策，从而使资源达到帕累托最优化效应，实现社会整体资源的优化配置。市场经济中的经济个体可以根据市场竞争状况而形成的价格信号进行搜集并有效判断，这一点比任何政治家所做出的经济决策更加有效。

 

而计划经济者认为管理当局可以将一些分散的个人知识进行广泛的搜集并进行整合，在获取自认为相对完备的知识以后，可以依据这些知识做出合理的经济判断和决策，而哈耶克认为这种想法是极其幼稚的，也是不切实际的。在上文中，已经明确说明管理当局不可能也没有能力将社会上所有的零散的个人知识搜集起来，也并没有能力去充分整合，同时，做出的经济决策也未必是正确的，此外，信息不对称性、传递的滞后性、政策调节活动的滞后等都会使经济决策的作用减弱。市场经济具备较高效率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市场经济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哈耶克认为人性都是自私的，财产私有化能够充分调动人们的劳动积极性，鼓励人们为自身牟利，如此情况下，社会经济发展才具备巨大的活力，经济才会变得蓬勃。如果一个经济系统中不对私有财产认可，则经济如何发展，经济发展的动力在哪里，这些问题都是困扰管理当局的重要问题。

 

在竞争的市场经济中，企业想要在市场中生存并求得更好的发展，则必须对自身的技术和管理进行变革，不断发展新技术，降低生产成本以获得价格优势，而其他一些企业同样基于此目的，不断强化技术变革，如此循环往复，整个社会才会向前发展。而在计划经济的市场体制中，价格都是由管理当局来统一制定，企业无法通过技术和管理手段来获得价格优势，由此企业就会丧失了技术和管理变革的积极性，造成技术落后而成本居高不下的窘境，显然这对社会发展是极为不利的。由此可见，与竞争市场经济相比较，计划经济的社会效率是极其低下的，对社会发展的负面影响居多。

 

尽管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早已为人们所熟知，哈耶克对计划经济体制的批判也得到了诸多学者的认可，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哈耶克的批判在某些地方仍有诸多商榷的余地。

 

第一，斯大林模式具有高度的集权和计划性，与德国的法西斯主义具有相似之处，但这并不能说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等同于德国的法西斯主义，但也不能说斯大林模式就是社会主义模式，斯大林模式是时代背景下的必然选择，由于苏维埃政权面临国内外众多的邪恶势力的威胁，想要保持政权的稳定，只能集权。在二战后，苏维埃政权没有对这一集权进行调整，这就严重阻碍了社会主义的发展，因此，斯大林模式等于社会主义，仅仅是被证明失败了的社会主义模式的一种。

 

第二，哈耶克强调社会法制的重要性，并对政府的权利进行限制，这一点是无可争议的，但是他的思想也具有一定的片面性，他仅强调了法制的重要性，对社会的公平性诉求却忽视了，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处于社会发展的初级阶段，政府除了维护经济、社会秩序以外，还要防范贫富差距过大带来的社会问题。

 

五、结语

 

哈耶克是一个典型的资产阶级的学者，他将毕生的精力都用在对古典主义的自由思想辩护中，由于其意识形态之间的差异性，哈耶克的相关理论存在一些不合理之处。尽管如此，哈耶克仍然提出许多具有实践意义的观点，丰富了人们对于计划经济体制的认可和研究。他对问题的认识和理解方式，都体现着学者的风范，现如今，我国的历史背景、文化内涵和现实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状况都与哈耶克那个时代的背景有着巨大的差异和不同，但是哈耶克所提出的一些观点和分析问题的思路仍然是值得我们借鉴的，例如哈耶克对社会个体权利的关注、对社会传统的尊重和对法制的维护等。自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得到全面发展，各项社会制度和法律都逐步完善，在全面建设和谐社会的今天，我们应该从哈耶克的思想中汲取有价值的思路，充分挖掘指导人类社会发展不受时代背景约束的思想方式和方法，开拓创新，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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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财政本质层次把握财政基本理论

1．对国家本质的再思考

经济范畴是对客观存在的经济关系的高度理论抽象，而财政作为一个特定的历史范畴，也必然随着社会生产方式与社会组织结构的演进而赋予自身以新的内涵。由于对财政分配关系的主体、客体及其相互关系的认识有所不同，便产生了从国家分配论到公共财政以及其间一系列各有侧重的理论观点。然而不可否认的是现实中财政分配的职能是由政府来完成的，由此认识与反思隐含在政府背后的国家本质便成为财政基本理论分析的逻辑起点。

在人类思想史上，对国家本质的认识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思路，一种是建立在个人主义基础上的社会契约论，即认为国家和政府的产生、存在及其财政活动，从根本上看都是私人活动的结果，是无数的私人为了自身的利益达成社会契约的结果。对于后一种观点，西方从马基雅弗利到霍布斯等一些早期的思想家，往往主张个人通过缔结社会契约把权力转让给者，从而更注重国家权威而不是个人自由。后期的洛克、孟德斯鸠则奠定了社会契约论的个人权力至上的思想本性，并导致了当代西方经济学体系从亚当·斯密和李嘉图开始建立和完善。另一种则是以为代表的阶级统治工具论，认为国家的存在标志着阶级和差别的存在，其实质也是由垄断了暴力潜能的国家来监督特定契约的实施。由此，粗略的鸟瞰使我们认识到，对国家本质的分析，事实上就是确认国家与个人、政府与社会谁更优先的问题。从哲学意义上讲，本质是事物的内在联系，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人们要通过事物的外在形式和现象来把握本质，这就受到人类认识能力的限制。而处在社会主义初期阶段的我国，注重从包括国家的“阶级性”、“公共性”在内的多角度来把握国家本质，将对我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产生深远的影响。

2．对财政本质的再思考

财政的本质，是在其复杂的现象形态背后隐含的某种带有集中性特征的分配关系，是一个客观经济范畴。对财政本质的正确认识和理解，对我国市场化进程中财政职能的完善、财政运行模式的优化和财政政策选择都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西方财政理论基本没有过多强调财政本质问题，但对于什么是财政？财政与市场经济的衔接采用怎样的机制？仍比较重视。西方财政理论强调财政是政府部门的公共经济活动，以弥补市场失效为存在前提，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为理论基点。我国财政理论界长期以来比较重视通过对财政本质的研究解决“什么是财政”这一最基本的理论问题，并在长期讨论中形成了“财政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这一居主流地位的结论，即“国家分配论”。而随着我国市场化进程的深化，与“公共财政”相关的理论观点开始对我国财政理论和实践产生广泛影响。“公共财政”主要是借鉴西方财政学只从公共角度对政府收支进行分析，强调政府及其财政必须为市场提供公共服务的问题。由于我国财政理论界长期把二者放在对立面，导致了“国家分配论”与“公共财政论”的理论冲突。然而进一步的思考使我们认识到，二者是具有合理的内在联系的。首先，“国家分配论”科学地反映了公共财政的国家活动本质，提炼出了不同社会类型中财政的共性。而从“国家分配论”所包含的财政运行模式内容来看，也是对计划经济时期财政实践的正确总结，在计划经济时期对指导我国财政活动起了巨大的积极作用。其次，“公共财政”则归纳出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财政一般特征，指出了我国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政府活动的基本原则，是建立合理财政运行模式的出发点。因此，“国家分配论”是“公共财政”的内在本质，而“公共财政”是国家分配的本质观在市场经济背景下的具体化体现，是合理的财政运行模式，二者将统一于我国的市场化进程。

3．讨论财政本质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从哲学的角度来看，事物的本质是使其不同于其他事物的内在的、必然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定性。对本质的把握，是同人类形而上的精神需求相吻合的。由于人们认识能力和角度的不同，事物在客观现实中就表现为丰富多样的存在形态，构成各种哲学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基础。人类只有努力提高形而上的辩析能力，才有可能更为准确地认识事物的本质规律，用以指导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因此，我们只有认清财政的国家分配本质，才能在发展完善中国财政学时坚持不背离社会主义道路，努力增进财政学的科学性，也才能在财政体系的改革中不会用少数人的“公共需求”替代社会公众的“公共需求”；同样，只有理解公共财政是财政本质的合理的具体化运行模式体现，才能使中国财政学的研究主题转移到构建有效的政府对市场的作用机制上来，增强财政学对政府政策选择的理论指导意义，也才能促使政府全面审视与市场的关系，不断进行自我改革，自我革命，真正使自己的活动适应体制转轨的要求，更加重视通过提供有效的“公共产品或劳务”来增进市场的效率，从而提高经济的整体质量。

二、从财政职能层次把握财政基本理论

1、财政职能的理论界定

⑴计划经济条件下的财政职能

在我国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不仅决定宏观层次的资源配置，还直接决定微观层次的经济活动。财政分配不仅要满足国防、教育、行政等公共支出，还要承担国有资本的运营、核算、分配和管理。在这种背景下，理论界对财政职能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概括为“分配、调节和监督”三个方面的职能，其中的分配职能又可分为筹集资金职能和供应资金职能。这种传统的财政职能理论是从社会总产品的扣除理论出发，把财政只限于分配领域的合理界限之内，一方面从财政概念本身进行抽象，认为财政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因而以组织收入和安排支出为核心内容的分配职能是财政的基本职能；另一方面，基于在计划经济条件下，财政是实施指令性计划的工具，因而又强调财政具有调节和监督的职能。

⑵西方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财政职能

西方财政理论主要从市场配置、政府监管出发，把财政同资源优化、收入公平、经济稳定直接相联系，并且作为政府的公共经济活动，贯穿始终。此外，按照西方实行公共财政的要求，财政职能范围所必须包括的主要是资源配置中市场失灵的领域，财政对资源的配置要以不损害市场机制和秩序为准则，这是确定财政活动范围的必要条件。这样，西方经济学家往往以这种思路把现代财政的经济职能概括为资源配置、收入分配、经济稳定三大职能。其中，财政履行资源配置的职能，是由于公共产品或劳务、外部效应和不完全竞争状态的存在；财政履行调节分配的职能，是由于西方国家普遍存在的收入分配不公的现象；财政履行稳定经济的职能，则是由于市场经济不可能自动、平稳的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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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20世纪 新自由主义 市场经济

近代史上一个显著的史实，就是一次世界大战后，自1929年到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所经历的“大萧条”，商品的大量过剩,垄断形式的广泛存在，使古典主义经济学所设想的完全的、纯粹的自由经济处于尴尬境地，以至在一些国家中，如美国，不得不由政府出面，开始奉行所谓的国家干预主义。但这一切是否由市场自身的原因而形成？自由主义还要不要了呢？

19世纪初，德国还是一个政治割据、经济相对落后的帝国。但到19世纪末，经过了一个世纪的变革，废除了农奴制、统一关税、工业革命、建立新的国家制度等，使德国经济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德国的自由主义经济达到了顶峰，在此期间德国一直奉行自由主义经济政策。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现了两种威胁自由的资本主义经济因素。一是垄断加强，卡特尔组织发展迅猛；二是社会主义运动的开展。该运动的矛头直指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在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战争本身的消耗、战败后的巨额战争赔款使德国经济走向崩溃的边缘，发生了恶性通货膨胀，以至至今善于总结历史教训的德国对通货膨胀还心有余悸。后期，德国的统治者希特勒推行了“军事计划主义经济政策”，也对德国经济发展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和制约，非常具有爱国情怀的德国学者对此忧心忡忡，自发形成了以欧根为核心的包括经济学和法学的学术群体，同时该群体对外部的一些学者也有一定的影响，比如被称作“社会市场经济之父”的艾哈德。他们把自己的理论称为“社会市场经济理论”。它既不同于传统的经济自由主义，又不同于各种形式的国家干预主义。他们认为，政府的责任不应该是直接干预私营企业的经济事务，而必须是制订和执行私人经济活动所应遵守的规则，鼓励竞争，为市场经济的顺利运行创造适宜的环境。当经历了从20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以艾哈德为代表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同社会内的凯恩斯主义者所展开了的激烈论战后，新自由主义成为德国的主流派。“西德奇迹”创造了新自由主义取得成功的范例。其中尤其需要特写的一点是，新自由主义流派的学者们提出了“自然秩序和人为秩序”，认为人为秩序要符合自然秩序。想要“寻找合乎人和物的本质的秩序”，“赋予新的工业经济一个有运行能力的合乎人的尊严的持久的秩序”。他们首先提出“经济秩序的差异是什么？”的问题，然后进行了比较找出优缺点，最后提出解决问题的策略。他们人为经济秩序存在两种，即集中领导型（封建采邑经济、埃及法老奴隶制经济、希特勒军国主义经济、前苏联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交换型经济。前者具有完整的计划，直接配置资源；后者则是个别的计划。两者的区别主要在于“如何决策，如何获得信息”。前者的弊端在于由于中央机构的决策的目的与消费者决策的目的是不同的所以存在大量的浪费；后者的弊端在于自由竞争必然导致生产联合，然后又必然导致垄断联盟。同时又说用中央计划的方式代替交换经济的方式不仅起不到积极作用，反而更促使经济进一步恶化。单纯的走两条道路是不行的，只有走“第三条道路”。“第三条道路”是：首先建立竞争秩序，要对竞争进行保护、鼓励。表现为三条:1.建立一个有运行能力的完全竞争的价格体系――由市场供求自己形成价格体系，而不需要国家的干预;2.建立稳定货币币值的货币体系――不要由于币值的升降而影响价格来误导消费者的决策;3.生产资料私有制――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第二是建立维护竞争的秩序，使弱者能维持继续竞争。以上就是弗莱堡学派的基本观点。后来被时任总理的艾哈德作为政策的理论基础付之实践，为德国赢得了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奇迹”。弗莱堡学派的观点显然是自由主义的，也就是说，发展经济还需要“自由主义”，但我们不难发现这个“自由主义”较以前有了新的变化与发展。

第一，他们提出了对经济秩序的研究，所谓秩序也就是资源配置方式，第一次划分出两种资源配置方式，以及其区别、优缺点。这是以前不多见的，引起了人们对资源配置方式这个问题越来越大的关注，这同时也是针对当时社会主义运动的高涨，前苏联在大萧条过程中的经济发展和军国主义计划经济中出现的以国家配置资源为手段的方式而着重提出来的，后来两种资源配置方式的区别甚至一度演变成不同社会制度的分歧。自由主义学者明确了自己的观点，认为单独使用任何一种方式都会把经济搞糟，是不行的，只有走“第三条道路”。

第二，对自由的理解由无序的自由变为有序的自由。自由竞争阶段的自由主义是无序的，也许因为是在资本主义上升阶段还是刚从封建社会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在强烈的管制和压抑下追求的“自由”必然是无条件的、绝对的、纯粹的，而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逐渐趋向理性化，而且其自身的矛盾不断暴露比如垄断的广泛存在，破坏了原来的无序的自由主义存在条件，使其必然重新理解自由主义的含义，重新制定政策来迎接经济现实的挑战。但他们又不会完全的去管制经济，而放弃自己自由经济的信仰，一切的政策还是基于让市场自由调节配置资源，只是需要维护经济自由发展，即能够使价格由市场自发形成，保持稳定的货币币值使消费者不被误导，另外要有保障私人的财产制度。

第三，反对垄断，主张对竞争的保护和维持即使国民经济在一个可持续的竞争环境中发展。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自由必然导致生产的联合,生产的联合又必然导致垄断的出现, 而垄断是德国新自由主义所要规避和排除的,他们不但要排除私人垄断,更要反对社会组织的垄断(例如工会组织就是对劳动市场的垄断)。这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学家对垄断问题认识的一个飞跃，他们开始正视自由经济存在的问题，而不认为自由主义经济一直是一副优美的田园风光画。

第四，从对劳动者的保护的角度提出了累进税等减少两极分化的措施。要实现劳资的合作，实行“经济人道主义”，提出工人和资本家是社会伙伴，因此经济的发展需要劳资双方的合作。同时，认为实现经济人道主义的实现途径是国家通过税收政策，调整由市场引起的收入的不公平，从而实现公平分配。这也是面对工人阶级日益壮大，减轻社会压力，缓解社会矛盾的手段，在工人阶级没有形成一定的力量时即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是没有的。

第五，主张国家从上层建筑的角度，即法律制度等方面来对经济有所作为。新自由主义的国家观较以前的国家观有区别的。亚当・斯密主张“小政府”，而且政府仅仅就是“守业人”的角色，即只是维护国家不受外国侵略，保障社会安定而已；新自由主义学者认为除此之外国家还要维护社会经济的正常运行，而且是通过上层建筑即法律的手段来保障，而不是直接用经济的手段来干预，强化了依法治国的重要作用，为经济发展铺垫了良好的环境，同时又保障经济是自由的发展。

理论只有见之于实际才能放射出巨大的光芒。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最初20年，新自由主义一直是西德的政府的指导思想，以至后来为德国带来了“经济奇迹”。研究外国的经济思想关键是看能否为我所用，能否借之以促进我国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这项关乎国计民生的伟大事业。那么，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思想对我国有何借鉴意义呢？我国经历了建国初期一直到改革开放之前的完全的指令性计划经济，在跨越那段特殊的历史时期之后，实践证明计划经济是不利于经济的长足发展的。当前，我们搞的是市场经济，正在进行的是市场化改革，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同时也存在大量的问题。新自由主义的思想也许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就自由主义的三大特征来说，它描绘了市场经济基本特征即要求市场自主形成价格；要求稳定的货币币值；保护私有财产即激励制度。仔细想一想我国现存的问题基本都是由于这三个方面没有做到位。随着我国进入WTO以后，与世界经济联系的更紧密了，对于国际上通用的准则和模式我们必须适应，否则就会因为无法融入经济一体化的浪潮中而导致边缘化，是否是市场经济国家是进入WTO的一道重要门槛，我国虽说已是市场经济国家，但是只有不断深化对市场的认识才能促进经济的持续、健康、快速的发展。20年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市场化搞得越好，经济就越发展。美国商务部提出了市场化进程的标志：货币的可自由兑换程度；企业劳资双方进行工资谈判的自由度；设立合资企业或外资企业的自由度；政府对资源的拥有和控制及分配程度；企业生产和定价的程度。从这些仍然可以闪烁出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理论光芒的“标志”中我们得到的正是我们所需要的。

参考文献:

[1]何正斌:《经济学300年》.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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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内涵；辨析；再理解

尽管党和国家在政策层面上一再强调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结合在一起的，是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不是只讲市场经济，不讲社会主义，同时强调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然而，长期以来，理论界的主流观点与政策主张却背道而驰。这不仅影响到改革的政策取向，更对经济改革造成不应有的负面效应。在改革开放已走过三十年的今天，有必要重新梳理各种观点，纠正错误的理解和导向，正本清源，在经济学原理指导下，恢复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科学理解。

一、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的不同理论阐释

(一)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不相容的观点

这种观点认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特有的东西，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东西，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是不能共存于一个社会的，因而计划与市场也是不能共存于同一经济体中的。这种理论观点并没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而只有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改革开放以来，持这种观点的经济学者所提出的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实际上一方面把我国经济改革的对象——旧的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计划产品经济体制等同于计划经济。另一方面把市场经济同计划经济对立起来，认为二者是相互排斥、不能相容的，从而将改革的正确方向即由产品经济转到市场经济，错误地改为由计划经济转到市场经济，否定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结合，错误地将计划经济列为否定的对象，实质上主张自由市场经济。在这种教条主义的影响下，或竭力反对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或转而主张搞私有化，认为市场经济等同于私有制。

(二)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不相容的观点

这种观点认为，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格格不入，要发展市场经济必须消灭公有制，实行私有制。该观点认为，公有制经济不具有私有制经济的排他、独占等性质，其所有者是一个抽象主体，产权是不确的。公有制经济的实际经营者只享有从经营中获取利益的权利，而不负有为自身错误决策承担相应责任的义务。因而，公有制经济的实际经营者极易从个人角度出发作出各项决策，而不惜损害所在经济体的利益。并且由于公有制经济的特殊地位，其他所有制经济很难与之公平竞争，市场发挥资源配置作用的平等性和竞争性条件无法满足，自然也无法达到所谓的整个社会利益的实现。而只有私有制经济才是市场经济的天然温床。私有制经济的企业和个人具有完全的排他性和独享性，一切行为以实现自身和增加自身福利为目的，而恰恰在追求自身个人利益的过程中，实现了全社会的利益。这也是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作用机制的主要内容。这种观点的政策主张实质是搞私有化，建立私有制，在改革中的表现就是主张对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改革。

(三)新自由市场经济的观点

新自由市场经济的观点是新自由主义思想体系的一部分，是自由市场经济理论的现代再现。自由主义理论的思想来源主要有三个：一是洛克和密尔的政治自由学说与财产所有权理论。二是启蒙思想家合理的利己主义学说。三是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理论，这是新自由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基础。新自由主义思想和传统的自由主义思想一样重视市场的作用，认为市场是最佳的可自我调节的社会结构。因为，一方面，经济运行是有规律的。另一方面，在自由市场情况下，个人能实现最大限度的自由，市场调节在不受外界干预的情况下能最有效率地满足各方面需求，自动实现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而政府只充当“守夜人”的角色，其干预行为往往会使情况变得更糟。新自由市场经济理论认为，计划经济是市场经济不可调和的对立物，因而建议用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主张实行全面的私有化，认为私有财产制度是自由市场制度的基础。其基本观点和政策主张是：国民经济基本上由市场自发调节，国家实行最低程度的干预，取消国家计划机构，否定国家发展规划；在所有制结构上，取消国家所有制，实行最大限度的私有化，大量吸收外国资本参与私有化改制；在国有企业改革上，主张改掉公有制，实行私有产权制度，最大限度地缩小国有企业涉及的领域和在经济总量中的比重。可见，在新自由市场经济理论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自由市场经济，就是实行全盘私有化的市场经济。很明显，这套改革主张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背道而驰的，应警惕这种观点的不良影响。

(四)以“现代市场经济”取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观点

这种观点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只是宏观调控下的市场经济，不必考虑所有制问题。市场在国民经济资源配置中起基础作用，国家通过财政和货币手段间接参与经济资源配置和国民经济运行。由于“现代市场经济”的核心是竞争机制，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内容就应包括：一是进行国有企业改革，建立独立自主、自负盈亏、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市场主体。二是破除旧的计划经济体制，建立健全现代市场体系。三是建立并完善我国的市场经济法制体系，为市场主体创造一个公平、公正、公开的竞争环境。四是摒弃旧的干预经济发展的行政手段，改用间接的财政和货币手段来调节宏观经济的发展。为此，该观点认为，在实践上的首要任务是实行广泛的私有化，将国有企业私有化或实行股份制，使国家的作用从微观经济运行中逐渐淡出，直至完全消逝。

(五)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解为“社会公平+市场效率”的观点

这种观点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解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一步说就是社会公平与市场效率的结合，即社会公平+市场效率。该观点提出摒弃计划经济而实行市场经济是因为在社会资源的配置上，市场经济比计划经济更具效率。但市场经济在运行中存在市场失灵，进而产生各种社会经济问题，其一便是要素社会分配不公。追求社会公平是社会主义最本质的要求。在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后，必须使社会公平与社会效率完善地结合起来，这就是我国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种观点的影响较大，在很长时间内成为社会上一种主流观点。在这种观点影响下，学术界出现了如各种“社会主义”的定义，主张将“公有制为主体”从社会主义定义中抽掉，提出“普遍幸福社会主义”、“功能社会主义”、“社会公平等于社会主义”、“股份制等于公有制”等概念的现象。这种观点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解为“社会公平+市场效率”，显然是片面的。一方面，混淆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与表象。社会公平和市场效率是一种表象概念，是所有市场经济国家追求的目标或判断国家经济运行水平的标准，但不能成为区别任何两个市场经济国家经济制度不同的判断标准。另一方面，淡化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性即生产资料公有制。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是区别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根本标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基础必须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本质的特征。

纵观以上五种观点可发现，在经济理论史上，长期存在将市场经济与公有制对立起来的观点，这已成为一种教条。整个现代西方经济学都表明：自私经济人是出发点，市场经济必须以私有制为基础。这种教条思想在改革初期表现为社会主义国家排斥市场经济，在改革后期表现为市场经济必然意味私有化，这成为国有企业私有化改革的思想根源之一。

二、科学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

科学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在辨析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与公有制经济、现代市场经济制度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关系的基础上，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内涵进行再理解。

(一)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关系

在我国经济改革过程中，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不相容论一直存在。实际上一些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对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概念及其关系的认识本身就是不正确的。首先，市场经济的概念包括三个层面的内容。第一，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与商品经济没有本质区别，只有发展程度与阶段的不同。厉以宁曾说：“从本质上讲，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是一样的。”第二，社会分工决定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发育程度。一方面，社会分工是商品交换产生与发展的条件。马克思曾指出，“这种分工是商品生产存在的条件”。另一方面，社会分工决定商品经济的发展程度和水平。列宁根据这一原理分析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指出，“国内市场的建立(即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的发展)的基本过程是社会分工”，“市场和社会劳动专业化的程度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第三，市场经济是社会分工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与社会制度没有必然联系的一种生产组织形式。市场经济是在社会分工发展的推动下，由商品经济发展而来的。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封建社会，社会分工简单、低下，不能形成市场经济机制。历史发展到近现代，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密、复杂、全面，人类社会的生产形式才由自然经济发展到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所以市场经济是由社会分工的发展状况所决定的一种生产形式，并不是某个社会制度所特有的。其次，计划经济是一种和无政府状态经济相对应的生产形式，政府宏观调控是计划经济的一种具体形式。所谓计划是指国家作为一个社会主体代表的角色，监控市场经济的运行，通过事先的计划对宏观市场和微观主体进行适当干预，维护国民经济的均衡、平稳发展。以市场为基础的计划经济能有效克服自由市场经济先天的自发性、滞后性、盲目性缺陷，从而有效保证社会生产与社会需求的平衡，避免生产过剩造成社会资源浪费。最后，无论是单纯的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在经济资源配置上都有其固有的优势与不足。对单纯的市场经济来说，一方面，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市场主体通过对自身利益的追求来实现整个社会的利益，在大部分情况下能避免社会资源的浪费。另一方面，市场调节有其固有的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等缺陷，无法支持公共物品的供给以及保证社会收入分配的公平，不能使社会经济发展的利益为人民共享，惠及全体人民。对作为生产形式范畴的计划经济来说，一方面，它可从全局和总体利益上布局生产力，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避免经济运行的剧烈波动。另一方面，计划调节容易受到主观认识能力的限制，不能完全满足利益创造者对个体利益的追求，需要复杂的组织体系推动，并具有一定的时滞性。因此，将两者取优补短结合在一起，组成一个优势更加明显、不足相对弱化的新的生产形式，即计划市场经济体制，这是生产力与社会分工发展的必然结果。我国正在建立和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一种计划市场经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内在地结合在一起，计划以市场为基础，市场以计划为指导。在计划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被纳入到国家计划的轨道，按照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要求有序运行，可保持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基本平衡。

(二)市场经济与公有制经济的关系

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如果说市场排斥公有制经济，也就等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不相容，亦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无法建立。事实上，市场经济与公有制经济可以相容，且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仍能发挥其高效率配置社会经济资源的作用。从理论上看，生产资料公有制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没有公有制，也就没有我国的社会主义。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因为，资本主义制度下存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生产社会化这一对基本矛盾，在这一基本矛盾的作用下，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社会平均利润率下降和相对人口过剩两大规律，必然导致生产过剩，爆发经济危机。这是资本主义社会不可调和的矛盾。随其发展，资本主义私有制必然会被社会主义公有制所代替。卓炯在上世纪80年代末就明确提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不建立强大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是一个最大的缺陷”。从实践上看，即使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国有经济也存在并与市场经济机制相适应。郎成平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股权结构做的研究表明，欧洲国家持股现象非常普遍。在被研究的欧洲5232家公司中，奥地利国家持股14.81％，芬兰国家持股15.12％，意大利国家持股9.98％，挪威国家持股11.81％，瑞士国家持股7.59％。这充分说明国有经济完全能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不会成为市场经济发挥其资源配置作用的阻碍因素。当然，必须承认我国旧的公有制经济形式存在严重问题，必须改革。但同样必须承认，我国旧的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国有经济的问题，在于其长期处于我国旧的高度集中的计划产品经济体制管理模式下所遗留下来的管理层面的问题。如，严重的倾向，以长官意志、行政手段管理指导生产经营等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探索建立新的公有制经济管理与运行机制，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企业生产经营运行机制，在公有制的基础上改革一切不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管理运行方法和体制。而认为要发展市场经济必须改掉公有制、实行私有化，则是脱离了中国客观的历史和现实，是对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照抄照搬。总之，市场经济是不排斥公有制的。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其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主体地位。

(三)现代市场经济制度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关系

现代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的更高发展阶段，是自由市场经济适应生产力和社会分工新的发展，是加入政府干预因素而形成的新的生产组织形式。其显著特征是：市场经济发展到更高的阶段，形成更加完善、复杂的现代市场体系；市场对社会经济资源配置发挥基础主导作用，国家通过间接的财政和货币手段对宏观经济运行进行干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要建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现代市场经济。因为现代市场经济只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含义中的一个层面，除此之外还有计划市场经济和公有制为主体两个层面的内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计划市场经济，是计划与市场的有机结合，是把市场纳入到国家计划的轨道，使之按照国民经济结构有计划地运行与发展，保持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基本平衡，自觉按价值规律的客观要求组织生产。在计划市场机制中，计划机制和市场机制是统一的、有机结合的、互相渗透和融合在一起的，其作用覆盖全部市场范围，而非相互割裂。计划市场经济能克服自由市场经济的弊病，基本保持市场供给与需求的平衡，有利于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实现，有利于社会再生产过程的顺利运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本身固然没有什么“姓资”、“姓社”问题，但现实具体的市场经济是不能离开历史上某种特定的生产关系而运行的，它必然会与某种生产资料所有制结合，形成一种历史的、现实的、具体的社会经济制度。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形式或社会性质来说，它是姓“社”的。从另一个角度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一般性与特殊性这两重性质。从一般性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发达的社会分工为根据，是一种计划化了的现代市场经济。从特殊性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性质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决定的。

总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含义主要包括三个层面的内容：一是现代市场经济。二是计划市场经济。三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它是这三层含义的综合或统一。前二者属于生产形式的范畴，后者是特殊生产关系即所有制的范畴。这三个层面结合，组成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三、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的实践意义

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内涵，对我国经济改革的实践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只有把目标搞清楚了，才能找到实现目标的正确方法和途径。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科学内涵出发，要深化改革，探索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途径。

(一)大力发展现代市场经济

第一，建立和完善现代市场经济的载体，即现代市场体系。建立和完善我国的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知识产权市场、职业经理人市场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第二，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企业制度，培育市场竞争主体。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特征与制度安排，建立健全科学的企业管理制度；理顺产权关系，实现出资者所有权与企业经营管理权的分离；形成产权约束机制，使企业真正成为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第三，建立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国家宏观调控体系。建立健全我国宏观调控决策、监督、评估体系；用科学的宏观调控手段，选择合适的中间目标，通过财政和货币手段间接调控市场，实现国民经济的均衡运行，促进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要把国家的宏观调控同科学发展观联系起来，积极引导我国企业走上科学发展、持续发展、绿色发展、有限制发展的轨道。

(二)积极探索实现社会主义计划市场经济的运行模式

计划市场经济存在多种具体形式。探索实现计划市场经济的方式方法，笔者提出一种基于公有制分享经济理论基础上的“净收入分成制”的企业管理方法。其具体做法是将企业净收入在国家、企业、职工个人三个经济主体之间按一定的比例分享。职工不拿固定工资和奖金，而是按事先确定的比率分享净收入。净收入分成制不仅是一种新型的公有制分享经济的微观经济运行机制，而且也必然对国民经济整体运行产生重大影响。一方面，它能克服总量失衡与结构失衡，促进国民经济协调高速增长和社会经济效益稳步提高。另一方面，实行净收入分成制，国家、企业和个人之间必然形成荣辱与共的局面，能从微观上解决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滞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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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森林 资源管理 传统体制 存在 问题

我国十分重视森林资源管理工作。以来，各级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对森林资源进行宏观管理和业务指导，包括制定有关森林资源管理的法规规章和政策，组织森林资源调查与监测，编制森林采伐限额，审核并监督森林资源的使用等。为了加强对国有森林资源的管理，我国陆续在森林资源集中连片的东北内蒙古国有林区和西南西北国有林区的部分省（自治区）建成136个大中型森工企业，同时，在全国建成了 4200多个国有林场。这些林业局和林场为国家提供了大量木材并培育了大量后备资源。然而，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国有林区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森林资源危机和企业经济危困。1998年，国家开始了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试点。工程的实施表明，要解决好林区的“两危”，使重点林区的天然林资源从休养生息中恢复过来，必须对国有林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传统森林资源管理体制进行彻底改革。

传统森林资源管理体制的问题是多方面的，分析如下。

一、政企不分，经营和管理错位

这一问题在国有林区非常突出。长期以来，所有者、管理者、企业经营者等各利益主体角色不清、责权不明，经常越位、错位或缺位。虽然名义上森林资源归国家所有， 国家有财权、物权，以及要求企业完成木材生产计划和造林任务的权力（投资、计划、采伐限额等归国家控制），但森工企业却是省属企业，由省或市政府行使具体管理权，包括人事权和要求企业缴纳利润和税收及提供一部分地方用材的权力。森工企业与各级政府及林业主管部门构成事实上的上下级行政关系。在这一制度背景下，企业将属于行政性质的国有森林资源的管理权与属于企业性质的经营权集于一身，社会事务和经营业务混为一体，同时扮演着政府部门和企业的双重角色。

上述问题的存在造成诸多不利后果。

1、企业既管资源，又组织木材生产和管理社会事务，难以建立起森林资源的有效管理机制。虽然企业建立有森林资源管理机构并行使相应的行政管理职能，但由于在系统内建制，当森林资源管理与企业利益冲突的时候，短期行为就难以避免。

2、政府不是更多地行使其公共管理职能，而是转变为“企业型政府”。由于利益主体众多而难以平衡，使国有林区森林资源长期遭受巨大压力：国家要木材；各级政府和部门要利润；集团公司要效益，保资产经营费用足额上交；森工企业要生存，保职工工资和社会稳定，最后都是向森林资源索求。

二、重计划手段，轻价值管理，重开发和使用，轻保护和资源永续

传统体制下，我国森林资源管理是以部门为主、部门与地方条块分割的矩阵式的计划管理模式，即指令性模式，通过行政手段配置资源，并形成了比较完善的、系统的实物量即使用价值管理体系和相应的管理办法。一般地，由上级部门做出管理决策，通过计划指令向下逐级传达，生产者执行计划的灵活性极少。这种方式着眼于社会经济对森林资源的需求，追求资源供求的总体平稳和长期均衡。在初期，起到了集中生产要素快速开发利用森林资源的作用，保证了国民经济各部门对木材产品的大量需求，但在目前的形势下存在不少问题。

1、计划管理要有正确的发展林业的指导思想，而我国恰恰在这方面长期出现偏误，即更多地强调国家建设和经济发展对木材的需求。这种计划管理思想助长了靠过度消耗和依赖资源维持整个国家经济增长的行为，忽视了国土生态安全和生态系统的维护。

2、因计划方法不完善（如按需定产），计划不周全（在全国“一盘棋”的情况下不可避免）导致对森林资源的“有计划”破坏和自然环境的退化。

3、忽视森林资源的商品属性和价值管理，排斥市场在优化资源配置方面的基础性作用，难以做到森林资源的优化配置。

如调查时关注的是资源的储量和增减数量，不进行经济评价和价值核算，对资源的使用和处置采取无偿、无期限、无流动的行政划拨方式。资源显现的只是它们的使用价值，其收益权被掩盖，价值量被忽视，处置权被限制在理论研究方面，使得国有资源既不能作为资本进行投资，为所有者提供投资收益，也不能进行产权的有效分解和有偿流转。在管理上建立的是一整套忽视资源的商品属性和价值，而只注重其数量和使用价值的行政性的实物管理体系。组织木材生产时，采多采少，采好采坏，不计成本，无需核算，导致严重的重采轻育、低效和无偿使用资源。

三、政资不分及资产所有者缺位

多年来，在森林资源管理上还存在政资不分的问题：政府将国有资产所有者职能及公共管理职能集于一身。由于政资不分，直接导致资产所有者主体缺位，并引发一系列资源管理问题：

1、名义上资源是国家所有，但实际上是谁占有、谁使用、谁得利，资产收益权在相当大程度上是分割的，国家利益被部门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体利益所取代。所有者权益不能得到保护，经济上的权益实现，受到严重侵蚀。

2、缺位导致无机构和人员对资源的价值管理和资源的未来负责。既得利益者只管眼前使用，不管保护、再生和持续，只管局部利益不顾整体，最大限度地攫取和利用他们所能得到的资源，并由此增加了寻租、地方保护主义和采伐纠纷等问题。资源长期无主、无偿、无序被开发和利用，加速了森林资源的过量消耗和资源价值的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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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提要：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公务用车制度存在的弊端越来越突出。如何改革和完善公车制度已经成为必须直面的问题。

公务用车是国家行政机关用公款购买、用于公务活动的车辆，目的是为了提高办事效率，确保行政机关高效运行。现行的公务用车制度，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以及各项改革的逐步深入，其弊端日益明显。公务用车改革已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公务用车改革是职务消费改革的重要环节，其效果直接关系职务消费改革的成败，关系政府的行政效率、效能，与政府自身改革建设密切相关。

一、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实践及其困境

目前，我国公车制度中主要存在以下突出问题：公务用车费用高，财政负担沉重；公车私用现象严重；公车使用效率低下，浪费惊人；超编制、超标准配备使用轿车问题屡禁不止。以上问题其实是通过两种途径最后聚焦于一点：公车私用和超标超编配置导致公车浪费严重。

公车改革从1994年开始，截至目前已经16年了，其中在全国掀起了两次车改。原来只在个别地方实行的公车改革，目前很多地方和单位都在积极推行，第三次车改浪潮正在全国掀起。当前，我国许多地区相继开展了公务用车改革的试点。纵观历次公车改革运动，改革方式大致有三种：一是加强内部公车资源和使用资源的配置，通过集中统一管理、严格规章制度，提高公车运行的效率和降低公车运行的成本；二是实行货币化，把原来的公车费用通过货币化的形式转移到使用人的工资中（工资化），与个人的利益直接挂钩，减少浪费、降低支出；三是公车社会化（市场化），把公车资源和公车使用需求资源参与社会市场配置，公车经费不与使用人的工资结合，而是直接购买社会服务。从公车改革的现状看，目前采用前两种形式较多，但后一种形式从理论到实践正在处于积极探索的过程中。

不少地方采取加强公车资源的统一管理，通过严格车辆点边管理，统一公车定编标准，实行归口管理。通过实行经费定额管理，实行国库统一支付，对车辆配备、更新、加油、维修、保险等环节实行全程统一管理。通过实行加油定点定量管理，实行一车一卡，凭卡对号，确保在定点的基础上实行定量管理，按不同型号车辆和维修等级选择不同资质或类别的维修企业，实行在定点维修基础上的优质低价的最佳组合。通过统一调度、统一派车管理，合理调节用车需求，大大提高现有公车的效率等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但是，以上做法并没有从根本上跳出计划经济时代的管理体制和运作模式。从本质上说公车还是单位所有、单位管理、单位使用、单位处置，公车资源仍是单位配置而不是市场配置，因此传统的公车存在的弊病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资源由市场配置，可大大提高经济的运行效率，克服计划经济资源配置的低效率。因此，公车集中、统一管理只是公车管理体制改良，不是公车管理体制的改革。

二、公车改革须坚持的几个原则

公务用车改革的基本原则是评价公务用车改革模式优劣、选择和构建最优公务用车改革模式的标准。笔者认为，我国公务用车改革至少应遵循下列基本原则：

一是公务用车改革要有利于规范职务消费。我国公务用车改革的最初动因就是规范职务消费行为，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加强监督管理，从源头上治理公车腐败。因此，公务用车改革模式的设计、选择以及实施都必须坚持这一初衷，力求实现这一目标。

二是公务用车改革必须保证正常公务活动用车需要。公务用车改革不能影响党政机关各项工作的开展，应该避免由于车辆不到位而降低工作效率现象的发生。

三是公务用车改革应遵循节约原则。改革要有利于控制车辆支出，同时在公务用车改革模式设计中充分考虑运作的经济性，在车辆购置、使用、处置等环节控制成本，提高经济效益。改革除了要算“经济账”、“财政账”之外还要算“政治账”，要统筹考虑政治和社会效益，历史地长远地看待改革的成效与影响。

四是公务用车改革要坚持实事求是原则。我国各地区之间经济、财政与社会承受力等方面的差异较大，制定制度时不能一概而论，要因地制宜、实事求是，充分考虑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承受能力，保证制度的可操作性。公务用车改革模式的设计、改革方案的制定、出台，要建立在大量的实地调研和经验总结的基础上，不能凭热情、拍脑袋做决策，更不能搞形式主义。例如，有些地区曾提出3年内不许购置公务用车的要求，但是结果却适得其反，3年的禁期一过，出现了集中突击购车的现象。其实车辆的购置、更换应实事求是，如果车辆发生正常报废，更换新车也无可厚非。

三、公务用车制度改革模式创新

公务用车改革最终要实现三个“减少”，即减少财政支出、减少改革成本、减少社会动荡，实现共赢和多赢，这就要求地方政府结合各地情况创新改革思路，优化改革路径。目前，如何克服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管理和制度创新，研究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改革模式，是决定车改成败的关键。

首先，公车改革的思路不能局限于简单的货币化，应当采取渐进的方式，逐步过渡和完善。公车货币化改革是在原有的公车使用管理制度本身处于“锁定状态”而进行的一项新的探索。随着公车改革的深入，首先要在深化制度改革上下功夫。综合各方面的因素和现阶段的国情，我国更适合采用积极的对接办法——公务用车管理规范化，加强公务用车监督和管理，完善现有的公务用车制度，为下一步公务用车改革做好准备，等条件成熟时再循序渐进，代之以货币化改革模式；或者对于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地区要因地制宜采取不同的改革模式。

其次，需要统筹考虑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因地制宜，权衡政治、经济、财政的利弊得失。充分考虑到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承受能力，对于经济条件好的地方，实行取消公务用车和货币化相对容易一些；但对于经济条件比较差的地区来说，实行货币化改革的条件尚不成熟，应该采取逐步过渡的方式。

主要参考文献：

[1]刘靖华.政府创新[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